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行为学的意义上，教育是关怀性的干预，即爱的干预，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发出的基本行为。这里的爱不是普通意义的，而是一种生产性的爱。好教育是关怀性、策略性的干预，即爱智的干预。 在认识上，从教育到好教育，是一个从爱开始，不断加入智的过程。如果说爱是教育的原动力，那么智就是教育的促进力，促使教育走向好教育。 关键词： 行为；教育；爱的干预；爱智的干预 教育是什么，是教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奠定了教育学知识增长及教育学研究拓展的认识前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质主义的解答方式看似武断，却符合人们的认识需要；反本质主义的解答方式看似高明，却更具有解析思维的意义。毕竟，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都是人类思维角度的反映，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与否。何况，教育是什么终究不能等同于教育应该是什么，前者是对人类已经存在的各种教育形态的总结，反映的是其实质内容；后者是对人类未有教育形态的构想，建构的是其理想状况。也就是说，对教育是什么的回答，本质主义的追求更适合一些；对教育应该是什么的回答，反本质主义的追求更有价值。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对教育是什么的认识，会有助于对教育应该是什么的建构。 如今，对教育是什么的认识，多从属性、功能、目的等角度入手，着眼于教育活动。其实，我们还应该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因为，活动无不由行为构成，简单地说，活动就是一组或几组行为束。而且，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判断教育是否发生，发生的教育是否符合理想，会愈加方便易行。在这一场景，认识是为了实践的。现实生活中，教育的变性或失却，就认识的原因来看，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是什么仍没有清晰的认识，往深了追究，是教育学研究者仍没有提供教育是什么的清晰认识。这样的结论是严肃的，也是符合事实的。目前，我们知晓的教育定义，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仍然是影响归属定义，它作为教育学研究的阶段性产物，曾经并依然起着重要的前提作用。但，无需讳言，这一定义是笼统的，不够清晰，也不好把握，它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从更深入的、明晰的层次，反映人类教育的实质，况且，相关研究已有了新的突破。 一、教育即爱的干预 刘庆昌 教授在《论教育性——关于“教育是什么”新探索》一文中，明确提出“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如果是有意识的，影响就成为干预；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干预，如果是善意的，即关切的和关怀的，干预就成为教育；由于仅有善意的干预并不必然成功，我们还要为干预再加上合理性（主要是策略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意愿和效果的统一。” 他推进了我们对教育归属的认识，实现了教育实质从影响到干预的认识转化，这一转化具有革命性意义；而我们的阐释，直接基于这一新的认识。 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追寻的是教育是什么，这样的追寻有一个前提，即承认人类已经存在的各种教育形态，具有共同的实质。这样的实质，可以涵盖人类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所有教育现象，也就是说，它是对各种性质的教育的概括。一般说来，人们心中或口中的教育，大都指教育事业或教育活动。 教育事业，是教育活动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具有系统性、规模性和组织性；换言之，教育事业是由多种教育活动构成的，其主要构成成分是学校教育活动。教育活动，是由一组或几组行为束构成，其主要构成成分是教育者的行为。因此，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最为深入，也最容易清晰。很显然，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针对的是教育自身，它不同于对教育行为的理解。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习惯中，教育事业或教育活动等同于教育，而教育行为却没有这个意思。 对教育进行理解，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入手，首先需要弄清楚教育性的内涵，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也不例外。因为，教育性是“教育概念最高意义上的种差”。教育性包括“干预性和关怀性”。 因此，简洁地说，在行为的意义上，教育即关怀性干预，也就是爱的干预。爱与教育的关系，学者们多有探讨，从“爱是教育的原动力”， 到“爱智统一是教育的精神”， 无不折射出爱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从教育的词源上来说，英语语系重在方法，有“引出”之解；汉语语系方法与目的并重，“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从词源上看，似乎没有明确指出，教育与爱的关系，但它们都表明，教育是先进者对于后进者的干预，特别是长者对于幼者的干预。依照常理，这样的干预理应充满了关怀性。因为，教育传承的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其目的在于培养人，天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另外，我们只要考察与教育相近的词汇，就会发现，单纯的、中性的传授，它属于培训而非教育；单纯的、邪恶的传授，它属于教唆更非教育。在任何语系中，词语的丰富性，都反映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如果无视词语之间的差异，就等于混淆了事物之间的区别。一些事物之间的区别很可能是性质差异，相应的词语根本不能通用，比如，教育与培训、教育与教唆。现实生活中，受到诟病的教育，多因变质为培训，甚至沦为教唆。