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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合理是严于律己的前提——评蒲、施、饶的观点
周可真 2010-12-9 22:51
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除非我们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 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蒲先生提倡中国科研人员自律,我们非常支持。但应该以约束个人为重,还是以改善体制为重,有商榷的余地。通过体制的完善而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不严谨的作风得到抑制,既是教育和精神鼓励的必要补充,也是在一定阶段的必要手段 。 施一公、饶毅:《对 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 看了蒲先生和施、饶二先生的文章,我凭自己的专业本能,马上就联想到了孔子曾经讨论过的礼与仁的关系。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的根本态度是吾从周《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 八佾》: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要捍卫正在瓦解之中的周代礼乐制度。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孔子对于礼与仁的关系遂持有如下看法: 为仁必须严格以礼自律,而且归依于仁的标准也就在于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符合而不违背礼的规定 。《论语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如果人们为人不仁, 不能以礼自律,不按礼的规定来视、听、言、动,礼乐制度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 《论语 .八佾》: 人而不仁,如礼如?人而不仁,如乐如? 孔子正是以提倡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 .雍也》)、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学来挽救当时已 摇摇欲坠的礼乐制度的。 假定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仍然是合理的,从而这种制度理应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去破坏它,那末,孔子关于为仁必须以礼自律的仁学思想就也是合理的,从而他所谓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论语 .为政》) 、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 .季氏》)的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 周代礼乐制度到了孔子时代是否仍然是合理的呢?这里姑且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到, 人们以某种制度的规定来自律其行为的必要前提是,这种制度具有合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顺应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从而有发展前途和生命力的合理性、现实性;反之,离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现实性而抽象地强调严于律己,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认为,蒲先生的上述观点正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是立足于他对当今中国科研体制之合理与否的明确判断。从其经费申请体制存在一定问题的话来看,似乎他并不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是合理的,但据此又不能断定他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中国的科研人员应该严于律己当然就没有意义了。 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究竟是否合理呢?这需要结合这个体制所处的特定环境,从它与这个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来加以具体的和动态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首先,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的本质特征何在?对此,笔者曾在《 政治家不应直接掌控科学与教育 》( 2009-2-14 )一文中指出: 我国现行的科学管理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科学共同体的主管缺乏必要的科学管理自主权。现行管理体制下,科学共同体的主管人员必须服从其上级(政治家)的行政命令,按照其上级(政治家)的政治意志来管理科学共同体。 政治家不应直接掌控科学和教育,直接管理科学和教育。直接管理科学和教育的,应是科学管理家和教育管理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科学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这种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管理体制上,就是科学管理家和教育管理家具有管理科学共同体和教育共同体的充分自主权。 无论我的上述判断和相应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是以科学与政治不分为本质特征的,这个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创新,但未有根本改变,诚所谓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但是,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国际环境而言,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球化术语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和广为运用为标志,人类正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就国内环境而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中国正式由计划经济时代跨入市场经济时代,至今已近二十年。在这种环境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至今仍在现实地起作用的科研管理体制显然是到了有易道之实地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时候了。 由此看来,施一公、饶毅关于通过体制的完善而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不严谨的作风得到抑制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观点是在肯定现行体制不尽合理的前提下,要求通过改革来重构适应现实环境的新体制,并主张在新体制建立起来了的条件下,科研人员当以这种合理体制的规定来自律其行为。
个人分类: 科学之思|8571 次阅读|10 个评论
关于水平和公平的争论很无用
热度 3 zoumouyan 2010-11-16 22:58
关于水平和公平的争论很无用 这个争论在科学网上卷入了不少人。坦率地说,少数博文表达了海归精英自持者有藐视国内研究者的轻狂意味。但这篇小议不想就此展开讨论。笔者想请争论双方再认真读一读 科技部回应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和万钢:说科技体制腐朽是对科技人员奋斗的不公这两篇网络文章。这两篇文章全面表述了我国科技管理高层对我国当前科技管理体制、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状况的权威性估计。如果这些估计是正确的,科学网上争论双方所持的观点在源头上就都不成立。所以有人建议停止内战,一致向科学进军。 笔者感到,学人之间的这种争论确实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而我国科技管理高层对我国当前科技管理体制、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状况的估计是否恰当,才更值得讨论。因为这些意见直接影响政府更高层的抉择。可供讨论的问题很多,结论一定会与管理高层不同。例如 我国是不是已经大大提高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 我国科技发展已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科研项目是不是都过经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 。。。。。 虽然官方的估计令人鼓舞,而一些现实问题还是不可回避: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体是靠房地产,靠资源耗尽; 我国产业的主体仍然是制造,中国创造仍然鲜有; 我国高技术方面仍然受制于人; 。。。。。 确实,用财富和人力能够竖起几座科技高塔,但堆不起科技高山。 可以提出的讨论问题很多,大家可以补充。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4511 次阅读|5 个评论
科研文化由科学家酿造
SoSoliton 2010-11-11 10:45
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联合为《科学》杂志撰写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存在种种弊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玷污了中国的科研文化。科技部对此作出回应,认为两位教授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与绝大多数博主和网友不同,我基本不同意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的观点,而原则赞同科技部的回应。理由如下: 一、 任何科研基金分配体制都有它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我想美国应该也不例外。纵观国内外的 Project, 从提出、立项、实施到结题验收,每一个环节,尽管都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官员的组织和参与,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科学家。作为科研基金的管理部门和官员,我认为,只要他们按规则办事,正确地履行了程序,就无可厚非。因此, 如果说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中有猫腻、有勾当的话,罪魁祸首是科学家,而不是体制和官员。 如果参与的科学家一股正气,不畏权势,客观公正,按科学发展观行事,那么官员在这些事情上可能也不敢颠倒黑白。 二、 如果上升到文化层面,那更是科学家自己的事了,与体制和官员基本无关。 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冯骥才说:“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医生收红包、按回扣开处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医疗文化,这是官员之过吗?两位教授列举了拉关系、与官员勾结、不以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等一些丑陋的中国科研文化。试看,拉关系的是科学家,与官员勾结的是科学家,评审经费申请者的当然还是科学家。 官场有官场文化,官员按官场的规则办事,对错自有公论。但科学家不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按自己的行规做事,就是科学家的不对了。 科学家不坚守科学家的立场,而被小部分官员同化、收买,沦为官员的小弟,最终将官场文化引入神圣的科学殿堂,玷污了科研文化,到底是因为官员的坏,还是由于科学家的错? 我们家乡有句土话,字虽脏了点,话却很形象,大意是, 尿尿的部位烂了怪尿桶。中国的科研文化烂了,不从科学家自身找原因,而是去怪“尿桶”,抓住症结了吗?这病能治好吗? “能够抢走的爱人,那不是爱人。”同样的, 能够被官员同化或收买的科学家,那不叫科学家。 如果这话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按官员意图写所谓“专家意见”的科学家、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的科学家、用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的科学家、从海外回国很快就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文化的科学家,等等,都开除出科学家的队伍。这样,中国的科研文化还是很纯洁的。 现在有一种趋势,似乎只要将一切弊端归咎于体制,怪罪于官员,就会引起共鸣,赢得喝彩。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恰恰迎合了这一点。两位教授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是忧国忧民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向钱学森等老一辈大牌海龟科学家学习,先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再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建言献策呢?两位教授是想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类似于江泽民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科技的社论文章,以突显自己战略科学家的地位吗?如果是这样,以两位教授目前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不是揭中国人的丑、挑中国政府的刺,估计美国的《科学》杂志是绝对不会刊登的。 季羡林先生说:“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所以,不管怎么说,两位教授的拳拳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 关键是,他们有意见不向组织提,而是对美国的《科学》杂志说,做法是有违中国文化的。 这一点,我十分同意科技部的回应,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在我的印象中,两位教授好象还有直接面见国家领导人并发表看法的机会,为什么心中有话,尤其是这种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向党诉说呢? 依我看,科技部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科研文化由科学家酿造”的观点。 同志们瞧瞧,我们科技部有什么错,“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所以,如果说中国的科研文化有什么弊端的话,那都是你们科学家惹的祸嘛! 中国的科学家是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个人分类: 谈点正事|2836 次阅读|1 个评论
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
cherrylu1960 2010-11-10 23:53
两天没有登录科学网,又见刀光剑影,又见侠士直言。 对于施饶二位的文章,对于科技部的回复,也是深有感触。我想,像这类严肃的问题不是科技部所能给出令人满意答复的,目前这种形势下,各部委各官员,只能按照政府的统一口径做官样文章,基本是固定模式。谁能自作主张,做出不利于稳定和谐的姿态,除非他不想当这个官了。 当然,我说这个话,并不是为科技部开脱,为科技部的官员开脱,中国的问题,包括所谓科研体制的问题,渊源太深,体制的、文化的,要从根源上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我非常同意,也非常支持饶施二位的关于中国科研文化的仗义直言。知道说了于己无宜,却偏还要说,足可见其是为了正义而言。 开博不久,曾发了一篇博文由邹承鲁先生的一篇文章想起的。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0763 。邹先生的这篇题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的遗作,痛陈中国目前科研评审体制的种种弊端,怀着满腔热血向新一代领导人大声疾呼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的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做出成就,是比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邹先生甚至联合其他几位专家,提出了撤并科技部的大胆建议。 如今,7年过去了,邹先生离开我们也整整四年了,中国的不甚合理科技体制仍然坚如磐石。想像邹先生一定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去的。 想起也就是在施饶二位发表文章后的不久,一位从来不关心科学网,也不看科学网博客的哥们儿突然向我提起,科学网上有两位名人,国家花了大量的钱引进,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支持,可是他们创业好像并不成功,下面的人连发工资都困难。想像他们真的是水土不服。猜想在那个时候,有关问题已定调,在造势。 尽管本人并不属于科研这个圈,没有申请过科研课题,但工作相关的部委课题还是申请过的,大体都有同样的问题。的确有些时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时候),评审只是个形式,在出版界,有实力的出版社当然可以花钱买有潜在市场价值的重点项目,买奖项,不足为怪。但一般人很少有人去叫这个真儿。中国人骨子里就不爱惹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留有任人唯亲,看人行事的印记。在所谓重亲情、友情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令人无奈又必须遵守的潜规则。不找人办不成事,已成了人人都相信的游戏规划。找工作如此,找课题也是如此。回想两年前的此时,正是三里河发改委门槛儿要被踏破之时,一天十几个小时灯火通明,周边的大小宾馆人满为患,为什么啊,还不是为国家即将投入的那四万个亿? 在大学的时候,国家刚刚开放不久,百废待兴,各种矛盾问题突出,同学们也是对现实充满了困惑,我们曾就是努力去适应环境,还是去努力改变环境发起讨论,当然每个人的答案自有不同。不是多数中国人安于现状,而是他们只能安于现状,连喊出内心的不满都缺乏勇气,悲哀正在于此。开放之初,关于中国人的奴性,文化劣根性的讨论随处可见,极端的、伤害民族自尊心的自不完全可取,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制度的推行?好在国人正在觉醒,听到的呐喊不断。 政府官员们说,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制度,我们在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经费的拨付上早就是让专家说了算,连项目指南都是专家订的,还让我们怎么办?不是制度不好,是人有问题,有些爱搞猫腻,专家耳根也软,反正国家的钱,给谁不是给,不如做个人情,就是这么回事。至于钱给的值不值,责任不在官员,在专家。 说到这两年研究经费的增加,真的很可观,连CAST这样的群团,用于各种研究项目的经费也着实不少,每年经费增加,就得想尽办法花掉,要多立大项,大课题,要不钱花不出去,还得上交,挨批评。至于项目完成的好不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谁去抓住不放啊。 制度和文化问题,不能分而谈之。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不能照搬别人那一套, 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科研体制,到底是出在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当然,制度需要良好的文化背景去保障,但这个背景一定不能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还有那令人头痛的监督问题,说来说去是谁去监督?还好,中国有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是互相监督的关系,可是...... 因此,要改变我们的官本位的官僚体制,也要从文化根源上去努力改变一些东西。改变我们言听计从的旧习,改变不好的奴性,改变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人处事原则,改变随大流,不敢讲真话的传统......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改变,只是,看到真正的实效,尚需时日。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个人分类: 时事浅谈|4506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該說的沒說——科技部回应美国《科学》刊文:有关问题失实
