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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东方平：1968年北京少管所“学习班”始末: fqng1008 2014-6-30 08:23; 一、 2012年12月23日，新华社推出人物特稿介绍习近平，回顾习近平的成长经历和从政之路，披露习近平的家庭生活细节。特稿中提及：“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作为中共元老的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至被关押过。” 几乎可以认定，这是官方第一次证实，习近平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习近平为何被关押？在哪里被关押？新华社特稿语焉不详。新华社在中共18大后发布的习近平简历，只是从1969年1月下乡插队开始。习近平从出生到中学的经历，都未曾涉及。不过，2010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署名“何忠洲”的作者追忆当年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提到习近平去延安前在北京 “被关押”的大致时间和地点。文章写道： “在那西去的火车上，血统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有众多高干子弟，或正掌权，或已经是黑五类。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有刚从少管所出来的习近平。习15岁因其父问题成为‘反动学生’,被关进少管所。毛的号召一下来，他就报名参加了赴延安的知青大军。” 习近平1953年生人，15岁正值1968年，而北京当时就一家市属的少管所。从内部出版的《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可以查到：1968年8月29日“谢富治指使市局军管会，将贺龙同志之子贺鹏飞等15名高级干部的子女押送市局少管所进行审查。接着，又以成立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名义，把刘少奇、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同志的子女55人也关进少管所。对这些干部子女进行政治上是迫害和肉体上的摧残。强令他们和家庭‘划清界限’，揭发其父母的‘罪行’。有的被关押长达5年之久。” 严格地说，高干子女们从1968年8月底进入少管所“干部子女学习班”，到少部分人留下来劳动改造，最后1972年9月全部获释，刚好4年。干部子女“被关押长达5年”的，应该包括进“学习班”之前在少管所或其它监狱收监的时间。二、 “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地址，在北京市公安局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昌平区立汤路，也被称为北苑监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和罗瑞卿的女儿点点，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这个地方。这个“学习班”有多种名称。后来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子女学习班”。笔者怀疑，在当年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下，主事的军管会军代表们，会否用“干部子女”这样的中性名词来描述“走资派”子女。也有学员回忆，这里被称为“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黑干子女学习班”等。还有种说法，“学习班”取了个保密代号“789”。几年前，有人采访其中的几个学员，包括陆定一之子陆德等，写了本专著在香港出版，书名就叫《789集中营》。至于将这里称为“集中营”，笔者看到最早的出处是1978年《北京日报》的一篇揭批文章，题目为“迫害干部子女的罪行必须清算”。文中提到，“这个‘学习班’，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的集中营。” 刘双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少管所办的是“专门接收干部子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政治的和刑事的青少年在押人员进行开释前的‘思想教育’。”刘双的父亲刘克林，是中宣部有名的笔杆子，“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文革初期自杀身亡。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是1968年初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主要是指把造反派的两派或各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一起，联合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认为，这是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新事物，是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密切上下级关系的好办法。也有一些学习班，实际上是将一些有问题的干部隔离起来，对这些干部进行审查。谢富治为什么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办“干部子女学习班”呢？还得从当时的政局变化说起。 1968年7月27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四一四”两派“百日大武斗”鏖战犹酣，北京卫戍区支持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试图进驻学校阻止武斗，被学生武装当场打死5位工宣队员。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传召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龙颜大怒，严词训诫，一举结束了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专政。 