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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山院士:生于乱世,用60年书写中国火炸药发展传奇
Kara0807 2019-2-25 10:41
原创: 小德 德先生 王泽山 院士荣获 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年1月8日,王泽山院士走上了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这已是他第三次走上这个领奖台,被称为“三冠王”。如今他已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很多人感慨,他的获奖实至名归。 王泽山是我国的火炸药专家,中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被称作 “火药王”。 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等模块装药,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和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等,这些都是国际上较难攻克的问题。这些先进技术让中国在国际火炮领域遥遥领先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 他和火药结缘,要从他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动荡的年代说起。 甘坐 “冷”板凳,研究“热”学问 1935年他出生在白山黑水的吉林,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东北,极其混乱动荡,先后经历了伪满统治、国民党管辖时期和解放初期三个阶段。 他的父母都是中医,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家境贫困,但父亲执着地坚持家里不买房子、不买地,只供孩子上学。 为供三个孩子念书,父母特别操劳忙碌,母亲还兼着帮人接生。王泽山从小也得帮着家里做家务。 他的父亲是一个特别开明睿智的人,具有敏锐活跃的思想和深邃的洞察力,给了儿时王泽山思维方式的启蒙,让他从小就思维活跃。王泽山很小的时候,东北大部分地方已被日本扶植的 “伪满洲国”所占据,伪满洲国强迫国民接受他们的“伪满”教育,让东北的国民误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 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教育他, “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父亲的话深深镌刻在他幼小的心里,他深感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 父母的宽容厚道让他学会了如何很好地与人交往,受父辈勤劳的影响和艰苦环境的磨练,他从小就养成了奋斗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 儿时他就立志:要为中祖国的安定、国防的强大奉献一生。 年轻时的王泽山 1954年,彼时刚过去的抗美援朝让每个中国人都深感:强国方能御辱、强国先要强军。高中毕业的王泽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被称作“共和国军事科技黄埔军校”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他还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陆军系统的火炸药专业,这是个冷门专业,研究火炸药非常危险,不易出名,容易坐冷板凳。他是班上唯一一名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他相信:只要是满足祖国需的专业,都能光芒四射。 从此,他把火炸药研究当成了毕生的使命。 早年的哈军工因注重宽广而深厚的基础教学而得名,课程设置多、覆盖面广、学时很多。 紧张的环境中,他仍然有序安排自己的活动空间,常在图书馆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学报和各类杂志,扩充知识。 一次他在物理化学考试得了满分,他的老师曾石虞教授看着他的试卷说, “我应该给你高分,因为你对绝对零度下的物质状态与性能有着教学内容外的理解。” 哈工大读书时有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他的一位高一届学长在研究高能推进剂时,因操作不当发生事故身亡。这让王泽山一生都铭记:做科研一定要有非常严谨的科研精神,特别是火炸药行业本身就危险度极高。大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留校任教,继续进行推进剂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6年文革到来,他因参加了一项特殊、紧迫的研究任务而幸免了文革政治旋涡,期间还接触到当时较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国外科技资料。 文革十年他得以专心致志做学问,成功地将计算机技术、诺模图设计原理引入到中国火药教学、科研和火药装药学体系中。他充分发展了火药及其装药 “解析设计”、“表解设计”和“诺模图设计”的理论和设计方法。 文革结束时他的学术著作已经问世,他成为了我国火炸药学科的带头人,创立了 “发射装药学”。正逢1978年中国科学界迎来了的春天,不惑之年的他拨云见日迎来了大展宏图的时机。 火炸药轮储是国家国防战略需求,我国每年产生万吨以上的退役国库轮储火炸药极难处理,容易成为污染源。 为解决这项问题,他针对不同类型的废弃火炸药,从系统工程方法入手,提出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途径,包括:对废弃火炸药状态和价值评估分析,处理过程的优化等方法,提出了对再加工过程和最终产品的安全性、感度和毒性的研究以及安全粉碎技术的研究等。 他的《废弃火炸药的处理与再利用》,目前已成为我国废弃火炸药资源化再利用研究和实践的指导理论和技术基础。 不久,他又发明了具有环境温度自适应性的 “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已在多种型号武器中装备应用。 接着,他发明的 “远程、低过载发射装药”,使我国身管武器的射程、最大发射过载、炮口动能等核心指标领先于国外,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他建立的 “最大膛压低、作功能力高”的弹道过程,提高了装药的作功能力和装药的燃尽性,解决了武器膛压与初速相互制约的难题。这项发明已经推广应用到我国的武器装备当中。 很多人都好奇,是什么驱动他一直在创新? 创新就是要解决别人没解决的问题 王泽山现场带学生 对此他表示:他一直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 做研究要有科学精神,要勇于担当,接受了国家任务就一定要做好;除了高度的责任感,在执行任务时,科研工作者要敢于超越并始终保持精益求精。 科学态度,容不得巧劲,不要追求短平快的项目;要能坚持,遇到困难不要动摇。自己有些 “很聪明”的同事,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思维和似乎有价值的观点;他们经常在研究高峰期间突然提出一些更动人的见解和新的方向。他们立志快,转变快,结果往往一场空。 关于科学方法,他认为:人要准确评估自我,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所能掌控的范围。在课题研究中,要随时约束自己的行动,懂得取舍才能完成选定课题的攻关。 其次,科研工作者需要具有 “追求本质”的思维方法,即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众多因素中找出事物的核心或本质。带学生时,他就反复叮嘱他们不要流于表面,要对实验中获取的各类数据进行反复核对、仔细分析,不要忽略、放过期间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化,引导他们发现实验中最本质的变化。 最后,他强调,遇到问题多问几个 “为什么”,问过和思考过后,不仅扩大了自身对问题的认识范围,也让自身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准确了。 问了 “为什么”,问题往往还没能解决,这时还要继续问它还存在什么其他问题、能不能做到比现在还好、怎么做才能比现在还好,这也就上升到了研究“怎么做”的高度。 他 62岁时,已是“双冠王”,在很多人看来完全可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而他认为在火炸药领域,中国需要加深认识和亟待攻克的难题还很多,他要做的还很多。 