培训、教唆与教育的区别，不在于操作方法，而在于其性质，培训与爱无涉，教唆与爱背离，教育却与爱一体，不可分离。因为，如夏丏尊先生所言，“教育没有了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从教育的起源而言，无论最终作如何的推断，有一点是肯定的，教育首先发生于亲子之间。这样的发生生态，就常态而论，爱必然存在于教育之中。学校教育的出现，改变的是教育的附属性质，而其本性依旧基于爱，教育责任的转移并没有以丧失爱为代价，对于这一点，任何受教育者的父母亲人都心知肚明，也都会毫不犹豫地坚持。对于教育的考察，本着生活的真相非常重要，这是任何精妙的逻辑推断、学理辨析都无法替代的，因为教育是成人活动，教育与人的成长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教育责任的转让，只是教育能力的转借，而不是教育真义的转变。因此，教育作为爱的干预，在家庭教育中是如此，在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中同样如此。 爱的干预，说明教育作为一种影响，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充满爱意的。在行为的意义上，干预比影响让我们更容易区分教育与非教育，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教育者的责任和作为；坦言之，在教育认识领域，干预超越了影响，成为了教育的最终归属，着实是一大进步。另外，这里的爱有别于普通意义， 其核心是责任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工具性，多了社会性，少了个人情怀，是一种“生产性的爱”。“生产性地爱一个人就意味着与其人的本质发生关系，与代表着整个人类特性的他发生关系”。而且，对个人的爱不能与对全体人的爱相分离，否则，“只能成为肤浅的、偶然性的爱，就必然流于浅薄”。弗洛姆的“生产性的爱”，是对这种爱的最好诠释。他认为“生产性的爱”具有关切、责任感、尊重和了解四种特征。“生产性地爱一个人就是指关切他，对他的生命负有责任；不仅对他的肉体存在负有责任感，而且对他的全部人性的力量的成长和发展负有责任感。生产性地爱一个人是与消极的态度水火不相容的，是与在爱一个人的生活中做一个旁观者水火不相容的；生产性地爱就是劳作，关心对象的成长，对此负有责任感”。“尊重不等于畏惧和屈服，它是指对人如实了解，并充分意识到对象的个性和独特性的能力。要尊重对象不可能不对他有所了解；关切和责任感如果不以对所爱的人的个性的了解为前导就会具有盲目性”。 二、教育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爱的干预 大而言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人进化最主要的环境，教育是这一环境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培养人、成人也罢，传递文化也罢，教育作为一种干预，从起初就是主动的、外来的。无意的、被动的影响，不是干预；内在的、来自内部的影响，也不是干预。干预只发生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主体之间，自我干预是不存在的，因此，自我教育也是不存在的。但，相对于教育而言，自育是存在的，而自育不等于自我教育。教育与自育的区别，如同教学与自学。进一步说，教学是教育的主要途径，自学是自育的主要手段；正如自学绝不能归属于教学一样，自育也绝不能归属于教育。教育作为爱的干预，准确地说，只能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爱的干预。这样的论述似乎没有意义，其实我们既强调了教育的外在性，又强调了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资格问题。 就学校教育领域来说，教师不是天然的教育者，学生也不是天然的受教育者，任何人成为教育者或受教育者都有一个资格问题。简而言之，教育的实际发生，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产生的前提条件，在逻辑上，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同时出现。只有当，爱的干预发生于教师与学生之间，我们才能说教师成为了教育者，学生成为了受教育者。道理很简单，行为者身份的获得与行为的实际发生息息相关。正如，实施了害的人，才能成为加害者；受了害的人，才能成为受害者。而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并不必然实施了教育，学生并不必然受到了教育。目前，暴露出来的众多教育问题，也证实了这一点。就认识角度而言，忽略教育者与教师、受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区别，思维是幼稚的。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由教育者的个人活动与受教育者的个人活动交融而成，而个人活动由个人行为组成。因此，教育活动最终由个人行为构成。在一般的理解中，教育活动涵盖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行为，这样的认识重视了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符合教育伦理精神，反映了教育现象出现的缘由。但是，在认识层面，我们还得承认，在行为的意义上，教育是教育者发出的，针对受教育者的行为，爱的干预只能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教育现象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也不能混淆这一基本事实，可是，我们在活动或事业角度研究和谈论教育时，经常忽略这一基本事实，造成许多歧义和误解。在行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就是要廓清已经存在的认识误区，还原教育的真相。 诚如前面所言，教育者的行为是构成教育活动的主要成分，受教育者的行为属于后续的、因变性的。教育发生的前提是教育者进行爱的干预，单单受教育者的行为不足以构成教育活动。我们肯定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只是对爱的干预提出品质要求，并不能削弱教育者行为的重要性。如若没有教育者的行为，何来教育？何谈教育的意义？我们知道，教育者是条件性存在，但，这一条件性存在不是一般意义的，而是先决性的条件存在。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教育者行为的重要性，是因为教育作为爱的干预，是教育者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如今的许多研究或多或少在背离这一基本事实，更有甚者，将教育者的行为划归为后续的、因变性的。