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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2014年的新政: jsnjzhj 2014-1-27 08:46; 2013年，中国貌似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新一届机构和领导人通过高压政策，对政府机关、军队等公务部门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约束，高喊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大批“小老虎”应声倒下，2014年全国人民期待的大老虎估计也将公布，“习李新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样的效果能够长久吗？历史上中国也出现了许多明君，也实行许多新政，如“汉武帝新政”、“庆历新政”、“万历新政”、“ 清末新政 ”等等，这些新政短期内都取得了一些效果，起到了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效果，但影响都不很远。这些新政都是在集权环境下，由一个神一般的领袖推动，但当领导人去世或遇到巨大阻力时，新政就偃旗息鼓，历史又将进入新的循环。我是乐观派，相信中国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民主法治是我们国家的必由之路。为了使 “习李新政”顺利推进，我们必须爱国、必须团结、必须改革。; 2111 次阅读|0 个评论

适度集权有利推进改革: niehuihua 2013-11-27 11:35; ——十八届三中全会系列评论之一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全国性的改革，都伴随着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此消彼长。作为一次万众瞩目的、推动中国深层次重大改革的历史性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天平正在适度倾向中央。在中央层面，执政党强化了对推进改革和维持稳定的领导权；在地方层面，省级权力适度增强，市县权力有所减弱。从目前来看，这将有利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深层次攻坚，但从长远来看必须逐步分权并加强对地方权力的外部监督。一、央地权力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央权力有收有放，地方权力在省级层面有所增强。央地博弈使得两者关系面临新的平衡。中央权力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央上收了部分事权。财权和事权被认为是配置中央和地方权力的两个重要维度。但这次会议没有明确中央和地方在财权方面的重新分配，而是通过对事权的调整来局部调整财权。这暗示了，自 1994 年建立的分税制框架在短期内难以撼动，并且中央和地方在收入分成的博弈上未能达成共识，只能依据事权调整的效果逐步微调。在事权方面，《决定》明确规定“ 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这一规定与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有点类似，要点是强化了中央对全国性事务和区域性事务的管理权限和支出责任。在中央和地方的零和博弈中，中央管的事情更多了，相应的财政支出也更多了，而地方的支出责任相对减轻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备受争议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很快将变成“财权上收，事权也上收”。这毕竟是一种局部改良。第二，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纪委的领导。 1978 年纪委重建时，党章规定纪委只受同级党委领导； 1980 年改为“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双重领导”，但是“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 1982 年仍然强调双重领导，但是去掉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实际上逐步加强了上级党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权。这次《决定》明确要求“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具体来说，“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意味着，中央已经正式上收了省级纪委书记乃至副书记的任免权，纪委系统由过去的完全属地管理变成了半垂直管理。第三，中央通过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整合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部门力量。《决定》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新设立的国安委将整合国防、外交、国安、公安、外宣办、国新办等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变成一个中央超级领导小组，其负责人很可能由党的总书记挂帅。在国安委涉及的上述部门中，国安、公安已经是以垂直管理为主，按照这种趋势，其它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至少会变成上级和同级党政机构双重领导，今后甚至会朝向上级领导为主。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的权力。第四，中央通过新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强化了对改革的领导权。决定指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深层次改革启动的今天，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改革必然是全国一盘棋，不可能只有中央改革而没有地方改革。因此，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不仅要设计全国的改革宏图，而且要指导地方改革的进程，并根据改革效果对地方官员进行问责。这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当然，中央在上收和加强部分权力的同时，也在下放部分权力。