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童庆炳

标签: 童庆炳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 tongqb 2009-7-11 17:40; 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北师大文学院举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自１９７８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再与世界隔离，当代中国文学也不再与世界隔离。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向世界，受到外国作家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文学和理论潮流也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和理论家的关注与研究。文学创作界和理论界这种互动是空前的。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应有的环境与氛围。特别是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推动了这种互动的过程。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在这种新的开放的环境和氛围中，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凸现出来了。文学的世界性是多元的聚拢，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丰富性的结合。这里没有霸权，没有独尊，没有一言堂，没有你死我活，有的是对话。对话是生活的本质，也是现代性的本质，理所当然也是文学世界性的本质。换言之，文学的世界性我更喜欢把它理解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平等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可能有同质性的成分，也有异质性的成分。其中我认为异质性的成分是更为重要的，各民族都把反映本民族生活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拿出来，那么全世界的读者就能欣赏文学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就能听到众声繁会的奏鸣曲。如果说文学的世界性是大海的话，那么不拒众流方能成其为大海。如果文学的世界性好的很的话，那么，好驴马不逐队行，这是明末清初王夫之说的一句话。我的意思是说，在世界文学的大海里，具有民族性的成分越多，各具特色的东西越多，那么文学的世界性也就越强。即使是普适性的东西，如关注个人自由、社会公正、生态文明，关注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一句话一切衔接世界文学的主题，也要有不同的描绘，不同的情调、不同的韵律、不同的色泽。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世界性，那么当代中国文学怎样才能具有世界性呢？那就要尽量拿出中国自己的货色来。就是说，我们只能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的独特性走向文学的世界性。那么在走向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上，我们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检讨中国当代文学有那些不足，妨碍我们走向世界？我认为必须深入回答这些问题。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新时期三十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品，特别是80年代初、中期，每一篇优秀作品的产生，都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争相阅读。作品中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艺术如潮水般涌到读者的面前，让人倾心，让人激动，让人难忘。但九十年代后，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比较优秀的作品也时有涌现。但总的说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加上影视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所形成的挤压，文学或多或少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吸引人的魅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得各类奖项的作品大大增加，读者却掉头不顾了。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是不是文学在电子的媒体的挤压下真的要走向终结？我认为不是。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大部分太平庸，不能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太缺少新的元素，不能紧紧地吸引人的眼光。所以我认为，文学创作如何增加时代的精神新元素和艺术新元素是提高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的文学如何能更好具有文学世界性的关键所在。关于新的思想精神元素的深刻发现。深刻地钻研和理解当代中国及其复杂的生活，应该是作家们首先要做的功课。在新的世纪，中国的现实不但与十七年完全不同，也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不同。我们面临一系列的双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市场经济，可勿容讳言仍然残留庞大的官僚体制的权力，这中间一些官员以权谋私就不可避免，一些官员的贪腐不可避免。如私有制发展起来了，但公有制仍然强大，那么以公压私或以私掏公，情况十分复杂。如经济要高速发展，这就不能不造成环境污染，要做到有好又快，是不容易的。如为了发展经济，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有限，过度的开发已经让自然在哭泣，这又是一对矛盾。还可能举出贫穷与富裕、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提倡集体主义与现实中的个人主义等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要解决的问题，但也是作家们面对的问题。问题是作家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人文的视野、自己的诗意的深度、自己的艺术的把握，并从中提炼出新的思想精神元素来。想想看，我们中国的水利建设规模世界第一，为此而产生的移民，其规模也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创作出像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告别马焦拉》那样的震撼人心的作品了吗？拉斯普京的作品认为建筑大坝、水电站是应该的，但那么多农民背井离乡就应该吗？农民对世代生养自己故乡的哭泣就没有价值吗？农民对失去自己爱恋的老家而愤怒就没有价值吗？作家完全可以与经济学家、水利学家的想法不同，对于生活可以有自己的基于人性的深刻理解，有自己基于对生活独特观察和质疑。当前，我们也写战争题材，出现了《激情燃烧的恶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被一些人认为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但说实在的，我的看法只是及格而已，其中并没有很多新东西，只是在突出主人公的个性上着了点墨，而且这几位主人公无一例外都违反纪律，不断用脏话骂人，作品仍然缺少新的动人的精神元素。前苏联同样是写战争的题材的作品，如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西蒙洛夫的《生者与死者》、瓦斯里列夫的《这里黎明静悄悄》、拉斯普京的《活着，但要记住》等众多作品，既充分地描写了战士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又深情地描写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无可挽救的精神创伤，作品所带给我们的感动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前苏联这些作品写得好，就因为他们在1956年有一次思想解冻运动，重新确立了文学创作的新路线，这种新路线体现出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的思想精神元素。难道我们的作家不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吗？通过这种比较，就会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足。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与俄罗斯当代文学对话，写出属于自己的战争文学来呢？如果真正是属于自己的，那就一定有独特的浓郁的民族性，让外国的读者觉得新鲜，觉得喜欢，觉得感动，就像我们刚刚开过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那样，让世人惊叹中华文化的宏伟和壮丽，并使他们激动和震颤，我们的文学创作要是也能做到这个水平，那么也许我们的文学就有了世界性。关于当代中国文学要注重具有新质的人物形象的创造。人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人物的创造是文学叙事的中心。人物是小说的栋梁。人物的精神、性格、命运总是吸引读者最重要的艺术力量。作家应该在人物塑造上面推出新的元素。莎士比亚也许只需要创造出一个哈姆雷特就够得上世界级作家。曹雪芹只需创造出贾宝玉和林黛玉，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位最伟大的作家相比美。歌德只需要塑造一个浮士德就享誉全世界。鲁迅只要塑造出一个阿Q就无愧于世界文学。海明威只要创造出一个老渔夫桑地亚哥就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可叹的是当代中国作家写了那么多作品，有几个人物形象能让普通读者记住？前面我所说的人物都是具有新质的人物，即在文学的人物画廊上别的作家不曾创造过的具有新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审美意义的人物。可喜的去年出现的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一个许三多这样一个士兵形象，这位许三多，看起来有点傻、笨、木呐，又缺心眼，凡事慢半拍，让人觉得他无论如何都要被淘汰，永远不会成功；但他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一心一意的精神，鍥而不舍的精神，不会就学的精神，毫无私心杂念的精神，独立不依的精神，不争强却好胜的精神，不吹牛拍马的精神，不推诿责任的精神，不计较报酬多少的精神，不计较别人嘲讽的精神，遵守纪律遵守到刻板的精神，许三多是当代中国商业社会不同流俗的具有新质的人物。我们一生可能会忘掉文学作品中许多人物的名字，但我想许三多这个人物名字我不会忘记。但总的说，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让人们记得住的人物名字不多，我们自己都记不住，怎能让别的国家的读者记得住？当代中国文学世界性的不足也从这里显露出来了。关于文学文体意识真正彻底的觉醒。文体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但大致说来是一种文学语言体式，其背后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时代的、民族的精神。鲁迅生前就被人封了很多头衔，但似乎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有人叫他文体家，可见他对文体的重视。新时期文学中真正具有文体意识自觉的作家屈指可数。严格地讲，只有汪曾祺、王蒙、莫言、贾平凹少数几位作家具有真正彻底文体意识的觉醒。也许还有一位，他是王朔。一切作品的题材、故事都可以从一个作家的笔下转到另一个作家的笔下，唯有文体属于作家自己，是不会被摹仿而转到别人笔下的。在我的小说阅读经验中，上个世纪80年代只有三篇短篇小说具有真实的作家个人的文体，这就汪曾祺的《受戒》、王蒙《风筝飘带》和莫言的《红高粱》。这三篇小说的故事都很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受戒》不过写一个小和尚和邻居的一个小姑娘朦朦胧胧的爱意，《风筝飘带》则写男女两位知青回到偌大的北京，他们谈恋爱而找不到地方。《红高粱》的故事也不很曲折。但它们有文体，这种文体延伸为艺术性的发挥。具体地说，作家通过他们的文体，写出作品的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从而让读者似乎闻道春天时节田野里面泥土的新鲜气息，并展现出鲜活的生命的美丽。氛围、情调、韵味和色泽的重要性，常被一些作家忘记，其实它们的重要几乎等于文学的全部。汪曾祺、王蒙、莫言的这几篇作品注定成为新时期的翹楚之作。可惜的是我们多数作家并没有文体意识，或文体意识并不很强，他们只会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编织故事。故事谁不会编。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会在闲暇的时候随便编出几个故事来。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只有文体几乎是不可翻译的，就是那些外国的一般的汉学家也很难感受中国作家的文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上这些也许都是一孔之见，肤浅之谈，不妥之处，请各位批评。谢谢大家。; 个人分类: 未分类|3551 次阅读|0 个评论

古典的李白现代的李白: tongqb 2009-7-10 19:10; 2001年是我国伟大诗人李白诞辰1300年。那一年的秋天，在四川江油开了一个纪念李白的会议。我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发言内容如下：李白是耸立在中华民族古代诗史上一座高峰。前有屈原、陶渊明等，后有杜甫、李商隐、苏东坡等，一座又一座高峰绵延不断，构成了中华民族史诗和世界史诗的奇观。从7世纪到8世纪的唐代则是中华民族诗歌的黄金时代，李白与杜甫则为同时并峙的两座高峰，和其他诗人一起，从这个高峰上发出了气势浩大的雄浑高华的堂皇典丽的盛唐之音。李白是属于中国古典的。古老的儒家的入世之道和道家的出世之道，在李白的人生和诗篇中，都有巨大的回响。李白不过是一介布衣，普通的平民百姓，但他承继了先秦的儒家之道，怀着治国安邦的理想，希望能为世所用。李白一生特别推崇的是战国时代的鲁仲连和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对于鲁仲连为赵国解围而不接受千金之举特别推崇，所谓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对于诸葛亮，李白吟颂道：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书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李白以布衣平民的骄傲评价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宋中丞自荐表》）巢与由是何许人？他们传说是尧帝时由布衣出身的贤哲，连尧帝也要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他。李白当然不是要唐玄宗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他，但希望唐玄宗能够让他过问国事，为天下出力。他到长安去，是为了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托意在经济，欲献济时策，敢进兴时言。实际上就是为平民百姓作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减轻平民百姓的痛苦。他决非想做官，以满足自己的权欲或获取功名富贵。一旦他知道他在朝廷并不能听取他的政见，那么他就远远地走开。李白说：松柏木孤直，难为桃李颜。又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彷徨，他觉得行路难，他呼喊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茫然中他走向何处？他走向自然。这样一来，他就转到了道家之道。他热衷于与自然亲近。他漫游祖国各地，欣赏自然山川的美，赞美人民及其风俗的美，喝酒吟诗，为祖国和人民而放声歌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廻。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日照香爐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装不出来。（《越女词其三》）写碧水、写青山、写孤帆、写美人，更写观水、观山、观船、观人的人。在他的诗里，山奇、水长、人秀美。他是中国最早的绿色文学开山祖之一。回归自然成为他的永恒的愿望。他有时候与山与水融为一体：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李白的人生智慧和诗性智慧中充满了中华古典文化的蕴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与退都有板有眼、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他有烦闷、有苦难，但他拥有自然的灿烂和温馨，因为他认为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除了儒、道之外，他身上还有侠客、仙人的仗义与飘逸。李白是古典的，他属于历史，属于昨天。李白又是现代的，他属于现实，属于今天。李白的人生和歌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我们今天对某些事物的视点和感受，是李白教给我们的。李白永远是现代中国人的情感表达的导师。我们热爱故乡，立刻就会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热爱母亲河黄河，就会情不自禁的吟唱起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热爱奔腾的长江，就会自然而然地吟颂起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见蜀山之奇，我们就会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见蜀道之难，我们就会说黄鹤之飞尚不过，猿鞣欲度愁攀缘；说到酒，我们会想起人生得以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说友情，我们会想起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说到愁闷，我们会想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说希望，我们会想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一生说得最为透彻的是现代一切人都关心的两件事，那就是当官与赚钱。对于当官，李白说：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行/心尤。又说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多殒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就是当了官，也要正直，不能总是看上级的脸色行事，所以他说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并提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至理名言。在李白看来，在朝在野，总是在野时候多。因此在朝时候，要为国家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对于老百姓更不应把事情做绝。对于赚钱，李白当然认为没有钱是不行的，但够用也就足矣。所以他说：主人何为言钱少？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有人说，李白这样说是消极的。实际上，我们面对世界上许多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样样都要伸手，这才是积极的吗？李白很清楚什么时候应当拿得起，去追求意义与价值，也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放得下，在诗与酒中去逍遥与娱乐。如果允许我把李白当一个现代人来评论的话，那么在他那里，追求意义与价值的现代性，和任其自然的娱乐逍遥的后现代性，是兼而有之的。李白是现代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世界每天都是新的，李白也每天都是新的。; 个人分类: 未分类|3864 次阅读|0 个评论

