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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贿赂 坑害前祖国--七千亿的力拓案
pkuzeal 2009-8-11 12:11
胡士泰, 力拓的中国首席代表被报道出来的年薪仅十多万美元,但消息人士指,其收入 远远不止这点。在国内,上亿的别墅将来还并不多见,但胡士泰一个人就拥有数栋这样的别墅。 中国国家保密局网站 8 日刊登署名 蒋汝勤 文章,指被捕的力拓 4 名驻华员工以 拉拢收购、打听谍报、各个击破 等手段,措置经济间谍勾当长达 6 年,力拓案已让中国损失七千亿元人民币。 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力拓案的专案组初步查明,除了向内地大型钢企担任人行贿获取商业情报外,力拓驻华代表胡士泰还涉嫌收受小型钢企的行贿,以帮助取得更多铁矿石的入口配额。几年间,胡士泰靠此快速 敛财 仅过亿的豪华别墅他就拥有 不止一、两栋 退休官员指力拓 敲诈勒索 据悉,国家保密局网站撰文的蒋汝勤系淮安市国家保密义务局原局长。文中称, 6 年里,力拓的商业特务 教唆中国钢企在近乎敲诈的入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 7000 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价格 而这相当于 澳洲 10% GDP 文章还指出,进入革新封闭新时期后,保密法清楚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 列入国家机密的保护范畴,但遗憾的经济保密不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重 从而成为中国保密系统的短板 蒋汝勤更指,中国 已进入商贸谍战的高发期 对力拓案折射出的轨制缺陷、主体缺位、监管缺失 应当高度警觉。 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已入籍澳洲的力拓驻华首席代表胡士泰,将来仍被羁押在上海接受关联方面的考察。从当前查明的情况看,胡士泰除了使用各类违法手腕,攫取中方商业谍报、铁矿石价格谈判底线外,还涉嫌 食两头 即在行贿以换取情报的同时,更收受贿赂。 驻华首代 公私兼得 消 息人士暗示,给胡士泰行贿的次要是内地一些小型钢厂,目的能获得更多铁矿石进口配额。铁矿石进口配额当前仍然掌握在几家大型钢铁企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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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拓案件折射出什么?
haicius 2009-8-10 10:33
力拓案件折射出什么? http://www.baomi.org/index.php 中国保密在线 (2009-08-08 18:20:54) ◎ 蒋汝勤 7 月初以来,力拓案件在各媒体高频率曝光。不论此案将在国内外舆论和澳方高度关注下以何种罪名起诉和审判,从力拓电脑中起获的我国钢铁行业大量情报数据及其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害事实明摆着这些涉案的经济间谍 6 年来拉拢收买、刺探情报、各个击破、巧取豪夺,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 7000 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相当于全国钢铁行业同期利润总和的一倍多!这 7000 多亿元是个什么概念? 2008 年,经济发达的江苏省财政收入为 2731 亿元(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这 7000 多亿元就得让 7000 多万江苏人民白白干上两年半!它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加上辽宁省人民辛劳一年创造的财政收入的总和!它等于从全国人民每人头上剥夺了 500 多元的消费额!它还意味着中国给这些经济间谍的雇主无偿赠送了 1000 多亿美元约占澳大利亚 10% 的 GDP! 它还造成了我国经济支柱产业钢铁业屡创新高的全行业亏损的严重后果! 早在 1997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精辟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就会在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误大事,吃大亏。力拓案件令人痛定思痛。我们应从保安全、保发展的战略思维的宏观层面建言些什么呢?又该从具体落实的操作层面反思些什么呢? 一、经济保密已成短板,亟需加快构建完整高效的保密安全法规体系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和巩固新中国政权斗争中形成的保密传统,一直侧重于保生存、保胜利的政治秘密、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保密法》明确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列入了国家秘密的保护范围,中央《决定》又专门要求有效保护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国家秘密,中央和国家机关也陆续制发了一些经济领域具体保密范围规定等规章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思想认识上经济保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摆上应有的位置,实际工作中也没有进一步明确法定主体、职责权限和资源投入,保密重心并没有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保安全、保发展上来。特别是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经机构改革陆续转变职能成为行业协会,对国有骨干企业的行政调控干预手段逐步弱化;国企改制后一味向经济动物转化;新组建的国资委主要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监管职能,主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人手普遍紧缺的保密部门只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党政机关和军工科研生产等重点涉密单位,对国企的经济保密根本无暇顾及。