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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兴衰录（四）道教、儒家文化: 自我源于思考 2019-3-4 10:21; 公元前771年，姬宜臼因王位继承问题，与犬戎结盟，击败父亲周幽王，登上王位，称周平王。周平王将首都从镐京（西安附近）迁至洛邑（洛阳附近），东周开始。随后郑国等诸侯国先后崛起，周王室衰微，直到秦国第一次真正统一。各诸侯国竞相发展军事、经济，虽然武器仍以青铜器为主，但冶铁术从西方传入，经过改进，技术水平反超西方。由此农具出现一次大的变革，铁制农具代替了木、石等材料的农具，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农业产量提升，人口增加。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东方文明迎来第一次繁荣。东方文明与自然崇拜在科学文化方面，诸子百家在学术争鸣中产生，与古希腊文明互应。不过，古希腊以商业和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联盟军事力量过于弱小，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立刻就四分五裂，很快被共和制的罗马帝国吞并。华夏文明的源流，有炎黄部落与东夷族两个部分。炎黄部落在战争中获胜，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自然崇拜文化。在夏朝双方再次爆发战争，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彻底走向衰落。商、西周时期，象形文字确立，语言也基本形成。水利工程技术和铜冶炼技术进展较快，农业成为主要工作。游牧、商贸只占极少部分。自然崇拜文化进一步巩固，民间事务以祭祀、农业为主、国家事务以征伐、水利、矿产为主。东周以后，诸侯国差异分化，霸主竞相登场。在自然崇拜文化基础上，结合各国经济特征，形成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诸子百家文化。诸子百家中，孔孟的儒家、老庄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影响最广。儒家希望建立一种王权治理下的美政秩序，即圣王统领，士大夫管理，农工商安居乐业。道家追求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清静无为的人生观。墨家的兼爱、非攻是最早主张人人平等的学说，并且主张掌握自然规律，厉行节约。与希腊文明相比，我国诸子百家并没有形成明确逻辑理论。因为希腊把个体（意识）放在优先地位，至少把个体与社会置于平等的地位。并且积极主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改造。而个体意识的核心，必定是逻辑。他们对于神（造物主）的思考，正是在逻辑驱动下完成的。我国古代文化，崇尚自然崇拜，把个体置于社会国家之下。多在应用的层面上认识客观世界，或者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大型水利工程只是为了治理洪水、增加农业。冶炼技术只是为了军事、农业。而几乎不思考对客观世界进行主动的大规模改造，同时也不去思考“造物主”的问题。这内在地包含了畏惧的因素，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采取的正是回避的态度。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并不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而是以神秘主义为核心。西方的神话、宗教都有“创世说”的内容，就连印度婆罗门教也有梵天创世说。但我国盛行自然崇拜，畏惧神明到“不可揣测”的地步。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据考也是在汉代，在外来宗教（如拜火教、佛教等）的影响下作出的。儒家依附王权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崇尚独裁政治，不但打击百家、独尊皇权，而且迷信神仙方术。农家弟子刘邦与原楚国贵族项羽争霸胜利后，一度盛行的是黄老思想，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尊上古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并兼采阴阳、法、儒、墨等诸家观点，主张无为而治。这成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即“休养生息”。在此阶段，百家学说曾一度繁荣，但墨家等多数学说未能恢复。并且，诸子百家学说，产生于乱世。汉朝一方面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重启分封制，各诸侯再次聚拢人才，觊觎国器，酿出“七王之乱”。显然，百家学说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明显产生许多不适。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理念”，其实质是权力系统过于强大，没有力量监督制约，它必定追求控制力度的扩张，对内集权，对外征战，直到自身的经济、军事、疆域难以为继，然后才在文化上形成疆域相对固化的“大一统理念”。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儒家，曾任刘彻的老师）就向汉武帝刘彻建议，罢免部分“贤良人才“……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董仲舒又于公元前134年向当政的汉武帝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要作法是“表章六经”。前135年，武安侯田蚡再次任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因子，致力于维护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不过，汉武帝为了抑制相权，加强独裁，重用亲近侍臣（生活秘书，伺候起居）。卫青、霍去病虽为外戚，且军功显赫，但被司马迁写入《史记》里的《侫幸传》。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压制诸侯。为了打击匈奴，提高财政收入，又采用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亚于一次变法，其中包含部分官营思想）。还别出心裁，发行过“白鹿皮币”（相当于纸币，很快废止）。同时，晚年患病疑心加重，放纵江充以“巫蛊之祸”掀起大狱。作为汉武帝的托孤辅臣，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任大将军，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争夺权势，于公元前81年，组织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家取得一次胜利。不过，桑弘羊以提高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思想受备受历代王朝重视，即社会治理多采用“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在儒家大臣主导下，才把儒家礼制全面引入王室的礼仪、朝廷官制当中。从而真正确立了儒家的地位。道教受佛教影响而出现当奥古斯都经过长期的继承人问题折磨后，于公元14年去世，其养子提比略继位。他来到元老院，说道：“参议院的元老们，你们把如此巨大而不受限制的权力，赋予了一个仁慈而乐于助人的王子，那么他应该成为参议院的仆人，并且是全体公民的仆人，有时甚至应当成为单位公民的仆人。”虽然在提比略执政期间，基督耶稣被罗马总督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担比略去世时，罗马帝国国库内有30亿塞斯特斯铜币(sesterces)的财富。同样在提比略执政期间，王莽废除西汉皇帝，建立新朝。因人口过多，饥荒下农民暴动不断。西汉宗室也趁机以“光复汉室”的名义举兵。经过一系列谋略斗争和军事战争，宗室刘秀（当时已经是平民，举兵时无马只得骑牛参战）于公元25年称帝，又历经12年战乱，才平定原有西汉郡县，开始休养生息。断袖皇帝汉哀帝去世前一年（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为最早的佛教经文传入记载。王莽篡汉期间，西域断绝，天下大乱。直到东汉政权稳固，大月氏也建立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强国。虽然战乱不断，但丝绸之路并未完全隔绝。热爱文化的罗马暴君尼禄就很喜欢来自中国的商品。公元65年，大月氏的两位僧人，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随东汉使者抵达洛阳拜见汉明帝。公元68年，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创建，这是中国佛教传播的源始。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击败北匈奴，后来又担任西域都护，正式打通了丝绸之路。他还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丝绸之路繁荣之后，佛教传入更广。一开始，佛教主要依附于汉地原有的道家方术，作为祠祀求福的一种祭拜形式而得到发展，史料记载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以斋戒祭祀来奉行佛教。东汉末年桓帝（146～167年在位）同时祭祀黄老与浮屠。黄老崇拜在佛教的影响下，衍变为原始的黄老宗教。佛教传入后，僧人开始对佛经传译，不过侧重于对基本教义与禅观方法的介绍。这也启发了黄老道派人士。在这期间，《太平经》出现。南朝史学家、《后汉书》作者范晔评价说：“（此经）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杂语。” 《太平经》提出了一个有主神的神仙体系，指出修道的人士的修身养性术；另外也提出了财产共有的平均主义理念。同时信奉符咒、方术。虽然其中也有劝人行善，但并没有强调解脱、赎罪，而是以治病、长生为目的。但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式宗教的纲领。佛教这种宗教仪式的出现，以及《太平经》的流传，启发了民间社会活动者以道家的名义组织道教。