LEOLAND 2010-11-9 09:11
新华网北京11月8日电科技部新闻发言人8日表示,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科技部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今年9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讨论目前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面广,项目数多;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由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所有项目都在网上公示,项目所获支持力度一般比较大,项目数少,竞争性强。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年来,973计划在农业、信息、材料、能源、人口与健康、资源环境、综合交叉和科学前沿等领域,解决了一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例如:超导材料科学,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太赫兹重要辐射源及探测,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培育活体小鼠、化学复合驱采油、高强度钢等一批世界瞩目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也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成就凝结着承担科研任务和参与规划、立项、评估、管理的一大批科学家、科技管理人员的辛勤汗水和求实奉献的精神,我们诚挚感谢他们为我国基础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的两位作者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科技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 2010-11-09
个人分类: 科学劄记|167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Fighting Trend, China Is Luring Scientists Home
wrc218 2010-10-2 19:47
Fighting Trend, China Is Luring Scientists Home Scient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t overly surprised in 2008 when the prestigious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 Maryland awarded a $10 million research grant to a Princeton University molecular biologist, Shi Yigong. Shi Yigong, a Princeton University molecular biologist, rejected a prestigious $10 million grant to return to China in 2008. Dr. Shis cell studies had already opened a new line of research into cancer treatment. At Princeton, his laboratory occupied an entire floor and had a $2 million annual budget. The surprise shock, actually came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Dr. Shi, a naturalized American citizen and 18-year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that he was leaving for good to pursue science in China . He declined the grant, resigned from Princetons faculty and became the dean of life science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To this day,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y I came back to China, he said recently between a crush of visitors to his Tsinghua office. Especially in my position, giving up all I had. He was one of our stars, Robert H. Austin, a Princeton physics professor, said by telephone. I thought it was completely crazy. Chinas leaders do not. Determined to reverse the drain of top talent that accompanied it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y are using their now ampl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 dollop of national pride to entice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home. The We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remain more attractive places for many Chinese scholars to study and do research. But the return of Dr. Shi and some other high-profile scientists is a sign that China is succeeding more quickly than many experts expected at narrowing the gap that separates it from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nations. Chinas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ncreased for a decade and now amounts to 1.5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The United States devotes 2.7 percent of its G.D.P.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Chinas share is far higher than that of most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ese scientists are also under more pressure to compete with those abroad, and in the past decade they quadrupled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papers they published a year. Their 2007 total was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5,000 Chinese scientists are engaged in the emerging field of nanotechnology alone, according to a recent book, Chinas Emerging Technological Edge,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Cong Cao, two United States-based experts on China. A 2008 study by 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oncluded that within the next decade or two, China would 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ability to transform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marketed to the world. As China becomes more proficient at innovation processes linking its burgeoning R.D. to commercial enterprises, watch out, the study concluded. Quantity is not quality, and despite its huge investment, China still struggles in many ar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Chinese-born scientist has ever been awarded a Nobel Prize for research conducted in mainland China, although several have received one for work done in the West. While climbing, China ranked only 10th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8. Chinese students continue to leave in droves. Nearly 180,000 left in 2008, almost 25 percent more than in 2007, as more families were able to pay overseas tuition. For every four students who left in the past decade, only one returned, Chinese government statistics show . Those who obtained science or engineering doctorates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re among the least likely to return. Recently, though, China has begun to exert a reverse pull.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renowned scientists like Dr. Shi have begun to trickle back. And they are returning with a mission: to shake up Chinas scientific culture of cronyism and mediocrity, often cited as its biggest impediment to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hey are lured by their patriotism, their desire to serve as catalysts for change and their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ack them. I felt I owed China something, said Dr. Shi, 42, who is described by Tsinghua students as caring and intensely dri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thing is more or less set up. Whatever I do here, the impact is probably tenfold, or a hundredfold. He and others like him lef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ewer regrets than some Americans might assume. While he was courted by a clutch of top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rose swiftly through Princetons academic ranks, Dr. Shi said he believed many Asians confronted a glass cei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ao Yi, a 47-year-old biologist who lef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2007 to become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contrasts Chinas soul-searching with Americas self-satisfaction. When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Beijing asked him to explain why he wanted to renounce his American citizenship, he wro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lost its moral leadership after the 9/11 attacks. Bu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till reveling in the greatness of the country and themselves, he said in a draft letter. These scientists were not uniformly won over by the virtues of democracy, either. While Dr. Rao said he hoped and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become a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his lifetime, Dr. Shi said he doubted that that political system will ever be appropriate for China. As a Tsinghua student, Dr. Shi joined the 1989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As a registered Democra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participated eagerly in elections. Multiparty democracy is perfect for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But believing that multiparty democracy is right for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mean it is right for China. Yet the re-entry to the politicized world of science in China can be challenging. Some scientists with weaker rsums have shunned returnees. In its biennial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last mon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s highest advisory bod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ssed over Dr. Shi and Dr. Rao. It also did not recognize Wang Xiaodong, a well-known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or who recently lef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t Dallas for Beijings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The tension has spilled over into the Chinese blogosphere, where Dr. Shi has been attacked as insincere and untrustworthy. In a posting in 2008, Liu Zhongwu, a professo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id that Dr. Shi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any projects that touch on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Bear in mind, he is a foreigner, he wrote.