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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林：“五一”少了什么
zhaowanlin 2014-5-11 21:55
“五一”少了什么 ——读李大钊《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文章于2014年5月1日发表于 共识网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这是李大钊先生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所说的一句话，而在该文接下来的一段话则更加值得让人细细的品读：“我很诧异人家有一种含有进步的奋斗的活动的精神的制度、理想、风俗、典礼，一到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便把他看作一个固定的、呆板的、安享的、静止的东西……那料他刚到中国人的眼里，又把他看成了一个庆祝的、欢乐的、享福的、歌舞升平的日子了！” “五一”之所以被纪念被传承，更多的是其一种争取权益的奋斗精神和意识觉醒，而非像很多人理解的这仅仅是一个用来消遣的节日。诚然，正如李大钊所提出的几大“五一”标语“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五一”对于我们每个人最直接的益处就是获得了这一天时间的支配权，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天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碰触法律的底线。但是，“五一纪念亦是这样，在人家便把他作的轰轰烈烈，活活泼泼，一年过一回，一年有一年的意义，一回有一回的意义。所以各国资本阶级都是战战兢兢的过这一天，人称此日是资本家的厄日。这个原故就是他们能够认明此日是工人表示态度的一日——表示奋斗的态度的一日，不是他们表示满足的一日。试想！人家在这一天不知已竟得过几多的胜利，犹且如此，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壮烈的日子，没有得过一点的成功，应该怎样的急起直追，仗着国际的同胞联合的声势，作点奋进的工作！” 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境况则是，还有多少人记得“五一”本身承载的意义，还有多少人记得五一传承下来的奋斗与不屈之精神？我们不再像前辈们表现出那般对正当权益的重视和积极的争取，而是安享着建立在无数前辈们血汗之上的安逸。在这一天，我们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去打发这一从天而降的空余时间，对节日意义的思考完全被自己的这些无谓的思索取而代之。因而，我们背叛了这个节日，背叛了为这个属于劳动大众的节日而奔走呼号的前辈，同时也背叛了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个不羁的自己。我们慢慢地接受了这个安于现状现实，我们把所有的所有当做了一种恩赐，所以，这里所谓的“接受”并不像韦伯所说的“科学的诚实”，而是一种“无知的诚实”、“犬儒的诚实”、“背叛的诚实”。 “五一”是谁的“五一”？李大钊早已在文章中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但是，谁是工人？谁又是劳动者？这个看似并不困难的问题实质上蒙蔽了那些自我狂欢和自娱自得的“五一粉”们。农民工算不算工人，算不算劳动者？工厂里的工人算不算工人，算不算劳动者？如果算，我们又曾看到他们中的几人也在像我们一样在这一天拥有了同样的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当我们在想象着如何醉生梦死的度过这个来之不易的假期的时候，可曾想过那些与自己拥有同一身份（劳动者）的同胞们，还没有真正获得与我们同样的恩赐？他们的工作环境如何？不过，我们可能对这个同一身份并不存在所谓的认同感，因为“我们”早已不再是“我们”，我们早已变得不再是一个集体，也因为这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正当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因为这彼此相关的权利与命运早已变得支离破碎，因为这“五一”的氛围早已完全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预想，我们无须再在这个思考的节日去考量如何才能进步。五一劳动节是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但这个劳动者并不包括那些还处于没有权益可言的一部分人，他仅仅代表着学生、代表着教师、代表着白领、代表着那些体面的工作者。 所以，我们不得不叹服于李大钊对国人性格的深刻洞见：我们极容易忘记悲苦，极容易在历经悲苦之后陷入无尽的享乐之中，极容易忘记（或称为选择性的遗忘）节日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极容易在自己获得某些权益之后忘记自己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极容易忽略与我们同悲苦共命运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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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游：谭嗣同停灵的法源寺与李大钊停灵的长椿寺2
热度 2 陈安博士 2013-4-7 14:53
三 如果说法源寺还很像一座寺庙的话，长椿寺则更象一个街道的展览馆了。完全免费，连5元的门票都不收，里面的一个一个展厅则是所谓宣南文化的展板，宣南即宣武区南部，主要是回民区，所以，有伊斯兰教内容的一些展览。 当然，随着宣武并入西城，这一名称自然消失，以后这个展览也许可以改叫西南文化了，西城区的南部地区的文化。 和院子很大的法源寺相比，长椿寺也只是两进的院落，且今天已经完全打通，看过去就是大院子里包括两处房子而已，里面那套房子就是李大钊为主体的展览，外面这套只是历史沿革什么的，放了几件明清时代的古董，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古董，也许就是破瓮烂瓦罢了。 这个地方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时拍下的老北京市井文化的照片首次被科学网选为左上角的图片，让俺还特意写了一篇自嘲的博文来解释自己很烂的摄影能力，虽有，这篇文章再度成为头版头条。 李大钊，一书生尔，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应该是毛泽东做图书馆员时的上级领导，不知道毛泽东领几块铜板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李大钊决定的，反正俺觉得李大钊其实才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角色，陈独秀豪侠开朗，有错就改，后期后该转更张之意，党史上提他也是小心谨慎的。而李大钊则不同，面对屠刀，英勇就义，真的符合党对于领袖的要求。而向忠发、顾顺章之流，给我的感觉一直就是个科长这样的角色，但是仔细看党史，发现他们都当过老大这样的角色。 很难想象张作霖时代的北平，我看过一些传记或者小说，提到张作霖的北平年代，北大的教授们纷纷闪避，而没有来得及躲开的，要么放弃自己的主义，要么就要做李大钊。有同学谈到自己遭遇过的催泪弹，说当时就觉得要死了，第一感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何等的正确，但是她们竟然就去挑战这一原则了，“被熏晕是活该”，这句话也是我这个同学说的。 李大钊就这样从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圣地到达了牢房，然后再到达了刑场。我不知道作为一介书生，当时他内心涌起了怎样的恐惧，但是看着平静如从来就无事的长椿寺，我似乎也看到了当年和尚们迎来一具行刑后尸体的样子，是高颂佛号然后超度了那不安分的灵魂了吗？抑或那只是寺庙工作的一部分，而僧众们也是目睹了一次又一次肉身的寂灭，内心平静，如看到了这些人沿着此路回到了永远的故乡。 四 长椿寺也是有来历的，或者说，京城内外的寺庙哪一个又是没有来历的呢，去年清明时去的潭柘寺和戒台寺，今年去的这两个寺庙，都有皇帝老儿的痕迹，对于长椿寺而言，是万历皇帝，他为了自己的母亲李太后修建了这座寺庙。
