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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而不同”说开去（三）: 热度 6 lvnaiji 2014-9-10 09:43; 吕乃基由“和而不同”说开去（一）；由“和而不同”说开去（二）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没有那个文明能够在杂多的基础上直接发展出在相当程度上行之有效，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解决方案。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华民族实际上从未有过西方语境下的那个“杂多”。杂多的一个前提是，个体完全，至少充分独立。中华民族从原初时分就认同集体本位，并由此推向对国家的认同,家国一体。从根本上说，所谓“杂多”和其后的“一”，主要是在认识层面的差异和认同，是在理性层面；中华民族之“和”主要是在实践和情感层面。个人可能会在对事物的认知上也就是理性层面千差万别，各持己见，但会在情感上彼此相通，人类的情感不外乎喜怒哀乐，爱与恨、傲慢与偏见，再加上羡慕嫉妒恨也是寥寥无几。正因为此，“魔兽世界”才会有如此数量庞大的“杂多”。那些跨文化的疯狂玩家，他们要的不是理，而是情，是胜利的狂喜，自然也有失败的沮丧。在情的强大感召之下，哪怕游戏致死。理就说不清了，中国人早就知晓，道可道非常道，情则相通即可，合情方可合理。只要将心比心，只要推心置腹，乃至肝胆相照，再加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便大功告成，况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按西方的说法，中国没有本体论。错了，中国有“本体”，中国的本体是“情”，也就是“情本体”。中国不仅有“本体”，而且，情，既是情境之情，亦即人生存的“语境”，又是情境之中的主体之情，因而是情境与人情的统一。“情”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之高，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时时处处在眼前浮现耳畔响起感动中国的事例，希冀以“情”来凝聚国人，而同时在当今世界事务中，中国人的感情又缘何如此脆弱而易于受到伤害。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理”作为基础，情何以堪？虽可将心比心，却还有人心隔肚皮；虽希望推心置腹，却常见同床异梦。当然,这种情况并非限于中国，地球人皆如此，“他人即地狱”。就是科技水平远高于地球的“三体人”，在“隔肚皮”这一点面对地球人也自叹弗如。眼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以抽象的“一”在理性层面上一统天下，其典型是911后的“要就是美国人和美国人的朋友，要就是本拉登一伙”，进而试图以武力扫除和抹平世界上的杂多。就破坏一个旧世界而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然而却难以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美国扫帚扫过之处之后，新的杂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变得越发“杂”而“多”。美国没有看到，各国各民族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客观事实，公约数不等于互不相同各具特性的个体。内部无差别的“一”，只是类似于理想气体、质点和可逆等只存在于思维的抽象之中，作为参照系有其价值，若是在现实中依法炮制必然适得其反，美元和高科技武器平不了天下。情则是最小公倍数，大有用武之地，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先动之以情，再晓之以理。让中国之情充实理性和现代性内核，让西方之理回到情境之中，浸润人性之情。和而不同，是中国梦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合理图景的组成部分。; 个人分类: 人文|2718 次阅读|12 个评论

由“和而不同”说开去（二）: 热度 5 lvnaiji 2014-8-28 09:13; 吕乃基笔者日前上载了由“和而不同”说开去（一），这是博主不“知其所以然”1 的姐妹系列，网友若是两个系列对照着看，或会有意外的收获。此文的对照文章即不“知其所以然”之二。黑格尔“内部有差别的一”有助于解开“和而不同”之“成也败也”之谜。所谓“内部有差别的一”，实际上是黑格尔所擅长的否定之否定三阶段的第三阶段，“正反合”之“合”。第一阶段是“正”，“杂多”，在多样性之间无共同之处，一盘散沙。一对外国老夫妇在被问及你们俩有何共同之处时答道，我们除了同年同月同日结的婚之外，无任何共同之处。闻者不禁宛然一笑。第二阶段为“反”，“内部无差别的一”，抹掉所有的差别，铁板一块。问到薛宝钗喜欢吃什么，她的回答是，老太太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没有任何个性。当代中国人的“随便”与薛宝钗倒是一脉相承。第三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的综合，“内部有差别的一”，既有差别，又彼此耦合，是事物发展的最高阶段。那对老夫妇“无任何共同之处”不过是调侃而已，一起携手度过漫长的岁月，正在于个性之间的高度互补和协调。远古，不同部落生活在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在特定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的限定下，各个部落的实践活动各异，以及有着自己心目中的图腾。不同部落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黑格尔的第一阶段，杂多，彼此间不可通约，部落之间的沟通多伴随着战争和征服。近代以降，科学打破了部落、国家和文明之间的藩篱，经由市场经济，工业革命提供大批量、标准化、可替换的产品，启蒙运动追溯在有社会之前人的基本权利和底线，以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现代性”。现代性构成了“杂多”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由杂多到内部无差别的一，这一过程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参见论“底”（8）：旷野上的门及其系列）。然而，18、19乃至20世纪的西方人以为公约数就是杂多本身，把各异的真实的对象还原为抽象的概念，文化还原为科学，人是机器，千姿百态的生活受制于机械的因果决定论，丰富多彩的现象代之以干巴巴的本质。