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have been like 10 years to me, said Dr. Shi, who says the criticism is redol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am rejoicing that I am still standing. But the returnees also have powerful friends, including their universities presidents and some official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Dr. Shi and Dr. Rao helped draft the partys new program to hire top-flight overseas scientists, entrepreneurs and other experts the latest incarn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ampaign to lure its scholars home. In May 2008, Dr. Shi was invited to speak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other high-ranking officials at Zhongnanhai, the leadership compound in Beijing. Dr. Rao says the government is generous maybe overly so in financing science. The challenge, he said,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funds are spent wisely, not simply handed over to those in bureaucratic favor. Five years ago, as head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e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he made the same argument in the British journal Nature. Dr. Rao wrote that connections too often trumped merit when grants were handed out in China. He recommended abolishing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assigning its budget to a more reputable agency. His critique was banned in China. But last October, China Daily, the state-run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summarized it in a profile of Dr. Rao headlined A Man With a Mission. It is going to be an uphill battle, said Mr. Cao, an author of the book on China. They are excellent scientists. But they must form a critical mass to reform the system. If they dont reform it, they will leave. At Tsinghua, Dr. Shi says he is optimistic. In less than two years, he has recruited about 18 postdoctoral fellows, almost al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ach has opened an independent laboratory. Within a decade, he said, Tsinghuas life sciences department will expand fourfold. Dr. Shi does not pretend that science there is now on a par with Princeton. Rather, he likens Tsinghua to a respected American state university. But in a matter of years, he said, we will get there. From January 6, 2010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5191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391 次阅读|0 个评论
施一公饶毅在《SCIENCE》上发表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
liuli66 2010-9-3 05:15
感谢内部消息、小道消息和消息灵通人士,第一时间得知: 施一公和饶毅在2010年9月3日(虽然俺这里还是9月2日)《SCIENCE》上发表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 记得2000年Jiang ZM(president of the PRC)在SCIENCE上发表过社论:科学在中国。2008年温家宝(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发表社论:科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顺便一说:施饶社论中的connections,是关系的意思,通常西方世界用guanxi表示关系。这是中国文化对西方词汇的一大贡献。文中的build connections,是搞关系的意思;另一种表述为 build guanxi。 该社论的信息和摘要如下(详细内容,就不用我来代劳介绍了;见科学网即将发布的信息此为预测,将100%正确) Science 3 September 2010: Vol. 329. no. 5996, p. 1128 Editorial China's Research Culture Yigong Shi 1 ,* and Yi Rao 2 , Government research funds in China have been growing at an annual rate of more than 20%, exceeding even the expectations of China's most enthusiastic scientists. In theory, this could allow China to make truly outstanding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research, complementing the nation's economic success. In reality, however, rampant problems in research fundingsome attributable to the system and others culturalare slowing down China's potential pace of innovation. 补充 正如所预计,科学网已发布2010-9-3 9:51:53该社论的内容,如下: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9/237032.shtm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科学时报》 (2010-9-3 A1 要闻) Full text China's Researc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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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
cqyu 2010-8-22 23:25
忽然想对我国的科研体制发一番感慨,上网一看,科技体制改革还真是个热点问题,看来我心血来潮想发感慨还是恰逢其时的。 首先,科研体制(改革)连着教育体制(改革)。目前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上大学而且最好是重点大学,大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搞科学研究。重点大学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不公平现象,我还没听说过世界哪所顶尖大学是国家的重点大学,或者哪所世界顶尖大学是因为被列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而成为顶尖大学的。 中国的大学教育目标就是科学研究将来成为科学家。问题是,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科学家吗?事业单位能够容纳那么多大学生搞科学研究吗?那么多大学生有多少能够成为科学家?显然,科学家仅仅是毕业大学生中少数中的少数,那么为了这少数中的少数而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兴趣特长和职业发展,把课程设计等都定位在培养科学家上,那就是误人子弟了,结果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科研岗位找不到,其它工作又做不来或看不上,难怪就业难了。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只会做官或只会科研(且不说是不是能做好了),甚至只把做官和科研当成培养目标,那跟社会发展的需求就只有严重脱节。不是社会不需要人才,也不是社会不缺人才,而是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科研人才(大学培养的是不是真的科研人才另论),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非科研有用人才。 中国的科学研究全部是国家事业单位,这是另一中国特色。中国的科学研究几乎全部被国有事业单位所垄断,私人几乎没有搞科学研究的权利和条件,因为没有事业单位的私人发表论文几乎是不可能的,更难以得到国家经费的支持(走走后门也许能行),甚至不进事业单位你连知识分子都称不上。科学研究被国有事业单位垄断有很多弊端,比如其不公平性,事业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用纳税人的钱养人的单位,大量进不了事业单位的科研人才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资助;比如其腐败性,每个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单位为其婆婆,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事业单位往往成为婆婆的御用文人,婆婆的权利和经费也会肥水不外流,其结果就是水利部门的科研人员为水利部门说话、林业部门的科研人员为林业部门说话甚至把这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实际上,中国有搞学术研究的研究者甚至是大家,但中国缺乏真正的专家,因为中国的科研人员都是事业单位的,每个事业单位都有婆婆,科研人员往往没有作为专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那就是独立性(independent)。 中国的国有科研人员数量绝对是全球第一(甚至可能几倍于美国。事情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非国有科研人员几乎是忽略不计了),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包括国内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期刊)估计也应该是全球第一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非国有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数量几乎是零)。但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国有科研人员吗?那么多国有科研人员真的就能保证出效率出人才吗?我们发表的那么多论文,有多少是垃圾论文?有多少只是为了评职称或奖金地位?又有多少真正是有意义的科研成果? 所以,谈到科技体制改革,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研究: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而不是科研教育,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和含金量,象重视重点大学一样重视职业技术教育。一个国家的职业技术水平本身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特别是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更应该是这样。 精简事业单位科研编制,发展民营科研队伍。说白了,事业单位实际上就是非盈利性单位,只不过在我国成为国有的科研垄断性行业。我国的科技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垄断性,打破铁饭碗,民有和国有科研人员都是国家的科研队伍,都应该象发达国家一样一视同仁。具体说来,中科院、林科院、水科院等等很多研究所等都可以直接转为民营(但如果不能给予跟国营事业单位同等待遇,这种转化就难以实现),一些学会等更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民营性单位。需要说明的是,我这儿说的一视同仁仅指科研经费的申请和支持上,实际上国有事业单位往往是国家全额拨款,而民营在这方面只能是自己筹款。 打破中国科研体制的利益集团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就是部门经费只给本部门的科研单位,本部门的科研单位也因此成为附庸性科研单位。另一方面,部门行政权利过大,除负责科研经费的管理外,还负责科研成果的评审甚至直接利用权利参与科学研究,以至于我们很多论文和学术专著的作者就是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全国大熊猫调查为例,这本来是一项科学调查活动,但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从方法论证到监督检查再到结果分析全面参与,最后的专著也成了领导们的专著,真正的科学调查者反而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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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学家称仅1/3时间做科研 每年申请项目需4个月(ZT)
pandalaicko 2010-8-2 09:00