著名的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与张道陵的正一道（也称天师道、五斗米道）。前者发起了黄巾起义，把东汉送入三国争霸时期。后者在第三代传人张鲁（张道陵之孙）时，占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太平道、天师道、玄学冀州巨鹿人张角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天公将军”，宣扬黄帝执政时的美政（太平社会），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为根本教法，持九节杖，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以符水治病。太平道以“方”为单位组织教徒，每方设“渠帅”统领。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共建三十六方。适逢东汉政治腐败，饥疫流行，短时间内发展了十余万教徒。张角以此为基础，于184年，发布了黄由起义，虽然他本人很快因病去世，起义军也很快被曹操等人击败，但黄巾起义及后续起义瓦解了东汉政权。张道陵本是太学生（汉代太学影响很大，刘秀也曾是太学生），博通儒家经典，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受佛教传播影响，张道陵著写《老子想尔注》，奉老子为道教创始人，尊号太上老君，创立了正一道。后世尊张道陵为“天师”，也称天师道。正一道教义囊括了汉代方式的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方法。因教徒入教需缴纳五斗米，治病也需要五斗米，也被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之孙张鲁号称“师君”，担任天师道最高宗教首领、最高行政长官。初入教徒称“道民”，头目称“祭酒”，再上一级为“治头大祭酒”。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教徒在祭酒管理下，要定期聚会参访。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被曹操击败，约三十万人投降，被曹操整编为“青州军”。公元215年，张鲁向曹操投降，被封镇南将军，迁住邺城，天师道开始向北方传播。在魏晋时期，佛教、道教进一步流传。儒家受到道、佛影响，开始向玄学发展，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玄学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流派，但它亲近宗教，又反过来影响佛教和道教，使其中很多流派，如佛教的禅宗和道教的丹鼎派，转变为修持类宗教。最终脱离了传教式的宗教的范畴。这类修持类宗教，不具备世俗的宗教权，或只具备有限有宗教权（存在于教派系统内），不能影响王权的运行，而只是在王权的许可下活动。三次法难与度牒制度北朝时期，佛教昌盛，王室贵族寡居女子往往到寺庙出家，因而寺庙林立，仅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就建寺一千余所。《洛阳伽蓝记》记述当时繁盛图景。不但建造寺庙，社会还盛行开凿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尽显佛教的影响。北魏太武帝为了增强军力，在大臣崔浩推荐下，立寇谦之的天师道为国教，更在公元446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不过，新帝又复兴佛教。公元572年北周武帝杀权臣宇文护后，召集佛、道、儒派别人士会议，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两年后，下诏灭道、佛二教，令道士、僧人还俗、服役。周武帝的亲家隋文帝杨坚小时在寺庙长大，所以崇信佛教。隋文帝的外甥李渊建立唐朝，自称是老子后代，尊奉道教。不过，佛教在唐朝因玄奘西天取经而兴盛。因武则天曾经为尼而宣布“释教宜在道法之上”。但是，唐代皇帝为了控制宗教，出台了度牒制度。度牒是政府发给出家宗教人士的凭证，为他们建立簿籍，统一归祠部掌管发放。不过，管理并不严格，并且，官府可出售度牒，增加财政收入。公元819年，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但未能阻止唐宪宗把舍利供奉到皇宫里。这引发全国性的宗教狂热。公元842年起，唐武宗开始下令拆毁寺院，强迫僧侣还俗。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自宋代以后，进一步严格了度牒制度，佛教、道教各项教义、仪式、制度已经具备了今天的雏形。到了明代，取得度牒甚至需要通过考试。宗教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摆设。而民间的秘密教团，则与反抗力量结合，或者与成为黑社会性质的道会门组织。宋代儒家的朱熹推出了理学，在广大乡村中贯彻宗法制。士大夫的科举制消灭了贵族集团，底层社会的宗法制抹去了个人主义，二者结合使我国社会进一步固化。宋朝商业繁荣，科技发达，而即将来到的蒙古大军，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先进技术传向西方。可中国文化，却因为科举制和宗法制，丧失了进取心，变得更加封闭、保守、自大。; 个人分类: 社会科学|2310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 benlion 2016-1-7 08:20; 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是走向知识化社会。儒家的核心不是具体的教条，而是创建了知识分子走向社会管理的文官模式，本质特征是不论出身，只论学识和管理才能。近现代欧洲文明发展的核心因素是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尤其作为客观科学的建立，在体制上是政、教、商的分离，只有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商业的宗教和教育、学术和科学，才可能比较客观公正。然而，一个逆知识乃至反知识，包括，海外经历 – 直接和间接经验是新的知识和见识，那么，就难以客观公正，难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目前，中国已经经历了2个30年的发展，而进入了第3个时期，即，知识发现与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科学和技术是生产力，也就是知识创造价值，劳动的集中体现就是人承载的知识和技能 - 即，信息的知识特征。科学，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工程科学等，狭义的是牛顿以来的科学，广义包含了古代中国的贡献（卢嘉锡《中国古代科学史纲》） - 尊重科学，也就应尊重历史事实。 - （01/07/2016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人类历史|310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 热度 3 lvnaiji 2015-12-13 08:20; 吕乃基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那样深深陷入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之中，或爱或狠，如此纠结，难以自拔。若是如哲学那样把传统文化区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上述纠结或许可以得到缓解。目前对传统文化的争议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在伦理道德领域，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博主已经在一些场合（当代中国诚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原文刊《艺术百家》2012，5）分析了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之所以有效与否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近日，博主有幸拜读了王礼强博士的大作（初读王礼强博士《仨源论与仨源易经》有感），有幸拜读了 wangbin6087 的论文，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思绪脱颖而出。如果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引向较之儒家文化更为古老的河图洛书和易经，也就是引向本体论和认识论，则不仅可能减少争论，而且有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进而在世界范围发挥影响。首先，从争论的对象而言，相对于伦理道德，本体论和认识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较远（不是完全无关），不致受到如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从争论的主体来看，面对客观且较少涉及利益之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有可能因而平心静气较为理性。所以，如果暂且搁置儒家文化之争，沉下心来面对传统文化中涉及本体和认识论的部分，或许更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发掘，以及有助于当代中国人站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以象思维认识、理解自己与世界，并与世界相处。此处的关键在于两点。其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对于实践范畴的客观性，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本体论和认识论总在“默默地”发挥作用。其二，虽然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体系较之西方远没有“编码”，但相对来说，本体论和认识论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儒家文化则是嵌入于特定语境之中为特定人群所共享的编码知识（参见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和中国－知识论之二）。