例如，《决定》明确指出，“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这可能意味着中央会减少对各类项目的审批，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减少对价格的管理。此外，《决定》指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 2005 年以来，各地政府迫于维稳压力，纷纷实行信访“一票否决制”，让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压力颇大。这一制度也备受诟病。三中全会释放的信号表明，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即将取消，信访问题将逐步纳入法治轨道解决，这无疑大大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实际上也保护了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尽管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权力的天平向中央适度倾斜了，但是在地方层面，各省相对于市县而言权力有所增强。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中央对省级政府的“激励补偿”。具体来说，《决定》在三个方面增强了省级政府的权力。第一，允许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改革。传统上，中国的政府机关是“下管一级”，即省里可以管地市。但允许省直管县，意味着省里可以“下管两级”，即省里部分地上收了地市的权力。第二，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目前，检察院系统在省内已经是垂直管理了，这次又将法院系统纳入省级垂直管理范围，实际上扩大了省级权力。当然，这也有利于削弱司法系统的地方保护主义。第三，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意味着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下放了部分权力给省级政府。二、适度集权有利于自上而下推进改革集权好，还是分权好？答案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环境。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以来，相对容易的增量改革基本上完成了，现在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阻碍继续改革的主要力量是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掌握权力和财富，而且还以“改革参与者”的面目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既得利益者构造的藩篱，必须依靠最高层的权威才能推进改革。因为从理论上讲，最高层作为实际的终极委托人，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应该有道德风险问题。社会底层群众缺乏推进改革的政策工具，不掌握人事权和立法权，但是他们的参与是推进改革的执政基础。因此，在改革处于深水区的当前，由最高层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全盘推进，并监督落实改革的成效，这是打好改革攻坚战的必要条件。既然当前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最高层，那么就要赋予最高层推进改革的有力工具，而最重要的工具当然是政治权力。因此，对于目前的深层次改革而言，我认为权力适度向中央集中有利于推进改革。中央政府掌握了更多的财权、纪检权力，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的权威，有利于增强国家能力，在大改革时代能够更好地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并减少社会因大改革而承受的动荡成本。在中国的地方层次上，省级辖区是最重要的政府单元，各省领导人也是中央委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推进深层次改革的过程中，除了要发挥中央的权威，也要发挥省级政府的积极性。而且，将地方权力适度向省集中，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央和地方之间会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从长远来看，分权是大势所趋。未来，中央将主要负责制度建构和维护国家统一，而地方要因地制宜地执行中央决策。但是，单纯强调分权是不够的。分权必须伴随着外部监督，而最重要的监督力量是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有监督的分权，才能有效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行为。从历史上看，收权容易，放权难。中央应制定长远的改革路线图，做出可置信承诺，让利益各方拥有稳定的预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家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本文修改后发表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东方早报》评论版，发表时题目改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新变化》，发表版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3/11/27/1090168.shtml 。）; 27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审视教学科研管理体制：集权与分权之辩: 热度 1 huangsz759 2013-11-10 20:44; 很多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对体制抱怨颇多，把大学称为衙门、认为大学制度行政化严重，因而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想法。其实，这些都反映出一点：现有的高校教学科研管理体制确实存在过分集权的问题。先说分权的好处。斯隆先生当年临危受命，把通用汽车公司从几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并实现了快速稳定的增长。二三十年后，福特的孙子引用斯隆的企业原则，让福特重振雄风，之后有更多企业，引用斯隆的企业原则，也获益颇丰。斯隆先生的法宝就是分权，尽管这个设想刚刚提出的时候，他还不被理解，甚至被说成是疯子。