由此,国企经济保密主体缺位,客观上成了几不管的真空地带。加之国门初开,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热情待客疏于防范,对自己的重要事项又缺乏保密价值的科学评估,不懂、不会也不善保密,以致国外早已知悉根本无需保密的事项对内保得煞有介事,而真正关系到行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极有价值的涉密信息却对外门户洞开,唾手可得。根据木桶定律,如此纸上谈兵、放任自流的经济保密已近乎无密可保,成为我国保密体系的明显短板,疏漏所在,肥水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遭到损害实难避免。 因此,必须从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缜密规划我国保密法规体系建设,真正构建以根本大法《宪法》为龙头,以专门法《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和《国家安全法》为主干,以各行业与领域《保密规定》和《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规定》等规章为细节,以《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务员法》、《党纪处分条例》和新出台《反经济间谍法》等为制裁依据的完整高效的经济保密安全法规体系,出台或修订有关外商管理法律法规,实行外商代理人(机构)注册、审查、监管制度,通过立法严格约束日益猖獗的境外利益集团情报窃密活动,并加大制裁力度。而当前正在进行的修订《保密法》及《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工作,不仅要顺应信息公开时代潮流,努力消除定密标准笼统宽泛、涵义模糊、难以操作的积弊,缩小保密范围,精确保密要点,提高定密层级,实行定密责任人制度,防止滥用定密权,更要顺应世界各大国加强情报窃密与反间谍工作和保密法规政策趋向严厉的现实需要,明晰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国资委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济保密工作的应尽义务、职能权限和法律责任,并予以相应的机构、资金、技术、人才配置等资源保障,确实做到缩小范围和加大力度并重,该放则放,该保全保,越是开放,越要保密,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商业秘密和情报信息提供全方位、高强度的保护,真正把保安全、保发展落到实处。 二、国企自身内鬼频出,亟需严格对大型国企高层的保密监管 外患易除,内鬼难防。极少数人贪渎无耻,人格沦丧,价值观扭曲,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责任感荡然无存。而位高权重的国企高管一旦沦为内鬼,将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危害。这些年,企业放权搞活、政府机构改革、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固然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决不能因此放任国企高层借机腐败卖国,里应外合,量中华之物力,结外国之欢心,肥一己之私囊!力拓案中洋买办胡士泰和国内一些大型钢企高层内外勾结坑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与前不久曝出的商务部条法司司长郭京毅案、稀有金属出口风波等具体手法虽有不同,但性质如出一辙,表明这些不只是个案,而是冰山一角,如不及时查办,势必祸国殃民,家底掏空,积重难返。此为盛世危言但绝非危言耸听!从近几年已经披露的相关案情看,谁敢设想,各行各业还潜伏着多少类似的案件?谁能统计,已经和还将付出多少个 7000 亿的惨重损失?更加危险的是,这些汉奸内鬼在高进低出贵买贱卖、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实行斩首式并购大开方便之门捞取不义之财的同时,往往披着经济或产业精英的外衣,打着经济全球化利益共享双方共赢的旗号,欺世惑众,名利兼收,渐渐形成了抱窝成串的蛀虫生态群落,形成了赖以生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链条,具有毁灭性的巨大能量。 因此,国家除了痛下决心、重典治乱、严惩内奸、清除蛀虫以外,还必须多管齐下,从体制和机制上恢复并加强对经济保密工作的长效管理,约束、规范经济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禁涉外部门和企业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业机构变相任职,对国企高层加强保密教育,落实保密制度,科学规范定密,确定涉密人员,签订保密承诺(合同)和竞业禁止等约束性条款,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国企经营层实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经济安全保密双责任制监督考核和奖惩任免,以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并保障国有经济安全健康运行。要结合贯彻中纪委关于国企领导成员廉洁自律的禁令,加快建立健全国企高层财产公开与子女亲属就业申报制度和道德诚信征信系统,凡财产明显和合法收入不符者必须受到调查审计,凡亲属子女到可能对正常履行公职产生重大利害影响的外企和代理机构工作的都应主动或责成回避,凡有吃里扒外等不良行为者将被及时记录在案,并将终身影响其行业与社会价值评判,在生产、经营、借贷、交易和应聘、升职等各方面均受到质疑和限制,直至名声扫地无法立足,为泄密或出卖经济情报付出风险、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的惨重代价,以儆效尤。 三、政府部门各自为阵,亟需加强沟通协调形成保障经济安全的国家意志和强制力量 保密管理是一项防范性工作,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特别是当我国的经济规模很快就要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重要支柱行业经济情报的安全就愈加重要,与国家安全利益和老百姓的关系就愈加紧密,某种程度上比一般的国防、外交秘密对国民的社会影响还要大。如铁矿石的进口价格暴涨,势必带动所有以钢材为基础性原料如汽车、家电、房产甚至厨具等广大关联行业的产品涨价而让全体国民埋单。