这与教育者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状况，而主动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是不同一的；教育者基于前期的、预设的受教育者条件，调整自身行为方式，是理性的、主动的积极作为，而不是盲目的、被动的后期跟进。也就是说，教育者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受教育者是受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教育者的责任在于进行教育，受教育者的责任在于受教育。明白这一点，对改造教育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三、好教育即爱智的干预 教育即爱的干预，回答了教育是什么。好教育指教育应该是什么，需要在爱的干预基础上进行建构。爱的干预保证了教育的关怀性，却无法保证教育的有效性。通俗地说，教育不等于好教育，教育在好坏的维度上有性质区分。在日常的谈论中，我们经常不注意教育与好教育的区别，往往言及教育，事实上却在探讨着好教育的有关属性。要使教育成为好教育，需要加入策略性；简而言之，好教育是关怀性、策略性的干预，即爱智的干预。 教育与好教育属于不同的人为事物，对不同人为事物的本质探寻，是有很大区别的。教育即爱的干预，属于人为事物 的规定性本质，只有鉴别的功能；可以鉴别一种社会活动（现象），是否属于教育活动（现象）。好教育即爱智的干预，属于人为事物的建构性本质，既有鉴别的功能，又有指向的功能；既可以鉴别一种教育活动（现象），是否属于好教育，又可以指向一种教育活动（现象），如何成为好教育。如前所说，教育要成为好教育，需要加入策略性，实现爱智的干预。 好教育是爱智统一的，爱智都不可以缺失，这符合教育的精神。教育与好教育的区分，多在认识层面，在现实生活中，绝对无智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好教育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空间中受到诟病的教育，或是因爱的不足，或是因智的不够；一般说来，受到批评的家庭教育，关怀性充足，策略性不够；受到批评的学校教育，策略性充足，关怀性不够；受到批评的社会教育，关怀性、策略性皆不足够。可以判断，关怀性或策略性的缺失，对受教育者造成的不利影响是迥异的。关怀性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干预失爱，失去真义的所谓教育会变得邪恶，人们对此种所谓教育厌恶更甚。策略性的缺失，导致的是干预无能，但教育的真义还在，人们此种教育改进的信心还在。从而，对于现实的教育问题，首先需要在认识层面进行深入的剖析，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意义也在于此。 爱智的干预是承载教育者活动的基本行为，同样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发出的，之所以说是基本行为，是因为教育者的行为是多样的，唯有以爱智的干预为其基本行为，才能保证好教育的实际发生。就今天的学校教育而言，爱智干预的能力是教育者取得教育者资格的前提条件，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爱的干预能力上，也就是说，我们对学校教育工作者的能力要求，从一开始就指向了好教育的目标，而不是达到起码的教育要求水平。今天的教师教育也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出于纯粹功利主义的目的，我们过分重视了教师的策略性干预能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教师关怀性干预能力的培养，造成了教育的失真，致使有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好教育越来越沦落为好培训。目前，学校教育领域，爱的缺失相当严重，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教育有效性的盲目追求，掩盖了教育即爱的干预的本质属性。 正如休谟问题所指，我们的确不能从教育是什么，符合逻辑地推演出教育应该是什么。但，对于好教育是什么的追求，必需以教育是什么为前提，甚至以后者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进一步的追求才不至于改变教育的本性。也就是说，对好教育策略性的追求，应以教育的关怀性及干预性为基础，至少要保证教育的关怀性及干预性，否则，所谓的好教育就会背离教育的真义，所有的追求和努力就会失去意义。在认识上，从教育到好教育，是一个从爱开始，不断加入智的过程。如果说爱是教育的原动力，那么智就是教育的促进力，促使教育走向好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好教育是教育的归属，这是人为事物的必然选择，因为，人为事物的走向，最终将为人的价值观所影响或决定。我们对教育是什么的探讨，所具有的行为学意义，将使我们更接近教育的真相，并逼近好教育的真相。 参考文献： 刘庆昌 . 论教育性 . 当代教育科学 ,2006,(15):3-6 胡德海 . 教育学原理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8,251-259. 刘庆昌 . 论教育性 . 当代教育科学 ,2006,(15):3-6. 雅斯贝尔斯著 . 邹进译 .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42-45. 刘庆昌 . 教育者的哲学 . 北京 :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89. 马斯洛等著 , 林方主编 . 人的潜能和价值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1987,234-242. 刘庆昌 . 论教育性 . 当代教育科学 ,2006,(15):3-6. 赵冲 . 论教育者的资格 .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8, （ 8 ） 12. How to Understand Education in Behavioral Meaning Abstract ： Education is caring intervention which is love intervention and basic behavior of educator acting on educatee in behavioral meaning. The love isn’t common but productiveness. Good education is caring and strategy intervention which is love and wisdom intervention . It is a process that lo ve is constantly put in wisd om from education to good education. Just as love is motivity of education, wisd om promotes education to good education. Key words ： Education ; Love intervention ; L ove and wisdom intervention 已发表。