我们国家当年搞大跃进、大锅饭，对工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经过拨乱反正，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恢复正常。这种效果其实就是集权向分权转变所产生的，其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近些时候，国家总理要搞简政放权，这是很好很正确的方向。对于教育、科技领域也完全适用。只可惜，很多高校仍然是铁板一块，更有甚者，向更进一步的集权转变。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令人痛心。分权吧！我可恨又可怜的高校。对于教学科研院系（专业）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做法，可参见本人其他博文。高等学校教学科研【院系承包责任制】问题分析与解决方案论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44794-642400.html 鼓励校外创业不如校内体制改革—高校科研体制分析：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44794-676190.html; 2250 次阅读|1 个评论

“国学”之精髓与敛财之达道: 周可真 2013-10-15 01:05; 从孔子“学而优则仕”、孟子 “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 之儒教到宋真宗“书中自有黄金屋”之国教，“国学”之精髓——“权生钱”之理愈讲愈明，以此，敛财之道亦愈学愈明：夫欲敛财，必先集权。集权者，敛财之达道。; 个人分类: 传统文化|318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138县酝酿撤县设市县改市再次高歌猛进: 热度 1 liruzi 2013-6-9 09:34; 媒体曝中国138县酝酿撤县设市县改市再次高歌猛进 “县制”消亡危机沉寂16 年之后，“县改市”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再次高歌猛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据统计，至少有138个县酝酿撤县设市，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 省就有60 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 “这是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对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彭真怀严词指责。 “县改市”会不会重新启动虽然仍未可知，但过多的县改为市或区，将冲击以县制为基础的治理制度，这不仅会造成虚假城市化，更会为中国未来发展埋下无可挽救的隐患。 “县改市” 出政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域经济迅速壮大，相应地要求行政权力和管辖范围扩张升级，县升格为市一度成为切实可行而又风光无限的扩张模式。仅1994 年-1996 年间，全国共有95 个“县改市”，其中，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县改市”较为突出，江苏苏南的县基本都升级为市。对于县级单元来说，“县改市”之后可获得更高的税收返还比例、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收入，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工业项目、水资源占用量等好处，在当时客观上这也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改市之后，江苏、山东、浙江等省的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每年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基本都被这三个省占据。 “在特定时期，县改市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规划面积到位，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变成市，使农民就地变成市民。然而这一轮的“县改市”风潮，被中央政府1997 年紧急叫停。彭真怀研究认为，中央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 “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农民‘被上楼’，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他说。如何释放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行政区划改制的中心议题，不可否认，扩权强县无疑是城镇化的下一个增长点。“但我们要对新型城镇化重新理解，不能走入误区，甚至走向反面。”彭真怀表示。 “省管县”遇阻 “县改市”回潮 “县改市”暂时被冻结之后，县级扩权的冲动没有得到释放，转而通过“省管县”的方式探路突围。浙江是最早推动强县扩权的省份之一。早在2002 年，浙江省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 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20 个县市区，成为“省管县”浙江模式。之后，中国许多省市开始推行财政“省管县”的单项试点，这被认为是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省管县”已经处于胶着状态、踯躅不前。虽然全国共有27 个省份1080 个县实行了财政省直管，但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各地推进热情并不太高。从目前来看，具体的障碍就是地级市不愿放弃县的直接管辖权，不管是对经济发达县和不发达县都不愿放，都觉得管得越大越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省管县的试点主要是财政权限的试点，在“财权”上绕过了市里，这对地级市冲击很大。而矛盾之处还在于，人事、发改这些权力还归市里管，县领导仍然受制于市，放不开手脚。强县扩权、省管县遇阻，县域转而寻求另外的方式来突破发展瓶颈，“县改市”再次进入视野。一些强县甚至准备了相关的上报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但“县改市”的闸门并没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 年，民政部只批复了云南蒙自、文山两个县撤县设市，江西德安县部分区域设立共青城市的申请。