这就是第二阶段，“内部无差别的一”。走向“后现代”，就是由“内部无差别的一”走向第三阶段的“合”，内部有差别的一。科学是文化的基础，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文化的多样性；高技术走向个性化和高情感；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契约只是基础，还有比契约远为丰富的关系。通过对“现代性”和“本质主义”等的批判，人类历史由“内部无差别的一”走向最高境界，“内部有差别的一”。此时的“差别”因为有了现代性之“一”作为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可以彼此理解和感受。由此可见，放在人类历史的岁月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是对古代“杂多”的一种解决方案，未经现代性的洗礼而延续至今;换言之，诸多之“不同”缺乏共同的基础，这样的“杂多”难以走向“和”的境界。摆在中华民族前面的并不是随处可行的“旷野”，“门”的约束必不可少。市场经济阶段不可逾越，把权力关进牢笼，难道不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门”？; 个人分类: 杂谈|3340 次阅读|13 个评论

由“和而不同”说开去（一）: 热度 9 lvnaiji 2014-8-17 08:39; 吕乃基求同存异，温和一点的说法是，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与之有关的还有将心比心，用“心”和“心”的相“比”，求得“不同”之间的“和”。这种方案是如此成功，以至传统文化得以诸多的“不同”中“和”至今日；这种方案是如此成功，致使中国“和”成“稀泥”，罕有深层的反省，走出传统困难重重。还是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世界各国，只有中国人会提出“和而不同”。每个人在世都同时面临所谓“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换一种更为熟悉的说法，大致就相应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各国各民族在原初时分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同，在三大关系中就会有所侧重。生活在地中海北岸的希腊人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以其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开启了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生活在长江黄河之滨的中华民族以处理人际关系为核心，儒家文化的一个关键词“仁”，就在于人际关系，延续至今，就是“讲政治”。“政治”的经典描述或许就是，“把支持你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对你的人搞得少少的”。印度文明则沉浸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之中。相对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单纯，按自然界的规则出牌即可，在此基础上再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有规可循。在另一端，人与自身的关系较少涉及人际关系，“管”好自己便是。难的是处在三大关系中间的人际关系，既无规可依，又管不好自己，世界观老是改造不好，其结果是人心叵测，各怀鬼胎，人心隔肚皮。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应运而生，顺理成章。和而不同，听起来很美好，在个体与群体之间达致和谐，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很辨证，貌似黑格尔“内部有差别的一”。问题是，“求”的是什么“同”？博主曾在一家大排档的墙上看到这样的词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吃喝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个体各自又“存”下了什么样的“异”？; 个人分类: 人文|3452 次阅读|14 个评论

和谐社会谈谈“和而不同”: 热度 5 yangguoxue 2013-12-27 17:29; 孔子讲的“和而不同”经常被人们引用，但从实际引用情况看，许多人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存在偏颇之处。为了防止一些人任意引申、故意曲解“和而不同”的本义，甚至拿“和而不同”为自己的一些错误言行辩解，从学理上再对“和而不同”的本义作些论析，对一些歧义作些辩正，很有必要。孔子讲的“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朱熹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表述为： “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不会轻易苟同他人的观点；小人苟同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 这里的“同”特指“小人”那种不辨是非曲直的附和苟同。有的人阐发“和而不同”时，没有认识到这里的“同”特指那种不辨是非曲直的附和苟同，而是把“同”的解释为“相同”，再引申为“观点相同“，实际上就把孔子的原命题悄悄转换为另外的命题了，即“君子能够保持和谐的关系，但观点未必相同”但如果这里的“同”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同”，那么“小人同而不和”从道理上就讲不通了，就人际关系的通常表现而言，“相同”、“认同”、“赞同”不大可能导致“不和”。同样，还有人说“和而不同”就是“不同而和”的意思，这也是欠妥的。如果两人观点有所不同，若是“大同小异”，求同存异尚可致和；但若是“大异小同”，而且这种“异”属于对抗性质，那么就很难致和。把“和而不同”引申为“不同而和”，实际上是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实践中肯定是有害的。; 3796 次阅读|12 个评论