青春无悔: tongqb 2009-7-10 19:06; 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在无穷的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渡过。回顾青春时代，历史时有错误，但那青春岁月却难以忘怀。似乎是不堪回首的岁月，为何还不想遗忘它呢？朋友，生活不是小孩儿手中笔下单色的线条，它常有两个维度，历史的维度和人文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并不像看到的铁路和公路那样并行不悖。并不是历史错误，人文就一定泯灭；也并不是历史前进，人文就必定高扬，不，不是。生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的是历史与人文常常是并行而相悖的：历史错误，人文则犹存；或历史前进，人文倒泯灭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青春：第一是在历史错误中渡过的青春，第二是在人文关怀中渡过的青春。例如此刻我坐在电脑的屏幕前，所回忆起的1958年我们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那段难忘的生活，怀念的是第二个青春,不过谁又能把这两个青春截然分开来呢那时候大炼钢铁正闹得热火朝天。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所在的铁狮子坟门口蹲了不知多少年的两只英气勃勃的铁狮子被投进土高炉里融化了。许多老师家的破锅烂铁也被投入土高炉里融化了。当时中文系系主任萧璋教授一片爱国之心，家里没有破烂铁器，就硬是把一口新锅亲自送来了，大家都说这是新的东西，家里还要用，怎么能化掉呢？就左劝右劝，不予接受。因为大家想到，要是把他的锅匝了，他们家今天晚上做饭就成问题。你有爱国心，大家有同情心。在人头攒动的乱哄烘的土高炉旁，一口好锅新锅被保留下来了。你瞧，最终还是集体的同情心战胜了个人的爱国心。我当时还是一位22岁的青年学生，有一天突然被学校任命为耐火砖厂的厂长。不要以为已经有一个建好的耐火砖厂在等待你去领导，学校给我的是一块空地、十五位不同年级的同学和白手起家四个大字，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知识准备，在这之前，我连耐火砖也没见过。那时到处要建土高炉，土高炉又要靠耐火砖去砌。这是我当了耐火砖厂长之后才知道的。我胆子也真是大，连这个厂长的任务我也敢接。我带领大家去国营的耐火砖厂观摩、学习，这才知道建耐火砖厂要建一个烧砖的窑，一个起码能耐600－－1000度的高温窑。而要建烧耐火砖的窑还得用耐火砖。白手起家的第一步先要找到能修耐火砖窑的耐火砖。耐火砖，耐火砖，可那时候哪里去找耐火砖这紧俏货呢？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太阳落在北京城就象大火燃烧一般。我们十几个人用我们的脚板踩破了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到处搜寻耐火砖。每天黄昏，我们几路兵马都两手空空地唉声叹气地垂头丧气地回来。晚上则研究新的搜寻线索。摊开当时的北京地图，就像电影上的一群军事指挥员那样，好几根手指在作战图上指指戳戳，重新鼓起必胜的信心。问题不在我们正在干着如后来所说的傻事，而在我们之间的那种团结友爱，和在遇到困难时相互安慰和鼓舞的精神，是非常动人的。终于，我们在我们学校斜对面的北京邮电学校找到了一个外表看着完好却准备废弃的高高的烟囱。那个学校的一位负责人指着烟囱说：喏，烟囱的里面一层就是耐火砖，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它们抠下来，那些耐火砖全归你们了。这真让我们喜出望外。烟囱连着一个四五米的烟道。若要进入烟囱，首先要爬过烟道。当然是我这个厂长率先进入。爬进出并不难，难的是烟囱因用过很久，四壁全是黑烟灰，仰起头可以看见一方被圈定的圆圆的小小的天空，可烟囱脚下黑洞洞的，光线实在是太暗了。我带的工具仅仅是一副凿子和一把小锤子。我就全凭这简陋的工具和充沛的力气，把耐火砖一块一块地橇了出来。第一天，我硬是抠出了十块耐火砖。当我从烟道爬出来以后，在外面接应的同伴都冲我一齐大笑起来。我知道他们笑什么。我自己看着自己浑身上下无处不黑，也愉快地笑起来。当我通过小西天的街道回学校的时候，过往行人无不停下来惊讶地看我这个小跑着的黑人，在我身上留下寻问的目光。那天晚上我们就象完成了一个战役中的一个阶段那样开怀笑着说着，只有我们的队伍里的一个低年级的女同学小张望着我，笑着笑着，突然无声地哭了，还留下了泪水。她的个子和样子都还像一个小学生。大家问她：你怎么哭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觉得，我觉得他太苦了！这时大家都停止了笑声，探寻式地望着我。我说：苦是苦，但值得！为了祖国，苦也是一种甜！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说这有甜味的苦活儿，不能让厂长一个人享受，大家都尝一尝。大家的笑声和小张的无声的泪，让我感到温暖，真有一种苦也是甜的感觉。随后我们一起尽情地唱起了我们工人有力量，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得热血沸腾。在歌声中似乎我们都属于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三天后，我们硬是用我们瘦弱的手和火热的心从那个烟囱里抠出了够盖一个耐火砖窑的耐火砖。耐火砖坚硬无比，冰冷无情，但我们的友情的热度融化了它温暖了它。盖窑的耐火砖的准备齐全，对我们而言仅是辽沈战役的开始。接着的战斗就是要从西便门运回几根铁轨。铁轨是为了轧砖窑用的。窑内的温度很高，如四周不用铁轨轧着的话，那么窑就可能会胀裂，要出危险。两个女同学几乎跑断了腿，终于从西便门火车站，不花一分钱，仅凭她们的对祖国建设的一片真情，感动了那个车站的负责人，好不容易讨到了几根铁轨。我们的学校在城北，西便门在城南，如果用卡车运的话，不过是举手之劳，但那时哪里去找卡车啊！我们借到的仅是手推车。拉铁轨那天，我们的队伍全体出动。前面几个人拉，后面几个人推，铁轨又长，运输队伍形成浩荡之势。似乎那一天，北京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我们的伟大的搬运铁轨的行动。我们从南城穿过整个北京城，街上的人们都不理解我们这些疯疯颠颠的学生要这些铁轨干什么。头上骄阳似火，脚下沥青马路一踩一个脚印，汗水似珍珠洒满京城南北一路，只不过一天的行程，可我们觉得那就是红军的万里长征。那一天，我们真正理解了坚持就是胜利。对我们来说，辽沈战役的胜利是耐火砖窑的建成。这个过程的艰难困苦也是难以描述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发着39度的高烧，可还是跟那位一直同情着我的小张面对面，用不太熟练的动作砌着窑后的烟囱，站在四五米高的简易的脚手架上，我的腿直打抖，头是晕眩的，但我不耽心我会从上面栽下来。我知道自己我能坚持住。但同学们硬把我从脚手架上骗下来，把我送到校医院。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灾病困苦，但你帮我，我帮你，你帮他，靠着同学之间那种亲如手足的感情，以及青春的活力，谁也没有在困难的时刻倒下，谁也没在任何一分钟怀疑我们的事业必定成功。北京耐火砖厂的工人师傅来了。他们的经验、技术，还有诚心、爱心和耐心，使我们这些开始时连耐火砖也没有看见过的年轻人，硬是在短暂的一个月也不到的时间里，学会了配原料，匝砖坯，上窑，观察窑温，看火候，出窑。当我们看见那第一窑耐火砖顺利安全出窑的时候，看着那一块块黄中透着暗红色美丽的花纹的砖块，我们竟然高兴得呜呜哭了起来。这真的是我们的创造吗？耐火砖厂真的建立起来了？我们的辛苦真的变成建设祖国的砖瓦？淮海战役真的胜利了？不知是谁从哪里弄来了一挂鞭炮，辟辟啪啪放起来，把我们年轻的心海中的风帆鼓得满满的。多年后我才读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句话，可我觉得我从当耐火砖厂厂长的时候就实践了它。在原先建设耐火砖厂的地方，如今是研究生宿舍。耐火砖厂只维持了三个月，就自动倒闭了。三面红旗虽然被历史证明是一种冒进，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冒进，但是那里有我们真实的美好的感情的投入，跃动着我们青春的力量，培育了我们毕生难忘的友情，有我们对祖国一片赤诚的心。历史诚然错了，可在那历史进程中焕发的精神力量，又怎么能够让我们忘怀呢？; 个人分类: 未分类|5881 次阅读|0 个评论

想起山杜鹃花: tongqb 2009-7-9 17:49; 今天春节前，友人给我送来两盆杜鹃花。镶着白边粉红色那一盆，开得特别繁茂，盆很小，可那花拥挤在一起，连绿叶也被遮盖了。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那高级塑料作的假花呢！深红色的那一盆，花与叶相间，疏密有致，就不会给人假花的感觉。过春节拜年那几天，又有一个学生送来一盆深红的杜鹃花，除有一两朵开放外，其它花蕾正含苞欲放，引起人的另一种情致。更令人欣喜的是，我前后精心栽培的两茬水仙花在飘过清香后都早早就谢了，可这三盆杜鹃花还抖擞精神，生动地笑着，却似乎要陪伴我进入真正的春天呢！它们的出现，让我有老友重逢之感，让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我们故乡的山坡满山遍野的山杜鹃花。我的家乡在福建的西部山区，那里气候温暖潮湿。在村头巷尾，在原野山坡，在田头地里，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严冬时节，北方的原野一片光秃秃、灰惨惨，可在我们那里，不但红梅花、腊梅花开得正艳，在那段田上，黄一片，紫一片，煞是热闹，黄的是油菜花，紫的豌豆花。豌豆在我们家乡叫做雪豆。从它的名字就可知道它是刻意选择在寒冷的冬天来显身手的。早春时节，更是桃花红，李花白，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当春天来了，布谷鸟开始歌唱了的时候，一个冬天未上山的农民，发现家里的木柴也快烧尽了，于是开始上山砍柴。我们重新踏上那崎岖的山路，这时候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那一面又一面的山坡上一个又一个的山谷里的山杜鹃花都开放了。山里的空气是那样清新，树木是那样的绿，溪水是那样碧，天是那样的蓝，蓝天绿树碧水衬托下的山杜鹃花是那样的红那样的绚丽那样的繁富。它像变幻的霞光那样美丽耀眼，像少女的身姿那样仪态万千。尽管我们感觉迟钝，尽管我们还不能尽情地欣赏它的美，但在家里窝了一冬之后，看到这山杜鹃花唱主角的景色，还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东西流入我们的心坎。我们穷是穷，但也有富有的时候，就像此刻拥有这城里人所没有的完全用我们自己的脚板踩出来的山路，拥有这简直可以按公升出售的新鲜的空气，拥有这满山遍野的向着我们微笑的山杜鹃花在开始砍柴之前，我每次都要跟我的伙伴，停留在新鲜欲滴的山杜鹃花前，摘下一朵又一朵的花，不是为了看，我们把花心倒过来，含在嘴里，尽力去吸花把儿上的蜜。每一朵杜鹃花上都有一小兜蜜，那甜，那清香，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我们就像蜜蜂那样采蜜，所不同的是蜜蜂从花心去吸，我们则是从花把儿去吸，蜜蜂不是为自己，我们则是为自己。吸够了山杜鹃花的蜜，我跟我的同伴先要坐在花丛下，下简单的六子棋，或海阔天空瞎聊，然后才开始拿起我们的柴刀。我的少年柴夫生活真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在过了这么多年的老九生活之后，在看够了种种人间悲喜剧之后，想到少年时代的柴夫生活，想起故乡的山杜鹃花，感到在那蓝天、山路、溪水、绿树、柴刀和山杜鹃花所构成的世界里，真可谓虽无吻颈交，却有忘机友，如今再到哪里去寻觅这种傲杀人间万户侯的日子呢？ 1998年初春; 个人分类: 未分类|3411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科的意义: tongqb 2009-7-9 17:44; 我经常告诉一些学理工科的学生，让他们多读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读一点古代的诗词。他们就反问我：我们是学理工科的，学习这些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科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那么我们的回答是：文学艺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文科，与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理工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建设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文学、语言和其他文科的林林总总的各种知识。在学校里，理工科研究自然科学，文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其中包括文学艺术等。作为综合性的大学，文科与理工科如人的两条腿，人要两条腿才能走路，学科也要平衡才能发展，谁也离不开谁。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文、史、哲、经、教等社会科学，对于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数、理、化、生、地等理工科，与人的衣食住行的满足有直接的关系，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容易被人所承认，理工科一向受到重视，因此投入也比较多；但是文、史、哲、经、教等文科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与人的衣食住行无直接关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显著的关系，往往被人所忽略，重理轻文的倾向就容易发生。特别是文学艺术一类的学科，更觉得可有可无，多一点不多，少一点不少，就更容易被忽略。就文学艺术来说，对于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文学艺术具有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作用。我们知道，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有多方面的需要，不但有物质的需要，也还要有精神的需要，其中就包括了审美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审美的需要是属人的需要。因此，人不但会感到生理性的饥渴，人也会有审美性的饥渴。这种审美性的饥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各种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不容易彰显出来。但一旦人们处在特殊的状况下，在缺乏审美信息的状况下，这种审美的饥渴也是很可怕的。例如，在文革中，当时八亿中国人只有八个样板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散文，没有新的艺术作品，人的情感就陷入了危机状态，人们感到生活干枯，没有色彩，没有滋味，人的精神陷入缺失性的紧张中。这时候，人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除这种审美的饥渴。于是在文革中出现了手抄本的小说，这些小说如《第二次握手》、《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等，无论就思想和艺术来说都是很差的，但还是不胫而走，获得大量的读者，也许是有胜于无的效应吧。就是说，人们为了解除审美的饥渴，宁可忍受次等品的低劣和丑陋，这是令人悲哀的。在文革后期，引进朝鲜的影片《卖花姑娘》，这部普通的电影引来观众如潮水一般的欣赏热情，每一个地方放映都有数万人去观看。湖南某地，因为看这部片子的观众太多，秩序混乱，发生了人践踏人的悲剧事故，一次就死了三百多人。这说明了人们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活动，因此文学艺术可以说是人的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回归到这个精神家园里，让人获得快乐、振奋和慰藉，让人获得精神的舒展和自由，让人获得审美的满足，决不是什么奢侈的要求，它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必需品。文学艺术通过培养具有艺术素养的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人们常有一种错觉，认为搞理工的人与文学艺术无关。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最多不过是消遣品，可有可无。事情是这样的吗？这里举一个例子，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正在进行空间技术的竞赛。它们都想率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美国人更是雄心勃勃，觉得他们的科技教育是世界第一的，因此他们认为率先把卫星送上太空理应是美国。但是事情发展却出乎人们的预料。1957年11月苏联率先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这一下震惊了整个美国，美国人觉得他们在空间技术领域落后于苏联，是奇耻大辱，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开始寻找原因。经过十年的调查研究，美国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科技教育的确是世界第一的，但艺术教育则落后于苏联，正是美苏两国科技人员不同的艺术素养导致了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艺术教育帮助苏联科技人员提高了艺术素养，使他们能够在尖端科技的发展中取得了领先的地位。1967年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立零点项目研究，之所以用零命名，表示对艺术教育认识的空白。这个项目的设立，可谓知耻而后勇。为什么科技方面的竞赛转到了艺术教育的竞赛？为什么艺术教育的发展能够促进科技的发展呢？这就是艺术教育对人的整体素养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文学艺术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情感熏染，使他们在最高水平的竞赛中能够脱颖而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对此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想，现在大家可以相信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她们的关系是与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但是，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又是分不开的。