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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鹿野：民国历史学有几位大师？

热度 2 huangwd99 2017-6-30 13:32

鹿野：民国历史学有几位大师？ 鹿野 · 2017-06-28 · 来源： 察网 8 收藏（ 0 ） 评论（ 5 ） 字体： 大 / 中 / 小 之所以今天一些人把上面这些“史学大师”抬的这么高，恐怕是出于逆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当前，民国热甚嚣尘上，中国的专家们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们总喜欢把民国说成是所谓的“大师辈出的学术黄金时代”。笔者在这里仅以历史学为例，看看民国时期与专家口中的情况相差有多远。 　　要考察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有几位大师，首先要弄明白当时史学界的基本状况。现在的史学史专家大多数认为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有三大流派。第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流派，第二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胡适、傅斯年、钱穆为代表的新考证史学或曰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第三是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另外也有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只有两大流派，第一是史观流派，第二是史料流派，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流派合并起来通称为史观流派。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两种划分方法其实都是不合理的。前一种三大流派说的主要问题是前两个流派划分不清，实证主义史学流派中有的人和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大同小异，而有的人和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大相径庭。第二种两大流派说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自称史料流派的人不可能真的没有历史观，而被诬为史观流派的人同样不可能不用历史材料。这种划分显然是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种意识形态偏见。综合近代历史学的思想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划分为逆向民族主义史学、新古典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三大流派。 　　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瀛环志略》为代表的一些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盲目拔高西方历史的倾向。受这一风气的影响，新史学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幼稚之处。例如，其《新史学》一文明确指出，欧洲是世界一切文明之母，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是白种人，而白种人中最优秀的种族是雅利安人： 　　【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而于其中复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为阿利安种与哈密沁、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力运动时代。前期之中，复分为三小时期:一、哈密忒全盛时代;二、沁密忒全盛时代;三、阿利安与哈密沁融合时代。于后期之中，亦分为三小时期:一、希腊罗马人时代;二、条顿人时代;三、斯拉夫人时代〔所谓各时代者，非此时代终而彼时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后时代中仍抱前时代之余波，前时代中己含后时代之种子，不过就其大势略区别之，取便称呼耳。观下文自明)。试略论之。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语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 　　今天被称为民国史学大师的大多数都属于这一派，包括陈寅恪、顾颉刚、胡适、傅斯年、钱穆等等。这些人虽然自称为考证学派，但所谓的考证只不过是为了证明黄种人不如白种人，中国不如欧美这一既定的结论。其令人瞠目结舌的低水平错误多如牛毛，像顾颉刚“大禹是一条虫子”云云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柄。另外，就是其考证的方法而言多为随心所欲。像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很多人都是活了四五十年，有些人问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他竟然说，我估计古代的人寿命应该不长，所以活太长不太可能，但是太年轻我估计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我就在书中说他们活了四五十年。第三就是这些人喜欢在著作中胡乱地插入一些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侵略辩护的话。像钱穆另一部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明明是是谈中国古代史，却硬是插入了一段赞扬美国政治制度的话，宣称美国的立国精神和政治制度决定了其不肯派总督去管理菲律宾，只好让菲律宾独立，完全无视美国长期派总督管理菲律宾这一历史事实。 　　 之所以今天一些人把上面这些“史学大师”抬的这么高，恐怕是出于逆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比如说，读过陈寅恪著作的人都会发现其水平不高。然而，这些造神者非常能吹。比如说，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宣称隋唐的制度有北齐、西魏北周、南朝三大来源，就被吹嘘成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只不过是初中一年级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而对于东亚框架下隋唐版图以外的各国和隋唐的交往对制度交互影响被完全忽视。更有甚者，造神者宣称陈寅恪会几十种语言，其实其在上海读了四年书却没有学会上海话，仅存的一篇关于韩愈的英文文章不仅找人代笔，而且错误百出。如果我们丢掉逆向民族主义这一有色眼镜，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史学大师完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负资产。他们成为史学主流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王国维、陈垣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对于逆向民族主义泛滥的情况进行了批判和抵制，吸收了中国古典史学的营养。像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对于盛行的殷商无史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陈垣在宗教史和校勘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是总体来看，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古典史学就已经走向衰落。王国维和陈垣为代表的一些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扭转这种古代史学衰败之风。他们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较之清代的三大考据学家尚有所不如，更难堪当大师之名。正如陈垣自己后来所说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井蛙夏虫，小道而已。其他的诸如《新元史》等古典色彩更浓的作品，较之王国维、陈垣等人又有不如，这一类作品在二十年代便走向终结，更难当大家巨著之名。 　　那么是不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就没有大师呢?并非如此。郭沫若于1927年至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学著作，其主要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就。第一是在体裁上，这部书完全打破了传统史学的体裁和近代以时序为中心的章节通史体，四个部分分别以《易》，《诗》《书》，甲骨文和周代青铜铭文为考察对象，各自独立而又浑然一体。这种跳出僵化的历史学书写范式，以内容主题为中心的做法可以说是非常有独创性的，完全摆脱了史学常见的因为体裁的束缚而导致内容空洞的局面。第二是在内容上，它既不像近代流行的逆向民族主义史学一样认为中国人不如欧洲人，也不像古典史学一样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而是认为人类应该遵循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同时，这部书既不像传统史学家一样把古代的神话传说当做事实，又不像顾颉刚一样对大量的历史资料视而不见，而是力求信其信者，非其非者。这种公平持证的态度也是一个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第三是在语言上，此书使用白话文写作，是用通俗语言为大众写史。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逆向民族主义史学和新古典史学的那些史学家们在白话文已经流行的情况下仍然采用文言文写书，这种故作深沉的做法其实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浅薄。事实上，在上古时代《左传》《史记》等史学名著都是按当时的日常语言而书写的，《汉书》开始这一优良传统中断了，历史的书写与日常的生活语言相分离。可以说，郭沫若接续了这一中断两千余年的历史书写传统。另外，此书的语言十分优美，如诗如画。我们可以看一看书中的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开头：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秘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 　　历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用最浅显的语言把最深刻的道理写出来，其实其他的学科也是一样。显然，这一点郭沫若是做到了。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1930年在国内一出版就引发了一阵狂潮。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几千年来流传的《易》、《诗》、《书》这些儒家经典背后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甲骨文等一些新近的考古资料也不再神秘。整个三十年代，人们可以说都是围绕着郭沫若这本书进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的。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的一些结论已经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否定。但是，其开拓性的作用是任何人所无法抹去的，可以说是像《史记》一样开创了一个史学的新时代。这部书的另一个问题是，毕竟仅仅限于上古时中国的社会分析，还缺乏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总结。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它的价值。而这个任务是范文澜在四十年代初完成的。 　　1940年至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写成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古代部分，上下两册共56万字。然而，仅仅是这和《史记》差不多的篇幅里，就对从上古到鸦片战争前的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让人们感到历史不再是混沌而迷茫的了。通史并不是篇幅越长，越详尽越好，相反，恰恰是能够用最简省的语言说明白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才是通史的极品。《史记》和《中国通史简编》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附带说一句，《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样是白话文，不像同一时期国统区钱穆的《国史大纲》以文言文装逼，在90%是文盲的民国刻意把普通人挡在历史之外。这部书对于很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也颇为公允，比如说其对孔子的评价： 　　【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是应该学习的，他那种繁复的学说，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选择继承发扬，是非常必需的，他有些概念，只要改换阶级内容，也还适用的，至于失去时代意义的理论，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最喜欢拿来利用，企图阻挠新兴的力量，企图挽救崩溃的危局，不过这种企图，无例外的会得到失望。】 　　另外，这部书个性鲜明，很多地方颇多有创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部书和后来所出版的历史著作都不同，高度赞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冉闵： 　　【闵散发仓库，救济穷困，很得民众的爱护。做皇帝后，提拔人才，不限门第贵贱，政治渐次清明。中原人士，称他有开国气象，他请东晋出兵，同讨叛逆，更是深明种族大义。当时羌酋姚弋仲臣服石氏，但不敢反晋，幕容隽名义上也算东晋的藩国，晋魏合作，正名伐叛，胜利很有把握。可是东晋君臣，不肯立在种族观点上协力御侮，却想陈师边境，坐观成败，乘机取利。结果冉闵力竭败灭，中原被慕容隽吞并，自称皇帝。东晋使臣见隽，隽说，“我受中国人民推举，已经做皇帝了。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天子吧”。东晋想不费力占便宜，失去驱逐野蛮种族的机会。不顾种族大义，不顾民众痛苦，止为自己计算利益，这是腐朽统治阶级的特性。】 　　今天有一些人抨击范文澜的这部著作是“战时史学”，也是影射史学的开端。其实，任何史学著作都不可能不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都具有著作所描写的年代和著作所产生的年代这两方面内容。如果说三十年代的史学是郭沫若的时代，那么四十年的史学就可以称之为范文澜的时代。当时，国民党对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非常恐慌，也是攻击其指桑骂槐，借东晋不尽心北伐来影射国民党当局，即讽刺国民党不抗日只是坐观共产党与日本的斗争成败。可是大家想一下，假如国民党真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些抗战神剧那样英勇抗日的话，还会有这种对号入座的事吗?因此，范文澜的这部历史著作不仅对了解古代史具有巨大的价值，也对了解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况有重大的价值。 　　现在对于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抨击主要集中于郭沫若和范文澜身上，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的另外三老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的抨击比较少。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现象呢?个人认为，判断近现代学术著作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不是看吹捧他的人有多少，而是看攻击他的人有多少。 攻击他的人越多，越说明这部著作触动了某些人的奶酪，其价值越大。因此，另外三老受到的抨击少，从反面证明了其影响有限，水平和成就较之郭沫若和范文澜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通过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民国时期乃至整个近代的历史学界，堪称大师者只有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人而已。而这两人也恰恰是当前中国专家们最不待见，极力逐出“大师”之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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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劇情] [大秦帝国三部曲(2014)][720p][中国大陆][主演：侯勇]

热度 1 lcj2212916 2017-3-1 21:17

电视剧《大秦帝国》讲述了 战国时代 的秦国经变法而由弱转强，东出与 六国 争霸进而一统天下，以及最后走向灭亡的过程。是一部以 秦国 为主要视点来展现 战国 时代 波澜壮阔 的 史诗 。 作品注重尊重史实，只进行了适度的艺术加工，其中还融合了不少最新考古 史料 。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剧组力邀数位 历史学家 担任历史顾问，仔细考证剧中的人物、器物、历史事件。向观众展现 秦始皇 能统一中国的原因，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偏蛮小国由几代秦国人奋发图强，历经磨难才实现大国梦，本作就是想拨开历史迷雾，以电视剧的表现方式让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下载地址：（关注微信公众号“时尚军事”，回复“ 大秦帝国 ”在线看） http://www.yimuhe.com/file-4117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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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也要有科学的生态观

lulingkxw 2015-10-9 19:39

科技出版社《中国，中外学者公认的“一块宝地”》读后： 研究历史，也要有科学的生态观。 五千年前的中国华南尤其是北回归线穿越地带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之一，而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绝大多数是海洋和沙漠，在缺乏抵御严寒手段的古代，古人凭着生物的本能也会聚集在这里，以寻求生存的更好环境。 科学家通过基因检测，证明了人工水稻最早出现在广西这些地方；湖南出土的古粮仓的历史也被证明超过 1万年以上。 许多证据支持：人类早期的农业文明从这里萌芽；农业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基础，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甚至超过万年的伟大文明。 中华民族对世界农业生态文明的贡献曾经被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有意掩盖…… 我们应该主动去揭开这个盖子，找回华夏农业生态文化的根，找回华夏民族在5000年前那段开创农业文明的历史文脉，自信和光荣，用它来推动当今的生态文明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 （1）最新研究证明:广西是人类栽培水稻的起源地(组图) http://www.gxnews.com.cn 2012年11月21日 （2） 何新：克里特文明——伪造的希腊历史之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e79i.html 201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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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思维与中国大飞机战略

kingwisdom 2015-7-13 09:49

国际 中 华 智 慧 学 会 文件总编号： ZHZH15001 2015年7月10日 智慧学社会应用效益范例研究 智慧型思维与中国大飞机战略 WiseThinking and China Large Passenger Jet Strategy 一. 前言 国际智慧学会 2015年6月25日发布的通告中（G15003）指出，将推动智慧学一级学科的申请和建设，并且展开智慧学学科建设指南编写工作。这一工程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将会普遍遇到的一个疑问：“智慧学研究到底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如何证明？”为应对这个挑战，智慧学需要展开社会应用效益研究，寻找智慧学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得到应用，并且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有显著成效的实用范例。国际中华智慧学会在2013年发布的“信息技术领域智慧名词使用规范”（ ZHZH-BZGF 13003 ， 2013 年 3 月 23 日）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本文将提供另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智慧学实用案例。 2015 年 6 月，媒体报道，中国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将在年底下线，而且订单已经达到 500 架。国产大飞机战略计划的成功推进，不仅仅是航空工业界的成绩，智慧学研究者们也应该为之感到自豪，因为中国大飞机的战略思路和实施方案也有着智慧学家的突出贡献。对中国大飞机战略方案的形成历史进行回顾，可以为智慧学的社会应用提供一个宝贵的成功案例。 2000 年底，就在国内航空业界为大飞机面临重重困难，无法立项，前途渺茫之际，智慧学家、战略策划家张庆松博士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全面论述了中国发展大型客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提出了清晰的战略思路和实施方案。文章最为突出的是使用了智慧型思维方法，用智慧利剑，斩断了困扰航空业界的思维怪圈，迅速统一了认识，为后来大飞机的成功立项奠定了基础。所以，中国大飞机战略是智慧型思维成功用来解决国家重大难题的一个典范。 二. 历史背景 由于长期落后，中国在航空领域一直处在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处境。大型客机的制造业就曾经是一个空白。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研发了第一款大型客机运十，并且成功举行了首飞。可是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内奸沈图破坏说），导致运十项目在 1982 年下马。而同时期研发的欧洲空中客车大型飞机项目却获得了成功，后来几乎与美国波音平分天下。 自主研发失败后，中国也试图与外方合作。第一个计划是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在中国组装麦道飞机。可是，这一计划遭到美国波音公司的破坏。波音兼并了麦道后，就扼杀了这一计划。与美国合作不成，中国试图与欧洲合作，成立了合作研发 AE-100 科技的计划。然而，欧洲空客公司也在觊觎中国庞大的航空市场，不可能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于是在 1998 年中断了 AE-100 计划。 在 1999-2000 年期间，围绕中国大型客机的研发再度发生了热烈的讨论，但焦点基本围绕运十飞机下马原因的探讨，很少有对未来大飞机战略的探讨。由于资金缺乏、技术难题等许多原因，政府没有上马研制大型客机的计划。时间拖得越久，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型飞机制造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迷茫和悲观情绪笼罩着航空业界。 2000 年底在美国一个中文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改变了一切。 三. 令人耳目一新的大飞机战略 2000年11月27日，美国华人网上发布了一条简讯，题目是， 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大型客机战略新思路和方案。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没有摆脱困境，特别是在大中型客机制造领域仍然是空白。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弱点，而且也不符合中国的大国地位，更不利于中国的国防战略。因此，对这一关系中国国家经济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必须用战略手段来解决。 中国航空制造业的困境是以往计划经济下靠国家拨款研发航空工业的方法被放弃，而在目前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形势下还没有找到符合新情况的思路和发展途径。目前所有有关中国航空工业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重重困难形成的怪圈。比如，政府财政负担重，因此不能立项；航空制造业自身缺少资金，无力研制；科技研发水平落后难以保证飞机的先进性；对外合作不断失败；产品销路前景不明，风险太大；使用者购买意愿不高等等。这些互相制约的困难因素使得中国航空工业的前景十分暗淡。 针对这一局面，洛杉矶美国华人研究所所长张庆松 ( 南京大学学士，美国佛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 近日撰写一篇研究报告，提出用战略手段打破制约中国航空工业 ( 特别是大中型客机制造业 ) 发展的瓶颈，并指出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思路。 要摆脱以往的怪圈，就必须开辟出一条新思路。由于中国航空工业要面对的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因此，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就必须摆脱以往计划经济下的旧思维，而必须找出符合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的新路子。 新思路用四句话加以概括：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号召，以资本为动力，以政策为保证。 除了新思路外，报告也提出了实施初步方案，其中包括五个战略步骤。有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中国制造出自己的大中型客机就不再遥遥无期了。 该报告作为响应十五计划建议征文，已经呈送中国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也可能会在国内主要报刊上公开发表。” 四. 发布与反响 简讯发出后，首先引起新华社的关注。 2000 年 12 月 1 日，新华社给张博士写信索取文稿。 • Subject: from Wu Yuehui • Date: Fri,1 Dec 2000 05:29:18 -0500 • 张博士：在网上读到你写的“中国发展大型客机战略思路和方案”的文章，很想拜读大作的全文。我前后到波音去过三次，知道一点研发大型客机的巨大投资和市场因素，因此想知道你是如何看这类问题的。不知是否可以将你的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顺致 • 问候 • 新华社洛杉矶分社 吴月辉 2001 年 1 月 14 日，美国华人网时局评论周刊第二期发布了“发展中国大型客机的战略新思路上”的论文。 1 月 21 日出版的第三期发表了论文的下半部分，这时的文章题目改为“发展中国大型客机的战略新思路和实施方案”。 2001 年 5 月 20 日，新华网在 观点言论 - 今日推荐 和 和观点言论 - 科教纵论 等栏目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至今仍在网上可以查阅。网址是： http://news.xinhuanet.com/form/20010520/574858A.htm 在国家计委公布的十五计划草案中，没有民用飞机的项目。张博士响应极为“为十五计划献计献策”的号召，对发展民用大飞机提出战略性思路。在正式发布的十五计划中，将支线客机研发列入了十五计划，并且准备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飞机项目。 2001 年 4 月 28 日，国家计委规划司在十五计划征求意见结束后，写电子邮件给张庆松博士，内容如下： • 国家计委规划司 • From:ghs • To:qsazhang • Subject:Re: 美国华人学者政策建议： 用战略手段解决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问题 • Date:Saturday, April 28, 2001 7:09 AM • 张庆松同志： • 您好！ • 您通过互联网发给我们的“十五”计划征文电子邮件已收到。“十五”计划献计献策征文活动在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心支持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感谢您积极参与“十五”计划献计献策征文活动。 • 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 国家计委规划司 2003 年 8 月 26 日，西安高新区党工委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主办的《开发区导报》发表记者松涛撰写的文章，题目是“最后一次机会。”其中引用了张博士文章中的论述： “那么解决中国航空工业的突破口是什么？面对中国航空诸多的千头万绪的复杂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点燃中国国内民用航空新的希望的契机在哪里？由于航空工业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能力的战略性问题，对其发展中的困境就必须要用战略手段来解决。发展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将扩大经济产值，增加就业机会，发展交通运输，提高科技水平，增进政府税收，也将会决定中国有没有能力建设一支能够同强国抗衡的空军力量。从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航空工业是未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不但不能放弃，反而要大力发展。因此，能不能够发展出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不仅仅是填补国民经济领域中一个空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要求，而是一个决定中国国防能力强弱的基石，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石。。。（在此特别感谢王小强、宋宜昌、 张庆松 诸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2003 年 5 月 25 日，新华社曾发布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切看望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温家宝说：“王老最近就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给我写了一份建议，今天我专门来听取您的意见。”据知情者透露，就是在这份建议中，王大珩再次提出，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大飞机。 有报道还指出， 早在 2001 年 4 月 16 日， 20 多位院士 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王大珩就是这 20 多位院士的领军人物。两年以后，王大珩又提笔给新上任的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重新将发展大飞机产业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 2003 年 11 月，科技部成立大飞机项目论证组。 2004 年 2 月，国务院举办大飞机论证会。报刊评论说，“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停了近 20 年的大飞机产业有望重新启动。 ” 2007 年 3 月，国务院宣布，国产大飞机正式立项。 以上大飞机项目发展时间表充分说明，张庆松博士所撰写的“中国发展大型客机战略思路和实施方案”，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大飞机项目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五. 历史性贡献 2007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对外宣布中国造大飞机立项。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有关中国造大飞机的各种报道、消息、评论遍及报刊、电视、网络，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 《航空工业经济研究》 2007 年第四期出版了一个大飞机文献专辑，其中第一篇就是张博士 2001 年发表的文章。 杂志编辑赵淑芬在序言“中国造大飞机 — 一个被热议的话题”中指出，“我们特在本期选择了几篇行业外影响比较大的刊物发表的关于中国造大飞机的文章，借花献佛转载给读者，看看行业外的人士是怎么看？怎么议中国造大飞机这件事的。也许有人对这些文章不以为然，说这是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但不要忘记还有一句话是：“ 当局者迷，旁观着清” 。看看各方面的议论文章，在热议的同时，引发冷思考，这样对中国造大飞机有好处 。 这些文章介绍了大飞机立项的过程，有关造大飞机要建立的体制、机制、国际合作的各种意见，对发展中国的航空工业饱含关注 。 ” 赵编辑还指出，“首篇张庆松博士的 中国发展大型客机战略思路和实施方案 首次发表于《美国华人网 -- 时局评论周刊》 2001 年 1 月 14 日第二期。 2001 年 5 月被新华网 全文转载。张庆松博士也曾将此文作为十五计划修改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国家计委，并且在数月后得到计委办公厅的专门回信表示感谢。” 六. 大飞机战略的智慧学原理 《航空工业经济研究》 2007 年的大飞机专辑非常显著地突出了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大飞机的战略最早是由一个“门外汉”张庆松博士提出来的。杂志编辑用传统智慧名言“旁观者清”做了很好的解释。但是，这个现象体现了智慧学的什么原理呢？在以后的人才教育和培养上又有什么启发意义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入了解张博士的兴趣爱好、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从智慧学的角度看，张博士提出大飞机战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合理解释的。原因如下： 第一，战略性思维：张博士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不是以历史为职业，而是注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来帮助国家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因此，他也是一位战略策划家。而正如他文章中所指出的，大飞机项目是一个战略性决策，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所以，他在大飞机战略问题上不是一个门外汉，而是驾轻就熟的战略策划案。 第二，全局性思维：大飞机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更是牵涉到许多方面如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标准、资本等。要妥善处理好这些复杂的关系，仅仅具有航空专业的知识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知识全面、善于高瞻远瞩、而且具有高明的洞察力的战略家，才能够从复杂的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张博士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丰富的知识，也就能够找到得心应手的工具来处理问题。 第三，智慧型思维：智慧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级境界。智慧型思维是智慧的核心支柱之一。张庆松博士在文章中就强调智慧的重要性。他说：“对这种悲观观点，笔者不能赞同。困境中有机遇。中国发展大中型客机的时机不是未到，而是已经成熟。关键是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而要找到途径，我们就要设法摆脱上述怪圈的束缚，运用新的 ( 反向 ) 思维，来找到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妙方良策。上述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面临的困难确实存在，但是，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笔者认为，中国航空工业面临的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只要运用智慧， 只要思路正确，正确的途径必然会出现。” 第四，智慧的实用性：大飞机战略证明了智慧的实用性。像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张博士为中国发展提出的战略性建议还有许多，比如他提出了中国标准战略、 WTO 后的军备调整战略、新社会主义价值观、未来网络发展战略等等。 七. 结论 中国大飞机战略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工具，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我们需要科学，也同样需要智慧。科学加上智慧，中华民族就能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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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普哲学】【历史学家的技艺】【[法]布洛赫】

lcj2212916 2014-7-17 05:44

【名稱】：历史学家的技艺 【作者】： 布洛赫 【大小】：2.6MB 【格式】：PDF 【語言】：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 在中国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1993年，法国出版了由布洛克的长子根据奇迹般新发现的原稿重新整理的文本，对吕西安?费弗尔在整理中所做的许多改写、移动、删削和增补等，一一做了订正，使该书面貌有非常大的改观。作为史学大师治史经验的结晶，《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从历史审美的角度提出，为历史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提醒世人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注重求真的同时，也要悉心保存历史的诗意；在对历史进行体悟的同时，要善于从历史遗迹找寻历史的脉络，注重培养历史学家的反思能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变，提升历史研究的境界。 【下載載點】： http://www.400gb.com/file/6859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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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教授在上海病逝

xuxfyuwp 2014-4-14 15:43

08年5月20日,原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教授在上海病逝，享年104岁。 报道中称蔡先生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实话，若不是从新闻中听说，我对蔡尚思先生确实是一无所知，惭愧了。 对蔡教授的学问也不了解，到是报道中提到了先生生前的一些话语，引人关注。 先生说：“唯民思想即为民思想——唯有人民是至高无上的。”这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主张应是一致的。 先生还说：“我的老师和一部分好友，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尤其是陈焕章，极端尊孔复古，但对于我，也有好处，如果没有他的主张对孔子必须‘先信后学’，就不会引起我主张对一切都要‘先学后信’的反驳。即若王国维、梁启超、陈垣等，我跟他们学习的也只是学问，而不是思想。” 这“先学后信”是不是在强调真理还要经过实践检验呢？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只是学问，而不是思想，看来思想是不能靠灌输的。 还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这好像是进一步阐释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性。 （原文写于2008-06-03 23:03:12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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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

热度 3 zyx1970 2014-4-1 14:48

　　 据媒体报道，88岁的知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前不久终于获得学校同意，辞去“资深教授”的头衔和所有待遇。在对章先生的“自我革命”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受到：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 　　在我国学术界，章开沅先生并不是辞去“院士待遇”的第一人。院士、资深教授是荣誉性质的学术称号，本不该有“退休”一说。这些院士（学者）为何主动请辞、请退，并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院士等最高学术称号已被利益化，如不及时进行改革，将日益背离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阻碍科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科学研究既是脑力活儿又是体力活儿，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应是做科研的主力军。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院士老龄化非常严重。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平均年龄均超过70岁。 　　虽然两院院士章程中没有“终身工作”的规定，但在现实层面，一旦当上院士，不管年龄多大、身体状况如何，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上院士，不仅各种待遇、好处会纷至沓来，而且在项目评审、经费申请、成果鉴定等方面拥有特殊的话语权。普遍存在的“院士通吃”现象，使创新能力强、申请经费困难的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空间和上升空间被严重挤压。 　　能拿经费的不出活儿、能出活儿的拿不到经费——长此以往，中国的科技事业岂不危乎？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部署：“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正如请辞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所说：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人们期待着，有更多“章先生”、“秦先生”挺身而出，“自我革命”、打破“围墙”；同时，更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把中央的院士制度改革部署落到实处，使人才评价、项目管理和经费申请机制更为合理、高效，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能够早日尽情“呼吸”。如此，则年轻的科研人员幸甚，中国的科技发展幸甚！ 原标题：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新语） 　　据媒体报道，88岁的知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前不久终于获得学校同意，辞去“资深教授”的头衔和所有待遇。在对章先生的“自我革命”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受到：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 　　在我国学术界，章开沅先生并不是辞去“院士待遇”的第一人。院士、资深教授是荣誉性质的学术称号，本不该有“退休”一说。这些院士（学者）为何主动请辞、请退，并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院士等最高学术称号已被利益化，如不及时进行改革，将日益背离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阻碍科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科学研究既是脑力活儿又是体力活儿，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应是做科研的主力军。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院士老龄化非常严重。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平均年龄均超过70岁。 　　虽然两院院士章程中没有“终身工作”的规定，但在现实层面，一旦当上院士，不管年龄多大、身体状况如何，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上院士，不仅各种待遇、好处会纷至沓来，而且在项目评审、经费申请、成果鉴定等方面拥有特殊的话语权。普遍存在的“院士通吃”现象，使创新能力强、申请经费困难的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空间和上升空间被严重挤压。 　　能拿经费的不出活儿、能出活儿的拿不到经费——长此以往，中国的科技事业岂不危乎？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部署：“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正如请辞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所说：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人们期待着，有更多“章先生”、“秦先生”挺身而出，“自我革命”、打破“围墙”；同时，更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把中央的院士制度改革部署落到实处，使人才评价、项目管理和经费申请机制更为合理、高效，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能够早日尽情“呼吸”。如此，则年轻的科研人员幸甚，中国的科技发展幸甚！原标题：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新语） 　　据媒体报道，88岁的知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前不久终于获得学校同意，辞去“资深教授”的头衔和所有待遇。在对章先生的“自我革命”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受到：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 　　在我国学术界，章开沅先生并不是辞去“院士待遇”的第一人。院士、资深教授是荣誉性质的学术称号，本不该有“退休”一说。这些院士（学者）为何主动请辞、请退，并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院士等最高学术称号已被利益化，如不及时进行改革，将日益背离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阻碍科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科学研究既是脑力活儿又是体力活儿，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应是做科研的主力军。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院士老龄化非常严重。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平均年龄均超过70岁。 　　虽然两院院士章程中没有“终身工作”的规定，但在现实层面，一旦当上院士，不管年龄多大、身体状况如何，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上院士，不仅各种待遇、好处会纷至沓来，而且在项目评审、经费申请、成果鉴定等方面拥有特殊的话语权。普遍存在的“院士通吃”现象，使创新能力强、申请经费困难的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空间和上升空间被严重挤压。 　　能拿经费的不出活儿、能出活儿的拿不到经费——长此以往，中国的科技事业岂不危乎？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部署：“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正如请辞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所说：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人们期待着，有更多“章先生”、“秦先生”挺身而出，“自我革命”、打破“围墙”；同时，更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把中央的院士制度改革部署落到实处，使人才评价、项目管理和经费申请机制更为合理、高效，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能够早日尽情“呼吸”。如此，则年轻的科研人员幸甚，中国的科技发展幸甚！原标题：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新语） 　　据媒体报道，88岁的知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前不久终于获得学校同意，辞去“资深教授”的头衔和所有待遇。在对章先生的“自我革命”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受到：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 　　在我国学术界，章开沅先生并不是辞去“院士待遇”的第一人。院士、资深教授是荣誉性质的学术称号，本不该有“退休”一说。这些院士（学者）为何主动请辞、请退，并且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其深层次原因在于：院士等最高学术称号已被利益化，如不及时进行改革，将日益背离设立院士制度的初衷，阻碍科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科学研究既是脑力活儿又是体力活儿，精力充沛的青壮年应是做科研的主力军。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院士老龄化非常严重。据统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平均年龄均超过70岁。 　　虽然两院院士章程中没有“终身工作”的规定，但在现实层面，一旦当上院士，不管年龄多大、身体状况如何，就可以一直工作下去。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上院士，不仅各种待遇、好处会纷至沓来，而且在项目评审、经费申请、成果鉴定等方面拥有特殊的话语权。普遍存在的“院士通吃”现象，使创新能力强、申请经费困难的青年科研人员的生存空间和上升空间被严重挤压。 　　能拿经费的不出活儿、能出活儿的拿不到经费——长此以往，中国的科技事业岂不危乎？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部署：“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正如请辞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所说：我们的“院士”称号上凝聚着无数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希望。我们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们必须永保清白。人们期待着，有更多“章先生”、“秦先生”挺身而出，“自我革命”、打破“围墙”；同时，更期待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把中央的院士制度改革部署落到实处，使人才评价、项目管理和经费申请机制更为合理、高效，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能够早日尽情“呼吸”。如此，则年轻的科研人员幸甚，中国的科技发展幸甚！原标题：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新语） 　　据媒体报道，88岁的知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前不久终于获得学校同意，辞去“资深教授”的头衔和所有待遇。在对章先生的“自我革命”肃然起敬的同时，也让人深切感受到：是推行院士退休制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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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道气长存——敬悼来新夏先生

热度 1 libseeker 2014-4-1 10:09

归去来兮，道气长存 ——敬悼来新夏先生 3月31日晚9时许，有图书馆同人发QQ信息 《91岁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病逝 被誉“纵横三学”》 。我的第一反应是：“哦？前两天还看到他喜笑颜开的样子。”。随手点击链接，发现信息来源为“凤凰网文化讯”，尽管有几分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年逾九旬，仙归道山，并不稀奇，只是有几分不忍、不舍。随即通过微博等传播了那条信息。 晚些时间，顾烨青兄发短信告知这一消息。今日上班，顾烨青告知在书社会以“另类”方式悼念来老，让我看看。我说：“来先生的东西睁眼闭眼都能接触到，我办公电脑用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垫高显示屏，不知道是否为“不敬”。我决定换一本。”我随即换了。读了顾烨青《转发旧文，悼念未到茶寿而逝的“四条汉子”老馆长来新夏先生》，那是2002年6月8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写给来先生八十华诞的祝词。我认为确实是一篇很好的悼念文字。 及至发现发出的微博亦有3条评论：“揖送老先生早及乐土！”（豫阳书苑），“窃以为九旬以上完全可以说无疾而终。敬悼老先生！”（陶唐_bright），“这是教科书中的名字。”（黄凤nj）我决定也写篇悼念文字。原本我是有所顾虑的：平凡如我，身无长物，是否冒昧？ 我前文说“前两天还看到他喜笑颜开的样子”并非虚构，“来先生的东西睁眼闭眼都能接触到”也并非夸张。我是《阅读时代》、《今日阅读》等刊物的“老”读者，时常可以读到有关来先生的信息。孔夫子旧书网等许多网络平台也会偶遇来先生。有的文字配有照片，最近看过一篇（具体哪篇记不起来了），大概算是近照。我收藏的一些图书有数本是来先生的，比如《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与其相关的就更多了。昨晚还翻阅了徐雁先生的《藏书与读书》，因为我知道该书中有篇文字就是关于来先生的。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与一位敬重的同乡通电话，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比我年长一点（大一圈），但是学业突飞猛进，事业亦高歌猛进（博士后、教授、某高校二级学院院长）。我知道他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告知他我在某高校图书馆工作。我们该次通话的共同话题居然为来新夏先生。言辞间，我感受到他由衷地敬佩来先生的道德文章，另一方面意在勉励我向图书馆前辈来先生（来先生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且曾任图书馆馆长）学习。此后数年，我确实进一步关注来先生。来先生在学界广受赞誉，且其学术生命“四季常青”，仅此两点，足以令我敬服不已！ “归去来兮”出自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指归隐乡里，有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意味，体现的是一种出世的超然脱俗人生观。借用过来悼念来先生，笔者以为恰到好处：归去来兮，道气长存！ 延伸阅读： 91岁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病逝 被誉“纵横三学” http://culture.ifeng.com/redian/detail_2014_03/31/35328393_0.shtml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新夏先生于2014年3月31日下午病逝，享年91岁。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和方志学等研究，被誉为“纵横三学”。他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著有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中国地方志》等，随笔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不辍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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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的意义

MogoEdit 2013-12-20 14:34

什么是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什么？科学需不需要人文精神？面对物质的丰富，该怎样找寻人类的最佳生活方式？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过程。科学本身是探索。我们生活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很多现象的存在？草为什么是绿的？彩虹为什么是七色的？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太多的为什么在探索的过程中人类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是仍然有未知的问题需要解答。爱因斯坦说：“人类只能发现现象，但不能发现现象存在的原因。”当我们认为似乎找到了某个现象存在的原因时，随后就会发现，这个原因仍然是个现象，它的背后仍然还有原因。 科学探索需要社会提供条件。试想如果没有探索的精神，没有肯于接受一切新观点的勇气，没有铲除一切旧观念的决心，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是无法存在的。科学史研究之父萨顿所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文版的“译者的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们之所以对科学史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也缺乏认识，是因为他们大多数只是从科学的物质成就上去理解科学，而忽视了科学在精神方面的作用。科学对人类的功能绝不只是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产品。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这些，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精神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是最起码的要求；科学精神是一种严格缜密的方法，每一个论断都要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科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要对自己和别人所作的研究无一例外地进行苛刻的审查，不承认任何万古不变的教条；科学精神是一种革命的勇气，随时准备否定那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断言并接受那些好像是离经叛道的观点......正因为如此，萨顿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 “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也许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真理本身，但是坚定地应用科学精神之一切可能的形式将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 科学首先需要自由，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有对世界的探求。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就没有科学存在的土壤。正像书中萨顿所言：“在一个由一小撮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专横统治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将是悲惨绝望的，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尤其无法感到快乐，尽管这个世界好像是文明的。”文明不是由物质决定的，不是自己标榜的。 科学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条件。即思想的开放，文化的包容，精神的自由，探索的可能。西方的科学在近代得以这样突飞猛进地发展，是当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束缚之后。我们应该看到，东方真正落后的不是在文化上，而是在思想上我们还没有解放，在法律上我们还没有具体的保证人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的制度，东方的落后不是文化的落后，而是人的思想和观念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 为了把科学实验的内容具体化，可操作化，可重复地演示，西方人用归纳的方法总结科学的内容。就现代西方很多人的观念，没有被归纳的规律不能被认为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用，是预见。罗素在谈到对历史学科的认识时说：“自然科学可以并且必须使用归纳法，但历史学仅仅是一种经验科学，所以是不是从中可以得出自然科学那样普遍的因果规律来，就成为一个问题了。科学规律必须能够满足如下的条件：1.它的假说是可以检验的，2.它的结果是可以有实验重复做出来的，因而3.未来就是可以预言的。（《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英）罗素第13页。） 与科学同步进步的就是技术的应用。但是技术和科学是两个概念。技术只是用了科学发现的规律并使这种规律产品化、市场化。人类生活的改进更多的时候是由技术的进步而获得。对于大众来讲，只看到了科学的实际结果，而没有看到科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正如萨顿所说：“我们先谈一谈机器，它们只是人类科学努力的副产品。”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不能回避的另一个问题：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福祉，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灾难。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太多的学者发出对技术进步的质疑。 汤因比说：“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所谓进步，都是建筑在我们无法忍受的损失之上的。”“人类为了存续下去，只用这些最初级的科学就够了，后来的科学的长足进步，从生存这个目的来看是无用的东西，而且科学的进步甚至很容易招致人类的死亡。”萨顿说：“我们建造雄伟的桥梁、飞艇、摩天大楼，如果我们因而失去了快乐的技巧和谦逊的生活，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人类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注定要死于疲于奔命的单调生活，那么物质上的清洁精密以及舒适卫生又有什么用处呢？——一刻真正的生活抵得上一辈子的安逸呀！”“那些除非我们想毁灭自己就无法使用的东西，多生产一百倍又有什么好处？机器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却毁掉了它们的质量；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造出了一些人为的无意义的骚动，震耳的噪音和可怕的气味；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破坏了美丽的环境并搞坏了乡村；它们要为由于城市人口过多集中而带来的灾难和罪恶负责；它们永久地毒害了人们的乐趣和纯真，并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再去过一种宁静的生活。” 科学家该怎样应用科学和技术？西方已经发现，技术不能让技术本身控制。正像萨顿所说：“显然，科学的精神无法控制它自身的应用。首先，这些应用经常发生在那些根本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手中。”“科学精神自身必须有另一类力量——由宗教和道德——来帮助。总之，它必须既不骄傲自大，也不盛气凌人，因为像人类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它本质上是不完善的。”如果盲目地崇拜技术、崇拜所谓权威、如果没有接受新观念的眼界、没有放弃旧观念的勇气，技术只能成为奴役人类的又一个帮凶。 “只有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才能够从他们花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走出许多无用的路径中分辨出人类势力的真正方向。命运可能就是这样，由于人是不完善的和有局限的，在未来还是像在过去一样，他将继续摸索着前进；并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他应该做的不是苛刻地判定他的前辈犯过的错误，而是感谢他们曾有过的那些错误，这将使他避免再犯。他决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如果他能看得比他们远一些，那只是因为他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西方在经历物质丰富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困惑。让我们解读萨顿的科学观和人文观。重新寻求科学的含义；重新思考落后的含义；重新理解东方的智慧；重新认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重新思考制度的意义。当人类实现了平等时、自由的愿望时、没有了物质的困惑时、消灭了战争等人为的灾难时、人类真正在爱之中友好相处时，我们才有资格说那是进步。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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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蒋介石家族几乎谈不上有钱人（附随感）

热度 13 lzxun123 2013-5-24 18:31

来源： 同舟共进 作者： 梁思慧 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 □ 本刊记者 梁思慧 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同舟共进》： 可否请您谈谈所学过的历史课本，它们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剑雄：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层领导而言，他们获得历史常识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教科书。因此我们有很多错误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学术界也很难消除。其实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念小学时看过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大概是《中国历史故事》一类，我的很多历史概念都是从那里来的，跟课本所教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详细一点。至于现在的历史概念，那还是在“文革”结束，自己从事专业研究，在看到一些境外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产生怀疑后形成的。这也得益于我的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他当时在主持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历史考证要实事求是。举个例子，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 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 1986 年我参加了美国的亚洲学会年会，会上一些台湾的学者跟大陆学者发生了争执，台湾学者质问：如果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何还派人去掳掠人口？当时的大陆学者一脸茫然。所以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 《同舟共进》： 您对当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何看法？ 葛剑雄： 前些年我参加过历史教材的评审和历史课程标准的评定，对教科书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教材已不再是全国统一的了，现在教材编写的流程大致是先由教育部管教材的机构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课程标准，以此作为编教材的根据。然后由各出版社编写教材，完了再送审，审查通过后，这版教材就可以使用了。学校采用哪一种教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现在的教材怎么编，关键要看两个环节，一是课程标准，课标里没涉及的内容很难进入教材；二是教材的评审。为什么现在的教材，大家还认为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呢？我想这显然是受政治的影响。 先不谈近现代史，我们的古代史就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观念不正确的情况。原因何在？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比较滞后，研究的选题长期以来习惯回避一些所谓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比如明朝的倭寇，一般认为倭寇就是日本人，就是海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早期的倭寇基本是日本海盗，但后期就已经以中国人为主了，是中国的武装走私集团对抗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倭寇和日本人画上等号，或都说成是日本人对中国进行侵略。 另外，我们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教材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就比较困难。比如抗美援朝，尽管现在很多史料都已披露，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经常会遇到阻力，包括许多材料也还是“内部”的，若要在这时修正教材的说法，往往编者本身跟评审人之间就没办法统一。再者是我们历史学界某些权威学者的观念还比较保守，思想较为僵化，尽管有时并没有官方的指示，甚至教材也已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他们依然持否定态度，依然坚持旧说。 《同舟共进》： 以人教版历史教材为例，初中阶段普遍采用编年体方式编排，高中阶段又将编年体方式打乱，采用政治、经济、文化几大模块的组合，您怎样看这种编排方式？ 葛剑雄： 我们的历史教育在不同阶段主要达到什么目的，整体的目标是什么，尚不明确。所以容易给社会各界造成一种误解：历史就是背年代。别人听说你是学历史的，就会说你的记性很好啊，这么多的年代和人名、地名都背得出来。像中国史和世界史，我们一直都是分开教学的，以致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或高层人士，缺少一种“世界中的中国”的概念。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历史悠久，这当然是相对于历史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而言，如果跟世界的文明古国相比较，中国算得上历史悠久吗？又比如我们讲中国的文字如何了得，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也才三千多年，我们可以看看楔形文字、泥版文字多少年了。 这种概念为什么没有呢？一方面我们总爱有意无意突出这一点，另外我们从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没有比较的眼光。我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参观时，看到里面的大事年表在走廊里一字排开，都是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并列在一起的。 （赤裸的历史观是文明素养的一部分。台湾之所以发展得较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居一隅的台湾人往往能够尊重历史，直面现实，而不是热衷于蒙骗。尊重历史就能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直面现实就会实事求是，虚心地学习他人的长处，而不是无视他人的长处，热衷于坐井观天地自慰——满足于把他人的不足来比自己的所谓长处。） 到了近代历史，我们开始作中外比较了，而往往又存在片面性。我们的教育到底要给学生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如果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史观的话（这当然跟哲学不同，它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很多历史事实只需点一下就可以了，到了后期便可放手让感兴趣的学生自己去看书、学习，否则你整天讲故事都讲不完。 《同舟共进》： 就您所接触的大学教育情况看，会否碰到一些学生，在中学阶段固化下来了一些陈腐甚至是错误的历史观念，而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再教育？ 葛剑雄： 不要说高校的学生，就是一些学者也持有某种固化的观念。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里，历史类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我的《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还有一篇是北大罗荣渠教授的，他已经去世了。这两篇文章被选中，都因为它们涉及史观，而非简单的历史事实。我文章的中心是说明中国不能简单地讲“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点。总结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优势，也要克服长期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弊病。同时说明，中国进步的动力并不像历史上那样来自分裂，而是来自改革，若能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可以克服历史上不得不通过分裂才能形成的历史的动力。这篇文章在当时是得到肯定的，还获了“论文奖”，但以后就不断有人找麻烦，有的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有的说是在鼓吹分裂，甚至说这是为“台独”张目，等等。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不一定主观上就坚持错的，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概念，已经固化下来，是动不得的。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郑和下西洋。历史课本的解释是片面的， 说郑和下西洋是促进各国人民友谊，是和平的使者等。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在郑和的时代，明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蛮荒小国都必须服从我，我天朝大国有的是财富，我来是给你们赏赐的——当然这跟殖民主义有区别，但没有建立殖民地并不代表他尊重外国。 如今却片面解释这段历史，好像郑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而且我们研究郑和的学者居然也大多持这样的看法。这本质上不是教材的落后，而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落后，观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顽固的地步。这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是要持续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几代的。 《同舟共进》： 目前情况下，要教材作出改变其实是困难的事情。 葛剑雄： 2007 年上海推出新版高中历史教材曾引起争议，我认为上海的教材尽管有缺点，但它是一个很可贵的探索。当时的美国媒体称“用盖茨替代毛泽东”等报道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报道被一些人作为理由，给上海方面施加压力，甚至扣上反动、颠覆等帽子，虽然没有强令禁止，但最后这一版教科书还是停用了。这是很可惜的。 《同舟共进》： 上海版教材的可贵之处在哪里，现在的教材存在哪些问题？ 葛剑雄： 那就是它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历史，基本观点还是有进步的，没有把历史仅仅看成是政治或阶级斗争，另外，编排的文字也不错，应该说更受学生的欢迎。有人用“教材编辑的时间太仓促”作为停用理由，这个很可笑。大家要的是结果，如果不完善可以继续修订，编两三个月和编一个月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过来看，我们有些编写得更仓促的读物都在用，这又作何解释？ 现在看来，我们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种人文观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大问题。比如我在审查教材时，看到 二战胜利的部分，上面写道“日本政府的代表某某瘸着一条腿踏上密苏里号” （我们一向缺乏尊重他人的文化，不知这是否与天朝帝国文化中的妄自尊大有关） ，我就提出意见：应将这段话删掉，因为这是人身侮辱。日本代表（重光葵）的腿尽管是被韩国志士炸伤的，是侵略者罪有应得，但我们不应该在残疾这一点上对他进行丑化，而且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当时的盟军也还是给予他礼遇的，这是一种国际惯例。后来编写者接受了我的提议。有一次，我在日本联合国大学作报告，下面有日本听众提问：你们指责我们的教材有问题，那你们的教材有没有问题呢？我回答，任何一个国家的教材都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发现的话也会修改的，我就举了上述这个例子。 还有教材里说李鸿章贪污，我也提出这个要有事实根据。李鸿章当时搞洋务运动，他的家世确实很富裕，族中兄弟也有很多当官的，但他具体拿了哪一笔钱？曾国藩的弟弟是有名的贪官，但曾国藩本身还是廉洁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凡是搞洋务的人都贪污。又比如我们从小接受的“ 四大家族”的概念，当时教材有一句话（记不得是政治教材还是历史教材），大意是四大家族的钱加起来，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看得很清楚，孔家是贪污的，但你没有充分理由说蒋家和陈家也是贪污的，相反蒋家和陈家几乎谈不上是有钱人。这样的概念灌输，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政治化，是不负责任的。 《同舟共进》： 您认为，历史教科书未来的改革应朝哪个方向走？ 葛剑雄： 我主张学历史之初，要教会学生最基本的历史概念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到了后期，就要注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教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的方法。有些历史观念不一定通过历史课来实施，可以通过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尝试，通过低年级的启蒙等。据我了解，美国的小学一年级是不分科目的，但成绩里面有一门“了解美国的历史”。课本上只是写“美利坚合众国的第 16 任总统林肯是位好人”，还教他们歌曲《上帝保佑美国》，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多少东西。另外，我主张到一定阶段要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不应该完全把两者分开，这样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有助于他们形成开放的思维。通过教科书让学生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单是历史，其他的科目也有这个任务。比如我们的语文，其中有文言文，老师在讲解的同时，还要向学生介绍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和历史课应该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历史的观念已经比较开放，你还在使用那种错误的、保守的观念讲政治，那也是不行的。历史观的教育和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仅应体现在历史教材里，还应体现在其他教材当中。 《同舟共进》： 最近兴起了一股“民国教科书”热，那时的教科书编写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像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当代历史研究的学者是否也应担当起这方面的责任？ 葛剑雄： 民国的一些学者编教科书其实也是为了钱，教科书发行量大，编者是拿版税的，所以当时写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钱或很少钱，但编教科书或许能解决生活困难。我们不要把民国的学者想得那么高尚，任何人都离不开谋生。另外，我们的新式教育是废科举后确立的，当时要兴办大量新式学堂，于是对教科书的需求量猛增。当时的政府对教科书没有统一规定，部分学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头换面翻译过来，到后来才有统一的“部颁教材”。我们现在往往将名人编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国教材，其实民国教材不乏粗制滥造，也有很多糟粕。今天我们老提“民国范儿”，这种怀旧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当下不满，将一个旧时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比现在的不好，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民国就是一个天堂、一片乐土，民国的人都是君子。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一种对教条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态。但有一点，民国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编写、自由地用，当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涌现出来了。要真正评价民国教材，应把民国的所有教材都拿出来，然后再作分析。 另外，社会上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编教材，编教材有一定专业性，大学者也许可以给研究生写教材，但不一定编得好中小学教材，现在能编的往往是师范院校的，因为他们有教学研究的背景。我们可以要求大学者写普及读物，但未必就要编教材，这个功能应主要靠社会来完成。我昨天还跟一位记者讲，一流的学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没有，也可以让人家来替他普及。汤因比写了《历史研究》，简写本是人家替他写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来后，国际上曾组织过竞赛，看谁有本事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将内容介绍给公众。教材也是这样，不一定由一流的学者来编，但编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学者最新的成果。 原载于《同舟共进》 2013 年第 5 期 时至今日，我们在许多时候，还停留在蒙骗阶段， 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素质。在这方面，被许多大陆人否定的蒋氏的一系列表现让我心生许多敬意。如， 蒋介石曾孙 蒋友柏2007年接受《壹周刊》的专访，他认为“蒋家”对他而言是“家人”也是“品牌”，对于蒋家人在历史上的作为，蒋友柏说：“这些年来我慢慢在思考一些事。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后来被逼出去(蒋家人后来多半在外国发展)，我们不能总是对以前的光荣无法忘记，无法接受批评，总要有人出来接受这些事情。” 敢于直面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胸襟，一种品质，一种文明的素质。 不敢客观地面对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懦弱的自欺欺人，还有可能是一种卑劣的行为，还有可能是灵魂肮脏的表现。 未来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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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历史学家王作跃的悼文：痛悼胡新和同学