但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市”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市”全面解禁的信号。加之，借助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东风，“县改市”风潮再起，引起专家学者的普遍担忧。 “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彭真怀说，如此放任下去，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县改区”矛盾重重从1997 年以后，“县域”扩权并不是单线进行的，在“县改市”受困的情况下，撤县改区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新的城市化突破口。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 年的787 个增至2011 年的857 个，县级市则从400 个下降到369 个。在2009 年省财政管县等政策实施后，一些地级市政府担心所属县脱离自己的控制就纷纷把下属县改为区。目前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以广东为例，在珠三角地主要县(市)改为区之后，东西北地区县改区亦不少，去年广东清新县、揭东县先后撤县改区。一些百强县诸如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广东增城市、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等发达县市也可能面临变区的命运。今年年初，“县改市”可能开禁的信号，一度让很多经济强县兴奋，并与“县改区” 发生着强烈的冲突。 5 月8 日，浙江长兴因“撤县改区”酿就一场风波。长兴是全国经济强县，行政区划隶属湖州市管辖。长兴县多年来就一直在为撤县建市做准备，没想到湖州却提出“撤县变区”。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财政80% 留给自己，20% 交给省里。变成区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这引发了长兴县委四套班子、企业和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并联名发出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一封信”：“假如湖州市委、市政府一意孤行，长兴县所有党政机关、乡镇(街道、园区)的一把手也将集体辞职……” 在县改区方式上，县级政府与地级政府显然存在不小的利益冲突，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设区”计划。 “最根本的还是地方利益之争”，竹立家说，相比之下，县级政府对“县改市”更为渴求，而地级市则更迫切地希望“县改区”。这两种力量此消彼涨，一直在较量。地级市喜欢“县改区”，一是为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二是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三也是市领导政绩的表现。”竹立家说。 “县制”的未来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马加鞭，把“县改区”、“县改市”变成抓手，借此寻求更大的发展权限、更大的发展空间。学者质疑，无论是撤县设市、设区都不能盲目推进，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县改市案例，他发现，尽管县级市相比于县，财政收入扩张更快，但在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方面，以及在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方面，县级市都没有明显胜过县。这说明，在民生方面，“县改市”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观。同样，对于县改区，竹立家研究的结果是：大量的县( 市) 改区，成为大中型城市扩张发展空间、获取土地的最好办法。一些本来自身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的县(市)改为区之后，自身的发展动力也随之弱化。以顺德为例，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在全国领先，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一窝蜂地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信息化了。”彭真怀在各地调研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彭真怀表示，县改市或者县改区并不是此轮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和重点，“传统城市化，是为政府自己服务，政府要搞GDP，经济增长，要城市美化，要政绩；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为进城的农民服务，我们要重新理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全底线。彭真怀表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个人分类: 评|1667 次阅读|2 个评论

专制者最厌恶人文学科的自由发展！: 热度 11 jiangjinsong 2012-7-11 09:23; 通常他们采用两种策略：或者简单粗暴地压制、禁止或者威胁利诱地扭曲、假冒因为人文学科涉及的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对自身的规划，对自身的展望。集权社会不需要人文学科的自由发展因为集权者已经对人类前途给出了一个不容怀疑的规定了。反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或者是集权者的有意帮凶，也有可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无意中为虎作伥。从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及其许多人的态度看，我还是认为：中国集权制度的土壤极其肥沃！; 个人分类: 尚未分类|4227 次阅读|36 个评论