换言之，相对于儒家文化，河图洛书和易经更容易克服文明之间的壁垒，跨越时空，走向世界。其次，一个越来越清晰且得到共识的事实是，迈向后现代的人类社会正在向着传统进而前传统，向着远古辩证复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象思维”（由今人提炼概括）缘起于儒家文化之前，更原始，因而也就在后现代的今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有言道，“言必称希腊”。就理性、天人分离，以及个人本位而言，此言不虚，希腊开人类社会之先河；然而，在人类社会步入后现代，更多关注形式逻辑和“非此即彼”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原始思维》、《野性的思维》，参见逻辑思维与 “ 野性思维 ” 之一：呼唤野性思维等）之际，在走向天人合一之时，以及当社群（如形形色色的微信群）如雨后春笋，人类命运共同体呼之欲出的今日，有必要由希腊继续回溯。在回溯的旅途上，河图洛书、易经，以及象思维赫然耸立。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必须直面一个绕不过去的观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哲学中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唯有伦理和孔孟之道。就儒家文化而言，确实如此，李泽厚曾以“情本体”应对。问题在于，由希腊继续回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各民族中，本体、认识和实践的区分都是越来越模糊，真善美处于原始的混沌之中。河图洛书和易经，既是本体，也是认识，同时也是实践；而象思维，所对应的是整体、复杂、演化和涌现的对象；象思维，是认识，同时也是实践。现在的复杂性科学难道不也是如此？譬如耗散结构理论，研究非平衡热力学，属本体论；体现并培育一种不同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过程；分岔点上的选择和协同学的吸引子，分明属于实践范畴。不仅如此，在河图洛书、易经和象思维中，处处可见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本体、认识与实践合一；更重要的是，主体既在对象之外，又与对象不可分割，成为一个整体。环视世界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不由得向我们祖先发出由衷的赞叹。在此意义上，中国与其在世界上到处开设孔子学院，宣传在内容上不被认同，在形式上难以共享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不如自己先细细专研自家前传统的宝库，让河图洛书、易经和象思维走向世界。毫无疑问，河图洛书和易经绝非无可挑剔，存在缺陷并夹杂着后人种种曲解和牵强附会，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洗礼；象思维也有待完善，以及与其他思维方式的兼容。河图洛书、易经和象思维均有待与复杂性科学和高技术结合。; 个人分类: 交叉|4026 次阅读|15 个评论

"听话"意味着死亡——从韩国沉船看儒家文化: 热度 2 ssglwu 2014-4-23 06:38; 听话意味着死亡——从韩国沉船看儒家文化吴国林据韩国《中央日报》 2014 年 4 月 22 日报道，一些抵达现场救援的其他船只的船员说， “ 岁月 ” 号沉没前，已有不少船只在现场准备施救。与 “ 岁月 ” 号相距 50 米的另一艘油轮曾鸣了几次汽笛，提醒客轮旁边有施救的船只。但很少有人跳船。在幸存乘客中，不少人正是因为没有听或者无视船方指令，反而获救，包括一些私自到甲板上抽烟的淘气学生；而多数学生因为听从指挥与客轮一同沉入海中。客轮发生严重倾斜后，船上 300 多名学生中大多数仍然按照船方指示没有动，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反而因此获救幸存。这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知道，在东亚文化（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的文化）都包含了相当多的儒家文化因素， “听话”是一个重要特征。在长幼尊卑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中，从家庭、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培养学生“听话”的：在学校中，听老师的话；在工作单位中，听领导的话。于是，来自上级和权威的要求往往不会遭到质疑或挑战。在 “ 岁月” 号客轮上，不少乘客完全服从船方指令，因此失去逃生机会。而不听话反而获救。正是在家庭、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培养学生“听话”的，因此，这些学生从根本上，缺乏创新能力；即使能做的创新都是小打小闹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创造。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原处于世界经济第二的日本，最终要走向衰落。中国的教育同样注重“听话”，以至于到了研究生阶段，让学生提问，学生已经不会提问了。韩国“岁月”号沉船的一个重大启示是： “听话”意味着死亡，这一结论对于科技创新同样适用。事实上，《国际歌》唱得很清楚：不要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主张“听话”与“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点可见《论语·颜渊》第十一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是一个基本理念。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因此，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看，一是必须批评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并给予大力剖析和批判；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要给予大力弘扬。; 个人分类: 追求真善美|4088 次阅读|13 个评论

也谈谈“信任，真的这么难吗？”: 热度 4 张能立 2013-10-7 23:22; 科学网著名博主北大张海霞教授，最近写了一篇谈信任问题的博文：“信任，真的这么难吗？”（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730118.html ）。文中描述了全家自驾到到驰名中外的西北沙坡头景点发生的故事。到了沙坡头风景区，张教授全家本来是准备坐“羊皮筏子”领略黄河风光的，但看到排队的人太多，于是改变主意，不坐“羊皮筏子”，想将已经买的票，无偿送给没有买票又准备坐“羊皮筏子”的游客。连送了好几家，都没有如愿，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张教授才将票无偿送出去。张教授有感而发，写下了“信任，真的这么难吗”一文。有意思的是，张教授在文中还记述了，其先生因为不相信交警的话，走了很多冤枉路。张教授为了劝其先生相信交警的话，动情地说：“你就相信政府一次能怎么样？”，但是，其先生仍然没有选择相信政府（交警）。想到张教授在科学网是以革命科学家面目示人，如果连她的先生都不愿意相信政府（警察），那真是可以说，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信任，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国社会信任指数是否继续低走，这个恐怕没人能够说清楚。不过，即使是以革命正能量在手的张教授，也仅仅只是劝先生相信政府一次，就更值得让人三思。无须讳言，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处于非常低的境况，这是活生生的客观事实，不然，也不会大量出现爷爷奶奶晕倒在马路，行人也不敢上前施救和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张海霞教授在文章最后写道：“期望分享这个故事，引起大家的深思：让我们之间多一点儿信任吧，这不难！”。张教授解决信任危机的方法，只能说充满革命的浪漫气息，事实上，如果解决这么一个疑难问题的方法如此简单的话，那么，信任危机本来就不会存在。为什么中国眼下信任危机如此之大呢？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虽然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但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对于当今国人行为有极大影响的儒家文化和革命文化，与现代化文明社会格格不入造成的。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中国人，自小接受了两种文化教育：儒家文化和革命文化。儒家文化是通过家庭教育传承，革命文化是通过学校教化。笔者自小就被长辈灌输，哪一家与自家是什么血缘关系，是否出“五户”，姑父比姨父要亲一些等等这类传统文化观念。事实上，农村人就是通过血缘和地域的远近确立信任等级。笔者这个年龄所受的学校教育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及“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等等。虽然时过境迁，看似各个方面变化很大，其实，还是有两条基本的信念没有变。这两条信念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和“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包括笔者在内，因为接受了这样的道德或政治说教，革命警惕性特别高涨，即使遇到了张海霞教授这样的无私奉献，内心仍然打鼓：张教授这样做，是不是别有用心的呢？因此，最终也不敢贸然接不要钱的门票。