科研话题真的很有意思！ 上研究生以来，看过生殖方面的东西，开始想研究环境毒素对附睾（精子获得运动能力的部位）的损伤机制；后来，痴迷于行为学，做过 sex behavior ， social behavior ， anxiety behavior and cognitive ability ，做行为学，研究机理离不开 brain ，后来总是想把脑和生殖联系起来。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突破口，今天 F1000 推荐了一篇 interesting paper “ Does semen have antidepressant properties? ”、 一看题目，就给人好奇的感觉，这就是科研的魅力。 摘录一些推荐评论，英语好的可以看看， We found this paper interesting because, regardless of the article title, this research raises a pertinent question in psychiatry: what makes women more prone to develop depression? Trying to consider this issue, the article draw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biological factors in female depression. In females, depression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reproductive outcomes such as death of a child, miscarriage, and menopause. From the fifth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rain monoamines in modulating psychological life an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ental illness,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psychopharmacology. B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hormones and the immune system remains open, and has not been fully elucidated. Employing a ‘police language’, we can claim this is the curious case of penile-vaginal intercourse and depression in women. This study explores an interesting hypothesis trying to find out to what extent the use of condoms may be related to emotional distress in some people. For this, Gallup and colleagues test a hypothesis put forward by Ney {1} suggesting that prostaglandins, a component of semen, may actually be useful in treating depression. The authors decided to look for a correlation between condom use and levels of depression in undergraduate women. Their headlin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women having sex without condoms (often using alternative methods of contraception) were less depressed than those using condoms; 2) the numbers of reported suicide attempts were proportional to consistency of condom use (less consistent use was associated with fewer suicide attempts); and 3) for those not using condoms, depression scores increased with the time since they last had sex. A closer look at the third headline result reveals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is study and deserves a careful reflection. For females who did not use condoms, length of time since their last sexual encounter was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same was true for females who reported using condoms some of the time. However, for those who used condoms most or all of the time, these correlations were near zero and not significant. Thus, for sexually active females who did not typically use condoms, depressive symptoms increased as the amount of time since their last