62 岁挑战新高度, 80 岁仍进取 火炮,打击远近不同的目标时,需要切换不同装药模式,这项操作繁琐又费时。对此,英、美、德、法、意五国科学家曾联合开展过研究,耗费巨资、历时多年,却也无法突破瓶颈问题。 60多岁的王泽山果断瞄准了这一课题,开始努力攻关。 研发实验中,他异常精细,他经手的实验数据,无论过多久都能清楚记得。 2013年冬,78岁的王泽山前往阿拉善靶场做实验,实验需要将不同重量的药粒装入不同型号的药筒之中。他怕工人出错,就一个人早早来到工房,在零下27摄氏度的严寒中,蹲在地上将药粒一份份用大天平称好、装好。等装药工人来时,他已将实验用药全部准备完毕。 火炸药实验颇具危险性,为了准确获取一手数据,同时为保证整个实验过程安全有效,他总是坚持亲临现场指导实验。现已年过八十他,仍奋战在科研一线,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时间待在条件艰苦的试验场地。 现在除了工作,生活中他喜欢追求新鲜事物,他不服老、爱学习的态度活出了 “80后”的样子。 他每天走路健步如飞,精力充沛;喜欢用微信以及其他 APP与年轻人进行交流。同时他还严格管理自己的时间,每次参加完会议就会很快离开,拒绝参加会后各种饭局。他说自己时间很紧,要留更多时间去学习和研究。 他有一边走路一边考虑问题的习惯,去别的办公楼办事时,经常从前门走进去,又直接忘我地从后门走出来;在火车的卧铺上,他上厕所时也思考问题导致返回后睡错了铺位;有时在家夫人给他倒上咖啡,他经常因忘了喝而让夫人热了一次又一次 …… “王老师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他身边的人都这样说。王泽山家里的灯,是整栋楼里亮的最早、灭的最晚的。只要没有特殊安排,他会在晚上九点半左右休息,凌晨两三点起来工作。对此他说,“白天的事情太多,凌晨特别安静,适合思考问题。” 他会在上午 9点赶到办公室,和各种人商量事情;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工作。 与人打交道,受父母影响他待人宽厚,从不摆权威架子,也不习惯命令别人;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意见,认真倾听,也不随意打断别人的说话;获得了荣誉,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与校外单位联合开展项目,他从不计较研究经费分配,成果也是大家共享。他一直教育身边的人, “做人要诚恳和宽厚,大家一起共事,首先要考虑别人。” 今年 84岁的王泽山已经撰写了14部学术著作、百余篇研究论文,为我国发射装药学从相对单一的学科体系向火炮、弹丸、火药和弹道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他培养的 90多名博士研究生中,不少人已成为了中国火炸药学科、技术研究或生产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目前,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奔走在火炸药研究的路上,他认为自己的生活早就和科研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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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81岁印度裔图灵奖得主罗杰·瑞迪:我与人工智能的60年
Kara0807 2018-11-21 09:22
本为来源:澎湃新闻 1956年,标志着人工智能诞生的达特茅斯会议在美国举行。会议上,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Lisp语言发明者、图灵奖得主)说服了与会者接受“人工智能”作为该领域的名称。 两年后,21岁的罗杰·瑞迪(Raj Reddy)开始接触计算机,不久,他成为约翰·麦卡锡的博士生。与导师一样,罗杰·瑞迪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早期开创者,还因此获得了1994年的图灵奖。在斯坦福和卡耐基梅隆超过50年的教育生涯里,他培养出了李开复、沈向洋、洪小文等计算机学者,后者先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罗杰·瑞迪获得1994年图灵奖 传言说,瑞迪在1966年首届图灵奖颁奖仪式现场暗下决心,希望自己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如今半个世纪过去,距离他自己获得图灵奖也已过去了24个年头。近年,作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瑞迪频繁出现在中国大众的视野里。2018年9月,他在上海参加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1月,他受邀参加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庆典并接受记者采访。他讲述了人工智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与个人的科研之路。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工智能其实就是利用新的技术去解决人类之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当记者询问目前“人工智能”一词是否被滥用时,他回答道:“人工智能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形式,而有百万种形式,一切的关键在于创造技术以提高效率。” 罗杰·瑞迪出席2018年“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暨微软教育峰会。 罗杰·瑞迪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研究所的创始领导人,从事AI研究已超过50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语音理解、图像识别、机器人等。 1991年到1999年,他担任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目前,81岁的他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机器人专业的Mozah Bint Nasser讲座教授。 “我的整个人生都很幸运,但重要的是,你需要活的足够长” 1937年,罗杰·瑞迪出生于印度中南部的一个普通家庭,他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工程学院获得了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他的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谈到个人经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的整个人生都很幸运,一切都发生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 大学毕业后,瑞迪申请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实习生项目,很幸运,他被选中了。在一年的实习之后,他思考开始: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决定读研究生。“我申请了斯坦福,然后被录取了。我去了那里,刚好有一个教授,他是我的导师。他说,我要去研究计算机,你跟我一起吧。我就去研究计算机了。每一步,我都很幸运地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 但他也承认,这种“很幸运”的说法或许只是简单化的解释。他相信幸运只垂青有准备的大脑:“你可以身处正确的地方,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可能就没有资格获得机会”。去澳大利亚为IBM工作之前,瑞迪已经很熟悉电脑了。“大概1959、1960年的时候,我学会了使用电脑。” 他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也擅长很多别的事情,“比如,我在统计学拿了A+,教授说:你不应该拿A+,你甚至不是我们学院的学生。”瑞迪认为他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统计学家,但他选了做AI。 他还半带幽默地分享了一个人生秘诀:“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活的足够长。如果我像图灵一样早逝……图灵很年轻就去世了,还有别的人……很不幸,伟大的人大多都早逝。” “你想想,人们花了多少时间才学会飞行?” 