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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又想起钱先生
热度 4 shhu1961 2020-9-10 14:36
教师节，记几件与我的博士导师钱临照先生相关的往事，以为纪念。 1997年在钱临照先生家过中秋节 1987 年 3 月 2 日，中国物理学会在北京召开“我国物理学界前辈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纪念会”，钱临照、虞福春、钱三强、王淦昌依次代表四位前辈的学生在会上作了纪念各自老师的报告。钱临照提到他的“刚复师”的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第一，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刚复是第一个把真正的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刚复师”的实验教学别开生面：要测量一根铁丝的磁滞回线，他会让钱临照自己选择一根适当的纸筒，自己计算导线要在纸筒上绕多少圈才能得到需要的磁场强度。还有一次，竟让钱临照把一只有毛病的墙式电流计修好后，再用它来做实验。第二，胡刚复爱才惜才，平素生活简朴，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任职时，却慷慨解囊，资助一位“极优秀”的学生去法国学习。钱临照说到此处，严济慈大声插话：胡刚复资助的这位学生就是我。钱临照后来露出顽童一般的笑脸告诉我，这件事他是听“严师母”说的：有一次胡刚复忙忘记给严济慈汇钱了，严几断炊。 1982 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 50 周年，饮水思源，学会组织了一批纪念前辈物理学家的文章，叶企孙先生的不少弟子都踊跃撰稿。但受熊大缜案影响，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此时尚留有尾巴（河北省委对熊大缜做出平反决定的时间是 1986 年 8 月），可以理解，学生们的纪念文章中，大都回避了叶企孙爱国抗战的敏感话题（历史贡献），也就难以在更高的层面展现叶企孙的道德人品。钱临照先生对此十分不满，他把王竹溪先生找到自己家里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狠狠地剋了王竹溪一顿”，认为他作为叶企孙的学生，应该更多地为老师伸张正义。钱临照与王竹溪、张文裕、李国鼎四人在英国留学期间结为好友，他后来又与王竹溪先生长期共事，两位老友“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这是第一回。 钱先生对晚辈学生十分关爱，既关心工作，也关心生活。中科大师生们出国深造，他是积极鼓励的，他为此而写的推荐信难以计数，我本人也是受惠者之一。对于当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他非常焦心，但他不愿意责怪那些滞留在国外的同志，而是强调我们自己要反省知识分子政策。他指出：对于那些没有回来的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不爱国，“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就是为了物质享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首要的是工作条件和环境，其次才是生活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质朴、廉洁、勤奋、爱国而著称。只要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气氛和条件，他们所释放出的活力将是无穷的。” 钱先生去世后，中科大不少中青年骨干教师不约而同地撰文，讲述了他们在国外时，钱先生每每去信，介绍国内校内情况，关怀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他们殷切期待，从而坚定了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信念。 钱先生那一辈学者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很深，待人接物重情义重礼仪。钱先生十分关怀南京大学物理系一班杰出学者，如冯端、王业宁、闵乃本等等，他也受到南大物理同人的尊敬和爱戴，相互间走动较多。有一次南大物理系蒋树声教授来访，聊得高兴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饭点，钱先生使劲给照顾他生活的小阿姨（小秀）使眼色，意思是留客人午饭，但小秀并未准备客饭，只能任由蒋树声教授空腹辞别。对此钱先生深感愧疚，以后还多次提起，念念不忘。 1998 年 9 月 ，李林、 邹承鲁夫妇应邀去合肥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0 周年校庆 ，期间他们打电话要登门拜访钱先生，当时钱先生已经行动不便，需用轮椅，但还是坚持应该由他去宾馆看望客人。李林先生后来的回忆文章专门提及此节：“ 我们就要求去拜访他 ， 哪知钱先生却要来看我们 ， 真是不好意思 。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 ， 钱先生被他的学生推着轮椅来到贵宾招待所 ”。 我就是这个推轮椅的学生。记得那天李林就 像一个在溺爱自己的长辈面前的小姑娘一样，表现得无拘无束、欢快俏皮。 钱先生晚年谈到，他一生受到三位老师的重要影响，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 刘天华、钱穆和严济慈。一位音乐大师，一位国学大师，最后是物理学家。钱先生的父亲又是钱穆的老师，由于这层关系，钱先生小学毕业前曾有一年的时间与钱穆分住一所房子的里外屋，耳濡目染钱穆的治学和为人，心中景仰。钱穆的影响在钱临照今后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上有明显的体现，比如治史重考据的态度，宽厚待人乃至交绝不出恶声的胸襟等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刘天华当时在常州中学教书，受聘到钱临照就读的鸿模小学兼职，每周往返一次。他周六乘火车到无锡，再换小火轮到荡口，不辞劳苦，尽心尽责。钱临照曾随刘天华学五线谱和小号演奏，虽然后来在音乐方面没有成绩，但是，却从刘天华身上学到了刻苦勤奋，不畏艰难的意志。严济慈则是钱临照物理学研究的领路人。人生得一恩师足矣，钱先生何其幸运。 1997 年中秋节前，我们全家突然受到钱先生邀请去他家月饼茶叙，一同受到邀请的还有我同届同学徐飞全家，原来他要答谢徐飞和我。 1996 年，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为纪念首任理事长钱临照先生九十华诞，编辑出版了《电子显微学新进展》一书，我是该书责任编辑。严济慈先生 1996 年11月2日逝世，钱先生口述徐飞帮助整理了两篇纪念严先生的文章。这就是钱先生招待和致谢我们的 缘由。让我既感到惊喜又过意不去。这样的小事他竟记在心中。 钱先生是一个豁达、幽默、乐观的人，他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他也很含蓄，非常注意把握分寸，很少当面与人争执，很少疾言厉色，让人难堪。 脑海里常出现这样的画面：钱先生用食指指着我，然后发出意味深长的笑声。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8519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一流大学要为国家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力—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
zlyang 2019-8-9 19:14
一流大学要为国家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力—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 王义遒 教育改进社员村 2018-05-03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ODMxODQ3Mw%3D%3Didx=1mid=2651773355sn=db1aea8b557d58ed72b4ff2a1b0c70d5 十年前，在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 110 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 叶企孙经验的启示”。这篇万字文章没有一句话提到“一流”或“世界一流”大学，尽管当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点话题，但我只是就提高教育质量的角度说话。 现在十年过去了，情况大变！从国际上发布的各种大学“排行榜”上，我国有的著名大学已经在全球成千上万的高等学校中名列百名之内，可以说已进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讨论“一流大学建设”呢，我们陶醉于现有的样子干下去不就会有一批批大学顺利进入“世界一流”之列了吗？ 问题在于，我们一些“愣头”学者似乎对此并不心安理得，对充斥着大众媒体的各种“大学排行榜”甚至不予采信、完全认可，甚或不屑一顾。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这不是自谦，更不是自卑。 无可否认，这类“排行榜”都具有一定依据，有一些量化指标体系及其相应的数据做支撑。这其中包括大学规模的大小、经费保障、资源条件、师资水平（教师中本、硕、博毕业生比例，在我国还有得百、千、万人工程称号人才，长江学者、院士等各种衔头的人数等）、本硕博各类学生数、毕业生出路、科研项目数、科研论文与专利的产出、论文的引用率，等等。这些排名一般都对“量”的重视远超过对“质”的关切，所以很难说公正（比如，一些规模较小，办学优势明显，对人类科学文明做出了显著贡献的高校，鲜有能列入最高名次的，如加州理工、巴黎高师等）。但它一定程度上也确能反映一些大学的优势和弱点，明智的校长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改进办学质量、提高管理水平的参照点的。从这些数据看，我国若干著名高校这些年来进步确实很快，如北大、清华都确已从十几年前各种“大学排名榜”中远摔在几百名之外到赫然位居百名之内了。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成就，切不能低估而妄自菲薄。不过，如果真以为可以按照这类名次来寻找进一步提高大学自身的全部根据，那就会是南辕北辙了。 从根本上说，一个世界一流的经济、政治、国防与文化强国，应该由一流的人才来建设。从这个角度看，一流大学应该为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对当下中国来说，要能使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特别是解决八亿多农民获得绚丽前程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需要进行大量探索和扎实的工作。这里亟需大学人文社会经济学者的努力，以建立适当的体制制度，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幸福观，还需要科学技术工程人员创新创业，提供丰富的新知识和充裕的物质条件，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永无止境的合理需求。这就要总结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成就，做出崭新的科技发明。培养出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才，创造出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工程文明的新成就。这都是一流大学应该做的事，是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切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大学既要保持“象牙塔”的形象，又要发挥“动力机”的作用。 反观当下中国大学，几乎个个行色匆匆，他们被各种各样的指标体系牵着鼻子走，沉不下心来。有的甚至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穿，希望找到攀上“一流”的机遇，戴上桂冠。他们将教师忙得团团转，扩规模、抢热门、跑项目、争经费、报奖励、挖人才。以至于教师没有心思搞教学，“育人”成为学校里叫得响亮，做得却落不到实处的活儿。这就像前些年某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所实行“ GDP 主义”一样，只顾一头，什么长期效益、绿色环保、文物古迹，一概不计。结果是 GDP 数字搞上去了，但造成产能过剩，出品卖不出去，连年亏本，人才外流，厂址成废墟，环境破坏，贻害无穷。 这种情况与当年叶企孙先生办清华理学院的理念和做法做个比较，差别是何等鲜明！他在十年内将这个学院从无到有一举成为至少是“国内一流”的案例，非常值得借鉴。这里，我仅举出以下三点作个比较，看看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结果和教训？ 首先，当下某些前沿大学为了在基础研究与先端技术上拔得头筹，向诺贝尔奖冲刺，纷纷在探测引力波、寻找暗物质与暗能量、实现量子计算、研究脑功能及其机理等热点问题上发力。然而这些课题都是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问题，还有大量世人所不知的问题我们提出来了吗？这好比 90 多年前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刚刚成为物理学发展的亮点的时候，当时一些国内大学竞相开设这些时髦课程。可是以叶企孙和吴有训为首的清华理学院，却强调基础之重要，不热衷于去开出“教师讲得糊涂，学生学得糊涂”的课程，要“力矫高调及空虚之弊”和华而不实的浮躁作风。结果清华反而是大踏步前进了。 其次，与当下一些大学不惜重金，以出不合理的天价的恶性竞争来网罗早已成名学者的“挖名角”做法（其后果必然会败坏学术风气）不同，叶企孙当然也重视在国内外招募具有真才实学的名师，但他更垂青于当时默默无闻而却有宏远发展前景的年轻人。这就要有知人善任的杰出本事。他力排众议，凭着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就将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聘为数学教员。他一锤定音：“清华出了华罗庚是好事情，不要为资格所限定”。他在西南联大从亲授的电磁学课程上发现了李政道，从而为他后来的诺贝尔物理系奖铺平了道路。这些都被传为美谈。当下大学里能这样做的可有几人？ 第三，与当下一般人想象的不同， 1930 年叶企孙利用出国休假考察之机，并没有“挖”来多少洋教授，却从德国聘来了一位实验技艺精湛的技师韩茀烈（ Heintge ）。也许大家不知道，一位德国精密机械学者曾当着我们中国人的面说：“就是将所有图纸都给你们，你们中国人还是不可能将它做出来的”（对于当前热点的“芯片”，美国人也有类似的话）。确实，尖端精密实验要做出来光有创新的原理设想还不行，天赋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所造就的精湛技艺不可或缺。笔者 1984 年在美国跟 200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J. Hall 做访问学者，觉得我所学不来的不是他那独特简明的物理创意，而是一块透镜被他一眼就能看出好坏来的本事，我至今不得其门而入。我国一些高端核心技术不过关，其源也在于此。所以只有在叶企孙掌控下的清华物理系，才能出现“教授吹玻璃比赛”的轶事。 前些年，我看到一份北大住宅分配方案，其中最末位的是一位工人。我为之一怔，北大有望成为“世界一流”么？须知上世纪北大的一位八级工技师还能享受高于副教授的待遇的。而根据这一榜，只要身份是“工人”，无论有多高技艺，在学校没有地位。须知 J. Hall 所在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JILA 研究所一位处理材料的化工技师工资最高，据说英国 NPL 实验室一位玻璃工的工资最高。儒家文化将工艺看成为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恶习早该废弃了，但现在居然还被奔“一流”的大学重新拾起来。这当然不是校长没有见识，而是当下制度使然吧。 说起“制度”，则叶企孙们应该是幸运的，他可以使他办学的“应然”成为“实然”，而现在的中国大学校长们则不行。上世纪末，北大曾出台过一个名为“面向 21 世纪课程体系设计和教学内容改革”的计划。它是针对当时国内外基础学科教学的课程体系基本上仍与七八十年之前相差无几而来的。几十年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实应该让课程体系有较大更动，不能再继续靠老一套了。这个倡议得到广大教师的响应，尤其是受到一批资深教师、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欢迎。他们积极查阅资料，回顾学科发展的历史，展望前进的线索，从中挖掘出什么是真正长久不变的“基础”，什么是“核心”，然后依此为根据来确定所需课程的名称及其相应内容。这种工作是需要有对学科有深厚理解、能高瞻远瞩的学者，经过大量细致的调研、反复的推敲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我们开始此工作不到一年，高教司却下达了一个名称正好相反的“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要求申报立项，配备经费，从编写精品课教材着手。学校和教师在名与利的双重诱导下，我们只好被牵着走，自己的计划半途而废，非常可惜。可是，对于一个学科专业，新的符合当代科学发展脉络的课程体系尚未建立，所需课程名称与内容尚未来得及确定，“精品课”又能“精”到哪里去，其教学内容的改革能谈得上有多少深度、广度与细度。真正的教学改革必须依靠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而不是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可是我们的制度决定了学校只能听命于上级，按照行政领导意图办事。“世界一流”是靠这样“领导”出来的么？当下，教育部门又要统一全国高校的课程要求与内容标准了，对不同类型、层次的学校一律要求，这样能出来“一流”吗？ 上面三点，信手拈来，只是叶企孙们试图将大学办成“一流”的许多举措中的九牛一毛。它们看来并没有多少“高大上”的东西，但更无一点“高调及空虚之弊”，而且多数还只是针对培养本科生而言的。但要是一所大学，连这点都做不到，连本科生的教学质量都不能保证，会算得上是“世界一流”么？ 上述三点是从我十年前的纪念文章中随便抽出来的。所以，我愿将这篇纪念文章再次拿出来，作为对建设“一流大学”讨论的献礼，希望这不是对大家冒犯，而是虔诚地对建设“一流”大学的伟大工程奉献一点实意，也是对叶企孙先生们从实际出发，“力矫高调及空虚之弊”的高风亮节表示一点敬意。我想它们确实是切中当下时弊的，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虑的。 附：十年前的文章：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叶企孙经验的启示 —— 纪念叶企孙先生诞生 110 周年 王义遒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 我是院系调整前老清华物理系的末代学生， 1951 年 10 月入学， 1952 年 10 月随着叶企孙等老一辈物理学家转到北大物理系了。以后，我一辈子都在北大，毕业后先在普通物理和光学两教研室，后转到无线电电子学系。叶企孙先生没有担任过校系领导，我和他又不在同一个基层单位，接触比较少。直接的就是下面几次：一年级时因为好奇，听过一次他给三年级讲的“物性学”课；他请戴道生和我在莫斯科餐厅吃过两次饭；“文革”初我当“逍遥派”时到镜春园他家访问过一次，看看这么乱的情况下他过得怎样，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吃。后来，我在北大做学术管理工作，从老一辈口中听到过一些当年叶企孙先生创办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的事迹，在短短十来年工夫，就把系、院从无到有办成中国一流，非常佩服，非常仰慕。这次为了准备这个发言，我又拜读了虞昊等同志编写的《一代师表叶企孙》和《中国科技的基石 —— 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两本书，对叶先生的办学和为人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口号，一个中心内容是要使我国从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大国（大学生人数超过 2700 万）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以适应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需要。怎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类优秀人才为根本任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永恒的主题，也是使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最基本途径。至于毕业生能不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种种条件，学校是保证不了的。叶企孙先生直接间接培养了一大批包括“两弹一星”功臣、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科技领军人物，确实都是“拔尖创新人才”，但功绩是他们后来在事业中自己“闯”出来的，大多数人还有国外留学磨练的经历，不能都说是叶先生们“培养”的。不过，他们所以能做出骄人业绩，大学为他们奠定了基础，锻造了优秀的素质和潜力。为此，我们要好好研究学习叶企孙先生是怎样给他的学生打好基础，铸就优秀素质的。 从 1925 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叶先生受聘为物理学副教授， 1926 年清华成立物理系，他升为教授，并任系主任，到 1937 年南迁，不过 12 年，清华物理系已在全国名列前茅。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长期任系主任、理学院（ 1929 成立）院长，并主持“清华特种研究事业”，后来在北大创建磁学专门组，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国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的贡献堪称“彪炳史册”。叶企孙先生是否创造了一条培养人才的独特“道路”了呢？仔细想想，是没有的，叶先生不过是以其崇高的做人品德、诚挚的爱国热情、深厚的科学与人文素养，根据中国国情，按照教育和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全神贯注地经营着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他没有很多著述来描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却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他的，也是中外成功大学所共有的办学理念和经验。我想举出对当前高等教育特别有意义的两点做些解说。 一是循科学真谛、遵教育规律办理工科教育 这里择要列举以下几点。 1 ． 宁缺毋滥，延聘高师 “名师出高徒”，历来如此。叶企孙先生多方设法，先后聘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等为教授，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年国内一流物理学家。他聘用人才，尽量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建立实验设备等，见后），做到礼贤下士。如吴有训 1926 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因在康普顿效应研究上很有成就， 1928 年叶先生聘他当教授时，工资定得比自己（已任教授两年，又是系主任）还高，以后又于 1934 和 1937 年先后把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两个职位让贤给他。而对学生反映教学态度不够端正，教学效果不好的教师，在经过考察确认后，就予以停聘，毫不留情面。 2 ． 招收学生，少而精，重质不重量 清华物理系开始规定每级人数不超过 14 人，用意是要对物理没有兴趣、不能学的学生不必来浪费光阴。他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对成绩不合格者（规定一年级普通物理成绩不足 70 分者）不能读物理系；对他认为攻读其他专业更有出息的，他劝他们转到其他专业。如他动员 1931 年物理系高考“状元”陈新民转化学系，后来果然成就非凡。因此物理系毕业班一般只有几个人。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里克认为，科学发现的诀窍在于“狂热的追求”。叶先生对真正有志于物理，并能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学生给以特殊关怀，把他们吸引进物理系。例如，钱伟长原来以文史满分考进清华，但“九 • 一八”事变后，受日本侵略刺激，他认为学文史“远水救不了近火”，坚决想进物理系，攻读能制造飞机大炮的学问的基础。但他的高考数理化成绩差，只达到物理系录取分数线的一半，叶先生经过考查，认为他具有学习能力，允许他试读一年。结果，他一年后数理化成绩都超过 70 分，就正式成为物理系学生进入二年级，果然表现不俗。 3 ． 强调基础 叶企孙先生在《清华消夏周刊》上发表的《物理系概况》一文上说：“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学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后来，吴有训又在《理学院》一文中强调：“着重于基本的课程，力求切实与彻底”是一个原则；“基本原理和事实的了解，问题的解决，为施教的重要部分”。在这里，他们一方面针对当时一些大学竞相开设“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时髦课程，以致出现“教师讲得糊涂，学生学得糊涂”华而不实的浮躁作风，要“力矫高调及空虚之弊”；另一方面，还要反对只求实用，忽视学理的现象。正像当时清华国学大师陈寅恪批评一些学实业的学生：“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实用者，乃成最不实用”。正是坚持这样的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当时清华理科学生具有宽厚基础，后来转向各种实用学科，都能适应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创造出色业绩。 4 ． 重视实验 叶企孙、吴有训等认为自然科学就是实验科学，必须理论与实验并重，要求学物理的学生都要做实验。这个作风沿袭下来，成为传统。郑一善进清华时，叶先生发现他中学没有做过物理实验，就要他补做。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听叶先生讲“电磁学”，叶先生有一次看到他在看很深的电磁学教材，就跟他说：“你看这本书再来听我的讲课，不是浪费时间吗？以后你就不要再来听我的课了。但是，实验非做不可，实验课你不能缺。”期末考试，李政道的答卷非常好，只有一点小错，被扣了 2 分，叶先生却只给他总分 83 分。给分依据是理论考试 60 分，李得 58 分，平时实验 40 分，李得 25 分。为了保证实验教学和研究，他千方百计从各种渠道充实仪器设备。例如，吴有训先生来校前，为了使他能继续从事 X 光方面的研究工作，就准备好了 X 射线设备；为了使赵忠尧回国后仍能从事放射性和核物理研究，他通过在居里夫人处工作的施士元购得了一点镭。北大创办磁学专门组，他首先带着青年教师建设实验室，开出“磁分析”等实验性很强的课程。叶先生认为，要做创造性实验，光靠购买现成设备不行，必须自己动手制作精细仪器和特殊设备。为此，他在系里建立起木工、金工和玻璃工场，并于 1930 年亲自从德国请来了一位技术精湛的实验技师韩茀烈（ Heintge ），还委托吴有训在美国采购制造电子管设备，准备自制电子管。吴有训在上述《理学院》一文中指出：“对于实验技术，手眼的训练，特加留意，如木工、金工及吹玻璃等，表面看来，似极琐屑，其实实验工作之能否成功，有时全在这些工作”。当时清华一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鄙夷技术，视为雕虫小技的陈腐风气，教授比赛吹玻璃技术在师生中传为美谈。正是这样，清华在国际上研制出盖革计数管后不到半年，就能自己制造，装备现代物理实验教学。当时清华理学院的实验条件堪称国内首屈一指。记得季羡林先生跟我说过， 1937 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时，正逢叶企孙先生到那里访问 *) 。哥廷根大学当时是世界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叶先生参观了实验室后自豪地对季先生说，“他们一些地方的设备还没有清华实验室好呢！”那时，哥廷根大学还在使用 19 世纪的天平做实验。由此可见当时清华的实验水平，培养出来的人才对后来我国发展“两弹一星”和应用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5 ． 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叶企孙先生办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是实现他“科学救国”少年梦的一个重要行动。他 1915 年在清华学校成立“科学会”，宗旨就是“研究科学”。 1916 年他写信到美国报名参加任鸿隽在美国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表明他谋求“科学独立”，追求“科学救国”之志。 1929 年 11 月他在清华校刊上发表的《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中意味深长地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他带头身体力行，要求师生都做科学研究，他则尽力为大家创造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条件，并于 1929 年任理学院院长时立即筹建理科研究所。这样，清华物理教师在十分繁忙的教学任务下都做研究，而学生则低年级参加各种各样的科学报告会、研讨会和学生自由讨论，高年级跟着教授、助教做专题研究，成为实验助手。学生在科研实践中锻炼了研究能力；教师则在教学中以点带面，扩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理系统性，从学生的提问交流中触发灵感、丰富自己的思想。师生双丰收，其乐融融。教学与研究结合是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有效法宝。据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 1935 ， 32 卷第 1 号）的文章统计， 1930-33 年 4 年中国在国外重要科学期刊共发表物理论文 31 篇，清华就占了 11 篇。当年清华物理系已经达到了叶先生的目标，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就大学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了！ 6 ． 因材施教，给学生以选择自由 叶企孙先生要求学生拓宽眼界，将来才有出息。特别是，物理是一门基础学科，有广泛应用价值，把物理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渗透到其他学科，就能开辟很多新的交叉学科方向，开拓无穷的实用前景。因此，他在物理系课程计划中给学生留有选修外系课的充足余地，要学生不仅选读数学、化学、地学等课程，还可选读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但一个人的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学。即使在物理学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专业方向。叶先生关心学生，了解他们的性格、志趣与特长，分别就选课和确定毕业论文方向上给以指导。方向选择正确与否，对人的一生关系巨大。叶先生在 1915 年 1 月 14 日日记中就揭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特别注意学生的方向选择。一个典型例子是 1944 年杨振宁考取公费留学，录取专业为“高电压实验”，杨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导师王竹溪和赵忠尧教授联名给梅贻琦校长写信，建议改学“原子核物理理论”。这是叶企孙主张的体现。当时要是不做这样的改变，影响的恐怕不仅是杨振宁个人的命运了。 1934 年钱学森从交大考取公费留美，原定学铁路机械专业，在叶先生引导与安排下改为航空工程，还让他在清华补习一年航空基础知识。这样，以叶企孙的慧眼，为中国的各种尖端科学技术造就了许多领军人才，如龚祖同、王大珩之于应用光学，赵九章、傅承义、翁文波之于地球物理与气象，赫崇本之于海洋物理，等等。叶先生在这里不仅考虑到学生情况，还特别注重国家需要。至于选课，如当时建议胡宁和龙期威分别选读宋诗和物理化学课程，对他们以后各自成为理论物理和金属物理学家也不无帮助。 7 ． 严谨治学，从严治教 科学要求严格、严谨、严密、严肃认真，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叶企孙先生从来就是这样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这是一种作风，需要从小，从青年时期养成。他布置的习题和试题不一定很难，但学生必须“概念正确，计算敏捷”才能得到满意结果。他非常重视数据的精确。核化学家汪德熙上过他的“热力学”课，考试时写错了一个正负号，以致答案荒谬可笑，叶先生批评了他，把这道题的分数全扣了。院系调整后纪英楠上叶先生“几何光学”课，考试时注意了物理概念，计算却比较马虎，结果成绩比预期多扣了 20 分。这类偏向在学生中很普遍，叶先生就跟大家说，光学系统要求很精密，如果计算错误，岂不是设计全部白费；如果是实际工作，就会造成很大浪费。这类事，我个人也很受清华物理好传统的教育。记得学生时代曾请前几届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如钱宁等）来座谈，进行教育，他们都提到数字精确对工程建设具有人命关天的重要性，一辈子铭记在心。叶先生还对一些看来是琐碎小事，也非常在意，不放过对学生进行教育。陈佩云是叶先生指导毕业论文的北大物理系 1964 年毕业生，当她去叶先生家请教问题，用左手重重翻书时，叶先生颇为生气地说：“像你这样翻书，用不了多久图书馆的书就全翻烂了。国家花钱买一本原文书不容易！”然后用自己示范动作做给她看。区区小事，可见叶先生的品德和风范。 8 ． 教学风格 叶企孙先生有点口吃，说话不流利，但讲课却深受学生欢迎。他讲课不带讲稿，同一门课，每年讲得不一样，都有新材料。学生以为他讲课不需要花时间备课，一个学生曾在他家里住过，才知道他要花很多时间为讲课搜集最新资料。他讲课重点突出，注意讲清物理概念，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常插入历史故事。每堂课，他总要布置一些参考书，课程中易懂的地方一带而过，要求学生自己想出来，或阅读参考书自己去解决。讲解一个重点问题，他有时会“站在窗前无言地思考一段时间，同学们也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跟着他一起思考”；当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时，学生“都有像是首次共同发现这些结果那样的新鲜感”（胡宁回忆）。这就是启发式上课，就是激励学习兴趣，鼓励学生自学的上课方式。 二是深厚崇高的人文精神 如果说，科学规律和教育规律具有普世性质，那么，人文精神却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叶企孙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员，家学渊源，十几岁就读了诗经、礼记、左传等古籍， 15 岁入清华学校，接受西方教育，学习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汇通”的“三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典范。叶企孙事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在这种教育下奠定的深厚学识和崇高的人格魅力。 1 ．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怀 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叶先生出身于民族危亡之时，以救国为天职。救国有多条道路，他选择的是“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他有厚重的“先国家，后个人”的意识，在处理科学与学科发展上也以国家需要为先，甚至以国家需要为个人兴趣。他支持学生从事兵工弹道学、应用光学、无线电、原子能、航空工业、大气物理与气象及地震地质等，都是从支持抗战和发展实业出发的。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建立并主持了由航空、无线电、金属学、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研究所组成的清华“特种研究事业”，始终任委员会主任。这些研究所出成果、出人才，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成后的国防现代化奠定了人力基础。叶先生不谙政治，甚至有点鄙夷政治（如抗战中任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年多，坚决不愿再与朱家骅为伍，仍回昆明西南联大过苦日子），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一般反对学生过分热衷政治，曾对何成钧说：“现在科学家对政治的兴趣都太大了”。但当反动政府倒行逆施时，他就坚决站在爱国、正义学生的一边，在“一二 • 九”和“一二 • 一”中，叶先生都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更不用说他支持学生熊大縝等人奔赴冀中抗日根据地，并以经费和物资支援他们。他甚至曾表示要投笔从戎，亲自到抗日根据地去打游击。从这里可见叶先生的一颗赤诚炽热的爱国心。 2 ． 爱人，知人，善任 教育是人的事业。叶企孙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在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的爱，对学生的爱。凡他教过的学生，他都要详细了解家庭情况，志趣爱好，请他们到家里去聊天，讨论学习问题。他独身，住所宽敞，许多学生和教师都在他家里住过。学生毕业，他都要请到家里聚谈。学生有困难，他慷慨接济。研究生萧国屏身体不好，当时处于困难时期，一般人订不到牛奶，叶先生专门为他订了牛奶，要他天天到家里去喝。他的一位工友去世，叶先生供养其女孩长大成人。这种事例不胜枚举。上面说过，他曾请我到莫斯科餐厅去吃过两次饭。一次是礼拜天中午我和戴道生（他磁学教研室的成员）从系馆出来准备去吃饭，凑巧遇到他，他看我们青年人星期天还在工作，很高兴，就邀我们去打牙祭，以示嘉奖；另一次则是我们去苏联留学前夕，对我们嘱咐，为我们送行。他爱人，更爱才。他曾说，增添实验设备容易，造就科学家很不容易，所以格外惜才，不拘一格，知人善任。华罗庚既无学历，也无资格，就凭在日本学术刊物发了一篇文章，就被聘为理学院数学教员。当时理学院教授有争执，叶先生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情，不要为资格所限定”。李政道二年级就被选送去美国深造，阎裕昌从一个勤杂工被提拔成为一名实验技师，后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这些事例都有叶先生的慧眼之功，几乎已经千古传诵。前面说到当年清华理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为中国现代科技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也不能不提到叶先生为国家发展着想，知人善任的功劳。 3 ． 大局为重，以和为贵 叶企孙先生为人豁达大度，处事公正合理，绝无亲疏偏袒。在他和吴有训先生的理学院长任内，清华数学、化学、生物、地学、心理等学科都得到长足发展。他从大局出发，毫无门户之见，只要国家需要，他就努力去做，清华依托理学院开设了不少工程与应用技术学科，都能和谐发展。 1941 年重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求助于叶企孙先生出任总干事，据叶先生自己说：“是因为吾对于各门学科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各展所长”。可见叶先生的处事公正在中国科学界是出了名的。后来他支持熊大縝去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从事军工生产，当时国民党政府新任命了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希望通过熊的工作，使鹿、吕和好，不闹摩擦，共同对敌。这显示了一个爱国正直知识分子不偏不倚，顾全大局的宽厚胸怀，可惜在政治上是太单纯了。 1952 年院系调整，清华只剩了一个工学院，大多数清华人想不通。叶先生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是第一把手，有人怂恿他向上反映对调整的意见，他表示缄默。