这是从新浪看到的新闻,原帖地址 如后 :这种状态,似乎每位科学网的博主都似曾相识。 吴雨(化名),研究员,45岁,2005年回国,现任某国立研究所课题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该课题组目前有数名正式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10多名硕博连读的研究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下反差依然令人尴尬。   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5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但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却寥若晨星;2007年我国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总数已占世界第二位,但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屈指可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多年空缺;2008年全社会RD(研究开发投入)总量就达到457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40多倍,但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60%   造成这些巨大反差的根源是什么?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一点:科技体制。   他们认为,虽然自1985年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至今仍有一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困扰着科技人员。在国家科技投入持续增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日益需要科技支撑的新形势下,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已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   目前的科技体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应当如何破解?科技视野版从本期开始,推出系列报道,尝试深入探讨。   编者   ①一年当中,能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记者:作为课题组的组长,您工作一定很忙?   吴雨:真是很忙。我是2005年从美国回来的,感觉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周末、节假日、休假,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光我这个课题组组长忙,组里的另外几位同事,也都和我差不多。   记者:那您一定觉得非常充实?   吴雨:事实并非如此。我目前的心态,更多的是紧张、苦恼和焦虑。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一个星期下来,难得有一整天能安静地坐下来,看文献,做实验,写文章。   我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当中,大约1/3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1/3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②从准备申请项目到正式填表,再到答辩、中期评估、年终汇报,一年要花去四个月   记者:申请项目需要那么多时间吗?   吴雨:今年我们组申请的项目比较多,共有6个,分别来自财政部、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2月份我就得安排申请项目的事儿,和相关的人员联系,或是组成自己的团队,或是让我的组员加入别人的团队。按照规定,同一个经费来源每个人姓名在在研项目中出现一般不能超过三次,我就得和同事们商量,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我们的有限名额:向哪个部门申请哪些项目,哪个参加别人牵头的项目,哪个我们牵头并邀请其他组成员参加,等等,然后分别准备申请材料。   记者:申请材料包括哪些内容?   吴雨:虽然申请的部门不同,但项目申请表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国内国际研究现状,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题组的研究基础,研究人员的介绍,经费预算,预期的研究目标(包括要发表多少论文),等等。   其中最费精力的,是经费预算。每一个项目的经费包括十来项: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等。每个项目的经费用途都规定得很严、很死,要求必须精准预算,因为项目结题验收时要一一对账,如果对不上账,就很麻烦。   但是你知道,科学研究存在很多不可预见性,真正做实验的时候一些费用很难控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什么钱。所以申请项目时我和同事必须像专业会计那样,精心算计每一笔钱。   记者: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吴雨:当然忙不过来,组里的业务骨干和研究生,都要帮着一起写。2月份基本上都用在项目准备上了。3月份是最忙的时候,要完成正式的项目申请书填写, 然后签字、盖章,递交给有关部门。有些项目如自然基金委的优秀群体项目, 还要先经过预答辩,通过后才可以进一步申请。4、5月份, 是各种项目函评的时间。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相关单位将根据函评意见,决定是否给与资助,或进入下一轮答辩。我也得花一些时间,帮助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评审一些项目。6、7月份,一些重要的项目,比如财政部的仪器设备项目,自然基金会的重点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科技部的973项目等,要准备答辩。为能在专家评审时提高通过的几率,需要先在所里搞答辩演习:申请牵头人试讲,所里请几个专家来听,听完了提意见;然后再修改、补充,必要时要安排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组一般搞一两次就行了,听说有的组要搞三四次、五六次。   记者:答辩结束后,项目申请的事就完了吧?   吴雨:没有。项目申请如果没通过,前期的这些努力就白费了,明年再重新来过;如果运气好,项目通过了,紧跟着就要填写资助项目计划书,详细填写每年的研究计划和预期进展,并按照项目实际批准的经费,重新制作经费预算表。   项目短的两三年,长的四五年,每年要搞进展汇报,中期要进行评估,结题时要搞验收。所以到了每年的11月、12月,就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向所里或有关部门汇报进展。我们的六七个在研项目,断断续续下来,也得花去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③每个项目经费都比较少,而且吃了上顿没下顿,如果申请的项目不够多,课题组的生存就成问题   记者:没想到要在项目上花费这么多时间。   吴雨:更令人苦恼的,是这6个项目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研究课题,只是名目不同、来源不同罢了。申请这么多项目、搞这么多答辩、汇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劳动、浪费精力。   记者: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少申请两个项目?   吴雨:我们从事的是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全部来自纵向(指来自国家财政,横向是指来自企业或地方政府编者注)的竞争性项目,需要年年申请,否则就吃了上顿没下顿。而每个项目的经费都比较少,6个项目的总经费平摊到每年,一年课题组也就是120万元左右。而且,并不是每个申请项目都能获得批准,我们申请的项目,能有一半成功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申请的项目少了,课题组就没法运转下去。   记者:这话怎么讲?   吴雨:我们课题组有20多号人,除了给研究生发劳务费,还要给正式人员发绩效工资,支付水电费,等等。所有这些费用,都要从项目经费中出。   我国的项目经费,是典型的重物轻人:经费的90%左右,是用来购买仪器设备和支付材料费、会议费、出差费的;用在人身上的,只有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其中,专家咨询费是发给项目外人员的,劳务费只能发给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的比例很低,经费少的项目是15%,多的是10%。如果按120万元算,大概有18万元的劳务费。   我们组有16个研究生,平均下来也每月不到1000元。现在的学生都很聪明,他们选导师之前都要做调查的,如果你这个课题组项目经费太少,他们就不报你的,这样研究生就招不进来。   记者:除了研究生的劳务费,还有其他开销吗?   吴雨:给正式人员发绩效工资。为体现多劳多得,我所在单位目前采取的是三元工资制: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前两项由院里、所里发,绩效工资中所里只负责保底的部分,其余部分就要课题组自己想办法。而组里只有一个来源即项目经费。   记者:你们的绩效工资每月有多少?   吴雨:这个不一定,要看在研项目的多少。就拿我们组来说,前两年申请的项目比较多,所以今年我们课题组正式人员平均每人每月8000元左右。少的年份每人每月只有二三千元。   不管是8000元还是二三千元,都只能从项目经费中出。而按照规定,项目经费是不能用来支付正式人员工资的。但我们组又没有其它的经费来源,你叫我这个组长怎么办?   记者:您的收入有多少?   吴雨:我是研究员,又是组长,收入在组里算高的,每月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加起来4000多;加上绩效工资,平均每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   记者:这些钱够用吗?   吴雨:像我这个年龄段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全家老小基本生活开支,还要还房贷、车贷,供小孩上奥数班、英语班等,花钱像流水一样。   跟刚回国那两年比,我现在的状况好多了,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回国到现在五六年了,我和太太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记者:确实没想到。   吴雨:大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现在外边的高校、企业挖人挖得很厉害。为了让大家衣食无忧、防止人才外流,只能如此。据我了解,其他所的同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那项目结题时怎么办?   吴雨:我也感到非常头疼。这就像颗定时炸弹,结题的时候肯定要爆炸。我们去向所领导讨教,他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个机制性的共性问题,不是我们所自己能解决的。   我感觉我们的项目经费把人和物的关系搞颠倒了。可以花一两千万元买设备、造仪器,可以花五六万维修设备,但如果要给某个重要的人发5万元工资,那绝对不行。其实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科研人员,仪器设备再先进,还不是一堆废铁?据我了解,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立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大头是用来养人的,我们刚好反过来。   ④为完成项目考核、让研究生顺利毕业,一年至少要完成6篇论文,逼着你去做短平快的事情   记者:除了申请项目,您还忙什么?   吴雨:忙着写论文。论文是项目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项目考核的硬指标。   一个项目需要年终汇报,到时候你总得要有几篇SCI论文吧,否则就会影响后期的经费拨款。因为大家都在看论文,要是你有一段时间没发论文,而其他课题组的同事发了,自己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   我们组的15个研究生都是硕博连读,每个学生想要在5年内毕业,必须要发两篇以上SCI文章。这样算下来,我们组每年至少要完成6篇论文。   而要发表一篇好文章, 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首先要把实验做好,再花工夫写、改,和别人讨论, 投稿后可能经过一审、二审,如果你不同意审稿人和编辑的意见,还要向副总编辑或总编辑上诉,来回一折腾也得大半年到一年。最后被高端期刊接受了是运气的,不少时候折腾了半天还没被接受,就得再投其它期刊。   平均一年写6篇高端文章,哪有那么多时间和成果?但是,为了能让学生顺利毕业,我们不得不在有些实验还没完全做成熟的时候,就开始写,写出来的只能是缺乏实质性进展和创新的垃圾文章。这既影响论文的质量,也影响科研的水平。   为了不耽误学生按时毕业,就得找一些容易做的题目,在别人已经开辟的领域跟风;风险大的、探索性强的项目,就不敢轻易去试;或者稍微试了一下,发现短期内不会有结果,就立马回到比较容易和有把握的项目上,完成任务了事。   国外和我们体量差不多大的课题组,每年发两三篇文章就不错了。我们盲目追求文章的数量,只能被迫制造不少垃圾文章。原创性的成果不敢或不能尝试,怎么能够期待大的创新性成果?   ⑤希望能借鉴国外好的经验,把科研资源集中到一两个部门,每个项目的经费多一些,经费安排多向科研人员倾斜   记者:您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吴雨:我的确感到压力很大。有一段时间,我一站起来就浑身发抖,我想就是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压力太大、情绪太紧张了。   我常常对自己说,这一段时间太累了,等忙完了好好休几天假。但事实是从来没有闲的时候,总有事情不断地冒出来,要你解决。我们的第一台仪器做出来后,就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你:什么时候出成果?什么时候发文章?此外,学生要毕业,得赶紧发文章;有的项目要结题了,经费怎么处理杂事实在太多了。   我现在意识到:必须强迫自己休息、放松,否则很难支撑下去。   记者:所里的其他同事情况如何?   吴雨:其实我还算好的,回国后得到各方面的关照比较多,设备顺利搞成了,一些高端文章也发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幸运的。有的课题组项目比较少,也有他们的难处,压力不比我们小。   记者:您在科研项目方面有哪些建议?   吴雨:希望能借鉴国外好的经验,把科研资源集中到一两个部门,每个项目的经费多一些,在经费安排中多向科研人员倾斜一些。这样大家就不用把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项目重复申请、重复汇报上,以及应付论文任务和考评。如果能够这样,大家就可以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十年磨一剑,多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要想在科研上做出大的成果,必须要经过跟踪模仿创新三部曲。这很像盖大楼,想不打好地基,直接盖上面几层,是不可能的。许多新的发现看似偶然, 实际上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准备。   ⑥希望创造更好的环境,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更专心地研究,更自主地探索   记者:十年磨一剑就能做出原创性成果?   吴雨:我想这不应该是个问题。虽然创新失败的风险很大,但只要有足够的积累和时间,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这就像种庄稼,只要土壤肥沃、养分充足、气候适宜,种子播下去以后,给它们足够的时间,自然会有新芽破土而出。   中国不是缺少科研人才,也不是大家不想创新。我相信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国外回来的也好,一直在国内做的也好,其实都是想干点事业的人。只要有好的环境、好的机制,有长期的、足够的经费支持,出成果是水到渠成的事。   记者:目前的环境、机制,是不是不利于创新?   吴雨:这是明摆着的事。目前的项目经费安排、申请机制和急功近利的考评办法,搞得大家都很浮躁,很难沉下心来做开创性的事情。尤其是课题组组长,必须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一些繁杂的琐事:怎么申请到项目经费、怎么让学生毕业、怎么让这个课题组活下去据我所知,国内像我这种状态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   记者:您是不是很着急?   吴雨:想想真是着急。从个人来讲,我放弃国外的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回国,不就是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吗?从国家来讲,这些年对科技越来越重视,科研的设备条件越来越好,经费越来越多,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拿不出原创性的成果,既对不起自己,也没法向国家交代。   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我们不想集中精力搞创新,而是现实不允许。温家宝总理在去年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曾说过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   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研究。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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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大师的贡献和价值兼论科研体制
dulizhi95 2010-7-2 18:59
