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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林定夷: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四)
热度 1 fqng1008 2019-1-23 18:16
四、划界问题之我见 (一)划界问题不可消逝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某些哲学家努力想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的界限。甚至象蒯因这样的分析哲学家也参与进来力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在他的著名的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他从整体主义的前提出发,模糊科学的可检验性特点,竟然认为:“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设定物(cultural posits)进入我们的概念的,物理对象的神话所以在认识论上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原因就在于:它作为把一个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已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2罢了。至于历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中,则有相当多的人企图混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费亚阿本德强调科学与神学、巫术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连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L.劳丹也想模糊这条界限。L.劳丹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 但“划界问题”是不可能消逝的。因为甚至连费亚阿本德和劳丹也在不断地提到“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个不同的词,并且实际上把两者看作是不同的东西。既然是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就有界限,即使这条界限不是一条清晰的线,也会存在一条具有过渡区域的带。我们今天区分不出这条带或界限,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或“带”。 所以,尽管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有许多哲学家企图模糊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但还是有许多科学哲学家致力于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找不到单一指标的界限,就试图找到多元指标的界限。例如。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就分别提出过不同的多元主义划界理论。萨伽德所提出的多元划界标准可简要地列表如下; 科学非科学 A 、使用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 A' 使用相似性或比拟的思维方式 B 追求经验确证与否证B' 忽视经验因素(不追求检验) C 、研究者关心理论的竞争与评价C' 研究者不关心竞争理论 D 、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D' 非简单的理论;许多特设性假说 E 、随时间进步E' 在文本和应用中停滞不前、保守 但这些界线似乎仍然存在问题。例如。文学、艺术作为非科学的形式,说它们不关心竞争理论和保守似乎不妥。 (二)科学与非科学的主要区别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理论”,与数学和逻辑理论以及形而上学理论,它们的命题的性质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一般地说来,任何“理论”,都应当是一个有结构的命题系统,而不是许多互不相关的命题的杂乱堆积。严格地说来,能够称得上理论的,还应当是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它的各个命题或陈述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演绎结构使之相关起来。原则上,科学理论和数学理论、逻辑理论,甚至形而上学理论都能具有某种演绎的形式或结构。但是,由于它们的命题的性质不同,因而它们在是否接受经验检验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根本性质的差别。 数学和逻辑学的理论通常都具有公理系统的形式。我们先验地构建一个公理系统,只要求这些公理之间满足不矛盾性(即相容性)和独立性这两个要求,而并不关心这些公理是否是自然界的真实写照。然后,在这些公理和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推演出次一级又次一级的定理,由此建立起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所以,数学和逻辑中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分析命题并不对自然界作出断言,因而不具有经验内容,不提供自然信息。原则上,数学和逻辑学理论都是一些重言系统,数学定理和逻辑定理都是一些重言式。一个数学或逻辑命题之所以是真的,仅仅是表明它与由之导出的那个公理系统相一致或符合,而并不对我们的经验世界作出陈述。原则上,它们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仅仅因为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种可能世界,所以它们对于我们研究现实世界是有用的。假定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万有引力的世界,数学和逻辑对它们是有用的,但是,假定另有一个万有斥力的世界,无疑,数学和逻辑对它们同样是有用的。由于数学和逻辑的这种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说,“三角形三内角之和是180度”是真的,但这仅仅是对于欧几里得几何是真的,因为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公理系统相一致;我们也可以说,“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是真的,但这仅仅是对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是真的,因为它与罗氏几何公理系统相一致;此外,我们还可以说“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180度”是真的,但这仅仅是对于黎曼几何是真的,因为它与黎曼几何的公理系统相一致。数学和逻辑定理的真决不依靠经验的检验;相反,经验的检验对于它们是无效的。我们决不可能通过千百万次地测量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的方法来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个欧氏几何的定理;相反,如果在我们的经验测量中表明,在我们所测定的某些“三角形”中其三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度,我们也决不可能依据它们来“证伪”该欧氏几何定理。在此情况下,我们毋宁指责说,你所测量的那些“三角形”并不是真正的标准的三角形,或者指责你的测量有误,或者指责你引进了纯数学以外的物理假定等等。但是,科学理论或科学命题的检验与上述数学或逻辑命题的检验却有着原则上的不同。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或科学命题是要对现实世界作出陈述,因而具有经验的内容。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伽利略落体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样。所以,科学理论或科学命题的真假,不能仅仅由逻辑分析来解决,而必须由经验来检验。一种科学理论,尽管可以构建为某种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但是,科学中的任何命题并不能因为它与由之导出的公理(科学理论的基本定律)相一致而成为真的,相反,如果这个导出命题与经验不一致或相悖,就将不但危及这个导出命题本身,而且还将危及由之导出的那些前提。科学理论和科学命题的真假是要由经验来判决的。与科学理论不同,形而上学理论虽然表面上也像是要对现实世界作出陈述,因而形而上学“命题”也像是具有经验内容的综合命题,但实际上它既不是像数学或逻辑命题那样的重言式,可以通过逻辑的分析而判定其真假,也不像科学命题(综合命题)那样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原则上,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一些无真假可言的(既不真,亦不假的)“伪命题”。它仅仅在表面上像是对世界作出了陈述,实际上它不具有经验内容,不曾告诉我们任何自然信息。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实例,我们可以拿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中的某些“命题”来分析,且以它的质量互变规律来分析吧。这个“规律”包含有三个基本概念:质、量、度。它断言说,任何事物的运动都取质变和量变两种形态,量变都有一定的度的范围;如果事物的量变没有越出度的范围,那么它就保持质的稳定;如果量变一旦越出了度的范围,那么它就将发生质变。表面看来,它很像是一个自然规律那样的包含有丰富经验内容的规律陈述,但是,实际上,这个所谓“像”,只不过是一个迷人的假象。它根本不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物质在什么条件下它的度是怎样规定的。因此,它根本不能预言什么样的物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将发生质变。也就是说,它根本不能做出任何检验蕴涵以便我们能对它做出检验。反过来,当事后来对任何已知的事物的变化做出“马后炮”式的“解释”或“理解”,它却总是可以无须研究而应付自如,毫不费功夫的:如果事物尚未发生质变,它就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它的量变尚未越出度的范围;如果事物已经发生了质变,它又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它的量变已经越出了度的范围。因此,将不会有任何可能的经验会与它相悖。而对于事后作“马后炮”式的解释又有什么特点呢?那完全是特设性的或是逻辑循环式的。例如,它可以毫不费功夫地“解释”在标准大气压力之下,纯净的水在摄氏零度结冰,到摄氏一百度沸腾。这种解释如下:因为水保持其液态的度的范围是摄氏零度到一百度,所以一旦越出了这个范围它就发生质变了。……。但是,我们若反问一句:“辩证法家先生,您怎么知道水保持其液态的度的范围是摄氏零度到一百度呢?”对此,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家就会瞪大眼睛不屑一顾地回答说:“根据事实呀!你瞧,大量的事实证明:水在摄氏零度结冰并且到摄氏一百度沸腾,这就表明它的度的范围是摄氏零度到一百度”。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虽然他在这里“引用”了事实作论证,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循环论证:他用水保持其液态的度的范围是0℃-100℃来解释水在0℃结冰和100℃沸腾的事实,然后又用水在0℃结冰和100℃沸腾的事实来解释水保持其液态的度的范围是摄氏零度到一百度。但是逻辑告诉我们,这种循环论证等于什么都没有论证。它不告诉我们任何新的知识;这里的关于水结冰和沸腾的知识,完全只能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这种黑格尔式的所谓“解释”,只能给人以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对于这种所谓的“解释”,完全用得上19世纪贝齐里乌斯在谈到关于生理现象的“活力论”解释时说过的一句话:“即使在得到了此类解释以后,我们也仍如以前一样无知”。实际上,列宁自己就已经说过:辩证法是不允许套公式的,它要求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使得它与科学有着严格的区别。科学是允许套公式的,通过套公式而演绎出具体结论;尽管其结论是可错的,但却可由此来检验理论。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却不然,它不可能导出任何可检验的蕴涵,任何可检验的具体结论都不可能是真正从它导出的。因此,那些具体结论的错误也不可能危及任何那些作为前提的所谓“辩证法规律”。于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家就能够大胆地扬言,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它是“一万年以后也推不翻的”。因为,实际上,它是根本上不接受经验检验的,而又不是像数学和逻辑定理那样的重言式。所以,像以辩证法那样的用“质、量、度”来解释水的结冰和沸腾,虽然它所“解释”的是一种物理现象,但这种对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不可能被写入物理学教科书,因为它完全是一种伪解释。如果有谁硬要对这种解释冠以科学的旗号,那么它无疑就是一种伪科学。 初看起来,形而上学解释、神学解释和科学解释在表面上可以具有相同的结构,所以常常可以迷惑人。试看: 形而上学解释,如 L :质、量、度(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定律) C :水保持其液态的度的范围是 ∴ 水在结冰,沸腾。 这个解释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你只要承认它的前提,结论是必然的。神学家的解释也可以有同样的结构。试看神学家如何解释大海起风浪。这种解释如下: L :每当海神发怒的时候大海起风浪。 C :今天海神发怒了。 ∴ 今天大海起风浪。 这个解释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你只要承认它的前提,其结论也是必然的。 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的解释和神学家的解释都是不接受经验检验的。你问神学家:“神学家先生,你怎么知道今天海神发怒了呀?”神学家会瞪大眼睛回答说:“这还用问吗?今天大海正在起风浪,这就表明今天海神正在发怒!”。他用海神正在发怒,来解释今天大海起风浪的事实;然后,他又用大海起风浪的事实,来解释海神正在发怒。这完全是一种循环解释。这种循环解释等于什么都没有解释。上面的辩证法解释也一样。它同样是一个恶劣的循环解释。这种解释使得它本身是自我封闭的,因而它虽然似乎是解释了我们的现实世界,但却可以根本不接受经验的检验。 科学解释与上述宗教神学解释或形而上学解释有着原则的不同。且看: L :凡密度小于水的物体都浮于水 C :这块木头的密度小于水 ∴ 这块木头浮于水 这个解释同样合乎逻辑,只要承认它的前提,其结论是必然的。但是,在这种解释中,其每一个前提都是可以另有证据地被独立检验的,不会造成循环论证。例如,对于“这块木头的密度小于水”,我们不需要用这块木头浮于水来“解释”它,我们可以独立于这个结论,另有证据地来检验它。例如,我们可以测量这块木头的体积,又称量它的重量,就可以求出它的密度,看它是否小于水。并且可通过检验这块木头是否浮于水来检验它的前提。 关于科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所谓狭义的科学,就是我们前面所指称的科学,它们是对现实世界做出了陈述的命题系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广义的理解之下,数学和逻辑学也被视作科学,被称为形式科学,而我们前面所指称的对现实世界做出了陈述的命题系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于它们包含有经验内容,所以被称为经验科学。但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的理解,科学都不同于形而上学。关于科学、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的区别,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下表予以简要的说明1: 广 义 的 科 学 非 科 学 形 式 科 学 经 验 科 学 形而上学 宗教、艺术、戏剧小说等其他非科学的形式 数学、逻辑学 狭义的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1、分析命题(其真命题都是重言式) 2、语句有真假之别,可赋予真值;语句的真假由语句间意义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其真命题只是与公理一致。 3、无经验内容,不提供自然信息。 4、有认知性 5、空废命题(永真的、重言的) 综合命题 语句有真假之别,可赋予真值;语句的真假由经验来检验。命题的真就是其内容与经验一致。 有经验内容,提供自然信息。 有认知性。 命题 非分析的、非综合的 形而上学“命题”是 伪命题,它无所谓真 假(既不真,亦不假); 它既不接受语句意义 的逻辑分析,也不接 受经验的检验。 无经验内容,不提供 自然信息。 无认知性。 