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企业竞争,往往又超越了普通商业范畴,成为涉及外交、政治、法律、科技乃至文化等领域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全方位竞争,仅仅依靠企业目前普遍薄弱的保密能力单打独斗将不堪一击。因此,必须充分认清经济保密能力是构成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基石,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动用政府强力部门保驾护航,规范竞争秩序,提供公正环境,消除比赛障碍。 国资委、商务部与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应在各自法定职权范围内,加强对所属重点企业经济保密工作的行政干预。主要是:从专业角度做好保密宣传教育和督促指导工作,准确界定本行业国家秘密,制定行业保密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指导帮助企业采取有效措施管住管好重要经济情报、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监督检查企业执行保密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将经济保密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内容, 厉行问责追究。 公安、安全、检察机关和法院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对企业要求介入调查和通过其他渠道发现的经济间谍窃密案件,尽快侦破,尽快审判,尽快绳之以法,尽快挽回损失。要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那样保持高度的保密反谍警惕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格执法,课以重罚,并公开曝光。例如一些西方国家在对待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间谍案问题上,坚持国家安全和利益至高无上,宁可错抓错捕,道歉赔偿,也要严防死守,绝不掉以轻心。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抓住发展机遇,创新工作局面。要以保安全、保发展为己任,贴近中心工作,提供服务保障,理直气壮地亮相前台,发挥专业优势,履行经济领域保密业务管理的牵头协调职能。随着国家对民营经济进入涉密领域准入政策的实施,经济保密工作日显主体多元、体量庞大的发展趋势,亟待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占领阵地,大有作为,否则情报窃密将愈加猖獗。对此,完全可以借用党政机关保密协作组的形式创建商业秘密保护协会,将面广量大的经济保密工作有效组织起来。要吸取众多钢企各自为阵利益分割被力拓各个击破的惨痛教训,与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抓紧建立一支精干、专业、高效的经济保密管理队伍,借鉴税务专管运作办法对重点大型国企实行保密专管制度。只要国家肯下决心, 7000 多亿元可以养活多少保密干部?保密干部又将为国家减除多少经济损失?保密专干要沉到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重点大型国企中去,做企业想做而不会做或做不好的事,充分履行教育、指导、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密级鉴定和移交刑事案件的职能。专管企业发生重大泄密、窃密事件的,除国企高管外,要一并严肃追究保密专干的失职、渎职责任,这样才能将保密监管关口前移,将间谍窃密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国已进入商贸谍战的高发期,对重要经济情报和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的威胁与日俱增。间谍就在身边,窃密就在眼前。面对力拓案件折射出的制度缺陷、主体缺位、监管缺失的严峻现实,我们应感到振聋发聩,是应该警醒起来做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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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该警惕了——力拓“间谍门”是冰山一角
吴信 2009-7-25 16:02
近期,力拓间谍门深受关注。随着案情发展继续扩散,多家央企员工如多米诺骨牌般卷入其中,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施行的商业贿赂,以及中国经济信息非常不安全等议题备受关注。 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自 2002 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 2007 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 7000 亿元。 实际上,力拓间谍门是冰山一角,不少行业存在这种现象。中国加入 WTO 以后,融入全球经济越来越深,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信息流竞争。这个信息流的竞争,中间就有相应的谍战。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遭调查的 50 万件腐败案件,六成以上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还有一些国外的协会组织披着慈善的外衣、伪装成为难以识破的可怜者,资助一些业内小有名气的学者,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窃取中国的情报,关键时刻欺骗中国人们的感情。 如果在这个事件中,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对 间谍 和 内鬼 的道德谴责层面上,我们付出的学费就太不值得了。同样,仅仅靠揪出间谍和清理内鬼,也不能改变中国一些行业被动的弱势地位。 一定要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的协会经验,团结起来,加快我国行业协会发展。 行业协会以为企业服务为宗旨,任何企业最需要的服务是开拓市场。