科学网民们就不知道“和而不同”吗？: 热度 4 chemicalbond 2013-12-12 00:36; 科学网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满足了很多网民的表达欲望。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当然，有些网民也滥用了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在表达言论的时候离不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在近日施一公的博文出来之后表现得非常露骨，而且这种言论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吹捧。【1-3】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算是儒家思想，但是，它也是西方民主理念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它基本上就是普世的真理。为何很多人就不明白呢。宽容点吧，想想近日离世的曼德拉为何在全世界受到那么普遍的尊敬？参考博文【1】饶毅其人其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212-748521.html 【2】【饶毅其人其事】一封公开分手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50-748878.html 【3】扫地僧和俺在谢力博文后的留言：号召下孤魂和老曹别老互掐得互捧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748715.html;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786 次阅读|13 个评论

讲座(3-5) “向量和”的哲学意义: TUGJAYZHAB 2010-8-18 22:44; “向量和”的哲学意义：“和而不同”。今早起床，听广播里评论一个政治领袖说：“伊斯兰教徒也有实践他们宗教信仰的权利”。很有感触，写下这篇博文，总结第四讲。标量和，在求和之后，每个加数，被加数就都没有了，被忽略了,被“同化”了。向量和，在求得一个和的同时，又通过方向，保存了每个“加向量”的信息，量值和方向，表现了“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自然界各天然系统的不同元素，不同分量，不同子系统共处的原则，因而也可能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处的最高境界。古人追求“世界大同”，追求没有战争，没有纷扰，没有异类的世界。但现代科学研究几乎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大同”不可能是稳定的系统状态。稳定的系统应当是“不同”的，是“和而不同”的。矛盾斗争的双方，是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条件。吃掉对方的同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下棋时，一方赢了，一盘棋也就完了，不是吗。没有个性，便没有共性。保留个性，就是保留了共性。 “向量和”对我们的启示是：在斗争中求共存，在共存中求和谐。; 个人分类: 第三讲|3099 次阅读|1 个评论

mirror - “和而不同”的难度: liwei999 2010-8-1 19:06; 和而不同的难度。也说各位的掐架。 (9868) Posted by: mirror Date: May 22, 2006 06:05AM 　　总是一个方话题，也的确是没有新异。有一个视点：如何判定总？往往大多数人是按数量计的，实际上从时间上看，并没有总。讲间歇也许是合适的，但听上去有些象癫痫。　　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对人和对事儿是不能区分、不容区分的。这个传统渗透在各级的教育里也表现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骂人用马甲，可以认为是回避这种不可分的一种智慧，不想撕破脸面么。　　区分人和事儿的能力的不发达，使得传统的理念总是强调做事要先做人。一类型的反方群体基本上是来自认为其为人处事的不妥。挺方的除了一些被洗脑了的之外，多是出自论事派论理。两类意见属于立体交叉，不可能有共识。因为讨论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对象。产生误会的原因不过是两个剖面同时出现在一个载体上。　　一个活人有情绪不能发泄，按照洋人的说法就是有应力了。不发泄出来，于精神卫生不利。发泄出来也就好了，坛子也许就是为了这种发泄筑的。按法理讲，读书坛是个私家坛，言论是要受管制的。很多人对这个管制不能够理解，这也很不妥。　　情绪调整的最好的法子，还要数精神胜利法。不要以为阿Q用了就不好意思拿来用。只要是管用，拿来用就是了。活得健康、自在，才是第一位的。　　方比一般人还是聪明些，至少是比起很多恨方的人来说。至少他能够比较快地察觉到镜某唱的与他不是一出戏了，而反方的很多人还以为镜某是属狗的呢。;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2197 次阅读|0 个评论

在“和而不同”中发展多党合作事业: lih65 2009-7-23 10:25; 　　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党制度的运作和支持。在和而不同中发展多党合作事业，可以使执政党和各个参政党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共同目标下都能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形成彼此分工合作、统一运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格局，充分体现中国政党制度的开放性和合作性。这将有助于执政党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更好地去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有助于各参政党也不断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协助和支持执政党更好地执政；有助于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参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在更加互动互信、平等协商的政治氛围中共商国是，共谋发展。（资料来源：文化发展论坛）; 个人分类: 观点述评|144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统一战线和而不同的历史传统: lih65 2009-7-23 10:09; 黄铸 2009年07月22日16:42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摘要】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是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的思想理论渊源，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髓。