伪赝命题(伪命题) 由前述可知,科学与非科学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 1. 可检验性 可检验性是科学与形而上学以及其他非科学形式的最根本的区别。经验科学接受经验的检验,形式科学接受意义分析的检验。但是任何形而上学、宗教、文学、艺术或诗歌都不接受这样的检验(见前表)。 2. 理性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 科学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对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假说甚至所宣称的实验结果,都持某种有理由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所以科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始终是一个自我审度、自我挑剔、自我批判的过程。正是通过科学家们不断地对科学中以往已有的理论、假说甚至所宣称的“实验事实”,不断地作严格的批判、审度和修正,才使得科学能不断地愈来愈趋向于“真理”,消除错误,使科学本身不断地得到发展。 科学中的这种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和任何宗教迷信、教条主义、权威崇拜不相容的。任何宗教都不可能鼓励自己的信徒对自己的宗教或教义作理性的怀疑或批判,相反,总是通过种种神学说教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或对教义进行盲目崇拜。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某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也都总是竭力想用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思维,使之变成某种精神的牢笼;它只许人们对它“坚信”,不许对它有任何动摇,更不许对之作理性的怀疑或批判,否则就可被视为违反“天条”,可以因此而治罪的。科学中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是与任何提倡个人迷信、权威崇拜的招式不相容的。科学的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拒绝任何个人迷信或权威崇拜,而任何的个人迷信和权威崇拜则总是要扼杀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张扬,它是与科学精神不相容的。 科学的可检验性与科学的理性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可检验性要求可以看作是科学的理性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所蕴涵的一个要求,但是,可检验性却又是科学区别于其他非科学的意识形式的最根本的特点。 3. 进步性 科学的进步性是科学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科学的进步性是与科学的可检验性以及理性的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密切相关的。科学正是通过它不断地、自觉地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自我检验、自我怀疑和批判,因而它是日新月异地不断进步的。这就使科学的发展与任何宗教或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显著不同。宗教或教条主义学说要求死守它的教义或教条,甚至可以喊出要求它的教义或教条“万岁”的口号。而科学却总是通过自觉的自我检验、怀疑和批判在毁弃自己以往的理论以及其他成果,用更加进步的理论、方法、仪器甚至实验成果去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当然,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的进步总是以“毁弃”自己的过去的形式而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形式也使得它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形式很不相同。文学艺术在历史上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积累、积淀而不断地丰富起来,但很难说它后来的成果(艺术产品)一定比它几百年以前、甚至一两千年以前的前辈的成果有了多么明显的进步。例如,我们很难说今天的某个雕塑家的作品一定比古希腊留存下来的维纳斯雕像更加“进步”,也不能说今天的某个大剧作家的作品比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更“进步”,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现今的某个音乐家的作品比一两百年前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或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更进步。甚至绘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某个画家的作品比几百年前的达芬奇的名作更进步。但是科学却不同。它是明显地进步着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近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18世纪的科学比17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19世纪的科学比18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20世纪的科学又比19世纪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我们今天的科学又比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科学是大大地进步了,还可以说,我们今天在科学中所使用的仪器比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所使用的仪器是大大地进步了。科学中,那些过时的仪器都被淘汰了,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这可不像古代留下的雕塑、绘画、钱币或其他古董那样,愈是古老,就愈是价值连城。科学的这种以“毁弃”过去为特点的明显的进步方式,确实是科学发展的又一大特色。 以上三条,是我以为可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三大特征。但是,这三条似乎仍然不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因为,至少它还不足以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今天,我们常常见到一些人把科学与技术相混同。其实,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还是应当把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 (三)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与伪科学 1. 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但它常常会混杂在科学理论的体系之中,甚至人们常常会把某些形而上学命题误认为是某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正如当年在牛顿力学中包含着“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等等形而上学命题,并且把它们当作牛顿力学的理论基础一样。一门科学理论愈是不成熟,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就会愈多。科学家发展科学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像当年马赫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后来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所作出的根本性改造那样。由于在当代的各个科学领域中,其中的极大部分理论都还远未达到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样的成熟的程度,因此,在各门科学理论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成分,简直就成了科学的常态。国际间科学哲学中的所谓历史主义学派,他们不愿意对科学理论作规范性的分析研究,而只是强调对现存的科学理论做出描述性的说明,因而他们往往不恰当地认为形而上学本身就是科学中的必不可少的成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种观点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因为不断地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正是科学理论取得进步的重要的甚至主要的途径(这其中包含着不断地增加和纯化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 2. 形而上学本身并不等于伪科学。而且科学家在创造和建立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形而上学理论或某些“命题”甚至还能起到某些启发作用。正如古希腊的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曾经对道尔顿建立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和对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科学家建立近代物理学理论都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启发作用一样。甚至即使像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对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有某种启发的作用。但形而上学的这种功能通常只有在创建或者修改某种科学理论的过程中才起作用,当某种科学理论一旦创建和修改起来,则原来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应该消失在被建立起来的该种科学理论之中,而成为了该种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不再具有原有的形而上学性质。恰如古希腊的原子论中的那些形而上学设想,一旦被近代化学中的科学原子论所吸收,它就成了与某些特定的桥接原理相联系的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具有了经验内容,并成为了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成分,从而使它不再具有原有的那种形而上学性质。1尽管在任何尚不够成熟的科学理论中难免仍包含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成分,但正如前已指出,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应当尽量驱逐这种形而上学成分的。科学理论中的这种形而上学成分会阻碍科学理论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某种形而上学理论或“命题”在创建或修改科学理论的过程中表明无效,则它们应当被无情地阻止或清除出该种科学理论。 3. 所谓“伪科学”的“伪”,就在于它乃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某种科学理论由于尚不成熟,其中尚包含有某种形而上学成分,并不能由此说它是伪科学。某些形而上学理论、宗教神学理论以及其他诗歌艺术等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如果它们并不宣称自己是“科学”,为自己戴上“科学”的桂冠,那么它们也不是“伪科学”。“伪科学”仅当它本身并非科学,却又要为自己打出科学的招牌时,它才成为伪科学。例如,某种形而上学体系或某种宗教神学体系,当它们宣称自己是科学,甚至是“最高科学成就”的时候,那么,它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伪科学。其实,各种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它们本身并非没有价值,它们各自可以有各自的价值,但是,以任何非科学的东西来冒充科学却是不允许的。此外,我们也千万不要在科学与真理之间划等号。科学理论和科学命题都是可错的,历史上的许多科学理论,今天看起来可能都是错的或基本上是错的。但它们仍不失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科学理论。科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们一定是真理,而在于它总是在不断地作自我批判和检验中不断地纠正错误。基于此,我们也不可以在错误与伪科学之间划等号。 3. 在当今的公众媒体和日常语言中,当说到“伪科学”一词时,常常是指称着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伪科学行为,一种是伪科学理论。我们应当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伪科学行为的目的通常并不是想构建某种无经验内容的“理论”来冒充“科学理论”,而是在宣称自己做出了某种科学理论或实验的 “新发现”的时候,通过剽窃或作伪等手段来以假乱真。伪科学行为通常有某种自觉的不正当的意图,这种行为所涉及的是法律和伦理问题。判定伪科学行为需要通过认真严肃的经验调查的方法来予以认定,然后通过伦理的、行政的甚至法律的手段来予以谴责或制裁。而伪科学理论则是某些本身只是非科学的理论(如形而上学理论、宗教神学理论)为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来冒充科学。要判定某种理论或命题是否为伪科学理论或伪科学命题,主要是要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看它是否具有经验内容或者是否是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重言系统。如果它们两者都不是而又要冒充科学,那么它们就是伪科学。提出伪科学理论者,固然有可能抱有某种不良意图,但更常见的则是提出者或者拥护者本人缺乏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知识,误认为自己所提出或者拥护的某种实质上是非科学的理论乃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因而常常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判别某种理论是否为伪科学理论,常常是学术范围以内的事情。伪科学行为与伪科学理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有的人很可能两毒具全。例如,在我国曾风行一时的伪气功师,他们既提出伪科学理论,又通过各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以行骗,显示他们的功法如何地有效来蒙蔽不知底里的人们。 (四)关于中医是否为伪科学? 当前,中医是否是伪科学,成了国内某些学人和普通百姓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医是伪科学吗?我以为,不可以简单地作出论断。 1. 中医是包含有经验内容的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对疾病的诊断以及对药性的理解,所开出的处方常常是有效的(虽然并非总是有效的)。这表明中医已经在数千年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疾病与药性已经找到了某种似规律性的东西。在某些疑难杂症的治疗上,中医甚至有了优于西医的治疗效果。这表明中医绝非伪科学。虽然中医的理论迄今为止绝非成熟,但至少它已可以取得某种“前科学”的资格。正如前已指出,在某些尚不成熟的科学理论,尤其是前科学理论中,常常包含有许多形而上学成分一样,中医中也包含有许多明显而严重的形而上学成分。 2. 迄今为止的中医学,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阴阳五行学说 这阴阳五行学说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从它实际上推不出任何经验结论。阴阳学说把什么东西都归入到阴、阳这两个范畴之中,它不说明“阴”、“阳”这两个范畴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却先入为主地认定人体的体表为阳,内部为阴;上半身为阳,下半身为阴;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男性为阳,女性为阴;对于每个器官而言,其功能为阳,器质为阴,等等。这种分类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十分牵强附会。至于五行学说,则更加牵强附会。它把自然界和人体的各种性质、过程、变化、实体、脏器都牵强附会地强行纳入到五行之中。且看下表1: 自然界 人体 发展过程 五味 五色 五气 时令 五行 脏腑 肢体 五官 五志 生酸 青 风 春木 肝胆筋目 怒 长苦 赤 暑(热) 夏火 心 小肠 脉舌 喜 化甘 黄 湿 长夏 土 脾胃 肌肉 口 思 收辛 白 燥 秋金 肺 大肠 皮毛 鼻 悲 藏咸 黑 寒 冬水 肾 膀胱 骨耳 恐 我们看着这张表,实在看不出这种归类的任何道理来。