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发明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1958年,罗杰·瑞迪开始涉足计算机领域。他回忆,那段时期,人们突然意识到,除了计算乘法或加法之外计算机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他记得当时人们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计算机会下棋吗?“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人会下棋,那他就会被认为是聪明的。所以AI被定义为‘计算机是否能下棋或证明定理’,仅此而已,没有别的。” 1963年,瑞迪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做AI研究。斯坦福和MIT、卡内基梅隆大学一起从哈珀得到了第一笔主要资金。那时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们:什么是AI研究?他们这样回答:让计算机去做人类独有的事情,例如思考、改进定理、能看、能听、会走。“对人类来说,这很简单,但问题是如何让计算机学会。” 1976年,他的研究团队开发了语音识别系统Hearsay I和Harpy等,前者是世界上最先能够执行连续语音识别的系统之一。 1979年,他建立了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研究所,这是全美所有大学中第一个机器人研究所。1988年,卡耐基梅隆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提供机器人学博士学位的大学。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人们远远不能做到让机器像人类一样行走。“即使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构建一个顺畅步行的机器人。但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也许需要十年,也许是一百年,我不知道。” “你想想,人们花了多少时间才学会飞行?人类一直在思考飞行,比如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飞毯,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想象。”瑞迪借飞行来类比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人们花了几百、上千年的时间发明了第一架飞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让机器走路、能听、会看上。” 罗杰·瑞迪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 六十年前,他以为人类能在十年内解决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难题。但现在他意识到,“我们只是在表面搔痒,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些AI系统已经非常擅长语音识别了,但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够完全接近人类的表现。机器可以听懂一些语言,比如英语、普通话,但还有上百种其他的语言,没有计算机能听懂。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努力。 “1972年,我花200万美元买了一块40兆字节的硬盘” “有人问我,那时候做AI研究比现在难吗?不,并不难。” 60年前,计算机的储存能力、带宽、计算能力都严重不足,研究者们必须从本质上发明方法来把信息数字化。 瑞迪回忆起1972年他花二百万美元买了一块40兆字节的硬盘,这是一个如今看来难以想象的价格,但确实发生在历史上。 1956年,IBM发明了第一个机械硬盘HDD(Hard Disk Drive),内存只有5兆字节,体积却有两台冰箱那么大,重量超过一吨。 1956年,IBM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机械硬盘。 20世纪60、70年代,14英寸硬盘体积大如微波炉。 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从8英寸硬盘开始,硬盘才进入民用市场。 “现在你花50美元买的手机都有上千倍的储存空间”,他还推测,再过三十至四十年,人们将拥有一百万倍的计算能力,这将使人类能够做今天所不能做的事情。 “人们不知怎的被冲昏了头脑” 近年来,人们看到了波士顿动力的人形机器人,看到了自动驾驶的汽车,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隐忧开始出现:机器会攻击人类吗?自动驾驶汽车出了车祸谁来负责?关于这些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瑞迪认为,不能把机器与人对立地分析,似乎好像只有机器会出现伦理问题,而人类不会。“任何适用于人类的伦理也适用于机器;任何适用于机器的伦理也适用于人类。” “让我们先来解决人类的伦理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战争?为什么我们会有霸凌?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坏事?每天我们都会看到有人枪杀了十个人或者五十个人。社会有责任保障公民的安全,伦理就是伦理,没必要把机器和人类分开来。” 瑞迪对人们的担忧表示不解,“人们不知怎的被冲昏了头脑,仅仅因为AI是机器驱动的,就觉得它会做各种坏事。”他认为,首先,伦理问题不是机器特有的,人类开车也会出车祸。而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系统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譬如车祸肇事、杀人行凶等等,这些规则也同样适用于机器。“不管是你开车,还是别的代理开车,都应该受到与人类一样的惩罚。这意味着,驾驶这辆车的特定软件必须被处以五年监禁。” “但我们无法惩罚一个软件,这没有意义。”面对记者的质疑,瑞迪回答:其实是可以的。这背后有它的经济价值。当我把你关进监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被禁止与社会交往。同样的,软件可以被禁止与社会互动,直到漏洞被修复。 他认为,人们所应做的是设计相当的、等同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因噎废食。“比如创建软件的人必须为死者支付1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社会或者政府会想出这样的规则。” 话题的最后,他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现在每年有五百万人因车祸死亡,假设我给你一项技术,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死亡,你会简单地说不要用这个技术而任由五百万人死亡吗,仅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将软件投入监狱?
个人分类: 德先生|688 次阅读|0 个评论
他六十年后拿诺奖,就靠几篇无模型、无数据、无套路的三无论文!
热度 9 liyou1983 2018-10-1 09:5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奖季节。尽管今年文学奖好像暂停,但其他奖项还是很刺激国人神经的,某些奖项还刺激得很厉害。曾经连续猜测某一奖项,一直未中,今年依然猜罗默、费尔普斯获奖。而 拿诺奖,某人就靠六十年的几篇无数学模型、无数据分析、无写作套路的三无论文,其中一篇还是读本科时的学习成果。 某本科生,成绩平平,腿有残疾, 1929-1932 年就读于英国当时成立时间不长的一所学院,毕业后到一所中专学校任助教,一学期开了三门课。 1934 年写了一篇论文,没有数学模型,没有数据分析,也没有论文写作的常规套路的三无论文,不如说只是一篇有想法的随笔。尽管该学科六十年前开始数学化、定量化,三十年前开始中立性、科学化。 写出后,过了三年,偶然发表在一份并非大牌、比较小众的刊物。 默默无闻了二十年,在助教、小公务员、在职研究生之间转换,学历、专业、职称毫无亮点,几乎再无论文发表。到了油腻的四十多岁,在职混了个博士学位,国内呆不下去了,移民到了美国。 十年后, 1960 年又发表了一篇论文,依然是没有数学模型,没有数据分析,在论文写作的套路上甚至还不如 1937 年发表的那篇。实际上就是一些社会新闻的罗列和作者想法的絮叨,一篇有想法的笔记。这次刊物的档次高了些,但也不是该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牛刊,而是一份交叉性或边缘性的刊物。 三四十年后,早年的随笔被人们无意翻到,偶有引用,渐有谈论。 