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tag 标签: 弱势群体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这个寒冷的冬季,愿所有人都能享受温暖
cherrylu1960 2012-12-2 16:57
这个寒冷的冬季,愿所有人都能享受温暖
寒风瑟瑟中,京城迎来了真正的冬季,白天的气温一下了降下了零度以下,外出感觉好冷,只好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房间内,温暖的房间内,难免会使人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这个冬天,注定,我很幸福,因为有温暖的房间可以御寒;有足够暖和的冬衣可以抵御外出的寒冷。但不幸的是,我看到,在我们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D 领导的伟大国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过上了冬有寒衣、居有暖屋的幸福日子。一想起这个,有就些心酸。 刚刚进入冬季,不幸似乎总是接二连三发生,在微博上,在各种媒体上,我看到了半个月前毕节那五个流浪儿寒冷难耐被迫在垃圾箱内烧柴取暖,因煤气中毒而丧命的惨剧;我看到两天前一个并不算年老的民工在饥寒交迫中病死在河南郑州某立交桥下的悲剧。。。他们完全可以不死的,为他们感到难过的同时,也多了许多疑问和感慨。看到这些消息,我甚至泪流满面。。。 改革开放,社会财富剧增,国库日益饱满。我以为,救助贫困,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让他们最起码做到能吃饱,能御寒,不至于在街头冻饿而死,已是不差钱的事情。面对流浪汉这些弱势群体,只要政府想做,就可以做得更好,这无疑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许多人一样,不太理解为什么在相对繁华的城镇和大城市,在众多人的眼皮底下,会有人冻死街头?是应该责怪那些路人的冷漠吗?我想这并不是关键。其实,许多时候路人都做了他们应该做和能做到的。关键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城市管理人员,如何把更多的精力,以更积极的态度,更加科学的手段投入关爱每一个生命,救助弱者上来,使悲剧不再重演。只有这样,才能带动社会的真正进步。 关注弱者, 保护每一个生命,应该成为政府部门更加量化的政绩考核重要指标之一。流浪者惨死街头,无论什么原因,应该对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追责。 经济发展,国家越来越富,普通百姓也享受到了实惠,这是不可抹杀的现实。但不可否认,目前的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少数人占有社会相当比例的财富。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呵护。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府有所作为的空间是不是相当大呢?那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天冷了,关心每一个没有冬衣,没有暖屋的贫困人口,而不仅仅依靠民间自发的救助! 人生无常,天有不测风云,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居暖室而思危。想想,我们都会变老,变弱,也许某一天,我们也会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到那时,我们是否能得到社会,特别是政府的悉心呵护呢?社会要变得更加文明,就要聚集财富和各方力量,努力消灭贫穷,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得到帮助。愿我们的主流媒体不再回避问题,宣传如何给弱势群体更多关爱;愿我们的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更多深入基层,让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注;愿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花更多的精力、以更强的责任意识救助那些街头流浪者,给他们温暖和帮助。 这个寒冷的冬季,愿所有人都能享受温暖。 让我们记住,这个社会,还有他们的存在。
个人分类: 时事浅谈|3483 次阅读|0 个评论
灰色空间de弱势群体
热度 3 JRoy 2012-5-7 22:28
这篇博文部分发表于1年前我的腾讯日志,稍作修改和整理。略微繁琐,但个人觉得很有思考价值。 哥哥,姐姐都在北京做建材生意,十年有久,也是一路目睹北京房地产翻了好几番。在北京的做建材生意的老乡很多,多少成一个圈子了:东至朝阳区东四环的东北发,四惠,西北至海淀区大钟寺,南至丰台区丽泽,天兰天等等,都集中了很多的老家人,亲戚。大三的时候,作为我工商管理(第二)学位的时候,我还做过一个北京建材市场的调查报告,洋洋洒洒的2W字呐,名符其实的算是有研究哈。再加上在北京的时候也跟着帮些忙(常见金杯,五菱哈飞小面包,大型电动三轮,小三轮),送货,或者经常去这个市场见个表叔,那个市场见个堂哥或者村上的某个豹子等,跟每个人打交道都很长见识。所以北京城不能说全转遍了吧,但是我对它的熟悉程度绝对超过待了四年的哈尔滨和两年的西安。这十年我在北京呆的时间估计也有1年了,建材和住房这方面的很多事都有所眼观耳闻。比如:天底下最贵的馅饼(一个哥们排号买房时因为没吃早饭溜开买个馅饼,等回来只能排到下周一了,结果看中的房子涨了30万), 北京的七星级盘古酒店供应的材料也很多是次品 ,哈哈。 -----1 这就说到今天要说的事啦, 房地产开发一般是这样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如绿地主要拿地,然后供货这么很多的公司转包,然后公司再联系很多的建材供货商(这是我熟悉的一级啦)。 这几天,我姐姐供的一个比较大的工地,有四家公司负责供货,我姐姐是一家公司的板材供货商。工地比较大,供货的公司就有四家,每家公司又找不少的供应商(看似货比三家:就一家厂家生产的板材,干嘛要转那么多次手, 走不同的途径供上来呐?)。然后突然一天,一种板材的生产企业单位人员,配合北京工商,建委以及报刊记者等前去一个工地检查,发现一大批的板材假货。结果,都送的是假的!(姐姐说,那种板材全北京90%的是假的(业内人都知道,公检法也知道)。说明一点:假货也分档次的和产地的,最简单的假冒板材就是贴个商标。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公司点名了的就要假货,不要真货,因为他给你的价格也在真货之下。更专业的,甚至点名要那种产地的假货)。可见何等复杂..... 你想啊,媒体记者跟着去的,那四家公司当然不敢曝光这事啦~(事可大可小:大了,四家公司可能名誉扫地,其中一家公司还准备上市;供货的工地建的房子甚至卖不出,这就亏大了;)所以四家公司联合起来,今天听说先给工商建委的送礼,压住这事别曝光:后期的罚款和处理再说。确实最近没曝光,后期就好处理了,四家公司坦言罚款小事。 从这事上稍微分析下, 当年天上人间一夜端下来,直接曝光就没有夜长梦多的准备。而这次,媒体去了没有立即曝光,而给他们留喘息的机会,点名的了:就是要银子嘛,不会一棒子打死的 -----2 这事啊,耍猴的把戏,我在北京亲身经历过: 今年暑假的7月份我开大电动三轮去‘阳光100’送货,还没到一个红绿灯下的时候,十几个便衣一拥而上堵住了我的车子,比传说电影中的快多了:上来之后,一人说话:我们是呼家楼交通局….一人就拔下了我的钥匙,然后车子就开到旁边的一个小院了。那天晚上这一个路口就截了我们市场上的6辆车子。 其实那两三天,整个北京抓了近千辆(还有无牌照小三轮等)~,京华时报是一大版的报告啊:交警公安等联合执法,打击我市非法运营车辆…..无非是正义站在了官方,宣传的这些开大电三轮的人太可恶了:开车横行霸道(因为那种大电三轮是六个电瓶,车子比五菱还长,拉一吨货估计都没问题,跑的速度也是可以用飞快吧),甚至随处倒垃圾。影响市容不说,简直就是一帮强盗的职业!如果我不是其中的一员,我也会看报纸觉得这事在再正常不过的了,甚至觉得确实应该好好治理治理。 对于一些专职开电三轮送货的人(恰恰我一个初中同学就在那个市场开电三轮,拖家带口的住很简陋,小孩子刚刚两三岁,不幸的是还近视。当时喝过一场酒,他有些东西没变,有些变化深刻。我还特意叮嘱姐姐以后送货的话尽量找他,费用千万不能小气了,有几次他还觉得我姐给的多了。觉得就跟电影剧情或者鲁迅的小说一样,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来说,这些就没了挣钱费用的工具的人,将是很惨的:每天支付房租,家里的开支,更严重的是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在市场上谋点事情做补点家用。有些“上进者”,又花个二三百元买回个脚蹬的三轮,要吃苦的多(新的大电三轮是3000-5000元之间,是从脚蹬三轮进化来的。三年前基本都是脚蹬三轮,我认识很多蹬三轮的农民工,很多也一直记得我,有一对农民工双胞胎:大龙,小龙;实在佩服兄弟两人,长得一模一样,一段时间不见我就分不清了哈哈,更佩服的是在一个市场上蹬三轮竟然干了十多年,从来没想过也开个门店,也干点别的,他们眼看了多少的百万千万富翁的诞生,就在自己身边。而他们就老老实实的挣那个稳定而自足的苦力钱 然而,我们不能拿主观扭曲事实,不能被感情蒙蔽眼睛。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这些人可怜就应该违法违反社会秩序。事实上人家不需要可怜,人家需要一个明确的规则。一个中立的,不是被管理者摇来晃去的。 我们接着看交警队怎么处理的这事: 首先,上千辆的打三轮全部被拖拉到北四环一个高架桥下面。刚拉过去的十来天,交警一直不给任何的处理意见,就一句:等着。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天20元得停车费,很多农民工急啊,也不知道这次政府到底什么态度。有些愿意拿钱买回车子,车子差的已经决定不要了。 还七大姨八大姑能拖上关系的,能够提前把车子拿出来(这个小腐败不是讨论的重点) 。 期间, 有农民工集合过几个人去市政府抗议,根本没有新闻报道也不了了之。农民工能团结起来嘛?团结起来也没多大分量,更何况不团结呐? 要知道一个重要的事实:有很多的大电三轮是上了牌照,或者刚被交警罚了的。这些车主觉得很冤~你刚放了我有拿我回去 再看: 快一个月的时候,大家得到通知,证照和购车发票俱全的可以办理领会车子手续:罚款500,每天停车费20。我姐家的车子还得必须开车人领,(当时我回家休住了几天)搞得我又从老家返回北京,花了1000多元搞出来车子。 这才到重点: 我领会车子的时候,心情飒爽不说,是从北四环一路开回东四环,路过无数的红绿灯啊。一阵子松一阵子紧得事在中国太常见了。 那么我有个问题要问: 1, 这种车子到底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规? 不合的话,直接销毁或者永不返回啊;合的话,当初什么手续都有为什么要抓呐~? 那么好吧,我这事也特意咨询过交警,他们搞了三四次才给我答复:这种车子,只可以在市场内开,不能上路!好吧,也算是一种很机智的答案,但是有点可笑: 这么大功率,这么大‘排量’,你竟说只能在家里面玩玩 ? 2, 罚单根本没有正式的条目,停车费更是可以商量,就几个人丫的在那手写登记一下。不少的农民工为省两个,买些饮料和烟的给他们,也能省个百儿八十的。你要是车子不见了或者停放期间被推在一起的车子压坏了,或者一些零部件被别的车主拿了(这事太正常了,毕竟都是一些农民工),对不起,谁也不会承担责任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外甥女读小学交赞助费的,‘被自愿’赞助,只收钱,没有任何条目和收据,更别提发票 分析一下,不定期的搞一些这样的‘整改’,无非就是想增加几个‘灰色的’空间,多些贪腐而已。 前副总理吴仪退休的时候说过她一年12W的年薪(吴仪算是两袖清风的,她当时给一些党政商的干部讲话提到:在座各位谁没有别墅?我要裸退,任何职务不再担任)。可以这么说北京算个官的也有这个收入啊,请问怎么来,全是账面上的嘛?怎么可能,公务员工资薪水在北京算中下层的。 还拿姐姐家买的一套北京的二手房说,那是一个副处级或者科级的干部家的,当初单位1W元分的,卖了180W,现金。人家里有6套呐,看行情好才出手了一套~ ~ ------3 北京建材市场上认识一个人,河南商丘的。他想给他儿子找个城管的工作,3年临时工。当时负责的副局长明码开价:4W,而商丘城管的月薪是1000来元。当时大叔用了一个很恰当的形容:副局长太黑了,就是让你吃了的全‘吐’出来。也就是3年的薪水4W左右全‘吐’给了副局长。你还别觉得这生意没人干,这还是有关系的呐。想一想, 为啥城管隔三差五的给小贩,给菜市场找麻烦了吧? 他们全部的收入要来来自于这些灰色或者黑色的收入~ 在西安的时候,一个朋友讲:别因为西安的派出所的民警们不知道谁吸毒赌博,都是挂了号的,他们是等你攒足了银子,给你一下子,然后再放了你接着挣钱~ -----4 只是有些把戏,形式上在商丘,西安和北京不太一样 所以,望诸位以后再看到哪地哪地的警方打击黄色**场所的时候,一笑而过吧。就不要粉饰的那么正义和干净啦!正如一个副局长敢拍板:副科级以上谁敢说自己不保养情妇!他们不是救所谓“失足妇女”于水火之中的,也不是为那些男人们省几个钱的。至少,没那么美好和善良 -----甚至,我有时候觉得, 他们的打击更像是在养育~ 养育成一个接受他们管理模式的市场,他们挂羊头,别人卖狗肉 我们要时刻清醒: 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全世界最不闹事,最任劳任怨的;事实上,很多的问题是处在政府和社会身上,能有一条活路的话,很多人不会“失足”,不会“脚蹬非法车辆” .......再唠叨一句了:花钱买个牌任何技术不用练,摩托电三轮就合法了(我家县城也这样)---这个黑社会叫个保护费有啥区别? 还不如人家黑社会呐,好歹有个固定的周期和规矩,一些政府倒好: 缺钱了,心血来潮了,就搞一下 .... 可惜的是, 我 们的老百姓确实容易被一小撮人给正义了,感动了,利用了。然后连自己也对这些灰色地带的兄弟姐妹们嗤之以鼻,痛恨有加! 就比如眼前的胶囊事件,很多的参与的小老百姓知道个啥?他们仅仅是一个个环节上的小螺母,是你上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就造而已了。事情出来了就把他们纷纷打击逮捕,民众对其痛恨不已。 如果他们是侩子手的话,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砍杀的是谁。可恶的是那些幕后的操作者,那些利益最大既得者,还有一大批明知道事实真相,却坐着拿工资不闻不问的人,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划清界线。 灰色地带的人有罪(错),但不是主罪!