美国大豆协会就是把开拓国际市场列为第一任务。 这种现象也在于我们民众对国内外经济事件中的认知力合判断力。笔者曾经见过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代理商,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将国外品牌渐渐赶出中国市场。但是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利,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却倾向于国外的产品,让无知的客户受损,同时给民族企业造成的巨大的损失。 总之,我们早该警惕了,长此以往,我们经济上也在饱受八国联军的侵略,还会渗透到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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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综合商社:超级商业情报局-转
sunapple 2009-7-18 14:14
作者: 白益民   2009年7月8日,力拓 中国 首席代表、哈默斯利铁矿中国区总经理胡士泰被中国警方拘留,这戏剧性地说明了商业情报在铁矿石谈判过程中处于一个何其敏感的地位。   更深一步说,自2003年以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话语权的归属?40多年来的铁矿石基准价格体系中,日本一直占据主动,又是什么原因?    无孔不入的综合商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开始在海外购买铁矿石,然后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进一步投资矿山,最后进入矿山企业的董事会。由此,三井物产积累了丰富的铁矿石贸易经验,并且通过长期贸易合同、投资、参股、成立合资公司、参与经营等诸多手段与矿山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日本的钢铁公司和综合商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资的关系。例如,铁矿石价格上涨,拥有巴西淡水河谷(CVRD)18%股份的三井物产就多赚一些,然后在进行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这也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总是淡水河谷与新日铁率先达成协议。当铁矿石便宜了,新日铁成本降低,三井物产负责钢铁制成品销售的时候也可跟着获利。   在铁矿石谈判中,日本有关的企业高度集中,长期以来都只有一个对外的声音。日本的铁矿石谈判权表面上是在新日铁等钢铁企业,其实掌握在综合商社手里,只是台前幕后的分工不同而已。日本国内只有新日铁、JFE(川崎制铁与日本钢管合并而成)、住友金属、神户制钢所和日新制钢等5家企业有冶炼厂。负责进口铁矿石和销售钢铁制成品的则主要是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等日本综合商社,运输部分则是商船三井、日本邮船等公司承担。   在海外,日本综合商社与钢铁企业有大量合作投资或是配合密切的子公司。例如,三井物产把新日铁引入上海宝钢,成为其全方位的合作伙伴,而自己又与上海宝钢成立钢铁物流公司宝井,从而深入到钢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由此,三井物产可以轻易掌握中国钢铁企业各层面的商业情报,为其掌握的上游铁矿石资源(如巴西淡水河谷)提供准确的定价依据,从而在与中国买家的价格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综合商社四五十年前就广泛地去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寻找新资源、建立据点、构建 网络 。日本人的观念里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这又包括:数量上的不对称、质量上的不对称和速度上的不对称。从这一点来看综合商社就是一个情报局,无论在上游资源端的控制或下游销售端的构建上都是为情报流通服务的。   情报 能力 媲美中情局   日本的综合商社集贸易、 金融 、信息功能于一体,它们的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了日本 政府 。最大的综合商社有6家,即:三井物产、三菱商社、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住友商社、双日(日商岩井、日棉)。它们在世界187个城市设有800多家分支机构,向国外派出1.6万余人,重点搜集各国的政府 经济 、政治等情报。   强大的情报网络对综合商社的商品交易特别重要,因为即使在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 危机 都可能对商品价格产生深刻的、直接的影响。因此,日本的六大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日本综合商社的工作效率相当高,他们传递情报的速度十分惊人,甚至被认为在中央情报局之上。   综合商社大约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各大商社的情报部门再利用这些情报信息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如信息编译、咨询,以及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   日本各大商社和大企业都有一套依靠计算机和通讯网络支撑的反应快速灵活的情报传递网络。例如:三井物产拥有一个最先进的综合情报系统,叫做三井全球通讯网,是日本几大综合商社海外信息网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井物产公司依靠这个昼夜不停的通讯网,注视着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风云变幻,掌握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动向和贸易上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情报,以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为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而进行着不懈的工作。   