早就过了退休年龄,大学毕业也即将 60 年,活着 快成了他人的回忆和政府的累赘, 发表的所谓论文钉起来不过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瑞典 1991 年深秋传来消息:诺贝尔奖有您!( 他的同行 Leonid Hurwicz 数学虽好,90岁时才获诺奖。) 又过了二十多年,在一百多岁的开挂年龄,默默离世。 但他的国家,他的祖国,他的敌国,同道们都举行了追思,感念他的学术或思想。 当然,国内众多的大学和学生说:不能学他,他是老外,他是特例!时代翻页了,学术进步了,这个专业,如果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不会建模、统计和计量,不发表 N 篇论文,书都读不下去,论文都看不懂,本科、研究生都毕业不了! 还想到大学当老师?没门!即便照顾残疾人,混进去,三年、六年就 1 篇不上档次的论文,早就被开了。又二十年未发表论文?幼儿园小姐姐的各项成果都比你这个糟老头子多吧?赶紧回家,每天来幼儿园接送孙子!(好像不对,科斯这样的人,现在恐怕连女票都没有吧?) 不过,许多学了数学,用了数据,发了一篇篇牛刊,真能看得懂他那几篇三无论文吗?所做的工作可能就是消费了一批笔墨和粮食吧? 他是科斯( Ronald H. Coase , 1910 年 12 月 29 日— 2013 年 9 月 2 日),初为英国人,后为美国人,现在是宇宙人,他的学术或思想影响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的开放和发展。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Economica . 4 (16): 386–405. 1937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3 (1): 1–44. 1960
个人分类: 不求甚解|2521 次阅读|19 个评论
中西医结合感染病研究60年
fqng1008 2018-8-12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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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医院乘风破浪60载
热度 3 lilianda 2015-7-6 08:50
西苑医院乘风破浪 60 载 李连达 1955 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但无医院,上级决定在华北行政委员会职工医院(后更名为西苑医院)及新建成的阜外医院任选一家做为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 西苑医院位于风景区,毗邻颐和园及圆明园,医院外是三面荷花一面柳,万绿丛中一点(红柚)。院内则是小桥流水,桃林鱼塘,远望万寿山,近观花红柳绿,环境优雅,胜似御花园,符合中医特点,更符合养生延年之要求。而阜外医院地处繁华市区、西式建筑,更符合西医院要求。因而最后选定西苑医院做为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 建院初期只有一百多张病床,约 150 名医务人员。其后从全国各地聘请了黄竹斋等十多位老中医和几十位青年中医及西医。并在西苑医院举办全国第一期及第二期西医学习中医班,成为中医研究院工作的骨干。目前全院职工千余人,病床 500 多张,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中医院。 当时创办现代化中医院,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物,没有成熟经验,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西医互不了解,没有共同语言阶段 工作中不协调,甚至出了不少笑话。有位青年中医遇到股骨头坏死病人,开了张 X 光检查单,照相部位是“环跳”,放射科的西医大夫不知“环跳”为何物?在哪里?成为一大笑谈。有位青年西医给肾炎病人作血尿检查。有位老中医勃然大怒,竟敢对病人“伤津劫液”,把西医批的汗流浃背。甚至还有人主张中医临证不临床,只设门诊,不要病房。 二、西医诊断,中医治疗阶段 中医西医在学术上互不了解,在工作上需要很好的配合,于是创造了中西合作的新模式,每位病人先由西医作出诊断,再由中医选方用药进行治疗。配合工作,提高了疗效及诊疗水平,增加了中西医之间的互相了解,开始有了共同语言。 三、西医学习中医,出现了中西兼通的“两条腿大夫” 出现了中西医结合的新模式。全国第一,二期西医学习中医班在西苑医院举办,以后在全国推广,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院举办了全国青年中医学习西医班。这些学员不仅成为西苑医院,也成为全国中医药研究的骨干及领军人物。中西医结合由工作上的配合,人员合作,发展到学术上的结合,逐渐形成中西医结合新理论、新模式,推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在1956年北京医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分配到西苑医院工作,经系统学习中医后,从事17年的中医儿科医疗、科研、教学工作,在儿科学界成为小有名气的中西医兼通的儿科专家。本应在中医儿科方面继续努力,作出更大贡献。但在全国麻疹大流行、合并腺病毒肺炎,病死率高达20%之时,苦于没有高效速效的中药可用,也无抗病毒西药可用,在面临大量患儿死亡的痛苦时,我毅然决定,必须研究适用于抢救危重患者的速效、强效中药。于1974年我丢掉了工作17年的心爱专业儿科,从零开始,从9平方米的厕所开始开展中药研究,创立基础研究室。竭尽全力推进中药现代化研究。 60 年来,我与西苑医院共成长,披荆斩棘,逆流而上。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迷茫,也有被压制被打击的遭遇。更有突破逆境,与豺狼虎豹斗争到底的决心。踏破青山春常在,壮志未酬再奋蹄。 我的座右铭是: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热爱中医事业 为了人民的健康长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485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60年距离测量的演变
jlpemail 2010-10-13 16:46
作者:刘基余 期刊:海洋测绘 2010年 02期 60年距离测量的演变
个人分类: 资料库|198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七律 新中国6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pedestrian99 2010-5-10 23:54
其一 经济总量增七七,贸易发展国力起。 宏观调控财政举,城乡统筹教育提。 粮食增长工业化,公共卫生体系立。 居民生活小康齐,科研开发硕果喜。 其二 满目疮痍废墟建,生机活力大国现; 贫困落后世人怨,富足发达全球羡; 三十改革今昔非,巨龙翱遥领群端; 六十甲子沧桑变,华夏腾飞映宇寰。
个人分类: 诗词歌赋|3796 次阅读|0 个评论
爱我的祖国
chile 2009-10-7 19:59
刚看了一组保国庆特警被民众宠爱的照片,让内心很是激动,这可能是最近国庆期间又一个让我感动的事情吧!人们或是远处,或者近处和特警取景留念,人们的表情是那么高兴,尽管我没有身临现场,看了让我血液流动加速。
个人分类: 自愚自乐|2853 次阅读|1 个评论
1949的纪念
sciencenews 2009-9-28 14:05
去年,正值科学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科学的春天之际,我们开启了新版《科学新闻》的试刊工作,很自然地选择了1978:科学原生态这个题目,用我们深入的采访和细致的观察,透视了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科学界那些其实波澜不惊的故事。 今年年中,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公布今年增选院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希望从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选举中,探索那些学界永恒的主题。 如今,乘共和国60年大庆的契机,《科学新闻》的采编团队再次全体出动,执著地还原在政权交替的动荡中,前辈学人的原初状态。 于是,便有了我们这期专刊《1949:科学进行时》。 在基于抢救式地与历史当事人的深入对话基础上,我们完成了这组原创稿件,报道了当时还是中央大学学生的王德滋院士火线入党,参加在南京解放前夕发生的四一学生运动和激烈的护校斗争的故事,也刻画了遗传学大师李景均先生在表达了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愿景后,终于因无法忍受李森科主义对遗传科学的压制而出走美国的细节。 