1968年8月2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通知》要求：各大专院校互相抓的对方人员要立即无条件放出；私自设立的各种形式的监狱都是非法的，一律由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处理；…… 于是，各组织各单位开始清仓放人。一些被对立造反派扭送到公安局后被羁押在功德林、半步桥等监狱的人，一些被造反派关押在私设监狱（牛棚）的人，凡是没有重大刑事罪责的，都开始被释放出来。谢富治、刘传新等人却不甘心把其中的部分高干子女放虎归山，找个办“学习班”的名目把他们再集中起来审查、逼供、迫害，“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三、 “干部子女学习班”到底有多少高干子女，各种说法不完全一致。《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说是总数70人；《罪恶的黑手》一书中说，“这一批老干部的子女中，有中央部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子女36人，司局级干部子女20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70%以上，最小的只有14岁。” 而在《789集中營》一书中，则说其中有高级干部子女65名。其中“副总理级以上干部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司局级干部子女20人。” 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分为六个组，每组12人左右，每组有一个军代表管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学员当中有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叶选平和女儿叶楚梅、女婿邹家华；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彭真的儿子；谭震林的儿子；李井泉两个儿子李新桅、张华川（张经武义子）；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薄一波的三个儿子；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粟裕的儿子粟寒生；林枫的儿子林炎志；孔原的儿子孔丹；梅龚彬的儿子梅建明；徐迈进的女儿徐浩渊等……。其中董良翮等 “联动”骨干成员，1967年1月初曾先后被抓进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关了100来天， 4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释放。一年之后，1968年4月董良翮“二进宫”，再次遭遇囹圄之厄。几乎与此同时，同为“联动”负责人的陈毅元帅儿子陈小鲁，则被周恩来秘密送往沈阳军区的部队农场接受劳动教育，成为不戴领章帽徽的特殊一兵。学员中大多数人是中学生；少部分是大学生，如贺鹏飞、李新桅、陆德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叶帅的女儿女婿，则是1948年就留学苏联的“4821”成员，当时已经40出头，工作多年。叶选平也是留苏回来的，时已44岁，任职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四、高干子女们进了“学习班”，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呢？文革结束后《北京日报》的公开报道揭露，“进了‘学习班’，就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在‘学习班’不准随便交谈、走动，完全失去了自由。”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的指示，“学习班”要对这些青少年“严格进行审查，……弄清他们的政治背景。” “学习班”的主要职能，还包括强迫这些高干子女写父母的“罪行材料”，“揭发反动老子”。这些所谓的“罪行材料”，包括“各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和哪些老干部来往，说过的话，写过的信，甚至衣食住行等等。”然后，再要求他们“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挖反动的家庭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逼迫他们“指名道姓地辱骂自己的父母，否定革命的家庭，……” “为了捞到一些材料，他们不惜动用逼供、指供、诱供等各种非法审讯手段，百般折磨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常年吃不饱饭，一个少年要求每天增加一两窝窝头，被扣上‘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帽子，受到批判。” “‘学习班’日复一日的迫害，使这些青少年长期处于精神极度紧张和恐惧状态。”“青少年们有伤病也得不到治疗，有的被释放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最恶毒的一招，“学习班”主事的军代表们“还在老干部子女之间、老干部子女和其他少年犯之间挑动殴斗。”也许，很多年之后的高层政争，在当时就种下了根由？《789集中营》一书中，作者在前言里叙述，“被采访者都是历经沧桑的中年人，但当他们回忆起近三十多年前的遭遇时，仍然难以自已。采访中他們忧郁的叹息、长长的沉默、缓缓流下的泪水，至今还深深地震撼着我们。” 五、之所以不同的人对北苑少管所“学习班”有不尽相同的回忆，估计还有一个原因，当年这里办的“学习班”不止一期，其实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是8月底开学，多数人10月份结业，学员主要是高干子女。第二期“学习班”11月开学，学员主要是各个监狱羁押的高校红卫兵。杨勋就是其中之一，她担任了第二期的二组组长。杨勋是烈士子弟，北京大学经济系年轻教师，文革时成为聂元梓的对立派头头，被对手以“说了不尊敬江青康生同志的话”的罪名，扭送功德林监狱关了一年多。杨勋说，1968年11月的一天，“我就被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的‘监狱学习班’，成了这个学习班的第二期学员。监狱学习班就在亚运村以北的北苑，也就是现在的立汤路上。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据说原来是‘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我们这个学习班的成员是政治犯。