个人分类: 时政评论|3114 次阅读|4 个评论
知识分子是弱势群体?
热度 31 Moneypond 2011-11-8 16:38
知识分子是弱势群体? 曾几何时,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一个群体。 一个贴上了“知识分子”标签的人,在生活中,好像并不怎么强势——不是想让知识分子强势,而是说根本不可能强势,相反,倒是比弱势群体还弱势。不信?请看: 1. 买菜 如果你砍价,买菜的会说:“看你像个知识分子,说不准还是个教授呢。每月赚那么多钱,怎么还跟我们这些小商小贩砍那毛儿八分的钱!”无语,掏钱,走人。 2. 装修 花高价装修了房子,装了上了央视且据说是全国十大名牌的实木门,结果很快出现了一条宽达半公分的裂缝,给装修公司打电话,回复说:“哪有实木门不裂缝的啊?给你修就是了。”再想理论,对方撂下一句“看你是个文化人,不跟你费口舌了,想修就修,不修拉倒”,电话挂了。胸中噎了口气,半天没出来。 3. 错车 某名牌大学 有为 博导,因为错车谁该让谁先走的问题,被人打死了,死前口称“我是教授, 不跟你打, 公安局说理去”, 结果 人家说“打的就是教授”。悲哀。 4. 就餐 跟朋友到饭店吃饭,结账完毕索要发票,被告知“没有”。再要,答复说“试营业呢,没发票”。再坚持,人家说“下个月再来拿吧”。我的天,我住的地方离这儿30多公里,为了张发票还要再跑一趟?生气了,说,“我投诉你!”人家头也不抬,说,“随你便!”完了又补一句:“看你像个知识分子,没钱就别请客!是不是还想着自己吃了饭回头让单位报销啊?” 我晕! 5. 打车 某日出差回来,半夜,打的。上车后,司机说,“50元”。实际打表只需要15元,所以怒曰:“宰人啊!”的哥说,“看你人模人样,知识分子吧?没钱?下去!”投诉?在我所在的这个区,那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儿不是北京。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下车。的哥暴怒:“怎么,你个知识分子,还想动手?试试?!”赶紧溜掉。 6. 出国 一次,公司派我到国外学习,到政府某单位办理手续。人家忙着喝茶聊天嗑瓜子吹牛皮,硬是晾了俺一小时零五分。给人递烟,被拒绝了。俺的烟不到十块,人家桌上摆的是几十块的。没法,只有赔上个笑脸,等着。 诸如此类事情,太多太多…………跟农村老家的大哥说起这些事,他说,“我咋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是啊,他不到万不得已人命关天不会到政府去;你可以要大哥的命,但肯定不能宰他的钱;他吃饭也从来不会要发票;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也不用买;真要是碰上恶人,没几个回合别想伤了他,真碰上不知好歹的,说不定会挨他几巴掌,坚持正义,揍个把歹人,周围的人还会为他拍巴掌。可是,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只是个标签,但这个标签的含金量还算高,在圈内或者一般人眼里,也还容易受到尊重。但是,在歹人恶人小人那里,还真就容易成为遭人践踏的目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背负了社会的良心和良知。这也是个标签。可是,谁来保护这个标签呢?谁该为维护这个社会的良知和秩序负责呢?
6781 次阅读|58 个评论
[转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将体现更大的教育价值
dongzg101 2011-8-26 07:26
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将体现更大的教育价值 2011年08月25日 10:57 来源:新华网 作者: 朱永新 0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近几年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在不断下降。由此,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请他们来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孙来勤博士认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城乡间不均衡配置,城镇高中学校对农村初中优秀毕业生的选拔,农村高中优秀教师向城镇性流动,造成农村高中学校生源质量相对低下,教学成绩相对落后,高考(微博)入学率远远落后于城镇高中,城乡高中生大学入学机会差距巨大。此外,农村社会就业择业理念的改变也不容忽视。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各种农村惠民政策的落实,农业人口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社会底层人群即使不通过文化资本提升,也可以实现致富发家。如务工、经商、学习技术、或参军、招工,以此实现农村社会内部的阶层跃迁。 时下,“三个985,找工作不受苦”(即本科、硕士、博士均为国家“985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已成为一些考生家长的共识,读名校成为轻松就业的敲门砖。面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相对萎缩造成的“毕业即失业”和“就业靠拼爹”现象的困扰,一乡镇中心学校的校长陈军发现,一些农村高中学生家长考虑对社会资源拥有的稀缺,和积攒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费用的艰辛,所谓的新“知识无用论”观念有所抬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尽管如此,不可置疑的是在广大农村,上大学仍然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 河北省文安县第一中学的高三语文教师陈富环则坦言,在这样一所重点中学里,农村生源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主要集中在城镇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这部分学生。并且,从高考录取率上来看,城镇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学生学习的刻苦程度不同,而是这部分学生自初中的基础就比较薄弱,还要考虑家庭的经济因素,思想压也力比较大。 为此,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措施之一。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部门官员,吉林省前郭县原教育局局长勾长明对这种现象有着深切体会,他对记者表示:“民众感受教育不公平的起因,并不是来自政府投入数量、规模、速度等,而是来自教育投入的分配过程。一些地方政府在对教育资金的分配使用上缺乏科学合理性,资金分流现象比较严重。” 针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的张晓丽博士谈到,世界各国在加强对农村教育经费投放的同时,也在积极实施对农村及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补偿政策。例如,在均衡城乡办学条件方面,法国政府启动了“优先教育区”计划,重点扶助薄弱小学与初中,以及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该计划每三年评审一次,一旦受扶持的地区达到标准,将终止支持政策而转移到其他地区。韩国推出教育“平准化”政策,对“不利学校”增加教育拨款,大力改善其办学条件;实行教师4年流动1次,确保学校师资水平的均衡;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分,各学区内由计算机随机确定适龄儿童将要就读的学校。印度实施教师培训计划SKP,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整的教师培训网络,提高教学水平并吸引更多的教师在农村任教。 同时,张晓丽认为追求公平、平等的社会理念是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社会基础。并且,从教育的意义看,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将体现更大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 (工人日报)
1586 次阅读|0 个评论
警察也是弱势群体
热度 1 sheep021 2011-5-29 21:17
鄂州市人大代表醉驾撞车并叫来小混混殴打民警 新华网湖北频道 2011-5-29 10:20 独来读网:陕西长武政协 委员醉驾 聚众 围殴交警被刑拘 中国时刻网 2011-5-26 20:28 县政协委员酒驾被罚带人群殴民警(图) 新浪 2011-5-24 01:51 “醉驾”辱骂并殴打执法交警被逮捕 法制网 2011-5-25 11:06 肃北县交警大队 民警 接警后,迅速赶到事故现场勘察取证时,呈醉酒状态的斯某不但不予配合,反而以极端粗俗的话语辱骂并 殴打 了正常履行公务的执法交警,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经甘肃省司法鉴定所鉴定,扣某某事发时血样中的酒精含量为296.1mg/100ml,... 男子醉驾拒查打交警 酒精检测超醉驾标准5倍多 乌鲁木齐在线 2011-5-25 16:03 叔侄二人下车后,对货车司机进行 殴打 。赶到现场的交警见杨某身上有酒味,欲将杨某带回调查,杨某拒绝前往,并打电话喊来几名亲戚,对交警进行 殴打 。当地派出所 民警 赶到现场,将杨某、杨某某控制住。 惠州首宗醉驾入刑案审结 被告获刑3月罚2千 南方报网 2011-5-20 18:22 该案的审结,也成为自今年5月1日起“ 醉驾 入刑”以来惠州市首宗因 醉驾 被刑拘的案例。 ...路边群众发现并报案后,惠阳区交警大队秋长中队 民警 接警后到场将被告人谢某塔抓获归案。 案发当时,谢某塔面对抽血检验酒精的抵触情绪很大,并动手 殴打 办案人员。... 撞设施打保安勒民警 广西一醉驾司机面临刑责 凤凰网 2011-5-18 23:05 (林增崇)广西玉林市交警支队18日披露,该市日前查获一名“顶风作案” 醉驾 司机,这名司机不仅醉酒驾驶,撞坏了酒店停车场门检室, 殴打 保安,且勒住出勤 民警 并将其拉倒在地。 警察也是弱势群体。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14 次阅读|1 个评论
拆迁户不是弱势群体
热度 1 剑走偏锋 2011-1-19 13:08
实际上早就讲这个观点了,但没在公众场合讲。现在社会上普遍都认为拆迁户是弱势群体,反对政府强拆。我这里倒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下,拆迁户并非弱势群体。 杭州造钱江四桥,本人也有幸成了拆迁户,说实话我内心倒是希望它拆的。因是公共工程,政府一手管理,按政府赔偿条例,得到的赔偿足以我在离市中心更近的江北复兴街地区买到同样面积的新房。当然还有装修补偿、按时搬迁奖励、搬家费、不拿补偿款等换购新房的拆迁户有过渡期的房租补贴(相当于拆迁房的二倍租金了,超过一年租金补贴再加倍),我也有点不满意,因为我住架空一楼,当时买价相当于五楼,但赔偿结果比五楼的低了15%。但他们说这是政府文件规定的赔法,没办法了。想想也算了,毕竟赔偿全部总计要高于市价。 记得刚工作不久,办公室一位老兄就吹嘘其经验:政府建路要拆迁边上房子,他就叫一个朋友事先把路边上一小幢平房买下,在要拆迁之时,叫他到外地去一段时间----果然政府一直找不着他,后来总算找到了,私下一商量,拆迁赔偿价购入价的近10倍----- 后来的重庆拆迁户我估计是得了他的真经。也是一幢50年代的破房(70年土地使用权快到了),丈夫就关了手机一直躲着,让老婆出面但老婆就说自己决定不了,他的要求是原折原建,或原地同面积的房子!明知是不可能,却这样要求,明摆着是要高价,还说自己开的店一月就有多盈利(如果真这么有钱赚,那说明他偷税漏税有多少年了,应该补上还要补交罚款)。最后工程方拖不起,高价赔了了事(具体赔多少记不清了,只记得应该是当时这幢旧房价值的上百倍)。 不少人同情钉子户,我却一点也不同情,其他人都搬了,你为什么就不搬?说实话,在今天之中国,赔偿不到位,谁也不会搬走。我一个朋友在杭州拱墅区也是拆迁户,他们对补偿都满意,有一户不肯,提出这个那个要求,其他人都说这位老兄本来就是个无赖。 认识一个杭州本地人,原来是朝晖一带的农村居民,因城市扩展被拆迁,他说他家的房子有三层300多平米,结果按条例赔了三套共300多平米的新房子。原来盖楼花了10多万,当时即时房子市价(楼距近结构不好)也就几十万,但当时三套房子市价却是近200万。所以小小年纪的他就有二套房子出租,自己不上班只打牌炒麻将,开着丰田车闲逛----这种人在杭州近郊多的是,可以说是被拆迁条例宠坏的一代。据说在深圳保安县,这种人更是多的要命。 而高价的拆迁补偿呢?当然都摊到了项目中,房产商不会有损失,损失的是购房者。中国房价10多年的涨幅屡创世界纪录,当然也有拆迁户的一部分功劳! 拆迁户不是什么弱势群体,因为他有房子在,只要他不是肯搬,住着人,房产商也好,政府也好,都要胆怯几分。‘旧房价格要比比照同地段新房价,农民房要比照商品房赔’,这些要求可以说在拆迁户中没有一个不会得到满足的。正因如此,才有钉子户涌现,他们知道房产商也好,政府也好,你们工程拖不起,拖一天利息就要几十万,你们肯定会让步。确实如此,最后都是对方让步而钉子户大获全胜。但个别的钉子户没掌握好技巧,或要求实在太高(如原折原建等)、或性格过于刚烈---结果造成自焚跳楼的假戏真做的悲剧。 经常在杭州二手房网上游览,便会不时看到有的房子挂价奇高,感到惊讶,一看下面说明“本房已经列入拆迁,拒绝还价”。原来如此,列入拆迁规划的房子,价格要比周边高出一大截,似乎成了潜规则。这不是拆迁户的强势象征吗? 不过我只说‘拆迁户不是弱势群体’,但土地被征用的大多确实是弱势群体。为什么?田大片被征,工业用地本来就是低价(政府补贴工业),即使是商业与住宅用地,被征用者也没办法在上面日夜住守,更重要的是,法律上说,土地是集体用地,不是你个人的啊。 哈,幸运的拆迁户!谁被拆迁谁就成了富翁。 啊,可怜的土地被征用户!谁的土地被征用,就丧失了大笔财富。
个人分类: 观察与思考|3702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的错为什么要由动物来承担
热度 1 animalethic 2011-1-11 11:35
昨天(2011/1/10),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旧闻 《商贩因城管执法摔死宠物 十只小动物惨死》详情报道见下面的网址 http://env.people.com.cn/GB/6694921.html 在这个事件中,当事双方都可以找出自己的合理的理由。商贩可以强调自己是弱势群体,城管人员可以强调秉公执法,维护城市形象。可以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在这个事件中人们除了应关注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外,还应关注在人与人的冲突中,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问题。商贩在被执法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这个事件反映出,在我们的社会里还缺乏动物伦理意识和动物法制观念。如果有相应的立法和伦理观念,相信这种事情就不会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和谐社会需要每个人的关注和努力。
个人分类: 动物福利|46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反思“养鸡场”经验
热度 1 武际可 2011-1-10 11:57