我们也选取了中央大学和源自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北京理工大学这两所政治背景截然不同的学府在政权交接的风雨中的不同走向。 我们的视线还延伸到朝鲜战争之后的学界归国大潮,并白描了若干经历过政权交替的学界大师们的平实故事。 我在编辑完记者用汗水凝结成的这组报道后,最大的一个感慨还是那句歌词: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那翻天覆地的大变局中,固然不乏揭竿而起,对抗国民政府迁台令的勇者,但是更多的人选择留下,是因为对颠沛流离的恐惧,对迁徙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夹杂着对旧政权的失望。 在如今足以称为大师的这些学人中,固然有由于不愿让屡经政治干涉的学术再遭践踏而拒绝迁台者,也有不少是因为听说早期去了台湾的同僚落魄在台北杨梅车站的仓库中而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同样,选择归国的很多学人,也对新政权非常模糊,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与离散很久的家人团聚。 但就是在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细节中,中国,以及中国科学,走过了1949这个历史永远不能忘却的伟大年份。
个人分类: 主编心语|3100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中国60年思想观念之重大变迁
lih65 2009-8-10 15:12
陶文昭 2009年08月10日08:30来源: 《北京日报》 新中国60年,特别是 改革开放 以来,是经济大发展、生活大变样、体制大变革的60年,也是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迁的60年,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到,中国人民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大大进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是经济大发展、生活大变样、体制大变革的60年,与之相对应,也是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迁的60年。    60年社会思想观念之变迁的两大历史阶段   新中国60年有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是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二是改革开放,开拓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境界。总体来看,前一场变革为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一场变革为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型创造了契机。   1、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历史大转折,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替代了封建主义观念。   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沉积了极其厚重的传统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虽然包含着一些优秀进步的因素,但总体上是与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相适应的。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各种思想观念又对中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的成立,要求而且必然引起思想观念的大变革。政权性质和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为人们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形成新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制度基础。在中国的大地上,社会主义社会替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替代了既有的思想观念。   2、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推动了当代中国思想观念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当时的国内外客观形势以及主观认识下,中国沿用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教条式地对待了苏联模式和经典论述。不仅如此,后来在实践中还出现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严重失误。这种情况给当时的思想观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总的来说就是比较左倾、僵化和禁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探寻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飞跃。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初步形成。    思想观念变迁表现的四个重要方面   思想观念的涵盖非常广泛,变化非常复杂。这里不可能对每个群体的各种观念的变化都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只能对社会主流的和宏观领域的思想观念变迁,即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等方面做简要分析。    政治观念方面: 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性的政治观念。   政治观念的核心是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性的政治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也有民本观念,也有亲民观念,但是从根本上,封建统治者垄断了国家的权力,普通大众是受剥削、被压迫的阶层。那时所谓的民,指的是匍匐于皇权前的臣民,而不是当家作主的人民。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引进中国,但这些观念具有阶级的局限性,而且从来就没有在中国落到实处。外部的帝国主义与本土的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人民的头上又压上了新的大山。新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民主形式,并且奠定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这些根本性的举措,使得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解放军,我们的货币是人民币,我们的公检法乃至邮电、铁路、银行都冠上了人民的称谓。真可谓人民翻身解放,扬眉吐气。   当然,新中国的实践中在什么是人民以及人民如何当家作主方面也出现过失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得本属于是人民范围的一些阶层和群体受到了政治冲击,他们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文革中采取的大民主方式,也被实践证明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并不能使人民真正有效行使民主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了四大的民主方式,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没有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但是,人民的范围比以前扩展了,覆盖了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最广大群体;实现当家作主的途径比以前科学了,着力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方式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经济观念方面: 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竞争、效益等观念深入人心。   