我想他也是从大局出发的。 4 ． 谦逊无私，平等待人，平静处世，与世无争 叶企孙先生所以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大家尊重他，服服帖帖在他领导下努力工作，就是因为他心怀宽广，尊重别人。他要学生称呼从勤杂工提为实验员的阎裕昌为“先生”，而不能叫“听差”。他先后把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职务让位给吴有训先生的时候自己都不满 40 岁。在北大他任全国人大代表，每次会后乘小汽车回家，总要司机把车停在校门外，自己向门警礼貌地打招呼走进门，步行一长段路到住所。他对同事虚怀若谷的态度感动过他的学生。一次，他喝了点酒后曾对冯秉铨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那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比我强”，这过谦的话使冯非常感动，从此他不文人相轻，不妒忌比他强的人。他不仅对同事平等相待，对学生也十分虚心。在北大磁学教研室，他常邀请教师学生座谈，交流当前研究动态和工作意见，说“这对他也是一种学习”。由他指导毕业论文的陈佩云常到他家去请教磁学问题，他说：“我那时学的是老玻尔理论，你们现在学的是铁磁量子理论，新东西我也不太懂，咱们一起学吧”。这使学生们大大地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这也是先生团结人的秘诀。叶先生从不争气好斗，也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短处，以一颗平常心来经办校务院务。他管不了的事，无能为力的事，他从不插手。所以有人说他办学实行“无为而治”。 1926 年“三 • 一八”惨案，学生王淦昌也参加了。当他衣沾血迹到叶先生家诉说时，叶先生神情激动地盯着他说：“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如雨下。他规劝学生不要去做那种“与虎谋皮”的傻事，无谓牺牲。他的这种处世态度，后来自然吃不开。 1952 年初，我曾参加系里召开的“思想改造会”，他当时是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会上有人批评他“不理校政，只读宋词”。他这样的心态很难适应“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是自然的了，只好淡泊公务了。 以上所述，都是叶企孙先生作为一位教师和学业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说来细碎琐杂，思想和精神却十分伟大。叶先生办学治教的辉煌业绩却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堆砌起来的。我们现在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核心是要提高教育质量。怎样提高质量？恐怕还得像叶企孙先生那样，按照科学和教育规律，依托教师强烈责任感和人格魅力，通过一点一滴扎实工作的积累，才能塑造出高素质、有创造力的人。提高质量是长期的、永恒的事，是需要个别对待、精雕细刻的事，企图通过什么“工程”项目计日程功，反会南辕北辙。现在高等教育规模大大扩展，高等学校的类型、层次定位又各不相同，社会环境也根本转变了，要把叶先生的许多经验逐条具体实施，恐怕现实制度就不允许。比如，要给某人以更高的工资，要破格录取某个青年入学，相关制度与管理就会构成重重障碍。但是，人是最活的，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人的成长如果按照一个模子来塑造，个体优势发挥不出来，创造性无从谈起。因此提高教育质量，首要的是要允许办学者根据学校的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材施教，灵活处置，像蔡元培、叶企孙那样，按照科学与教育规律和自己的精神魅力来自主办学。 现在高等教育界内有人提出：为什么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为什么迄今我国与诺贝尔奖无缘？认为关键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身为高等教育界的成员，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但这种意见我不敢苟同，觉得是片面的，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有害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发展阶段的问题。前一个主要是经济问题。要是我们“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照样卖得出去，生意兴隆，利润丰厚，谁会有兴趣去花钱花力冒风险搞开发、“创新”？成套生产设备是引进的，怎么可能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几年高等教育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不少人认为还有点下降，为什么联想、华为、海尔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有提高，专利申请大幅增长了呢？而北京奥运场内场外有众多科技创新，实现了“科技奥运”的目标，难道是我们专门举办了“奥运科技大学”？可见这种创新主要是形势和需要“逼”出来的，“时势造英雄”嘛！这里最关键的是要改善经济体制与机制的问题。同样，对于诺贝尔奖，我们也要有独立评判，不能惟诺贝尔奖之马首是瞻。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太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需要解决，这些年来国家重点支持关系重大国家目标的应用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以及有选择的跟踪国际基础研究前沿的项目，这样的科技政策是正确的。须知今日绝大多数基础科学研究已不是靠一两位科学家单枪匹马埋头苦干所能奏效的，而是要大兵团、大投入的。在我们经济还不充分富裕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成果，用他人之力来丰富和充实自己，是聪明的、高效的办法。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在若干点上突破，取得国际领先成果，但在整体上，我国科技一时就难以贴近诺贝尔奖。何况基础科学在我国并没有悠久的传统和充分的积累，我们也缺乏与国际科学前沿的紧密交流和合作的现实环境。另外，在体制上我国还存在被叶企孙先生早就批评过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脱节的状况，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1945 年他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说：“高等教育系国家根本要事，倘大多数良好学者只做研究而不授课，全国的高等教育势必受影响甚大，而研究事业最后亦必受影响”。那么教育是否无足轻重？否。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很重要。它的任务就是准备人才，准备高素质、创新性人才。这里，是准备，不是立即提供马上能生效、出成果的人才，更不是“拔尖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从实践中磨练出来。这正像当年叶企孙先生在一片“政治救国（革命）”的热潮中，他没有投身这个热潮（他并不反对这个热潮），却平静地、扎扎实实地致力于他作为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本职，坚守着“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两件事曾长期被批判，认为是错误的）。现在看来，革命家是对的，叶企孙们也是对的，他们为中国科技事业，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准备了骨干人才，立下了大功！救国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它们是互相补充配合、互相支持的，不能惟我独尊。现在中国高等教育也要牢牢守住自己的阵脚，做好本职：准备人才；不必急于直接涉足经济，急于去抢夺诺贝尔奖。用跑百米速度去跑万米竞赛，必败无疑。准备什么样的人才？自然要高素质、创新型。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才固然要等走完人生历程，才能盖棺论定。但根据教育规律，我们还可给这样的人描绘一个轮廓：有强烈爱国心、事业心、责任心与科学兴趣，视野开阔，基础宽厚坚实，会学习，会交流（包括使用语言与信息工具），会动手，肯动脑筋，能独立思考、发现矛盾、提出问题，了解自己，能以各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请教人、组织人，使用资讯工具和实践手段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叶企孙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给教育家和教师以广阔的自由空间和自主权，根据当代新情况，借鉴和遵循叶先生的思想和经验，实事求是、灵活处置、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就能成功。 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叶企孙先生所要做的！（作者王义遒系北大原常务副校长） 附注与感谢 本文除几处个人经历的以外，有关叶企孙先生的事例全部都源于下面两本书，不一一注明。笔者对虞昊等两书作者表示深切感谢！初稿写成后曾请沈克琦、虞昊、赵凯华、戴道生四位教授审阅，承蒙他们提出宝贵意见，做了修改，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1 ． 钱伟长、虞昊编，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2 ． 虞昊、黄延复著，中国科技的基石 —— 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此事我最近又询问过季羡林先生，他说叙述无误，但据叶企孙先生侄子叶铭汉院士说，叶先生 1931 年以后没有出过国，不可能 1937 年到过德国。这点暂时存疑。 （载《高等理科教育》 2008 年第 6 期 1-7 ） 收入王义遒：《大学科学教育 改革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01-112 点击阅读原文参加叶企孙与一流大学建设学术会议暨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 推荐阅读 世界一流大学究竟好在哪儿 叶企孙与清华教授治校 季羡林： 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民教师吧 王义遒|1951我那会儿高考 感谢您的指教！ 感谢您指正以上任何错误！ 感谢您提供更多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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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先生格言录
热度 1 wozaikx 2019-1-13 11:36
今日是2019年1月13日，适逢传统节日腊八，也是叶企孙先生（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逝世四十二周年的纪念日。特将早年读书笔记中摘录的部分叶先生格言分享。虽恐断章取义之嫌, 亦非徒表崇敬之心，实觉先生言之凿凿，可资后人瞻仰借鉴。是以敬录，忝为纪念。 “若以吾人有限的生命与伟大的宇宙相视，实为渺小可怜，而宇宙之所以有人类诞生，盖在创造建设，意义极为重大。” “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要谋我们以后的科学进步，……，还有一点须注意,就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需要两者并重。” “有人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说法太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文明中立住! ” “中国之落后，在于科学之不发达。” “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也。善读史者观以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 “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学生在中学时代即应对于实验方面得一良好之初步训练。” “清华的改造已在进行，但有待改造之处尚多，希望各位校友随时贡献意见，使清华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民大学，使每一个清华人都能做到真实地为人民服务。” “在一个现代国家中，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科学，提倡研究的精神，使科学能够有日新月异的进步，那么这个国家没有不强盛的。” 附上一篇纪念博文链接及纪念诗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5200do=blogid=115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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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忘却的纪念
热度 2 wozaikx 2018-12-31 23:38
岁尾年末,偶然的机会,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展。 尽管进场的队伍排得很长，北京隆冬的寒冷也未能阻挡熙熙攘攘观众的参观热情，从许多红润的面庞上可以感受到人们的自豪与喜悦。进入宏伟的大厅，展览的陈列规模着实可观，各处展台展厅都引人驻足、留影。展览集中展示了四十年来我国方方面面的伟大成就和各个行业的突出发展成果,比如特别引人注目的科技领域诸多成就,包括航天卫星、深海探测、受控核聚变、天河计算机 、 北斗导航等。 走马观花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这就是863计划的四位发起科学家的合影。 何谓863计划？ 简言之，863计划是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一些有限的领域为研究目标的一个基础研究的国家性计划。1986年3月3日，一份题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到邓小平面前。这是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信中急迫而恳切的向中央建议，面对某科技强国的科技新规划，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不同应对计划，我国也需尽早采取应对措施，特别是发展高科技。邓小平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不久之后，随着《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发布，中国高技术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而当我凝视这张四位著名科学家的照片时，头脑中却浮现出另一位先生的轮廓。他堪称科教兴国的先驱者（李政道先生语），因为在这张照片中有三位是他的学生，他就是被称作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先生（1898—1977)。 2018是叶先生诞辰120周年，2018年 即将结束 ,我们不应忘记他 。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许多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我国许多学科的开创者也是在叶先生的引导下选择了毕生的专业方向……近年来书房架上渐多企孙先生之相关书籍,每每读来,时有盈眶之感。自忖力之不及为先生作长篇大论，不揣冒昧敬诵七言小诗。诗如还债，词不达意。高山仰止，诚为追念。 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陈晨星 戊戌双甲思一叶， 科技基石砥如磐。 草创理院方盗火， 精育英才乃舍肝。 隐地抗倭爱徒殒， 留心证史瀚篇刊。 星弹诺奖多门下， 泪说师亲路乞餐。 附：叶先生的人才培养（摘于百度叶企孙词条） 叶企孙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一生有关教育的著述甚少，但他作为主要领导者、策划者参与了清华物理系、理学院的创建，从物理系、理学院的办学中可窥见他的教育理念。 叶企孙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教育及科学事业，在清华开展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教学、科研活动，对学生教育方法得当，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学家。抗战前毕业的九届学生50余人中涌现出了许多的杰出学者，如：理论物理学家 王竹溪 、 彭桓武 、 张宗燧 、 胡宁 ，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 、 施士元 、 钱三强 、 何泽慧 ，力学家 林家翘 、 钱伟长 ，光学家 王大珩 、 周同庆 、 龚祖同 ，晶体学家 陆学善 ，固体物理学家 葛庭燧 ，地球物理学家 赵九章 、 翁文波 、 傅承义 ，以及 秦馨菱 、 李正武 、 陈芳允 、 于光远 等。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有： 黄昆 、 戴传曾 、 李荫远 、 萧健 、 徐叙瑢 、 朱光亚 、 邓稼先 、 杨振宁 、 李政道 等。解放后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有 周光召 、 何祚庥 、 唐孝威 、 黄祖洽 、 胡仁宇 、 蒲富恪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9位是叶企孙的直系弟子，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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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企孙一一解答柴静受到质疑的问题
热度 11 shhu1961 2018-7-16 20:56
今天是叶企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有写点纪念文字的强烈冲动。下面这段往事十分重要，选这个时间点讲述也许是合适的。 柴静一篇有极高关注度的博文被公众质疑了几个问题， 这段往事也是对这些公众质疑的回复 。 2010年3月，柴静写了一篇博客，《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以名记者的影响力，把叶企孙先生带入了一个广泛的公众视野，这篇博文的点击量超过了30万，据估计，通过各种媒体转载，总阅读量超过千万。柴静博客中下面这段描述触及了公众痛点，其后被各种媒体大量引用：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他(叶企孙）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柴静这篇博文在受到极大关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比较集中的几个点在于： 1.“到底是买苹果还是索要苹果”？ 2.“到底是向熟悉的学生伸手要钱还是向学生模样的人伸手要钱”？ 3.“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在当时的中国普遍的收入状况下，这样说是否妥当？ 柴静回答如下：＂查了一下，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登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期上。＂结果柴静把我推向了始作俑者境地。 最近听说，有严谨的学者也质疑这个场景，我觉得有必要交待一下这个故事的来历，以及我文章本来的说法。 1985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攻读硕士学位，我以叶企孙先生生平为题做硕士论文，这其实是钱临照院士指定的一篇命题论文。拜访叶先生的学生是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的釆访笔记记载，1987年9月23日，我在中关村812楼采访了物理学家杨龙生先生，杨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叶先生熟知的学生之一，关于叶先生＂文革＂中这段痛心往事出自他的讲述：＂我在海淀遇到他（指叶企孙），他穿着破学生装，趿拉着破棉鞋，在一个铺子里买水果，对我说，你有钱给我几个，要得不多，五六元，他不能在饭厅排队，所以在校外买。我告诉陆学善，碰到叶老师带些钱给他，后来我也告诉了吴有训，吴有训告诉了周培源。＂ 杨先生的讲述让我五味杂陈，我于是把叶先生这种境遇写进了文章：＂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此篇昨晚在手机上匆匆完成， 文章没有写好，意犹未尽，今天重新修改完成： 《纪念叶企孙先生兼及柴静受到质疑的几个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b164db0102y7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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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缅怀南仁东、大师的大师——叶企孙、清朝的人才
Fangjinqin 2017-9-30 17:23
Ｇ陈－ 周末阅读 765 - 767.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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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 叶企孙：尊师重教和科研教学关系
热度 3 zlyang 2017-9-19 20:28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 求是理论网 资料 理论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新民主主义论， http://www.qstheory.cn/zl/llzz/mzdxjd2j/200906/t20090630_4053.htm 叶企孙：尊师重教和科研教学关系 以下转载的内容，不知道知否合理？感谢您的指教！ 叶企孙：尊师重教和科研教学关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3426-815631.html 发表时间： 2014-07-29 叶企孙， 1929 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两弹一星的功臣，几乎都是他的弟子（少数是他弟子的弟子） 。他在现代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 下面的文字，取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关于尊师重教： “ 50 年代初期，清华大学请来苏联专家帮助我国进行教育改革时，曾有人问讲物理的巴巴诺夫专家：“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有意见，该如何处理？”他认为，不必理睬学生的意见，学生不懂教学，岂可受他们的意见左右。当时全国各地 20 多所大学派来的教师大都知道这个专家意见，是赞同的。可惜不少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意见，所以时常会随着政治形势而变。叶企孙则不同，他坚持与苏联专家相同的正确的一方面，即 教育工作必须由懂教育规律的名师决定一切 ，不能让年轻不懂教育的学生牵着鼻子走，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又要经常听学生的意见，与他们谈心， 吸取学生有益的意见 ，考察教学的实际效果。” （p331-332) 关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 “叶企孙首倡 在高校要教学与科研并举 ，他之所以把高校中的科研提到这样的高度，首先是考虑到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需要，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立足于列强虎视眈眈的地球上的头等大事”。 （p343) ------------------------------------------------------------------------- 文克玲评论：均衡，不走极端，所以是大师。 2014 08 22 补充： 1999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 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 臣， 23位科学 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熟悉这些科 学家经历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人，因为这23位科学家中有19人是他的学生，有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叶企孙， 中国科学 界的元老之一，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校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对“ 叶企孙首倡 在高校要教学与科研并举 ”，如果有不同观点，请举出事实或文献出处。 不欢迎无根据的一味质疑。 感谢您的指教！ 感谢您指正以上任何错误！ 感谢您提供权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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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
kexuechuanbo 2017-6-28 11:23
祝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 清华大学叶企孙早在百年前的1916年至1917年，就先后以英文和中文发表《The Chinese Abacus》《考正商功》和《中国算学史略》等长篇科学史论文，早于李俨先生1917年发表的千余字《中国算学史余录》，从而首开我国算学史研究的先河。 在20世纪初期，我国科学史研究大多处于李俨、裘冲曼那样的“私研”状态，而后才渐有改观。如今，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成立，是我国科学史学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将进一步推动科学史学的社会认知度。 我们期待着清华科学史系培养更多的科学史学术与教育专才，并掀开中国科学史高等教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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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自 文克玲] 叶企孙：尊师重教和科研教学关系
热度 1 zlyang 2015-9-29 13:44
叶企孙：尊师重教和科研教学关系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83426-815631.html 叶企孙， 1929 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两弹一星的功臣，几乎都是他的弟子（少数是他弟子的弟子） 。他在现代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 下面的文字，取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关于尊师重教： “ 50 年代初期，清华大学请来苏联专家帮助我国进行教育改革时，曾有人问讲物理的巴巴诺夫专家：“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有意见，该如何处理？”他认为，不必理睬学生的意见，学生不懂教学，岂可受他们的意见左右。当时全国各地 20 多所大学派来的教师大都知道这个专家意见，是赞同的。可惜不少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意见，所以时常会随着政治形势而变。叶企孙则不同，他坚持与苏联专家相同的正确的一方面，即 教育工作必须由懂教育规律的名师决定一切 ，不能让年轻不懂教育的学生牵着鼻子走，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又要经常听学生的意见，与他们谈心， 吸取学生有益的意见 ，考察教学的实际效果。”（ p331-332 ) 关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 “叶企孙首倡 在高校要教学与科研并举 ，他之所以把高校中的科研提到这样的高度，首先是考虑到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需要，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立足于列强虎视眈眈的地球上的头等大事”。（ p343 ) ------------------------------------------------------------------------- 文克玲评论：均衡，不走极端，所以是大师。 2014 08 22 补充： 1999年9月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 23 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熟悉这些科学家经历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人，因为这 23 位科学家中有 19 人是他的学生，有 2人 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 2 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叶企孙， 中国科学 界的元老之一，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校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对“ 叶企孙首倡 在高校要教学与科研并举 ”，如果有不同观点，请举出事实或文献出处。 不欢迎无根据的一味质疑。 ------------------------------------------------------------------------- 汤敏骞 2014-9-17 11:28 振聋发聩，主政者谁听？现在满世界听学生的意见，所谓民主云云。是要结合学生的意见，为使其更好地学习和成长，但是一味听从学生的意见，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政治、管理等公众事务，包括其它还有些事情需要民主，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不能民主。 张云扬 2014-9-13 07:47 “叶企孙首倡在高校要教学与科研并举”，非常正确。 “研究（对自己来说）是‘输入’，教学是‘输出’”，这是错误的。 大学中晋升的主要标准，是讲究研究论文，也会错误引导轻视教学的倾向。当然，做人贵在要自觉与自律。作为老师，应该自觉尽量认真负责；自律绝不得过且过。 博主回复(2014-9-13 09:55) ： 正确的说法是“教学相长”，认真教学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大有收获。 不同定位的大学，对教学和科研的比重可以不同，但是都不能走极端。 yyangmq 2014-8-23 09:59 言之有理。学生的意见仅供参考，或者不参考。现在很多学校都是学分制，学生要不愿意学习，就采取劝退的办法。 姚小鸥 2014-8-22 20:49 王国维先生等曾执教清华，不是辉煌历史之一页吗？我的导师华锺彦先生的老师高亨先生就是清华出身。我虽不才得王氏一体，如何能贬低过去的清华？现在的清华文科方面虽多肖某与汪某之流，但也有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诸位尽力于学术者。理工科我不懂，请您比较一下新旧清华与亚洲先进水平之比， 姚小鸥 2014-8-22 17:29 我是说首倡二字的来历。我对这叶企孙先生位前辈是很敬重的，对他的晚年遭遇很感慨。你们留美预校过去很辉煌。这谁也否认不了，何况我等。请不要误会 。 博主回复(2014-8-22 17:50) ： 我对“反清华综合症”很敏感。没有误会。 什么叫“你们留美预校过去很辉煌”？呵呵！ 姚小鸥 2014-8-22 13:32 叶企孙首倡在高校要教学与科研并举，他之所以把高校中的科研 这么好的事儿加在你们学校前辈头上，有文献根据吗？ 博主回复(2014-8-22 14:12) ： 如果不知道叶企孙是何许人也，百度一下。 博主回复(2014-8-22 14:11) ： 本博文中说得清清楚楚： “下面的文字，取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p343)“。 这本书出版后，物理系给每位教工都发了一本。 什么叫“加在你们学校前辈头上”？呵呵！ 秦逸人 2014-8-15 11:44 秦逸人 2014-8-15 09:33 中国不需要赛先生，真正需要的是谭先生，请看请看：赛先生是神马，谭先生是肉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3948do=blogid=819369 博主回复(2014-8-15 15:21) ： 没有理由，只有新观点，所以没有说服力。 文克玲 2014-8-5 18:28 “基本没有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等级别的大师。” ----------------------------------------------- 这些都是百年不一遇的大师，美国的科学史也就是100年。 杨正瓴 2014-8-5 12:46 （1）【美国传统，教育是种产业，学生的意见代表顾客的声音，因此重要。】 所以美国教育不如苏联。 （2）美国科技的核心：try，像爱迪生一样。只要肯干，最后就会成功。 （3）最后连艺术家摄影，也变成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方式的！：《美国摄影家是怎样拍出好照片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667-722488.html （4）美国科技：总体实证多，理性少。 基本没有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等级别的大师。 博主回复(2014-8-5 18:28) ： “基本没有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等级别的大师。” ----------------------------------------------- 这些都是百年不一遇的大师，美国的科学史也就是100年。 陈立群 2014-8-1 00:26 德国传统，被俄苏沿用，强调教授的主导地位，不重视学生的意见。美国传统，教育是种产业，学生的意见代表顾客的声音，因此重要 。 博主回复(2014-8-1 02:18) ： 学费在中国高校的收入中，比例很小。 名校不愁生源。 学生意见，可以参考。 张能立 2014-7-31 10:22 呵呵，是山寨一点，特色居多。要是说以前穷，避开知识产权费用，现在俺们不差这点小钱的呀。俺敢说，引进原版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材，搞个50年，洋人真的要向俺们低头的。目前这种只引进技术和少量“高大上”人才，皇上仍然还是要向洋人低头的。 张能立 2014-7-31 10:10 博主回复(2014-7-31 10:01)：中小学数理化教材有进步，但仍然问题多多。原因与汉字关系不大。 ------------------------------------------------------------------------------------------------- 既然 如此，何必 不 直接 引进的呢？ 博主回复(2014-7-31 10:18) ： 实际上是山寨版吧？ 避开知识产权费用。 张能立 2014-7-31 08:48 对中国小学数学教材之大批判： 对中国小学数学教材批判之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5644.html 对中国小学数学教材批判之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5706.html 对中国小学数学教材批判之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5864.html 对中国小学数学教材批判之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5999.html 对中国小学数学教材批判之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840-816045.html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博主回复(2014-7-31 10:01) ： 中小学数理化教材有进步，但仍然问题多多。 原因与汉字关系不大。 杨正瓴 2014-7-30 19:52 转载到了： http://blog.tech110.net/index.php?uid-11851-action-viewspace-itemid-73248 谢谢！ 博主回复(2014-7-30 20:13) ： 谢谢转载！ 杨正瓴 2014-7-30 19:51 【不必理睬学生的意见，学生不懂教学，岂可受他们的意见左右】所以苏联科学大师辈出。 【教育工作必须由懂教育规律的名师决定一切，不能让年轻不懂教育的学生牵着鼻子走，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又要经常听学生的意见，与他们谈心，吸取学生有益的意见，考察教学的实际效果。】所以中国科技大师就明显少了。 真理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 钱大鹏 2014-7-30 13:23 叶铭汉院士是实验核物理专家，参加早期直线加速器研制，应属两弹工程的参与者无疑，虽然未列入功臣名单，但工程院院士的头衔也足以令其彪炳史册。 钱大鹏 2014-7-30 11:36 两弹一星的功臣，不仅几乎都是他的弟子或他弟子的弟子，而且还有他的侄子——叶铭汉院士 。 博主回复(2014-7-30 12:15) ： 叶铭汉院士似乎不在两弹一星功臣名单之内，是我同学的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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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热度 2 fqng1008 2015-3-5 08:11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2010-03-29 01:18:44)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 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 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 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 “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 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 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 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 “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 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 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 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 “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一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 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 “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 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不为浮云遮望眼： 2010-04-02 16:41:41 ​ 　　又读“叶企孙——伟大在于胸怀”…… 　　 这么高洁的人，却如此结局——唯吾校导师吴宓（当年清华国学院院长？后委身西南师范学院，不得志而终）之冻饿(1978年！）而亡可比…… 　　——都是清华第一等天才；都为清华与民族、社会有卓越贡献；都“桃李满天下”；都前半生风云，后半生落魄——最后死于非命…… 　　那么大的贡献——在这辽阔的国土，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他们“桃李满天下”——却如此孤独，晚景迷茫无助——真乃“无处话凄凉”…… 　　问情何以堪？！不堪回首……