没有情感的因素，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创新的道路吗?没有智慧，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成果吗?它们很可能是确实不可分的，如果是这样，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文学艺术作为情感的因素，就这样发挥着对于科技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由此我们不难得到启发，在大学里，文科与理工科是孪生姐妹，彼此依靠着，互相渗透着，共同发展着。文科的意义在于它关注的问题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深入到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要建设全面发展的人，在于它要规范社会的均衡的发展。因此，在大学建设具有深厚功力和蓬勃活力的文科，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伟大事业。; 个人分类: 未分类|492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与学生一起游香山: tongqb 2009-7-7 18:53; 个人分类: 未分类|2986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新加坡人的观念谈到北京人的意识: tongqb 2009-7-7 16:20; 2000年夏天，我和妻子应邀到新加坡工作。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与那里的两位教授合作研究研究中华古代文论问题。去新加坡之前，只知道那里华人占多数，可社会治理的井然有序。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那里的机场，看见那宽敞、明亮、舒适、讲究以及工作人员服务的速度和质量，就给人一种眼径为之一亮的感觉。随后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机会细细观察新加坡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别的且按下不表，单说新加坡的交通和绿化。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岛国，面积不大，当然小有小的好处，那就是人少地方小，自然好管理一些；然而，小也有小的难处，就是面积小，各种社会事务施展回旋的余地很小。比如说，就那么小小一片领土，道路交通就是一大难题。三百万人拥挤在那样一片土地上，除了公共汽车、办公用车外，还有家庭和个人拥有的私车（而且是几乎家家或人人都有一辆），假如这么多车一齐涌上街头，那开车的和步行的有都像当下的北京人那么只交通规则于不顾，不论红灯绿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那会怎么样呢？我想新加坡一定是大街小巷汽车排队，谁也别想走，堵车可能成为家常便饭，那么新加坡人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还讲什么效率呢？幸亏新加坡人都有一种人人都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和观念，人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模范。无论是行人还是开车的司机，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遵守交通规则。百分之一百二十，此话怎讲？比如，你此刻走到了一个路口，你想横过马路，你首先不是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没有汽车开过来，而是首先看是红灯还是绿灯，要使红灯，就是根本没有汽车通过，也要等待绿灯亮了再走过去。如果你正在开着车的话，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你不但要看红灯还是绿灯，还要看行人过马路是不是过完，要是遇到老人行路比较慢，尽管绿灯亮了，你也不会立刻开动你的车，要让行人先走。起先，我以为一定是每个路口都设有交通警，管得很严，后来我上街的次数愈来愈多，始终就没有看见它们的交通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才知道并非因为管得严，而是人人自觉遵守。时间一长，我才悟出这是新加坡人有一种观念与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已经内化为他们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无意识，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理所当然的深层精神法规，所以根本不需交通警吆喝，就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由于人人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始终畅通，汽车开得很快，堵车的现象自然很少很少。再说绿化。新加坡地处赤道线附近，终年炎热，雨水充沛，植物生长得很快，一年四季草绿花红，满眼绿色，看着那南国的那草那树那花那处处的青翠，呼吸着永远是一级的空气，让我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人羡慕不已。这自然是比北方城市优越之处。但是，问题也不这样简单。据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诉我，几十年前，由于新加坡雨水太多，植物生长过分茂盛，到处都有许多水沟、水坑和水潭，加之那时绿化意识还不够，水沟、水坑和水潭污染过；草木也没有人收拾管理，乱成一团，一到夜里，蚊子成群结队出来咬人，那痛苦不是北方人能够想象的。但是，新加坡1958年建国后，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大搞环保。绿色的环境成为人化的自然，植物按照人的意愿生长。我们平日可以看见许多工人在除草，他们那种辛劳的工作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一般的新加坡人，热爱他们的绿色的环境。我几乎天天看他们的《联合早报》，从未报道过那里偷砍树木之类的事情发生。有一件事情，我去了几个月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遭遇到蚊子的袭击，我们看到过草地上小鸟的美丽身姿，看到过变色龙的自由的跳跃，看到过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虫子愉快的爬行，就是没有看见过蚊虫，没有挨过蚊虫叮咬。有一次，我把纳闷告诉新加坡朋友，请他为我解开谜底。他说：除草工人在除草的同时，在草地上洒下了一种特殊的药水，这种药水专杀蚊虫，却不伤害其他有益的动物。我介绍这些情况，是想说新加坡人在绿色环保上面也具有一种深层的成为日常普通的意识和观念，所以他们的报刊不必大喊大叫绿色环保，其令人羡慕的绿色始终陪伴他们的生活。回到北京已经是2001年2月。迎接我们的就是恼人的堵车和随后的疯狂的沙尘暴。但是我们发现北京在交通的现代设施方面，并不落后于新加坡。新加坡有的，北京也有了。例如，北京马路上的十字路口也装了电子按钮，头上的红灯也有数字，并且也是在倒计数：9－8―7－6－5，但是红灯下的行人连看也不看照样自由行走，有的人穿梭于已经开动的汽车之间，司机与行人相互对骂的现象每天都发生，就像每天太阳照样升起。司机也决不让行人一步，估计绿灯要亮了，就开动起来，不管过马路的老人还在行走，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那么多的交通警和帮助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在吆喝，人们还是我行我素，从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我因为是刚从新加坡会来，观念上有些进步，就总是看红绿灯，按红绿灯来决定我的行动。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绿灯开了，可汽车横在你的面前，你的从汽车中间穿梭而过，还没有过完街，红灯已经亮了，那汽车就理直气壮向你撞过来，每次过街成为一种历险。据报载，一位新加坡人在上海要过一个街口，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仍然没有过去（幸亏这是发生在上海）。我想，现在完全放开让大家买私车，又便宜又优雅又方便，如此下去，如果北京人的意识和观念又没有更新，那么到2008年开奥运会时候，整个北京的街道岂不都成为了停车场？再说北京的沙尘暴，现在政府拨出巨款，正在全力治理，通过植树，要堵住几大风口，这诚然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愿风口真的在几年后被我们堵住，让北京的市民过上春天没有沙尘暴的幸福日子，真的能会心地齐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但我忧虑的是，我们的现在种下的树木会不会在它成材的时候，能挡风的时候，又被一颗一颗地偷砍掉呢？不能说我的忧虑是多余的，试想想，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每年春天虽然能够遭遇到几场大风，但风中绝无沙尘。不过几十年间，不是由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等地的众多树木被公开的或不公开的砍掉，才造成了今天的可怕的沙尘暴吗？如果绿色环保的观念和意识不能深入北京人、河北人、山西人、内蒙人的心里，不能成为一种这些地区的普通百姓的无意识，不能成为大家的自觉的行动，又有谁来担保，现在种下的树会不被重新砍掉呢？文化是一个整体。物质的文化――制度的文化――观念的文化，三者缺一不可。物质文化的发展诚然是重要的，没有物质文化的发展，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建设也就没有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没有制度文化的建设，没有观念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行的。人的精神、观念、意识的建设，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再富有，但如果精神、观念、意识处于贫困的境地，这是很可怕的。北京人作为首都人，更应该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应是人为的街头秧歌队一类的表面文章（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些发自内心参加秧歌队的人是作表面文章，请不要误会），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炼内功，即在诸如遵守交通规则、树立绿色环保等观念上面，使每一个人都真心实意地体会到要从意识、观念上来一个转变，真正做一个具有现代观念和意识的北京人和首都人。（02／10）; 个人分类: 未分类|4806 次阅读|0 个评论

寻找不回来的感觉: tongqb 2009-7-7 16:14; 那是1954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个稚气的中等师范二年级学生，手里拿到刚刚获得的一笔巨大的财富5元人民币，那是他生平拿到的第一笔稿费。他简直高兴得快发疯了。手舞足蹈，又唱又跳，不知怎么是好。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那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那种第一次获得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哪怕把所有的形容词都用上，也无法表达他那时兴奋之情的万分之一。这是谁呢？为何如此发疯？为区区5元（现在仅够买小孩儿手中一根质量一般的冰棍儿）人民币就这样发疯？朋友，我告诉你，那个稚气的中学生就是47年前的我。那是一个贫困的年代，又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时一位小学教师每月的工资只有28元，大概可以买200多斤粮食。但这贫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蒸蒸向上的氛围。请不要像现在某些年轻的批评家那样把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形容得那样坏。真的，那时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那时最爱看的电影是苏联电影。当我们看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开着拖拉机或收割机从屏幕上隆隆地开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种地竟然可以用机器，那实在太神奇了；当苏联的飞机从屏幕上的蔚蓝天空快速地掠过的时候，就觉得人竟然也可以给自己安上这么巨大的翅膀，这简直是在做梦；当我们从屏幕上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那明亮美丽的夜间灯火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天上仙境。幻想要是有一天能到现场目睹这一切，死了也瞑目。那时最爱唱的歌是苏联歌，当我们唱起假如明天战争，假如敌人开战，我们今天准备去斗争，或者唱起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我们热血立刻沸腾起来，恨不能与青年近卫军同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在战斗中百炼成钢；当我们唱起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或者唱起踏着河边青青野草，背着纤绳弯着腰，做牛做马哟，老老少少，合力拉着大船跑我们似乎就像那马车夫和那纤夫在受难在挣扎；当我们唱起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向遥远的地方。，或者唱起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叫我心欢畅。蔚蓝天空百云飘，五月鲜花处处香，我们的诗情画意就和手风琴的琴声和白云的身影一起荡漾一起飘动。我们那时读的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柯斯莫节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萧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巴甫连科的《幸福》我们每日每时与保尔柯察金在一起，与卓娅、舒拉在一起，与奥列格、丘列宁、柳巴在一起，与密列西也夫在一起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不知道奥列格是什么人，他如何英勇机智地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如何面对敌人的枪口而英勇献身，那么你就是一个落后分子，就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就是一个智力残缺的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我们的真实感觉，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我们的共同的理想，甚至就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一切。尽管多少年后，我们知道毛泽东不完全是这样想的，但当时的意识形态已把以上这一切都烙在青年的心坎上。尽管多少年后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面对着中国南方的经济的奇迹，说广州、深圳的今天是我们俄罗斯的明天，可那时我们就是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象会有这样一天我的这篇短文是不是走题了？没有。就是在苏联热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1954年的夏天，中国又翻译了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写的苏联小说，那书名叫《古丽雅的道路》。我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这部小说，如饥似渴地读，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完全沉浸其中。47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无法把这部典型的英雄主义的小说的情节复述出来，但我永远记住古丽雅是一位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她以她的美丽的青春和生命捍卫了苏维埃祖国的荣誉和尊严，她的坚强不屈，她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她对敌人的憎恨和蔑视，都强烈地震撼了我年轻的心。我开始写一篇读后感，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请假，不去上那些对我来说都是趣味盎然的课。我用那潦草的字写出了曲曲弯弯的一行行，改了一遍又一遍，但总觉得没有把自己读古丽雅的十分之一的感动写出来。我停下了笔，又一次去读那部我认为感人之极的小说。读过后又写。写了还是觉得不满意，又去读，然后又重新写。整整折腾了三天。终于写出了一篇较为满意的只有七、八百字的读后感。我还是不放心，把它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决定把读后感寄到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去。那时文学杂志很少。报纸虽然有副刊，但哪里看得上中学生的稿子呢？记得在这之前，我写过一篇描写闽西剿匪的纪实性的小说，寄给《福建日报》副刊编辑部，编辑部觉得不错，决定要发表，但终因为作者是稚嫩的中学生，而发不出来，只是把不准备发的校样寄给我。这次我决定把读后感寄给远在上海的《文汇报》副刊。寄出后很久，没有一点回响，也就死了心。但继续读苏联小说。同时赵树理的小说也让我入迷。一本叫《洋铁桶的故事》，描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的，也让我觉得不错。我那时的语文老师赖丹先生时时挂在嘴边的德国大文豪歌德的《浮士德》是文学的圣经，可当时在我们龙岩小城里，根本找不到。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获一等奖。我参加话剧团，改编了鲁迅的《过客》，亲自演其中那位老过客，但演出失败了。我老是把腰挺得太直，虽然手里拿着一个手杖。我参加篮球比赛，我总能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远投，并差不多把球投进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完全把那篇费尽心血和倾注全部热情的读后感忘到脑后了。就在我把它忘却的时候，在1954年的一个秋日的下午，《文汇报》副刊的下方出现了我的作品。报纸寄到我手中后，几乎轰动了全校。我的高兴更是不可言喻。就是这样一篇豆腐块文章，在同学们手里传递着。我自己更觉得是杰作，不知看了多少遍。不久后收到五元人民币稿费，出现了我这篇短文开始描写的那种无法形容的感觉。人就是这样，青年时期的第一次感觉是最难忘的，尽管在老年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现在老了，拿到的稿费也不少。有时候一次就拿一万，甚至更多，可一点特别的感觉也没有。