经济观念的核心与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密切关联。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是小土地经营,私有意识、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传统式私有观念、剥削观念的否定,是巨大的观念转变,也是历史性的观念进步。但是由于理论上的局限和实践上的偏差,一个时期存在着公有变成一大二公、按劳分配变成平均主义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在确立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承认其他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的合理存在,不再把私营私有、发财致富视为洪水猛兽。承认合法的私有财产,允许适度的财富差别。这些观念更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刻的变化,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由此而引起的观念变迁最为激烈。过去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遇事等、靠、要的观念比较盛行。市场经济冲击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激励人们大胆探索、勇于竞争,促使人们寻求机遇、精打细算。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时间观念等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关政策的调整,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出现了很大变化,从单纯的温饱意识向小康和富裕意识转变,从简单的生存型消费到适度的享受型消费。    在文化观念方面: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   文化观念的核心是处于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旧中国绵延千年的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新中国思想意识上最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落实到各具体方面,引导了中国思想学术领域的根本变革,引起了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20世纪50年代是这个变革集中体现的时期。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新中国后的一个时期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并且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历史地位,他在一段时期具有特殊的影响力。随着毛泽东在重大认识上失误的出现,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盛行,思想领域出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对外观念方面: 确立了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的观念。   对外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号称泱泱大国。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使得许多人既有惧洋、也有迷洋的心态。中国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之初,成功地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挑衅,较快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积极地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人们充满着国家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当然,有一段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严峻和国内政治的左倾,我们与外部世界相对封闭,对世界事物认识有偏差、了解不全面,说了一些过头话,滋长了一些不正常的心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了,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对外观念也更加符合实际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    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观念新变革   社会实践在发展,观念变迁无止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转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必将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新变化,也需要人们思想观念有新的变化。   其一,在政治方面,要树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其二,在经济方面,要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 自主创新 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其三,在文化方面,要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 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四,在社会方面,要树立社会和谐理念,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总之,要不断强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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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逐步体现的过程
lih65 2009-8-4 15:23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是逐步体现出来的,经历了一条很不平坦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60年可以分为这么三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完成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也就是在1966年之前,这段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1956年三大改造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奠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治前提。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把社会主义比喻成东风,资本主义比喻成西风,在那个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上世纪50、60年代已经得到初步实现,这是肯定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文革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夜。