从西周末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无论是朝代兴替、政权流转，还是盛世衰亡，都能看到统治者或领导者对和而不同这一哲学思想的运用。　　【关键词】统一战线　和而不同　历史传统　　和而不同，是中国先秦以来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统一战线重要的历史传统。　　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何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国语郑语》记载了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郑桓公和史伯的对话。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周朝要衰亡了吗？）史伯回答说：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就是说，周王抛弃智能贤明之人，不听不同的声音，而专一信任无知顽固的馋臣，是去和而取同，其衰亡是必然的。这里，史伯从议论周朝的政局，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普遍哲学命题，即只有不同的事物统一起来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它是百物构成的法则；而单一的事物（同或剸同）不与别的事物和在一起，就不能产生出新的事物，甚至难乎为继，要衰败下去。　　《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1年）记载，晏婴与齐侯谈论君臣关系时，也提出了和与同的问题。文中大意是：名叫據的这个人与齐侯的关系，只能说是同，不能说是和。因为據只是随声附和，君王说可（对，可行），他也说可；君王说否（不对，不可行），他也说否。和不是这样。和如做菜羹，要水火油盐酱醋和在一起，加以调和，吃起来才有味道。君臣关系也应当是这样。君王认为可（对，可行）的，但其中有否（不对，不可行）之处，臣子就应当把否之处指出来；君王认为否（不对，不可行），但其中有可（对，可行）之处，臣子就应当把可之处提出来，达到以否成可，以可济否，反对以可济可，以否济否，盲从附和。这一段对话，从君臣关系引出和而不同的道理。　　史伯和晏子的合同论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孔子在此基础上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论语子路》）。这是一个完整的合乎辩证法的命题，既指明了和与同的区别，又指明了和与同的联系。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包含着不同或差异的，是建立在不同或差异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和不能否认或抹杀不同或差异，而必须承认不同或差异，包容不同或差异，尊重不同或差异。和也不是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而是敢于提出正确的意见，补充别人认识不足之处。而承认不同或差别又不能反对和，不能只讲差别、对立而不讲统一和合作。事物都是千差万别的，差别的事物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相辅相成，同生共长。只讲不同或差异，否认统一和合作，就是同而不和，也就是所谓党同伐异。只讲和而不承认不同或差异，或只讲不同或差异而否认和，都是片面的，违背和而不同，违反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上更是十分有害的。　　江泽民对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来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① 　　和而不同，是我国统一战线重要的准则、规律和历史传统。下面列举一些史实，来加以论述。　　史伯和晏子都提出君臣关系和而不同的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这方面最为人称道的史实，要推商汤和伊尹、周文王和吕尚的关系。这也是争取、团结有才能的贤人，发展统一战线，进行革命和治国的著名史例。　　商汤是我国古代一个杰出的帝王和政治家，善于争取民心，使用人才。伊尹是奴隶，作为媵臣（陪嫁奴隶）到了商汤的身边，给汤做厨子。汤发现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免去他的奴隶身份，破格任命为右相。伊尹为汤出谋，作为商的使臣，带上方物（土产）、贡品去夏王都朝贡，在夏都住了三年，把夏王朝和夏桀的情况观察清楚。回商后，辅助商汤先后消灭了忠实于夏桀的豕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山东鄄城东北）和昆吾（今河南濮阳县境内），除掉了这三个夏桀的羽翼，使大批惧怕夏桀暴虐的小邦、方国纷纷转而支持商，孤立了夏桀，终于打败了夏桀，灭亡了夏王朝。汤灭夏后，各地的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前来朝贺，就连远居西方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来朝见，数月之间，就有三千诸侯大会于商都亳。所以，古书中把汤伐桀灭夏和周武王伐纣称做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　　伊尹放太甲，更可以说是统治集团内部实行和而不同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一个著名的范例。商汤死后，由于其长子太丁已于汤死前病死，仲虺和伊尹先后立其弟外丙、仲壬继任商王。仲壬在位四年而死，伊尹就立太丁之子、商汤的嫡长孙太甲继位为商王。太甲做了商王后，不理政事，只知享乐，任意杀戮，史称他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史记殷本纪》）。伊尹反复以夏桀亡国的教训和成汤灭夏建商治民的成功经验、成汤之法，对太甲进行劝说和教育，他都不听。伊尹于是就把太甲囚禁在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政事。《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继续做商王后，一改前非，效法成汤，以德治民。人民得到安居，四方诸侯前来朝贡。　　