个人分类: 论游—走遍中国|5258 次阅读|2 个评论
尝试对领导人世代划分和说法的完善
热度 1 yue 2013-3-17 11:35
习近平在今天的“就职典礼”上说，“在以 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 邓小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可见仍然坚持领导人世代的说法。 但是人们毕竟对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有质疑。我觉得可以这样完善： 1、把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即作为党的创始的那一代，而与其它世代并列。也就是说，在党的世代划分上，再增加一代，就是创始人的那一代。 2、把世代的说法完善为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世代划分，这样，李大钊和陈独秀没有熬到革命成功，没有做过国家领导人。这样就在逻辑上周全了。
个人分类: 法学|1523 次阅读|1 个评论
回忆录(5),童年 :怀念李大钊
kd652 2013-2-20 11:39
回忆录(5),童年 :怀念李大钊
李大钊出生在乐亭县大黑坨,其事迹尽人皆知.按年龄来说,李大钊就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的同乡的父亲见过,现在从同乡的回忆录中择取相关段落,由于该书并未公开出版发行,所以以下资料可能是首发:
个人分类: 唐山|38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大故事之十九：曾拟行刺张作霖为李大钊复仇的校友卿汝楫
kexuechuanbo 2012-11-12 10:07
曾拟行刺张作霖为李大钊复仇的校友卿汝楫 1927 年 4 月 6 日出席李大钊在俄国驻华使馆召集的会议中，有年方 25 岁的青年 卿汝楫 ，中途离场返校故幸免遇难，而李大钊与其余 7 人被张作霖逮捕，三周后遇害。卿 汝楫 对此悲愤交加，曾参与谋刺凶手张作霖。 1941 年至 1944 年间他曾任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卿汝楫（ 1902 — 1976 ） 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生于 湖南隆回 。 1919 年肄业于长沙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曾参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张运动。 1922 年入燕京大学教育系，曾追随李大钊参加国民革命。在燕京大学期间，创办《协进月刊》，参与五卅运动和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罢课斗争。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北平西部区党部常委。 1932 年冬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先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求学，此时开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搜集和撰写《美国侵华史》。其中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与黄圣祖、黄川谷等发起组织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抗日救国会，创办《留美学生月刊》，组织华侨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1936 年底被亲蒋分子唆使洛克菲勒基金会拟将他驱逐出美国，返国前又在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被亲蒋分子于 1938 年 2 月以 “ 是共产党 ” 为名，并援引美国移民法将其逮捕入狱。 1938 年经爱国华侨保释，同年秋回国后于 1941 年在西北大学任教。 1945 年 1 月在魏德迈将军的美军驻华总司令部机要室任中文秘书厅秘书长，兼马歇尔使团翻译室主任秘书。 1946 年 6 月底调任国防部新闻局中将副局长。 1947 年 4 月 20 日，率 55 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经西安飞延安参观采访胡宗南占领后的延安。建国后，先任燕京大学教授，此时完成了多部著作，复任高教部参事室参事。 1976 年逝世于北京。著有《美国侵华史》（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美蒋阴谋秘闻》（新民主出版社）、《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译作有《中国对外贸易史》（西 • 甫 • 里默原著）等。 受中国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的误导，人们一直将同为燕京大学学生的卿汝楫与黄华（ 1913—2010 ，曾用名 “ 王汝梅 ” ，曾任副总理）混为一谈。 （姚远） 图 1 卿汝楫照 图 2 卿汝楫著作照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4107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守常——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领袖
热度 3 jiangming800403 2012-9-29 09:50
李守常——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领袖
李大钊，字寿昌，又字守常，直隶乐亭人，新文化运动中领袖的另类。李守常，不守常，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的灵魂人物，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包括张国焘等中共党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他的影响。但是他的感情家庭生活却非常守常。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郭沫若、胡适、鲁迅等人都有非常丰富的感情生活。而守常先生一直对发妻（几乎算李家的童养媳）不离不弃，直到为奉系军阀杀害，没有把摆脱包办婚姻作为反封建的标志。李夫人——赵纫兰，一个粗通文墨的农村妇女，是守常先生的同乡，李赵两家多少有些姻亲，算大钊先生的一个远房表姐，年长大钊先生六岁，几乎是李家的童养媳。 大钊先生
个人分类: 读史方舆|2666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转：中国大学与武林世界
Johnson2 2012-5-30 21:58