反思养鸡场经验 曾几何时,我们吃了若干年大锅饭。在学校和研究单位工作的人,相互劝勉:保重身体,熬到一定的年头,你就会提升。 现在不同了,人们在引进竞争机制。并且名之为丛林法则。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法则。优者获得各种优厚的条件,锦上添花,越来越多。什么杰青、长江、名师、千人等等,一个个闪亮的光环套在头上。而那劣的,不断被汰出去。为了加快汰的速度,还要实行每年末位淘汰。就是说每年数一数文章篇数,文章最少的,就得卷铺盖卷了。汰的办法也很多,诸如摘帽、降级、编外、扣工资、夺饭碗等等,不一而足。 不知怎地,我往往联想到大规模的养鸡场。十多年前开始的一项养鸡工程的主要点,就是鸡场主每隔一段数一数鸡们下的蛋(论文)。那优的便给好饲料,阳光充足的好条件。而劣的便会惨遭淘汰了。据说这在进化论中叫做人工选择,比之物竞天演的慢慢自然进化要快许多倍。这样就会很快地培育出多产蛋的优良品种。 对于养鸡,这确乎是一种好办法。不管怎样,鸡下的蛋越多,对人总有好处。久而久之,培育出的优种产蛋鸡,也就可以子孙繁衍绵绵不断。 可是对于管理一支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队伍,情况可就要复杂得远非养鸡场能够相比。首先,这个优的标准,就很难把握,以产蛋(论文)数量来评定,实际上研究水平和重要程度根本不是论文数量能够度量的。其次,真实鸡场里的鸡,一个个都是傻蛋,只知道吃食下蛋了事。而现在的这些鸡中有一些是很狡猾的,他们会下注水蛋、假鸡蛋外,还会偷别人的蛋。于是鸡场的老板收获的可能根本不是鸡蛋,而是一堆废物。人工选择的最后结果,培养出来的也不会是产蛋能手,很可能把老实下蛋的鸡淘汰了,它们下的蛋论个数虽然少,但得到的总是货真价实的鸡蛋。而选出来的有时却是造假蛋和偷蛋的能手,因为他们产的蛋又大又多。这大概是这些老板们始料未及的结果吧。道理很简单,目下人们呼吁要根治的科研腐败,其根源盖出于此,是把管理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按照养鸡场的原则来管理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百多年提出来的。对进化论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解读也在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 早期的理解,对待弱势群体,就是毫不客气的弱肉强食的原则。在这种理解下,资本家对工人进行贪得无厌的剥削,结果呢,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造成席卷全球的革命和造反。在这种理解下,人类对野生动物的肆无忌惮的猎杀,造成众多野生动物种类的灭绝。 后来人们慢慢懂得了,对待弱者不能强食。对劣者也不能一味地汰。社会上设置了许多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所谓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主要是对弱势群体而言的,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优胜者,是不需要这点保障和福利的。 就是对其他物种而言,人类是绝对的优胜者。在现在的科学技术条件下,除了那些苍蝇蚊子和细菌繁殖力特别旺盛的物种外,人类有能力灭绝任何一种哺乳类或鸟类动物,包括人类自己。人类逐渐认识到,让其它物种灭绝,绝对不是人类的福音,而只能是人类最危险的灾难。 一百多年来,人类从许多教训中已经懂得了,对弱者,绝对不能强食,而需要的是与弱者和谐地相处。 话又说回来,一个单位,无论你怎样挑选,每年都末位淘汰,还是会有弱者。要是把这些弱者当做强者的食,这个单位一定和谐不起来。何况,被认定的弱者,并不一定就是弱者,而是由于优劣的某种变态的标准所制造出来的弱者。敬告鸡场的场主们,是该反省一下我们到处推广的养鸡经验的时候了。 固然,大锅饭是不可取的,但弱肉强食的原则,也与现今提倡的和谐原则相去甚远。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实在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这也绝对不仅是鸡场主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或者是他们的专利,也是每一只鸡们要好好想一想的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优劣的标准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腐败丛生,而第二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须知弱势群体在社会上总是多数,而且今天的优势者,在明天也可能沦为弱势者。
个人分类: 科学杂谈|5875 次阅读|12 个评论
判断一个民族的品质之高低,关键要看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QFL 2011-1-6 09:16
' 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 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 于是, 弱势群体 就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 例如,前段时间就有个调查,人们惊讶地发现: 天朝公务员竟然是弱势群体!!!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哪类人才能算是天朝的强势群体呢?真是令人不敢想象!另外,那些大量的乞丐们、流浪者、贫农、农民工、贩夫走卒、失业工人、鳏寡孤独者、老弱病残者该属于什么势的群体呢? 英语中有个词叫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与中文的弱势群体很对应。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弱者群体,它显然是指那些在社会中困难生活着的一群人。一般而言,弱势群体可以分为两种: 生理性弱势群体 和 社会性弱势群体 ;前者有着明显的生理原因,如年龄、疾病等;后者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如失业等。在天朝,弱势群体主要是社会性弱势群体。 到底谁是天朝的 弱势群体呢?会是公务员吗? 根据联合国规定: 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的标准是每天每人收入不到1美元,而贫困线的标准是每天每人收入低于2美元 。照此计算,我国会有多少人的收入是每天超过2美元呢?我个人认为:至少大部分农民家庭与下岗工人家庭都不可能是。天朝自己对绝对贫困人口,也有个特色定义,即 年收入在683元以下的公民 (哈,换算一下, 每人每天 1.87 元,连坐公交车的钱都不够 )。然而,即使 这样低的贫困标准, 根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 我国还要到 2020 年 基本 才能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这显然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GDP全球第二、外币储备全球第一、美国外债第一等众多伟大称号极不相配。每当想到这种强烈对比,**自豪感就荡然无存!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例如, 在今年元旦致辞上,涛哥讲话的重点就是坚持改善民生问题 ; 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太悲观失望:前途毕竟还是光明的,哪怕光芒微弱些;社会毕竟还是进步的,哪怕步子缓慢点。 当然了,不仅仅是我天朝,就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也都存在着一批弱势群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真得没有乞丐:例如,我就没有在日本看见过乞丐;但这不等于说日本就不存在弱势群体。 我认为: 判断一个民族的品质之高低,最重要其中一点就是看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至于神州天朝的中华民族,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呢?相信大家都多少有点切身体会,故此处不再赘述。 最值得一提的是,弱势群体也有尊严。 是否尊重弱势群体的尊严,也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品质之高低 。儒学的一个观点就很好,即 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最后举一个美国的例子,有本人拍摄的照片为证。 当然了,个例不足以说明一切。 1. 人们排着队伍、有条不紊地依次领取食品和衣物,很文明地。 2. 食物就是简单的面包和饮料;红背心是爱心志愿者?! 3. 一大堆衣物:人们规矩地挑选合身的服装,按需拿取,并不贪多。 4. 两位面带微笑服务于众人的爱心志愿者?! 5. 判断一个民族的品质之高低,最重要一点是看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 , 您赞同这个观点吗?
个人分类: 个人观点|3823 次阅读|22 个评论
[转载]国民不“弱势”,国家才能更强大
zw373737 2010-12-12 11:20
来源: 新京报 作者:党国英 2010年12月12日10:11 若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不是靠协商,而是靠命令,人们就会有普遍的挫折感,觉得自己是弱者   弱势感是个真问题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渐显强大,也让中国人渐显富裕。   若依大家比较能接受的购买力平价做汇率计算的基础,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人的营养水平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又有研究机构披露说,中国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中国人自有住房的比率在世界上也属高位,虽然这种房子大多不是独栋房。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销售额极速蹿升,标志着中国在加速进入高档耐用消费品普及时代。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是不是也抛弃了大国寡民的心态,其心理世界也变得强大起来了?   最近《人民论坛》的一项调查表明,答案是否定的!若干阶层或职业群体的多数成员认为自己是弱势阶层,甚至连公务员群体也多认为自己属于弱势阶层。   这里发生了什么问题?   在一些发达国家,国民往往寅吃卯粮,没有什么储蓄;伦敦老太太听说超市要卖打折商品,也要贪早排队捡便宜;国家赋税很重,大学教授纳税以后不见得比出租车司机多拿多少钱;职业岗位也不那么稳定,美国人一生平均搬家居然达8次!那么,这些国民总该不会有强大的心理世界吧?不,曾有资料表明,美国大约70%以上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是不是《人民论坛》的调查发生了系统性错误?   仔细想想,也不是。回答一项调查问题,如果没有外在压力,也没有利益损失之虞,就不会有显著的系统性偏差。一些人的保守回答会抵消另一些人的夸张回答。   从服从走向平等   弱势或者强势这类概念,本来也不是很严格的学术概念,没有一个被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内涵,至于普通民众,更不会深究它们的意义。   但是,当被问到他们当属强势或者弱势哪一集团的时候,稍有语文能力的民众,都能大体判断问题的意思;同时,他们当然也不会、不可能去研究各种资料后再做回答。他们的依据是自己的心理感受。   强与弱是比较的概念,一个人总是在和他人关系的比较中才能有自己属于强者还是弱者的判断,也就是说,他要在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进行比较,才可做出判断。人要孤立地生活,不可能和别人比较强弱;一旦和别人相处,比较就会发生。   但人际关系并非在强弱之间非此即彼;他们完全可以有平等感受、自主感受。公共领域当然需要秩序,需要服从,但这个领域并非只有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如果人们可以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使得个人意见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人们在公共领域就会有彼此平等的感受。   这种感受,也是一种自主的感受;自主的感受就是强者的感受;相反,若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不是靠协商,而是靠命令,且人们对命令者的决断难以产生影响,人们就会有普遍的挫折感,就会觉得自己属于弱者。   概括地说,公共事务的决策模式,或者公共权力的结构类型,对人们关于自我强弱的评价会有系统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大于他们的财富多少所产生的影响。   公共权力结构的类型,自然是一个谱系,并无绝对的集中型或分散型。为便于分析,还是大略可以把公共权力的类型分为金字塔集中型和扁平自主型两种。   在金字塔型的公共权力结构中,公共事务多由长官命令决定,公众很难参与决策,只有服从的份儿。对这种权力结构,我们也不可绝对地说它不好,否则无法解释工业革命前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这种权力结构的一大好处是决策成本低,但坏处却是决策效益极不确定;权力越集中,越多的人们有被剥夺感。   经济学家把这叫做决策的外部性。容易理解,在这种权力结构之下,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是弱者。史料记载,秦始皇统治时期,政府连农民养牛也要管束,谁把牛养瘦了要给予处罚,因为牛可能被用于战争。试想,那时的自耕农会认为自己是强者吗?自然不可能。   在一个扁平化的权力分散的社会结构中,公共事务决策不会是少数长官的意志,凡事大家多商议,每一个人对公共决策都可能产生影响。在人口数量多、权力网络大的领域,也许会通过代表议事制度来体现公众对公共事务决策的影响。   这种情形下常常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做出决策,因此也存在所谓外部性问题,但因为公共决策过程比较透明,不确定性比较少,人们的被剥夺感比起权力集中的情形要弱得多。   这种权力结构也不能说就完美无缺,否则也不能解释人类历史尝试这种制度才不过区区几百年而已。例如,这种制度的决策成本通常比较高,尽管它外部性比较小。   深化权力结构改革   不过,不论上述制度有什么毛病,人们之间的平等感较强,个人的自主意识较强,要比起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人们更容易感到自己是一个强者。   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降低权力的集中度,将国家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  应该说,我们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民间社会的权利因为市场经济原则对命令(计划)经济原则的部分替代而大大扩张了;地方政府也因市场经济发展的压力而从中央政府分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我国民众的自主意识随着自主空间的扩大,也在逐步提升。  总体看,我国社会的公共权力结构有了一定的扁平性。若不承认这个变化,30余年的改革开放岂不是毫无意义?  我相信,假设30余年前中国公众和现在比有着同样的判断力,要他们在那时回答自己属于什么阶层,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弱势阶层。同样的,我认为,沿改革开放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弱势阶层,而是中产阶层。  指出以上成绩,并不是说笔者陶陶然痴醉于现实。相反,我把人民论坛的调查数据看做一种警示。我们无法判定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们有多少比例认定自己属于弱势阶层才是合理,但调查显示的高比例总归不是没有任何现实根据。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领域,的确有太多的无奈。  拣点小事说说。一位熟人,孩子有北京市户口,仅仅因为从外地转学过来,就找不到可接收孩子的学校,四处碰壁,无计可施;我自己居住的小区,大家不满物业服务,但见小广告包围了家门口,没有任何办法;一个理学博士,自己家乡的祖宅被强拆了,他给在那里做市长的工学博士写了公开信,此举让人想到那些没有生出理学博士儿女的农户,他们怎么办?   这些小事的背后都有大道理。可否规定我们的国立学校不能对覆盖区学生入学说不?物业公司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为什么不能把物业公司拆小,让部分专业服务实现竞争,有利于业主自治?解决强拆问题竟然有令不行,合法公权在该强大的时候显得软弱无力,国民对政府的授权为何如此被扭曲变形?   如果总有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尽管我们食有粮、卧有床,可我们能说自己不是弱者吗?   我们还需要深化权力结构改革。通过改革,要让我们的公权部门自觉地做好所有公共服务,不要让什么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才去集中治理。   但愿再过一个五年规划期,人民论坛做同样的调查会有令人高兴的结果。当我们的多数国民不再认为自己归属于弱势阶层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真正变为强大的国家。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626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特色(6): 为什么那么多“弱势群体”?