衛生部回應抗艾滋病基金遭凍結事件: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1-5-30 07:44; 蔣科學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衛生部回應抗艾滋病基金遭凍結事件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1-05-29 08:41:05 衛生部回應抗艾滋病基金遭凍結事件　　中評社北京5月29日電／日前，一則關於“全球基金”凍結上億美元用於抗艾的對華援助資金的報道引發廣泛關注。京華時報報道，昨天下午，身在瑞士總部的“全球基金”新聞官赫斯特在接受記者越洋電話採訪時證實了這一消息。衛生部疾控局副局長郝陽表示，目前中國所獲“全球基金”援助款項確實已被凍結，凍結期限為三個月，衛生部國際司正與“全球基金”協商此事。　　致力於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andMalaria）是一個政府與民間合作創辦的國際金融機構，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自2002年成立以來，該基金在機構及個人捐款的支持下，在全世界開展抗擊最惡性疾病的工作，其業務目前已覆蓋150多個國家和地區。　　“全球基金”官方網站公開的資料顯示，2003年以來，中國接受了來自“全球基金”的5.39億美元援助，另有2.95億美元援助資金仍在程序中，這些資金主要用於降低結核病發病率、預防和治療艾滋病感染及消滅瘧疾等項目。　　此前有報道稱，因為不認同中國對所獲援助資金的管理方式，“全球基金”凍結了上億美元對華援助。　　昨天下午，記者電話採訪“全球基金”新聞官赫斯特，他證實確有一批對華援助資金被凍結，原因“比較複雜”，希望記者給他發郵件進行採訪。截至昨晚發稿，記者尚未收到赫斯特的郵件回覆。　　昨天下午，衛生部疾控局副局長郝陽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已經看過相關報道，目前中國所獲“全球基金”援助款項確實已被凍結，凍結期限為三個月，衛生部國際司正與“全球基金”協商此事。　　郝陽說，中方與“全球基金”的分歧主要是對“社會組織”的定義不同，中方對“社會組織”的認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關標準執行的，自去年下半年以來，雙方多次就此事進行討論，但一直沒有結果，近期雙方還將就此進行協商。;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2280 次阅读|5 个评论

動物表演與集權統治的合理性: 热度 4 jiangjinsong 2011-5-27 16:58; 有些朋友總是誤以為保護動物的朋友似乎不那麼關心人類的苦難。這完全是錯誤的理解。實際上，所有的苦難都是相關的，所有對生命的迫害都是彼此支持的。動物權利的理念來自人權的理念，而動物權利的理念則進一步支持人權的理念。事實上，美國最早保護兒童權利的訴訟，援引的正是保護動物權利的法律。從對動物遭受的痛苦很自然地會聯想到人類不該遭受折磨。而對動物的迫害，與對弱勢群體的迫害，二者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對無力反抗的生命的壓榨和剝削。有的朋友以某些對動物的迫害具有悠久歷史來為這些迫害辯護。這種思路非常有害。人類歷史的確有許多罪惡，但是，不能以昨天的罪惡為今天的罪惡辯護。否則，今天任何一個集權政府都可以得到辯護。因為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幾乎任何一種駭人聽聞難以想像的罪惡都曾發生過，幾乎每一個集權政府都可以說自己在某一方面并不是冠軍，而博得某些不明真相群眾的感激涕零！爲什麽在一個極端漠視人權的集權國度宣傳動物保護是如此的艱難？因為動物保護會讓所有集權行為、所有蔑視人權的行為更加凸顯出其反人類的醜陋！！！有些朋友詫異：蔣科學爲什麽會把無足輕重的素食、動物保護等問題提高到“如此高度”？我怎麼會天天不厭其煩地談論微不足道的事？實話告訴您對生命的呵護從來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們把生命遭受的痛苦、折磨當作是微不足道的事，應該反省的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了？我們自己是不是多少也有點麻木了？參考文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YxODQxMDA=.html;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2988 次阅读|8 个评论

跛足集权的尴尬: fqng1008 2010-6-1 06:53; 前文提到愚民与亲民：集权统治的两大策略，就愚民策略而言，它的前提是资讯封闭。如果在60年前能够得以实行，面对开放发达的今天，可能就是刻舟求剑。试想，当因言获罪受到谴责，人民迫切渴望真相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名不副实、不伦不类，只剩下中国特色的时候；当开足宣传马力而累累失效，民众发生信任危机的时候，能够再鼓动人们热情的就只剩下金钱。其实，集权政治的获取暴力革命同样需要愚民。几千年来，农民起义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理由，如斩蛇、真龙入怀、挖出天书等等，尽管荒唐，但是必须，因为名正才能言顺。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需要真相、真实，懂得思考，谎言政治越来越难以实行，理性社会和人性化的政治变成唯一的出路。;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95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的政治不能长期徘徊于集权与民主之间: 周可真 2010-5-15 22:11; 刚才吕乃基老师在我的博文下留言，提到他所最佩服的人之一华盛顿，这使我联想到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进而联想到从邓小平开始打破国家领导人任职终身制，于是产生了如下思想：终身制的废除其实客观上是淡化领袖个人的作用，领袖的权威也因此有相应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主制度建设跟不上，这个国家迟早要乱，因为集权政治体制是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的，而且作为这个核心的领袖必须有崇高的权威，否则就难以集权成功。终身制的废除本质上就是意味着集权制的瓦解。集权制瓦解了，民主制建立不起来，国家岂有不乱之理？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地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趁着现在的领袖还有一定高度的权威，这种权威是民主制度建设得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式来进行的政治保障，因而也是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政治大局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如果到了领袖权威进一步下降以至于降到一定程度时再来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这种建设要再以政治改革方式来进行恐怕就难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集权更难成功，如此政局必难稳定。中国的政治不能长期徘徊于集权与民主之间，因为一个国家的政体处于既不取真正的集权制又不取真正的民主制的未定形状态，这样就既不能充分发挥集权制的长处，也不能充分发挥民主制的长处，长此下去，其患必生也。; 个人分类: 时评.政论|3391 次阅读|4 个评论

