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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命脉与10亿美元回扣--转: sunapple 2009-7-15 10:01; 钢铁命脉与10亿美元回扣钢铁命脉与 10 亿美元回扣　　本周最震撼人心的财经新闻，莫过于力拓中国区四位业务骨干被抓。几乎就在他们被抓的同时，各路新闻媒体迅速挖掘出各种信息来：力拓的员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涉嫌商业回落，国内众多钢厂包括首钢济钢莱钢都有采购经理涉嫌受贿，而受贿的数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每吨 0.5 美元。　　这是一个绝对震撼国人的消息。 2004 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总量超过 2 亿吨， 2005 年达到 2.75 亿吨， 2006 年 3.26 亿吨， 2007 年 3.83 亿吨， 2008 年 4.43 亿吨。就在 2009 年，中国钢铁企业亏损累累的情况下，中国上半年进口铁矿石竟然达到惊人的 2.97 亿吨，超过 2005 年全年的进口量！而 2005 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 3.49 亿吨。如果按照今年上半年的进口量，我国今年上半年的粗钢产量应该至少达到 3.8 亿吨。但实际上，我国前 5 月的粗钢产量才 2.17 亿吨，半年产量估计不超过 2.8 亿吨。很显然，上半年我国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已经严重不合理了。　　实际上， 2008 年 10 月 -2009 年 2 月，我国月均进口铁矿石 3226 万吨。但奇怪的是， 3 月进口 6765 万吨， 4 月 5693 万吨， 5 月 5343 万吨， 6 月 5529 万吨。这四个月合计进口 2.333 亿吨，比此前四个月多出了整整 1 亿吨。　　中国经济疯狂复苏到了这种程度吗？四个月进口环比要增长 1 亿吨？而 3-6 月，恰恰是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最关键时期，为什么我们要进口如此多的铁矿石呢？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有每吨回扣 0.5 美元能说得清楚！ 2004 年 1 月到 2009 年 6 月，短短 5 年半的时间，我们进口铁矿石总量达到 19.32 亿吨。接近 20 亿吨的进口铁矿石，如果每吨回扣 0.5 美元，那就是 10 亿美元的回扣量！ 10 亿美元，多吗？不多。这 5 年半来，我们进口铁矿石的花费是 1689 亿美元（吨均价 87.42 美元）。 10 亿美元，还不到千分之六。在商业领域，这个回扣比例绝对不算高。算一下，每吨铁矿石平均花费 87.4 美元，大约给铁矿石生产商提供至少 50 美元的利润，人家给 0.5 美元的回扣，只不过相当于其利润的百分之一而已。多乎哉，不多也！　　这五年半，中国钢材生产企业为国际铁矿石生产商提供了大约 1000 亿美元的利润。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钢材价格的暴涨以及由此带来的房价上涨、污染加剧。与此同时，从事铁矿石贸易的少数败类获得了差不多至少 10 亿美元的回扣。而这些人，哪个不是高位厚禄呢？却还干着吃里扒外的勾当。为力拓充当买办的胡士泰毕业于北大，受过良好教育，却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回过头来坑中国，让人痛恨。　　当然，我们必须还认识到，铁矿石并不是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商品。中国最大宗的商品进口是原油和成品油。过去 5 年半，中国进口原油 8.27 亿吨，耗费 3885 亿美元，加上成品油 1.98 亿吨，合计进口油品 10.25 亿吨，耗费资金 4775 亿美元。按照进口原油平均每桶 64.1 美元的价格计算，我们给海外石油生产商提供的利润差不多要 3000 亿美元了，相当于铁矿石的的 3 倍。铁矿石有回扣，原油进口呢？如果铁矿石的回扣超过 10 亿美元，那原油呢？　　钢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铁矿石，是钢铁的命脉。而今，在铁矿石进口这个环节上，有人掐住了我们的咽喉。石油，又如何呢？;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4036 次阅读|1 个评论

商业机密谍战高发期--转: sunapple 2009-7-12 14:32; 中国已进入商业机密谍战高发期 2009年07月11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叶一剑　　这太司空见惯了，可以说类似的事国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7月9日，谈及力拓上海办事处四员工被捕一事，江涌语气平静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江涌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侧重对涉及国内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　　3年前，江涌的一篇关于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调研报告曾轰动一时，引发外界诸多联想，在该报告对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进行商业情报搜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关注一些包括商业信息战在内的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事件和情报，是江及其所在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　　按常规来看，由国安部门参与调查的案件，如果明确表态称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就基本上代表了已经证据确凿，否则不会公开表态。江涌说。　　江涌表示，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活动，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内有些公司的发展规划刚刚做出，就已经摆在国外竞争对手的案头。　　江涌认为，商业间谍案已经进入高发期，是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时候了。　　司空见惯的间谍案　　《21世纪》：上海市国安局公开确认力拓上海四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拘捕，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江涌：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窃取重大商业情报以及国家机密的事情太平常了。