热度 1 Wuyishan 2013-5-15 08:39

（博主按：感谢王作跃教授同意我转发他这篇悼念文章。） 痛悼胡新和同学 王作跃 Zuoyue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3 年 5 月 13 日 晚上接到国内朋友的邮件，得知老同学、老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哲学家胡新和 (1955-2013) 昨天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我感到万分的震惊、悲痛、惋惜，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新和那笑眯眯的样子，回想起我们二十多年的友谊。现草就此文，来纪念他才华出众、心地善良、乐于教书育人的一生。 说起来，新和和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互相知道对方之前，就已经是命运轨迹相交了。 1982 年，新和从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我从新乡师范学院物理系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自然辩证法专业、物理学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招生是由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赵中立教授主持，同时有一个强大的导师指导小组，包括许良英、范岱年、何成钧、刘辽、方励之、汪容等六位著名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据说在几十个考生里，按考试总分算，新和是第三名，我是第四名，而原计划只招三人。但我们两个分数相差很少，而我们前四名（除了新和和我还有刘兵和陈恒六）比后面的考生分数领先很多，所以让惜才的赵老师舍不得放弃我们中任何一个。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在招两名物理学哲学的研究生，但他们的考生中除了一位（朱约林）其他似乎都不太理想，所以他们和赵老师等协商，把新和要去了。尽管这事情我当时根本不知情，但还是要感谢新和让位给我。 其实，开学以后，新和和约林与我们很快就不仅认识了，而且有很多课是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这边一起上的，如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西方哲学史等。共同的经历和志趣使我们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正处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科学史、科学哲学界十分活跃，积极引介国际新思想，探讨国内改革的方向，我们的很多老师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所以大家在一起除了切磋学术之外，也经常交流信息，讨论国内的政治、社会、思想动态，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更巧的是，到了选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新和和我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量子力学史方面的题目：他选了薛定谔波动力学的科学哲学作为研究对象，而我则选择研究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等价性证明历史及其所反映出的玻尔与爱因斯坦物理学纲领的分歧。我们两人都是 1985 年完成论文拿到硕士学位。毕业以后，我们都各自留在自己的培训单位工作：新和在社科院哲学所作研究，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作教师。 1986 年我到美国留学以后有一段时间联系不多，但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新和以其杰出的学术成果、极好的组织能力和人缘逐渐成为国内科学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2009 年我回国访问，新和这时已经成为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中国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他邀请我回母校就 “ 中美当代科技史和科技政策研究 ” 作了一个演讲，并陪我到学校的档案部门查资料。随后，还帮我安排在当年夏天到研究生院教了一门 “ 近现代美国科技史 ” 的短课，效果很好。后来新和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担任主编，组织杂志的编委会，邀请我参加，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2012 年１０月我回国访问，３１日再到研究生院（已改名中国科学院大学）作演讲在晚餐上又见到新和。席上，谦谦君子的新和像往常一样，与大家说笑，交流信息，并笑谈起我们当年考研究生的趣事。新和告诉我，他正在组织关于中国物理学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谢家麟的口述历史访谈，还提到我的一篇文章对他的研究有用。几天后在济南开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国老科学家历史采集工程会议又见到他，与他讨论他关于谢家麟的研究。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新和。最后一次与新和联系，则是三个星期前的事，商讨我今年暑假再次回到国科大开一个短课的事情。正在我满心期待着和新和再次见面、倾谈的时候，却传来如此令人心碎的消息。 新和是我们这一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科学哲学、科学史学者中的佼佼者，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并从社科院哲学所、到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学院、到《自然辩证法通讯》、到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为科学哲学在国内的成长、壮大，为年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科学哲学、科学史界的一大损失，更是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的心中的痛。这几年我们陆续失去了我们敬爱的赵中立、方励之和许良英等老师，怎么会转眼间就又失去我们自己的新和！新和，安息吧，我们会永远在心中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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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变革

gzchengzhi 2013-4-3 09:28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之中。几十年前，我们经常说知识大爆炸，指的就是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同意这样的说法。 　　如同清朝灭亡之际，还是有很多的保皇派出现。他们竭力维持皇权统治，认为中国如果没有了皇帝，那就会很糟糕。事实如何？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虽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但现在我们并没有出现当年那些保皇派所担心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我们现在还维持当年的皇权统治，那当然就有些糟糕了。 　　当然一切只是假设而已，或许这样的猜想并不正确。这令人牵肠挂肚的，非常复杂的情感，也正是历史学家能够痴迷于其中的魅力所在。科学网上有很多历史学家，我相信他们的体验一定比我更加深刻。 　　话说回来，即便不是如同社会变革那样伟大的变革的出现，我们身边仍然会不断出现各种变革的机会。这些变革的机会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应该能够随时调整自己的思考方式，适应这种社会变革的发生，免得如同当年的保皇派一样，成为历史的笑话。 　　然而由于人的思考方式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稳定的状态，期望能够在人的一生中始终保持这种稳定的状态。因此变革的到来，可能会引起人们心中的一些不安。如何应对这些变革？需要理论的支持。 　　现在有一种学习理论，被称作“变革学习理论”，这一理论是基于成年人与年轻人的学习特点的不同而建立的。变革学习理论认为，由于成年人与年轻人的学习方式不同，成年人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增长自己能力的过程。成年人的学习过程应该是对社会的批判过程。 　　当然这样的批判，并不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去指手画脚的过程，并非是对什么事情都不满，然后发泄一番了事的过程。批判应该建立在已有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外界的事物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只有这样，成年人的学习过程才会发生。最终错误的想法得到改正，正确的认知成为成年人经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变革学习理论与人的认知规律也是相一致的。在青少年时期，面临着生理成长和心理成长的要求，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内涵，打下牢固的基础，应对成年以后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需要。而到了成年，生理成长已经停止，并开始下降。每一个成年人都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在这一时期，如果还如同青少年那样被动地接受知识，效率是比较低下的，学习的质量也不高。这也就要求成年人必须采用不同于青少年的学习方法。 　　如果说青少年的学习是一个信息不断输入的过程，对于成年人来说，变革学习理论认为，成年人的学习过程应该是一个与外界持续的信息交流的过程。其中既有信息的输入，更多的则是信息的输出。随着年纪的增大，信息的输出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增大。 　　变革学习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一致的。中国古代强调了尊敬长者，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面对长辈，晚辈应该尽量多听取教诲。如同“程门立雪”这样的例子算是一个特例。这里长辈输出信息，而青少年接收信息。 　　儒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反映了人的成长过程的规律。按照这样的思想，一个人先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这是一个利用外部的信息丰富自己内涵的过程，而到了治国平天下，则是一个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改造社会的过程。如果说一个人青少年的时候需要格物致知，则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就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去治国平天下了。 　　看来这种变革学习理论还是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的。 　　当然古代文化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作为成年人，面对这些东西，自然也应该采用一个批判的态度来学习。 　　最后回到本文的主题，如何适应变革？ 　　既然变革时时发生，如果我们仍然采用青少年那种比较被动的方式来学习，你会发现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今天要学幻灯机，可过了若干年后，人家用上了液晶投影了。等你好不容易掌握了如何灵活操控液晶投影了，教室里已经更换上平板电视了。 　　因此在这种变革的时代，你有永远也学不完的知识。然而并不是说学不了就不学了，实际情况是，成年人有自己的学习特点，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是液晶投影还是平板电视，他们的本质同黑板都是完全相同的。当那些多媒体技术的神话被刺穿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过去的习惯，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左右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毕竟一项技术的出现，是要方便人们的使用的，而不是要令我们变得更落后。 　　 更多有关变革学习理论的知识请参考： http://transformativelearningthe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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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历史学家：大禹治水和夏商历史

热度 5 liuliangyun 2013-1-7 11:43

网上大禹历史穿越的说法沸沸扬扬，我还真有两个问题弄不懂却又想知道。 问题1： 夏朝是传说的神话还是考古或文献充分支持的真实历史？ 如果是历史，是“2000年前大禹治水”，还是“公元前2000年大禹治水”，或是“公元前2000多年前大禹治水”呢？‘多’多少呢？ 问题2： 商是脱胎于夏，还是迁徙过来的外来种族。这对炎黄子孙的传统认知是不是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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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布罗代尔：卡尔·马克思

whyhoo 2012-12-28 20:39

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眼下搞历史学这一行当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大问题，但《世界报》向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感受。好罢，我将仅限于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谈一点个人认识。 可以肯定，在我的著述中，在我试图说明的观点中，我毫不奇怪地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共产党显然也曾得到过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狂热拥护，只是共产党始终不懂得加以利用而已。 总而言之，来自马克思的词汇和用语，或因马克思而身价倍增的词汇和用语，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言谈之中。我们习惯了这些语汇的用法，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起来。在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用过"阶级斗争"、"生产过程"、"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化"、"实践"、"异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等语汇？"资本主义"一词也应该算在里面，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至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等马克思用于长时段历史分期的用语，在我们身边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想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今天就必须把所有这些词统统排斥，一概不用。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事实上，不使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历史就无从写起，历史思考也就无从进行。历史是要从现时出发，再向过去请教的学问。我们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现时。我始终不相信，可以如昂里·贝尔（Henri Berr）所想的那样，为历史制定出一成不变的科学语汇。 因此，我们处于相当特殊的境地。根据我个人的情形去推断与我同龄的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如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样，在我们一代人的求学期间，老师没有把马克思的语汇和思想强加给我们，甚至压根没有作过多少介绍。 即使像昂里·豪塞（Henri Hauser）这样一位不断追求新事物和新词语的顶尖聪明人也不例外。最大胆的左翼学生仅限于推崇法国大革命而已。而我却单枪匹马，甘冒风险，着手研究起马克思的著作来了（确切的时间是从1932年开始，我所以记得这个日期，因为我那时有在书上记下购书日期的习惯）。大家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当时能得到的译本质量欠佳，使用也很不方便，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他人的建议，直接阅读德文原著......通过以上叙述，我试图说明，我们很晚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论点，但至少不带任何偏见。不论怎么说，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是在老师授课或专家诠释之外，依靠自己直接读书得来的。请看约塞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在其《分析经济学历史》（1954年版）中怎样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他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方面，几乎把马克思作了一个活体解剖，而马克思的思想活力，却是要在寻求整合的氛围下，把这些构建中的"科学"混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时，始终不脱离开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这一教益值得大家记取！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认真加以反思，他们就不会对历史教训和历史过程视而不见。 我对这种多因素的整合深有好感，我敢说，根本不去考虑是否符合正统的问题。我有时开玩笑说，我认为《资本论》是一篇独具匠心的论文，本可以在巴黎索邦大学进行答辩，虽然这在1867年是不能想象的。历史学家阅读这篇论文，必定获益匪浅。 我在这部充满拦路虎的困难著作中寻求教益，记取种种与我不谋而合的观点，进一步加深我的自信。尤其，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时刻注意把他的疏漏和不足之处都一一列出。当然，我决不会荒唐到想对他教训一番的程度。 但是，被接受的马克思的语汇和论断，经过我的使用以后，便带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甚至完全变了味儿。我对此十分明白。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批判辞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怎样"评判"马克思，反而是批评自己，在从马克思那里接受某些用语时，竟按我的方式随意曲解，虽然只是无心之过。例如，在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我坚持认定，二者同样重要，同样不容忽视，甚至说政治、社会、经济、文明等上层建筑的寿命很长，这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吗？再退一步说，我讨厌"生产方式"的说法，这肯定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然而，真要把事情完全说清楚，最能证明我偏离马克思轨道的却是"实践"（praxis）一词，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无论对马克思和对我自己都不能放心。我暂且先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但严格地说，不排除今后可能产生的后悔。 首先要肯定的是，我对所谓"真实历史"始终寄予高于一切的关注，我所说的"真实历史"，是我读书或浏览史料的时候，在我眼前模糊地或清晰地展现的历史。对阅读的专注使我一时受历史画面的笼罩。然后就该是走出画面和试图作出解释的时候了。如果不事先提出问题，任何历史研究显然都无从谈起。问题本身是一个有待求证的疑问，其证实、否定或修正得视疑问是否与真实相符而定。由此可见，历史认识可分三个阶段：提出（构建）问题；真实历史；事后解释。我很想把"真实历史"称之为"实践"，这样做恐怕不尽合理。说到底，历史学家势必先要提出疑问，疑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对一位同情马克思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疑问始终摆在他的面前，位于"实践"的彼岸。 20多年前，我饶有兴趣地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马克思生前经常光顾这里。我与陪伴我的英国同行打趣，一起设想是否有可能在博物馆出口处与马克思相遇。我们是否会请马克思到我们常去的印度饭店一起用餐？如果他接受邀请，而且脾气不算太坏，我们会向他提哪些问题？我们觉得左右为难，难的倒不是没有问题可问，而是无法想象他对问题作何回答。不久前，我碰巧读到帕特里克·罗马内尔（Patrick Romanell） 撰写的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哲学家1875－1944）和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意大利哲学家1866－1952）的一次假想对话。人们能不能设想一次对话，让马克思到对话中去扮演某个角色？这样的设想是否值得一试？今天，由于马克思的著作已经得到系统的介绍，根据我们拥有的资料，为马克思代笔写上几段对话，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谁同马克思进行对话呢？假如带着这个问题向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èvre）去请教，他一定会回答我说：是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可以肯定，这会是一次真诚的对话，但两人很可能因过去的冲突而纠缠不清。如果一定要让马克思就当代问题发表见解（这是我们的目的），那就必须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与他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人，在意大利有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我国除让－保罗·萨特外也许别无他人。萨特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知识却惊人地广博。回过头来再问，单凭一位历史学家，就足以与马克思平起平坐了吗？马克思不单是历史学家，不单是社会学家，不单是经济学家，更不单是政治学家。他同时具备着历史的整体观和长时段观，所以在马克思身后，历史就再也不能是以往的那种历史了。 张慧君译 顾良校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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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 2012-11-27 07:04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11 月27 日 发布 受访人 : 邓蜀生 采访人 : 黄安年、李剑鸣 时间 : 2011 年5 月9 日 9 ： 00-11 ： 00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简介：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 ,1923 年 10 月生于重庆， 194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 1945-1957 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记者、《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 1961 年起 , 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1983 年起）。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 (1944-1945) 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1) ，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 ,1951 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 ---- 历史·现实·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 ,1978 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 ,1979 ， 1983 ）、《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 ,1991 年）、特别是历时 24 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 ,2002 年）等。《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 1982 年）、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 2007 年新译，东方 ,2007 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 : 《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版社 ,1980 年 )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 1994 年）。主编《影响世界的 100 次事件》、《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影响世界的 100 个人物》《影响世界的 100 种文化》、《影响世界的 100 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 1991 ）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 —— 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 ,1982 年）等。组织编 译校《林肯集 演说和著作 1859~1865 （演说 信件 杂文 总统咨文个公告》（三联书店 1993 ） 、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等。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 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 8 ８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不仅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 1979 年到 2002 年长达 1/4 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 6 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 6 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 2 ５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 6 卷本 293 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 26 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 26 个字的差错后，又将 6 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 , 但很少公开张扬 , 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 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 , 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 : 对话中 , 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 , 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 一 ) 对话之前 1 ，“ 我们现在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对话开始前 ,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专门来到会议室和我们简要座谈 : 邓： 我们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中 , 其中他 ( 指李剑鸣 ) 这一卷写得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说其他卷不好 , 他这一卷是我们组织的编写的最后一卷，经过几个周折，换了几个作者，最后选定了他。这一卷我看了以后 , 觉得写得很不错。这一套书在今天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谈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 乔： 对美国史，我不懂，但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就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 , 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黄 : 昨天你们不是有纪念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合影活动吗？老邓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财富，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财富。 乔： 对 ! 对 ! 对 ! 的确是这样。老邓既是学者，又是编辑 , 我们现在许多编辑对学术不大熟悉。 黄 : 他是学者、编辑兼于一身。老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领域里面，唯一的参加跟美国直接有关的战争 , 他参加过两次 , 他有亲身的实践。 邓： 又是伙伴，又是敌人。 李： 我们（南开大学）的周纪琨先生当年给美军当过翻译。 乔： 现在我跟你讲 , 就这经历啊，年轻人很崇拜这样的学者 。 邓： 那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头。正好征调 , 我就去了。 乔： 原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史和美国史是一个编辑室。老邓就在里面， 1978 年那个时候的房子，我们都是自己打扫的 , 自己管理的 , …… 2 ，谈美国史研究 、 编辑的人和事 黄 : 老邓，今天就这样，咱们随便说。事由是《社会科学论坛》有个专栏是采访著名学者的，最近有一期是专访周有光的，以前还采访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说应该采访老邓。老邓您以前接受过一些采访，但是都是某一方面的。这次采访是专门是跟美国史研究和编辑有关。而这个问题又和您的经历有关。所以采访前列了一份提纲 , 提纲事先已经寄给您了 , 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采访重点的沟通。您可以按照提纲说 , 也可以重点说 , 重点还是跟您在人民出版社这一段 , 特别是跟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的事。我们随便谈 , 最后我会整理一份采访的录音记录稿，由于时间的限制 , 我可以把原来您所写到和回忆的相关事情放进去 , 然后在整出一个书面对话稿 , 请您审改。在采访中 , 我和剑鸣会插话交谈。您看怎样？ 邓： 我觉得你采取提问的方式，我们用对话方式、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你要我讲的话 , 我很容易兴致所在 , 容易跑题。你比如说重点要解决几个什么样的问题 , 我能够答复的 , 我能够加以发挥的就发挥 , 不能发挥的，我简单的回答就完了。以前专门就某一个方面来采访我的，都是问我过去的新闻界的人。 ( 二 ) 和美国打交道的两次战争 1 ，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 : 好 , 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 的见闻 , 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等。 邓： 1944 年 我 21 岁时在印缅战场上 , 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 Draft ）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 6 军第 14 师当翻译官 , 正好他们要办报纸 , 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 , 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 6 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 的。后来 , 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 , 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 , 叫战神突击队 , 实际上是正规部队 , 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 , 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 2 ，亲历飞越 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 : 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 邓： 我是 1944 年 1 月离开复旦， 4 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 : 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 4 月 14 日 , 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 美国就有 2197 人，中国 870 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 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 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 C46 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 , 手上扣上环 , 不要过早打开 , 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 , 用手一拉 , 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 , 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 , 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 您过 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 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 , 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 2007 年我去过中缅边界 , 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 ，我的番号是美军 5332 旅 475 团第二营 邓： 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 , 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 , 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 , 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 , 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 , 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 , 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 , 有三个团 , 一个中国团 , 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 1944 年 12 月去的，到了 1945 年 5 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 5332 旅 475 团，我在第二营 , 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 , 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 , 团里都是分开的 , 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 , 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 , 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 , 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 , 他已经没有给养了 , 海路全被切断了 , 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 , 分红色的是武器 , 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 ， 1950 年赴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社自愿军总分社 黄 : 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 1950 年 , 我派到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 , 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 , 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 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 1950 年 11 月中 , 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 , 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 , 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 李耐因 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 , 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 1950 年 11 月中过了江一直到 1951 年 9 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 ，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 : 在这段时间里 , 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 邓： 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 , 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 , 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 , 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 , 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碧潼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 , 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黄 : 笔名用的是什么 ? 邓： 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 : 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 6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帝战略上的弱点》 邓： 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 世界知识丛书之九 )(51 年 6 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 , 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 , 我是第一本。最早 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帝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高，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 : 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 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 , 后来要我压缩到 2500 字 ,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 , 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 ，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 : 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 邓： 都在《世界知识》上 , 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 , 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 , 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 , 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 , 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 , 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 : 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 邓： 要找还是可以找 , 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 ( 三 ) 对美国研究的兴趣 1 ，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国教会有点关系 黄 : 您是新闻系出身，作为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讲 , 一个美国史编辑出版者来讲 , 新闻系毕业和难忘经历对您的影响 , 能否简要的说一说。 邓： 实际上 , 我谈不上什么美国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 , 我学的也不是美国史，我原来学新闻的。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认真地说 , 我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讲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母亲她是教徒，我父亲他是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的，文华书院在武昌 昙华林，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祖父在里面教书，中文教习，后来我的初中也是在 美以美教会办的中学读的书 , 和美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因为家里和美国教会有关系 , 但是从美国历史来讲，谈不上 ,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2 ，在美军部队时期对美国感兴趣 邓： 我真真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最大影响的还是我在美军部队。在 5332 中美混合旅 475 团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营长后来打死了 , 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不知怎么当上营长去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山上谈一谈、聊一聊。在部队很奇怪，和我一块住的是一个波兰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个狐狸洞（ foxhole ）里面，另外里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 还有无神论者，还有和平主义者，所在一个部队里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当时我对这些感兴趣。要在中国部队 , 这绝不可能。当时感觉美国兵比较直率，中美联合作战 , 对中国没有什么歧视，因此，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比较是感兴趣了。 后来在复员以后，国民党举行过一次翻译官留美选拔的考试，在南京举行的，那是 1947 年，那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一共从全国翻译官里面录取了 50 人，到美国上大学 , 这批人成没有成行也不知道。 我对美国的真正感性认识比较多，是在美军部队里。除了这个波兰籍人后来得了伤寒症死了 , 其他就是和士兵在一起。另外有个华裔美国人一位中尉，但他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第几代华裔。那一阵子 ,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叫奇怪。这么一个混杂，引起了我对研究美国史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萌芽，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研究 , 我一直是搞新闻工作。 3 ，参加两次和美国打交道战争的印象 黄 : 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么一个话题，您参加这两次和美国打交道的战争 , 一次是中美结盟，一次是中美对抗 , 这两次对您看美国和研究美国 , 有什么影响 ? 邓： 第一次是有些影响 , 我对美国的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确实什么他都能够包容，什么他都能够说在一起。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拢在一块 , 当然了 , 哪个时候确实美国作为种族概念是比较明显的 , 那种正统的白美国人确实是对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点歧视，但是总的来讲 , 还是能够在一起。当排长的、当连长的也有非白人的 , 一样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这一次跟美国结盟一起打日本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 ,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来讲 , 没有第二个概念 , 战争的起因到底怎么看 ? 那是真正相信战争是美国人发动的、李承晚发动的战争 , 没有想到是北方想武力统一全朝鲜，没有从这方面想。一直到什么时候呐，后来派到《时事手册》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外电、外国的一些刊物以后，才开始对朝鲜战争有些想法。 邓 : 朝鲜战争我不是写了一本书嘛，那时候完全是根据正统观点、新华社的观点来写的。是《世界知识》的约稿。 黄 : 按照宣传指示精神来写？ 邓： 对 ! 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但是哪个时候怎么样决策 , 为什么中国非要参加不可 , 整个的观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统一的口径。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从保家卫国的立场出发 , 去抗美援朝。是这个道理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当时我也相信他这个逻辑。美国的麦克阿瑟部队确实是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当时辽宁很紧张 , 那时候安东，现在叫丹东 , 非常紧张 , 美国飞机空袭，老百姓已经到了白天不敢活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那时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的手上 , 我们开飞机的都是苏联人，都是苏联的飞机。那个时候的观念跟在缅甸时候的观念联不起来。 可是有一点 , 当时我也想到的，美军打仗的时候，并不是不经打的少爷兵 , 后来根据我们内部传达 , 美军还不是一触即溃，还是很顽强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 , 制空权在他手上。 黄 : 当时美国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队到朝鲜的。 邓： 是的 , 像骑兵第一师 , 打得确实不错。抓美国的俘虏都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一次战役抓的比较多。那时美国人喜欢睡睡袋的 , 睡袋是拉链，从下面一直拉到上面，朝鲜确实冷 , 他们的装备都要自己揹的 , 因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俘虏。那时中国部队在人民军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 , 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在睡袋里边，逮的时候你出也出不来。后来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虏，当时中国人被他们俘虏的多 , 多得多 , 多了多少倍。我曾经访问一个美军俘虏空军中校，他是被飞机打下来的，他跳下来被抓了。我问他 , 他刚开始时只讲他的姓名、番号 , 入伍时间 , 别的一概不谈。这是他们上级的规定。后来谈的多了 , 问他过去学什么 ? 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他一聊起家里话就兴趣就来了 , 你聊战争的时候闭口不谈。后来 , 我在《世界知识》写过几篇访问俘虏营的东西。后来塔斯社想转发，就跟《世界知识》商量，后来 , 有人就说 , 你得考虑慎重些，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号 , 你将来交换俘虏时交不出来你怎么办？那就带来麻烦。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来塔斯社他就没有转发，但《世界知识》上登出来了。后来这个中校，死掉了 , 得伤寒死了。 黄 : 您亲身两次经历，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 , 是很重要的事。 邓： 两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上是有影响的。实际上 , 后来去学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 第一次对美国人的接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 对我研究美国移民有影响。 ( 四 ) 对 威尔逊 、罗斯福 、美国移民的研究 1 ，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有兴趣 黄 : 现在我们说说您的自己写的几本书 , 一本是《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一本是《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还有一本是《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 您能否谈谈这三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和当时的一些想法 ? 邓： 《伍德罗·威尔逊》这本书撰写的由来 , 是在一次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谈起的 , 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也在会上 , 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聊起来了。他说你对美国总统那些人的一些评价，我说我谈不上评价 , 我说我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我在学校时，新闻系分两个部分 , 一种是着重在历史方面 , 一种是着重在地理等方面的 , 我是搞历史这方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他说我们很想出美国总统的传记方面的书 , 对威尔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本 , 不要长 , 十几万字。我说那我试试，就这么出来的。 2 ，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比较熟悉 邓： 《罗斯福》这本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 叫李宁的女编辑，她对美国的历史有点兴趣 , 那时我对罗斯福相对来讲比较熟悉 , 我身处的那个时代 , 正好是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她说我们要出一套东西 , 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罗斯福等人物，你能不能写一本罗斯福。是这么原因写的 , 并不是我已经有了稿子了然后再和他们去谈的 , 不是 , 都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 3 ，《历史研究》发表《威尔逊与中国》不能用我的真名 邓： 写威尔逊，我花的时间最长 , 篇幅最短 , 只有十万字多一点。罗斯福我写的比较轻松。威尔逊，我写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 1964 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 叫《威尔逊与中国》，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邓楚川，为什么用邓楚川呢？ 黄 : 楚指湖北 ? 邓： 那时候楚指湖北，川是我出生在四川。楚川是我的号 ,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右派刚摘帽子没多久 , 还不能够用真名字来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用这笔名发表。写这篇文章，我准备的时间就比较长 ,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 那时不像现在获取资料比较容易，那时获取资料是比较难的。那时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跑图书馆，跑北图、社科（图书馆），跑图书馆去收集资料 , 那花的时间比较长 , 就写成功了 , 叫《威尔逊与中国》，是比较长的一篇论文。后来杨生茂他们编一本 1949-1979 年间的《美国史论文选》 , 收录了这篇文章，他们要查找这个邓楚川何许人也 ? 查来查去 , 就没有查出来，后来我们在天津见面以后，聊起来邓楚川，我说我就是邓楚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处去问 , 到处去找 , 都没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摘帽不久，你不能够用你的真名发表。我的右派是 1961 年摘帽的。 4 ，我在《时事手册》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 在《时事手册》工作的时候，后来反右开始了，把我打成右派以后，把我下放到茶淀农场劳动去了。劳动回来以后，我的新闻记者当不成了 , 那时我的职务在《时事手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时事手册》发行量很大 , 有 300 多万份 , 小册子 , 那时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 , 我就在那里工作，担任过一段组长。 黄 : 从茶淀农场出来？ 邓： 是的 , 从茶淀农场出来。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出来一批人。放出来了。出来以后还叫摘帽右派。（笑 ) 但是原来工资降级一样不能恢复的 , 还是降级。在农场里面，你几分钱是没有的 , 是靠挣工分 , 挣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 不劳动一分钱也没有。出来以后，就让我到人民出版社，我们原来的《时事手册》也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 , 回来以后，领导给我们讲话时，人事处长说 : “现在你们出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这个人喜欢写 , 现在不行了 , 也没有眼力了 , 当时喜欢写 , 小“东西” , 大“东西” , 我都愿意写。这篇发表以后，有点影响 , 那时好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 , 就很厉害了。 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总编辑要用。后来就跟人民出版社领导联系，说要政审。那时我们的社长王子野，这个人比较开明，他是搞法文的，他说这个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不错 , 后来到了《时事手册》，你们看文章后够标准了就可以用 , 右派问题已经解决了 , 别的没有问题。这样才通过了，就发表出来了。 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些影响。后来其他一些刊物来约稿。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尽量少写 , 不要惹麻烦。 5 ， 我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清晰 邓： 我研究美国史有空白 , 跟你们这些科班出身不一样，跟你们教学比较系统化不一样，我是没有系统的。我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我一个时代找一个人物，注意看看我对哪个感兴趣，我就去着重研究他、去追踪。后来写罗斯福，这一本书篇幅不大 , 后来出来增订本 , 是大开的，小开本的时候，台湾要问浙江人民出版社买版权出台湾版 , 我说那个写的太简单了一点 , 等我搞了增订本以后再给他们行不行 , 后来他们说等增订本到了以后再说。后来把这套书叫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版权给台湾了 , 后来他们出来了 , 给我寄了一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 , 没有 , 当然没有突破啊，我有什么突破呢，这本书主要在于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用的笔调 , 比较简明扼要，清晰，读者看起来 , 不费劲。 李： 那时 , 我们读起来一口气读完。 邓： 这就是搞新闻的人的一个优势。新闻要求要短 , 要平易近人，要快 , 后来叫短平快 ! 李： 您的文笔很好 ! 黄 : 您是文史一家。 邓： 我是用这个方法写的 , 后来台湾是这个原因出的。到后来 , 陶文钊也对我讲 , 他说 , 你的书我很快就看完了 , 这读下去很容易，不费劲。他说有的论文 , 读起来很费劲，你得在脑子里拐几个弯。实际上 , 我的书也只能在这方面利用我当新闻记者的优势 , 写这些人物。 黄 : 你的书有可读性 , 而且有新视角。 邓： 真正大专家看来 , 这种书 , 他看不上眼的。这只能够介绍给学生看看 , 你们作为参考读物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一种写法。最多如此而已。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不要求它达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6 ，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 黄 : 您写美国移民问题的那本书呢？ 邓： 移民这本书 , 我的兴趣比较大。 我在接触美国人的时候，真正的美国人很少 , 就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这一支的美国人很少 , 不是非洲裔就是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这些人接触得比较多。这些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一些潜意识 , 但是他的传统保留了，他留下来了 , 同化得最好的 , 应该是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当中 , 同化得最彻底、最好的 , 在经济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优势的 , 是犹太人。犹太人除了在宗教上 , 一部分保持了她的特点和传统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我在美以美教会读中学的时候，里面有个董事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犹太人，那时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概念 , 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对美国移民的兴趣就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能够把这些人接纳下来 , 包容下来 , 另一个方面，也能把这些民族集聚起来，对外战争的时候，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低。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们叫“小日本”，他们叫“ Japs ” , 他们是没有什么别的话的 , 一提到“ Japs ”的时候一连串的粗话跟着就来了 , 他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愤青什么的，说民族主义，不说你是爱国主义，美国很多东西是混合 , 但是表现出来得的是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对美国是否有利，这是他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你再怎么讲 , 对美国不利 , 你损害美国利益 , 这个不行。他不干了。你跟他聊天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伤及美国怎么、怎么的 , 他会不高兴的 , 你说美国的某一部分人怎样，那是可以的。 美国移民因素这方面值得研究 , 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很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弄清楚的。我花了些气力关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我还继续研究了一段时间 , 后来时间没有了 , 我就留在那儿了。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 , 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一些判断很不准确。特别是经历了最近 20 年 , 美国移民的变化是很大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美国和那个时候接触的美国 , 很不一样。 美国移民的问题 , 现在写这个论文的不少 , 专门把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的人 , 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对学术界的动态不大了解。我总觉得将来还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曾经有一度对此感兴趣。我跟陈香梅谈过这个问题。陈香梅在我们这里出过书 , 她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她 , 她已经同阿拉伯裔的一个人同居了 , 但她不放弃她的陈钠德夫人的称号，她不跟他正式结婚。我就跟她谈到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 , 新闻界的人 , 陈香梅也是新闻界的 , 原来是上海中央社的记者 , 我跟她谈到这个问题 , 她就跟我提示说，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移民问题当中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华裔，家乡意识特别浓厚 , 比其他的什么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唐人街长期存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说我对华裔兴趣比较大的，她说 ,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陈香梅她不一定能够代表华裔的整体。 邓 : 我研究美国史，实际上谈不上研究，每个题目都没有时间深入 , 我没有教学的条件，我没有这个时间。 黄 : 您是有广泛的兴趣，加上您的工作。 邓 : 你说得很对 , 广泛的兴趣。 ( 五 ) 组织出版 六卷本《美国通史》 1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 黄 :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 25 年磨一剑，三代人 , 而且是老中青 , 再加上与编辑合作，才能够完成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在这方面请您说说自己的感受。 邓 :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就是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那个时期美国史出得比较多一些 , 那时人（编辑）也多一些 , 专门搞美国史的人 , 就有祝立明、杨慧玫、我 , 专门搞的有三个。以这为主业，另外还搞其他的外国史。现在出版社搞美国史的一个也没有了 , 现在的重点不在美国史这方面。你（出版社）没有吸收这方面的人才进来。 2 ，早就想搞一套比较完整的通史出来 邓 : 我后来就开始潜心研究一些美国的历史问题。我研究美国历史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从研究人物着手 , 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人物方面，我和个别权威的看法有了差别了。她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跟我对人物的评价总是走不到一块去。工作中接触较多的是黄绍湘先生 , 她的那本书《美国通史简编》的名字 , 是我给他取的。她原来不愿意叫简编，我说范文澜叫《中国通史简编》，你为什么不能叫《美国通史简编》呢。后来她觉得和范文澜的相提并论，也觉可以了。《美国通史简编》后来我们给她出了两版。她这里面的人物评价，我们就发生很多不同意见 ,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作者意见 , 只是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可以出的。 黄 : 后来她还有一本是《早期美国发展史（ 1492-1823 ）》。 邓： 最早的美国早期发展史是在这以前出的，前几年 , 她还想要我给他再版。 黄 : 后来不是改名叫《美国史纲（ 1492-1823 ）》吗，而且在这个问题上 , 您和她好像还有不同的看法。 邓： 我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后来她就停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史纲》以前的事。她认为自己最得意的书是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 邓： 那个时候搞美国通史，老实讲是在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时候开始 , 我就有这个想法 , 将来搞一套真正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够水平一点的 , 观点不要太左的、也不要太苏化的通史出来就好了 , 当时就有这个思想。正好（ 1979 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集合了很多的人才。当时我就想到 ,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 就想就美国史某一个时期有一点份量的东西搞出来 , 正好碰到几个热心人 , 像刘绪贻啊，像杨生茂啊，像张友伦啊，这都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人。还有黄绍湘，当初，她知道我们的想法时 , 她还有这个意思，想参加进来，后来 , 她没有参加 , 她一看到这些人 , 和她的观点不一样，（可能）合作不好 , 她后来就没有参加了。 3 ，出这六卷本很费劲，里面参差不齐 邓： 我们出书的周折，你们也看见了刘绪贻写的文章，讲了周折很大 , 原来请的像顾学稼啊，齐文颖啊，后来都没有参加 , 都退出来了。有出国的 , 有别的事的 , 变化很大。自始至终支持的就是刘绪贻跟杨生茂。他们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我们几次开年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情况 , 有过争论。在（ 1984 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我对黄先生说，对他们几位教授，我过去也不认识 , 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我认识你最早。我编你这本《美国通史简编》我花的精力最大 , 光跑图书馆我就跑了无数次 , 她的书没有图片，都是我到图书馆去找图片 , 从外国图书里翻译下来，然后付排 , 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她说这是 , 我要感谢你。她说你把我里面的观点删掉了不少。我说不是我删掉不少 , 这是上面删的 , 不是我删的。 邓 : 出这本书（六卷本）感到很费劲，现在唯一感觉有点遗憾的是里面参差不齐，有的一卷很明显的是请他的下面的学生或者研究生来执笔写的比较差 , 所以有的退稿或修改反复几次。其中清稿最顺利的就是他那一卷 ( 指在场的李剑鸣著的《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 2001 年版 ) ，你看到了吗，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黄： 剑鸣这一卷是最后定的 , 但最顺利。 邓： 对 , 最顺利。最先出的是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 1989 年版），他的是最后的一卷 , 其他有的中间还经过一些周折和修改 , 刘绪贻的一卷自己补充 , 越补越大。 黄 : 原来是《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后来是 2002 年的《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 4 ，最省劲是李剑鸣那一卷 跟他一个人完成有关 邓： 从我编辑过程来看 , 最省劲也是李剑鸣他那一卷。为什么呢，他这一卷我在通读的时候，读得比较顺畅。 黄 : 除了跟他本人对这卷的研究以外，是否还跟这一卷是他一个人来完成有关系？ 邓： 对。这是有关系的。几个人完成的时候，当中拼接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当中缺年代，缺了重大事件，有的文笔相差得太远，有的写得半文半白 , 有的写得纯白话。 黄 : 所以这种稿子能够一个人完成 , 尽量一个人完成为好。 邓： 对呀！是这样的。 5 ，成熟一本 , 出一本 后来要有出版补贴 邓 : 这六卷本完成的时候，我后来的方针是成熟一本 , 出一本。所以这本书才能问世。否则的话是搞不成的。 黄 : 您出这套书的时候，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比如经费和时间要求等。 邓： 那都没有压力。 黄 : 上面是打通了？ 邓： 这没有什么问题。在出单行本时 , 曾通过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拿到过数量不多的福特基金会出版补贴 , 条件是在卷首页写一句感谢声明。而这时在出第一卷时，福特基金的补贴没有了。到后来出版形势有变化。到他 ( 指李著 ) 那一卷时，形势又有变化 , 要有相当大的出版补贴。你要亏本的书，非的要你缴七万元钱的补贴。 黄 : 原来你的计划里面是没有补贴的 , 到他那个时候，光拨款不行了 , 还得加补贴。 邓： 对。所以这个规定有点压力。后来 , 我们把这几卷统一为一套，准备出一套时拿不到任何补贴了。我跟乔还田（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商量，我说这套书可以到了出整套书的时候了 , 我的意见，你出最好。上面可以有支持。我跟他保证 , 这套书绝对不会亏本。还应该有盈余。他很支持。 黄 : 现在怎么样？ 邓： 这我就没有问他 , 这套书还可以。因为好几个地方都把他收集到他们的文库里面去了。陶文钊讲的话很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下再出这么一大套多卷的书不大可能了。为什么呢，各人忙各人自己的。他不可能为了这么一本书跟你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给你弄。第二 , 如果不是很有经济后台的，要出这套书他的兴趣也不大。 6 ，这套书花的精力不少 评价由社会来认定 黄 : 现在再谈谈六卷本。您这六卷本 , 我是感到没有您邓蜀生，六卷本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邓： 靠大家鼎力相助。到后来换将的时候，我伤透脑筋。 黄 : 我插一句，一个责任编辑要一直扛 25 年，在哪个出版社能找到这样的编辑 , 有的编辑干不了几年跳糟了，可能是去干别的了。但您一直坚持下来。您如果不一直坚持下了 , 而且没有这样的毅力 , 这套书是很难出来的。 邓： 这套书花的精力是不少。里面的争论也有，其他方面没有什么 , 对于争论问题，你不同意，你要拿得出替代方案来啊。好比你说这个问题你写得不好，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啊。 黄 : 学术争论没有关系 , 一本书当然要有自己的见解。 邓： 争论是什么都可以争论。 这本书出来后，大学里的反映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去调查研究。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出版界的人甚至包括外交界的一些朋友反映不错 , 说可惜太重 , 带出去都感到沉。 黄 : 《史学月刊》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次笔谈，反映了学术界的基本评价。 7 ，六卷本里面的观点要一致 黄 : 这本书 , 您在编辑处理过程中主要遇到什么问题 ? 如果简要概括的话。 邓： 简要概括，第一是要六卷本里面的观点一致。你不能说你这本书这一派的观点，另一本书如果你有独立的观点，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独立的观点，这里来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那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如果你偏重在那个方面的话 , 那就要考虑要求他改一下。 黄 : 这个问题上 , 您有没有和刘先生、杨先生发生过意见相左的地方。 邓 : 刘先生倒不大和我有什么争论。杨先生他处事、（对问题）比较认真，我跟他通过几次信，也打过电话。有些问题我说请教他 , 我没有把握的时候。张友伦南北战争那本 , 这本书我就跟杨生茂通过电话 , 也跟他写过信，因为当时牵涉什么问题呢，牵涉到对林肯的评价的问题。我个人是对林肯的评价很高的 , 后来 , 发现一些材料对林肯颇有微词。张友伦这本书里对林肯也是基本肯定的。我几次想问问杨先生 , 写南北战争抓的一条主线应该是什么 ? 这是我在看稿的过程中我请教他的，我在 1979 年第 1 期《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林肯这个人》代表了我对林肯的观点。 8 ，这套书是历尽艰辛的 黄 : （四川大学）顾学稼先生负责的那本书最后换成了华东师大 ? 邓： 顾学稼答应是非常爽快的。 黄 : 他后来到美国去了。 邓 : 是啊。他甚至把初步提纲都拟定好了 。 黄 : 他现在已经回国，我和他有联系。 邓 : 他今年多大年龄 ? 黄 : 82 岁了。 邓： 齐文颖呢，就是答应写第一卷的。她是政治家式的（说话），她说话没有一次说我拒绝不写的 , 到后来，结果还是不行。因为她太忙。 邓： 出这套书成型 , 我跟刘绪贻商量过、跟杨生茂商量过 , 在我们社里我也和社里的总编辑打过招呼的 , 他们都很支持 , 他们说一定能出来我们一定要争取把它印出来。他们都主张要出。后来在 (1984) 年成都会议上 , 忽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说出这套书很困难 , 时间不够…… , 怎么办呢？后来我坚持说一定要把它完成不可。这套书应该讲是历尽艰辛的。 幸好 , 经过两位主编的努力 , 请到了李剑鸣 , 最后总算功德圆满。 ( 六 ) 在东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1 ，东方出版社比较活一些 黄 : 现在请您说说您在东方出版社出的一些书。 邓： 东方出版社是一个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原来的副牌是三联，三联独立出去了以后，再就没有一个副牌了。有的书用人民 ( 出版社 ) 的名义出 , 还不合适。那时候人民 ( 出版社 ) 的牌子跟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出版社多了 , 那时人民 ( 出版社 ) 很严格。 黄 : 独树一帜。 邓： 甚至有些领导都要到人民（出版社）出部书 , 有的人觉得在人民 ( 出版社 ) 出过书就不一样。那时专做的领导人文集、讲话指定在人民出版社出 , 别的出版社是不能出的。那是规定的。能够出一本自己的学术性著作是很不简单的。为了挣这个署名，当时用三联呢，还是用人民争得不可开交的。到处上告，写信，当时的社长应付这些事情不少。东方出版社是在三联走了以后才出来的 , 三联的一班人分出去了。怎么办呢，就想到搞东方出版社，为争执这个名字就争执了很久 , 到底用什么名字，副牌用什么 ? 有人主张用华文 , 有的叫文华，有的叫汉东 , 争论的结果，后来由社长定案。还是东方出版社气魄大 , 就叫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出来后就比较活一些了 , 很多书就以东方的名义出的。后来东方出版社一直保留下来，人民出版社现在还有东方编辑室，后来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 , 后来我们商量要成立一个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后来我退下来以后在里面干了十年 , 从 1987 年干到 1997 年。里面的总经理尤开元，他是学俄文的 , 原来是派留苏专家 , 他去世了 , 我就没有那个精力去搞 , 年龄太大没有精力搞 , 各方面关系也很复杂，后来就把这个交给社里面了。现在还有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但性质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法人团体 , 半独立性的 , 经济独立、人事独立 , 由人民出版社提供一些选题的数目，你要多少书 , 给你提供选题的目录，那时我们的自由性比较大。东方出版公司成立以后出的书也不少。现在东方出版服务公司还在，但现在已经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机构了 , 地位相当于编辑室一样了。 2 ，张纯如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新译本 黄 : 东方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 其中有一本是张纯如的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2007 年新译，东方）新版 。 邓 : 对 , 我是责任编辑 , 这本书被盗版的不少。后来南京的杨夏鸣帮我们，张纯如访问南京的时候，他当过翻译的。 黄 : 最早一版的译文的问题比较多 , 是吗？ 邓： 译文问题多 , 还有一版被盗版了。盗版后印错的更多 , 后来很糟糕。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我们要出一个正式版的 , 后来跟张纯如的母亲一商量，她对译者也满意，后来就出了这本新译本。 这本书在那时候有影响 , 现在因为形势的变化 , 后来就没有再印。后来又出了比她的更详实的书了。 黄 : 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陆续有好几本出来了。像《拉贝日记》、魏特琳女士日记等。 邓： 这是原始的资料。 黄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里展览了好些这方面的书 , 但是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当时是最早的。 邓： 它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3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 黄 : 还有您组织出了不少普及世界史知识的书 , 包括《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 》 等，还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 都是您主持的 。 邓： 对 , 对。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部书是很费劲的。花的钱不少 , 买来的版权。买了泰晤士公司的图片，买他的用它的底片到中国来印的，在上海印的 , 花的钱不少。花的功夫也不小。这本书三联是赚钱了。现在这本书 , 听说陕西一个出版社，他们跑到英国去时和他们（联系上）。因为我们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他们买了版权 , 以后他们的总编打电话来 , 要我继续担任这个中文版的编辑。我说 , 我现在哪有这个精力担任编辑 , 那当然不可能了。我说你们另外找人 , 图你是修改不了的。翻译里的一些东西 , 当时确实也有些问题。他谈到排版，我说排版，你们必须要按照他原来的原作怎么排来排版，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安排我们中文的字 , 多了不行 , 少了也不行 , 不能有喧宾夺主的味道 , 你们将来怎么改，我一概不管，你们怎么定的合同 , 我也不管，该怎么办，你们全权处理。后来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印了一版 , 我们按英镑付了版权费。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他的主编到中国来了 , 人民出版社出钱招待了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时卖也卖得很贵 ,75 元一本。 黄 : 现在要卖，就得卖几百元了。 4 ，没有算过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 黄 : 您还主编了一套影响世界的系列书。 邓： 后来我们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广西 ( 人民出版社 ) 出了那套书 , 你也参加了。 黄 : 是的 , 五个一百。而且台湾还要出台湾版的。 邓： 那时彭光谦搞的军事卷 , 现在他是将军了。那时截止的时间太早 , 后来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都没有能够收进去。 黄 : 影响世界１００次事件，如果再来个修订版就好了。 邓： 对啊，这本书的联系人是张秀平 , 张秀平现在在我们东方编辑室，他已经退休了。他在里面返聘，他准备自己将来要搞个什么单位不清楚 , 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以前联系的时候是他负责联系的。我就跟他负责编辑和组织。 黄 : 您在整个编辑系统里一共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啊？ 邓 : 这个我没有算过。我也搞不清楚。我从来没有算过。数量是不少。 ( 七 ) 编辑生涯的感受 1 ，编辑生涯里中印象深的书 黄 : 您在写作和组织编辑出版中印象最深的书籍有哪些？ 邓： 我写那本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书 , 我是在朝鲜农舍里面，在山谷里面写的 , 上面的美国飞机呜、呜地飞过 , 离我很近啊，近得几乎可以看见驾驶员的座位。 黄 : 您写时候的场景本身就很震撼 ! 邓： 那时为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找我写这个东西呢 , 他说你在现场 , 你有这个条件，找别的人来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找军事方面的人 , 他们都不敢写 , 怕泄密。我说这个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 我又没有（秘密）文件，我不用（秘密）文件 , 用的是正式文件、公开文件，我在当中起点编辑加工的作用。 黄 : 所以这本书写的时候现在给您印象非常深。 黄 : 六卷本 , 您组织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印象一定非常深。还有在您的编辑生涯里面什么书对您的印象深 ? 邓： 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认为有一点作用是六卷本。还有起先导作用的是（美国史）论文集。 黄 : 美国史论文集，出了两次。 邓 : 两卷。 黄 : 一个是 1980 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一个是 1983 年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邓 : 这两个论文集反响还是很好，不错。那时研究美国史的人不多 , 有些人出国的时候还问我要这个论文集。另外一个就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个费的功夫比较大。 另外的书都是一般化。我出的书当中，杨生茂主编的那本《美国外交政策史》是在我们这儿出的。那时谈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多。那的那本书 , 得到好评。 杨先生挺高兴的。为这本书的出版 , 他还专门请我到他家中去了一次。 2 ，培养年轻同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的 黄： 还请您说说 , 您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本身的关联 , 我觉得您在研究会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带有稳定器的作用，在我看来。而且您有点承上启下，你很重视、支持年轻人 , 作为我个人 , 自己有个感觉很明显 , 比如说，美国历史杂志聘任中国美国史国际特邀编辑 , 是聘任您的 , 人家认定的是杨先生、刘先生和您。 邓： 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 我首先想到的推荐是你 , 后来征求杨先生、刘先生的意见 , 他们都同意。这时候找我的时候，我说第一 , 我没有这个时间 , 真没有时间 , 编辑的工作 , 你看起来很简单 , 其实是十分的琐碎的 ; 另外的确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联系，后来推荐你。 我在美国史研究会里面，这一点我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这些老先生 , 终究因为年龄的关系要退下了的。要培养一些年轻同志。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也是这个观点，培养年轻同志 , 那时祝立明、杨慧玫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同志有些工作我尽量让他（她）们去做。祝立明组织编的那个《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 , 我就帮助他审稿来做 , 还有《改革开放手册》也是祝立明编的。 现在美国史研究会我和他们联系不是很多。现在有几个老先生在那里主持吧。另外我对秘书处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 , 秘书处是非常重要的 , 秘书处搞好了 , 等于把研究会搞好了一半。 3 ，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美国研究会有时有些争论，特别是黄（绍湘）、刘（绪贻）的争论，一个会长 , 一个秘书长，您在这里面 , 实际上是起了劝解的作用。 邓： 我对每个人都劝和。我说对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今天是 9 日 ,5 月13 日 是刘先生的98 岁整生日。 邓 : 98 岁啦。 黄： 9 8 岁。然后， 5 月 15 日是黄先生的 96 岁。他们两位先生是我们美国史学界最老的。明年的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要为刘先生和夫人周世英 , 两个人都是 98 岁 , 为他们举行百岁华诞祝贺会。 邓 : 刘先生不容易，他学社会学的。 ( 八 ) 我和 秦文 1 ，我和 秦文 解放前相识、相知 黄： 邓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 是题外的话，跟美国史研究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您跟老伴 , 就是秦文 ，朝夕相处那么多年 , 最后她的晚年八年 , 我印象中一句你说过的话 : “老伴、老伴 , 老来相伴”，她八年瘫痪在床上 , 您这方面的感受，请您说说。 邓： 我和她认识在新民报， 1946 年在上海新民报 , 是新民报晚刊。那是我是记者，她是校对。她是吴祖光介绍进去的，当校对员，后来 ( 我们 ) 认识的 , 我们结婚是一直到 1954 年才结婚的。上海一解放时她就参加了冀东文工团。我们相识、相知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 解放前我们就相识、相知。 2 ，“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 邓： 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在什么地方呢？她比较平易，她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出风头的人物，解放后家庭环境也比较好 , 在上海住的花园洋房。她跟我一结婚以后，先是住在马杓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一间房子， 16 平方米 一间房 , 普通的房子，三层楼里面。到后来我被划成右派以后，她就回到北影去住去了。后来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去了。当时就有领导问秦文：“现在是你离婚的好时机，要离婚，你一个报告马上批准。”她说 , “我要离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她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她就一直坚持。后来我就问她 , 你觉得不合适，会影响自己，你就离婚算了。就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她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也是很多 , 因为她搞的电影那一套东西 , 我也不是很懂。我对她接不接受这个片子 , 我有时提些意见 , 她有的时候接受 , 有的时候不大接受。 3 ，秦文出访问回来，专门到茶淀劳动教养农场看我 邓： 她自己年轻时代最红火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很放肆的。 60 年代初的时候我已被划右派，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周总理 1960 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时，带着张瑞芳、秦怡这些人组成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 , 她也跟代表团去了，是电影代表团成员之一，先到缅甸访问，后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她表现得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候斗她时说 , 你啊，太享福了。说你享福之日结束了 , 什么什么的。她也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 她在访问回国后，还到我农场去过一趟，我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她那各个时候刚从大连回来 , 带了两听黄油、两条烟，那个时候在国内简直是作为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她到农场去 , 农场不大同意，保卫工作不好做 , 她刚从缅甸回来，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在外面临时给我们找了一间房子。让我们搬到外面去住。她去看我 , 这点也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正是她红的时候， 60 年吧。所以这些事情我对她是很感激她的。 后来照顾她的还有一个媬母 , 一直照顾她 , 现在又照顾我了。在我家里干了十年。现在还在干。去年我还到她家里去了一趟， 24 天。她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她家里现在也不错了。农民生活确实大有改善。 4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俩相互支持 邓：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支持她 , 因为我是死老虎，右派是死老虎，所以没有什么人理我 , 把我们甩在一边 , 我们哪一派也不参加 , 什么保守派 , 什么造反派 , 都不参加。他们也不要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我们比较逍遥。那个时候她作为“三名三高”，在北影造反派游行的时候，她们是孝子贤孙 , 穿着孝服，打着招魂幡为旧北影送葬，她就是在招魂幡队伍里的前排之一 , 像陈强、于洋、秦文这些人 , 都是三名三高的人物。她回来就跟我商量，她说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嘛。我说政治是没有办法的 ,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 , 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需要。我支持她，一直到后来 , 就把她当黑帮，关在牛棚里面，每天斗三次 , 都要她出来站着 , 陪站在那个地方。一般那些小孩 , 初中生、高中生，红卫兵来斗李百万 , 就是演小二黑的那个演员，问：李百万，不取这个名字啊，叫百万财迷 , 后来他说 : 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红卫兵说 : 你爸爸是混蛋 ! 他是小红卫兵，什么也不懂。她自己也是这样子。后来我一直安慰她。我支持她。到后来她们自己本厂的红卫兵也保护她 , 一有什么事情事先通知她。在这个方面，我们俩还是相互支持的。 5 ，秦文 2000 年得病 后来全身瘫痪 邓： 她 2000 年得病以后，她在沙发上忽然一下子就滚下来了 , 啊呀，她说 , “我的一条腿不能动了”。我就把她扶起来后马上打电话 , 来车送医院，诊断说是脑部梗塞，脑部出血。先在隆福医院，离我们最近的医院，照出一大块血脉，这个地方。医生问她 , 最近磕伤过没有 ? 没有。他说 : 这是里面脑出血了。要赶快把它制止住。后来进了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去以后倒是很好 , 可是，出现了问题 , 有天星期六 , 她在梳头的时候，梳子掉下去了 , 她手就不能动了 , 说话就歪、歪、歪，不行了。后来慢慢的治理差不多准备出院了 , 后来又转成这种病 , 这种病以后接连复发过三次 , 一次比一次严重。先是失去语言能力，后是失去了吞水的能力，到后来连饭都不能吃 , 后来用鼻试，再后来全身瘫痪。她自己也知道不行了。 6 ，我们都同意死后捐献遗体 邓： 她在还能够勉强说话的时候，她就讲 : “老伴 , 我这次恐怕不行了。这一关过不去了”。她自己知道。 黄 : 这是她对您最后的话？ 邓 : 对。她说 : “我要死了”。我说 : “不会 , 不会”。她说 : “我知道”。当时她跟我讲，她有两个遗愿。一个是安乐死 , 她不愿意瘫痪在床，或者人麻痹。第二个，她要求捐献遗体。这是多年前我们两个商量的 , 我们都同意的，都是主张安乐死的。为此，还写过信，为着安乐死的问题 , 给邓颖超写过信。但没有回复。 黄 : 为安乐死写过信？ 邓： 为安乐死。我们都是主张安乐死的 , 病人在无望救活的时候，让她安乐死 , 尊严地死掉多好啊。 黄 : 这 个我估计 , 邓颖超很难回应。 邓： 听说她（邓颖超）是主张安乐死的。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邓： 捐献呢 , 她说 , 她不愿意为后人留下麻烦。鉴于她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都实际上都没有时间去看去。我的父母葬在武昌，她的父母在（上海）龙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而且造成不少麻烦。所以后来在她没有死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 , 有时给她讲话 , 她还感觉到有点意识。我的小孙女 , 每次来的时候 , 她都很注意看她在旁边蹦蹦跳跳地玩。我就跟她讲 , 我说，你死了以后，你有墓地 , 我说你买墓地干什么 ? 我说没意思，我们不是捐献吗？她说 , 他们都在买。我说赶快退掉吧。那个时候，墓地很便宜。一万元一穴，她买两穴，她要退掉。她退没有退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到后来有人问我 , 问我买。我说我都不知道她买这个在什么地方 , 我怎么买给你。我说我们已经捐献遗体了，要办手续了。她这个人如果同意就眨眼睛，不同意，就摆头。她眨眼睛，所以后来她捐献了。在黑户庄那个地方 , 现在捐献的人很多。我们不少的人捐献在那个地方。捐献比较简单 , 每年去看看。 ************************************** 邓： 杂七杂八谈了不少 , 就此打住吧。 黄： 今天非常感谢您一口气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注释： 署名邓蜀生撰写的报道， 1944 年 6 月 —1945 年 4 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有 : 《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密支那巡礼》、《雷多军区巡礼》、《记密支那华侨新村》、《伍拉丁访问记》、《从缅北到缅中》等 6 篇战地通讯。 邓蜀生在香港阳光电视《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中 , 叙述了报道中涉及的战地难忘经历，国人开始知道了战斗实况，其中《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在记录片中邓蜀生详细叙述了跨越野人山的艰难跋涉的难忘经历。请参见笔者撰文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第 23-27 页。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写道 : 美国史同仁为祝贺邓蜀生先生 81 岁生日，“ 2004 年 11 月 20 日 那天与会老中青学者都十分兴奋，大家饶有兴趣听邓先生侃侃而谈，他谈到完成 6 卷本《美国通史》的艰辛和欢乐、回忆半个世纪前亲自参与和见证缅印战场和朝鲜战场难忘的情景，包括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只身从缅北战地、印度加尔各达之旅等等，都是他以前从未公开吐露的历史回顾，向我们展现一部活生生的口碑史，其中对于邓先生个别战场的报道多年来成为最为直接的、最具原创性的第一手资料。邓先生在回忆当年活动时思维敏捷，对于许多关键性情节和细微末节如数家珍，如果邓先生写成回忆录实在是有益于社会各界的。他在 40 年代二战期间和美国兵站在一起打日本侵略军， 50 年代又在朝鲜打美国兵，这些亲身经历犹如弹指一挥间。看来，对于 80 岁以上的老专家学者，我们都应以“抢救”的心情来记录他们亲历历史的、社会的、学术的经验和教训，以造福后人，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切莫忘记这些宝贵财富。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 参见万京华文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创建始末》， 《 新闻与写作》 2010 年第 3 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wxz/xwxz201003/xwxz20100325.html 邓超撰《美帝军事上的弱点》（世界知识社 ,1950 年版） , 邓超编撰《美帝狂妄的战略计划》（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 1951 年）。 徐学增 李秀清 陈铭编 ， 东方出版社 ， 1987 年版，目录中有 “ 国军攻克密芝那经过 ” 一文。祝立明现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 1945 年 9 月 , 邓蜀生来到重庆新民报担任记者 , 初生牛犊很快进入状态，诨名“小钢炮”，在 1946 年 2 月 10 日 较场口举行政协成功大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和采访记者邓蜀生等被殴打致伤。 1945 年 10 月 -1946 年 3 月间 , 署名邓蜀生、给《新民报》写了大量新闻特写报道，反映了“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 1946 年 5 月 , 邓蜀生来到《新民报》上海社，跑政治新闻。 1946 年署名方力在上海《文萃》发表《大公报的七十二变》。署名“金文”在上海“大众夜报”，发表《民盟人物志》。 1947 年 12 月 , 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共军入川之势》。 1948 年 1 月，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豫鄂川陕边区态势》。 1947 年 12 月 -1948 年 10 月本刊特约评论员在上海“观察”上发表 10 篇特稿：《陕晋战局与胡宗南部》（ 1948.2 ）、《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 1948.3 ）、《刘戡阵亡，西安震动》（ 1948.3 ）、《宜川之役检讨》（ 1948.4 ）、《陕北密云将雨》（ 1948.4 ）、《陕北战局》（ 1948.5 ）、《泾渭河谷之战》（ 1948.5 ）、《陇东之战结束之后》（ 1948.6 ）、《关中抢粮战》（ 1948.9 ）、《记陕西省东战役》（ 1948.10 ）。邓蜀生还谈到与上海中共办事处陈家康的联系 , 和写过《介绍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的报道。 邓蜀生在新民报的往事，参加见 香港阳光电视 2008 年《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 《伍德罗·威尔逊》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2 年， 是我国学者撰写的较早的集学术性、启迪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又一名人传记著作 , 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重点突出、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全书分前言、少年自负凌云笔、二十五年教学生涯、出任州长、叩听白宫的门扉、标榜“新自由”的改革、“新自由”旗帜下的西半球、“新自由”与中国、战争造就新神、新的“福音书”、凡尔赛宫的群神会、国内斗争、春华落尽、一面镜子等十三节 , 并附威尔逊生平简表、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 他对威尔逊的评价给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前言》中他写道：“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是一个保守派，却博得了自由派的喝彩，把他奉为偶像，一度还拥有‘救世主’的名声。可是，他很快就郁郁不得志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不是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的平庸之辈，而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冲出西半球寻求‘世界领导地位’活动中的一名干练指挥官。他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第一次赢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号施令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巴黎和会中，在英、法等国老牌帝国主义的政客们面前，却又显得是那样进退失据，没有章法。”这部著作虽然只有 15.2 万字，却在书后附有一定篇幅的威尔逊生平简介、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具有严格的学术出版书籍的规范。 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首刊于 1964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参见杨生茂、林静芬编 : 《美国史论文选》第 367-419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邓蜀生个人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收录了这篇论文，该书自序中写道“文中使用的词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文章的基本观点在我 1982 年出版的 《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仍旧保留 , 不过不再使用 60 年代十尖刻的词语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1-47 页。）关于《时事手册》，邓先生在 5 月 20 日 家中，还对黄安年补充说 : 在《时事手册》的时候正好遇到反右运动，他们说“邓蜀生为首的小集团土崩瓦解”。（黄 : 你还是个头啊）他说我是头 , 实际上我不是《时事手册》的主要负责人 , 我是里面的国际组组长。《时事手册》后来决定通俗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了。那时就把通俗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叫通俗读物出版社，《时事手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办理。我是在那个时候过来的 , 是 1957 年归人民出版社的 , 我是 1958 年 2 月从人民出版社被带到茶淀农场的。 邓蜀生著 : 《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1 万字。 杨玉圣在《祝福 邓蜀生先生 》一文中写道 : “ 邓先生本身也是一位造诣深厚、学富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邓先生的作品也许不以史料见长，但其构思之精深、评点之到位、文辞之华美，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就拿一版再版的《罗斯福》来说，邓先生把这位身残志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命运的伟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是迄今我所读过的出自国人手笔的最佳外国名人传记。 ” （ 2005 年 1 月 14 日 《中华读书报 》） 5 月 20 日 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谈到 : 陈炳德最近在美国说到对美国总统印象最深的是林肯、威尔逊、罗斯福，“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邓蜀生著 : 《美国与移民 —— 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3 万字 ,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力作，开创了我国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考察移民对于美国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在前言中他写道“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这本书是笔者近 10 年学习、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广大读者和专家求教。” 该书分十一章 , 除前言外 , 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美国移民大事记。 《美国研究》 1993 年第 1 期发表杨玉圣对该书的述评。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著：《时代悲欢“美国梦” -- 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 39 万字 , 在他在前言中写道 : “笔者在前书的基础上 , 增加了最近 10 年新的材料 , 并对前书中的若干观点做了新的审视，对美国的移民问题种族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综合考察 , 写成此书。” 199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先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33.8 万字 , 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他的 27 篇论文。其中以人物为文章的主题或是主要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一共有 14 篇，书评 6 篇。 他在 本书自序中写道 :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３０年了。” “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 1978 年以来，编了几十本书 , 写了几十篇文章。我把各类文章找出来再看看 , 觉得与美国史有关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他在自序中 , 还专门谈到编辑和研究的关系。他说 : “作为一名编辑 , 第一要务是要选好稿、编好书 , 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这一说法未必贴切，“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 , 并无‘为他人作嫁’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之喜悦”。“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对此，杨玉圣在 “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 一文中 评论称 “ 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美国研究》 1994 年第 1 期） 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 63 万字 , 黄绍湘先生所著《美国通史简编》序言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是将前著《美国简明史》（曾于 1953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内容文字方面，进行全面改写之后完成的。”《美国通史简编》叙述的时间起于 17 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截止于 1953 年 , 距离写作完成年代 25 年，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期没有涉及。称“本书扼要地阐述和分析了美国的诞生、成长、发展个开始衰落的历史趋势，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美国例外论’”。“本书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充实了内容 , 并更正了前著《美国简明史》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本书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结合有关具体史料，增添和充实了新的内容”。“本书增添了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部分内容。” 1982 年 6 月的修订附记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于 1980 年初发行 , 此次重印 , 做了某些修订补拙工作。笔者参阅和吸取美国 6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版的几种美国通史与专著的一些新材料以及新成果 ; 同时 , 尊重国内通行以及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的一些意见 , 对书中某些历史事件和门罗宣言、社会主义工党、罗斯福新政等内容以及冈珀斯、罗斯福等人物评价，作了必要的修订。对书中一些论点、文字、资料、数字等 , 也作了必要的补正。” 该书共分十章 , 第一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 第二章到第六章为美国独立到 19 世纪末的美国 , 第七章到第九章为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束的美国 , 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帝国主义。附录包括：参考书简略介绍、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 美国 50 州加入联邦年代表 , 部分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 索引、地图、插图。 该书序言中还写道 : “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修正、补充意见。”在此以前，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49 万字。 5 月 20 日 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补充说 : 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出版也是我负责的。在那个时候影响还比较大的。他几次到北京来和我谈。他的观点也是和黄绍湘不一致的。请参见 “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提要及写作过程”，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 2010 年 10 月 6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70393 ） 《出精品、育新人》一文谈到：“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这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精心组织、真诚合作的学术成果，为我国组织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益借鉴。”“作为总主编的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责任编辑的邓蜀生先生，他们的锲而不舍治史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他们在 25 年中已经从在职过渡到退休，然而他们退而不休。在 2002 年时，他们三位的年龄累计已经是 255 岁了，年均 85 岁，他们的学识和经验难道不是可贵的学术资源吗？他们为了学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者的楷模吗？”邓先生 1987 年即已离休，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正是离休后的邓先生精心组织编辑出版的经典之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多卷本中的三卷、 6 卷本的《美国通史》出版在 2001-2002 年间，而他的老伴还在 2000 年时已因重病不能自理，需老邓全天候伺候直到现在，可想而知邓先生在这几年中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 见 《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第 5-21 页，参与笔谈的有 : 《美国通史》编后絮语（杨生茂）、 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王立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王晓德）、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王玮）、 出精品、育新人（黄安年）、一部书四分之一世纪三代人（任东来）、 并非 “ 完美主义者 ” 的遗憾（李剑鸣）、 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张友伦）、写书　做学问　做人 ( 王旭 ) 、从命、惶恐与机遇（余志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刘绪贻）、 心中的谢意和希望（韩铁）、 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邓蜀生）。邓蜀生在文中写道 : “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策划到合集出版 , 历时 2 5 年 , 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 在策划之初 , 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 , 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 , 成书实属不易 , 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 , 决定先以 “ 美国通史丛书 ” 名义 , 不拘囿于各卷顺序 , 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 , 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 , 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 为日后出版六卷合集打下基础。 ” 美国通史单行本的出版情况是 :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本册主编张友伦，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一版；《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作者刘绪贻、李存训，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本册主编余志森，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本册主编李剑鸣，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以及《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一版，以上总主编均为杨生茂、刘绪贻。以上单行本《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通过中华美国学会获得少量补贴 , 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的。 六卷本的卷名是 : 第 1 卷《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第 2 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第 3 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第 4 卷；《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第 5 卷《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第 6 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以上均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责任编辑均为邓蜀生。 2005 年 5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马志行、田怀斌、崔乃颖等译的《南京大屠杀》。 2007 年 7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杨夏鸣译的《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英文原著“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 ,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写道 : “我非常东方出版社南京大屠杀 70 年之际决定请杨夏鸣教授将 , 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重新翻译并出版。编辑、杨教授和我就有关翻译事宜磋商多次。杨教授除了严禁地翻译了原文外 , 也将原文每章后的注释根据学术规范一一译出 , 可见杨教授和编辑对此次翻译只认真与慎重。”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李世洞、黄安年等译、邓蜀生审校，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此外 1982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邓蜀生著《中国历史故事》， 5 月 20 日 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 : “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套书就是这个 , 我写上古史。名字了叫外国历史故事。改了好几个版本了。” 1985 年邓 蜀生校，（英）罗伯特·莱西著，王丽芝、程华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1980 年 9 月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8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 , 前言说“是从 1979 年冬季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受到的有关美国史论文中选编的”。 1983 年 12 月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7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前言说 : “本集文章选自 1981 至 1983 年间两次美国史学术讨论会收到的一百多篇论文 , 另外还有我国美国史学者专为本集撰写的文章。有部分文章已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 , 收入本集十均经作者作了进一步修改。” 5 月 20 日 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我的编辑生涯当中还有一个费劲比较大的一本书还有《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社 ,1980 年 ,1261 页 , 雷自学 王迎选译 ) ，译者两口子都是外交部的。后来派到澳大利亚去了。在澳大利亚使馆里面工作 , 他们两个很年轻，费了很大功夫，搞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 要核对要分门别类，查起来也很方便。后来我查了很多东西 , 是通过这本书来查 , 这本书后来也得到了好评。”“《世界历史便览》一本书是副产品。” 《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副主编王玮、张宏毅，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版， 51.9 万字。 请参见《邓蜀生编审访谈录》，秘书处电话采访并整理，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9 年第 1 期第 7-10 页。 在谈到学会的学术出版活动时，他说 : “我们学会的会员出版的书籍，经过我手的，或者我知道的通过美国史研究所负责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里面，里面的几十本著作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撰写的。”“我们出版的美国史著作，在所有的中国研究外国史的科目当中，可以这么讲，美国史的著作出的还是比较多的。像那个《美国通史》经过了几十年，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用了 30 年。这个 30 年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这当中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是由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出来的，由我们中国人来执笔的外国史的系统性的著作。”“这个完全是美国史研究会，从主编，两个主编，杨生茂先生、刘绪贻先生两个主编到我当策划者、责任编辑都是美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应该讲这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比较大的一个工程。”他还进一步说到“我对美国史的兴趣是比较早的，我在 40 年代就有兴趣了。”“《美国通史》六卷本，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最早因为黄绍湘先生的那本《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我们那出的，我就是它的责任编辑。《美国通史简编》是我们中国第一本比较详细的谈论美国史的（著作），但是说老实话，我很尊重黄绍湘先生的，但是我对她的一些学术观点，我不是很同意的。”“后来跟刘先生，跟杨先生在一起我们就商量着，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够分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说要搞出六卷本来，还没有。就是我们，能够发挥各位老师、学校所长，先从单行本，我们先出一出。成书一本出一本，以后我们出的多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它编成另外一套书，当时有这么一个设想。后来刘先生对这个主意非常赞成，嗯，非常赞成。所以是几个老先生促成的。”“在这里边变的也很多，作者变的也很多，有的出国了，有的答应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成，后来作者换了不少。但是刘先生和杨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到后来我们的书基本上成型了，成型以后，有必要做出很大的修改，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毛坯做出来给我们学术界来评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脱离这个基础，或者更高的基础之上吧，再来写出更好的美国通史当然更好。现在当然，这个难度是不小的，现在因为流动性太大，另外受干扰也比较多，要来完成比这个更充实一些的、水平更高的六卷本比较困难。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六卷当中水平也有高低的，因为完成的时代不一样。有的完成的很早，有的完成的很晚。比如讲，李剑鸣的是最后一本，他的是第一卷却是最后完成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写法跟其他几个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讲，这六卷的体例并不一致，作为教科书来讲的话，这是有缺点的。教科书不是这个体系，但是我编这个书，不是按教科书体系来编的，我比较突出它的学术观点，而没有太在意它里面的体系问题，没有太在意的。如果再有新的书出来的话，肯定要比这个好。”“里面的缺点也很多，我自己翻回来看看也确实是这样，现在来写的话，也不会这么写。但是这反映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史）。我们出书，每一卷、每一卷的，年代是拉了 30 年之久。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讲里面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出的这个书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书得了中国出版集团的优秀奖的，还有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图书的提名奖，我们是参加了评选的，最后是得了个提名奖”“各个老师也看得出来，他们也并不都是互相交流很密切的，有上海的、有东北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从这也看得出来，它本身反映它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要到我手上来，要把这个体例统一，我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必要”“应该讲，做这个东西，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变化很多，原来计划定了，结果后来稿子交不成。后来定的这些同志呢，有的走了，有的是各种原因他不履行了，这个要搞这么一堆东西，应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确实不是有人讲嘛，说现在要集合这么一些人，搞一套六卷本出来，恐怕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呢，这些先生稿费拿的很少，各方面呢，出版条件也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是我在人民出版社，我就负责这个方面，我说话还是比较算数的，可以出得出来。现在要讲的话，出这个书呀，组织这个书呀，要费很大的气力，还费不少钱，没有这个财力还办不到。不过好在现在的出版集团很多，只要肯跑，只要肯去联系，还是有可能的，其他的我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出的书，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的美国史的书还不少，大大小小的还出了有一些，翻译的也好、出版的也好、中国人自己写的也好都出了一些。现在各个出版社再有这么一个专门来搞美国史的这么一个机构可能也比较困难。当时我们一起参加的编的一些同志现在都退了，都不在出版社了。” 关于秦文的艺术生涯请见刘澍编著《秦文的星光点点 -- 从未失去 也不曾拥有》，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其中第 120 页有邓蜀生秦文合影。该书《引子》中写道 : “在中国电影界，秦文的名字似乎和秦怡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怪 , 她们俩都是新中国影坛上的灿烂明星，也是感情深厚的亲姐妹”。 (2011 年 5 月 31 日 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25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咨询案例3:新生导读书