三井物产昼夜不停地收集经济以及国际、政治、军事、科技、社会等各类信息,进行综合性、 战略 性的研究,连日本政府也经常利用它的信息。日本商社历来有为国家提供情报服务的传统,将之视为爱国的一种义务。日本的外务省国际情报局还与商社驻外办事处经常互通情报,并为商社的情报活动提供指导与帮助。商社则得用其在全球众多的分支机构、雄厚的奖金、先进的设备与专业人员给外务省国际情报局的情报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综合商社情报部门总部都设在日本本部,由一位副总经理负责。他统一搜集并分析国内外汇总来的情报信息,并把精选出的情报提交给有总经理和董事出席的上午碰头会进行讨论。日本商社情报工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对全体员工的情报教育。各商社招聘来的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三年的包括情报技能在内的岗位培训,以及搜集情报训练。凡驻海外办事处人员大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在搜集情报方面,各大商社不仅有专职的情报人员,而且注重营造一种人人抓信息的氛围,让每个职员都成了企业的信息员。    为什么日本能而中国不能?   面对垄断型的铁矿石巨头,中国方面信息过于公开化,一般的新闻记者都能了解到很多协议签署情况、库存水平及需求量等信息。中国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共有112家,钢铁企业、贸易商和中介公司都可以对外询价和咨询。这样非常轻易向对手泄露了商业情报,让他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各个企业、市场和港口的原料库存、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及生产进度等信息。   日本综合商社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拥有专业商品知识和贸易技能的人才(一般是日本人),另一类是拥有丰富人脉资源,类似于敲门砖式的人才(一般是当地人),当然也有些超级人才是专业和人脉两种功能都具备的。   其实,在力拓案中,力拓虽然是矿山企业,但是其行为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综合商社的做法并无二致:在中国设有据点,聘请专业人才和敲门砖人才。像这次被抓捕的总经理胡士泰一方面跟中国大型钢企保持大量业务往来和很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跟中小钢企频繁接触,甚至签署长期供货协议,在中国钢企之间左右逢源。力拓在主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接受很多中国钢企的询价及咨询,这样也很容易摸清楚中国的需求量、库存水平以及谈判底线。    如何构建商业情报防火墙   铁矿石价格谈判,就像是跟外国军团在打仗,只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证获胜。   在目前这种铁矿石谈判失利的局面下,中国应高度重视有关的商业情报工作。   首先应该在国内建立一个屏蔽体制,把对外窗口控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询价权放在窗口公司,不让外界能轻易控制铁矿石等资源商品的定价。为此,中国企业想取得信息的不对称优势,先得转变信息不对称的劣势。   面对现在开放的市场环境,构造对外窗口的时候,中国需要有一个像综合商社一样,结合金融、产业和贸易的企业实体来跟海外垄断巨头对话,而不是一些纯生产型企业。综合商社作为铁矿石交易的主角,表面看是一个贸易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投行。例如,三井物产号称世界最大的贸易公司,而它的股东中,排名前十位的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等都是金融机构。   此外,有关部门对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的流通企业及仓储企业也需要重点关注。像钢铁物流中的资金流、信息流、票据流等都是重要信息,如果大量商品物流让合资或企业来做,各种重要情报必然会让谈判对手获得。而且,还要加强对港口及港口仓储的管理,各种动态的存储信息及运输信息需加强保密。   总之,中国铁矿石谈判是个很好的例子,让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体制中完成对中国钢铁企业的整合,并一致对外,需要一个具备产业投行功能的综合商社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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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命脉与10亿美元回扣--转
sunapple 2009-7-15 10:01
钢铁命脉与10亿美元回扣 钢铁命脉与 10 亿美元回扣   本周最震撼人心的 财经 新闻,莫过于力拓 中国 区四位业务骨干被抓。几乎就在他们被抓的同时,各路新闻媒体迅速挖掘出各种信息来:力拓的员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涉嫌商业回落,国内众多钢厂包括首钢济钢莱钢都有采购经理涉嫌受贿,而受贿的数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每吨 0.5 美元。   这是一个绝对震撼国人的消息。 2004 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总量超过 2 亿吨, 2005 年达到 2.75 亿吨, 2006 年 3.26 亿吨, 2007 年 3.83 亿吨, 2008 年 4.43 亿吨。就在 2009 年,中国钢铁企业亏损累累的情况下,中国上半年进口铁矿石竟然达到惊人的 2.97 亿吨,超过 2005 年全年的进口量!而 2005 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 3.49 亿吨。如果按照今年上半年的进口量,我国今年上半年的粗钢产量应该至少达到 3.8 亿吨。但实际上,我国前 5 月的粗钢产量才 2.17 亿吨,半年产量估计不超过 2.8 亿吨。很显然,上半年我国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已经严重不合理了。   