sexual encounter increased. For the authors these (preliminary) data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semen may antagoniz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with evidence that shows that the vagina absorbs a number of components of semen that can be detected in the bloodstream within a few hours of administration. Does semen make women happy? Do we call this research ‘weird science’? There are perplexing studies that fail to innovate, adding little to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generate controversy by the assumptions associated with it or for the conclusions that are reached. The science also advances thanks to the controversy and the discussion of differing points of view; this is the case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Gallup and colleagues that provides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Among many questions that this study does not clarify, it is unknown whether the hypothetical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semen is the result of purely local or topical action, and what is the role of specific brain neurotransmitters and, in particular, of endorphins. The authors, like all good scientists, consider som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their findings. These include whether using an oral contraceptive, being in a relationship or taking part in high-risk activities might have an effect on depressive scores. In future research, 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include more homogeneous samples, and 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try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samples with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ry to use a research protocol in which the analytical variables (hormones) are consistently related to clinical and psychometric variables.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this article is worth reading because it equates the problem of hormonal factors in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life and the emergence of some mental disorders. Knowing that women tend to be very prone to depressive disorders, this article calls attention (although it cannot show) to the specific role of the female genital tract on the absorption of certain hormones. For further reading, see refs {2-10}. References: {1} Ney PG, Med Hypotheses 1986, 20:221-31 . {2} Robertson SA, Cell Tissue Res 2005, 322:43-52 . {3} Thornhill and Gangestad, “Th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Human Female Sex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125 . {4} Brody S, Biol Psychol 2006, 71:214-22 . {5} van Anders et al. Human Nature 2006, 17:212-37 . {6} Su et al. JAMA 1993, 269:2760-4 . {7} Nelson RJ,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ndocrinology.” Sunderland MA: Sinauer Associates Inc, 2000 . {8} Levin R, Sex Relation Ther 2007, 22:135-148 . {9} Brody S, J Sex Med 2010, 7:1336-61 . {10} Costa and Brody, Arch Sex Behav 2010, 39:1-2 . 呵呵 有木有意思 意思有没有
