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标签 - 科研文化

热度 6 fpe 2015-9-8 09:34

赢在起跑线上的中村修二看了张老师的博文，我也胡思乱想几点，反其义而说说中村的成功秘诀。第一，日本社会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中村不过是把这一日本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又一人；第二，日本文化缺乏篡改真相的传统，古代灾难有很多绘画表现。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社会的需要是什么，就开展科研，结果是跟踪研究，虽然可以满足科研评估制度的要求，却难以对科学作出贡献。法家问责制和儒家人祸论是妨害国人认识自然的最大障碍，古代中国从来不敢研究真相，真相有违社会和谐。第三，中村有名师的指点，起码选中的是可以点石成金的金矿，这需要见识，光靠中村是干不成的。苦干离不开方向正确，中村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伯乐和导师。第四，日本有企业赞助科研的传统，这是日本尊崇专利文化的自然结果。任何软件硬件都愿意到日本去展示，因为日本社会上下对专利很重视。第五，日本有研修博士制度，给那些发展不平衡的人开后门，给那些民科取得官科的地位开绿灯。同样是人口大国，为什么日本人的埋头苦干能够成功，而中国人的埋头苦干却是给科学事业增加垃圾？因为中国社会对学位的畸形重视导致大家为学位而不是为学问而从事科研。第六，中村有机会到美国游学，极大地增进了问题意识和献身精神。第七，中村生活在日本，有社会保障和工作机会把理想变成现实，不用为子女教育操心。第八，日本没有长城，不用担心西方思想的入侵，就不需要有日本特色的科研文化，和外国人对社会、自然和伦理的认识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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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团队的文化

热度 53 weijia2009 2015-5-4 07:26

科研团队的文化贾伟最近一两年里收到朋友圈转发的心灵鸡汤已经成千上万、乌央乌央的，快让我老人家彻底崩溃了。刚打开了一个，上面说：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太清醒的人，容易烦恼。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凡事太过较真，烦恼无处不在；而糊涂的人，不知如何计较，虽然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人生的大境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清醒的人怎么会凡事较真呢？因为清醒，不该较真时他才不会较真嘛；而活得糊涂的人，无法用心感知世界，哪来的幸福感和人生境界呢？每天这么多心灵鸡汤倒进去，不论是清醒还是糊涂的人，都会营养过剩，不是进内分泌科看医生，就是进精神病科看病。我感觉一个盛产心灵鸡汤的时代，多半是一个思想和文化都比较凌乱的社会。现在你已经无法判断任何事情了，每天你听到一个好消息，马上就有人把黑乎乎的内幕给揭开了；每当你听到一个悲剧，马上有人说这是个骗局。原来老百姓抱怨骂街是常事，现在连官员们也时兴吐槽了，动辄用一句“你懂的”把问题推还给糊里糊涂的我们。在任时一向谨言慎行的包括大学校长在内的官员们，有不少退休后放开了，满嘴的针砭时弊，满腔的爱国爱民，每次看到他们批判体制、语重心长时，我都不禁会问，这帮家伙在台上时都干嘛去了？他们今天痛陈的所谓种种体制弊端不就是昨天的他们自己吗？我老人家也喜欢高屋建瓴地跟同学们灌输些理想、职业规划、生活目标等等一系列心灵鸡汤类的东西，但尽管咱台上台下、人前人后讲的都比较一致，很多时候自己感觉还是没有按对象的实际情况去讲，没有效果，很多我认为很重要的建议和提示都泥牛入海，在听者身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前两天跟几个做院领导的同事聊天，聊到企业文化的话题，一位同事跟我讲到了Dave Logan写的一本叫Tribal Leadership（部落领导力）的书，一席话对我有些启发。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说，每个部落（群体）都有主导文化，而文化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处于第一层次文化中的人会讲：Life sucks！生活糟透了，在他们的眼里世界是灰色的，没人过得好。第二层次的人会说：My life sucks！别人的日子兴许还行，但我的生活糟透了。处于第三层次文化境界的人喜欢说：I am great！我很牛，当然也意味着你们都不咋地 - you are not! 这个境界的文化讲究的是个人打拼，可以改变并做好自己，但无法改变下属和支持者。第四层次的人喜欢说：We are great, you are not! 我们的大大的牛叉，你们的不行！这种文化又比第三层次上升很多，它推崇与身边的人合作共同打拼，大家团结起来跟别的人竞争。到了第五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文化的人会说： Life is great！啊，同学们，人生真美好！让我们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吧！也就是说，处在不同文化阶层的人，他们的说话方式是不一样的，所谓“人以群分”，每一个层面的文化的语言表达会呈现比较趋同的关键词。按照文化层次进阶的次序，第一层次的人喜欢骂街，习惯攻击别人和社会；第二层次的人喜欢吐槽抱怨，再好的日子在他眼里看出去都是灰的；第三层次的以自我为中心，周围人都是自己的对手；第四层次的人是咱们跟他们，周围集体是自己这个集体的对手；而第五层次的人的心中已经没有对手了，只剩下远大目标，比如战胜世界疾病、饥饿之类的事情。显然越往上发展工作越有成效，越出成果，越是能给这个世界增添美好的正能量。同事说，处于第一层次文化的估计多为监狱犯人以及一些公立单位如美国邮政系统里的工作人员。估计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和团体都处于第三个层次，科研学术单位的教授们和医生、律师等牛人们也都容易进入这个状态，自己在孤军奋战，觉得周围人都不支持自己，想做的事情难以全部实现。但是他们的觉悟若能更上一层楼，认识到靠自己单打独斗无法实现目标，于是看到身边人的长处，努力帮助团队建立彼此联系，形成一个以共同价值为中心的集体，使大家都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进入第四个层次，实现更为远大目标。这是一种优秀企业、优秀高校和优秀团队的文化，凡是世界顶级的团队，基本上都处于第四或第五个层面。我感觉从第三层次进入第四层次，需要一种顿悟。顿悟过后，你能从人生迷雾中渐渐感觉到一些踏实的东西，这种东西与之前自己看重的东西截然不同。你希望追求有更大社会效果的事情，而不是简单为自己多发一篇文章、多加点薪水，你会设法帮助别人，你会与人不断分享各种知识，当分享成为主流，这个团队的内部交流成本迅速降低，效率会大幅提高，各种创意爆发式的增长，这样的团队才会在科研领域中崛起。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核心层次并不高，很多单位是由处于第一、第二层次的吐槽大军，再加一些“伪”第五层次的“明白人”组成，缺乏中间层-第三尤其是第四层面的支撑，在这样的中空式文化结构下，难免会出现一面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怨气，另一面是遮天蔽日的心灵鸡汤的景象。我们改变不了社会大环境，但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团队做起。大家可以看看，你们所在的大学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层面？你们的课题组处于哪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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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人对话》——王勇与张泽