变化的政治：美国课程决策集权取向的演进及影响: brbaba 2010-1-4 22:19; 摘要：地方分权制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现在课程控制明显出现了从地方学区转向州和联邦政府的取向，不可避免地，这一课程决策的集权取向也始终伴随着挑战和抵制。基于对课程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持有不同的价值视角，美国教育学者对于集权取向的影响褒贬不一，但主要论调是弊大于利，体现在它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学生的学习选择及课程自身的发展等方面。　　关键词：美国，课程决策，集权，政治　　谁来做课程决策如同斯宾塞在1861年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经典问题一样，是课程领域的一个根本和永恒的话题。　　课程决策由于关涉权力的分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因而无法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格。在美国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境下，且人们参与课程决策的愿望又深植于美国的传统，这一话题更是持续地伴随着激烈的论争。美国教育研究所的课程开发工作组在1976年的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人们参与决策的热忱，使关于应该教什么和如何组织课程这些经典的课程问题都黯然失色。　　地方分权制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不像其他许多国家有着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由国家的教育部控制，我们则传统地偏爱一种分权的体系，由地方学区服务地方社区。在19世纪，美国的学校是10万多个独立的地方学区的一部分，每个学校都有权力任命其委员会成员和筹集自己的办学资金。但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集权取向开始出现，并在整个20世纪持续地崭露着锋芒。　　上文所言的集权取向，并非指决策上的完全集权取向，而是指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以地方学区决策为主的国家，出现的州和国家层面在课程决策权力结构中不断增强的取向，尤其是州层面干预的凸显。事实上，以学校、地方和国家相结合的决策模式一直是其特征，只是不同层面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在不断变化而已。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高度中央集权向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决策和管理模式的过渡阶段，如何建立一个合理、合法和均衡的课程决策共享机制，这一问题亟待更多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美国课程决策的集权取向的历史演进，探讨其对课程实践的影响，希冀能为我国课程决策机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鉴照。　　一、美国课程决策集权取向的历史演进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　　集权取向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有很多原因。当人口稀少、交通困难，州政府的义务少，教育意愿低，学区体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随着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学区体系的弱点和它对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的无能为力，逐渐显露了出来。于是，高瞻远瞩的教育者开始试图克服学校的分权控制的弱点，重申州政府在教育控制和支持上的权威。　　伴随着怀疑和勉强的目光，作为纠正地方权力泛化的尝试，集权取向开始出现。随后与集权相关的一个关键机制是标准化考试的出现。1900年，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的建立影响巨大，导致了强有力的考试开发者。　　20世纪初，课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1918年，巴比特《课程》一书的问世，使活动分析的课程开发模式成为美国课程思想中持久的论调。这一模式名义上强调地方情况，实质上仍倾向于集权的一方。因为，如果主流的社会政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最成功的，地方的不同方面就会被删减，其课程目标将被弃权而集权。这也同样存在于查尔斯关于活动分析的变异中，即寻求社会作为目标和学习活动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不得不提到来自于帕克和杜威的挑战。尽管帕克的思想没有排除高度集权的知识作为课程开发的基础，但它认为学生和老师是这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提出，孩子应该是课程改革的中心，即孩子的成长应该成为课程的焦点，由此需要重建每一情形下成长的条件，重建的过程成为课程自身，并需要教师和学生坚定的参与。同时，与当时寻求课程的确定性和外在的控制（标准化、政策、命令）不同，杜威认为引导的力量应该是自我控制，他的思想在课程史中集权和地方化课程的发展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20世纪50～60年代　　纵观历史，伴随着战争和其他迫近的灾难时，回到基础的呼吁似乎是必然的。20世纪50年代回归基础运动中的支持者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立场：应该由专家来决定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都是好的课程，不论学生的阶层、种族、性别、地域等。回归基础运动与提倡国家课程并不远；确切地说，它支持集权。　　