第一次拿稿费时的那种感觉再也许寻找不回来了。第一次，第一次，美好的第一次，多么值得珍惜的第一次。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可我们对它的感觉会同样新鲜吗？ 01/9; 个人分类: 未分类|2198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论漫笔:文学与灯: tongqb 2009-7-6 23:19; 很多放映过的新电影都因为忙而没有看。前几天，买了一个电影《洗澡》的VCD。看过后觉得不错，我想我们的艺术创作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将有无限前途。一群老爷们演出了一个充满哲学内涵的戏，虽然这里没有漂亮的美女，没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却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令人领悟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生的意义。前些年涌现了一些先锋小说，但多数不易看懂，似乎只有晦涩的莫名其妙的故事，才是现代主义杰作。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现代主义的杰作应该是在平淡中寓含无穷的新意和深义。它应该像一盏灯，能照亮人生的路。《洗澡》的新意和深义在于它通过一个看起来毫无色彩的故事，揭示了一种人的特性和生存方式。二明是个傻子，可他在父亲的洗澡店里，一切都很正常，而且还能帮助着做许多事情，生活得也很愉快，因为他通过父亲的耳濡目染，认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洗澡，洗澡不但是一种日常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而澡堂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傻子可以在这里变成正常，如果他若离开这个地方，譬如被送到精神病院，反倒不能适应，而要发病。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变得自由。老人可以在这里变成孩童，歌唱在淋浴下变得自由，丧失性功能的人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恢复总之，澡堂是人的自由家园。大明和二明的父亲尽管摆脱了贫穷，但仍然情愿在这里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他的感觉中，他给客人搓澡也是神圣的。这是他的讲坛，他的实验室，他的网络站，他灵魂的住所，他的娱乐场，他的自由，他的理想，他的人生目标。在他的客人的感觉中，他的搓澡的劳动也不是下贱的，而是崇高的、伟大的，值得赞赏的。这里根本没有下贱这个词。《洗澡》在有点荒诞的故事中揭示出某种人的生活的真理。可以引起我们很多哲理性的思考。《洗澡》的作者可能没有有意识去创作什么现代主义的作品，但他们的确创作出最好的现代主义的作品。文学是摹仿理论统治了西方二千年。这种摹仿说只是把文学看成是现实的附着物，没有精神品位的镜子。直到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出现，认为文学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这才冲破了摹仿说。文学应该是灯，它应该照亮全部人生的灯，在这灯里有着人们存在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西方人在19世纪以前把文学看成是摹仿是镜子，只是把文学当成一种知识而已。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他们才不再把文学单纯看成知识，认为文学中应该有启发人哲理，有对人生意义的揭示。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思想家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每一个词都是一条超越的路。另一位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人们不在讲故事了，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宇宙。伟大的小说家是一些哲学家。我们的古人从不把文学看成是摹仿。他们说诗言志诗缘情，到了明代有学者提出摹心说，但这志、情、心要通天人合一之道，文学是感悟，是对生活的评说，而不仅仅是知识。他们的看法比西方的摹仿不知高明多少，这里有许多我们未能完全理解的东西。看来，文学是那指引人生的路，照耀生命的灯。文学需要超越性。文学在需要审美的感性的同时也需要对哲理的领悟。; 个人分类: 未分类|2958 次阅读|0 个评论

难忘母校龙岩师范: tongqb 2009-7-6 23:12; 1952年初秋，一个十六岁的消瘦得不能再消瘦的青年，穿着一件过短过窄的白色衣衫，走进了龙岩师范的校园。此后三年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出众和出身贫寒，他受到老师同学的多方面的照顾。一个雏鹰在这里长出了羽毛，在这里练习飞行，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远方一所学校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校的氛围，一是师生关系，一是教师的学问人品和他们教学的态度。我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多次带学生到北京几所学校实习，但是其校风其师生关系其教师的修养这三者都远不如我当年上学的龙岩师范学校。现在回忆起来，那时龙岩师范的老师们都很年轻，绝大部分住校，多数人都还没有结婚。他们的生龙活虎和英姿勃勃给学校带来一种富有朝气和无比温馨的氛围。那时，他们跟我们一样住在学生宿舍里。学生住一层，他们住二层。白天宿舍静悄悄，老师和学生各忙各的。上课，做作业，批改作业，读书，写作，研究，锻炼身体，一切都像春夏秋冬的轮转那样有序有变化而又富有节奏和生机。每当黄昏时刻，晚霞映照下的校园沉入神话般的世界中。这时候，音乐老师王善杰在他的房间里熟练地弹起了钢琴，语文老师赖丹就以从喉部深处发出的甜美浑厚的嗓音和着钢琴声唱起了他的男低音。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歌儿大部分是中国三十年代电影的插曲，或悲壮，或哀怨，或雄伟，或激昂，极具感染力。琴声和歌声充满了带着田园气息的整个校园，构成了与凡庸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我们边做功课，边沉浸在那音乐之声所形成的氛围里。那是我年轻的生命所遇到的最美的时光之一。后来我受他们的影响也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我们唱过的歌中有多声部《黄河大合唱》，还有多声部的苏联歌曲，歌名已经忘了，但那第一句是：我们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我总是被分配在低音部。低音部的声音常被高音部淹没，所以王老师总是指着我和低声部：你唱一遍，你们都跟着唱一遍。问题不在我们合唱什么歌儿，而在我们从中领悟了什么叫做美好、诗意、和谐，什么叫和而不同。还有每天集合吃饭前校长陈明和教导主任陈丹心的或严厉或幽默的引起阵阵笑声的讲话，成为饭前的刺激胃口的可口可乐。虽然那时中国还没有这种东西。在岩师三年，生活之水如深山的溪水那么清纯。妒嫉、冲突、排挤、打击等词语我们只能从词典里才能找到。难忘岩师的美好氛围！那时我家里很穷，有时候连买牙膏和肥皂的钱都没有。我就不好意思地敲响政治课老师罗海清或班主任赖丹老师的房门，我低着头，翕动着嘴唇，手指不自觉地捏着自己的衣角。他们总是不等我张嘴，就笑着说：没钱花了吧，喏，给你一块。等助学金发下来，我再蹭到他们的房间，还他们的钱。有时候要买一件衣服什么的，花的钱多了，他们知道后也就不让我还。有时候他们看我穿得太不像样，就把我叫到他们的房间去，从衣柜里挑出一两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塞给我。我脸红起来，觉得太不好意思。罗老师就会笑着谈天说地，譬如说他最近又画了一张什么画，写了一幅什么字，还拿出来让我评论，咧开他的大嘴自然地朗朗地笑着。尽可能把房间里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或者说：你脸红什么？要脸红的是我。我不能赠送你新衣服，只能赠送你旧衣服。他总是把送说成是赠送。还有一位专抓青年团工作的名叫张哲的女老师，她那时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白净的脸上，永远漾着微笑，那双秀气的大眼睛总是那样专注有神，对每一位学生都同样的亲切。有一年春天，学校对面的山林起火。全校师生都出动协助群众扑灭山火。我手里拿着一根松树枝，冲在前面。风向变化不定。我不知不觉中站到了还未被火烧的那一面山坡去扑火，倾刻间风向变了，那一杖多高的火焰向我烧过来，我连忙转头往山上跑，火借风势，眼看要把我吞没。这时候，老师同学们发现了我在险境中，一齐呐喊起来，耳边只听见焦急的快、快、快的声音，我凭着青春的力量，在火就要赶上我的那一刻跑到了山顶，然后我清醒地往另一面山坡滚下我的头的后部的头发被烧光了，两只耳背也被烧伤。我被老师和同学及时送到医院。《闽西日报》登了我救火受伤的消息。数不清的老师、同学和周围的群众来看我。不知是谁怕我家里的人看见报纸的消息而着急，特地替我给老家的父母写了平安信。我至今对所有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的老师和同学怀着永远的感激之情。后来我自己也成为大学教师，每当有学生来找我要求我的帮助的时候，我就总会想起他们，那心就热了起来，尽力为他们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难忘岩师的亲如兄弟姐妹的师生关系！那时岩师的老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第一等的。语文老师赖丹先生解放前已是香港的青年作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文章。那时候，谁写的文章，若能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哪怕只有豆腐块那么大小，别人就要刮目相看。所以当我们在赖老师的房间里翻看他发在香港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他那原本就够高大的身躯在我们心目中就显得更加高大了。更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语文课。那些课文我们早就预习过。故事也早看懂。但在赖老师的慢吞吞的过细的分析讲解中，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课文。还有他那笔像画一样的字，使全班同学为之倾倒。其实，他的字的特点不是什么遒劲有力之类，他把每一个可以夸张、变形的地方，差不多都加以艺术性的加工，如行的最后那一勾，竟然会勾到上面去。字与字之间大小左右的搭配尤其讲究，形成一种整体的美。全班同学中有半班同学的字受他的影响。如今我已是六十出头的人，可想起赖老师的字还如此津津乐道，足见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永远不会忘记教地理课的刘茂珍老师。地理课是很枯燥的一门课。这我在小学、初中已经领教过。但是当刘茂珍老师稍稍有点弯着背拿着一支粉笔开始他的讲解时，竟然让我感到兴趣盎然。他的语调毫无特色，是平板的。但他对他所讲的内容的熟悉，简直让所有的同学都十分吃惊。他从不看什么书本、讲稿。他拿着一支粉笔，边讲边在黑板上画来画去，似乎中国和世界的山脉的高度、河流的走向、矿藏的种类、经济的特征等等，都在他的粉笔里。当快要下课时，他的整黑板的图画也恰好到了最后一笔。后来我研究过他的课为什么能做到那样出神入化并把我们完全吸引住，我认为是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无比的热爱。因为热爱，他才研究；因为研究，他才熟炼；因为熟练，他才灵巧而出神。所以热爱作为人类的感情之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泉源。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在他瘫痪住院时去看望他。如今他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历史课老师陈丹心先生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晚年研究美学，撰写小说等。但当我在龙岩师范读书时，他是教导主任和历史课教师。他是老师中讲话最有风趣的一个。记得开始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的时候，有一次，他突然向全班同学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什么性质的？他不断地眨动他的眼睛，笑着：谁来回答？大家面面相觑，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还用说吗？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领导的革命性质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童庆炳，你来回答。陈老师点了我的名，我只好站起来，肯定地回答说：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他反问：是吗？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吗？你坐下，别的同学有不同意见吗？他的提问和带有嘲弄意味的微笑最终把大家弄得疑疑惑惑起来。然后他觉得达到了目的，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然后再展开他的论证。这是我生活中难忘的经历之一。直到现在，搞市场经济，看见那么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在陈老师的课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后重又冒出来，而且是合理合法地冒出来，还把外国资本家一个一个请进来（即外资）。我想起陈老师在那个山区那间小教室的那次历史性的提问，感叹良多。教我们数学课的老师罗汝武先生也是令人难忘的。他的课干净利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逻辑之严密，推论之合理，只能用无隙可击四个字来评价。我和他是同县的。我的数学课成绩很好，他对我的印象自然也很好。在1955年学校决定报送我考大学时，他力劝我考数学系，他认为我有数学方面的天份，将来在数学研究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原因是我当时太革命了。因为我知道罗老师信基督教，是一个教徒。我当时真为他惋惜，这么一个有学问的老师，干吗去相信上帝呢？现在我是为我自己惋惜了，当时我要是听从罗老师的劝告去考数学系，也许会比现在搞这是非太多的文论、美学会更有出息一些。1957年罗老师被错划为右派，其后所受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这都不必去说了。值得说的是罗老师晚年，那时新时期刚开始，他主动提前退休，在我家乡的小县城的一个深深巷子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里，开始他的新经济学的研究。他在六十岁高龄之际，开始自学英文，并达到能够顺利阅读英语经济学资料的程度。他研究古典经济学，什么亚当斯密，什么重农学派，什么重商学派，等等，都被他弄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我是1987年回家探亲时，在那个县城的小巷的院子里见到他。在寒暄过后，他就憋不住他的经济学话题。也许他在那里太缺少知音，太缺少听众，所以见到昔日的勉强能听懂他说话内容的学生就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起来。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几乎是足不出户，却知天下事。他有一个女儿在厦门大学任教，经常供给他各种资料。他还有一种常人没有的能力，能从报刊的文章中获得字面上所没有的隐含在字里行间的信息。那时他已经开始写经济学的论文，他的论文在香港的报刊发表，然后被北京出版的《参考消息》所多次转载，实在令人惊奇。其后我们之间就有信件来往。1990年，我回老家探亲，又一次见到他。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的样子，谈兴依旧。话题除了经济学之外，又增加了德国古典哲学。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康德啊，黑格尔啊，费尔巴哈啊，对谈起来没完没了。临离别前他送我到车站，一路上谈的还是黑格尔。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他拿出了一本《新经济学原理》，当他介绍他的这本书的内容时，我仿佛又坐在龙岩师范的教室里听他讲课，他对经济学的新的思考十分独特，但又完全从实际出发，逻辑是丝丝入扣的。我完全被他说服了。我把那本书带回北京，经过几个出版社的手，都无识货者和有胆量的人，只好遗憾地给他寄回去。现在不知他的著作面世没有？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理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这里我还要说一说我的美术老师赖星萁先生。我的美术很差。在班里，他有三四得意门生。我根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他教学的认真、循循善诱和因材施教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素描功底极好，简单几笔就能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景物。有一次，他给我们班讲演出化装法，需要找一个同学作模特。我想他一定会找一个女同学或者长得比较帅的同学，那样教学效果肯定就会好。哪里想到，他竟然要求我到他跟前去。我面部的眉眼虽然没有什么毛病，但又黑又瘦，看起来甚至有点丑。大家看见我站起来时，都抱着怀疑的眼光，以为赖老师是不是弄错了。他要求我背着同学，他用几分锺的时间在我脸上涂涂抹抹、勾勾画画，完事后他先看了看，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命令我转过身来面对全班同学。当同学们看到我那被赖老师化装后的样子，都哇地一声惊叫起来，都说：太漂亮了。赖老师这时递给我一面镜子，让我自己看看化装之后的效果。我拿着镜子竟不敢相信镜子里面的那个美男子就是我。我这一生中，那一天那一刻的我是最美的。随后赖老师以我的被化装过的面部为例，给同学们传授演出化装的方法。还有讲教育学的陈汉元老师，讲心理学萧顺柔老师等等，他们全是第一流的。难忘岩师当时一群学问人品俱佳的老师们！我的母校龙岩师范学校今年逢九十五周年校庆，早早给我来函，要求我回去。母校不忘我这个流落他乡的游子，我十分感动。不论我到那时我能不能成行，去表达我最深的谢意，反正我的心与母校龙岩师范学校在一起。在这春天来到的时刻，我似乎又看到龙岩师范那繁花似锦的校园上空，一群又一群的带着哨子的白鸽在蓝天下盘旋飞翔。 (1998春北京）; 个人分类: 未分类|2904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听和看说起: tongqb 2009-7-5 23:56; 上小学的时候，每当上作文课，我总是很兴奋。因为在所有的小学课程中，唯有作文是自己动笔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一件带有创造性的功课。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以我的祖母为题的作文，老师认为写出了特点和真情实感，就在班上作为优秀作文被朗读了，那是我在小学所受到的最高的嘉奖之一，至近不忘。从此我明白了，写作文一定要写出特点和真情实感来。可怎样才能写出特点和真情实感呢？这个道理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真正弄明白的。你看见过蜜蜂采蜜吗？我想你一定看见过。但要把蜜蜂采蜜这件事情描写出来是容易的吗？你试试看，你一动笔立刻会知道不容易。