mdzhao 2012-10-15 10:16

提问：是否能说明一下贵图书馆的新生导读书是按什么标准选取的? 别的不说,文学类的图书选择就有很大问题, 中外名著那么多,选出来的图书有什么特点? 回复：目前图书馆的新生导读书并非图书馆按某个标准选购的,而是学校学生处的老师亲自选购的,具体以什么为标准还真的不太清楚。当然,所选图书并不一定非常到位。也欢迎您提出好的建议。 点评：没看到这个留言前，对于新生导读书并没有认真看过，不过对于其反差巨大的复本量（高的达200本以上），并有大量未借走的图书留在书架上，既浪费空间又难看提出过意见。这次把各大类的图书目录拉出来一看，问题还真的不小。读者所提文学类图书，仅30本，达·芬奇密码、 历史学家、心灵处方、灵魂的事、非常道等畅销书大概占了三分之一，更有三国故事、东周列国故事这样的通俗历史书，称的上名著的也就是复活、罪与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神曲、堂吉诃德、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不到三分之一的书。问题是，向新生究竟该推荐什么样的书？不是由图书馆具体购买的，图书馆就没有责任了？ 学生处把这样的图书交给图书馆作为新生推荐书，也反映了太低的水平，太差的修养。怀疑完全是由书商从积压书中挑出来糊弄人的。而图书馆居然就这么不加选择的全盘接受，恐怕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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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山中伸弥：为细胞重新编程

crossludo 2012-10-8 19:21

山中伸弥：为细胞重新编程 山中伸弥发现了让成熟细胞回到胚胎状态的方法，这些诱导多能干细胞将在医学领域取代胚胎干细胞。 　　 当历史学家为干细胞研究撰写编年史时，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很可能以一个“和事佬”的角色被载入史册：这位日本科学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终结了胚胎干细胞领域旷日持久的伦理之争（因为要获取胚胎干细胞，往往需要破坏胚胎）。2007年，两个研究小组证明，通过基因重组，人类的普通皮肤细胞可以重返干细胞状态。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正是山中伸弥。由皮肤细胞产生的干细胞叫做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cells）。 46岁的山中伸弥喜欢整洁，像一位军人。在日本京都大学前沿医学研究所，我看到了他的办公室：很小很简陋，但出奇的干净整洁。站在办公室里，你很难把这间屋子的主人与万众瞩目的iPS细胞联系在一起。不过，也许在未来某一天，这间办公室会多出一枚代表科学界至高荣誉的诺贝尔奖章。山中伸弥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对我说：“就在办公室下方10米，有一个房间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没有政府的许可，我无权进入。在那间屋子里，存放着日本境内唯一一个取自人类胚胎的干细胞系。” 尽管在名义上，日本政府允许使用胚胎干细胞，但实际操作中，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获取和使用都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为了获准使用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往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办理各种申请手续。 在日本，不仅科学氛围沉闷，研究人员还受到很多规则的束缚。不过，山中伸弥却意外成为这种科学文化的受益者。最初，他只是大阪的一位整形医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决定前往美国格拉德斯通心血管疾病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做博士后，从事小鼠癌症相关基因的重编程研究。到那里后，山中伸弥发现美国简直就是“天堂”，不仅容易接触到胚胎干细胞系，并且经费充足，可以和很多顶尖科学家交流。而在日本，他四处碰壁。山中伸弥回忆道：“做完博士后研究回到日本时，我丧失了全部动力。资金少得可怜，优秀科学家屈指可数，我还得亲自饲养近1,000只小鼠。” 他陷入绝望，险些放弃研究重回手术室。但有两件事激励着他继续留在科学界：一封邀请函不期而至，邀请他担任日本奈良科技研究所一个小实验室的负责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另一个制造iPS细胞的研究组的负责人）分离出了第一代人类胚胎干细胞。 汤姆森分离出胚胎干细胞后，很多研究人员试图控制这些细胞，让它们分化为特定细胞类型，以替代病变或受损组织，从而改进现有医疗手段。山中伸弥说：“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实验室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所以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或许是条出路——不是让胚胎干细胞变成什么，而是让别的东西变成胚胎干细胞。”1997年，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成功克隆出多利羊，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我们从中了解到，即使是完全分化的细胞，也能回到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状态，但我们同时也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漫长的研究过程——可能要花二、三十年。” 然而，山中伸弥只花了不到10年时间。为了解决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山中伸弥变得干劲十足。一个是细胞来源问题。他曾参观过一个朋友的生殖学实验室，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早期胚胎。尽管他强调不反对利用胚胎干细胞拯救病人，但脆弱的初生生命仍打动了他；另一个问题是，胚胎干细胞移植到人体时，免疫排斥可能危害健康，而来自病人自身的iPS细胞分化出的细胞，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副作用。 山中伸弥开始研究小鼠胚胎细胞如何保持多能性，以便能分化成身体里的任意细胞类型。他猜测，小鼠胚胎可能含有一些特殊蛋白质，这是成熟细胞所没有的。如果将相应基因（尤其是控制其他基因活性的转录因子的基因）插入普通皮肤细胞的染色体中，也许就能使皮肤细胞转化为胚胎干细胞。 经过4年的试验，他发现了24个因子，将它们转入普通小鼠的成纤维细胞，并经过合适的培养步骤后，就可以生成与干细胞相同的多能细胞。山中伸弥检测了每一个因子，发现任何因子都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只有4种因子的组合才能完成这一任务。2006年，他在《细胞》（cell）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介绍了编码上述4种因子的基因：Oct3/4、Sox2、c-Myc和Klf4。 这篇文章震惊了全世界，也促使科学家产生了更为大胆的想法：人类细胞是否也能像小鼠细胞一样重返干细胞状态？2007年，山中伸弥和汤姆森的研究小组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他们利用此前发现的4种转录因子（分别由Oct3/4、Sox2、c-Myc和Klf4编码），成功制造出人类iPS细胞。尽管汤姆森表示“我们的实验非常简单，很容易得到相似结果，”但其他科学家仍然认为，这一重大突破好比点石成金。 此后，科学家纷纷放弃胚胎干细胞研究，转而进行成熟细胞的诱导工作。目前，山中伸弥和其他研究小组已把多种组织（包括肝、胃和大脑）的细胞，转变成了iPS细胞，并让iPS细胞分化成了皮肤、肌肉、胃肠道、软骨、能分泌神经递质多巴胺的神经细胞以及可以同步搏动的心脏细胞。 不过，两个安全隐患决定了iPS细胞无法在短时间内进入临床应用。c-Myc除了编码转录因子，还有另外一种身份：癌基因，而山中伸弥制造的iPS细胞也确实容易发生癌变。他解释说：“制造iPS细胞就像在制造癌症。”其实，制造iPS细胞可以不需要c-Myc：山中伸弥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鲁道夫·詹尼士（Rudolf Jaenisch）发现，如果优化细胞培养条件，即使不使用c-Myc，也能将小鼠细胞转化为iPS细胞。为了比较含有和不含c-Myc的iPS细胞的安全性，山中伸弥将两类细胞分别移植到100只小鼠体内。结果发现，100天后，接受不含c-Myc的iPS细胞的小鼠无一死亡，而另外100只小鼠则有6只死于癌症。 第二个安全隐患来自基因载体——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es）。利用这类载体向细胞插入基因，会使生成的干细胞充满病毒。而且，逆转录病毒还可能诱导细胞突变，导致癌症。不过，科学家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难题。 2008 年9月 ，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组宣布，他们用腺病毒作为载体，制造出了小鼠iPS细胞。 1个月后，山中伸弥又用质粒（即环形DNA片段）携带基因，成功制造出iPS细胞。 逆转录病毒的其他替代品还有蛋白质和脂质分子。 尽管在利益的驱动下，iPS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各大实验室也在争相完善这门技术，但山中伸弥并不认为iPS细胞现在就可以取代胚胎干细胞。美国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再生医学中心的康拉德·霍切林格（Konrad Hochedlinger）说：“我们还不知道胚胎干细胞与iPS细胞是否真的完全相同。目前，iPS细胞只是多能细胞的一种补充来源，要彻底取代胚胎干细胞，它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如果现在就得出结论，显然为时过早。” 在坚持认为iPS细胞距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距离的同时，山中伸弥也高调宣称这类细胞对于治疗糖尿病、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甚至失明具有巨大潜力。日本理化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实验室主任西川伸一（Shinichi Nishikawa）评价道：“这一激动人心的发现为再生医学和细胞治疗技术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框架。” 未来5年，山中伸弥将带领20位研究人员，寻找应用iPS细胞预测药物副作用的方法，解决毒理学中的一些难题，并阐明某些疾病的发病机制。虽然他的伟大发现让全球科学家感到无比兴奋，也给生物医学领域带来了无数可能，但这位曾经的医生依然非常谦虚和谨慎：“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比如确保iPS细胞的安全性。这不是奥运会中的国际竞争，而是国际合作。现在，我们的所有工作都只是一个开头。” 生物谷专访山中伸弥：安全性仍是iPS细胞应用到临床的拦路虎 美国旧金山 2012年10月9日 电 /生物谷BIOON/ -- 从发现iPs到获得诺贝尔奖仅用了6年，Shinya Yamanaka（山中伸弥）却众望所归。 　　 新闻发布会现场照片 10月8日，美国格拉德斯通心血管疾病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举行了关于Yamanaka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发布会，Yamanaka通过网络视频接受了采访。生物谷通讯员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录音并整理其受访主体内容如下： 编者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中伸弥前往Gladstone 研究所做博士后，从事小鼠癌症相关基因的重编码研究。 记者：你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Shinya Yamanaka：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建立符合临床应用标准的人的iPS细胞库；二、研究iPS细胞产生的分子机制。 记者：能谈谈你的iPS细胞的工作和另一位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John Gurdon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么？ Shinya Yamanaka： 首先我很荣幸能和John Gurdon共享今年的诺贝尔奖。1962年，John Gurdon通过核移植实验证明体细胞核具有发育成个体的潜能，而我刚好在那年出生。他的工作提示可以将体细胞核重编程为多能性细胞。1987年，Davis等人报道通过过表达MyoD，可以将成纤维细胞转分化为肌细胞，提示可以通过过表达特定的转录因子将体细胞重编程为多能干细胞。这些发现引导我开展iPS细胞的研究。 记者：你认为iPS细胞应用到临床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Shinya Yamanaka： 我认为最大的障碍仍然是安全性。 记者：你目前对四因子如何重编程体细胞了解多少？ Shinya Yamanaka：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目前有几个关于这方面的课题。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对重编程如何发生会了解得更多。 记者：你认为ESC和iPSC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Shinya Yamanaka： 之前有研究报道ESC和iPSC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而另一些研究表明ESC和iPSC很难被区分开。我的观点是大部分（80%以上）的iPSC系和ESC几乎完全一样，而一小部分质量差的iPSC细胞可能和ESC不同。 记者：你认为ESC和iPSC哪个在临床上更有用？ Shinya Yamanaka： 我认为至少在某些方面iPS技术更有用。目前可以通过iPS技术将病人的体细胞重编程为iPS细胞，用来研究疾病的发生机制。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后，你准备如何庆祝？ Shinya Yamanaka： 一些啤酒就够了。 附录 1.Shinya Yamanaka在Gladstone的经历 Shinya Yamanaka：我博士毕业后想到美国接受博士后训练，向50多所学校递交了申请，只有Gladstone的Tom Innerarity给了我offer。我在Gladstone最初从事的课题是研究APOBEC-1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率的影响，虽然过表达APOBEC-1可以降低全长apoB的水平，但大部分转基因动物却发生肝癌。我接下来发现APOBEC-1除了影响apoB，还影响NAT1的水平。我想获得NAT1敲除的小鼠，但首先我得学会ESC培养的技术。于是我向Gladstone的Bob Farese（现在在Gladstone做PI）学习相关的技术，拿到了NAT1敲除的ESC，发现其分化有问题。于是我今后的研究方向转向了ESC以及后来的iPS技术。 2.本月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细胞重编程的会议，届时Shinya Yamanaka和John Gurdon将一同出席。http://www.isscr.org/ISSCR_Roddenberry_Symposium.htm 3.10月17日-18日，2012LSAC生命科技论坛聚焦干细胞技术与应用，届时国内外著名的干细胞领域专家、学者，在介绍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还邀请在干细胞领域技术方面具有突破性进展的企业科学家参与演讲，全面介绍干细胞领域领先的、实用新技术，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融合。http://www.bioon.com/z/lsac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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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历史学家们研究文革的时候了

热度 9 lin602 2012-9-9 23:03

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少，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好好研究文革这段历史了。 一是文革离现在时间不长，许多人都参加了，许多资料都还有，如果你觉得风险太大，也可以写好放在那里，过段时间再拿出来。 不过，研究历史总是有点争议。 有时候有点风险的。 作为历史学家，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一点勇气没有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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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本一位历史学家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

bpding 2012-9-9 19:51

日本一位历史学家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 ( 1913 年 12 月 9 日 - 2001 年 11 月 23 日 ) 的名字，在上个世纪 60-70 年代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他的着作《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是日本历史学界极少数持该论点的着作之一。 1972 年 5 月 4 日 《人民日报》第 4 版以“钓鱼列岛 ( “尖阁列岛” ) 等岛屿是中国领土”为题发表了井上清的文章，转载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进步刊物《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一九七二年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钓鱼列岛 ( “尖阁列岛” ) 等岛屿是中国领土》的文章，援引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文章全文如下: 　　 ( 一 ) 目前在日本称为“尖阁列岛”、日本政府主张拥有领有权的这些岛屿，在历史上是明确的中国领土。在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的日清战争 ( 指中日甲午战争——编者注 ) 中，日本战胜，它在从清国手中夺取了台湾和澎湖等岛时，也夺得了这些岛屿，并把这些岛屿作为日本领土，编入了冲绳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美国和英国共同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必须把它在日清战争和以后掠自中国的领土台湾、满洲以及其他地方全部归还给中国。盟国对日本的波茨坦公告，规定了日本要履行开罗宣言的条款。正如自从日本无条件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投降的时候起，台湾就自动地归还了中国一样，这些岛屿也自动地成了中国领土。因此，这些岛屿现在就是全中国的唯一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但是，日本反动的统治者和军国主义势力同美帝国主义合谋，叫嚷“尖阁列岛”是日本的领土，妄想把国民大众卷入军国主义和反华的大旋风中去。这股大旋风在今年五月十五日美军归还所谓“冲绳的施政权”后，一定会更加强烈。我们真正地想争取日本民族的独立、日中友好与亚洲和平的人们，必须及早粉碎美日反动派的这个大阴谋。作为进行这一斗争的一个武器，我在下面略述所谓“尖阁列岛”的历史沿革。详细的专门的历史学考证，请参看我在《历史学研究》杂志今年二月号上发表的文章。 　　 ( 二 ) 所谓“尖阁列岛”，在中国载入文献，称为钓鱼岛 ( 钓鱼屿、钓鱼台 ) 、黄尾屿等岛屿，最晚也不过十六世纪中叶。一五三二年，明朝皇帝册封当时的琉球统治者尚清为琉球中山王时，他的使者——册封使——陈侃就来往于福州—那霸之间。据《使琉球录》刊载，他的船是一五三二年 ( 编者按：据陈侃《使琉球录》序称，陈侃去琉球的时间是嘉靖十三年，即一五三四年 ) 五月八日 从闽江的江口出海，首先以台湾的基隆为目标，向南南西航行，在台湾海面转向东稍偏北的方向，五月十日从钓鱼岛的旁边通过，他的日记这样写道：“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 ( 现称彭佳屿 ) ，过钓鱼屿，过黄毛屿 ( 现称黄尾屿 ) ，过赤屿 ( 现称赤尾屿 ) ……。十一日夕，见古米山 ( 现称久米岛 ) ，乃属琉球者，夷人 ( 琉球人 ) 歌舞于舟，喜达于家。” 中国皇帝的琉球册封使是一三七二年第一次派遣的，从那以后到陈侃以前曾有十次册封使来往于福州—那霸之间。他们的去路和陈侃所经之路相同，依次以基隆、彭佳、钓鱼、黄尾、赤尾等岛为目标，到达久米岛，穿过庆良间列岛进入那霸港 ( 回路是从久米岛一直向正北航行，不通过钓鱼列岛 ) 。所以，如果有陈侃以前的册封使记录，也一定会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陈侃的记录是现有的最古老的记录。从对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没做任何说明来看，一定是早在这以前就知道这些岛屿的所在位置，而且不仅定了中国名，事实上还作为航路目标加以利用过。特别重要的是，在陈侃的记录中，他从中国领土福州出发，一路经过中国领土的几个岛屿，直到久米岛才开始写上“乃属琉球”。记录中特意指出从久米岛向前走是琉球，这就明确表明在到达久米岛以前所经岛屿不是琉球的领土。 陈侃的下一任册封使郭汝霖，一五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从福州出发，在他的使录《重刻使琉球录》中写道：“闰五月初一日，过钓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 ( 久米岛 ) 矣。”也就是说，郭汝霖把陈侃写的从久米岛起属琉球领土，表现为赤尾屿是琉球地方和中国领土的分界。 根据以上两个文献可以明白，从久米岛开始是琉球领土，而赤屿岛以西是中国领土。但是，国士馆大学的国际法副教授奥原敏雄说，陈、郭两人的使录，只是说从久米岛起进入琉球领土，在到达这里以前不属琉球领土，但并没写明赤尾屿以西是中国领土，所以他主张那是无主地 ( 见奥原氏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号《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和〈明报〉文章》 ) 。 这种主张是把中国的古文和对现在国际法条文的解释等同起来加以解释，不过是强词夺理而已。的确，陈、郭二使没有明记到赤屿为止是中国的领土，但是从中国的福州出发，通过不言自明是中国领土的台湾基隆海面，经过也不言自明是中国领土的彭佳屿，随后经钓鱼、黄尾到达赤尾屿，写出这是和琉球的分界，而且在看见久米岛时，又写出这是属于琉球。按这种中国文的文势、文气来看，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彭佳以至东面连接着的钓鱼、黄尾、赤尾等岛屿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不是很清楚吗 ? 奥原还说，陈、郭的使录是现有使录中最古老的，这以后的使录没有象前两个使录中那样的记载，仅仅以那样古老的记录作为论证现在的问题的资料是没有价值的。这也是毫无道理的，也违反事实。在陈、郭以后的使录中，一七一九年，清朝康熙五十八年的册封使徐葆光的使录《中山传信录》，引用名叫程顺则的当时琉球最大的学者所着的《指南广义》 ( 一七○ 八年着 ) ，叙述了从福州出发到那霸的航路，在谈到久米岛时，写明“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镇”就是指镇守国界、村界等的意思。 《中山传信录》还详细列举了琉球的领域，其领域是冲绳本岛和琉球三十六岛，其中没有包括赤尾屿以西。不仅如此，而且在八重山群岛的石垣岛及其周围八岛的说明结尾处写道，这八岛是“琉球极西南属界也” ( 离钓鱼岛最近的琉球岛屿，是八重山群岛的西表岛 ) 。 《中山传信录》是根据大学者程顺则以及许多琉球人的着作和徐葆光在琉球与琉球王府高级官员们会谈时的谈话写成。因此，当年关于久米岛和八重山群岛的上述写法，意味着不仅是当时的中国人的看法，也是琉球人的看法。 尤其在徐葆光之前，在一六八三年的册封使汪楫的使录《使琉球杂录》中谈到， ( 使船 ) 驶过赤尾屿时，为避海险曾举行祭祀，这一带称为“郊”或“沟”，并明确标明这是“中外之界也”，即中国与外国的交界。这里，正如奥原所期望的那样，在文字上也明确了这是中国和琉球领土的交界。 根据上述情况，琉球领土是在久米岛以东。赤尾屿及其以西的黄尾屿、钓鱼屿是中国领土。这一点显然最晚在十六世纪中叶之后就明确规定了的。不论是琉球方面或日本人，都没有任何否定或怀疑这一点的记录和文献。不仅没有文献，连琉球人古时同钓鱼岛、黄尾屿有往来的传说也没有。由于风向和潮流的关系，从琉球去钓鱼岛是逆风逆水，行船特别困难。十九世纪的中叶——日本的幕府末期，琉球人是把钓鱼岛作为 YOKON( 或 YOKUN) 、黄尾屿作为“久场岛”、赤尾屿作为 “久米赤岛”而得知的。这一点根据中国最后的册封使的记录得到了证实。这些，对于这块土地的归属问题并不发生任何影响。还有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中的琉球国的一部分，其地图和说明完全是采自《中山传信录》。《中山传信录》很早就传到日本，甚至还有了日本版本，是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关于琉球知识的最大最有权威的来源。 　 ( 三 ) 明治维新后，一八七二年——一八七九年 ( 明治五年——十二年 ) ，天皇政府强制推行所谓“处理琉球”，灭亡了持续数百年的琉球王国，从而使以前的岛津藩的殖民地变成天皇制的殖民地，并命名“冲绳县”。当然，冲绳县的区域并没有超出原来的琉球王国的领土范围。 把琉球变成冲绳县的这一年，也是清国和日本围绕着这块土地领有权的对立达到顶点的一年。一六○九年，岛津征服了琉球王国，使它变为殖民地附属国。但是历代的琉球国王都是臣属于中国皇帝，先是向明朝皇帝，后是向清朝皇帝称臣，并接受其册封的。从清国看来，整个琉球是它的一种属领，因而能与日本对抗，主张领有权。 关于日清之间对琉球的领有权之争，当时的日本民主革命派主张，琉球属于日本还是属于清国，或者独立，都应由琉球人自己决定。如果琉球人民要求独立，日本应首先承认和支持，并广泛地向世界表明大国不应侵犯小国的原理。他们说这也是日本从西方列强争取完全独立的道路。这种思想，我们现在不是也应当继承并加以发展吗 ? 这个姑且不论。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曾以个人身份调停日清之间的这个争执，使日清两国谈判。谈判时，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把琉球一分为三的方案，即奄美群岛 ( 这里在岛津征服琉球之前也属于琉球王国 ) 是日本领土 ; 冲绳本岛及其周围是独立的琉球王国领土 ; 南部的宫古—八重山群岛是中国领土。对此，日本方面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方案，即冲绳群岛以北是日本领土 ; 宫古—八重山群岛是中国领土。无论是日本提案还是清国提案，当然都因为钓鱼群岛是在琉球之外，所以没有当作谈判对象。 最后，清国妥协，一八八○年九月，日清两国的全权代表按照日本方案签署了把琉球一分为二的条约。但是，清国皇帝不批准这一条约，并命令其政府继续同日本谈判，所以日本方面中断了谈判。之后，在一八八二年，当竹添进一郎作为驻天津领事赴任之际，同清国方面恢复了关于琉球分界的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协议。这一问题就这样被日清两国政府搁置起来，直到爆发日清战争。 这就是说，日本就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直到日清战争爆发之前，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提出它对钓鱼岛等拥有领有权的主张或者对清国的领有权提出异议。世界上任何人都认为那是清国的领土是不言自明的。 这个期间，一八八四年 ( 明治十七年 ) ，有个在福冈县出生、一八七九年以来就住在那霸，以捕捞和出口海产品为业的古贺辰四郎，看到钓鱼岛上“信天翁”成群，便派人到岛上采集羽毛并在附近捕获海产品，从此他的营业年年扩大。一八九四年，即日清战争开始的那一年 ( 哪个月不清楚 ) ，他向冲绳县政府申请租借土地，以便发展他在钓鱼岛经营的事业。但是据后来 ( 一九一○年 ) 赞扬古贺功绩的《冲绳每日新闻》 ( 一九一○年一月一日——九日 ) 刊登的消息说， ( 冲绳 ) 县政府因为“当时该岛是否属于帝国还不明确”而未批准古贺的租地要求。因此，古贺到东京直接向内务、农商两位大臣提出申请，并且面见他们陈述了岛上的状况，恳求批准，但还是以这个地方的归属“不明确”为理由未被批准。 “由于此时 ( 明治 ) 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战役 ( 日清战争 ) 宣告结束，台湾划入帝国的版图， ( 明治 ) 二十九年 ( 一八九六年 ) ，以敕令第十三号宣布尖阁列岛属我所有”，古贺立即向冲绳县知事提出租地申请，同年九月才被批准。 ( 《冲绳每日新闻》 ) 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的情况。古贺向冲绳县以及中央政府提出租借钓鱼岛的申请，是在一八九四年日清战争开战之前还是其后，虽不得而知，那时无论是县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尽管都说该岛的归属不明，但如果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法，认为这里是无主之地，就没有理由不立即批准古贺的申请。正因为此地并非归属不明，而显然是清国的领土，所以，日本政府没有办法批准古贺的申请。 　　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胜的结果，从清国夺取了澎湖列岛、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屿。那时，就把连接台湾与琉球之间的中国领土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也当成了日本的领土。 　　在前面的引文中虽然有根据一八九六年 ( 明治二十九年 ) 敕令第十三号，“尖阁列岛”已成为日本领土之说法，但是这个敕令的发布日期是三月五日，其内容是关于冲绳县各郡的编制，其中根本没有提及把钓鱼岛等编入冲绳县。琉球政府一九七○年九月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以及开发大陆架资源的主权的主张》中说，这些岛屿“经过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决定，第二年即 ( 明治 ) 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根据敕令第十三号被定为日本领土，隶属于冲绳县八重山郡石垣村”。但是，敕令第十三号就是前面所说的那样。也许是按照内务大臣基于三月五日的敕令第二条而发布的变更八重山郡界的命令，钓鱼岛等岛屿于四月一日被划入该郡的石垣村的吧。 　　而上面所说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的内阁会议决定，是怎么措词的，以及这一决定为什么是在日清战争结束、媾和条约生效 ( 一八九五年五月 ) 、日本已现实地取得台湾等地 ( 六月 ) 之后经过了十个月才实行呢 ? 这些问题，我也尚未调查清楚，但是，已经完全明确的是，钓鱼岛等岛屿，正如上述《冲绳每日新闻》也有记载的那样，是日本通过日清战争，从清国夺取了台湾等地之时，作为自清国割取的一系列领土的一部分，才被当作日本领土的。 　　 ( 四 ) 　　四年以后的一九○○年，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到钓鱼岛探险调查，把钓鱼、赤尾两岛及其中间的岩礁群总而称之，取名为“尖阁列岛”，并在《地学杂志》第十二集第一百四十——四十一卷发表了题为《尖阁列岛探险记》，从这以后，日本才称这些岛屿为“尖阁列岛”。黑岩之所以取这个名称，是受到这样的启发，即当时所用的英国海军的海图和水路志上，根据其形状，把钓鱼和黄尾之间的岩礁群称为 PINNACLE — GROUP ，而日本海军的水路志也把这个英国名称译为“尖头诸屿”，有的人也把它译为“尖阁群岛”。因为钓鱼岛的形状也有如石山屹立在海面，所以就以“尖阁列岛”作为钓鱼岛及尖头诸屿和黄尾屿的总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黑岩所取名，现在日本政府主张是日本领土的“尖阁列岛”，并不包括赤尾屿在内。日本政府大概是以为和中国之间发生争执的恰好又是钓鱼岛，所以想把赤尾屿当作不言自明的日本领土，企图以只提钓鱼岛为代表的“尖阁列岛”，而不提赤尾屿的办法，能赖就赖过去。 但是，赤尾屿在地理上是钓鱼岛、黄尾屿等一系列中国大陆架边缘的岛屿，正如已经详细叙述的那样，在历史上它同钓鱼岛等岛屿是从同一时期起，就被认为是中国领土的连在一起的岛屿，并列入文献记载之中。因此，不能只注意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而忽略了赤尾屿。为此，从日本人民反对军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使用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掠夺了这些岛屿之后所取的“尖阁列岛”这个名称，而以历史上唯一正确的名称，亦即在以钓鱼岛为代表，包括东到赤尾屿等一系列岛屿这种意义上称之为钓鱼列岛或钓鱼群岛，这才是正确的称唿。 钓鱼岛群岛的历史沿革既然如上所述，它现在的归属，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除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不能有别的历史学的结论。

个人分类: 史海钩沉|209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艺术家将发射"时空胶囊"至轨道 可存数10亿年

crossludo 2012-9-6 11:02

艺术家将发射"时空胶囊"至轨道 可存数10亿年 艺术家欲将发射地球生命壁画至轨道卫星上永垂不朽 北京时间9月6日消息新科学家报道，近日艺术家Trevor Paglen的项目《最后的图片》将向轨道发射了一枚时空胶囊，里面是记录了地球上生命的复杂和矛盾性的一系列洞穴壁画。早在1940年9月，四名青少年在遛狗时迷迷糊糊进入一个满是旧石器时代绘画的洞穴，绘画描绘了早已被遗忘的时代。直到近日，这些拉斯科洞穴壁画仍很神秘，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它们是来自未来的某种信息。 如果我们也给未来文明留一个类似的礼物，那将会是什么？我们将把它隐藏在哪里？经过多年的仔细考虑，艺术家Trevor Paglen找到了答案。Trevor Paglen也是一名业余天文学家，他认为距离地球3.6万千米处不受大气阻力的通信卫星环是个绝佳的地点。换句话说，这些卫星将永恒的存在轨道上。“如果我们对此认真考虑，这可能意味着它是我们目前制造存在时间最久的物体。” “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展示我们是一个能够创造非凡事物的文明——将物体放在太空中，探索关于时间开始的问题。”但我们也利用了这些知识毁灭了我们自己和存在的星球。Paglen这样说道。 在《最后的图片》中，Paglen结合了这些想法，产生了他自己的拉斯科绘画——捕捉人性矛盾和悖论的100副图像系列，并将它刻在轨道卫星上，用这种方式使之能够存在数十亿年。Paglen花费了数年时间完成这项艺术挑战，从学者和思想家中获取灵感和素材。在和生物学家伊格纳西奥﹒查佩拉进行讨论后，他们两推翻了之前把过于简单的 DNA 双螺旋结构作为生命的图像，取而代之选用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末尾绘制的野生树叶的原像，后者描述了树叶密集纠缠的脉络是如何促使他反省生活的复杂性。其它图像文字相对更少，但整体上他们描绘了人性固有的冲突。 整体来说，图片的情绪是忧郁的：这项艺术作品带有警示性。“随着近期漫游车在火星着陆，人类在外太空取得的成就值得庆祝，但我认为这也可以当做是某种警示。” 委托这项工作的位于纽约的组织创意时代的项目策划人纳托﹒汤普森这样说道。 由于这个项目的对象并非来自未来的 外星人 ，而是近日来观看展览的地球人。“我们在为未来创造洞穴绘画，” Paglen说道，“我希望将这样一系列洞穴壁画发射到浩瀚的时空里，能够让我们从远处审视自己，以及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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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华佗