其实，国内政治教育一方面继续灌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另外一方面也正在与美帝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样新型的中美关系（“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布鲁金斯学会演讲”： http://news.163.com/13/0921/16/99AFQODJ00014JB5.html ），并且还要“我们还应积极引导各自民意，让支持中美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不断壮大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这种互相矛盾的教育让学生无所适从，因为学生如果信了教科书上的观点，美帝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学习了中国外长的讲话，美帝不仅不是敌人，而且还是朋友。于是，学生脑子里面的思维，就像周伯通双手互博一样，一种声音与另外一种声音互相博斗，彻底迷糊了。价值观也跟着乱套了，最终只相信利益观：“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从而彻底沦丧为经济动物。客观地说，中国近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不论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实力，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中国即使已经达到了小康社会，仍然是前现代化社会，继续向现代化文明社会迈进，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不过要想实现张海霞教授期待的全社会普遍信任的目标，中国文化就要从基于血缘和地域关系的儒家文化和基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化，进化到基于人类普爱和普世价值的文化。历史一再昭示我们，只有基于人类普爱和普世价值，才能实现全社会普遍信任，舍此，并无它途。换句话说，在中华民族真正迈入现代化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和革命文化，将始终起着阻碍作用。如果我们民族不去掉儒家文化和革命文化，即使我们从物质层面迈入现代文明社会，其实，仍然是一只脚在里面，另一只脚在外面。; 个人分类: 教育|2859 次阅读|8 个评论

民族复兴需要怎样的文化: 热度 5 heitiedan2012 2012-6-22 15:49; 《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报道，题为《民族复兴需要儒学》。文章是对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座谈会的纪要，来自不同单位的学者对这本巨著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报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结合。有人说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接受儒学，接受儒学就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话固然有点绝对，但是这也说明，把工业化初期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已经在中国畅行近两千年（儒学的出现要早些，但畅行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开始）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何其难哉。报道中提到中国的儒学曾经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有机地融合起来的事例，这大约是指禅宗了吧。现在东亚的佛教大都与禅宗有关，与东南亚的小乘教距离较远，与中国文化距离较近。禅宗对佛教经典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把中国儒家思想融入进去，也使中国的佛学有了一个新的高度。禅的思想其实更着重于世俗生活态度，或者说用儒家的思想来解读佛学经典，或者说用佛学思想来看待有着浓重儒家气息的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是讲入世的，佛家是讲出世的，但是禅宗既有入世，也有出世。要不贾宝玉为什么在看到林黛玉和史湘云为了他的一句话都不太答理他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带有禅宗味道的偈语。有人说，这篇偈语中的思想是庄子的，但是实际上禅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或者从某种角度上看，禅的思想中有些因素与庄子也是有契合的。佛教入中国，到了南朝时才有禅宗的形成，历时数百年。而马克思主义入中国方一百年左右，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达到某种契合，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吧。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早已不是新鲜话，老蒋当政的那时候就说过好多遍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还是有很多适合之处的。当然，要把马克思主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互补的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要瓜分中国，中国面临着救亡图存的艰难局面，过去的传统文化也力尽艰难，寻找一系列方式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改良，而辛亥革命则是完全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变中国，这些做法在根本上都失败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单纯的传统文化与单纯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如果从文化上来看，虽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对于中国的现实状况，是管用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互补作用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新世界观，对于受到资本主义侵蚀的中国，有一定的特殊的疗效，它的把辩证法包括在内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也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传到中国，立刻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接纳。这种欢迎与接纳还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模仿，与中国资产阶级欢迎与接纳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情况还不太一样，辛亥革命基本是全盘模仿西方意识形态，虽然它也有最终推翻封建王朝的意义，但不能彻底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根本。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方面，就比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改造，有着彻底的和全新的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新思想。虽然两者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儒家文化中对“仁”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对社会生产及整体社会危害的批判，也有一定的共鸣。要不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热情的爱国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运动之中，不怕流血牺牲，除了对社会不公的义愤之外，更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思想的强烈吸引与向往。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有一种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即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认为，在今天倡导传统文化，就是坚持传统文化中的一切观念，而且不能做任何的改变，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文化的产生与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时代发生变化了，原有文化的内涵是肯定要跟着变的，坚持原有因素的一切，是必然脱离现实社会的。因此，提倡传统文化，也离不开结合现实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不是僵化地所谓死守。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全部，也要结合现实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现实的发展，运用其核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问题，并力求解决这些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当然不能让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缺席，但是这个传统文化一定是要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相结合，才有这样的生命力，这些先进文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世界文化中新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现在我们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初步的，还显得有些生涩。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长期不懈地努力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辉煌的成果。; 2477 次阅读|8 个评论