machan 2010-12-6 20:52
链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12-03/2697845.shtml 说: 据人民论坛杂志随机抽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 (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为什么?俺认为:一个没有平等权利、特权盛行的社会,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 这时不是,说不定哪个时候就是;在甲地不是,说不定在其他场合,在其他地方就是弱势群体。 面对如此现实,普通人、普通官怎么办呢? 你要明白,你本来是具有天赋的不弱势的权利的。更重要的是,你的日常的作为要配得上拥有不弱势的高贵。 比如,不随地吐痰、自觉排队、不欺压比你弱小的人、不盘剥你的手下、做事讲明规则 但是,我们的民族的血液,还流淌有几分高贵的血液呢
个人分类: 生活|2831 次阅读|1 个评论
看看被方舟子打假的于建嵘是什麼樣的人?
jiangjinsong 2010-10-24 10:55
爲了研究底層群體,和上訪人群生活在一起,中國有多少這樣偉大的學者? 誰才是知識份子的良心? 我們應該向誰致敬? 亦明:方舟子与于建嵘《南方周末》事件始末 http://t.sina.com.cn/yujianrong 回复 @一水牛漫步 :拍成电影肯定放不了,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八平米多的平房里,没有暖气,只有臭气,但便宜,每天只要五元钱,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天,一起上访,一起被抓。如果拍成电影,观众一定会说,这是那个朝代的人,是不是在走日本啊。// @一水牛漫步 :于老师把您的潜伏也拍成《潜伏》呀,让他 @于建嵘 :今天演讲时,意外见到了我2006年底在上访村潜伏时室友,离济南很远的七十多岁农民,他因反对地方政府与公司采矿带来的地质灾害上访,后被抓回老家。他从晚报看到我来的消息后坐车来济南。昨晚在火车站呆了一晚。可围着的人太多,只能草草见过,看着他变老而不屈的面孔,我难过,不知此生还能见否。 原文转发 (145) | 原文评论 (101)
个人分类: 科學文化|8648 次阅读|3 个评论
对“教育部明年专项招五千少数民族研究生”的思考与建议
lgmxxl 2010-10-19 08:47
接受高等教育各阶层人数构成比例是社会包容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因为接受良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人们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部 10 月 11 日 下发的通知具有积极的意义。通知决定: 2011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数为 500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1000 人,硕士研究生 4000 人,可招收 10 %的在职汉族考生和民族自治地方的非在职汉族考生。通知特别指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之内单列下达,不得挪作他用。被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先在高校基础培训基地集中进行一年基础强化培训。博士研究生直接入校学习。 此举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利于社会公平。但我想类似的政策能否惠及更多的弱势群体呢?在中国高考及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最为不公平的事情主要有三项:一是西部与发达省份的不平等,主要是西部整体教育水平较低,高水平大学较少(陕西省算是一个特例),西部省份考生上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的机会较发达省份有明显的差距;二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不平等,根据李春玲的研究,少数民族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少于汉族,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是汉族人的 58% 。 三是城乡之间的,李春玲的研究表明,城市人 ( 父亲户口为非农户口 )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 ( 父亲户口为农业户口 ) 的 6.3 倍。 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农业户口的居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仅占 0.7% 。 广州日报的数据更让人吃惊: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 82.3% 和 17.7% 。而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 30% 以上。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 3.5 倍、 16.5 倍、 55.5 倍、 281.55 倍、 323 倍。 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的学生所占比例更低。由此可见,三类不平等中,第三种最为严重,影响也最大,特别是十年、二十年后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它可能动摇社会的根基,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为今天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构成直接决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社会精英人群的构成,决定若干年后社会政策话语权、决策权、执行权的人员构成。如果若干年后,社会精英群体中农村出身的人比例特低,将直接影响一国对农政策,影响城乡融合。 现在党和政府已经关注了前两类的不平等,能否抽空精力做些研究,针对第三种不公平、不平等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救济呢?可资的建议主要有三条:直接针对农村生源学生的加分;规定重点大学农村生源的最低比例;针对农村生源的定向招生。虽然以上三条实施过程中都会有很多问题,但只要认真研究,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这方面政策影响的效果将是更加深远的。 李春玲 .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 社会学研究 .2010 ( 3 ): 99. 同上 1 2009 年 3 月 4 日 《中国青年报》 。 2009 年 01 月 23 日 《广州日报》。
个人分类: 教育杂谈|3915 次阅读|2 个评论
一些避免校园暴力的办法
longfo 2010-4-29 15:33
最近几日连续发生校园惨案,福建南平、广州雷州到今天的江苏泰兴,三个地方都是发达地区,其中广州和江苏还是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 接二连三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校园暴力并不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如何处理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 首先,政府要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平衡和谐,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保障体制的完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一纸命令,更多的也是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技巧。 所以根据地方实际,探索区域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 第二、 政府要给一般民众一个表达自己的平台。 网络上最近出了几个名人,先后是犀利哥和凤姐,但是这些人都是网络幕后推手操作的,普通民众的声音哪里可以倾听,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缺乏民意表达的渠道,就是堵塞了社会救济的渠道。堵塞了社会救济渠道就很容易置人于死地从而产生暴力事件。 表达平台是民众正常的利益表达平台,同时也是增加合理合法的社会抗争的渠道。 第三、 建设尊重体系,充分尊重弱势群体的尊严 。杀人并不是一个很体面的行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放下内心的羞耻,加入到杀人行列中呢。就是这个社会失去了对于个人尊严的保障。现在正统的思想教育逐步弱化, 娱乐化的东西逐步占领了报纸和电视台,这慢慢削弱了人们对于廉耻的正确认识,很多人靠着出卖自己的隐私和表现自己无耻的行径从而出名得利,这极大了摧毁了正常人的道德界限,抹杀了他们的尊严 ,出事在所难免。 第四、 完善公益系统,提倡积极帮助身边的人 。很多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在他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他,或许明天他就冲到学校杀人了。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付出不多,收益不小。所以依托社区建立旨在帮助本社区民众的公益组织,鼓励建立非政府公益组织,完善个人公益档案,是很有效的办法。 第五、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强校园安保工作。 学生是社会弱势群体,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校园暴力事件,所以加强校园安保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加强安保工作不仅仅是增加守卫数量,加强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提高安保人员的素质,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上海市某区公安局发生惨案犹在眼前,充分证明了 完善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策略 才是预防校园暴力的正确选择。 第六、建立健全全民医保制度。医保制度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保障,也包括心理健康保障。很多疾病和暴力事件都和心理疾患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最近除了校园暴力还有人大代表自杀事件,这就充分证明了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都存在着极大地缺陷,这无疑是医疗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所以社区专门成立心理辅导工作站或者集中培训社区医生心理知识还是有必要的。 从自我做起,小事做起,慢慢改善我们的社会吧。
个人分类: 未分类|3867 次阅读|9 个评论
“纯精英”当政,老百姓遭殃
lgmxxl 2010-4-27 09:35
这几天颇为年度车检伤脑筋。为了这次年检,我已经五次去车检中心了。第一次上线检完后,最后要盖章了,却被先知网络不通。一周后,再次去又被同一原因找回。第三次,网通了,却被告知有违章纪录。第四次,又去了,结果又说没有车船使用费完费证明。第五次,仍被拒,原因难以明说。而且,每一次都是找到原因就拒,全然不管其他。更为绝的是,在检车地方没有任何交费的地方。只能回来再去,每次来回 30 公里 ,每次半天,真是够苦的。但愿我的第六次会顺利过关,不然的话,还得去找些权力出租人帮助了。 由此我想,这个检车中心的人肯定不知百姓疾苦,他为何不能提前公示一些东西?为何不能提前电话通知一些东西?为何不能代收一些费用?当然,他们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归谬于老百姓:你们为何不打电话问下?为何不上网查查?为何不按时交费?为何违章?等等。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还是想从教育上来谈谈这件事。 今天的教育是为了明天的生活更美好,终极目标是为了人们活得更有尊严和价值。可是,现在纯学生的人太多,而且这些纯学生越来越出自精英家庭,就更可怕。将来,这些人一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百姓的日子可能要难过了。 所谓纯学生,就是没有经过社会锻炼的学生,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到工作,这些人基本没有对基层百姓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他们只靠书本知识来工作。如果这些人出身于精英家庭,就更可怕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根本不知什么是生活的苦难,不知最为下层百姓之苦。他们也就当然地不能理解百姓之苦,百姓之难。他们的决策、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利益代表都将是他们自己的阶层。 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精英及其后代的统治时期。当下的精英花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钱培养自己的子女,使他们接受的良好的教育,这些人毫无疑义地会成为将来社会的精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农业户口的居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口仅占 0.7% 。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一项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在 2005 年曾发布报告称,近年来,重点大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源,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北师大的农村学生比例从 1998 年的 30.9% 下降到了 2002 年的 22.3% 。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国研网教育参考 2009.8 )。另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 3.5 倍、 16.5 倍、 55.5 倍、 281.55 倍、 323 倍。(广州日报, 2009-1-24 )这些数据说明,随着学历级别的上升,农村学生数量在减少;随着大学位次的提升(即 985 大学是最高位次; 211 大学次之,省重点大学等),农村学生数量在减少。两个减少的背后及后果就是 20 年或 30 年以后,社会的权力阶层、精英阶层将少有农村的后代。将来的各级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将听不到农村代表的声音,农村及其它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将无人代言。一个连农村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人,如何能真正关心农村发展。我国的三农问题在这些人手里会大大地成为比现在更为严重的问题。我国的弱势群体将更没有代言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将更加困难,冲突将更加严重。 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它遗害于几代人,甚至误国误民。让农村孩子、让弱势群体的孩子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事关社会公正、公平、正义,也事关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国家是到了拿出具体举措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3922 次阅读|4 个评论
相当数量的党员是弱势群体
moxj 2010-3-25 10:25
很多相关的认识我较早已经表述过了,今天特意选了这句话作为题目,不是因为它可能有些雷人,而是相关的信息让我对这个判断更加确信。 下午党支部书记在群里通知团员们提交个人信息,大家随后把它作为一个玩笑话题开始,很快提到刚刚发生的谷歌事件,并且联系到大陆共产党。出于好奇,我登陆谷歌搜了 GCD 三个字母,普天盖地负面消息都是我以前从没有看到的,不过链接打不开。 想起很早以前的一篇日记《 80 后,我们该什么时候入党? 》当然还有几篇相关的日记。不过, 今天这个题目借用一下大家最近提到的几个概念。 (一)关注国人心理健康的一则消息显示: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的统计,我国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已高达 7% ,超过 1.7 亿人 , 其中忧郁症、焦虑症最为常见。心理障碍问题占了普通人群总数的 25%30%, 比 10 年前上升了 10 倍以上。每年约有 28.7 万人自杀,约 200 万自杀未遂者。在国民死亡原因中,自杀已经排在了第五位。 (二)一位在加拿大的同学引用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分析当前中国大陆人的心理状态。(如下为百度对该症的介绍片段) 1973 年 8 月 23 日 ,两名有前科的罪犯 Jan Erik Olsson 与 Clark Olofsson ,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 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 130 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 Christian 竟然还爱上劫匪 Olofsson ,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 集中营 的囚犯、 战俘 、受虐妇女与 乱伦 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 1 ,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 2 ,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 3 ,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 4 ,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 4 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警方找来 心理学家 :三个人质为甚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都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 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国的 新人民军 绑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参加抢劫银行,感谢恐怖份子。 (三)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英国科研小组关于人类一些自身缺陷的研究。有个研究显示:即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但人类总是倾向修正自己的错误路线,而不是彻底放弃,重新选择。所以往往出现有人对自己并不再坚信的东西自觉的维护。 表述玩这三点事实之后,补充一个事实:大陆的党员数量已经相当庞大,各个阶层之中都有党员,甚至大街上的犀利哥。 再回忆几个生活中的片段: 一个官员做事圆滑,很得上级欣赏,不断提升且聚集了大量钱财,但它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路,而是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试图走经营商业的道路。 几个 90 后的孩子在歌厅唱歌喝多了,砸坏了东西等待处理,坐在沙发上的一个和我主动聊天。谈话中得知他是干部子弟,性情温驯,而且是党员。没月家长给他固定零花钱,这场合是他们常来的地方,他从不闹事。闹事的那个不是党员,而且那些家里条件差的在他们班里也不会入党,老师不给机会,入党有比例。 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早就入了党,希望自己有个好的仕途,去了单位也不断与时俱进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不过终因自己没有关系和后台机会排在别人后面。 党员例会开完以后,一个年轻党员跑来和我讲:二哥,他们对三哥的事情各持意见,真是一点没有爱心,我们自己组织吧。 每个人身边都有党员,都能看到自己的故事,不用多举例。 回到开始的心理疾病话题,在这个被就业,被~~的年代,多少人患上了心理疾病,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党员身处一种环境,一种体制下,会不会被 XX, 会不会把人类的一些缺陷更突出的表现出来,也许当初他们是自己被自己 XX 的。 不可回避,身边的党员是如下这样一些同志: 1、 一些优秀且很有抱负的人成为党员,但他们走上的却是压抑的道路。 2、 一些投机分子成为了党员,他们游走在了复杂的关系网中。 3、 一些获得信息不全面,在家长或舆论的引导下成为党员。后来生活在没有主见和自己不能应付的复杂社会及关系网下。 4、 一些为了生活和自己的欲望背离了当初理想的人成为党员中的高位者。 5、 在心理问题有爆发之势的今天,这些人处在怎样的位置。还将会长期处在怎样的环境下,即使他们的物质条件可能比平均水平要高一点,幸福离他们又有多远? 当你也像我一样,有一天刚听完一个发牢骚的人抨击完社会和政府,回过头又怂恿你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一个创业挫折的孩子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很认真的给她开导并鼓励,后来她自我解嘲:党员什么时候也要群众关心了啊。不管你是党员还是高官,你一直是我妹妹,在妈妈眼里你只是她的孩子 当前的很多事情面前党员和群众有了差别,比喻很多岗位考公务员。还有很多 对比这些事实之后,你有什么感想?赶快入党吗?鄙视党员吗? 错误的不是党员,是执着;错误的不是党员,是动摇。 面对党员,大家的态度不应该是盲从;面对党员,大家的态度不应该是唾弃。 面对当下的党员群体,大家最应该做的是关爱。 他们已经被弱势了,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位高权重的人。 小平是人民的儿子,其它党员也是。
个人分类: 民生了望|265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吴祚来:春晚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
可真 2010-2-18 01:07
本博主赞同吴祚来的观点: 春晚小品《捐助》不尊重弱势群体 2010-02-16 09:50:20 来源: 金羊网-新快报 (广州)  著名文化学者吴祚来近日撰文,对春晚小品《捐助》提出了严厉批评。文章认为小品对弱势群体不尊重,罔顾个人的尊严,文章认为,来自民间的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这是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赵本山 在虎年 春晚 (更多相关内容) 上表演的小品《捐助》。 金羊网-新快报2月16日报道 以下为吴祚来文章: 前两年我曾撰文批评赵本山《卖拐》系列,以调笑残疾人为乐事,后来新华社也发表类似观点的评论。 今年春晚,我特地关注了赵本山的新小品《捐助》,这篇小品对弱势群体的不尊重并无改变,小品讲的是赵本山与其弟子扮演两个捐助者,要给一个单亲家庭捐款资助孩子上学,没曾想本准备捐出三千,却因失误而错捐了三万,将亲戚准备相亲娶媳妇的钱也一并捐了。 整个小品闹得就是两个捐款者之间的纠纷,而其中的笑料无外乎民间那种寡妇门前是非多。他的弟子在小品中明着指责师傅:你看你整的,不是给寡妇挑水,就是给寡妇捐款。小品中出现最多的语词,就是寡妇二字。我们看到随后出来的受捐赠母亲的形象,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并无二异,见面就叩头,面无表情两眼发呆,听凭摆布。无论是编剧的潜台词还是演员的行为语言,对这位单亲母亲充满戏谑与取乐的意味。 相比2007年春晚节目反映外来儿童在城市的生活,今年春晚反映失学儿童家庭则是等而下之,甚至有些格调不变。三年前的春晚,北京行知学校的一群民工子弟朗诵《心里话》,被媒体认为是春晚的良心诗篇,深深打动了人们麻木的神经。这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看到,关注弱势群体与失学儿童,应该用一种令人感动、给人尊严的方式,如果像《捐助》小品里表现的这样,对弱势群体的变相歧视与搞笑,那么无论是受捐者还是捐献者,都毫无尊严可言。我们的艺术家更应该懂得尊重弱势群体,通过艺术表现每一个人的爱心与尊严。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没有符合人性的幸福生活。 东北二人转中有一个自贬自损、互贬互损的传统,这种方式在当今相声界也广泛流行,说穿了,就是通过自我贬损与互相嘲讽,来达到搞笑的目的。在传统社会里,因为艺人地位低下近于乞丐,所以以丑怪低俗来取乐于人,获得盘中餐口中食,但无论如何搞笑,它都离幽默很远,而离低级趣味很近。小品《捐助》留下了悬念,并与观众说明年见,编创团队用心良苦,但走的还是格调不高的《卖拐》套路。 以赵本山为核心的文化集团在娱乐界已是一座不可小觑的山头,这座山之高,直接链接着央视春晚巅峰时刻,它们之间俨然已是利益共同体,央视可以通过赵本山小品获取收视率和广告收益,而赵本山也可通过春晚来推出他的新弟子,这些新弟子作为本山文化集团一员(对赵本山行过跪拜大礼),在新的一年里就可以在全国舞台与广告上,攻城略地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来自民间的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我们不仅需要警惕这样的文化垄断,更要有措施来限制这样的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文化娱乐界需要的是低低的山头,还有高高的尊严,文化复兴从来都与人的尊严相关,与文化品位有关,而与低趣的文化经济关联并不太大。 (吴祚来) (本文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 著名文化学者吴祚来近日撰文,对春晚小品《捐助》提出了严厉批评。 文章 认为小品对弱势群体不尊重,罔顾个人的尊严,文章认为,来自民间的文化集团借助央视的文化垄断,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利益双丰收,这是利益集团对民间公共文化的侵蚀。
个人分类: 转贴转载|3076 次阅读|5 个评论
怎么谁都欺负“溃疡面”?
cwhm 2009-8-10 20:42
早上起床发现嘴唇上有个小水泡,得过口腔溃疡的经历让我心里冷了下,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会不会糟糕,早饭的时候,一边看着食堂的电视新闻,一边嚼着早 饭,都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就是嘴唇起水泡的那个地方,一顿早饭功夫被咬了两次,水泡也慢慢变大了,看来严重的时刻要提前到来。 水泡应该是现在嘴唇上最虚弱的地方,可牙齿就是欺负它没办法,让我想到了我的专业,材料的损伤破坏,疲劳断裂都是在材料内部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比如裂纹, 损伤累计处,缺口等等,而且往往这些地方承受着高于周围部分更大的应力(应力强度因子),结构和材料自身都这么欺负弱势部位,更不要说人体了,范围再大了 不要说我们的人类社会了。 农村的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干得活最多,拿到的报酬最少,甚至脚的杂七杂八的税也不比城里人少,说起农村养头猪可能都要交税很多人可能都觉得稀奇。 博士生算是弱势群体,导师一个月给着几百块钱,却还要为了一纸文凭帮着老师挂名写文章,现在的舆论媒体也开始欺负博士生了,经常给博士生带上什么不好的标签,没办法,弱势群体就是如此待遇。 再说说我们的女生,都说男女平等了,但是在体力上男女永远不平等,这就给坏人胆大可为的借口,最近多少女大学生,年轻妈妈被抢了包包,夺了手机,甚至被歹徒给残忍的夺去了生命。 不敢再延伸想更多了,弱势群体如何自保才是我们自己的出路,毕竟体系是不利于弱势群体的。
个人分类: 我思故我在|1827 次阅读|0 个评论
Lawrence H. Summers 说过些啥?
lanjs 2009-7-24 16:57
萨默斯校长说过些啥? 编者题记: 虽然哈佛校长 Lawrence H. Summers 下台了,并成为任职时间最短的哈佛校长,但孔夫子说了: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第十五)。 Summers 校长的许多教导并未过时,其强调关注弱势群体与增进国际理解的话仍然是今日大学生明日领导人所应关注的。特转述如下: Lawrence H. Summers 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arvard University http://ksghome.harvard.edu/~lsummer/fullbio.htm 2006 Commencement Add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ident Lawrence H. Summers Cambridge , Mass. June 8, 2006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 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 students, faculty, alumni and staff - 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 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 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 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 -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 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 And yet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as I entered Harvard's presidency I feel with even more urgency these five years later. It is the urgenc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ll Harvard can accomplish in the next years that I want to focus on this afternoon. 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like me, the faculty, and all but the most recent alumni of Harvard entered. 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 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 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 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 - those who are not educated, those trapped in poverty and violence, those for whom equal opportunity is just a hollow phra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re enabling us to comprehend the furthest reaches of the cosmos, the most basic constituents of matter, and the miracle of life. They offer the prospect of liberating people from drudgery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of eliminating dreaded diseases. At the same time, today, the actions, and inaction, of human beings imperil not only life on the planet, but the very life of the planet. Globalization is making the world smaller, faster and richer. One-third of human beings now live in places where the standards of living may increase 30 fold in a single human lifespan - a transformation that dwarfs what we ca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ill, 9/11, avian flu, Darfur, and Iran remind us that a smaller, faster world is not necessarily a safer world. Our world is bursting with knowledge - 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 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 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 - and I believe even more strongly today - 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 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 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its unmatched capacity to attract brilliant students and faculty, its scope for physical expansion in Allston and its formid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 Thanks to your generosity and the endowment's strong performance, our resources have increased in just the last three years by nearly seven billion dollars. This is more than the total endowment of all but four 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 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 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 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 - human, physical, financial - 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 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 not only for Harvard but also for humanity. 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 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Opportunity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 every corner of America , Harvard's prestige, and wealth, inspires awe. For some, the name Harvard is synonymous with privilege. In fact, Harvard is a place of great and transforming opportunity. This week we read of a Bronx postman's son whose life was changed by his years of study in this Yard. This man is now to lead one of America 's great financial firms. I know that scores of you from every alumni class gathered here have similar stories.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of Harvard, I resolved that, on my watch, we would have more such stories of opportunity to tell. Thus,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e have eliminated the necessity of contribution towards tuition for families earning below $60,000 per year. We have seen an increase by a third in the number of eligible lower- and middle-income students attending Harvard,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we have seen other institutions follow our lead. Still, when the gap between the life prospects of the children of wealthy parents and those of middle class and poor parents is widening, we have only made a beginning.