yeqinma 2014-7-9 10:29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绝对不会去做官......就像电影《集结号》里的情节，我看了以后有很深的感触。所以我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刚从海外回来的，如果能选择的话，最好远离政治，安安心心做好自己的科研，这是自己真正的立足之本，也是一个久战不败的功夫。从政很复杂，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你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管理不等于政治，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管理，但这不是政治，要和搞管理区分开来。我们往往是行政做得很多，管理做得很差，而且开这么多会，效率极低。 -张泽张泽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材料科学晶体结构专家，1995年首届求是杰青奖获奖人，以及2013年恢复后的首届求是杰青奖得主王勇教授的恩师。如今二位均任职于浙江大学材料系。在一个对他们别具意义的日子——浙大电子显微镜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师生倾谈了张泽八年下乡、仅凭着小学学历返城上大学、研究生并成为我国著名物理冶金和晶体学家郭可信先生之高足的“逆袭史”；他与郭院士的团队在中国科技百废待兴的80年代初，与后来获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Dan Shechtman几乎同时分别发现准晶的奇迹；求是奖的独特价值；实验室管理哲学；以及他对中国科研文化缺乏协作精神的深深担忧、对涉足官场以及学者从政的感悟、还有对青年科学家的真切忠告与指点。对话人物：王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学博士；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2013年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获奖人。王勇教授（一排右二）摄于2013年9月的求是沙龙张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博士；曾任中科院北京电镜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与书记处书记、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现任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1995年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物理组获奖人。张泽教授在沙龙上发言（右为‘99年求是杰青获奖者、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教授） “一个非常crazy的时代”——上山下乡王：张老师，我们在一起讨论科研工作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对您的经历也很感兴趣，所以，借这次“求是人对话”的机会，想请您来谈一谈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您年轻时下过乡，还当过村支书，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段比较难忘的经历吗？张：通常人们会把经历说成是财富，但我们这代人的这段经历是一个历史的特殊时期所赋予的，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小学毕业，那时候我们学校是十年制，小学5年，初中、高中加起来也是5年。关于文革，你们可以在一些老电影里看到当时的“斗资批修”、“揪走资派”的场景，用现代的话来讲是非常crazy的一个时代。那之后就都停课了，停课闹革命。稍微消停了点之后，就开始上山下乡。1969年5月我插队到内蒙，实际上这场运动从1968年就开始了。因为文革积累了大学、高中、中学这么多的学生，都待在家里没事干，成天搞革命。所以，上山下乡对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来讲，应该说是没有任何选择的特殊人生经历。王：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下乡？张：必须下乡，只要是在城里的孩子都得下乡。我们那阵叫做“全锅端”，因为我们在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附属中学、附属小学里，必须得去内蒙古。王：去什么地方也没有选择？张：没有，除非你自己家有农村的亲戚，可以叫返乡，其他人都去内蒙古了，没有任何选择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段经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中是很重要的，现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包括王岐山，这个年龄阶段的都下过乡，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咱们怎么看待这个经历呢？我想，得从两个方面说：第一，它是一种锻炼。我们过去上山下乡所经历的事情，生活条件之艰苦，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而且这种艰苦是反差极大的，从城里到了荒郊野外，而且那时候才刚满16岁啊，现在16岁的小孩都干吗呢？早晨一睁眼，妈妈把衣服给递过去了，早饭做好了。我们16岁半夜就得出工下地干活了。当然你说当地农民不也活着嘛，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反差——这种反差是极大的。尽管如此，我们下乡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去受罪的，如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王：有精神食粮。张：是的。没有那种suffer（受苦）的感觉，虽然累得要死，但并不觉得苦。你想，半夜三点多钟起来，天还是全黑的就得去出工下地干活了。因为中间要回来，人吃早饭的时候，牛还要吃草呢，得放牛，牛吃得很慢。三伏天，烈日当头，当时我们耪地一锄一锄的非常累。累到什么程度呢？现在人说“累死我”了，那时候真感觉到什么叫累死了。但这段经历对人是一种难以想象的锻炼。我曾经给一些朋友说，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个人财富是什么呢？就是坚韧！各种挑战生存的困难我们都经历过，甚至在死亡边缘上走过，艰苦已经不算什么，到头不过就是一个死嘛。条件再艰苦我们都能生存。这一段经历作为个人精神财富是现在的人所难以具备的，因为你们没有那种历史条件所带来的各种人生体验，没有真正面临过生死的关头。还好，当时没有累得彻底垮掉。而且这种锻炼不是什么体育锻炼、军事训练，那都是有期限的，你可以看得到尽头。我们当时在农村，还没有后来的什么上大学、回城，当时压根儿没这回事，所以说看不到头儿。但是，那时候我们在精神上，觉得甚至比现在的小青年可能还要更乐观些。王：跟现在的朝鲜有没有类似？张：有某种相似，但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当时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被洗了脑筋，这方面有些相似。但是自己切身回忆起来，是发自内心的，不仅仅是由于领袖崇拜。举三个例子，第一，做好人好事，现在有多少人隐姓埋名地做好人好事？在如此浮躁的社会里，很多人不做坏事就不错了。我们那个时候尽管累得要死，但还是有小青年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帮村里耪地，没有人给记工分的。那不是靠谁号召，对谁崇拜，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力量。你说这种傻事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干？王：现在估计看不到了。张：再有第二个：社会责任感。我是16岁下乡，18岁就当了我们那儿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一村之主，那就是今天的村长了。200多口人，1000多亩地，所有的生死存亡，医老病死你都得管。那种责任感是非常强的。王：您当时这么年轻，大家服您吗？张：还可以。农村人13、14岁就开始下地干农活，社员也不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应该算是壮劳力了。我记得我当村长第一天就领着我们生产队的所谓班子成员学《愚公移山》，学毛选。没人教我村长应该怎么当。在那么一个环境里，让你掌管200多口人的命运，你靠什么？穷到一天只有1毛多钱，饭都吃不上，穷到那个程度，比如你看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比那个还要落后。在那种情况下，要有责任感，要想办法让几百号老乡能吃上饱饭。这种责任感的训练，现在的人也很难得到了，因为现在城里的各种条件很好，年轻人没有那样的生存压力。所以，一个是尽自己能力做好人好事，一个是责任感。第三就是当时的青年人的上进心很强。我们一起下乡集体户的17个人中，9个初中的同学，8个高中的，男女比例差不多，都特别爱学习。不是因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教育，也不是因为政治高尚，就是觉得有些事情搞不懂，所以自己学习。爱学习或者渴望求知到什么程度呢？冬天同学们都回家了，冰天雪地里社员老乡也在猫冬，我自己还会顶风冒雪走八里地路到县城的拖拉机厂，那儿有几个北京知青搞了个学习小组。我到他们那里去借书，因为那时候没书可读，找不到书，只有一些所谓的学习资料，连毛泽东选集都很难找。那时候同学都回天津老家了，内蒙古的冬天有零下好几十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头发洗完以后能冻冰粘到炕沿上。那种条件如今连电影里都看不到了，但我们的求知欲望仍然非常强。在当时看不到任何“希望”，什么哪天上大学，哪天回城，哪天我当了somebody，这些盼头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持了那种努力的氛围，向上的精神状态。与现在的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对比一下，也许会有很多启发。王：现在大家都玩电脑、玩游戏去了。张：我昨天晚上给新教师上课，参加上课的名单上大概40多人，最后只来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被我狠狠批评了一顿，一人被我罚出课堂。那两个人迟到至少将近半个小时，另一个课堂上旁若无人地打手机。他们要是学生就算了，我给学生上课，你愿意来就来，你有选课的自由，不愿意听可以回去，但不要在课堂上影响别人，这是对学生的纪律要求。对新任教的老师不能这样，他马上就要去给学生上课，这种懒散的作风会影响他们所教的硕士生、博士生，怎么能这样吊儿郎当的?我毫不客气，我说课堂之外我不管你什么习惯，课堂内不要别的，就要be professional【有职业操守】，当老师走上三尺讲台，你得像个老师样。王：要以身作则。张：作为教师，你当然可以有个人爱好，自己的个性，但走上讲台你就得be professional。这一条我觉得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做得比较差。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开车的像开车的，服务员像服务员，这个社会才能够火气小一点。现在走入社会，好像谁见谁都一肚子火，说明社会职业服务不到位，很多人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哪里没有得到保障或尊严没得到重视，就拿他人出气。王：这和大环境也有关。张：每个人都怪大环境。我昨天课上就说了，你既然选了这个课了，就要按照起码课堂上学生的基本要求去做。虽然你是老师了，但至少在这个教室里你还是学生，你就得规规矩矩的，尊重他人认真听讲的权益。个别人居然吊儿郎当的，大声打着手机出来进去走。我说这哪里是教室，简直是开玩笑！ “读书是为了解决自己没想通的问题”——从工农兵学员到郭可信先生的高足王：当时您既然当了村长，为什么还想去念大学？张：当时我们县里想留我扎根农村做干部的。我说我在农村会好好干，但让我扎根一辈子，我没想过。我当时唯一就是想念书，当时已经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了，我1969年下乡，1976年上大学，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一起下乡的16个人都已经走了，进工厂的进工厂，回城的回城，上学的上学，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的县委书记问我怎么考虑的？我说我就想念书。我小学毕业12岁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刚满16岁就下乡，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我就想搞明白一件事：我们那里的农村是极端的贫困，几乎是赤贫，我就不明白，1000多亩地，种这么多粮食，怎么就这么便宜啊？我们去修拖拉机，随便弄一个小零件就贵得要死。一年从春到冬这么辛苦地耕种，最后怎么连这么个小玩意儿都换不来呢？所以，他们期望我留在农村，我不干，我说我要念书去。后来问，你想念什么？我说，第一我选择哲学，第二，我选择政治经济学，第三，我就忘记了。王：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有什么自然科学？张：不知道。我没上过物理，化学也没上过，没听说过的。小说都没读几本的，你想你13、14岁就文化大革命了，都停课了。王：那您就一下子读大学了...还是读高中？张：你想嘛，我下乡了8年，等于小学水平直接读大学去了。王：那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呢？张：因为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王：所以您得到指标了？（笑）张：那时刚好有个指标。去吉林大学，我说行。领导说物理专业，我说好吧，物理就物理吧。（笑）王：那个年代大学生就非常了不起了，可以找到好工作了，是什么原因吸引您去读博士呢？张：当时还没有上学是为了找好工作的概念。王：工作都是分配的？张：都是分配的，所以并不在意去找什么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读书，至于读书是为了干什么，不知道，就想解决自己没想通的问题。王：就是好奇心或者是求知的欲望。张：对，不像现在很多人还没上大学就已经锁定了将来高收益的职业。至少我当时没有想过，比较傻，学物理就物理吧。一发书，一看很多知识都不懂，就开始恶补。反正就那几本课本嘛，补了三个月把自己补进医院去了，打着吊瓶也得补。王：我觉得不可想象，因为从初中水平一下子就到了大学水平去了。张：对，很不正规。但我觉得，实际上随着年龄增加，人的理解力也强多了。可能小时候费半天劲理解不了的，年纪大了就很快就理解了，初中高中的那一点点课本，有几个礼拜就看懂了。王：您的研究生和博士导师是著名晶体物理学家郭可信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他是怎样指导您的？郭可信（1923年8月23日～2006年12月13日），原籍福建福州，生于北京。我国著名物理冶金和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后赴瑞典公费留学，就读于瑞典皇家工学院，并在乌布撒拉大学、荷兰Delft皇家理工学院从事合金钢中碳化物及金属间化合物的研究。1956年回国，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员、副所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主任、研究员等。先后从事晶体结构、晶体缺陷及准晶方面的研究，用电子显微镜研究准晶及相关晶体相结构。1985年他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五重旋转对称和Ti-V-Ni二十面体准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并获得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相”。【 http://www.cas.cn/xw/cmsm/201301/t20130104_3731002.shtml 】张：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也不知道郭可信是谁，当时问我们的大学老师，他说中国科学院有个金属研究所在沈阳，说这个人（郭先生）做得还不错，搞晶体结构的。我其实也不懂晶体结构，大学没学过，不过学过固定物理，对晶体结构怎么被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倒是清楚。后来就去考，考上了郭先生的研究生。郭先生给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是，因为他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在瑞典，所以他带研究生的方式和当时很多人不大一样。我们刚去的时候，一开始谈话的时候就是...他也不算是正式谈话，直接出题给我们做。我们后来做实验的时候也很难能见到他。但只要一见到他，他就问你“有什么进展”。我们那时候都怕见到他，谁天天有进展啊。王：他给你一个大的题目，大的方向，别的就不管了。张：别的就不管了。他的道理是，在欧洲，学生走进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打开抽屉，给你一张纸，说这里有几个（可以做的）题目，你选一下，选完之后就拜拜了，剩下是你自己的事。王：有什么问题再去找老师。张：你去找他可以，他一般不主动找你。完全是自由的、开放式的。王：这个可能对一些创新思想的... 张：对，给你充分的机会。王：现在的学生都是，唉，你得给他安排得非常具体，把实验方案都给他设计好，告诉他怎么做，他再去做一下。做得不对，他也不去想别的办法。张：那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培养人的方式差异。当时郭先生培养的学生很多人都很有创意。应该说他们多数人大学的经历不见得很好，他带的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很少，好多都是大连理工，包括钢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毕业生，你看这些人现在都非常出色。我觉得当时他这个指导学生的方法还是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王：他培养出了一百多个学生。郭可信先生（右二）和学生们在一起【http://www.cas.cn/xw/cmsm/201301/t20130104_3731002.shtml】张：我举个例子，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郭先生让我去做一个关于合金有序化的题目，研究不同原子从混乱占据周期性三维空间向有序分布时的变化。我去找叶恒强老师【材料科学家，中科院院士，郭可信先生文革前培养的研究生】，叶老师当时已经去美国了。他留下了一些炼好了的小合金块，我就看着他留下的一些笔记展开工作。完全是自己查、自己弄，包括我们最典型的热处理实验，把合金加热到几百度，看那些合金元素在什么温度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构变化。当时没人告诉我这个合金需要在多高温度下加热处理多长时间，到哪儿去做实验，仪器在哪儿，全得自己去解决。我自己拿这个小块儿合金锭，去跑到我们那儿的玻璃厂去吹水晶玻璃管，把合金装到水晶管里，冲上保护气体，封好了。但是之后到哪儿去热处理呢？还得到处找炉子，我听说某个地方有一台破炉子，但是得自己修。我从修机械泵开始，修完了机械泵修扩散泵，修完扩散泵再拿着玻璃管吹热处理真空冷却系统，因为它有循环水套。完全搞起泵、搞起炉子之后，我才可以开始做实验了。都是自己白手起家干，没有人管你。王：这真正可以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张：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抱怨的。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我终于可以念书了，我终于可以做点事了，那种珍惜的心情。王：感恩的心。张：倒也不是说想感谢谁，就是对这个机会非常的珍惜。有一次我做完热处理之后开始做电解抛光，在沈阳金属所主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室有水啊，里面是做电化学的材料，一摸就电一下，倒是电不死，麻酥酥的（笑）。半夜了还在干，我都忘了几点了，后来吴玉琨老师打着手电稀里哗啦趟水过来了，说小心点，半夜了，别弄了。