实际上,在中医中,诊断也好,处方也好,都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实际上作不出任何经验结论来,它在中医中的作用,实际上只是对诊断或处方等等在事后作牵强附会的比附的“说明”或“解释”,而这种“说明”或“解释”实际上只是一种伪说明或伪解释,这种伪说明和伪解释甚至比前面所说的辩证法的伪说明和伪解释还要粗糙和原始。这种“说明”或“解释”,由于完全不合逻辑,所以它们的“结论”完全不能从它们的前提(理论)中推演出来。反过来,如果硬要坚持这种比附性的“推演”,则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但是,由于这种比附性的“说明”本身完全不合逻辑,所以结论的错误也不会危及到它的前提(阴阳五行学说)。归根结底,阴阳五行学说是完全不接受经验检验的,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理论。 3. 中医应当发展 这种发展,应当重在坚持保留和发展它的有效的经验成分。有人强调,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在中医的发展中,应当坚持和弘扬它自身的特有传统。如果这种“特有的传统”,是指阴阳五行学说,那么就不值得坚持,更不值得弘扬。因为,正是这种传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众所周知,两千多年来的中医学实际上是甚少进步的。有人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联系的中医学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整体观念。是的,整体观念是有可肯定的。但是,这种整体观念只有与深入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才有价值。例如,即使在如今的中医中,对于所开出的处方,中医学家也仍然并不知道处方中的成分,更不知道哪些成分是有效的,哪些成分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些成分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等。由于中医学迄今为止仍缺少有效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实质上只是一套形而上学学说,因而迄今的中医学,实际上仍然只是停留在前科学的水平上。今后中医学的发展,应当引进当代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彻底扬弃形而上学的桎梏,或者在保持和丰富它现有的有效经验成分的基础上,以当代实验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为基础,创造出全新的(因而是革命性的)中医学理论,或者用现有的西医学理论为基础,汲取和消化现有的中医学中有效的和宝贵的经验成分,以西医学理论为基础,实现中西医结合。 主要参考资料 1 、休模:《人类理解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10月第一版 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新一版,1993年11月第五次印刷。 3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4 、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 6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 7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8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 9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 10 、《实用中医学》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中医学校编,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11 、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 、林定夷:《科学的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 、林定夷:《近代科学中机械论自然观的兴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 、林定夷:《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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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林定夷: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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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普尔提出的划界理论 波普尔的划界理论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但却又是针对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最基本的观点而与之对立的。波普尔在其学术自传性的著作《无穷的探索》中,曾经把他自己对划界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他的一大发现。划界问题被他看作是比归纳问题更为重要和基本的问题。他的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主线的。 (一)波普尔划界标准的特点 1. 否定并从逻辑上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代之以“可证伪性原则”。 波普尔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原则区别不在于它们是否可证实,而在于它们是否可证伪。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即原则上能够被一个或一组可能的观察陈述所证伪(而不是指它们实际上被证伪)。 波普尔指出,构成科学理论的规律陈述都是严格的全称陈述,涉及到无限的潜在的检验对象,而观察陈述都是一些单称陈述。从逻辑的观点看来,不管我们有多少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我们都不可能从单称陈述中推演出全称陈述的正确性,即使是概率意义上的正确性。因为其概率总是零。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从单独一个单称陈述,就能证伪一个全称陈述(依据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 )。这就是波普尔所强调的证实与证伪的“不对称性”。 波普尔指出,由于全称陈述不可能被任何有限数目的单称陈述所证实,所以,决不可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来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一方面,会把自然科学当作形而上学清除掉(逻辑实证主义要求清除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会把形而上学接纳到科学中来。波普尔说,如果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经过解释的可证实性标准,那么像占星术之类就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可证实性标准的要求。 波普尔自己认为,他所提出的可证伪性及其附加的辨别方法,解决了划界问题。并认为这是他对哲学的最大贡献。 2. 把划界问题与意义问题分开 波普尔认为意义问题是一个伪问题(pseudo-problem),并要求把“意义问题”当作“伪问题”排除掉。当然,后来波普尔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因为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理论也在发展。但不管怎样,波普尔把“意义问题”说成是伪问题是不对的(虽然,正如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所指责:“意义”本身的意义是十分含混而不清晰的)。 波普尔承认形而上学没有经验内容或者是“非经验的”。但是,他指责说,当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说形而上学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胡说”时,他们实际上是试图比这说得更多,明显地包含着对形而上学的贬抑的评价,实际上还认为形而上学没有价值(worth)。他指出,如果仅仅想说形而上学不属于经验科学(划界),那么只要指出形而上学既非分析的,且无经验内容或具有“非经验”的性质,也就够了。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无意义”,说来说去就只是指形而上学语句既非分析的,又无经验内容罢了。既如此,再反复的说形而上学“无意义”,并制造一套理论,那纯粹是不必要的重复,毫无价值。所以他指出,逻辑经验主义说形而上学“无意义”,实际上是要贬斥形而上学,是要说形而上学“无价值” 。 3. 在对形而上学的态度问题上,波普尔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不加分析地绝对拒斥形而上学。 在形而上学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在是否要笼统地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采取了绝然不同的态度。他强调形而上学也可以有价值,因为可以有好的形而上学,也可以有坏的形而上学。他说:“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 。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没有好感,他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看作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的实例。 4. 由于他考虑到划界标准的复杂性,所以他声称他所提出的“可证伪性”的划界标准只是“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 波普尔并没有强调他的可证伪性标准是科学与形而上学划界的唯一合理的标准。而是强调他所提出的标准只是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他说:“对于任何一种这样的约定的合适性,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关于它的合理性的讨论,将以人们的不同的价值目标为转移,而关于价值目标的选择,最终是一种‘决定’,超出理性讨论的范围。” 并且,他也坦率地承认,“归根结底,是价值的判断和偏爱指导我达到我的建议的”。他原则上希望理性主义者接受他的建议 。 5. 他强调,按他的“可证伪性标准”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还需要引进他的辨别方法或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作为补充。所以,他的实际主张是: 划界标准=可证伪性标准+辨别方法(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规则) 波普尔指出:“经验科学的特征不仅在于它的逻辑形式,而且还要加上它的辨别方法” 。波普尔清晰地指出,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这是可以从理论的逻辑形式中予以判定的。同时,他也明白,由于科学理论检验结构等方面的特点,一个理论当面临反例时要逃避证伪也总是可能的。为此,他承认:他的“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还不能直接应用到陈述系统上去 ,而是还必须引进一种辨别方法或方法论规则,以此来区分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行为(即科学所不允许的行为)。具体说来,是科学和非科学对待经验检验的行为。其实,波普尔的划界标准,即可证伪性加辨别方法不仅是区分一种“行为”是否具有“科学的”性质的问题,而且也是区分某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他的辨别方法中同样包含逻辑上可判定的成分,如某些特设性假设造成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就是逻辑上可判定的。 虽然在这方面,波普尔的观念已经是不肤浅的,他给科学家们以很大的启示。波普尔指出,从逻辑上考虑,想要对一个理论进行证伪也是不可能的。他说:“人们可能这样说:即使承认不对称性,由于各种理由,任何理论系统最终地被证伪,仍然是不可能的。例如,特设性地引入辅助假说,对一个定义特设性地加以修改,甚至有可能采取简单地拒绝承认任何起证伪作用的经验的态度,而并不产生矛盾。无可否认,科学家通常并不这样做。但是,从逻辑上说这样做是可能的。人们会说,这个事实就使得我提出的划界标准的逻辑价值,变得至少是可疑的”。波普尔承认:“提出这些批评是正当的” 。由于以上原因,波普尔明白地承认,他的“可证伪性标准”还不能直接应用到一个陈述系统上去。因为,“假如我们仅仅以科学陈述的形式和逻辑的结构作为经验科学的特征的话,我们就将不能从经验科学中排除那种流行的形而上学” 。而这种形而上学往往还能为自己挂出“无可辩驳的真理”,甚至“最高科学成就”的招牌。因为如果仅仅按照可证伪性要求,就会出现一种难堪的局面,似乎科学和形而上学在性质上并无区别。但是,波普尔仍然强调:“我不需要因此撤回我那种采取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的建议” 为解决这个问题,波普尔根据科学活动的实际,进行认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禁令,作为区分科学的行为与非科学的(因而是科学活动所不允许的)行为的辨别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方法论规则”。他所设的禁令就是:用特设性修正的方式来挽救一个面临经验证伪的科学理论以使其免遭证伪,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是科学所不允许的。所以,他所设定的一个禁令或方法论规则就是:特设性修正是不允许的。他并对特设性修正的涵义做了限定和说明。他的总原则就是:进行修正以后的假说和理论必须增加它的可证伪性或可检验度。而任何特设性修正的基本性质总是并不增加、甚至减少了假说或理论的可证伪度,从而减少了它的信息丰度。所以,对于这条方法论规则,波普尔陈述说:“只有那些引进以后并不减少、反而增加该系统的可证伪度或可检验度的辅助假说才是可接受的。”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观念以及相相应地禁止“特设性修正”的禁令,给科学家们以巨大的启发,受到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后来,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进一步拓展了“特设性修正”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了“禁令”。而波普尔的另一个学生沃特金斯又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方法论禁令的研究。 拉卡托斯在他的著名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以研究纲领的问题转换的进步或退化作为区分“科学的”或“伪科学”的标志。他强调,后继理论必须导致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才是“科学的”,否则,便称为“伪科学的”。而何谓研究纲领的进步的问题转换呢?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由一系列相继的理论所组成。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的纲领就是进步的研究纲领,而导致退步的问题转换的纲领就是退化的研究纲领。所以,进步的研究纲领就是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的纲领。 进步的问题转换=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 拉卡托斯说:“让我们以一系列理论T1、T2、T3……为例,每一个后面的理论都是为了适应某个反常、对前面的理论附以辅助条件(或对前面的理论重新作语义的解释)而产生的。每一个理论的内容都至少同其先行理论的未被反驳的内容一样多。如果每一个新理论与其先行理论相比,有着超余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它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事实,那就让我们把这个理论系列说成是理论上进步的(或“构成了理论上进步的问题转换”)。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证认,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新理论都引导我们真地发现了某个新事实,那就让我们再把这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说成是经验上进步的(或“构成了经验上进步的问题转换”)。