清华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大师的贡献和价值兼论科研体制 姚期智老师是华人里唯一一位图灵奖的获得者,人所共知,图灵奖的档次不亚于诺贝尔。因此,本人对姚老师一直非常崇敬,也算是他老人家的一粉丝吧。大家知道,大明星往往都懂得对自己的粉丝态度友好,不摆架子。 今年 5 月将敝人的拙文 A Polynomial Time Algorithm for Hamilton Cycle and Its Proof 全文通过电子邮箱寄给姚老师,请求于万忙当中抽出时间一看,自信绝对值得大师一看,然而,一直未有回音。后又追加一封 email ,表示哪怕能回几个字也可满足。然就是得不到几个字的回音。最后又打电话联系,都是其助手接的电话,表示已将我的意思转给了姚,会否答复让我等,然一直等不到答复。姚老师系诺贝尔级的大师,很忙而无时间搭理这等事,可以理解,我当然也无权说什么。不过我这人一向喜欢品评天下事,这里冒昧发几句议论,不当之处,万望海涵。 姚老师本为台湾人,年轻时赴美闯荡奋斗,并在美奋斗成功,荣获图灵奖。后来竟令人奇怪地不远万里来到人生地疏的大陆。姚老师离开美国可以理解。我很了解美国,哪里英才众多。你成功了,当时会热一阵;过后你过气了,再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谁也不再尿你。 例如,我曾就读的学校,一老师拿了图灵奖,学校计算机系在美的排名当年即跃升到很靠前的位置。尽管该老师一直未离开,但因未有新的显著点,随后几年,校计算机系的排名迅速回落。该图灵奖的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不像中华文化出来的人,一有点名气和地位,架子就来了。此老师给我们上的课是计算理论,曾找他问过问题,当然是很有难度的问题。说心里话,在与图灵奖大师讨论问题时,在智商、思维能力包括思维的深度和反应速度等方面,本人丝毫也未感受到压力。 姚老师选择来环境陌生的大陆就不可理解了,难道台湾给不了你大陆所给你的如此高的尊重和待遇吗?姚老师系理论计算机领域的超一流,也在美国呆了多年,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在姚老师身上应该没有多少残留啊? 我想姚大师现在日子也不一定好过,压力挺大的。你相当于国家花高代价请来的外籍人士,国家给你的待遇和尊重愈高,你的压力也就愈大,尤其是当你长期拿不出显著创新性贡献的时候。而在需要强力思维的理论计算机领域,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要想拿出显著的新东西,恐怕不易。凭着以前的威望和人脉,不时从国外拉一些名人来开几次大会,显摆显摆,那是不能解决实质问题的。开几张十年或二十年培养规划的空头支票亦是如此,你为什么不去跟美国政府说,你要对美国年轻人搞一个二十年培养规划?再说搞这些哗众取宠的东西还得国家掏钱哪,收益呢?我想问姚老师的是,就算: 1 ,你能教给学生所有人都教不了的知识, 2 ,你教学方法的先进性所有其他老师都不具备;但是,只要你改变不了: 1 ,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人才的压抑, 2 ,科研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凭你个人之力,你如何能保证你的二十年培养规划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靠鼓吹我教的清华学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或花钱为学生买匹萨之类的来讨好学生,那都是小儿科,问题是,多年来,你教出的清华学生,与其他教授教出的清华学生,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营造人才的培养成长和发展环境,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科技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配套。美国一所三流大学,都能出诺贝尔,出图灵,而中国最顶级的清华大学,却只能将一个外来的过气图灵当宝贝供起来,自己是断断出不了诺贝尔和图灵的。原因何在?科研环境,社会环境使然。试想,假使将培育了多个诺贝尔奖的大物理学家卢瑟福搬到文革中的中国来,他恐怕连一个像样的工程师都培养不出来。现在,我们的姚大师竟凭一人之力,以近耄耋之躯,在一个根本不具备基础的社会, 要 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并打造中国的图灵之路,吹此毫无保障,毫无实现可能的大牛,实在理解不了目的何在?或许姚先生应建议联合国,将所有健在的 诺贝尔和图灵,再加上沃尔夫和菲尔兹,分派到世界各个国家,一国一个,那么,二十年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拥有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拥有 诺贝尔和图灵,沃尔夫和菲尔兹。哈哈,那样的话,世界将何其地美好!当然,最好还是将这些人都请到中国来,以中国高官们的求贤若渴,加上手中所拥有的巨大财力、权力,你们来中国绝对会有满意的待遇。如此,二十年之后,中国将会有一百个哈佛和剑桥,外加一百个诺贝尔和图灵,沃尔夫和菲尔兹! 大家知道,美国有大量过气的诺奖、图灵奖得主,后来长年默默无闻。美国政府绝对没有这样想:因为你曾经拿过图奖、诺奖,所以我给你投大量的金钱,你就能干出与众不同的伟业来。唯独我们的掌权者思维逻辑不一样。倘若美国所有拿过图奖、诺奖的人都像姚大师这样善于发挥余热的话,那么: 1 ,美国的钱光投到这一项上都不够花; 2 ,若够花的话,那图奖、诺奖就不够发了,至少每天要为美国人发一个! 所以,如果你在中国本土上拿了图奖、诺奖,或者培养出了几个这样的学生,实现了国人最喜追求的为国争光,你或可在中国人民面前摆摆架子,否则,有什么架子好摆的? 没办法,这就是中国。行政官员如市长们,喜欢通过搞大型的市政工程来显示政绩;而管科技的官老爷们却喜欢通过引进人才来显示政绩,反正花的都是中国人民的钱。试想哪有比引进曾拿过诺奖、图奖的人才更能显示政绩的?殊不知结果往往是:别人弃之不用的过气人才,你却拿来当宝贝!试问,我们的官老爷们为什么从来没能引进这样的人才,引进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拿诺奖、图奖? 同样出自台湾的陈省身数学大师,长期为南开奉献,不仅不要报酬,反而将自己积攒下来的数百万之巨捐赠给南开。我们的姚大师只要能将清华给他的高收益(高报酬加庞大的科研经费提成)捐赠给清华,那就是真正的大师风范了! 给姚老师发 email 的时候,本人原想,以姚大师的优势,再以本人锋头正劲的思维能力,倘若在计算机算法领域能得姚大师简要的点拨和方向性指示,定会有显著的业绩。另外,发 email 的特别目的是:假使姚大师愿花时间好好审审我的论文,并凭自己的威望而加以推荐,那当然最好不过。假使姚大师不愿花时间,只要简单地告诉我:当确信自己是对的,却没人相信时,我该怎么办?可惜姚大师无此气度和胸怀!连回一句话的时间都不愿意花!再说,审我的文章可不是白花时间,对年轻人,绝对能锻炼思维能力,对年老者,绝对有益于其练练脑,以保持思维能力不衰退。 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我找姚大师绝不是想从知识和智慧的角度、从我的算法的对错如否、是否有什么问题或需做什么改进等角度得到姚大师的指点和帮助,对我算法和证明所包含的每一个要素,我都有完全清晰和透彻的把握,这方面绝不需要求助。我想求助的是:凭你的经验告诉我该怎样发表,凭你的威望帮我推荐。若你无此气度和胸怀,也没什么,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 再次申明,发此贴的目的不是为了谈论姚老师,姚大师的成就世所公认。我的目的是: 1 ,还是同前,留下痕迹。 2 ,一个没有敢于挑战大师勇气的人,是不可能搞得了 NP 的。换言之,中国人惯有的对权力和权威的奴性,包括环境对敢于出头者惯有的压制,决定了中国本土上难以出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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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邹承鲁先生的一篇文章想到的
cherrylu1960 2010-5-6 22:36
邹承鲁先生是我特别敬佩的科学家,也是我们九三老前辈,每逢想到他老先生在弥留之际,还关心着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心中的感动由然而生.邹先生不仅是中国生化泰斗,也是科学真理的卫士.他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科学问题。他提倡自由探索,积累创新,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关于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问题,他认为科学上的贡献只能靠从踏实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经过国内、外科学界反复的实践,才能逐渐取得国际的公认。他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学会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直到弥留之际写完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研究生培养问题,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发表在《光明日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邹承鲁满腔热情地积极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为我国科学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呕心沥血。他曾先后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坚决拒绝论文署名搭车,坚决拒绝有偿宣传,决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由于朋友有科技口的官员,耳濡目染,难免对中国科研项目的评审和管理体制产生关注.联想到前两年中央下拨四万个亿应对金融危机,以致三里河附近的国家发改委周边旅馆爆满,发改委每晚大楼灯火通明.每年科技部开始接受审报项目审报的时候,也是门槛被踏破的时候.众所周知的寻租运动,难免渗透到科研项目评审上.明着是建立了完善的专家评审体系,一切都是专家说了算,但谁都明白,这里面的可操作性有多大.回过头来看看震惊世人的汉芯事件,显然官员们并不想承担什么责任,因为项目是专家说了算,言外之意钱是专家给出去的,即使被骗,责任也应该由专家负.看样子,中国的专家们要注意呢.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专家,专家又受什么左右?中国的科研评审离得开政治吗?如今,邹承鲁先生已离开我们四年,中国的有关体制依然如故,可惜了一代科学英豪...... 有关的问题,邹先生在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中论述得很尖锐,现转载如下: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   饶毅1 鲁白2 邹承鲁3   在2003年3月22日的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 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其简介见框一),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 技发展。这既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 关重要的理念。 虽然中长期规划将对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辅以大量的新 增经费),我们认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本的 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目前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是提出和挑选每 个经费额达数十到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 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 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 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 合适的作用。我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 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政治领袖可以决定 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其它层面要由各行业的专家评审项 目优秀与否来确定科技项目经费分配,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实践表明:建立可尽量减少问题的体制在中国是可行 的。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 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我们的讨论和建议是依据直 接参与中国科学研究和评审的经历,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科研体制的切身了解和比 较,以及中国多年来发展趋势和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上述的根本体制问题,中 国将事倍功半。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就说明不解决根本问题会导致中 国有些资源的相当浪费。大课题在形成、选择、今后管理和评估上的问题通常可 以追究到根本问题上。因为其资助课题强度大,中长期规划所带来的正负效应都 会比较深远。这里我们提出一些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以期促进进一步的建设性 讨论,增加中长期规划和其它类似努力成功的可能性。有些意见也许比较尖锐, 可能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作者中有1951年剑桥毕业后回国工作五十多年的、也有 过去十年部分时间参与一些中国工作的。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是诚挚地希望其内 容能对中国有益。   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从行政和科技的分界开始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中国目前体制仍然 是人治为主。这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历史传统、部分则是五十年前照搬苏联模式的 结果。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严重错位。   第一,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即使 在必需专业知识的时候,国家和(更常见的)部委领导人也参与选择科技课题。 这样的微观控制可以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  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科技界人 士不能发挥专业优势就会落入人际政治。中国高额的科技经费一般是部委(如科 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含概面很广:从纳米技术到癌症研究。部委 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 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 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 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 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 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 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 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 可以操纵或 影响决策过程。名义上的专业人员常无法提供专家意见,也助长行政人员的权力。 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 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几方面综合造成的结果是,科技经费分配时政治和科技不分。当科技经 费分配机制错误时,就不能充分调动已经在中国的科技人士热心专业、他们的精 力就可能被分散到非专业事务上。中国新政府希望推进的招聘也受阻碍,因为可 能感兴趣的人难以有信心目前的体制能支持他们进行专业工作。如果人治科技的 体制不改,很难想象如何能避免浪费和贪污。   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 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政科分离要从界定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 的作用开始。改善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重要原则。虽然落实这三个原则需 要科技体制改革,这是目前中国已经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改革与中国目前的国家 政治体制还是一致的。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 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可以和科技领导及专家协商将总体经 费分成几大类。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 题。其二,其它决定由各领域的专家来作,但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 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专家来作, 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 位。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在变革后的体制中。 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专事政策和协调,经费管理转给已有的专门机 构   变革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应该认真考虑转变科技部的功能。目 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 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一 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前一功能由新 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合适,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也提高效率, 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多数没有科技部, 如美国、英国、日本。少数有这样名称的(如德国研究和教育部),并不像中国 科技部那样控制全国科技经费的主要部分、其行政人员更没有主宰权力。中国科 技人员数额少于美国、总经费远低于美国,很难理解为何需要一个独立的、规模 庞大的部,以更高的管理成本来管理更少的人员和经费。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 人员水平高于美国的,从而更有资格来指导中国科技人员吗?我们认为这也 没有事实基础。是中国没有其它行之有效的经费管理机构所以必须依赖科技部吗? 据我们所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是中国较有信誉、实际运作比较成功的经费管 理机构,和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机构也相近,是管理中国科学经费更合适的机构。  科技部的诞生是五十年代老式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最初是苏联顾问建议中 国作科技规划,成立了科学和技术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规划完成后在争议中成 为部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力主保持这个经常机构的领导(如陈毅副总理)也是 要它在今后科技规划时起作用,并没有给予重要的日常运作。五、六十年代,科 技部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60年代它的规模实际上很小、以后曾消失。但是迄 今它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和其它部委不同的是,科技部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粮食生产是农 业部的责任、卫生部要负责全国的医疗、科学院要产出国际上可以比较和评价的 研究发现以及国内有应用或者应用前景的成果。这些部委的工作成效都有一定检 验方法。而科技部没有可以检验的标准。国家经费下达到科技部后,如何应用经 费、其效果如何,它既没有上级检验、也没有下级压力。