对于我们做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人来说，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21世纪》：这个事件一出来，很多人不自觉地联想起一些热播的谍战片。很多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情报窃取者为什么会从事这种行当？　　江涌：这要分几种情况：首先，有些人员一方面是一些商业机构涉华业务的工作人员，同时本身又可能是所在国家的间谍机构的人员，获取情报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种是，这些出卖国家情报者并非专业谍报人员，只是通过工作便利窃取一些重大的国家机密，然后出卖给一些需要的境外部门和机构来谋利。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被敲诈勒索而被迫从事窃取重大的商业情报或国家机密。能够使这些人员就范的敲诈无非就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个人把柄被情报机构或相关人员掌握了，然后被胁迫，较多地表现为事关权、钱或色等方面的把柄。　　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窃取重大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案例表明，有的国家甚至给自己的国民从小就灌输一种全民皆谍的意识，这样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就可能更加多元。　　获取机密途径多元化　　《21世纪》：你在3年前发表的《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中，曾谈到关于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你是否认为自己当初的警告得到了印证？　　江涌：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我们后来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我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我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从而对国家一些重大的立法和决策施加影响。某些大的跨国公司也会直接通过自己在中国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利益输送和寻找利益代理人，这些机构行为，和一些在华个人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属于同一性质，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更为系统和深远。　　应对商业谍案高发期　　《21世纪》：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化发展到目前阶段，针对商业秘密的间谍事件开始具有阶段性频发的特点？　　江涌：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国民戒防意识，与目前商业谍战高发期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年代，间谍在更多人的意识中似乎只是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事，好像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同时信息开放的意识也深入人心。于是很多重要的机密就是这样无意中给泄露了。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还有一种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金融服务机构盲目迷信与崇拜，对待这些西装革履的金融家们毕恭毕敬得像个小学生，往往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主动拿钱请那些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就这样轻易拱手送给别人。　　依法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21世纪》：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来重建我们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戒防系统？　　江涌：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这方面国外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首先是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还有比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但光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还需要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就是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同时，应当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考虑到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应该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3597 次阅读|0 个评论