最后,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我们便称它(问题转换)为进步的。否则便称它为退化的。只有当问题转换至少在理论上是进步的,我们才‘接受’它们为‘科学的’,否则,我们便作为‘伪科学’而拒斥它们。” 拉卡托斯对于“证伪”也给出了新的观念(劳丹追随其后)。拉卡托斯说:“我们以问题转换的进步程度,以理论系列引导我们分析新颖事实的程度来衡量进步。如果理论系列中的一个理论被另一个具有更高证认内容的理论所取代,我们便认为它‘被证伪了’” 。所以拉卡托斯虽然也强调“证伪”概念。但他所说的“证伪”已经不是波普尔意义下的经验证伪,而是被更好的别的理论所“证伪”。所以拉卡托斯强调:任何理论,“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以前是不会有证伪的” 。拉卡托斯也强调“特设性修正”是不允许的。他在波普尔的基础上,还进而区分了三种特设性修正,或曰三种“特设性辅助假说” 。 (二)证伪的依据 波普尔明确提出应当以“基础陈述”作为“证伪的依据”。波普尔既然提出了以“可证伪性标准”作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那么,人们势必要追问:在波普尔的意义下,以什么作为证伪的依据呢?波普尔强调经验证伪,他的作为经验证伪的依据是什么呢?因而在波普尔的理论中,不可回避地要讨论作为“证伪的依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作出了相当深入的思考。 当然,逻辑实证论和波普尔都同意:科学必须有经验内容,而形而上学却没有经验内容。所以两者都同意,理论要依据经验来检验并依据经验来划界(可证实或可证伪)。但是,“理论要依据经验来检验”,这只是一个十分粗浅和笼统的说法。这涉及到经验层次的结构问题。 当然,这里还关系到“经验”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由此要提出经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难于避免形而上学问题,特别是所谓的“实在论”问题。关于“实在论”问题的深入剖析,我们已另作讨论 。 研究经验层次内部结构中的感觉、知觉、表象的相互关系,这主要是心理学的内容。科学哲学特别关心的是“观察陈述”。然而,在观察陈述内部,显然也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例如下列陈述: “ 我(现在)看到前方一片红色”。 “ 我看见眼前这张桌子上的玻璃杯里装着水”。 “ 现在电流计上的读数是10安培”。 “ 现在这条电路上的过流强度是10安培”…… 以上这些陈述与我们实际的感觉、知觉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关于作为“证实”与“证伪”之依据的应当是什么,是一个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考,下面我们讨论波普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波普尔的这些思考是针对早期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念的,他的批评与思考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改变他们的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波普尔根据J.F.Freis的著作而指出,经验基础问题使思想家们陷入了“三难推理”。即:或者1,不加批判地接受经验陈述(所谓予件 given),则导致教条主义。 或者2,要求对于经验陈述给予“证明”。但显然,“陈述只能为陈述所证明”。所以,这必将导致无穷后退。 或者3,相信经验陈述能被我们的知觉经验所证明。但这最终是依靠观察者的私人经验的基础上的“确信感”。我宣称“我当下见到了鬼”千真万确,无可怀疑。等等。试图依靠观察者的“确信感”,一般或强或弱的心理感受来支持、甚至“证明”一个观察陈述,这实际上导致所谓的心理主义。 波普尔指出,逻辑实证主义表面上反对心理主义,但是实际上,当它们把记录语句当作“予件”,当作“感觉资料”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导致了心理主义,而且还是教条主义的。 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波普尔没有简单地把知觉经验仅仅看作是一种“予件”(他要求排除心理主义)。一方面,他指出:“知觉经验常被认为为基础陈述提供一种证明”,这虽然是一种“完全正确的倾向”,但是,它在理论上却非常模糊。实际上,“在知觉与陈述之间的联系依然不清楚。并且这种联系被同样模糊的说法所描述” 。他不同意“观察中性”的论点。另一方面,他要求“哲学问题应当根植于科学之中”。所以他所提出的作为科学理论之“证伪的依据”的所谓“基础陈述”也要求与科学的实际活动比较一致。 他所提出的作为证伪之依据的“基础陈述”具有如下特点: 1. 它当然是一种单称的观察陈述。即它是单称的并且用以描述可观察的对象或性质的陈述。他曾经这样下定义:“基础陈述——在质料的言语方式中——就是断言在空间和时间的一定个别区域里一个可观察事件正在发生的陈述” 。不过得注意,他所说的基础陈述并不限于对实际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陈述,而是还包括逻辑上可能的任何单称可观察事件的陈述。例如,以或“凡金属都受热膨胀”这两个命题为例,虽然它们实际上尚未被证伪,但在波普尔看来,它们还是“可证伪的”,因为它们在逻辑上可被一个或一组可能的观察陈述所证伪。例如,如果有一个自由落体,如果它不是按等加速度下落,而是按匀速下落,或者,如果有一种金属它受热后不膨胀体积,反而缩小体积,那么它们就将证伪上述两个命题。虽然我们迄今为止没有观察到这些事实,但它们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一旦观察到这样的事实,那么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陈述就能证伪前述命题。我们一定要准确理解波普尔所说的基础陈述的含义。波普尔正是依据它们来判定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并以此来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必须记住,当我讲到‘基础陈述’时,我并不是指已接受的陈述系统。毋宁说我使用基础陈述系统这一术语时,它包括具有一定逻辑形式的所有自相一致的单称陈述——可以说就是关于事实的所有可以设想的单称陈述” 。他认为对于任意一个理论来说,有关的基础陈述可以分为两类。所有那些和这个理论不一致的(或为这个理论所排除的、或禁止的)基础陈述构成一个类,我们称这个类为这个理论的潜在证伪者类;而所有那些和这个理论不相矛盾(和理论‘允许’的)基础陈述就组成另一个类,它们支持了理论,而不是证伪了理论 。所以,如果我们以SB代表基础陈述(SB=逻辑上可能的任何单称可观察事件的陈述),以P代表理论的可认证预言,则。以SB(T)表示与理论T相关的基础陈述,则SB(T)可分为两类:一类是T的潜在证伪者类,另一类是T的支持者类。 以上就是波普尔的“基础陈述”的第一个特点——所有的包括可以设想的逻辑上可能的单称观察陈述。他并讨论了这类基础陈述在逻辑上的形式特征。 2. 强调基础陈述的真理性是不确定的。波普尔要排除心理主义,即以主观的、某个主体对感觉印象的确信感来作为基础陈述的可靠性的根据。他指出:对于单称陈述,人们很少对它们的经验性质产生怀疑,但是,的确会发生观察的错误并且因而产生假的单称观察陈述。所以,他强调了观察和相应的观察陈述的可错性。 3. 他强调,作为科学中可接受的并用以检验理论的“基础陈述”,必须具有客观性。 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对“客观性”一词作形而上学的解释,而是把“客观性”定义为:主体间的可相互检验性。他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 。要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它的必备的条件,是它所描述的事件具有可重复性。所以他强调科学中可接受的实验结果必须是可重复的。波普尔强调可重复性是“客观性”的必要条件 。他说:科学上有意义的物理效应可以定义为:“任何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实验都可能有规则地重复的效应” 。反过来,他也强调:“主观经验或确信感绝不能证明科学陈述……它在科学中不可能起什么作用” 。他进一步说:“我完全可以深信一个陈述的真理性,确信我的知觉提供了证据,(对于它)具有一种极强烈的经验,任何怀疑对我来说都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否能为科学提供丝毫理由来接受我的陈述呢?能否因为K.R.P.完全确信它的真理性就证明任何陈述呢?回答是‘不’!任何其它的回答都是和科学的客观性不相容的。” (注意:“客观性是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后来,波普尔又把客观性的定义修改为“主体间可一致性”)。 4. 强调“观察浸透着理论” 他说:“我们的观察经验决不能不受检验,它们浸透着理论” 。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汉森在《发现的模式》(1958)一书中所发挥。 由于波普尔强调观察浸透着理论,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既然观察浸透着理论,因而观察是可错的。然而波普尔又要求科学中用以检验理论的可接受的“基础陈述”必须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任何作为基础陈述的观察陈述必须进行检验。但是,这种进一步的检验又是依赖于理论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无穷的倒退。 波普尔曾经举过一些较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在1986年出版的《科学研究方法概论》一书中曾举过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观察浸透着理论,检验观察陈述进一步依赖于理论。 举例来说,假定我手中拿着一件匙形餐具,我观察它,根据它的重量和光泽以及我对铝制品的知识和经验,判定它是一只铝调羹。但是,这种判定一方面是依据于最初步的理论(经验知识),另一方面,这种判定显然带有直觉的因素。因为有什么理由排除它不是仅仅只是在表面特性上类似于铝的其他金属或合金制成的呢?为了进一步判定它确实是铝制的调羹,于是我锤打它,因为我知道铝具有较大的延展性;进一步我来测定它的比重,因为我知道铝的比重是2.7。然而我测量的结果表明它的比重不是2.7,而是稍大于2.7。它的延展性也不如教科书中所说的那么大,而是比较脆。这时我仍然认定它是铝制的调羹,只是稍稍改变了说法:认为它是某种铝合金制成的,但它的主要成分还是铝。但是你怎么能排除别的合金也可能具有这样的比重和延展性呢?为了进一步确定它是铝制的,于是我就对它作进一步的实验鉴定。因为我知道铝既能于酸又能与硷起化学反应而生成盐。例如: 于是我就制备一定的硫酸()和氢氧化钠()来与它进行化学反应,看看反应的结果是否生成了硫酸铝和氢,或者偏铝酸钠和氢。然而,我们在这两个实验中又如何判定所生成的新物质正好是和以及呢?如果我们想避免由直觉引起的错误,我们也许应当继续设计新的化学实验来对它作出鉴定……。然而这个过程已经表明,我们愈是想对观察事实做出“客观”的判定和检验,就愈是在更深的程度上依赖于理论。而且除非我们把这种检验的链条无限制的继续下去,那么对于事实的判定,始终不可能排除直觉的作用,而理论和直觉都是易谬的。所以这个过程正好表明:要确保观察的客观性,决没有绝对可靠的办法。在科学中,我们只能把检验的链条进行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停止下来。 以上的事实说明,为了达到波普尔所说的“基础陈述”的客观性,就势必会导致无穷的倒退。那么,波普尔又是如何来摆脱“无穷倒退”的困境的呢?为此,波普尔又提出: 5. 科学中接受某一个“基础陈述”是根据“约定” 这“约定”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科学中接受一个“基础陈述”要求它具有客观性,即具有主体间可相互检验的性质,但实际上这个检验过程的背后是科学家共同接受的理论假定,然而,这些理论假定也必须接受检验,因此会导致无穷倒退。但是,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并不会导致无穷的倒退,而是科学界通过一定深度的检验就认为“满意了”,因此,就通过“约定”而达到意见一致,认为检验可以到此结束,共同接受这个基础陈述。如果有人认为不满意,还可以往下检验,直到大家一致满意为止(根据默契或约定)。这种被接受的基础陈述具有主体间可相互检验性(主体间的可一致性),因而就是在这种意义下的“客观”的了。这就表明了波普尔思考问题的深度。(但是关于“客观性”的含义,当他后来转向了较刚性的实在论的立场后,这就使他的理论造成了问题了)。 我们在这里所介绍的是波普尔的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在那里,他强调作为理论之证伪的依据的是“基础陈述”,而这种科学中可接受的基础陈述必须具有“客观性”。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他的“客观性”概念还没有与世界一致的意思。所以,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他关于科学的经验基础有一段绝妙的论述。他说:“因此,客观科学的经验基础本身,并不是‘绝对的’。科学并不建立在坚固的岩床上。可以说,大胆的科学理论结构是建立在木桩上的建筑物。那些木桩由上而下地打在沼泽里,但是并没有达到任何天然的或‘确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再把这些木桩打得更深一些,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坚实的沼泽底。我们停下手来,仅仅因为我们由于这些桩子已经牢靠得足以承受,至少是暂时地足以承受那个结构而感到满意” 。 可以看到,波普尔从“划界问题”出发,或者围绕着“划界问题”所做出的思考:(1)是比较深入的;而且是(2)比较切近科学实际的。他很熟悉科学家的哲学著作、关心科学中实际发生的问题以及科学家们的哲学思考。所以,他所提出的问题和他的解决方式都能对科学家有强烈的启发作用。所以,当他以“划界问题”为主线而系统地公布他的证伪主义理论的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出版以后,不但在科学哲学界引起轰动,而且在科学界也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欢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如艾克尔斯、梅多沃、费曼、莫诺、卡索尔·布克等等都曾经高度评价过波普尔的哲学理论,认为波普尔的哲学理论对他们的帮助很大。波普尔到美国普林斯顿演讲,包括爱因斯坦、玻尔、薛定格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亲自到场倾听他的讲演。一个哲学家,能够如此地受到科学家的重视,实在是不多见的。在哲学方面,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正是由于波普尔的理论以及对它的批判,才使它陷入困境并逐渐受到愈来愈多的指责的。 但是,尽管如此,波普尔的划界理论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 (三)波普尔划界理论面临的困难 波普尔的划界理论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当然,应当承认,它所面临的困难比逻辑实证主义所面临的困难“隐性”得多,也“小”得多。下面,我们只简要地指出波普尔划界标准在理论上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是: 1. 全称存在命题在性质上是不可证伪的。但有些全称存在命题存在于科学之中,并不能归结为形而上学“命题”。 例如“小儿麻痹症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对于每一种络合物都存在一种溶剂”等等这样的陈述,它们都具有这样的形式:。但从逻辑上说,凡是这样的语句都是不可证伪的。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命题,例如“在宇宙间的其他星球上存在有机生命”。等等,也都具有这种性质。这种语句,科学家们都公认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是能引导科学家探索的。但在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之下,却被判定为形而上学语句。 2. 概率规律如何证伪? 波普尔要求一个科学理论必须在逻辑结构上表明能够为基础陈述所证伪。但是,实际上,概率规律不能在逻辑意义上被基础陈述所证伪。关于这个问题波普尔是看到了的,所以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对它作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最终在经验基础上的解决,不是从逻辑上,而是必须引进某种“约定”。这种“约定”,不是关于接受“基础陈述”的约定,而是基础陈述对于概率规律的“证伪的逻辑关系”上的约定。接受“基础陈述”是一种“约定”,这是波普尔所主张的。但在基础陈述与理论的证伪关系上,波普尔一再强调,这是一种逻辑关系。依据的是“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然而,在接受概率性规律的问题上,他却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还得依据于“约定”。波普尔在理论观点上,自己曾经明确表态,赞成实在论,反对约定主义。这就难免造成矛盾。 3. 他的划界标准不充分,面临反例。 