科技部没有下属实体, 经费分到全国科技机构,国家科技进步时,即使不是自己的原因,科技部也可以 归功于自己;落后或者成效不高时,科技部可以说自己不是直接运作机构,推托 责任给具体机构,这样一来,就无法严格评价科技部。所以,科技部各级行政人 员在管理项目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   科技部下属的每个司局管理的面太广。所以常将完全不同的项目放在一起、 名义上是评审,实际是利于科技部中下级行政人员控制科技专家,进行社会 和学术政治交易。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义是组织和领导科技。这一居高临下 的基本思想,也体现在科技部的工作中。许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国的精英 在科技部中下级官员面前都不能正常表达意见。科技部行政人员每过一段时间设 立新计划,其中相当多是行政人员的主观意识、而无需反映科技发展趋势和规律。 这就导致了中国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的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 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如果都有人建议还在海外的科学家 向科技部人员行贿、甚至出现行政人员直接向海外科学家索贿的行为,也就不难 想象行政人员对国内科研人员是如何对待的。这些都是因为行政人员享有过度权 力的缘故。 我们建议: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 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 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 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目前,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 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 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自然科学基金不是不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自然科学基 金在竞争、专业评审、利益冲突等方面都用了相对更好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实践 上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体制。可以说任何认真地观察过其工作的人,都不会否定 这样的客观结论: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 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 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我们要说明,自然科学基金会 也是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但其大体结构已经是中国科学经费管理目前最有效的, 比较容易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这样的改变可以较快地牵动全国的研究机构和 大学,它们将注重研究的专业优劣、而不继续重视与科技部官员的人际关系:自 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虽然没有杜绝行政人员的影响,其影响要比科技部里面 的小。   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技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所有科 技机构不能起的作用。虽然从官员管理经费的角度看,权力会减少很多。但是如 果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利益来看,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发挥中国目前欠缺和急需的 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 献计献策,可以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 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它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 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 这样的协调是有限的,不需一个庞大的常设部委。   与科技有关的各个政府层面应该设立一系列顾问和咨询委员会或小组。由科 技专家组成的这些委员会提供建议,涉及科技政策、拨款和经费分配、新计划和 战略考虑等。   所有与科技经费分配有关的政府部门,需要建立严格的专业优势为基础的评 审体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已经在用的体制是可以供其它部门参照的一个模式。   中长期规划大课题:放大已有的问题   中长期规划要支持大科技课题,很快引起争论。本来科技发展到一定时候, 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有大课题、 是否经常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在中国还没 有妥善解决体制问题的情况下,推出大课题在效果和方向上就不大容易令人满意。 科技发达国家也有大课题,但是起源不同、方式不同。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 组计划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 而提出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平时,中国一些部 委也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 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中长期规划中有关大课题的形成和选择说明了目前科技管理的弊病。整个过 程中,都有科技部其它大课题的通病,只是在数量级上再放大了。课题的提出没 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虽然让许多人开了 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无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竞争,而是科技界 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整个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评审不依据 专业优劣做竞争和比较,决定业就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   课题提出的方式由提议的量小(少于20)和每个课题经费的规模所决定了。 课题提议必然面很宽、让政治领导看来有社会意义。脱离了具体科技专业优劣, 很多课题都可以说出简单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比较没有深度。为了平衡各个领域 的利益,课题提议常将许多不同的小课题放在同一大旗底下,其过程不是真正的 科学创造力或者技术创新,而是描绘和包装。同样的做法过去常见于863、973等 计划,不过现在的中长期规划课题经费又高一、二个数量级了。这个做法将阻碍 真正依据科技优势竞争的体系形成。   大课题得到资助后如何评审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课题由选择这些课题的 部委(多半是科技部)来评审,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 大经费应用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此外,今天中国在某 领域有足够专长的人员数量不多。一个大课题就可以包括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 可以懂得该领域的人,这样就没有什么人能留在外面提供客观和有批评性的评审 了。中国专业人员都懂这一点,所以,当其课题被资助后,就没有很大的压力要 达到目的。   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一个可能是将一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其它 部门,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去。那些机构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 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课题的大小要和各个研究领域需要相当,要避免专业 人员因为政府已经决定的经费规模来把课题成比例放大的趋向。   中长期规划的历史遗产:重要的选择   中长期规划及相关大课题的成败可能成为本届政府的重要遗产。这个遗产将 成为历史长期铭记的优秀遗产?还是将被认为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浪费?这是一 个严肃的选择。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和他同辈的领袖们,领导了1956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其支持核武器和太空计划(两弹一星)的决策和成就一直为人赞誉。然而不 能忘记的是,虽然不像两弹一星那样容易向公众描述,56年的规划更重要的 贡献,也许在于科技总体经费的增加、科技院所的建立、大学及其新系科的设立。 在当时条件下,建立尽可能好的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构体系是周恩来等的功绩。   如果说,两弹一星等是周恩来一代的丰碑的话,有部分原因是当时有明 确的、中国急切需要的科技大课题。而目前,和其它多数和平时代一样,并没有 那样清楚的目标,可以简单地用几个大课题来解决。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 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 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 经济:在计划经济已实质变成竞争的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 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 。   良好体制的确立,不是目前中国科技专业人员完全靠本身能做到的。如果新 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能注重解决长期影响中国科技的根本问题,而不仅聚集 于具体大课题,那么,今后相当长期的中国科技进展都可以追溯到本届政府对科 技变革之功业。可以说,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是他具体解决了某个大项目(如战 争积累的国债、对法国的谈判),而是他那一辈的政治家促成了国家长远体制的 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类比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在有条件的时候,转 变了体制,是影响长远的历史功绩。如果让时机流失,将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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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金牌与诺贝尔奖
unesco 2010-5-5 18:17
有人说中国08年之所以获得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是因为我们用的全是专业选手,而国外参赛的都是业余选手。用专业选手去和业余选手比赛,没有不赢的理由。中国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我们做科研的大部分是业余选手,当然无法与国外的专业选手竞争。中国的科学技术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科技工作者的整体水平。这就涉及到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的评价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研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国家在科研上的投入有了很大提高,但却获得的科研成果却不尽人意。科学界也变得越来越浮躁,科学家不能安心搞科研,而把很多时间花在争取项目、应付上级检查、评比、评奖等诸如此类的事。我国目前的科研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求。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但科技体制的改革涉及很多部门和个人利益,使得改革步履为艰。 再看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虽说我国研究生培养数量世界第一,但质量不高。科研机构和高校竞相从国外高薪聘请人才,却忽略了国内青年人才的培养。统计分析表明,一个人出成果的黄金年龄是二、三十岁,四十岁以后创造力即呈下降趋势。从国外花巨资聘回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士,大部分已是四十开外,虽说经验丰富,但已过了科研创新的高峰期。各级领导追求短期效应,把绝大部分资源倾注在少量“准大师”身上,实在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的做法。 以前我们常说日本重视应用技术不重视基础科学。08年有3位日本科学家获诺贝尔奖,而且是他们获奖的工作都是二、三十年前做的。日本长期致力于基础科学领域的发展,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累累硕果。反观我国的科研现状,还看不出哪项研究有拿诺贝尔奖的可能。扬振宁先生说中国二、三十年后有希望拿诺贝尔奖,实际的意思是中国二、三十年内与诺奖无缘。其实扬老先生的说法还是非常客气的。假如中国的科研体制,尤其是科研评价体系短期内没有较大的改观,过二、三十年后我们也没希望拿诺贝尔奖。考虑到中国的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两、三代以后也没戏。
个人分类: 科研与教学|3639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国应建立学术与科研的诸侯混战体制
lxj6309 2010-3-4 14:32
今天在新华网看到一篇新闻:李建保代表:三大差距影响地方重点大学发展,感触强烈,再次激起我对我国科研体制的情绪。李建保委员经历了从清华大学到两个欠发展地区省级重点大学的领导者的过程,有切身体验和高层次认识,其言应不虚。关于科研体制,在 国家 十一五 规划 《纲要》公众建言献策 中提出 关于改进我国科学基金制度,促进科技进步的建议 ,并获得优秀奖。其中两个建议是:1.建议重点科研机构人员申请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时,吸收部分地方的科研人员参加,起到传帮带的效果和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效果。2.分类管理。对重点和重大项目由首席科学家负责组织科研攻关,对一般项目建议实行审核批准制,即只要有一定科学意义并且可行就可以给予一定资助研究。实际上,我长久以来,一直设想,在学术和科学研究上,我国应实行诸侯制。大家都了解,我国每一个省,甚至许多地市都相当于一个欧洲的国家,因而各地区应该能够成为一定的科学研究中心,有自己的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杰出科学家。但是,现在的局面是,大家都争着进所谓国家队,国家的科研基金也只有一少部分人能享受到,这与我国庞大的科学技术人力资源队伍不相称。而且就学术而言,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个题目允许多个人和多个团队同时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成果层出不穷,科技思想创新持续涌现。而现在的所谓国家队战略使少数人在学术舞台上称霸。所以,建议国家的面上科研基金可以直接按教授人头划到各个地方再划到各个大学,为所有教授都能积极和有条件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宽松的大平台。教授的工资可以不很高,但应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和学术自由和学术表达机会,即必须有充分的学术民主环境。至于说害怕待遇低,留不住优秀人才,那是不必担忧的。绝大多数真正的献身于学术的科学家是不在乎奢华的生活条件的,关键是给予他们科学研究的条件和机会。想要高待遇的人才可以到企业部门任职,在企业的研究机构工作。 为了形成学术民主制度,也建议改革我国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制度,既不能鱼龙混杂,也不能使少数人或少数团队独占鳌头。可以实行轮换坐庄制。 实际上,也正如李建保校长所说,大家争着去北京,主要是看重那里的科研条件和机会,而不是那里的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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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会在科学上取得霸主地位吗?
xuzhuzhang 2010-1-21 19:26
中国在经济总量指标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如中国目前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出口额列世界第二、GDP排世界第三。中国的大学生总量列世界之冠(27 million students in techn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most in the world),中国发表的论文总量也紧随美国其后排世界第二。 那么,中国是否会在科学上取得霸主地位? 《纽约时报》元月18日发表了系列专题文章来探讨这个话题。作者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的谈中国的科技政策,有的谈中国的科研体制,有的谈中国的创新能力,.....;有的侧重正面的东西,有的谈及许多问题,如学术腐败等等。参见何毓琦先生的博文 Will China Achieve Science Supremacy?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8785 )。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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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高校科研体制,提升教师科学精神