热度 5 rbhuang5907 2012-8-23 15:28

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华佗 http://bangbu19962.i.sohu.com/blog/view/233807511.htm 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华佗，是有趣的事。 首先必须指出，历史学家以考据的方式研究华佗是很“无趣”的。比如大历史学家陈寅恪有篇著名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通过论证“华佗”二字古音与梵语“agada”的关系，华佗断肠破腹、为曹操治头风、口吐赤色虫等病案与佛经所载神医耆域传说的渊源等，得出结论说华佗或有其人，但其神奇医术绝大多数是从印度神话故事中抄袭而来。日本人松木明知却从“华佗”和波斯文XWadag谐音证明华佗“实为波斯人”。学者认起真来是很可爱的，他忘了世间多有巧合之事，英雄所见还略同呢，何况神医乎！文字读音就更不靠谱儿，都隔了一千多年了，你陈寅恪、松木明知就亲听过古人是这么读的？ 考据非我所能，也不合我的口味，我只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华佗。这样做的前提是，我认定我的医学知识远远超过华佗，正如一名高中生的物理学知识远远超过阿基米德一样。 华佗最神奇的为他挣得“外科鼻祖”称号的是他的开腹手术。史书记载的过于简略，如果华佗不是外星人的话，他的医术再神奇也不可能超过当时的中医水平一千年吧。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来分析，我们已知道，全部的中医史，其系统解剖非常粗糙简单，局部解剖的知识是零。从切开腹壁开始，华佗知道腹壁的解剖层次和血管神经分布吗？他不可能知道，因为几千年没有一个中医知道！打开腹壁后，我以当年局解课的几个思考题考考华佗（顺便请中医粉丝们也试试看）：打开腹膜腔可以看到哪些器官？那些器官可以移动？哪些不能移动？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其有什么临床意义？拉出部分肠管，如何辨认拉出的肠管是哪一段？十二指肠和胰周围的动静脉是如何安排的？腹部不成对脏器和成对脏器的动脉供应静脉回流淋巴引流有什么差异？华佗一定懵了吧，两千年来没有一个中医能回答这些问题！但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又怎么可能破腹切肠取出患结呢？你又怎么可能避免神经血管淋巴管的损伤呢？华佗还切开肠子进行清洗，这就涉及到消毒灭菌了，他用的清洗液是什么呢？应该不是井水这么简单吧，这个消毒水是外科的关键技术之一，成就可一点也不比麻沸散小啊，比之西医相应成就至少领先一千年，中医史家们竟然把这项“伟大成就”给忽视了，真是数典忘祖啊。再假设华佗一不小心弄伤了一根小动脉（比如回结肠动脉，他喜欢切肠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吧），一刹那间，血漫视野，淹没一切解剖结构，患者血压下降，休克……没有输液和输血技术，华佗是怎么抢救的呢？他不可能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从全部的中医理论和中医技术中看不到有办法的任何可能。我们今天的开腹手术需要主刀一助二助手术护士麻醉师等五六个人进行严格的分工合作，华佗似乎一个人就可以搞定，这世上难道真的有神仙吗？至于那个麻沸散，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姑且相信它是真实的。所以，华佗的开腹手术就当时的甚至今天的中医理论和技术看没有一丁点的实现可能性，如果华佗确实这样干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华佗是变态杀人狂。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科技部尚副部长著名的科学论断“号脉能诊断胎儿性别”和这一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号脉是一种高深莫测的技术，非神医不能掌握；摸摸胎位是左还是右就太简单了，以至于华佗都不屑于亲自动手。我们不仅疑惑，有这么简单实用的技术，计生委禁止B超鉴别胎儿性别还有什么意义呢。全世界的医生恐怕没有一个会弱智到相信胎儿“男左女右”律，但中医可能会，因为伟大的华佗这样做过。 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熟食，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佗言。------中医的医案几乎都超越了目前的病理生理，这个病例你想破头也想不出是什么病。但是，吃热饭不出汗怎么就等于五脏生机断绝呢？更怎么就预言会哭着断气呢？这样的分析推理真是荒唐绝顶！试想如果在今天的一个病例讨论会上，一个教授如华佗一样分析发言，我想所有的医生都会笑趴下。有哪个中医粉丝能讲讲华佗同学发言中的医学原理吗？ 督邮徐毅得了病，给庸医在胃管扎针之后，咳嗽不休，睡也睡不好。华佗分析说说，针没有扎到胃管，错扎到肝上了，饮食会一天天地减少，五天后就死无可救了。华佗的分析有道理吗？东汉时的针想必也不会比今天的肝穿刺针粗吧，那种细针即使穿到了肝脏，出点小血后自会凝固愈合，不大可能有任何严重后果，不然今天还有哪个医生敢给病人做肝穿刺呢。从针后咳嗽看，只怕是穿破了肺，造成气胸（今天也常见到针灸导致气胸的例子），但也不容易五天就死啊，除非是血气胸。华佗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我猜中医粉丝定会辩解说中医之肝不是西医之肝了。 又有一位士大夫身体不舒服，华佗说：“您的病很严重，应当剖腹切除。但是您的寿命也不过十年，疾病不至于伤害您的生命。如您能忍受十年的病痛，寿命和疾病都会一同结束，不必特地去切除。”士大夫忍受不了痛苦，一定要切除它。于是华佗为他动手术，所患疾病很快就好了。这位士大夫十年后终于死了。------既然寿命不变，手术后痛苦减轻，生活质量提高，当然应该手术啊，华佗不开刀的医学理由是什么呢？中医传说中有很多预言寿命的故事，跟阎王差不多，这很有意味。 广陵太守陈登的病，华佗为他诊脉后判断他胃中有几升虫，是吃生腥东西造成的。服药后果然吐出了三升虫，红色的头还在蠕动，半截身子像是生鱼片。华佗并预言此病三年后还要发作。我翻遍寄生虫教科书，找不到这样的虫，似乎也不可能有什么虫子能在胃中积聚三升。把华佗想象成寄生虫专家的中医粉丝们能否告诉我们这究竟是什么虫子呢？华佗对寄生虫学的具体贡献是什么呢？毛爷爷说“华佗无奈小虫何”是污蔑华佗吗？ 曹操的头风病，或许是偏头痛一类。华佗始用针灸能手到病除，后大约效果不佳，就胡说可以开颅手术治疗。颅脑结构比腹腔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中医几千年来关于脑的解剖和生理功能的全部认识相当于零，华佗自也不例外，他没有任何开颅手术的可能性，所以唯一的可能是他想借机杀曹操。但曹操是什么人，结果只能是华佗自己被杀。 早华佗约600年的希波克拉底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文集，他对疾病的观察描述依然为今人所用，他的许多箴言穿越几千年仍在散发光芒，他的誓言更是每个医学生的必读，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医学家。而华佗，没有留下任何医学著作，他的医术荒诞不经，对后世也没有发生丝毫实际的影响。华佗，实在只是个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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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堂入室自由谈——如何迈出读书堂，步入创作室

hillside 2012-6-20 22:29

对于登堂入室的境界，我一直心向往之，然而，长期只能作门外之观。在学问上得窥堂奥是我们读者、学者、研究者所向往的。不过范围各有不同。 古之学者以孔子“述而不作”为不刊之论，至多在先贤的基础上加以阐释，目的也只是让后学更好地理解先贤。 读者则以有书读为快乐，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寿简斋先生》诗写过：“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辛亥年间南社姚光的《本事诗》：“徒倚闲窗月上初，仙霞朗润托明珠。银屏华鬓人如玉，红袖添香夜读书。皓魄横斜夜漏迟，重重花影上簾时，梦中占得销魂句，唤醒卿卿索和诗。”清朝的才子金圣叹曾感叹：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 金克木先生有本书叫《书读完了》。里面介绍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然而，当今中国， 似乎什么都要创新了，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城市、创新型社区，置身如此声势之中，不做创新型社民都难。不过，这种口号上的创新有多大含金量就值得怀疑了。我认为，能多一点读者型社民就是社会之福了。 作为科学网的博主，创造应当是题中之义了。刘禅的“此间乐，不思蜀”的读书方式可能就是一种奢望了。就我个人而言，读书的快乐使我愿意一直读下去。 我愿意沉浸在书堆里，不想自拔。尽管明知庄先生告诫我们：“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然而，想读书难（比如文革年间）、不想读书也难。 由读书堂适时地转入创作室是形势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个人发展的需要。硕士生创作核心论文、博士生创作SCI在部分高校已是门槛。不管你读了没有、读够没有，交文章来是不含糊的。 有说，日本是鼓励中年研究人员撰写SCI为主，中国则是年轻人做主。硕士生大量参与编书已不鲜见。我国似乎已经步入“读书不如写书”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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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

热度 4 brain99 2012-5-24 23:58

抓一把泥土做化学分析，里面的“Ka、Na、Cl、Ca····”成分、比例，和人体的类似，即 人是地球的产物（已为现代自然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证实） ，人类社会的运作规律，制度建设，乃自然规律在人世间之“投射”（亦即康德的“彼岸世界”决定了我们“此岸世界”的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天”类似）我国古代的，较孔子起码前几百年的（具体多少年，我非历史学家给不出）“天人合一”即有这层含义，故 敬天地（规律）、崇尚客观是必须的—— 我们是自然的产物，必须遵守自然的规律来安排生命过程 ” ， 窃以为就是普世价值观！ 但2000年前出现的“孔老二”，这个 周游列国的“皮条客”， 以崇尚“道德”而不是“客观自然”的名义，主张“以德治国”。其实际效果，就是在“君臣父子、礼义仁智信”中，大家为“皇帝”的威权而生活一辈子。 由此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被这个“闷骚型老二”支到了岔路上，而远离地球人的普世价值观。 故是由道德还是客观 自然规律，来主宰人类的生活目标、生活意义，构成东西文化矛盾的焦点！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是担忧我们用道德来挑战西方文化的 客观 自然规律。 道德作为一种利他行为，到底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起到何作用？其实19世纪的尼采断言“基督已死”后，道德只作为人类文化的一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道德的可变性太大，虚伪性太重，真真假假的，讲客观、真实的老美怕自己的“头”给我们绕晕了，还不知道——是真？是假？——这是他们害怕和避免的——故要求搞“假大空”的教师离境，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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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热度 1 duke01361 2012-3-29 23:41

今天下午，我上网为我的中学生儿子搜索一篇神话故事，因为很遗憾我儿子看不懂中文，所以就不得不搜索英文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就突然想到了搜索" monster"这类故事，想必可能是我曾经为曾经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产生过所谓的“monster"的缘故？我想更可能是我记得儿子Callum喜欢这类故事？但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搜索了“monster"这类故事！ 当我很随意挑选故事时，不经意间发现了History Compassz这本英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Monster"的文章，打开阅读，发现作者的名字，和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名姓完全相同，等看到文章末尾的'作者介绍”，我基本确信了这应该是我失去联系长达15年的朋友，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位历史学家了！ 她现在威尔士的大学工作。有了她的email于是就急忙给她写电子邮件确认一下，但由于那文章的发表是在2008年，总犹豫这个email地址会不会已经过期？因此只写了一句，就没有继续下去...本来，我是想先把“草稿”保存一下，等进一步确认联系地址的有效性再写，可阴错阳差地点错了按钮，于是这封email就发了出去... 我最终还是收到了回信！果不其然，正是我的朋友！ 难道这一切不是“缘分”？是那种“冥冥之中”“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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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京拆胡同建城楼: “皇权”的复辟？

miran 2012-2-25 13:49

北京拆胡同建城楼: 皇权的复辟？ 北京拆胡同建城楼: 皇权的复辟？ 北京拆胡同建城楼: 皇权的复辟？ 北京拆胡同建城楼: 皇权的复辟？ 北京拆胡同建城楼: 皇权的复辟？ 北京拆胡同建城楼让人唏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465273.html (Sat Feb 25 00:43:27 2012) 北京拆了胡同建城楼——有感于北京宣布重建6座城楼 皇权体制下，北京是平民与皇权和谐的典范。皇帝在紫禁城里做威严状，在圆明园、颐和 园里逍遥快活。百姓在胡同里做点小生意，养鸽子，逛八大胡同。 皇权的崩溃导致了北京城的毁灭。平时胆小如鼠的百姓，看到英法联军“将火烧圆明 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的公告时，知道机会来了，你烧我也烧，你抢我更要抢得 多。当然后来的所谓历史学家是要把火烧圆明园上升到“国耻”高度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的。 鹿钟麟把溥仪从故宫赶出去，也与百姓无关。不管谁当政，反正，只要没有一人一票 的投票权，那么，这个政权就是你们官僚私斗的产物，谁都不要号称代表人民。 1949年，北京城宛如一位蹒跚老者，无力地等待被裁决。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保 守的蒋中正，被头脑灵活、从不坚持原则的毛泽东击败，北京城的命运也随之注定：被拆 除。要知道，就在1944年盟军准备轰炸中国沦陷区时，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 物保护委员会。 梁思成，说到北京，无法绕开的人物。梁思成一生与4个符号连接：梁启超，林徽音， 京都奈良，北京。出生于日本的梁思成能够为保护京都奈良出一份力，身为中国人的他却 无法保护北京城。 2012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要重建6座城楼。要重建的6座城楼，都是当年城楼的边边角 角，可能是其他城楼土地已被占领，或者是有别的原因。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崇文、宣武 ，一看果然没有。两年前，北京宣布东城区吞并崇文区，西城区吞并宣武区时，我就写文 建议：为何不保留崇文、宣武这两个最有北京特色的名字，却要用东城区、西城区这样两 个干瘪的名字？我认为当局很愚昧。有网友指出：崇文、宣武正好对应明清两代的末带皇 帝崇祯宣统，所以要废。又有好事者将和谐年号与和平门对应。总之，内不崇文，外不宣 武，只剩东西。 重建城楼的施政纲要是在推土机继续隆隆拆除胡同的声音中宣布的，就连最后的南锣 鼓巷据说也要拆了。当平民的北京胡同被拆除的时候，皇权的城楼要复建了。不胜唏嘘。 其实，这一趋势已经进行了10多年，白领陨落、黑领崛起的时代。 有人说：胡同没有天然气、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拆了是为百姓好，这纯属胡说八道 。大家去看看北京现存的那些胡同中，总有一些门庭高大者，大红漆门，悬挂“京O”车牌 的奥迪正在驶入车库，门口两座石狮子，两个站岗的威猛士兵呵斥着胆感靠近的游客。谁 敢说这些宅子里面没有现代化设施？当北京的胡同基本被拆除完毕之后，这些大宅子可能 会长期存在，他们将与皇权的城楼演绎新时代的和谐。 北京终于要成为皇家独享的北京了。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大街小巷刷满了“新北京新奥运”。这让我感到奇怪 ：难道“新北京”是有魅力的吗？难道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不是老北京吗？“新 北京新奥运”的荒诞程度，不亚于“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之莫名其妙 。 1949，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出现了很多新面貌，也有很多新 的荒诞： ——梁思成保护了京都奈良，却无法保护北京城。 ——北京在战火中屹立，在和平时期坍塌。 ——梁思成的北京毁灭了，他夫人设计的国徽上却印上了天安门这一皇权的最高标志 。 ——人民共和国的孩子唱了几十年“我爱北京天安门”。 ——梁思成在胡同里的故居刚被拆，那边就宣布复建城楼。 梁思成欲哭无泪，我们欲说还休，北京已经逝世。 胡同是老北京的血管，高楼大厦是人为添上去的毒瘤。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冰冷的 钢筋水泥建筑、拥堵的车道、山寨城楼组成的拥挤的新北京。永别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老北京。 摘自：凤凰博报（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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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是历史罪人，那是什么？

热度 19 slideicy 2012-1-11 15:57

驳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08831do=blogid=526208 黑体是我写的，其它的见上述链接 科学网公开发表/转载毛泽东是历史罪人的文章，令人震惊！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6945do=blogid=523539 。由此我想到了两点： 1.毛的功过是非，应由历史学家系统评论和阐述呢，还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妄断，并在主流媒体大放厥词？ 主流媒体，你做梦吧？科学网啥时候主流了？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学位，职称还是啥子？ 2.如果西方政客媒体再次抨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那些把事情已做到了极致的中国人，你还会有什么新的花样呢？ 你认为有言论自由？私下言说可以，你到主流媒体试试，注意，网络可不是主流媒体？ 你可以办报吗?可以结社吗？ 当然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本博文本无意探讨毛，他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伟人！只是震惊于今日之媒体，困惑于无常的小人心态。 何为小人？指老百姓？ 后记：静下来数一数，中国有英雄吗？ 有民族的脊梁吗？至少在现在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中国不是缺少英雄，而是缺少英雄的民众基础。这样下去，国家民族还能有希望吗？ 就这样发展没有希望，原因另说。 美国可谓是一个精英社会，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对英雄的敬仰可谓到了极致，大到对历任总统的敬仰，小到对退役军人的敬仰。当然也敬仰像Helen Keller, Steven Jobs等等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当今中国缺乏的。 对钱的崇拜，狂妄和虚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道德沦丧，可悲啊！ 这种美国精神，头一次听说。 美国之幸，就在于它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他们给民众以正确的导向，使民族走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没有责任吗？ 有责任，但这样的环境是怎么造就的呢？ 建国前整风，建国后的运动一坨一坨的 后记2：对于毛泽东，只从几件事实看，我觉得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在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抗日战争，小日本怕他，恨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人怕他，恨他;中苏较量包括珍宝岛事件，俄国人怕他，恨他；中印战争，印度人怕他，恨他；狗汉奸们，怕他，恨他！建国后，高瞻远瞩，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让西方列强胆寒，几十年不敢再来践踏中国！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有谁可比？中华民族大英雄的桂冠，舍他其谁？现在，不少人编造历史，造谣中伤毛泽东，居心叵测，令人气愤！这些人中，估计其中不乏汉奸的徒子徒孙（也可能不是嫡系）， 或者是被西方收买豢养的犬类。 只说一点，日本怕毛啊？ 也太扯了，他打了几个鬼子啊？这年头如果还相信毛新宇博士辛辛苦苦考证出来的，他爷爷领导了抗日，也太没水准了。 郑重申明：本人提倡言论自由，中国现在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靠舆论监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反对捏造事实，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特别是往为中华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身上泼！ 对于那些瞎起哄，想通过贬低领袖人物来抬高自己的人，觉得自己更聪敏更高尚的人，我想奉劝，你省省吧！ 义正词严啊，有点象喊口号！除了gongdang的历史书，你还是多看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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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专访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他帮美国人了解亚洲

whyhoo 2012-1-5 11:39

去年，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为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庆祝八十华诞出版的《君子与学者——王赓武》一书的序言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指王赓武教授生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经历了惨痛的战争和政治动乱，也迎来殖民地主义的完结、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由西方主导到亚洲正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过渡期，并形容王教授是“知识桥梁的筑建者”。 　　无独有偶，处在世界另一端的傅高义教授本人，去年同样也度过80岁生日。 　 这位曾经在1970年代末出版风靡一时的专著《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社会学学者，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做博士后研究时，原本只是以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家庭为访问对象，研究失常家庭孩子的精神状况。 　　结果，他的导师认为他太过偏狭，鼓励他踏出美国国土。 　　1958年，他带着妻子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到日本做研究。1960年他回到美国后，在耶鲁大学待了几年，再回到哈佛，开始学习汉语和历史，之后对广东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2年，他接替费正清（John Fairbank），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长。此后，他游刃于美、中、日三国的历史与现实当中，在他的80年里，同样也成了世界另一端的知识桥梁筑建者。 　　本报助理总编辑李慧玲去年底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与他进行了专访。 　　美国东岸去年底第一场暴雪算是来得晚的了，过了圣诞节才开始下。下雪前的一天和刚从中国回到剑桥不久的傅高义教授通电邮，确定两天后拜访他之约。他回复说他到时等我过去，风雪不改。 　　两天后满街尽雪之外，下午还刮起强风。我步行20分钟，依照他的指示找到他的住处。他招待我入屋在偏厅一张长桌前坐下。我在日本茶和中国茶之间做了选择，他煮开了水，沏了一壶。知道我从新加坡来，我们先用英语交谈，到后来开始做访问，他知道我是华文报的记者，又用华语接受访问。 　　自2000年退休以来，傅高义教授在准备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做有关的田野调查，收集和阅读大量的资料。他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亚洲的情况”。他说，就像当年写《日本第一》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基本的亚洲情况一样，写邓小平的读者对象也是美国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举足轻重，而中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邓小平发挥的作用有关，因为1978至1992年是中国改变的关键时期，他希望通过写邓小平，让美国人了解他，也了解中国。 　　“美国人对人物有兴趣，否则如果太抽象，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会想看……虽然我是用学术的标准来写，但我的写法不是为了学者而作，是为了普通的知识分子。” 　　他指出，1979年《时代》周刊选择邓小平为当年的风云人物，一些人认为邓小平所推行的虽然没有资本主义之名，却有资本主义之实。对此，他认为那是一种误解，“他利用市场，学习西方的做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做到别人做不到的 　　傅高义说，周恩来早提过“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想法，“应该承认华国锋也想搞改革开放”，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时间段里，邓小平所做到的却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是因为他有机会，本身也具备条件。他的条件包括1937至1949年领军的经验。同时，他跟毛泽东比较起来对外经验也丰富得多，不仅在法国待了5年、苏联待了1年，亲身了解外国的情况，1950年代他仍有接触。到了1973年从江西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毛泽东让他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人的工作。掌握外国情况之外，他在1956至1966年担任总书记，领导一切工作，非常了解中国的工作。 　　“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傅高义总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采取的对外关系，很重要的是围绕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路，因此他提出要韬光养晦，“因为中国需要比较和平的环境”。 　　在傅高义看来，不论是同日本或同美国的关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说，邓小平在1973年恢复工作后，接见的日本人最多，包括不同政党的代表团等，加上有廖承志的帮助，他非常了解日本的情况，也认为日本会给中国四个现代化很大的帮助。 　　傅高义像讲故事一样叙述历史，并且着重细节。他说，1978年邓小平访日非常成功，看了很多企业，包括参观日产汽车厂、看铁矿厂等。他着眼大事，也不忽略与人的关系，比如在中国官员干部为领导人面对自由世界的媒体而担心时，邓小平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坦率自然地回复给日本记者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在酒店看到有新人结婚，主动去祝贺，并且与新人合影，使中国领导人看起来极具亲和力。 　　“日本人觉得他是可以接触的，之后很多日本公司对中国提供了很多帮助。” 　　中日都有“不够” 　　从眼前回望当时密切友好的中日关系，傅高义说，他在日本时批评日本，尽管他们的课本基本承认二战的情况，但是“谈得不够深入”。而中国方面，他则认为，现在中国对1980年代日本怎么帮助中国“说得不够”。因为实际上日本在198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中国提供不少援助。 　　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也觉得双边关系不应该只停留在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应该多交流文化，因此当时中国大量的引进了日本电影、电视节目、日本小说等。但19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开始疏离，甚至交恶。 　　傅高义说：“我个人认为如果邓小平现在还在，他还是要跟别的国家维持和谐的关系，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会认为（有争议的）小岛是小事情。邓小平总是考虑广泛的国家利益。” 　　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是看重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傅高义指出，1978年当美国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Frank Press)到北京和邓小平会谈，邓小平提出送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的要求，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不顾当时美国时间正是凌晨三点钟，即刻打电话向正在睡觉的卡特总统请示。 　　傅高义说，“虽然1980年代那些留学生回来后，民主自由的要求在中国不能实现，但邓小平还是希望继续派学生到美国，就算是六四以后，这也没有停止。” 　　认为中国当代领导人 不会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 　　对于目前的中美关系，傅高义教授从长期结构性的改变进行分析，他将过去的中国比喻为一个公司，跟外国本来没有关系，因此只有一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专门处理对外关系，但随着公司与外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全面跟外国有关系，本来非常了解外国的部门已经控制不了公司的事。当中国国内不同的机构，包括研究中心都越来越强大时，大家都有自己的管道，也有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在金融危机过后，一些中国人确实认为美国已经式微，因此有这样的心态：“很多事情我本来想做的，但因为美国而不能做，但现在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可怕了，所以最近一两年又想做了”。 　　傅高义以此来解释过去一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被看作更强势、独断，认为这有“特殊背景”。 　　不过，他不认为中国这一代的领导人会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 　　他说：“但问题是他们能不能管住军人？邓小平比较能够控制军队，但胡锦涛一代的权威已经不如邓小平。他们要韬光养晦，但估计不会那么顺利。” 　　访问之后走出他邻近费正清中心的房子，已经是傍晚时分，天已经黑了。回到冰天雪地之中，他方才叙述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 　　“李资政很了解邓小平” 　　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除了和时任总理的内阁资政李光耀讨论国际形势外，也到裕廊镇和建屋发展局参观，听取汇报。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深圳谈话时，他说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并特别点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此后许多中国官员被派到新加坡培训。 李资政后来多次公开谈到邓小平那次访问新加坡的影响。他当时也告诉邓小平，没什么新加坡做得到的事情中国做不到，或者做得更好。而去年，在新中建交20周年之际，新加坡河畔竖起邓小平的纪念碑。 　　对于新中两国的这段渊源，傅高义说，他写邓小平的书里会有一章写到这个方面。他说：“李光耀想突出新加坡的作用很大。我基本上也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他很了解邓小平。外国的领导人能了解邓小平的，李光耀算是很特殊。他们见过几次面，很谈得来。说到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1920年邓小平到法国途中到过新加坡，1978年再去，在这58年里面，中国的改变多么大，新加坡的改变多么大，而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说很可惜，如果他只有上海的话，也可以作出改变，可惜国家这么大，不能改变这么快。所以，他的确是佩服新加坡的改变的，（除了新加坡的）秩序，我估计他也考虑法律的事情。新加坡的法律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还有反腐败，他肯定也考虑了。但估计他当时最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 　　至于李资政向邓小平提出中止马共电台的要求，邓小平当时回复，他需要时间考虑。傅高义分析邓小平为什么不能马上进行的原因：“我觉得他不仅是考虑国内的反对意见，估计他是怕苏联会利用东南亚一些想搞革命的人，所以要做一些准备。” 　　傅高义说：“在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1956年以后，中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执政党，不是搞革命的党。我想国内有这个改变，对外在东南亚的政策也随着同样的改变。本来想输出革命，但后来中共是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关系，而不是跟搞革命的人建立关系。” 　　在谈到李资政在海峡两岸之间扮演的角色时，傅高义说：“邓小平通过李光耀跟蒋经国的联系，是他最后对台湾的希望。” 　　根据李资政的回忆录，邓小平也曾要求资政见到蒋经国时，传达他个人对“蒋先生”的问候，不过蒋经国在听到口信后没有做出任何答复。 　　傅高义分析时说：“我认为1978年邓小平把和美国关系正规化，他估计几年之内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要是美国军队退了以后，台湾与美国没有条约，台湾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和中国统一。邓小平可能以为可以这么做，但是1979年出来了台湾关系法，妨碍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很生气，后来蒋经国去世，他担心情况太乱，而且也明白，台湾人不一定想跟大陆合作。” 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ace2face/pages1/face2face1101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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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

热度 3 QuanDong 2012-1-5 09:17

高 华 教 授去了。 那是一个在研究以至做人上令无数“牛人”甚至“ x 士”汗颜的学者。 在科学网 打入“ 高 华 ”搜索，竟无一篇惜悼博文。 无语。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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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

黄安年 2012-1-3 21:53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社会科学论坛》影印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1 月 3 日 （美东时间 ）发布 按 : 《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第 8 期第 115-132 页，发表署名邓蜀生 、 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 : “ 2011 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 , 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 笔者在 2011 年 8 月 19 日 发布了《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 , 文章最后有：“ 2011 年 5 月 31 日 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请见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1 年 8 月 19 日 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77330 ） 两个版本比较 , 全文版更加完整。 下面发布的是 《社会科学论坛》的影印版 , 共 20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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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高华教授文章选辑

热度 1 fqng1008 2011-12-30 13:34

今天是给高华教授送别的日子，我在网上稍微一搜索，就看到目不接暇的悼念文章，读着读着，眼泪告诉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才对。于是我编辑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我的怀念，以及对许多和我一样的普通人的转告。 当然，得感谢互联网，感谢各个网站的重视以及良知...... 范泓 ： 最后的日子 高华 教授走了，尽管有这个心理准备，但这一刻真正来到时，却又不能接受 。 而且，我还相信， 12 月 26 日那天晚上，高华本人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一次吐血之后，他只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人渐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为亲人和朋友们留下任何一句话。 就在十几天前，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当时他对我说，有信心活下去！可从他的气色看，感到情况并不是太好，已需要靠输血来维持。同来的何满见此情形，一下子未能忍住，夺门而出，跑到病房走廊上泪水直流，高华夫人连声安慰。不过，这一幕，高华并没有看到，当时有北京的客人来看他，高华正在与她谈话。我拿出相机，想替他拍照，他不肯，甚至冲着我喊了一声，今天样子很难看，不要拍！ 高华是可以对我发火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尽管，骨子里，高华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但有些话，他不对别人说，但会对我说。就在那天，他告诉我，龙应台女士想让他前往台湾去做一次彻底检查，费用由台湾的朋友共同来想办法，可此番好意，已不可能实现了，实在没有气力行走，只能从心里去感谢龙应台！ 高华从得病到去世，坚持了近五年时间。一度传出，并非绝症，但我仍不放心，对他说：千万不能大意，还是要当有病去治。现在看来，香港医生的诊断还是准确的。发病初期，南京大学年轻教授李永刚把高华的所有病历带到香港，若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请香港中文大学萧今教授找过专家作过一次全面诊断，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五年！我想永刚不会把这话告诉高华，我也从来没有对他提起过，即便在他的面前可以口无遮拦，但这样话，又怎忍心说出？！ 我认识高华是因为李永刚，那时正在做雷震传，永刚说，你必须与高老师谈谈。于是，有天晚上，在南大附近的半坡咖啡厅，我第一次见到了高华，他提醒我，不要忽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那个历史背景，这对于了解威权体制之形成会有很大的帮助。之后，我做什么题目，都会事先与高华商量，他往往会给我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有一次，甚至对我说，民国史固然有意思，但中共党史则更加惊心动魄！我懂他这话的意思。那年进京做李昌先生传记时，他十分支持，并关照我要注意哪些细节。某天下午，我随李昌夫妇还有陈远正准备出发去访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女士，这时高华打电话给我，得知此事后，托我一定要带信给李昭女士：一想起耀邦，心就痛！ 高华长年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应当说，在这一领域独树一帜，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寻常的认知，更持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在表述上清晰明朗，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可见思考的深度，因此，卓然成家，无怪其然。他曾经对我说过，研究历史的人要有大历史感才行，从宏观到微观，都得具备从容驾驭的本领。话虽然是对我说的，实际上，也是针对许多史学著作而谈起。高华那部成名作，几乎耗去他十年的时间，不知查阅多少文献和史料，家中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而早年居住条件又不好，为了不致影响夫人和孩子休息，晚上就在厨房间的小方桌上继续自己的写作，一支二十几瓦的灯泡从头顶上吊下来，好多年都是这样，这个细节是他的公子后来告诉我的，我问过他，他一笑而过。 高华未生病之前，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抽烟较多，生病之后，才不得不戒。记得张鸣先生写过一篇高华的文章，就是说他抽烟的事，张鸣的神来之笔，活脱脱地勾勒出生活中一个真实而有趣的高华，尽管高华对我说过，一直不愿意朋友们写他。高华戒烟，实在是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了，其实，他还是想抽烟的，就在生病第一次手术之前，还是未能忍住，硬是猛吸了几口烟才进的手术室。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他抽过烟。我不知道抽烟是否与他的病有关，但他最终能把烟戒掉，是让家人和朋友们都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 最后的五年，高华进出医院不计其数，每次去医院看他，都会看到有许多新书放病床旁边的小桌上。如果说，高华一生最终可以离开烟，却不能没有书，他对书的珍爱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我借过他的一本书，则不断提醒要还给他，我说你都像沙叶新了，什么都可以借，就是书不能借。十几天前，我去看他那天，他刚看完《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年代》，说写得不错，视野很开阔。突然又说，某本书你一直没有带给我看，下次来一定别忘了。其实，我是有意不带给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实在不想再耗去他早已不多的体力。 那天下午，他被输了好多血，我还帮他用棉签按住那个针眼，这时他的凝血机能已很差了，他特意关照我按住的时间要长一点，并说：别人的血进入身体内实在不好受，全身感到发痒。他说这话时，我差不多也要流泪了，就这样，我与何满从下午三点多一直坐到天黑才离去，万未料到，此次见面，竟成永诀！不得不感叹人命的短浅，倏已淹忽，再也见不到了 。 刊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新京报》第 C02 版。发表时有删节。 王蛇：纪念高华教授 今天在微博上听闻噩耗，南京大学教授高华老师去世，只有五十七岁，我对于他的一切感官，都来自于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除此之外，既不知道他的病情，也不知道他其他的著作。甚至于之前也没有看过高华教授的照片。 他的这本著作，早有耳闻，看过电子版，月前去香港的时候，买了原版，与麦克法考尔的《Mao‘s last revolution》一起，成为我在剑桥中国史之外，了解中国现代史其他部分的重要资料。 不想原版刚刚读完，书的作者就与世长辞，让人唏嘘之中，更加遗憾。57岁的年纪，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还太年轻，甚至这个年龄正是可以再放异彩的时候。历史学家，不是故纸堆里掉书袋的腐朽先生，而是为后人记录事实，留存经验的引路人。高华教授的辞世，是中国史学界莫大的损失，从他的书中可以感觉到，他还有太多要写，太多要说的事情，可惜再也看不到先生的文字了。 80后这一代人应该去了解中国的过去，尤其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值得探索，教训值得吸取，高华教授的书，虽然至今不能在国内出版，但是却是了解延安时代，甚至为了更好的了解二十年后的文革时代不得不读的作品。只有更好的了解历史，我们这一代才能更好的把握自己，把握国家的未来。 远离尘嚣 ：痛哉！纪念高华老师 高华去世了。 这个社区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当然，或者你听过这个名字，但并不代表你知道我说的高华是谁——这个普通的名字，在ZG，同名同姓者，大概可以百万计。但我说的高华，只有一个。而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类似学术超男那种登上央视舞台的“专家”（无意贬低将《百家讲台》引向高潮的易中天老师，但《百家讲坛》里的部分所谓“专家”比较像站在普罗大众对立面的砖家），高华是一个扬声海内外的严肃的历史学者，但是他并没有像易中天孔庆东等教授那样走进公众的视野。这一切，固然有个性的成分，同时，也跟他研究的内容有关。 高华研究的，是ZG近代史中的党史部分。 官方的说法，高华主要是做民国史的研究，但是真正令史学界震动的，却是他对中共党史的了如指掌，直到那本书——《*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问世。在ZG，知道这本书的人并不多，正在读过此书的人更少，因为这本书，在国内，是禁书。 曾经有一位律师，因为携带此书入境，被截留，被告知携带违禁品入境——尽管，这本书是有跟国内关系不错的香港中文出版社出版刊印的。 由此可以想象，这是一本什么书。 当然，并非如众多不分青红皂白的五毛党和新左派激进分子所咒骂的那样，高华在此书中，只是揭开了开国领袖的另一面。高华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所能接触到的研究资料并不比旁人多，此书中引用的所有资料都是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也就是说，内容本身是经得起当局审查的。 真正的历史，在经济运行的步伐中，慢慢被碾碎了。 高华只是做了其中部分的还原。然后，被禁了。 高华不是哗众取宠的人，相反，他的话不多，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他的个性极为谨慎，作为史学家，坚持用历史说话，做历史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是他所崇尚的治学原则。在国内，研究党史极容易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一件差事，原因大概不是今天的8090后能理解的。很多人，甚至已经连文革都分不清，让他们去分辨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历史学家，实在是太高的要求。 曾在网易的评论中看过一条义愤填膺的：说高连给袁腾飞提鞋都不配——袁腾飞之流能混到今天的声望，业已证明了现今，确实不是高华等人的世界。 两千年前，司马迁曾经说过，史家的责任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现今的ZG，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而高华，是少数派中的一个。 这位身患肝癌至今挤在几十平的小房子里甘坐冷板凳的学者，用他的研究，印证了司马迁的秉笔精神，至今仍未断绝。这是我们民族的幸运。 高华实在很低调，即使在他去世的日子里，在百度的搜索框里输入高华两个字，跳出来关于此人的信息，甚至排不满第一页。 关于过去，关于历史，关于mzd，关于高华，我们实在太无知了。 卓志峰: 历史震撼心灵——怀念历史学家 高华 这一年，有太多的悲伤！ 年末了，却突然听到高华先生因病过世的消息，闻之震惊、伤心。在这个浮躁、贪腐的学术界，像高华先生这样不为权势所屈，不为稻粱而谋，一心只为求得历史真相，治学严谨扎实，眼光深邃锐利的学者本已少之又少，而其著作不能在内地出版，灼见不能为国人所知更让人不胜心寒，苍天却还让其身罹绝症，在治学的黄金年龄辞世而去，给人们留下不尽的遗憾与哀思。 12月28日中午，我在浏览新闻时看到这条消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沉恸哀悼：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12月26日晚辞世。谨此讣闻。”心里为之一震，感到悲痛，又看到几位学人的追思，才确认这是真的。前几日还看灵子对他的采访来着，还跟学生介绍他的名著红太阳来着，还把他的《革命年代》从箱子里找出来准备重看来着，不想这竟成了对他的纪念。 年初看到一条消息说：“2010年12月15日，熊景明在四川大邑参加《看历史》杂志的一个活动时特意向大家报告了有关高华的两个消息：（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在内地出版。”当时心里既欣慰又期待，不曾想到年底，书没有消息，而作者竟也辞世了，想来真是遗憾。 在豆瓣高华小组看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讣告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高华教授因病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去世，享年57岁。……高华教授追悼会定于 2011年12月30日上午8点30分在石子岗南京殡仪馆举行。”随即看到张鸣在其微博（12月28日21:37）里说：“刚刚得到消息，在高华的追悼会上所有的发言，稿子都要南京大学党委审查，看来，我写的祭文，是没有机会在会上念了。”这个国家依然可哀。 像很多人一样，我知道高华先生是通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据说现在已经印了十余次了，是赴港旅游的必购品）一书。 2005年我正读大三，教民国史的上官老师刚从南京大学读研回来，上课时很推崇高华老师并给我们推荐这本书，我听的很激动，放假前就从上官老师那借得此书，这是他从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资料室复印的，但装帧的很好，因为是单面复印，看上去有两块砖头那么厚，而这本书也确如其外貌一般厚重。我如获至宝的把它捧回家，在那个暑假用了整整十天的时间把它认认真真的读完，那个激动只能用心潮澎湃、翻江倒海来形容，从合上书那一刻开始，毛在我心中的神圣地位就彻底垮塌了，而最重要的是我的历史观乃至世界观也由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历史乃至现实的认识也更深了一层。 从那之后我就对高华老师仰慕不已，所以就留心搜罗他的书、文，细心研读，了解既多，知其治学之严谨，为人之谦和，识见之高远，处世之清逸，风骨之卓绝，对其更是不胜钦佩。他总能以其非凡的见识，从繁杂的史料中爬梳整合出历史的真相，并从历史编纂学的深度探究历史演变的内情。 读其书而想见其人，自知道高华先生以来，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亲聆其教，哪怕只是听一个报告呢，但现在是再没机会了。好在网上有他的视频，可以一睹其风采。而年初国内也终于第一次出版了他的史学随笔《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可以让大家了解其非凡的识见，另据该书的编辑肖风华说高华28万字的遗著《高华历史笔记》明年初可能面世，这算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了。 高华是国内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领域里的第一人，遗憾的是他的振聋发聩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内地依然看不到（不要说出版了，过海关都常常被没收），甚至连北大图书馆都没有收藏，网上的电子版也常被删除，但还是可以下载的，比如这里。高华曾有个人网站，现已打不开了，留此为念吧。要读他的文章则可去这几个网站里高华专栏：爱思想、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 【备注：高华老师的另一本著作《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我是托一位在南大读研的大学同学复印的，据她说图书馆没找见该书，她直接从高华老师那儿借来复印的，这就算一书之缘吧。】 【逸闻一则：记得原来在南大小百合上看到一个帖子说，高华老师上课时也很敏感的，有一次，他讲课到一半，忽然走到一个学生跟前要求查看学生证，因为他觉得这个学生面生，而且貌似公安。】 谢志浩：碧血丹心铸史魂 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得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代良史高华先生，于2011年12月26日离开人世，终年57岁。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大陆国民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高华在这个基地，沿着本科、硕士、博士的学术旅程，成长壮大。但是，高华胸中自有万千沟壑，对这个基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传统，展开深刻的反思，并且进行大胆的扬弃，本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呕心沥血，苦心孤诣，对高度意识形态的学科，进行“祛魅”，与杨奎松、单少杰先生，成为党史研究的“三剑客”。 　　不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古老的历史，通过后学的对话，获得新鲜的解释。但是，不幸的是，吾辈面对“中共党史”这种当代史时，头顶上搁置着一块巨大的天花板，全能政治，绝对不能容忍，把党史看作一种普通的历史学，所以，中共党史，在笔者看来，几乎不具有“学术”的属性，因为，他是高度政治化的。 　　遥想当年，笔者于一九八五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鲤鱼跳龙门的欣慰还没有散去，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心灰意冷。别看本系有何干之这样学养深厚的开创者，胡华先生还是所谓的副部级教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桑咸之先生，讲述的范围仅仅是1840——1895年，但，天真的笔者，就可以听出来，有那么多的话，憋在桑先生心中，下课后，向桑先生请教，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呵呵，原来专业课程都是“宣传”啊! 　　桑先生教的还是一门基础课，专业课的先生，开口闭口，都是“我党”，更让我受教不浅。日积月累，笔者慢慢开窍了，中共党史可谓中国大陆最牛专业课，因为它的教学大纲，都出自中南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尽管在后来的日子里，得遇恩师萧延中先生，也没有能够阻止笔者逃离中共党史系的决心，这就是为什么要到哲学系做旁听生的缘由。因为满怀愤懑的心情，即使听党史系先生们的课，也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就连日后成长为“党史三剑客”的杨奎松先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课程，也没有听出弦外之音，实在可惜了。 　　现在想来，那时候，笔者还没有学会同情的理解与温情的敬意，对党史系的先生，真够不恭的，非要宁着先生们爱党护党的心境，在试卷纸上挥洒自己的所谓“才情”，自然后果很严重，好几门功课不及格。 　　因为，不大愿意接受“传销”和“洗脑”，所以，很长时间，《中共党史研究》的高言谠论，实在吸引不了我，只能废书长叹：怎么就见不到有趣的党史研究读物呢？味同嚼蜡的无趣的东西，何以充斥着党史研究界呢？追本溯源，这种党史书写的叙事模式，何时才能够往生呢? 　　平心而论，党史学者的特殊际遇，是旁的学者很难理喻的，因为，他们面临着三重的困境。第一重困境，前面已经说到，来自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或许还可以存在一些突破;但是，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取消，就已经托福了，这种景况，决非偶然，渊源有自。 　　中共党史学，更是在刀尖上跳舞，不戴有色眼镜，打量中共党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行独立研究，结论颠覆主旋律的叙事，那属于严重的政治责任事故。难怪，笔者就读于母校时，发现党史系学友入党，是不存在所谓的名额限制的，因为，党敞开怀抱，真心期待这些种子选手，在第一时间，能够成为党的人。言外之意，成为党员，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先决条件。 　　第二重困境，档案文献，这些学术研究的资粮，对于中共党史学者而言，是致命的缺陷。因为，这些关涉党存在合法性的文档，都被锁在金匮石室，没有相当级别的人，是不配看到这些资料的。笔者求学时，整个党史系，只有胡华老先生具备这种资格。每当老先生要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文献时，总有老师，祈求老先生帮助自己查点东西，老先生倒是也乐得帮忙。 　　第三重困境，学术界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搞先秦史研究，哪怕年纪轻轻的，似乎也要比搞魏晋南北朝史的说话硬气，搞隋唐五代史的，又比搞宋元明清的厉害。老辈学者眼里，至于中共党史，这种当代史，何足道哉! 　　至于高华先生的遭遇，可以算得上第四重困境。先生泣血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因为，深入到历史的神髓，触动了不少人的政治神经，大陆不能出版，经过一番磨难，终于在香港面世。 　　拥有这本“政治性出版物”，给高华先生带来了巨大的烦恼，有关主事者，愣是不给高华先生教授职称。给我的感觉，自从注意高华先生，不过半百，就已经满头白发。另外，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友，眼中的高华先生，一根烟接着一根烟。依笔者看，并不是勤奋严谨的研究，损害了高华先生的身体，而是，萦绕高华先生的小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和“摧残”着不苟且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 　　写到这里，不能不对那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给以表彰。正是这位“杨菩萨”，机缘巧合，阅读了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给南京大学主事者捎话：要是高华不能提升教授职位，以后，南京大学就不要再提教授了。 　　难能可贵的是，终于见到彩虹的高华先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义无反顾，向“革命年代”的“风陵渡口”走去，透过历经磨难国民的光荣与梦想，揭示革命的生态与心态，叩问国家的前世今生。 　　一辈子研治“红太阳”升起的先生，竟然于“红太阳”诞辰——12月26日，溘然长逝，如此巧合，高华与润之因缘之深，可窥一斑。 　　 （2011年12月27日，15：58分，荷锄斋） 刘晨：缅怀高华 编者按：作为一名知名的历史学者，他的“红太阳”不仅仅是“如何升起的”，而且，这一“升起”，将永不沉落。作为一位出色的党史研究专家，他的《革命年代》尽最大可能的突出了一个“政权”，在那样的年代是如何突破的，成为一个合法的政权。这些，都是学者的职责。可惜的是，当“历史处于在了风陵渡口”，那“身份与差异”的纠结就此终结，终结的是身体的消亡，但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必将传唱与继承下去。也正如高华自己所言，“自己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好不坦荡。 （排名不分先后） 章诒和：因伤心过度，一夜无眠，凌晨又腹泻不止。今天挣扎起来，买了北京——南京往返的机票。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看看高华，不是为了遗体告别，而是为了接纳他的精神。压力下的承受，困顿中的持守，我都需要。 杜君立：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许纪霖《悼高华，忆高华》 坏蛋语录：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南京逝世！真是天妒英才，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很早之前看过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和《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看后真的是“震撼无以言说”，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良心和道德底线。 袁伟时：高华教授不但是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永留史册！ 楊志勇：高华，1954年生，在26日深夜走了。这是一位史学家应该大出成果的年龄。十卷本国史将永远看不到他的著作。悼！ 笑蜀：我，悲伤不仅因为你的离去，更因为，你在黑暗的隧道奋力地行走，行走毕生，也没有看到曙光。作为知识分子，那该是你最大的悲剧吧，但又哪里是你个人的悲剧，那悲剧，岂知不会同样落到譬如我的身上。 许纪霖：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 学者张鸣：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跟他交往，感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不再低头弯腰吃饭者：与高华老师同感，极权对于知识分子的高压已经无孔不入了，只要你被认为是异类。 杨锦麟：除了惋惜，还有深思！偌大个中国，能如此坚持不辍，认真做学问的学者是真的不多了，还是未被发现？ 程益中：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延安并非长期宣传的那样圣洁，相反却是党性堕落、权力腐败的开始；通过系列恐怖洗脑流程，延安整风运动达成三大后果：一是首开任意窜改历史之先河，中共党史变成毛的帝王家书；二是毛变身中国的斯大林，并绝对凌驾于中共之上；三是中共苏俄化，至今未转型成执政党。 唐学鹏：一悼念文章+严肃的漫画。这是前所未有的。向高华致敬。 冉云飞：昨日一早得高华先生学生来电告知他去世的消息，颇感沉痛。我与高华先生只通过几次电话，没有见过面，但不能忘记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带给我的震撼。 鄢烈山：丁学良教授悼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大作作者高华兄，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特大暴君的生日这天，到另一个世界去当面责问毛帝：“你从未对你统治期间被灭掉的几千万中国人民的家属说过一声‘对不起’，你凭借的究竟是哪一套政治伦理？你何时才会让这套伦理与你一同灰飞烟灭？” 何清涟：作为同代学者，及辞国前的朋友，我对高华去世深表哀伤与惋惜。犹记当年他出版那本集史识、史才与史德于一体的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之后，我到南京，他指着与他人共用的厨房小餐桌告诉我，那本书就是在那张餐桌上完成的——2001年以前他一直只有一间住房，与人共用厨房。 连清川：忍不住还想说一下高华老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与政治界的震动，当时若说洛阳纸贵，一点不夸张。但高老师只是一个学术人，做学问而已。其后他却经历了转校的困难，病间为费用而煎熬。在国外，他早成国宝级人物，而在２１世纪的中国，学者居然贫病而死！ 张闳：高华是研究红太阳的，深知日头之毒辣，但他在平常交谈中，却始终用“老人家”一词来称呼红太阳，哪怕谈论红太阳最荒谬歹毒之事时，也是如此。交谈中，我以“老毛”称之，在我看来，直呼“老毛”已经算是最客气的了。但高华依旧平静地以“老人家”对之。怨而不怒，温柔敦厚。 萧轶1989：所谓“生前身后事”，“生前身后名”，每每逝者的消息传来，通过阅读来重温或重新认识逝者，或为最好的回顾。金正日逝世，打开了我们阅读北韩人民真实生活类书籍的欲望；哈维尔逝世，让我们重温《哈维尔文集》及其纪念文章；高华逝世，激发了我们阅读这位在大陆出版极少，甚至写作极少的史学家的著作。 许纪霖：12月26日是红太阳升起的日子，高华却在昨晚撒手西去。他是要在这天去天国继续追踪真相吗？这位右派的儿子一生注定与20世纪集神魔于一身的毛纠缠在一起，倾其精力去探究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诡异的黑洞，为此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歧视、恐惧和边缘化。这是需要超越功利的历史良知和道德勇气才能承受的。 叶匡政：高华先生仙逝，哀悼！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彰显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与史德。读他的书，你会发现一个人被扭曲了历史记忆，是多么悲哀。我们只有历史的政治正确，却忘记历史对生命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没有对苦难的揭示，民众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也会麻木。这是对生命的另一种伤害。 叶兆言：打开微博，看到高华逝世，心里很难过。高华一生的努力，就是揭示真相，偏偏有太多人，对真相无动于衷。只能如此想，高华选择这一天离去，有意义，他还在穷追猛打，继续战斗。 何三畏：默哀！高华先生对于中国，比金正日重要得多。高先生研究党史，无奈党不喜欢别人研究它的历史。 闾丘露薇：高华先生走了。如果有机会到香港，买一本他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也算是一种纪念。 钱钢：从友人处证实，高华走了。高华是我同龄人，南大历史系教授，我认为他是现、当代中共党史研究第一人，其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直面真相戳穿谎言的杰作。获知噩耗时，我正在读李承鹏、韩寒，及洁平乌坎报道。一代代人以不同的方式渐渐远去，但未来值得期待！高华走好。 杨锦麟：朱大可年前曾发短讯，告高华因治病花费甚多，经济上有些读书人难以启口的窘迫，盼我能代为呼吁有钱的熟人募一点款，解燃眉之急。我认识的有钱人不多，有钱的人不一定都会慷慨解囊，我只能借助微博呼吁，后来大可又说，高华教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我只好删除了那则微博。想起这段事，心里很是酸楚。 张耀杰：本人与高华先生只见过两面，相互之间并无深交。作为文史同行，一直对于他的道德文章怀着一份由衷敬意。为他祈祷，祝愿他精神常在、薪火永传。 苏小和：高华老师去世了。哎，这么好的读书人走了，剩下流氓地痞横行。哀悼高老师，早点离开这个糟糕的世界，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天堂里有高老师的讲坛，有他的历史。 FT老愚：卓越史学家高华先生病逝，令人伤悲！他通过实证研究，揭开了魔头毛泽东崛起的真面目，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至今不能在大陆出版。这本宏大严谨的著作2000 年3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未收藏此书，南京大学港台资料阅览室有书，亦不得外借。 张鸣：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 ：以上均为微博言论，因为篇幅，只选择其中的一些，聊以表怀。 逝者简介：高华，1954年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 吴铮 ：良史高华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12月26日，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病逝，年仅57岁。中国古人将杰出的史官和史书称为良史。高华和他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堪称当代中国不多见的良史。 《汉书》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人皆服。治史的人，有辨伪存真，信而有征的才学，又有秉笔直书，敢讲真话的品格，才称得上良史。 高华先生有良史之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问世前，中国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近乎一盘散沙。一方面，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在官方文献、政治宣传和个人回忆中被屡屡提及；另一方面，官修历史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往往围绕千篇一律的政治结论，缺少对历史细节和时代背景的还原。档案定期解密制度的缺失，更让延安整风的面貌扑朔迷离。 凭借中、苏近现代史“活字典”的扎实功底和成长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年代养成的敏锐嗅觉，高华花费十多年时间，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考据、辨伪、挖掘，求证历史的真相。这如同在几千块碎片中找出一千块有用碎片，再拼成一幅事先不知全貌的复杂拼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是这样一册延安整风的拼图连环画。高华坚持用证据说话。阅读高著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印象最深的就是史家据事言理，不空发议论的实证精神。高华并没有单独接触隐密档案的机缘，书中引用史料均已公开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大陆权威的出版机构。这更显出史家研究的功力和心血。 特别可贵的是高华先生的良史之心。史家对真相的追求有时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是秉笔直书还是为尊者讳？这是对治史者良心的拷问。 研究延安整风，毛泽东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为汉朝史官，直书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记载他逃跑时推儿女下车，敢用“且喜且怜之”来描摹刘邦得知吕后杀韩信后的反应。这种“不隐恶”的良史风骨在高华的书中看得到。 延安整风和“红太阳升起”是改变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大事。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无不投射下延安整风的影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有求真求实的史家和史书。 高华比常人更懂得中共党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为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未必正确，而政治随时可能葬送一个体制内学者的前程。以高华的才华，不必说什么违心话，只要换个不太敏感的研究课题，不难跻身于电视明星学者、畅销书作者之列，告别清贫，名利双收。 就个人而言，高华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就国家和民族而言，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担当。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果止步于为“伟大、光荣、正确”作注脚，与“秦人不暇自哀”何异？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古训，更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中国人对过去一百年历史的正视和反思，尤其不能例外。高华先生为缩小这段历史中的盲区鞠躬尽瘁，他是当代中国的良史。 读高华的书，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任何个人都有局限，司马迁亦非无瑕。后人如能指正高著史料或逻辑上的错误，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更进一步，恰是对良史传统最好的继承，这也是高华著书的初衷。 高华一生洞察权谋，却不醉心权谋。如果说他字里行间流露了什么个人倾向，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与高华先生虽不相识，在我眼里，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联系作者： zheng.wu@ft.com 王龙：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我是个从不相信宿命的人，但这一次，我真正相信了。 2011年12月26日晚10时许，我从单位拿回一叠邮政名信片，想给许多外地关心我的师长朋友寄去，表达一下新年问候。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学的高华老师。我郑重地在贺年卡上写下：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录梁任公诗赠吾师，新年快乐！” 12月27日上午，我去办公室电脑上找到高华老师的地址，准备填好这张贺年卡后就寄出去。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手机响了。是北京青年报记者、我的朋友周春林打来的：“你知道吗，高华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 我顿时如遭电击，中午我还准备去给高华老师寄他非常喜欢的《李劼人全集》呢！噩耗竟然在此时传来，回想正当昨晚我写下那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这句话时，恰好正是他仙逝之时，一时惊骇不已！我甚至怀疑自己套用这句梁启超的诗是否太不吉利，不应该把这种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的话当作新年祝福寄给老师？ 细细又一品，这两句话似乎又正是对高华老师一生最好的隐喻总结。难不成天命轮回，一语成谶？ 就在6天前的12月20日中午，我还发信息给他，问他接电话是否方便。他说，身体近来欠好，可以短信息。我们对话如下： 我：“高老师好，我找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内部打折买了全套《李劼人全集》，今天想给您寄来，请问还是以前寄书给您的地址吗？王龙 ” 高老师回复：“请告诉打折后的书价，也请告之你的详细通信地址，我会把书钱寄给你。我的地址是龙江小区阳光场那个。你有吗？高。” 我：“高老师千万别这样，他们（出版社）本来要送您这样的专家的，后因样书已送完，故只以很低折扣卖的。这点钱老师万勿在意，能为老师做点小事很荣幸。” 高老师回复：“我会心里不安的。” 我：“我已发自内心把您当师长啦，学生为老师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理所应当啊！” 高老师回复：“我在住院无缘欣赏。” 我：“老师空了再研究也一样。” 高老师回复：“太客气，那地址就是我家地址。” 我：“好的，请老师好好保重。” 想不到6天，不到仅仅6天，高华老师就驾鹤西去。我怎么能想得到，这是一位肝癌晚期的病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折磨，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回复着我的短信？以前高老师说起他的病情，总是淡淡地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在住院。因此这次我也并未在意，否则怎么忍心这种时候还打扰他啊！一位身患重病，六天后就离开世界的人，还能这么耐心真诚地回复我每一条短信，而且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仍然不想欠别人的情，不给别人增添任何麻烦和负担——这是何等样的硬骨凌霄，又有着怎样的赤子情怀？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忍不住拔通高老师过去那个熟悉的手机号码，心中隐隐抱着一种莫名的幼稚希望，希望电话那头响起的仍然是高老师那亲切随和的熟悉声音。电话响了好久，通了，我听见那边有人自言自语在问：“王龙打来的，王龙是谁？”我知道，高老师一生中象我这样陌路相逢却仍热心指导的学生，实在太多，他扶持关心了多少天下桃李，家人哪里都知道呢。接电话的是高师母刘韶洪阿姨。我一说明身份，刘阿姨立即说，啊是的是的，他前几天是说过，成都有个叫王龙的学生要给他寄李劼人的书来。 我一时哽咽，因去北京出差一个多月，未能及早办妥此事，让高老师生前再读一下他敬重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就在今年9月，高华老师听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全套的《李劼人全集》，他闻讯非常高兴。从高老师作品入木三分栩栩如生的文风中，任何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富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型学者。他的一些文学评论见解之深透，语言之深沉，足可以令许多专业评论家汗颜。高老师本人非常喜欢李劼人的作品，对那种“史诗互证”的写法相当赞赏。两个月前，他对我说，这个人的作品你一定要读，那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都在他的书中。今年9月3日，高老师情不自禁在《新京报》读书版发了一篇文章《阅读李劼人的历程》，文中他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李劼人在文坛独特的历史地位，也谈到自己在不同时代阅读李劼人的心得感受。他在文末最后说： “《李劼人全集》的出版将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全集17卷，定价居然高达2000元，这让许多李著的爱好者望而却步，四川文艺出版社是否可考虑做一些降价？” 高老师的书多在香港发行，在大陆倒是非常火爆，可惜都是盗版，自己得不到任何稿费。他自己重病缠身，老父亲也卧病多年，家中向来清贫。对于这样一套昂贵的书籍，一定是“读的买不起，买的不会读”。我当即在电话对他说，高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想法帮您弄到此书，您能读到它，是这套书的福份。 君子固穷，而其志不可夺。用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高华老师虽然清贫，其实富有天下，精神的天下。他此时已病入膏肓，但他的精神还依然那么乐观坚强。支撑他内心的坚定信念，一定是强烈地希望重新回到学术研究领域来——就像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一听到炮火嘶鸣，依然热血沸腾地要往阵地上冲去。因此，他才对自己的康复抱着必胜的信心，所以还能在病情已经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关心着《李劼人全集》的出版，期待再次认真一读。 他期盼重返学术研究的强烈愿望，许多友人提供了明证。据新京报12月28日报道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去看望高华,“当时他情况很好，我们还谈到，等他出来能不能继续参加我们的研究工作。他很有信心，觉得不久之后能够出院……”张鸣教授在高老师逝世的前一周去看望他，两人交流了半天时间。张鸣教授很沉痛地说：“我感到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身体，他已经非常虚弱，肚子腹水已经很大了，脸色蜡黄蜡黄的。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晰，说话没有什么障碍。他对时事、对学术都很关心，而且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 我知道，高老师是心有不甘哪！作为历史学家，五十多岁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期。以他杰出的才华，如果天假以年，从容治学，不知还可以捧出多少令世人惊叹的成果。可叹天妒英才，上苍无眼。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心痛啊！ 我没有资格妄谈高老师的学术研究，这方面已经有他的不少友人学生撰文细说。我只想以自己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一位独立学者在我心中树立的人格榜样。两年前我一读到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真如梁启超形容初见康有为时的感受：“如凉水浇背，当头棒喝”。沉默的人群中，多少人看到了皇帝的新装，唯有一个叫高华的老小孩勇敢地大声喊了出来。书中严谨细致的论证，行云流水的文笔，尤其是没有一处资料没有来源出处，且大多数源自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稿，可见作者之苦心孤诣，正是要力求严谨，经得起多方考验。 不管我对高华老师的学术观点是否全部认同，但同样作为一名作家和历史爱好者，我对他深刻的洞见与犀利的文风都不得不深深折服。于是大概在2009年，我从《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那儿得到了高老师的电话，决心认识一下这位史学界的高人。 电话一接通时我还有点儿紧张，但高华老师那种温和亲切，如逢故交，我瞬间就感受到什么叫“如浴春风”。在此之前，我已经得知，高老师2007年就已经查出肝部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却不太清楚，但据说病情很严重。我当时因为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又知道他此时正在住院，不敢冒昧打扰得太久。但高华老师却热情地表示没有关系，和我相谈甚欢。映象最深的是，高老师问我，听说你们有一位叫金一南的学者，最近写了一本《苦难辉煌》的书，读者甚众，非常畅销？我如实回答说有这回事。我开玩笑说，高老师您的书要是都能出版，你肯定比易中天还火呢！别人有名有利，但你做的却是立德立言之事。他在电话那头孩子般地笑了，连连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他们才是高人。后来要不是因为手机信号不好，高老师还要继续与我聊下去。这两年我都在从事中西人物比较方面的历史随笔写作，认识高老师这样博学多才的学者，自然是对我写作的巨大促进。这之后，每当我在历史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短信发给高老师，他无论是正在读书还是卧病在床，都会有求必应地立即与我通话。他虽然身在病中，总是那么耐心地详细作答（现在才知道，他经常躺在病床上为研究生修改论文），潜心教我许多治学方法。相反，他自己却生怕给别人添任何麻烦。去年我约请他为我们的刊物写文章，他说自己因为生病辍笔很久了。我想发表一篇他的旧作，他发短信来说，小王谢谢您的好意，但你们是部队的刊物，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一篇小文章给您带来任何麻烦，文章就别发了吧。宣传有纪律，思想无禁区。最终我还是坚持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读毛泽东诗词“人有病，天知否？”》。 文人相轻的毛病古已有之，作家圈子里更不是新鲜事儿。但高老师这样一位盛名远播的大学者，对于我这样一位萍水相逢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居然那么真诚耐心地指导教诲，实在令我感动莫名。2009年我的第一本书《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出版后寄给他，他很高兴地回复说：“你的大作我拜读了，很有启蒙的意义，非常好。”我知道在高老师这样的专家面前，我的一本小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但他能够在病床上读完，能听到一位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鼓励，足令我感怀珍惜。后来《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每次去南京看望他，他都会热情问起成都的我，并给予不少鼓励褒扬，每次听到这些，我既增添许多信心，同时也深深遗憾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更多问题。 今年我的新书《国运拐点——中西精大对决》出版前，我发短信请他为我写几句评介推荐语。高老师当时说，我正在病床上输液，用手机写不太方便，还是等输完之后在电脑上回复给你吧！我当时深为不安，老师病体艰难，如何敢勉为其难？我当即说那不麻烦老师您了，请您保重身体为要。但高老师坚持还是要给我写几句话。其后，我的邮箱不知为何老出问题，几次三番没有收到。反复折腾到我都不好意思了，但高老师仍然耐心地重发了至少三四次，我终于收到他认真考虑很久的推荐语： “中国人读书写史，醉心于帝王家谱、心术权谋者多，以普世价值、人民幸福为座标者少。此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用全球视解品鉴中华人物，以理性反思痛揭千年之弊，感时忧国之心不乏启蒙之可贵，洞幽烛微处令人耳目一新。在琳琅满目的历史类读物中，是颇值一读的新颖之作。” 高老师自己为人低调谦虚，也从不轻易滥施褒扬。我深知他是希望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放开眼界多读些书，多关心思考他们那一代人还没有做完的课题。这既是高老师生前对我的激励引导，也是对一代青年学人的殷殷期望。我一定会字字铭记在心，沿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 为了写作这本新书，我麻烦高老师何止一次。最难忘的是，2011年9月5日那天，我有一篇新写的文章想请高老师为我把把关。他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耐心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才不得不告诉我： “王龙，今天我父亲去世了，这两天事情有点多，可能无法详谈，你把文章发我邮箱里，等我抽空再看好吗？” 那一刻，我感动不已又抱歉至极。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老师待人接物的真诚，对我今后的治学处世皆可谓影响深远。这些感恩之情，我都详细在写在《国运拐点》的后记里，可惜我的老师看不到了。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些故事。这篇文章中，我就瞿秋白到底为何留在苏区，导致最后被害的原因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涉及到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我听说高老师与博古之女有过交往，比较熟悉，我才向高老师专门请教，以免史料不实，伤害到有关当事人。高老师在病床上打着吊针看完我的文章，发来信息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很稳妥，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我解释说，就是怕惹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下笔有些顾虑。高老师发来一条意味深长的信息说： “如果要求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就最好封笔。很多人也曾经这么干过。” 这是高老师迄今为止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教导。我当时就有点不好意思，与他求真务实的学术勇气和敢为人先的治学精神相比，我真是需要克服文人常见的“懦弱”毛病。 但是我的担忧也并非多余。想不到这么一篇温和的文章，还是引来当事人的反感。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节选部分《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博古之女秦摩亚女士看到后不太高兴，随即在第12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撰写《瞿秋白被害，谁之过？》，文中把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的许多激烈的观点甚至尖刻的用语都混淆成我文章中的话，而且文章从史料到逻辑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写瞿秋白的原文长达两万多字，都是收录在我的《国运拐点》一书中。秦女士没有认真读完我的原文，就在文中轻易批评我对那段历史没有认真研究，指责我拿陈年旧事作文章，我是有些想不通的。正好我手中还掌握大量史料，于是就想再撰写一篇更详细有力的文章，与秦女士进行探讨。 12月17日，高华老师逝世9天前，我专门发短信向他请教如何处理此事。高老师耐心地说，秦文我已经看了，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再去打笔墨官司，她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一般读者也不会注意你和王彬彬观点的差异。高老师很委婉的一句话，让我理解到凡事多找原因检讨自己，同时待人接物还是要与人为善，考虑到历史当事人的具体心境，怀抱“理解之同情”。此前，有的学者对国防大学金一南先生的《苦难辉煌》一书有些争论，高老师也曾与我详谈过此事。他认为学术探讨上观点的争论交锋不可避免，但同为读书人，彼此间的尊重非常重要。我特别记住他的一句话，“尖锐不等于要尖刻。”熟悉高老师的许多学者都说，他的学术文章锋芒毕露，剑气逼人，但他生活中为人处世却一贯低调谦和，有君子之风。想到高老师的教导，我决心不再与秦女士争辩什么，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我告诫自己，今后生活中再遇到什么委屈不平，就想一想高华老师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 高老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这么多年来，听说他的研究几乎都是自费。可以想像对于一位清贫寂寞的学者来说，他的家中一定是不宽裕的。后来我了解到，此前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朱大可曾经发短信告诉凤凰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高华因治病花费甚多，经济上有些读书人难以启口的窘迫，希望他能代为呼吁有钱的熟人募一点款，解燃眉之急。杨锦麟后来在微博呼吁。后来，朱大可又说，高华教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杨锦麟只好删除了那则微博，“想起这段事，心里很是酸楚”。 但尽管这样，高华老师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在大南京大学好像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的立项或者资金（当然有可能也申请不到）。他的独立人格和治学精神，深为学者圈中人称道。2010年12月，《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召开一个民间学术会议，与会者多为国内外非常有名的学者专家，本来这次会议是邀请高华老师前来担任主持人的，这也是众多学者对他的一种尊重和肯定。高华老师本人也想来的，但当时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议开始之前，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专门建议，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所有名高望重的学者们，无论年龄大小，都发自内心地向病床上的高华教授鼓掌致敬，希望他战胜病魔，早日重返“战场”。我在会场上悄悄给高华老师发短信：“高老师，这次会议大家都特别期待您能够来，刚才大家用掌声表达对您的尊敬与关心，希望你一定加油早点康复，来成都走走！”他非常感动地回信说，感谢您，也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等我身体好了，还真想去成都走一走呢。 可是，老师不能再来成都走一下了。我们连一面也没有见上，就此永别。我从网上找到他的一张照片，他的眼神充满忧伤地眺望远方，中国的路还长，他没有走完的路也还那么长。他极目苍茫，是在追问历史，还是在寄望来者？ 从此以后，我读书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指教了。寄给他的贺年卡，此刻也不知发往何处。我只能把他生前期待一读却没有舍得买的这套《李劼人全集》，寄给南京的高师母，委托她摆放在高老师的书房，让他在天堂有空读一读——那里没有病痛，没有清贫，也不再有网上至今还赫然在目的老左们对他的谩骂攻击。 这是2011年12月27日上午十点我在办公室刚刚填好地址的贺年卡。十分钟后，我接到北京青年报周春林兄电话：高华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 这是12月26日晚我写给高华老师的新年贺卡，细细一算我为他写下这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时，正好是他辞世之际。冥冥中的巧合令我骇异惊讶。我请杜兴兄明天去南京参加高老师追悼会时代我送一花圈，上面就写这句作挽联。这应是对他一生最好总结吧。 今天上午去邮局给高华老师寄去他喜欢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全集。他虽辞世，我却不能失约。只是填写 “目的地” —栏时，恍然之间差点写成“天堂”。转眼间泪湿青衫。 我于12月27日上午匆匆写就此文，贴上网后短短两天时间已经有多家网站转载，新浪文化、腾讯文化、凤凰网历史频道等都在显著位置推荐此文，可见公道自在人心，高华老师的学术人品均引起广大读者的深切共鸣。下面是一些网页的重点推荐情况...... 刘晨 ： 再怀高华先生 许纪霖 终究是要写一文的，果不然，今天他写的关于高华的文章就出现了，我抱着很大的期盼精读了三遍，只为寻找一位主题：高华先生的死对于学术界究竟有多大的损失。其次，高华又是怎样的一位学者？诚然，我的这个排序是有偏向的，还请学术界的朋友多多包涵 。 我于昨日写了一文《有这么 一位高华——缅怀我们的高华先生》，以我与他的两次见面为自己的真实感受，我那个时候恨不得一下子跑到南京去，去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长者，去用最真切的心境去缅怀这位前辈。历史学，我从未认真的遵从过，因为我们是“没有历史的人民”。但是自从有了类如许纪霖、高华、杨奎松、杨天石等这些当代的历史学者，方才有一定的胆识去琢磨真相——历史的真相。或许他们的价值就在于此，把那一次次被政治瞒住的面纱拽开，一次次的用自己的人生与未来去撕裂这层面纱。与许纪霖在此文中写的一样 ： 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 ： “ 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 。 “ 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 有这样胆识的学者，在国内并不算多，但是有这样的学者，就是我们的骄傲。如昨日的另外一文《一本书的高华》（经济观察网），对高华的评价是“独一无二的学者”。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我觉得不为过。我们需要的正是更多的，类如这样的评价。犹如看过许纪霖先生的文章后，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样的“执着”，如此的勇敢，好不敬畏，即：一点也不失去自己作为学者的尊严和责任 。 另外，吴毅也从武汉发来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电子版与我们。他说，诸位（此处指他的博士与硕士） 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惊闻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去世，心情十分复杂，现传来他的立世之作，算是一种 。 （ 吴毅 ） 算是一种什么，他都没有说完，我想，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是悲痛的。我安慰的说，您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了，别太难过，定要珍重。学术与身体的健康，在我看来是一致的。我与五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从《叔本华人生哲学》中，此书中的一段话到现在我都恋恋不忘：身体是学术的本钱，没有健康，什么都不是。（意译）所以，身体的健康很重要，对于做学术的，消耗大量脑力与些许体力的同仁，定要珍重自己的身体 。 此刻，圈内的（学术界），还有其他圈子的朋友都在缅怀高华，我也在此撰写了两篇文章（写三篇，四篇都是值得的），以一个小辈的身份，以一个“局外人”（还未正式入驻学术界）的身份，为这位先生作痛，为这位前辈缅怀。珍惜我们所得到的真相，缅怀我们的那位高华。真有那么一位高华，让我们值得去缅怀与纪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作于兰州 张明扬：悼高华 　　 高华老师走的这天下午，我和几个同事还说起明年要采访他。2012年是整风运动70周年，我们想再让高老师谈一谈延安整风。我当时就准备打电话给高老师敲定此事，手边一忙，就将这个计划中的通话推到了第二天。当时的我怎会知道，这个没有拨出的通话永远错过了。 　　2011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数万人在韶山毛泽东铜像前同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们或许毫不关心的是，中国当今最著名的毛泽东研究者之一的高华也在当天的22时15分去世了。 　　高华老师的老朋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在一则微博中说：“12月26日是红太阳升起的日子，高华却在昨晚撒手西去。他是要在这天去天国继续追踪真相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许纪霖教授与高华在《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一书的编撰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都做现当代中国史研究，交流看法时有很多心灵契合的地方。“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当时已经开始做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这一块我们一般都不大敢踏入，因为很难发表，很多搞历史的都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搜集资料，整个90年代都在做这个研究。从这点来说，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关怀，完全超越了功利。” 　　高华老师成长于“文革”的动荡岁月。“文革”爆发时，他还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当时他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在南大北园的阶梯教室里，高华曾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教师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在“文革”期间，高华老师阅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 　　带着对那一段历史的疑问，1978年，高华老师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1979年，高华读到了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在文中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从那时起，高华萌生了一个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史书的愿望，“我难以忘记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1991年8月19日，高华从自家的收音机中听到了苏联政变的消息，当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致力十余年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的整风运动是时候开始动笔了。用《南都周刊》今年一篇高华专访的话说，“在收音机里爱国歌曲的伴随下，一切准备就绪的高华，摊开大幅稿纸，郑重开始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写作”。 　　许纪霖说，“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涉及这部分历史，一般来说都要用点鲜为人知的史料或秘闻，而高华全部是用国内公开发表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回忆录，他所用的所有史料的来源都是公开的。”许纪霖指出，高华擅长从支离破碎的细节里，把这些几乎是破碎的东西整理出来，编织成一个他所理解的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不是由支离破碎的个别的历史组成，这里面涉及他作为一个一流的历史学家的理解。“他的理解绝对是一流的，到目前为止无出其右。那本书能出来，大家都很高兴，那差不多是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许纪霖说。 　　许纪霖认为，现在评价高华的学术成就还太早。但“现在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有很多，高华独一无二。有些研究是所谓秘闻式的，有些纯粹是史料性的，高华却非常严谨，他不仅有具体的事实，而且对这段历史有他整体的理解。他的脉络感和逻辑感非常强，特别擅长把握政治当中的诡秘。很多东西是他分析出来的，但这些分析都有所本。每一次听他谈这些历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 　　而高华也为他的研究付出了代价。许纪霖说，高华在体制里被边缘化。这种代价对一个学者来说，是杀伤性的，但高华有这种担当。“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人很谨慎，父亲是‘右派’，他少年时期曾因此受到过创伤，这种恐惧感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深知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但他最后战胜了各种各样的恐惧，担当起来了，这不容易。” 　　说起来很惭愧，我是南京大学2002年毕业的，但自命是历史迷的我，上学时却无缘听过高老师哪怕只有一堂课。但可以肯定的是，高老师在大学里远不是时下的什么“明星学者”，后来听几个历史系毕业的校友回忆，高老师授课认真，课堂满座是经常的事，但平日里却很少提到那本与自己的名气一样正如日中天的专著。 　　现在我却觉得，作为一个南大人的最大荣耀就是，我和高华老师在同一所大学的屋檐下，当我进校的时候，高老师正在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收尾。无论他在或不在，这种荣耀在冬日的下午仍然晒得我暖洋洋的。 　　大约是在2008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见到了高华老师。这本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但悲伤却接踵而至。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高老师被查出患有肝癌已经一年多了，他当时是来中山医院复诊。谈话中高老师非常乐观，读了很多关于治疗肝癌的资料，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高老师继成为一名党史专家之后，又多了一个癌症专家的头衔。 　　2010年还是在一个秋天，我和《私家历史》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了高老师家。高老师住在南京龙江小区的一座普通高层公寓楼里，附近密密麻麻的全是高层住宅，那一片据说是江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为高校老师所建的一个安居项目。敲开高老师家门之后只有一个印象——到处都是书，这让本就不大的房子显得更加局促。很多书都是捆上摞起来。但就是这个房子让高老师已经很满意了，据说他当年开始写专著时，家里连厨房都是和别人共用的。 　　自从2007年4月高老师发现患病之后，他的病情就成为了学界以及历史同好者之间一个关心的话题，这几年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传说高华老师病重的消息。当那次我们问起病情时，他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前不久刚刚从一次病危中恢复过来。 　　我想我很难忘记，那个我们围坐在高老师身边的下午。刘师母拿着一张小板凳安坐在我们的对面，始终面带微笑地看着高老师，开心地听我们聊了大半个下午。当高老师想起一个很生僻的历史名词时，刘师母会很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家高华读书多，记忆力好。”当高老师和我们讲起历史段子习惯性地卖关子时，刘师母会显得比我们更加心急地催促问下面发生了什么。在我有限的认知范围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学者的夫人以如此一种热爱的姿态对待丈夫的学问与工作，她并不需要知道太多，但她坚定地知道丈夫热爱的东西就是她值得爱的。我想，高老师是幸运的，这种简单却内涵丰富的爱正是在那些最困窘的年代中一直支持着高老师的，他曾熬过了写作著书时的清苦与资料匮乏之痛，承受了专著出版后常人难以想象的边缘化。 　　记得高老师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革命年代》的自序中曾经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在那一次的访谈中，高老师在谈到“国共政争”的话题时精神非常好，但用语非常谨慎，让我们这些想听到一些私淑刺激话语的“愤青”“愤中”们颇感不过瘾。但事后一想，高老师这种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有一分事说一分话的治学态度，正是让他超然于当代史学界的那种珍贵的东西。在那个流行站队、流行表态的时代中，我们见了太多情感深陷于毛泽东时代不能自拔乃至一叶障目的“套中人”，也不乏见理论先行，公共而不知识的激进精英，缺少的就是高华老师的“约束主观性”，缺少的就是那种对历史的敬畏，“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2011年12月27日，当高老师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网络上微博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哀悼与惋惜，成为了这一天最大的微博热点。可惜高老师看不到了。高老师的儿子高欣对我说，高老师住院期间一直都在看书、思考，也经常看微博，只要是新一点的学界以及社会热点，他都在关心。就在上周，父子二人还就金正日之死聊了很多。 　　据高欣说，高老师这次是11月16日进的医院，包括高老师在内都认为与以往一样，这也是一次可以渡过的难关。为了对付难熬的病中生活，他准备了整整两大包书带在身边读。除了每天读书之外，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看望，很多朋友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就在上周，杨奎松先生和沈志华先生也一起赶去南京探望，他们当时的合影被网友称作“党史三大巨头峰会”。 　　在高欣和刘师母眼中，高华有这么多朋友是很有福气的事情。事实上，自从高老师患病之后，前来探望的朋友就一直络绎不绝，让高家全家感到“很温暖”。这其中，也有不少陌生人。大半年前，现在红透半边天的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带着许知远等几个媒体人专程来南京拜访高老师。 　　高欣还记得，龙应台前一段时间也专门联系上了高老师，表示想帮忙安排他到台湾去看病。但谁也没有想到，高老师竟然这么快就走了，一切美好的计划转瞬成空。 　　高华患病后，许纪霖到医院看望他，高华的乐观、坚强给许纪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刚刚做完大手术的他，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很好，满面红光，让人感觉不到死亡的阴影已笼罩着他。我都不敢提他的病情，但他谈自己的病就像谈别人的病一样，很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病情，脸上带着一种微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还计划着要做些什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萧功秦教授应当是最早探望高华的那一批人。2007年4月30日晚，萧功秦看望了刚刚手术过的高华，他对高华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的。”萧功秦在之后一封群发朋友的邮件里伤感地说，高华可能要求不高，只希望上天给他五年时间，“也许他觉得五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谈话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表明他进入人生战斗的决心。” 　　不知道萧先生回忆他几年前的这番话时，是否会觉得造化弄人。在即将进入第五年的2011年岁末，高华老师走了，他战斗到了最后。 　　高欣说，父亲并不是一个太喜欢表达感情的人，但在父子之间的谈话中，高华还是偶尔不经意地表达出他的遗憾，“父亲觉得，他几年前学术上的感觉来了，在他进入学术高峰期的时候，本可以多写出几本有分量的东西，他本来已有了一系列写作计划，要不是这场病……” 　　我们的确应该感到遗憾，高华病前曾应承下来一项庞大的写作计划，撰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牵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在计划的10卷本中，作者队伍会集了国内多位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流专家，杨奎松、林蕴晖、沈志华、卜伟华、韩钢，高华老师因病退出。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健康的高华，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里，还能够为我们解开多少历史的谜团。 　　据说高老师的遗作，载于台湾《思想》的《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文中有多处可看作高老师“夫子自道”的文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想，当五十七岁的高华先生离开时，他所思所虑的又何尝不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他曾告诉了我们太阳从何处升起。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山海经》。　　 　　　（早报记者田波澜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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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高华