Guangying Luo （SXAU） Application of Animal Behavior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人类健康理念的不断提高，环境毒理学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古老的动物行为学研究与环境毒理学的交叉，为毒理学研究指明了新的道路。本文综述了动物行为在环境毒理学的应用，对环境毒理学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Abstract: With the raise of human health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research has been attach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Ancient animal behavioral research is applied in toxicology filed, which opens up a whole new way. This paper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animal behavioral study in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field, which affords benefit for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research. 关键词 ：动物行为；环境毒理；学习记忆；情绪行为；社会行为 Keywords: anim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toxicity; learning and memory; emotional behavior; social behavior 1． 动物行为的概念 什么是动物行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动物行为，没有一个普遍的定义。 动物为了自身眼前的存活和未来基因的存活所作的任何事情，这是行为的一个最简单定义。为什么说是为了自身眼前存活和未来基因存活的呢 ? 因为有些行为对自身的眼前存活是不利的，甚至因为这种行为它自己会死亡，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自身存活，也是为了未来基因存活，只不过亲代为了子代牺牲了，这种行为对他自身存活不利，但是对他未来的后代存活有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基因的存活有利。所作的任何事情一定是动物的一个个体、一个整体所干的一件事，而不是指它体内的生理活动。另外一个定义，行为是动物在个体层次上 ( 不是在体内的某个器官，或组织细胞的层次上，而是特别强调在个体层次上 ) ，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内在生理状况的改变所作出的整体性的反应，并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这是行为的第二个定义。这个定义首先强调在个体层次上而不是以一个器官、组织、细胞为单位，更不是以基因为单位，在个体层次上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内在生理状况的改变所作出的整体性的反应，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 。 目前，环境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社会压力、不良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影响生物生存的关键因素 。为了从宏观上更直观的去观察风险因子对生物机体，特别是人类造成的损伤，从而为分子生物学水平的分析奠定基础，我们将动物行为的研究与毒理学的研究进行交叉，更系统、更为全面的来分析、阐明影响人类健康的风险机理。 2． 实验室动物行为学研究的优越性 动物行为学操作简单易行，特别是针对实验室的行为学研究。观察评价，通常指笼子的旁侧观察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环境兽医学领域。通过对动物行为学的观察，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看到环境风险因子对机体造成的损伤，其具体的优越性主要突出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环境毒理学领域，一些典型、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学，可以作为动物毒理学研究的指示信号；二、 环境风险因子对机体的自然发生的一些行为学变化，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而且，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行为学研究成为组学研究筛选功能性基因的一种手段。通过行为学筛选，越来越多的新的功能基因被发现，从而为生物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实验室动物行为学研究技术在环境毒理学领域中的应用 动物行为学研究越来越呈现整合的研究趋势，除了动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之外，吸引了神经生物学、心理疾病学、分子生物学、功能基因组学和遗传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最近若干年以来，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发展迅猛，神经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平台已经建立得比较完善，但由于我国缺乏动物行为学基础研究的系统积累，这些前沿学科与重要动物行为学有机结合的研究还很有限。 然而，行为学研究技术在药理和毒理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环境毒理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动物行为学的应用到环境毒理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学习和记忆行为 学习和记忆是两个相联系的神经过程。学习指人和运动依赖于经验来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的神经活动过程。记忆则是学习到的信息贮存和 “ 读出 ” 的神经活动过程。大脑在人的一生中一直处于发育的过程，而且大脑的发育很容易受到外界风险因子的攻击，特别是胚胎、婴幼儿和青少年以及老年阶段。