那时的条件跟现在的简直不能比。王：当时郭先生带您的时候也算是在创业初期阶段吧，您能跟我们谈谈那个时期的经历么？张：他实际上是1956年从欧洲回来的，那时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但是回来以后很快就开始“反右”，也干不了科研的事，之后就赶上“大跃进”了。他们那一代人满怀着报国的热情，一回来很快就被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浇冷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郭先生才又有机会做科研，招研究生。我是他的第三批研究生，80级。那个时候郭先生做科研实际上是靠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生，叶恒强、杨奇斌老师都是他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生，当然那时候都已经成为同事了。所以，他手下当时大概就这么几个人，加起来不过十几个人。王：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显微镜吗？张：有一台JEM150，六十年代的老仪器。当时每一部仪器的说明书都是郭先生自己亲自翻译的。我当时做合金有序化研究就是用的那台老掉牙的仪器。我们开始做高分辨显微结构研究的时候，叶老师刚刚从美国回来，买的第一台高分辨电子显微镜JEM200CX，现在200CX这种老古董你想找都找不到了，当时是分辨率最高的电镜，国家用30万美金买的。叶老师带着我做实验，从晚上一直做到早上。郭先生早上溜弯儿，过来一敲门，问：有什么进展？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郭先生还没有我现在年龄大，他当时58岁，在我眼里已经很老了（笑）。所以你想想，我们在学生眼里肯定很老很老。但尽管当时他年纪较大了，但他在学术上真正有机会开始创新的工作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以前没有机会，被压了好几十年。你想，从1956年到1966年，一直到1978年，20几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奇迹——发现准晶王：当初这么艰苦的环境，您作为博士生还参与了郭先生在准晶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您能给我们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形吗？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仪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您们在准晶方面的工作还是国际一流的。我想听听具体是什么在推动着您的进步。准晶体：拥有有序但不具有平移对称性的结构的固体材料。图为铝 - 钯 - 锰准晶面的原子模型。【http://en.wikipedia.org/wiki/Dan_Shechtman】【注：准晶是介于晶体和非晶之间的一种固体结构，1982年由以色列材料科学家丹·舍特曼（Dan Shechtman）在快速冷却的铝锰合金中发现并于1984年正式报道，他也因此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郭可信所带领的团队几乎在同时独立地发现了准晶。张泽于1985年春在钛镍合金中发现了五次对称准晶，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在过渡族金属合金中观察到准晶。在郭可信先生的领导下，他的学生还先后发现了二维八次对称准晶和十二次对称准晶，并在国际上首次生长出毫米级的十次稳定准晶单晶。郭可信院士的研究团队因发现五次对称及钛镍准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四位学生也因为相关研究先后荣获第一和第二届吴健雄物理奖。准晶的发现，创造了中国科学的一个奇迹，被认为是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一项研究，这个项目的研究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学家，包括四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叶恒强、李方华、张殿林和张泽院士。】张：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Ni 3 (Ti,V)，就是Ni 3 Ti里面加了点合金元素V，这本来是一个金属化合物，在加了些钒之后相变引入了一些周期性分布的缺陷，使其变成所谓的长周期或者调制结构。这在当时还是个蛮时髦的课题，比较前沿，因为当时对晶体原子排列的周期性只承认面心立方，体心立方等周期性空间点阵，很少有调制结构。那么等我念博士之后，郭先生就安排我去做非晶态，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都不知道，就告诉你去做非晶态。句号，完事了。做非晶就又重复我刚才说的老故事，先炼合金，自己算好了，过去做Ni 3 Ti，现在做Ti 2 Ni，把原子量分配算好，自己到处去讨要原料，强酸清洗加工，然后去炼合金。再去到处寻找炼合金的机器，炼完合金自己做热处理，再求人帮忙把合金块熔融以后用快速淬火的办法，甩出那种非晶态的薄片。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好不容易搞出激冷甩出的合金薄带，结果人家搞非晶的专家看了以后说，这不是非晶，毫无意义！给我一个簸箕，一把笤帚，让我扫干净扔了算了。我说扫干净可以，但别扔，好不容易得到这点东西，我拿走。专家说，这么脆的金属薄膜条带绝对不会是非晶，非晶的柔韧性比较好，又不腐蚀，我那可怜的样品表面有点氧化，肯定不对劲的。我说我费那么大劲，好几个月了，我自己回去看看吧，自己偷偷的在那儿鼓捣，后来在电镜下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玩意。王：当时衍射花样很奇怪？张：衍射花样很奇怪，它没有平移周期性。我记得我当时和王大能【当时郭可信院士的硕士生，首届吴健雄物理奖获得者】还讨论过，那时候王大能，就是叶恒强老师他们那边已经做出了五次对称的衍射花样，畴结构，但那种畴结构里毕竟还有平移周期性。【五次对称：晶体具有旋转对称性，意指晶体相对于一个点（二维空间）或者一个轴（三维）旋转一个特定角度后不会改变原来的样子。根据经典晶体学的定义，晶体只能出现n=1、2、3、4和6此五种旋转对称轴（相应转角为2π/n），不可能出现n=5和n6的对称轴。】当时王大能他们已经做到这儿了。我拿着我的结果去跟他们讨论，我说这个东西跟他们的发现又像又不像，因为那个里毕竟还能找到一些周期性的点阵的痕迹，而我那个在激冷合金里的特殊衍射表明里面没有显示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作为基本衍射矢量，长一个短一个，互相成为黄金分割比例，不具有平移周期性，也就是说，它根本不是晶体。于是我干脆自己去找有更好实验条件的地方去做实验，因为需要大角度地倾角样品，采用不同带轴的衍射来重构它的三维倒易空间。这个实验后来是在上海做的，我为此在上海折腾了好几个月。王：上海硅酸盐所？张：对。因为当时他们有一台仪器可以做大角度倾转电子衍射实验，那时候金属所没有条件。把这些衍射都做出来之后，在我回北京的路上就看到了郭先生发给我的，以色列的Dan Shechtman 1984年11月12日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的关于铝锰准晶的文章。和我们这个东西衍射特征完全一样，但体系却完全不一样。当时从晶体结构及其衍射特点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形成了五次对称的概念，，这时郭先生和叶老师他们已经得到了拓扑密堆结构合金畴中的五次对称，包括拿二十面体去堆更大的原子团簇，然后做它们的傅里叶变换，这些都成功了。最后到我这里，准晶的发现我想应该算是水到渠成了。 Dan Schechtman和他在电镜下发现的5次对称电子衍射图案【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80705-493559.html 】王：那如果没有这种二十年的停滞的话，我估计早就能做出来了。张：Shechtman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讲里面也提到了郭先生，说到中国的工作如何如何。但我说即便是中国人早做出来，中国人也得不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呢？三个理由，第一，中国当时的整体条件还没到那一步，举个例子，我们连一份新版的《国际晶体学表》都没有，整个科学院金属所只有一个老版的，而在Shechtman在美国做工作的时候，用的是新版的晶体学表，那上面已经有二十面体点群的内容了。王：他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二十面体？【按：舍特曼于1982年发现二十面体相（Icosahedral Phase），从而开创了准晶体的新领域。】具有五次转轴对称性的十二、二十与三十二面体（碳60结构）【http://scimonth.blogspot.hk/2011/12/blog-post_2428.html】张：那完全是数学算出来的，从点群的角度。第二，中国目前在很多情况下还没有他们那样的学术交流的氛围。Shechtman的那个工作得诺贝尔奖，是基于他（84年）的那篇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的文章。但是在同一个礼拜内，他投给另外一个杂志（《冶金学学报》）的另一篇文章也发表了，用到的数据跟这个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同样一张电子衍射照片，只是解释依然没有超出传统的晶体学范畴，没有新意。王：重复投稿了（笑）。张：问题是他的理解和结论怎么会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起这么大的变化呢？后来听业内人士讲，关键人物是那篇得奖文章的第三作者Denis Gratias 【法国晶体学家】。我和他也很熟悉，同时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Gratias是一个法国人，他当时（1984年秋）有一次在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的理论物理中心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中，听到了普林斯顿的Steinhardt 【Paul Steinhardt，美国物理学家，准晶的命名者】讲他们关于二十面体对称的理论计算结果。王：就是数学方面的？张：不光是数学了，是理论。他讲当熔融的液体开始结晶的时候，作为最小单位的原子集团，它的对称性是什么样子才最稳定？这实际上是固体物理从凝固的角度讲二十面体。1930年代Frank就提出来：二十面体最稳定，对称性最高。Gratias发现Steinhardt关于二十面体理论模型的衍射花样跟Shechtman的实验结果完全一致。你仔细看，在Shechtman得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发表的同一期上，Steinhardt的文章也发表了， “准晶”这个名词就是在那时第一次被Steinhardt提出来的。【按：Shechtman等10月9日投稿的标题是“有长程取向序而无平移对称的一种金属相”，11月2日Levine和Steinhardt投稿的标题是“准晶：一种新的有序结构”】所以，据说是Gratias是在那儿听了那个报告之后，回来又修改原来的解释，而这一修改成了后来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工作。这一段历史只有非常少的人知道，当然Shechtman是对称、二十面体、点群都做出来了，但准晶这个概念实际上不是他给的，是Steinhardt的那些人，虽然最后诺贝尔奖只给了他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呢？我曾经在Shechtman得奖之前当面问过他，那时他正锻炼身体准备得诺贝尔奖呢（笑）。我说你那几个人怎么办，他说我们商量好了，只推我自己。那篇文章是四个作者，他是第一，第二是他的助手，第三个就是Gratias，把那个信息带回来的人。第四个是美国的John Cahn，此人是美国材料界的大人物。这在中国可能吗？第一，没有这么多学术资料，第二，没有这么多学术讨论，第三，若真有这种获诺贝尔奖的利益在眼前，在今天的社会里，你分得清楚吗？别的人不会让你出头的，而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各种力量都齐推。所以，这个话不能公开讲，但作为一种文化氛围的凝炼应该好好思考，除了努力之外，还需要好的科研环境，除了科研的环境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搞科研的文化氛围。这三者缺一不可。王：您在博士期间就完成了这么创新性的工作，您认为创新的关键是什么？张：我觉得对于搞不清楚的东西不要轻易放弃，越是奇怪的东西越不要放弃。因为很快得到答案的东西往往也不那么太有价值，但是越奇怪，越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越应该坚守。因为也许会有新发现。但只讲创新我觉得还不够，今天大家都谈创新，实际上对积累谈得不够。很多创新不是石头缝蹦出来、凭空拍脑袋拍出来的，没有积累不可能有创新。有人说爱因斯坦多么聪明，他在1905年一口气发表了5篇论文，但实际上爱因斯坦在瑞士联邦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对理论物理非常感兴趣了，而且在190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26岁之前就已经发表过5篇论文，虽然据说都不是特别出色（笑）。他一定是靠他的积累在寻找各种可能性，才可能会有奇思妙想，厚积薄发出成果。 “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海外归来王：您博士毕业之后就去德国了，在德国待了差不多三年，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想回来发展呢？张：我回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科研上，我很想自己去探索，去搞清楚这个方向，这就需要自己能独立起来，有主导性地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郭先生了，他三天两头催我回去，老给我写信，好多好多信，有上百封。那阵没有别的通信手段，他说他们的工作需要人帮忙，回去吧。我是1990年回来的，中国刚经过六四，很多事情也很乱，当时有很多人说你有毛病啊，放弃国外那么好的条件。实事求是地讲，在德国工作效率非常高，因为它的条件好，而且他们当时给我长期的职位，希望留我。我的一个想法，一个感触就是——这还是跟下乡的经历有关系——中国那时还很落后，很贫穷，但我坚信一条，中国的事情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谁都帮不了你。这是我们的责任感，总觉得匹夫有责，总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事，所以就回来了。王：您回国之初也获得过“求是青年杰出科学家奖”，这个奖对您回国之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帮助吗？张：我是1990年底回来的，1995年得奖。【张泽是1995年首届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物理组得奖人】当时我在国外虽然存了两个钱，但是回国发现东西也很贵，尤其那阵都要买“八大件”，要给亲戚送礼，自己手头也很紧的。我们得求是奖的奖金不少了，一年给1万美元，当时来讲是难以想象的。王：巨款。张：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才200多元钱。229元。而且我们的工资还不只是用于生活的花费，还要花在研究上，包括买一些零七八碎的设备，甚至是办公家具之类的。求是奖对经济上的帮助确实很大，但更主要的是对你学术上的肯定和激励，我觉得这比金钱、比什么都更重要。因为我觉得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终极价值观应该就是争取他的研究得到肯定，或者说得到同行们的欣赏，至于钱什么都是其次的。咱们这些教授实际最看重什么呢？看重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你工作的认可。在年轻人刚出头的时候扶持他、肯定他，这个很重要。你看当初获得这个（杰青）奖的人现在都很厉害。一个是那些人当时也崭露头角了。另一方面讲，这个奖实际上是通过在学术上的认可，为这些人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条件，提供了更好的机遇。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求是奖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对科学家个人在科研工作进取奋斗的激励。 2013年9月，求是奖颁奖典礼于清华大学举行，求是诸奖得奖人共聚一堂左起：清华大学张希教授与朱邦芬教授、张泽教授、中科院沈保根教授与许祖彦教授（张泽后方为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王：您在德国那边也受到了很多他们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回国之初有没有任何不适应，如何克服这种文化的冲击？张：有，而且还是蛮痛苦的。第一，当你看到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他们怎么相互处事，他们怎么做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很欣赏。比如德国的任何事情都是井井有条的，日本实际上很像它，这一条就让人很舒服，你不需要也不会看到扯皮。它可能会慢，但每一件事都很清楚。这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就连现如今你去办事，还经常搞不清楚谁说了算，什么时候说了算，说了之后到底算不算，往往都搞不清楚，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不习惯。在那里通常人和人的交往一般不需要被赋予太多功利的目的性，人和人只是一个接触，不需要我们这个意义上的“关系”，当然也有交朋友，那是另外一回事。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了解不是很深。再一个，那里的文化，做事的认真，相互的这种...要说和谐，我觉得比我们和谐多了，他们相互非常尊重。王：相互尊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张：都是平等的，而且见面的时候要打个招呼，有个笑脸，hello一下，mogen【德语：早）一下，到哪儿都感觉非常舒服，受到了尊重，处在一个十分和谐的环境里。回到中国不是这么回事，好像处处经常憋了一肚子火，到处给你脸色看。所以我当时的reverse culture shock【逆向文化冲击）是非常大的，没有接触过（海外文化）的人还不要紧，你反正不知道，你很happy，大家都一样，随地吐痰，闯红绿灯，好多事都不按规矩办，大声说话喧哗，相互粗鲁地训斥，也习惯了。但当你见识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你生活过一段，很享受之后，就很难适应这种反差。在这个阶段我是用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呢？这还要靠事业，我只要能干事，其他东西就无所谓了。王：这个算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笑）。刚才谈的是社会层面，您刚回来的时候，在工作上，是怎样跟同事或者领导相处，尽快的融入新环境的？您当时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焦虑？张：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在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所说简单，就是我们那个电镜实验室，人不多，干好本职工作就完了，不需要跟其他人有过多的交往。当然还是要跟人打交道，但相对而言由于利益而引起的矛盾会少一点。对这种矛盾有更深刻的体会，更切身感受到体制上的落后，以及对进一步做出更好工作的束缚，我觉得还是在后来，在进入科协、到北工大做常务副校长之后，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走进官场之后，才会觉得里面很复杂，那些厚黑学”的潜规则真的很黑暗。王：您回国之后就担任北京电镜实验室的负责人，请问您当时管理实验室的方法和原则是不是也借鉴到德国那边的一些经验？采取了什么样的原则？张：有些地方可以借鉴，有些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我们的素质不如人家。