随后，由基金会和联邦机构支持的教育改革给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带来了一个新的、更资本主义的，更少以教育工作者为取向，更少地方民主的网状结构，用以取代国家教育协会的教育政策委员会。最明显的例证是由国家课程基金会和一系列如福特和卡内基之类的私人基金会支持的苏联卫星课程改革项目。为了使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领先，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协助引入学科专家，在科学、数学、外语和技术方面设计课程套餐。这些套餐或项目通常是旨在防范教师（teacher-proof）的课程，也即通过使教师依从设计好的活动而阻止他们误教。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课堂调查发现，改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实践如故。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技术的问题，如对教师的培训不充分，致使他们不能准确地执行，或是发展性评价的缺失。相反，课程中的草根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的提倡者则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决策中被漠视。随后的1965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为州购买教学材料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助。　　（三）20世纪70～80年代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联邦政府对于课程的干预达到了某种顶点。同时，法院也越来越关涉学校问题，州政府也增加了他们影响课程的行动，地方学区失去了更多的自治。　　有美国学者于1976年指出，各州在课程决策中的参与程度都在显著加强。说教育的地方控制已经是不准确的了，地方委员会不再是政府的一个有权力建立基本的教育政策的地方单位，而是负责贯彻由更高层面的政府和法院建立的基本政策条文的政府机构说地方委员会和专家共同决策也是不准确的了，更确切的说法是，由州、联邦和地方专家共同决策，且地方委员会仅是作为一个顾问或回应的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发表，其背后动机是在世界市场中，在与其他拥有国家统一课程的国家的竞争中，重新夺得优势。在此报告发表后的18个月内，250个州一级的委员会和工作组被任命为州政策制定者的顾问，结果是超级改革法（mega-reform legislation）在15个州颁布，其他州的立法或州委员会也都在采取行动，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标准，变革教师培训和资格认证等。集权课程的画面变得逐渐清晰。　　这一趋势的典型特征是：大规模的成就测试，广泛使用直接教学，严格的学科标准及课本，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家庭作业增多等。虽然，有学者指出，其中不少特征之前就已经是课程和教学的持续模式，因此它们不能被完全认为是最近由州立法者和州的教育部门的更多控制的这些变化引起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教育决策的权力更大程度上转向州和联邦层面，使这些特征更为合法化和强化了。尽管之后随着保守的国家行政的回归，某些课题和项目的联邦资金撤回，联邦的影响有所减退，但它对于学校课程仍有持续的影响。　　同时，这一阶段对于集权力量的抵制也是不间断的。施瓦布（Sehwab，J.J.）在70年代初就呼吁课程研究的实践取向，强调教师和学生是课程开发的主体和创造者，主张变革自上而下的课程决策模式。概念重建学派的学者如派纳（Pinar）也对集权课程的结构给予了强烈的批评，并提供了选择方案。他们都鼓励教师和学生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发展课程的个人意义和推进社会公正。　　（四）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集权取向并没有渐趋式微，而是在新的政治情境下不断合法化并科层化。　　1991年布什总统签发了以1989年教育首脑会议上提出的6项教育目标为主要内容的《2000年美国：教育战略》。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将原先的6项教育目标扩展为8项教育目标。同年，政府组建了国家教育标准与改进委员会（NESIC），致力于制定课程标准的评判准则。1997年，联邦教育部出台了一份《1998～2000年战略方案》，该方案反映了教育部的七大优先事项，阐述了教育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的并制定了相应的具体目标。　　以1989年的全国数学教师协会颁布的数学课程标准为先导，美国至今已先后制定并公布了十几门课程的全国性标准。2002年，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规定：从2005～2006学年开始，全国3～8年级的所有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全州统一的数学和阅读考试，各州可以自行选择和设计试题，但其试题必须与该州的学术标准相符合。由于联邦政府把在特定学年度参加州一级的统考以及考试成绩与联邦数额庞大的经费资助挂钩，使学校和教师层面不得不放弃一些评价学生的学习成就的灵活手段，而更多地以州一级考试为指向。　　二、集权取向的影响　　课程的控制从地方学区转向州和国家层面这一集权取向的演进源于多方面的变化，包括公立学校的投资，对公众的教育税收要求提高责任感，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的成绩不够理想，对现有课程的普遍不满等，由此，这些变化引发的政治情绪是：必须改进甚至改革课程，而地方学区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因此州和国家的介入就顺理成章了。　　基于对一些课程理论的核心问题持有不同的价值视角，美国教育学者对于当前的课程实践有不同的解读，对于集权取向的影响，也褒贬不一，但是，主要论调是弊大于利。拥护者认为其结果是产生了有益的变化和成就。他们认为，这可以促进教育的不平等问题的解决，确保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优质课程。尤其是立法者和纳税人喜欢这种改变，因为公立学校的成功改进，是根据他们相信和能理解的标准化的测试分数来报告的，更高的分数意味着税收以一种有效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其清晰结果的方式在花费。　　