个人分类: 探讨幸福|1159 次阅读|3 个评论
中国物理学初创时期的三条发展轨迹
热度 22 shhu1961 2014-12-18 11:54
民国时期，社会是彩色的，大学是彩色的，人是彩色的，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是差异，连物理学的早期发展道路都五彩缤纷。 中国物理学初创时期有三条很显著的发展的轨迹，一条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栋梁之才，着眼于 “ 提高 ” 的轨迹：有叶企孙、吴有训的长期经营 、稳定的庚款办学经费、强大的师资、高质量的生源、填补学科空白的精心设计； 第二条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心怀苍生，着眼于 “ 普及 ” 的轨迹 ：谢玉铭（谢希德的父亲）、班威廉的 长期经营、 稳定的教会办学经费，以宗教的热忱、服务大众的理想、进行有效的播种； 第三条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轨迹， 开辟研究道路，让物理学研究从无到有： 严济慈的长期经营，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研究，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1.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轨迹 清华大学物理系志存高远，名师打基础，庚款留学定方向，设计造就物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最终成绩斐然，产出一批科学大牛： 王淦昌，核物理 龚祖同、王大珩，应用光学 赫崇本，物理海洋学 顾功叙，应用地球物理 熊鸾翥，弹道学 王竹溪，统计物理 钱伟长，力学 赵九章，气象学 秦馨菱、翁文波，地球物理学 马大猷，声学 …… 这种短期内领军人才“井喷”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现象”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苛刻历史文化的条件，现在总被提起，但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现，让人叹息！ 1936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科学馆前合影（叶铭汉先生提供） 第 5 排左起：秦馨菱、戴振铎、郑曾同、林家翘、王天眷、刘绍唐、何成钧、刘庆龄 第 4 排左起：方俊奎、池钟瀛、周长宁、钱伟长、熊大缜、张恩虬、李崇淮、沈洪涛 第 3 排左起：赫崇本、张石城、张景廉、傅承义、彭桓武、陈芳允、夏绳武 第 2 排 左起：周培源、赵忠尧、叶企孙、任之恭、吴有训、何家麟、顾柏岩 第 1 排左：陈亚伦、杨镇邦、王大珩、戴中扆、钱三强、杨龙生、张韵芝、孙湘 其中 13 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4 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 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轨迹 1952 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夺走了生命。虽然燕大的躯壳（校园）被北京大学收纳，但燕大的灵魂已经飘散，目前还看不到重新凝聚再生的希望。燕大太特别，所以要多说几句。 燕大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着眼点在于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社会责任，培养有社会影响力，能为大众服务并由此引导大众的知识阶层 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大物理系的定位首先是培养物理教师，其次才是物理学研究人才。事实上， 1934 年前，燕大物理系毕业生无一例外都做了教师 。 燕大理学院院长 S.D.Wilson （韦尔巽） 1939 年在的一篇题为“科学研究与国家进步”的文章中写道 认为：三俩离群索居的科学家绝不可能在整个民族建立起科学精神；科学如果不渗透到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中，就不可能影响其国民生活； 在当今中国，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不去影响大众便是失职；中国需要的是一边研究一边用科学方法训练大批学生的教师和领袖 。 1935 年陈仁烈先生从燕大物理系硕士毕业，燕大和另一所大学均有意接收他为助教，但他选择去长沙雅礼中学任教，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在中学工作毕竟比在大学工作对祖国的贡献更大。 ” 我曾经考察抗战前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和燕大物理系毕业生的出国留学状况，发现清华毕业生从毕业到出国平均间隔 1 年时间，而燕大毕业生则平均间隔 4 年时间；清华学生出国主要通过中美庚款、中英庚款等公开招考，而燕大学生出国主要通过国外基金会对教会学校教师的进修资助。清华物理系旨在造就一流的学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学生也以投身学术为己任，视出国留学为不可或缺的途径；而燕大物理系更强调一种社会责任和服务精神，出国留学大多是他们所服务机构的一种有目的的安排，其目的也是为了他们更好地回国为学校服务。 燕京大学学生的学位论文也非常有特色，很 接地气 ：王明贞——“牛奶折射率的研究（ 1930 ，学士）、蔡方宪——用傅科摆确定燕京大学的纬度和重力加速度（ 1931 ，学士）、马振玉——市售各类灯泡的光度研究（ 1931 ，学士）、徐允贵——北平泉水与自流井水放射性物质含量的测定（ 1932 ，学士）、许宗岳——桐油的吸收光谱 (1936 ，硕士 ) 、高墀恩——通过旋转的流体测定重力加速度 g(1936 ，硕士 ) ，另外 “中国窗户纸的紫外线透光性”之类的课题，也是学生们惯常的研究对象。 1925 年，谢玉铭和郭察理合著了一部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很好地传达了他让物理学走进社会生活的理念。这部教科书 抛弃抽象原理灌输，从学生熟知的日常事物讲起，把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与社会环境结合 ，编排上一改传统的力、热、声、光、电体系，而将社会生活中习见的种种问题分门别类，展开讨论。五篇内容分别是运输及交通、水之供给及水力、谋吾人对于天气之适应、Ⅳ眼之补助、音乐及游戏。（郭察理，谢玉铭 . 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 .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 燕大物理系在建国前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个成就突出的物理系之一，它别具一格的教学方针和教育实践丰富了中国的教育理论，给我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1952年燕大生命骤停，由此成为中国一个珍贵的高等教育标本， 这个标本的价值事实上一直被社会严重低估！ 3.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轨迹 巧得很，我目前服务的科学出版社是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旧址，我的博士导师钱临照院士当年就是严济慈手下的一个研究助理。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能做而又肯做物理学研究的人本来就非常少，加之 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和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后，一大批大学为了保住“大学”的名号，不得不按官方规定去完善院系设置，新开设了一批物理系，更造成了高水平的物理人才的短缺，严济慈所长只能招收刚大学毕业的年青人来所工作，在工作中培养。 严济慈1949年曾回忆当时的情形：“ 研究从一个人一个问题开始，必须继续不断的吸收人，往前进，成为一个队伍，这就是开辟道路；更须在出发点不断的加深加大，巩固起来，这就是打基础。引申来说明，为容易得到结果，一个开始做研究的人，买现成的仪器，用人家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类似的问题，结果是新的，值得写成一篇论文发表的，但决不会怎样惊人的。开始的时候，可以原谅，但决不能老是做人尾巴。我们不但要自己看出问题，还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这个方法。这才是独立研究，这才可使中国科学独立，脱离殖民地状态。我们研究一门科学必须设法使这一门科学在中国生根，才能迎头赶上，而且立即超过人家。”（严济慈.物理学研究所结晶学研究所概况,1949年12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4，案卷号407) 1931年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同仁（严陆光先生提供） 前排左起：盛耕雨、严济慈、李书华、饶毓泰、朱广才、吴学蔺 后排左起：钱临照、鲁若愚、陆学善、钟盛标 在中国物理学初创时期，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是最重要的物理学研究机构（没有之一），这得益于严济慈锲而不舍的工作。他要求所内研究人员不兼差不兼课，并自己带头执行，20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做研究工作。抗战前的六七年间是该所共完成论文80余篇，使中国本土的物理学研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中国在物理学初创时期，一个学术机构要在学科发展史上画出一条明显的发展轨迹至少需要三个条件：时间、能力和环境。也即，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学术领导人在长期经营；学术领导人要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学术高度；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和经费支撑。 很可惜，早年的北京大学物理系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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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的存在！
热度 6 Helmholtz 2014-9-17 15:39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的存在！ 柴静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　　　　　　☆　　　　　　☆　　　　　　☆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 “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 (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　　　　　　☆　　　　　　☆　　　　　　☆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　　　　　　☆　　　　　　☆　　　　　　☆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　　　　　　☆　　　　　　☆　　　　　　☆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　　　　　　☆　　　　　　☆　　　　　　☆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 “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　　　　　　☆　　　　　　☆　　　　　　☆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　　　　　　☆　　　　　　☆　　　　　　☆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　　　　　　☆　　　　　　☆　　　　　　☆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 “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级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　　　　　　☆　　　　　　☆　　　　　　☆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说：\\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　　　　　　☆　　　　　　☆　　　　　　☆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 “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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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轶闻-13：叶企孙调兵遣将取“火种”
热度 7 sqdai 2014-3-30 14:01
1964 年 10 月 16 日 下午 3 时。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喜讯传来的霎时间，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巨龙腾飞，扬眉吐气，更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见 ） 蘑菇云中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华夏大地。 我们要问，这烈火从何而来？文 中总结了十条，其中第四条是我国核研究科技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火熊熊燃起。 我们要追问， 谁是第一批取火者 ？文 中提到了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程开甲、陈能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等。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 1999 年荣获 “ 两弹一星 ” 勋章。 我们还要追问： 究竟谁是第一个取火者 ？答案是：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最后的大师 —— 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 1898-1977 ）。（见 , ）。 叶企孙 先生是我国核裂变之火的第一个取火者。 为何有此说？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薪火相传的学术谱系 1918 年，叶企孙到美国留学， 1920 年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旋即到哈佛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实验物理学家 PW Bridgman ， 1923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叶企孙做出了两项国际顶尖的研究成果，一是独辟蹊径 用X射线 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 h ，得出当时用 X 射线测定 h 值的最高精度，这一结果在国际上沿用了 16 年；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重视。因此，叶企孙是华人物理学家中最早产生重要国际影响的学者之一。 他 1924 年回国后，曾在东南大学短期任教， 1925 年转赴清华大学，在那里创建物理系并出任物理系主任， 1929 年任理学院院长。从 1929 年到 1938 年，清华物理系有十期毕业生，培养了一批物理学的栋梁之材。 从学术谱系看来，我国的 23 位两弹一星元勋大多是叶企孙先生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例如，前面提到的王淦昌（清华物理系首届毕业生）、彭桓武（清华物理系第七届毕业生）、钱三强（清华物理系第八届毕业生）是他的弟子，而邓稼先（西南联大物理系）、朱光亚（西南联大物理系）、周光召（彭桓武的学生）、程开甲（王淦昌的学生）则是他的再传弟子，此外还有他的学生赵九章（清华物理系第五届毕业生）、王大珩（清华物理系第八届毕业生）、陈芳允（清华物理系第十届毕业生）和学生的学生于敏（张宗燧、胡宁的学生）、钱骥（赵九章的学生）、屠守锷（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生）。 在清华大学期间，叶企孙先生倾心教学，亲自授课。他终生未娶，成天与学生泡在一起，给他们耳提面命的教诲，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为人治学方面给予他们很大的影响。 这里，撷取几位著名学生的回忆录作为佐证。 王淦昌（ 1907-1998 ）的回忆片断： 至于在科学中我选择了核物理这门学科，又是叶师（按：指叶企孙先生）为我铺的路。 1925 年，我和浦东中学同学施士元一起考取清华大学时选的都是化学系。 …… 二年级时，我和施士元都转到物理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叶师的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有一次上普通物理课，叶师在大课堂上给我们演示伯努利原理，他拿着一个带有管子的小漏斗，另一手把豌豆从漏斗上放下去，同时用嘴在管子的另一端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既掉不下来，也没有被吹的气冲走。这一现象非常有趣，又耐人思索。叶师在讲台上问： “ 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 我想了想，就站起来解释了这个问题，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理解问题清晰准确，自这以后，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找他。在叶师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渐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那时物理系创建伊始，全系教师、职工和学生总共才 10 人。只有叶师一名教授，他一个人讲各门主课，一年级时他教我们普通物理。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电磁学，我们升到三年级，他给我们讲光学。他除了讲课外，还要带领 3 位助教建立各种物理实验室，开出各类实验课。我们升到四年级时情况才有了变化，叶师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 1928 年请来了吴有训、萨本栋两位很有学问的年轻教授，由吴有训老师教我们近代物理，为我今后从事核物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从事实验物理学的研究本领方面给我极好的培养。（ 王淦昌：《见物理系之筚路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见 ，49-50页 ） 这里顺便指出，回忆录中的故事发生时，叶企孙教授 28 岁，王淦昌则是 19 岁。核物理学家苗苗就是这样冒出土来的。 再来读一读王淦昌的同学施士元（ 1908-2007 ）的回忆片 断： 旧中国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凝聚着叶先生的心血，这个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 我第一次见到叶先生时，他正坐在一张转椅上，他相貌安详，一望而知是一位忠厚长者。我本来在化学系想转到物理系来，他看了看我，知道我早已做完了一年级物理的习题。他莞尔点头。这样，我就进了物理系。当时系里有教授一人，助教三人，讲师一人，工友一人，教职工学生正好十人。助教是赵忠尧、施汝为、何增禄，讲师是郑衍芬。 …… 我升到四年级，他带我的毕业论文。他给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证明空间量子化的实验。当时用的教材是美国大学里的通用教材。叶先生教课很认真。遇到难度大的地方，他进行重点解释，有时提问启发学生思考。他有点口吃，但这不影响他的教学效果。他强调多做练习题，书上习题有答案时学生可以自己校核。我们做练习题一般都是独立进行，没有教师辅导，即使遇到难题，苦思长久不得其解，但当求得其解时，恍然大悟，理解就更深入 …… 。（ 施士元：《叶企孙先生二三事》，见 ,57-58页 ） 1925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十人中，另外两位学生是周同庆、钟间，工友名叫阎裕昌。九位师生中，钟间不知所终，其余八人都很牛，讲师、助教、学生后来全成了我国 物理学界的名教授。阎裕昌相当于现时大学实验室里的教辅人员，很能干，深得叶先生器重，而且叶企孙教导学生们要尊敬他。后来，叶先生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不幸牺牲在战场上。 调兵遣将境外 “ 取火种 ” 1923 年 10 月，叶企孙获得博士学位后，用平时节省下来的款项到欧洲游学半年，走访了英、法、德、荷、比五国的物理学研究机构，了解了最新研究动态，拜会了一批同行，并与他们建立了学术联系。回国后，他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注意物色人才。 他把东南大学的两位助教赵忠尧和施汝为带到清华大学，着力培养他们。当时，欧洲和美国的物理学家非常重视核物理学研究，并开始注意核裂变效应。尽管他不是核物理专家，仍把很多精力投入核物理实验室的筹建，并开始调兵遣将赴国外取得 “ 真经 ” 。 1927 年在他的建议下，赵忠尧赴美国专攻核物理。 1929 年，清华大学有了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 1929 年，叶企孙把刚毕业的王淦昌推荐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核裂变实验研究专家派特涅，从此，王淦昌向成为核物理一流专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与此同时，另一位毕业生施士元考取公费留学，在叶企孙的建议下 ，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 1932 年赵忠尧即将学成回国。叶企孙操起了心思：如何给回清华的赵忠尧创造最好的核物理研究环境？核物理实验室的建设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他想起了还在巴黎留学的施士元，并利用清华大学经费充足的条件，提出建议，让施士元向居里夫人购买 0.5 克 镭。 居里 夫人先后发现了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但是她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与她的先生皮埃尔 · 居里一起，拒绝申请专利（参看链接中的文 ），以至于她自己实验室里需要用昂贵的镭时也购买不起，当时她的实验室里镭的库存只有 1.5 克 。施士元设法买到了 0.5 克 镭，在赵忠尧回国之前，把这些极其珍贵的镭送回了清华大学。这就是叶企孙先生策动的万里取 “ 火种 ” 的行动。 赵忠尧没有辜负叶企孙先生的期望，回国不久，就与 1932 年毕业的物理系第四届毕业生龚祖同做出了第一流的研究工作。 且看赵忠尧的回忆片断： 1932 年初，我应企孙先生之聘重返清华时，看到企孙先生于 1929 年创建的清华大学理学院和理科研究所，此时已呈现中国科学事业的曙光，各系教授正继续他们在国外曾从事过的课题和研究，并带了研究生，物理系更有成就，已建成 7 个实验室，有修理仪器所必需的金工、木工场，和从德国聘来的和自己培养的技术高明的青年技工，为科研制作仪器。正因为企孙先生不遗余力苦心经营，为大家创造了条件，我回国以后很快就可以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物理系 32 级毕业生龚祖同留系做助教，此时就转到理科研究所物理部做研究生，与我合作，于 1933 年完成了有关电子对的产生与湮灭的实验，这是继我在美国和德国所完成的 3 个实验之后的第四个实验，论文发表在 Nature 132 （ 1933 ） 309. （ 赵忠尧：《企孙先生的精神应该永存》，见 ， 30-31 页） 此后，我国核物理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清华大学有叶企孙、吴有训这样的领军人物；施士元学成回国后进了中央大学，赵忠尧后来也去了中央大学。南北携手，为我国核事业后来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我很欣赏 中说的话： “ 就像从普罗米修斯手中借来火种那样，叶企孙就是那个点燃火种照耀中国科技界的人。 ” 这样的人不应该被遗忘。 叶企孙 先生的卓著功绩和高风亮节，值得我们后辈永远铭记！ 附记：关于叶企孙先生有讲不完的故事，容日后慢慢写来。心急的读者可参看已出版的叶企孙传记，例如， 和 。 写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 参考资料 1、 李觉、怀国模、张开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historymil/2005-04/21/content_1545610.htm ， 2005. 2、 邢军纪，最后的大师 —— 叶企孙和他的时代，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2010. 3、 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 —— 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4、 钱伟长、虞昊（主编），一代师表叶企孙（第二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一代师表叶企孙（第一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 写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晨 【链接】相关博文 1、 科苑轶闻 -1 ： “ 自杀俱乐部 ” 的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79512.html 2 、科苑轶闻 -2 ：大理石先生、钱学森手稿及其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79827.html 3 、科苑轶闻 -3 ：没有牺牲 哪有成功 —— 记航空业的先驱者利林塔尔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80206.html 4 、科苑轶闻 -4 ：苏步青 “ 背榜 ” 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80546.html 5 、科苑轶闻 -5 ：冯卡门访华历险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81061.html 6 、科苑轶闻 -6 ： “ 呆头呆脑 ” 的科学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81156.html 7 、科苑轶闻 -7 ：语不惊人死不休 —— 记赖特希尔的一件感人轶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81546.html 8 、科苑轶闻 -8 ：钱令希恭录 “ 家训 ” 育后人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81965.html 9 、科苑轶闻 -9 ： “ 呆头呆脑 ” 的科学家（续）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443618.html 10 、科苑轶闻 -10 ：华罗庚险遭 “ 活埋 ”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567869.html 11 、科苑轶闻 -11 ：科学家感情生活的小故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667604.html 12 、科苑轶闻 -12 ：与大师一起编审科技词典的日子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703064.html 13 、学习漫谈（ 35 ）：沉醉于科学之美 —— 浅评居里夫人的学问观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442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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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代宗师叶企孙的晚年
热度 2 Wuyishan 2013-7-2 13:14
一代宗师叶企孙的晚年 ——戴念祖回忆恩师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29日 07 版） ​ 青年时代的叶企孙 提起叶企孙（1898~1977），名字后面总是跟着一连串这样的字眼：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开拓者，中国物理学会创建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引人瞩目：出入叶企孙门下有50多位院士；10余位“两弹一星”元勋。 他的学生、中国物理学史家戴念祖与叶老的师生缘分，随着各自命运的起起落落，虽然短暂，却难以磨灭。叶企孙口吃，一着急就说不清楚话，说起英文来却行云流水；他终生未婚，可他的学生都将之视为亲人；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事后却绝口不提……在叶企孙诞辰11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戴念祖回忆起恩师昔年往事，一再对记者说：“叶先生的故事，真的要好好地写一写。” 初见恩师 戴念祖与叶企孙的师生缘分，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964年，刚刚从厦门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戴念祖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到所约两周后的某天，忽然接到通知：叶企孙先生要来。叶企孙时任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兼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叶企孙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就发生在这一年。 戴念祖说：“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家。所以午睡起来就赶紧准备桌椅茶杯，打来热水。我除了准备这些东西，还把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戴震译的《考工记》放在桌子上。这两本书我已经读了一些时候，准备叶老询问我读什么书时好做回答。” 戴念祖记得很清楚，当年的叶老师甫一下车，先到了图书馆，询问最近新进了什么书，某本书有没有买；随后去数学组跟同事寒暄几句，又去天文史组辅导他唯一的研究生陈美东。在这之后，才走进戴所在的物理化学史组。叶企孙果然问及戴念祖读书情况，听说在看《考工记》，他马上略带口吃地说：“《考工记》要好好看，里面关于弓箭制造的部分，可能涉及弹性定律的记载。” “中等身材，弓着腰，手里抱着几本书，很缓慢地走进来。口吃很严重，讲到激动的时候马上就大舌头，嘚嘚嘚嘚说不清楚——‘考、考、考工记里，有弹、弹、弹性定律……’虽然说话结巴，但你要是慢慢听完，他的每句话肯定都有用。”这就是戴念祖对叶老师的最初印象。他说，很奇怪，叶企孙“说中文结巴，说外文时就非常流畅。他每说一句，还要用英语解释一遍，说得很快。我那时刚大学毕业，一旦跟不上就听不懂了”。 戴念祖说，刚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时，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要研究的“科学史”究竟是做什么的。叶企孙先生从零教起，告诉学生科学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他说：“我没有做好叶老师的吩咐。叶老让我找出《考工记》里的弹性定律，我最终没能完成。因为我一直在看戴震的《考工记图》，却没认真读读《十三经注疏》。”说到这里，戴念祖起身，从书橱里找出《十三经注疏》，翻到《冬官考工记》，一字一字地指着原文给记者看。又找出《考工记图》，对比着说：“那时候年轻，《考工记图》注释简单、易读，不像《十三经注疏》注释繁琐。可只有《十三经注疏》里，才有详细的解释说明、具体的数字这些内容，所以我一直没能找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南长沙国防科大力学系的老亮教授发表论文，说《考工记》里有英国人胡克的弹性定律。我看到很后悔自己没读这本书，也很高兴有人完成了我没能做到的事。” 最好的老师 “叶先生自然科学造诣精深，而且对教书育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教学生查对文献，往往在学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教会你了。比如说起某一本杂志，讲了什么事，他会把这本杂志找出来，翻到要讲的那一页，指着某一段给学生讲解文中含义，一边计算。他不仅自己做到‘言必有出处’，也这样要求学生。他会告诉学生做研究怎么找书，如何查资料，翻书先翻看哪一部分。如今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像是木匠师傅教徒弟一样手把手地教你刨花，只要一次，学生就学会了。所以很多人都对他很难忘。” 提到叶企孙的教育方式，戴念祖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58年，国内“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第二年（1959年）开始，所里的不少人就不怎么做研究了，转而写一些科普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赚取稿费。甚至有一个研究员几乎不做研究，也不写论文，专门写科普文章。颇高的稿费标准使他每个月能增加不少收入。天文史组另一个研究员恰好相反，坚持读书研究，叶老说什么地方很重要，他就找来相关的著作研读。叶老深为欣赏——如果大家都去写科普不做研究，还要研究所干嘛？所以叶老在1960年的时候把这位研究员提升了两级，1961年又提升了一级。这才让其他人‘收了心’，意识到必须端正做研究的态度。”戴念祖说，叶企孙就是这样教学生的：你做得好，他都看在眼里；做得不好，他也不会直言批评，但总有办法让你自己意识到。 天文史组的研究生叫陈美东，1964年叶企孙招收他的时候，很费了一番周折。戴念祖说：“当时前来报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学青年教师，第二个在本所工作过、曾经是叶老的同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三个人的考分在伯仲之间，相差不足十分。第一个青年教师考得最好，按理说应该录取。第二个自1958年就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是国家分配来的研究人员。1961年，党号召下放，当时我们所只有十几个人，也得下放一个。经过动员，这位年轻人同意了。他被下放到广西，由广西再次分配。对他来说，听从党的指挥愿意下放是很了不起的。所领导认为如果通过招生把他再调回所里，对日后展开工作很有帮助：再有类似需要下放的情况，动员工作会简单很多。对被下放的他来说，也是成人之美。如此，所里的党政人员都希望叶企孙录取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叶企孙拿着三个人的试卷，沉思有日。最后他说，我就要这个大学毕业生。理由是，试卷上有一个题目，这个大学毕业生用一种新的解题方法回答无误，这种方法连叶老自己也没有想到。叶老说，只有他可以造就，将来会有所建树。这个学生就是陈美东。” 不出叶企孙所料，二十多年以后陈美东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每一个朝代都会颁布天文历法，计算一年有多长，区分出大月、小月，计算日食的时间等。古代的算法跟现代不同，不会把公式算法写出来，也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套用，搞明白很困难。日本天文学领域的专家曾认为自己在解读天文历法上无人能出其右，他们也确实有做得好的，如薮内清和他的学生。陈美东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后，接二连三发表论文，日本人很惊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研究更为出色。”后来陈美东历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发表中国天文学史和科技通史方面的论文200多篇，对中国科学史尤其是天文学史研究作了很大贡献。 戴念祖感慨道：“叶先生门下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五十多个院士，十几个‘两弹一星’元勋？就是因为他看人非常准，也有魄力。在一个‘一切跟党走’的年代，录取大家都不看好的陈美东是很难的。” 另外两个考生，叶企孙鼓励他们说，明后年再来考取也是一样的。谁知世事难料，第二年的考试再也没能举行。次年，“四清”运动开始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 戴念祖说：“有件小事，我总是忘不掉。‘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叶老像往常一样从北大来研究所，听完我们汇报后，沉默良久，心事重重。他没有做任何评论，甚至没有讨论科学史的问题。临走前，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下、下乡，四……四清，你们听、听领导的。业务暂、暂时搁、搁下，以后，回、回来，我……我给你们补、补上。但是，你、你们不、不妨带上一……本小、小词典，外……外语，不、不要丢、丢了，有空、空时，拣、拣几……几个单词。啊！’ “如今回想老师这番临行嘱咐，真是体会到这个老人为年轻人成才、为学术的忧虑。我当时确实按叶老的吩咐，在自己衣箱里塞了一本小词典；无奈从下乡到返京两年间，时势逼人，竟至从来不敢拿出来看一眼。” 挑战领袖观点 1965年，毛泽东提出以“一分为二”取代“对立统一”为哲学的最高准则。阶级斗争把人分为敌人和自己人，不存在中间派；事物分类只有黑跟白，没有灰。工厂、农民抓紧阶级斗争，整地主、整右派，科学家、大学教员、中小学老师都要改造。 领袖的指示并没有很顺利地得到哲学界广泛拥护。“中央党校的校长叫杨献珍，是位大哲学家。他就不同意（‘一分为二’），提出了‘合二为一’。结果杨先生被批斗得简直不得了。” 其时科学哲学界的权威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发文附应领袖的号召，大意为：科学是一分为二的，科学家也是一分为二的，分为“唯物”和“唯心”，所有有所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唯物主义科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数篇类似观点、违背历史事实的文章，意在让科学工作者好好改造。 “叶企孙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让整个知识界为之惊愕。他在文中质疑‘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出‘非唯物即唯心’在科学史上不成立，历史上大量的唯心主义科学家，也做出了很大的科学成就。