实际上, 2008 年 10 月 -2009 年 2 月,我国月均进口铁矿石 3226 万吨。但奇怪的是, 3 月进口 6765 万吨, 4 月 5693 万吨, 5 月 5343 万吨, 6 月 5529 万吨。这四个月合计进口 2.333 亿吨,比此前四个月多出了整整 1 亿吨。   中国 经济 疯狂复苏到了这种程度吗?四个月进口环比要增长 1 亿吨?而 3-6 月,恰恰是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最关键时期,为什么我们要进口如此多的铁矿石呢?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有每吨回扣 0.5 美元能说得清楚! 2004 年 1 月到 2009 年 6 月,短短 5 年半的时间,我们进口铁矿石总量达到 19.32 亿吨。接近 20 亿吨的进口铁矿石,如果每吨回扣 0.5 美元,那就是 10 亿美元的回扣量! 10 亿美元,多吗?不多。这 5 年半来,我们进口铁矿石的花费是 1689 亿美元(吨均价 87.42 美元)。 10 亿美元,还不到千分之六。在商业领域,这个回扣比例绝对不算高。算一下,每吨铁矿石平均花费 87.4 美元,大约给铁矿石生产商提供至少 50 美元的利润,人家给 0.5 美元的回扣,只不过相当于其利润的百分之一而已。多乎哉,不多也!   这五年半,中国钢材生产企业为国际铁矿石生产商提供了大约 1000 亿美元的利润。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钢材价格的暴涨以及由此带来的房价上涨、污染加剧。与此同时,从事铁矿石贸易的少数败类获得了差不多至少 10 亿美元的回扣。而这些人,哪个不是高位厚禄呢?却还干着吃里扒外的勾当。为力拓充当买办的胡士泰毕业于北大,受过良好教育,却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回过头来坑中国,让人痛恨。   当然,我们必须还认识到,铁矿石并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中国最大宗的商品进口是原油和成品油。过去 5 年半,中国进口原油 8.27 亿吨,耗费 3885 亿美元,加上成品油 1.98 亿吨,合计进口油品 10.25 亿吨,耗费资金 4775 亿美元。按照进口原油平均每桶 64.1 美元的价格计算,我们给海外石油生产商提供的利润差不多要 3000 亿美元了,相当于铁矿石的的 3 倍。铁矿石有回扣,原油进口呢?如果铁矿石的回扣超过 10 亿美元,那原油呢?   钢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铁矿石,是钢铁的命脉。而今,在铁矿石进口这个环节上,有人掐住了我们的咽喉。石油,又如何呢?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4036 次阅读|1 个评论
商业机密谍战高发期--转
sunapple 2009-7-12 14:32
中国 已进入商业机密谍战高发期 2009年07月11日 21世纪 经济 报道 记者 叶一剑   这太司空见惯了,可以说类似的事国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7月9日,谈及力拓上海办事处四员工被捕一事,江涌语气平静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江涌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侧重对涉及国内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   3年前,江涌的一篇关于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调研报告曾轰动一时,引发外界诸多联想,在该报告对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 政策 游说以及进行商业情报搜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关注一些包括商业信息战在内的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事件和情报,是江及其所在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   按常规来看,由国安部门参与调查的案件,如果明确表态称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就基本上代表了已经证据确凿,否则不会公开表态。江涌说。   江涌表示,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活动,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内有些公司的发展规划刚刚做出,就已经摆在国外竞争对手的案头。   江涌认为,商业间谍案已经进入高发期,是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时候了。    司空见惯的间谍案   《21世纪》:上海市国安局公开确认力拓上海四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拘捕,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江涌: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窃取重大商业情报以及国家机密的事情太平常了。对于我们做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人来说,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21世纪》:这个事件一出来,很多人不自觉地联想起一些热播的谍战片。很多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情报窃取者为什么会从事这种行当?   江涌:这要分几种情况:首先,有些人员一方面是一些商业机构涉华业务的工作人员,同时本身又可能是所在国家的间谍机构的人员,获取情报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种是,这些出卖国家情报者并非专业谍报人员,只是通过工作便利窃取一些重大的国家机密,然后出卖给一些需要的境外部门和机构来谋利。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被敲诈勒索而被迫从事窃取重大的商业情报或国家机密。能够使这些人员就范的敲诈无非就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个人把柄被情报机构或相关人员掌握了,然后被胁迫,较多地表现为事关权、钱或色等方面的把柄。    