中国大学与武林世界 少林派——北京大学。为武林第一大门派，历史最为悠久（1898年建校，为国内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武学极为深邃博大，文理兼通，各学科名家高手辈出，七十二绝技独步武林，尤其第十二代方丈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之武学心法，于天下武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其武学最盛期。其藏经阁（北京大学图书馆）收集天下各大门派的武学秘籍珍本无数，此地亦盛产深藏不露的绝顶高手，毛泽东、李大钊、顾颉刚等名震天下的绝顶高手皆曾于此地潜修，旷世奇人毛泽东武学修为更是震古烁今，修习易筋经已达大成，且兼通哲学、史学、政治、军事、战略、诗词、书法等诸般绝技，出山之后，横扫武林，天下无敌，是武林之中五百年来第一高手。自古有天下武功出少林之说，江湖地位极高，号称武林盟主。 武当派——清华大学。与北大并称，同执中国大学之牛耳，为天下武学正宗。建派之初即成为天下武林之名门大派，武学心法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20世纪20年代，紫霄宫四大客卿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武学深不可测，领袖群伦，教下门人弟子无数，甚或少林派都有所不及。武当派武学在第十一代掌教梅贻琦、第十二代掌教冯友兰手中更是大放异彩，武学修为亦最为渊深，梅贻琦与少林方丈蔡元培并称，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各派心法之领悟已达万法归一之境界。 南少林——复旦大学。无论是学科门类之全还是各学科名家高手之多，南方各大高校均不及复旦大学，武学堪称文理兼备，内外兼修。复旦大学隐然为南方各大高校之领袖，在南方之地位恰如北大，故为南少林也。 天地会——南京大学。总坛位于虎踞龙盘之地，地形险要，与前朝关系密切，曾经的武林盟主，至今在南方仍具有广泛号召力，武林高手层出不穷。武学内外兼修，内功（人文学科）极为系统精深，是中国儒学复兴的总本山、策源地，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摇篮，近期之“江湖兵器谱”（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名动天下，外功（理工科）亦极为精纯，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祥地，成就极高。 蜀中唐门——四川大学。武功独树一帜，宗教学研究更是独领天下风骚，无人可望其项背，犹如神秘莫测的唐门，为西南影响最大的门派。 天山派——兰州大学。独处天山绝顶，与蜀中唐门并称为西南武林两大门派，武学与中原武林迥异——从其武学心法“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可见一斑，但武功极为高绝，少林派藏经阁的绝顶高手顾颉刚曾参与此门派之创建。虽然此派门人不多，但极为精干，高手比例相当高，故实力很强，当年七剑下天山曾威震中原。 全真教——中国科技大学。当初总坛在北京时为天下武林第一大门派，高手云集，武功深不可测，武学平实中正而精微幽深，尤其与江湖三大教门之首的第一大教门中国科学院渊源甚深（其余两大教门为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为其座下唯一直属大学，两院院士皆与此派有很深的交情，包括少林、武当在内的天下各大门派中的绝顶高手（院士）非其好友即其门徒，势力遍布于天下，拥有武学至上秘籍《九阴真经》。 五岳剑派：南岳衡山派——上海交通大学，此门派的绝顶高手钱学森、李叔同等名震江湖，少林派方丈蔡元培出家前亦曾在此传道； 北岳恒山派——南开大学，绝顶高手、德高望重的周恩来之本山，武功精绝的数学大师陈省身亦出于此，其总坛之匾额为武林盟主毛泽东亲手题写； 东岳泰山派——山东大学，武功深厚，童第周、潘承洞等高手出其门下； 西岳华山派——西安交通大学，西部实力最强的武林门派，高手众多，蔡锷、茅以升、马寅初、吴文俊等为其杰出代表； 中岳嵩山派——武汉大学，张之洞创办，为中部武林第一大门派。 五大剑派各霸一方，武学各擅胜场，尤其当年日月神教大举侵伐中原武林之时（日本侵华战争），北岳恒山派与少林、武当联手，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大掌门同掌门户，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护法辅佐，共同抗击邪教，为武林之中流砥柱，中原武林精粹和中原武学得以保全（抗战期间，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 姑苏慕容——同济大学，工科名校，人才济济。外族血统（德国人建立），门徒广布南方，在外功领域（工科）高手众多，影响极为深远。 南天派——中山大学。虽位于南部边陲，然武学极其精湛，为曾经的武林第一高手孙中山开创，多项绝技都可与中原一流门派一较短长，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顾颉刚、赵元任、陈寅恪、傅斯年等江湖高手都曾在此传授武功。 南洋派——香港中文大学。与南天派同镇边陲，武学极为独特，兼采中原正宗武学和异域奇门武学之长，一直致力于“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当今武林绝顶高手杨振宁、丘成桐、高锟（皆为天下武林大会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高锟为“世界光纤之父”）等坐镇此地，五大绝技“中国文化”、“生物医学科学”、“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威震天下，成就非凡，近来第六项绝技数学亦领亚洲之风骚，在当今武林中的实力堪称最强，即使少林、武当等派亦难以相抗。 桃花岛——中国海洋大学。地处最东方，武功自成一体，尤其水上功夫独步武林，当年两大武学高手童第周、曾呈奎联袂闯荡江湖，为其最辉煌的时期。 点苍派——华中科大，与同济大学皆为工科名校。剑法多走偏锋，但凌厉无比，故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为很有影响的一派。 神剑山庄——浙江大学。历史悠久，是理工科第一名校，外功极为系统深厚，高手云集，、路甬祥等高手曾为天下第一大教门教主（中科院院长），竺可桢、钱三强等曾为副教主（中科院副院长，其中，钱三强与钱学森、钱伟长并称外功三大绝顶高手，江湖人称“中国三钱”），江湖女子第一高手吴健雄号称“东方居里夫人”，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并称中国物理学界六大外功绝顶高手，再加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台湾的李远哲和美籍华人钱永健，并称“中原八杰”。 江湖两大世家——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两大世家各有家传绝技，中国人民大学与朝廷关系密切，大内高手多出其间，内功精深。厦门大学为武学奇人、华侨陈家庚创立，武学别开生面，号称“南方之强”。 十二连环坞——位于白山黑水之间，势力广布于东北，南以吉林大学，北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龙头。 六扇门——各类军事院校、政法大学、公安大学及相关科研院所。以国防科大、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公安大学武学最精湛，号称“四大名捕”。 镖局——所有的师范大学。各地都有分舵，尤其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北并称，为镖局之领袖，实力不可小窥。 钱庄——各财政学院、财经学院、财会学院等经济类院校，以中央财经大学为尊。 医庄——各类医学院校及相关科研院所。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被称为江湖两大神医，前为医圣，后为医王，后医圣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在少林寺出家为僧（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医大学医术也极为精深，被称为六扇门四大名医。 田庄——各级各类农业大学、林业大学及相关科研院所。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势力最大，号称江湖三大田庄。 丐帮——所有民办高校。因经费不由国家拨款，自己筹集，故名丐帮，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各地都有分舵，所以是潜势力很大的一派。 侠客岛——台湾清华大学。