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Harvard sets a standard by eliminating any financial burden for lower and middle class families and when students from these backgrounds are fully represented in every Harvard class. There is more to equal opportunity. Should not every young perso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a career that, while it may not be lucrative, serves our world - whether it is performing basic research, counseling the troubled, teaching in urban schools, struggling to bring peace to nations, preserving the public health? A university like ours cannot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rewards in our society. But we can press on to find more financial aid, more ways to support those who commit themselves to service. We have, in the last years, begun to treat financial aid as a university-wide responsibility, creating new fellowships and increasing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students who pursue public service. But there is much more to do.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Harvard sets a standard by insuring that every student with the ability and the drive to study here can pursue a career of service to society without fearing the debt that they will incur. Science Ponder this. Within the next 25 years,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genomics will have led us towards a cure for many cancers; that stem cell research will transform treatment of diabetes, that basic research will make possible a vaccine for Alzheimer's, and that we will have means to control AIDS and malaria. Draw a circle with a five-mile radius from this point and you encompass the greatest concentration of biomedical talent on earth, and, almost as remarkable, the undeveloped urban real estate capable of making Harvard the world's epicenter of biomedical progress. Recognizing the potential, we hav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created a Stem Cell Institute to fill the gap left by federal policy and so ensure that this research area - with its promise for diabetes, Parkinson's and much else - is fully explored. We have launched the Broad Institute for Genomic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T, and embarked 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more than 20 football fields' worth of laboratory space to be devoted to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in Cambridge and Allston. We have expressed our commitment to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new undergraduate courses that cut across scientific disciplines, and that focus, too, o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thical aspect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we are on the verge of creating, at last, a new school for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All thi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and rapid, expansion of Harvard's prior investment in science. But there is much, more for Harvard to do. We ow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o our own, every effort we can make. I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because of Harvard's bold investments and its magnetic power, Boston is to this century what Florence was to the 15th - not the richest or most powerful, but the city that through its contribution to human thought shone the brightest light into posterity. I look forward to the lives we will save. The World America today misunderstands the world and is misunderstood in the world in ways without precedent since World War II. A great university like ours has a profoundly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 know that my own professional path was set by the summer during graduate school I spent in Indonesia .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living abroad if one is to understand another country or even, I dare say, one's own. The number of Harvard College students studying or working abroad has sharply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ow nearly two-thirds of a Harvard class - 1,100 students - will work or study abroad this year.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Harvard sets a standard for future leaders of our country by assuring that all students have meaningful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before they graduate. There is much more to be done, too, in truly integrating Harvard with the world. Students from abroad coming here to study return home changed people, and those they meet here are changed by them. Remember a few years ago the rescue of a doomed Russian submarine crew? This rescue was only made possible by a contact between a Russian admiral and an American admiral - two who never would have communicated if they had not met in a Kennedy School joint military program. New research offices in major cities on every continent, our agreement with Google for the potential digitization of our entire library collection, our ongoing experiments in distance education - these demonstrate that Harvard can educate far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its campus. A century ago, our Extension School opened these gates to the greater Boston community.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Harvard fully us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xtend its reach into the entire world. The College At the very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lies Harvard College , where, every year, 1,650 of the most impressive students on earth begin thei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s. In my Inaugural address I called fo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reform of the Harvard College curriculum, for the curriculum had not been addressed in over a generation. We can take satisfaction that now we do offer freshman seminars for all, and that there now exist faculty-led seminars in many concentrations. We have increased student choice and flexibility with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within concentrations, we have begun a much-needed overhaul of our advising system, and we have begun to bring practice in the arts - the creation of music, of visual art, of film and of writing - fully into the Harvard curriculum. I was honored to approve the appointments that have allowed the faculty to grow so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I was especially excited to promote to tenure from within some of the College's most superb teachers. And yet, we are still short of realizing the truly great curriculum our students are waiting for. I believe that to realize this curriculum, the Faculty of the College will need to put individual prerogatives behind larger priorities and to embrace new structures and nor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provide the closer student-faculty contact our students deserve, faculty will need to take a greater role in leading discussions, in responding to student writing, in advising student concentrators. They will need to provide the broad introductions to large bodies of knowledge the students are right to demand. They will need to think with vision, and with generosity, across disciplinary borders and their particular purviews to craft a compelling description of just what, in the 21st century, it means to be an educated person.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Harvard is not just the greatest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but is also recognized for providing the best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 the day when once again what we do here in this Yard defines the ideal of liberal education. Conclusion Yes, I have these last years been a man in hurry. My urgency boils down to this: For an institution like ours to make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the world rightly expects of us, we cannot rest complacent on this, the more comfortable side of innovation; on this, the more familiar side of the lectern; or, even, on this, the reassuringly red brick side of the river. Harvard must - we must - cross over: Cross over from old disciplines to new; Cross over from old 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to new; Cross over from outdated lectures to new active modes of learning, Cross over from the confines of Harvard Square and put down new, ambitious stakes, in Allston and beyond. We owe it to those who come after us to become for this city, this region, this nation and this world a center of human improvement. Our long preeminence must become a spur, not a bar, to our constant transformation. I am honored to have served as your president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what I hope - and believe - will be Harvard's greatest epoch. I have loved my work here, and I am sad to leave it. There was much more I wanted, felt inspired, to do. I know, as you do, that there are many within this community who have the wisdom, the love of Harvard, the spirit of service, and the energy that will be necessary to mount the collective efforts th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 demands. I bid you farewell with faith that even after 370 years, with the courage to change, Harvard's greatest contributions lie in its future. Commencement Address 200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ident Lawrence H. Summers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June 9, 2005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I am pleas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report to the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 I want to address what I think is perhaps the defining development of our time, what your University has been doing about it, and what we hope to do in the future. I refer to the growing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the rising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shaping human history. My guess is that when the history of our time is written 300 years from now,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s to it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A university as fortunate and as strong as ours can, should,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at story. The remarkable opportunities inherent in the current global moment bear emphas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l of human history, a majority of people now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leaders ar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where women are treated as full citizens, and where the press is free. Both the propor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at lives a full lifespan and the proportion that is literate are higher and rising more rapidly than at any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Nations where more than one-third of humanity lives are seeing their economies grow at a rate where living standards could rise thirty-fold in a single human lifespan, a trend that, if it continues, will rank in the last one thousand years only with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espite all the tragedies of war that rightly preoccupy us, the fract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killed each year in wars has, in recent times, been more than 95 percent lower than the comparable fraction for an average year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is more extraordinary in its military strength and the global extent of its cultural influence than any nation has been at least since the Roman Empire . All this suggests opportunity. But it does not suggest any lack of challenge or any grounds for complacency. As long as any child is hungry or any war is being fought, as long as any person is dying of an easily treatable disease, or any political dissidents are being denied their human rights, there is vital work to be done. Moreover, if history teaches anything, it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exorable about positive trends. We know that especially in new democracies there is the risk that brutal tyrants will be freely elected. We know that rising economic powers have rarely been accommodated by the world system without turbulence and turmoil. We know that the same scientific progress that has fueled prosperity has also made it possible to kill more people with less effort than ever before. We know that while basic indicators of human development have progressed overall, they have regressed in dozens of countries, primarily in Africa , where one-tenth of humanity lives. Even now, 1.2 billion people today struggle to live on less than $ 2 a day. Finally and critically,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may today be at the zenith of its power, there has not been another moment whe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as troubled, and as troubling, as they are today. All of this is to say that we are at a hinge point in history. The 21st century can be a far better one than the 20th century, with less brutality and more human freedom, and many more people lifted beyond bare subsistence. But it need not be so. What happens will depen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on ideas, and on the wisdom of people who are in positions to use them. Isaiah Berlin famously observed that philosophical concepts nurtured in the stillness of a professor's study could destroy a civilization. Berlin might have continued that wars can start or end depending on what leaders do or do not understand about history or religion or culture, that economies can grow or contract depending on what policymakers do or do not understand about economic theories and models, that people live or die depending on what we do or do not understand about biology and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 great university like ours, rooted in an American tradition - committed to education, to spreading and creating knowledge, to ideas and the people who bring them forth - has a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to our students, but to our nation and to the world. History will judge us on how we build on Harvard's strong foundation to meet this responsibility. TEACHING At a tim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so misunderstoo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quite likely has never been so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have a special need to prepare our students with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a lifetime commitment to comprehending changing global realities. This is a matter of paramount concern to the faculty as it debates the reform of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Even as those discussions continue, I am pleased to be able to report to you that the Harvard student experience is changing in ways that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a world that some of them will go on to shape, and in which all of them will need to think globally. The enroll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t Harvard has increased 45 percent in the last decade, and enrollment in Arabic has increased more than three-fold since 2002. From greatly increased coverage of non-Western material in art, music,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courses,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role of the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to embrace African studies, to the extension of our network of area studies programs to cover every major region of the world, we are assuring that our students graduate with much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than any previous generation of students. The number of Harvard College students studying or working abroad during the term or the summer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Indeed, in this academic year alone, more than 800 students - equivalent to roughly half a Harvard class - will have spent some amount of meaningful time in a foreign country. This summer a biochemistry concentrator will be assist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a hospital in East Timor, a young woman interested in public service will be gathering oral testimony from North Korean refugees, and through new programs in the Summer School, more than 200 students will be studying abroad for credit with Harvard faculty, from Barcelona to Beijing . These kinds of opportunities can be transforming. I know that the course of my own life was changed forever by the chance Harvard gave me 25 years ago to do economic work in Indonesia . And, of much greater moment, historians record that John F. Kennedy's vision of the world was importantly shaped by what he learned traveling through Europe while preparing to write his Harvard undergraduate thesis. Dean Kirby is fond of remarking that there is no place to study China like China . With his leadership and that of his colleagues,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we are approaching the day when, like the swimming test for a previous generation of Harvard undergraduates, a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ll be the nor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undergraduate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BODY One way we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is by including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nd work abroad within a Harvard education. Equally important is the commitment to bring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ere to Harvard. Harvard is and will remai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But it must be a university that increasingly welcomes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f it is to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American students and if it is going to meet its obligations to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s degree students come from nearly 90 different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count for nearly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f degree students in our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Kennedy School , and the Schools of Business, Public Health, and Design. Dean of Admissions Bill Fitzsimmons estimates that one-third of admitted students in Harvard College speak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at home. It is hard to overestimate the benefits of opening our doors to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gain and again during my years in Washington , I would meet with foreign officials. We would go through our respective talking points. And then the foreign officials would ask whether I was the same Larry Summers who had taught at Harvard. I would