由于叶企孙的身份和地位，这篇文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央下令，要对叶先生组织批判。”戴念祖回忆道。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界的主要行政与学术领导都是叶先生的学生，没有人愿意批判叶先生。碍于命令，最后决定象征性地举行一次检讨会，会上组织几个年轻人批判叶企孙，再请他检讨几句就可交差。没想到，原定会上的批判、发言、检讨，大家全都心照不宣，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人批评叶老，叶老的发言也与会议原定宗旨毫无干系。会后草草写了一个报告便作罢。这之后，由于最高指示要求‘下乡蹲点’，冲淡了批判叶先生的紧迫性，叶老才算逃过一劫。” 文革受难 质疑最高领袖没有给叶企孙带来劫难，一份尘封三十年的档案却让他在文革中历尽磨难。 抗日战争初起的1937年，清华大学正紧张组织南迁，叶企孙带着学生熊大缜、钱伟长、葛庭燧等人到天津，运送物资。河北抗日根据地的吕正操将军派人找到叶企孙，讲述抗战的困难：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无线电发报机，请求叶先生帮助解决。叶企孙非常积极地支持抗日，并鼓励自己的学生“上马击贼”。熊大缜进入抗日根据地，并制造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枚地雷、第一支手榴弹。 第二年，“锄奸运动”展开，指熊大缜为汉奸。熊在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CC特务”，并违心供认自己尊敬的叶老师是派遣自己来的“特务头子”。熊大缜被判处极刑，最终被残忍地用石头砸死，因为“子弹要留着打敌人”。 这份交代材料在档案中静静躺了三十年，从河北运到延安，又从延安运到北京。文革爆发后，吕正操将军受到揪斗，随之叶企孙的“特务档案”曝光。 戴念祖说：“在天津时，叶企孙要钱伟长大街小巷地找材料、零件，制造发报机；为了支援抗战，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还挪用了清华南迁的万余元经费。他南下香港，向宋庆龄请求经费支持。到了重庆，还在写河北省内的抗战情况，号召医生、护士，懂金融、懂政策，各行各业的人，到抗日根据地，支持抗日。” 1967年，叶企孙以“CC特务”的罪名被军委办公厅批捕。在关押期间，叶企孙受尽身体折磨和人格侮辱。由于大小便失禁，被褥终日潮湿，衣服少有更换。为减轻痛苦，他整日整夜坐着，致使两腿肿胀，皮肤发黑变硬。 直到1972年5月，上面宣布“叶企孙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叶企孙才得到安置。此时的他，双腿肿胀，步履艰难，身患严重丹毒症。 最后的日子 听说叶老师被释放，戴念祖喊上陈美东，两人打算一起去探望恩师。虽然获得释放，叶企孙仍然被关在北大不能随便见人。“我和陈美东是偷偷去见他的。当时我们很年轻，想看望老师，连老师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就去了。我俩骑着自行车，到了北大就在路边等着，每当遇人路过就上前询问叶企孙住在哪里，没想到还真被我们给打听到了。” “见到老师的时候，叶老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见到我们，他记起了从前所里的事，便问：‘薄树人（自然科学研究所天文史组叶老的学生）怎么样了？’接着把研究所的人近况挨个问了一遍。”戴念祖说。 从此，戴念祖和陈美东每个礼拜都会去叶企孙家中求教。叶老师还是给他们讲授天文学史和物理学史。对于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的审讯、折磨，叶企孙始终一字不提。老师不说，戴念祖也就不问：“我们想象过他会在里面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可是不愿、也不敢提，不想让他回忆这些心酸痛苦的事。” 人生自非麋鹿，无计久同群。戴念祖的上门求教一直持续到1975年，“直到我自己出了事。正是文革结束前一年，我在跟别人聊天不小心说了类似‘江青在上海如何如何’这种话。没想到被人告发，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随即批示‘逮捕戴念祖’。所以我立刻跟叶老师断绝了关系，以免连累老师。甚至连他去世，我都没能去送一送他。唉！” “叶先生一生没有成家，有一个周姓男护工，打从1930年代起就一直照顾他，替他料理家事。我们都叫他老周。叶企孙二十多岁学成归国，忙着创建清华物理系，一直忙到三十多岁，还是没有精力成家，大概四十岁时，梅贻琦帮他介绍，他却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结什么婚，这不是惹人笑话么。 “没能成家，他是把学生当亲人、当子女。困难时期，他的助教营养不良，腿也肿了，他私底下跟助教说：‘明天早上到我家里来一下，有事。’第二天他叫老周把牛奶热好了，指着助教说：‘这是张老师，你把牛奶端给他喝。’助教受此待遇，一时都缓不过神来。要知道，这是一份在困难时期专供教授的牛奶。看到谁穿的鞋破了，叶老赶紧掏出钱来让你去买一双新的：‘这个样子哪能站讲台，有失师尊。’叶先生看来，老师一定得穿的整整齐齐，才能站在讲台上。那些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教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叶先生就像家长一样叫你到家里来喝杯牛奶，补补身子。他领了工资，就跟年轻人说：‘都跟我走，我请你们吃饭。’然后带大家到新桥去吃一顿西餐。这种事，往往让人一生都记得。对他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叶先生无论对谁都是如此。他不会因为跟某个人关系好或者不好而有所区别，通通一视同仁。”叶企孙甚至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同住，比如前文提到的熊大缜，就受到此种待遇。护工老周的几个孩子，是叶企孙一路培养，最终都送进了大学。 戴念祖回忆起唯一一次看到叶企孙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景时说：“1974年春节，我带着我的女儿去给叶老师拜年。他知道我大年初一会去看他，事先买了一大桶巧克力，拿饼干盒子装了，还给我买了大前门烟。在他的学生中只有我抽烟，他都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买‘大前门’这种高价烟需要烟票，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烟票。我一进门，就叫我抽烟。看到我的女儿，他高兴地喊：‘老周，把巧克力端出来。’然后跟我女儿说：‘你自己抓，抓到多少都是你的。’我女儿那年不到五岁，我还从没买过巧克力给她吃。她一手抓起来三块，高兴得发笑。我要她谢谢爷爷，她就趴在叶老的膝上，稚声叫‘爷爷’。我抬眼一看，叶老须眉颤动，现出我从没见过的笑容。这是一个老人在苦难时光中瞬间爆出的天伦之乐。真是遗憾，当时没有照相机，可以把这一幕留下来。”（本报记者 郭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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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叶企孙
热度 1 Bobby 2013-6-14 19:12
前一段时间大家热议叶企孙，咱没赶上，现在补一点意见。 要了解叶企孙，首推阅读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钱伟长，虞昊《一代师表叶企孙》两本书。 另外，其他短章也有价值，如洪蔚《叶企孙：鲜为人知的苦难历史》、王丹红《叶企孙：中国高教史上的不朽传说——纪念叶企孙先生诞辰 108 周年》、应兴国《叶企孙：不能不提的一个人》、陈岱孙《回忆叶企孙先生》、叶铭汉《役于国、役于名、役于事——叶企孙先生的感情生活》、曾昭奋《科学春秋》、刘宜庆《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等。 网上也有一些原文，如《 ... 鲜为人知的苦难历史评《中国科技的基石 —— 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 ... 》、《 叶企孙 : 中国高教史上的不朽传说 — 中国科学报新闻 — 科学网 》、《 ( 转 ) 纪念叶企孙先生 》、《 叶企孙 : 不能不提的一个人 》、《 叶企孙 : 不能不提的一个人 》、《 叶企孙 :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 浪淘尽》：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等。 叶企孙的最大贡献，是创建清华物理系，延聘天下名师如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等，在不到 10 年时间，清华理学院和物理系均成了全国第一。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等 50 多位院士及半数以上 “ 两弹一星 ” 功勋奖章获得者，奠定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基石。 据 刘宜庆《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黄延复认为，叶企孙在 “ 文革 ” 中被捕入狱，主要当然是 “ 历史问题 ” （涉嫌 “C.C. 特务 ” ），实际上，和以前思想的不合拍及行动上的不得力（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叶企孙的独立观点和自由思想一直没有被改造掉）也有关系。”“ “ 文革 ” 中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对叶企孙来说是致命的。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说： “ 大约在 1967 年初，北大突然贴出大字报，说叔父是陈立夫特务系统的特务，这主要是因为 ‘ 熊大缜事件 ’ 。 ”“ 文革 ” 中，熊大缜的问题成为被用来打倒吕正操将军的工具，叶企孙作为熊大缜的老师和熊加入抗日队伍的介绍人，也被诬陷为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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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慧评叶企孙：这个老顽固！
热度 2 陈安博士 2013-5-20 22:00
　　我看到过一次对何泽慧的电视专访。 　　 　　从画面上明显可以看到何先生居住在中关村那老旧的房子里，那些房子至今仍在，是当年特别为海龟科学大家们（钱学森这个级别的）盖起的房子，而这群房子旁边就是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使用的88楼和给年轻教师（当年的，今天也都退休了）使用的87楼，我进过这两座已经不复存在的大楼，87楼内部烟火缭绕的痕迹在我进入的时代依然存在，而进入88楼则是为了替当年的女朋友后来的陈热闹妈上政治课画押。 　　后来自己也侧身于这些在2000年终于成为破楼的某一座中的一层，在半夜里遇到过厕所溢水至满屋臭气熏天的情况，俺也忍了一天，后来未叫物业处理也平安地恢复了，当然，半夜里起来往外面的下水道倒水的场景依然在俺的脑海中。 　　所以，一看电视画面，俺们就知道何先生住的是什么地方，这就是经历吧。 　　电视里何先生回忆了当年读清华大学时的情形，说“叶企孙是个老顽固”，因为他不相信女人能够做好物理，而何先生响当当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叶企孙规则中的意外。 　　在何先生的那个时代，能出来读书读到大学的多是官宦富人家的子女，记得何祚庥先生说自己是扬州大户何家的子弟，所以能够有机会往更高处读书，而杨振宁则因为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而得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因此有机会和诺贝尔奖有缘。 　　钱三强的父亲则是北大教授钱玄同（鲁迅《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金心异），现在看，真是出身决定机会，从而决定未来啊，连叶企孙眼中不适合做物理的何泽慧都在物理领域做出了很漂亮的工作。 　　 　　我住过的中关村那个屋子以前则是金观涛的住所，金及夫人在当年风声鹤唳时仓皇外逃香港，留下一双儿女，女儿在上中学，儿子还在上小学，因为受到牵连而相当地草木皆兵。邻居说“这俩孩子相对努力，后来双双出国读书，终于得以实现自我救赎。”我心里话：“这个复杂的经历也许成就了两个自立的孩子呢。” 　　如今，这些房子依然存在，但是作为公家建筑的87-88楼都不见了踪影，之前知道那里将成为永远的绿地，可是，前几个月，就见一座高楼拔地而起了。看来，勃勃的经济冲动依然无法对一小块绿地有所顾惜，还是把藏了万千中国科学家故事的老地方变成了一片挣钱的热土。 　　而何泽慧生前住的破楼群依然默默地立着，也许这些科学家的能量还是很大的，能够阻挡住开发商脚步的一定不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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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是哪一门的大师？
热度 13 laserdai 2013-5-20 02:24
突然之间，叶企孙在科学网上火了！ 袁海涛 ： 叶企孙，被文革毁掉的“中国科学界的孔子” 李小文 ： 叶企孙与北大？？？ 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的是，叶 被口口声声称为 “ 大师 ”！！ 请看袁文： 是什么，造就了一代 大师 ？又是什么，疏离了我们与 大师 的距离？让我们共同追忆 大师 的人生足迹，在历史的回眸中，聆听 大师 的教诲；在掩卷后的反思中，实现与 大师 的心灵之约。 叶企孙的本专业是物理学，叶是物理学的大师吗？ 再看袁文： 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在叶企孙诞辰100周年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文章中评价他是 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李政道在纪念老师叶企孙百岁诞辰的大会上也指出他是 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 。 如果单纯地从物理学成就来审视叶企孙，那实在是太过狭隘 。叶企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近代物理学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 天才的科学组织与 管理大师 。 总的来说，叶企孙为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教授治校的方针和原则，实现大学管理的民主化。 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倾力构筑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完整体系 。 三，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是叶企孙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这样就明了，1。叶根本不是物理学上的 大师，只不过在中国开创这一学科比较早，毫无疑问是先驱者。书中暗表，国境内够得上物理学大师的，我看到的只有两位，杨振宁和和黄昆，但是二人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分别是在美国 和英国做出来的，跟中华本土没有半分钱关系。至于，中华本土，至今还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成果，我也明确说过，今后五十年，中华本土都还不能够做出重大原创，也就是大师级的工作。 这几句话，希望留在 这里，50年以后验证。 2。叶的确是大师，科学组织与管理方面的，这个不是我的学科，很遗憾说不出什么。但是，这样的大师，我觉得中国很多很多，比如王大珩、王淦昌，历届科学院长，历届科技部长，中科院工程院 院士 各学部主任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管理 大师。 总之，中国是个缺少科学大师的国家，同时，中国又是有很多科学管理大师的国家。这不是现实的幽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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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与北大？？？
热度 44 lix 2013-5-19 10:43
袁海涛 博主转发的 叶企孙，被文革毁掉的“ 中国科学界的孔子” 总的来讲，是篇好文，但仍然有些八股腔。有些史实不准确。如： “ 1993 年 4 月 25 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一次报道叶企孙为冀中抗日所做的贡献，介绍他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科技精英的事迹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清华大学的数万名师生这才第一次知道，清华曾经有个叶企孙，而且此人还创造了如此显赫的功绩。”这样说对清华是不公平的。清华并没有忘掉叶企孙。搞垮叶企孙的第一步，就是 1952 年把他“调整”到北大。后来逮捕，搞死他也是在北大。文革后给叶企孙平反（ 1987 ），竖铜像（ 1992 年提议、 1995 年落成），清华校友都是出了大力的。又如： “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 熊大缜案 ”。提法欠妥。直到熊大缜、叶企孙平反后很久，仍有 “ 国民党特务头子熊大正等混进我冀中军区 ” 。。。熊等被处决”的提法；仍有大脑壳说，清华敢给叶企孙竖铜像，我就敢去尿它。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叶企孙、熊大缜只知道“国共合作”抗日、不知道两党有别，所以傻逼到给人抓住了和鹿钟麟等国军抗日将领有所联系的把柄。 可以说，叶企孙在清华的 40 年，是辉煌的，到北大后的 25 年，几乎是寂寞的。只是到北大井冈山和新北大争夺作为批斗对象时，才又火了一把。直到两派斗得叶的神经已经有问题，１９６８年中央才加以保护性逮捕。在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中央吕正操专案组持周总理批件，把叶企孙要回北大，交接中，北大提出有两个问题说不清不好办：一个是叶企孙是以 “ 确切 ” 罪名从北大押走的，现在放回是按继续服刑监外审查呢，还是按 “ 查无实据 ” 释放审查来对待？另一个是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怎么定？北大不肯收留叶企孙，以致人们常看见海淀中关村街头有位行将就木、形同乞丐的老盲流，这就是培养出一大批 “ 两弹一星 ” 功勋奖章获得者和两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代宗师！北大终于有人看不下去，把他暂时安排到校园外一间学生宿舍，继续审查和批斗。但总算才有了住处和每月５０元生活费。 叶老去世时，四人帮已倒台，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２日偶然发现叶企孙已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北医三院，却不准住院，不得已托熟人走后门才得住院。但为时已晚，叶企孙于次日２１时３０分去世，全国报刊对此均未发消息。１月１９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草草举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北大领导口头通知： “ 叶企孙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骨灰放在八宝山。 ” 追悼会由时北大物理系党总支书记致悼词，只说： “ 解放后，叶企孙先生拥护党 …… 注意思想改造 ……” 。 2007 年， 1 月 13 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主办的北大新闻网才正式报导了 30 年前北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的死讯，正面肯定“他创办了。。。、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 在 叶企孙，被文革毁掉的“ 中国 科 学界的孔子” 一文评论中，有人问，“当叶先生凄惨命运开始时，他的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学生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真的不能帮助自己的老师么？”应该说，老清华叶企孙原来的学生，还是在当时任何许可的条件下，尽了力的。（见： http://bbs.voc.com.cn/topic-4238968-1-1.html ）。只是北大的人胆子小、怕惹上“特嫌”，还惊诧于清华这么多人敢去寻访和安慰叶老师。典型的问答是：在叶企孙出狱不久被工宣队监禁期间，他专程到北大探望。守卫者不让进，他坚持非进不可，看守问： “ 你知道叶企孙是什么人？ ” 他说： “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老师，我来就一定要看到他！ ” 但叶企孙先生是知道些厉害的，所以有次遇到钱三强时，只是急促地讲，你小子是负责搞原子弹的，赶快离开我！ 在 叶企孙，被文革毁掉的“ 中国科学界的孔子” 一文评论中，有人说，“北大还有叶的塑像呢。”这我没听说过，请提供依据。就我所知，全中国只有两座叶企孙先生的塑像，一座在清华（ 1995 ）、一座在叶企孙的中学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 1998 ）。北大对叶企孙先生始终是冷漠的。 叶企孙是真正的大师，值得我们后辈永远的景仰。但他政治上的傻逼不能学。而民族对不起叶企孙的地方，则像一位英国文豪说的那样，居然没有女孩去追牛顿，是不列颠民族的耻辱。我们民族连这点儿反思都没有。直到 2010 年，柴静才发现叶企孙很漂亮、已经晚了差不多快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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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被文革毁掉的“中国科学界的孔子”
热度 18 Avalon2013 2013-5-18 17:18
可能是5.16的缘故，网络上探讨文革话题又热了起来，我对文革的看法简单明了，那就是一场反人类的运动。这场运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网络上鼓吹文革的一种叫“毛粉”的怪胎，都应该拉出去枪毙。提到叶企孙这位前辈，我实在有些惭愧，要不是看了柴静的文章，我压根就不知道清华还有这样一个大师。文革分子对中国教育犯下的罪行难以清算，罪不容诛。下面这篇文章原载于2005年的《人物》杂志，转载此文向文革中死于迫害的知识分子致敬！ 1993年4月25日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一次报道叶企孙为冀中抗日所做的贡献，介绍他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科技精英的事迹后，社会反响极为强烈。清华大学的数万名师生这才第一次知道，清华曾经有个叶企孙，而且此人还创造了如此显赫的功绩。 在纪念叶企孙诞生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9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科学史博士导师钱临照对叶企孙的一生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是物理学者的光荣、教作者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年轻时代的叶企孙 　　是什么，造就了一代大师？又是什么，疏离了我们与大师的距离？让我们共同追忆大师的人生足迹，在历史的回眸中，聆听大师的教诲；在掩卷后的反思中，实现与大师的心灵之约。 　 　青少年时代的科技雄心 　　叶企孙，1898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南市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科举出身，曾任上海教育会会长，分纂上海县志。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因其7岁丧母，父亲备加疼爱，但养教从严，不但亲自教他启蒙识字，稍长后又让他攻读经书。这种书香家风，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也塑就了他的儒雅气质。值得一提的是，其父虽受传统文化熏陶，但处于清末乱世，头脑清醒，见识非凡，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年幼的叶企孙从小就立志：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可以看得出，从小叶企孙就有着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并融，以及科学救国的抱负。 　　从小，叶企孙便把 性格恬静沉毅，敬业、笃行慎思作为一生进德修业的信条，从而养成了他作为一代科教巨子的独特秉性。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在家国、父兄、长幼、己群，以至义利、文野等方面，绝对是传统的。而他的一言一行，也绝对奉行儒家准则，如不论是公开还是背后，提到过世的列祖列宗时，一定要加上先考妣三个字，提到在世的父母等长辈时一定要加上大人；陪同父亲外出，一定要说侍父或侍亲；对于传道授业的老师，他总是礼敬有加；对平辈和朋友，他一贯表现出坦诚与敦厚的古风。少年叶企孙无论走到哪里，周围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窗学友，平时盘学论业，亲密无间。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他总是由衷地投以同情，并热情地给予帮助，而且他总是把别人的优点牢牢记在心里，念念不忘。 　　1907年，叶企孙考入著名的上海敬业中学。入校时，学校已设有西算、理化、博物等课程，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也使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科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1年2月，叶企孙被清华学堂录取，成为走进清华校园的第一批骄子。叶企孙在清华求学期间，真正做到了刻苦攻读、寸阴必惜。他读书不但系统、仔细、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而且常常是夹读夹议，经常要做出心得、札记、述评之类，真正做到了广读、深思、博察。在清华，年轻的叶企孙表现出了非凡的学术能力。早在1914年，他就完成了学术论文《考证商功》。1916年10月11日，他在《清华周刊》第82期上发表了另一学术论文《革卦解》。从10月25日起，他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他的学术力作《天学述略》，同年12月又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中国算学史略》。1915年时的叶企孙刚满17周岁，但他却已经以一个成熟学者的姿态，同校内外、国内外的不少出版部门或编纂机构打过交道了。史料表明，此时的叶企孙已同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及美国的《科学》杂志等建立起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 　　1929-1930年间，叶企孙与朋友们合影，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萧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而且，叶企孙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和鉴赏也颇具功力。他曾深入研读过《诗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古籍，还做出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叶企孙还是赋作古诗的高手，路遇名胜，兴之所至，常妙语天成。1915年9月，他路过南唐名胜滁州，即兴赋诗车出绕滁州，云阴特地愁。传闻今年熟，家家酿美酒。 　　从各种迹象来看，叶企孙从少年时代就奠定下了科学的(或者说是唯物的)宇宙观，他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无神论者，而且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在参加清华外籍教师的葬礼时，对牧师借机大传教义，他就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在清华求学期间，他对培根的科学方法与赫胥黎的进化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此奠定了他科学精神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科学世界观的转型。叶企孙的科学世界观不仅表现在对待自然科学研究的态度中，也表现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中。他力图弄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一切事，不阿世媚俗，不为私利和官场势力所左右，把科学兴国的想法与实现这个想法的科学思维结合起来，终于使青少年时期的科学兴国梦想变为了事实。 　　在叶企孙早年的清华生涯中，有一件事情必须提到。1915年9月18日，由叶企孙倡议并与同级同学共同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叶企孙还为科学会拟订了详尽的章程、宗旨和工作计划，后来他的设想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清华校园中的小社团，每两周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由会员轮流作报告。每个会员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主讲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生物与其境遇之关系、菌、通空气之善法、江西之瓷业、捕蝗之法，等等。 　　这些青年自己独立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其选题的广泛和内容的学术价值绝不亚于当今大学中的各类报告会。这些报告会不仅使他们增长了知识，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组织社会活动的能力。近百年后，李政道博士在追忆此举时指出，这种科学活动对青年学生的素质培养极有价值。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大学的起步之初，发生在中国学术教育的发轫之时，而且是少数青年才俊的自发行为，这不能不让人备感惊奇。 　　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以叶企孙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科技先驱为民族和国家所做出的开天辟地的贡献。在叶企孙成立科学会的前3天，即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倡导理性与科学精神；到了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明确倡导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至此，科学与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主旨。史学家认为五四运动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创了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对国人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严谨地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在五四之前4年，即1915年元月，清华留学生任鸿隽等先进的留美知识分子所创刊的《科学》，已经真正科学地阐明了科教兴中华这个真理，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1915年3月2日，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图书馆见到从美国寄来的《科学》创刊号，立即被其吸引，3月27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也！该年的10月5日，清华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成立科学社，不久后定名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6年9月，叶企孙寄函美国，报名参加中国科学社，并汇去会费，有史家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其实，叶企孙在清华学校创立的科学会比它还要早1个多月，仅此一事就足证他见识非凡，从青年时代起就显示出了一个事业家的优异品质。中国科学社的创建群体和清华科学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受过正规而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懂自然科学语言，有着严谨的科学精神，亲身考察过西方社会的科学文明及其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终生从事科教事业，锲而不舍地宣传科学精神，真正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序幕，吹响了同愚昧落后展开斗争的号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科学精神，始于叶企孙的年代。 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在叶企孙诞辰100周年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文章中评价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政道在纪念老师叶企孙百岁诞辰的大会上也指出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 　　从1918年到1923年，叶企孙怀揣报国梦想留学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20年夏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攻读博士研究生。叶企孙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他改进了前人的实验设备和研究方法，于1921年3月成功得出实验结果，并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据文献记载，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很了不起的，以至后人每提到叶企孙便会想起这一成就，这一年叶企孙年仅23岁。叶企孙的另一科学成就是液体静压力对典型的铁磁性金属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1923年，他以此研究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这个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受到当时欧美科学界的广泛重视。 　　如果单纯地从物理学成就来审视叶企孙，那实在是太过狭隘。叶企孙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近代物理学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天才的科学组织与管理大师。从青少年时期组织科学会开始，他已放眼国家的全局。他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位、为了镀金，而是为了实现科学兴国的理想和抱负。他读书做学问，一方面是为了求知，另一方面则是开阔视野、更新理念、广泛交流，以为回国创办科学事业、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1923年，学成归来的叶企孙受聘于东南大学任物理学副教授。而后1925年，他被聘至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院。此时清华开始筹设大学部，叶企孙于8月应聘到物理科任副教授，不久物理科升为系，叶企孙升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当作了自己的终生事业，他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而且还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总的来说，叶企孙为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教授治校的方针和原则，实现大学管理的民主化。 　　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少数高级职员治校。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以叶企孙为代表的少壮派，果断拿起教授会和评议会这两个武器，坚决同清华的官僚领导体制展开斗争，成功驱逐了保守反动的官派校长，使清华的管理走向规范和民主。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由校长担任议长，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凡学校章程、条令审核、学科废立、课程设置、教师审聘、预算决算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的讨论，决定后方可执行。事实上，教授会与评议会的机制，根本上规定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目的在于保证学校的民主化管理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1928年，叶企孙当选评议员，当时他尚不满30岁。叶企孙的入选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清华的少壮派教授开始成为教授治校的力量主体，在他的身后，有一大批极具科学见识，有魄力、有干劲的年轻归国教授的全力支持。在叶企孙的积极努力下，清华评议会成为清华最具实力的领导力量，以致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不得不派人请叶企孙去南京商讨清华大学校长人选事宜，由此可见叶企孙当时在清华和教育界的突出地位。同年底，清华重新选举评议员，从教授中选举4人，结果叶企孙再度当选，同时还受聘任奖学金委员会委员、招考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由此可以看出叶企孙的威信、影响力、组织力和领导力，以及其在清华新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以叶企孙为核心的教授会和评议会的领导下，清华师生不断驱逐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不合人心的校长，废除了保守反动的董事会，筹集办学经费，提高教学质量。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由于南京方面派不出得力的校长，叶企孙被推选暂时代行处理校务，也就是在此期间，教授会的权力骤然扩大，一跃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治校成了既成事实，并且成为清华师生心目中一项不可侵犯的原则。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这个罕见而特殊的治理体制，源自清华、发扬于清华、光大于清华。在这段时间里，教育开展顺利，学术研究活跃，并取得了累累硕果，名流毕至，英才辈出。这似乎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正如当时教授会宣言所阐述的：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叶企孙无疑是清华新制的有力倡导者、推行者和捍卫者。他将这种观念和实践一直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创办清华物理系，他是如此；在西南联大时，他也是如此。 　　 