热度 1 fqng1008 2011-12-28 10:44

高华， 1954 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 8 年工人， 1978 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 — 1996 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 2004 年 2-7 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 2006 年 1-6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高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 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 。 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高华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晚因肝病在南京病逝，享年 57 岁。获悉此事，多位学者在微博上留言追忆，表示悼念：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听说高华的状况不大好，上周和学者沈志华、李丹慧夫妇曾经一起去看望高华。“当时他情况很好，我们还谈到，等他出来能不能继续参加我们的研究工作。他很有信心，觉得不久之后能够出院……这个噩耗太突然了。” 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他都领风气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杨锦麟（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他，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3 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们相处了大约一个月。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他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那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有电话和邮件往来。他突然去世，我一时难以接受。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因为历史学和计算机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 高华先生走了，这不仅是中国学界的重创，更是所有热爱自由、真相和真理者的重大损失。我的一个不成熟建议，是请香港朋友们出面，成立高华学术基金会，以高华的名义，去培养更多的史学英才，推动历史、记忆和真相还原的事业。 @ 杨锦麟 @ 梁文道 @ 蓝伟光 @ 赵楚 @ 封新城 @ 田太权 @ 王小山 @ 王晓渔 。 陈子善（华东师大教授）：真的是令人十分难过！仅 57 岁，比我还年轻啊。我与高华先生仅一面之缘，他来我校，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他已患病，话不多，但还是很有精神，对今后的研究抱有信心。我对他的现代史研究、党史研究是很佩服的。如天假以年，哪怕只给他十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精辟的论著问世。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惊悉高华教授昨晚去世，十分悲痛！前段时间，我和公明兄还在为高教授的医疗费用募捐，希望他能获得更好治疗，可惜还是英年早逝！高华教授是位值得所有人尊敬和铭记的优秀史学家，他非常热心地担任信孚教育集团客座教授，为信孚师生上课。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斯人顿逝，痛心不已。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好书的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关怀有关。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不是很多，高华先生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利用出差的机会，在上周六专门去看望过高华，两人交流了半天时间。“我感到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身体，他已经非常虚弱，肚子腹水已经很大了，脸色蜡黄蜡黄的。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晰，说话没有什么障碍。他对时事，对学术都很关心，而且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他在病床上还在为学生改论文，他还说，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 挚友高华去世。他是个难得的人，为人治学，均不可及。以他的才华，取功名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做危险的学问，为当局不喜的学问，禁区里的学问。在中国，做这样的学问，需要勇气，会付出牺牲。他一生贫寒，饱经风霜，连他的病，也跟这样选择有关。 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跟他交往，感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冉云飞 （作家，学者）：昨日一早得高华先生学生来电告知他去世的消息，颇感沉痛。我与高华先生只通过几次电话，没有见过面，但不能忘记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带给我的震撼。昨晚正赶往听 周云蓬 兄演唱会，得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 兄短信告知，高华先生床头竟然放着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更感荣幸而哀痛。 王晓渔 （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供职于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 ：惊闻高华先生去世。想起四月份随钱永祥先生去南京探望他的情景，手机还保留有他后来的短信：“就是见面时间太短了，祝旅途顺利！”不知学界同仁能否发起成立高华历史基金会，以表达对他的纪念。也希望《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早日在内地出版，让内地读者不用翻山越岭就能读到内地最优秀学者的著作。 叶兆言 （著名作家， 叶圣陶 之孙 ） ：打开微博，看到高华逝世，心里很难过，不想再说什么。可是想到网上对我的回复，不说几句，堵得慌。高华一生的努力，就是揭示真相，偏偏有太多人，对真相无动于衷。只能如此想，高华选择这一天离去，有意义，他还在穷追猛打，继续战斗。 杨恒均 （作家，学者）： 正在阳台上看书，惊闻南京大学高华教授于凌晨去世，悲从中来，只能到书架上取出高华老师所著，也我最最喜欢的一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拍照上传，以寄托我崇敬与怀念之情。老师，一路走好，有你的治学的精神与作品伴随我们，我们不孤独！ 章诒和 （作家）：高华走了，我会飞到南京送他一程！自甘寂寞，自甘清贫的学者，我们今后到哪里去找寻？读大块文章，一点骚心一点血；听满城风雨，半悲人老半悲君。章诒和泪书 附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悼高华，忆高华 江南的冬天，阴沉沉地冷。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高华教授在12 月26 日的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样的突兀，让朋友们猝不及防。高华的病已经多年，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病榻中的高华，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说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去台北会会老朋友，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 尚未到来，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 高华兄，难道你真的走了吗？ 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 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十一年前，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决定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模式，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四位，这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从此宁沪之间，常来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动。 这个时候，他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但真正的兴趣却是20 世纪的中共革命。他的父亲在1957 年被划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早早被打入另册，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文革”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当“文革”的阴霾终于散去，国家恢复高考之后，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悲剧，究竟渊源于何处？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 年代，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差不多从1980 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革命史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 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 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 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1980 年代末到1990 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 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 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虽然高华烂熟史料，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 ，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也非贵族后裔，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我以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与他关怀相近，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相比而言，作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英雄豪杰“王”的面相，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圣”的 一面。圣与王、神与魔之间，既是一念之差，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争论的结果，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他也承认豪杰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实上，早在1980 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摆脱困境》一书，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过，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毕其一生与其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 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病魔击倒，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他的乐观、坚强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前，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依然是“精神状态不错”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 的机会。然而，就在2011 年即将翻过的时候，他骤然而去，决然告别，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 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 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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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沉恸哀悼，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

jchen4 2011-12-27 14:44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科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老师，因病医 治无效，于2011年12月26日晚22时15分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辞世。 高华教授，1954年出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 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担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学科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及 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 动的来龙去脉》、《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身份和差 异：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等，在国内外历史学界享有 盛誉。生前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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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经典著作 :全球通史

DynamoChina 2011-12-17 13:41

文件传不上，稍后努力！！！ 全球通史全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吸收了20年来世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有强烈的现实感。自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作前后一贯。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作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 　　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 　　现代社会的《 资治通鉴 》 　　当代世界史编纂的一个新起点 　　影响 世界历史 的10本书之一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经典著作 　　本书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 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作者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全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吸收了20年来世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读来颇觉新颖，有强烈的现实感。所以，本书在20世纪中期一问世便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颇受好评。 　　 美国 许多大学已把《全球通史》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教材，甚至连美国的许多军校也把此书作为教材，规定每个学生在毕业前都要修这门课。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 历史学家 运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编辑本段 点评 　　--希腊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 全球通史 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英国历史学家 汤因比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 　　--英国历史学家 巴勒克拉夫 　　《全球通史》是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代表性作品，论述自人类起源至本世纪70年代的世界文明。本书改变了世界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体现当代意识的全球性观念。 　　--《纽约时报》 　　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波里比阿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又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裨益。 　　波里比阿 　　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 　　埃廷尼·吉尔森 编辑本段 不同版本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近年在国内有两个版本，出版社不同，书的目录内容也不同，欲购买的读者应当留意。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 斯塔夫理阿诺斯 　　译者：吴象婴 梁赤民 　　(1999-05出版) 的全球通史，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目录如下： 　　目录： 　　 1500年前的世界 全球通史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第一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二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3500－1000年）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 　　第五章 古代文明诸类型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公元500年） 　　第八章 希腊和 罗马 的文明 　　第九章 印度 文明 　　第十章 中国 文明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1500年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十四章 突厥人 和蒙古人的侵略 　　第十五章 传统的 拜占庭 　　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第五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十八章 非洲 　　第十九章 南北 美洲 和澳大利亚 　　第二十章 欧洲 扩张前夕的世界 　　后记 　　 1500年以后的世界 　　序言 　　第一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第二章 西欧 扩张的根源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六章 西欧的扩张： 伊比利亚阶段 ，1500－1600年-1763年 　　第七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 法国 、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八章 俄国 在亚洲的扩张 　　第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十章 科学革命-1914年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第十三章 俄国 　　第十四章 中东 　　第十五章 印度 　　第十六章 中国和 日本 　　第十七章 非洲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十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全球性的影响 全球通史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 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二十二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球性的影响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第二十七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二十八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第二十九章 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第三十章 后记： 我们的黄金时代 吗？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附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的影响　 　　译后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具体又有四种 　　1.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01出版) 　　2.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英文影印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7出版) 　　3.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7出版) 　　这三种的目录如下：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致读者 　　第一编　史前人类 　　第1章 引言：世界史的性质 　　第2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 全球通史 第4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一致性 　　第5章 希腊--罗马文明 　　第6章 印度文明 　　第7章 中国文明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是祸还是福？ 　　第三编 欧亚大陆 中世纪 的文明 　　第9章 中世纪文明形成欧亚大陆一致性 　　第10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1章 突厥人的蒙古人的入侵 　　第12章 传统的 拜占廷文明 　　第13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达社会与“遏制领先” 　　第四编 公元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5章 非洲 　　第16章 美洲和澳大利亚 　　第17章 欧洲扩前夕的世界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中的民族 　　第五编 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18章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 西方扩张的儒家世界 　　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21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第六编 西方崛起的世界 　　第22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息亚阶段 　　第23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 　　第24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 　　第26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27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28章 俄国 　　第29章 中东 　　第30章 印度 　　第31章 中国和日本 　　第32章 非洲 　　第33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34章 波利尼西亚 　　第35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3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第37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38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39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40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4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42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第44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 ：全球性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后记 　　术语表 　　索引 　　北大版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培文书系(培文书系)： 　　4.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培文书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出版)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培文书系 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出版) 　　 《全球通史》北大版 目录：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 　　(上 册) 　　第一编史前人类 　　第1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第2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一公元前1000年) 　　第4章 古典文明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公元前1000年一公元500年) 　　第5章 希腊一罗马文明 　　第6章 印度文明 　　第7章 中国文明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一1500年 　　第9章 中世纪文明使欧亚大陆实现整体化 　　第10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11章 突厥人和 蒙古人 的侵略 　　第12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第13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展中的社会与“受到阻滞的领先” 　　第四编 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第15章 非洲 　　第16章 美洲和 澳洲 　　第17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上 册) 　　第五编公元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18章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2l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第六编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一1763年 　　第22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第23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24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26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27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28章 俄国 　　第29章 中东 　　第30章 印度 　　第31章 中国和日本 　　第32章 非洲 　　第33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34章 波利尼西亚 　　第35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3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37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38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39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40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4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42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第44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词汇表 　　索引 　　编后记 　　斯塔夫里阿诺斯作者 《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二《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 启蒙时代 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汤因比的多卷本 《历史研究》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 、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 编辑本段 研究价值 　　《全球通史》有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 一幕幕地展现在 读者 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 宗教 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 萨拉热窝事件 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到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 　　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 知识 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书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 《梦的解析》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 太阳照样升起 》、J．M．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让·保罗·萨特 的《存在与虚无》、 杰克·凯鲁亚克 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 《时间简史》 和维微克·拉纳 戴夫 的 《未来之路》 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 意识 。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 　　《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 印度次大陆 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施宾格勒1917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篇历史巨著。但与 《西方的没落》 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 　　《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 撰文 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 编辑本段 媒体评论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 技术 进步而产生的深重的精神危机的一种 思想 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阿诺德·汤因比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是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 北京大学 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对中国 高校 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 　　本书享誉世界几十年，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与《梦的解析》、《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时间简史》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 编辑本段 重要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 中国历史 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 认识 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 中国历史学家 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 前苏联 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 学术界 “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 近代 ”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 星球 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 高希 在他的《 世界文明史 》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 基督徒 ，并且只有 亚欧大陆 的最西端属于 罗马帝国 。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 空间 的契合点。 斯塔夫里阿诺斯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 美国加州大学 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秒各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 　　虽然他以《全球通史》享誉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称道。 　　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 、《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 加州 荷亚去世，本书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最新版本，也成了其最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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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天主教运用耶稣会集团来管辖世界经济和政治

蒋高明 2011-12-10 17:48

陈树祯翻译 视频网址： http://video.godlikeproductions.com/video/Catholic_Church_governs_world_economy_politics_through_its_Jesuits_a_Catholic_Order ? id=262c51952f5b0a84cbd 1．耶稣会的起源 “假如你对共济会的所有集团进行调查，直至你到达它的最重要的最高层中，你将发现共济会在全球的首领，那位可怕的人和耶稣会的头目是同一个人……”美国历史学家詹姆 斯•帕顿（James Parton） 在1517年间，新教徒改革实施，1534年，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在梵谛冈创办名为“耶稣会”的新集团来协助教宗管辖君主的条例。 “耶稣会”的创办人，依纳爵•罗耀拉是一名巫师，也是光照派（Alumbrados）的成员。（注：光照派主张唯有默观祈祷方可寻得光照而与神合一，默想耶稣人性及苦难是多余 的，人达于完美就不会犯罪 。） 于 1545-1563年间“特伦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的条例规定：任何人不遵守天主教的教义，将会被咒逐。 （注：特伦托会议。 这个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组织。这个会议重申了教会是唯一有翻译圣经权力的组织，使用耶柔米的拉丁圣经作为制定译本。并重申天主教的绝对权力 。 耶稣会士开始渗透传教士和教堂时，与此同时获得了听取帝王忏悔的职位——他们利用帝王们的忏悔作为 敲诈皇族的工具，这就是他们如何逐步从首领的手中夺取权力。 1773年，教宗克莱门特十四世颁发废除耶稣会的法令，除了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反对梵谛冈的法令以外，每一个国家的教会都将耶稣会的所有资产拿走或摧毁。 2．罗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与耶稣会的关系 公元1743年，一位名为阿姆谢尔•摩西•鲍尔（Amschel Moses Bauer）的金匠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开了一家钱币店，在他的店铺的门上，挂了一个有罗马鹰在红盾牌上的招牌，后来， 这店便被誉为红盾公司。红盾的德文就是Rothschild（译音为：罗特希尔德）。 这个招牌是由一头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即罗马帝国）的双头鹰的徽章附在红盾上组成。 阿姆谢尔•摩西•鲍尔与尚克•勒赤妮（Schonche Lechnich）结婚，后来生了8个男孩。第4个儿子，在1744年出生，名为梅耶•阿姆谢尔•鲍尔（Mayer Amschel Bauer），他在十岁时 已开始协助父母管理钱财。 其后，梅耶将自己原来的姓“鲍尔”改为罗特希尔德（Rothschild），即红盾的意思。梅耶从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er）中学会了如何借钱给政府和国王们来谋取更多的利 润。 梅耶有5个儿子，阿姆谢尔（Amschel）、索罗门（Solomon）、内森(Nathan)、卡尔(Karl)和雅各布(Jacob)。当5个儿子长大后，梅耶派遣他们到欧洲的主要首都中开办分公司，进行他们家族的银行生意。 阿姆谢尔留守德国法兰克福，索罗门被派往维也纳，内森被派往伦敦、卡尔被派往那不勒斯（意大利）和雅各布被派往巴黎。 由于耶稣会在1773年被教宗克莱门特十四世废除，耶稣会士亚当•魏斯奥普特（Adam Weishaupt）于1776年成立光照派（Illuminati）作为隐藏耶稣会的掩护组织。 光照派的上级就是罗特希尔德家族，而雅各布•罗特希尔德就是现时罗特希尔德家族的首领。 “耶稣会使用光照派及其他组织来进行它们的活动（阴谋），因此，当耶稣会所犯的罪行被批评时，均由这些前线组织来承担。”比尔•休斯（Bill Hughes） 1815年6月18日，罗特希尔德的特工人员从威灵顿勋爵手中获得有关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并在消息抵达伦敦前20多小之时，通知了内森•罗特希尔德。 内森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发放拿破仑胜利的谣言，导致股票大跌了98%，其后，他将整个英国的经济囊括一空。当拿破仑战败的消息传至伦敦的时候，股票暴涨，罗特希尔德统治了英 国。 3．梵谛冈、耶稣会与罗特希尔德家族煽动战争 “历史显示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南北战期间，重金支持双方……” 约翰•科尔曼博士，《罗特希尔德皇朝》（Dr. John Coleman, The Rothschild Dynasty） “这场仗如无邪恶的耶稣会参与将不会发生。”亚伯拉罕•林肯——有关南北战 “我不喜欢耶稣会教士的再次出现……假如这里有一群人应被诅咒和罚下地狱的话，这就该是罗耀拉的社会（耶稣会）。尽管如此，由于我们体系（宪法）对宗教的容忍，我们被 迫给他们庇护。” 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 “我知道耶稣会是从不忘记或放弃的，但是，一个人不应对他如何死或死在那里有太多的顾虑。”《亚伯拉罕•林肯（在罗马教会50年）——查里斯•赤尼贵（Charles Chiniguy） “按我的意见来看，这个国家(美国)的自由早已被破坏一清。这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们使用微妙的手段所导致的，他们是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煽 动了欧洲大部分的战争。”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注：在美国革命战役中，拉斐特侯爵是华盛顿的首要将领 。) “公众基本上对梵谛冈和他的耶稣会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无法抗拒的责任（罪行）一无所知——而导致这局面出现的部分原因与梵谛冈和耶稣会给以巨额的安排有关。”埃德 蒙•巴黎，《耶稣会士的秘密历史》（Edmond Pari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Jesuits） “根据耶稣会教士（托马斯•J•坎贝尔，Thomas J. Campbell）的记录，在1555年至1931年期间，由于耶稣会教士破坏国家的福祉，从事政治阴谋和颠覆计划，最少有83个国家、州 和城市将耶稣会教士驱逐出境。” JEC•谢泼德（JEC Shepherd） “唉！我知道他们（耶稣会教士）会毒害我；但我却未想到会用如此缓慢和残忍的方法。”教宗克莱门特十四世（1773年，“永久”废除耶稣会各阶层） 1929年2月9日，法西斯党员墨索里尼让意大利政府与梵谛冈签署《拉特兰条约》，恢复天主教的政权和外交地位，墨索里尼宣布梵谛冈为独立国家。 1933年，希特勒独揽大权，梵谛冈与希特勒签署谅解录。 “我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耶稣会集团中学会的，我将他们组织的许多部分，直接传送到我的党中。”阿道夫•希特勒 “我从耶稣会集团中学会了许多（东西），直至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任何东西比天主教按等级划分的组织更加宏伟（严密）。”阿道夫•希特勒 “从希姆莱(德国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1900-1945)中，我看见了我们的依纳爵•罗耀拉（耶稣会创办人）。”阿道夫•希特勒 …… 耶稣会是由一个最高统领者指挥的。 这个“黑色教宗”是 阿道夫•尼古拉斯（Adolfo Nicholas） Catholic Church governs world economy politics through its Jesuits a Catholic Order http://video.godlikeproductions.com/video/Catholic_Church_governs_world_economy_politics_through_its_Jesuits_a_Catholic_Order?id=262c51952f5b0a84cbd “If you trace up Masonry, through all its Orders, till you come to the grand tip-top, head Mason of the world, you will discover the dreadful individual and the chief society of Jesus are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James Parton, American Historian Around 1517, there was a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1534, Ignatius Loyola founded an order of the Vatican called the “Jesuits” to help the Pope to rule as Sovereign rule. Ignatius Loyola, the founding member of the Jesuits, was a witch and a member of the Alumbrados. 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 ruled that anyone who doesn’t adhere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 anathema (worthy of death). The Jesuits began infiltrating missionaries and churches as well as gaining powerful positions as confessors to Kings – they sought to use their confessions as blackmails to aristocracy, and this is how they gradually took power of leaders. Pope Clement XIV signed a decree in 1773 banishing them, taking and/or destroying all their assets in every nation. Every country adopted, except for Russia where orthodox Christianity opposed the Vatican jurisdiction. Rothschild: In 1743 a goldsmith name Amschel Moses Bauer opened a coin shop in Frankfurt, Germany. He hung above his door a sign depicting a Roman eagle on a red shield. The firm became known as the red shield firm. The German word for “red shield” is Rothschild. The sign was a double-headed eagle emblem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Roman Empire) on a red shield. Amschel Bauer married Schonche Lechnich an had eight sons. The fourth was Mayer Amschel Bauer (born 1744). Mayer assisted his parents’ dealing of money from the age of ten. Sometime in Mayer’s life, he changed his name from Bauer to Rothschild (red shield). Through his experience with Oppenheimers, Mayer learned that loaning money to governments and kings was much more profitable. Mayer had five sons: Amschel, Solomon, Nathan, Karl and Jacob. As they came of age, he sent them to the major capitols of Europe to open branch offices of the family banking business. Amschel stayed in Frankfurt, Solomon was sent to Vienna, Nathan was sent to London, Karl was sent to Naples and Jacob was sent to Paris. Because the Jesuits were formally abolished by Pope Clement XIV in 1773, Jesuit Adam Weishaupt established the Illuminati in 1776 specifically to be a front organization behind which the Jesuits could hide. And at the top of the Illuminati is the Rothschilds, and Jacob Rothschild is the current head of the Rothschild family. “The Jesuits used the Illuminati and the other organization to carry out their operations. Thus, the front organization would be blamed for the trouble caused by the Jesuits.” Bill Hughes On the 18, June 1815, the Rothschild agent was able to get the news of Napoleon’s defeat at the hands of Lord Wellington, to Nathan Rothschild; a full twenty hours before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Nathan put out the rumor to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at Napoleon had won the war. Stock felt by 98% and then Rothschild was able to buy up the entire British economy. When the news arrived of Napoleon’s defeat, stocks soured and Rothschild ruled England. “History reveals that the Rothschilds were heavily involved in financing both sides of the Civil War…” Dr. John Coleman, The Rothschild Dynasty “This war would never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inister influence of the Jesuits.” Abraham Lincoln on the Civil War “I do not like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Jesuits…If ever there was a body of men who merited damnation on earth and in hell; it is this society of Loyola’s. Nevertheless, we are compelled by our system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to offer then asylum.” John Adams, 2nd president of the U.S.A. “I know the Jesuits never forget nor forsake, but man must not care how or where he dies, provided he dies at the post of honor and duty.” Abraham Lincoln (50 years in the Church of Rome) Charles Chiniguy “It is my opinion that the liberties of this country (USA) are destroyed. It will be by the subtlety of the Roman Catholic Jesuit priests, for they are the most crafty, dangerous enemies to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y. They have instigated most of the wars of Europe.” Marquis de Lafayette “The public is practically unaware of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ibility carried by the Vatican and its Jesuits in the starting of the two world wars – a situation which may be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 gigantic finances at the disposition of the Vatican and the Jesuits.” Edmond Pari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Jesuits “Between 1555 and 1931 the Jesuit Order was expelled from at lease 83 countries, city states and cities, for engaging in political intrigue and subversion plots against the welfare of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Jesuit priest repute (Thomas J. Campbell).” – JEC Shepherd “Alas, I know they (i.e. the Jesuits) would poison me; but I did not expect to die so slow in a cruel manner.” (1774) Pope Clement XIV (who had “forever” abolished the Jesuit Orders in 1773) On February 9, 1929, Fascist Mussolini signed a concordant (Lateran Pact) between the Italian government and the Vatican – re-establishing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diplomatic stand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 Mussolini declares the Vatican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Vatican signed a concordant with Hitler, the year he came into power in 1933. “I have learnt most of all from the Jesuit Order. A good part of that organization I have transport directly to my own party.” Adolf Hitler “I have learned much from the Order of the Jesuits; until now,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thing more grandiose, on the earth, than 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Adolf Hitler “In Himmler, I see our Ignatius de Loyola.” – Adolf Hitler The Jesuits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uperior general The “Black Pope” Adolfo Nicho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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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邓蜀生