say yes. And they would then go on to explain how their years at Harvard had changed their lives -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America . Professor Nye likes to tell the story of Alexander Yakovlev, who was a key ideological advisor to Mikhail Gorbachev. Yakovlev was asked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ideas that helped to bring down the Berlin Wall. Inevitably there were many sources, but notable among them was what he had seen and learned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50s. If Yakovlev was even a small contributor to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f his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even a partial factor shaping in his advice, I would suggest that his experience alone may well justify a half century's national investment in exchange programs. We as a university must do more in the years ahead to recruit the most abl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have taken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recruiting more of the most able students by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principle that anyone with a family income under $40,000 can come to Harvard College with no parental contribution. We have an arrangement that will allow any student from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borrow the entire cost of his or her education at a sub-prime interest rate. Our new 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 provides grants that enable dozens of foreign students to study in our public service-oriented graduate schools each year. And in what I hope will be a precedent-setting agreement for other countries with other Harvard schools,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 along with a private consortium, has agreed to finance Ph.D. training for all Mexican students admitted to Harvard. This is all progress. But our goal should be clear: let us work towards the day when cost will not stop any student anywhere in the world from studying at any of Harvard's schools. As we continue to seek the best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ur success will depend on national policy as well as our own efforts. While there have been som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recently, restrictions on student visas have become a very serious issue for our students, our University, and our nation. I think of a brilliant science student at Harvard who returned to China for his father's funeral and then missed a chance to publish his first major scientific paper because he was not allowed back into the country for several months. We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s concerns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let us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end a clear signal that foreign students are welcome at Harvard and in America, and to ensure that every Harvard student we accept is able to enter this country and begin his or her studies on time. RESEARCH Harvard, of course, exists not only to spread knowledge but to create it. Much research at Harvard is directly focused on key global problems. Consider a few examples: Research at the Kennedy School 's Belfer Center has set the agenda for our national effort to reduce the threat of nuclear terrorism by securing weapons-grade materials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as shown how recent policy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have resulted in expanding access to schoo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all children. Research at the Divinity School on the tenets of Islam has demonstrated how terror is an affront to its deepest traditions and ideals. Collaborative research between Professor Dyann Wirth at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scholars at our new Broad Institute is seeking cures for malaria by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genomics of resistant strains. And award-winning research at the Design School has led to innovative design responses in the wake of the tsunami disaster. Beyond these examples of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pressing problems, much of the humanistic scholarship that is Harvard's deepest tradition develops the wisdom that is essential to create a secure world. George Marshall famously remarked on the need to have thought hard about Thucydides to have a prospect of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and Graham Greene speak more powerfully than any bit of social science to the difficulty of nation building. We saw in the successful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the benefits of the kind of deep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at comes out of thoughtful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It is not for the University to have a foreign policy. But it is very much for the University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our faculty as they engage their intellectual strength with the vexing problems of the world - a world where decisions and actions taken in ignorance can have terrible consequences - and where decisions and actions informed by deep knowledge can transform a great many lives for the better. PRESENCE ABROA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ur students enjoy, through the education Harvard offers students from abroad, through the work of our community in advanc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we make crucial contributions. But if Harvard is to maximize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then we will have to find more ways in the future than in the past to be in the world. We will need to pursue a growing presence abroad - carefully, prudently, mindful of quality, remembering always that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Harvard is the community of people who gather in Cambridge and Boston - yet also respond in cases where a foreign presence is compelling. Last year, I visited the University's center in Santiago , Chile , which provides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our students who choose to study in South America and for our faculty who are pursuing research questions on Latin America . A similar office will soon be opened in Bombay . Harvard Medical International harnesses the expertise of our medical faculty to train doctors and scientists, design models for patient care, and generate new discoverie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Business School 's Global Initiative now has research centers in Hong Kong, Paris , Buenos Aires , and Tokyo that allow faculty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culture and business practices of these regions, leading to business cases that are more global in perspective than ever before.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s one of a handful of schools chosen for a very large program under 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to provide capacity building and treatment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ere the AIDS pandemic has already taken a grotesque and staggering toll, in Nigeria , Botswana , and Tanzania . Let us build on these step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re will be Harvard offices supporting the foreign study of our students, the research of our faculty, the dissemination of our idea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our alumni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I suspect, though, that when historians of higher education look back at our period,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physical presences that universities establish abroad will be what they are able to do virtually. Here are two examples that point to the potentially transformativ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what we can accomplish as a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Michael Porter, an international expert on strategy and competition, is teaching a class on the microeconomics of competitiveness that is now being offered simultaneously in universities in 56 countries. Partner universitie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classes, in sessions where teaching plans are developed, and supplement the course with materials on matters of local concern. Harvard has long been proud of having the world's largest open stacks library collection. This year Professor Sid Verba, the head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ies, took a bold step towards dramatically opening our stacks even further when we announced the pilot phase of a project with Google that may eventually lead to the digitization of vast portions of our library collec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tential to multiply manyfol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with access to Harvard's uniqu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Without diluting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the education that can only be obtained here as a member of the Harvard community, I call on each of the Faculties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boldly about how they can extend the reach of their excellence through technology in the years ahead. And I commit the University's strong support for these efforts. CONCLUSION I mentioned John F. Kennedy a moment ago. More than 40 years ago, mere months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he addressed a commencemen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in Tennessee . It was a moment when the South and our nation faced a simple question: Would we honor our founders' promise and extend to all Americans equal opportunity and liberty under the law? He said that day, We live in an age of movement and change, both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both good and evil. And in such an age a university has a special obligation to hold fast to the best of the past and move fast with the best of the future. I believe we at Harvard are aiming to live by those words. While affirming and renewing our best traditions, we are teaching more broadly, and our students are living and studying more widely. Our community is richer than ever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r researchers are tackling more extensively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issues of the day, and perhaps of any day. And our pedagogical reach into the far corners of the globe is deeper, and more complete, with each passing year. W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n enlightened response to a shrinking world and our role in fostering it. Even more important, let me say to our newest alumni that we understand your role. It is now your turn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 in ways that realize the broadest possible benefits of your education. It is a world unlike any we have known, where literally billions of people stand at the edge of an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better health and higher incomes, for more education and greater freedoms. Your ideas, shaped by your time here, hold the promise, in turn, to shape that world. How you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before you can, in turn, enlarge the opportunities of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I know you will more than meet this challenge, with the same drive and insight you have graced us with here a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ident Lawrence H. Summers Commencement Address 2004 Cambridge , Mass. June 10, 2004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Introduction Before I say anything else, I want to recognize Ron Daniel, who will step down later this month as Treasurer of the University after 15 years of distinguished service. Ron has made countless contributions to this University. Ron, thank you for a job well done. This has been a productive year at your University.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has completed the first phase of a curriculum review that promises to bring students and faculty closer together as we reshape the college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We have begun to set a course to guide development of our land in Allston, and we have retained a planning firm to help us think through the exciting array of options for science, public service, student life and the community that our faculty/student task forces have put forward.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Broad Institute, jointly with MIT, that will enable us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genomics to understand fundamental life processes and conceive of new medical treatments. Others may withdraw from stem cell research, but Harvard will not withdraw. We have inaugurated a stem cell institute that will engage hundreds of researchers in tackling diabetes, heart disease, Alzheimer's and other diseases that shorten the lives of ou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And as befits the mission of this University, the stem cell lines we create are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any researcher or student in this country to pursue their own scientific inquiries. REAFFIRMING OUR COMMITMENT TO OPPORTUNITY Harvard's Initiative Aimed at Economic Barriers to College Many of you may have heard about a recent initiative in which the University announced that families with incomes of less than $40,000 will no longer b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cost of attending Harvard for their children. We undertook this initiative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a profound responsibility to help meet our national challenge of achieving equal opportunity. And that's the subject I wish to address today, to direct my remarks to the problem of equal opportunit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at Harvard, and higher education, can do about it. Rising Inequality The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that inequality in our nation is increasing. More ominous still, the transmission of 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may be increasing as well. Median family incomes have increased by 18 percent since 1979 - the incomes of the top one percent of families have increased by 200 percent. Of even greater concern, a child born in the bottom 10 percent of all families by incomes has only a one-third chance of rising above the bottom 20 percent. More inequality, and more persistence of inequality, mean just this: The American dream is becoming more remote, as the gap between the life prospects of the children of the fortunate and the less fortunate widens. This is a crucial issue for an institution like ours. Writing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Horace Mann called education, beyond all other devices of human origin ... the great equalizer of the conditions of men - the balance-wheel of the social machinery. Yet education may in fact be adding to the problem. For the linkage betwee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success has become much stronger, and the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education across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have increased. In the 1930s and '40s almost half of American CEOs and founders of leading businesses had no college degree. Now almost all top business leaders have college degrees, and 70 percent have an MBA, J.D., or other advanced degree. This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credential inflation. Rather it is the result of a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the workplace itself, as success in every sphere from finance to baseball depends more and more on powers of analysis. Indeed, the return for completing college has more than doubled over the last generation - individuals with a college degree can expect to earn twice as much as those with only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 return for attending selective colleges is even greater. Spaces in our na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and particularly in colleges like Harvard - are thus highly prized, but unequally allocated. Consider the f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 student from the top income quartile is more than six times as likely as a student from the bottom income quartile to graduate with a B.A. within five years of leaving high school. At selective institutions, only 10 percent come from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ncome scale. In other words, children whose families ar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American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underrepresented by 80 percent. We do a bit better at Harvard with 67 percent under-representation. The data are less clear for professional schools, but it appears that students in these schools have even more affluent parents than those in college. To some extent these differences in access reflect differences in preparation and ability. But less than one might suppose. One observer put the fact starkly if undiplomatically - the least bright rich kids are as likely to go to college, and more likely to go to a good college, than the brightest poor kids. Getting the Message Out Harvard College '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at Harvard to need-blind admissions and meeting the full need of every admitted student is thus vitally important. But, it is not, by itself, enough. That is why we chose, with the low-income initiative, to send the strongest possible message to families across the nation that Harvard is - really and truly - an option for exceptionally talented students whatever their financial means. And it is why we are investing significant additional resources, beginning this summer, in recruiting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using some of the techniques - school visits, personal phone calls, and student-to-student contact - that have worked well for us in recruiting minority students. It is also why, in our admissions process, we are making sure that we consider each student's background and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credentials have been achieved. Students who have taken prep courses for the SATs surely show up more favorably at any given level of ability than other students. And I would venture a guess that the classrooms of Stanley Kaplan and the Princeton Review are among the least economically diverse in America . The Importance of the Pipeline As part of our new initiative, we have created an intensive summer program on the Harvard campus - the Crimson Summer Academy - for academically talen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But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any