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倾力构筑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完整体系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企孙是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26年清华创建物理系时，叶企孙实际上就是首任系主任。他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搭台，其中甘苦非常人所能想像。建系之初，清华物理系只有两名教授、4名助教，他聘请国内一流学者充实师资力量，其中包括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这些名家。在课程设置上，他增设了大学本科课程和研究院课程，使学生能够懂得物理现象的基本知识，掌握在物理领域内应用数学的能力，并初步受到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的训练。他努力筹集经费，购买近现代物理实验的各种设备和仪器，自建图书馆，加强学术交流尤其是国际学术交流，狠抓学风建设，提高学术氛围。 　　在创办了物理系之后，叶企孙又于1929年亲手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工程学系也附属其中，后来门类又有所增加。这么多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确实反映出了叶企孙出色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建设理学院，可以说明叶企孙的科学素养与见识，只有一个懂科学的人才能有此举措。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是他深知科学学科分类的必要性，同时又很清楚地知道各学科之间存在内在而深刻的必然联系，比如物理与化学和数学、生物与地学之间的关系，把这些学科既区别又统一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借鉴，相互汲取，有助于学术科研的繁荣与发展。第二，叶企孙海外求学学的绝不仅仅是知识，他更加关注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科研体制，并希冀以此促进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发现举凡出人才的地方，必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他充分认识到构筑学术科研中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清华理学院的建院总方针中，可见叶企孙的这种良苦用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这就是叶企孙的伟大和过人之处。 　　叶企孙的高瞻远瞩还不止于此，他视野开阔，善于从战略高度未雨绸缪，拓展中国的科学事业。由叶企孙主持的清华特种研究事业开创于1934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日益临近，以叶企孙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将科研事业与国防建设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此为契机全面铺垫开了中国尖端科技的合理布局，为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国防科技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叶企孙作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创建了航空研究所，该所不仅直接为空军服务，还利用航空风洞进行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叶企孙还是我国兵工弹道学的开创人和扶持者。他还最早预见到了无线电技术对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重要性，并大力培养该领域的人才，不断提高自制相关设备的能力。1933年，他委托别人在美国订购了制造真空管的设备，为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管创造了条件。他的这些工作都是开创性的。 　　叶企孙总是把自己的一些高足安排到物理学之外的领域，让他们运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的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企孙的这种战略思想及其实践是极为成功的--赵九章凭借物理和数学基础进入气象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新中国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升空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人造卫星第一功臣；钱学森是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的世界一流专家，而他原本学习的是铁道机械工程；钱伟长也是经叶企孙的帮助转入清华物理系，并最终成为了我国的导弹之父。 　　此外，我国地震和地球物理探矿的第一代学者、现代声学和磁学的奠基人，乃至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创人，大多都是叶企孙的直传弟子，他们几乎都受到过叶企孙的点拨，最终又都不负恩师重望，在各自的领域开拓出了崭新的天地。几十年以后，几乎所有人都对叶企孙的高瞻远瞩和战略规划啧啧叹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企孙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奠基人，或是中国科技大厦的总设计师。 　　 三，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是叶企孙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突出特点。 　　叶企孙桃李满天下。 据粗略统计，从1925年(叶企孙回国任教)到1940年(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最后一批学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单是物理系的毕业生中，后来被选为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获得同等称号的就有王淦昌、周同庆、赵九章、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等22人，理学院毕业生有许宝 、陈省身(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张大煜、张青莲、武迟等33人，如果再加上1941年后西南联大的历届毕业生、1946-1952年的清华毕业生、1952年以后的北大毕业生，以及通过其他渠道受教于叶企孙的学生，他们当中已获得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各种荣衔者达70人。因着叶企孙弟子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也因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贡献，史家认为叶企孙已经超过了孔子。 　　此话并非妄语。叶企孙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优秀弟子，与他独特的培养人才的观念和方法分不开，这里仅举几例。192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康普顿教授发现，被散射的X射线中有一种频率比入射X射线低的成分，这就是著名的康普顿效应。但这一现象在当时尚未得到公认。1923年底至1924年，师从康普顿的吴有训与导师通力合作，通过严谨的实验和充分的论据，验证了康普顿效应确实存在。这一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康普顿为此荣获192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些学者称这一著名的物理效应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6年秋，吴有训谢绝康普顿的挽留返回中国，先后任教于几所不知名的大学。叶企孙很清楚吴有训在美国的工作，他千方百计与吴有训取得联系，并于1928年8月将其拉至清华大学物理系旗下。接着，他又想方设法为吴有训创造可以从事X射线研究的实验条件，在1929年便建立起了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开创了国内X射线研究之先河。论资历，叶企孙192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吴有训1925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职位，叶企孙当时已担任了两年多的清华物理系主任，又是清华大学评议员，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可是叶企孙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而且对他尊敬有加。1934年，他又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1937年，他再次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这种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几十年后仍为后人所乐道。 　　叶企孙最善于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的点拨、指引和提携，并竭诚为学生的成长默默奉献。中国核科学的鼻祖赵忠尧早年在东南大学学习化学，1925年叶企孙将他带到清华改行做了物理助教，并亲自带他做科研。1927年赵忠尧自费留美，师从名家，刻苦攻读，发现了湮灭辐射，几乎拿下诺贝尔物理奖。载誉归国的赵忠尧又回到了恩师身边，而叶企孙已为他安排好了进行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条件和优秀助手。赵忠尧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学里用自己的仪器设备做出了位居世界近代物理前沿的科学成果，并培养出了中国自己的核物理人才。与赵忠尧类似，受叶企孙点拨走上核物理研究之路的还有王淦昌和施士元。在弟子们频出成果之时，叶企孙却默默地在幕后为弟子们的研究创造着重要的条件。他通过大弟子施士元从法国镭研究所购得珍贵的镭，用于装备赵忠尧的核物理研究实验室，从而使清华大学成为国内最早使用镭的研究基地。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功臣的名单中不难发现，其主要骨干几乎都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追根究源，是吴有训和赵忠尧的教学和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正是叶企孙默默地在幕后铺路搭桥、甘为人梯所致。此外，叶企孙还很重视在科研工作中寻找得力的技术助手，除了从清华的勤杂工中发现并培养出阎裕昌这样技术高明、工作负责的技术人员外，他还于1931年亲自从德国Halle大学物色并带回了善于制作仪器的Heintze。 　　钱学森原本是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叶企孙主持清华公费留美学生工作时，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向全国公开招考航空方面的留学生，才使钱学森得以转到航空这个新领域。在钱学森考取后，叶企孙安排他在清华大学补修了一年航空方面的基础课程，当时有从美国请来的闻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在清华讲课，钱学森由此接触到了这门学科的前沿知识并结识了这项研究的权威人物。此后钱学森去美国深造并师从冯·卡门，最终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41年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潘光旦(教务长)、陈岱孙(法学院院长)、梅贻琦(校长)、吴有训(理学院院长)、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叶企孙(插特种研究委员主席) 　　叶企孙不仅对人才调教有方，更善于识才、辨才、惜才、爱才。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能被清华聘为教师，后来又成为世界闻名的大数学家，除了自己刻苦肯学之外，叶企孙、熊庆来和杨武之等人的识才和爱才，都是重要的因素。叶企孙批准华罗庚到清华算学系做职员，还特许他旁听大学课程。后来他发现华罗庚的一篇学术论文被日本的学术期刊刊发，且论文质量很高，就不顾众多教授的反对，毅然打破常规破格提升华罗庚为大学教员，不久又送他到英国深造，这才使华罗庚能够接触到世界数学的前沿，并跻身于世界一流数学家之列。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设若当年没有叶企孙这样的敢于打破常规、能够识才爱才的领导，华罗庚是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就的。华罗庚在1984年写给叶企孙的侄女叶铭英的一封信中有言，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设法寻根究底，殊难为人。 　　如果说，吴有训、赵忠尧、王淦昌、施士元、彭桓武、钱三强等人为20世纪20年代初萌发的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叶企孙就是这一事业的核心和人才的源头。 　无辜受累，含冤而逝 　　三年内战后，历经动荡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曙光，但是叶企孙的科学之路却日趋黯淡。1949年1月，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清华。虽然此时的叶企孙仍在清华校务委员会担任要职，但是他却表现出了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不适应、对新逻辑的木讷、对新体制的迟钝。叶企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看过一本哲学书，自然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此言多少能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在这样的状态下，他逐渐淡出清华领导层、淡出学界视野，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叶企孙被调往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由于此举(院系调整)与他多年信奉与坚持的教授治校原则有悖，所以这件事可能对叶企孙影响较大。 　　但是对叶企孙影响最大的还是熊大缜案。前文曾提及叶企孙的含冤，就与此有关。这是述及叶企孙一生不可回避，而又令人辛酸与感慨的一段往事。下面做一简要陈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熊大缜，江西南昌人，1913年生于上海，1931年考入清华，1932年秋入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师生关系良好，又因同操沪语，平添几分亲密。1935年，熊大缜在叶企孙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同年秋留校任助教，住在叶先生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一些城市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抗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1937年底，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这是共产党第一块平原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条件极差，医药、通讯、武器、弹药等物资根本供应不上。冀中军区党组织便要求地下党动员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来，帮助解决生产、装备等技术问题。地下党经过曲折关系，找到了熊大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他同意前往。熊大缜到冀中后，先任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因工作和组织能力强，不久即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长。熊大缜上任后即开始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炸毁从北平到沧州、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以切断日军的大动脉。此外他还准备搞短波通讯工具，因为敌人大举进攻冀中时，原有的有线电话将无法保证通讯的畅通。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他需要购买一批原材料并寻找技术人员，于是便请叶企孙帮忙。1938年端午节前，熊大缜派人去天津找到叶企孙，谈及冀中对炸药和无线电收发报设备的需求，叶企孙为其牵线搭桥，使这些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此外，叶企孙还为熊大缜介绍了多名技术人员，充实了技术研究社的力量。 　　冀中根据地驻军原来使用的是硝、硫、炭混制的黑火药，威力较小。有人想试用氯酸钾作替代品，但因技术落后造成了伤亡事故。叶企孙介绍的技术人员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成功研制出了氯酸钾炸药、雷汞雷管、电动引发雷管和地雷。在这期间，叶企孙曾帮忙把必要的军需物资偷运至冀中，其中有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购买这些物资的款项，也是由叶企孙多方筹集。这些军用物资输往冀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根据地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效率。1938年9月，技术研究社几位成员带领战士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电动控制的氯酸钾地雷，成功炸翻了日本人的机车车头。 　　在熊大缜等人的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的时候，叶企孙是欢欣鼓舞的。面对冀中技术上的实际困难，他本人也曾一度有前往冀中的打算，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叶企孙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和切实的行动，为抗日根据地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高度责任感。 　　1938年九十月间，叶企孙在天津的活动受到日本人的注意，他迫不得已于10月离开天津南下。他人虽离开了，但心却一直牵挂着冀中。在他南下香港后，还曾求助于蔡元培和宋庆龄，以期募集资金捐助根据地。 　　熊大缜在冀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聂荣臻、贺龙等首长的高度肯定。然而晋察冀军区锄奸部却没有经过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擅自秘密逮捕了熊大缜，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用石块将其砸死，同时还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近百人，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熊大缜案。当时，不管是什么阶级成分，什么政治表现，只要有科技知识，又来自平津，就统统被逮捕关押，当作钻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汉奸特务处理。锄奸队本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从堡垒内部搞破坏而设立的，但实际效果却是在堡垒内部做出了日寇最想做又无法实现的破坏，这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由于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连徒手的汉奸都吓不住，又如何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这个局势，凡是亲身经历过晋察冀抗战的爱国者，无不感慨叹息。熊大缜被害身亡几个月后，被公开宣布为国民党特务，被认定死有余辜。所有涉及冀中抗战的史著、文艺作品都讳言这一历史冤案，如著名电影《地道战》中就没有一点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种种巧妙的神奇地雷和烈性炸药全是农民的创造发明，这是对真实历史的歪曲。 　　叶企孙是于1939-1940年期间方才闻知噩耗的，回想爱徒的凄惨遭遇，不禁悲痛万分。然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更为可怕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他本人身上。文革时期，叶企孙因熊大缜案饱受牵连。1967年6月，他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停发工资，强制送往黑帮劳改队，期间一度因突然刺激而神经错乱。1968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关押。在押期间，他共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受尽人格凌辱，饱受肉体折磨。1969年11月，叶企孙出狱，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叶企孙时已病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1972年5月，北京大学有关方面对他做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宣布对他的专案审查撤销，但仍未完全恢复自由。1975年，他被解除隔离。1977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终年79岁，一代科学巨匠就此永远离开了我们，其逝世的消息却不曾见之于报端。1月19日举行追悼会，吴有训中途退出会场，以表对追悼会规格和悼词的不满。 　　1979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发文，拉开了为叶企孙平反的序幕。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正式恢复叶企孙的名誉。1992年4月，清华大学举行叶企孙奖第一届授奖会，并纪念他逝世15周年，对他的生平业绩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会后，陈岱孙、赵忠尧、钱临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等27位海内外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校园内建立叶企孙铜像，以志永久纪念。如今，叶企孙的铜像已经矗立于清华校园，它铭刻过去，昭示未来，它更告诉我们，科学大师的风范将长存。 　　叶企孙终身未娶，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全心致力于开创中国的科学事业，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文理兼通，中西相融，为人谦逊，德养深厚，一代师表，风誉永存。他晚年的悲剧是政治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的一生为科学而生，为科学战胜愚昧而奋斗，但恰恰也是被无知和愚昧迫害致死。他的悲剧深刻说明：在中国，科学的任务远未完成，启蒙的重担依旧沉重。但愿今天的我们，能够从叶企孙的身上，看到科学、理性、民主的伟大力量，接过叶企孙和他塑造的科学大师们的文明火炬，为21世纪中国科学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奉献自己的宝贵力量。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龚少明先生做过许多有益的探讨，对本文的写作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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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最后的大师：叶铭汉与他的叔父叶企孙
热度 1 davidzsguo 2013-4-28 09:56
最后的大师：叶铭汉与他的叔父叶企孙 ▲年轻时的叶企孙 叶铭汉（右）与叔父叶企孙（中）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 叶铭汉 在中国物理学家的谱牒上，叶企孙似乎是“被撕去的一角”。幸而，历史的蒙尘终将会被慢慢拂去，唤醒人们去探寻它真实的存在。 ■本报记者 郝俊 对于中国工程院院士、88岁高龄的叶铭汉来说，2013年4月20日，是他生命中值得被记录的一天。 吃过早饭，叶铭汉从位于中关村的家中出发，走路前往近一公里之外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像往常一样，老人尽可能让自己走得快些，这是他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早已成为习惯。不同的是，他今天匆忙的脚步中多了一份急切的渴盼。 叶铭汉此行，是要去参加《叶企孙文存》发布会暨叶企孙诞辰115周年纪念会。他想尽可能早一些到达会场，出发前，还不忘检查是否将使用多年的卡片相机随身带好。 受邀嘉宾陆续到场，叶铭汉与前来打招呼的人一一握手，连声道谢，欣然与他们合影。这份感谢，不仅仅是他作为《叶企孙文存》编者之一，对来宾的礼节性表示。举手投足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叶铭汉那份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毕竟，他是这次纪念叶企孙先生的特别活动中，唯一到场的亲属代表。 这场算不得隆重的活动，在叶铭汉心中却是庄重——这是缅怀叔父叶企孙先生的一场特别仪式，深埋多年的一桩心愿最终得以实现。 遗忘 谁是叶企孙？时至今日，相信还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叶企孙先生对上个世纪之初我国的科技界、教育界和老一代的清华人来说应该是声名赫赫。解放后，先生虽少有露面，但至少还有圈内人知道。而到了后来，特别是经过种种政治运动后，先生则彻底被人们遗忘。到上世纪末，已经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了。” 在《叶企孙文存》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人，是报告文学作家邢军纪。他曾用10年时间钩沉探微，写下40万字的长篇传记《最后的大师》，试图唤醒人们对叶企孙——这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的真切记忆。这部作品的缘起，则是受“两弹一星”元勋钱伟长之邀。 谈起新中国的科技成就，人们总会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只是鲜有人知道，包括著名的钱三强、赵九章、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内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 在中国物理学家的谱牒上，叶企孙似乎是“被撕去的一角”。邢军纪为叶企孙立传之初，受困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当时结集成册者只有钱伟长、虞昊主编的《一代师表叶企孙》，其余材料则零落各处。而让邢军纪更感艰难的，则是“当时语境对先生的挤压和屏蔽”。 这一切，皆源于避之不及的政治洪流。 受弟子熊大缜冤案株连，“文革”爆发后，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勒令他就“熊大缜问题”写书面交代，一度精神失常。1968年，受“吕正操案”牵连，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牢狱之灾中身患重病。一年后获释，他开始接受持续数年的隔离审查。 对那时叶企孙饱受磨难的生活，有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人们常看见海淀中关村街头有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踽踽独行，或迎着北风仰天孤坐，穿着一条露出碎棉絮的破棉裤和一件捉襟见肘的旧棉袄，腰间扎根稻草绳，脚上趿拉着一双钻出脚指的老棉鞋，花白胡子及头发上结了冰…… 钱三强曾在海淀街头偶遇叶企孙，赶忙走去跟老师说话。他却对钱三强耳语道：“以后你再碰上我，不要跟我说话了，省得连累你。”随即转身离开。 叶企孙终身未娶，身边无依无靠。自高中起跟随叶企孙的侄儿叶铭汉，当时亦被作为“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叔侄二人彼此杳无音讯。 “把他抓去时，也没有人来通知过我。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联系，也不敢联系。”叶铭汉告诉记者，直到1972年回到北京，他才零星打听到一些叔父的消息，并提出要见叶企孙一面。 叶铭汉眼前的叔父几乎没有了人形，身患严重的丹毒症，两腿肿胀发黑无法行走、站立，前列腺肿大造成小便失禁，因而不能卧床休息，整日坐在一条破旧的藤椅上，身边堆满科学、历史或文化书籍。 此后，叶铭汉常去叔父家看望，但叶企孙从未向他谈及自己的遭际。“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 叶铭汉曾向叔父提出要为他的冤案鸣不平，叶企孙则对他摇摇头：“那很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人物，他们逝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结论，不仅是诗人、政治家、文学家，外国有许多科学家，在世时也很不得意，还受教会迫害。” 1977年1月13日，“文革”结束后三个月，叶企孙因长久病患溘然长逝。其生前所在的北大校方领导口头告知叶铭汉等家属，叶企孙问题仍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骨灰放在八宝山”。 叶铭汉曾要求逝世消息见报，却得到一句斩钉截铁地拒绝：“不是人死了都要见报的。”追悼会草草举办，叶企孙生前多年同事、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对悼词评价深感愤懑，中途退场表示抗议。 正名 仿似寒冬夜行人，曾经的“一代宗师”就这样在暗夜中悄无声息地诀别苍茫人世。“住进病房一天之后，叔父很快就过世了，没有留下任何托付。”而在叶铭汉内心，则早已许下一个要为叔父澄清身世、恢复名誉的心愿。 叶企孙离世两个月后的1977年3月28日，叶铭汉第一次致函统战部，请求过问叶企孙冤案，章明公理，从此迈上了一段艰难曲折的为叔父正名之路。 近一年时间过去，叶铭汉的请求未见任何答复。此后几年，他又先后致信北大党委、中科院、国务院等相关领导，表达叶企孙亲属昭雪冤案之诉求。叶铭汉的申诉，得到了吴有训、钱伟长等友人的积极支持。然而，信函在相关单位间批转往来，始终无法得到处理。 “要求平反并不是受到了很大阻力，而是根本没人理你。”叶铭汉这样描述当年遇到的困境。 转机出现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案工作。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这让叶铭汉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1980年5月，北大党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吕正操的平反决定通知书，6月作出结论称：“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叶企孙是错误的，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然而，这一结论并未能彻底澄清历史，叶企孙的名誉只得到部分恢复。 直到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特别指出，“叶企孙系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抗战时期对冀中抗战作出过贡献”。叶企孙弟子熊大缜47年前被定罪为“C.C特务”处死的不白之冤，由此得以洗雪。 一年后，《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以示完全恢复叶企孙名誉。 随着叶企孙冤案得以正式解决，国内科学史学界、物理学界的一些学者在钱伟长、钱临照等前辈的大力支持下，开始重新挖掘、梳理、介绍叶企孙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卓著贡献，回忆文章和书籍先后面世。在其弟子亲友的努力下，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纪念活动先后开展。 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吴健雄等在内的127名海内外著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联名者平均年龄高达72岁。1993年清华校庆，特在科学馆举办叶企孙生平照片及手迹展，参观者无不震惊钦佩。1995年，叶企孙铜像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门厅内揭幕。 然而，叶企孙其人其事在世纪之交并未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知。2010年，央视著名记者柴静曾在博客中写下《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记述自己知晓叶企孙片段往事的真切感触，一度引发公众热议，不甚唏嘘。 长久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人通过零散的文字和影像资料窥得叶企孙生平片段，而对他本人遗留后世的珍贵笔墨却难得一见。作为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几个世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已成为时代的符号，其遗存的缺失实为憾事。 弥补这个缺憾，自然成为叶铭汉晚年生活的最大愿望。而叶企孙为学一世，长时间述而不作，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见。在科学史界，自上世纪90年代起，收集、整理叶企孙遗存文著、电文、手稿，也成为同仁心中抹不去的心愿。 《叶企孙文存》的出版面世，最终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叶铭汉等编者将其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份文化珍宝。这份工作的初步完成，让他们如释重负。 传世 谈及叔父叶企孙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遗产，叶铭汉说非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莫属。 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高教史上，1929年到1937年间的清华物理系，被认为是一个不朽的传说。大师云集、盛极一时，清华园内的科学馆，成为当时全国有志于科学报国的优秀青年心目中的圣殿。 此后对新中国科学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都曾在此聆听叶企孙的教诲。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理学院，叶企孙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叶铭汉本人的学术生涯，也与叔父叶企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42年，家住上海法租界的叶铭汉收到叶企孙自大后方重庆发来的一封家书。叶企孙担心身处上海的叶氏家族受战事连累，恐遭不测，希望叶铭汉等家族后辈前往重庆继续学业，报考迁往内地的知名大学。 自幼，叶铭汉对叔父崇敬有加，树其为人生楷模，希望将来能像他一样以知识和修身在世间立足。读中学时，叶铭汉的学费均由叔父资助。收到家信后不久，叶铭汉与两个姐姐一同在战火中投奔重庆叔父。 1944年，叶铭汉考入西南联大，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土木系。“当时是小孩想法，觉得到土木系学水利，能全国到处跑，将来也好找到饭碗。”叶铭汉说，对于自己的学业和人生选择，叔父并没有任何干涉，只希望他遵循自己的想法。 入学后不久，政府为提高抗战士兵文化水平，发动知识青年参军，叶铭汉爱国心切，深感应尽己之力，遂加入知识青年军参加抗日。 一年后抗战胜利，叶铭汉返校复学。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校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西南联大，我逐渐对物理感兴趣，加上我最好的一帮朋友都在物理系，在复校时选择转入物理系。”通过转系考核，叶铭汉如愿进入叔父主持的清华物理系。 然而在清华就读时，叶铭汉也并未受到叔父的特别荫蔽。他从未住过叶企孙家所在的北院7号，因为叔父对他说：“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 “我念研究生也是自己的选择，叔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大学毕业后，叶铭汉决定跟随刚刚归国的钱三强学习核物理。钱三强正是叔父叶企孙的学生。由此，叶铭汉与叔父叶企孙有了进一层的师承关系。 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钱三强指导叶铭汉学习加速器相关知识。正值国家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展加速器研制，叶铭汉在导师的建议下离开学校前往参与国家这一重大任务。 与叔父叶企孙一样，叶铭汉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科研工作长期停滞。也许是考虑到自身处境之艰难，叶企孙在重病之下才表达了对侄儿叶铭汉能够作出科学贡献的期待。 在其生命末期，叶企孙拒绝侄孙叶建荣的就医劝告，并对他说：“其实，人无须活得太老，活得太老，最后几年就像熊冬眠一样，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主政，还可能做错事。我一生想做的事，已经做完毕，还有的事，只好留待你铭汉叔父去做了。” 历经艰险之后，叶铭汉没有辜负叶企孙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领域，叶铭汉作出了他自己最为重要的科学贡献，成为我国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探测技术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开拓者之一。 众所周知，作为新中国重大科技成就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曾受到李政道先生的鼎力帮助。而在这份支持背后，则是李政道与叶氏叔侄二人，自西南联大起缔结下的深厚情谊。 在叶企孙存藏多年的一份遗物中，有三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有叶企孙批改的分数：“李政道：58+25=83”。这份用昆明土纸印出的试卷，是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时的电磁学考卷。叶企孙离世数十年之后，当叶铭汉将这份试卷拿给李政道看时，李政道感到慈爱师容如在眼前。 李政道与叶铭汉相知相识60余年，二人之友谊业已成为佳话。叶铭汉80岁诞辰之时，李政道回国参加庆祝活动，他这样评价老友的科学生涯：“铭汉兄从建设低能加速器开始，直到建设高能加速器，从2.5MeV直到2×2.2GeV，从建设碘化钠晶体闪烁探测器到北京谱仪，跃迁之高不可测量！铭汉兄从研究实习员到助理研究员，到研究员，到院士，跃迁之高亦不可测量！铭汉兄从小组长到大组长，到室主任，到所长，跃迁之高不可测量！” 2011年春，李政道为《叶企孙文存》作序，文中写道：“叶企孙先生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者。”“我非常敬仰他，永远怀念他。” “叔父叶企孙终会获得一份应有的正确评价。”叶铭汉相信，历史的蒙尘终将会被慢慢拂去，唤醒人们去探寻它真实的存在。 《中国科学报》 (2013-04-26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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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纪念叶企孙先生的文章