商朝到纣王时，荒淫暴虐达于极点，大失人心。而周文王则实行裕民政策，衣着俭朴，禁止饮酒行猎，亲自参加农田劳作，所以较得民心。同时，广求天下贤才。周从古公亶父起，就定下礼贤下士、搜罗人才的方针。他经常告诫儿孙们说：只有把人才出众的人都请到周国来，我们才能变得强盛。据传说，周文王思贤若渴，为了接待有本领的人，常常耽误了吃午饭。所以他很受当时名士、贤人的爱戴，不少有才能的人物都投奔他，他们在周灭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吕尚（又叫姜尚、姜子牙）。吕尚家境贫穷，但他满腹经纶，才华出众，富有军事才能，可直到白发苍苍，还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当他听到周文王求贤的消息后，就到岐山西南渭水支流去钓鱼，寻求结交文王的机会，果然在那里遇到文王也来钓鱼。经过交谈，文王听了他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治国安邦的见解，认识到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物，就把他请上自己的车子，一起回到京师，立为管理军队的太师。　　周文王得到吕尚以后，如虎添翼，事事与吕尚商量，一方面加强实力，整训军事力量；一方面积极作争取同盟国的工作。文王死后，武王继位。第二年，武王在盟（孟）津检阅军队（观兵），进行伐商的演习，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两年后，武王率戎车3百乘，虎贲3千人，甲士4.5万人伐纣，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参战。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同上）两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决战，商军大量倒戈，周军很快攻入朝歌（今河南淇县），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毛泽东曾把这场战役称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②也可以说是人民战争与广泛统一战线的结合。　　伊尹、吕尚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以及他们同君主之间和而不同的关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明了人才问题，尤其是争取、团结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是一个何等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更加突出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发生了一个飞跃。各诸侯国经过不断兼并，由许多小国逐步演变成秦、楚、燕、赵、齐、韩、魏七国。各国先后经过变法，逐步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农业、手工业、商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各国之间人员流动频繁。一些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往往到异国做官。各国之间政治上、军事上斗争十分激烈，能否争取到杰出的人才，往往成为生存攸关的问题。各国不但起用本国人才，而且极力争取异国杰出人才。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是齐国人，到吴国为将。吴起是卫国人，先后在鲁国和魏国为将为官，最后到楚国为楚悼王变法改革。为韩昭侯实行变法改革的申不害是郑国人。以为秦国变法著名的商鞅是卫国人。著名的燕将乐毅是中山国人。其中，秦国争取到的异国杰出人才最多。李斯上秦始皇《谏逐客书》就列举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友、商鞅、张仪、范雎，并说明了他们对秦国的强大兴盛所起的重大作用。其中，商鞅为秦国进行的改革是七国中最彻底的改革，对秦国的强大兴盛所起的作用尤为重大。秦国能在七国中最强大，最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中国，这些人才所起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种统一战线的斗争，历史上称为合纵、连横。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六国，共同反秦。秦国日益强大，六国深感恐惧，想联合起来对抗秦国。于是，就有不少人出来提倡、游说合纵。在战国中后期一百多年间，有过多次合纵。合纵的范围不同，组织者也不同。公元前334年，苏秦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合纵，赵王做纵长，苏秦身配六国相印，但只有三年就解散了。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针对张仪为秦国搞连横的活动，发起魏、赵、韩、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以楚为纵长。联军至函谷关，秦出兵回击，联军退。次年，秦军与王国中的韩、赵、魏战于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秦军胜，合纵失败。公元前288年，苏秦以齐国使臣身份奔走、游说，由赵国奉阳君李兑出面组织燕、赵、齐、魏、韩五国攻秦。联军在韩国的荥阳、成皋之间停留了很长时间，由于各国利益矛盾，各有打算，无功而返。公元前241年，各国又有一次合纵，赵将庞暖带领赵、楚、韩、魏、燕王国军队攻秦，到了函谷关。秦军出来应战，联军败走。这是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秦末人民反秦起义，也是人民战争和统一战线的结合。当时参加起义的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是陈胜、吴广、刘邦等领导的农民（也有奴隶、刑徒等）起义武装；一种是原六国贵族领导的武装，如楚地的项梁、项羽，赵地的武臣，齐地的田儋，燕地的韩广，魏地的魏咎等。这两种力量和而不同的行动对推翻秦朝统治起了决定的作用。公元前207年，一路义军在项羽领导下在河北巨鹿与秦军决战，消灭了章邯统领的秦军主力，章邯向义军投降。另一路义军在刘邦领导下进军关中，公元前206年10月进至霸上，形成兵临咸阳态势，秦王子婴向义军投降。秦朝宣告灭亡。　　秦朝覆灭后，反秦起义军演变为项羽、刘邦之间的楚汉战争。战争之初项羽的力量占很大的优势，但经过四年战争，刘邦终于取得胜利，建立起西汉王朝，而项羽则兵败自刎乌江。这种结局绝不是偶然的。