办学习班的目的是想通过说服、教育和感化让这帮人认罪服罪，以便了结这批棘手的无头案，也算是给政府一个台阶，总不能让政府承认抓错了人嘛！” 杨勋在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命运》中，回忆了这段经历，“跟我同乘一辆大卡车从功德林去北苑的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 第二期“学习班”分为五个组，大约60来号人，男生占多数，女生只有6人。与杨勋同组的有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何维凌，因为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先关押在半步桥，学习班后到清河农场劳改。还有延安出生的老红军后代、北航学生白晓红，因反对林彪的“顶峰论”被韩爱晶一伙人送进监狱关押两年多。同期的有郑仲兵，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郑公盾之子，1963年中央民院毕业留校任教。还有北外学生王容芬，文革初期王的父母家被抄，她书写告全世界人民书反对文化大革命。她还试图把自己的声明送到苏联大使馆，并在使馆门前喝了敌敌畏自杀。结果，王容芬当即被捕送医院抢救，后来关进了功德林。杨勋还记得，“学习班集中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这小院子有一排北房，每组占一大间，既是男生宿舍，也是全组学习吃饭开展活动的地方。女生们在组里活动，宿舍在后面另一个院子里。那院子里有黑帮子弟队的女生，还有小偷流氓队的女孩子们。” 六、进入北苑二期“学习班”的，有两个影响力人物。一个是中学生，《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一个是大学生，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以试图打倒周恩来而闻名的“五一六”兵团造反派头头。张建旗大约也是其中罪名最大、处罚最重的，“学习班”之后未被释放，也未留所劳教，而是被转入正式监狱。遇罗文后来追忆，“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 这一期“学习班”中，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女生，中央美术学院的翁如澜（有些书刊称为“翁如兰”）。翁是叶浅予的学生，1967年初轰动一时的《群丑图》作者。她与遇罗文分在同组，还有不少交往。两人合排过一场独幕话剧《过年》，私下交换对文革的看法时，被军代表发现，差点误以为二人在谈“姐弟恋”。七、刘双记录了往事一幕：他“亲眼见到过第一期学习班被释人员乘坐卡车从北苑驶向半步桥监狱（释放地点为半步桥监狱）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的场景：由康生亲笔圈定的40名被‘特赦’人员，热泪盈眶，40只喉咙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每一个涉足过铁窗的人都能够享受的待遇。这是一种奢侈。这种高级的精神奢侈足以抵消牢狱之灾带来的惊吓和恐慌。” 习近平和刘源等多数人只在北苑“学习班”呆了1个多月，就释放出来下乡插队了，有些人却在这里被关押4年之久。被关押4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三子薄熙来。2007年中共17大之后，新华社发布的薄熙来简历，记录了这段经历：“1968—1972年，‘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 还有一个被关押4年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之子林炎志。林炎志的简历如此记载：“1968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办的“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被关押受迫害、务农。” 高干子女在“学习班”是如何参加劳动的呢？《北京日报》的公开揭露可窥其一斑：“‘学习班’还让这些吃不饱饭的青少年拉一两千斤重的车子，摧残他们的健康。” 如果林炎志们稍加留意，在少管所庭院的园丁中间，还有一个整天沉默寡言的古稀老人，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刘仁静文革初期从秦城转移到北苑做园丁，一直在这里呆到文革结束之后。林彪军官集团土崩瓦解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转捩点。1972年初，仍未被释放的林炎志等几个青少年，满怀希望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求救信，却不幸落入了迫害他们的人手里。他们被打成“反改造集团”。直到中央高层出面干预，这些干部子弟才于1972年9月全部获释。他们也因祸得福，被豁免上山下乡，林炎志被招进北京电子显示仪器厂当工人，薄熙来进了北京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恢复高考后，二人分别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八、人是全部释放出来了，事情并没有了结。高干子女们在“学习班”的材料，被装进了各人的档案袋里。许多人被认为“有问题”，继续在工作单位里受到歧视。江青文官集团退出政治舞台后，在“学习班”里受过迫害的高干子女站了出来，向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公安局以及本人所在的单位反映情况，揭发问题，要求为他们彻底平反。 1977年，“干部子女学习班”的部分受害者撰写了申述和要求平反的材料，报送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在收到材料的第三天就做出了批复，要求调查属实之后彻底平反，並且提出，要“教育后代永远不许干这种荒唐到顶、野蛮到顶的事情。” 北京市公安局的新班子经过复查后，決定为所有“干部子女学习班”的受害者彻底平反。平反内容主要包括：对“学习班”的受害者，写出书面平反结论，并派人带着平反结论，到受害人所在单位，与单位领导和受害人本人见面；将平反结论列入本人档案，同时将档案中有关“学习班”的材料全部撤出销毁。有的受害人因此影响入团、入党、升学、提干的，建议有关单位予以纠正。 2000年，刘双写道：“今天，从‘北苑学习班‘走出来的人，有的已成为亿万巨富，荣华富贵；有的已经步入军界高层，披星挂花；有的官居高品，权倾一方。” 历史，以它自己的逻辑，公平地善待着每一个人。