波普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但是从逻辑上说,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可以逃避证伪的,所以他又附加了一条补充的方法论规定:“特设性修正是不允许的”,并以此来作为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的补充。以为只要有了这条禁令,科学理论就将满足“可证伪性标准”。但是看来这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情况表明,即使不作他所说的那些特设性修正,甚至不作拉卡托斯所指明的范围更宽阔的特设性修正,科学理论仍然是可以逃避证伪的,而且这些逃避证伪的方式同样能导致科学进步。再则,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也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科学家并不那样做”。而是也往往那样做。狄拉克1979年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 4.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与他的“实在论”立场难于一致。 在关于科学理论观的问题上,波普尔虽然承认彭加勒(Poincare)等人的约定主义科学观是逻辑上严谨的和内在一致的。他承认说:“我认为约定主义是一种独立完整的可以加以辩护的系统。想从其中发现矛盾大概不能得到成功”。但是,他最终认为他不能同意约定主义,因为约定主义把科学理论和自然定律看作是思维创造的一种逻辑构造,以便用它来说明和预言现象,常常带有工具主义的倾向。他不能同意工具主义的倾向。他反对工具主义有着较强烈的倾向。他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在他看来,逻辑实证主义也导致工具主义。但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大成问题,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而他对约定主义的评价较高。但既然约定主义同样要导致工具主义,所以他也要坚决反对约定论。波普尔强调实在论,但波普尔的实在论立场与他的证伪主义立场其实是并不那么一致的,实在论的核心观念是强调“成熟科学的理论术语有所指称”。强调“符合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理”。但是,他的证伪主义是强调科学理论是不可能被证实的。既然如此,他如何能够合理地论证他的符合论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呢? 再进一步说来,他为坚持实在论而反对约定主义。但实际上,他反对约定主义也不能坚持到底。他曾经明确地反对约定主义,但是他自己最后却被迫地退却到承认:(1)方法论的“约定”。他承认他的“划界标准”只是“对一种协议和约定的建议”,并承认科学的“目标”不可能作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在他的意义下,方法论也只是在约定的基础上的讨论。(2)他承认科学中接受“基础陈述”也是通过“约定”。因为要不然就会陷入“无穷倒退”。这样,他在科学理论的两端——其上方是方法论,其下方是“基础陈述”——都不得不引进“约定”。(3)他也不得不承认,对科学理论内部的概率规律的接受,也是要基于“约定”。这样一来,他的反对约定主义的态度及其“实在论”立场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薄弱了。 5. 他虽然反对心理主义,但他并没有摆脱心理主义的羁绊 我们曾经讲到,他看到了接受“基础陈述”,存在着一个检验的链条。当我们检验到一定程度时,科学家们就会感到“满意”了,就不再往下检验。不然,就会导致“无穷倒退”。但是,当他以科学家们的公共“满意”为条件而通过“约定”来接受“基础陈述”时,他并没有排除心理主义。因为“满意”或“不满意”显然是人的心理问题。他也承认这一点,即承认他并未完全摆脱心理主义。但他认为,他的这种未能摆脱的状态,比起未加批判的心理主义要好得多了。 四、划界问题之我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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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林定夷: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一)
fqng1008 2019-1-23 17:13
一、 划界问题的意义 “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的划界问题,始终是一个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但要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以及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划界问题”就历来被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高度关注,而各种邪恶势力,也常常利用“划界问题”上的界线不清和故意混淆界线,来提倡伪科学,打击真正的科学。举例来说,1616年,罗马教廷在审判伽利略以后,曾宣布哥白尼学说是“伪科学”;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曾宣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犹太人的科学”,是“伪科学”;1948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中央还曾正式做出“决议”,宣布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是“伪科学”,致使大批正直的科学家被投入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混淆科学与伪科学,以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冒充科学,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支持伪科学的情况;相反,也出现了拿“伪科学”的帽子乱打棍子的情况。划界问题,目前正成为我国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关注的重点。 由于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科学与诗歌、小说、戏剧、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式容易区别清楚,困难的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而且形而上学家也常常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打出“科学的”旗号。科学家也常常因在研究工作中未能区别清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而犯错误,所以,历史上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研究,其着重点都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的界线也就清楚了。 确实,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科学家所关心的、对科学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科学家和哲学家历来关心这个问题。 早在近代科学产生的早期,牛顿就曾经大声疾呼地告戒科学家们:“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此后,在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休模和康德都力图要划清科学与各种非科学,特别是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休模的怀疑主义哲学就是把矛头指向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他在他的名著《人类理解研究》一书的最后写道:“我们如果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和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到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 康德曾经把划界问题的研究大大的推向了前进。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首先考察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但康德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主要是通过划定“知性”的界线。他认为,人的知性只能与经验打交道。如果人的知性竟然想超越经验的界线,企图与自在之物打交道,那么就势必要陷入二律背反的自相矛盾的境地。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但康德并不像后来的实证主义那样彻底地拒斥形而上学。康德只是批判并反对在他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即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康德自己对形而上学有他自己的特殊的理解。他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纯粹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上帝、自由和不死”。“……这门以全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最终目的的科学,就叫做形而上学”。所以,在康德那里,还没有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决然对立起来 。到了19世纪,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和科学家兼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更是高举了批判形而上学的旗帜,并把划界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进。马赫在其《发展中的力学》一书中明确地宣称他的这本书“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他继孔德之后,高举起了实证主义的旗帜。实证主义就是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马赫的哲学曾经对爱因斯坦的早期科学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但是应当承认,只有在进入20 世纪以后,划界问题才获得了真正深入的研究。划界问题成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中首先被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对划界问题作出了突出关注并深入研究的,主要是两个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往后的历史主义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对以往的划界理论进行解构,对于如何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却无多大的建树,由于这个问题本身面临的困难,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图“消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逃避这个困难。蒯因、费亚阿本德、劳丹等人都有这种倾向。劳丹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其题目就是《划界问题的消逝》。但划界问题毕竟是不可能“消逝”的,所以,进入20世纪80 年代以后 ,有些科学哲学家,如马里奥·邦格和萨伽德等人就企图另找思路,提出了“多元主义”的划界标准。但这些努力虽有启发,却仍然难以令人满意。经过科学哲学界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迄今为止,关于“划界问题”似乎仍然难以找到能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而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 然而,尽管存在困难,但国际科学哲学界一个世纪以来对划界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收获甚丰的。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已经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推向了前进,如今,学术界对划界问题的诸方面的理解深度已经是远远地今非昔比了;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在研究划界问题时,对与此问题相关的其他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却大有斩获,收获颇丰,从而大大地丰富了科学哲学的内容;此外,科学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足以对区分科学和伪科学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也能对科学家们的科学创造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首先揭露杜里希的“新活力论”不是科学理论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学者,不是一名科学家而是一名科学哲学家(卡尔纳普),并最终获得科学界的公认,就是一个明证;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深受实证论思想的启发并打上了实证论思想的深深烙印,是又一个明证。也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在科学界、知识界以及广大民众中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以及科学方法,也已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财富。 但是,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划界问题”在我国,如同在前苏联时期一样,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的研究与普及。尽管在20世纪的二十年代,在我国曾经发生过有一定影响的“科玄之争”,也曾有少数学者,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向国内初步介绍了实证论学派的划界观念,但就总体而言,这种介绍和争论还是十分初步的,还谈不上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只能属于在划界问题上的初步“补课”的性质。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49年以后,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连这种“补课”的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了。一方面,权威方面一再从“政治的高度”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并被明确地写进官方教科书,这个定位从根本上否定了在我国合理地讨论划界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部门又一再从“政治的高度”强调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在内的西方科学哲学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样一来,学术界对合理地讨论“划界问题”就噤若寒蝉;“划界问题”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禁区。由于划界问题被模糊,并被政治所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怪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现了以政治“冲击”科学甚至出现反科学的浪潮。在1958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在许多高校里都曾有组织地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喊出了“打倒爱家店”和“打倒牛家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陈伯达又一次地在中国科学院组织部分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迄今为止,对20世纪在我国发生过的这段历史,仍未做出认真的反思,特别是对混淆划界问题的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官方定位,未作认真反思,以至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划界问题也未能有真正深入的研讨,甚至仍然阻力重重。