刘邦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统一、进步的趋势，而项羽则代表着原六国贵族分封、复辟、倒退的要求。郦食其建议刘邦拥立六国贵族的后代，受到张良的断然反对，认为这种做法与当时的形势不合。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这使汉朝的建立继承、巩固、发展了秦统一中国的局面。项羽则分封了18个诸侯王，这既是历史的倒退，并且在他所封诸侯王之间以及未得封王的人之间形成了很多矛盾和纷争。　　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日益加重，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数量恶性膨胀，形成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篡汉上台后，虽然想缓和一点社会矛盾，但他那套托古改制的复古的倒行逆施，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特别是他派使臣到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收回汉朝发给的印绶，并对少数民族加以侮辱。同时，王莽篡夺汉室的行为，又加剧了与汉室宗亲的矛盾。这样，就使两种反对力量汇流在一起，形成和而不同的势力。一种是以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一种是汉室宗亲，如刘玄在陈牧起义，加入平林军，刘縯、刘秀兄弟聚族七八千人，起兵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称为舂陵兵，与新市兵、平林兵联合反莽。　　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就是两种反莽力量合力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公元23年，起义军派王凤、王常、刘秀率兵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和郾（今河南郾城南），又派刘縯等攻下宛（今河南南阳），作为都城。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集各地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企图一举消灭绿林军，并在南下攻宛的途中包围了昆阳。当时，昆阳城内，绿林军王凤、王常只有八九千人，一面坚守，一面派刘秀等13人轻骑星夜驰出昆阳，到定陵、郾县等地调集起义军赴援。援军进抵昆阳后，刘秀率千余人进攻莽军，突击莽军中军兵营指挥机关，打得莽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又逢风雨大作，滍水暴涨，莽军溺死者数以万计，王寻死于乱阵之中，王邑逃走。这个战役一方面决定了新莽覆灭的命运，另一方面使刘縯、刘秀战功卓著，声名大振，为日后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作了准备。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战略。在对待魏吴的关系上，他始终坚持联吴攻魏的政策。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刘备派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说服孙权联合刘备抗击曹军，结果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基本上奠定了天下三分、鼎足而立的局面。赤壁之战后，孙权以刘备为荆州牧，并将自己年轻的妹妹嫁给刘备，加强了双方的联盟。但关羽傲慢自负，缺乏政治眼光，破坏了与孙吴的统一战线。终至于公元219年丢失荆州，被杀身死。关羽被杀后，刘备感情用事，不顾诸葛亮的反对，起兵进攻孙吴，结果有彝陵大败，元气大伤。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与孙吴重结盟好，直到蜀亡。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始终坚持南抚夷越的政策。在赤壁之战后督理三郡期间，就对这里的蛮人采取抚绥政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公元223年，南中大姓割据势力雍闿等人和少数民族领袖孟获发动叛乱。诸葛亮采取抚而不讨，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方针。不得已于公元225年率军南征平叛时，经过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真心降伏。南中平定后，大量起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即其渠帅而用之，县以下的官吏基本上由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担任，不改变其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风俗习惯。其中孟获、爨习、孟琰等人还被吸收参加蜀国中央政权。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隋文帝结束了三百年来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励精图治，躬行节俭，减轻人民负担，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可是他的儿子杨广，杀父夺位，荒淫无道，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更兼穷兵黩武，激起全国大起义。起义军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农民起义。从公元611年起，农民就纷纷起义，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国，后来逐步汇聚为三大势力。一是翟让、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二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三是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另一种力量是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起义军。最早的是公元613年礼部尚书杨玄感乘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之际起兵。罗艺据有琢郡及附近诸郡，自称幽州总管，成为威镇燕地的大势力。