我的原则，第一：要尽量给大家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在北京实验室谁都可以上电镜，几点去都行，只要能排得上队，遵守基本规则。所以，很多大连理工的、北钢的、上海的人，包括北大、清华的都来用我们的设备，谁在那儿也不交钱，真的是国家开放实验室，我是坚守这一条——开放的实验室。第二是坚持让学生自己动手。把实验给操作员来做，就像是吃别人嚼过的馍一样，很多东西一定要亲自动手。第三，从国内角度讲，如果实验室要开放，就很难保持一个非常有序的状态，只要差不多就行了（笑）。这往往是矛盾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前提是要做出工作来，方便大家工作，至于设备破了、坏了，有钱就修呗。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实验室也还是这样。 “青年学者最好远离政治”——官场王：您在担任实验室负责人的时候又去了科协做书记处书记，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张：我是被派去的，本来在电镜实验室也做得好好的。那是周光召先生找我，中科院的老院长。我从国外回来第二天晚上，他来请客，带着副院长王福松请我和彭练矛【现北京大学教授】，这实际上都是郭先生安排的。我回来之后还得到了周光召院长的专门经费买了一台仪器。所以，我非常非常尊重他。后来他让我去科协，我没办法了，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我说我实验室的学生扔不了，还得带着。第二，实验室主任现在推也推不了，所以，我说我还是坚持两边跑吧，这么我才去的。进入科协之后，尽管它是一个学术科技团体，但官场的事就多了，你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官场是另外一种文化。王：那段工作经历对您的学术生涯或者科研进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利弊都有。如果说利，我通过那个平台认识了很多科学家，老的，少的都有。而且也利用我的职位，做了一些为科学界有好处的事。譬如说办学术团体，推动中国材料学会的筹办。还有给科学家争取更好的待遇。像郭先生这么知名的科学家，他在北京居然没有一个公开的、合法的身份，住在柯俊先生在北钢借给他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北钢也有学生。买米买油他得从沈阳背，当时还要粮票呢，1993年才取消的粮票。 1995年我做科协的书记处书记之后，我专门到中组部去跑，后来他们专门开会，以后凡是类似这样的科学家都要另开绿灯。你利用你的权力可以为科学界做些事，比如说现在学术期刊的管理思路，也是我开的头。在科协我管学术，全国所有的学术团体都在中国科协。那么学术期刊怎么管呢？过去的经费都花在各种不同的渠道，没有支持学术期刊的。我专门列出一个名录支持，不仅如此，我还去找基金委主任，当时是张存浩先生，找科学院的郭传杰副院长管这个事，几个部门联合资助，这件事还真是我利用科协的平台开的头。王：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这都是基金委，或者其他的人事单位弄的。张：是啊，这没关系。你可以去查那段历史，确实是我们最早干的事。在科协的好处是你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去干事，坏处从个人的角度讲，就是行政管理占去很多时间，不能安心搞科研。而且特别是官场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各种事复杂起来，我对世俗的官场文化评价很低。王：所以，对科研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张：对。王：在您看来，理想中的科协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张：科协应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但是目前在中国这种学术共同体被赋于太多的官方色彩，所以我很难说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利用它的资源更好地为科技工作者服务。 2007年为中国青年科技奖20周年纪念。中国青年科技奖首届获奖者、时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张泽（右），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王守东（左）做客人民网【http://scitech.people.com.cn/GB/6703278.html】王：如果重头来过，有哪件事情，您觉得做的会和当初的不一样？有哪些事情您还是会去坚持？张：如果现在重新回头可以选择的话，上山下乡这件事我不后悔，就是时间长了一点点（笑），三、五年或许也可以，这种艰苦的锻炼，是任何学校、任何课堂、任何课本所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鼓励，包括你们当时出国都去旅游，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万卷书不能替代万里路，替代不了。所以，这个我不会后悔。选择科学研究我也不后悔。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绝对不会去做官，就连毛泽东也不鼓励他儿子从政，至少要到50岁之后。所以，我现在劝我的朋友，劝别人，不要涉足那个领域，因为太复杂，很多是非讲不清楚，经常顾及的是利害关系，或者说是利益关系。这样说可能人家不同意，但你仔细想，什么叫政治？列宁的定义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利益，那么政治就等于利益，这么说有点简单化，但仔细想想，靠谱。所以，只讲利益，不计是非，这不行的。这是浙大的竺可桢老校长80多年前就严厉批判过的。王：2003年您去北工大任职，在做校领导的同时还要重新建实验室，而且是白手起家。那个实验室现在还运行得这么好，当初您是怎么兼顾的？张：因为我坚持一定是科研主导。这个实验室当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给学校建立一个分析测试平台，但是如果简单只提供这种操作性的测试服务，实验室就没有学术生命力了，从学术发展来看，必死无疑。所以我一直坚持我们既要为全校提供分析测试服务，又要自己申请项目搞研究。也正是这种坚持，才能让那里形成了一个现在全校体量虽小但水平较高的科研单位。王：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名声和地位的。张：我们的目的就是给更多有理想、有激情的人提供这种研究创新平台。我深知个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当然我也参与很多，包括学术讨论，对学生直接的指导也很多，但你真的让我亲自上机器做实验，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所以我的信念是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各自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而且一个人毕竟是精力有限，要给更多人创造机会。如果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就很好了，要是创新一种机制那就更好了，如果能够开创一种文化，那最好不过，那就是圣人、贤人。王：您在北工大为学校进一步的发展实施了很多改革，虽然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但还是将改革非常好的进行下去。当时您是用什么样的处世哲学，比如说，遇到一些冲突怎么处理？对我们后来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张：从历史上来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你要想坚持真理，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当然每个人都说他自己是对的（笑）。有些事情看上去的确应该做，别人会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条件不具备，政治上不成熟。那么什么时候具备呢？像鲁迅所说的，你要开窗户不行，除非把屋顶捅漏了。总要有一些人为此牺牲，坚持真理不动摇，否则社会不能进步。比如说我当时在北工大主张倡导的是尊重科学，因为在那儿当时是尊重官场的规则。王：行政。张：行政是绝对的权力，学校的基本运行规则，很多都是官场那一套。我说这不行，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党政机构，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要尊重学术，否则就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是错位。我的那些观点在那里慢慢产生了些影响，但总体上属于不被认可，当然作为学者型管理者，领导眼里显得很异类，得不到真正的信任。就像电影《集结号》里的情节，我看了以后有很深的感触。所以我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刚从海外回来的，如果能选择的话，最好远离政治，安安心心做好自己的科研，这是自己真正的立足之本，也是一个久战不败的功夫。从政很复杂，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你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我觉得学者从政，第一个不适应就是思维方式。作为科技人员，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科学思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存在模棱两可的过渡。尤其像咱们这个显微结构领域的，对不清晰的、错的东西特别敏感，总要通过质疑或者挑缺陷来不断纯化科学性嘛，而这种思维方式在有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下的官场，很多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的。第二，行为准则不一样。我们是见到事就要说，科学界的学术报告会上有问题马上可以举手提问或质疑。但是在官场，领导讲完你质疑领导，这不反了你了？连鼓掌还来不及，“坚决贯彻，多么重要，我们深刻消化，认真领悟执行”。显然，你不问，自己不舒服；你问了，领导不舒服，怎么办？第三，价值观也不一样。科学家的价值观是追求真理，用我们竺可桢老校长的话讲，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而在官场，涉及的尽是些利益问题，利害关系，如果要保持我们学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怎么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在官场坚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价值观，恐怕早晚是个loser（失败者），中国封建文化几千年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王：那对您来说，政治到了哪个层次才算政治呢？比如在学校里面，是到校领导那个层次吗？张：第一，在学校里就不应该搞政治。王：本来应该去行政化了。张：对，管理不等于政治，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管理，但这不是政治，要和搞管理区分开来。我们往往是行政做得很多，管理做得很差，而且开这么多会，效率极低，不然，邓小平搞改革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而且现在中央还是认为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王：开了会都是务虚（笑）。张：就怕是真虚。而今迈步从头越——对学术评价、科研文化以及年轻科学家的建言王：您来到浙大以后重建了实验室，您觉得建立实验室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去组建科研团队，什么才算是好的管理？张：关键还是人。钱花出去，设备条件什么的就能来了，但是怎么能够做出对得起这个实验室的工作却是个难题。关键还是在怎么找到合适的人，大家一起在一个合适的氛围里工作。我们浙大的电镜实验中心由学校投资4500万，我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实验室不多招人。我当时只要了10个工作人员的名额，研究和技术人员加在一起。这6台设备，10个人已经足够了，7-8个研究人员每人带3-4个学生，就有30-40个研究生，每人每周也就轮上一天上机做实验，还得对外开放作测试服务。所以，我坚持一定有效控制总量。第二，我对引进人才的要求，就是至少是国家“青年千人”以上，希望他们能够把国外所学的带回来，有做事业的愿望，这二者结合。条件我们能够提供，尽量提供条件、氛围、环境，包括学术上的一些指导和建议。实际上我们从前年开始，实验室新引进了3个人，全是青千。王：2012年5月15号。哦，那就是今天啊？张：正好是2年。王：正好是两周年，应该庆祝一下（笑）。（左起：）张泽院士、朱静院士、杨卫校长与叶恒强院士为浙江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揭牌【http://cem.zju.edu.cn/redir.php?catalog_id=193object_id=838】张：去年年底，我们统计，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全校每年在国际所谓的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影响因子10以上的有30几篇文章，其中有10篇以上的科研成果是利用过咱们这儿的设备做出来的。王：三分之一以上。张：而且这才开始啊，要从投资讲，学校投资这个平台4500万，而我们这三年通过国家层面的竞争，拿到的经费已经超过1亿了。这平台才开始发挥作用不久，相信以后会有更大的成绩。王：浙江大学这个投资非常值。那么您现在作为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能不能谈一谈，如何引进新的学术评价机制，来引导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张：评价机制只是一个办法。任何办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现在所有的评价机制几乎都是靠名誉或物质刺激，所谓绩效评估。这种名誉利益引诱下的绩效评估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浮躁。还有，如何评价才算得上合理公正？比如说要评价（某人的）科研论文，那么这个文章也许不是他自己独份儿的，他可能有一个团队，有合作者，外行很难衡量他个人的贡献。不同的领域也有差异，发文章频率不一样，杂志的影响因子不一样，科学家获得的经费支持也不一样。所以，最好还是要坚持同行评议，你说你多好，不要紧，只要你的同行能认可。可是现在这样的同行评价很少，当然在人情关系盛行的大背景下也很难（实现）。王：而且现在学校的机制都不是特别鼓励合作。张：对，因为评价体制只算第一作者，算第一单位。那其他单位岂不是白辛苦半天，将来还怎么合作？所以造成目前“宁做单干的鸡头，不做合作的凤尾”的状况。这是我去年在教职工大会上提的，我们的科研文化就像过去王选先生所批评的那样：西方是打桥牌，讲究强-强联合，团队精神；日本人是下象棋，舍卒保车，讲究全局观；我们是打麻将，看着上家，防着下家，我胡不了也不让你胡！如果这样的话，中国过去的两弹一星今天也搞不出来，因为那样不会有良性发展，最后都变成了势利小人。王：对啊，研究生也是一样，研究生你说让他和人家合作，他说这个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张：我当时在北工大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当时他们说要按文章发奖金，我说可以，你第一作者、第一单位要发，合作单位也要发，少点就完了，不能彻底不算，这不是0和1的关系。你要说上次我们和合作单位发了篇Science，人家在国外都算数的，在浙大居然不算，这显然是错的，这是典型的行政化管理的结果。王：学校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改进的措施？张：我可以从学术角度去提意见，但我决不去直接参与管理。去年我也讲过这个道理，这种评价所衍生的文化会从基础上破坏科研合作机制的团队精神，谁不改，谁负责任。王：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导师来说，对于培养学生，科研工作，或者是管理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忠告？张：你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比起我们当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更恶劣了。我们当时只是物质条件不够，你们现在面临的是精神层面缺失太多，学生努力程度不够，事业心不够强。我这样说可能武断了点，但我相信我的判断，不承认现实是不会有进步的。学生大都是为了拿更好的分数，找更好的工作才来读研，很现实。Nothing wrong，but it’s not the right direction（没什么不好，但不是个好趋势）。你们面临的挑战很大。而且现在的学生不像你们过去，我们过去骂你两句你还得听着，你现在哄他都哄不过来。王：还担心他... 张：出毛病呢。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现在来讲，带学生也好，别的方面也好，你们现在有很好的科研基础，因此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对科研不感兴趣的学生尽早分流，试图通过几年研究生涯重新塑造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是不存在浪子回头的事，但他要是压根儿就很功利、很势利的，趁早别来找痛苦。王：就把精力放在值得... 张：放在值得培养的人身上。有些来捞取功利的人你可以教育，教育几次以后，算了，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我说得很严厉的，不要浪费国家的资源。你要坚持严要求，这是从管理角度。第二，学术上也一定要追求高标准。要是老师不做世界前沿，学生对科研也没有追求，将来混来混去，只能说混个博士学位。现在博士满天下，自己的素质得不到提升，读了也没啥用。所以，第一，严格要求。第二，恐怕还要注意学术水平。现在大家是都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make paper、 make story，这就失去了很多学术品味。要培养自己的这种品味，就像你一想到汉字排版印刷就想到王选一样，要创造你在自己领域的identity。【独特的声名】王：就是在这个领域，你做了某项工作，人家一提就知道是你做的。张：所以，不要盲从别人，不去凑热闹，坚持自己看准的东西。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准，但都坚持做看准的东西的人多了，总会有真正看得准的人成功。不要去追随，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学者的这种清高要有，实事求是要有，否则你就混同于市井一样，没啥意思了。要坚持这个基本的准则。第三，就要处理好科学和技术、工程之间的关系和转换。高校里的研究多是科学问题，工程严格来讲跟学校无关，但是你的科研成果若是最终得不到转化，你也很难得到认可。举个例子讲，你像浙大机械系杨华勇教授研发的大盾构机【大型掘进机械装备】，要是没有生产盾构机的企业，他那个成果的价值也体现不出来。王：确实是的，这个是产业结合。张：所以，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工程，你们现在可能做科学多一点，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技术、工程会多一点。完全彻底的一直做科学，不是没有，但是从国家需求来讲，还要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做科研成果转化。现在对你们来讲最大的挑战是选择学术方向，而这个东西恐怕是教不出来的（笑）。王：是，这个就要靠自己去摸索和实践。张老师，耽误您太多时间了，谢谢！原载于求是科技基金会通讯《苹果树下》2014年第二期 http://www.qiushi.org/html/qiushihome/press/interviews/2014/0704/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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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论文评价