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编，内部出版）《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群众出版社1978年出版）《心路：良知的命运》（杨勋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我家》（遇罗文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何忠洲：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2010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刘双：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黄河》2000年第1期）徐浩渊新浪博客。陆德新浪博客。新华社发布的官员简历。附曉涵米雅：《789集中營》前言用了近四年的時間，我們採寫了一個特殊群體——《789集中營》的部分受難者。《789集中營》，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關押中國高級幹部子女的的集中營。這個集中營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的。集中營設在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所內，名曰“幹部子女學習班”。它的代號是789，故稱其為《789集中營》。《789集中營》從一九六八年九月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九月結束，一共是四年的時間。這期間，前後有六十五名高級幹部子女被關押在裡面。在這六十五名幹部子女中，副總理級以上幹部子女有十九名，部長級幹部子女十七人，司局級幹部子女二十人(司局以上的幹部即中共高級幹部)。他們當中包括賀龍元帥的兒子和女兒，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女兒和女婿，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的三個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譚震林的兒子、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兒子等人。他們當中被關押時間最長的達五年多(包括在其它監獄裡關押的時間)。六十五人中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最小的只有十四歲。一九七七年，集中營的部分受害者撰了寫了申述和要求平反的材料，報給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胡耀邦在收到材料的第三天就做出了批復，要求調查屬實之後徹底平反，並且提出要“教育後代永遠不許幹這種荒唐到頂、野蠻到頂的事情。”經過復查後，有關部門決定為所有《789集中營》的受害者徹底平反。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了關於在“文革”中的經歷，為什被抓，為什被關押在《789集中營》？在集中營的生活等等。被採訪者都是歷經滄桑的中年人，但當他們回憶起近三十多年前的遭遇時，仍然難以自已。採訪中他們憂鬱的嘆息、長長的沉默、緩緩流下的淚水，至今還深深地震撼著我們。很少有人願意回顧自己的痛苦經歷，被採訪的朋友們把自己的痛苦變成對自己民族的一種責任，希望大家共同汲取教訓。正如被採訪者陸德說的：“我們之所以把自己那段難過的經歷講出來，是為了讓整個民族汲取教訓，讓那樣的事情不再發生。” 我們寫作的重要動力。真實地記錄下一些歷史事件，給後來的人多留下幾面鏡子，好讓他們知道歷史的路是在哪兒走岔了的，這應該是世界上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責任。我們寫這本書，也是懷著這樣的目的。真實地記錄789集中營，盡量留下一面清楚的“鏡子”。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用錄音採訪的方式，忠實地記錄下他們在“文革”和集中營中的遭遇。在認真核實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礎上，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寫出了他們的故事。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接受我們採訪的朋友們，沒有他們真誠的合作，就沒有我們面前的這本書。我們還要感謝在採訪和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向我們提供過幫助的所有朋友們，他們的理解、支持和建議對我們完成本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本書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我們對這些問題負有全部責任。全書共分三集。現在與讀者見面的是第一集。在第一集寫了三個人的故事。第一個是原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的兒子陸德。第二個是原中國輕工業部副部長張吾道的兒子張長蘆。第三個是原中共統戰高級負責人、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全國政協秘書長梅龔彬的兒子梅建明。;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21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光明网评论员：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胡业生 2012-9-30 08:21; 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磊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个人分类: 生活感悟|12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热度 1 ninglz 2012-9-30 00:13; 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来源：光明网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自此，薄熙来的仕途被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的余生如何度过，还有待未来法庭的宣布。