fish1968 2013-3-30 17:10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 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 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 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 ，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 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 耳朵聋 ，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 小便失禁 ，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 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 十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 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为什么会放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泣然泪下.是的,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们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还得感谢柴静。在美国我也曾经看过中央电视台录制的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内涵比文艺片人间四月天不知强到哪里去了?我们国家不是缺 少精 彩绝艳的人物,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懂得的是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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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叶企孙：明其道也计其功
热度 2 Wuyishan 2013-3-4 14:29
叶企孙：明其道也计其功 科技日报 2013－3－2 1949年，陈毅参观清华大学。前排左一为叶企孙。 文·魏邦良 人物纪事〉》 1911年2月，叶企孙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是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入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堂解散。叶企孙又回到上海。为了继续学习，他又考了上海兵工学校。在一堂课上，他的表现给老师吴蕴初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吴老师把一首杜牧的诗抄在黑板上：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吴老师问：这是一首什么诗？有学生答是咏史诗，也有说是叙事诗。这时，叶企孙却非常肯定地说：“这是一首哲理诗。”老师问：“何以见得？”叶企孙答：“这首诗通过古代的兵器，以小见大，由浅入深，写出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尽管吴老师不完全同意叶企孙的观点，但其独到的眼光却令他吃惊。事实上，叶企孙的回答显露出他好学深思的品性。 1913年，清华学堂重新开办，叶企孙重返清华。临行前，他拍照留念。由于紧张、拘谨，那张相照得不理想。相片背后，叶企孙题下几行“自我批评”的文字：一、戴平顶草帽则照片形式不佳；二、右手置花架上置法尚未得宜；三、足如此摆列不雅观；四、长衫多皱处。 当时的叶企孙不过15岁。一个人的成熟标志就是能不断自我省察，而中学时代的叶企孙就能做到这一点。 叶企孙敏于观察，勤于思考，看问题的角度总是与众不同，往往能在别人习焉不察的地方看出问题，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一眼洞穿问题的关键。 早在高中时，叶企孙对当时出国留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就有一针见血的分析。他认为，高中生选科，留学生选专业，都要慎重，都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不能附和他人，草率选择，也不能急功近利，无视自身条件，一味选择所谓的热门的实用的专业。 陈寅恪对此也曾提出过批评。他强调，选择专业，越是追求实用，越是事与愿违；相反，如能专心研究博大精深之学问，浸淫形而上之学，反而能确立“救国经世”之根基。最终，无用之用终成大用。 陈寅恪的态度类似于希腊人，周作人在《希腊人的好学》一文中介绍了这种态度，即所谓“纯粹求知”“明其道不计其功”。 在太平盛世，我们可以如此，而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特定背景下，热血青年哪能抱着“超越利害，纯粹求知”的态度去学习呢？所以，叶企孙选择人生目标时，既会考虑个人特长，也要考虑社会标准，既明其道，也计其功。 1923年，叶企孙在美国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内，本可以躲进书斋和研究室，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投身教育，为祖国培养众多的科技人才。他认为，一个科学家救不了国，一群科学家却一定能让中国崛起。其实，叶企孙口才不佳，不喜交际，本不适合做教师，但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从列强的炮火中拯救出来，叶企孙知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叶企孙的努力没有白费，自他回国后，短短20年，他就为中国培养出一批科技精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科技队伍就由这批精英组成：王淦昌、赵忠尧、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邓稼先、周光召等。这些名闻遐迩的科技精英，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叶企孙。 在这些精英们还是乳臭未干的莘莘学子时，叶企孙把科学救国的思想灌注在他们的脑海里，帮助他们树立了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领着他们踏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漫漫人生路。 透视一下王淦昌的成才之路，我们可知，这些精英们面临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叶企孙的谆谆教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成长凝聚着叶企孙的心血。 王淦昌考入清华，选的是化学系，后在叶企孙循循善诱的引导下，他才改选了物理：“……是叶师的为人品德，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学，像磁石吸铁那样把我吸引到物理科学事业中去了。……他经常找我，和我谈许多物理问题，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告诉我学习有困难和问题时，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在叶师的循循善诱下，我逐渐觉得物理实验也很有意思。就这样，在进入专业课学习时，我选择了物理，从此决定我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物理的海洋中遨游！” 叶企孙不仅让王淦昌选择了物理专业，也把科学救国的“种子”播进他的心中。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广为人知。王淦昌也参加了那次集会游行。当晚，他和几位同学去叶企孙家，向老师描述了白天惊心动魄的场面。叶企孙听后，激动地问他们：“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落后，为什么会挨打？如果我们国家像大唐时代那样强盛，这个世界谁敢欺负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外国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几年后，王淦昌在德国柏林拿到了博士学位，导师劝他留在德国工作。他对王淦昌说，中国研究条件差，设备陈旧，回国会影响你的前程。这时候，王淦昌又想到叶企孙说的那句话“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他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义无反顾选择回国。 钱伟长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侄子。当年他考清华时，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学术大师陈寅恪和杨树达预言，钱伟长必将成为文史领域的新星。时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东三省的野蛮行径激怒了钱伟长。他决定弃文学理。他认为，学习物理比文史能更快更有力地报效祖国。然而，按照清华校规，新生不能转系，后在叶企孙的帮助下才得以顺遂。 选择专业或职业，当然要考虑自己的特长和兴趣，但更要考虑祖国和社会的需要。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的兴趣，也不能无视社会的急需。叶企孙就是按这个原则，把自己定位于教育家的角色，引导学生们走一条既能发挥特长又能利国利民的人生之路。 有人说，大科学家是由大科学家挑选和培养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大师是由大师挑选和培养出来的。叶企孙正是这样的大师。他和他的弟子，对知识的态度，就是，明其道也计其功。 明科学之道，计社会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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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
xupeiyang 2012-12-7 06:49
两弹一星功臣的导师 1999年9月18日，表彰两弹一星功臣大会， 共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19人是他学生，2人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2人也得其教诲。杨振宁、李振道、邓稼先、钱三强等都是他学生，华罗庚得其提携终身受益。他本人文革被批斗入狱，1977年含冤而逝。他是叶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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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弟子拍摄玻尔访华照 熊大缜弃学从军抗日遭冤死
热度 7 liuli66 2012-5-22 18:00
叶企孙弟子拍摄玻尔访华照 熊大缜弃学从军抗日遭冤死
昨天（20120521）下午听德高望重耄耋之年的范岱年先生讲“尼尔斯 玻尔与中国”的讲座。 曾经访问过尼尔斯 玻尔研究所(Niels Bohr Institute)， 写过游记。该所可简称：N B所。NB所真NB，出了很多NB奖得主。 也看过讲述德国海森堡与玻尔密谈的《哥本哈根》话剧，那是第99场，第100场安排在PKU.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本人对范老的讲座抱着很大的期待。这些期待都实现了，而且还有些花絮性的收获，比如下面这张图片。 （摄自范先生PPT） 该照片摄于1937年，玻尔到中国讲学。5月底6月初在北京演讲。 这个照片的摄影者是熊大缜。 第一次知道熊大缜（1913—1939）的名字和故事，是在读叶企孙先生的传记时。叶企孙，who is who? 您老亲自百度去。后来听HE先生评论过这个事件。 AN简单地概括为：清华才子 叶企孙弟子 弃学抗日 锄草冤死。 关于熊大缜的生平故事，详见百度：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9928.htm 熊大缜拍照留下了波尔1937年北京演讲现场照片，该照片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料价值。 个人认为：照相，史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 胡适曾经倡议大家写口述史。 AN弱弱地建议：科学家们，为了方便后人采集你们的学术成长资料，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素材，可撰写一些日志，写博客不失为一种留下历史记录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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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76位院士的老师：叶企孙 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热度 16 ymin 2012-2-26 18:17
76 位院士的老师：叶企孙 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柴 静 (2010-03-29 01:18:44)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 …… 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 —— 他是他们的老师。〖他的门下，一共出了 76 位院士。〗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 19 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 “ 怎么会是个儿童？ ” 李政道后来说 “ 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 “ 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 。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 “ 慎独 ” 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 “ 因小故而致割席 ” 之事也写在笔下： “ 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 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 —— 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 “ 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 。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 ，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 X 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 H 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 H 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 16 年之久。 这一年他 23 岁。 四 他 27 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 “ 第一届学物理的有 4 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 83 。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 “ 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 ” ，但是 “ 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 25 分 ”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 —— 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 1926 年到 1937 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 1934 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 “ 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在 1929 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 6 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 " 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 “ 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 1927 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 30 岁。这个改革，就来自 “ 少壮派 ” 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 “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 从 1929 年至 1931 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 " 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 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 “ 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 TNT 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遭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 ( 剪短了 ) 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 年 6 月 23 日，他的日记里写着： “ 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 surprise 。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 ‘ 五日凄凉心事 ’ 句，更增悲痛。 ”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 1951 年。 1968 ，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 “ 国民党 C.C 特务团 ” 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 ” 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 “ 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 。他的侄子看着他， “ 甚觉悲哀 ” ，说 “ 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 。他说 “ 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 “ 你有钱给我几个 ”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 “ 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 “ 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 “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 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 “ 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 年 1 月 13 日 ，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 “ 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 十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 “ 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 “ 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 “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 1929 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 “ 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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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政道被逃课
热度 2 Fangjinqin 2011-8-11 10:49
李政道被逃课 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7-07 　　抗日期间，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迁至昆明，合并成西南联大。转学西南联大的李政道选修了叶企孙的电磁学课，虽然叶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幽默有趣，还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学生，但李政道却只顾低头看书。 　　这学生又不缺课，来听课了，却又不认真。叶企孙脾气修养好，从不责骂学生，只是有意或无意地提问李政道，李政道从来都对答如流。一次下课，叶企孙特意来到李政道身边，问李政道在看什么书呢？李政道一时满脸通红，尴尬万分，只好把书给叶老师看，等着老师的责骂。叶企孙翻到封面，此书原来是李政道从图书馆借来的电磁学高级教程。 　　“你能看懂这本教材吗？”叶企孙和颜悦色地问。 　　“能，快看完了。”李政道怯怯地回答。 　　“既然都能看懂这本书，还来听我的课不是浪费时间吗？”叶企孙仿佛在问李政道，也仿佛在问自己。 　　李政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低头不语，只是愣愣地站着。当时是个师道尊严的时代，怎么能不认真听老师的课呢？何况听课是学生的天职。 　　还是叶企孙打破了沉默，依然微笑地说：“以后再有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听了，我批准你免课。但实验你必须做，绝对不许缺课！” 　　李政道就再也没听过电磁学课，独个儿在图书馆研读一些专家的著作。叶企孙为了检验教学效果，特意组织了一次考试。李政道一气呵成答完了试卷，并第一个交了试卷，心想不得满分，也应该接近满分。考试成绩出来了，李政道只有 83 分。 　　他拿着试卷，心想总不止那么少分吧，但也不敢去问老师。然而叶企孙却主动找到李政道，说：“也许你不理解为何只给你 83 分。你的理论成绩几乎得了满分，但实验成绩拖了总分的后腿。如果实验不行，理论分数永远不可能得满分！” 　　从此，李政道总是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把理论和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极大增强了他的思维能力，激发了他对物理的兴趣和天才，以至于一些高年级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都来请教他。 　　 1946 年刚过春节，政府选派数理化三方面的优秀研究生去美国深造，于是叶企孙力排众议推荐了最具天才的李政道。要知道，彼时的李政道还是二年级学生，没满 20 岁。而叶企孙破格推荐如此年少之人赴美，一时引起各方争议，轰动了西南联大，后来也成了西南联大的佳话。 　　仅仅 11 年之后，时年 31 岁的李政道和师兄杨振宁一道便在美国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华人首次荣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成为一代国际物理大师，固然有其天资聪颖，在他成长中受到了很多前辈的关怀，但他最难忘的就是在西南联大被逃课的经历，是叶企孙的因材施教和不拘一格，激励着他抛弃了形式主义，不去浪费无谓的精力，聚精会神直逼事物的本质，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彭龙富） 转自 羊城晚报 201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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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报》与叶企孙、李俨的数学史研究
kexuechuanbo 2011-2-26 18:35
1916 年至 1917 年，叶企孙（ 1898 － 1977 ）先后在《清华学报》发表《考正商功》和《中国算学史略》，首开清华学校科学史研究的先河。 《考正商功》为叶企孙作为清华学校学生时即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1915 年秋季完成全文，对《九章算术》中“商功”做专题研究。他对其中的城垣堤沟堑渠 、堢壔、堑堵、方锥、阳马、圆锥、鳖臑、方亭、圆、刍童、盘池、冥谷、曲池、刍甍等题给出演算与证明，认为：“《九章》所为刍童、盘池、冥谷者，其亦截头锥体乎，乃并观之，而《九章》之谬显矣” 。他提出三点疑问，并一一作了演算和证明，结论指出“《九章》之误在于以正截头锥体求积术求非正截头锥体之积，而刍童、盘池、冥谷之积非正截头锥体有二原因” 。其一“凡正截头锥体，两底之边线有比例，今刍童等两底之边线，无比例，故刍童等非正截头锥体（即第一疑问）” ；其二，“正截头锥体求积术有四，法虽互殊，结果则皆为体积，断无不等之理。今刍童等之体积用四术求之，结果互殊，以一定体而其体积无定，于理不通，故刍童等非正截头锥体（即第二、第三疑问）” 。审校者梅贻琦对该文的主要结论作了验算、复核后认为：“实则方亭为刍童之一种，而刍童则包罗方亭与截锥而有之。盖苟使上袤等上广，下袤等上广，则得方亭，而使上袤下袤及上广下广成比例者，则得截锥也，故方亭截截之算式，均可于刍童式中化出” 。“叶君疑问之作，皆由于原书中刍童、盘池、冥谷皆为长方方底之截锥体一语之误。然叶君能反复推 测，揭破其误点，且说理之圆足， 布置之精密，俱见深心独到之处。至可喜也” 。 《中国算学史略》一文认为：“中国算学史，自阮文达《畴人传》始” ，“然皆以个人为主，而一时代之精神不可见，况天文算学专家二者相杂，源流进退，反失其真” ，故撰文“专论中国算学之递衍” ，将中国算学史分为自上古至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西学东渐时代、古学复兴时代、海宁李氏译书以后等 11 个时期。然而，“观其全局，其进步卒远逊欧西”，故其目的是要使“读史者观已往之得失，某将来之进步” ，“自知失处，力求精进” 。在论述中国数学远逊于欧西的原因是，强调指出：其一是“乏统系之研究，历观古算书，大多一题一法，而不会通其理，后世习而不久，既无公理，自难发达” ；其二，“传习不广，古史难稽，自宋以后，习者极少，此线将绝，故称算学曰绝学，一人特起继续研究，则曰继绝学” ；其三，“囿于旧习，古算式难言，而十三世纪之四元算式，载籍具在，其不便待言，而清乾嘉之际，学者犹用之，虽知不便，以为元人成法，不思改也，而代数卒以此不进” ；其四，“自然科学不发达” ，“此亦数学不进之一故也” 。他还建议数学“欲谋以后之大进，仆以为首，宜设立学会，集全国之算学者，为统系之研究” ，并“广译西国新出算书” 。另外，“教授高等学生时，可略贯以中国古昔算学之知识，欲曲畅旁通” 。“如是，则后日之进步，必无止境” 。 1925 年至 1928 年，时为陇海铁路局工程师的李俨（ 1892 － 1963 ）相继在《清华学报》发表《梅文鼎年谱》 和《李善兰年谱》 。他在 1917 年时 , 即着意为中算名家梅文鼎、李善兰、华蘅芳三先生各编一年谱。为此，他征访梅氏宗谱 ， 1918 年在宣城教育会刘至纯处得到宁国县梅柏溪所藏《梅氏宗谱》、《文鼎公本传》、《榖成公事略》及县志中的《梅文鼎传》等重要史料。据此，他又参考 215 种自己所藏、传世资料或新近研究成果，终于完成。参考文献中较多引用的新近文献有他自己于 1919 年 11 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的《中国数学源流考略》、 1924 年 6 月张荫麟发表于《清华学报》的《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裘冲曼的《天文算学书目汇编》、（时未刊）等。为求将梅文鼎置于世界科学史的背景之中，他还将同期英国牛顿（ 1642 － 1727 ）、日本关孝和（ 1642 － 1708 ）、传教士的一些相关活动、同期中国数学家王锡阐（ 1628 －？）生卒等编入年谱，可更科学的认识梅文鼎。 他又征访于李善兰高徒席翰伯（淦）、哲嗣翔卿（德凤），始“搜集残稿见示，得略识一二” ，耗时年余 , 参考 126 种文献，于 1927 年完成初稿，又将原稿寄杭州裘冲曼，得补列数条。与《梅文鼎年谱》体例相似，他也将同期中国数学家李潢（？－ 1811 ）、安清翘（ 1759 － 1830 ）、汪曰桢（ 1812 － 1881 ）、汪莱（ 1768 － 1813 ）、纪大奎（ 1746 － 1825 ）、骆腾凤（ 1770 － 1841 ）、李锐（ 1768 － 1817 ）、罗世琳（？－ 1853 ）等和同期传教士威烈亚力（ Alexal de Wylie ）等的活动编入年谱，使其成为继承传统中算和引入西算的的一面镜子，而李善兰的独特贡献在整个中西数学的发展背景下也呈现出一种立体感。 1926 年，时为浙江陆军测量局工程师的裘冲曼在《清华学报》发表《中国算学书目汇编》 。裘冲曼分为丛书、算学书、天文历法书、杂著、人名索引 5 个门类，自 1922 年从整理中国天算书目着手，开始其科学史生涯，历时 4 年，始成此文，从李俨命，抽取其第二门予以发表。其时以明清两代有传本者为限，未录入明代以前史籍中仅存其目之书和近时通行之洋装本。该文收入算学 967 种，曾远荣又增补 107 种，共计 1 074 种。其所录各书之保藏处，分为私家藏书和图书馆藏书两种。私家藏书处主要为李俨（河南灵宝陇海铁路局）、钱宝琮（天津南开大学）、裘冲曼（杭州清波门直街清波学舍）、汤晴川（杭州四条巷三号）等；图书馆主要为北京京师图书馆、天津直隶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之涵芬搂（时改东方图书馆）、南京江苏第一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馆等。此书目发表前，李俨又嘱曾远荣据《查修君中文书籍分类商榷》表中未载和裘冲曼未考及者，以及清华学校图书馆所藏各地省志与各地图书馆书目，予以增补，并发之。这是 1949 年以前所见最全的明清算学书目，反映了明清时代的算学成就，也反映了算学藏书和算学史研究者的地域分布。 叶企孙、李俨的研究成果，无疑均为中国数学史学的奠基之作，代表着早期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走向。他们的工作虽说有很大成分来自于个人兴趣或小氛围所需，但他们选取的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数学作为自然科学工具之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中西学交融中对中学传统的继承和反思。叶企孙后来成为物理学大师，而李俨则成为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另外，学报所发杨武之的《关于同余式的一个定理》、周培源的《三等分角法》、萨本栋的《长途交流电线之计算法》（用微分方程和双曲线函数）也极具数学史料价值。 参见：姚远：《清华学报》与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奠基，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7（4）：68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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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岀高徒，高徒捧名师
cwhm 2010-5-31 04:03
写完苏步青（1902.9.23~2003.3.17）的博文后，从相关博文链接中又读到了武夷山老师的博文《 斯隆风尚与苏步青效应 》，在武老师的博文中提到的斯隆和苏步青都有伯乐的风范，他们最引以自豪的都是能够发现和栽培有能耐的人。对斯隆我不太了解，也很难找到他墓志铭上的那段话这里埋葬的是斯隆，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善于发现比他更能干的人的真实来源。但是对于苏步青的数学成就我们都很了解，他的学生谷超豪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更为苏步青效应做了个很好的注脚。苏步青创建了中国的微分几何学派，培养了像熊全治、杨忠道、夏道行、龚昇、秦元勋，张素诚、谷超豪、胡和生等优秀的学生。苏先生在接见自己的学生时说：人家都说名师出高徒，我看还是高徒捧名师。我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倒是你们出名了，把我捧出了名。但是，我 要说，有一点你们还没有超过我，那就是我培养了一代像你们这样出色的数学家，而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 （ 和数学系师生在一起（1980年 复旦大学数学系资料室） 左起： 胡和生 谷超豪 严绍宗 苏步青 李大潜 忻元龙 ） 还有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1898.7.16~1977.1.13)也是名师出高徒的大师。叶企孙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也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但是相比他的科研成就，更让人瞩目的是他桃李满天下，可以说是中国高教界的传奇。因为23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中有9人是他的学生，有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这１３位两弹一星功臣与叶企孙的直接、间接的师生关系，叶企孙还力排众议，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清华教员，杨振宁，李政道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和美国工程院院士戴振铎都毕业于叶企孙担任理学院院长时的老清华物理系。 （1949年，陈毅参观清华大学。 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 后排左起：潘光旦，张子高，周培源） 叶企孙和苏步青都离我们远去了，而现在还有多少他们这样的大家风范和名师效应？又有多少教授秉承着这样的师道，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作为自己的最大追求，希望自己带的学生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害怕学生赶上自己的教授，害怕下属超过自己的领导，是否想到学生成功了也无形中把老师的威望给抬起来了，下属的成功无形给自己戴上了耀眼的光环！ 参考链接： （1）复旦大学，苏步青网上纪念馆，http://www.fudan.edu.cn/su/ （2）百度百科，叶企孙，http://baike.baidu.com/view/187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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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人往事
xuehy 2010-5-17 08:43