位于万里海疆之中，与中原武林多年不通音信，但武学全部传自中原武林，原武当掌门梅贻琦归隐之后创派，其武学来自无上神功《侠客行》，此神功集中原武学之大成（国民党撤离大陆时从故宫带到台湾的全本《四库全书》），侠客岛上至今仍传承中原武林久已失传的多项绝学（国学、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各派），故虽孤悬海外，然实力超群，尤其中原武林衰微之时，实难与相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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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whyhoo 2012-3-16 22:58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拚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析，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及Guizot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联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有没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㈠ 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㈡ 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分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见。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阻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像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㈢ 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义大利共和国中，特如Venice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像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Wilhelm Roux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是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 Rignano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象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贡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反，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治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制，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下篇 （一） 我于上篇，既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Sismondi，Saint-Simon，Proudhon，Rodbertus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民都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Ricardo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象Ricardo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的确是唯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 这样办法，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二）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略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生产物品时支出的费用都出自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下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理： 1. 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而成， 2. 可变资本生出余值（m）， 3. 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m/v）叫作余值率，用m′代他， 4. 因而得m/v=m′的公式， 5. 又生m=m′v的公式， 6. 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 7. 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m/C）为利润率，用P′代他， 8. 从而得P′=m/C=m/c+v的公式， 9. 若把m换成m′v又得P′=m′v/C=m′v/c+v的新公式， 10.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P′∶m′=v∶C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P′）常比余值率（m′）小，因为可变资本（v）常比全资本（C）小（C=c+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下： 1。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下表： C（全资本）c（不变）v（可变）m′余值率 m 余值 P′利润率 100　=　80　+　20　　　　100%　　　20　　　20% 100　=　70　+　30　　　　100%　　　30　　　30% 100　=　60　+　40　　　　100%　　　40　　　40% 100　=　85　+　15　　　　100%　　　15　　　15% 100　=　95　+　5　　　　100%　　　 5　　　　5% 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下表说明这个道理： 已经消费的　　　商品的　　　商品　　　　　价值与卖 资本结合比例　余值　资　本　　　价值　费用价格　卖价　利润率　价的差 I　　80c+20v　　20　　　50　　　　90　　70　　　　92　　　22%　　　+2 II　　70c+30v　　30　　　51　　　　111　　81　　　103　　　22%　　　-8 III　60c+40v　　40　　　51　　　　131　　91　　　　113　　22%　　　-18 IV　　85c+15v　　15　　　40　　　　70　　55　　　　77　　　22%　　　+7 V　　95c+5v　　　5　　　10 20 15 37 22% +17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I例　不变资本80　可变资本20　合计100 II例 不变资本70　可变资本30　合计100 III例 不变资本60　可变资本40　合计100 IV例 不变资本85　可变资本15　合计100 V例　不变资本95　可变资本5　合计100 二、余值率（m/v即m′）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100%， 三、那么 