回观薄熙来的政治之旅，其勃其衰，可谓“玩得就是心跳”。作为众所周知的高干子女，薄熙来的人生轨迹与其父辈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人生经历实可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印证。不过，也许正是“吃透”了中国政治的原因，薄熙来并没有从父辈们九死一生的政治波折中汲取教训与经验，当然也更不可能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治抱负。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磊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不可否认，薄熙来的从政背景坚实，个人形象上乘，可谓风流倜傥，洒脱自如。但是，薄熙来把所有这些都用来构筑他曾因其受害的人格化政治上来，希冀重拾那个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的老套政治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然，这一次，在他的治下，他摆脱了受害者的地位，反以此来加害别人，为害社会。薄熙来在其所辖范围，实行“一言堂”统治，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所在的官场，只允许他一个人的魅力存在，其他人在其眼中都是家丁，尽是蝼蚁。薄熙来设计打造自己的魅力形象，鼓励放任那些肉麻地吹嘘和“歌颂”自己的文字和歌曲，但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言词甚至哪怕仅仅是表示，都要以其不被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动用专政的力量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薄熙来之歌》的诞生和扩散，反感薄熙来并有所表示的人所受到的非人道迫害，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毫无疑问，无以制约的权力是薄熙来崛起于政坛、跌落于政坛的根本原因之一。此正所谓“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个人分类: 思索|1233 次阅读|2 个评论

支持高干子女出国: 热度 1 胡业生 2012-3-8 17:39; 出国之后，官二代世袭，眼界就宽了。不会犯下像他们父辈那样低级的错误。贪污腐化满嘴谎话。同时看到文明，延续人类文明。全当人民集体为未来领导出国考察买单了。; 1603 次阅读|1 个评论

新闻短评：仅仅辟谣是不够的: 可真 2009-8-6 01:59; 近日，人民网发文称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系以讹传讹，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中国社科院等相关部门纷纷辟谣。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根本没有这份报告，这组数据是假的，两年前曾在网上炒作过，最早来自海外某刊物。如果那组数据确实是假的，其辟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个谣辟得远不够彻底，因为来自海外某刊物的那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统计数据，还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人为杜撰？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则尽管国家相关部门纷纷辟谣，也还是难以达到辟谣的目的，人们还是会相信那组数据，而且由于政府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缺乏公信力，党政部门的这种辟谣，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人们对那组数据的信任度，虽然这种辟谣无疑可以起到阻抑继续依据那组数据所做的文章再在国内网站上流传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原高干子女继续当高干的现象是比较多而明显的，同时官商勾结的现象也是比较普遍又严重的。当人们把这两种现象联系起来时，他们就很容易相信那组被辟谣的数据，这是那组数据得以以讹传讹的现实的社会原因所在。所以，在对那组数据进行辟谣的同时，有关党政部门还应该对造成那组数据以讹传讹的社会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以便铲除今后类似这样的数据得以以讹传讹的社会土壤。原高干子女继续当高干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他们确实是杰出人才的话。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引起人们背后的议论（包括非议），是由于现今中国的选干制度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种制度所引起的弊病是不一而足的，其最明显而突出的表现，就是连官方媒体都不时要披露的某些地方暗中跑官、卖官买官现象非常猖獗。这种现象为何会产生？其原因值得探究，而且这个原因与造成官商勾结的原因是属于同一类的原因，所以认真探究其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来铲除造成上述腐败现象的社会土壤，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附：高干子女占亿元富豪91%调查:数据拼凑以讹传讹 2009-08-05 16:48:10　来源: 人民网 (北京)　人民网北京8月5日电近日，关于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信息和议论在网上广为流传。8月4日，记者在百度上输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这一标题，显示相关网页2810余页，而仅仅在两天前，网页的数字还是2650页。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也陆续推出以此数据为由头的时评、专论，引起广泛关注。