金城郡（今兰州）军官薛举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成为西北地区一大势力。武威郡军官李轨据有河西五郡地，自称涼帝。巴陵郡（治岳阳）军官董景珍等推梁后裔肖铣为主，称梁帝，都江陵，扩地到岭南，有兵40余万，成一大势力。公元617年，李渊起兵夺取长安。公元618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发动卫士攻入宫中，将隋炀帝勒死。　　隋炀帝之死，隋朝的灭亡，就是上述两种力量和而不同的结果。和，就是两种力量的合力推翻了隋炀帝和隋朝。不同，就是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兼并，以及农民起义军之间、统治集团起义军之间的斗争和兼并。最后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统一天下，建立唐朝。因为在当时的起义军队伍中，只有李渊、李世民父子具有统一全国的政治品质和能力，其他起义军的领袖都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品质和能力。　　上述两种力量和而不同，造就了唐朝特别是贞观之治的空前盛世。而唐贞观之治又体现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而不同的耀眼光辉。这首先体现在对隋朝灭亡教训的记取与对人民力量和爱惜民力的认识。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重要大臣都亲身参加了隋末人民大起义，亲眼目睹隋朝是怎样灭亡的，所以在治国中很注意以隋炀帝的失败为戒。同时，他们又亲身体验到人民的作用。唐太宗对太子李治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他还说：金甲兵械武器装备，诚然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兵械难道不够么？最后还是丢掉了江山。如果你们能尽心竭力，使百姓们人心思定，这就是朕最好的兵械。对隋亡教训和对人民作用这两方面的认识，可以说是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　　纳谏是贞观之治和而不同最突出的表现。唐太宗可以说是封建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一个。翻开《资治通鉴》贞观年间纪事，可以看到满篇都是纳谏的故事。唐太宗很赞成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激励群臣犯颜直谏，同时从制度上保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这就是：凡君国大事，让中书舍人各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贞观元年，唐朝庭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的官员入内庭议事，都应让谏议官随行，议政与决策有失误立即加以传谏。　　在纳谏方面，唐太宗与魏征和而不同的关系，是千古美谈。《资治通鉴》说：魏征相貌平平，但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唐太宗对他评价很高，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征的功劳，并多所赏赐。　　魏征鉴于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善终的少，其原因就是身处忧患时能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到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故向太宗提出十思：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弊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这十思高度总结了封建帝王成败的经验，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是魏征很有代表性的一次进谏。　　贞观17年（公元643年）魏征死，太宗十分思念他，并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说到辽东对高丽、靺鞨的战争时，悔恨地说：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　知人、用人，是唐贞观之治和而不同的又一突出表现。首先是团结、重用了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瓦岗寨的李世绩、程咬金、秦琼等。魏征跟随过李密、窦建德，还跟随过李建成，给李建成出主意，让除掉李世民，但一直受太宗重用。唐太宗十分强调选用贤才，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他对臣下说：君主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信服。老百姓是朕与你们的衣食父母，因此设官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量才使能，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作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有贤能，故旧无贤无能，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径取故旧呢！他曾与魏征讨论选人、用人问题。他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个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魏征说：天下未定时，则对于一个人专取其才能，并不看重其德行；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能使用。这不能不说是贞观盛世奇观的重要原因。　　唐贞观盛世和而不同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经过3百多年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之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大统一，并在贞观年间达到高峰。这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比较持平有很大关系。