luohaijun 2010-1-11 22:09
完善高校科研体制,提升教师科学精神 知识信息时代,科技突飞猛进。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综合科技水平和知识创新水平。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作为一个衡量该三水平的重要指标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该奖年年落空则长期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神经。同时,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道德问题的爆发和科学精神问题的迷失一次次拷问整个学术界的道德伦理。 科学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是实事求是、怀疑批判和开拓创新。而在当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国家对高校的评价,还是高校对教师的评价均是重学术理论研究,重论文和课题数量,重研究结果等倾向。现在许多大学将科研和教师待遇、资历水平等层层挂钩,造成了整个大学学术科研氛围浮躁、激进。造成教师和学校片面追求论文和课题数量,追求短期肤浅式理论和应用研究,缺少整体和科学发展观战略,更为严重的是也造成了各种学术造假问题层出不穷。大学是知识的象牙塔,是科学精神培育的最佳土壤。要改变上述诸种不良现象,在如何培养和提高高校教师的良性科学精神方面,笔者结合完善中国高校科研体制等措施,特提出如下建议。 (1)高校要给教师提供一个长期安定祥和与从容不迫的科研土壤。当前中国高校教学科研和行政矛盾十分突出,甚至一些学校几乎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高校政策朝令夕改,各项指标日益功利化和高压化。所有这些让高校教师无所适从,疲于应付,或使一些教师转为行政官僚,或使一些教师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或使一些年轻教师成长压力剧增。教师被动科研动机十分明显。所有这些对整个学校的科学精神的培养极为不利,对教师的科学精神的提升也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一个宽松的高校行政环境已经成为教师是否能够安心从事科研教学的重要试金石。教师只有在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环境下,才能够安心从事科研,才能够不为一些行政琐事,不为政策的朝令夕改而分心担心,也只有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科研政策下,教师才能长期十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才可能弄出重大或较大的科研成果或业绩。 (2)科研评价要重视长期研究和基础研究。当前高校的一些科研政策随所谓的热点转。科研强调短平快、多快好省,强调科研市场化。很多学校重视短期研究和一些容易出成果的浅应用研究,而轻视甚至不支持长期研究和基础研究。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能颖脱而出。而在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下,学校要求教师研究一年磨十剑甚至百剑千剑。 学校科研政策片面强调追求论文数量和课题数量以及经费数量,从而造成教师研究日益浮躁肤浅。因此许多高校老板与日俱增,大学公司化气息浓厚。科研固然要和市场相结合,科研成果固然要重视转化和应用,虽然上述措施可以克服中国科研长期那种轻产出和转制的缺陷,但由于短平快、多快好省的政策的激励,那种捞钱甚至不务正业的浅移植课题也日益泛滥,博士都变成了廉价打工者,这样做反而得不偿失。而由于轻视长期研究,教师科研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挑软柿子捏,很少有教师能够一如既往地比较深入的研究同一个问题。由于轻视基础研究,因此一些基础学科生存窘境明显,同样造成了我们的科研浅显化。科学精神核心突出开拓创新,但显然上述行为和开拓创新有点背道而驰。因此要提升教师的科学精神,提升中国的科研水平,重视长期研究,重视基础研究十分重要。 (3)强化科研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当前中国学术道德问题不容乐观,我们的科研造假和学术造假问题均十分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高校和高校教师的形象,这固然和诸多因素有关,比如整个社会环境诚信体制不健全,比如拜金主义严重,比如个人的道德素养问题不高等,但主要还是和我们高校甚至整个国家的科研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有关。 由于科研地位日益突出,在中国大学中,科研已经被完全异化和神化,很多大学唯科研马首是瞻,因此也造就了一些学校对学术不端问题的纵容和容忍。同时,当前中国科研重视申请忽视科研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强调严进宽出,强调一次性评价,因此造成科研项目的申请裙带关系复杂,科研实施过程的监督和科研成果评价的诸多方面的监督不到位。因此上述问题出现也不足为奇了。而要改变上述现象,唯有加大科研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才是关键,步步为营,把每一个问题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4)强调科研要实事求是,允许科研有失败和不足。科研有成功有失败,有曲折有荆棘。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或成功无不是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失败才可能萌发出这样一次的成功。而在目前中国,由于政绩考核等面子要求,中国的科研只许成功,难见失败。成功者名利双收,失败者无翻身可能。因此在申请项目时,教师也就不敢啃硬骨头,不敢鸡蛋里挑刺。这也和真实科研要实事求是,敢于开拓创新相差甚远。因为唯有建立符合真实科研研究的评价机制才是关键,要允许科研有失败和失误。 当然,目前中国科研经费整体严重不足,科研人员整体水平偏下也是造成了我国科研诸多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目前中国高校种种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学术不端现象,却是和中国科研政策密切相关,在 21 世纪中国强调和谐发展,突出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建立一个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科学精神和培养高校科学精神土壤的科研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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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带动科研体制创新实践
pikeliu 2009-11-23 11:14
2009年第11期,上海医工院,院刊 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带动科研体制创新实践 编者按:科研部门公司化改革,是全院职工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在近期医工院职代会主席团会议上,俞雄副院长代表院领导班子向与会代表介绍了筹备成立上海医工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情况,以及科研部门公司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构想,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报告的决议 关键词:现状 我院企业化转制已经整整8年,尽管现行的科研运作模式曾经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目前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我院事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形势的变化,创新活力驱动缺乏、研发成果价值最大化难以实现等问题日益显现。通过今年以来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院职工普遍认识到,深化研发体系体制机制改革,破解制约我院技术创新事业发展的难题,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第一,技术创新体系的运行模式活力下降,研发成果价值最大化难以实现,需要深化改革。近年来,来自不同方面的竞争对手在不断增多、做强,我院现行科研模式作为科技部曾经肯定的改革试点,发挥过巨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竞争形势的变化,科研行为短期化、课题研究小型化、利益分配眼前化趋势日益严重,使得有限的各种资源不能合理地配置,限制了自主创新水平提升以及研发成果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这与我院作为行业科研大院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与我院已经转制为企业的现实是不相称的,只有通过公司化改革来实现遵循科研规律的企业化管理模式,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激发创新冲动,增强抗风险能力,统揽市场运作,为业务的拓展和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形成综合竞争力。 第二,技术创新人才积聚能力不足,难以获得后续的发展动力,需要深化改革。研究生培育对我院技术人才的蓄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近几年来研究生培养效益的持续提升不够,优秀毕业生留院工作的激励力度不够。同时,部分科研骨干人才流失现象持续出现,科研团队存在断层,中青年科研骨干人才团队的培养、积聚任务很重,但培养机制、激励机制与此不相适应。只有通过公司化改革,来促进人力资源配置的科学化、创新业绩评估考核的专业化、科研骨干激励的市场化,极大地提升科研专业人员的凝聚力、创造力,不断形成一支有行业影响力的创新团队。 第三,技术创新合力不足,难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需要深化改革。我院具有格局完备的综合优势,但随着我院规模的不断扩展,技术创新体系内各单元之间、技术创新体系与自主成果产业化体系之间,对接不够、合力不够的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了技术创新的后劲和重大课题的协同攻关,重复投入、重复研究的资源浪费现象有加剧的趋势。通过科研体系的公司化改革,我们可以对科研体系进行整体规划、综合布局、系统管理,集中对优势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做强做好重大课题,并培育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和产业化公司,尽量避免卖青苗现象,克服现行科研体制资源分散化、收益短期化、投资小型化的问题。公司化运作机制较为灵活,有利于资金引入、股权多元化等各种符合科学发展和法律允许的运作模式,快速激发科研的创造力和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深化我院科研开发体系的公司化改革,提升我院创新实力创新效益,巩固我院的行业地位,是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是全院员工的心愿,是我院作为行业大院和中央企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要求。 关键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科研资源是我院集团的核心资源,科研部门公司化改革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影响我院科学发展的关键问题。科研体系公司化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我们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未来。为了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公司化改革,院领导班子在今年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已经在听取广大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 深入对部分科研部门进行公司化改革,建立规模合理、学科相关、结构科学、运转流畅的研发公司,以体制转换带动机制转变,消除集团内科研资源的同领域分割状况,增强创新合力,完善创新链条,与上市公司以及行业其他医药企业建立起崭新的技术合作新模式,把科研大院的研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并探索建立新的技术成果自主产业化基地。通过改革实现以下目的:一是增强技术创新体系的活力,保持对行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二是建立契约关系或者投资关系,强化集团内公司之间正常的合作关系;三是培育具有产业化发展的多元化投资公司,以使最优研发成果的自主产业化,实现科研成果的价值最大化。 基本原则 科研部门公司化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积极,大胆,规范,稳健: 积极。先搭骨架,再充实内容,争取在11月底以前完成公司注册工作,明年正式按照公司化体制运作。公司拟定名为上海医工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条件成熟后,在保留原有研发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公司层面的项目课题组管理模式、探索某些学科的CRO管理模式,以及探索具有优质产业化项目课题组的三级公司模式等的改革路径,以更加灵活的激励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以及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益回报。 大胆。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制剂中心、天伟公司以及院外有关研究型公司的运作模式,把握目前上海市极为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政策机遇,突破单纯靠技术输出生存的运行模式,在新形势、新格局下探索新的运作模式,尤其在增量部分深化改革、积极探索,以多种形式进行投资、运作:(1)推进技术成果自主产业化。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成立科研成员持股多元投资的高科技公司,从卖技术转为卖产品,以获得更大更持久的利益回报。(2)加大科研投入,做创新药,做大课题,依照国家政策导向,长期支持重点优势项目,保持和进一步加强在国家创新药物发展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3)对于某些学科,采取CRO的管理模式,集中专业人才、发挥专业服务优势,拓展专业业务。(4)创新与各企业(包括院属企业、本地企业、外地企业)的合作模式,积极提供技术支撑,突破共性关键技术,以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加强我院对全国医药行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以及获得更大更持久的经济利益的回报。 规范。切实按照《公司法》要求,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明确公司人、财、物和责、权、利的边界,遵循三独立、三分开原则(人、财、物独立、分开),切实建立起公司化的体制和运作机制,以此激发科研部门的创新活力。研究部门员工整体进入研发公司,其中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给予选择权,经书面同意后其劳动关系可暂保留在医工院。 稳健。充分汲取目前课题组运作模式的优点和长处,在未来公司化运作体制下,以保护科研骨干的积极性为前提,确保科研部门业务运作的平稳过渡,根据2008年10月10日职代会通过的《关于科研分配机制改革方案的指导原则》,全面实行业绩考核制。 关键词:发展战略以及运行构想 上海医工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之后,将围绕我院一三四发展战略,来推进各项工作,使公司真正成为院集团技术创新体系最有活力、也是最有能力培育自主成果产业化公司的孵化基地,既遵循研发规律又注入企业化管理模式的高科技公司,为把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高科技医药企业集团而发挥核心作用。 (一)公司发展战略 初步表述如下:以推出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和服务行业技术进步为使命,以自主成果产业化、收入来源多元化、研发经费投入长线化为方向,以创新团队的积聚和建设为支撑,以特色发展,技术领先,市场拓展,文化创新为着力点,把上海医工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成为对院集团具有带动作用的高科技公司。 (二)公司组织构架和运行构想 业务运营体系。一是以现有化学部、生物部、中药室、制药过程与装备研究室等一线科研部室研发为主,课题组形式暂不改变;二是把以服务为主的药理室相关课题组集中进行CRO 模式的管理,其他专业的CRO服务工作以后逐步充实;三是以项目形式成立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攻关项目组,公司从选题、研发管理、发展运作等方面进行全程跟踪、综合管理,最终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培育具有优质产业化项目的课题组,成立投资多元化的三级公司。 管理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门:科研开发部(保障公司科技发展的管理支撑,如合同、专利、药证、法务管理等,并新增市场拓展及运营职能)、财务资产部(负责公司运营过程中财务、税收等问题,保障财务、资产的合理有效使用)、综合办公室(负责公司运作中的人力资源、行政、后勤管理等问题,协助公司管理层开展工作,保障公司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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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的学术腐败还有治吗?