热度 65 weijia2009 2014-2-17 07:10

职称评审中的科研论文评价贾伟最近科学网刘立博友让我有空介绍一下国外高校在职称评定中是如何评价申请者的论文的。刚忙完一些事，周末坐下来写篇博文作个简单介绍。美国大学教授的晋升职称和终身教职（Promotion Tenure）评审过程需要走一个严格的程序，该程序按学校的相关规定由专业委员会（P T Committee）来实施。前些年一直担任这一类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为不少私立和公立大学当过外校评审人员（External Reviewer），在此从我的视角简单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情况。美国高校高度自立，各有各的规定，评审材料的格式要求、评审方法、指标五花八门，但基本的流程还是大同小异的。评审重点都是三个方面：科研、教学和服务。科研又分基金和文章两部分，在这里我们单说文章的评审。首先，申请者须提供一份完整的、准确的申请材料（称为 Dossier，需要花一番心血整理），申请材料提交上来后由评审委员会或申请者所在系的系主任发给领域内的专家（小同行，人数大致在5-15名左右）进行同行评议（Peer Review），同行评议的意见也是按规定从科研、教学、服务等方面展开来表述。在文章方面，评议人须如实评价申请者对科研领域的贡献，在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评语不能讲空话，要具体到某一项或几项工作，评价其优缺点和科学意义所在。在重要的人事评审如晋升正高或终身教职时，通常会让评议人在意见函末尾写上一句：如果该申请者来你的单位，你本人是否同意授予他相同职称。如果这位评议人不肯写这句话，则意味着这份同行评议信的份量低了很多。系里评审委员会在收到外审同行意见后，开始全面评审申请者的材料，评审意见出来后开会表决，表决意见汇总后把结果报学院院长，有的学校要先经过一个中级评委（如医学部），有的无中级评委，直接报学校的大评委。各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在对文章的评审上，把握的尺度基本一致。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看就很明了。这名申请人从事天文学（Astronomy）研究，从非教学系列（研究系列）副高申请正高，不申请终身职位（non-tenure）。申请者按要求在他的dossier里将每一篇文章按贡献标注了三个档次。主要贡献 Major: I was heavily involved in all stages of the work；重要贡献Significant: I contributed to the specific analysis, writing, and/or interpretation；支持性贡献 Support: I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article in analysis or data collection. 此外，他还按文章类型将论文分为：研究论文、简报、综述、会议论文和摘要。他还把文章按发表时间分为：上一次晋升前、上一次晋升后。这样一分，就很清晰了。系里的PT委员会对其文章作了一个总结，大意是：该申请人共发表77篇论文，一作有16篇，将一作论文在过去6年里的引用数作了统计。由于该申请人的职称属于技术系列（相当于副研申请正研），委员会查阅了国际领域内5名跟他工作性质相类似的（正研究员）同行的论文发表情况，跟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把最终评审意见略去，不介绍了。表 1． xxx, 第一作者论文引用与国际同行比较姓名博士毕业毕业院校 2008 09 10 11 12 13* total 0xx 1993 MIT 21 14 20 24 20 29 128 1xx 1996 Paris 51 66 48 61 73 82 381 2xx 1996 UKentucky 187 180 161 163 196 158 1045 3xx 1996 Cambridge 10 7 4 11 0 11 43 4xx 1995 Queens,Kingston 11 10 16 10 18 10 75 5xx 1995 UCBerkeley 587 612 610 704 753 672 3938 *2013 年的是估计值（按当时10月份数据乘以 6/5）. 表2. 论文总引用数比较姓名引用数 H因子* xxx 3509 24 1xx 11611 46 2xx 51690 109 3xx 3894 24 4xx 1412 22 5xx 51833 94 下面是我的几点说明：不同专业和学科的评审方式各不相同。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案例的论文统计数据只看了第一作者而没有看通讯作者的文章，尽管在比较中采用的是一样的办法。需要强调的是，同行评议结果在评审中权重很大，而论文统计数据仅供参考。理由很简单，学术贡献和地位是由你的小同行（用专业视角）来评价的，那些统计数据在很多情况下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从两个表中看出，该申请者的论文引用的统计数据并不出色，国外有2-3个同行的论文引用率和H因子要远高于他，但PT委员会做了理性的分析：因为那2-3个同行所在的实验室在多年前承担了大项目，他们所在的国家投巨资完成了（估计是射电望远镜一类的）大型科研实施，大大增加了这几个“同行”的数据采集速度和论文发表数量。也就是说，在科研条件和基础实施相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拿个人的产出来评价其科研水平！再把意思重复一遍，这个案例的论文评审中，尽管统计数据做得很系统，但仅具有参考意义，评审过程中不专门强调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杂志的影响因子（像国内流行的点数和点数的总和）等信息，更没把它们放大出来说事儿。论文在评审中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在这个案例中，申请者的核心工作是为天体望远镜项目提供数据处理上的支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PT委员会在评价他的科研时，重点考察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本单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同事们对申请者数据处理水平的评价和工作质量的满意度；二是外评的国际小同行对其技术水平和科研贡献的意见。（用一句大白话来说，作为一个搞天体研究的科技团队中做关键技术支持的副研究员，其工作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数据质量和项目组其他人的成功！评审也是围绕着这个概念来进行的，至于他本人所发的文章多少和好坏是第二位的。）借此机会，也跟国内情况比一下。其实中国高校的职称评审从程序上看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尺度的把握上。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是专业评审的不严谨和行政力干涉上，此二者相辅相成。从文化上看，国外高校的这种同行评议和委员会评审都非常认真严谨，对于评审人员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事关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声誉，大家对材料的阅读和讨论发言都十分理性、谨慎和认真，迄今我也没有遇到过打招呼、找关系的事例。两边比较下来，有一个感想是，国内高校评职称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全方位的，从最初的新人招聘就开始出问题。院系在人才招聘和引进时的评审尺度在不同年份、不同领导组织（还有不同“计划”）下差异很大，同一职称下的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给他们后面的升职程序带来无穷的后患。而美国大学的教授招聘采用（与职称晋升）相同的评审程序和尺度，将招聘（faculty recruitment）, 年度评审（annual review）, 5年评审（five-year review）, 职称晋升（promotion tenure）等环节都接轨，形成一个完整的评议体系和学术评价的文化体系。另外，我还发现国内高校区别于国外高校的一个“亮点”是院系（尤其是新建院系）缺乏一个严肃的学科发展计划，对于学术岗位编制(faculty lines)缺乏中长期规划和管理，很多中青年学者提职称失败是受“名额”所限，而跟自身水平高低无关，这是很荒唐但在现实中又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一些院系领导不懂目标管理，在编制上要么寅吃卯粮，要么黄泥萝卜吃一段擦一段，这样的搞法将很多青椒跟杯具放到了一起。这方面的事儿说下去没个完，就此打住。回到本博文的主题：评职称，论文有其重要性，但一定要就事论事，理性评价，合理地给予权重。或许这是区别一个科研评价体系成熟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和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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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文化如何让一流学者不愿回国

热度 74 Bobby 2013-7-20 09:00

港报 : 一流学者为何不愿回到中国 ?_ / 港报 : 一流学者为何不愿回到中国 ?- 在中国的一流学者为何不愿回国的问题上，文章认为，中国依然是个关系社会。长期生活在国外后，这些学者不太可能维持一个稳固的个人业务关系网，这继而会减少他们接触研究资金来源的渠道。由于许多中国科学家没有在国际环境中开展研究的经验，海归们可能会遭遇另一重文化冲击：他们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事。中国人的“关系文化”不免在科研活动中有所反映。这种“关系文化”会产生如下几种效应，使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流学者不愿回国。第一、“关系文化”导致科研资源和科研评价的不公正、不公平及权力寻租等现象。“关系文化”会使得科学界形成“圈子”或“山头”，重大项目不入伙就无法分杯羹；而科研项目“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是顺其自然、料想中的的现象。此外，“关系文化”使科研评价变形，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其极端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第二、“关系文化”降低科学家的信任关系，使得科研合作难度增加。正常的科研合作只是一封邮件的事，而在“关系文化”的科研环境中，信任半径较小，这一切变得复杂起来，首先，要结交认识，处好关系，然后才可能下一步的合作。第三、“关系文化”使得八面玲珑的人如鱼得水，而使习惯单纯科研的科学家举步维艰。在“关系文化”的环境下，那些既会做科研，又会处关系的科学家左右逢源，而那些习惯了单纯科研的科学家则不免相形见绌，感觉工作很“累”。从大范围来讲，这种科研活动消耗了太多的能量、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科研效率，还使得习惯国外单纯科研的一流学者无法适应，甚至深恶痛绝。第四、“关系文化”很可能最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使得科研水平不高，但人际关系处得好的科学家占据上位，而真正有水平的科学家则屈居下位。长此以往，则更加剧了中国科研环境的恶化，使得一流的科学家退避三舍。李敖对这种“关系文化”抨击十分到位，他说：一切要靠 “ 拉关系 ” 、要靠人际关系好才能办事的现象，是可耻的 ! 因为它把 “ 人情 ” 高过 “ 是非 ” ，又违反公平原则。中国人最易犯此病。结果人的精神、时间都花在做公关、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面，一切都讲关系才能过关了，这成什么话啊 ! 看起来，改变这种“关系文化”，还需要体制和科学家有意识的长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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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工大，别让我的科研团队只是一辆缺少关键零部件的名牌车