唐代末期有位著名诗人，他的名字叫罗隐，他写过一首《咏蜂诗》，诗只有四句：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首诗写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好在诗人善于观察，写出了真情实感。观察就是从看与听开始。你看，诗人首先观察到采蜜的蜜蜂，在百花盛开的季节，到处飞来飞去，无论在平地还是在山峰，只要有花香的地方，就有蜜蜂的身影，真是无限的风光都被它们占了。诗人又观察到，蜜蜂辛辛苦苦采蜜酿蜜，当又甜又香的蜂蜜真的酿成之后，它们自己并不享用，蜜完全被养蜂人收走了。这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仔细观察蜜蜂生活和劳动的人都知道，蜂群中负责采蜜的工蜂，生命非常短，工蜂的生命最长的只有七八个月，短的只能活一两个月，有的在采蜜的过程中，飞着飞着突然栽下就死了。难怪罗隐发出了不知辛苦为谁甜的感叹。如果我们有欣赏眼光的话，我们就会说，罗隐的《咏蜂诗》是写得很好的。好在哪里？好在罗隐写出了蜜蜂采蜜的主要特征和特别意义。罗隐并没有罗罗嗦嗦地去写蜜蜂如何爬出蜂巢，没有去写蜜蜂如果成群结队的飞行，没有去写蜜蜂采蜜时的姿势，没有去写蜜蜂所有忙碌的各种情景，因为这些都不是蜜蜂采蜜的主要特征和特别意义。蜜蜂采蜜这件事情的主要特征和特别意义是什么呢?它们到处采蜜，可采蜜酿蜜之后，它们自己并不享用，而把它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贡献给了人类，为人类的甜蜜生活辛苦忙碌一生。蜜蜂采蜜的特别意义在于蜜蜂特别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诗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抓住了这个蜜蜂主要特征和特别意义来写，所以罗隐的这首诗被历代的热爱诗歌的人们所传诵。俄国十九世纪有位伟大的美学家，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他的一篇美学论文中说：任何模拟，要求其真实，就必须传达出原物的主要特征，一幅画像要是没有传达处面部的主要的最富于表现力的特征，就是不真实；但是如果面部的一切细微末节都被描写得清清楚楚，画像上的面容就显得丑陋、无意义、死板，----它怎么会不令人厌恶呢？这位伟大学者的话的意思是，画家假如画人的面容，不要去画面容上的细微末节，只要画出面容的主要特征，那么就会使你描画的对象，凸显出来，生动起来。就像我们平常在刊物或报纸上看到的描写人物的速写一样,画家并没有去写这个人物细部的许多特征,只是大略地勾画几笔，也就显得活灵活现了。我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正好说明了罗隐的《咏蜂诗》的诗意来自何处。其实，我们每天都要遇到许多事物，但我们往往匆匆投去一瞥，未及细细地看和听，更来不及细细地想，就从它们的身边走过去了。假如我们留心看、注意听，把握住它们的主要特征和特别意义，那么，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就不费劲儿了，不是吗？如果你的家在山区，也许那里有许多松林，在大风吹过的时候，那松林发出了阵阵的松涛声，你是否留意过，你能把那松涛发出的声音描写出来，讲给城里的同学听吗？如果你的家在大城里，大城市里有许多高楼，二十层的，三十层的，你每天就在它们的身边经过，你是否留意过它们，把它们的主要特征描写出来，讲给农村来的同学听呢？如果我们平日真的留意看、注意听、深入想，我想你写作文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困难了，不是吗！; 个人分类: 未分类|364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初中生活琐记: tongqb 2009-7-5 23:48; 上初级中学，这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吗？对现在的城里的孩子来说，那不过是命中就安排好的事情，不过是走路时抬一下腿上一个台阶而已。可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就不是什么抬抬腿的事情，特别是对过去的农村的孩子来说，要上完中学犹如一个老人登上摩天岭，那艰辛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我能上完中学，然后又上完大学，然后又留校当大学教师，在我们村子的村民看来，是一个奇迹。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奇迹。真不知是什么好运光顾了我，或是什么神灵护佑着我。　　我的家乡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山区。那里同是九龙江和闽江的源头，可不是一般的山区。离我们村子不远就是深山老林。小时候，常坐在高高的石门槛上望着那面前的高高低低的、远远近近的、深深浅浅的、浓浓淡淡山峦，痴痴呆呆地想，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呢？高楼大厦什么样？平原有多辽阔？大海有多深广？一切都像画片上那样精彩吗？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能走出这重重叠叠的山，走进那精彩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吗？我当时望着天空那北去的雁行想，这不过是梦想。可对孩子来说，谁没有梦想呢？　　那是 1949年夏天，我面临着能不能到县城去上初中的重大决定。按我父亲的意见，我根本不要去应考。全县考生有四百多人，可县中只能录取40人。十个人里拔出一个人来，拿父亲的话说：这跟考状元也差不多了，你是什么状元的料吗？他以为我去考也是白考，哪里能考得上呢？况且，我在家里是长子，家里困难，连下地的人都没有，就等着我这个劳动力成长呢！但在我的又哭又闹的强烈方式的请求下，父亲勉强同意我去县城应考。他的同意背后的潜台词是：反正你考不上，既然考不上，那么你就别无选择，只能留家安心务农了。　　考试的情形现在已经完全忘了。只记得发榜那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同学站在中学旁边那当街那布告栏前，仰着头看那红纸黑字的录取榜。我是从后往前看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村子的小学的教学水平无论如何比县城的、大乡镇的小学要差得多，我们的程度也比县城的大乡镇的考生也差一截，即使我们考取了也是靠后的。刚开始看，我的一个同村的小伙伴就嚷叫起来。原来我的名字竟然列在前面，是第三名。　　这一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更出乎父亲的意外。他表面上也为我高兴，因为我的成绩给他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挣了脸，乡亲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向父亲表示祝贺。家里也一片喜庆气氛。大家以为我上中学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唯有我心里明白，喜庆的背后说不定酝酿着一场战争呢！那年夏天，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我拼命干活儿，想以此换取父亲的欢心，给我一个升学的机会。但是，在开学前几天，战争还是爆发了。父亲以家里实在无力为我筹措学费和家里实在缺少劳力为由，不同意我进中学。在这个时候，放弃似乎是最容易，也最稳妥，最顺应亲人之心。但我决不放弃。我知道跟父亲讲什么道理是没有用的。我的智慧告诉我，必须借助我的几个舅舅和姑姑的力量，让他们一齐向父亲发起最后的进攻。当然，战争以我的胜利而结束。　　我挑着铺盖卷终于走上了远离六十里山路的故乡，到神秘的县城里去读初级中学。接触与家乡的人与事不同的另一些人、另一些事情和另一个世界。校园是美丽的。教室是美丽的。知识是美丽的。老师是美丽的。同学也是美丽的。我只想用美丽这个词来形容我的新的环境。但我的中学生活还是太艰苦了。　　吃首先成为一个大问题。那时的县中吃饭问题，学校只提供一个工人、一口大锅和一个大蒸笼。每个想在学校吃饭的学生，每一餐需自己用蒲包装好米和一小罐子咸菜。系好的蒲包扔在大锅里，咸菜罐则放在笼屉上面。那个工人只管烧柴。开饭的时候，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蒲包和咸菜。蒲包煮的米饭很香。咸菜也能下饭。这会有什么问题呢？我的家离城六十里，每当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就需翻山越岭回家取够一星期吃的五斤米和一小罐子咸菜。虽然山高路险，但我和同村的三俩个小夥伴，凭着年轻的人的力气和山里人的吃苦精神，我们每星期六下午硬是用我们的光脚板，一次又一次杖量着那六十里山路。星期天上午规定要跟父亲下地劳动。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再带着米和咸菜通过那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山路返回县城。一路上小伙伴们说说笑笑，一点也不寂寞。要是渴了则有路边清澈的山泉，比如今的矿泉水还要甜美。这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带的米总是提前吃完，一到星期六就得整天挨饿，还要走六十里似乎是越走越长的山路。每次我又不敢告诉家里这个情况，怕父亲又在要不要上中学的问题生出枝节来。与上中学这样的大事相比，饿一天又算什么呢？忍着吧！　　住也有问题。中学没有小宿舍，就把一个空教室临时充当学生的宿舍。睡通铺。在一长溜木板上，一人分到不到一米的空间。就像罐头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要是在冬天互相挤一挤倒也暖和，可是在夏天，天气热，蚊子多，又拥挤，你翻个身，踢了我一下，我翻个身，又把他踢了一下。半夜三更常被弄醒。更有那好事者拿一些活的蟑螂或死的蛇之类的东西，放在你的身边，惊吓得你又哭又喊。这时整个宿舍就像刚被捅的蜂窝，蜂涌动着嗡叫着。那真是有趣中的恐惧。我们就常年住在这有趣中的恐惧的宿舍里。　　老师很好。数学老师高而消瘦，但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丝丝入扣。他提倡一个题目要尽可能寻找几种解法。印象最深的是三角课，老师像变魔术那样，用一把三角尺划来划去，就把一个公式和定律划得极为明白。我每次都觉得知识的百宝箱就在他那把三角尺中。语文老师长得很帅，白白的端正的脸上架着一副很洋气的眼镜。他上课时永远穿一套毕挺的西装。讲课细声慢语却娓娓动听。他总能在课文的一些细微处分析出丰富的内涵来。历史课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讲起历史来，总是给人以不容质疑的意味。因为他态度极为严肃，似乎从他口中说出的都是确凿无疑的。　　我的功课在班里名列前茅，几乎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若得第三对我来说就是悲惨的失败了。　　功课好有什么用呢？在上完初中一年级后，我还是因家庭困难而休学了。这一次父亲发动的战争被他赢了。父亲驱赶我走上柴路。每天一担柴，挑回的柴要过称。要一次比一次多，是规定了的。也许我的上学梦就这样结束？但我学习的心不死，从内心积聚着力量，在经过半年柴路的磨炼后，又一次与父亲发动了一次战争。在复学后，我知道我没有上普通高中的命，在初中就要毕业、父亲在家里急切等我这个劳动力的时候，我偷偷报考了吃饭、住宿不要钱的龙岩师范学校。　　1952年初秋的一个日子，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过短的褂子，肩上是一根扁担，扁担的一头是小小的铺盖卷，一头是一个藤箱子，向一个更远的更陌生的地方，甩开了他的步子。他父亲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个孩子的背影离开了那个山村的小路。　　那时路边的枫叶还没有红，但满山遍野各种有名或无名的花都热烈地开着。　　　　　　　　　　　　　　　　　　　　　　　　　　　　1999年春; 个人分类: 未分类|5093 次阅读|0 个评论

樟树?山林?田地: tongqb 2009-7-4 17:30; 樟树生长在南方。成年的樟树又高又粗，往往如一把绿色的高楼，一层又一层，耸入高空。我们家乡几百年的老树遍及全村各处。我记得墟（市集）上的中央就是一株像伞一样的撑开的樟树，叶子浓而密，整个集市周围几百平方米就围着它来规划，可见它的高大。卖牛的山岗上也有十几株樟树，遮天蔽日，买卖牛的人就在那树荫下用摸捏手指的方法讨价还价。我们村小学的后院，也有一株大樟树。我和我的同学经常绕着那株樟树作游戏。小学这株樟树可能是一株樟树王，树身之粗，我和我的20几个同学拉着手才勉强能把它围过来。树的枝杈多得数不清，高高地伸向天空。那树荫差不多遮蔽了半个学校。有爬树本领的同学要是爬到树顶的话，还能了望整个村子，就像我们在北京登上景山去了望整个紫禁城一样。春天的时候，樟树长出嫩绿的新叶。那满树的新叶淡而薄，似绸，又软又滑，看到它就会觉得一个新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季节开始了。最有趣的是樟树虫。它们的样子像绿色的蚕，不过要大得多长得多，比人的拇指还要大和长，且身上有带刺的长长的毛。特别是它们的腿脚十分有力，数不清的樟树虫从树干上像竞赛般不断的爬上爬下，那场面非常壮观。我和我的同学一下课就去看它们的爬树比赛。它们就在这不停的运动中，成长壮大，身上的颜色也转为黄中带绿，这意味着它们要结茧了。胆子大的同学，就常把樟树虫抓住，把它们的肚子翻过来，用小刀或碎玻璃片，像外科大夫那样破开它们的肚子，取出肚子中的肠子，那肠子比一般的线还要粗，而且折叠好多次。同学们干这残忍的事情，不单为了好玩，其中还含有实用的目的。樟树虫的肠子用醋浸泡多少天，晒干后就可以变成最好的钓鱼干上用的线。不过我从未做过这件事情，不是我比我的同学善良，是因为我比他们的胆子要小得多。当然樟树的木材有樟脑味儿，而且木质坚硬，是珍贵的木料。我们家有两个樟木做的箱子，那里面永远不会出现什么虫子之类的东西。也许因为樟木的高贵和用途的特别，前几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村子里那些樟树都消失了。连小学后院那株樟树王也不见了。我为此感叹了很久。但值得感叹的何止那些樟树。我接着的新发现是，家门口的溪水变小，简直成了小水沟，那些可以游泳的深潭当然也变成小水坑。那以前高高架在小溪上面的木桥以成为一种摆设，再没有人使用它。从小溪溯源而上，原本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水坝也因长期无水而废弃。不用说那坝里的清澈的水早就干枯。连水坝两岸的垂柳也失去了那种生气。再沿小溪往上走，又发现山谷口上那一片面积大约有上千平方米的松树林也整个消失了。在山谷口的山路上，我们看到了封山育林，禁止通行的牌子。抬头望去，原本有各种各样茂密的树林的众多的山梁上，已经裸露出红色的土地，原本是湛蓝的天空变得灰朦朦，刚刚植上去的小树在微风中抖动，整个山林失去了活力，看望着这景象，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但是更令人感到悲凉的还不是作为我们村庄的徽章的樟树的消失，也还不是小溪的干枯，甚至也还不是山林的毁灭，而是我们的田地的遭遇。世世代代我们倾泻到田地上的自然肥料－－人畜粪便、土皮草灰。田地是黑油油的。生长出来的稻穗也绿油油。更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稻田里养着鲤鱼、草鱼，还有自由生长的虾米、无名小鱼、泥鳅和鳝鱼。整年整月会有长腿的白鹤像绅士那样在山边的田埂上散步，偶而展开它的美丽的翅膀低低地飞翔，田野静悄悄，可到处都是生命的活跃而现在倾泻到田地里的除了化肥还是化肥，而且越用越多，田地贫瘠化和化学化，那些活跃在稻田里的生物统统死灭，看到的生命寥寥无几，而蹩脚的拖拉机的轰鸣声响彻云霄。是的，农民家里有了收音机、电视机和各种在城市里被淘汰出来的机器垃圾我不知道这是富有还是贫穷？你说富有吗？可王维的落日已经不够圆，李白的月亮已经不那么光，杜甫的白鹭已经看不见或排不成行我们失去太多太多。你说贫穷吗？可村里的小工厂里的烟囱吐着黑色的烟，随烟飘落的也许是一页一页的人民币；木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也许堆起来的是金钱和用金钱盖起来的你遮住我家的阳光或我遮住他家的阳光的引起争吵的新楼我们得到的岂不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想，人类也许走错了路。我不反对也不敢反对商业、工业和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我希望商业、工业和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要消灭我的樟树，不要破坏我的小溪，不要毁灭我的山林和田地，不要妨碍自然本身的秩序。有时候我的思想可能陷入极端：我宁愿摒弃现在拥有的一切现代设施的所谓美好的日子，而选择王维、李白、杜甫他们那种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彩电、没有洗衣机、没有冰箱、没有汽车、没有公费医疗、没有超市的贫穷生活，因为他们拥有原本的落日，原本的月亮，原本的白鹭，原本的自然。; 个人分类: 未分类|3307 次阅读|0 个评论

言尽意止: tongqb 2009-7-4 17:10; 人们说话，有的简明扼要，有的则罗嗦拖沓，意已止话无穷，让听的人厌烦。有的文章洋洋万言，意思却很有限。也许删之十分之九，并不影响原来的意思。在避免冗赘这方面，我们要向我们的古人学习。　据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唐代诗人祖咏应试，主考官出了《终南山望余雪》为题，让考生按规定写成五言六韵十二句。祖咏写了一首诗：终南阴冷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只写了四句就交卷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按规定写完应试诗呢？祖咏回答说：意尽。虽然按规定还有八句，但他觉得自己所写的意思已尽，宁可冒不合规定的风险也不再画蛇添足了。从祖咏所咏的题目看，他所写的是终南余雪，且是望中之雪，他写出了三层意思：一是秀，远远望去有一种阴冷中之秀；一是高，终南积雪高浮云端；一是余，天气放晴，积雪融化，天晚了城中寒气逼人。祖咏构思中的三层意思用了四句已经说尽，他搁笔交卷，是明智之举，也表现了的诗人的气质和不同寻常的勇气。　我想我们不可一律反对长文章。意丰言长，意简言短，意尽言止，应是写文章的一条原则。我想我们不可一律反对长文章。只要言之有物，长文章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智慧。我们讨厌的是意简言长的空洞无物的用套话空话装点起来的长文章。让我们来揣摩一下这些作者的写作心理：一、由于对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还吃不准，不得不东拉西扯，绕过来绕过去。这种情况人人都有可能发生，对此的忠告是：意思想清楚了再写。二、要表达什么意思自己是清楚的，只是觉得写得太短，显得自己没有水平、没有学问、没有才华。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不过，你就不想一想，一个简单的意思，硬要用一车的话来表达，不是显得更没有水平更没学问更没才华吗？三、现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不按质论价，按字数计稿费，写短了就不合算了。对此，我们的建议是，你最好去做生意赚钱去，不要参加写文章的行列。　　正当我想举出四的时候，我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些同事、朋友的提：老兄，评职称是要计算字数的。有的单位，评副教授要发表20万字文章，评正教授则起码60万字。写的文章若像祖咏那样每次只有四句20个字，到什么时候才能凑够60万字呢？看来，写意尽即止的短文，也得有祖咏那种冒评不上职称的危险呢！; 个人分类: 未分类|4022 次阅读|0 个评论