黄安年 2011-8-19 21:51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8 月 19 日发布 （按 : 《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第 8 期第 115-132 页，发表署名邓蜀生 、 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 : “ 2011 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 , 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 这里发表的是《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 , 文章最后有：“ 2011 年 5 月 31 日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受访人 : 邓蜀生 采访人 : 黄安年、李剑鸣 时间 : 2011 年 5 月 9 日 9 ： 00-11 ： 00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简介：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 ,1923 年 10 月生于重庆巴县， 194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 1945-1957 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 1961 年起 , 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 (1944-1945) 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1) ，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 ,1951 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 ,1978 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 ,1979 ， 1983 ）、《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 ,1991 年）、特别是历时 23 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 ,2002 年）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 1982 年）、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 2007 年新译，东方 ,2007 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 : 《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版社 ,1980 年 )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 1994 年）。主编《影响世界的 100 次事件》、《影响世界的 100 次战争》、《影响世界的 100 个人物》《影响世界的 100 种文化》、《影响世界的 100 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 1991 ）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 —— 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 ,1982 年）等。组织翻译《林肯传》（桑德堡著，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等。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 , 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 8 ８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不仅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 1979 年到 2002 年长达 1/4 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 6 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 6 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 2 ５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 6 卷本 293 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 26 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 26 个字的差错后，又将 6 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 , 但很少公开张扬 , 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 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 , 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 : 对话中 , 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 , 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 一 ) 对话之前 1 ，“ 我们现在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对话开始前 ,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专门来到会议室和我们简要座谈 : 邓： 我们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中 , 其中他 ( 指李剑鸣 ) 这一卷写得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说其他卷不好 , 他这一卷是我们组织的编写的最后一卷，经过几个周折，换了几个作者，最后选定了他。这一卷我看了以后 , 觉得写得很不错。这一套书在今天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谈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 乔： 对美国史，我不懂，但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就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 , 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黄 : 昨天你们不是有纪念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合影活动吗？老邓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财富，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财富。 乔： 对 ! 对 ! 对 ! 的确是这样。老邓既是学者，又是编辑 , 我们现在许多编辑对学术不大熟悉。 黄 : 他是学者、编辑兼于一身。老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领域里面，唯一的参加跟美国直接有关的战争 , 他参加过两次 , 他有亲身的实践。 邓： 又是伙伴，又是敌人。 李： 我们（南开大学）的周纪琨先生当年给美军当过翻译。 乔： 现在我跟你讲 , 就这经历啊，年轻人很崇拜这样的学者。 邓： 那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头。正好征调 , 我就去了。 乔： 原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史和美国史是一个编辑室。老邓就在里面， 1978 年那个时候的房子，我们都是自己打扫的 , 自己管理的 , …… 2 ，谈美国史研究 、 编辑的人和事 黄 : 老邓，今天就这样，咱们随便说。事由是《社会科学论坛》有个专栏是采访著名学者的，最近有一期是专访周有光的，以前还采访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说应该采访老邓。老邓您以前接受过一些采访，但是都是某一方面的。这次采访是专门是跟美国史研究和编辑有关。而这个问题又和您的经历有关。所以采访前列了一份提纲 , 提纲事先已经寄给您了 , 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采访重点的沟通。您可以按照提纲说 , 也可以重点说 , 重点还是跟您在人民出版社这一段 , 特别是跟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的事。我们随便谈 , 最后我会整理一份采访的录音记录稿，由于时间的限制 , 我可以把原来您所写到和回忆的相关事情放进去 , 然后在整出一个书面对话稿 , 请您审改。在采访中 , 我和剑鸣会插话交谈。您看怎样？ 邓： 我觉得你采取提问的方式，我们用对话方式、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你要我讲的话 , 我很容易兴致所在 , 容易跑题。你比如说重点要解决几个什么样的问题 , 我能够答复的 , 我能够加以发挥的就发挥 , 不能发挥的，我简单的回答就完了。以前专门就某一个方面来采访我的，都是问我过去的新闻界的人。 ( 二 ) 和美国打交道的两次战争 1 ，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 : 好 , 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 的见闻 , 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 “ 驼峰 ” 的生死考验等。 邓： 1944 年 我 21 岁时在印缅战场上 , 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 Draft ）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 6 军第 14 师当翻译官 , 正好他们要办报纸 , 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 , 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 6 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 的。后来 , 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 , 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 , 叫战神突击队 , 实际上是正规部队 , 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 , 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 2 ，亲历飞越 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 : 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 邓： 我是 1944 年 1 月离开复旦， 4 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 : 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 4 月 14 日 , 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 美国就有 2197 人，中国 870 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 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 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 C46 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 , 手上扣上环 , 不要过早打开 , 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 , 用手一拉 , 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 , 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 , 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 您过 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 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 , 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 2007 年我去过中缅边界 , 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 ，我的番号中美 5332 旅 475 团第二营 邓： 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 , 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 , 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 , 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 , 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 , 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 , 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 , 有三个团 , 一个中国团 , 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 1944 年 12 月去的，到了 1945 年 5 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 5332 旅 475 团，我在第二营 , 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 , 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 , 团里都是分开的 , 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 , 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 , 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 , 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 , 他已经没有给养了 , 海路全被切断了 , 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 , 分红色的是武器 , 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 ， 1950 年在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总分社 黄 : 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 1950 年 , 我调入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 , 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 , 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 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 1950 年 11 月中 , 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 , 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 , 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 李耐因 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 , 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 1950 年 11 月中过了江一直到 1951 年 9 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 ，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 : 在这段时间里 , 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 邓： 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 , 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 , 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 , 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 , 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笔筒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 , 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黄 : 笔名用的是什么 ? 邓： 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 : 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 6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国战略上的弱点》 邓： 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 世界知识丛书之九 )(51 年 6 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 , 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 , 我是第一本。最早 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国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足，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 : 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 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 , 后来要我压缩到 2500 字 ,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 , 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 ，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 : 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 邓： 都在《世界知识》上 , 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 , 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 , 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 , 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 , 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 , 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 : 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 邓： 要找还是可以找 , 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 ( 三 ) 对美国研究的兴趣 1 ，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国教会有点关系 黄 : 您是新闻系出身，作为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讲 , 一个美国史编辑出版者来讲 , 新闻系毕业和难忘经历对您的影响 , 能否简要的说一说。 邓： 实际上 , 我谈不上什么美国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 , 我学的也不是美国史，我原来学新闻的。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认真地说 , 我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讲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母亲她是教徒，我父亲他是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的，文华书院在武昌 昙华林，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祖父在里面教书，中文教习，后来我的初中也是在 美以美教会办的中学读的书 , 和美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因为家里和美国教会有关系 , 但是从美国历史来讲，谈不上 ,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2 ，在美军部队时期对美国感兴趣 我真真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最大影响的还是我在美军部队。在 5332 中美混合旅 475 团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营长后来打死了 , 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不知怎么当上营长去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山上谈一谈、聊一聊。在部队很奇怪，和我一块住的是一个波兰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个狐狸洞（ foxhole ）里面，另外里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 还有无神论者，还有和平主义者，所在一个部队里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当时我对这些感兴趣。要在中国部队 , 这绝不可能。当时感觉美国兵比较直率，中美联合作战 , 对中国没有什么歧视，因此，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比较是感兴趣了。 后来在复员以后，国民党举行过一次翻译官留美选拔的考试，在南京举行的，那是 1947 年，那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一共从全国翻译官里面录取了 50 人，到美国上大学 , 我也去报名了 , 但没有考取，这批人成没有成行也不知道。 我对美国的真正感性认识比较多，是在美军部队里。除了这个波兰籍人后来得了伤寒症死了 , 其他就是和士兵在一起。另外有个华裔美国人一位中尉，但他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第几代华裔。那一阵子 , 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叫奇怪。这么一个混杂，引起了我对研究美国史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萌芽，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研究 , 我一直是搞新闻工作。 3 ，参加两次和美国打交道战争的印象 黄 : 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么一个话题，您参加这两次和美国打交道的战争 , 一次是中美结盟，一次是中美对抗 , 这两次对您看美国和研究美国 , 有什么影响 ? 邓： 第一次是有些影响 , 我对美国的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确实什么他都能够包容，什么他都能够说在一起。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拢在一块 , 当然了 , 哪个时候确实美国作为种族概念是比较明显的 , 那种正统的白美国人确实是对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点歧视，但是总的来讲 , 还是能够在一起。当排长的、当连长的也有非白人的 , 一样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这一次跟美国结盟一起打日本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 , 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来讲 , 没有第二个概念 , 战争的起因到底怎么看 ? 那是真正相信战争是美国人发动的、李承晚发动的战争 , 没有想到是北方想武力统一全朝鲜，没有从这方面想。一直到什么时候呐，后来派到《时事手册》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外电、外国的一些刊物以后，才开始对朝鲜战争有些想法。 邓 : 朝鲜战争我不是写了一本书嘛，那时候完全是根据正统观点、新华社的观点来写的。是《世界知识》的约稿。 黄 : 按照宣传指示精神来写？ 邓： 对 ! 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但是哪个时候怎么样决策 , 为什么中国非要参加不可 , 整个的观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统一的口径。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从保家卫国的立场出发 , 去抗美援朝。是这个道理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当时我也相信他这个逻辑。美国的麦克阿瑟部队确实是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当时辽宁很紧张 , 那时候安东，现在叫丹东 , 非常紧张 , 美国飞机空袭，老百姓已经到了白天不敢活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那时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的手上 , 我们开飞机的都是苏联人，都是苏联的飞机。那个时候的观念跟在缅甸时候的观念联不起来。 可是有一点 , 当时我也想到的，美军打仗的时候，并不是不经打的少爷兵 , 后来根据我们内部传达 , 美军还不是一触即溃，还是很顽强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 , 制空权在他手上。 黄 : 当时美国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队到朝鲜的。 邓： 是的 , 像骑兵第一师 , 打得确实不错。抓美国的俘虏都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一次战役抓的比较多。那时美国人喜欢睡睡袋的 , 睡袋是拉链，从下面一直拉到上面，朝鲜确实冷 , 他们的装备都要自己揹的 , 因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俘虏。那时中国部队在人民军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 , 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在睡袋里边，逮的时候你出也出不来。后来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虏，当时中国人被他们俘虏的多 , 多得多 , 多了多少倍。我曾经访问一个美军俘虏空军中校，他是被飞机打下来的他跳下来被抓了。我问他 , 他刚开始时只讲他的姓名、番号 , 入伍时间 , 别的一概不谈。这是他们上级的规定。后来谈的多了 , 问他过去学什么 ? 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他一聊起家里话就兴趣就来了 , 你聊战争的时候闭口不谈。后来 , 我在《世界知识》写过几篇访问俘虏营的东西。后来塔斯社想转发，就跟《世界知识》商量，后来 , 有人就说 , 你得考虑慎重些，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号 , 你将来交换俘虏时交不出来你怎么办？那就带来麻烦。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来塔斯社他就没有转发，但《世界知识》上登出来了。后来这个中校，死掉了 , 得伤寒死了。 黄 : 您亲身两次经历，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 , 是很重要的事。 邓： 两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上是有影响的。实际上 , 后来去学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 , 第一次对美国人的接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 对我研究美国移民有影响。 ( 四 ) 对 威尔逊 、罗斯福 、美国移民的研究 1 ，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有兴趣 黄 : 现在我们说说您的自己写的几本书 , 一本是《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一本是《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增订本）、还有一本是《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 您能否谈谈这三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和当时的一些想法 ? 邓： 《伍德罗·威尔逊》这本书撰写的由来 , 是在一次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谈起的 , 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也在会上 , 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聊起来了。他说你对美国总统那些人的一些评价，我说我谈不上评价 , 我说我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我在学校时，新闻系分两个部分 , 一种是着重在历史方面 , 一种是着重在地理等方面的 , 我是搞历史这方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他说我们很想出美国总统的传记方面的书 , 对威尔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本 , 不要长 , 十几万字。我说那我试试，就这么出来的。 2 ，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比较熟悉 《罗斯福》这本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 叫李宁的女编辑，她对美国的历史有点兴趣 , 那时我对罗斯福相对来讲比较熟悉 , 我身处的那个时代 , 正好是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她说我们要出一套东西 , 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罗斯福等人物，你能不能写一本罗斯福。是这么原因写的 , 并不是我已经有了稿子了然后再和他们去谈的 , 不是 , 都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 3 ，《历史研究》发表《威尔逊与中国》不能用我的真名 邓： 写威尔逊，我花的时间最长 , 篇幅最短 , 只有十万字多一点。罗斯福我写的比较轻松。威尔逊，我写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 1964 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 叫《威尔逊与中国》，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邓楚川，为什么用邓楚川呢？ 黄 : 楚指湖北 ? 邓： 那时候楚指湖北，川是我生四川。楚川是我的号 ,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右派刚摘帽子没多久 , 还不能够用真名字来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用这笔名发表。写这篇文章，我准备的时间就比较长 ,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 那时不像现在获取资料比较容易，那时获取资料是比较难的。那时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跑图书馆，跑北图、社科（图书馆），跑图书馆去收集资料 , 那花的时间比较长 , 就写成功了 , 叫《威尔逊与中国》，是比较长的一篇论文。后来杨生茂他们编一本 1949-1979 年间的美国史论文选 , 收录了这篇文章，他们要查找这个邓楚川何许人也 ? 查来查去 , 就没有查出来，后来我们在天津见面以后，聊起来邓楚川，我说我就是邓楚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处去问 , 到处去找 , 都没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摘帽不久，你不能够用你的真名发表。我的右派是 1961 年摘帽的。 4 ，我在《时事手册》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在《时事手册》工作的时候，后来反右开始了，把我打成右派以后，把我下放到茶淀农场劳动去了。劳动回来以后，我的新闻记者当不成了 , 那时我的职务在《时事手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时事手册》发行量很大 , 有 300 多万份 , 小册子 , 那时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 , 我就在那里工作，担任过一段组长。 黄 : 从茶淀农场出来？ 邓： 是的 , 从茶淀农场出来。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出来一批人。放出来了。出来以后还叫摘帽右派。（笑 ) 但是原来工资降级一样不能恢复的 , 还是降级。在农场里面，你几分钱是没有的 , 是靠挣工分 , 挣多少分就是多少分 , 不劳动一分钱也没有。出来以后，就让我到人民出版社，我们原来的《时事手册》也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 , 回来以后，领导给我们讲话时，人事处长说 : “现在你们出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这个人喜欢写 , 现在不行了 , 也没有眼力了 , 当时喜欢写 , 小“东西” , 大“东西” , 我都愿意写。这篇发表以后，有点影响 , 那时好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 , 就很厉害了。 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总编辑要用。后来就跟人民出版社领导联系，说要政审。那时我们的社长王子野，这个人比较开明，他是搞法文的，他说这个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不错 , 后来到了《时事手册》，你们看文章后够标准了就可以用 , 右派问题已经解决了 , 别的没有问题。这样才通过了，就发表出来了。 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些影响。后来其他一些刊物来约稿。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尽量少写 , 不要惹麻烦。 5 ， 我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清晰 我研究美国史有空白 , 跟你们这些科班出身不一样，跟你们教学比较系统化不一样，我是没有系统的。我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我一个时代找一个人物，注意看看我对哪个感兴趣，我就去着重研究他、去追踪。后来写罗斯福，这一本书篇幅不大 , 后来出来增订本 , 是大开的，小开本的时候，台湾要问浙江人民出版社买版权出台湾版 , 我说那个写的太简单了一点 , 等我搞了增订本以后再给他们行不行 , 后来他们说等增订本到了以后再说。后来把这套书叫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版权给台湾了 , 后来他们出来了 , 给我寄了一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 , 没有 , 当然没有突破啊，我有什么突破呢，这本书主要在于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用的笔调 , 比较简明扼要，清晰，读者看起来 , 不费劲。 李： 那时 , 我们读起来一口气读完。 邓： 这就是搞新闻的人的一个优势。新闻要求要短 , 要平易近人，要快 , 后来叫短平快 ! 李： 您的文笔很好 ! 黄 : 您是文史一家。 邓： 我是用这个方法写的 , 后来台湾是这个原因出的。到后来 , 陶文钊也对我讲 , 他说 , 你的书我很快就看完了 , 这读下去很容易，不费劲。他说有的论文 , 读起来很费劲，你得在脑子里拐几个弯。实际上 , 我的书也只能在这方面利用我当新闻记者的优势 , 写这些人物。 黄 : 你的书有可读性 , 而且有新视角。 邓： 真正大专家看来 , 这种书 , 他看不上眼的。这只能够介绍给学生看看 , 你们作为参考读物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一种写法。最多如此而已。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不要求它达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6 ，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 黄 : 您写美国移民问题的那本书呢？ 邓： 移民这本书 , 我的兴趣比较大。 我在接触美国人的时候，真正的美国人很少 , 就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这一支的美国人很少 , 不是非洲裔就是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这些人接触得比较多。这些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一些潜意识 , 但是他的传统保留了，他留下来了 , 同化得最好的 , 应该是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当中 , 同化得最彻底、最好的 , 在经济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优势的 , 是犹太人。犹太人除了在宗教上 , 一部分保持了她的特点和传统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我在美以美教会读中学的时候，里面有个董事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犹太人，那时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概念 , 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对美国移民的兴趣就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能够把这些人接纳下来 , 包容下来 , 另一个方面，也能把这些民族集聚起来，对外战争的时候，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低。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们叫“小日本”，他们叫“ Japs ” , 他们是没有什么别的话的 , 一提到“ Japs ” 的时候一连串的粗话跟着就来了 , 他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愤青什么的，说民族主义，不说你是爱国主义，美国很多东西是混合 , 但是表现出来得的是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对美国是否有利，这是他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你再怎么讲 , 对美国不利 , 你损害美国利益 , 这个不行。他不干了。你跟他聊天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伤及美国怎么、怎么的 , 他会不高兴的 , 你说美国的某一部分人怎样，那是可以的。 美国移民因素这方面值得研究 , 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很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弄清楚的。我花了些气力关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我还继续研究了一段时间 , 后来时间没有了 , 我就留在那儿了。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到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东西 , 对美国的移民问题一些判断很不准确。特别是经历了最近 20 年 , 美国移民的变化是很大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认识的美国和那个时候接触的美国 , 他很不一样。 美国移民的问题 , 现在写这个论文的不少 , 专门把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的人 , 有多少我也搞不清楚。对学术界的动态不大了解。我总觉得将来还是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曾经有一度对此感兴趣。我跟陈香梅谈过这个问题。陈香梅在我们这里出过书 , 她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她 , 她已经同阿拉伯裔的一个人同居了 , 但她不放弃她的陈钠德夫人的称号，她不跟他正式结婚。我就跟她谈到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 , 新闻界的人 , 陈香梅也是新闻界的 , 原来是上海中央社的记者 , 我跟她谈到这个问题 , 她就跟我提示说，华裔的问题 , 在美国移民问题当中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华裔，家乡意识特别浓厚 , 比其他的什么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唐人街长期存在，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说我对华裔兴趣比较大的，她说 ,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陈香梅她不一定能够代表华裔的整体。 邓 : 我研究美国史，实际上谈不上研究，每个题目都没有时间深入 , 我没有教学的条件，我没有这个时间。 黄 : 您是有广泛的兴趣，加上您的工作。 邓 : 你说得很对 , 广泛的兴趣。 ( 五 ) 组织出版 六卷本《美国通史》 1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 黄 :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 25 年磨一剑，三代人 , 而且是老中青 , 再加上与编辑合作，才能够完成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在这方面请您说说自己的感受。 邓 : 人民出版社出美国史的鼎盛时代就是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那个时期美国史出得比较多一些 , 那时人（编辑）也多一些 , 专门搞美国史的人 , 就有祝立明、杨慧玫、我 , 专门搞的有三个。以这为主业，另外还搞其他的外国史。现在出版社搞美国史的一个也没有了 , 现在的重点不在美国史这方面。你（出版社）没有吸收这方面的人才进来。 2 ，早就想搞一套比较完整的通史出来 邓 : 我后来就开始潜心研究一些美国的历史问题。我研究美国历史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从研究人物着手 , 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就人物方面，我和个别权威的看法有了差别了。她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跟我对人物的评价总是走不到一块去。工作中接触较多的是黄绍湘先生 , 她的那本书《美国通史简编》的名字 , 是我给他取的。他原来不愿意叫简编，我说范文澜叫《中国通史简编》，你为什么不能叫《美国通史简编》呢。后来她觉得和范文澜的相提并论，也觉可以了。《美国通史简编》后来我们给他出了两版。他这里面的人物评价，我们就发生很多不同意见 ,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尊重作者意见 , 只是学术观点的争论是可以出的。 黄 : 后来他还有一本是《早期美国发展史（ 1492-1823 ）》。 邓： 最早的美国早期发展史是在这以前出的，前几年 , 他还想要我给他再版。 黄 : 后来不是改名叫《美国史纲（ 1492-1823 ）》吗，而且在这个问题上 , 您和他好像还有不同的看法。 邓： 我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后来他就停下来了。这是在《美国史纲》以前的事。她认为自己最得意的书是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 邓： 那个时候搞美国通史，老实讲是在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时候开始 , 我就有这个想法 , 将来搞一套真正的、比较完整一点的够水平一点的 , 观点不要太左的、也不要太苏化的通史出来就好了 , 当时就有这个思想。正好（ 1979 年）美国史研究会成立，集合了很多的人才。当时我就想到 ,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 就想就美国史某一个时期有一点份量的东西搞出来 , 正好碰到几个热心人 , 像刘绪贻啊，像杨生茂啊，像张友伦啊，这都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人。还有黄绍湘，当初，她知道我们的想法时 , 她还有这个意思，想参加进来，后来 , 她没有参加 , 她一看到这些人 , 和她的观点不一样，（可能）合作不好 , 她后来就没有参加了。 3 ，出这六卷本很费劲，里面参差不齐 邓： 我们出书的周折，你们也看见了刘绪贻写的文章，讲了周折很大 , 原来请的像顾学稼啊，齐文颖啊，后来都没有参加 , 都退出来了。有出国的 , 有别的事的 , 变化很大。自始至终支持的就是刘绪贻跟杨生茂。他们这两个人是坚定的。我们几次开年会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情况 , 有过争论。在（ 1984 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我对黄先生说，对他们几位教授，我过去也不认识 , 都是这次才认识的。我认识你最早。我编你这本《美国通史简编》我花的精力最大 , 光跑图书馆我就跑了无数次 , 她的书没有图片，都是我到图书馆去找图片 , 从外国图书里翻译下来，然后付排 , 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她说这是 , 我要感谢你。她说你把我里面的观点删掉了不少。我说不是我删掉不少 , 这是上面删的 , 不是我删的。 邓 : 出这本书（六卷本）感到很费劲，现在唯一感觉有点遗憾的是里面参差不齐，有的一卷很明显的是请他的下面的学生或者研究生来执笔写的比较差 , 所以有的退稿或修改反复几次。其中清稿最顺利的就是他那一卷 ( 指在场的李剑鸣著的《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 2001 年 ) ，你看到了吗，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黄： 剑鸣这一卷是最后定的 , 但最顺利。 邓： 对 , 最顺利。最先出的是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 1989 年），他的是最后的一卷 , 其他有的中间还经过一些周折和修改 , 刘绪贻的一卷自己补充 , 越补越大。 黄 : 原来是《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后来是 2002 年的《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 4 ，最省劲是李剑鸣那一卷 跟他一个人完成有关 邓： 从我编辑过程来看 , 最省劲也是李剑鸣他那一卷。为什么呢，他这一卷我在通读的时候，读得比较顺畅。 黄 : 除了跟他本人对这卷的研究以外，是否还跟这一卷是他一个人来完成有关系？ 邓： 对。这是有关系的。几个人完成的时候，当中拼接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当中缺年代，缺了重大事件，有的文笔相差得太远，有的写得半文半白 , 有的写得纯白话。 黄 : 所以这种稿子能够一个人完成 , 尽量一个人完成为好。 邓： 对呀！是这样的。 5 ，成熟一本 , 出一本 后来要有出版补贴 邓 : 这六卷本完成的时候，我后来的方针是成熟一本 , 出一本。所以这本书才能问世。否则的话是搞不成的。 黄 : 您出这套书的时候，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比如经费和时间要求等。 邓： 那都没有压力。 黄 : 上面是打通了？ 邓： 这没有什么问题。到后来出版形势有变化，要有出版补贴。。到他 ( 指李著 ) 那一卷时，要有一定的补贴。 黄 : 原来你的计划里面是没有补贴的 , 到他那个时候，光拨款不行了 , 还得加补贴。 邓： 对。所以这个规定有点压力。后来 , 我们把这几卷统一为一套，准备出一套。我跟乔还田（时任历史编辑室主任）商量，我说这套书可以到了出整套书的时候了 , 我的意见，你出最好。上面可以有支持。我跟他保证 , 这套书绝对不会亏本。还应该有盈余。他很支持。 黄 : 现在结果怎么样？ 邓： 这我就没有问他 , 这套书还可以。因为好几个地方都把他收集到他们的文库里面去了。陶文钊讲的话很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下再出这么一大套多卷的书不大可能了。为什么呢，各人忙各人自己的。他不可能为了这么一本书跟你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给你弄。第二 , 如果不是很有经济后台的，要出这套书他的兴趣也不大。 6 ，这套书花的精力不少 评价由社会来认定 黄 : 现在再谈谈六卷本。您这六卷本 , 我是感到没有您邓蜀生，六卷本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邓： 靠大家鼎力相助。到后来换将的时候，我伤透脑筋。 黄 : 我插一句，一个责任编辑要一直扛 25 年，在哪个出版社能找到这样的编辑 , 有的编辑干不了几年跳糟了，可能是去干别的了。但您一直坚持下来。您如果不一直坚持下了 , 而且没有这样的毅力 , 这套书是很难出来的。 邓： 这套书花的精力是不少。里面的争论也有，其他方面没有什么 , 对于争论问题，你不同意，你要拿得出替代方案来啊。好比这个问题你写得不好，你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啊。 黄 : 学术争论没有关系 , 一本书当然要有自己的见解。 邓： 争论是什么都可以争论， 这本书出来后，大学里的反映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去调查研究。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出版界的人甚至包括外交界的一些朋友反映不错 , 说可惜太重 , 带出去都感到沉。 黄 : 《史学月刊》编辑部专门组织了一次笔谈，反映了学术界的基本评价。 7 ，六卷本里面的观点要一致 黄 : 这本书 , 您在编辑处理过程中主要遇到什么问题 ? 如果简要概括的话。 邓： 简要概括，第一是要六卷本里面的观点一致。你不能说你这本书这一派的观点，另一本书如果你有独立的观点，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你独立的观点，这里来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那一段史学家怎么、怎么说 , 如果你偏重在那个方面的话 , 那就要考虑要求他改一下。 黄 : 这个问题上 , 您有没有和刘先生、杨先生发生过意见相左的地方。 邓 : 刘先生倒不大和我有什么争论。杨先生他处事、（对问题）比较认真，我跟他通过几次信，也打过电话。有些问题我说请教他 , 我没有把握的时候。张友伦南北战争那本 , 这本书我就跟杨生茂通过电话 , 也跟他写过信，因为当时牵涉什么问题呢，牵涉到对林肯的评价的问题。我个人是对林肯的评价很高的 , 后来 , 发现一些材料对林肯颇有微词。张友伦这本书里对林肯也是基本肯定的。我几次想问问杨先生 , 写南北战争抓的一条主线应该是什么 ? 这是我在看稿的过程中我请教他的，我在 1979 年第 1 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林肯这个人》代表了我的观点。 8 ，这套书是历尽艰辛的 黄 : （四川大学）顾学稼先生负责的那本书最后换成了华东师大 ? 邓： 顾学稼答应是非常爽快的。 黄 : 他后来到美国去了。 邓 : 是啊。他甚至把初步提纲都拟定好了。 黄 : 他现在已经回国，我和他有联系。 邓 : 他今年多大年龄 ? 黄 : 82 岁了。 邓： 齐文颖呢，就是答应写第一卷的。她是政治家式的（说话），她说话没有一次说我拒绝不写的 , 到后来，结果还是不行。因为她太忙。 邓： 出这套书成型 , 我跟刘绪贻商量过、跟杨生茂商量过 , 在我们社里我也和社里的总编辑打过招呼的 , 他们都很支持 , 他们说一定能出来我们一定要争取把它印出来。他们都主张要出。后来在 (1984) 年成都会议上 , 忽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说出这套书很困难 , 时间不够 …… , 怎么办呢？后来我坚持说一定要把它完成不可。这套书应该讲是历尽艰辛的。 幸好 , 经过两位主编的努力 , 请到了李剑鸣 , 最后总算功德圆满。 ( 六 ) 在东方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1 ，东方出版社比较活一些 黄 : 现在请您说说您在东方出版社出的一些书。 邓： 东方出版社是一个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原来的副牌是三联，三联独立出去了以后，再就没有一个副牌了。有的书用人民 ( 出版社 ) 的名义出 , 还不合适。那时候人民 ( 出版社 ) 的牌子跟现在还不一样，现在出版社多了 , 那时人民 ( 出版社 ) 很严格。 黄 : 独树一帜。 邓： 甚至有些领导都要到人民（出版社）出部书 , 有的人觉得在人民 ( 出版社 ) 出过书就不一样。那时专做的领导人文集、讲话指定在人民出版社出 , 别的出版社是不能出的。那是规定的。能够出一本自己的学术性著作是很不简单的。为了挣这个署名，当时用三联呢，还是用人民争得不可开交的。到处上告，写信，当时的社长应付这些事情不少。东方出版社是在三联走了以后才出来的 , 三联的一班人人分出去了。怎么办呢，就想到搞东方出版社，为争执这个名字就争执了很久 , 到底用什么名字，副牌用什么 ? 有人主张用华文 , 有的叫文华，有的叫汉东 , 争论的结果，后来由社长定案。还是东方出版社气魄大 , 就叫东方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出来后就比较活一些了 , 很多书就以东方的名义出的。后来东方出版社一直保留下来，人民出版社现在还有东方编辑室，后来退下来的老同志多了 , 后来我们商量要成立一个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后来我在里面干了十年。我退下来以后在里面干了十年 , 从 1987 年干到 1997 年。里面的总经理刘开元，他是学俄文的 , 原来是派留苏专家 , 他去世了 , 我就没有那个精力去搞 , 年龄太大没有精力搞 , 各方面关系也很复杂，后来就把这个交给社里面了。现在还有东方出版社服务公司，但性质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法人团体 , 半独立性的 , 经济独立、人事独立 , 由人民出版社提供一些选题的数目，你要多少书 , 给你提供选题的目录，那时我们的自由性比较大。东方出版社成立以后出的书也不少。现在东方出版服务公司还在，但现在已经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机构了 , 地位相当于编辑室一样了。 2 ，张纯如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新译本 黄 : 东方出版社出了不少书 , 其中有一本是张纯如的 《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2007 年新译，东方 ,2007 年）新版 。 邓 : 对 , 我是责任编辑 , 这本书被盗版的不少。后来南京的杨夏鸣帮我们，张纯如访问南京的时候，他当过翻译的。 黄 : 最早一版的译文的问题比较多 , 是吗？ 邓： 译文问题多 , 还有一版被盗版了。盗版后印错的更多 , 后来很糟糕。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我们要出一个正式版的 , 后来跟张纯如的母亲一商量，她对译者也满意，后来就出了这本新译本。 这本书在那时候有影响 , 现在因为形势的变化 , 后来就没有再印。后来又出了比她的更详实的书了。 黄 : 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陆续有好几本出来了。像《拉贝日记》、魏特琳女士日记等。 邓： 这是原始的资料。 黄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里展览了好些这方面的书 , 但是张纯如的书在中国当时是最早的。 邓： 它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3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 黄 : 还有您组织出了不少普及世界史知识的书 , 包括《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 》 等，还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 , 都是您主持的 。 邓： 对 , 对。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部书是很费劲的。花的钱不少 , 买来的版权。买了泰晤士公司的图片，买他的用它的底片到中国来印的，在上海印的 , 花的钱不少。花的功夫也不小。这本书三联是赚钱了。现在这本书 , 听说陕西一个出版社，他们跑到英国去时和他们（联系上）。因为我们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他们买了版权 , 以后他们的总编打电话来 , 要我继续担任这个中文版的编辑。我说 , 我现在哪有这个精力担任编辑 , 那当然不可能了。我说你们另外找人 , 图你是修改不了的。翻译里的一些东西 , 当时确实也有些问题。他谈到排版，我说排版，你们必须要按照他原来的原作怎么排来排版，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安排我们中文的字 , 多了不行 , 少了也不行 , 不能有喧宾夺主的味道 , 你们将来怎么改，我一概不管，你们怎么定的合同 , 我也不管，该怎么办，你们全权处理。后来怎么处理我也不不知道。《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印了一版 , 我们按英镑付了版权费。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发布会。他的主编到中国来了 , 人民出版社出钱招待了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时卖也卖得很贵 ,75 元一本。 黄 : 现在要卖，就得卖几百元了。 4 ，没有算过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 黄 : 您还主编了套影响世界的系列书。 邓： 后来我们不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广西 ( 人民出版社 ) 出了那套书 , 你也参加了。 黄 : 是的 , 五个一百。而且台湾还要出台湾版的。 邓： 那时彭光谦搞的军事卷 , 现在他是将军了。那时截止的时间太早 , 后来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都没有能够收进去。 黄 : 影响世界１００次事件，如果再来个修订版就好了。 邓： 对啊，这本书的联系人是张秀平 , 张秀平现在在我们东方编辑室，他已经退休了。他在里面返聘，他准备自己将来要搞个什么单位不清楚 , 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以前联系的时候是他负责联系的。我就跟他负责编辑和组织。 黄 : 您在整个编辑系统里一共组织编辑出版了多少书啊？ 邓 : 这个我没有算过。我也搞不清楚。我从来没有算过。数量是不少。 ( 七 ) 编辑生涯的感受 1 ，编辑生涯里中印象深的书 黄 : 您在写作和组织编辑出版中印象最深的书籍有哪些？ 邓： 我写那本 《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书 , 我是在朝鲜农舍里面，在山谷里面写的 , 上面的美国飞机呜、呜地飞过 , 离我很近啊，近得几乎可以看见驾驶员的座位。 黄 : 您写时候的场景本身就很震撼 ! 邓： 那时为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找我写这个东西呢 , 他说你在现场 , 你有这个条件，找别的人来写，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找军事方面的人 , 他们都不敢写 , 怕泄密。我说这个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 我又没有（秘密）文件，我不用（秘密）文件 , 用的是正式文件、公开文件，我在当中起点编辑加工的作用。 黄 : 所以这本书写的时候现在给您印象非常深。 黄 : 六卷本 , 您组织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印象一定非常深。还有在您的编辑生涯里面什么书对您的印象深 ? 邓： 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认为有一点作用是六卷本。还有起先导作用的是（美国史）论文集。 黄 : 美国史论文集，出了两次。 邓 : 两卷。 黄 : 一个是 1980 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一个是 1983 年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邓 : 这两个论文集反响还是很好，不错。那时研究美国史的人不多 , 有些人出国的时候还问我要这个论文集。另外一个就是《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这个费的功夫比较大。 另外的书都是一般化。我出的书当中，杨生茂主编的那本《美国外交政策史》是在我们这儿出的。那时谈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多。那的那本书 , 得到好评。 杨先生挺高兴的。为这本书的出版 , 他还专门请我到他家中去了一次。 2 ，培养年轻同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的 黄： 还请您说说 , 您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本身的关联 , 我觉得您在研究会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带有稳定器的作用，在我看来。而且您有点承上启下，你很重视、支持年轻人 , 作为我个人 , 自己有个感觉很明显 , 比如说，美国历史杂志聘任中国美国史国际特邀编辑 , 是聘任您的 , 人家认定的是杨先生、刘先生和您。 邓： 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 我首先想到的推荐是你 , 后来征求杨先生、刘先生的意见 , 他们都同意。这时候找我的时候，我说第一 , 我没有这个时间 , 真没有时间 , 编辑的工作 , 你看起来很简单 , 其实是十分的琐碎的 ; 另外的确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联系，后来推荐你。 我在美国史研究会里面，这一点我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这些老先生 , 终究因为年龄的关系要退下了的。要培养一些年轻同志。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也是这个观点，培养年轻同志 , 那时祝立明、杨慧玫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同志有些工作我尽量让他（她）们去做。祝立明组织编的那个《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本书 , 我就帮助他审稿来做 , 还有《改革开放手册》也是祝立明编的。 现在美国史研究会我和他们联系不是很多。现在有几个老先生在那里主持吧。另外我对秘书处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 , 秘书处是非常重要的 , 秘书处搞好了 , 等于把研究会搞好了一半。 3 ，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美国研究会有时有些争论，特别是黄（绍湘）、刘（绪贻）的争论，一个会长 , 一个秘书长，您在这里面 , 实际上是起了劝解的作用。 邓： 我对每个人都劝和。我说对学术争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要分开。 黄 : 今天是 9 日 ,5 月 13 日是刘先生的 98 岁整生日。 邓 : 98 岁啦。 黄： 98 岁。然后， 5 月 15 日是黄先生的 96 岁。他们两位先生是我们美国史学界最老的。明年的这个时候，武汉大学要为他和夫人周世英 , 两个人都是 98 岁 , 为他们举行百年华诞祝贺会。 邓 : 刘先生不容易，他学社会学的。 ( 八 ) 我和 秦文 1 ，我和 秦文 解放前相识、相知 黄： 邓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 是题外的话，跟美国史研究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您跟老伴 , 就是秦文 ，朝夕相处那么多年 , 最后她的晚年八年 , 我印象中一句你说过的话 : “老伴、老伴 , 老来相伴”，她八年瘫痪在床上 , 您这方面的感受，请您说说。 邓： 我和她认识在新民报， 1946 年在上海新民报 , 是新民报晚刊。那是我是记者，她是校对。她是吴祖光介绍进去的，当校对员，后来 ( 我们 ) 认识的 , 我们结婚是一直到 1954 年才结婚的。上海一解放时她就参加了冀东文工团。我们相识、相知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 解放前我们就相识、相知。 2 ，“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 邓： 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在什么地方呢？她比较平易，她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出风头的人物，解放后家庭环境也比较好 , 在上海住的花园洋房。她跟我一结婚以后，先是住在马杓胡同人民出版社宿舍，一间房子， 16 平方米一间房 , 普通的房子，三层楼里面。到后来我被划成右派以后，她就回到北影去住去了。后来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去了。当时就有领导问秦文：“现在是你离婚的好时机，要离婚，你一个报告马上批准。”她说 , “我要离也不能这个时候离”。她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不能落井下石。”她就一直坚持。后来我就问她 , 你觉得不合适，会影响自己，你就离婚算了。就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她能够坚持下来。 我们两个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也是很多 , 因为她搞的电影那一套东西 , 我也不是很懂。我对她接不接受这个片子 , 我有时提些意见 , 她有的时候接受 , 有的时候不大接受。 3 ，秦文出访问回来，专门到茶淀劳动教养农场看我 邓： 她自己年轻时代最红火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很放肆的。 60 年代初的时候我已被划右派，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周总理 1960 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缅甸时，带着张瑞芳、秦怡这些人组成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 , 她也跟代表团去了，是电影代表团成员之一，先到缅甸访问，后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她表现很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时候斗她时说 , 你啊，太享福了。说你享福之日结束了 , 什么什么的。她也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 她在访问回国后，还到我农场去过一趟，我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她那各个时候刚从大连回来 , 带了两听黄油、两条烟，那个时候在国内简直是作为宝贝得不得了的东西。她到农场去 , 农场不大同意，保卫工作不好做 , 她刚从缅甸回来，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在外面临时给我们找了一间房子。让我们搬到外面去住。她去看我 , 这点也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正是她红的时候， 62 年吧。所以这些事情我对她是很感激她的。 后来照顾她的还有一个媬母 , 一直照顾她 , 现在又照顾我了。在我家里干了十年。现在还在干。去年我还到她家里去了一趟， 24 天。她老家在在河南驻马店。她家里现在也不错了。农民生活确实大有改善。 4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俩相互支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支持她 , 因为我是死老虎，右派是死老虎，所以没有什么人理我 , 把我们甩在一边 , 我们哪一派也不参加 , 什么保守派 , 什么造反派 , 都不参加。他们也不要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我们比较逍遥。那个时候她作为“三名三高”，在北影造反派游行的时候，她们是孝子贤孙 , 穿着孝服，打着招魂幡为旧北影送葬，她就是在招魂幡队伍里的前排之一 , 像陈强、于洋、秦文这些人 , 都是三名三高的人物。她回来就跟我商量，她说共产党不是这样的嘛。我说政治是没有办法的 ,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 , 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需要。我支持她，一直到后来 , 就把她当黑帮，关在牛棚里面，每天斗三次 , 都要她出来站着 , 陪站在那个地方。一般那些小孩 , 初中生、高中生，红卫兵来斗李百万 , 就是演小二黑的那个演员，问：李百万，不取这个名字啊，叫百万财迷 , 后来他说 : 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红卫兵说 : 你爸爸是混蛋 ! 他是小红卫兵，什么也不懂。她自己也是这样子。后来我一直安慰她。我支持她。到后来她们自己本厂的红卫兵也保护她 , 一有什么事情事先通知她。在这个方面，我们俩还是相互支持的。 5 ，秦文 2000 年得病 后来全身瘫痪 她 2000 年得病以后，她在沙发上忽然一下子就滚下来了 , 啊呀，她说 , “我的一条腿不能动了”。我就把她扶起来后马上打电话 , 来车送医院，诊断说是脑部梗塞，脑部出血。先在隆福医院，离我们最近的医院，照出一大块血脉，这个地方。医生问她 , 最近磕伤过没有 ? 没有。他说 : 这是里面脑出血了。要赶快把它制止住。后来进了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去以后倒是很好 , 可是，出现了问题 , 有天星期六 , 她在梳头的时候，梳子掉下去了 , 她手就不能动了 , 说话就歪、歪、歪，不行了。后来慢慢的治理差不多准备出院了 , 后来又转成这种病 , 这种病以后接连复发过三次 , 一次比一次严重。先是失去语言能力，后是失去了吞水的能力，到后来连饭都不能吃 , 后来用鼻试，再后来全身瘫痪。她自己也知道不行了。 6 ，我们都同意死后捐献遗体 邓： 她在还能够勉强说话的时候，她就讲 : “老伴 , 我这次恐怕不行了。这一关过不去了”。她自己知道。 黄 : 这是她对您最后的话？ 邓 : 对。她说 : “我要死了”。我说 : “不会 , 不会”。她说 : “我知道”。当时她跟我讲，她有两个遗愿。一个是安乐死 , 她不愿意瘫痪在床，或者人麻痹。第二个，她要求捐献遗体。这是多年前我们两个商量的 , 我们都同意的，都是主张安乐死的。为此，还写过信，为着安乐死的问题 , 给邓颖超写过信。但没有回复。 黄 : 为安乐死写过信？ 邓： 为安乐死。我们都是主张安乐死的 , 病人在无望救活的时候，让她安乐死 , 尊严地死掉多好啊。 黄 : 这个我估计 , 邓颖超很难回应。 邓：听说 她（邓颖超）是主张安乐死的。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邓： 捐献呢 , 她说 , 她不愿意为后人留下麻烦。鉴于她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都实际上都没有时间去看去。我的父母葬在武昌，她的父母在（上海）龙华，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而且造成不少麻烦。所以后来在她没有死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了 , 有时给她讲话 , 她还感觉到有点意识。我的小孙女 , 每次来的时候 , 她都很注意看她在旁边蹦蹦跳跳地玩。我就跟她讲 , 我说，你死了以后，你有墓地 , 我说你买墓地干什么 ? 我说没意思，我们不是捐献吗？她说 , 他们都在买。我说赶快退掉吧。那个时候，墓地很便宜。一万元一穴，她买两穴，她要退掉。她退没有退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到后来有人问我 , 问我买。我说我都不知道她买这个在什么地方 , 我怎么买给你。我说我们已经捐献遗体了，要办手续了。她这个人如果同意就眨眼睛，不同意，就摆头。她眨眼睛，所以后来她捐献了。在黑户庄那个地方 , 现在捐献的人很多。我们不少的人捐献在那个地方。捐献比较简单 , 每年去看看。 ************************************** 邓： 杂七杂八谈了不少 , 就此打住吧。 黄： 今天非常感谢您一口气谈了整整两个小时。 注释： 署名邓蜀生撰写的报道， 1944 年 6 月 —1945 年 4 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有 : 《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密支那巡礼》、《雷多军区巡礼》、《记密支那华侨新村》、《伍拉丁访问记》、《从缅北到缅中》等 6 篇战地通讯。 邓蜀生在香港阳光电视《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中 , 叙述了报道中涉及的战地难忘经历，国人开始知道了战斗实况，其中《国军攻克密支那经过》报道产生巨大影响。在记录片中邓蜀生详细叙述了跨越野人山的艰难跋涉的难忘经历。请参见笔者撰文 《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第 23-27 页 ,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14 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参见《德高望重的邓蜀生先生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研究通讯版）》（ 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4 年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14 日发布）写道 : 美国史同仁为祝贺邓蜀生先生 81 岁生日，“ 2004 年 11 月 20 日那天与会老中青学者都十分兴奋，大家饶有兴趣听邓先生侃侃而谈，他谈到完成 6 卷本《美国通史》的艰辛和欢乐、回忆半个世纪前亲自参与和见证缅印战场和朝鲜战场难忘的情景，包括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只身从缅北战地、印度加尔各达之旅等等，都是他以前从未公开吐露的历史回顾，向我们展现一部活生生的口碑史，其中对于邓先生个别战场的报道多年来成为最为直接的、最具原创性的第一手资料。邓先生在回忆当年活动时思维敏捷，对于许多关键性情节和细微末节如数家珍，如果邓先生写成回忆录实在是有益于社会各界的。他在 40 年代二战期间和美国兵站在一起打日本侵略军， 50 年代又在朝鲜打美国兵，这些亲身经历犹如弹指一挥间。看来，对于 80 岁以上的老专家学者，我们都应以“抢救”的心情来记录他们亲历历史的、社会的、学术的经验和教训，以造福后人，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切莫忘记这些宝贵财富。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444158 ） 参见万京华文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创建始末》， 《 新闻与写作》 2010 年第 3 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wxz/xwxz201003/xwxz20100325.html 邓超撰《美帝军事上的弱点》（世界知识社 ,1950 年版） , 邓超编撰《美帝狂妄的战略计划》（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 1951 年）。 徐学增 李秀清 陈铭编 ， 东方出版社 ， 1987 年版，目录中有 “ 国军攻克密芝那经过 ” 一文。祝立明现为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 1945 年 9 月 , 邓蜀生来到重庆新民报担任记者 , 初生牛犊很快进入状态，诨名“小钢炮”，在 1946 年 2 月 10 日较场口举行政协成功大会上，许多民主人士和采访记者邓蜀生等被殴打致伤。 1945 年 10 月 -1946 年 3 月间 , 署名邓蜀生、生给《新民报》写了大量新闻特写报道，反映了“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 1946 年 5 月 , 邓蜀生来到《新民报》上海社，跑政治新闻。 1946 年署名方力在上海《文萃》发表《大公报的七十二变》。署名“金文”在上海“大众夜报”，发表《民盟人物志》。 1947 年 12 月 , 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共军入川之势》。 1948 年 1 月，署名邓威在上海“观察”发表《豫鄂川陕边区态势》。 1947 年 12 月 -1948 年 10 月本刊特约评论员在上海“观察”上发表 10 篇特稿：《陕晋战局与胡宗南部》（ 1948.2 ）、《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 1948.3 ）、《刘戡阵亡，西安震动》（ 1948.3 ）、《宜川之役检讨》（ 1948.4 ）、《陕北密云将雨》（ 1948.4 ）、《陕北战局》（ 1948.5 ）、《泾渭分河谷之战》（ 1948.5 ）、《陇东之占结束之后》（ 1948.6 ）、《关中抢粮战》（ 1948.9 ）、《记陕西省东战役》（ 1948.10 ）。邓蜀生还谈到与上海中共办事处陈家康的联系 , 和写过《介绍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的报道。 邓蜀生在新民报的往事，参加见 香港阳光电视 2008 年《亲历》（ Living History ）记录片。 《伍德罗·威尔逊》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2 年， 是我国学者撰写的较早的集学术性、启迪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又一名人传记著作 , 观点鲜明、文笔生动、重点突出、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全书分前言、少年自负凌云笔、二十五年教学生涯、出任州长、叩听白宫的门扉、标榜“新自由”的改革、“新自由”旗帜下的西半球、“新自由”与中国、战争造就新神、新的“福音书”、凡尔赛宫的群神会、国内斗争、春华落尽、一面镜子等十三节 , 并附威尔逊生平简表、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 他对威尔逊的评价给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前言》中他写道：“威尔逊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是一个保守派，却博得了自由派的喝彩，把他奉为偶像，一度还拥有‘救世主’的名声。可是，他很快就郁郁不得志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他不是随波逐流或任人摆布的平庸之辈，而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冲出西半球寻求‘世界领导地位’活动中的一名干练指挥官。他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地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第一次赢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发号施令和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巴黎和会中，在英、法等国老牌帝国主义的政客们面前，却又显得是那样进退失据，没有章法。”这部著作虽然只有 15.2 万字，却在书后附有一定篇幅的威尔逊生平简介、参考书目举要、译名对照表，具有严格的学术出版书籍的规范。 邓楚川：《威尔逊与中国》，首刊于 1964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参见杨生茂、林静芬编 : 《美国史论文选》第 367-419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邓蜀生个人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收录了这篇论文，该书自序中写道“文中使用的词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为了存真，在编入本集时未作改动。文章的基本观点在我 1982 年出版的 《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仍旧保留 , 不过不再使用 60 年代十尖刻的词语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1-47 页。）关于《时事手册》，邓先生在 5 月 20 日家中，还对黄安年补充说 : 在《时事手册》的时候正好遇到反右运动，他们说“邓蜀生为首的小集团土崩瓦解”。（黄 : 你还是个头啊）他说我是头 , 实际上我不是《时事手册》的主要负责人 , 我是里面的国际组组长。《时事手册》后来决定通俗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合并了。那时就把通俗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成为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叫通俗读物出版社，《时事手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办理。我是在那个时候过来的 , 是 1957 年归人民出版社的 , 我是 1958 年 2 月从人民出版社被带到茶淀农场的。 邓蜀生著 : 《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1 万字。 杨玉圣在《祝福 邓蜀生先生 》一文中写道 : “ 邓先生本身也是一位造诣深厚、学富成就的历史学家，其中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邓先生的作品也许不以史料见长，但其构思之精深、评点之到位、文辞之华美，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就拿一版再版的《罗斯福》来说，邓先生把这位身残志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命运的伟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是迄今我所读过的出自国人手笔的最佳外国名人传记。 ” （ 2005 年 1 月 14 日《中华读书报 》） 5 月 20 日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谈到 : 陈炳德最近在美国说到对美国总统印象最深的是林肯、威尔逊、罗斯福，“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邓蜀生著 : 《美国与移民 —— 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3 万字 ,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的力作，开创了我国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考察移民对于美国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在前言中他写道“在美国这部波澜壮阔、蔚为奇观的移民史中，有宽容大度、振顽立襦的光辉篇章，也有使民族汗颜的种族迫害丑闻。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交织而成的美国移民历史，是十分值得回顾和研究的。这本书是笔者近 10 年学习、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向广大读者和专家求教。” 该书分十一章 , 除前言外 , 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美国移民大事记。 《美国研究》 1993 年第 1 期发表杨玉圣对该书的述评。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著：《时代悲欢“美国梦” -- 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 39 万字 , 在他在前言中写道 : “笔者在前书的基础上 , 增加了最近 10 年新的材料 , 并对前书中的若干观点做了新的审视，对美国的移民问题种族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综合考察 , 写成此书。” 199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蜀生先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33.8 万字 , 是他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他的 27 篇论文。其中以人物为文章的主题或是主要以人物为线索展开论述的，一共有 14 篇，书评 6 篇。 他在 本书自序中写道 : “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３０年了。” “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 1978 年以来，编了几十本书 , 写了几十篇文章。我把各类文章找出来再看看 , 觉得与美国史有关的文章还不是敷衍应景之作。”他在自序中 , 换专门谈到编辑和研究的关系。他说 : “作为一名编辑 , 第一要务是要选好稿、编好书 , 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这一说法未必贴切，“编辑在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时的心情 , 并无‘为他人作嫁’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只喜悦”。“编与写很难分家。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对此，杨玉圣在 “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 一文中 评论称 “ 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美国研究》 1994 年第 1 期） 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 63 万字 , 黄绍湘先生所著《美国通史简编》序言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是将前著《美国简明史》（曾于 1953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内容文字方面，进行全面改写之后完成的。”《美国通史简编》叙述的时间起于 17 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截止于 1953 年 , 距离写作完成年代 25 年，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期没有涉及。称“本书扼要地阐述和分析了美国的诞生、成长、发展个开始衰落的历史趋势，从各个方面批判了‘美国例外论’”。“本书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充实了内容 , 并更正了前著《美国简明史》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本书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结合有关具体史料，增添和充实了新的内容”。“本书增添了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部分内容。” 1982 年 6 月的修订附记中写道 : “《美国通史简编》于 1980 年初发行 , 此次重印 , 做了某些修订补拙工作。笔者参阅和吸取美国 6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版的几种美国通史与专著的一些新材料以及新成果 ; 同时 , 尊重国内通行以及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的一些意见 , 对书中某些历史事件和门罗宣言、社会主义工党、罗斯福新政等内容以及冈珀斯、罗斯福等人物评价，作了必要的修订。对书中一些论点、文字、资料、数字等 , 也作了必要的补正。” 该书共分十章 , 第一章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 , 第二章到第六章为美国独立到 19 世纪末的美国 , 第七章到第九章为美西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束的美国 , 第十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帝国主义。附录包括：参考书简略介绍、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 美国 50 州加入联邦年代表 , 部分专有名词英汉对照表 , 索引、地图、插图。 该书序言中还写道 : “书稿编审时，邓蜀生同志提出了宝贵修正、补充意见。”在此以前，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第 1 版， 49 万字。 5 月 20 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补充说 : 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出版也是我负责的。在那个时候影响还比较大的。他几次到北京来和我谈。他的观点也是和黄绍湘不一致的。请参见 “ 刘祚昌著《美国内战史》提要及写作过程”，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6 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70393 ） 《出精品、育新人》一文谈到：“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这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和出版工作者精心组织、真诚合作的学术成果，为我国组织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益借鉴。”“作为总主编的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责任编辑的邓蜀生先生，他们的锲而不舍治史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他们在 25 年中已经从在职过渡到退休，然而他们退而不休。在 2002 年时，他们三位的年龄累计已经是 255 岁了，年均 85 岁，他们的学识和经验难道不是可贵的学术资源吗？他们为了学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学术工作者的楷模吗？”邓先生 1987 年即已离休，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 6 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正是离休后的邓先生精心组织编辑出版的经典之作，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多卷本中的三卷、 6 卷本的《美国通史》出版在 2001-2002 年间，而他的老伴还在 2000 年时已因重病不能自理，需老邓全天候伺候直到现在，可想而知邓先生在这几年中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 见 《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9 期第 5-21 页，参与笔谈的有 : 《美国通史》编后絮语（杨生茂）、 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王立新）、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王晓德）、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王玮）、 出精品、育新人（黄安年）、一部书四分之一世纪三代人（任东来）、 并非 “ 完美主义者 ” 的遗憾（李剑鸣）、 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张友伦）、写书　做学问　做人 ( 王旭 ) 、从命、惶恐与机遇（余志森）、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刘绪贻）、 心中的谢意和希望（韩铁）、 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邓蜀生）。邓蜀生在文中写道 : “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策划到合集出版 , 历时 2 5 年 , 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 在策划之初 , 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 , 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 , 成书实属不易 , 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 , 决定先以 “ 美国通史丛书 ” 名义 , 不拘囿于各卷顺序 , 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 , 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 , 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 为日后出版六卷合集打下基础。 ” 美国通史单行本的出版情况是 : 《战后美国史， 1945-1986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一版；《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本册主编张友伦，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一版；《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作者刘绪贻、李存训，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本册主编余志森，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本册主编李剑鸣，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以及《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本册主编刘绪贻，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一版，以上总主编均为杨生茂、刘绪贻。以上单行本《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通过中华美国学会获得少量补贴 , 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资助的。 六卷本的卷名是 : 第 1 卷《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第 2 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第 3 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 世纪末》；第 4 卷；《崛起和扩展的年代， 1898-1929 》；第 5 卷《富兰克林· D ·罗斯福时代， 1929-1945 》；第 6 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 》），以上均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责任编辑均为邓蜀生。 2005 年 5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马志行、田怀斌、崔乃颖等译的《南京大屠杀》。 2007 年 7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张纯如著，杨夏鸣译的《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 英文原著“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 ,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写道 : “我非常东方出版社南京大屠杀 70 年之际决定请杨夏鸣教授将 , 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浩劫 -- 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重新翻译并出版。编辑、杨教授和我就有关翻译事宜磋商多次。杨教授除了严禁地翻译了原文外 , 也将原文每章后的注释根据学术规范一一译出 , 可见杨教授和编辑对此次翻译只认真与慎重。” 《美国 2500 历史名人传略》，李世洞、黄安年等译、邓蜀生审校，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此外 1982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邓蜀生著《中国历史故事》， 5 月 20 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 : “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套书就是这个 , 我写上古史。名字了叫外国历史故事。改了好几个版本了。” 1985 年邓 蜀生校，（英）罗伯特·莱西著，王丽芝、程华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1980 年 9 月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8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 , 前言说“是从 1979 年冬季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所受到的有关美国史论文中选编的”。 1983 年 12 月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7 篇 , 由三联书店出版，前言说 : “本集文章选自 1981 至 1983 年间两次美国史学术讨论会收到的一百多篇论文 , 另外还有我国美国史学者专为本集撰写的文章。有部分文章已先在其他刊物上发表 , 收入本集十均经作者作了进一步修改。” 5 月 20 日邓先生在他家中对黄安年说：“我的编辑生涯当中还有一个费劲比较大的一本书还有《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 ( 东方出社 ,1980 年 ,1261 页 , 雷自学 王迎选译 ) ，译者两口子都是外交部的。后来派到澳大利亚去了。在澳大利亚使馆里面工作 , 他们两个很年轻，费了很大功夫，搞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 要核对要分门别类，查起来也很方便。后来我查了很多东西 , 是通过这本书来查 , 这本书后来也得到了好评。”“《世界历史便览》一本书是副产品。” 《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副主编王玮、张宏毅，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版， 51.9 万字。 请参见《邓蜀生编审访谈录》，秘书处电话采访并整理，载《美国史研究通讯》 2009 年第 1 期第 7-10 页。 在谈到学会的学术出版活动时，他说 : “我们学会的会员出版的书籍，经过我手的，或者我知道的通过美国史研究所负责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里面，里面的几十本著作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撰写的。”“我们出版的美国史著作，在所有的中国研究外国史的科目当中，可以这么讲，美国史的著作出的还是比较多的。像那个《美国通史》经过了几十年，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用了 30 年。这个 30 年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这当中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是由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出来的，由我们中国人来执笔的外国史的系统性的著作。”“这个完全是美国史研究会，从主编，两个主编，杨生茂先生、刘绪贻先生两个主编到我当策划者、责任编辑都是美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应该讲这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比较大的一个工程。”他还进一步说到“我对美国史的兴趣是比较早的，我在 40 年代就有兴趣了。”“《美国通史》六卷本，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最早因为黄绍湘先生的那本《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我们那出的，我就是它的责任编辑。《美国通史简编》是我们中国第一本比较详细的谈论美国史的（著作），但是说老实话，我很尊重黄绍湘先生的，但是我对她的一些学术观点，我不是很同意的。”“后来跟刘先生，跟杨先生在一起我们就商量着，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够分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说要搞出六卷本来，还没有。就是我们，能够发挥各位老师、学校所长，先从单行本，我们先出一出。成书一本出一本，以后我们出的多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它编成另外一套书，当时有这么一个设想。后来刘先生对这个主意非常赞成，嗯，非常赞成。所以是几个老先生促成的。”“在这里边变的也很多，作者变的也很多，有的出国了，有的答应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成，后来作者换了不少。但是刘先生和杨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到后来我们的书基本上成型了，成型以后，有必要做出很大的修改，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毛坯做出来给我们学术界来评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脱离这个基础，或者更高的基础之上吧，再来写出更好的美国通史当然更好。现在当然，这个难度是不小的，现在因为流动性太大，另外受干扰也比较多，要来完成比这个更充实一些的、水平更高的六卷本比较困难。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六卷当中水平也有高低的，因为完成的时代不一样。有的完成的很早，有的完成的很晚。比如讲，李剑鸣的是最后一本，他的是第一卷却是最后完成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写法跟其他几个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讲，这六卷的体例并不一致，作为教科书来讲的话，这是有缺点的。教科书不是这个体系，但是我编这个书，不是按教科书体系来编的，我比较突出它的学术观点，而没有太在意它里面的体系问题，没有太在意的。如果再有新的书出来的话，肯定要比这个好。”“里面的缺点也很多，我自己翻回来看看也确实是这样，现在来写的话，也不会这么写。但是这反映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史）。我们出书，每一卷、每一卷的，年代是拉了 30 年之久。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讲里面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出的这个书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书得了中国出版集团的优秀奖的，还有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图书的提名奖，我们是参加了评选的，最后是得了个提名奖”“各个老师也看得出来，他们也并不都是互相交流很密切的，有上海的、有东北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从这也看得出来，它本身反映它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要到我手上来，要把这个体例统一，我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必要”“应该讲，做这个东西，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变化很多，原来计划定了，结果后来稿子交不成。后来定的这些同志呢，有的走了，有的是各种原因他不履行了，这个要搞这么一堆东西，应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确实不是有人讲嘛，说现在要集合这么一些人，搞一套六卷本出来，恐怕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呢，这些先生稿费拿的很少，各方面呢，出版条件也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是我在人民出版社，我就负责这个方面，我说话还是比较算数的，可以出得出来。现在要讲的话，出这个书呀，组织这个书呀，要费很大的气力，还费不少钱，没有这个财力还办不到。不过好在现在的出版集团很多，只要肯跑，只要肯去联系，还是有可能的，其他的我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出的书，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的美国史的书还不少，大大小小的还出了有一些，翻译的也好、出版的也好、中国人自己写的也好都出了一些。现在各个出版社再有这么一个专门来搞美国史的这么一个机构可能也比较困难。当时我们一起参加的编的一些同志现在都退了，都不在出版社了。” 关于秦文的艺术生涯请见刘澍编著《秦文的星光点点 -- 从未失去 也不曾拥有》，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其中第 120 页有邓蜀生秦文合影。该书《引子》中写道 : “在中国电影界，秦文的名字似乎和秦怡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怪 , 她们俩都是新中国影坛上的灿烂明星，也是感情深厚的亲姐妹”。 (2011 年 5 月 31 日后记 : 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 , 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 , 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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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部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什么？