热度 13 hanshiqing 2013-4-25 17:11

2002年初从美国回来，02-04年在上海药明康德、巴塞利亚、礼来新药研发公司的三年，我带领着十几个博士博士后、几十个硕士、几十个学士开始创业性研发工作。那时的我虽然每天忙碌，但是气定神闲，短时间内就业绩斐然，饮誉业界。因为，那时我的团队是一辆完整的名牌车。 2005 年到南京工业大学至今已经8年，我从单枪匹马到今天的每年招2、3个硕士研究生（大多来自本二学院），期间非常不易。课题组目前由7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组成。我常常上串下跳、到处救火、气急败坏。辛苦劳累就不说了，还是成绩渺小。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科研团队是一辆缺关键零件的名牌车：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刚刚带上路的硕士就离开了，我的科研团队还是不完整的。我自己是这款手动挡奔驰车的方向盘和变速器、也是6档，而我的硕士研究生们是1档和2档，我课题组这款名车缺少了其中的3、4、5档。没有博士生博士后，没有研究助理人员，我和我的学生差距太大。档位不齐，虽然名牌，也是跑不动的废车，跑起来还不如土产的档位齐全的拖拉机。尤其是不能带博士生却要开展基础研究和国际强校竞争，真不容易啊！在年富力强的年代，基本报废了，真正可惜。常常想不明白：中科院两大所的强化培养和知识积累、留学美国的见识、国际公认的科研业绩，这些在一所现代的中国普通大学却换不来一个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算不算人才浪费呢？！在科学网上，是否有许多和我一样的普通教授，为团队的不完整而痛？！我们的贡献在于---为学校的大牌教授培育垫了底。因此，我期盼着国家博士生导师制度和高校科研文化的改革，也期盼着南工大的改革与进步。南工大，你遴选博导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什么时候能给我装上3、4、5档（博导、博后导、研究助理），让我能带领这辆名车，驰骋战场，领誉业界，为校争光，为国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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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疑问——欢迎拍砖

热度 1 halon 2013-3-14 06:37

当我们嘲笑美国历史短暂的时候，是否美国也在可怜我们科研文化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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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大幅增加待遇，但减少数量？

热度 14 book 2013-2-21 00:38

这几天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的 2013 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每天邮箱会收到一封 AAAS 发来的 Day Highlights ，看到一个吸引人的题目“ we need fewer postdocs who get paid more （我们需要减少博士后数量，但增加他们的待遇）”。 Science 主编 Bruce M. Alberts 组织了一个名为“ Preparing Our Future Scientific Work Force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Science ”的分会，邀请布兰迪斯大学的 Gregory A. Petsko 做了题为“ Improving the Career Preparation of Postdoctoral Trainees ”的报告（演讲视频）。 Petsko 的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美国）博士后的状况，从个人角度讲了他现在所主持的 National Academies 的科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委员会（ COSEPUP ）正在开展的一个有关博士后的调研项目的部分结论。 Petsko 的演讲传达的几点主要信息： 1 ．博士后是“看不见的人”（ invisible ）。大量研究结果由博士后做出，但他们并未获得足够的（学术和经济上的）承认。他们不是廉价的劳动力，科学界应该思考能为博士后们更多地做些什么？ 2 ．很多单位有研究生办公室，但没有博士后办公室（有些由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也反映出实际上博后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很多博士后在如何做研究以及职业规划方面，并未获得足够的支持。 3 ． Petsko 建议为博士后们做的事情： 1 ）成立博士后委员会。单位应成立博后学术委员会，正如研究生指导委员会，指导博后如何更好地从事研究和规划职业未来。 2 ）改变科研人员结构性问题。花很多钱，雇很多博士后，这是多年来科学界正在做的事情。但大量招聘博士后也给科学界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建议大幅增加（比如 50% 或一倍）博士后的待遇，同时减少博士后的数量。这要求研究组认真考虑到底需要多少博士后（而非滥招）。这个建议，正是出于对博士后作为“人”的尊重，他们也有家庭、孩子和各种生活压力，很多博后年纪已经不小。 3 ）改进科研文化方面的问题。目前的 PI 制存在问题。博士后时期是一个研究者职业生涯中几乎最好的时光，但大多博后并不能像 PI 或者 faculty 一样自由的做自己的事情，往往超负荷的工作。在科研资源分配的时候，项目往往给了 PI 和 Faculty 们，虽然实际上大多研究工作（比如一篇 Nature 、 Science 论文）多由博后们花费几年的时间做出来（ Petsko 还举例有的 PI 对自己署名的论文根本不了解）。他觉得现在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文化上的问题，应该考虑增加博士后获得项目的机会。（其实，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博士后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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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是马马虎虎——“金大米”事件中第一个明确的官方证据

热度 7 qyu111 2012-9-8 09:14

我最近博文写得有点多，因为“金大米”事件中反映了我们科研文化、科学思维，甚至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我前面没有对“金大米”事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和违法问题发表意见，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真相，没看到官方结论，不敢妄作评论。我只能对我看到的社会现象和思维方式加以评论和进行讨论。今天终于看到了科学网登出的中国疾控中心 9 月 5 日晚发表的一个官方声明（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9/269208.shtm ），和刚刚发表的一个关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记者访谈的报道《浙江医科院承认曾为转基因大米试验提供伦理审批》（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9/269217.shtm ）。报道本身以及前面美国塔夫茨大学发表的声明应该回答了大家关心的有关该试验是否有伦理委员会认证的问题。我只评论报道中一个明确的事实： “研究内容是研究菠菜、黄金大米和β—胡萝卜素胶囊中的胡萝卜素在儿童中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 A 的效率。文章发表前，荫士安研究员收到了《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论文发表通知，他签字同意发表。” “关于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博士负责的美国 NIH 项目研究中是否使用了“黄金大米”，荫士安研究员表示不知情。” 文章后面有一个评论说出了我的、可能也是大家的疑问：“荫士安不知道用没用黄金米，文章都没看清楚就签名？” 文章都没看清楚就签名？这件事使我想起了 20 年前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发生在麻省理工学院“ Whitehead 研究院”中的一件轰动全世界科学界的事件。当时的研究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 David Baltimore ）在著名杂志“ Cell ”上发表的一篇别的合作教授的文章上签了名，结果这篇文章被指控有“数据造假”。虽然被指控造假的第一作者不是巴尔的摩，巴尔的摩也不是文章的责任作者，巴尔的摩签名的时候也无法判断文章中的数据是否是造假，连后来介入调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都没有办法证明有造假。应该说巴尔的摩没有错。但巴尔的摩最终还是因为替责任作者教授辩护（该教授后来在 FBI 为调查设计的“圈套”中做了假），丢了他后来担任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位。那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教授也从此不准再申请 NIH 研究经费。我们从这两件事中能学到什么？在没有证据说“故意造假”之前，我们只能让自己记住：做事不能马马虎虎，读懂了文章，了解了作者再签字。出了问题要认真对待，尊重事实，不能马马虎虎凭感觉说话、做事。但是，马马虎虎不是犯法和犯罪、不是汉奸和卖国贼。在事实没有弄清楚之前，不应做任何结论。当我写这个标题“至少是马马虎虎”时，脑子里同时也在想也可能“就是马马虎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猜疑，但猜疑是猜疑，最后还是要证据和事实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讲证据，讲道理。同时我们也想一想，我们的科研氛围、工资提级竞争制度、大环境的商业竞争文化造成的的“文章压力”是不是也起了“怂良为娼”，甚或“逼良为娼”的作用？附注：可能有的读者看到我文章的标题会误认我转变“立场”了。其实我对这件事本身本来就没有立场，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和证据。我的立场就是人道、尊重和科学。我是想通过这个事件和关心这个事件的人一起讨论，从中学会正确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要证明哪个人的对和错。对错是法律机构和当事人单位的事。大众不是法官，也不是专家。当大家都学会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每个人会自己判断是非的。大众的角色是监督，不是判决；是提问题，不是做结论。而现在网上的“广大博友”人人都成了法官和专家。这也就是我说的“文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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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新文化（无论好坏）是对现实环境做出的“合理”适应

热度 2 liuli66 2012-1-26 13:17

无论是SR(2010)，还是GP（2012）指出的科研现象，个人直观上直觉上经验上都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比如： every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wants to do leading research（中文试译：谁都想做科研“鸡头”；而不是谁都想做leading research） the lack of division of work（缺乏科研分工）（GP，2012）这些现象正在形成为新的科研文化。这样的新科研文化，是对现实的科研环境做出的合理适应。适者方能生存。拿证据来？ AN想，很多科学工作者都有自己切身的证据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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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器械之特征分析以及对我国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一点认识

热度 3 gumtree 2012-1-1 21:03

“ 十二五 ” 期间，我国将大力提升医疗器械的数字化、智能化、高精准化和网络化，推动国产医疗器械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有必要对现代医疗器械产业进行充分深入的特征分析和现状理解。首先先进医疗仪器工业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这个表现在项目的研发，产品的制造，和产品的销售的各个方面。譬如美敦力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强的植入式医疗器械的厂家，它的研发团队来自世界各地，每一个研发骨干都是在他们各自领域里的顶尖高手。一个完整系统里的每个分系统都必须是最好的设计，否则就会由于所谓的 “ 水桶短板原理 ” ，而造成整个系统设计功能质量的下降。如同好钢用在刀刃上，研发一定要找最强的人做。人不在多，在精。美敦力的心脏起搏器体积小巧，但系统相当复杂，在设计完成后，他们往往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寻最好的加工者，譬如他们心脏起搏器里面的机械部分就由日本和瑞士的顶尖钟表工程师来完成，芯片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公司做。资源（包括人力）配置的全球化，已经是这些大公司里一大战略和趋势。第二在先进医疗仪器行业里，只有一流的产品才有市场，才能生存。纵观各个主流医疗仪器，在全世界内只有屈指可数几家厂家在生产，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生产出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即使价格便宜，也无法生存，这是由医疗器械的特殊用途而决定的。譬如心脏起搏器行业垄断厉害，只有美敦力等 2-3 家公司的产品行销全球。目前，我国投大量资金去做大型的整机，忽视单项技术的攻关和创新，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开发出二流甚至是三流的东西，由于不能大批量研发并生产出高性能的关键零部件和单项技术，完成的整机往往也做不到低成本。这种做法在其它一些工业领域或单纯为了 “ 填补国内空白 ” ，或许还有一定意义，但在强调适应症和 efficacy 的医疗器械行业里，这种做法不可取。很多科研成果之所以难以产业化，其关键原因是那些成果原本的 “ 先天不足 ” 。第三，发展先进医疗仪器有着较长的研发周期，是多种学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只有聚焦，并且是长时期的聚集，才能在某一阶段实现创新突破。譬如美敦力，一个拥有 4 万 5 千员工的跨国大公司，它几十年来，只做一个方向：植入式医疗设备。美敦力拥有浓郁的创新文化，更有严谨的创新制度。一个新员工在此制度和氛围内，没几年就培养出认真负责专注的职业精神。因此为了实现快速突破，我们引进人才时，更要精准的关注那些在单一领域里工作多年（ 8 年左右或以上）的专业人士。第四，先进医疗仪器是大工业，是大生产。现代医疗器械产品是在严格管理的生产线上被生产和被测试的，因此需要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严格的成本管理系统。那种集中人力，物力，不计成本靠人海战术是无法发展现代医疗器械产业的。用锤子一下一下敲出红旗牌轿车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在我国低端诊疗设备建设高潮期已过，高端设备领域外企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特别是作为为医疗器械产业服务的科研人员的我们，如何选择研发方向和选取研发道路？我首要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尽快在某些单个专业领域里形成自己的特色，建立起我们在此领域里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和影响，实现局部技术的突破，最终实现某些局部技术的产业化，让我们在这些专业领域里的能力被认可，从而进入到全球化的医疗器械市场中去。很多成功的机构和企业就是因为有特色。在这个人才，资金，市场都激烈竞争的社会里，没有特色就是平庸化。第二我觉得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与先进的跨国公司正在最优化的整合世界资源不同的是，我们的很多科研机构往往固步自封，只顾低头走路，不愿抬头看方向。或者是只做一些形式上的对外交流。国际化的两个重要举措是 1 ）引进高、中层次的海外人才； 2 ）和各个跨国公司和高校及研究机构开展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形成的合作。对于引进海外人才这一点来说，应该更加注重引进工作的系统性，严肃性和专业性。企业收购和兼并的第一步是做尽责调查（ due diligence ），引进人才也是如此。除此以外，人才待遇要公平和透明，视其能力，价值和潜在贡献而定，对于创新和创业要一视同仁。同时，对人才的奖励措施要透明，要有明确的具体落实时间表。第三我认为一定要走土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和当地企业以及需求紧密结合。江浙一带有发达的体制外的经济，这些民营企业家经过多年打拼，并生存发展下来，他们和经常在国家事业机关里坐着的精英相比往往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和果断的判断能力。我们很有必要走出去，向他们学习，取经，进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第四我认为要加强情报搜集，分析和决策能力。医疗器械产业是个充满活力，快速进化和竞争的行业。要充分利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里的专业人士，进行科学和专业的决策。在重大的和医疗仪器项目有关的决策时，必须咨询该领域的专家医生，他们是用户，品质的好坏由他们说了算。最后，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要明确：制约我国科研技术发展的根本瓶颈是制度创新的不足。中科院前副院长江绵恒在不久前说到：进一步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发展我国的先进医疗器械产业，要了解此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把行业的人才放在第一位，树立 “ 小管理 ”“ 大科研 ” 的思维，信任科研人员，给予科研人员空间，时间和自由度去创新去发展，由科研人员内部实施 “ 精、准、细、严 ” 为基本原则的精细化管理，而不能单纯简单的由外部实施压力。研发先进医疗器械和建设高速公路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律和规则。愿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早日进入先进行列，为广大人民的健康福祉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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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风从哪里来