one institution can accomplish with discrete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an elitist age, the Duke of Wellington famously observed that the battle of Waterloo was won on the playing fields of Eton . In this less elitist age, the battle for America 's future will be won or lost in America 's public schools. This is a vast national project and a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debate. But Harvard,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ust do its part. The center of our efforts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our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we will mak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f we focus on those things a university can do best. We need to attract talented students to the field. That is why we established the 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 to fund outstanding graduate students in public service fields, including education. I have noted before that we are rightl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any student can attend Harvard College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circumstance or need. The same should be true of students who wish to be teachers. We need to support outstanding research. In the late 1960s, faculty at our Education School broke new ground by packing a basic skills curriculum, founded on cognitive research, into a lively television show - Sesame Street . More recently, one of our economists has developed powerful evidence show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ac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explaining the black-white test gap. We need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 of practice. This past fall, we announced the Public Education Leadership Project, which teams faculty from our Business and Education Schools in a program that works with top management from 11 of the nation's urban school systems. We should be proud of these efforts. But Harvard's contribution to improving public education must be intensified, and it must be university-wide. We need to draw on policy analysis to guide change in school systems, legal analysis to challenge inequitable school financing systems, public health studies to tell us what students need to come to school ready to learn, basic business practices to manage schools and school districts. Finally, as our College curriculum review moves through its next and more substantive phase, I hope we will bear in mind President Conant's fundamental insight, embodied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that Harvard's thinking about a college education, properly conceived, has the potential to shape our thinking about how and what students should learn before college. CONCLUSION We are all so fortunate to be here, to be part of this community. Let those of us who have benefited so much from what Harvard has to offer work together in the coming years to ensure that our University affirms its promise to advance the vital quest for equal opportunity in America . President Lawrence H. Summers' remarks at AC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86th Annual Meeting Miami , Florida February 29, 2004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Introduction Thank you, David for that generous introduction. I a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representing Harvard before this assembly drawn from the most diverse, expansive, and excellen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an issue that I believe is central both to our nation and to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the manifest inadequacy of higher education's current contribution to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America and how we can do better. I will frame my remarks by noting some of the important changes in our national economy over the last generation, and then discuss issues of acces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fundamental fairness. I will conclude by highlighting some initiatives we are taking at Harvard to promote access in the context of broader issues of national policy. Our national econom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 recent years. Not quite 15 years ago it was a common joke that the Cold War was over, and Europe and Japan had won.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is pulling away, and after two decades of stagnation, family incomes have risen significantly as the economy has been transformed b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gap in income for going to college has risen from 31 percent in 1979 to 66 percent in 1997. Accompanying this change has been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inequality. In 1979, the top one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earned less than half the share received by the bottom 40 percent. The most recent data suggest that today the top one percent earn more than the bottom 40 percent. Or, to put the point differently, in the same period when the median family income was going up 18 percent, the top one percent of all families saw a 200 percent increase in their income. Sharp increases in inequality and their relation to education are a serious concern. They are even more troubling when one examines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ere the evidence is murky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matching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But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America is no longer increasing and may well be decreasing. One recent study found that a child born in the bottom 10 percent of families by income has only one chance in three of getting out of the bottom 20 percent. . Others suggest that Andrew Carnegie's famous line -- shirtsleeves to shirtsleeves in three generations needs to be revised to five or six generations. . More inequality, and more persistence of inequality, mean just this: The gap between the children of different economic backgrounds has sharply increased in this country over the last gener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equal opportunity Increasing disparity based on parental position has never been anyone's defini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Go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and Jefferson 's view that virtue and talent were sown as liberally among the poor as the rich, 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 and especially higher education -- to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has been a central concern. Indeed, 64 years ago, at the outset of World War II, one of my predecessors as president of Harvard, James Bryant Conant, delivered an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ntitled Education for a Classless Society. In that speech, Conant cites Lincoln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we have as a nation the duty to afford all an unfettered start and a fair chance in the race of life. And he offered a manifesto for a more just society achieved through equal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 We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 have done much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promot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We made genuine progress through the happy accident of the GI Bill. By 1947, one out of every two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was financed by the Bill, and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people going to college had almost doubled. Many feared that the influx of students from a broad cross-section of America would strain capacity and dilute quality, but in fact the opposite proved true. The veterans were particularly motivated and successful students,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mproved with expansion. Furthermore, the rising number of educated people ushered in a period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 unmatched in our history. The success of the GI Bill, and the success of the students it brought into our na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d far-reaching impact. Harvard and many other universitie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resources for financial aid, and a number of leading institutions adopted need-based financial aid policies.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in constructing campuses that made college pervasively available. And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de a major commitment to assure, in the words of President Johnson, that a high school senior anywhere in this great land of ours can apply to any college or any university in any of the 50 States and not be turned away because his family is poor.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dded yet another dimension to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Harvard classes of 1957 through 1961, there were seven or eight African Americans -- today that number is seven to eight percent. And every graduating class in America looks very different today from the way it did decades ago. This evolution in the composition of our student bodies has not happened by accident, by coincidence, or by the invisible hand. It is the result of conscious choice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by people determined to bring us to this point. It reflects a choice that institutions make with an awareness of the profound importance of fairness to all -- and with the recognition that what is fair is also effective. We in higher education can take some satisfaction in the Supreme Court's reaffirmation, in the Michigan case, of our efforts in this regard. That reaffirmation rested on constitutional law. It also rested on a broad coalition that saw the importance of our efforts.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make sure that we deliver, in the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success of minority students on our campuses, on the promise we make at the door.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close the gap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tandardized test scores separating black and Hispanic students from their white and Asian-American counterparts. And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bringing to bear on the problems plaguing our public schools sufficient imagination, insight, and relentlessness to begin to make a dent. The challenge ahead Today, two-third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go into some form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ar more than in most industrialized nations. No doubt, without this progress in promoting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inequality would be even greater. No doubt, without this progress, there would be an even strong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But surely, given the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last generation in inequality and its current magnitude, it behooves us to ask whether we in higher education are doing enough. I believe that we are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 student from the top income quartile is more than six times as likely as a student from the bottom quartile to graduate with a B.A. within five years of leaving high school. And in the most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ly three percent of students come from the bottom income quartile and only 10 percent come from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ncome scale. Let me underscore what I just said. Children whose families ar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American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underrepresented by 80 percent. These differences cannot be fully accounted for by native ability or academic preparation. Indeed, a student from the highest income quartile and the lowest aptitude quartile is as likely to be enrolled in college as a student from the lowest income quartile and the highest aptitude quartile. Why do these gaps in attendance and graduation persist? In part, because some students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go to college. At all but the most well-endowed institutions, many students face high tuition and inadequate financial aid. In part, because many students never consider applying to certain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m to be out of reach. This past fall we held focus groups at Harvard with students with family incomes under $50,000. We learned that these students often work to make up the parental contribution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subject their parents to additional financial stress. There are also issues that are specific to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 The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that binding early decision programs of the kind that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penalize students in need of financial aid by precluding them from comparing offers in choosing a college. Students fortunate enough to be able to be channeled toward prep courses for the SATs surely show up more favorably at any given level of ability than other students. I would venture a guess that the classrooms of Stanley Kaplan and the Princeton Review are among the least diverse in America . Many very talented students from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cannot compete with their more affluent peers in the apparent level of cultural or athletic extra-curricular pursuits reflected in their college applications. Whatever the reasons, the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s a problem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t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becaus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oing to college in general, and going to a more selective college in particular, has never been greater, and so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is impact may be greatest for the poorest students. It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because one in five American children now has a foreign-born parent, and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re twice as likely to be poor. It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because our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depends ever more on the quality of those who graduate from our nation'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only by assuring access to everyone can we maximize the quality of our nation's college graduates. And it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before because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depends on diversity. If our college graduates are to learn all they can from each other, we must assure that they come from a truly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s. These are not just abstractions. I think of a young woman at Harvard who came from a refugee camp on the border between Cambodia and Laos when she was two, and whose parents worked in an L.A. laundry. In the summer before last, she went back to that refugee camp to help. I think of a young man who came to Harvard last year from Hialeah High School , right near here. He came to this country when he was twelve not speaking a word of English, and came in third in the Florida debate championships just a few years later. These stories are multiplied many times over. They could be multiplied many times more if we as a nation were fully redeeming our commitment to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 new initiative at Harvard In this spirit, we are announcing at Harvard a new initiative to encourage talented students from families of low and moderate income to attend Harvard College . The program has four major components: 1) Financial aid: Beginning next year, parents in families with incomes of less than $40,000 will no longer b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cost of attending Harvard for their children. In addition, Harvard will reduce the contributions expected of families with incomes between $40,000 and $60,000; 2) Recruiting: The College Admissions Office has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to reach out to talented students across the nation who might not think of Harvard as an option and make sure that they understand Harvard'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enrolling students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s and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3) Admissions: Harvard is reemphasizing, in the context of its highly personalized process of admissions, the policy of taking note of applicants who have achieved a great deal despite limited resources at home or in their local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4) Pipeline: Harvard recently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son Summer Academy , an intensive summer program for academically talen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in the greater Boston area. Each student will participate for three successive summers, beginning after ninth grade, receiving encouragement and preparation to attend a challenging four-year college or university. We want to send the strongest possible message that Harvard is open to talented students from all economic backgrounds. Too often,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families of modest means do not believe that college is an option for them -- much less an Ivy League university. Our doors have long been open to talented students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need, but many students simply do not know or believe this. We are determined to change both the perception and the reality. We have also taken steps at the graduate level to assure that students who wish to pursue careers in public service are not deterred because of finances. Last year we established a $14 million 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 to fund top master's and doctoral students choosing careers in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and government service. Harvard is fortunate to have the resources to undertake these programs. But as one institution, we are a very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The Higher Education Act is on the table for reauthorization this spring, and there is clearly much work to be done. The trends I have described today are not un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we have allowe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Pell Grant to decline for the last thirty years by 11 percent in real terms, relative to overall price increases at private institutions of 150 percent; that we have moved from grants to loans as the primary vehicle for federal financial aid; and that state legislatures have slashed operating support for universities, sending tuitions higher, while diverting scarce grant resources to merit aid. It is not the work of one bill, or one administration, to restore higher education to its full force as an engine of equal opportunity. Plainly there are many new priorities on our national plate -- homeland security, the war in Iraq , nation building, to name a few. But we need to understand, as we did after World War II, that education is not a discretionary expense; it is a necessary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us, in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We need to support programs that work with children from a very early ag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set their sights high and have the preparation to succeed in college and meet challenging goals. We need to reverse the questionabl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that results in greater, not lesser, inequality. In short,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most serious domestic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children of the rich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and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e have to address that problem. Let us make sure that the American dream is a possible dream for every child in the nation. Address of Lawrence H. Summers President, Harvard University October 12, 2001 I accept!