热度 1 xuancewang 2011-8-19 19:33

一部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什么？ 作者：张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研究所） 近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地质和中国为什么长期落后的问题，遂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想看看历史能告诉我什么。于是闲暇之余，翻阅了一些通俗的历史书籍。还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想不到、不敢想的事情涌入脑海，不禁感慨万千，不胜唏嘘，遂将点滴感想记述于后，恳望诸公予以批评之。需要申明的是，本人绝没有抢历史学家饭碗的念头，所述的观点也没有改写历史的想法，只是茶余饭后的即兴之作而已。 表1是笔者查阅许多资料汇总的世界文明史编年表，是笔者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馆受启发而编制的。从表1可以归纳出一些令人深省的东西： 1，据史书记载，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西亚古两河流域（即现在被美国打得稀巴烂的伊拉克一带）和古埃及文明的历史最久远，可向后追溯5000－6000年，即公元前4000－3500年。中华古文明比古埃及文明晚了大约2000年，当埃及大规模建造金字塔和神庙时（约前2800年），中国还没有进入夏朝，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约前1600年），甲骨文约始于前1300年。 2，前8－6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是世界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如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商鞅和韩非子等。春秋战国是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许多当时的理论和见解现在有些仍然不能理解或理解不深，有些理论至今无人超越（如易经），令人惊叹。 3，中国封建社会从秦灭六国（前221年）算起，至辛亥革命（1911年），持续了2100多年，鼎盛在唐朝（618－907年），衰落在清朝（1646－1911年）；而西方在4－9世纪才陆续进入封建社会，17世纪即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英国为例，从9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到1646年资产阶级革命，仅用了800多年。 4，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不断，但是，并没有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也没有带来新的思想。农民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杀富济贫，是“不纳粮”。农民运动摧残文化，往往具有破坏性。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失败告终（或被剿灭，或被招安）。有的功过相抵还过大于功，如李自成起义客观上加速了清朝的建立和明朝的灭亡，而明灭清兴无疑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而被有些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影视界、文学界和少数赶时髦的学者对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所谓功绩和成就的宣扬和对清史故事乐此不疲的挖掘和推崇，犹如撒向人间的一剂麻醉药，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黑格尔1822年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清朝末年的状况能够提出大胆的一针见血的看法实属不易，可惜黑格尔是对的。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确进步不大，有些史学家认为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好心的幻想。中国缺少先知先觉的思想家，是出现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如果不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不知道还会落后多少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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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发：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之凤凰网在线阅读

Helmholtz 2011-8-14 13:53

刚从网上挖出来的，中信现有42元的纸版书发行：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11_05/20/6526209_0.shtml 象这样全面和客观介绍钱学森的书，能在国内公开出版，这确实印证了社会环境的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张纯如 (1968 - 2004) ，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曾担任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著有《蚕丝──钱学森传》(1995)、 《南京大屠杀》(1997)、《美国华裔史录》。《南京大屠杀》是首部向西方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专著，在全世界造成了震动，在世界范围引起了极大的凡响，曾经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周之久，读书人书评称赞它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全球印刷近100万册。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张纯如在一生中共完成三本书，《洛杉矶时报》形容她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青年模范”。 图书简介 作者张纯如历时三年，向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国国防部等相关单位搜集了大量的历史绝密资料，查阅了相关的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的大量文献记录，并实地访问上百位钱学森的同事、师长、学生、邻居、朋友以及他的儿子钱永刚，采用洗炼而故事性的笔法撰写而成，译文流畅，可读性强，给我们讲述了这位最严谨、最具科学精神的天才如史诗般传奇的一生。 1949年，钱学森向美国提交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他当时是处于怎样的考虑做出这一决定的？ 在他旅居美国的20年中，他是否效忠于美国？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在1950年突然决定返回中国？美国如何会怀疑他是间谍？钱学森归国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自从钱学森1955年回到中国，就再也没有踏进美国一步。他对美国的真实感情是怎样的？本书还叙述了钱学森的爱情。钱学森和蒋英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大半生，当初经历了怎样的恋爱过程? 可以说本书不仅仅是钱学森个人成长的传奇史，也是20世纪百年世界史、世界航天发展史、中国航天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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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 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

liuyongjing 2011-8-2 22:23

学术环境如此，对待大师与人才如此，大量资源和钱浪费如此，再这样如此下去，还能有希望吗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518-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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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的悲惨境遇

热度 11 chenmingliang 2011-8-2 18:05

做学问的人看了不免心寒！如果是一个亿万富翁，老人的境遇会是这样的吗？但这位老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也许远远超过一个亿万富翁跑！悲哀啊悲哀！ 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 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518-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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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

热度 3 duke01361 2011-6-21 00:35

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加领导者！他的理想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让处于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当家作主。同时，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 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是典型的《资本论》的思想 比如，教育要和生产实际相结合...这是典型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思想 比如，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文化革命所追求的目标... .... 我们今天怀念毛泽东，正像毛泽东在他的诗歌写的：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物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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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现代工业的奠基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

热度 1 王飞跃 2011-6-17 13:16

现代工业的奠基人：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 有人作过这样的设想，一个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人要是能来到十八世纪中叶的美国，他照样能过的很习惯。因为，当时的美国不会让他很陌生。但是，这个古希腊人要是来到十九世纪的美国的话，他一定会目瞪口呆。十九世纪美国人的生活及工作环境、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对古希腊人来说完全无法想象。其中，最让他吃惊的一定是现代化工厂。现代化工厂不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是现代规模经济的基础。美国这个最早出现现代化工厂的国家，为此贡献了两个最重要的理念：“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伊莱·惠特尼（Ｅｌｉ　Ｗｈｉｔｎｅｙ）是第一个提出这两个理念并在他工厂中实现的人。几乎所有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都会提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以及轧棉机在美国南方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惠特尼轧棉机使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得以复活，因此引发了内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惠特尼对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理念。惠特尼提出并大胆尝试将产品和机器分解成独立的标准部件，按标准将各部件分别制作，最后组装成整机。他成功地将可替换零件的思想演绎成一种生产方式，是名副其实的“美国规模生产之父”。惠特尼的“可替换零件”概念和“标准化生产”方式满足了美国建国初期劳动力严重缺乏、工业急需大发展的形势。为美国工业生产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七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伊莱·惠特尼出生于马萨诸塞（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殖民地韦斯特伯拉夫（Ｗｅｓｔｂｏｒｏｕｇｈ）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也叫伊莱·惠特尼。他有一个大农场，母亲伊利莎白·费（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ａｙ）在惠特尼十一岁时去世。惠特尼是家中的老大，他从小心灵手巧，有着非凡的思考和动手能力，对数学和机械最感兴趣。惠特尼喜欢在父亲农场里的工场中摆弄各种工具。十二岁时，惠特尼制作的一把小提琴所有部件都同普通小提琴一模一样，演奏效果也不错。 十八世纪下半叶，北美殖民地掀起了革命浪潮，距波士顿（Ｂｏｓｔｏｎ，ＭＡ）三十英里的韦斯特伯拉夫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工厂倒闭农田荒芜，商品和农产品大量积压。惠特尼父亲的农场也无法避免，惠特尼缀学了。独立战争后，美国挣脱了英国殖民的锁链，取得了政治独立，却没有出现兴旺发展的景象，甚至没有恢复到殖民时期的经济繁荣。 新生的合众国土地广袤，资源丰富，但劳动力十分缺乏。一七九零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美国人口为三百九十二万九千人万，密度为每平方英里四点五人。受英国殖民政策影响，北美殖民地经济有着严重的依附性。独立后，英国向美国大量倾销工业品，同时实行经济封锁，破坏其对欧洲的贸易，让历经战争创伤的美国雪上加霜。美国工农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当时美国严重缺乏技术工人，没有现代工业，但他们意识到只有开发英国市场，才是恢复经济办法。美国有大量土地，因此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获得高利润的经济作物。 在这个大形势下，年仅十四岁的惠特尼发现了他生平第一个机会。当他得知战争使钉子价格大幅度上升时，惠特尼向父亲提议生产钉子。父亲同意后，惠特尼就干了起来。他的业务很好，还雇了二个帮手。后来，由于英国产品倾销美国，生产钉子不再有利可图，惠特尼转产女帽饰针和男用手杖，也无利可图，就放弃了。一七八三年秋，惠特尼离开父亲的农场，去自筹大学学费。三年的半工半读，惠特尼赚到了上耶鲁大学（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学费。一七八九年三月，惠特尼进入耶鲁深造。 一七九二年，惠特尼毕业。耶鲁校长推荐惠特尼到南卡罗来纳（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州做家庭教师。惠特尼的校友菲尼亚斯·米勒（Ｐｈｉｎｅａｓ　Ｍｉｌｌｅｒ）一直在佐治亚（Ｇｅｏｒｇｉａ）州的纳萨尼尔·格林（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ｔｈａｎ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ｅ）将军家任教，将军去世后兼管种植园。米勒正和格林夫人在北方办事，于是邀请惠特尼同行。惠特尼欣然应邀前行。 此行，改变了美国历史。 格林夫人是独立战争中功勋着著的格林将军的遗孀。当时在萨凡纳（Ｓａｖａｎｎａｈ，ＧＡ）附近有一个棉花种植园。惠特尼在格林太太的庄院住了下来。惠特尼为她作了几件别出心裁的家具，深受格林太太喜爱。格林太太常面对大片棉花地发愁，因为一个奴隶一天只能用手轧一磅棉花，这使她无法大量种植棉花。 惠特尼知道后，对格林太太说：“让我来发明一种机器，加快这项工作。”十几天后，惠特尼拿出了轧棉机模型，几经试验、修改。一七九三年春天，轧棉机研制成功了。惠特尼轧棉机有两个滚筒，一个滚筒上布满了铁质尖齿，抓住棉花，将其与棉籽分开，另一滚筒上是短而硬的毛，将第一个滚筒上的棉花刷下来。使用这种机器，一个人一天可轧五十磅棉花，工效提高了五十倍。 惠特尼轧棉机 惠特尼轧棉机十分简单，他取得了专利，并和米勒成立了生产轧棉机的公司。为了这项新事业，惠特尼辞掉了教师的职务，来到康捏狄格州的纽黑文，建立了一个工厂。按专利法，惠特尼的专利只有三年。南方许多州，不承认专利法。于是，各地都出现了轧棉机的仿制品。南方的棉花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了。 惠特尼的轧棉机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收益，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轧棉机发明一年后，美国的棉花产量就从五百五十万磅增加到了八百万磅；一八零零年，三千五百万磅。一八二零年，一亿六千万磅，惠特尼去世的一八二五年，棉花产量为二亿二千五百万磅。美国南方棉花开始向新英格兰快速增长的纺织业供应，大大推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 美国南方气候温暖雨水充沛，适合棉花生长。解决了脱籽问题后，棉花的大规模种植成为可能。惠特尼轧棉机使棉花取代了烟草为最有价值的商品农作物，和全国最大宗出口货物。以后的每十年，棉花产量都要翻倍，越来越多的土地种植了棉花，一八三零年，美国的棉产量占世界产量的一半；一八五零年后，为百分之七十。 奴隶制在北美，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衰落，独立后，北方诸州纷纷废奴。在南方，废奴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华盛顿（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在遗嘱中要他的后人释放了所有奴隶，同时代的很多种植园主也效仿他。但是随着“棉花王国”的诞生，对奴隶的需求剧增。有着强大政治势力，只占南方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主，从此再也不想废除奴隶制了。“棉花王国”在带动美国经济的同时，加深了南北双方的政治隔阂。要是惠特尼晚几十年发明轧棉机，废奴运动也许会有足够时间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奴隶制可能早几十年被废除，内战也可能避免。 惠特尼轧棉机是美国农业上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南方经济因此复苏，从一七九零年到一八三零年，美国南方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轧棉机的影响渗透到南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使奴隶制得以复苏。美国独立后，奴隶制在北方受到攻击。在南方，烟草过分消耗地力加上英国的贸易封锁，奴隶主只得放弃这项主要现金作物，而其他种植不足以维持大规模奴隶经济，使奴隶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多奴隶主开始怀疑奴隶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奴隶制的前途。 轧棉机的发明，使棉花成了最适宜奴隶劳动的农产品，种植园主们迅速扩大棉花种植，同时不断购入新奴隶。南方奴隶制经济因此获得转机，成为其主导经济，而奴隶种植的棉花远比制造业更为有利可图。随着棉花种植的扩展，南方成了“棉花王国”，同时疯狂地向西部扩张。一八一二年战争后，棉花种植扩大到阿拉巴马（Ａｌａｂａｍａ）和密西西比（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ｉ），形成了从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到路易斯安那（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得克萨斯（Ｔｅｘａｓ）东部面积达四十万平方英里的“棉花王国”。棉花种植的“西进”使美国人口西移，对于西南部的意义重大，也为中西部的猪肉、玉米、面粉和威士忌找到了销路，为东北部的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花种植大大促进了北方的工业。美国工业革命起步于棉纺织业。南方为襁褓中的新英格兰纺织工业提供了丰富廉价的优质棉花，促进了棉纺织机械的开发，这是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条件。 尽管，轧棉机给南方的奴隶制带来了转机，但轧棉机给惠特尼带来的却是挫折和幻想的破灭。轧棉机的消息迅速传播，大量的南方人前来参观，他们纷纷仿造。惠特尼于一七九四年三月十四日获得专利之后，人们还是纷纷仿造。惠特尼和合伙人米勒为保护自己的产权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不完善的专利法使他们在南方大多数法庭上败诉。直到一八零七年，惠特尼才获胜。但是这已太晚了。惠特尼和米勒为保护专利权进行的法庭诉讼，使惠特尼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 轧棉机专利被践踏，装运轧棉机的船只遇暴风雨而沉没，工厂又遭火灾，车床、工作台、工具、设计图纸和造好的轧棉机全被烧毁。一七九七年十月，惠特尼在给米勒的信中写道；“灾难接二连三。为了事业能继续坚持下去，需要百倍的努力。尽管我竭尽全力，但情况还是很糟。” 这时正是美国面临同法国交战之际，政府急需四万枝滑膛枪，国内仅有的两家兵工厂，无法满足需求。联邦政府决定向私人公司求助。一七九八年五月四日，国会通过决议，拨款八十万美元用于购买大炮和轻武器。 急于摆脱债务的惠特尼视此之为天赐良机，他立即来到首都费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Ａ）活动，愿意承接一万枝枪的制作。但负责项目的官员对惠特尼将信将疑，按照当时的制作工艺，每枝枪由一名工匠承制并负责装配，他必须制作所有部件，还要使各部件吻合，生产进度极慢。由于战势危急，主管官员孤注一掷与惠特尼签订了一万枝枪的合同，将另外三万枝枪交给了其他二十六个承包商。 合同签订后，惠特尼在康涅狄格（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州纽黑文（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郊外建了一座工厂。他亲自设计厂房，招募工人。在工厂里，他将枪分解成若干部分，用专门设计的模子和机器加工制作同样的部件，再让工人将各部件组装成枪。在生产轧棉机的过程中，惠特尼设计过一些机器。在此基础上，他制造出了用来切割金属的第一部铣床。还制造了模子和夹具，他设计的机具使生产的部件之间的误差非常微小，以致每一枝枪的每个零件都适用于其他任何滑膛枪。 两年合同期限，很快就到了，惠特尼一枝枪也没造出来，但惠特尼实现了他的“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方式。惠特尼因此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被一再传唤到首都接受审查。 一八零一年一月，惠特尼来到华盛顿（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向联邦政府解释“标准化”生产方式原理。他带去了十枝枪。在约翰·亚当斯（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总统和当选总统托马斯·杰弗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及其他官员面前，惠特尼将这些枪拆散，再将拆下来的部件堆放在一起。然后，他蒙上眼睛，从一大堆部件中随机抓取重新组装成十枝枪。表演令在场的人惊讶不已，因为按传统方式生产的枪，每枝枪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异，部件不能混用。 杰斐逊总统马上就认识到惠特尼的发明对于工业发展的意义。在他看来，惠特尼发明的不仅是机器，而且是新方法所采用的工序。只有机器，以它们不变的形状和规格的切割，才能生产可替换部件。杰斐逊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原理能大大降低成本，并对于修理具有重要意义。惠特尼的演示和杰斐逊的解释获得了极大成功。惠特尼不但没受到指责，还得到国会进一步的拨款以加快研发进度。 一八零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批五百枝枪交货，质量之好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一八零九年一月，惠特尼完成了全部定额。尽管比合同晚了九年，但惠特尼的滑膛枪受到广泛好评，以致十五年内，陆军军械部的所有合约，都指定要惠特尼生产的轻武器。各州也纷纷与惠特尼签订枪枝制造合同。 对于当时严重缺乏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的美国而言，“标准化”生产理念大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钟表、金属器具、缝纫机等工厂主竞相采用惠特尼的方法。工程师们研发出了大量的新型加工机械，随着机器质量的提高，生产出的零部件的精度与质量也大大提高了。 一八二五年一月八日，惠特尼逝世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这一年美国的棉花产量为二亿二千五百万磅，是轧棉机发明前一七九二年的四十倍。 惠特尼对现代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惠特尼首先采用了铣床等机器和科学的加工方法，使部件标准化并可以互换；他还建立了广泛的成本会计制度。在惠特尼的工厂中，枪的每一部件、每一生产过程都以美元为计量来核算成本；惠特尼还实行了质量控制措施；他也是第一个认识到管理幅度原则的人。 惠特尼在美国建国之初的工农业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惠特尼对美国工业的贡献不在于他设计的某一工具或机器，而是他提出并尝试了全新的生产理念，即将产品分解成独立的部件，用相同的标准将各部件分别制作并组装成产品。他第一个成功地将可替换零件的理念演绎成实用的生产方式，因而被誉为“美国规模生产之父”。 惠特尼的标准化生产对美国制造业和现代工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惠特尼只是将他的理念用于枪械生产，但他的生产理念满足了美国建国初期劳动力缺乏、工业急需发展的严峻形势。新思想所产生的效果难以估量。惠特尼开辟了工业生产的新时代，他的同时代人又成功地将这种思想推广到其他领域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惠特尼去世后，他的合伙人约翰·霍尔（Ｊｏｈｎ　Ｌ　Ｈａｌｌ）成功地将这种新的生产原理用于各种枪械的制作中。霍尔研发了一系列金属加工机床。惠特尼同时代的其他发明家将他的生产原理运用于金属加工业中，如科尔特（Ｓａｍｕｅｌ　Ｃｏｌｔ）的左轮手枪，杰罗姆（Ｊｅｒｏｍｅ　Ｋ　Ｊｅｒｏｍｅ）的钟、鲁本斯（Ｒｏｙａｌ　Ｅ　Ｒｏｂｂｉｎｓ）的表，耶尔（Ｌｉｎｕｓ　Ｙａｌｅ，Ｊｒ）的锁，辛格（Ｉｓａａｃ　Ｍｅｒｒｉｔｔ　Ｓｉｎｇｅｒ）的缝纫机等。惠特尼当年未能达到的目标，在内战前夕逐步得到实现。到了一八六零年代，美国制造业已经用机器在原料加工和制造成各种形状产品的基本环节上取代了人工。他们用这些机器以低成本大量生产工艺复杂、高效的机械。随着机械在生产中的广泛采用，美国工业革命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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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敖：我要喊毛主席万岁！

热度 1 bmzy 2011-6-17 08:47

在这喊毛主席万岁的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1、受过教育的、有、或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不是瞎起哄。 2、没有任何外力强迫，我也看不出今天喊毛主席万岁能给这些人带来任何功利。 3、虽然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我想这没有)但多少都对毛主席的一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4、已经看过许多攻击毛主席的文章。 可我，或我们仍然要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大概也只有毛主席值得让我们从心底里喊毛主席万岁，其他人不配！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 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更不会象有人那们在困难和危机中被吓晕了菜。毛主席是男子汉，这不仅为他的 同志们所公认，也为形形色色、国内国外的敌手所公认。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望眼 ，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 钱”的习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 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敌手的鼻子，而 到目 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敌手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家。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我不想、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会、也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文革就是一场悲剧。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 ——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了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年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 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 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 ，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或回避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 毛泽东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 ——超越历史就是悲剧。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毛泽东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但如同 一切思想一样，他会随时代发展而过时， 但毛泽东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时代愈发展，我们愈加需要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他一扫千余年来吾民族文弱不武的积 习，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固疾，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 毛泽东的精神给了吾民族以灵魂，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呵护这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灵魂，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继 承光大民族复兴的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就成了任人宰杀的一盘散沙。一个民族，不管经济多发达，而没有了灵魂，那就是沙滩上的大厦，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强大。当衣不蔽体的流寇一样的叁 万多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们是中国最生气勃勃，具有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真正的民族精英。 当抗日的烽火点燃时，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当49时，全国的钢铁产量全都做成发夹，还不够全国妇女每人分一支时(那时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丁)，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知道仅仅15年之后，在中 国的土地上就响起了自强自立惊雷。尽管我们经历了封锁、战争和自身悲剧性的失误，但到76时，毛主席和他们那一辈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部分地扬弃毛泽东的思想，但我们永远要继承毛泽东的精神 ——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灵魂—— 这也就是我喊毛主席万岁的原因。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文来自：http://www.haodaxue.net/html/48/n-4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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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城墙

热度 3 yuliping 2011-5-26 23:21

我不是历史学家，感觉中国很多城市过去是有城墙的，虽然过去兵荒马乱遭到各种破坏，至少到解放初期中国很多城墙总体是比较完好的。随着建国后的大规模建设，几乎所有城市的城墙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其破坏程度超过历史上破坏的总和，这一点我想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较少遭到破坏的只剩下西安、荆州等城市了。我们祖先几千年的修筑，毁于短短几十年时间。 如果这些城墙还在，我想无一例外会得到保护，即使与城市建设有矛盾，一定会妥善解决好。 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城市建设，比如大规模的低档工业化，比如大规模的国家级工程，其对环境、资源、生态的负面影响，也许再过 20 年、 30 年，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时，和城墙是一样的命运。 所以，必须反思我们的战略，越是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越要好好反思，如果实在无法决策，那就不要做。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太想出成绩了，很多违背了自然规律。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最好的政府是啥也不管的政府。政府应该好好地培育市场，关注民生，提高效率，不要做违背市场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自然规律的事情。 2011.5.26 俞立平 于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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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

黄安年 2011-5-9 16:39

《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 转载该文集前言和目录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9 日发布 **************************88 李剑鸣、杨令侠：《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 时间 :2011 年 5 月 7 日 作者：李剑鸣 杨令侠 来源 : 学术批评网 2001 年 5 月，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聚会，庆贺张友伦教授七十华诞。当时，我们几位同门商议，到张先生八旬寿诞时，一定要专门编一本文集作为贺礼。正所谓日月如梭，转眼即近十年。年初，我们向张先生提出编书之议，他的第一反应是辞谢。据我们的理解，张先生为人处事向来冲淡宽和，自然不想在做寿这件事上过于“张扬”；同时，他更不愿给别人增添任何负担或麻烦，即便这次的“别人”是他指导过的研究生。我们解释说，编一本书并不费事，对我们做学生的，不过是答谢师恩于万一；而且，以书祝寿志庆，学术界早就有例在先。经我们反复劝说，张先生终于同意启动组稿和编辑工作。 按照惯例，以编书为前辈学者祝寿，有几种常见的做法。一种是约请学界同行专门撰写论文，另一种是从同门弟子已发表的论文中编选文集。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这主要是考虑到，想约的学者在各学校和研究机构多为骨干，工作负担繁重，每年都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指标；而论文集中的文章，又往往不能作为“有效成果”计入工作量。再者，约稿有时间限制，在短期内写出的文章，难免带有急就章的特点。如果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挑选佳作，则更可能把有价值的论文集中起来，更好地展现同门弟子的学术水准。这种想法得到了各位同门的支持和响应。于是，这部文集很顺利地就编成付梓了。 我们这些曾受教于张先生的研究生，目前分散在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各自的学术工作中，一直谨守师训，力争无辱于张先生的教诲。在我们的心目中，张先生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标范，给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资源。 在我们的印象中，张先生是那种身教胜于言传的老师。当年我们在门下求学时，很少听他谈起他自己，包括他求学和治学的经历。我们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张先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求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国际共运史和美国史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学者。对南开大学乃至国内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他所做的工作尤多；其意义在今天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兴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先生精通俄文，其学术生涯的最初二十年，重点研究国际共运史。很多同行最早了解张先生的学问，可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与国际共运史有关的几本，就是由张先生撰写的。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张先生转治美国史，并很快在英文的运用能力上，达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未能企及的程度。张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工人运动史，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与他长期从事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联系，同时也由于他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必要关注美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国内美国工人运动史最活跃的时期，正是张先生专注于这个领域的阶段。为了更深入的理解美国工人运动史，张先生先后涉猎美国农业史、西部开发史、民主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但他在这些领域发表的论著，并不是工人运动史的“副产品”，而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同样很受学界同行的推重。 在张先生执教的南开大学，美国史是一个特色学科，长期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杨生茂教授于 1964 年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经颇具气象。随着杨先生年事渐高，正当盛年的张先生开始操持具体事务。 1986 － 1990 年张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这期间他对美国史学科的事情，同样倾注了很大心力。特别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史研究室陷入低谷，老教师退休，年轻人出国，新成员尚待成长。应对这种局面，张先生殚精竭虑，一心要保南开的美国史学统于不坠，并在困境中求得发展壮大。在鼓励和扶持年轻人成长方面，张先生用力最多，许多事迹在南开至今有口皆碑。作为承上启下的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张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达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团体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全国美国史学人共有的学术平台，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老一代学者退出研究会领导岗位之后，张先生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重任。从 1986 年到 1996 年，研究会在处在一个难题接踵而至的时期，特别是 1990 年研究会秘书处搬到南开以后，张先生身上的担子更重。按照他的本意，早就想从理事长的位子退下来；但出于需要和大家的信任，他一直勉力支持，领导研究会度过了难关，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此外，张先生还始终参与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丛书”的评审，多次担任富布赖特项目的面试专家，以不同的身份，为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做着相同的工作。 同学们当年对张先生普遍有一种敬畏感，在单独面见时，不免有些紧张和局促。这种感受来自于张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其实，只要同张先生有所接触，就不难发现，他待人十分随和平易。旧史称魏之管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在我们看来，张先生正是这种“即之熙熙和易”的长者。无论是在受教期间，还是在毕业以后，我们都感觉到，张先生的教导和关怀，正如春天的微风，自然和顺，时时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染。由于受张先生处世风格的感染，我们平时很少向他当面表达敬佩和感激之情。这次欣逢张先生八秩寿庆，终于有机会让我们展露一直深藏的心意。 这部文集的编选，得到了各位同门的关心和协助；在出版上则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岳秀坤先生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条件，本书是难以如此顺利地面世的。我们编选这部文集，除以志老师华诞之庆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对美国史研究略有助益。至于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何，则只有留待同行和读者来评定。 目 录 前言 // 李剑鸣、杨令侠 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新教：一种文化混合体 // 高春常 清教对殖民地初期马萨诸塞政治的影响 // 毕健康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 李剑鸣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宪法译文的意见 // 周学军 论美国殖民协会的性质 // 张聚国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公众舆论观念 // 马凌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1840 － 1860 ） // 原祖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 // 张聪 论美国公共行政管制的发展与变革 // 谭融、于家琦 《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 // 陈奕平 哈里森毒品法》与美国社会的毒品问题 // 翟帆 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研究 // 倪亭 1913 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 // 秦珊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 王慧英 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其失败 // 李胜凯 美国与加拿大史学界对两国关系的研究 // 杨令侠 平常的经历，肤浅的感受（代跋） // 张友伦 附录一：张友伦教授著述目录 // 杨令侠整理 附录二：作者简介 （《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李剑鸣、杨令侠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杨令侠，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感谢李剑鸣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1 年 1 月 27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741type=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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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五四运动”是这么回事，唉！

热度 1 yangfanman 2011-5-4 20:47

虽然“三贼”他们所交涉的条款虽有损于中国利益，但他们只是“不得不”的选择，只是我们这个老大衰弱的国家的“办事员”而已，因此，五四那天，学生们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时，他们就想不通，就要发牢骚了。 难怪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之后，说当年他之所为“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亦满腹牢骚，他“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罢了。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主编：王兆成 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 学生游行其实是为“卖国贼”“出丧” 曹汝霖 陆宗舆 章宗祥 提起五四那天的游行时，人们的头脑里马上会浮现出游行队伍中学生“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的场景，五颜六色，煞是好看。后来有回忆文章也说：“北大同学在上午十点钟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前面集合，按着班级排队，由班长领队；总数约一千人，各拿着一面红绿纸的小旗子。”红绿色的小旗子其实是不准确的。 其实，更准确的情形应当是：“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那天，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那些与谴责性情绪有关的横幅、标语、对联、三角小旗、漫画等宣传物，很大程度上都是白色的纸或布制作的。“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而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白旗舞动”。当然，在队伍前头，也有两个学校各举一面巨大五色国旗。因此，从色彩的角度来看，五四那天滚滚的游行队伍，拥挤着黑色的头，点缀着白色的旗，蜿蜒而来，俨然像一支“出丧”的队伍。我们且看当年北大学生走出校门的场景：同学们的队伍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 请看，学生张举的可是“挽联一样”的“白布对联”！ 那天是星期天，一个《晨报》记者准备到中央公园游览，恰巧路过天安门，遇到抵达天安门的学生队伍，他目击到这样的情形：“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浏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 从学生一面来看，当事人杨亮功的当时回忆说：“各校即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注意，除过那副醒目的“白布大帜”上的著名的“挽联”外，学生们可是“个个手持白旗”，于是整个队伍形成了那种刺眼的、晦气的、诅咒的、不吉祥的白色色调。 说学生的游行像是在“出丧”，这并不是在辱骂五四青年，事实上，为卖国三贼“出丧”正是当年他们的目的和创意之所在。 且看那副“挽联”，此一著名挽联系“高等师范某君所撰”。学生以奸诈专权的曹瞒射曹汝霖，以北宋哲宗时与其党羽蔡京沆瀣一气的宰相章惇射章宗祥，今古巨奸，交相辉映，寥寥几笔，寸铁杀人，中国文字、文化的容量和力量在这样情势下，在这样的一副“挽联”中一览无余。更有意思的是，挽联的抬头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我们常见送人“流芳百世”的挽联，有谁可见过赠人“遗臭千古”的挽联呢？而挽联的落款则是“北京学界泪挽”，“泪挽”中那种嘲弄和讽刺的力量亦力透纸背。 可惜的是，对于五四事件，人们向来注意的是学生慷慨激昂的演讲，铿锵有力的口号，简短精悍的标语，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天学生队伍中的“出丧”的色调，当然，这一白色色调不是对“逝者”的悲伤、哀悼和怀念，而是对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改革局总裁陆宗舆这三个“卖国贼”的诅咒、愤恨和作践。 “丢白旗” 为“卖国贼出丧”正是那天学生的用心所在，学生手持的白旗也是预备丢到他们家里的。这个创意，其实并不是五四青年的独创，他们是参考并借鉴于前不久留日学生的做法。 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驻日公使章宗祥启程回国时，“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来他们大叫，把旗子抛掷，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的时候，300多名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子掷去，把一位公使夫人吓哭了。’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后来杨晦也说：“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看来，丢白旗来“送丧”在四月份的日本火车站就已发生过了。有了四月份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为章宗祥“丢白旗”、“送丧”的先例，就不难理解5月4日那天学生打着“挽联”，“个个手持白旗”为“三贼送丧”的创意了。 5月3日夜，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时，就认可了这样的做法。杨晦回忆说：“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陆、章）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可见，五四学生手中的“白旗”，不光是学生为书写标语口号、表明态度而备的，更是为“三个卖国贼”“送丧”而备的。 5月5日，天津的《益世报》这样描述当时投白旗时的情形：“学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檐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上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曹、陆、章是与日交涉的主事者 问题是，学生为什么要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而不是其他人，丢白旗“送丧”呢？ 当初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的正当要求时，在我国土上曾对四面楚歌中的德帝国“落井下石”的日本却要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称胶州湾问题“中日两国间业已解决”，拒绝美国提议的将原先在德国治下的山东权益“五国共管”，虽说五国共管也是极不尊重中国利益的，但总比让中日两国交涉要好，因为倘中国与日本交涉，就无异于投羊入虎口。 日本拒绝美国提议的理由是，中国在1918年9月与日本签订济顺（从济南到顺德）、高徐（从高密到徐州）两路借款换文，同时也签署过一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而当时签订这些换文的人正是章宗祥，章宗祥就山东问题换文在复日本外务大臣近藤新平的照会中说，“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正是有了这个“欣然同意”的换文使得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有所借口，注意，“欣然”二字很重要，这可以证明协议并不是在“被强迫”的条件下签订的。 这就使得想为中国助一臂之力的美国无能为力，于是在巴黎和会时，美总统威尔逊就向中方代表质询：“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美总统威尔逊的质询使得人们移怒于签订这一换文的章宗祥身上，四年前签订二十一条条款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匡互生说：“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按，当为“欣然同意”）四个字来做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做钳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 王芸生也说到曹、陆、章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的缘由：“山东问题之败，固大势使然，而一般舆论以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有‘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之质询，既愤民四条约之签字，尤愤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愤怒及于办理两次外交之当事人。” 于是，学生们准备丢白旗给曹、陆、章等人便成为必然的事了。 有换文并不等于就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利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他们的“卖国贼”的身份呢？ 先看章宗祥，章宗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与1918年9月中日签订的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换文和山东问题的换文有关。 当时，中国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日人以利息低、无回扣、无抵押的优厚条件给中国政府提供借款，然而，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日本，它岂能供你免费午餐？借款得有担保，中国先以吉黑两省官有林矿相抵，后又以要求以德国已失之济顺、高徐铁路为担保，而这后者则涉及山东问题，便为以后巴黎和会埋下伏笔。 当中日签订济顺、高徐二路借款的换文时，中国提议与日本签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地说，此以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顾维钧对威尔逊总统这样解释：“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日本应英国的要求在中国国土上向德国宣战，正是基于取德国势力代之的非分野心，在德国被击溃后，日本便趁机盘踞山东，造成事实上的统治，实为中国心腹之患。 而在这个换文中，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调集于青岛，撤废现行民政署，中日合办经营原属德国特权，现在事实上被日本占据着的胶济铁路。可见，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客观上，起到了制止日本在我国土上为所欲为，变本加厉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其心情当然是“欣然”的。但同时，胶济铁路归两国合办经营，这为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就山东问题已在中国“欣然同意”的状态下“业已解决”也埋下了伏笔。 其实，退一步讲，关于山东问题，即使有了中日之间的这些换文在，也并不是表示中国就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和利益，“卖国贼”曹汝霖在5月5日的辞呈中“委屈”地说：“此项合同里，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显系路权之外，其他不得继承，尤可反证而明。况路线声明可以变更，确属临时假定，断非许其继承德国权利，与二十一条尤无关系。” 况且巴黎和会中国的失利，亦非只是与“换文”有关，很大程度上，与英法等国与日有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在先的缘故，在日本威胁退出和会后，对中国抱同情的美国也有心无力。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再看曹汝霖和陆宗舆，他们被称为卖国贼更多因素与四年前中国屈辱地签订二十一条有关，那时，曹汝霖当外交次长、陆宗舆任驻日公使。 曹汝霖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时，他与总长陆徵祥、参事顾维钧、驻日公使陆宗舆等人可是“内外协力应付，千回百折，际一发千钧之时，始克取消第五项”的，所有“经过事实，我大总统（按：指徐世昌）在国务卿任内，知之甚详。不敢言功，何缘见罪？”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牢骚更大，他想不通的是，一、世人说他亲日，而当年谈判时他的一切作为莫不严格按照总统指示进行的；二、世人以为最后协议签字者为他，而签字者只可能是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三、世人笼统误以为中国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其实最后所接受的是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后议定的“不满十条”。他说：“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束，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的确，关于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这一历史事件，我们过去，以至现在，也许将来，常会说，中国政府于1919年5月9日最后时刻，在日本的通牒的压力下，被迫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历史书上也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又何尝不是以“接受二十一条”这样的笼统之词叙述的吗，如果这样叙述的话，就完全无视和抹杀了民国外交部与日本艰难而漫长的交涉的事实。 在活动日本元老对日本政坛施压的过程中，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打了一张“悲情牌”。据陆说，当时，中国将秘密交涉内容透露给外报时，这一“以西洋制东洋”故招反使得日本外交部“倍加激昂”，“因亦对我再接再厉”。据他自云，日本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口将苛刻而阴毒的第五项条件撤销？与他在其中打的一张“悲情牌”有关。“宗舆则知能顾全东亚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极不得已时，势不能不对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陈利害，为秦庭之哭。惟事关机密，现尚未便尽宣，顾彼实因是感动，提议撤销五号者也。” “秦庭之哭”那可是势不可为之时，寄希望于感动鳄鱼的事情啊！他说这事情的经过是“机密”，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透露出来的信息也可以想象，陆宗舆在“苦苦哀求”游说日人取消“第五项”的时候，对同为中国人的我们来说，想来也是无比心酸和伤痛的事呢。不管怎么说，客观上，日本元老派有贺长雄等人的奔走是日本政府有所让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交涉者即卖国贼” 五四时期，曹、陆、章之所以被斥为“卖国贼”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经手了与日人的谈判而已，而且这一谈判结果当然有损于国家利益。 但要知道，“处此竞争世界，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的时代大势下，你到底有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外交谈判就不是讨价还价，而只有签字画押的份。 当时，中国正是他日本厨房里案板上的鱼肉，鱼肉对菜刀来说有发言权吗？因此，无论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屈辱接受，还是巴黎和会上青岛眼看不保，都是迫不得已，大势所趋。再说，没有中国政府的妥协和点头，他一个曹汝霖何德何能能卖得了这个国家？一个章宗祥又何德何能送得了山东青岛？我们向来将“卖国”的“重罪”开加诸他们个人身上而毫不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得起这一罪名？ 虽然“三贼”他们所交涉的条款虽有损于中国利益，但他们只是“不得不”的选择，只是我们这个老大衰弱的国家的“办事员”而已，因此，五四那天，学生们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一干人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时，他们就想不通，就要发牢骚了。 难怪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之后，说当年他之所为“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有过“秦庭之哭”的陆宗舆亦满腹牢骚，他“终夜彷徨，百思不得其故。”章宗祥在辞呈中也说：“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的确，要卖国不是这“三贼”能私下能卖得了的事情，也不是袁大总统能卖得了的事情，他们来往电文，其实都是有据可查，我们只能怪日本太贪婪、太阴毒，或者说中国太落后、太孱弱，不幸的是，他们是当时的主事者罢了。 然而，“亲日”或许是的确的。曹汝霖在前清办事时，就被舆论称为亲日，在民国时舆论亦有此议，当年冒鹤亭（广生）给他出一招，叫他“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曹汝霖是这样回答人家说他的“亲日”的，他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力，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可见，他的“亲日”与我们所理解的“亲日”有所差别，更与汪精卫那样的“恬不知耻”的“黄脸干儿”有所区别。 五四学生不会掘袁世凯的墓，也不会造现总统徐世昌的反，“交涉者即卖国贼”（况且曹并非二十一条签字者），这是当时的逻辑，于是曹、陆、章就成“卖国贼”了。于是五四那天就准备好为他们“送丧”了。 本文参考以下材料： 《晨报》、《益世报》、《五四》（杨亮功、蔡晓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一辑史料一）》（民初时期文献编辑小组编，台北国史馆1997年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下、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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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室婚礼的科学八卦

lzxun123 2011-5-4 17:58

4月29日，当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拥吻时，这场王室婚礼成为一段新的童话。当天，2000多位贵族名流齐聚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见证了这对新人的结合。教堂外，是数十万围观的市民和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观礼者，以及全球20亿电视观众。 同时送上祝福的，还有各路学者：经济学家分析了5只将从王室大婚中获益的股票；历史学家回顾了多年前伊丽莎白二世婚礼前，英国面临的经济衰退，指出婚礼是“逃避财政紧缩的一个机会，即便只有一天”；占星师占卜出新婚夫妇的星座匹配指数高达75%，未来很可能享有幸福婚姻…… 令人意外的是，科学家也成了这场世纪婚礼的“评论员”。4月15日，生命医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细胞》，刊登了一组题为《王室婚礼》的报道。这组“前沿报道”不仅把威廉比作“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抑癌基因，还把凯特比作蜂后，甚至以草原田鼠为例，分析了为什么有些婚姻能够坚如磐石。 正如现代的王室大婚也能办成与民同乐的庆典，科学家们也在借机邀请人们，一起分享他们眼中那个妙趣横生的世界。那么，在普通人眼中的童话婚礼，以科学的角度望去，又是什么？ 像抑癌基因一样执著的王子 这组报道的作者是《细胞》杂志的副主编罗伯特·克鲁格（RobertP.Kruger）。这位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神经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细胞粘附分子、神经组织蛋白质和催化裂解基因等。 不过，这次他毫不犹豫地开起了英国未来国王的玩笑。众所周知，威廉王子和凯特从19岁起，就相遇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校园中。但之后他们经历了8年之久的爱情长跑：双方都与其他异性发展过感情，也曾经尝试过分手。 幸运的是，王子最终确定了凯特。在那场盛大的婚礼上，眼尖的外国媒体注意到王子的数位前女友都出席了，不由得评论道，这对新人的感情一定非常稳固，不然，光是看到这群前女友，就足够新娘抓狂的。 因此，克鲁格把威廉比作一种名叫p53的基因。作为一枚恪尽职守的抑癌基因，p53蛋白有两个端点与DNA链相结合，研究人员曾把两个端点切分开来，观察其运动轨迹。结果，其中一个端点就像哲学家一样待在原地沉思；而另一个却像运动员一样“哧溜”跑走了，速度比原来的整体还快。 “运动员”是p53的C-端，它负责带着整个基因在最短的时间内掠过尽可能多的DNA链；“哲学家”其实就是这基因的核心DNA结合域，它负责判断所经之处是否有适合自己的启动子。对p53来说，不到“哲学家”确定自己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那个“意中人”，“运动员”就会带着它一直跑，永不止息地掠过一条又一条的DNA链，大有“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灵魂之唯一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坚持。 像喝了蜂王浆一样幸运的灰姑娘 如果说威廉王子的爱情是漫长的寻找，那凯特的经历就是漫长的修炼。从布衣到王室，在生物学家眼中，这一华丽转身几乎就是从工蜂变蜂后的现实版。 工蜂是在蜂巢中负责干活的伙计。在花园里、树荫下，人们常常可以见到它们辛勤劳动的身影。相比之下，蜂后则舒舒服服住在蜂巢之中，终身受着伙计们的供养，专心致志培育下一代。 两者在成年之后位阶分明，但在生命的最初，它们是一模一样的幼虫。当蜜蜂们需要新王后时，它们就挑几个幼虫放上王台，使劲儿喂“蜂王浆”，喝着喝着，幼虫们就长成了蜂后——但只有一个蜂后能最终留下来。要么，是最先破茧而出的那个抢先登位，要么，就要经历一场激烈的夺位大战。 原本会是一只平凡无奇的小工蜂的幼虫，得以披荆斩棘，长成了新一代的蜂后。这过程，不正契合了凯特的人生经历？ 尽管凯特家境优渥，但在社会等级分明的英国，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与王室生活的距离依然是遥远的。尤其她出身工薪阶层的母亲，一度被小报造谣说在见到女王的时候很失礼地使用了“厕所”（toilet）“请赦免”（pardon）等“低层”的词，而不久之后又被澄清说虽然女儿与王子恋爱已经这么多年，她本人却从未蒙女王召见。 自从与威廉王子的关系公开之后，待嫁的凯特也是更加言行谨慎：她从来没有染过头发，从来没有抽过烟、醉过酒，甚至没有涂过色彩鲜艳的指甲油；有两次，她的衣着不够端庄得体，夸张的色彩对比在多年后还被一再提及。 准王妃面对的挑战，可一点也不亚于从工蜂长成蜂后的艰难啊！ 都是基因惹的祸？ 王子找到了他的伴侣，灰姑娘也经受住了考验，终于到了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屏幕前不知有多少观众为这梦幻般的一幕倾倒：“我，威廉·阿瑟·菲利普·路易斯，将娶你，凯瑟琳·伊丽莎白，为我的合法妻子。从今以后，不论好坏，不论贫富，不论健康或是疾病，爱你并珍惜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在上帝面前，我向你发誓。” 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威廉王子深情注视着新娘说出这段誓言。稍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将两位新人的双手放在一起说：“愿上帝使之结合的两个人，永远不会被人分开。” 有意思的是，尽管鸟儿们并不能发誓，它们也有九成左右奉行一夫一妻的制度。只不过，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这背后并不是什么浪漫故事，只是为了传播更多自己的基因已。 原来，一窝小鸟的成长并不容易，如果父亲把幼鸟孵出来之后就撒手不管，那很大可能这些后代就没有机会活下去，它的交配就白白浪费了。幼鸟要成长，需要父母齐心协力地喂养，训练它学会飞翔，正是因为这样，多数的鸟类需要选择一夫一妻制，以确保它们的基因更好地流传下去——人类夫妻可以相守一生，原因之一也是如此。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到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大致需要18年；加上人类比动物更注重对后代“投资”，所以，要很好地传播自己的基因，人类要比鸟儿辛苦得多。 不过，鸟类的“一夫一妻制”，往往多的是“婚外恋”，而原因也是同一个——基因的传播。雄鸟的出轨，有助于它传播更多自己的基因；雌鸟与其他异性交配，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后代更优秀的基因，另一方面，也可以多吸引一些“孩子他爸”来帮助自己养育后代，从而提高幼鸟的成活率。 曾有一位英国科学家在剑桥大学的植物园内对一群篱雀做过研究，有两只雄鸟帮助养育的家庭里，一窝幼鸟的平均成活率为2.95只，大大高于只有一个父亲的那些家庭。只是，其中只有45%~55%的幼鸟，是原配雄鸟的后代。 这样的场景，倒是像极了威廉王子在16世纪的祖先们。在亨利八世时代，尽管奉行一夫一妻制度，国王在王后之外却有许多情妇，其中不少还是大臣的妻子，甚至还有公开承认的、冠着大臣之姓的私生子；亨利八世本人为了得到一个合法的儿子而不断离婚，他一次次在教堂上对着上帝许下誓言，但他的6个王后中有两个被他以通奸罪处死。 “花心”总是难免的，“忠诚”也是天注定？ 虽然英国王室有过荒淫无道的时代，但作为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坚持者，王室还是出现了许多至死不渝的夫妻。最有名的莫过于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位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君主一直坚持着素服，过着简朴的日子，整天沉浸在对丈夫的思念中，以至于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了首相，间接促进了君主立宪制的发展。 动物界里也有坚决执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模范。草原田鼠一旦交配，便不离不弃。哪怕雌鼠过世，雄鼠也不会另结新欢，痴情程度直追武侠小说中等待妻子16年的杨过。 但科学家不解的是，草原田鼠的“表哥”山区田鼠却丝毫不同，花心可比韦小宝。研究者们发现，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草原田鼠在交配之后，会分泌一种加压素。 实验中，当生物学家把雄鼠大脑海马区的加压素受体阻断之后，雄性田鼠也会从“杨过”果断变成“韦小宝”。反之，如果雄鼠海马区前叶受刺激，分泌出更多的加压素，它们就会排斥其他雌鼠，甚至连“处男”雄鼠也会变成“看破红尘”的“世外高僧”，对雌鼠避之惟恐不及。 2008年的一个关于人类遗传学的研究显示，在人类加压素受体AVPR1A的编码区上游，有一段重复序列多态性与夫妻关系有密切联系。比如说，一些拥有RS3334等位基因的男性，会更难维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们更喜欢未婚同居，而不是结婚“在一起”。这一发现表明，人类维持一夫一妻制的深层生化机制可能与美洲田鼠类似。 威廉是否拥有“忠诚基因”，目前尚不清楚。不少来自中国的网友建议，作为“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男主角，他“至少应该先治治谢顶”！他们给这位头发日益稀疏的王子的治疗建议包括吃维生素片、涂抹“毛发再生精”和针灸等。当然，还有极具中国特色的食疗——一碗包括何首乌、当归、黑木耳和绍兴黄酒的何首乌炖鲤鱼汤。 威廉王子与凯特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婚后的“初吻” 转自 http://zqb.cyol.com/html/2011-05/04/nw.D110000zgqnb_20110504_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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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校长演讲-哈佛女校长Faust的演讲