热度 48 weijia2009 2011-10-30 02:33

创新：风从哪里来贾伟在徐汇的住所附近有个“番禺公园”，我每次到上海住下来就经常去光顾一下，早上7点钟左右绕着公园散几圈步，感受一下城市中的闹中取静，也领略附近居民们五花八门的早锻炼方式。今早我一面绕着圈散步，一面在看一位老人在草地上打太极，打得很好－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如封似闭……老人家功架十足，收发自如，一招一式的律动和周围迎风摆动的花木浑然一体，让人看得很是爽心悦目。第三圈绕回来时，草地上已经不见人影了。我忍不住巡视四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事实上我有点后悔多看了这一眼），老人已经打完了拳，正背对着路人，在畅快淋漓地往草丛里撒尿。前几天在Chapel Hill 的一家叫“Top of the Hill”的饭店跟一个老朋友，医学院的Paul Watkins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餐间Paul很认真地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伴随着中国政府对科技的大幅投入，他问我大概还需多长时间，中国将在科技创新上完成对美国的超越？我迟疑了几秒钟，还是决定跟老朋友坦率地谈谈我的个人看法。在我看来，科学有其文化性和社会性，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均产生于西方、也成就于西方，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认知方式上的认同和文化母体的滋养。而创新是科技的一个必然产出，世界上成功的创新型国家都拥有较为成熟的现代科技思想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注重“传统”和“经验”，崇尚先贤和权威，因而在发展现代科技文明方面无可避免的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这种文化上的特质并不利于科技和创新的发展。也许这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什么东亚国家产生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原因。从今天来看，亚洲科技和创新较为发达的也是那些较早或较深入地采纳了西方政体和文明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投入无疑是件好事，科技产出也肯定会随之增加。但是，科研产出量尤其是创新成果不见得会跟投入量成比例，这里有我说的文化上的制约因素，更有科研资金分配、管理及其科研评价上的社会性问题。对于中国普通的科研人员来说，尽管经费和实验条件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还需要一个可供他们从事自由探索和良性竞争的科研生态环境。在我看来，创新只会在公平竞争、平等交流、自由探索的宽松土壤里开花结果，而无法靠一次又一次的新政策或高投入催生出来。因此，如何通过逐步改良科研文化来提升科技竞争力将是政府应该明白并且花力气去实施的一个战略性举措。当然，文化上的转变往往来得很慢，过去十年里，我在中国高校能够感受到很多关于实验空间、科研设备和其他基础设施上的显著提高，但没有看到在科研文化上尤其是人员的科研素养和科研评价体系有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的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不能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那样靠投入来解决，而来自于文化上的制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中国走向科技超级大国的步伐。显然Paul听完了我的一席话并没有完全赞成，他又提了个让我头痛的问题。他说科研环境的改善应该不至于那么慢，你们有那么多的sea turtles回去了，他们在美国高校受过良好的培训，应该会很快改善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没想好，理论上讲大量引进海外华人教授应该可以迅速改良中国的科研文化。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两种声音，一是传统的the critical mass理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引进了足够多的具有优良科研素质的高级人才，这些人数达到和超过文化改良的“临界点”或“拐点”后，科研文化将成功地转折进入良性循环，当然这也是我们政府目前实施大规模引进海归政策的基本“科学假设”。但是，要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看别的confounding factors。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还有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现在的人才引进政策直接导致了所引进的high-calibre人才在工资水平以及由他们支配的科研经费上的急剧上升，而这些超出普通教授很多倍的高额收入和高额经费都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一个公平的同行评议来完成的。这种在科研人员之间的收入和经费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学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和矛盾对于原本就不是很健康的中国科研文化带来的影响将是负面的，严格地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所以未来十年的科研文化形势不太明朗，其走向将取决于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说完这些，我看Paul还想问，连忙双手一招“如封似闭”，告诉他中国很多独特的社会现象不是一两句话解释得清楚的，就像现在咱们州立大学的经费削减搞得乱象丛生、一言难尽，咱们还是抓紧吃crab cake三明治吧。宋人朱熹有诗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觉得诗中“等闲”二字用得十分高明，吹得百花盛开的和煦春风其实不难辨识，有颗寻常心即能识得。有时候我在想，假如我们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不搞任何“人才工程”和“创新举措”，而是借助海外华人学者建立一个科研评价体系，人才的海外引进也好、自主培养也罢，一切按这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来操作，不知道这样“等闲”它二十年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八成会比现在好！文化建设这个东西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积跬步以至千里，任何形式的大跃进或邯郸学步只会适得其反，就像你文明宣传得少了，大家也不一定就落后；你宣传得再到位，总有人就是不肯走到80米开外的厕所里去方便，难不成你把他刑事拘留了？而文化上的transformation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不需要号召和政策驱动。番禺公园里那个随地小便的老头还不是我最讨厌的，我最受不了的是公园里面上百号中老年人集体热舞，开着刺耳的音乐，大家黑压压地占据了广场，齐刷刷地跳着不知谁发明出来的健身舞，那个不亦乐乎！对于我这个好静的散步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听觉和视觉上的伤害。不过，我突然领悟到，十几二十年后我老人家是否也到了岁数，会跟在他们当中踉踉跄跄跳得欢呢？一念及此马上换了眼光，在“等闲”的视角下觉得这些大叔大妈看起来可爱多了，这些音乐都算民族的，其实并不难听，而他们的舞姿也很有特色，有观赏性！我仔细看人们的舞步，从中能看出有交谊舞、秧歌、还有Disco, Zumba等的痕迹，这简直就是一种创新嘛！用一句话更准确地来描述：这种舞蹈虽然未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国家重大科学计划的专项支持，但它是一种体现了多学科、多平台、多团队交叉合作下的自主的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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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科研系统制度与文化的思考