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friends of Harvard from far and wide: we celebrate today a ritual generations older than our nation -- a joyous ritual -- a solemn ritual -- that reinforces our sense of tradition and community. To begin, we acknowledge all who have come before us, all of those who have built Harvard from a small school in a cow yard centuries ago to the vibrant university of today. We are truly blessed by their efforts. I want especially to recognize one person's leadership. Neil Rudenstine stood in this place ten Octobers ago. His vision, his dedication, his care, have left Harvard far stronger than he found it. Neil, thank you! Neil and I both know what President Edward Holyoke, who by the way was not an orthopedist, and lends his name to the chair on which the Harvard President sits, said in 1769: If any man wishes to be humbled and mortified, let him become President of Harvard College. Humbled, yes; mortified, I hope not; excited and exhilarated, for sure. I pledge my energy to Harvard's work. Today's gathering is about more than any individual or any office. Harvard's distinction, and its promise, flow from all who are here. From this entire community, from all those who read books, who write books, who shelve books. From all who do their part in the constant quest to make a great university a greater one. I will do my best to hear Harvard's many voices, and to respond. I admire President Eliot, but not for me his view that a Harvard president should be measured by, and I quote, the capacity to inflict pain. Nor, I hasten to reassure you, his predilection for the hour and three-quarter inaugural address. And much as I admire the movie Love Story , I do not believe that being president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The Torch of Truth We meet now in the shadow of the terrible and tragic events of September 11th. These events give fresh meaning to Franklin Roosevelt's words from this stage 65 years ago. Said Roosevelt: It is the part of Harvard and America to stand for the freedom of the human mind and to carry the torch of truth. And so, in our present struggle, we do our part, we carry that torch, When we show support for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When we honor those who defend our freedom and the calling of public service; When we stand as an example of openness and tolerance to all of goodwill; And, above all, when we promote understanding -- not the soft understanding that glides over questions of right and wrong, but the hard-won comprehension that the threat before us demands. We will prevail in this struggle -- prevail by carrying on the ordinary acts of learning and playing, caring and loving -- the extraordinarily important acts that make up our daily lives. And we will prevail by recognizing anew that each of us owes it to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something larger than ourselves. And here we are. Today we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university's enduring service to society -- through scholarship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through the profound act of faith in the future that i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World of Ideas Great universities like this one have become more worldly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of us directly engage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day. Whether whispering in the ear of a President or helping museums preserve great art; whether establishing legal found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in distant lands or advising on the ethics of life-and-death medical decisions; whether planning cities of the future or finding better ways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The people of the university make contributions every day. This is good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erve in this way reflects the immediate and practical utility of the knowledge developed and taught here. But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what we do must never obscure what is most special and distinctive about universities like this one: that they are communities in which truth -- Veritas -- is pursued first and last as an end in itself -- not for any tangible reward or worldly impact. Whether reading great literature, or discovering new states of matter, or developing philosophies of ordered liberty, it is the pursuit of truth,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that most defines enlightened civilization. Indeed, when the history of this time is written, it will be a history of ideas -- and of the educated women and men whose intellect, imagination, and humanity brought them forth and carried them to fruition. It will, in large part, be a history of what has come forth from campuses like this one. Creative Tensions I will speak in a few minutes about some of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that Harvard faces in coming years. But I want to say a word first about the singular success of universities as social institutions. Though they are sometimes derided as remote or not relevant, universities, and Harvard in particular, have an extraordinary staying power -- as we are reminded by this ritual -- in a volatile and changing world. Why? The answer may lie in some of the creative tensions that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academic enterprise. The university is open to all ideas, but it is committed to the skepticism that is the hallmark of education. All ideas are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here -- but not all perspectives are equally valid. Openness means a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ideas -- but also the obligation to sift and test them -- to expose them to the critical judgments of disinterested scholars and a discerning public. We must be neither slaves to dogma nor uncritical followers of fashion. We must exalt neither novelty nor orthodoxy for their own sake. Our special obligation is to seek what is true -- not what is popular or easy, not what is conventionally believed, but what is right and in the deepest and most rigorous sense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Universities are places of ideas but also places of idealism. We owe allegiance to the dispassionate pursuit of truth. But universities -- and certainly this one -- have been and should always be places of passionate moral commitment. We cultivate what is special and intellectual here, but we must also nurture the value of generous public service to society beyond these walls. This takes on a special importance at a moment like this, when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waken a new gener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s of serving society. And not just as individuals do we serve, for as a university we serve. Most importantly, always through our teaching and our scholarship, we must avoid temptations to take on tasks beyond our scope and our capacity. But we can -- and we will -- meet our obligations to members of our campus community and to the communities in which we reside.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creative tension in our university is this: we carry ancient traditions, but what is new is most important for us. Our most enduring tradition is that we are forever young. Our historic buildings always house new students. We venerate our past but we succeed and endure only when the university renews itself in each generation. Renewal does not just mean doing new things and growing larger. It means moving beyond activities that have run their course, being selective and disciplined about the most critical paths to pursue, and nimbly and rapidly responding to the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a changing world. Harvard is strong today -- to keep it strong we will need to maintain that careful balance that has sustained us so long, between openness and skepticism, between the imperatives of thought and service, and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Challenges Ahead Now is the time to consider Harvard's challenges for a new century. We come here together at a moment when this university is fortunate in all that it possesses -- physically, financially, and most of all intellectually. But we will -- and we should -- be judged not by what we have, but by what we do, not by what we accumulate, but by what we contribute. Undergraduate Learning First, we will need in the years ahead to ensure that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everything they can be here, especially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 Harvard College . Oliver Wendell Holmes said late in his life that he was set on fire in his freshman year here by reading and discussing the essays of Emerson. We are exceptionally fortunate in the students who choose to come here. To do them justice, it is our task to set their minds on fire. We must help them to find what intrigues them most, press them to me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intellectual excellence and start them on a lifetime quest for knowledge and truth. This has many aspects: - It means assuring that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llege experience. - It means strengthening and expanding our distinguished faculty to embrace new areas of learning. - It means thinking carefully about what we teach, and how we teach, recognizing that any curriculum, course of study, or form of pedagogy can always be improved. And what is most crucial is this: Whether in the classroom or the common room, the library or the laboratory, we will assure more of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 direct contact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I speak from experience. A moment ago, Karen Kelly mentioned her freshman Ec 10 section -- the first class she took at Harvard and the first class I ever taught. Karen, as we sat in my office talking about elasticity, I don't think either of us imagined that we would be here a quarter century later. I don't know if you and your classmates learned anything much in that class, but I do know that I learned very, very much. Coming Together Second,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as a university -- a community of scholars and students -- doing different things but united by common convictions and common objectives. Every tub may rest on its own bottom, but all draw on the reservoir of knowledge and tradition that Harvard represents. And the strength and reputation of each depend upon the strength of all. We will not sacrifice the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that autonomy promotes. But we will assure that Harvard, as one university, exceeds -- by ever more -- the sum of its parts. Discoveries are no longer confined by traditional academic boundaries. Many students no longer crave careers confined to a single profession or field. Specific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have had and will have an important place in responding to these realities. But real and ultimate success will come only as our culture changes -- only when each of us in a single part of the University is genuinely part of Harvard University as a whole. The University in this regard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new Harvard campus for centuries to come. Think about how grateful we are right now for the vision of those who built the Business School's magnificent campus in what was once a Boston swamp, or helped create the Kennedy School from what was once a not-very-attractive train yard. If we make the right choices -- if we take full advantage of a physical opportunity across the river in Allston --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campus that is several times as large as this whole yard -- we will have earned the gratitude of future generations. Let us make these choices as a university, as a community, and let us choose well. Ultimately we are a community though, more of people than of buildings. As we work to strengthen this community, let us reaffirm our common commitment to being ever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A century ago this was an institution where New England gentlemen taught other New England gentlemen. Today, Harvard is open to men and women of all faiths, all races, all classes, all states, all nations. As a result, we offer a better education to better students who make us a better university. And yet, as proud as we all are that any student, as we so often stress, can attend Harvard College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circumstance or need, I say to you that we should not rest until much the same is true of all this great university. Inability to pay does not constrain students from coming to Harvard College and it should not constrain the most able students from coming here to Harvard to become scholars, or doctors, architects or teachers. Revolution in Science Thir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ow in progress demands and compels all of our attention. Steps from here, scholars, individuals, sitting in offices, are able to fathom what happened in detail in the first billionth of a second of the cosmos billions of years ago. They begin now to comprehe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matter and the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basis for life. We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n a rigorous and clear way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e human mind. As a consequence of all of this, as a consequence of science, we have seen life expectancy come close to doubling in the last century, from the mid-forties to the long life expectancies that await the young people who are here today. And all of that was before what looks to be the century of biology and life science. Still, we live in a society, and dare I say a university, where few would admit -- and none would admit proudly -- to not having read any plays by Shakespeare or to not knowing the meaning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but where it is all too common and all too acceptable not to know a gene from a chromosome or the meaning of exponential growth. Part of our task will be to assure that all who graduate from this place are equipped to comprehend, to master, to work with,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that are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which we will all work and live. In a time when multi-billion-dollar projects sequence the genome, at a time when scientific papers are written that have 300 authors, to discern how the university is able to adapt its traditional structures to most effectively engage the adventure of science will pose a closely related challenge. Science does illuminate the human condition, but many of the most perplexing questions -- including some generated by science itself -- cannot be answered by science alone. These questions will demand in the future, as they always have in the past, the kind of insight that can come only from philosophers, artists, historians, critics -- from creative works, and those who study them, that illuminate the essence of who we are as humans. Extending Excellence Finally, over time, the converging phenomena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may well alter -- will alter -- the university in ways that we can now only dimly perceive. The Internet and other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 in the way that we share and we pursue knowledge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 printing press. The rippling effects of that invention took centuries to play out and shaped universities and their structure for all our time. And I have no doubt, the same will be tr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difference through our teaching and our scholarship becomes far more pervasive than ever before. A century ago, Harvard was becoming a national university. Today, while strongly rooted in America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t is becoming a global university. We will, in the years ahead, need to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technology,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how we can enable us to contribute as much to as many as possible. We will also need to assure that we do not compromise our high standards. Our goal will be to extend excellence without ever diluting it. The Adventure of Our Times In this new century, nothing will matter more than the education of future lead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deas. Harvard has done its part in the past. But that past will be prologue only if all of us now do our part to make it so. We will face difficult choices. We will take risks. Sometimes we will fail. Indeed, if we never fail, we will not have participated as fully as we can in the adventure of our times. Like all great universities, Harvard has always been a work in progress, and it always will be. In the words of the song we are about to sing, let us together renew this great university for the age that is waiting before.
个人分类: 海外见思|5050 次阅读|0 个评论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5-24 03:27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