平江私塾: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2-6-3 22:01; 蔣科學按：我在接觸一犁教育的鐘武強博士的時候很奇怪，他們爲什麽能把儒家的教育落實在生活中，爲什麽國內那些名牌大學的名教授們做不到？鐘博士告訴我們，他們這些都來自湖南平江現在仍然活著的習俗，那裡的人們還在用著儒家的家禮，還有傳統的私塾，他們不過是把平江私塾的那些內容搬到了長沙而已。這讓我喚起了我對平江私塾的興趣，在網上找到了一篇報導，挺有意思。平江私塾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小时候受教育的 “ 学校 ” ，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象谁也不甚了了，因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 —— 一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打 —— 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独中，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于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 “ 都都平丈我 ” 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百姓则随便进村里 “ 子曰店 ” （齐白石小时侯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侯上的是家塾，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 “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 ” 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这种村塾的老师。比起今天的学校来，私塾教育当然是一种旧教育，但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识字作文，大体上都要从这里过过，从学徒和账房先生，到富商大贾，从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头甲进士，还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学者硕儒都可以说是私塾的 “ 同学 ”“ 校友 ” 。一种出了这么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础的学校形式，无论有着多少的毛病，看来还是不能用一个 “ 旧 ” 字批掉了事。其实，那一代由私塾转学堂的新文化人，对私塾的评价并不一致，就说共产党的两个 “ 农民运动大王 ” ，彭湃将私塾说得一无是处，而毛泽东则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并不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还是喜欢旧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些关注过私塾学人的印象里，经过几代新教育的扫荡，尤其是解放以来新教育的普及，在这个世界上私塾已经变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的古董。　　当听去湖南平江拍电视的妻说起那里竟然现在还有私塾，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直到她将平江私塾的课本给我拿了回来，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总是觉得那里存在的应该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经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办的小学，可是，翻翻那些课本，又分明是 “ 幼学 ” 、 “ 纲鉴 ” 和四书一类的东西。横竖总是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到平江去亲眼看看。　　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的湖南一侧，县城是罗霄山脉中的一个脚盆，汨罗江城中穿过，有山有水，风景煞是好看。不过平江的出名，还在于当年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现在的人之所以知道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 1929 年彭德怀在这里拉了一个团的军队闹暴动，上了井冈山。现在的平江县城跟眼下中国所有的小城市都差不多，一样的水泥路，一样的贴了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楼，街上多摩托三轮，也多叫不出名来的进口轿车。我当然没有期望在这样一个洋土结合的城市能得到什么收获，落下脚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陪我下乡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达老人，他曾经做过平江的水利局长，退休以后一直在四乡从事各种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业，平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历史和现在，仿佛都在他的肚子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实。　　平江的乡下，非常的安闲，每个村庄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脚和田间，虽然有不少新盖的贴着瓷砖的小楼，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墙的老房子还在唱着主旋律。彭以达告诉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 “ 教老书 ” ，是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　　果然，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为教室的农家厅堂，看到了想象中私塾里捻着山羊胡子的教书先生，只是没有穿长衫，看到了 “ 各逞好喉咙 ” 的学生，只是脑后没有辫子。跟我们正常的学校不一样， “ 教室 ” 里没有黑板，私塾没有年级之分，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时老师 “ 单兵教练 ” ，根据学生的程度而单独授课，教完了就自己背书，有念《三字经》、《神童诗》的，也有念《论语》、《孟子》甚至《左传》的，大家念起书来，跟学校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真是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汇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片什么也听不出来的嗡嗡声。到了这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段描写： “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 ‘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 的，有念 ‘ 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 的，有念 ‘ 上九潜龙勿用 ’ 的，有念 ‘ 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 ’ 的 …… 。 ” 很熟悉的内容，到现在才明白原来里面所反映的私塾教育的形式。私塾的课本大多是线装的古书，以四书五经居多，在一位私塾老师的书架上，我还发现有《六言杂字》这样完全以农村常用字为内容的传统蒙学课本。还有一些课本是老师自己用蝇头小楷抄的，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选录古文》，辑录了一些先秦、两汉以及若干韩（愈）文，从中可见私塾教学的艰难。另外，在私塾选用的课本里，我还发现了民国时代北新书局出的活页文选，似乎在告诉我平江私塾不寻常的历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课本中，还有一些老师自己编的东西，如平江长田乡高坪村的 82 岁的彭熊滨老人，就自己编了一本，课本没有名字，但里面设了天文、望雨、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寿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下面还有问答题。课本的内容大多是古书上的老生常谈，比如 “ 女子 ” 项言道： “ 男子秉乾之刚，是说男主于外属乾而刚。女子配坤之顺，是说女子属于坤，当以顺从为道。 ” 如果今天的妇女干部或者女权主义者听了，恐怕要提抗议的。但有些条目则明显受了新学的影响，比如在 “ 天文 ” 项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电母所致的观点，认为那是迷信和神话的 “ 唯心论 ” （原文唯心论的心被写成 “ 新 ” ，不是编书的老师没文化，而是他们对解放以来的政治教育有着农民式的糊涂），而 “ 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天空中的阴电和阳电相碰到，发出爆炸声即成雷。 ” 这个条目后面有两个问答，　　虹是怎样凝成的？　　雷的发声是怎样响的？　　编者都用尽可能用 “ 科学 ” 的观点给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这些条目的解说中，编者特别注重对古代称谓和相关的成语的介绍，比如在 “ 朋友宾主 ” 项，就特意介绍说 “ 两下能同心一致叫 ‘ 金兰 ’ ，父亲的朋友叫做 ‘ 父执 ’ ，自己的同事叫做 ‘ 同袍 ’ 。 ” 而且 “‘ 心志相孚 ’ 、 ‘ 刎颈之交 ’ 、 ‘ 胶漆相投 ’ 、 ‘ 总交之好 ’ 这都是说朋友的深交。 ” 很明显，这种解说都是为了教学生 “ 对对子 ” 做铺垫。　　对对子和学应酬是平江私塾学习的重点。对对子是传统私塾必修的课业，开笔作文，就是从对对子开始，一般要从一字、二字、三字对上去，一直对到七字，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 “ 对课 ” 。对对子既要讲究平仄和对仗，又要讲究合辙压韵，是做律诗的基本功，也是做八股文的基本功。后人在吹捧名人如何早慧时，往往要提及他们蒙学时代对对子的 “ 光辉事迹 ” ，如康有为以 “ 鱼化龙 ” 对 “ 柳成絮 ” ，鲁迅以 “ 比目鱼 ” 对 “ 独角兽 ” ，毛泽东以 “ 修身 ” 对 “ 濯足 ” 之类，可见其在过去国人语文训练中的地位。　　至于学应酬，实际上就是学礼，类似于先秦 “ 儒 ” 的专业，即在村人婚丧嫁娶和祭祀的时候唱礼，主持仪式。还要包括办这些事情所有的文书，即各种联、帐、文告的书写张挂。分为祭祖礼仪、丧礼礼仪、婚礼礼仪等等，有的功夫深的先生还教祭神礼仪。学应酬关键是背熟各种仪式过程，懂得一应文书格式，光在课堂上学不行，老师还时常带领学生实习 —— 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几次婚丧嫁娶下来，也就喊得很像那么回事了。到此，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说 “ 知书达理 ” ，原来那个 “ 理 ” 应该是礼仪的 “ 礼 ” ，当然，懂了 “ 礼 ” ，自然也就明白了 “ 理 ” 。　　私塾的学生以 13 、 4 岁的居多，个别大的 20 出头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 1982 年班 21 人中，小学程度的 18 人，上过中学的只有 3 人。 1987 年班 21 人中，小学程度 12 人， 9 人上过初中。 1988 年班 20 人中，初小程度的有 13 人，上过初中的 7 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平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由于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点 “ 问题 ” ，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 “ 贱民 ” 和准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 “ 扫盲业余班 ” ，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进入 80 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 1 角，后来涨到每天 1 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私塾每年上课不过 100 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为什么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随着 1905 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尤甚，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幅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 “ 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 ” 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祝贺。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拉不下。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联和挽联就只能用 “ 铺天盖地 ” 来形容了。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 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 ” 　　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作画的农民，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也许所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细绳上插一柱香，作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 “ 当 ” 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作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在来平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作完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让我作诗而且留下 “ 墨宝 ” ，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缝去钻的份了）。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作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评头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影响。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　　 “ 三三两两结成群，父子兄弟入赌城。六亲不认还犹可，勾心斗角昧良心。 ” 这是抨击不良风习的。　　 “ 谷贱伤农叹世微，农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价超粮价，辛苦耕耘收入低。 ” 这是暗讽有人操纵化肥价格的。　　 “ 东邻昨见鸡生凤，西院今闻马变牛。北国三冬穿裤衩，南疆六月裹皮裘。春来瓦垅益栽树，秋至阳沟好驾舟。君若有心随我去，但凭巧舌不须忧。 ” 这是讽刺说大话的，估计跟某些干部的 “ 政迹工程 ” 有关。　　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 “ 多事者 ” 在后面品头品足，说三道四，总比没有要好些。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 “ 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 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 “ 知书达理（礼） ” ，掌握了话语权，能讲理。实际上，在这些作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昔话语的残存。　　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 —— 上首是 “ 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 ” ，落款则是 “ 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 ” ，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 “ 喊礼的 ” 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幅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是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的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 “ 交易 ” ，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 1905 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 “ 旧教育 ” 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的被弃之如敝履，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 “ 旧教育 ” 才被彻底地驱逐出 “ 教育战线 ” ，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　　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 “ 失败 ” 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 9 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 6 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淑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 1998 到 99 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　　 “200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小雨　　一个月又匆匆地过去了，新的一月又来临了。这个月能够搞多少钱，那还是一个梦，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 我在这里当打工仔，饭还是能够吃饱，但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做事要看别人的脸色。打工是非常辛苦的，现在正是冬天来临，呼呼的北风，吹得浑身冰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要想脱离苦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自己争取，不能守株待兔。