热度 12 nli2233 2011-5-6 19:05

按：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3期27-30页，这里是原稿。借此机会感谢编辑孟玮女士。引子 2010 年 9 月，颇负盛名的海归、分别执掌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的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在美国著名的《科学》（ Science ）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 China's Research Culture ）的社论文，抨击注重“拉关系”的科研文化在中国科学研究经费分配中的恶劣影响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更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争议。 2010 年 11 月 8 日，代表官方的科技部发言人驳斥了两位教授的观点。科技部发言认为，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体制是健康的，科学研究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2010 年 12 月 8 日出版的《科学新闻》杂志第 23 期就此专门刊发了一个专题讨论。中科院上海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先生在他的答记者访谈《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中，批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夸大了“拉关系”文化的影响。蒲先生特别指出，实际上，近年来迅速成长的一批科学家的成就，并不是靠“拉关系”取得的。蒲先生特别强调科研人员要提高自身修养，他说：“ 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制定项目指南及项目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施一公和饶毅在回应蒲先生的文章里表示，他们赞同加强科研人员自身修养的主张，但这跟他们呼吁改革国家科研体制的想法并不矛盾。这次讨论的焦点，是科研系统中的经费分配问题。从各方所发表的议论看，近乎共识的观点是：我国的科学实验室获得的科研经费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配不公，少数精英实验室掌握了过分集中的资源；在政府过分注重组织 “大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更有生命力的“小科学” 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作为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努力，本文尝试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科学研究系统。科研系统的制度与文化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科研系统的创新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反馈的结果，这个系统的主要行为者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及参与协调和管理科研系统的政府机构。我国的科研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地方研究机构等研究实体和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等政府管理机构组成的。科技部、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所管理的各类研究项目，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保证这些经费被高效合理地分配和利用，需要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系统。这就产生了对科研制度的需求。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诺斯（ Douglas North）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规一点说，制度是影响人们互动的一些人为的限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 斯科特（Richard Scott）的观点，“制度是由认知的、规范的、规则的三个方面的结构和活动组成的，它提供社会行为的稳定结构和基本含义。”可见，广义的制度，不仅包含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法律、法规，也包含了社会规范、道德约束和文化基础的内容。在国家科研系统中，制度的作用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提供信息，制订规则，从而大大减少了科研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科研人员在争取科研经费的时候，参照国家发布的指南，按照一定的程序申请、审批，才能有章可循，减少其他（比如人情等）因素的干扰。第二点，为资源合理流动提供便利。这里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设备、资金等。第三点，对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管理，提供创新的奖励机制。总之，制度决定了在科研活动中涉及的各类交易活动的结构。现代制度分析学派认为，制度是通过三类不同的载体得以传承的：文化、社会结构和常规。有了这些载体，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权利范围内发挥作用。比如，一般而言，社会结构规定了行政系统、权力系统、政治体制和权威系统。在科研系统内，机构设置、隶属关系等等无不体现着科研制度的特色。文化是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承载者。制度对科研系统内部交易活动的约束，可以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正式的约束是通过规章制度和行政条例得以实现的，而非正式的约束则是通过文化来实施的。诺斯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中通过教育和模仿得以代代相传的知识、价值观等影响人类行为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宗教、信仰、语言、习惯以及处事风格等等。文化可以是信念，传统，价值观，道德标准，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其对科研系统行为特征的影响，并并不比规则法令等正式的约束来得弱。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我国从欧美发达国家借鉴和照搬了不少科研系统管理的方法和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在中国并没有像它们在西方那样发挥着同样的效力。解释这个不同之处的要点，可能就在于文化因素等非正式约束力量。中国的民族文化对科研系统的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是代代相传的。惟其积累时间长，才可以代代相传，并难以改变。文化不是不能改变，而是改变它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换句话说，文化是个慢变量。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文化里，有些文化特质是对科研系统的正常运行起到积极作用的，有些特质则是有着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有些特质则是对科研创新有利有弊。影响科研系统运行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种，这里讨论几个笔者认为对科研活动影响比较明显的文化特质：信任：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靠单打独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有互动，就有交易，有交易，就有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高，意味着科研人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人际关系上。相应地，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减少了。此外，由于科学研究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常常不仅需要内部团队一起攻关，而且需要跟外部人员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高度信任的文化环境下，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是高效的。基于信任，当你把自己的心得告诉对方的时候，不会担心对方会自私自利地把本该属于你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同时，你也相信，在将来你需要对方的帮助的时候，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报你。这就是高效的、双赢的局面。相反，在互相猜忌、互相防范的心态下，知识的交流只会是低效的。遗憾的是，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信任度比较低的社会。“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谚似乎就是低信任度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诠释。重人情还是重规则：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要克服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困难，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比较详细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制度，来规范交易活动，提高交易效率。这里，尊重规则，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社会有着深入人心的“ 讲人情”的传统。因为 “ 讲人情”，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很多时候，遇到问题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时候，通常大家想的不是国家有没有相应的规章条例，而是自己在有关部门有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帮忙。施一公和饶毅所抨击的中国科研体制下申请课题不重实力重关系的现象，是有深刻的文化基础的。人人平等还是等级森严：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很多，比如家庭里和社会上的长辈和晚辈之间，单位里上下级之间，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不同的人种之间（比如种族歧视），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员之间，以及科研单位里的高中级职称之间等等。一个崇尚级别和等级的社会，科研人员之间平等的交流和知识传播会受到很大阻碍。相反，一个崇尚人人平等的社会，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就会无拘无束得多。由于受孔孟文化的影响，中国跟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是一个重视社会等级的社会。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施一公和饶毅所批评的中国科研资源过分向一部分地位显赫的专家集中的现象。集体主义或是个人主义：在一个过分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在科学界，人们获得社会认可的来源是他个人所创造的知识。因为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拥有知识或者好的科研点子的人往往不愿意在论文发表前跟别人分享。而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大家强调集体荣誉感，知识的分享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普遍认知里，中国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这对于中国科研系统的文化建设是个正面的信号。不过，强调个人主义，对于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也有其正面的好处。比如，个人主义可以催生个人英雄主义，激发个人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科研体系内的作用是有利有弊的。必须指出，在大科学时代，集体主义精神对科研实力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喜欢还是尽量规避冒险：一个有冒险精神的民族，往往是进取心强的民族。在科研系统，强烈的冒险精神对于开垦新的研究领域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文化里面，一直流躺着冒险精神的血液，这是好的一面。不过，冒险的另一面，是对规则的蔑视，对投机取巧的渴望，这是不好的一面。上面这些文化特质，对科研系统的高效运作，要么有负面影响，要么利弊参半。其实，中国的民族文化里面对于科研系统的发展起到非常正面影响的文化特质也不少，比如说：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而且往往在艰苦的环境下激发出超人的潜力和斗志。这一现象，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另外，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高过世界平均水平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有，中国人眼光长远，志向远大，不汲汲于眼前小成功，而是善于放眼未来。再者，中国人重视教育，尤其是舍得对教育进行投资，社会上也有比较好的尊重知识的氛围。最后，中国人崇尚勤俭节约，这一传统有利于在相对较少的经费投资下做出较大的贡献。协调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努力改善中国的科研系统的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首先，在制订规则方面多下功夫。我国科研系统的很多功能和组织结构设计，都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应做法，比如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设立，国家实验室的建立等等。我国由部委（比如科技部和专业部委）掌握自己的科技计划的做法，虽然是沿袭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体制，但在操作上，也引进了发达国家的机制。不过，毋庸讳言，这些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在宏观上模仿的多，而在微观操作层面，也就是在规则建立方面，中国特色的痕迹还是很重的。本来，舶来品要在本土健康发展，必须经历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自适应过程，我们对引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体制的优秀部分赋予中国特色有必要的。然而，这个赋予中国特色的过程，从文化层面上说，必须包括针对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弱点所进行的特别调整，而不应该是一个被中华文化同化的过程。举例而言，在经费分配问题上，西方的凭业绩（ merit-based ）分配的制度，到了中国，不应该因为本土文化（重关系，轻规则）的影响就变成了凭关系（ guanxi -based ）分配的体制。相反地，我们应该制定经费管理细则，通过规则最大限度地限制靠拉关系获得经费的可能性。比如，在基金审批过程中明确规定并切实执行回避制度，制定详细的对违反规则者适用的惩罚条例等等。再者，针对科研经费过于集中到少数人和少数实验室的现象，可以在经费管理上，适当减少大项目，增加小项目的数量，从而重视小科学传统，增加科研经费的覆盖面。其次，引导建设健康向上的组织文化。尽管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的文化是个慢变量，不容易在短时间改变，但是组织文化还是容易改变的。这里的组织，是指一个群体为了达到某一（或某些）目标而走到一起共同工作的地方。一个研究所，一所高校，一个学院或者系，一个课题组，都可以看作一个组织。组织文化是相对容易改变的。这跟船小好掉头的道理是相似的。在一个科学研究组织环境下，建立互相尊重和信任、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严格遵守规则、鼓励团队精神、鼓励新想法新创举的文化，还是可以一步步做起来的。比如，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领导人物（大学校长，课题组长，研究所长，系主任等）要垂范，以身作则；其次是在招收新成员的时候，注意考察他们的个人素养和性格特点；第三，在新成员融入组织的过程中，强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传统。本文从民族文化和制度建设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改善我国科学研究系统的效率问题，这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进行深入探讨。笔者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讨论队伍。必须指出的是，文化和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的影响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科研开发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一个国家的技术工艺水平与资金投入。不过，辅助性的因素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各种其它因素相当的条件下，辅助因素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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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文化刍议

热度 1 zhumengjin 2010-12-19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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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文化现状

陈龙珠 2010-12-8 18:52

上联：众多胆小的饿煞下联：少数胆大的撑死横批：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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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饶教授与科技部之争事件进展

xupeiyang 2010-11-14 14:13

两位海归学者饶毅、施一公就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文章，剑指科技界的潜规则。搞科研不如拉关系究竟是否已成为科技界的公开的秘密？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而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　　施一公和饶毅发表的社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关于科研经费分配体制问题的热烈讨论。　　2010年11月8日，科技部针对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作出回应，认为文中所涉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与事实不符。详细讨论见：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6813/207456/index.html#1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3197061.html 科技日报：学术一哥缺心眼别做白眼狼万钢：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一直在改革中前进《科学》网站关注科技部回应施饶社论事件评论：削减教育经费将对科学研究产生影响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当改革学者王辉：科技体制与科技人员是怎样的关系？中国青年报：虚心倾听海归教授的炮轰陶短房：科研基金分配优劣看科研成果韩启德：科研改革绝不能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华人科学家致信《科学》讨论中国科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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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文化网络调查结果

xupeiyang 2010-11-14 14:04

你对我国科研文化怎么看？ 2.2% 9票 17.4% 70票 80.4% 324票 0% 0票整体氛围较好，学术不端只是个别事件。 (9票) 2.2% 科研一定程度上让位于人情、金钱。 (70票) 17.4% 各种潜规则充斥学界，已经病入膏肓。 (324票) 80.4% 其他，我要说 (0票) 0% 动态调查结果见： http://voting.people.com.cn/vote_show/index.php?qid=11585 您如何看科研经费靠拉关系？　我觉得是，支持饶毅施一公这说法不公平，支持科技部不好说其他，我要说　你对我国科研体制怎么看？　相对公平公正，极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存在缺陷和不足，需要适度改进。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改革迫在眉睫。其他，我要说　你对我国科研文化怎么看？　整体氛围较好，学术不端只是个别事件。科研一定程度上让位于人情、金钱。各种潜规则充斥学界，已经病入膏肓。其他，我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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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文化由科学家酿造

SoSoliton 2010-11-11 10:45

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联合为《科学》杂志撰写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存在种种弊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玷污了中国的科研文化。科技部对此作出回应，认为两位教授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与绝大多数博主和网友不同，我基本不同意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教授的观点，而原则赞同科技部的回应。理由如下：一、任何科研基金分配体制都有它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我想美国应该也不例外。纵观国内外的 Project, 从提出、立项、实施到结题验收，每一个环节，尽管都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官员的组织和参与，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科学家。作为科研基金的管理部门和官员，我认为，只要他们按规则办事，正确地履行了程序，就无可厚非。因此，如果说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中有猫腻、有勾当的话，罪魁祸首是科学家，而不是体制和官员。如果参与的科学家一股正气，不畏权势，客观公正，按科学发展观行事，那么官员在这些事情上可能也不敢颠倒黑白。二、如果上升到文化层面，那更是科学家自己的事了，与体制和官员基本无关。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冯骥才说：“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医生收红包、按回扣开处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医疗文化，这是官员之过吗？两位教授列举了拉关系、与官员勾结、不以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等一些丑陋的中国科研文化。试看，拉关系的是科学家，与官员勾结的是科学家，评审经费申请者的当然还是科学家。官场有官场文化，官员按官场的规则办事，对错自有公论。但科学家不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按自己的行规做事，就是科学家的不对了。科学家不坚守科学家的立场，而被小部分官员同化、收买，沦为官员的小弟，最终将官场文化引入神圣的科学殿堂，玷污了科研文化，到底是因为官员的坏，还是由于科学家的错？我们家乡有句土话，字虽脏了点，话却很形象，大意是，尿尿的部位烂了怪尿桶。中国的科研文化烂了，不从科学家自身找原因，而是去怪“尿桶”，抓住症结了吗？这病能治好吗？ “能够抢走的爱人，那不是爱人。”同样的，能够被官员同化或收买的科学家，那不叫科学家。如果这话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按官员意图写所谓“专家意见”的科学家、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的科学家、用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的科学家、从海外回国很快就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文化的科学家，等等，都开除出科学家的队伍。这样，中国的科研文化还是很纯洁的。现在有一种趋势，似乎只要将一切弊端归咎于体制，怪罪于官员，就会引起共鸣，赢得喝彩。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恰恰迎合了这一点。两位教授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呢？是忧国忧民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向钱学森等老一辈大牌海龟科学家学习，先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再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建言献策呢？两位教授是想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类似于江泽民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国科技的社论文章，以突显自己战略科学家的地位吗？如果是这样，以两位教授目前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不是揭中国人的丑、挑中国政府的刺，估计美国的《科学》杂志是绝对不会刊登的。季羡林先生说：“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所以，不管怎么说，两位教授的拳拳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他们有意见不向组织提，而是对美国的《科学》杂志说，做法是有违中国文化的。这一点，我十分同意科技部的回应，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在我的印象中，两位教授好象还有直接面见国家领导人并发表看法的机会，为什么心中有话，尤其是这种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向党诉说呢？依我看，科技部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科研文化由科学家酿造”的观点。同志们瞧瞧，我们科技部有什么错，“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所以，如果说中国的科研文化有什么弊端的话，那都是你们科学家惹的祸嘛！中国的科学家是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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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关于美国《科学》杂志刊文事宜的答复【中国的科研文化】

pkustm 2010-11-9 10:41

【仅供参考和备忘】科技部新闻发言人就有关记者近期多次询问美国《科学》杂志刊文事宜答复如下。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面广，项目数多；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所部署的前瞻性重点基础研究任务，由科学家申报，经过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来确定，所有项目都在网上公示，项目所获支持力度一般比较大，项目数少，竞争性强。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近年来，973计划在农业、信息、材料、能源、人口与健康、资源环境、综合交叉和科学前沿等领域，解决了一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例如：超导材料科学，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太赫兹重要辐射源及探测，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培育活体小鼠、化学复合驱采油、高强度钢等一批世界瞩目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也为世界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些成就凝结着承担科研任务和参与规划、立项、评估、管理的一大批科学家、科技管理人员的辛勤汗水和求实奉献的精神，我们诚挚感谢他们为我国基础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文章的两位作者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我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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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search Culture —不破不立，中国两大院长最直白的改革诉求

qwangbio 2010-9-3 13:53

这是今天Science的一篇社论。题目很简单，只有三个单词；篇幅很小，仅一页；但三张图片很值得深思，一张是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另一张是施一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最左边是一叠叠百元人民币。近两年，Nature和Science上评论中国科研体制的文章并不少见。但往往都是劝诫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学生，研究者要正视问题，不同流合污等。但像饶毅教授和施一公教授如此直白、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权贵阶级、Policy Maker仍是头一回！其实，文章里指出的问题，包括潜规则，下至研究生（部分本科生），上至科技部长......是谁都知道的问题！但这次真是第一次中国最出名的两大高等学府清华、北大的两位生科院院长在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上不拐弯抹角的说出上层阶级这些问题。虽然两位教授的文字里没有提到如何解决问题，因为这两位中国生命科学界的大佬也知道个体与群体，以及制度体制、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但这篇文章是值得纪念的，也许若干年后总结科研体制改革时，这篇文章即使不算一个里程碑，但至少可以为一个里程碑的建立作以注脚。即使有时我不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但可以为敢说真话的老师鼓掌...... 以下转自《科学时报》的译文：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个人分类: 天下人议天下事|6730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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