以至于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吞饮着由于模糊划界问题而带来的历史苦果。 从哲学上来说,划界问题可以说蕴涵了往后科学哲学中几乎一切问题。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都重视划界问题。正如前面所言,真正提出划界问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波普尔认为康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划界问题称之为“康德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划界问题,并从划界问题引申出其他种种科学哲学问题。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中,划界问题明显地蕴涵着其他一系列哲学问题。因为他们的划界原则是“可证实性原则”。但“可证实性原则”明显地要以归纳原理的合理性和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的绝对二分法为其前提,因而就引出归纳问题和中性观察问题,要为归纳的合理性和中性观察做出辩护。其他关于科学解释的结构,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的检验、科学理论的评价等等各种科学哲学问题,都要与划界问题挂起构来。波普尔在其学术自传性的著作《无穷的探索》一书中,也说到他也是从划界问题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他从划界问题思考到归纳问题,否定归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提出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是首先深入地研究了划界问题的两个著名的哲学学派,它们的理论形成了往后研究划界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往后,当我们进一步讨论划界问题的时候,我们将对它们给予较多的关注。 由于划界问题对科学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划界问题也为历来的科学家们所关注。由于科学家们对划界问题,尤其是对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问题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所以常常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形而上学的不正常的骚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效率和研究成果的取得。举例来说:如牛顿虽然警惕科学受形而上学的骚扰,因而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警告:“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但是最终他却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渗透进了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如绝对时空观、对质量和惯性的定义等等。马赫正是从驱逐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牛顿力学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批判。又如,直到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杜里希(他在海胆研究上曾经做出过非常杰出的工作)致力于解决生物学中的许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费尽心力,但结果他所提出来的理论——“新活力论”——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根本构不成科学理论,受到了科学界的唾弃。但他自己当初孜孜以求,却是自以为提出了一种了不起的科学理论而不自觉。他浪费了大把的聪明才智和科学年华,真可谓可惜万分。 由此可见,划界问题不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科学家的科学工作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国际上,有鉴于“划界问题”对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时期,曾有一大批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关注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马赫、迪昂、普恩凯莱、毕尔生、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可以报出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他们都注重划界问题的研究。像马赫,作为实证主义的第二代的代表,他的工作虽然有点极端,但却很重要。马赫虽然并不一般地否定形而上学的价值,但马赫的哲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差不多就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他的首要的目标是瞄准牛顿力学并对它进行哲学分析,剖析其中的形而上学成分,指出现有的牛顿力学形态不是必然的等等。这些分析对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爱因斯坦曾经明确地写道:“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起过巨大的影响。” 他坦然承认:他自己曾从马赫的著作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实际上,马赫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天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20 世纪以来,哲学方面,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的研究,在划界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尽管研究有进展,然而它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难解之题。而在我们中国,划界问题更仍然迫切地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所以,作者特别希望我国学者都来关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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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学的各种类型
chunkexue 2018-1-12 17:41
在『 非科学典型案例——UFO 』一文中,我们谈到不以认识为目的的非科学、潜科学和UFO。除此之外非科学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综述如下: 仅符合古希腊式科学的非科学 除了纯数学之外,一切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因数学和古希腊科学的影响力,这一类非科学很容易迷惑学术界。除了数理经济学这种以非常精致的古希腊式科学包装的学科之外,这种影响还存在于某些学科局部的过程。 哲学化的非科学 并不是所有古希腊文明的遗产都被近代科学完全继承。古希腊哲学的思辨方法就被近代科学抛弃掉了,尤其是在“奥卡姆剃刀”提出来,并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同之后。但这种古代文明的影响至今依然深重地存在。包括科学哲学、大量社会科学的研究等,都有比较深重的思辨方法的遗痕。它们构成了哲学化的非科学。尤其科学哲学,如果本身采用的就是非科学的方法,怎么可能有效地去理解科学? 经验知识或“前科学”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就有很多经验性的知识。某些知识和创造甚至对近代科学的形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应当承认,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最佳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也不是唯一可以获得有价值知识的方法。中医等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就获得的知识,属于经验性的非科学知识。但是,所有这些非科学,只要存在有价值的知识,都可以科学化。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它们拥有某些有价值的知识,就一定要给它们贴上“科学”的标签,也没有必要因为它们是非科学就完全否定它们。我们只需要按照科学的要求将它们完全科学化即可。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把这类有一定价值的非科学规范获得的知识称为“前科学”。这似乎听起来比“非科学”好接受一点,但必须明确:它们也是非科学的一类,只是在科学化的过程中可以吸收的东西更多一些的非科学。 只有当“中医”变得完全不再是“中医”,甚至“中医”这一概念完全消失,变成另外一个完全科学概念的时侯,它才是真正的科学。 反科学 反科学完全是属于“欺骗”“迷信”等,不仅结果存在大量错误,而且其目的和方法都是完全与科学相违背的活动。时常爆发的以诸如气功大师等名义,实为行骗的活动,即是一些反科学的活动。不过,这个“反科学”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否定性,甚至可能成为某种罪名。因此,我们需要慎重和小心使用它。作为科学来说,更多需要以正面地建立科学方法为主。 只有使更多人理解科学的认识方法,才能大量缩小各类非科学,尤其反科学的市场空间。 作者简介 汪涛 独立学者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上海析易船舶 联合创始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客座教授 中关村长风联盟 国际化导师 中国农投会、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中心等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000063)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 著 作: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即将出版 ) 《纯电动拯救世界》( 即将重新出版 )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 即将出版 ) 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新浪微博@ 汪涛_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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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学典型案例——UFO
热度 5 chunkexue 2018-1-5 17:21
当我们确立了科学的标准之后,就很容易区分出什么是非科学。 不以认知为目的的非科学 由于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最佳方法,因此,科学是针对认识过程的,它的标准也就首先只适合于以认识为目的的活动。如果本身就不是为获得认识,那么它们就无所谓“科学”。我们在讨论相应问题之前,应当把这一类问题区分出来。如宗教、艺术等,它们本身就不是以认识为目的,也就无所谓科学。这一类“非科学”不应完全以科学的标准去要求。另外的知识还有技术等,技术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因此也不能直接应用科学的标准。 但是,即使是不以认识为目的的非科学,它们也会经常遇到如何认识相应对象的问题。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就必须按科学的标准去要求。并且,既然它们本身就不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也就不应当认为自己认识到了科学的真理。 另一方面,科学是可以将一切对象都纳入被认识的对象的。因此,如果是以认识宗教现象和艺术为目的的学问,也可以纳入科学的范畴。如果这样,它们就需要以科学的标准来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学问,都应当以科学的标准来要求。 潜科学和UFO 我们将所有人类认识活动分为“科学”与“非科学”,而完全不认同“潜科学”等说法。因为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获得了研究对象正确与否的认识,而在于我们是否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相应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对相应的现象获得的知识非常欠缺,甚至无法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但只要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科学的,它就是科学,而不是什么潜科学。科学研究要去发现的任何研究对象都是未知的,但能够因此就建立“潜物理”“潜化学”“潜生物”“潜信息”等等学科吗? “潜科学”概念提出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去研究和推动一些还不符合科学要求的知识变成科学知识。但“潜科学”这个概念完全模糊了科学研究规范的要求,它在潜意识中就成了使研究对象保持、甚至“锁定”在“潜在”而非追求“明确”的状态。如果完全科学了,就不是“潜科学”了,这样它就很容易成为收纳各类非科学的容器,从而,它们注定不会产生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结果。如果不采用科学的认识方法,即使发表一大堆看似有模有样的论文,它们依然是非科学的。 大量UFO(Unidentified Object,不明飞行物)类的研究等也是类似潜科学的非科学案例。UFO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非科学的。“不明飞行物”的定义就是要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不明的”。如果研究明确了,就不叫“不明”了。因此,这一概念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与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相违背的。一切科学都是要把客观对象研究明确,而不是要把研究对象弄得“不明”。从而,这一定义本身就强烈暗示了非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类研究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保持、锁定和宣传研究对象不明的神秘状态。如果研究明确了,就没有神秘感可享受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UFO”的研究者们,都是极力去零零星星地收罗一堆所谓异常“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收罗的方法和资料按科学的测量要求来说,本身就很难被认可作为科学的证据。然后兴趣点就是极力把它们解释成“现在的科学规律难以解释”。并且,UFO研究者就是希望这种“不明”和“现有科学无法解释”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潜意识中追求的就是这种神秘和无解,这会有什么科学意义和价值吗? 魏格纳提出板块漂移学说之后,科学家们对全球范围的海底构造进行了大量的测量,获得了与其理论猜想相一致的测量数据。这样的活动才是有科学意义的。如果UFO研究者真心认为某个神秘区域(如百慕大三角)存在某种需要科学解释的现象,其实很简单,投入一定资源在这一区域进行密集的各种地质和物理测量,并且长期监测这一区域,从这些长期监测的数据中寻找异常情况即可。但他们这么做了吗?没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花钱这么做吗?没有,也不愿意!这已经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事实上他们内心深处很清楚地知道,即使这样做了也绝对不可能会发现任何与UFO相关的什么东西。严肃科学界的人即使这样做了,也没人真以为会与UFO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样做所获得的一切都是“明确的”,如果它们是飞行物,那也是“明确的飞行物”,而绝对不会是“不明飞行物”。因此,真正的UFO永远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发现 — —这才是鼓吹UFO之类的人真正想要的结果。 “潜科学”一词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本身强烈暗示了希望把研究对象保持在“潜在”,也就是“非科学”的状态。因此,这个概念本身事实上就已经定义了自己的非科学性。 “UFO”更多以民间的面貌出现,而“潜科学”在严肃的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们在研究规范上同样是非科学的。 数理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也是如此,它如同催眠曲一样,使现代经济学家们永远对现实市场中的经济现象闭上双眼,生怕看到任何真实的经济过程,从而破坏了令经济学家们陶醉的市场之手“看不见的”迷幻状态。 作者简介 汪涛 独立学者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上海析易船舶 联合创始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客座教授 中关村长风联盟 国际化导师 中国农投会、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中心等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000063)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 著 作: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即将出版 ) 《纯电动拯救世界》( 即将重新出版 )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 即将出版 ) 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新浪微博@ 汪涛_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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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辨别科学和非科学