身土不二: tongqb 2009-7-3 17:34; 1996年早春，开始了我的汉城之行。我与高丽大学签约，将在那所古老的大学的中文系讲学一年。初到汉城，立即陷如了一个陌生符号王国里。从车窗往街上一望，映入眼帘的全是不认识的朝鲜拼音文字。从高高耸立的街头广告，商店的招牌，街区的指示牌，到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布告之类，几乎全是熟悉的横、竖、撇、捺、勾、拐构成的却是陌生的韩文。不过也时时有一些汉字从眼前闪过，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身土不二。糟糕的是这四个汉字组成的短语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我拿不准这是中国古书里的一个句子呢，还是一个比较生僻的汉语成语，抑或是纯粹的韩国特产。我一时又缺乏那种谦虚和实话实说的精神，向我身边来迎接我的韩国的老师和学生（他们都是中国通）请教。后来我有几次机会去汉城以外的地方参观、访问，在城市高楼的墙面上，在乡村的低矮粗糙的房舍间，频频地遭遇身土不二这四个汉字。我终于有机会向几位先于我到韩国工作的中国人请教，但他们闪烁其辞地说：大概是人人都要保卫祖国的的意思吧！可我对他们的猜测表示怀疑。我查过中国的《汉语成语词典》，上面没有这个词条。这就成了横亘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有一次和我在一起的是高丽大学中文系最活泼开朗的崔溶澈教授，我的架子也就放下来了，于是直接了当地请他指点迷津。他高兴地说，这的确是韩国的特产。它是在前些年外国的农产品涌入韩国的时期，农民们喊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说，你身处这块土地，就应该吃这块土里长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等等。不应该身处韩国之土地上，却去吃从外国进来的东西。他举例子说，目前美国销往韩国的大米又好又便宜，韩国的大米质量虽也不错，却贵了许多，韩国的大米失去竞争力，就影响生产大米的韩国本土农民的积极性，这样他们就向韩国消费者喊出了身土不二的口号，要求自己的同胞发扬爱国精神，身土一致，购买韩国自己土地生产的大米。至此我才豁然开朗，又一次印证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来我才进一步知道，在70年代，美国的农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涌入韩国，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要找一句明确精炼的语言来激发韩国人的民族精神，经过反复的研究，终于决定从古代朝鲜医书里，拈出身土不二这四个汉字作为口号。身土不二的原意似乎是：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换一个地方常常要水土不服。身土若是分离为二，难免要闹病。这实际上是一个警告：你们要是整天吃外国出产的大米，那是要肚子疼的，小心点吧！韩国农民标举身土不二，实际上提出了在市场大潮中还要不要民族意识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今天我们不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吗？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不要保护我们自己民族的产业，这几乎是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要面对的尖锐问题。如今市场开放，不要说那些要高新技术的产品到处都是洋货，就是低土技术产品也是洋货充满货架，甚至美国的苹果、荷兰的李子、匈牙利的樱桃等等，也以高级包装标着天价进入我们的商场，法国的红葡萄酒、英国的威士忌、美国的各种高级香烟诱惑着我们的酒鬼烟迷。影院被好莱呜占领，电视台总是在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家都知道崇洋媚外不好，可一买东西就觉得还是外国的牌子好。什么国产的品牌工艺不够细啊，什么安全性能差啊，什么使用时间不够长啊结果买回家的东西中，还是有不少洋货。看来完全做到身土不二似乎已不太现实。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不少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你说是国货还是洋货？恐怕谁也说不清了。但我想，尽管不可能完全做到身土不二，然而心土不二总应该做到的吧。我这里说的是走私。走私者就是身在中国，心在金钱王国。他们在塞满自己的腰包的同时，严重地打击着我们自己民族的工业企业。中国的土地把他们养大，却反过来吃中国，他们是一群豺狼。不过对我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有时买东西，说不定买的就是走私货。这样我们岂不也实际上陷入身土分裂为二的境地，而且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那些心土分裂为二的帮手。这岂不是很悲哀很尴尬的事情么！; 个人分类: 未分类|3913 次阅读|0 个评论

母亲的故事: tongqb 2009-7-3 17:30; 母亲去世好几年了。但在我的笔下，关于她还是一片空白。几次想动笔写点什么，觉得往事茫渺，一直没有找到叙述的切入点，就这样拖了下来。上星期被拉去给本科新生作题为如何过好大学生活的报告，讲话一开始就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很自然地就想起母亲送我上北京时那不可遏制的送别眼泪，那每年给我做的两双布鞋，一种甜蜜而又酸楚的别样的感觉在心中涌动，眼前变幻着母亲青年时壮年时老年时的面容，想象她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布鞋底时用力拉苎麻绳的情景，于是母亲的种种影像如同电视屏幕图像那样在眼前跳动起来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客家的一个传统就是妇女特别勤劳。在一些描述南方客家风俗的作品中，往往把男人写成懒汉，他们成天呆在家里看孩子什么的，妇女则下地干活儿，十分辛劳，似乎内外颠倒了。这种描写完全是漫画化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我的家乡在福建西部一个不算小的村庄里。小时候我们头上戴的斗笠每每写着雁门童氏四个字，我当时不解其意。长大后读了家谱，才知道我们的三十四代以前的老祖宗是从山西雁门迁移来的，s是客家，为了不忘老本，父亲总是在一些器物上写上雁门童氏。客家人无论男女都很勤劳。男人同样下地干活儿，而且一些关键的活儿技术的活儿，如赶牛犁地、莳田、插秧、脱粒等，还是以男子为主。只是那种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不甚明显。当然客家妇女什么都能干，确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不过在我们家情形有些特殊。我父亲身为农民却不安心务农。他读过两年私塾，识字，写得一笔好字，村子里过年时候各家门前贴的对联，有不少出自他的手；他还会用毛笔画竹子和蝴蝶，虽然所画的范式就那几种，可倒也栩栩如生。于是就有一些亲朋好友来求他的字或画，可能就因为这点优越感，觉得只是种地太没出息，就尝试着做点生意。在我的记忆中，他贩卖过布匹和木柴，还从政府那里贷过款，进深山建造纸厂，用手工生产毛边纸，可能还折腾过别的什么，不过结果都一样：失败。这样一来，家庭的担子就完全落在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身上，两个女人是祖母和母亲，半个男人就是半大不小的我。从我懂事时候起，祖母已经年迈，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田地里的活儿则差不多要靠正当壮年的母亲了。母亲一天的生活是很紧张的。在我们家，天还没大亮，母亲就起来挑水做饭。我们起床后舀水洗脸，发现两个硕大的水缸已盛满清凉透亮的水。她总是把一天的米饭都蒸在一个大的饭桶里，饭桶的盖一揭开，冲出一股白气，白气慢慢散去，才露出上面蒸的豆酱、酸菜什么的，下面才是带着扑鼻的清香的白米饭或红米饭。全家数口一天三餐的饭食都在这里面了。母亲在田地里干活儿时永远用一个背带背着我的还要吃奶的弟弟或妹妹。一边耘着田，拔着草，一边哼着歌，哄着背上的孩子。有时候也把年少的我带到田地里去，听她的调遣，或拔兔草，或放水，或在田头哄弟弟或妹妹。我最愿意跟她到菜地去。因为菜地通常总是间种黄瓜和甘蔗，母亲会摘一条黄瓜给我，她用她粗糙的手擦一擦，说，吃去吧！或者折一根还不太熟的甘蔗给我，说，咬去吧！这可是我童年时期的一种特殊享受，也是母亲赐给我不多的爱中令我感到甘甜的部分，所以至今回忆起来，就会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甜蜜感涌上心头，能让我幸福地发半天楞。母亲在我们家乡绝对是一位口头文学家，她虽然不识字，但总是能够把各种乡间琐闻通过她那抑扬顿挫的嗓音和巧妙的叙述变成有趣的笑谈。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路上她的伙伴总是喜欢拉着她听她讲点什么。这样一来，就总是耽误一些田间的劳作，往往天快黑了，家家屋顶上都冒出了袅袅的炊烟，她还得在田里赶活儿。这时候祖母就会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向着小溪对面的田野拉长声地高声地喊起来：新人！转来吧！新人！转来吧！这喊声总要重复多遍。新人是我祖母对我母亲的称呼。因为我们家乡的新娘叫新人，在母亲过门后祖母第一次如此叫她，从此也就不再改了，那原因一方面是她们婆媳关系好，一方面是我母亲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名字，在户口本上她的名字叫沈老妹（老妹是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位妹妹的意思，只有几个舅舅以老妹称呼她）。转来是我们家乡话，意思是回来！祖母的喊声中隐含些微焦急，但更多的是关切、抚慰、耽心、爱护！因此那喊声就像那出色的女高音那样亲切、动人而又绵长，甚至那刚从田间劳作回来的乡亲，会驻足仰头微笑着欣赏我祖母的喊叫，并开玩笑说：好听！好听，像唱歌一样。更调皮的一些后生，就会模仿祖母的喊声也帮着喊起来：新人！转来！新人！转来！哈哈哈哈！这时候，村前村后就会此起彼伏地响起这喊声，像多声部合唱，这可以说是我们家门口天天的一道风景线，那韵味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家里穷，婆媳俩就把我们家宽阔的祠堂变成临时的客店，在逢集时搭几铺位，让四乡那些来不及赶回家的客人暂住一晚，收一些住宿费。更经常的是婆媳俩做米面的包子，让我在中午放学回家时端到集市上去卖。她们知道我不好意思干这个活儿，就想出一些办法给我作思想工作：咱也不是偷，不是抢，靠的是劳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就是这样的劝告：你父亲不像一个男人，不理家，你可不能跟他学，你还小，当不了一个男人，也得当半个吧！当然，我乖乖地当了半个男人。后来我外出读书，对她们俩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你想想连支撑家庭的半个男人也跑了。送行的眼泪和头上插的红花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北京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们家乡的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省的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青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的诗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上北京必经之途。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上一趟北京，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冬天北京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站着一排排整齐的穿着白衣的护士。我上北京读书的消息，经乡亲们的渲染，变得十分重大，使我们家的两个女人更是手足失措，心绪不宁，不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是如此。我上路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也搽了白粉，嘴唇也好象用红纸染过，脑后的圆圆的头发结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那十五里路如何走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唯有在汽车开动前母亲的空前绝后的哭和流不完止不住的眼泪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她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语无伦次地说着：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读zhuo，多穿）衫（衣服）。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我知道你惦记祖母，不要惦记，有我呢。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要发奋（努力），光宗耀祖。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捷报，在祖宗祠堂贴红榜，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说着说着，她突然流下了泪，而且那泪像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滔滔汩汩，堵不住，擦不完，完全失控，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就如同蓄积已久的感情的闸门被起开，非一泻到底不可了后来她不再擦她的眼泪，任其在脸上自然流淌，她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还叨唠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我觉得自己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恰当的、有力量的话来劝慰母亲，只是傻傻地呆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她举起了手，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她的泪脸，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跑了几步，但汽车快了起来，她向后退去，在第一个拐弯处，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我仍清楚看见她头上的那两朵红花在晨风中轻轻抖动等待布鞋的前后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作的布鞋。但每年一双也足够了。因为南方天气热，我们那里的习惯，早晨一起床，穿的是木屐。早饭后一出门，或干活儿，或赶路，或上学，都是赤脚的。要是上山砍柴则穿草鞋。只有在冬天或生病的时候才穿布鞋，而且是光着脚穿的。只有地主老爷或乡绅什么的才穿着长长的白袜子加布鞋。可以说我们那时的客家人差不多都是赤着脚念完小学和中学的。母亲为我每年做一双布鞋，在中学读书时，是绰绰有余的，是不会穿烂的。 1955年来北京上大学，母亲给我做了两双布鞋，我以为这足够我一年穿的了。哪里想到来北京在校门口看到的一幕是：农民穿着袜子和布鞋在地里耕地。我们几个从福建来的学生为此大惊小怪，觉得这在我们家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那里都是水田，一脚下去就没膝深，你穿着鞋袜如何下田？当然大学同学门平时进出都一律穿布鞋或胶鞋，个别有钱的穿皮鞋。开始我只是觉得不习惯，觉得穿着鞋脚上帮得慌，不如赤脚自在随便舒服。起初半个月，只好入乡随俗，勉强穿布鞋去上课、上街等。过了些日子，我们三个福建来的同学基于共同的感受，就议论着要革命，要把北京人的这坏习惯改一改。我们约好在同一天在校园里当赤脚仙子。哦，赤脚走在水泥地上，巴嗒，巴嗒，凉凉的，硬硬的，平平的，自由自在，那种舒坦的感觉，简直美极了。虽然我们三人的举动吸引来学校里师生门的异样眼光和切切私语，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城里人的偏见罢了，他们看看也就会惯的，况且学生守则里并没有一条规定：学校里不许赤脚。就这样我们大概自由了半个月。有一次，校党委书记给全校师生做报告，在谈到学校当前不良风气时，突然不点名地批评了最近校园里有少数学生打赤脚的问题，党委书记严厉地说：堂堂大学，竟然有学生赤着脚在校园里大摇大摆，像什么样子，太不文明了吧。我们第一次听说赤脚不文明的理论。我们赤脚的自由生活方式不堪一击，一下子就被剥夺了。于是母亲做的布鞋成为我生活的必需。似乎母亲是有预见性的，要不她为什么要往我的行李里塞两双布鞋呢！可布鞋毕竟是布做的，并不结实。当北京的杨树掉叶子的时候，第一双布鞋穿底了。等到冬天的第一场初雪降落大地让我这个南方人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欢呼雀跃的时候，我发现第二双布鞋也穿底了。我那时每月只有三元人民币的助学金，只够买笔记本、墨水和牙膏什么的，根本没有钱买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昂贵的鞋。我天天想着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她会给我寄布鞋来。又害怕地想：她不会忘记吧？如果她记得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什么时候可以寄来呢？从家乡寄出路上要经过多少日子才能到北京呢？路上不会给我弄丢吧？在等待母亲的布鞋的日子里，我能做的事是，将破报纸迭起来，垫到布鞋的前后底的两个不断扩大的洞上维持着。可纸比起布的结实来又差了许多，所以每天我都要避开同学的眼光，偷偷地往布鞋里垫一回报纸。而且每天都在检讨自己：某次打篮球是可以赤脚的，某次长跑也是可以赤脚的，为什么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布鞋也要节省着穿呢？弄到今天如此狼狈不堪？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北京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嫌它太漫长了我一生有过许多的等待，大学学习期间等待母亲的布鞋是最难熬的等待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母亲做布鞋的全部复杂的工艺流程，可在那些日子连做梦也是母亲和祖母在灯下纳鞋底的情景了。那时我想起来了，母亲为全家所作的布鞋，除鞋面用的黑布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之外，几乎全部材料都由她和祖母用最原始的办法搜集的，连纳鞋底的细苎绳的原料，也是自家种的，这在我们村子里，可能是只此一家了。苎，或者叫苎麻，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母亲和祖母在自己的家门口的一块很大的青石块上，垫起了厚厚的土，在那上面种了苎麻。苎麻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叶子又圆又绿，每片都有巴掌那么大，茎灰白色，仅手指大小，可长得有一人高。每当苎麻成熟要收割的那天，家里就象过节一样，十分热闹。先是摘那些嫩绿的苎叶，将它碾碎了和米面掺揉在一起，既可以直接作面饼，也可以作有馅的包子皮，所以割苎麻意味着家里要改善一次伙食，那苎叶做的面饼或包子，吃起来有一股特殊的清香，这在别家是享用不到的。所以苎麻叶饼蒸熟以后，母亲就遣我们兄弟姐妹东家送，西家送，让亲朋们也尝个新鲜。苎麻的皮从苎茎上剥下来，要化不少功夫，这都是母亲和祖母的活儿。而已经剥干净的苎麻杆儿，白白的，圆圆的，松松的，直直的，再加上一些竹签，就成为我们兄弟姐妹手中的玩具了。我们自由地把它截成长短不同的小木段，可以搭成小屋，可以作成鸟笼，还可以做成一切你想象得出来的东西，整整数天我们都可以沉浸在由苎麻杆儿构成的游戏里。母亲和祖母为处理那些结实无比的苎麻皮，则要辛苦好几天，从泡到刮到晒到捻，最后象变魔术一般变成了可以纳鞋底的细细的软软的却坚韧无比的苎麻绳。至于糊袼褙、描鞋底样、剪鞋面、纳鞋底等，也是琐碎、麻烦、吃力，费尽心血，这些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布鞋的漫长过程中一一想过了无数遍。这个时候，我才深深感到母亲的爱尽在这不言的琐碎麻烦吃力中。