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这与人处世是一样的，不能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要重新再来，不达目标就不放弃。 ” 　　 “2000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晴　　眼看一天天的过去，既没有事做，又没有钱赚。白天连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真是闷死人了。只好整天在床上睡觉，吃三餐饭，就这样一天天的光阴浪费了。在这里工作，只是人生的第一步阶梯，在这里见识一下世面，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 …… 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那么人才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化的走向。 ” 　　虽然文字还很幼稚，但行文已经相当流畅，基本上没有错别字，思想表达和成语的运用也都不错。第二个例子是长寿镇的刘伟东，当我去访他的时候，这个当年学校的淘汰生，已经是镇上农民诗书画协会的成员了，下面是他的两首诗：　　打工纪实赴广离湘十几天，未曾进厂夜难眠。风餐露宿毋须记，最怕招工上黑船。　　丰收自叹日出而耕日落归，总期时雨润苗肥。艰辛换得丰收果，硕鼠便便我却饥。　　这样的诗如果放到我们的诗人堆里肯定不算什么，但其清新和真切却不是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玩出来的。看来，私塾教育在语文教学方面，效率还是蛮高的。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 12 岁的时候从私塾转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 “ 早晨和雄鸡 ”——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 …… 。弄得他胃口直倒。看来，在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有效率上的问题。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 “ 妖孽 ” 和 “ 谬种 ” ，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30 年代的时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好 —— 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放得更远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借鉴。　　实际上，平江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是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过去的旧教育，看来并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附庸，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农民方面讲，讲理与讲礼，是农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为的一道防线，即使在今天，在讲求诗礼的平江农村，某些被我们不耻的旧道德也很有市场，而农民的诗书画协会之所以能形成某种隐形的舆论压力，跟此地有 “ 讲理 ” 的氛围，而农民也善于 “ 讲理 ” 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古代， “ 礼 ” 本身就蕴涵了 “ 理 ” 。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过于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任何人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每每大力抛掷的结果是传统中象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恶心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你的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恶俗的尾巴，令你当众出乖露丑。所以，即使在学人们已经纷纷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对传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传统的风俗礼仪又在大规模地复兴，连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作法也袍笏登场，党员干部厕身其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却呈现离析的状态，农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围变得越来越淡，原本对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农民，居然可以坦然地 “ 杀熟 ” ，甚至坑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我们国家高速度的现代化发展而进入现代的门槛，但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却基本丧失了，热热闹闹的婚丧嫁娶，只剩下了一个恶俗的空壳，人们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内涵毫无所知。我们替农民抛弃了传统，粉碎了古老的乡社结构，甚至扫荡了农民的宗族组织，将他们圈进了一个半军事化的集体化空间，当这个空间和相应的革命话语失效时，农民离传统已经太远了，他们想要找回过去风习，但只抓到了几分皮毛，既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又难以找回本属于自己传统话语。传统的士子已经没有了，传承昔日风习的文化内核也没有了。　　我想，在国家还没有将所有农村的人们变成欧美式的公民之前，拥有私塾的平江农村是有幸的。（注：本篇转载绍南文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6f1c6e0100jv13.html; 个人分类: 傳統國學|3088 次阅读|9 个评论

做《论科学与科学精神》学术报告: 热度 1 ssglwu 2011-11-28 07:47; 吴国林受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南校区执行委员会学术科技部邀请， 2011 年 11 月 10 日我向学生做了一场《论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到：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阐述了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不足；科学之所以在西方产生的原因；按照狭义的科学定义，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中国古代也缺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本质是一个退化的纲领，一种保守的文化，不可能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现代科学；靠儒家文化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必须吸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等等。同学们对包括薛定谔猫在内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提问与讨论。照片来自于学生会提供.; 个人分类: 学术报告|3376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精神懈怠”是改革大敌: 热度 1 ssglwu 2011-7-14 10:02; 吴国林 “ 精神懈怠 ” 是改革大敌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detail_2011_07/14/7678180_0.shtml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历经三大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穿越 90 年激流险滩，行走在一段相对开阔平静的水域。枪林弹雨的考验已成往事，筚路蓝缕的建设写入历史，但是，新的航程中，风险与挑战并未减少。正如先哲所言： “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 ” 。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惕 “ 精神懈怠 ” 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要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未来不到 40 年时间里带进现代化。巨大的社会转型隘口，发展的矛盾与问题 “ 世所罕见 ” 、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 前所未有 ” 。如何克服倦怠情绪保持旺盛斗志，以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深化改革中不断闯关夺隘，历史的责任就这样现实地摆到我们面前。中等收入的 “ 拉美陷阱 ” ，以权力支撑财富的 “ 西班牙幻影 ” ，创新乏力的 “ 日韩困境 ”…… 当改革从 “ 摸石头 ” 进入 “ 深水区 ” ，各种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现代化关键期，如果不能顺利转型乘势而上，就可能不进则退，失去发展的机遇，陷入长期的停滞。反观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的躺在功劳簿上当 “ 太平官 ” ，患得患失不敢改革；有的面对风险难题当 “ 葫芦官 ” ，畏首畏尾不愿改革。