唐太宗说：从前东汉人称制御北方戎族没有上策，朕现在使中原安定，四方夷族归服，难道不是上策吗？自古以来帝王都尊贵中原，贱视少数民族，惟独朕爱护他们如一，所以各个部落都像对待父母一样依赖朕。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四方夷族首领齐集宫阙请求唐太宗做天可汗。其后给西北各民族首领的玺书中，均署名天可汗。　　经过隋唐大统一，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对峙的大分裂时期。这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最后是蒙古族兴起，重新统一中国，并把所有各民族和民族地区都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达到空前未有的大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格局更高的发展。　　元末农民大起义，群雄并起。朱元璋出身贫农，不识几个大字，但最终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做了明朝开国皇帝。他的一个得胜之道，是善于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公元1352年，他投奔农民起义军郭子兴的红巾军，受到郭子兴的赏识。当他带队攻克定远时，当地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带着队伍前来投顺。朱元璋向他们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冯国用告诉他，金陵龙盘虎踞，是帝王建都的好地方，可以先攻下它作为根据地，然后四处征战，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取财宝女色，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把兄弟俩留在军中，参与机务。在攻下徽州时，朱元璋召见名儒朱升。朱升向他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朱元璋十分赞赏，并认真施行，几年间解决了粮食困难问题。除了礼贤下士，朱元璋认真整顿军纪，不杀俘虏，对于争取民心，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加上战略得当，都是他取胜之道。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并且在中国永远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多种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两种力量和而不同的结果，也是革命战争和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辛亥革命的胜利，首先应该归功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及其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亦即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这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对这个革命纲领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对立宪派的大论战，使革命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特别是在一些会党、留学生和新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并通过一些留学生和新知识分子影响了一部分新军。孙中山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特别是1911年广州起义，更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武昌新军起义的胜利，就是革命潮流发展的结果。立宪派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但在要清政府实行新政，维护铁路、矿产权益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行新政中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基本上为立宪派把持。立宪派虽然反对革命，但当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宣布拥护共和时，立宪派发现用拥护共和的名义更易于取得政权。结果革命派发动革命，而政权却落到了立宪派和其他打着拥护共和旗号的官僚、军阀、政客的手中。　　1919年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③五四运动又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开始时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和而不同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到六三运动时，就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以自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和传播，在宣传和传播中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激烈地论争。这就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代。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准备了农民的大发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而不同的统一战线。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也预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两条道路的流血斗争。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　　注释　　①《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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