那么，这些数据从何而来？权威部门是否发布过这样的调查报告？这样的信息为何能引起如此高的关注度？带着这一系列疑问，人民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员和机构，希望通过调查揭开数据背后的真相。数据拼凑嫁接信息以讹传讹蔡继明委员呼吁媒体准确报道 6月26日，《时代周报》刊发了记者韩洪刚采写的报道，报道在导语中称：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正在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记者称：他查阅了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随后，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这篇报道刊发后立刻被众多网站、论坛、博客，以及传统媒体转载、转贴。许多媒体和网友在转载、转贴的时候，将数据来源简化成蔡继明的发言，将这位曾因倡导假日改革成媒体焦点的全国政协委员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人民网记者几经周折，于7月31日终于联系上了《时代周报》记者韩洪刚。他承认，这段数据不是引自蔡继明委员的发言，而是引自互联网上转载的某位国内经济学者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随后，人民网记者又与该经济学者联系核实。该学者称此数据引自当年的互联网，他说：当时网上(这组数据)非常流行。处在舆论旋涡中的蔡继明近来不胜其扰，他曾在7月11日通过个人博客发布澄清声明，但收效甚微。这组数据仍在继续传播和热议。 7月31日下午，蔡继明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采访。他说，事实上，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发言时，只是提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并没有指明是哪一家研究机构，更没有说是中国权威部门的报告。《时代周报》记者在没有对他进行采访的前提下，写了这则报道。《时代周报》并未说明后一个数据是他所说，但其他媒体再次引用《时代周报》数据时，就变成了：蔡继明委员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援引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蔡继明强调：我对媒体这种乱引数据，误会当事者本意的做法感到非常反感。媒体报道应本着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则，而不是恶意炒作。权威数据不权威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中国社科院等相关部门纷纷辟谣为了增加这组所谓数据的可信度，一些媒体在报道、转载、评论这些信息和数据时，一再强调中国权威部门、全国政协委员等关键词，可假的终究是假的。不仅蔡继明委员出面澄清事实，该报告列举的权威部门也纷纷通过记者正式辟谣。中宣部政研室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我室从未与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作过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研，我室也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专题调研，更未起草过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在已有的调研报告中也未引用过这些数据。有媒体报道称这组数字最早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该课题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对此坚决否认，连称荒唐！他说：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是不可信的，因为无法统计，并且比例数还精确到个位数，很荒唐！至于说这一数据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更是荒唐！我们的课题完成于2004年，而统计数据说的是截至2006年3月，这怎么可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根本没有这份报告，这组数据是假的，两年前曾在网上炒作过，最早来自海外某刊物。记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发现早在2006年10月19日，境外星岛环球网就刊发了题为官方报告：中国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的报道。报道称：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出炉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这不知是不是网上最早出现的此虚假报告的来源，但此篇报道被传载、引用的频率很高。记者还搜索到了英文时事杂志《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EconomicReview)2007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文中也提到了这些数字。文章原文为：Articleafterarticleporesoverthepotentialeconomicreasonsfor theincreaseinincomeinequalityinChina.Weignorethefactthatof the3,220Chinesecitizenswithapersonalwealthof100millionyuan ($13million)ormore,2,932arechildrenofhigh-levelcadres。翻译成中文，大意为一篇又一篇文章在研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潜在经济原因。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有3220个中国人拥有财富超过1亿元，2932人是高干子女。记者发现，该文章引用这组数据时并未注明数据来源和统计时间。