大脑发育障碍势必会引起学习和记忆的功能障碍。 Yinyin Xia （ 2011 ） 等通过水迷宫检测了亚慢性暴露于环境致癌物苯并芘大鼠的学习与记忆水平，结果发现 2.5mg/kg 和 6.5mg/kg 处理组的大鼠的学习和记忆水平明显降低 。 Chris 等 (2010) 通过 T 型迷宫和水迷宫检测了孕期暴露羟考酮 30 天（ 15mg/kg/day ）对后代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羟考酮严重损伤了后代大鼠的学习记忆水平 。 3.2 情绪行为 情绪是生理上一种体验，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7 种，而行为可以说是情绪的终极体现。行为表现的越强说明其行为越强。如果情绪行为障碍，直接影响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流以及学习。 Yale Abreu-Villaca, et al (2008) 通过高架迷宫检测了联合暴露于乙醇 (2g/kg) 和尼古丁（ 50ug/ml ） C57B/L6 小鼠的焦虑水平的改变，结果发现青少年时期长期吸烟和酗酒会引起成年的焦虑行为的增强 。另外， Aldina Venerosi, et al (2010) 通过 Light-dark ， Forced-Swimming 检测了孕期暴露于有机磷农药毒死蜱的后代小鼠的情绪行为的改变，结果发现孕期暴露于有机磷农药毒死蜱只是增加了后代雌鼠的焦虑行为，未发现雄鼠有明显改变 。 3.3 社会行为 动物的社会行为就是指群居在一起的动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社会行为的表现直接受大脑的控制，大脑的发育受到影响，直接影响动物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体现。 Banafsheh, et al (2010) 通过 Social recognition test 和 Social investigation test 检测了孕期暴露于多聚联苯（ PCB ）的后代大鼠的社会行为学的变化，结果发现严重损伤了后代大鼠的社会行为，而且发现这些行为学障碍缺陷与自闭症的典型特征相似。因此， PCB 有可能是自闭症的风险因子 。 4. 行为学研究在环境毒理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 以美国为首的 “ 人类基因组计划 ” 的 DNA 序列测定部分即将完成。而基因的 DNA 序列信息仅是基因资源开发的第一步 , 更重要的是基因的功能信息 , 特别是与人类重大疾病和重要生理功能有关的基因信息 , 有着巨大的应用与开发价值。一个以基因组功能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功能基因组学 (Functional genomics) 时代即将到来。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重大的进展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建立大规模功能基因筛选系统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 这对于使我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及时转入功能基因组研究阶段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 随着人类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 , 也需要功能研究来验证。而基因功能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开展还不多 , 大部分是在细胞水平上的研究 , 在动物整体和活体水平上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更为罕见 。 建立功能模型筛选基因功能用动物行为学作起点 , 能从整体和活体动物的水平上全面观察基因的功能 ; 一旦发现行为学变化 , 能比较有意义地指导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虽然其本身不是直接研究分子机制 , 但能为将来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因果关系的基础 。 实验动物学是动物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 如能在基因功能研究方面发挥作用 , 将成为连接动物学和遗传学、 神经生物学的桥梁。这种交叉又以动物行为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式 , 将使古老的动物行为学研究方法加入崭新的内涵 , 其研究方式也将增添大量现代化的内容 , 不仅为神经系统新基因的功能研究提供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起点 , 而且无疑对动物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 因此，行为学研究与毒理学结合的同时，再与功能基因筛选平台相交叉，会为我们毒理学研究的靶标寻找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Jeffrey Cohn, Rober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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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能有多高智商，恐受人冤枉； 鸟能有多大能耐，也被人低估。 骗人和唬人，是很高级的行为，绝大多数动物不会。 这些行为需要动物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能够判断其他动物的想法和意图，然后还要采取行动。 知彼知己，是很高级的认知水平。人的心理学有较多研究，而动物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还不多。 最近有些研究提示，猪和鸟可能懂得骗和唬，如果这样，那么也许它们脑袋有些部分是很厉害的。 不可低估猪脑袋 英国St Andrews大学的Byrne和Bristol大学的Held今年9月28日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介绍猪的认知能力。猪是社会性动物，在野外生活时，一般家庭的组成是一只公猪、几只母猪及后代，它们一道觅食。猪能识别个体，如果发生冲突以前，两只猪有时间观察对方，那么直接见面时冲突会相应减少。