热度 1 chunkexue 2017-12-29 17:20
本文摘编自《 实验、测量与科学》 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5.22—1744.5.30)这样纪念牛顿: Nature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letNewton be!”and all was light. Soon,everything returned back to the dark as allbe there… 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世间充满光明。不久,一切又回到黑暗,一如既往…… 科学哲学本身就未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科学,因此其并未有效解决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科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近代科学的数学和测量方法就是判定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 未知因素唯一性、可演绎性、整体性和还原性可作为判定科学的形式标准。 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之母,因科学的整体性要求,能否最终还原为牛顿力学,是判定一个理论或学科是否为完善的纯科学的还原标准。 一、科学哲学眼中的科学 对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哲学家们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尽管获得很多极有价值的发现,但在这样的研究框架内依然认识非常模糊和不完备,其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非常模糊和不完备。科学哲学家们过多地把讨论关注点放在如何才能获得可靠的科学结论、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上面。如: 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就是其理论表述必须是“可证伪的”,从而可以用科学的“判决性实验”来对其进行检验。 而拉卡托斯认为“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而且实际科学发展中,科学家们也不会只要遇到一个实验中的反例,就轻易地把一个科学理论给否决了,它会首先不断地以各种“特设性假说”而在理论内部获得消解。因而他认为“更大的解释力”,甚至可以带来“惊人的预测能力”才是科学的标志。 科学的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具有精确的预测能力,但如果把“惊人的预测能力”当作科学的标准是有严重问题的。这是因为: 1 .现代混沌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混沌系统对初始状态极其敏感,初始状态任意微小的误差,在系统经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都会带来巨大的偏离。因初始状态测量信息误差不可避免,因此,这类系统的精确预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以它作为科学与否的判断标准显然就无法将对混沌系统的研究纳入科学的范围了。按照这种标准,混沌学以及研究对象为混沌系统的学科,如气象学等就无法成为科学。但整个科学界显然没有任何人会这么认为。 2 .预测的结果是否惊人,仅仅是与人的主观意识和感觉相关的事情,并不对客观的科学理论本身产生影响。现在航天技术中对人造卫星的测控精度非常高,但因其都在人们的预料之中,因此,人造卫星完全按计划正常运行并不惊人,但显然没有人会因此认为它就不是科学。 3 .大量非科学的活动也同样在追求“惊人的、具有轰动性的预测”效果,如星象学、算命、巫师等的活动。每当经济界发生重大变故后,都很可能会冒出一些人认为他们当初就成功预测了这些事情。在一些地震、类似9·11的恐怖袭击等事件之后,也会有人找出事先可称为预测的征兆。甚至任何重大社会事变总能在著名的诺查丹玛斯的书中找到预测的诗句。如果这样,科学的预测与这些活动区别又是什么?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也是利用“判决性实验”存在的困难(尽管其未在文中提到这一概念)而认为:一个理论不能用其“假设”的“真实性”来加以检验。 库恩把关注点放在一个又一个科学体系 — —“范式”之间变化过程的革命性上,一个又一个科学理论之间只是一个个推倒重建的革命,他甚至难以找到什么才算是科学进步的依据。他们的确谈到了科学的某些特征,但依然无法使我们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才是科学。 至今的科学发展已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绝对正确的科学理论”,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试图单纯以科学认识的结果来确定科学的标准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更重要的是:科学哲学这一名称中,后面主题性的概念是“哲学”。而哲学是一种思辨的方法。近代科学发展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就,并可不断获得极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就在于其不断脱离哲学思辨的方法,而代之以科学的认识方法。 二、判断科学与否的依据 原有的科学哲学家们是以“理论、学说”等概念和对象来研究科学,这样的研究是不合适的。说到“理论”或“学说”,你甚至难以区别科学的理论学说和非科学的理论学说。你能说“阴阳”与“五行”不是理论和学说吗?有人会说它们不是,但另外有些人却认为它们是。判决依据又能是什么呢? 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也是不断变化的。牛顿的经典力学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修正”,甚至有些人说是“推翻”。牛顿的经典力学替代亚里士多德,以及托勒密的学说与这一理论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修正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经典的牛顿力学的确存在局限,这已经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清晰地证明。但是,科学界至今没有任何人认为牛顿的经典力学是“非科学的”,我们也并没有像抛弃托勒密的地心说那样把牛顿力学抛弃掉。不仅今天不会,将来也不会。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对整个科学所观测到的事实来研究什么是科学,而不是凭借自己的想象。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和解决以上问题,并且认识到: 牛顿的经典力学替代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过程,是科学替代非科学,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修正牛顿经典力学的过程,只是科学本身的进步。 我们完全不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事实上,在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论文建立相对论100多年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学习和使用牛顿力学,甚至它的使用范围远远比相对论的使用范围要大得多。今天有谁在搞房地产、修水坝、生产纺织品、生产机床、组装汽车等过程中,竟然是使用相对论,而不是牛顿力学?牛顿的经典力学,难道不依然是今天全世界中学物理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吗? 数理经济学从理论形态上是一个高度数学化的体系,如果仅仅看它的理论结果的形态,很难说它不是科学。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整个实际科学的普遍测量来建立一个真正判定科学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清晰地判定出所有非科学的东西。 三、科学的本质特征 科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特殊的方法,科学与非科学最核心的区别是认识方法上的区别。无论对科学如何看待,人们公认科学的认识方法无疑是所有认识方法中最优的。所以,我们的纯科学研究就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 必须用科学的认识方法来认识和理解科学。 当我们有兴趣来研究纯科学本身,就是首先已经认同了科学的认识方法是最好的。近代科学化的过程,就是一门又一门学科,借助科学的方法,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对科学本身的研究,也需要从哲学中完全独立出来。要实现这一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完全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科学本身。否则,我们是无法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的。 二是既然科学区别于其他非科学的根本标志,就是在其认识方法的不同上面,这样,我们就需要研究清楚它的认识方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认识方法是最优的,它的优点是什么? 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一旦明确了以上这些,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解决如下两个问题: 1. 如何使一门不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指出它不科学。 2. 科学本身也是可以不断发展的,科学的认识方法也可以不断改进,从而使认识过程的优点得以不断提升。因此,科学的和有价值的纯科学研究需要解决“ 应当从哪些方面不断提升和改进科学认识方法 ”以及“ 如何去提升和改进 ”的问题。 ◆ ◆ ◆ ◆ ◆ 作者简介 汪涛 独立学者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上海析易船舶 联合创始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俄能源研究院 客座教授 中关村长风联盟 国际化导师 中国农投会、中关村京港澳青年创新中心等创业导师 曾为中兴通讯(000063)国际市场管理体系的奠基人 著 作: 《通播网宣言》 《生态社会人口论》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实验、测量与科学》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即将出版 ) 《纯电动拯救世界》( 即将重新出版 ) 《科学经济学——看见看不见的手》( 即将出版 ) 微信公众号:纯科学 新浪微博@ 汪涛_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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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
热度 9 yuliping 2013-9-14 00:05
写此文,并不表示我赞成或反对某校两位教授的观点。 最近媒体上刊载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某高校两位教授抛出两个理论,一是体制优越论,二是退休园丁论(退休后暂不拿工资),都属于价值判断,都不是科学,都无法证明,这是经济学常识。既然如此,教授言论并不比普通公民言论严谨,所以作为一种观点存在是可以的,充其量,相当于全国 13 亿分之一的观点而已,媒体千万别往高处抬,哪怕教授出自所谓名校,何况,即使是名校,也不可能每个学科都牛,比如北大的遥感应该比不上武汉大学。 关于知识分子对国家的重要性,有很多名言,好听的如国家的脊梁,也有很多不和谐的东西,典型的如郭沫若,他建国后对毛泽东的迎合态度实在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自古有之,现在有之,将来还会有之。知识分子应该在各行各业,利用自己的技能,为国家做贡献,同时也养活自己。知识分子时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应该去迎合某种东西。 回到主题上,无论是体制优越论,还是退休园丁论,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我国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任何其他体制所不具备的;再如退休后作为志愿者做园丁,因为暂时没有收入,生活简单点也许可以戒掉烟酒,并且可以减肥。教授发表观点是可以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发表该观点的动机,是学术还是迎合?二是该观点的利弊要同时公布。我认为这是常识,否则亵渎了教授这个称呼。 教授要珍惜自己的荣誉,如果不好好珍惜,再过若干年,骂人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你是教授,你们全家都是教授!” 2013.9.14 俞立平 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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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否是科学
热度 3 pkucarer4300 2011-9-13 04:59
中医是否是科学 这个问题被网上炒得非常热,双方辩手都有无数理由和证据。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比较理性的分析。 问题的根源在于“什么是科学”以及“什么是中医”。 先得澄清一个基本概念:“科学”。这里所说的科学应该是狭义的科学,即以实验或公理推导为基础的可以重复验证的研究成果。它的对立面是“非科学”。非科学包括所有除了狭义科学以外的其它一切成果,比如文学和艺术都属于非科学。 另一个基本概念是科学不等于正确,非科学也不等于不正确。科学的目的是探寻自然真理,但是由于人类认知限制,不可能得到的结果都是正确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正确的结果,在另外的条件下就可能不正确。但是,实验得到的结果即使不正确(造假除外),仍然属于科学。非科学不以实验和公理为基础,但不能用不正确来定义。比如你不能说,小说是假的,所以是错误的。这里并没有对错存在。 最后一个重要概念是“伪科学”。伪科学是指非科学的内容将自己包装成科学或者声称自己是科学。科学的反义词是非科学,而不是伪科学。只有打上“科学”标签的非科学才是伪科学。 好,那么来说中医。本质上中医是有一定“科学性质”的非科学。这是一个以经验为主而不是实验为主的体系,因此不能将其划为科学。但是,中医中有正确的成分,这是因为经验本质是不严谨的实验积累。另外近来有一些中医的成分应用了科学的严格实验方法,这部分研究成果属于科学。比如青蒿素通过了严格的临床实验,这属于科学。有人认为青蒿素研究用的是西医的方法,不能属于中医。不过请注意,这个药物是根据中医典籍记载结合现代实验方法研究出来的,这是中医与时俱进的结果。 结论:传统中医属于非科学,不属于科学。其中被某些人说成是科学的部分都属于伪科学。传统中医其中有正确的成分,这部分经过现代实验方法得到验证的属于科学。这部分可以看成中医和现代科学结合的成果,是中医的发展。 结语:中医不是只有阴阳五行,把中医看成是玄学是错误的(另外即使是玄学仍只属于非科学,只有被包装成科学才是伪科学)。中医需要与现代实验方法结合,将其严谨化,其中很多正确的部分将逐渐变成科学。最近的研究表明针灸可以导致局部腺苷浓度变化而影响生理过程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医体系里也有一些错误和玄学的部分,这部分将永远不能成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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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liwei999 2011-4-23 17:24