就是这样一个被相关部门断定为造假的报告，就是这样一组语焉不详的数据，却在境内外许多网站、论坛上广泛流传，且版本不尽相同。有网友在此类帖文下跟帖置疑：我希望通过数据考证来说话，不管原作者出于何种想法或意识形态写了这篇文章，我认为错误的事实都是无法支持的。警惕刻板印象关注舆论热点以权威真实的信息挤压谣言空间这组虚假数据的传播，让人们再次领略了互联网的传播能量和放大器的功能。其实，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上统计数据混乱的现象早已有之。出自境内外民间机构、专家学者的统计数据，乃至一些拼凑捏造、以讹传讹的虚假数据，时常处于一种任意转贴、转载的状态。许多媒体和个人在转贴、引用之前，鲜有人去了解、追问这些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度。当然，普通网民个体往往很难核实，但媒体、专业机构、专业人士则不同，不能淡忘职业操守，不能以此来炒作、膨胀公众的不满情绪，更不能违犯相关法律法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刘俊海教授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7日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民间统计调查活动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但是，这方面的规章制度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来，而许多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却一直在发布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关的统计结论或结果，这部分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等，常常无法确认。为此，他建议应尽快出台对非官方机构统计数据的管理规定。他提出，在不损害国家安全，不泄漏国家机密，不进行欺诈欺骗，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前提下，对民间统计调查活动应允许存在，但要加强监管，加强规范。民间统计活动只要纳入法制化监管轨道，对官方统计数据也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促进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官方统计数据的公信力。蔡继明委员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统计数据的管理。他还一再强调，国家有关部门应及时对境内外民间机构和组织等发布的不实数据进行澄清，以免给其留下传播空间。记者在调查中也注意到，许多网友在关注、甚至转贴此类信息时，并不完全相信这些内容。一位网友就明确表示：网上传播的这些信息，包括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的比例等等，其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特权阶层掌握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对贫富差距加大的忧虑、对反腐败的期盼、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满，等等，都会成为促使大家关注、热议此类信息的原因。前不久，《第2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中国网民已达3.38亿，稳居世界第一。一个超过3亿人的群体不再虚拟，他们常常通过发贴、开博、留言等方式表达诉求、宣泄情绪，而用数据说话，正是表达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熙瑞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就谈到了此类虚假信息传播背后的原因。他说，这类虚假数据之所以在博客和论坛广为传播，大多是网民们的一种情绪宣泄，或者作为他们一种价值理念的传播。他认为，尽管这种信息缺乏根据，但是导致此类信息如此广泛传播背后所隐藏的群众的某种不满情绪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刘熙瑞建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依法整治网上网下虚假、有害信息的同时，也应重视这种现象，分析、研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解读此类现象时，使用了传播学的一个概念刻板印象。他说，一个真假并无确认的数据之所以被广泛流传，甚至为不少人认可，形成共震，是因为社会上有大量的类似这样事件的逻辑积累，传播学称之为刻板印象。他认为，社会贫富差距已成为目前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少数人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处在生活的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这方面的虚假数据就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逻辑上的真实。其实，这正是社会的一种预警信号。他认为，政府部门应针对这些预警做出相应的政策性的调整和安排，切实解决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此外，还应给公众创建一种情绪宣泄的平台，使这种社会情绪得以舒解。在采访的最后，喻国明特别强调，媒介使用相关数据时，应该有严格的核查意识。如果数据信息没有权威解读而又未得到核实时，应注明这是未经核实的数据，提醒社会公众阅读此类信息时应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唐维红张玉珂常红); 个人分类: 时评.政论|7063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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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高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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