在春节前几天，我终于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两双新的布鞋，在每只布鞋里，母亲都放了一张红色的剪纸，那图案是两只眼睛都朝一面的伸长脖子啼叫的公鸡，我知道母亲在我们家乡可以说是一位剪纸艺术家，这肯定是母亲的作品，以公鸡啼叫的形象对我寄予某种希望。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但从未如此认真地、细心地、诗意地欣赏过她做的鞋。我抚摸着那两双又硬又软的新布鞋，觉得每一个针眼里都灌满了母亲的爱意与希望，心里那种暖融融甜滋滋的感觉至今不忘。在这一瞬间，母亲的面庞、身影又在我眼前生动地重现，我突然感到我虽然离开母亲数千里，可我感到我仍然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我想起了母亲那天送我时的哭，我痛责自己当时所说那句愚蠢的话。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你热衷的事情都会转瞬即逝，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母亲的爱是真实而永恒的。对那张标准相片的不同理解母亲来过北京两次。一次在1963年，一次在1981年。她是属于故乡的，所以每次都没有住到计划住的日子，就催着我给她买回福建的火车票。第二次来北京时，她的背驼了，牙掉了，看见她的衰老的样子，我感叹不已。原说好起码要在北京住一年的，但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啦。她不会说普通话，而她的客家话除了我之外，家里人都听不懂，她与邻居们就更难有什么交往了。我整天在学校忙，只有晚上回家才能跟她说一会儿话。她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哪里受得了这种孤独和寂寞？况且故乡有八九个孙子、孙女让她牵肠挂肚呢！在家乡时那些孙子、孙女整天簇拥着她，无论是哭是笑是闹是吵是悲是喜是苦是甜，都是生活，都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归乡之情悠然而生。尽管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古老宫殿、园林等令她感到新鲜，北京歌剧院的宏伟使她赞叹，长安街的宽阔让她目眩但此刻对她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故乡。她对我说：我整日这样吃喝，却没有人给我说话，这不是让我坐禁闭吗？我拗不过她，只得随她的心意办。在决定返回故乡前，我问她还有什么心愿？她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我想要一个会画的人照我的样子给我画一张像。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故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镜框里，罢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不过我给她的建议是去照一张像，然后放大。她很愉快就同意了。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在礼士路那间照相馆，她们遇到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照相师。他可以让最紧张的顾客也能从容而放松。几天后，我爱人把放大的近两尺见方的放大照片取回来了，照片好极了，用光很有层次，构图恰到好处，母亲的脸绽开了微微的笑，像那含苞的花，看起来比现实的她年轻多了，而驼背更照不出来。我跟我爱人想母亲定会满意。母亲戴上眼镜，看着，开始还露出满脸的笑容，突然她收起了笑容，问我们：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她的话吓了我一跳，连忙凑过去看，看完大笑起来，说：妈，这是艺术性的处理，照相师照这张相片时有一个角度，你懂透视的方法吧？喏，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我也只有一只耳朵母亲说：什么豆豉不豆豉的，我不懂！反正我要两只耳朵！我叹着气：是透视，不是什么豆豉，你真会打岔。喏，透视是这么回事母亲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只说：少了一只耳朵，不好！不好！我不要！我的那些孙子们，孙子的孙子们，要是问：我的这位奶奶为什么少一只耳朵？那不是太丢人了吗？母亲既然把问题上升到丢人的高度，那就必须重照。我爱人带她去找照像师，照像师哈哈大笑，我爱人解释说我母亲不懂透视原理，看不习惯，无论如何要重照一张，要钱可以重付。照相师态度极好，根本不要我们的钱就给重照了一张，并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放心吧，这一回是有两只耳朵的。这次终于照出了母亲完全满意的标准像。我们给照片配上了一个镜框，她临离开北京时说，这回从北京带转去的东西中，最让她满意的就是这张照片了。此后，我在讲美学理论过程中，为了说明艺术接受是以接受主体的预成图式为依据的，说明所见出于所知的理论，有时就把母亲照相的故事加进讲课内容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母亲缺少透视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也会心地笑。但是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的独特的艺术要求也许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透视原理，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起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了我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给我时在鞋里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睛，把本应是长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了，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什么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画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画像融为一体。母亲养的狗和狗的下场 1988年夏天，我回家看望父母。刚跨进大门，一只毛茸茸的又肥又壮的凶猛的大狗就朝我这个陌生人汪汪大叫起来。这是母亲养的狗。据弟妹侄子侄女们的说法，这只狗跟我们家养过的数不清的忠于职守的好狗比较起来，是一只坏狗。它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老到邻居家偷东西吃，今天叼人家院子里凉着的一块咸肉，明天咬死人家放在草坪上的一只小鸡，告状的人填塞门户，给家里找来无穷的麻烦，惹来数不清的是非。弟弟妹妹多次建议把这只狗处理掉，免得再生出麻烦是非来，但母亲就是不同意，说：狗是我养的，有麻烦找我，谁要是敢动它一根毛，我跟谁拼命。弟弟妹妹只好忍气吞声，表面不再说三道四。但在母亲不在时，就毫不客气地用脚踢狗，嘴里还骂着吃货、死狗这类字眼。全家老少真是同仇敌忾，对这只终日给家里惹事生非的坏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母亲的情面不敢下手。我在家的那些日子，那只被弟妹们斥之为坏狗的狗，对它的保护人母亲的亲热、亲情和依恋则十分动人。见主人摇尾舔脚这些且不说，单拿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带着一群孙子孙女通过黑黑的窄窄的坑坑洼洼的石沏长街，到离家可能也有一里多地的电影院去，她的狗就总是冲在前面，为她探路和开道，为她排除可能会出现的险情。看电影时，狗静静躺在她的脚边，要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还替她暖脚。电影散场，人多拥挤，狗为他们开道，并紧紧护卫着母亲，不让她被人踩着或挤着，母亲顺手拉着它的长尾巴，闭着眼也能平安摸回家。狗对母亲那种尽职尽责的样子，真是令人感动。有一次，母亲用手轻轻地捋着狗的毛，对我们说：全家人谁这样照顾过我？！我们听了之后，不用说与母亲争论，甚至连笑都不敢笑。 1990年，父亲病危，我又一次被召回老家。我是黎明时分到家的，我以为还会遇到那只狗，还会听见它那汪汪的叫声，还会看见它那毛茸茸的样子，出人意料的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根本没有什么狗。我张嘴就问：那只坏狗呢？怎么不出来欢迎我？弟弟连忙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别问。幸亏母亲的耳聋加重了，又没有戴上耳机，没有听清我的话，才没有引起麻烦。这次在家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母亲闭口不提那只狗。狗的下场是弟妹们在母亲外出时七嘴八舌告诉我的。那只狗因为总去邻居家偷东西吃，为非作歹已非一时，使邻居们损失惨重，对母亲所钟爱的这只贼狗早就恨之入骨，早就想除掉村子里的一害，只是考虑到母亲的苛护而不敢下手。有一天，村子里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想打牙祭，可又囊中羞涩，有一位胆子大的，就提出一个建议，趁我母亲去邻村走亲戚之机，偷偷的宰了贼狗。他们论证了半天，认为这既是为民除害之举，必然会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同时又解决了打牙祭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真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我的两个弟弟知道之后，采取了不支持不阻拦不参加的三不政策，这就更壮了那伙儿年轻人的胆子。他们把狗引到一个小屋里，七八条扁担的力量结束母亲的爱狗人们眼中的贼狗的一生。这些青年七手八脚把狗剥了皮。狗肉在我们家乡是上等的肉食，看见这条被扒了皮的狗肉的鲜嫩的样子，欢喜地手舞足蹈起来。正当他们为自己的胜利欢呼的时候，母亲似乎是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那间小屋的门口。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母亲的愤怒、哭骂和要跟他们拼命的劲头儿，把他们吓傻了。母亲给这几个青年上的纲是谋财害命，她认为，狗和天下的生灵一样，都是命。命这个客家话的单词要是用普通话来说，就是生命，世界上哪里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可贵的呢！在母亲扬言要到县法院控告他们之后，这几个力大无比的小伙子竟屈辱地一齐跪到在母亲的跟前，请求母亲的饶恕。那天家里也乱了套，我那两个在这件事情上实行三不政策的弟弟，也遭到母亲空前的叱骂。只有一个去跟她去报信的侄子，才勉强过关，没有遭受批评。母亲甚至还摔了屋里的一些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狗死不能复生。按母亲的意愿，狗的遗体被抬到家门口的溪灞边的砂石上，挖了一个深过一米多的深坑，在溪水的呜咽声中，母亲的爱狗被隆重地殡葬在这里。母亲病倒了，但仍然坚持守在狗的墓地旁，晚上她被劝回家休息，由那位通风报信的侄子替她守望。如此三天三夜。从此母亲不再养作为生灵的狗，直到她自己去世。 199712; 个人分类: 未分类|3193 次阅读|0 个评论

祖母的手: tongqb 2009-7-2 17:53; 　　　祖母的手　　　　　　　　　　　　　　　祖母是1956年春节前一天去世的，离现在已经四十三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仍宛若面前，那样鲜活，那样慈祥，那样和蔼，那样亲切特别是她的那双瘦弱的却是有魔力般的手，连同那如同雕刻上去的纹路、突起的青筋、割裂的伤口，连同那微微抖动的样子，此刻都在我的眼前幻化成故乡黄昏时分的七彩霞光。　　我年少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每当青黄不接的之时常常没有米下锅，那真是一场灾难，其惨状如今回想起来恍若隔世。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的无能且不理家务，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还太小，这样，维持一个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不能不落到了祖母和母亲两个女性身上。祖母那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又是小脚，下不了地，从哪里去弄每天清晨要下锅的五斤米呢？我们家那时唯一的财富就是她们婆媳俩的相濡以沫的精神了。　　我们家所在的乡村，是周围几十里的一个大镇，每十天有两个墟日（北方话集市日），来往的人比较多。婆媳俩就先后想出了两个解救家庭危机的办法。蒸米面包子拿到街上去卖是她们想出来的第一着。做米面包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活儿。面要和得好，馅儿要调得好。皮要包得好。蒸时柴还要烧得好。这四好全靠祖母的手巧。母亲用力揉过的面团，祖母总要接过去再揉几遍，太硬了添些水，太软了添些面，然后用她的瘦弱的手拍几下，说：这下好了！南方包米面包子，不像北方那样用杆面杖来杆，要用手来捏。馅也是祖母亲手调制的。那馅也不像北方的包子那样一团死肉，除少许猪肉之外，还得配上炒鸡蛋、炸豆腐和多种蔬菜。这馅也必定是祖母亲手调制。皮要捏得薄，靠得也是手的技巧。祖母捏的皮总是最快最薄的，封口处还加上一溜儿整齐的花纹，煞是好看。包子的生意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也解除了家庭的燃眉之急。不久婆媳俩的第二着也出台了。那就是利用我们家占有一个大祠堂的空间，每逢墟日用木板搭几个床铺，招待几个来不及回家的客商。祖母的手总是忙个不停，又是挑选木板，又是整理床铺，又是舀洗面水、洗脚水，又是给客人准备可口的饭菜。婆媳俩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那就是换来了全家的温饱。当我们全家每天又有五斤米下锅，全家每个人都端起香得无法形容的米饭的时候，祖母的瘦弱的手微微地抖动着，拨动自己碗里的珍珠般的饭粒，嘴角露出了微笑。　　祖母的手是勤劳的手，是救苦救难的手！　　农村天地阔，大路小路，田里田头，山里山外，各忙各的，无非是俗务。祖母最愿意做的事情之一是，扭着自己的小脚，独自一人走遍全村每一块有绿色的地方。难道她是要用她的小脚去丈量那方圆十余里的田地、山坡、草坪、沟坎和洼地吗？当然不是。原来她是在寻找和辩识草药。她在平日出去漫游，似乎只是去检阅她的军队，从不把草药带回家。只有等到某个乡亲生了病，一般的中西药又都吃过，病情越来越严重，简直到了病入膏肓之时，他们才会找上门来求她的草药，撞一撞运气。这时候，祖母总是有求必应，不论手边有多要紧的活，她会立即出去调动她的军队，以最短的时间，抓回她所需要的草药来。这时候，她的瘦弱的手决定着某一个人的生命。是的，当她把抓回来洗乾净的草药放到石臼捣碎的时候，她的手微微地抖动。似乎拿不起那捣石臼的小小的石锤。有时候我就过去，要代替她的劳作。可她一次也没有让我替她。在她的意念中，似乎这动作是神圣的，只有她的神魔般的手，才能注入生命的元素，使病危的人起死回生。特别神奇的是，她的草药的灵验，也有如神助，虽不说是药到病除，但那病人的病却也一天天地一点点地逐渐地好起来。我在四、五岁时，得了感冒，又转为肺炎，终日发高烧，周围的名医开的药都吃过了，就是不见好转。似乎所有的人对我的生命都失去了信心，只有祖母没有。她不信我会死。她跑遍全村每一个地方，用她的瘦弱的手，抓回各种似乎是极普通的草，捣药，喂药，虽然那喂药的手仍然是微微地抖动，但我的病一天比一天见轻，在祖母的照料下终于恢复了健康。　　祖母的手是善良的手，是回春之手！　　在南方，花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一年四季，哪个季节不是姚黄魏紫、尽态极妍。可这没有减少祖母对花的热爱。我们祠堂外的院子里，祖母种的一树茶花，开白色的花朵，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满树的茶花似乎是同时开的，花团锦簇，使整个院子生机勃勃。最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家的祠堂里面的上下厅之间，有一个宽阔的天井，它给我们带来阳光和雨水。祖母看中这块空间。她用她的瘦弱的手，从各种检了许多破砖头，精心设计，在天井的两端，垒起了砖墩。把家里闲置的两块大厚木板搭在上面。来我们乡赶墟日的邻村人，来卖各种陶器，卖不完的拉不回去，祖母就允许他们把卖剩的陶器寄存在我们的祠堂里，等下一个墟日再卖。作为给祖母的好意的报答，就常把一些陶器送我们家用。陶盆、陶罐、陶碗都很实用，人家送给她，她不要，说宁愿掏钱买。卖陶器人微笑地指着那些最没有销路的陶花盆说：老人家，难道你想要这些卖不出去的东西？祖母瘦弱的手微微抖动着，开心地笑了。于是这些精致的陶瓷花盆就上了她在天井里的搭好的木板上了。祖母在这里栽种的兰花，约有十余种，花期很长，大概从春天到深秋，这盆谢了，那盆开了。祠堂的大厅里芳香四溢。村里的人无论谁一进我们家，还没有迈进祠堂，就要惊奇地叫起来：怎么这样香？兰花是一种娇嫩的花，并不是好种的。可兰花对祖母似乎情有独钟，她种兰花除了春天施一些草肥外，连水也不怎么浇的，可她种一盆，活一盆，香一盆。那兰花的生气、清雅和芳香一直陪伴着祖母和家人，直到祖母去世。这以后我家的兰花就日益衰落下去。去年我回老家，兰花已经在我们家绝迹。我问小弟弟：兰花都死了吗？小弟弟说：不知怎么弄的，我们几个都弄不活它。古人云：男子树兰而不香。在我们家则是男子树兰而不活了。我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天井，在黯然伤神中想起了祖母的瘦弱而灵巧的手。　　祖母的手是美丽的手，是栽种生命的绿色的手！　　　　　　　　　　　　　　　　　　　　　　　　　　　　　　　1999年春2000年改; 个人分类: 未分类|3300 次阅读|1 个评论

风景和它的倒影: tongqb 2009-7-2 17:45; 风景和它的倒影一个景物十分秀丽的湖，湖上面有一片美丽的树林，那树木高高低低，那树叶的颜色绿红相间，游人来到这里都要啊地一声，大叫起来，说太美了。可随后又会哇地叫起来：这倒影不是更美吗？你看这透明，这纯净，这摇弋多姿！有一天，倒影对树林说：我的伙伴，你虽然站在我的头上，可游人来到这里总是更多地赞美我，看来我的美色还是比你强，不是吗？一阵风吹过，树林只是耸了耸肩，笑笑，不以为然，拒绝与倒影争论。这时候，又来了一群游人，照样把倒影赞美一番。游人走后，倒影又忍不住说：难道你还不承认？树林保持沉默，根本不把倒影的话放在心上。秋天来到了，雨水少了，湖水越来越浅，终于有一天湖水干了。树林披上了秋天的盛装，五颜六色，更显得美仑美奂，游人为它的美丽所倾倒，纷纷摁下了照相机的快门。它的伙伴倒影却完全消失了。人们不免遗憾地说，要是这湖有水就好了，这树林配上倒影不是更美吗？一阵风吹过，黄色的树叶飘落下来，似乎是树林为失去它的伙伴倒影而流下的眼泪。（2005－1－9）; 个人分类: 未分类|3294 次阅读|0 个评论