未必是多大的事儿，都是些名人轶事，甚至有些带点儿八卦。 有一位老先生和我说起，他把所有的书都卖了，以前的事情，准备都忘记。 可是他真能忘记么？我们聊了整整三个小时，连 杨振宁 在西南联大罢课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些内容，担心不下笔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影子里，而让我们忘记了科学界曾有过这样的一批中国人。 下笔的原因是为了祈祷，祈祷上苍对他们这些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真理的人，以特别的恩赐，使他们得平安，得快乐，得健康。若真有上帝，祈求他听到这样的声音。 工资比毛泽东还高的科学家 我们平常人的眼里，科学界的人们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萨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孙先生。 老先生五十年代开始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 邓稼先 。 数理化学部是科学院当时的第一大部（似乎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部），在这里做秘书，最低，也是当时全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诉我，当他毕业的时候，全中国只有五万名大学生，今天，有五百万，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为自己是那五万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样子。 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 叶企孙 先生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 毛泽东呢，则是四百零四块八。 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叶先生比毛公工资还高呢？ 因为叶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一百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孙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一千八。所以抗美援朝梅先生要捐就捐飞机，连大炮都不放在眼里，那才是大手笔呢。 不过叶先生的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抄家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那时候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书自己跑，今天想来倒也别有一种古风。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四个苹果。 当时的情况全国都在挨饿，先生也很消瘦，却有苹果给自己吃，还能带回家！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十次（估计是一年十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 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孙先生何许人也？老实说听到他的工资比毛主席高的时候，我对先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物理学家。当准备整理这段文字的时候，才查找叶企孙先生的情况，恍然发现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影子。 叶企孙，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而在学术上，他在世界上为精确计算巴朗克常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讲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说的是布莱克常数，它的内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我记得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叶先生晚年凄凉，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他的一位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但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亲眼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穷途末路的先生。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孙先生平反昭雪，重还清白。 写下这段文字后不久，有位老友来信，这样写道：看着你写叶先生暮年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同时让我想起另一个老先生，王淦昌。 记得那是夏天，我和我父亲晚饭后出来遛弯，途径三十三中门口，碰见一老先生迎面走过来，乍一看和一般北京老人一样，老头衫，短裤，脚上一双拖鞋，背着手在散步。当时木樨地那段长安街还没拓宽，人行道也不宽。我记得当时我爸一把拉着我给这位老人让路。等老人过去以后，我爸悄声对我说，你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那就是王淦昌先生！我虽然当时年少，不太了解王淦昌先生在中国核物理界威名，但知道他是863计划的倡导人之一。回头看看王先生背影，不由问我爸一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家？我爸当时笑笑不说什么。 后来在《北京晚报》看到，王先生就在他散步路上被骑车的撞伤，再后来就是他逝世的消息。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英俊的叶企孙先生有一个谜，先生才华过人，侠肝义胆，却终身未娶，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的叶企孙先生，让我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金岳霖，一样的才子佳人，一样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仿佛雷同。 三角八卦 对叶企孙先生的了解，是通过文字才更多一些的。物理知识的贫乏，使我无法理解先生的才华和贡献，然而我记住了叶先生的学生李政道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和许多纸上谈兵的教授不同，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抵抗力量的兵工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不过，叶先生自己的冤案，也正源于他的学生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1986年平反昭雪）被作为国民党特务冤杀的事情，这却是大家都始料不及的了。 叶先生在困难时期，利用自己的身份给来送稿件的后辈苹果似非特例，在有关文献上曾经记载他类似的事情：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但另一件有关叶先生的传说，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那就是叶先生终身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在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意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打中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 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加上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有谁敢做叶先生的情敌？又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得放弃叶先生呢？！ 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澂女士。 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作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的周培源先生。 这段历史，文革中曾被红卫兵组织附会到与周先生关系密切，也是终生未婚的陈岱孙先生身上。要是按给我提供这个传说的老先生的说法，假如真是陈岱孙，也许周培源先生会败下阵来呢。 这个说法我最初是不大相信，因为周培源先生是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的，1932年与王蒂澂女士结婚，假如和叶先生有这样一段三角八卦，则当时的叶先生已经三十岁了，以其时社会风俗而言，似乎有些过晚。 然而，和我讲起这件事的那位老先生，却是和周先生、叶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今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在我国今天的物理学家中，可以排在前十位之中，说话一向十分可靠。我不好提老先生的名字，但可以给个线索老先生曾经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支发光二极管。 所以，这个传说显然有一定的可靠性。 更为可靠的是，老先生说起了叶先生败北的原因，看来很合逻辑。 据说叶周之间有了君子协定之后，就等王蒂澂女士自行选择了。结果虽然叶先生是系主任，薪水也比当教授的周先生高，但王蒂澂女士最终选中了周先生。其原因，知情者说是有两条。 一条是叶先生略带口吃，因此交往的时候惜字如金，表达的时候不那样清楚明白。叶先生不是教授么？口吃怎么当教授？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我见过的好几位科学工作者生活中都有一点口吃，但是在讲台上却侃侃而谈，看来无非不紧张这三个字。 谈爱情的时候，很少有人不紧张，教授也罢。 另一条是王蒂澂女士一直倾向找一个身材较为高大的伴侣，周培源先生恰好是又高大有英俊。叶企孙先生虽然英俊却不够高大，于是 这件事的真伪依然不得而知，然而，周先生夫妇，确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模范夫妻，假如叶先生有灵，显然也会为他们而感到欣慰吧。 年龄？年龄对当时的学者来说不是大问题。先成名后成家是他们的传统，周培源开始谈恋爱时，也已经二十八岁了。 同样的还有关兆直先生。关先生有红色数学家的美誉，事母至孝，因曾见恶媳欺负婆婆，所以一心想找一个能够真正体贴母亲的妻子，加上先成名后成家的传统，其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有余。结果却是出人意料，关夫人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比关先生小了二十岁。在当时社会，对夫妻居然相差二十岁，一些人的看法颇有类似今天对杨振宁先生晚年婚姻的看法，然而关先生夫妇始终相敬如宾，恩爱非常，最后大家也信服了为二人祝福。看来爱情没有年龄区别，倒也有些道理。 文学界有金岳霖先生为了林徽因女士终生不娶，理科就算能出一个在两个学部委员之间作选择题的女士，有什么希奇？ 然而，周先生为何被称作当时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呢？ 原因是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们都是配汽车待遇的，其中颇有几位风流潇洒，帅气冲霄汉的人物。周培源先生是代表之一，的确很帅，但是还有两位比他更帅的。 排名第二的，是钱三强。 娶了个工科美人 钱三强 先生被认为数理化学部的第二帅，大约和评价人的立场和审美观有关系。 这里说的帅气，指的是什么呢？老先生解释说，那叫气派。 气派这个东西，并不是架子，像周培源先生，钱三强先生，走在哪儿都如同鹤立鸡群，这就是气派。 也有的虽然看来并不气派，但大家都怕他，比如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前几天电视里播放国家领导人看望耄耋之年的钱先生，有数理化学部的老人一看就感慨万分。因为钱先生住的，还是五十年代在中关村住的那所老房子。五十年代钱先生的房子很不得了，是国家专门拨给，带警卫的。而今天看来，这所房子虽然有四五间屋，但每个房间都很小，住了五十年，钱先生的房子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先生身肩国家要职与民族重任于一身，名扬四海，晚年不过尔尔。 在我看来，这就叫做清白。 在数理化学部，钱先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虽然待人和蔼亲切，却有很多人怕他。 怕他的，大体都是后来我国科技界的栋梁人物。 为何怕他？只因为这位钱先生待人温和，待学术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在数理化学部担任秘书的这位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一次，在某个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副研究员在台前给大家讲自己的成果。 当时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可不是好惹的，比如，新华社1978年2月21日向全国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青年数学家张广厚在函数理论研究中又获得具有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张广厚成功地找到了整函数或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位早已因为张杨定理而蜚声中外的青年数学家，当时就不过是副研究员而已。所以，现在弄个正教授未必顶得上当时的一个副研，主要还是因为选拔和培养机制的不同，毕竟现在教授的数量比当年副研多了百倍不止。 这位副研究员在黑板上写算式，内容很深奥，总之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长江黄河，密西西比。看得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老先生目眩神迷。 钱学森先生也来了，就坐在后排，静静地听。听到后来，眼看算式已经快出了黑板，钱先生忽然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站起来，指着那位副研究员的鼻子道：你啊，这是狗咬尾巴！ 一句话出口，副研究员的脸腾就红了 等人都散了好久，老先生细细地品味黑板上的算式，才算明白了钱先生的意思。 狗咬尾巴转圈子啊。 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材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科院物理所所长黄昆。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钱先生帅气出名，还因为他与夫人何泽慧女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其实，院士里面帅气的不胜枚举，比如，上面照片中的高能所第一任所长张文裕先生，怎么说呢？看这张中国人的面孔啊。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 怕我听错了，再问，回答还是邋遢。 何女士不是美人么？怎么会邋遢？ 老先生苦笑一声，说当时何泽慧女士来部里办事的时候，的确经常头发蓬蓬松松的，一看就没有好好梳过，再与钱三强先生对比一下，反差就出来了。老先生给何泽慧女士的评价是工科美人。 听到这个评价，忽然想起了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我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作葛峰）也是院士。 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 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还有就是上头的院长 郭沫若 ，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 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认为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老先生第一次从郭先生那里知道了太太原来可以叫内子，因为郭先生有一次题词，写道偕内子如何如何，这个内子，老先生问过知道指的是于力群女士。 郭沫若曾抛妻弃子回国抗战，可算坚定决绝，但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工作人员觉得郭沫若先生对家人蛮有感情的。据说有一次郭老到大连出差，郭老有个儿子在大连部队上工作，郭老特意绕道去看他，但这个小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居然闭门不纳。郭老因此很惆怅，回北京路上都一直闷闷不乐。想来是当时也有代沟一说吧。 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 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 院士和学部委员 吴有训 先生，身高一米九零，在国民党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中国科学院当时对顶级老大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他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什么O的称呼，颇有些小家子气。 这个小家子气，却是总理当时定下来的。 最初，数理化学部的最高职称，是按照苏联的做法定为院士的。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在向周恩来进行筹组汇报的时候，周总理说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家那样高，不要招摇，还是不要称院士吧，叫做学部委员好了。 结果就是，其他学部也按照这种编制处理，大家都没有做成院士，吴有训和恽子强的主任、副主任也一直叫了下去，否则也许可以做院长、副院长的。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踏实严谨的学风。 所以九十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好像唯一的特例是个外国人，因为坚持要得到中国授予的院士称号，特别发给他的。 恽子强 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化学家，精干聪颖的行政领导，善于科研管理。这个善于管理可不是说空话，第一，平时要甘于自处助手和服务的地位，恽在后勤方面也是难得的好管家；第二，关键时刻要能够站出来拿主意，承担责任，甚至保护人。也就是说，好事儿、出成绩的事儿，要躲得远一点在二线，倒霉事儿、逆龙鳞的事儿、知识分子搞不定的事儿，你要出面打先锋。这些方面，恽都做得响当当。科学院颇出了几位这样的优秀领导人物，最出色的大概还有胡耀邦和张劲夫。 恽子强能够戳得住站得直，说句笑话还有一点裙带关系。他是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英何许人也？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哪个领导人对他的意见能不另眼看待一点？恽子强的副主任职务体现着党领导枪的原则。 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被大家称作最有气派的。如此看法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想想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 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 根据回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 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 然而也有在吴老身边工作过的小字辈回忆，一到讨论技术问题，吴老就会原形毕露，忘掉身价全神贯注。这时候他有个坏毛病吴老的消化不太好，经常在会上放出若干有害气体，而且吴老这人还光明磊落，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要把屁股向某一侧掀起来，在座的不是他的学生便是学生的学生，于是在那一侧落座的学者们表情就精彩得紧了。 说吴老气派的时候，大家会自动过滤掉这个细节。 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闹学潮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 教授中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 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不是傲慢，而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孙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 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三十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对物理懂得多！ 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余公子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 你到这儿来干嘛？发现他的学者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要想不开。 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 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 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 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 顺便说一句，余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有他的学生回忆，余先生后来得了糖尿病，不能吃甜的。一次新生入学的欢迎会，余先生看到苹果就两眼放光。当主持人让老先生讲两句时，他手里还拿着半拉苹果呢 倒是有另外一位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差点儿被哄下台，此人就是严济慈。 严济慈先生的课 严济慈 先生是1955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他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针对各位科学家进行介绍，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 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 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 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 科大是五十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 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七十年代后期，胡老随另一个中科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我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先后参加这两次考察，胡老可谓幸运。 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者皆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对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 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 第一次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到其他国家，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受到热情的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稀为贵的意思。到了东德，发现德国人虽然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只能躲在宾馆里。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时候，他们宾馆门外的路上热闹得很，一会儿是这家的坦克出来了，一会儿是那家的坦克出来了，跟随的部队或正步前进，或军乐悠扬，有人把指挥刀玩得象杂耍。军服灿烂，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原来，当时占领柏林的各国，都要进行巡逻。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扬国威，结果让一帮中国科学家免费欣赏了国际阅兵式。 第二次则是到西德。这一次，已经多少年没有接触过西方社会，即便是曾经在欧美生活过多年的几位老先生，到了这里也不免露怯。在法兰克福机场，想上厕所的几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钱，原来这里上厕所居然也要投钱的！在当时这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考察团在西德成绩斐然，双方协定了几项重要的合作项目。公务之余，大家普遍感觉吃得不习惯，德国菜大约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当地的中国餐馆吃一次饭，餐馆老板很是热情，每次都给对折优惠，基本就是个成本价。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位老板原来是老复旦，1957年反右的时候流落国外，境遇很是坎坷。他年轻的时候给一个德国餐厅打工，敏锐地发现了一笔严重的错帐。这笔错帐十分要命，大约是算错了整个餐厅都会垮掉。德国老板十分感激，认为这个中国人有才华，于是鼓励他自己开业。这中国人觉得简直天方夜谭，说我哪里有钱租房子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租啊。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装修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装修啊。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启动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贷给你啊 喝着德国啤酒，这位老板自嘲地对故乡来的科学家们感叹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是这个山东德国人（形容其热情实在）一步一步逼着，我是绝对不会开得了这个餐馆的。 此时他的餐馆在整个城市都是一道风景线了。只是当年的学问，也早随着啤酒喝掉了。 这算不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呢？胡老说他听了是很受启发的钱都不敢赚，不会赚，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读书读呆的。 当地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见到家里来人，十分激动，于是凑钱请老师们吃饭。吃饭的地方在公园里，架了炉子烤肉，大家吃得尽兴而归。 事后才知道，这些学者是没有钱请老师们上餐厅吃饭，才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德国公园里面烤肉是没有费用的，只要购买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个物理所的所长在团里，回国后作了个报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觉得出国工作的人员回国都带几大件回来，让人眼红。大家不要眼红，上厕所都要收费，人家那是从牙缝儿里面省出来的。 1954年第一次考察回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科学院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这是因为对比其他国家，我国当时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几所大学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给各个部委和科学院输送一批，地方上能够留下的就凤毛麟角了。这种体制下，科学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下去，所以，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利用科学院人才优势，生产人才。科学院不但应该是科研基地，还应该是教育基地。 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约是195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 当时科技大的教授团队十分耀眼，都是科学院的各个学部委员。这些学部委员当然不能每天去讲课，但他们总是尽力抽时间去上课，其中也包括严济慈先生。 但学生们反映，说严济慈先生的课听不懂。 施汝来先生装模作样地听意见，开始不置可否，其实心中早有计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学生们将信将疑。 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大家都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施先生大笑。 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是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课，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知识特别渊博，所以，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认为只要肯听一段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先生当年也是听严老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他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严老其实课讲得很好，而且对于科技教育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少，如果学到的知识能够像口袋里的钱一样想花就花，这知识才算学到手了。另外一条就是不能弄虚作假。 今天科技界弄虚作假的现象不少，但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一起造成国际影响的科技弄虚作假，大剽窃案，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有外国人剽窃我们的成果。 干这个的，是苏联人。 世界先进水平 所谓学术上的弄虚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窃。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做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看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 被剽窃的，正是陈先生。 陈景润 先生八十年代以前为歌德巴赫猜想做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或者1972年，苏联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当然了，苏联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 不料，第二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年会上，这个成果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苏联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出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 对质的结果，苏联方面惨遭挫败。 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苏联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繁琐，在关兆直先生的支持下，陈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不过也来不及看懂了，因为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开，华罗庚、关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车；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方法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把这套方法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先生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闵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欢庆粉碎四人帮呢。 苏联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先生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这在当时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过弄不好就会成为斗争的尾巴，所以陈对投稿这件事没有声张。 这份稿件，瑞士那边基本上是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确实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有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 就在这时，苏联人的成果公开了。 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知道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大家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苏联学者就瞠目结舌，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苏联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苏联科学界怎么会作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苏联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中苏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个剽窃无疑没有人会到苏联来抗议，而苏联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苏联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苏联数学界自然也无缘得知。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至于具体做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是陈景润教授的影响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 苏联人这种弄虚作假，和我国后来学术上经常出现的某些问题，如出一辙。 关于陈景润先生，可以多说几句。我还记得年少时听说的一件有关陈先生的趣事，这件事和陈先生的夫人有关。 大家都知道陈景润先生的夫人是由昆女士。应该说陈先生能够与由昆夫人组成家庭，是他生活中一件极大的幸福事情。生活中的由昆夫人有着鲜明的个性，不但富于女性的温柔典雅，而且遇事干练果决，不让须眉。我想这是和她的军人出身有关。所以，与由昆夫人成家，使陈先生长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堪称夫唱妇随，良好互补。与由昆夫人结婚后的那段时间，是陈先生身体最好，也最安定愉快的时光。 然而，我记得的这段事情却和由昆夫人无关，而是在他们认识之前发生的。当时陈先生因为科学方面的成就成为大家的偶像，一时外人看来星光灿烂，今天所说的粉丝遍布全国。 结果，就有个很漂亮的女的从某地找了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太太上京寻夫。 陈先生一直单身，哪儿来的太太呢？大家都不相信。然而这位太太却坚定得很，说得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一点儿不像在说谎。那时候来找陈先生PK歌德巴赫猜想的科学狂人很多，都有自信自己的成果比陈先生厉害。但是敢自称陈太太未免太过分，这玩意儿可不是有自信就能胡来的。 但是，她说的很多内容，和陈先生的经历并不吻合。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她在说谎，可作风问题当时又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证实真假呢？ 当时的某位老大非常聪明，很简单就解决了问题。他一口气叫进来六七个戴眼镜的研究人员，让这位太太认哪个是陈景润。 结果，就是乱指了。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在学问上弄虚作假，和冒充陈景润夫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干这个的也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好好的学者，做这种事情不丢人么？ 有趣的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对国内发生的一些类似现象，还有一点同情。 黄昆先生曾经审查过一起严重的弄虚作假事件。当时，某大学自称做出了某种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芯片，也通过了鉴定。但黄先生十分狐疑，看了结果总觉得不踏实。于是要求对其进行检验。 这件事后来经过反复的追踪，最终证明，这份成果不过是利用买来的芯片造假而已。最终结果出来，似乎已经是黄昆先生去世以后的事情了。 参加对这次骗局审查的学者，当时提到其中体制方面的问题当我们申请课题的时候，总是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写报告上，报告写得越花哨漂亮，取得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科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钱恐怕是问题很大的，但仅仅有钱也不表示就能出成果。为了申请经费，有些人只好违心吹牛，到时候要成果了怎么办？有时候就给逼得弄虚作假了，苏联人在歌德巴赫猜想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 黄昆 先生自己申请课题的时候，就碰上过这样的事情，审批课题的是黄先生的学生，然而不能不秉公办事，看完申请报告，问黄先生：您这个课题，批了您这一百万能不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呢？ 黄先生何许人也？全国第一批科技重奖仅仅四个人，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钱学森、袁隆平和王选），黄先生怎么回答呢？ 黄昆先生听了问题，笑笑，很实在地回答说：你给了我这一百万，我能看到外国人跑到哪儿了，但是要追还是追不上的。你要是不给我这一百万呢，我连外国人跑到哪儿都弄不清楚。 黄先生的课题，最后还是批了，但也就是黄先生吧。换一个人，如果不写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怕这次申请只有告吹。 世界领先水平，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达到的，有时候明知这是要求过高，还不得不逼着自己胡说八道，这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黄先生在朋友间说过，如果让我来分配科研经费，我不按课题的，我就只管选人，选一百个人，每人给他五万经费，你就自己研究去吧，这样，可能倒真的能出成果了。 黄先生在西南联大是长杨振宁两岁的学长，三十六岁成为学部委员，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杨振宁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名人，就是邓稼先。 我问一位和邓稼先一起工作过的老先生：邓稼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老先生没有回答，却上下开始打量我，弄得老萨有点儿发毛。 您看我干吗？萨问。 答案让我受宠若惊。 鸡兔同笼 老先生的话是：你和邓稼先有点像。 吓了一跳，年轻邓稼先的照片我也看过，那叫风流倜傥，照照镜子，很不自信。 幸好老先生后面的话还不太离谱：脸型像，身材也像，不过他比你高一点。 方脸，宽肩，体格高大厚实，坐在沙发上思考时喜欢歪过头来，将左手握成拳，虎口向自己抵在上颌上，大体就是邓稼先当年的样子。 回忆在邓稼先身边工作的日子，老先生印象中他总是一身中山装，精力充沛。数理化学部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和事，邓稼先这个秘书长正是各种矛盾的中心，而他总能够应付裕如。老先生猜测，以邓稼先的特点，在真实的两弹世界，邓稼先的角色或许会更接近费米（或许老先生想说奥本海默，我推测），而不是爱因斯坦。 写邓稼先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在担任数理化学部秘书长日子里的工作，涉及很多恩怨矛盾，写来不经意间就会伤害人。 学者并不是超脱凡人的，一如英雄。看过一段老兵的回忆，在上甘岭宁死不屈的孤胆英雄，走下战场后一样会为了给孩子吃饱饭去偷老乡的苞米。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是儒家出身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习惯带来一个不好的习惯，凡是提到英雄二字，便应该完美无缺，所以我们总是用放大镜在被人们称为英雄的人物身上寻找污痕。其实，英雄和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拿破仑打得赢奥斯特里茨战役，也一样会生牛皮癣。我的看法，正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条件一样，都只有一双手一颗头，他们在我们无法做到的地方做到了，就是可以被称作英雄的原因。 学者也一样。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位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老人对我讲，共产党执政以后公字当头，结果引发个不好的毛病人既然是公家的了，饭自然也要吃公家的。于是公款吃喝之类的事情无法禁绝，还理直气壮。要说行政人员，有些这种毛病大家并不奇怪，历次整风他们吃的苦头也不小。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学者之中也有人占这种便宜为乐，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们似乎都应该是道德绝高的人。 不幸的是这却是事实，有些学者发现这个漏洞后很快就学会了。 事情变得愈演愈烈以后，院部就给不少研究所的领导提醒了，结果纠正最快的是数学所。 数学所的老大是华罗庚。 