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窃取重大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案例表明,有的国家甚至给自己的国民从小就灌输一种全民皆谍的意识,这样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就可能更加多元。    获取机密途径多元化   《21世纪》:你在3年前发表的《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中,曾谈到关于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你是否认为自己当初的警告得到了印证?   江涌: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我们后来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 政府 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我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我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从而对国家一些重大的立法和决策施加影响。某些大的跨国公司也会直接通过自己在中国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利益输送和寻找利益代理人,这些机构行为,和一些在华个人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属于同一性质,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更为系统和深远。    应对商业谍案高发期   《21世纪》: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化发展到目前阶段,针对商业秘密的间谍事件开始具有阶段性频发的特点?   江涌: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国民戒防意识,与目前商业谍战高发期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年代,间谍在更多人的意识中似乎只是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事,好像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同时信息开放的意识也深入人心。于是很多重要的机密就是这样无意中给泄露了。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 战略 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还有一种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 金融 服务机构盲目迷信与崇拜,对待这些西装革履的金融家们毕恭毕敬得像个小学生,往往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主动拿钱请那些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就这样轻易拱手送给别人。    依法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21世纪》: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来重建我们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戒防系统?   江涌: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这方面国外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首先是法律制约。 美国 主要有三部法律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还有比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但光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还需要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就是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同时,应当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考虑到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应该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 就业 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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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士泰们”从哪里来 ?--转
sunapple 2009-7-12 14:25
2009年07月11日 来源: 21世纪 经济 报道   胡士泰,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而在此前,这已经是一个在 中国 钢铁厂原料部门无人不知的人物。   力拓被捕的这四个人和我们都有业务往来,很熟悉,周一(7月6日)我给胡士泰打电话,不通,给刘才魁(力拓被拘留人士之一)打电话,也打不通,觉得很奇怪,一位央企矿产资源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矿业领域,如果对方电话打不通,八成就是出事了。   紧接着,震惊海内外的力拓间谍门事件被公布。   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矿山驻华机构以及那里的员工,一时而成为漩涡中心。   前中国籍公民、北大毕业生,现在的澳籍华人、力拓中国区业务总经理,胡士泰的简历,代表着三大矿山中国区的一部分要害人物从甲方到乙方的职业轨迹。   他们出自何方?国际矿业巨头又如何在中国网罗和物色到这些重量级人马?