I例，对于可变资本20其100%的余值为20， II例，对于可变资本30其100%的余值为30， III例，对于可变资本40其100%的余值为40， IV例，对于可变资本15其100%的余值为15， V例，对于可变资本 5其100%的余值为5， 四、费用价格，即生产费，应该与恰足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I例为50，II例为51，III例为51，IV例为40，V例为10， 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应如下表：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I　　20　　+　　50　　=　　70 II　30　　+　　51　　=　　81 III　40　　+　　51　　=　　91 IV　15　　+　　40　　=　　55 V　　5　　+　　10　　=　　15 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　I 70+20=90　II 81+30=111　III 91+40=131　IV 55+15=70　V 15+5=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下表： I　　II　III　IV　V 90　111　131　70　20 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资本总额　100+100+100+100+100=500 不变资本总额　80+70+60+85+95=390 可变资本总额　20+30+40+15+5=110 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390/500=78%　110/500=22% 而余值总额为　20+30+40+15+5=110 110/500=22% 十、这22%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78c+22v=100，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I　70+22=92　II　81+22=103　III　91+22=113　IV　55+22=77　V　15+22=37 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下：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 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 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 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 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 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2-8-18+7+17=0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三） 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程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程不同。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程各异。可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的。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相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 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2. 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1. 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 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四）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 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Trusts与Cartels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Trusts与Cartels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失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原载1919年5月、11月《新青年》第六卷五、六号） 原文见 http://book.ifeng.com/special/wusiwenrenpu/list/200905/0501_6351_11351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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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可以 李大钊不像
xupeiyang 2011-7-26 10:17
选个演员不容易，像的少。 最像的算卢奇演邓小平，其他人物没有一个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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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大钊与毛泽东
panfq 2011-7-3 07:26
李大钊 　　 李大钊给毛泽东介绍北大图书馆工作 月薪8元 2011年07月01日 07:39:44 　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响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都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来自7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东京代表周佛海。这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这些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并且大多数在会议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成长过程之中，李大钊给于他们的真诚关怀与热情引导，使他们潜移默化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被进步青年所接受，从而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杰出贡献做好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李大钊常常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使这些进步青年乐意和他接近。他平日里经常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在图书馆，他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李大钊总是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常常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书籍，给他们阅读。