回答: 挑战“伪科普”——我的第一篇反“反”檄文 (原创) 由 东方玉梅 于 July 06, 2005 20:29:09: 您是“生不逢时”啊。早生几十年,这“文笔”就可以派用场了。 “即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什么是伪科学,这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陈述,好像有问题。至少被称为“学术”的科学哲学并不是如此的“低能”,以至于把这些个无关紧要的事儿当成了“基本问题”吧? 回答: 这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了。 由 东方玉梅 于 July 06, 2005 20:47:49: 有两种“翻译”法: 1)将“科学”变换成“颜色”,问同样的问题。 2)将“科学”理解为一个职业,问同样的问题。 前者是:什么是颜色?总不能说是凭感觉吧?不能是由某个人说了算的吧? 后者是:什么是三陪小姐?总不能说是凭感觉吧?不能是由某个人说了算的吧? 您打算走哪条路? 回答: 先生很世故么? 由 东方玉梅 于 July 07, 2005 14:52:31: 镜子么,一“滑”二“亮”三“浅薄”。 对真理的追求,没人拦着。只是要“求之有道”。您的那些个“字”,是属于“谬道”。 回答: 请问阁下的正谬标准 由 东方玉梅 于 July 07, 2005 15:14:16: 当然只能是自己的“脑袋”了。因为是自己的“判断”,不是别人的。 “标准”也简单:就是找“反例”。有一个就够了。这据说是一个叫“逻辑”的东西保证的。 比如您的用有限说无限的不可能“说”,有个有限厚度的数学课本就可以“证明”其谬了。 要紧的是用脚去试鞋,而不是用鞋去试脚。如果非要一个“正谬标准”的话,这算是一个。国人“研究科学”的通病,是用什么什么的“鞋”去试“科学”的“脚”。想要不谬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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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学活动对科学活动的意义
热度 1 周可真 2011-4-2 18:36
假定一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定义为 A ,则 A 是这个时代较好的科学定义。这个时代人们辨别和判定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非科学、伪科学,都是以 A 为依据的。这种判定有其合理性,而且人们也只能根据自己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定义来辨别和判定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非科学、伪科学。 但是,科学定义是而且只能是通过对科学活动及其成果的研究来获得,而科学活动及其成果是变化和发展的,科学定义当然也要随之变化和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意味着为一定科学定义所界定的科学和据此定义所判定的非科学之间的界限仅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即在一定时代具有确定性,超越了特定的时代条件,某种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就要被打破,即原有的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不再存在,而是产生了新的科学定义 B 来替代科学定义 A ,从而科学和非科学之间获得了由科学定义 B 所规定的新界限,根据这个新界限,原来被判定为非科学的东西就不必是非科学,而是也有可能成为科学了,反之亦然。 这就是说,科学与非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相互过渡的。这是科学发展的辩证性。如果承认科学发展的这种辩证性,就不能把某种科学定义当作一成不变、适用于万世的绝对理念,并据此裁量一切,把一切据此所判定的非科学打入地狱,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样做法就是把科学活动限定在由某个科学定义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使之不得越雷池半步,这无疑不利于科学活动的创新。 所以,对于科学和非科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在一定时代既要坚持为该时代主流科学定义所确定的科学标准,反对把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非科学当作科学来宣扬,即反对伪科学,同时,又不把这个科学标准绝对化,而是允许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非科学有一定的活动地盘,但这种活动只能在非科学名义下进行,而不得打着科学的招牌来进行。换言之,一切不打着科学的招牌来进行的非科学活动都应该为科学所容纳,因为这样一些非科学活动是科学活动的发展所必需的,是有利于科学活动的创新——科学活动的目的的转换和与之相应的科学活动方式和方法的转换。例如,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批判就都属于非科学活动,这种非科学活动就有利于科学活动的创新,因为它既有助于科学认识自身,也有利于科学活动的目的及其活动方式和方法的改善或朝着更加有益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方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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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的力量--谨以此文向方舟子先生致敬
liulannet 2010-9-22 14:39
科学这个大家熟得不能再熟的字眼,了解其真正含义的有几个呢,对绝大部分人尤其是非科研人员来说,科学早就被钉死在符号、公式、仪器的皮相上了。智者创造了概念,而我们凡众却往往被概念的表象困住。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自康有为从日本引入科学一词直到民国时期,科学和格致经常互用。形式上科学具有可重复性、可验证性,所用方法有观察、实验。由此可见,科学本身定义是清楚的、简单的,没有更多附加的因素。科学最本质的特征是求真,即对自然规律的追求。对超过这个的附加限制要非常小心,因为所有的分歧、混淆、曲解都是在后续衍生中产生的。据此对几个概念作一下界定,以资诸位同仁共议。 伪科学指借用科学的概念、方法,而无实质内涵的研究过程。这里是指那些似是而非、生搬硬套、一知半解的非理性思维过程,如果是有意造假那就归入假科学了。当然纯粹理性思维是很难做到,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可避免让我们思维的时候带上自我偏见。还有即使对我们认为客观的观察也不是绝对客观,根据测不准原理任何观测都不可避免对观察对象扰动,得到的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这里伪科学限于可验证的概念、方法的错误。 非科学指其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采用方法异于当前所普遍接受的科学方法的研究过程。对于此类问题,是目前争议最大的。比如中医,很多人就把它归入伪科学,我觉得归入非科学更确切。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代表错误,目前公认的方法也有缺陷,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就在不断发展的,没有必要因为不符合现有标准就打入黑暗,这样做有悖于科学的精神。众所周知,大家认为最严密的数学就归为非科学。 迷信指不经验证就相信或不相信。最常见的就是对权威的迷信,由于公众缺乏科学的精神使得许多借专家旗号的招摇撞骗得以实现。还有一种不太注意的就是对科学的迷信,把现代科学衍生的范式去套任何东西,而忘记了科学最根本的是求真,其它的都是不同时空下的产物,舍本逐末不可取。还有形形色色的迷信就不赘述,大家自可分晓。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科学最核心的就是科学精神,即求真的理性思维。对理性思维干扰最大的还是个人的自我意识,即习惯的倾向性,让我们无法看到客观事实的真相,不可避免的引入偏差。解决方法前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如虚心接受各方面意见、自我反省。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很高妙的方法,自我放下越多对世界的体察也越清楚。大智慧的人已经给我等指明了道路,深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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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士康事件的“泛科学”反思
段伟文 2010-5-27 12:32
面对富士康事件,批评和揭露其实在效果上比看热闹强不了多少,关键是怎么让悲剧不再重演。这就需要从泛科学的角度研究一下,而我在此所说的泛科学的意思是,现有的分科的科学,不论是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还是什么别的面对这个难题都有些隔靴搔痒,应该打破这些既有的专家体系因为我们的世界和我们所遭遇的难题并不是为这些学科所准备的试剑石,让各个科学、人文、宗教、管理、行政等领域中具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激情的人组成若干平行作业的特别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富士康事件,甚至可以建立一门富士康学。 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有二。一是如何使富士康员工乃至社会公众对此事件心理脱敏。二是如何让富士康员工乃至社会公众获得一种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心态。作为泛科学,起点就是人类所有的知识体系和行动方案,其主要方法论是机会主义和鸡尾酒疗法,不管科学、非科学还是伪科学,不管心理学、宗教仪式还是风水或时尚,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可以拿来用。要形成一种和尚、道士、心理师齐上阵,科学家、风水师和社会工作者群策群力的局面。 在这里,应该打破各种权威或正统,用现实效果而不是理论高深与否判断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因为面对富士康这样的问题,现有的所有知识体系和行动方案都无异于盲人摸象和撞大运,如果把科学等同于绝对正确,它们的差别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都是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这不是要全面否定科学相对的可靠性,而是要让那些已经进入学科体系的学科保持应有的谦逊;让专家们意识到,遇到复杂的问题,他们其实也是靠直觉做判断、也会受到利益的左右;让决策者看到,认为在某一个问题上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可能贻害无穷的偷懒之举。 实际上,以复杂的现实难题为研究目标的泛科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实践的明智与技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其为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此类事件?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意图是否善良,而是媒体必须对其传播后果负责,后果好的传播才是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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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伪科学与非科学
热度 1 windlight 2008-6-6 09:30
赵凤光 曾经跟别人讨论过科学与伪科学与非科学,当时还没有特别指定科学的明确界限,但也还是有些想法,在此与各位分享讨论。 我们都是从事科学工作,每个人都希望科学能解决一切事情,普通大众也有类似的希望,实际科学也解决了很多的事情,但问题是科学能解决一切的事情吗。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科学主义。 相类似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显学,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但同时经济学也有希望能解释一切的想法,这种思路和做法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真理多迈出一步就是谬误。 我们探讨的思路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科学之外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从外围整体的来看科学在所有学科中的位置。 如果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那么就没有非科学的一说,不是科学就是伪科学,注意这是一个全称判断。但实际社会不是如此。 正如我们对物质的描述,主要的两个量,质量与能量,质量的对面是伪质量吗,不是而是能量,而且这两个量之间是内在联系的,实际是物质的两种方向的描述和观测指标,我们不能用伪质量来描述能量,但可以说非质量的是能量,并且符合守恒定律。 科学一般相对的内容,我们称为艺术(这应该是比较公认的吧,如果这没有公认,下面的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没有确切的发现是否有守恒的可能性,但两者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基本类似于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艺术发展的好时期也是科学繁荣的时期,艺术代表着人感性的发扬,是人们表现欲、表达欲、认同欲的结合,而科学是人理性的代表,是人们求知欲,支配欲的结合。 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但艺术本身我想没有人会称之为伪科学和科学,那么艺术是什么。我们的答案只能是非科学。 那么非科学与伪科学与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现在的看法是,科学是非人主观能动性能改变的规律,而只能利用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我们一般称之为自然科学,还包括一些社会学科科学术性更强的部分。而非科学是包括艺术,包括部分社会学科如心理学、行为学等是有关人的学科,这些学科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尽管长期来看可能还是有规律,但短期来看,绝对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西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个性化医疗和个性化用药,这是最符合人性的,尽管现在还不是。 而中医没有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技术,但实际比西医更做到了个性化医疗和个性化用药。 如果我们接受管理和经济学对科学和艺术的说法,我们也可能接受我们对中医和西医一种新的认识角度,一般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更强一些,但也还有艺术性,特别强调研究者的直觉。而管理针对的是不同的人,艺术性就更强一些,但还是有很多科学规律可循。 这么说来,现阶段的中医可能科学性稍弱一些,艺术性强一些,而西医相反。 但西医的终极目标如果实现,绝对不会是完全科学性的,而还是艺术性会有很大份额。 伪科学则是利用人们对科学力量的迷信,进行牟利或其他目的的一种行为。实际也是科学主义的一种副产品。 54运动引入德赛先生(民主与科学),马克思强调的生产关系,小平强调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第三?)。 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科学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发展科学,毕竟是第一生产力,但第一生产力毕竟不是全部生产力。我们也不必为中医没有完全归属于科学而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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