热度 1 冯用军 2011-4-2 21:49

我转载到这里，其实是想让我们的校长们、副校长们，尤其是985大学的，学学怎么给学生演讲、怎样给学生演讲、怎样发表一份让学生、包括毕业生获益匪浅的演讲。 不要动不动就模仿根哥。 （这位是哈佛2007年2月11日宣布并于7月份正式上任的校长Drew G. Faust给哈佛大学2008年的本科毕业生做的演讲的讲稿，Drew G. Faust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第一位非哈佛毕业生校长，杰出的历史学家，2001年从宾西法尼业大学到哈佛的Radcliffe学院任教，之前的哈佛上一任校长曾因为公开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被迫辞职） Baccalaureate address to Class of 2008 2008届本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The Memorial Church 纪念教堂 Cambridge, Mass. 麻省剑桥市 June 3, 2008 2008年6月3日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准备稿 In the curious custom of this venerable institution, I find myself standing before you expected to impart words of lasting wisdom. Here I am in a pulpit, dressed like a Puritan minister — an apparition that would have horrified many of my distinguished forebears and perhaps rededicated some of them to the extirpation of witches. This moment would have propelled Increase and Cotton into a true “Mather lather.” But here I am and there you are and it is the moment of and for Veritas. 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大学的别具一格的仪式上，我站在了你们的面前，被期待着给予一些蕴含着恒久智慧的言论。站在这个讲坛上，我穿得像个清教徒教长——一个可能会吓到我的杰出前辈们的怪物，或许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致力于铲除巫婆的事业上。这个时刻也许曾激励了很多清教徒成为教长。但现在，我在上面，你们在下面，此时此刻，属于真理，为了真理。 You have been undergraduates for four years. I have been president for not quite one. You have known three presidents; I one senior class. Where then lies the voice of experience? Maybe you should be offering the wisdom. Perhaps our roles could be reversed and I could, in Harvard Law School style, do cold calls for the next hour or so. 你们已经在哈佛做了四年的大学生，而我当哈佛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了三个校长，而我只认识了你们这一届大四的。算起来我哪有资格说什么经验之谈？或许应该由你们上来展示一下智慧。要不我们换换位置？然后我就可以像哈佛法学院的学生那样，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不时地冷不防地提出问题。 We all do seem to have made it to this point — more or less in one piece. Though I recently learned that we have not provided you with dinner since May 22. I know we need to wean you from Harvard in a figurative sense. I never knew we took it quite so literally. 学校和学生们似乎都在努力让时间来到这一时刻，而且还差不多是步调一致的。我这两天才得知哈佛从5月22日开始就不向你们提供伙食了。虽然有比喻说“我们早晚得给你们断奶”，但没想到我们的后勤还真的早早就把“奶”给断了。 But let’s return to that notion of cold calls for a moment. Let’s imagine this were a baccalaureate service in the form of Q A, and you were asking the question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President Faust? What were these four years at Harvard for? President Faust, you must have learned something since you graduated from college exactly 40 years ago?” (Forty years. I’ll say it out loud since every detail of my life — and certainly the year of my Bryn Mawr degree — now seems to be publicly available. But please remember I was young for my class.)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我刚才提到的提问题的事上吧。让我们设想下这是个哈佛大学给本科生的毕业服务，是以问答的形式。你们将问些问题，比如：“福校长啊，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上这大学四年是为了什么呢？福校长，你大学毕业到现在的40年里一定学到些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吧？”（40年啊，我就直说了，因为我人生中的每段细节——当然包括我在布林茅尔女子学院的一年——现在似乎都成了公共资源。但请记住在哈佛我可是“新生”） In a way, you have been engaging me in this Q A for the past year. On just these questions, although you have phrased them a bit more narrowly. And I ha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I might answer and, perhaps more intriguingly, why you were asking. 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一直都在让我从事这种问答。从仅仅这些问题上，即使你们措辞问题都倾向于狭义，而我除了思考怎么做出回答外，更激发我去思考的，是你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Let me explain. It actually began when I met with the UC just after my appointment was announced in the winter of 2007. Then the questions continued when I had lunch at Kirkland House, dinner at Leverett, when I met with students in my office hours, even with some recent graduates I encountered abroad. The first thing you asked me about wasn’t the curriculum or advising or faculty contact or even student space. In fact, it wasn’t even alcohol policy. Instead, you repeatedly asked me: Why are so many of us going to Wall Street? Why are we going in such numbers from Harvard to finance, consulting, i-banking? 听我解释。提问从2007年冬天我的任职被公布时与校方的会面就开始了。然后提问一直持续，不论是我在Kirkland House（哈佛的12个本科生宿舍之一）吃午饭还是在Leverett House（哈佛的12个本科生宿舍之一，本科高年级学生使用）吃晚饭，或是当我在办公时间与学生会见，甚至是我在与国外认识的刚考来的研究生的谈话中。你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课业，不是让我提建议，也不是为了和教员接触，甚至是想向我提建议。事实上，更不是为了和我讨论酒精政策。相反，你们不厌其烦问的却是：为什么我们之中这么多人将去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大量的学生都从哈佛走向了金融，理财咨询，投行？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to think about this question and how to answer it. There is the Willie Sutton approach. You may know that when he was asked why he robbed banks, he replied,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money is.” Professors Claudia Goldin and Larry Katz, whom many of you have encountered in your economics concentration, offer a not dissimilar answer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student career choices since the seventies. They find it notable that, given the very high pecuniary rewards in finance, many students nonetheless still choose to do something else. Indeed, 37 of you have signed on with Teach for America; one of you will dance tango and work in dance therapy in Argentina; another will b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Kenya; another, with an honors degree in math, will study poetry; another will train as a pilot with the USAF; another will work to combat breast cancer. Numbers of you will go to law school, medical school, and graduate school. But, consistent with the pattern Goldin and Katz have document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you are selecting finance and consulting. The Crimson’s survey of last year’s class reported that 58 percent of men and 43 percent of women entering the workforce made this choice. This year, even in challenging economic times, the figure is 39 percent. 对于这个问题有多种思考和回答方式。有一种解释就是如Willie Sutton所说的，一切向“钱”看。（Willie Sutton是个抢银行犯，被逮住后当被问到为什么去抢银行时，他说：“Because that is where the money is!”）你们中很多人见过的普通经济学教授Claudia Goldin 和Larry Katz，基于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学生的职业选择的研究，作出了差不多的回答。他们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使从事金融业可以得到很高的金钱回报，很多学生仍然选择做其它的事情。实事上，你们中间有37人签到了“教育美国人”（Teach for America，美国的一个组织，其作用类似于中国的“希望工程”）；1人将去跳探戈舞蹈并在阿根廷从事舞蹈疗法；1人将致力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另有1人获得了数学的荣誉学位，却转而去研究诗歌；1人将去美国空军接受飞行员训练；还有1人将加入到与乳癌抗战当中。你们中的很多人将去法学院，医学院或研究生院。但是，和Goldin 和Katz教授有据证明的一样，你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选择金融和理财咨询。Crimson对于上届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就业的学生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这个选择。今年，即使在经济受挑战的一年，这个数据是39%。 High salaries, the all but irresistible recruiting juggernaut, the reassurance for many of you that you will be in New York working and living and enjoying life alongside your friends, the promise of interesting work —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explain these choices. For some of you, it is a commitment for only a year or two in any case. Others believe they will best be able to do good by first doing well. Yet, you ask me why you are following this path. 也许是为了高薪——难以抵抗的招聘诱惑，也许是为了留在纽约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享受人生，也许是为了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对于这些选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无论如何那也只是个一两年的契约。其他的一部分人相信他们只有在过得“富有”了以后才有可能过得“富有”价值。不过，你们依然会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I find myself in some ways less interested in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than in figuring out why you are posing it. If Professors Goldin and Katz have it right; if finance is indeed the “rational choice,” why do you keep raising this issue with me? Why does this seemingly rational choice strike a number of you as not understandable, as not entirely rational, as in some sense less a free choice than a compulsion or necessity? Why does this seem to be troubling so many of you? 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对于回答你们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比较而言更感兴趣的却是捉摸你们为什么提那些问题。如果果真如Goldin和Katz教授所说；如果去搞金融确实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你们会不停地向我提出这类问题？为什么看似理性的选择却让你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令人费解的，伪理性的，或出于某种需求和强迫所作出的并不自由的选择？为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困扰着你们当中的很多一部分人？ You are asking me, I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ough you have posed your question in code — in terms of the observable and measurable phenomenon of senior career choice rather than the abstract, unfathomable and almost embarrassing realm of metaphysics. The Meaning of Life — capital M, capital L — is a cliché — easier to deal with as the ironic title of a Monty Python movie or the subject of a Simpsons episode than as a matter about which one would dare admit to harboring serious concern. 我想，你们问我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虽然你们问得比较隐晦——即是些可以观察和衡量的大四学生职业选择的问题，而不是那抽象的，晦涩的，甚至会令人难堪的形而上学范畴的问题。人生价值，要人生？还是要价值？作为Monty Python那部片子（指的是六人行里《人生的价值》那一集）的讽刺意味的片名是不难理解的，作为《辛普森一家》（美国特别受欢迎的动画连续剧）的其中一集的主题也是不难理解的，可是当关系到“生存问题”的时候，就是不那么好办了。 But let’s for a moment abandon our Harvard savoir faire, our imperturbability, our pretense of invulnerability, and try to find the beginnings of some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 那让我们还是暂时摘下那戴着的哈佛面具，收起那缺乏热情的冷漠，卸下我们看似刀枪不入的伪装，让我们尝试去探寻你们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校长能说出这句话真太棒了！我想她当时面对的听众的表情和我们在听课时的表情差不多。） I think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your lives not just to be conventionally successful, but to be meaningful, and you are not sure how those two goals fit together. You are not sure if a generous starting salary at a prestigious brand name organ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omise of future wealth will feed your soul. 我觉得，你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你们不想仅仅是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要活得有价值。可是你们不清楚“鱼”与“熊掌”怎样才能“兼得”。你们不清楚是否，一家拥有著名品牌的企业提供的数目可观的并且预期着你未来财富的起薪，可以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满足。 Why are you worried? Partly it is our fault. We have told you from the moment you arrived here that you will be the lea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future, that you are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on whom we will all depend, that you will change the world. We have burdened you with no small expectations. And you have already done remarkable things to fulfill them: your dedication to service demonstrated in your extracurricular engagements, your concern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expressed in your vigorous championing of sustainability, your reinvigo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engagement in this year’s presidential contests. 然而，你们为什么担忧呢？这部分地是我们的责任。当你们一踏进这个学校，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将成为领导未来的中坚人物，你们将成为美国人民依赖的最顶尖、最杰出的精英，你们将改变整个世界。我们“望子成龙”的期望使你们背上了负担。而你们为了实现这些期望也已经做得很好：在对课外活动的从事中，你们展示出对于服务性工作的奉献精神；从对可持续发展的热情拥护，你们表达出对这个星球的关怀；通过对今年总统竞选的参与，你们做出了希望使美国政治重新恢复活力的实际行动。 But many of you are now wondering how these commitments fit with a career choice. Is it necessary to decide between remunerative work and meaningful work? If it were to be either/or, which would you choose? Is there a way to have both? 但你们中的很多人现在会问，“怎样才能把做这些有价值的事情和一个职业选择结合起来呢？”“是否必须在一份有报酬却没价值的工作和一份有价值却没报酬的工作间做出抉择呢？”“如果是一个单选题，您会选哪一个？”“有没有折中的办法？” You are asking me and yourselv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values, about trying to reconcile potentially competing good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have it all. You are at a moment of transition that requires making choices. And selecting one option — a job, a career, a graduate program — means not selecting others. Every decision means loss as well as gain — possibilities foregone as well as possibilities embraced. Your question to me is partly about that — about loss of roads not taken. 你们在问我，也是问你们自己问题，即关于价值观的根本性的问题。你们在试图调解两个商品潜在的相互竞争，承认也许不可能兼得两者。你们在经历一次人生的转折，而这个转折需要你们自己做出一些决定。选择一条道路——一份工作、一项事业或一个研究生课题——不单单是在选择东西。每个决定都意味着“得”与“失”——过去与未来的种种可能。你们问我的问题其实有几分是关于“失”，即你放弃的那条道路让你失去了什么。 Finance, Wall Street, “recruiting” have become the symbol of this dilemma, representing a set of issues that is much broader and deeper than just one career path. These are issues that in one way or another will at some point face you all — as you graduate from medical school and choose a specialty — family practice or dermatology,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use your law degree to work for a corporate firm or as a public defender, as you decide whether to stay in teaching after your two years with TFA. You are worried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both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successful one; you know you were educated to make a difference not just for yourself, for your own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but for the world around you. And now you have to figure out the way to make that possible. 金融、华尔街，“招聘”一词已经成了这种博弈的符号，代表着比仅仅选择一条职业道路更广更深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早晚将面临着你们每个人——如果你是从医学院毕业，你将选择一个具体从医方向——做私人医生还是专攻皮肤病，如果你学的是法律，你将决定是用你的法律知识为一个公司法人卖命还是成为公众的正义化身，或是在 “教育美国人”两年后你决定是否继续从教。你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你们想拥有充满价值的同时又是成功的人生；你们知道，你们被教育要有大的作为，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为了自己生活地舒适，而是要让周围的世界因此而改变。(个人最喜欢这一句。 ——李江洪)因此你们才不得不思考怎样才能让其成为可能。 I think there is a second reason you are worried — related to but not entirely distinct from the first. You want to be happy. You have flocked to courses like “Positive Psychology” — Psych 1504 — and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in search of tips. But how do we find happiness? I can offer one encouraging answer: get older. Turns out that survey data show older people — that is, my age — report themselves happier than do younger ones. But perhaps you don’t want to wait.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忧有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有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你们希望过得幸福。你们蜂拥着去修“积极心理学”这门课——课程代号“心1504”——和“幸福的科学”这门课，不就是为了听点人生“小贴士”？可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在这儿，我可以提供一个启发性的答案：变老。调查数据显示年长的人——也就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觉得自己比年轻人更幸福。不过，很可能你们没有人愿意去等着去看这个答案。 I have listened to you talk about the choices ahead of you, I have heard you articulate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 perhaps, more accurately, how to define success so that it yields and encompasses real happiness, not just money and prestige. The most remunerative choice, you fear, may not be the most meaningful and the most satisfying. But you wonder how you would ever survive as an artist or an actor or a public servant or a high school teacher? How would you ever figure out a path by which to make your way in journalism? Would you ever find a job as an English professor after you finished who knows how many years of graduate school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在聊天时我听过你们谈到你们目前所面临的选择，我听到你们一字一句地说出你们对于成功与幸福的关系的忧虑——也许，更精确地讲，怎样去定义成功才能使它具有或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仅仅是金钱和荣誉。你们害怕，报酬最丰厚的选择，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满意的选择。但是你们也担心，如果作为一个艺术家或是一个演员，一个人民公仆或是一个中学老师，该如何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你们可曾想过，如果你的梦想是新闻业，怎样才能想出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呢？难道你会在读了不知多少年研，写了不知多少毕业论文终于毕业后，找一个英语教授的工作？ The answer is: you won’t know till you try. But if you don’t try to do what you love — whether it is painting or biology or finance; if you don’t pursue what you think will be most meaningful, you will regret it. Life is long. There is always time for Plan B. But don’t begin with it. 答案是：你不试试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但如果你不试着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不管是玩泥巴还是生物还是金融，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你终将后悔。人生路漫漫，你总有时间去给自己留“后路”，但可别一开始就走“后路”。 I think of this as my parking space theory of career choice, and I have been sharing it with students for decades. Don’t park 20 blocks from your destination because you think you’ll never find a space. Go where you want to be and then circle back to where you have to be. 我把这叫做我的关于职业选择的“泊车”理论，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向学生们“兜售”我的这个理论。不要因为怕到了目的地找不到停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路口的地方。直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哪怕再绕回来停，你暂时停的地方只是你被迫停的地方。 You may love investment banking or finance or consulting. It might be just right for you. Or, you might be like the senior I met at lunch at Kirkland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an interview on the West Coast with a prestigious consulting firm. “Why am I doing this?” she asked. “I hate flying, I hate hotels, I won’t like this job.” Find work you love. It is hard to be happy if you spend more than half your waking hours doing something you don’t. 你也许喜欢做投行，或是做金融抑或做理财咨询。都可能是适合你的。那也许真的就是适合你的。或许你也会像我在Kirkland House见到的那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美国西海岸一家著名理财咨询公司的面试回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她说，“我讨厌坐飞机，我讨厌住宾馆，我是不会喜欢这份工作的。”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把你一天中醒着的一大半时间用来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 But what is ultimately most important here is that you are asking the question — not just of me but of yourselves. You are choosing roads and at the same time challenging your own choices. You have a notion of what you want your life to be and you are not sure the road you are taking is going to get you there. This is the best news. And it is also, I hope, to some degree, our fault. Noticing your life, reflecting upon it, considering how you can live it well, wondering how you can do good: These are perhap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s that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has equipped you to do. A liberal education demands that you live self-consciously. It prepares you to seek and define the meaning inherent in all you do. It has made you an analyst and critic of yourself, a person in this way supremely equipped to take charge of your life and how it unfold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liberal arts are liberal — as in liberare — to free. They empower you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ercising agency, of discovering meaning, of making choices. The surest way to have a meaningful, happy life is to commit yourself to striving for it. Don’t settle. Be prepared to change routes. Remember the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we have of you, and even as you recognize they are impossible, remember how important they are as a lodestar guiding you toward something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o the world. The meaning of your life is for you to make. 但是我在这儿说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在问那些问题——不仅是问我，而是在问你们自己。你们正在选择人生的道路，同时也在对自己的选择提出质疑。你们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也知道你们将行的道路不一定会把你们带到想去的地方。这样其实很好。某种程度上，我倒希望这是我们的错。我们一直在标榜人生，像镜子一样照出未来你们的模样，思考你们怎么可以过得幸福，探索你们怎样才能去做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这些也许是文科教育可以给你们“装备”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文科教育要求你们要活得“明白”。它使你探索和定义你做的每件事情背后的价值。它让你成为一个经常分析和反省自己的人。而这样的人完全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或未来。从这个道理上讲，文科——照它的字面意思——才使你们自由。（英语里文科是Liberal Art，照字面解释是自由的艺术）学文科可以让你有机会去进行理论的实践，去发现你所做的选择的价值。想过上有价值的，幸福的生活，最可靠的途径就是为了你的目标去奋斗。不要安于现状得过且过。随时准备着改变人生的道路。记住我们对你们的我觉得是“过于崇高”的期待，可能你们自己也承认那些期待是有点“太高了”。不过如果想做些对于你们自己或是这个世界有点价值的事情，记住它们，它们将会像北斗一样指引着你们。你们人生的价值将由你们去实现！ I can’t wait to see how you all turn out. Do come back, from time to time, and let us know. 我都等不及想看看你们都最终会如何。毕业以后和学校常联系，常回“家”看看，让我们了解你们的情况。 杨澜博文如下： 当化妆师给她上完唇彩之后，她戴上眼镜，急忙去找镜子，嘴里说： “ 不会把我化成电影明星吧！ ” 她笑着，对镜子里的自己凝视了一会，看起来还比较满意。 她就是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 Drew Faust 。看上去她当然不像是电影明星 ―― 深色的宽条的西装、没有经过任何染烫的短短的直发，还有鼻梁上的那副眼镜，这一切让她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校长的派头。只有颈上的一根珍珠项链，散发出温婉的女性的光泽。 这是哈佛大学校长 Drew Faust 女士的第一次访华，我在北京采访了她。 在一般人的眼中，哈佛大学是以自由主义精神而著称的。但是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的是：直到 1946 年，哈佛大学才出现了第一批女生，而且当时她们必须和男生们在不同的校区里上学。到了 1964 年，女生们才第一次获得哈佛大学的毕业证，而一直要到 1973 年，她们才被允许搬到大学校区的宿舍居住。这也就难怪为什么 Drew 　 Faust 在 2007 年被宣布担任哈佛第 29 届校长时，在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学术界都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是世界领先的高级学府，在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因为这所学校悠久的男性精英的传统。 作为哈佛大学 370 多年历史上第一名非哈佛毕业生的女校长， Drew 　 Faust 对于她的任命安之若素。这位女历史学家在她的一生当中一直在寻求改变，而且为此不惧怕任何挑战。在她九岁的时候，她就曾经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爱森豪威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信。生活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福吉尼亚州一个白人家庭的 Faust ，在信中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那就是： “ 为什么黑人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不能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如果有一天，我把皮肤染成黑色，我的情感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我却注定因此不能在现在的学校上学，您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 ” 当时， Faust 写这封信并没有事先征求过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她的父母收到一封来自白宫的回函时，为此深感意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十年后，当 Drew 　 Faust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图书馆中找到自己当年写的那封信时，也不胜感慨。 小时候， Drew Faust 的妈妈总是告诉她： “ 你和你的哥哥和弟弟是不同的 ―― 你必须在晚上规定的时间回家。 ” 母亲同时告诫她说： “ 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你越早理解这一点，就越能生活得幸福。 ” 但是， Faust 似乎不买母亲的帐。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曾经作为女生们的领袖去跟校方谈判，要求延长女生返回宿舍的时间限制，并且居然取得了成功。 在哈佛大学上任的时候， Faust 反复强调： “ 我是哈佛的校长，而不是哈佛的女校长。 ” 她的前任萨默斯曾任美国的财政部长，在美国的经济界一言九鼎。但是由于他发表了女性在智力上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言论，深深激怒了女性团体和各方人士，所以不得不黯然辞职，在这样的背景下， Faust 成为哈佛的校长，外界不免要猜疑这是否是一个 “ 政治正确 ” 的结果。对此， Faust 早有心理准备 ―― 她确信女性不应因自己的性别受到歧视，也不需要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得到某种优待。与此同时，当她收到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女孩子的信件，看到她们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由于 Faust 的上任而深感同为女性的自豪；同时表达出因此受到鼓励，更加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梦想的决心时。她深深地为自己可以在女性当中有这样的影响力，并能在社会上树立如此正面的形象而感到安慰。 在 Faust 上任之后，美国常青藤大学当中已经出现了 5 位女校长。当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会谈到高等教育改革的种种问题，但是同时也会及时交流一些关于如何平衡生活与事业的方法，比如如何谢绝一些社会活动以便来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家人等等。 Faust 认为，今天的年轻人面临更多的就业压力，所以在寻求高等教育的时候，往往有比较直接的职业期待和需要速成的要求。但是她仍然认为高等教育是给人的知识以及求学能力方面打下一个全面的基础。因此， Faust 希望能在未来的哈佛本科教育的改革中，始终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这位致力于研究历史的女学者，相信高等学府不仅仅要满足社会和学生当下的要求，更应该满足未来对于年轻人提出的要求。她最喜欢的学生是那种有好奇心的学生。因为在她看来，不断地探究和追求真理，正是教育的真谛所在。 虽然 Drew Faust 前方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跳跃着当年那位勇于给总统写信的小女孩的正直和勇气。她说：“所谓女性的权力，并不是去控制多少的资源，而是让人们看到如果你有梦想，是有可能去实现的。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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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信息传播的工具打破潜规则（1）：引子

热度 1 yangfanman 2011-3-14 10:13

这个博文我要写新式信息传播工具如微博、人人网、手机等来解决中国几千年未解决的问题：潜规则盛行的可能性。 记得上小学五六年级的开始学习历史，此后这门课就成了我的噩梦。每次考试以前都要将很多很多的东西死记硬背进脑子，而我却一点背不进去，还好高中阶段所谓的文理分科让我结束了这个梦魇。 也许是从此以后心里产生了补偿效应，居然可以关注一些历史教育界的人和事，也许现在很多人也不知道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一本三国历史界大致能接受的历史书籍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3447691.html ，而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有了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详见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39146.html 。 我常常思考，我们学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后来想想学习历史就像我们经常反省自己人生成长的所作所为，回忆成长的代价是为了让我们“以史为鉴”，因为我觉得袁腾飞老师说得挺对，历史学家存在的目的不是考据学家。 明清时代离我们最近，因此这方面的著作也最多，明代历史里面可能《明朝那些事儿》最喜闻乐见，但吴思 http://blog.sina.com.cn/wusi 的几本重要著作人们却不这么大众了，《血酬定律》（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2965 ）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http://www.oklink.net/a/0105/0519/qgzz/index.html ）这样发人深省的作品读后让人无法不佩服作者观测历史的深刻。 血酬定律我读得早，读完以后没什么感觉，可是每当有人命伤亡报道的时候，我就会拿他老人家的理论来观察一下。潜规则这本书最近才读的，读得时候以及读完以后，我反复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每一个可以说都生活在潜规则的世界里，有些潜规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不那么美好的重要原因。虽然吴思将这些规则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将这些规则消除掉，从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些办法来对抗甚至消除潜规则呢？根据近年来我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我想普通百姓之间的信息快速流动是解决潜规则问题的重要方式，下面就一一结合《潜规则》的案例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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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类理论

热度 1 xxxy2011 2011-3-10 09:09

知识分类理论 （le_le6677） 知识分类不仅对课程论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教学理论的研究。如何确定知识的性质，如何对知识做出分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对教学过程及学生学习过程的思考与分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同的知识观就产生不同的知识分类理论。 一、知识的定义 如果我们要说出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就必须首先介绍知识的定义，可是，因为知识作为全人类共同使用又极其抽象的概念，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它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诸多差异。 （一）知识定义中的“泰阿泰德问题” 尽管知识是日常生活里的中心组成部分，但知识的确切定义仍然是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着极大兴趣的话题。在哲学界，人们把知识的定义问题称之为“泰阿泰德问题”。许多思想家的论述，知识必须具备三个特征：被证实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但要达到这样的三个条件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知识定义的的问题就成为人类认知史上最根本也最难解决的“泰阿泰德问题”。 Purser Pasmore认为要精确地定义知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何谓知识？如何获取知识？何者是有效的知识？这些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但若无法回答知识是什么，将难以设计能产生更多知识及有效利用的组织。因此，Purser Pasmore则将知识定义为：“用以制定决策用的事实、模式、基模、概念、意见、及直觉的集合体。”Badaracco将知识定义为：从人类活动中所获取的真理、原则、思想及资讯。日本学者田中郁次郎则认为知识是一种多元的概念，具有多层次的意义。知识牵涉到信仰、承诺与行动等，可分为内隐与外显知识。何光国则认为知识是（1）经验累积的纪录；（2）事实组织的系统化；（3）对事实的理解；（4）一种理解的行为或状态；（5）人的已知和未知。此外 Davenport依据知识的特性指出，知识是一种流动性质的综合体，其中包括：结构化的经验、价值及经过文字化的资讯，而且还包括专家独特的见解，为新经验的评估、整合与资讯等提供架构。 在我国，对于知识到底是什么，目前仍然有争议。我国对知识的定义一般是从哲学角度作出的，如在《博弈圣经》中知识的描述是“把识别万物实体与性质的是与不是，定义为知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知识”条目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是主客体相互统一的产物。它来源于外部世界，所以知识是客观的；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表征，知识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人脑的反映活动而产生的。 由上述可知，知识是抽象的，是借由某种形式呈现以传达概念。例如：古代的结绳记事、白旗示降等，都是借由结绳、白旗等符号来传达概念，但是当人类活动越是频繁，则简单的符号就不足传达双方的意念，因此，有了文字、语言等符号兴起以作为沟通的工具，在沟通过程中还是需要经过思考，最后才能产生出知识，由此可知，知识就是经由前人的经验累积形成的。 （二）知识的本质属性 在知识的多重属性中，知识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应该是最根本的属性及其他属性衍生的基础知识的主体性是指知识体系中的主观知识部分，其首要特征是主体的创建性。没有主体的创建性，世间就没有知识这种东西，因为所有的客观知识都是由主观知识转换而来的，强调个人的思考对知识产生的重要作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西方知识论的重点论题，这句话强调由我的思考来判定世上的是非，于是，“我思”便成为获得知识的起点。在我国知识发展史上，自孟子以来，无数学者都提倡积极主动的求知精神，从古至今，知识就表现出了它最重要的本质——主体性。知识的内在性指人本身固有的属性在知识中的反映，其实质就是人所具有的自我认知能力和主动求知的天性。知识的内在性是人类所有知识的起点和源泉，20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最先提出对知识进行隐性与显性分类，知识的内在性可以用隐性知识来表征，表现为对外在事物的领会、判断、技巧和控制能力等，主要靠人们的“所知”与“所思”来反映。 二、西方知识观的演变 （一）古代西方教育学家的知识观：“感知+思辨”的二元论 自从哲学诞生以来，哲人探索知识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一般说来，西方古代思想家，如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知识的问题上持二元的观点，他们既承认知识产生于现实的人间事物，然而又肯定“真知”来源于天国神灵；既承认各种事物有赖于感官去感知去认识，去学习，但又坚持“真知”必须依靠心灵去领悟去把握；既赞同、继承前人从长期实践经验中概括、归纳、总结出来的各种学科的知识，但对这些知识又加以神秘化，给以思辨性阐释。主体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发生了学习，同时，作用产生的信息及其组织给以思辨性阐释成为知识。 西方古代知识观的特点：1、在知识本质方面，坚持人是万物尺度。2、感觉是知识。3、追求知识的普遍性质，不满足个人的感觉经验，力求通过思辨把握事物的一般特征和变化中的不变。 （二）近代西方教育学家的知识观：经验论“感觉”和唯理论“超越感觉经验的理性能力”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是知识观发展的重要时期，著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经验论认为，知识就是存在的反映，人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从感官的知觉开始。认识自然，解释自然，必须接触自然。离开自然，人们就一无所获。经验是人类认识的基础，知识是感觉经验的产物。唯理论却认为，通过感觉经验得到的总是个别的或有限的知识。而且，感觉是个别的、具体的、飘忽不定的，理性认识是一般的、自明的、永恒的，二者截然不同，所以感觉不可能是理性认识的源泉。唯理论认为，这种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与感觉经验无关，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起了作用，理性自身具有将感觉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理性的这种能力不是从经验而来，而是自身超越经验。两种理论在认识方法上虽然都有缺陷，但他们都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人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的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主张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条轨道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人类认识。 西方近代知识观的特点：1、在知识本质上，坚持知识是观念和实在的统一，承认知识的经验性质。2、由关注知识的人格陶冶转向对自然的控制。3、在知识获取上，近代经验主义方法得到了全所未有的运用。 （三）现代西方教育学家的知识观 1.实用主义 “知行合一实践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提出了与传统知识观截然不同的观点。实用主义哲学家指出，在传统上，人们一般热衷于追求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静止的”、“冷藏库式的”知识理想。因此，教师教学的目的就是传授知识，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堆积知识，知识成为一种装饰品。一方面，知识在应用时受到实践的检验，那些能帮助我们主动地改造一定的环境，排除某种特殊困难和苦恼的知识，就被证明是可靠的、有效的、好的、真的。相反，那些不能消除困难的知识则是无效的、假的。因此，效用是检验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另一方面，知识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暂时性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人们在不断的认知学习中，在实践中获得和完善知识体系。 2. 发生认识论“主体建构” 二战以后，瑞士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论认为，知识不是外界客体的简单摹本，也不是主体内部预先形式的结构的展开，而是由主体与外部世界不断相互作用而逐步建构的结果；认识是一种主动积极和不断的建构活动，发展不是由内部成熟或外部教学支配的，而是一个积极的建构过程，儿童要通过自己的活动，再建构形成他的智力的基本要领和思维形式。即知识的获取是主体在与外界的交互中主动建构的，同时，通过这种建构主体形成自己内部的知识体系。 3.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内容从略。 4.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新三论）：内容从略。 西方现代知识观的特点：1、在知识本质上，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不是以不确定性、必然性为知识的根本标准，是知识的一种探究过程，甚至把知识看成工具，假设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2、在知识获取上，主客体的观念中心移到了主体上。人们对学生的能力、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关注。3、承认了知识的个体性。 三、近现代知识分类理论 在西方，学习分类思想最初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时许多从事学习实验的心理学家帮助军事人员进行训练，他们发现那时的学习理论难以有效指导训练工作。由此，某些心理家认识到，学习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学习的条件与过程以及结果都不同，企图用单一的学习模式来指导一切教学设计，必然使教学遭致失败。在当代教育心理学界，对学习与知识的分类贡献最大的教育心理学家，应首推奥苏伯尔和加涅。奥苏泊尔提出了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加涅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学习分类学。这两个理论都诞生于本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更为系统化业在教育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许多读者对奥苏泊尔和加涅的学习分类思想很熟悉。但为什么说他们的学习分类也是对知识的分类呢？ 1.奥苏伯尔：有意义学习分类 在奥苏伯尔看来，学习者接受的主要是用言语符号表达的人类知识。这些知识对人类或对教师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学习者来说，其意义尚待获得。奥苏伯尔从学生学习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义。他称前一种意义为材料的逻辑意义，后一种意义为个体的心理意义。有意义学习过程就是材料的逻辑意义转化为个体的心理意义的过程。在奥苏伯尔的学习理论中，这种个体的心理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即个体的知识。所以，奥苏伯尔根据心理意义复杂程度对有意义学习的分类，也就是对作为学习结果的知识的分类。 奥苏伯尔把知识学习分为表征学习、概念学习、命题学习、解决问题与创造五类。表征学习包括记住事物的符号和符号代表的个别事物，获得的是一种孤立的信息。概念学习指理解符号代表的一般意义，也就是认识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掌握理性知识。但概念只是理性知识的“细胞”。在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命题学习，命题乃是知识的基本单元。在概念与命题基础上，运用已有的概念与命题知识解决复杂问题乃至进行创造，乃是最高级的有意义学习，其中不仅获得新的概念或命题，而且可以获得解题策略。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实则为知识学习论。他在其学习论中仔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学习过程与条件，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知识的性质及其习得过程的认识，为知识的理解与保持的教学设计提供了重要心理学依据。但从广义知识论的角度看奥苏伯尔的知识分类也有缺点。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几乎没有涉及知识与技能的关系。加涅的分类理论恰好弥补了奥苏伯尔理论的不足。 2.加涅：学习结果分类 加涅是一位受过严格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训练的心理学家，二战期间他发现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难以应用于人类的学习和训练，于是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学习的分类研究，他最初把学习分为八类，后来认为学生的学习结果可分为五种不同类型，见下表。 值得注意的是，加涅在对学习结果分类时，兼用了行为和认知双重标准。他认为，学生的学习结果只能从他们学习之后，其行为变化是仅能根据所学材料“陈述什么”，那么我们只能做出他们获得了言语信息的推测。如果学生通过学习之后的行为变化中加以推测。倘着学生通过学习之后，其行为变化是“会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他们已经获得了某些技能的推测。若学生所做的事“是以智力为主，则可以认为，其所获得的技能为智力技能(有时也称智慧技能或心智技能)。如果其中还要求复杂的肌肉协调，则所获得的技能为动作技能。由此可见，加涅的五类学习结果除态度之外，其余四类所指的是不同性质的能力。但从知识的角度看，这四种能力也就是我们广义上所说的知识与技能。在知识分类问题上，加涅的突出贡献是:第一，根据外显的行为和学习的不同条件明确区分了三种认知能力，即陈述信息的能力、运用符号办事的能力(智慧技能)和控制自己的认知行为的能力(认知策略)，第二，明确提出智慧技能是由辨别能力、运用概念、规则和高级规则这样一些由低级到高级的能力构成的。 3. 现代知识分类理论 （1）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分类：安德森的知识分类理论 长期以来，知识只是在哲学和教育学研究中被涉及。现代认知心理学兴起以后，知识成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安德森对“知识”这一概念作了深入研究，安德森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类叫陈述性知识，这是个体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能用语言陈述的知识，是用来描绘世界是什么的知识；另一类叫程序性知识，是个体不具有有意识的提取线索，但可以通过其作业而间接推测出来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例如，当儿童能说出同分母分数的减法运算规则（分母不变，分子相加减）后，便可以认为他已贮存了同分母分数运算的陈述性知识。倘若儿童能正确解决诸如“一条绳子长1米，小东用去了2/7米，这条绳子还剩多少米”的问题，则可以认为该儿童已经获得了同分母分数减法的程序性知识。前一类知识又可称为记忆性知识；后一类知识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技能（安德森的程序性知识），包括智慧技能和动作技能（有人称为操作技能），上述例子中的程序性知识为使用规则办事的智慧技能。 至80年代，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把学生的知识概括为三大类： 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相当于加涅所说的言语信息 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相当于加涅所说的智慧技能 策略性知识(strategically knowledge)——相当于加涅所说的认知策略 （2）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分类理论 野中郁次郎对知识进行的分类，采用了波兰尼从可转移性角度对知识所做的划分。这种划分最常用，即将知识分为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含知识（Tacit knowledge）。所谓明晰知识，就是指可以通过书面和系统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并且以诸如数据、科学公式、说明书、手册等形式在组织中共享的知识。所谓隐含知识是指深藏于人的实践之中的、难以言明和模仿、尚未编码化的内隐性知识。在没有知识携带者参与的情况下，这类知识很难被交流、理解和共享。这类知识要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和知识诱导活动才能够获得。 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称之为“知识变换”的知识创造转化模式，即：群化（Socialization） 、外化（Externalization）、融合（Combination）和内化（Internalization），他们共同组成了SECI模式。这四个方面不断相互作用与转化，最终实现了知识的创造。 四、知识分类理论与教育技术：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特点展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对各种课程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对教学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做出整体安排的一种构想，即为达到教学目标，对教什么，怎样教，达到什么结果所进行的策划。而科学的知识分类在良好的教学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首先应辨别知识的类型，然后根据其特点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以提高学习效率。 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注意区分知识的类型，针对不同知识的特点，使用相应的教学策略，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不管针对哪种类型的知识，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都应以学生为主体，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训练口头表达能力，这是教学的宗旨，也是知识分类理论对教学设计工作的启示。 参考文献： 罗明东等《教育技术学基础——现代教学理论与信息技术整合的探究》科学出版社 加涅.教学设计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皮连生．知识的分类与教学设计．教育研究，1992，(6)． 皮连生．知识分类与目标导向教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莫雷．知识的类型与学习过程．课程教材教法．1998，(5)． 李文光 杨开城.现代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内容及方法.中国电化教育,2004，(4) 吴红耘．修订的布卢姆目标分类与加涅和安德森学习结果分类的比较.心理科学, 2009 G Rowland T DiVasto．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owerful Learn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Quarterly, Volume 14, Iss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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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仰望星空的人老无所依

热度 3 lifei 2011-3-4 06:26

曾经是中国顶尖历史学家的95岁学者蜗居养老院，而且就在南京东南效。在科学网初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冲动就是要去拜访一下这位老者。可惜联系记者一直未果。 这则新闻一直会让我想起那首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春天里》，歌词中有一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农民工担心自己老无所依，深情演绎，感人至深。科学家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之辈，但困顿到老无所依，真实地蜗居养老院里，让人打翻了五味瓶。 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会老无所依，朱光亚的逝世，胡锦涛总书记带领全部的政治局常委去鞠躬。所以，做学问似乎也是分三教九流的。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同，也在常理之中。但批评的声音显然会有，记者报道了，市长和书记就去了，还关切的询问“还需要我们做什么？”，老人倍感激动。怎么看，都象是一次成功的政治秀。 温家宝总理曾经赋诗《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演讲时还提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历史学家刘起釪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有仰望星空的人。只是仰望星空的人往往醉心于学术，远离世故，甚至性格偏颇。只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切实的制度来保障愿意仰望星空的人有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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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 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

tangminqian 2011-3-3 10: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3-2 17:39:15 科学网首页 新闻中心 正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518-1.shtm 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 曾是中国最顶尖历史学家 刘起釪 刘起釪 刘起釪 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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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尊重人才还是尊重钱财

热度 21 杨学祥 2011-3-2 12:05

不爱人才爱古玩， 中华文化断炊烟。 有眼不识金香玉， 只缘伯乐困钟山。 崇洋奴，情不专， 数典忘祖梦自圆。 萧瑟秋风昔又是， 历史绝学今蒙难。 95岁学者生活困顿蜗居养老院 曾是顶尖历史学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2日07:16 中国青年报 刘起釪 刘起釪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http://news.sina.com.cn/s/2011-03-02/071622037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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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向西方学习不是以西方为中心

热度 1 sheep021 2011-2-26 18:36

向西方学习不是以西方为中心 2011-02-26 15:20:12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编者按】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和平崛起，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中国学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何研究中国》一书，是他继《黄河边的中国》后，持续调研、观察、思考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演讲录。方家之言，或激发思考、或引起关注，或诱发争鸣，皆为编者所期。本版将连续摘登此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以飨读者。 书摘·《如何研究中国》(1) 以中国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这个提法最初是我在十几年前读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时见到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很新颖，也非常切合我这些年来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但前不久，我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我读了他1940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期的著作，吃惊地发现他早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 。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讲，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的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色。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必须向西方学习，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所以在这里我强调，我对这一判断是加以限定的，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提高以中国为中心来反对向西方学习。我是反对以西方为中心。 中国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重弊端：西方的概念、理论，甚至西方的历史进入中国以后，就要求在中国占据认识论上的制高点，甚至是价值论的制高点，要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了申诉的权利。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避免西方概念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采取霸权者的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这里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它意味着以中国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必须要重新加以梳理，不能再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套裁，这是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要含义，它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自身的事物。 当然，前面讲了我并不否认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谦虚向西方学习。我们曾经向印度学习佛教，这花了至少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如果从利玛窦开始，至今也不过四百来年的时间，如果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时间，就是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也只有百来年的时间。这个学习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完。但我重点想讲的是，在这个学习运动中，只能把西方的理论、概念当作考察中国事物的一种参考，而不能看作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如果把西方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并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 作者：曹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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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认为大学学报关乎国之大事

kexuechuanbo 2011-2-18 11:37

在《西北大学学报》创刊95周年庆典上，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提出：“一所大学的学报历史如果是光荣历史、有价值的历史，需要说明这个历史永远和历史的正面联系在一起。所谓历史的正面，并非是苛求，也不是生造，而是‘国之大事’。看学报与国之大事的正面是否合拍。这就是说在大学学报中如何体现爱国精神”。“学报的历史是校史中最主要的部分” （张岂之，学报研究与国之大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6）：863-864） 。 张岂之教授百度背景资料： 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江苏南通人，生于 1927 年 11 月。 1988 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989 年 10 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陕西省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兼职研究员或教授、陕西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1988 年 12 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 195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 1951 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 1952 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1980 年晋升为教授， 1984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 (1978 年 8 月至 1984 年 9 月 ) ，西北大学副校长 (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5 月 ), 西北大学校长 (1985 年 4 月至 1991 年 8 月 ) 。 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张岂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50-60 年代，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 1-2 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成为史学界著名的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 80 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 · 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 · 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 1997 年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9 年 9 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9 年 12 月张岂之教授参与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荣获首届 郭沫若中 国历史学奖 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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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希望去世后拆除故居 拒绝成为国家圣地

热度 2 DNAgene 2011-1-23 10:04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李光耀做的对不对。他的故居是不是应该保留下来，做文物，教育下一代？我们的纪念堂、故居是否太多了？ 我的个人看法是，社会不缺名人、不缺英雄，名人英雄年年出、代代有。如果每一个人的鞋子、袜子都留下来做文物，时间长了，地球将变成一个大“什么”，自己想吧。 苏东坡说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弯曲一下他的意思。风流人物可以分为：千古风流人物（如孔子、岳飞、诸葛亮等）、百年风流人物（如比尔盖茨、杨振宁等）、十年风流人物（如芙蓉姐姐、跨栏王子等）。千古风流人物需要千古才会被大浪淘尽，百年风流人物则只要百年就会被大浪淘尽、百年后只有博学多闻的人才能知晓，十年风流人物很快就会被历史的大浪淘尽啦，只有历史学家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如果一个十年风流人物非要保留一个千年的纪念堂或故居，结果怎么样？看过西游记吧，孙悟空见人就说，“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别人问“没听说过，孙悟空是谁？”我猜，孙悟空内心中气呼呼地想，“你真是孤陋寡闻，连我都不知道。” 建议，对很多风流人物来说，最合适的纪念方式是塑一尊泥像。反对蜡像，历史要淘汰蜡像只能靠火灾，火灾可不是本人希望看到的。 以下新闻转自 http://news.sohu.com/20110123/n279030373.shtml ------------------------------------------------------------------- 李光耀希望去世后拆故居 　　据新华社电 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在他去世后，能够拆掉家族住所，而不是使之成为国家圣地。 　　李光耀说：“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住所）。”这段采访内容刊登于22日出版的新加坡《海峡时报》。 　　李光耀说：“我看过其他房屋，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人们从中穿行。” 　　李光耀所指这一住所位于新加坡著名购物区，本身建于100多年前，后为李光耀购得。 　　对于这处住所，李光耀说：“由于我的房屋存在，周围房屋不能建设过高。如果拆掉它，改变规划，让房子建得更高，土地价值将会增加。” 　　李光耀现年87岁，1965年领导新加坡取得独立，担任总理25年，自1997年任内阁资政至今，获称新加坡“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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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以现在解释过去”

热度 1 tongqb 2011-1-20 17:34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法国“年鉴”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曾长期在阿尔吉尼亚和巴西工作。他的著作重点研究地中海的历史。他在他的《论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提法，一个是“以现在解释过去”，一个是“以历史解释现在”。对于后者比较好理解，差不多就是中国的“以史为鉴”的意思，用他的话说，就要“调动历史的积极性”。但对后者“以现在解释过去”，似乎就不太好理解了。下面是我的思考： 我们如何去理解和描述过去的历史呢？这就需要认识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或者更直接地说，是要“用现在解释过去”（布罗代尔）。 对于历史，我们要用现在去解释过去这一思想似乎不是布罗代尔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说过： “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 有人可能要问 ：为什么马克思不是如医学上那样先做白鼠的解剖再做人体的解剖呢？而是把对低等动物的认识置于对高等动物的解剖的前面，采 用 颠倒过来的认识方法呢？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低等动物身上呈现出来的某些征兆，在人们解剖高等动物之前还看不清楚，难以获得准确的认识。所以，马克思进一步认为： “ 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 这是马克思在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获得的深刻的思想发现。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大成，它借助以前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以前社会还只是具有征兆性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完满的典型的东西。因此只有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才能理解以前社会只带有征兆性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我们时代是过去时代的发展，我们时代把以前只是残片的因素，变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就像一位普通的医生，在一个病人的病初发的阶段，并不能认识这种病症的症兆意味着什么，只有等到病症充分显现的时候，这位医生才能充分认识这个病人初发病症的意义。又如，对于官员贪贿行为，也许现在的某些官员把这种行为发展到了极致，因此，我们若能了解现在官员如何贪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过去的官员的贪贿行为了。所以， 只有把握现实，分析现实，深刻认识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才能深刻分析过去的历史，深刻认识历史，并通过历史的描写对现实说话，说出有益的话。就目前流行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不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更不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垃圾来获得感官的享乐，而是为了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对于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来说，研究现实，把握时代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20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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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基本原理

fs007 2011-1-7 11:32

寻正 【按：本文为Women's Health约稿发表文章，欲转载者请与我或者该杂志联系。发表文章有修改。】 『 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 中文“免疫”一词，出自明代《免疫类方》一书，指“免除疫疬”，也就是防止疫疾的意思。英文中对应的词是Immunity，它来自拉丁文Immunis，原指免除兵役与税收等公共义务，隐喻为传染性疾病不再累及有过感染史的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最早于公元前400多年就描述在疫病发生时，此前患过病的雅典人不再会被传染或者病程很轻，他们承担起照顾病重将死的患者的责任。 疫苗就是一种能引人或者动物对特定病原产生免疫力、抵抗力的生物制剂。人体在发生天花后不再得天花，得了麻疹后不再得麻疹，这是由于人体免疫系统针对天花与麻疹病毒产生了抗体，在与天花与麻疹的斗争中学会了如何最快地消灭天花及麻疹病毒，人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记忆细胞，把学会了的策略传递下去，在下一次遇到天花及麻疹病毒时，可以快速地消来天花与麻疹病毒，从而避免再次得病。这种能力在医学上称为免疫力。 中国人是最早针对天花接种的民族之一。那时人们用天花病人的内衣，或者直接接种天花脓疱中的脓液（痘浆）或者疱皮痘皮，试图让人感染上天花，而同时控制接触天花病毒的量，达到患一次小型天花而预防天花的爆发感染。 直接用原病毒制作疫苗是危险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是一场人为诱发的严重疾病，比如天花，在琴纳的牛痘疫苗发明前，接种天花会有高达1-3%的死亡率。现代疫苗极为安全，常常由被灭活的病原、毒力显著减弱的病原、病原的致病毒素、以及病原的特定结构成份制作，达到模仿原病原的目的，同时又不造成对人体的大的危害。 『 返回疫苗专辑主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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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日本历史学家：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xupeiyang 2010-9-17 07:29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有记者关心的证明钓鱼岛归属的历史资料，发言人姜瑜建议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去看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作《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因为，在这本1972年出版的专著当中，书的作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明确提出，中国是最早发现钓鱼岛并且行使有效管辖的国家，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72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撰写了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一书，随后该书被翻译为书名为《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的中译本，该书1996年再版为书名《钓鱼岛历史与主权》。 在该书序言中，井上清写到：1971年11月，我初次去冲绳旅行，在那里收集了许多关于钓鱼群岛的历史资料，1972年初，我又利用到西欧旅行的机会，去英国海军资料馆查阅了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南部、台湾和琉球方面的海图，航海日志以及探险记录。 在该书第三章：众所周知，钓鱼群岛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井上清这样写到： 日本及琉球在1867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份脱离了中国文献而独自言及钓鱼群岛的历史文献，这不是偶然的 与琉球及日本方面正相反，中国方面有许多关于钓鱼群岛的文献资料。 至少在16世纪中叶，钓鱼群岛就有了中国名字。如钓鱼岛、黄毛屿、赤屿等等。 年代清楚的文献有1534年从中国福州东渡去琉球的、明朝皇帝的册封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还有一种文献可以证明，至少在16世纪钓鱼群岛就是中国的领土。那就是几乎与陈侃同一时代的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上有1561年的序文)。 该书卷一《沿海山沙图》的福七至福八记载了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的各个岛屿。其中有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尾山橄榄山赤屿，由西向东排列着。这些岛屿位于福州以南的海面上，从台湾的基隆海面向东排列着，所以它无疑也包括钓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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