他非常关怀家境困难的学生，往往给予帮助。当时他每月120元的薪水，就有一半多接济了贫寒的青年。校长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顾自己，就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正是李大钊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活动给了身边人们潜移默化的感染，使得身边的进步青年更加信任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将李大钊看成了他们自己人生的导师。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与一大代表毛泽东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 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 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湖南小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党史文汇》（辽宁）王娟娟 王文跃）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7/01/c_121608232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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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上的今天 4月28日
热度 1 xupeiyang 2011-4-28 07:00
4月28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18天（闰年第119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47天。 1877年， 斯坦福桥球场 正式启用 1927年， 李大钊 就义 1928年， 朱德 、 毛泽东 井冈山会师 1969年， 戴高乐 辞去法国总统职务 2008年， 胶济铁路 发生列车相撞重特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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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三大伟人雕塑
热度 2 冯用军 2011-3-13 23:52
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三大伟人雕塑
大爱无疆，伟人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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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心情，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
liwei999 2010-12-13 23:13
一样的心情，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 作者: mirror 日期: 12/10/2010 16:19:51 美国人是防恐怖。搞得人们在机场很恐怖。 国人是防 演变。自己变没有关系，不允许被变。连犯了错误都要自己纠正，而且还因为是自己纠正了就更证明是伟光正了。这个心情，在镜某看来与美国人的是等价的。 担心这个事情，是个心态的问题。没有办法。比如说劝老爷子出去走走，老爷子就说，家里东西被人偷走了怎么办？话到这个份儿上，就只有整天在家看守着了。道理是说不通的。 这类事情影响和谐，还是不论为好。自己的孩子在健康上没有问题就知足了吧。孩子有些疾病的家长们就苦了。他们的苦是多重的。其中一个就是社会的不理解。要有一些理解能力，对有钱人以及对没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李大钊也是这样被抓、被杀的。 作者: mirror 日期: 12/10/2010 16:44:03 不论是红色的、白色的，恐怖都是恐怖。 既然让人们爱做不到，那么不妨做到让人们恐惧。这个格言并不是镜某 的发明。有权力意识的人都是能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问题是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但是还要生活下去。也是很痛苦的。因此也见不得别人的幸福。 这类人也占了人类的百分之几。一个组织里一旦这样的人掌权，就是该组织命运中的不幸了。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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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是陈望道，不是李大钊
liwei999 2010-10-21 18:32
《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是陈望道，不是李大钊。 (1087 bytes) Posted by: mirror Date: October 20, 2010 09:55PM 这是要对易被忽视的细节14：日词（ ）的订正。讨论中日关系时，不应该忽视一度的蜜月。清政府派学生留日，并要求日政府压制留学生的反清活动。日本政府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办了，得罪了留学生，而且后来大清国也没有了。这事儿就变得复杂了。 近代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经过日本再传到中国的。讲科学，就要有个溯源的作业。不知国人的知识界是有意忽略还是无知，不说事情的开始。因此国人百姓也就不知道。比如说广播体操就是从日本那里学来的。话剧也是。音乐简谱的123等等的，都是日本人的发明。近代的人文、自然学科当中的术语，90％都是日本人先汉字化了之后，由大清国的留学生们搬回来的。 同样是学（习），国人的学与日本人的有所不同。日本人讲究个消化，虽然也有部分的崇拜原装。而国人的这个比例则是倒置过来的。讲究消化的少，而推崇原装的多。这也是个半殖民地的后遗症了吧。过去殖民地的地方，洋文就是支配性的语言了。比如说菲律宾、印度的英语的地位。日本没有被殖民地化，所以讲究个翻译。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状态，给洋人做事儿的待遇相当好，因此就有了不翻译＝最好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维持一部分人的特权和利益。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70175,70175#msg-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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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就义 时年38岁 1927年4月28日
xupeiyang 2010-4-28 07:04
４月２８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２０位革命者绞杀在 西交民巷 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３８岁。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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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校的“忏悔节”