民谚为之画像： “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 ” ，群众讥之为 “ 庸官 ” ，讽之为 “ 昏官 ” ，既责其尸位素餐，更忧其贻误发展。 “ 政怠宦成 ” ，或因既往成就遮住了视线，或因既定格局缚住了手脚，更深层的原因，是囿于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中，利益不断分化，主体日益多元，诉求日趋多样。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政务、财务透明化到收入分配合理化，很多改革必然触动个别利益、涉及深层利益，带来阵痛甚至风险。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 “ 禁区 ” ，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 “ 雷区 ”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面对大有可为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 “ 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 的要求，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永久奋斗的朝气，才能打破利益的樊笼，克服前进的阻力。假如让精神在利益的温床上懈怠下去，只会滋生暮气、惰气甚至邪气。对于可能出现的骄逸和懈怠，我们党始终高度警惕。从毛泽东同志勉励全党 “ 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 ，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 “ 闯的精神 ” 、 “ 冒的精神 ” ，要有 “ 一股子气呀、劲呀 ” 。保持 “ 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 ，是一个决意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政党必须一以贯之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曾开出根治 “ 精神懈怠 ” 的药方。 1945 年，黄炎培到访延安，发出周期率的警思： “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 …… 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 ” 毛泽东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新路， “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60 多年前，我们党曾将夺取全国政权喻为 “ 进京赶考 ” 。今天，历史条件变化了， “ 赶考 ” 的精神没有过时。靠人民的监督警示自己，以人民的期待鞭策自己，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以百倍的勇气推进改革大业，以振奋的精神赢得未来。; 个人分类: 科学技术的哲学与教学问题|1501 次阅读|1 个评论

能说儒家文化不是文化吗(转载): felix75 2009-6-30 22:12; 日前，有人在网络博客上发文提出，儒学所敬畏、赞美、提倡和强调的，与进化、改善、发展之自然规律完全不沾边，甚至蓄意反对自然。因此，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伪文化。能说儒家文化不是文化吗？当前，我国的国际地位日渐上升，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被国人和世界认可。在此情形下，有如此激烈地反对儒家文化的观点，真是令人感到遗憾。不过，对儒家文化有误解，或许事出有因。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把国家的积贫积弱一味地怪罪到儒学身上；文革时期批林批孔，使人们看到了被极尽丑化的孔老二。另一方面，国人大多数没有认真研读过《论语》等儒家原典，缺乏儒学的基本学理性常识，道听途说会带来支离破碎的认识，从而导致对儒家文化的偏见、误解，甚至于歧视。应该说，儒家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自然有其独特魅力。儒家文化是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蕴含着大智慧。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保持内心的敬畏，但是却敬而远之，更注重现实社会。存而不论，正是儒学的高明之所在。不否定鬼神，使得中华传统得以包容各种宗教；而敬而远之则使得中国人不重来世，不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因此得以摆脱宗教政治的牵扯。轻鬼神、重人事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将人的地位置于世间万物之上，体现的是入世之学，是一门宝贵的世俗学问。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学说贵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促进人类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而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道德要求，则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不是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它是指君王、大臣、父亲、子女都要尽自己责任，各尽其职，各守其本。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敬业守位，社会自然安定和谐。贵和思想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践行中庸之道。中庸不是一分为二的折中调和，更不是骑墙或者滑头，而是不走极端，不偏激。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不行，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应该拿捏好尺度，做到恰到好处。贵和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孔子称道颜回的话，在让人们深深敬佩颜回安贫乐道精神的同时，也错误地以为儒家只重义、不重利。其实，儒学认可并尊重人们对名利的追求，只不过强调要靠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合法的利益。孔子曾半开玩笑地说，富贵若可以正当的途径得到，哪怕是做一个市场守门人也愿意。不义而富，于我如浮云。如果通过不道义的手段获得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般。这是一种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价值观，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为可贵的是，儒家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强调经济上的富民、惠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儒学义理合一的价值观尤显可贵。如果人人都能在追求名利的同时，不忘社会道义的担当，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儒学经典《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从自我修身开始，扩大到经营家庭，再扩大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种人生规划以自我为中心，逐渐向外延伸，有很大的伸缩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困潦倒时，提高个人修养，显达时造福天下百姓。无论境遇如何，皆能安身立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身处逆境，不怨天，不尤人，不患得患失，而是君子坦荡荡，以一种达观的心态来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像苏轼、柳宗元等志士仁人为什么被贬谪，仍能笑对忧患；面对国家危难、百姓困苦时，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的精英，正是在儒学所提倡的这种人生理念指导下奋斗不息。儒家强调胸怀大志，积极进取。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凭着坚毅执著的精神，为了目标全力以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具体的奋斗过程中，则强调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处事时不拘泥，懂得变通，且应经常躬身自省。同时，对得失并不过分计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儒家睿智的生活哲理包含着行为的奋进有为，处事的通达权变，心态的平和从容，这对浮躁社会下的每一个人都有启迪意义。事实上，儒学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文明理念在本质上是相契合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应摈弃，反而应该认真学习和提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的价值会进一步显现，影响会更加扩大。(王红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个人分类: 国学|212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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