1966年之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党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10年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影响很大,甚至起着破坏性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经历文化大革命10年之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8年之后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这里开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 2008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大会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从11个方面做了概括,所以这30年是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30年。 结合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经历了这样一条轨迹,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这30年,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获得充分发挥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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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兴国60年
lih65 2009-7-23 11:19
杨桃源   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当中国共产党脱下征衣,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进京赶考,一个重大的考验就迎面而来中国共产党如何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一个重大的考题也如期而至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种考验,现代政党并不难遇到。但中国共产党所要回答的这道重大考题,却是古今中外的政党都未曾遇见过: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但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执政为谁?如何执政? 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开国领袖毛泽东一句通俗晓畅、妇孺皆知的口号,即把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执政方法和盘托出为人民服务。   这一看似简单的口号,穿越历史时空,昭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有别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政党,就在于执政目的和方法的高度统一为人民服务。   这一重要理念,成为塑造中国共产党党魂的核心基石,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稳定磐石。   旧中国一切污泥浊水,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为什么能在短时期内即被荡涤一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为什么能够引爆中国人民排山倒海般的改革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的福祉服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什么能够获得中国人民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再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为什么能够上升为国家意志?因为回应了人民最深层、最本质、最永恒的关切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写着这样的宣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记载着这样多的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烈:王进喜、焦裕禄、蒋筑英、任长霞   一部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探索为人民服务规律、更新为人民服务方法的历史。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甚至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失误的惨重教训。但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来没有变。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告诫全党,宗旨和途径、动机和手段必须统一。什么时候为人民服务的规律把握住了,方式正确了,我们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新中国的建设就会一日千里。什么时候规律违背了,方式错误了,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把握规律,勇于创新,是现代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不二法门。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新命题,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如何探索和把握为人民服务的规律,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与途径的创新。   这是现实和未来摆在7400万党员面前的共同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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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基调评说
lih65 2009-7-18 17:13
汤耀国 2009 年 07 月 16 日 14:3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坚持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正确认识60年历史进程与当前现实   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日逐渐临近,从中央到地方,人们对6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国民素质以及综合国力等方方面面重大进步的关注度也在日益升温。   无论是电视台、电台还是各大报刊、网站,从今年年初开始纷纷开设有关国庆60年专栏,展开预热性报道。进入6月后,围绕人们普遍关注的国庆大阅兵和执政兴国60年等报道越来越热闹。   新闻报道的逐步升温,也意味着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敏感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相关权威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在迎接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更需特别注意把握好几个关系,如新中国建国60年来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等。   受访专家表示,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坚持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正确认识60年历史进程与当前现实,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两个不能否定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伟大历史转折,将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 在前一个30年里,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后一个30年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两段历史,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来讲,是一个整体,一脉相承。   