他们在波谲云诡的铁矿石较量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0年前的那次重金招聘   有关胡士泰背景的公开资料很少。   据与胡士泰有多年往来的业内人士介绍,胡士泰生于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80年代曾在中信集团工作,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Hamersley)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仍继续留在哈默斯利铁矿工作。   他前前后后在哈默斯利铁矿工作了快20年了。一位熟悉胡士泰的人士表示,后来,胡士泰移民澳大利亚,取得澳大利亚国籍。   相比于胡士泰这样有着较长的跨国公司从业资历的元老,中国区更多的来自本土的高级员工加盟力拓的 历史 没有这么长。   三大矿山在中国招募高级行业人才,始于10年前的1998年。这一年,国务院机构 改革 ,冶金工业部被撤销。    冶金部曾长期承担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和改革的历史使命,钢铁业的顶级专家大多汇集于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教授许中波回忆说,冶金部解散时,力拓等矿业公司抓住这一时机,开始在中国重金聘请重量级人马。   原冶金部炼铁处的一位处长就在这时,被以年薪30万元聘请到力拓,担任高级技术人员。   这位处长当时是中国炼铁行业最具权威的官员之一,在炼铁领域有丰富经验、专业知识和人脉。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10年前,大多数同级别业内人士年薪大概3万,这位处长到力拓后的年薪是他们的10倍多。    除了力拓,从1998年开始,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也纷纷在中国展开一场高级人才暗战。一位在钢铁业浸淫半生的业内人士说,三大矿商的很多中高层市场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都具有国内钢厂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   今年4月份,在一次行业会议期间,必和必拓一位铁矿石销售人士曾对本报记者表示,来必和必拓就职之前,他曾是某中央钢铁企业的国贸公司中层。原来由于彼此之间业务往来很多,互相之间有个了解,觉得更有发展空间,待遇肯定也更高,就过去了。   除了各方面素质,对中国钢铁业的熟悉程度,是更吸引国际矿商的一个条件。许中波表示。   像胡士泰这样级别的员工,年薪不会低于10万美元,每年的奖金至少是工资的几倍,高的达到10倍。一位某矿业跨国公司的中国区代表告诉记者。   和中钢协以及国内钢企比起来,力拓等矿商巨头的用人标准更高,开具的待遇是国内钢企所望尘莫及的,往往能吸引业内高级人才。许中波告诉记者,他的几位同学在博士毕业后,就进入了必和必拓、力拓等公司。    他们在谈判桌后面做些什么   那么,这些中国区员工以什么获得三大矿山的青睐和令人艳羡的高薪?在一年一度的铁矿石较量中,重金组建的中国区团队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正式的铁矿石谈判桌上,外方代表一般是矿山集团高层,中国区员工主要负责收集市场信息的后台工作,以供制定谈判策略之用。一位接近力拓中国区的人士介绍说,胡士泰不是谈判负责人,但由于其中国地区业务总经理的职位,他对力拓在与中方谈判时的方针、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一般的中国区员工,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熟悉、有行业丰富经验和人脉的员工,则主要负责与中国钢厂进行沟通、销售铁矿石等具体工作。   矿业公司铁矿石销售人员的奖金相当丰厚,但与业绩直接挂钩,而创造优质业绩,需要过硬的人脉和市场开拓经验。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介绍说。   比如,前述那位原冶金部官员已成为力拓开拓中国市场最得力的员工之一。由于其丰富的国内钢铁业从业经历,每年铁矿石谈判之时,他都代表力拓走访国内钢厂。    平日的中国功夫   通过中国区机构,三大矿山对中国市场的掌握和了解,或许比中钢协还透彻,中钢协只收集会员单位的生产数据,而三大矿山的中国区除了对中钢协会员钢厂下工夫钻研,还会在三四线城市的中小钢厂方面下功夫。国内一家钢厂的负责人士评价说,他们认为,中国的钢铁业太分散,主流钢企之外的企业对市场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铁矿石销售上,三大巨头的中国区显得格外勤奋。他们经常主动上门来参观访问,私底下也会进行交流。山东某国有钢企负责人说,沟通的主要内容是生产情况、开工率等,以及对行业的一些看法。    河北 钢铁集团销售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三大矿山在中国推销铁矿石的具体方式不一,包括打折、负责找船、保证稳定的货源等,但总的销售思路是以客户为中心。   武钢国贸公司的一位中层表示,武钢作为力拓的超级客户,在与力拓高层打交道时,在姿态上,对方总是给我们足够的优越感。   对中国市场的深度掌握,给三大矿山带来巨大的 战略 利益。   在2002年以前,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在中国钢铁业还算不上是响亮的名字。但从2002年开始,三大矿商的高级管理人士造访中国的次数渐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于中国对铁矿石需求量开始上升,力拓位于澳大利亚的矿山开始增加产量。这家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代表企业,开始被美林、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将 股票 的信用评级定位为购入。到 2008 年,在中国需求支持下,力拓的铁矿石业务超过铜业务,成为其第一大利润来源。   在澳大利亚,中国需求不仅拯救了力拓、必和必拓这样的老牌矿商,还催长了一批新兴矿商,FMG是典型代表。自成立以来,FMG90%以上的铁矿石运往中国。   三大矿山在中国区人力上的巨大投入获得百倍回报。也因为此,为掌控中国这一命脉市场而发生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也就不难想象。 【作者: 邓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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