猪有较好的空间记忆力，在某地发现食物后，过些时候还记得赶快去那找食物。如果猪发现两个地点的食物量不同，下次会先到食物多的地点。 猪骗猪的实验最初是Held和Byrne于2002年在《动物行为》杂志上报道。他们发现如果让两个同性的猪一道参加实验，其中A体重大于B，而且A打得过B（学术上把俗话的老大A称为dominant主导型，而下级B为subordinate服从型）。科学家安排先让B知道食物藏在哪，而A不知道。也就是人为地使B成为有知的猪，A为无知猪。B有知后，每次再进到同样的场合，很快直接走向上次食物藏匿点，而A则系统地搜寻食物。A偶尔碰到B，发现B已经在吃食了。这样的捷足先登的情况反复发生，几天后，A就知道跟着B，一旦到食物藏匿点，A本来就厉害，就很快挤走B，独吞食物。 当B看不到A的时候，或者B看到A走的方向是离开食物藏匿点方向时，B很快就会走向食物藏匿地点；相反，而当B看到A的时候， B就改方向绕道，不直接走向藏匿点。如果有两盆食物，一盆比另外一盆多，B特别会隐瞒大盆的地点。随着时间推移，B对A的欺骗程度增加。 而如果B和一个不抢食物的C一道出现在同样场合，B不惧C，就直接走向藏匿点。 对猪行为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猪很聪明，真的知彼知己，能判断其他猪的内心，科学上称它具有theory of mind。另一解释是猪没这么聪明，只是一般学习记忆：如果B直奔食物藏匿点，就会很快遭到A的打击排斥，B学会不自讨苦吃，所以压抑自己走向食物藏匿点的意愿，绕道徘徊。目前的实验，没有确定到底哪种解释正确。猪的智力到底有多高，尚待进一步研究。 迄今确切证明能知彼知己的只有很少几种动物，如猩猩和猴子。例如，美国的Hare（人名，非野兔）等2000年报道，主导型和服从型猩猩同时进入有食物场地时，服从型猩猩知道主导型是否看得见食物，无需学习，就能马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取食动作。 不能小看鸟脑袋 已知渡鸦（Corvus corax）会藏匿食物。2005年，美国Vermont大学的Bugnyar 和 Heinrich发现，如果当渡鸦X在藏食物时，让Y看到，而且X知道Y能看到自己藏食物的过程。然后，让X和Y进入实验场所，X赶紧把食物取出来。如果X在藏食物时，知道Z不能看到自己藏匿的过程，那么以后X和Z一道进入场所，X就不急于取出食物。特别是当Z靠近食物藏匿点2米内的时候，X不去取自己藏的食物。 2009年， 剑桥大学的von Bayern和 Emery发现寒鸦会看人眼色。做实验用的是人工饲养的寒鸦。如果生人在场，寒鸦不熟悉，寒鸦会在意此人注意力何在。如果这个人盯着寒鸦看，寒鸦就不敢取食，而如果他眼睛斜视，或头扭转成侧面，或闭上眼睛，或者干脆头反过来完全不可能看到寒鸦，那么寒鸦取食的潜伏期就短。以上这些不同情况中，越是人看到寒鸦的可能性少，寒鸦取食就越快。但是，如果在场的是寒鸦熟悉的人（如饲养者），寒鸦不怕，就很快取食，而不看这个人是否注意它。就是说，寒鸦不仅区别生人熟人，而且对于生疏的人，它还察言观色。 今年的有趣发现是bowerbird的能力。 众所周之，人世间千百年来，国王的建筑都用各种方式唬臣民，让他们觉得自己渺小，而突出国王。 最近，科学家发现，雄鸟也能唬雌鸟，只是方法稍异于国王，不贬低雌鸟，但思路也有相同点：突出雄鸟。 澳大利亚Deakin大学的Endler等，今年9月在《当代生物学》杂志发表论文，报道他们观察野外bowerbirds的发现。他们发现雄鸟做窝时，考虑了雌鸟的视角。雄鸟用石块、石片铺一条路通向自己的窝。它铺小石块时，做了仔细的安排：雌鸟进入巢通道的起点，石块较小，而越接近雄鸟窝，石块越大，这种由小到大的梯度，从雌鸟在地上行走的高度所形成的视角，正好造成一种视觉假象。本来透视的效果能够帮助雌鸟判断路的起点到窝的距离，而雄鸟石块的排列梯度破坏了自然透视效果，使雌鸟觉得从入口到窝的路途比实际要短。另外，梯度排列的石块更改了透视以后，让雌鸟从远处看过去，地上石块比较规则，可以突显窝中雄鸟，使雌鸟较快看到雄鸟。 雄鸟是否有意通过制造强迫的透视，造成距离和大小的视觉误导？雄鸟是否有意排列石块大小梯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将石块大小梯度反过来排列。结果发现：3天内，雄鸟就开始纠正被扰乱的梯度，2周内，原有梯度基本恢复。 Endler等文章中有思考和对照实验，值得对科学感兴趣的学生细读。 除了人以外，动物竟然知道透视原理，这是第一次发现。须知，几百年前世界上多数文化都不知道透视原理，中国画起初很多年也不懂透视。现在也有人忘记了学校教的透视原理。而鸟却会，挺奇妙的。 不要高估人脑袋 人类对于有趣行为的研究，迄今主要停留在描述和分析，机理了解极少。 所以，人还有很多不知道，对于日常常见的行为，都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人类并不理解猪怎么骗猪、鸟怎么唬鸟。 更高级的脑功能，人类理解就更少，何时能够理解？是否有极限？ 目前全球人类的脑袋中，尚无答案。 Mendl M, Held S, Byrne RW (2010). Pig cognition. Current Biology 20:R796-R798. Held S, Mendl M, Devereux C, and Byrne RW (2002). Foraging pigs alter their behaviour in response to exploitation. Animal Behaviour 64:157 166. Hare B, Call J, Agnetta B and Tomasello M (2000). Chimpanzees know what conspecifics do and do not see. Animal Behavior 59:771785. Bugnyar T and Heinrich B (2005). Ravens, Corvus corax, differentiate between knowledgeable and ignorant conspecifics. Proc. R. Soc. Lond. B Biol. Sci. 272:164146. von Bayern AMP and Emery NJ (2009). Jackdaws respond to human attentional states and social cu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Curr Biol 19:602-606. Endler JA, Endler LC, Natalie R. Doerr NR (2010). Great bowerbirds create theaters with forced perspective when seen by their audience. Current Biology 20:1679-1684. 发表于《北京大学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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