在全面回顾总结60年的发展历程时,有关权威人士指出,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是在此前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前30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30年这么快的发展。   前30年中除经验外,其出现的教训也对后30年的发展起到特殊作用。张启华引述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以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即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引领中国走上了新的道路。   在受访专家看来,准确定位两个历史阶段为一个整体,也是对两种错误倾向的回应,正如中央在200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思想理论一脉相承   在新中国建国 60 年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产生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中央要求,应当正确把握两者关系。    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七大,被理论界认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必要的、及时的、最佳的整合。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韩庆祥对本刊表示,这一整合抓住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共同本质特征,即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   这一理论体系提出后,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高层曾特别提出,要深化两者关系的研究。   权威人士表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两者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独创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继承性,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   受访专家指出,以 1956 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及 1957 年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等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些重要思想成果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 给全党和后人树立了理论创新如何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榜样 ,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严书翰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分清主流与支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同时,权威人士指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曾犯有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也曾出现过曲折,要全面准确辩证地看到,伟大成就和巨大进步是历史的主流,而错误和曲折是支流。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能因为我们犯有错误、有过曲折而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   对待过去的错误与曲折,张启华认为,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张启华分析说,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轻率地否定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在刚刚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创造了这段历史的我们的前辈,我们永远充满敬意。    要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    60 年来,在经济领域,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人士指出,在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有力支持,就不能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 ,受访专家这样认为。   对此,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指出,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 一元化 领导体制入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的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 四化 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废止政社合一体制,恢复乡镇设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农民及农村集体的经济活动分开,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条件。   第三,实行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微观经济层面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四,实行宪法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制框架内实行改革,设计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制度规范。   房宁认为,正是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我国政治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关系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后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给予每一个中国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造成了社会价值、社会导向及社会竞争系统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   一个巨变 和 两个没变   接近 60 周年国庆日之时,受访人士提醒,必将迎来一轮基于巨大成就的庆典,但我们也不能 被胜利冲昏头脑 。高层多次强调, 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十七大报告曾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权威人士表示,准确把握 一个巨变 和 两个没变 ,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形势仍然困难、社会稳定压力依然巨大的时候,更应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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