祝贺我国文艺学首席专家童庆炳先生加盟科学网: 黄安年 2009-7-2 08:48; 祝贺我国文艺学首席专家童庆炳先生加盟科学网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7 月 2 日发布科学网博客自 2007 年初面世以来 , 不到两年半的时间落户科学网博客的博主已经有 2000 多 , 科学网博客在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登陆科学网，科学网不仅是自然科学技术界人士的家园，也将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学人的家园。 6 月 29 日，笔者看到我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的在职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正式在科学网开博（ http://www.sciencenet.cn/blog/277237.aspx ），这是令人特别高兴的事。童庆炳先生，福建连城县人 ,1936 年生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文学组首席专家。暨南大学等 20 所大学兼职教授。先后赴越南河内师范大学、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或研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文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 300 余篇 , 另有多部著作 , 其中部分著作曾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奖、北京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据不完全统计著有《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 1989 ）、《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 1990 ）、《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 1992 ）、《文学理论教程》（ 1992 ，主编）、《中国心理诗学与美学》（ 1992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1993 ）、《文学概论》上下卷 (1994) 、《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合著， 1997 ）、《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 2001 ）、《现代诗学十讲》（ 2005 ），以及主编心理美学丛书、文体学丛书、文艺新视角丛书、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现代心理美学》、《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教程》等。笔者的博客曾推介他的《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美学与当代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童庆炳谈文心雕龙》（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童庆炳谈古典诗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童庆炳谈审美心理》（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版）、《童庆炳谈文体创造》（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版）、《童庆炳谈文学观念》（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版）等。笔者希望更多学术造诣较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加盟科学网，扩大与自然科学技术界的朋友的交流 , 加强与社会各界关注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朋友的沟通，推动网络时代华人大科学体系的普及与提高。;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研究(09)|37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品尝”饥饿: tongqb 2009-7-1 19:46; 饥饿是难受的痛苦的，有时还是尴尬的，但在肯定不再会饿肚子的时候或者在饱食终日时候的回忆中，则变得美好，而且可能是十分的美好，比面对一桌丰盛的宴席还美好。我常有这样一种看法，从未挨过饿的人生不是圆满的人生，因为他肯定缺少这样一种特殊的美好的回忆。我生长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很穷，小时候，春天来临对那些游山逛水的人们来说，是美好的，可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则要面对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时期，因为差不多在桃红柳绿的时节，家里就断了米（不是断了粮）。每天三餐都是吃番薯（北京叫白薯，有的地方叫红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吃番薯，蒸、煮、烤、炒，但对象只一种番薯，番薯条、番薯片、番薯块、番薯丝。番薯是甜的，带着一种清香的甜，按现代的营养学来看，它的营养还十分丰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冬天时候街角的烤白薯，那冒着热气散发出来的清香，曾吸引了多少孩子、老人和贪嘴的行人，但从未吸引过我，我恨番薯，一辈子不想再吃番薯，因为我小时候吃够了吃腻了吃伤了。我记得，当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坐在饭桌旁，看见母亲用笸箩或大碗端上来的又是那蒸的或烤的或煮的金黄的冒着热气的番薯时，我们都皱起了眉头，饿得咕咕叫的肚子立刻似乎不叫了，兄弟姐妹中就会有一个或两个乘母亲转身时，偷偷地遛下了饭桌宁可饿着，也不吃它。我是老大，不能下桌，或者说没有下桌的权力，因为如果我下桌了会给母亲一个印象：这老大也太不懂事。我每次都拿起似乎如巨石般重的番薯，艰难地开始啃（严格地说是舔），立刻那种熟悉的令人恶心的甜，让我反胃，然后是让我的全身都立刻升起一种抗拒的力量，嘴似乎在动，实际上一块番薯要啃老半天，时间在这个时候也变得特别的长。祖母、母亲和父亲都围在桌旁，默默的吃，谁也不说一句话。有时候母亲会从装番薯的笸箩里拣出一块烤得特别好的番薯，递到我的面前，说：这块好。有一次，我把母亲给我挑拣的番薯扔回笸箩里，终于忍不住说：妈，能不能吃一顿米饭，番薯吃够了！母亲沉着脸，不说话。我就继续叫：妈！妈！你听到了吗？母亲也终于不能忍受这难堪，冲我说：吵，吵，你为什么吵我，是我有米不做饭给你们吃吗？父亲在我们母子俩的争吵声中偷偷地离开了饭桌，躲开了家。这时候，母亲就大吵大闹起来，明是冲我而来，暗是冲父亲而去：你为什么总是问我要米饭吃，咱们家是谁当家？是我吗？谁没有本事弄米饭给你们吃？你们想吃米饭，不想吃番薯，我吃的番薯比你们多，我也吃够吃腻了吃伤了，谁给我米饭吃？说啊，说啊，你们怎么都不说了。甜甜的番薯，给我们带来的是饥饿、争吵和家庭的不和。后来我读中等师范学校，其理想就是想当个每月都有 30 元的固定工资的小学教员，使全家每一天都有 5 斤米下锅（我记得那时的米差不多是 8 分钱一斤），让我的弟弟、妹妹，还有爸爸、妈妈和祖母，不在美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受那甜的折磨。有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回她的娘家，经常去的是守寡的五舅母家。五舅母高高的个儿，脸上永远漾着微笑，她对我们兄弟几个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她和表哥真心实意接待我们，我们满庭院跑，玩得很高兴。但是，吃饭时五舅母端上饭桌的仍然是倒胃口的蒸番薯，让我们深感失望。他们家并不比我们家强。除番薯之外，再没有其它粮食了。可五舅母说：我们家的番薯跟你们家的番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果然，他们家的番薯的品种特别的香，那瓤是红的，并且有下番薯饭的菜。这菜很特别，是一盘又辣又香的颜色黄橙橙的豆酱。吃的时候，一口甜的番薯，再加一口有辣又咸的豆酱，甜、辣、咸三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那味道果然别是一样。我们硬是在她的微笑的监督下吃下了在家里吃不下的番薯，五舅母真有办法。五舅母早就去世，我在梦中常见到她的微笑。在暮春时节，我们的膳食终于有了改变。因为这时候春笋长得有半人那么高。母亲通常是带着我和我的大弟，沿着那弯曲的高低不平的窄窄的山路，到几十里路远的竹山去，在幽静的竹林里收获那冒出地面的春笋。春笋代替了番薯（因为番薯这时也吃尽了）。笋是很好吃的东西，但它必须有一个伙伴，那就是食油。可那时候哪里有食油呢？我们家的吃法是笋煮酸菜。开始几天还好，还未开饭，兄弟姐妹已坐在饭桌边，叽叽嘎嘎说笑着，情绪高涨，虽然还是没有米饭，但大家似乎都吃得很高兴。心想，终于摆脱了那甜腻腻的番薯，换了一种从深山带回来的口味，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口味。但是这种高涨的情绪持续不了多久，没有油的笋煮酸菜也很快把我们的胃口败坏了。不过这是另一种折磨，笋把我们本来已经不多的肚子里的油都刮光了，觉得刮得慌，刮得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是难以言传的，总之我们的饥饿感更强烈了。刚吃过笋煮酸菜，肚子就咕咕乱叫，似乎刚才没有吃过什么。我们都还要在田里劳动，干耘田、插秧什么活儿的，那种肚子饥饿的情境，使我们感到全身无力，总是忍不住抬起头，用那失神的眼光四处搜寻，有时发现田头的野草莓刚结出几粒青色的果子，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摘下那刚开始它的生命的旅程的果子，尽管味道那么酸涩，也觉得肚子里有了一点东西。如果哪一天我逮住了几只麻雀，或大老鼠在大水缸边闪了腿（也许是闪了腰），掉到水缸里，正在探着头想爬出来，那么我们兄弟几个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因为这意味着这一天我们要开荤了。我在县城上初中。我的小山村离县城有六十华里。那时的伙食是个体的粮和菜，可学校的食堂给蒸与煮。我每到星期六下午，在上完课之后，就跟同村的几个同学翻山越岭跑回家，除了星期天上午要帮助家里干些活儿外，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星期天下午从家里带五斤米和一罐子咸菜回学校。这五斤米和一罐子咸菜，就是我一个星期六天的食粮。南方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煮饭的方法：用蒲草编成一个小袋，（我们家乡把它叫做蒲包），把米放在蒲包里面，不可放满，要留出一定的空间，口上要系上一根小绳子，然后放到锅里用水煮。饭熟了，那蒲草袋就胀成圆鼓鼓的跟拳头大小般的有弹性的东西，把蒲包口上的绳子解开，把饭挤出来，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扑鼻的饭香（顺便说一句，我后来在北京在河内在汉城在莫斯科在布达佩斯在地拉那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米饭）。那时候，我每餐前用我的小手抓五把米进蒲包，我 1 、 2 、 3 、 4 、 5 地数着，可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放多了就可能提前把米吃完，那么到星期五或星期六就要饿肚子了，放少了则眼前的这一顿饭就不够吃，所以总是把米重新倒回去，再又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数重新再抓一遍。可是我经常犯的错误还是抓多了，还没有到星期六，米袋就空空的了。怎么办？向同学借吗？不行，同学们带的也是六天的米，谁借给你？用钱到米店去买？哪里有钱！于是只好饿着。 1953 年我初中毕业，很幸运地上考了福建龙岩师范学校， 1955 年毕业时又更幸运地被保送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中师到高师，饭不但吃得饱，而且还吃得好。此刻在我眼前凸现的是龙岩师范学校每到周末宰猪加餐时饭厅内那吃红烧肉时的热烈的气氛，北师大每天早餐时那硕大的笸箩中热气腾腾的小馒头，那馒头小得非常可笑，连女同学的小手也可以轻易地一下就抓起五、六个来，据老师大的校友说，小馒头是北师大的传统之一当我在龙岩师范吃红烧肉和北师大抓小馒头时，我想我这一生肯定与饥饿告别了！哪里想到，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又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而且这回挨饿与童年时期吃白薯时那甜的难受、吃酸菜煮笋时的刮的难受相比，别有一番风味，这风味才称得上饥饿的正味。记得是 1961 年秋冬时节，我们学校部分教师干部跟随当时中宣部党委书记童大林同志，到河北省高碑店地区搞整社试点。去的人大概有上百人之多，分在好几个点。当时认为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根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我们去那里访贫问苦，帮助贫下中农整垮阶级敌人，使人民公社走上康庄大道。既然我们是贫下中农的朋友，就得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本来那时我作为国家干部在自报公议的宽松的条件下，每月有 27 斤的粮食定量。按这个标准，每天差不多有一斤粮食。但下乡后，因为要实行三同，整社党组规定我们每天只能有一两的粮食定量了。贫下中农正饿着肚子呢，你不跟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你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吗？你若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又如何去组织阶级队伍，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去跟破坏公社的敌人作斗争呢？一两就一两。问题是这每天一两的粮食怎样吃呢？高碑店地处华北平原。在 1961 年那个寒冷的秋冬，天气常是阴晦的。从我住的村子的打麦场望去，四处一片灰蒙蒙的。在辽阔的坚硬的土地上，除了在风中翻滚着的几片干树叶外，几乎是一无所有。远处有几颗排得很整齐的杨树或榆树高高地耸立着，树身的一大截竟然是白色的，显得特别刺眼。原来它们的皮刚被饥饿的农民剥去充饥了。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思念起童年时代吃腻了的番薯和酸菜煮笋来了。我们发现在农民家中搭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用饥饿和怀疑的眼光拒绝我们。同志，你们自己可以在大队食堂开伙吗！他们在诉说了不能搭伙的理由后，冷冷地对我们说。我们几个下乡的干部就拿一天一两的粮食在食堂开伙了。开始我们用那一两玉米面跟玉米秸碾碎的粉末和在一起作贴饼子，虽然饿得不行，浑身无力，但还能勉强支持。后来玉米秸也吃完了，怎么办？仅那一两玉米面是无论如何做不成饭的。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棉花仔皮，说同样可以把棉花仔皮碾碎与玉米面掺在一起做贴饼子。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才智是无穷无尽的。从那以后，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贴饼子，成为我们一日三餐的食粮。困难不在做，而在吃。由于我们每天只有一两粮食，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贴饼子的构成比例往往是 10 比 1 ，棉花仔皮的粉末 10 ，玉米面 1 ，玉米面在贴饼子的构成中，相当于一种粘合剂，实体基本上是棉花仔皮粉末。当贴饼仔烤熟揭锅之际，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他，他看看你，看来看去，谁也不愿先伸出手去拿黑灰色的第一个。你、我、他、她，客客气气：你先来！不，还是你先来！不不，还是你先来吧！大家苦笑着。最后总是一位姓徐的组长带头拿起那灰黑色的像巴掌那样的块。无论谁把这灰色的块往嘴里塞并不是不需要勇气的。在这贴饼子放塞进嘴巴的瞬间会尝到一种令人作呕的说不清的怪味，接着觉得满嘴塞满了沙子，棉花仔皮的粉末是硬的，可能是因粘合剂玉米面粉太少，所以在嘴里很容易就化开，然而那股怪味阻拦大家去咀嚼，任何食品不经咀嚼是无法下咽的，于是有忍耐力的就让那沙子充塞嘴腔，慢慢地艰难地开始咀嚼，没有忍耐力的就立刻吐出来。我们有足够清醒的理智，不吃就等于挨饿，挨一天两天的饿还是可以的，可天天挨饿就等于绝食，这就会活不下去的，所以再难吃的东西也要拼命吃下去。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这灰黑块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顺利地进到肚子里面去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终于碰到一种简便的办法。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贴饼子滚到灶火中去，我本想不要了。可老徐怕我饿着，就连忙伸手帮我从灶火中把贴饼子抢救出来，并哄着我吃那已经变得焦黑了的东西。哪想到，贴饼子经灶火这一烧，倒有了一种混合着糊味的香味，我借着这股香味很快把贴饼子送到肚子里去了，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我的发明被大家争相利用，从此我们大家都把贴饼子放到灶火里烧糊了再吃，下咽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然而最困难的还不在吃，而在拉。一般要在三天之后，肚子胀就会起来。拉的感觉是永远不会有的。可我们都意识到，光吃不拉不行。再胀下去要出问题。于是自觉地去蹲北方农村那用麦秸秆简单围起来的四面透着冷风的茅坑。你得浑身使力。经过一小时或两小时的努力，那东西出来了一个头。你得有极大的耐心，再蹲下去。但就在那东西刚出来一个头的时候，往往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遛进来一条或两条饿得瘦极了的带着可怕的绿色眼睛的狗。它们围着你的臀部转。它们的目的是等你拉出来的东西。按说这事情也可以理解。它们也是生命，它们也会饥饿，它们也要吃。你困难，它们也困难。你拉它吃，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拉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极慢极慢地在使劲儿的呻吟中出来，而瘦狗迫不及待，它们的嘴已蹭到你的臀部，你吓得臀部往上抬起，哪里想到这个位置对它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它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口咬下那先出来的部分。你想一想那尴尬的情景吧，继续拉你怕狗，不继续拉你怕胀有时一个上午三、四个小时只能处理这一件私事。当你在狗的失望中想站起来时，你的眼全发黑了，腿全发麻了。不久，老徐和几位同伴都浮肿了，成天用手指摁自己的脸和腿，一摁一个坑，久久不消失。我倒不浮肿，就是整个晚上出虚汗，本来够瘦弱的身体就更瘦弱了。浑身无力就不用说了。终于各个点上都反映了这个情况。抓阶级斗争也得有身体作保障啊。于是工作队党组从善如流，接受了下面的建议，让我们每个星期天到县城去一次，一方面由领导布置工作，讲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方面让大家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饺子什么的。当时的规定是，只要有粮票，在量上放开，能吃多少都可以，但不许带。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吃了一斤二两粮票的素油白菜饺子，创下了今生吃饭的最高记录。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明知肚子已很撑了，但嘴里还想吃，于是继续吃，一直吃到想吐为止关于整社期间饥饿的故事，我已经跟人讲过多次。这成为我的一种精神财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萎靡不振的时候，每当我嫌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蹲茅坑那尴尬的情景，特别是那瘦狗的绿色的眼睛，我就会觉得那种日子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的呢，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似乎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19971122; 个人分类: 未分类|4515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童庆炳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