adamliu800 2010-1-20 20:38
中国的学校有一个习惯，喜欢以百年名校、千年学府等名号自居，每逢校庆必然大张旗鼓，大声向世界宣告：今天，我一百岁了！看到这些历史的见证，无不令年轻的学子心驰神往。社会对这些百年名校也纷纷投去仰视的目光。 我看过一篇写于98年北大百年华诞之际的文章《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回忆：内容着实令人吃惊，但也并不意外。校领导、教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物上发表了纪念词。第一篇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即宣布：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教务长胡适的文章题目就叫回顾与反省，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胡适最后提出了这样的祝词：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第三篇是李大钊教授的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胡适先生造像 三位先师的纪念词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反省。校庆不是该庆祝的时候，成绩可以肯定，但不要忘了反省。发现不足，迎头赶上，须臾不敢怠慢。折射到今天我们的校庆，除了歌功颂德，就是拿领导的成绩说事儿，自身发展中的失误和过错一概不提，生怕别人知道学校的负面消息。再把关注的范围缩小拉近，看看我们和身边的同龄人，大家在交流和做事的过程中，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惯用语和心理想象的词是：我以为，经过我的考虑。这虽不能一概而论化为自私或以自我为中心，但缺乏自省，自以为是的帽子是脱不掉的。曾子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三省之三绝非三次，而是多次，甚至成为习惯，即习惯性自省。一位北大老校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非要把生日看作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受一次洗礼。 明年，大陆地区大学排行榜状元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面对百年辉煌的清华人会有怎样的冷静思考，我们拭目以待。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用途，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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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帷幕开启
mg 2009-10-11 23:16
概念网讯： 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于今日在中国北京和网域时空拉开序幕。 2009年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李大钊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由中国社会工程院主办，北京工庄文化中心、概念网、社会工程网等多家联合承办，第三世界通讯社（TWNA）等多家媒体提供支持，从10月11日至29日为期19天的大型系列活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今日开始举行。该项活动。由十大板块，二十一项系列组成，基调为素装亮相和提供万人生活舞台登场互动。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创立者之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传播者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平民化的杰出倡导者、鼓动者之一，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平民主义思想家。 李大钊的一生，是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相结合而英勇奋斗的一生，李大钊是集伟大的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优秀儿子于一身的光辉典范和杰出代表。李大钊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文明相结合的光辉。 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主题是：党旗下聚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子孙，为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而不懈努力奋斗生生不息。 据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程序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系列活动有：会议系列、论坛系列、讲座系列、研讨系列、文艺系列、征文系列、展示系列、创作系列、出版系列、网域系列等十大板块组成。其中会议系列包括：H-1纪念会序列；H-2祭念会序列；H-3座谈会序列；H-4网谈会序列；H-5诉求会序列；H-6宣泄会序列等。其中的有关系列和序列有交叉和交织，整体呈网状结构和立体形态，打破传统时空向位逻辑。 据介绍，举办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宗旨和指导思想是：通过举办纪念系列活动，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怀念和思念，表达对中华民族未来更加美好的向往和利益诉求，表达对新华人民族的自觉认同，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信念，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的相信中国共产党和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影响和引领青少年立志成长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理解、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历史观的一致性，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和社会变革的时代性特征，捍卫唯物历史观和人民历史观这一党的生命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民族、现代化民族而奋斗。以实际行动参与伟大的党建工程和迎接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 另据有关人员漏布，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是大型活动中华民族先锋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序曲和前奏。