“胡士泰们”从哪里来 ?--转: sunapple 2009-7-12 14:25; 2009年07月11日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胡士泰，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而在此前，这已经是一个在中国钢铁厂原料部门无人不知的人物。　　力拓被捕的这四个人和我们都有业务往来，很熟悉，周一（7月6日）我给胡士泰打电话，不通，给刘才魁（力拓被拘留人士之一）打电话，也打不通，觉得很奇怪，一位央企矿产资源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矿业领域，如果对方电话打不通，八成就是出事了。　　紧接着，震惊海内外的力拓间谍门事件被公布。　　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矿山驻华机构以及那里的员工，一时而成为漩涡中心。　　前中国籍公民、北大毕业生，现在的澳籍华人、力拓中国区业务总经理，胡士泰的简历，代表着三大矿山中国区的一部分要害人物从甲方到乙方的职业轨迹。　　他们出自何方？国际矿业巨头又如何在中国网罗和物色到这些重量级人马？他们在波谲云诡的铁矿石较量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0年前的那次重金招聘　　有关胡士泰背景的公开资料很少。　　据与胡士泰有多年往来的业内人士介绍，胡士泰生于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80年代曾在中信集团工作，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Hamersley)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仍继续留在哈默斯利铁矿工作。　　他前前后后在哈默斯利铁矿工作了快20年了。一位熟悉胡士泰的人士表示，后来，胡士泰移民澳大利亚,取得澳大利亚国籍。　　相比于胡士泰这样有着较长的跨国公司从业资历的元老，中国区更多的来自本土的高级员工加盟力拓的历史没有这么长。　　三大矿山在中国招募高级行业人才，始于10年前的1998年。这一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冶金工业部被撤销。　　冶金部曾长期承担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和改革的历史使命，钢铁业的顶级专家大多汇集于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教授许中波回忆说，冶金部解散时，力拓等矿业公司抓住这一时机，开始在中国重金聘请重量级人马。　　原冶金部炼铁处的一位处长就在这时，被以年薪30万元聘请到力拓，担任高级技术人员。　　这位处长当时是中国炼铁行业最具权威的官员之一，在炼铁领域有丰富经验、专业知识和人脉。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10年前，大多数同级别业内人士年薪大概3万，这位处长到力拓后的年薪是他们的10倍多。　　除了力拓，从1998年开始，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也纷纷在中国展开一场高级人才暗战。一位在钢铁业浸淫半生的业内人士说，三大矿商的很多中高层市场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都具有国内钢厂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　　今年4月份，在一次行业会议期间，必和必拓一位铁矿石销售人士曾对本报记者表示，来必和必拓就职之前，他曾是某中央钢铁企业的国贸公司中层。原来由于彼此之间业务往来很多，互相之间有个了解，觉得更有发展空间，待遇肯定也更高，就过去了。　　除了各方面素质，对中国钢铁业的熟悉程度，是更吸引国际矿商的一个条件。许中波表示。　　像胡士泰这样级别的员工，年薪不会低于10万美元，每年的奖金至少是工资的几倍，高的达到10倍。一位某矿业跨国公司的中国区代表告诉记者。　　和中钢协以及国内钢企比起来，力拓等矿商巨头的用人标准更高，开具的待遇是国内钢企所望尘莫及的，往往能吸引业内高级人才。许中波告诉记者，他的几位同学在博士毕业后，就进入了必和必拓、力拓等公司。　　他们在谈判桌后面做些什么　　那么，这些中国区员工以什么获得三大矿山的青睐和令人艳羡的高薪？在一年一度的铁矿石较量中，重金组建的中国区团队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正式的铁矿石谈判桌上，外方代表一般是矿山集团高层，中国区员工主要负责收集市场信息的后台工作，以供制定谈判策略之用。一位接近力拓中国区的人士介绍说，胡士泰不是谈判负责人，但由于其中国地区业务总经理的职位，他对力拓在与中方谈判时的方针、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一般的中国区员工，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熟悉、有行业丰富经验和人脉的员工，则主要负责与中国钢厂进行沟通、销售铁矿石等具体工作。　　矿业公司铁矿石销售人员的奖金相当丰厚，但与业绩直接挂钩，而创造优质业绩，需要过硬的人脉和市场开拓经验。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介绍说。　　比如，前述那位原冶金部官员已成为力拓开拓中国市场最得力的员工之一。由于其丰富的国内钢铁业从业经历，每年铁矿石谈判之时，他都代表力拓走访国内钢厂。　　平日的中国功夫　　通过中国区机构，三大矿山对中国市场的掌握和了解，或许比中钢协还透彻，中钢协只收集会员单位的生产数据，而三大矿山的中国区除了对中钢协会员钢厂下工夫钻研，还会在三四线城市的中小钢厂方面下功夫。国内一家钢厂的负责人士评价说，他们认为，中国的钢铁业太分散，主流钢企之外的企业对市场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铁矿石销售上，三大巨头的中国区显得格外勤奋。他们经常主动上门来参观访问，私底下也会进行交流。山东某国有钢企负责人说，沟通的主要内容是生产情况、开工率等，以及对行业的一些看法。　　河北钢铁集团销售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三大矿山在中国推销铁矿石的具体方式不一，包括打折、负责找船、保证稳定的货源等，但总的销售思路是以客户为中心。　　武钢国贸公司的一位中层表示，武钢作为力拓的超级客户，在与力拓高层打交道时，在姿态上，对方总是给我们足够的优越感。　　对中国市场的深度掌握，给三大矿山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　　在2002年以前，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在中国钢铁业还算不上是响亮的名字。但从2002年开始，三大矿商的高级管理人士造访中国的次数渐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于中国对铁矿石需求量开始上升，力拓位于澳大利亚的矿山开始增加产量。这家曾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代表企业，开始被美林、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将股票的信用评级定位为购入。到 2008 年，在中国需求支持下，力拓的铁矿石业务超过铜业务，成为其第一大利润来源。　　在澳大利亚，中国需求不仅拯救了力拓、必和必拓这样的老牌矿商，还催长了一批新兴矿商，FMG是典型代表。自成立以来，FMG90％以上的铁矿石运往中国。　　三大矿山在中国区人力上的巨大投入获得百倍回报。也因为此，为掌控中国这一命脉市场而发生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也就不难想象。【作者：邓瑶】;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4203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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