华罗庚 先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关村南区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柱着拐杖，左腿迈出去总是一弯一弯的。后来听人讲，华老早年生过重病，后遗症是腿瘸了。他当年腿上的毛病还要重，走一步腿需要划一个圈子，自称是圆和切线运动，在美国动了手术，才治得好一点。 那时候路上的人见到华老，都会自觉地让出条路来。我记得一次看到华老散步的时候是一个人，随口问是不是华老在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人家说华老的夫人在住院；还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个人站下说话，笑眯眯的，说着话用拐杖朝上指指天，这时候他的大衣就滑下来，于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过了一会儿又指指天，大衣又滑了下来 后来有好久不见老先生散步，问起来，才知道华老已经去了。 华老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走的，当时刚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比预期的要长，走下讲台就猝然离世。 华罗庚曾说过，自己唯一的愿望是工作到最后一天。 他做到了。 那一段时间，出国访问的中科院专家在外面猝然离世的不在少数，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钟家庆先生，也是倒在讲台上。而我还知道一位人们不太熟悉的研究员，名字和《北京人在纽约》的主角相同，叫做王启明（不是今天的王启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认识的这一位是研究数学的）。王启明研究员曾住我家对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时急逝。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在经过十年浩劫的束缚后，这些科学人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是怎样的激动和痛苦激动，是因为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痛苦，是因为睁开眼睛，人家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那么远。人们或许还记得当年在整个科学院奔腾的《祝酒歌》歌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情，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之后，我们也已经好久没见到了。 终于有机会做事业了，他们能不拼命么？ 那个时代科学院不断地重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那一张张死神的请柬，背后是中国科学人不甘人后的尊严。 犹忆八十年代初期，数学所苏式灰楼里不灭的灯火。前些天回国，在科学院软件小区的院里散步，已经夜深，忽然看到大楼虽然盖了新的，里面依然是不灭的灯，一如日本大阪御堂筋两侧深夜的写字楼。 那时，我的泪，一下就涌了上来。 跑题了，让我们回到华罗庚先生怎么对付学者们的公款吃喝。 学者是知识分子，华老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办法。于是，各个研究室的头头脑脑们（都是学术骨干）有半个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报销了。 正在狐疑中，华老忽然传话来：某日某时到四不要礼堂餐厅，我和大家一起吃馆子。 啊，华老请吃饭，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个个脸上飞金。 为什么不得了呢？原因是华老极少请客，如果请，必是钱学森、吴有训等数理化学部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是因为数理化学部的上层有个传统，大家经常聚餐，借以讨论问题，饭费则轮流坐庄，简直是个科学界的超级沙龙。华老虽然不喜欢请客，但这种交流他是必要参加的，吃了人家的只好回请。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拿着服务员的账单，华老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么？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帐都算不清还混么？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大家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数学所的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里就有人为这事儿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像力丰富。 因为身份特殊，邓稼先的事情不好写。他的老部下回忆，说他们是和邓稼先一起工作中，邓突然失踪的，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突然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七十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写的，这件事还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私交很好，所以邓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看出来，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再问，大约因为不涉什么保密问题，邓终于开口。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给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看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因为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谈何害怕？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地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地，你不怕它们打架么？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解释地清楚，我就做你地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气氛顿时活跃。 那一天，听邓先生讲这件事的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今天，大概是不要紧了。 外一篇：生死胡耀邦 胡耀邦 当然不是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但是他在科学院很有威信。与他同样有威信的，还有一位张劲夫。 有位在院部工作的老人回忆张劲夫，说他的特点是鼓动性强，为人正直。他曾经坐张劲夫的车在路上汇报工作。中途张忽然让停车，原来他看到路边有个病人，大家围着看正在想办法。张当即让司机开车送病人去医院，自己站在路边继续谈工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听到有些长辈谈张劲夫当年在科学院的种种，我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不禁插话，你们干吗不向中央建议把张劲夫调回来呢？ 长辈之一莞尔，把张劲夫调回来？你怎么不说把胡耀邦调回来呢？ 哦，我忘了级别的问题了。 胡耀邦1975年开始担任科学院副秘书长，是因为五子登科受到大家的热爱。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认为五子登科是指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老先生告诉我，错了一个，是那个妻子问题，解决科学院五百骨干妻子进京指标，是1978年的事情。我漏掉的，是炉子问题，为大家解决炉子用煤和开始使用液化气罐。 这位老先生，曾经参加过胡耀邦去世后的治丧委员会，当时，他听到胡的家属有这样的要求胡耀邦要把自己葬在江西德安共青城，理由对外公开的是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地点就是共青城，有一点补充。胡耀邦要求葬在那里，是因为他长期从事团的工作，而德安是共青团诞生的地方。 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点考证，发现共青团是1920年在上海诞生的，所以老先生的记忆可能有误，德安不是共青团的诞生地，而是红军少共国际师的诞生地。胡耀邦长期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由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转任），可能这才是他选择德安作为埋骨之地的原因。 当时就胡耀邦的具体葬址还有一个斟酌的过程。 最初，是准备葬在当地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中。家属不同意，他们根据胡耀邦一贯的习惯，说这个不是好地方。因为德安是个不大的城市，公园也不大，如果放一个墓，要占去好大一块地方。公园是老百姓休息玩乐的地方，放一个墓占好大地方，人家什么心情么。 第二个建议是放在林场，这次家属接受了，但是又不主张砍树。胡耀邦生前很重视种树，为他修墓把树砍了，他不会高兴的。 结果家属去勘察，不占林地农地，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包作墓址。 按照风水说法，孤山于子孙不宜，但胡家人对此好像不怎么在意。于是将小山包顶部平整，改为墓地。这时候胡家提了一个唯一的额外要求，请求在胡耀邦墓的旁边修一个亭子。理由是如果有人来看，当地气候很热，希望有个让人休息乘凉的地方。 过了很多年，这位老先生出差去江西，顺便去祭扫一下胡耀邦的墓地。 这一去感慨甚多。 胡耀邦的墓并不大，但是由于他的墓在这里，当地人便在周围种了很多树，几年过去郁郁葱葱，将墓地所在的小山和身后的山岭连成了一体，俨然一个风景区。在墓地上看小丘是孤立的，但略远一点看来，前面是浩荡的鄱阳湖，后面青葱的山岭环抱，墓地正在山水之间的交融之点，气派端的非凡。孤山的孤根本就看不出来了。幸好胡耀邦是无神论者，否则大家不免猜测这难道是传说中对风水的改格？ 老先生祭扫了胡墓后，感到墓地颇有些奇怪，转了一圈以后，终于根据他的职业习惯找到了感觉这个墓从空中看，分明是个问号的形状么。 胡耀邦的墓做成问号形状，是什么意思呢？他要问什么？ 吃饭的时候，当地的同事见他若有所思，忍不住询问一番，老先生就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那位同事大笑，说果然是从北京来的，见识不凡，不过啊，你还是没看懂啊。 你再看看，这问号有毛病没有？ 老先生再看，道：是有毛病，没有下面那个点啊。 对了，那位当地同事告诉他，这墓地的确像个没有尾巴的问号，其中自有一份含义。 这是因为很多干部都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种种问题。那么，胡耀邦生前有没有这类腐化问题呢？ 人家说，答案就在他的墓地里。他的墓设计成这个形状，就是告诉大家这句话盖棺论定，我这里问题一点没有。 我不是要问什么，我是要告诉你我的风骨。 这份清廉，或许就是胡耀邦一生最值得宽慰与荣耀的事情吧。 作者：萨苏 来自：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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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克常数
songshuhui 2010-4-7 18:49
候戏 发表于 2010-04-07 12:59 柴静前两天写了个博客，《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写的是叶企孙先生。文章是作者一贯的风格，而我也如往常一样读后唏嘘不已，意犹未尽之后继续看留言，却让我青筋直冒。有个人居然说：你今天才知道叶先生，说明你很孤陋寡闻。一个人靠不靠谱，并不在于知道很多东西，而在于保持探索未知事物的兴趣和能力。再说了，你要是什么都知道，还真得小心点，不信的话看看Google。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主要参与了两个项目。一个是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论文《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 h, by means of X-Rays（用X射线法重新测量普朗克常数）》发表于1921年的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另一个是测量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材料磁化率的影响，论文稿完成于1923年，他把稿件交给导师布里奇曼后就回国了，布里奇曼为了确认几处文字上的改动，辗转很久才联系上他，一耽误就是两年，最终文章发表于1925年。其实，后一项工作才是叶企孙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高压物理也是他导师的本行。而前一个工作他只是参与完成，算是研究生初期的小试身手。 测定 h 值的工作由三人完成，发表时的排名次序为，William Duane，H. Palmer和叶企孙。第一作者，也是项目发起者，William Duane，是哈佛教授因为致力于把X射线应用于癌症治疗，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教授。早在1917年，Duane就曾经和F. Blake用类似方法测量定过 h 值，测量结果发表在当年的Phys. Rev. (物理通讯)上。1921年的实验其实是在原实验基础上进行的改良，目的是为了提高精度。下面来说说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儿。 物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拉关系。比如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是有关系的，它们之间成正比，而且比值刚好是光速的平方，写出来就成了 E= mc 2， 物理学中大众最为熟悉的一个公式。 普朗克发现，电磁波可以被看成一个一个携带能量的波包。他把这样的波包称作光子。光子的能量和光波频率之间也有关系，它们成正比，比值恰好是一个常数，写成公式就是 E=hv。 其中，E代表能量，希腊字母 v 代表频率， h 则被后人命名为普朗克常数。这个公式被称作普朗克关系，是量子论的基石之一。 普朗克常数 h 的单位是【牛顿X米X秒】，如果我们按照乘法交换律自由组合一下，把力和距离先乘在一起作为能量，再和时间相乘即可得到 h ；或者把力和时间先乘在一起作为动量，再和距离相乘也可以得到 h 。这不仅仅是数学游戏，其背后的物理内涵由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所揭示。不确定性原理说，有些物理量永远无法被同时精确的测量。就像两只同时瞎嚷嚷的喇叭，不管你怎么努力，始终无法同时听清它们的是什么。能量和时间就是这样一对儿冤家，如果把这两个量的不确定度相乘，会发现这个值的最小极限恰好是 h 。当然，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动量和距离则是另一对儿冤家。 延伸一下，觉得困难的话可以跳过本段。 普朗克常数非常的小，按照国际单位制（米-秒-千克），它的量级是10的 负 34次方。在我看来，最恐怖的世界末日场景不是火山喷发，天崩地裂，行星撞击，海啸滔天。而是某天突然醒来，发现普朗克常数变大了10的34次方倍。走在马路上，只能看到一团团模模糊糊的云状物朝着某个大致的方向曲折前行。而动物园里的犀牛可以随时穿墙而出，吓人一跳。此时，唯一开心得起来的就是物理学家，他们终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宏观量子效应，正要找香槟庆祝，却发现所有酒瓶既是塞住的，也是开启的。 如上文所说，对光子而言，频率和普朗克常数的乘积是能量。对电磁波而言，波长和频率的乘积是光速。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波长越短的光子，能量越高。这一点，女士们的体会更深，防晒霜的广告都注明有效防止紫外线，而从来不提红外线，就是因为紫外线波长更短，所以能量更高，容易灼伤皮肤。而紫外线波长更短这个事实，通过观察彩虹就可以发现，因为彩虹的最内圈永远是紫色，而外圈是红色。 X射线和可见光一样都是电磁波，只不过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波段。X射线波长在10到0.1纳米左右（见上图）。产生X射线装置的结构很简单，在真空管内一端插入电极，另一端放置一块金属靶，在两端加上高电压，于是，电极中的电子脱离束缚，被高压形成的电场加速，从一端跑到另一端，然后一头撞上金属靶。碰撞发生时，高速运动的电子受到靶金属原子核的阻力，骤然减速，损失的动能便以X射线的形式辐射出来。 写到这里，用X射线测 h 值的原理就很容易说通了：通过真空管两端的电压值，可以知道电子撞击金属靶时的动能，也等于知道了X射线光子的能量；再测量辐射出的X射线的波长，可以算出光子频率；最后依据普朗克关系，用能量除以频率，就能到了 h 值。环环相扣，如同侦探小说。 说起来简单，做着麻烦。Duane，Palmer和叶企孙要在真空管两端稳定保持2万4千伏左右的超高电压，又要在另一端寻找X射线0.1纳米左右的超短波长，这在1921年都是非常尖端的技术。最后，他们得到了当时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2位。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我们所用的 h 值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8位了。假如真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外星文明，如何判断哪一种文明更加先进呢？很简单，比一比谁测出的物理常数位数更多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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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作者柴静
piruocao 2010-3-31 14:30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2010-03-29 01:18:44)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 h 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 h 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 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哈林和钱烈宪提醒， 叶先生在哈佛的研究项目普朗克常量，应该小写斜体，我原写为H,已经改过，谢。另有朋友留言说《宋书》第一句应是，吾狂衅覆灭，我原文写为覆天，打字错误，改过，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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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受学生的牵连
lix 2010-3-31 11:09
在网友反面教材 怀念大师叶企孙 评论中，我提到： 我也写过一篇大师叶企孙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9238，重点是质问：那究竟是谁的错？究竟是谁坚持要把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老先生往死里整？有关资料好像讳莫如深，是很奇怪的事。也许这个整人的牛人是好人？好人也得亮亮像，给叶老先生一个解释，给历史一个交待。也好避免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折腾。 没有人回答。 鸿飞兄回应说：还不是那些痛狠您我这些留学回国抢了工农大众饭碗的人。 文革开始时，的确有这样的心理动力，见得多了。但一般家抄了，批斗了，也就算了，不至于像这样把老先生往死里整。叶老先生应该是受了熊大缜案的牵连。熊大缜是典型的书生搞政治，只抗日，不亲共，主张国共两党搞和谐，一道抗日 这当然受了叶老先生的影响。但你虽然搞地雷战有功，你毕竟是在共军中一个小官，怎么能和国军鹿钟麟部保持朋友关系？国共一摩擦，内部一黑打，不打你打谁？所以当初搞死熊大缜的人可能也是我党的好同志，但是吕正操将军认为熊大缜只是书生之见，根本不是能拉队伍搞哗变的人，死得太冤。所以要打吕正操，就要死揪熊大缜，要死揪熊案，就要死挖叶老先生的特嫌。所以叶老先生就这么卷进了我党我军的高层内斗。但我不知道高层是谁在和吕正操斗。 北大内部整叶老先生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如果是聂元梓派，她的罪行应该早就曝光了。应该也是好同志在整，所以反面教材兄转载 柴静 同学博文里还是讳莫如深地说：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那么 柴静 同学应该知道这个仍有人是谁。 黑打的特点，就是把人整死了，还不知道谁该负责。不光是大海龟和小民，老革命也一样。一旦掌权的人说你是黑帮，公检法全部统一行动，联合作战，高效率黑打，被打的人完全没有地方说话。我知道的一位老革命，晚年时期，经常跟儿女们提起他们的妈妈。死前不久，还用颤抖的手，給孩子们留下一段文字（大意）：从前有一个人，参加革命之后认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志，与她结成革命伴侣，还生了一群孩子。后来这位女同志先走了，他还活着。他现在一切都很好，唯一牵挂的是，这位女同志临走前，究竟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署名是：一位爱想闲事的老人。 原来这位爱想闲事的老人（以下简称闲老）1966年底，被指为黑帮，1967年1月初，被跨境追捕，从广州押解北京，严刑逼供。闲老多少还有被指的罪名，闲老的夫人，也是老革命了，莫名其妙也于不到半月后，被诱捕，抓上了去北京的16次特快，死于途中（株洲），终年48岁。 闲老在牢里一呆十二年，平反出来后要求查清夫人死因，孩子们也大了，他们也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弄清母亲的死因。上级机关也多次派人调查，最后只能确认是被害而死，但谁害的?怎么害的? 却没有具体结果。再查也查不出个明白来，只好稀里糊涂平反昭雪，了却这桩惨案。闲老平反居高位后，坚拒续弦，在夫人被黑打去世40年后的同月同日与世长辞，传为老革命伴侣的佳话。但是，闲老临终前，关心的仍然是40年前夫人的遗言。 其实哪里有查不出来的事，可能是当年的黑打手已经位居要津了，事情就敏感了。闲老夫人的遗言，其实也有迹可寻，只是无法证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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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叶企孙
lix 2009-10-2 03:08
怎么才能有大师？大家讨论几年了。季老算不算大师，大家也讨论快一年了。我觉得叶企孙老先生才算大师，可能有网友不服气。但是我们晒晒叶老先生作为老师的成就：二十三个两弹一星元勋里，受过叶老先生教诲和帮助的学生9名，学生的学生3名；过半。受过叶老先生教诲和帮助的学部委员（老院士）多名，诺奖得主两名。 这样的老师，应该无愧于大师的称号。 叶老先生晚境悲惨，好像跟这个称号不相称，但那不是叶老先生的错。 那究竟是谁的错？究竟是谁坚持要把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老先生往死里整？ 有关资料好像讳莫如深，是很奇怪的事。也许这个整人的牛人是好人？好人也得亮亮像，给叶老先生一个解释，给历史一个交待。也好避免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折腾。 参考文献： 叶企孙：炼狱岁月中的哲人襟怀 http://www.gmw.cn/02blqs/2004-10/07/content_179426.htm 叶企孙：中国高教史上的不朽传说 http://www.cast.org.cn/n435777/n435787/32551.html 抗日战争中是谁教会了老乡们造地雷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 2009-09-22 /23482606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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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比国家主席还高的科学家
pukin 2009-7-5 12:33
北大武际可老师的博文“我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405 ）6月初一发表就引起了科学网博主的关注，我对武老师文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三次大换血”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572 ），后来武老师在我的这篇博文里留言如下： 【 发表评论人：武际可 删除 回复 你的博文我拜读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是很正常的。我很尊重你的看法。不过我说的“大换血”并不等于全换血，原来的知识分子一个不留。要是全换血的话，结果会比现在还要惨。我们大概还不至于忘记 叶企孙 （老清华理学院长）、 饶毓泰 （老北大物理系主任）、 束星北 （山东大学）等等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吧，。。。 】 武老师在留言里提到的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叶企孙教授在高等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对我国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培育了一代代科技精英，其中有扬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3人中的11人（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陈芳允、周光召、钱学森、程开甲、彭桓武）和70多位科学院院士。 叶先生最令后人感动和敬仰的是他那无私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怀！叶企孙曾经对他的毕业生们说：“ 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 这句话估计会让现在很多人汗颜或无地自容！ 去年曾看到萨苏的一篇谈叶企孙先生的博文，现转发过来，让我们敬仰和缅怀一下这位卓越的大师。 科人往事之一 工资比国家主席还高的科学家 萨苏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8q4y.html ） 出差回来了。出差中，依然决定来写一点东西，不过没有填旧坑，我天马行空地写，难为您天马行空地看，抱歉了。 这些话题的材料来自于原清华大学，中科院数理化学部，中科院物理所，长春光机物理所等地的前辈，但不包括我的家人。 这次出差，压力很大，来写这份东西，第一是为了纪念。由于材料获得时间已久，如果不写出来，我会忘记得越来越多，何况，谁也保不准什么时候，心态或生活的变更，就无法写出什么了。 每一个文中提到的名字，都是我所衷心敬重，并视为楷模的。每一个给我提供材料的老先生，今天都依然在世，然而他们都年事已高。昨天，刚有一位老先生和我说起，他把所有的书都卖了，以前的事情准备都忘记。 可是他真能忘记么？我们聊了整整三个小时，连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罢课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些内容，我担心不下笔会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影子里，而让我们忘记了中国科学界曾有过这样的一批人。 未必是多大的事儿，都是些名人轶事，甚至有些带点儿八卦。 下笔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祈祷，祈祷上苍对他们这些一生奉献给科学，奉献给真理的人，以特别的恩赐，使他们得平安，得快乐，得健康。若真有上帝，祈求他听到我的声音。 时间紧，文章只能抽空写，这本来就是在请假中所写的一点随笔。而且，这里上西西河不便，不得不请人代为发稿，请见谅。 我们平常人的眼里，科学界的人们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萨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孙先生。 老先生五十年代开始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有很多人熟悉 – 那就是邓稼先。 数理化学部是科学院当时的第一大部（似乎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部），在这里做秘书，最低，也是当时全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诉我，当他毕业的时候，中国全国只有五万名大学生，今天，有五百万，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为自己是那五万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样子。 因为作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叶企孙先生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 毛泽东呢，则是四百零四块八。 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叶先生比毛公工资还高呢？ 因为叶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一百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孙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 – 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一千八。 所以抗美援朝梅先生捐就捐飞机，那才是大手笔呢。 不过叶先生却是很简朴的人，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抄家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 – 那时候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书自己跑。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是个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象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四个苹果。 当时的情况全国都在挨饿，先生也很消瘦，却有苹果给自己吃，还能带回家！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十次（估计是一年十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 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孙先生何许人也？老实说听到他的工资比毛主席高的时候，我对先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 物理学家。是这两天准备整理这段文字，才上网查找叶企孙先生的情况，恍然发现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影子。 叶企孙，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而在学术上，他在世界上为精确测量巴朗克常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讲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说的是“布莱克常数”，它的内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我记得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叶先生晚年极惨，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他的一位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 – “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而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亲眼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穷途末路的先生 --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孙先生平反昭雪，重还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英俊的叶企孙先生有一个谜，先生才华过人，侠肝义胆，却终身未娶，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的叶企孙先生，让我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金岳霖，一样的才子佳人，一样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仿佛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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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推物理写辉煌----创建时期的清华大学物理系
yaoyaxin 2009-2-24 19:31
20世纪20年代，在清华建立大学体制与中国起步建设物理学的交汇点上，承载着学术独立与科学教育独立的民族文化使命，清华大学物理系应运而生。当时校内也存在对物理系的现实需求，1921年落成的清华大礼堂音响效果差，由于缺少物理学专门人才，只能依靠自然科学部教师和校内工程师探索解决方案，自然很难切中问题的实质。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应教务长梅贻琦(清华当时唯一的物理学教授)之聘，叶企孙教授从东南大学回到清华主持创建物理系，1926年秋物理学系正式成立，叶企孙成为首任系主任。此前，清华学校高等科培养物理学专科生，毕业后进入美国大学深造，学成归国的叶企孙、萨本栋、周培源等人成为清华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的主要力量。 物理系的目的重在研究 系主任是学科建设的引领者。叶企孙认为，大学的灵魂在研究学术，物理系的目的就重在研究方面。物理系成立之初，他带领赵忠尧、施汝为等年轻教师，运用最新的建筑声学理论，通过大量的测试实验，科学地求解清华大礼堂听音问题，并给出可行的校正方案。这既是现代建筑声学向中国转移的开始，也奠定了清华物理系理论与实验相辅、现实关注与教学科研相承的学术传统。 教授是学科发展的灵魂。物理系延揽教授，必拣选研究上已有成绩，并且能够继续研究的人。1928年至1935年，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先后受聘为清华物理系教授，以其在物理学前沿追随名师、研究成果显著并被国际学界认可的成就，汇聚为早期清华物理系和形成期中国物理学最直接的推动力。 在引进研究力量的同时，物理系重视实验仪器设备建设。系馆设在科学馆中层和下层一部分，扩充原来供高等科普通物理实验用的设备。新添置的仪器既可满足大学各学程实验需求，更能开展专题研究，并设物理仪器工场。1934年物理系的仪器设备时值十一万元，先进的教学研究条件为当时国内所仅有。 以培养学生主动的研究能力为目标，物理系明确的课程训练方针，是要学生想得透；是要学生对于工具方面预备得根底很好；是要学生逐渐的同我们一同想，一同做；是要学生个个有自动研究的能力；个个在物理学里边有一种专门的范围；在他的专门范围内，他应该比先生还懂得多，想得透；倘若不如此，科学如何能进步？ 课程分配遵循理论与实验并重的方针，规定以物理系作为主系的学生，至少需修满五十学分，其中包括实验十二学分，理论二十四学分；每星期实验一次，每次时间在二至三小时；还需必修微积分、微分方程和大学普通化学，这使物理系学生具备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人才培养重质而不重量，专修物理学的人数严格限制在每班不超过十四人。同时面向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学生毕业后无论从事研究、应用或中等教育，皆为德才学识精进的良才。1929年第一级大学毕业生施士元、周同庆、王淦昌分别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或主任，清华物理系开始为国内物理学界输送研究人才。 三十年代中国的莱顿实验室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物理系主任叶企孙首任院长，后由吴有训教授继任。他们主持的理学院，在打通基础学科间联系的同时，注重向工科教育渗透，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欲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为自主培养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人才，物理系首开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之先，1929年成立物理研究所，开设物质磁性与光学、X射线、无线电学、理论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等研究方向，由专任教授指导。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下设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实力最强，并建成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专业研究室。 三十年代清华物理系研究成果卓著。吴有训完成的论X射线被单原子气体散射的总散射强度等两篇论文，赵忠尧和龚祖同完成的关于原子核内中子共振能级间距实验论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是国内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权威刊物发表的先声。王淦昌验证中微子存在的构想极富创造性。1935年，吴有训被德国哈莱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洪堡学会推举为会员，萨本栋受聘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并编著出版第一部大学物理中文教材。 清华物理系推进了形成期中国物理学渐臻隆盛。1930年至1933年的四年内，国内物理、化学领域重要论文共有16篇，清华物理系为9篇。（严济慈语）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物理系教授多届连任学会领导职务。在成立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清华物理系逐步实现建成中国莱顿实验室的理想，成为中国物理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的中心，并开始在国际学界展示中国物理学的独立形象。 清华物理系高起点、高质量、敏锐把握学科前沿的发展模式，后启西南联大时期高绩效的物理教育。随着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物理系绝大部分教师和所有学生并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为适应科技与大学发展战略，1982年6月恢复清华大学物理系，1999年在杨振宁先生倡导下组建高等研究中心，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较强科学实验能力的物理良材的同时，力求在理论物理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清华大学物理系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续写辉煌。 （原载《新清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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