中华民族先锋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活动，由中国社会工程院创意和设计，主题是：一新华人民族的认同和为形成新华人民族而奋斗；二、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活动内容主要有：一、对新中国60年来辉煌成就的回顾和对祖国未来60年的展望、畅想和利益诉求；二、记忆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丰功伟绩和对中国共产党未来90年的期冀与厚望；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聚集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优秀儿女和英雄子孙。举办该活动的总体目标是，提供平台，以利于各族人民充分表达，新时期、新时代、新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的新期待、新诉求。据介绍，该活动时间为2009年10月11日至2011年7月31日，将持续21个多月。 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组委会明确表示，热诚欢迎各界朋友、海内外同胞、国际友人和各种机构积极参与、加盟、联办、合作，真诚欢迎各界朋友对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建议和指导。特别欢迎各大主流媒体和草根媒体平等合作。 《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组委会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系列活动》组委会的联系方式是： 电话：01062383860，13691530978 信箱： twna8@sina.com gn36@gn36.com twna@twna.com.cn 网址： www.gn36.com http://www.tcsae.com http://www.twna.com.cn 联系人：绳军涛 相丹峰 江 宏 陈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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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新思想传播的环境
热度 1 武际可 2009-6-29 05:40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新思想传播的环境 一 般说来，一种新的思想产生和传播，是要经过斗争的。在科学发展史上，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上被活活烧死、伽利略被管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成为禁书达数百年，可见真理与邪恶和愚昧的斗争是艰苦卓绝的。 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 一种科学革新打开道路，很少是由于逐渐征服和改变它的对手来实现的，很少是把Saul变成Paul的（来自圣经的典故，指原来坚决反对后来成为坚决支持的人），而是靠它的对手逐渐地死亡而新成长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它的思想。我国思想家陈独秀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 1919 年 6 月 8 日 《每周评论》）陈独秀的一生五次蹲监狱，是实践了他的诺言的。 有人很天真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既然我们的政府是提倡科学的，我们的宪法是保护科学的，那么科学上的新思想的传播一定会很顺利的。其实不然，摩尔根遗传学说、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苏联和我国经历的遭遇，就说明新思想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仍然是艰苦的。当前，我们面对和科技腐败的斗争，也是一种新思想与腐败思想的斗争，它一样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尤其是要揭穿那些显赫人物，那些院士、那些书记和校长、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科技腐败和科技骗局，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正是这些历史教训，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新思想传播的环境，人们逐渐总结出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社会生活准则。 学校是生产和传播新思想的阵地，所以在学校里，特别是高等学校里，尤其应当厉行这些原则。蔡元培当年提倡的兼容并蓄、思想自由、民主办学的原则就是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这些原则的具体体现。 为了冲破旧思想，传播新思想，共产党建党早期的革命家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而精辟的阐述。这里我想转载李大钊同志在 1918 年的一篇文章《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与网友共同学习。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1918 年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 自古已然 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像这样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我且举一个近例，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 ' 一样生存 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细胞，却说他们是 鬼子 ，是 夷狄 。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 知识 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 听说日本有个议长，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是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 心理 ，故意来开玩笑。唉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 盲人瞎马，夜半深池 ，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 发展 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学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于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 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藏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 天经地义 与 异端邪说 。这种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 ' 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扼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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