wangyk 2009-7-29 03:20
王应宽 转载 2009-07-28 UTC-6 CST UMN, St Paul 转载:中国的学术腐败还有治吗? 作者:周筱赟发布时间:2009-07-26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近日,西南交通大学正式对外公布,该校副校长黄庆涉嫌博士论文抄袭一事,经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成立,决定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研究生导师资格。今年3月 15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 ,西南交大的举动,是教育部这一表态之后,国内高校首次对涉嫌学术腐败的高校领导进行处理。今年以来,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 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等论文抄袭被揭露 , 学术界的乱象愈演愈烈, 至今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实际上,被揭露的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 高校不是隔绝于社会的象牙塔,发生在大学围墙内的学术腐败只是整个社会腐败的缩影而已。 学术腐败只是整个社会腐败的缩影 南方都市报: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和媒体都在谈反对学术腐败,但是现实情况,却似乎是学术腐败越反越多了。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方舟子: 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的学术腐败事件越来越多 , 主要是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尺度放宽、更加关注的缘故 , 未必是学术腐败越反越多。由于有了一些舆论监督 , 胆小的人可能有些收敛 , 但是学术造假在当前无疑仍是非常严重的 , 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 , 受官场腐败影响的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刺激造假的学术评估体制,纵容造假的社会风气 , 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处罚 , 对学生缺乏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 , 等等 , 都是原因。 南方都市报:那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制度上怎么解决呢? 丁学良:比起国内其他领域的腐败,学术界的腐败根本不是最严重的。中国其他领域的腐败太多了,所以学术界自己都觉得这些根本不算什么。我私下里问过一些学术界的人,他们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他们说你还没见过更腐败的呢。 南方都市报:据我曾经在大学就读时的观察,科研经费的申报、使用这块猫腻最多。现在能申请下来经费的就是牛人,然后找一大帮学生低价或免费干活。一些热门的学科,如经济、管理等等,一个导师带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研究生的情况很多。 熊丙奇:这就是因为中国的科研机制比较急功近利。葛剑雄教授就曾经说过 , 现在没有失败的课题 , 每个课题结项时 , 都说是成功的。现在的课题,基本都是中短期的 , 一般一年就要出成果 , 长期的课题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年。到了时间就要交差 , 交差就是论文或专著。这么短的时间 , 一旦没法交差 , 现在的机制又不允许出现不成功的课题,就只能去作弊。大学里学术造假形成了风气之后 , 各个利益关系人都是彼此制约的,没有人会去曝光。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所有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只要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 , 就不会出问题。 熊丙奇:对,现在有一种说法是 做人要厚道 。现在被曝光的学术造假行为,都是做人不够厚道,被那些感觉没得到好处的人举报了。这样反而得出一个反面教训,就是做人不能太张扬,只要把各方利益摆平就没事了。 尽管针对这些学术造假,也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大学里大部分博导、行政官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是反对这类改革的。他们都是现行体制下的得利者,当然会认为目前这种体制是最好的。很多在高校外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申请到科研经费就可以有项目提成,现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算管得严的,一般都在 10% ,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 40%. 如果申请到 1000 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马上到手 100 万元,乃至 400 万元。科研还没做,自己就变成百万富翁了。这是制度问题,不是这些博导个人的问题。现在的制度,就是把学术当作一个致富的工具了。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经常被揭露的一种学术腐败,是一些海归学者,作为海外引进的人才回国后,夸大乃至编造自己在国外的学术成绩,骗取国内大学的职位,申请到大量的学术经费。还有就是在国外担任全职教授的学者,在国内也担任全职教授,丘成桐教授就曾痛斥这类名不副实的 全职 教授 ,称北大等名校很多经费都是这样骗来的。 丁学良:这类骗局,大部分都是背后有你看不见的利益勾结。没有利益勾结,这类骗局就搞不下去了。现在又不是 30 年前还没有打开国门,对国外情况什么都搞不清楚。一些海归的骗子,回国来拿几百万上千万元研究经费的大项目,只有极少数被捅破了。为什么这些学校不去认真地调查呢?其实,就是这些学校从海外找个人回来,去骗政府预算的。这个海外背景的人,就是北京人所说的 托 。现在很多人谈学术腐败,动不动就用道德来分析,其实关键是经济利益。 南方都市报:所以 , 这个 托 的所谓海外的头衔,到底是真是假就无所谓了,对吧? 丁学良:不对,这个 托 如果是真的,反而麻烦,就是要找个假的!如果他是真的话,成本就很高了。很简单的道理 你如果要把诺贝尔奖得主请到中国作报告 , 成本就很高 , 而你如果搞个假的 , 申报时说我们从海外高薪聘请来一位教授,花了 50 万元,给他 10 万元,我们拿 40 万元,那就一切 O?K 了。搞个真的来 , 只给人家 10 万元 , 人家不干的。这些行为背后都是有利益驱动的。 改变中国科研体制不能解决学术腐败 南方都市报:以您的接触,您觉得目前美国是否存在学术腐败,情况如何? 邹至庄:如果说学术腐败,你是指学生使用他人的文章来作为自己的,或者是教授使用他人的文章来发表。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但是并不常见,因为老师和那些审阅期刊文章的审阅人有足够的能力去抓住那些学术冒犯者。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谈到科研体制的设计缺失 , 导致中国的学术腐败,您对此如何看? 邹至庄:改变科研体制不能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存在于许多有影响力但却没有什么学识的学者身上。而美国的学术界是很有才智的,学术界的大多数成员负责研究经费和申请科研经费项目质量的审批。因此,拿到科研经费通常是一个有好的研究课题的标志。在美国,在一个教授获得研究经费后,他将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去 剥削 学生,因为研究生们可以自己选择论文导师或为哪个教授工作。教授们不得不为了聘到好的学生而竞争。在中国,当学生进入研究生院时,他们就会被分配去为某一个指定的教授工作。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教授们可以 剥削 学生的原因了。(在这里,我给 剥削 这个词语以宽泛的定义)。 南方都市报:您认为光靠设计一套制度无法解决学术腐败问题? 邹至庄:正如我刚才说的:剽窃问题是不能依靠设计一套制度来解决的。美国可以防学术不端行为是因为院系教师有高水准的学术知识。要想欺骗有知识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中国 , 有人剽窃是因为看到其他的人剽窃并且成功了。一个有水平的学者可以分辨出劣质和剽窃的研究报告,并且可以确定剽窃在他们那里是行不通的。在 ( 中国的 ) 学术界的水平没有提高以前,你说的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关于学术上的不诚实 , 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低水平的学者们不了解最前沿的科研以及没有能力判断是否为原作。 南方都市报:美国学术腐败比较少,到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 方舟子: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比较独立,不受政府官员领导,没有官本位的弊端。科研资金的分配由同行评议,而不是由外行的政府官员说了算。机构内部由科研人员掌握学术权力,行政人员是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的,而不是管人的。高校、科研机构是非赢利机构,不搞产业化、商业化。科研人员有较充分的学术自由。对学术造假的处罚非常严厉。这些制度设计确保了学术界相对比较纯洁,不容易受其他领域的腐败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就可以防止学术腐败的发生。 美国的大学校长职责不是做研究 南方都市报:中国大学的运行,主要依靠的是行政主导,而并不是学术信用。 熊丙奇:在对高校教师的评价里 , 基本上是院长、系主任说了算。就是说,行政权和学术权是连在一起的,表面上都是教授,但其实都是行政权在起作用。他们的管理完全是看重数字 , 这是学校领导的政绩。这个学院今年发表了 120 篇论文 , 那个学院发表了 100 篇,这个学院就比那个学院好。所以,其实从学校自身来说,是有鼓励学术造假的冲动的 , 也是不愿意曝光学术造假行为的。 南方都市报:目前国内的大学行政化,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级别,校长、书记凭借权力都是教授、博导。但由于大量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指导学生,近期揭露的几个学术腐败事件,都是学生抄袭,导师挂名。当然,导师挂了名,就要负责。在西方,校长同样需要处理大量行政事务,他们是如何设计学校的权力结构呢?是否行政职务和学术职位完全分离? 邹至庄:在美国,大学的校长们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行政上面,只有少数仍然坚持做研究。研究的工作留给了教师和研究生们。 方舟子:美国高校的校长不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而是由学校董事会挑选、任命的,向董事会负责。公立学校的董事会是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向选民负责。校长的职责主要是搞好管理和拉资助,而不是做学术研究。他们不一定是学者。我读研究生时,我的母校的校长原来是美国银行的常务副总裁。现在的校长是学管理出身的,一直从事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都不从事学术研究。有的校长本身是科研人员,但当了校长就不再做科研了,或者只维持一个规模不大的实验室。例如密歇根大学的校长原先是生化学家,已不做科研了。又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前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 巴尔的摩一直在做科研,但只带 4 名研究生,这在国内是难以想像的。 南方都市报:我们经常听说,国外可以允许一个教授 10 年不出任何成果,而国内的课题,都要求短期就出成果,这才导致学术抄袭频发。我很想知道,国外的体制怎么保证这个教授 10 年不出成果仍然是称职的教授呢?毕竟学术职称不是作风险投资,预测这个人将来是否能出成果。他可能经过 10 年的积累有重大成果,也可能什么也没有。 方舟子: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国外教授同样需要经常发表论文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一个助理教授如果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是不可能升为终身教授的。终身教授虽然不发表论文不会丢饭碗,但是没有论文是难以申请到科研资金的,也就无法继续从事科研。这种教授也不可能带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请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如何呢? 邹至庄:只有获得了终身教授 (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和所有副教授和其他许多美国大学的正教授和部分副教授都是终身教授 ), 才会冒险去做 10 年以后才有结果的研究。没有终身教授头衔的助理教授 , 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足够的研究成果才可以晋升为终身教授。 解决学术腐败需要公正的同行评价 南方都市报: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和从小学开始的应试教育有关。让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完全复制标准答案,作文里摘抄一些名句,就能得高分,根本没有培养 凡是引用他人语句、观点,不注明出处就是抄袭 的观念。反而都是在鼓励抄袭。乃至什么 天下文章一大抄 ,根本不以此为耻。今年 4 月,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校方组织的调查鉴定结论竟然是 过度引用 。 方舟子:美国学生从小就有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知道抄袭可耻以及如何避免抄袭。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关于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课程。学生抄袭会被取消成绩,乃至被开除。 南方都市报:在国外,即使有严格的制度,也很难完全避免没有学术腐败。那事发后的惩处制度就很重要。一旦被发现,如何处理呢?能否举几个近期比较重大的例子呢? 方舟子: 一旦经过调查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 , 会指名道姓地公布调查结果 , 由学校、科研机构做出行政方面的处理 ( 降级、开除等 ), 政府部门则会做出禁止其几年之内申请政府资金、在政府委员会任职的处罚。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最严厉的一个例子是, 2005 年 , 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 1992 年到 2002 年期间 , 捏造数据申请获得 290 万美元资金。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止波尔曼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 , 并对波尔曼提起刑事诉讼。波尔曼认罪 , 同意支付 19.9 万美元的罚款 , 被判入狱 1 年零 1 天。 南方都市报:在国外,对于论文的质量,有一个学术共同体做出圈内公认的评价,这种同行评价,对国内有什么借鉴? 方舟子:同行评价并无一定的标准,论文被正面引用的多少,资金申请时同行评委的打分情况,升职称时同行做的鉴定,是否被权威期刊邀请写综述,是否被学术会议邀请作主题报告,是否担任学术期刊的编委,是否获得重要的学术奖,等等,都能反映同行评价的情况。国内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资金发放借鉴了国外同行评价制度,由科研人员提出资金申请,交给多位同行匿名评议、打分,根据分数高低决定是否给予资金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受许多因素的干扰。 南方都市报:现在国内评定论文质量只能看发表刊物的档次,以及数量。前者就导致学术期刊黑幕,后者则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这个问题,美国如何解决呢? 邹至庄:在美国有很多好的期刊都是由一些在该领域被公认是权威的人来编辑的。在它上面发表文章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标志。中国目前在许多领域都还没有这样的期刊,因为学者们在那些领域还不是权威。许多中国的大学把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为评判教师质量的标准。就像我们先前讨论过的中国学术界别的缺陷,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能单靠设计来建立,没有充分的优秀分子是不行的。 我记得曾经有个来自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家代表团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想找到让普林斯顿大学成为顶尖学府的组织章程,并且希望把它搬回自己的大学。我告诉他们,让普林斯顿大学优秀的是它的教师。如果你们可以找到同样优秀的教师到你们学校教书,那么你们的大学就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一样好。 本报评论记者 周筱赟(熊丙奇访谈部分由亓坤坤、胡梅录音整理;邹至庄访谈部分由张燕燕译,邹至庄、北京大学沈艳教授校订) ◎ 丁学良 出生于皖南农村。 1984 年赴美国留学, 1992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教学或研究 , 并兼任数所中国内地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区域竞争和全球化。 ◎方舟子(方是民),1967年9月生。1990年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生物系、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1998年起主要从事写作和网站建设。为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者之一。199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担任新语丝社社长。 ◎ 熊丙奇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 博士。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 邹至庄 ( 1929 年-),英文名 Gregory C. Chow ,知名的美籍华人 经济学家 ,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 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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