而更多的声音则是反对或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教育目前的状况并未如部分人所宣称的那么好，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恶化了；集权取向不是权力的一种良性转变，这种压制是对现有教育质量的破坏；所谓的卓越的课程对一些学生来说甚至是惩罚性的，不必要地限制了学生能够学习的东西，增加了辍学率。具体来说，可以从其对教师、学生及课程自身几个方面的影响来探讨。　　（一）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课程的集权取向中通常未能认识到的是，一种课程决策能潜在地影响其他所有决策；当课程的某一部分决定了，其他成分的决定将受到直接的影响；同时，那些没有由政府层面明显指定课程的区域也必然能感觉到压力，潜在地迫使学区做出与之统一的决策，这就是课程决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的责任体系之下，当政府对于地方学区效能的质的评估逐渐屈从量的衡量，教师所要做的便是向指定课程靠齐，即确保其提供的课程教学与政府所期待、提供和评价的正式课程相一致。教师是课程工作者，教师应该成为专业的决策者，这些理念由此悬置。　　1.消蚀了教师的创造性，大大窄化了教师的角色　　为了强调对州开发的大纲的关注，统一考试实际上消除了大纲和课程之间的区别。这首先使教师感觉自己远非专业人士；其次，关于能否开发课程和合适地教学，他们已不被信任；接着，教师实际上在课程开发和课程传递之间划了一个明晰的界线：州的责任是开发课程，地方学区教育者的责任是传递，教师处于技术员的角色。其结果是，如同杜威所说，只要学校体系中惟一真正的教育者即教师，在塑造课程中缺乏确定的和有权的位置，将外在的东西外在地应用于学生这一局面就仍会持续。　　2.减少了促进问题解决的资源　　关于教师自身的学习，罗森浩兹（S. Rosen-holtz）曾区分了两种不同学习类型的学校，学习丰富（learning-enriched）型和学习贫困（learning-impoverished）型。在学习丰富型学校中，教师有诸多机会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和问题，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收集相关信息，结合专家的观点，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学习以此改进教学。而在学习贫困型学校中，教师之间相对隔离，其实践智慧取决于外在的决策者而不是创造和发现，往往选择安全而无需冒风险的方法，并日复一日地进行同样的活动。　　课程的集权取向，尤其是惟一最好的方式（one best way）的示范，使课程思想和实践的独创性及多样性匮乏，教师群体之间分享专业思想和实践资源的机会也由此匮乏，导致了学习贫困型学校的出现。简而言之，一个一维的课程，几乎在定义上，就不能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方案，以锻炼和考验教师的问题解决能力。　　（二）限制学生和课程自身的发展　　可以说，教学和学校教育的思想史充满对完整儿童（the whole child）的呼吁和想往。而要促进儿童的生理、智力、情绪和伦理等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存在广泛的学习机会，多样的引发学生兴趣的刺激，那种完整儿童的学习才更可能发生。例如，提供能呈现不同水平难度的阅读材料，鼓励各个小组对阅读内容进行不同的艺术表达，根据学生不同的写作技能和偏好提供不同的教学。显然，集权课程不能提供这些选择，因而限制了学生多元的学习机会和资源，不利于完整儿童的发展。　　而课程的集权取向对于课程自身的负面影响最终是体现在对学生的发展的制约上。鉴于两者的紧密联系，此部分的探讨，没有将两方面截然分开。　　1.偏向知识的客观性质　　支持州控制课程的人对知识性质的假设是，知识是客观的，在学生外独立地存在，可以在课堂互动之前界定，可以被逻辑和有序地组织，传统的学科最能代表它们，可以通过严格组织的教材有效地呈现给学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测试成功地评价。　　鉴于知识是客观的，所有的学生都学习同样的内容，经验同样的课程，以标准化测试所指定的那些能力为目标。一旦课程大体上被州决定，它就很大程度上被州的所有学校忠诚地执行。这种知识观被很多课程理论者认可，他们支持课程在一定程度上的集权。这种观点的反对者显然偏向知识的主观性，认为知识虽可以客观地界定，但学生如果不赋予知识个人的意义并内化，它们就是无意义和不存在的。而且，正式课程中的具体内容以一种逻辑的方式出现，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带着完全相同的知识基础或从课程中获得相似的教育经验。　　知识是客观的，这一论点在某些意图上是理性和合理的，有利于加强对课程的广泛的指导。但知识的客观视角往往忽视师生之间的动态互动、学生和内容之间的个体互动。集权课程对此论点的过于强调很容易导向无用的记忆，导致一些学生对于课程的沮丧感，形成所学和他们未来生活之间的沟壑。　　2.制约课程的全面性　　关于课程的全面性的讨论，有两个基本的概念：显性课程（explicit curriculum）和空无课程（null curriculum）。显性课程是那些在任何课程决策层面精心计划、教学和评价的课程。艾斯纳（Eisner）认为空无课程是学生应该学，但学校却未提供的课程，也就是应有而没有的课程。　　一个全面的课程必须观照学生发展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代表学科或容易测试的方面。但是，州慎重地界定了主要代表学科的显性课程，如传统的数学、科学、阅读、文学和历史等将要受到标准化测试的学科。而其他一些科目都被最小化或删除，成为空无课程，如艺术等科目在实践中也往往沦为空无课程。课程被局限于那些很容易测试的结果事实知识、低层面的思考技能，阅读和数学的基本能力。　　同时，个人兴趣和才能的追求，学会如何学习、尊重不同于自身的他者，欣赏艺术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学会如何处理冲突，终身学习观等，也都被降级为空无课程或只受到微弱的关注。　　3.降低了课程的相关性　　课程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相关性，即课程及意义与学生的生活的关联。由于课程决策远离学生，课程与某些群体的学生的不相关性的几率就会提高。随着相关性减少，学生和教师可能不能融入学习活动，理想的课程效果也就难以达成。此外，辍学率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提供的课程与学生联系不紧密，让学生感觉与自身不相关。　　只有学生和教师有更多的自由去选择学习的兴趣领域和材料，课程才能达到足够的相关程度。这样才能提高学校的吸引力，也易引导学生深入相关的课程。　　4.传达不良的隐性课程　　隐性课程的传达，典型的是通过管理学校的教育者的价值观念、课堂规范规则、学校组织的方式、师生之间的互动等途径。　　学生从州指定的课程中很可能获得以下信息：所学的东西是被其他人确定的，学习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期待；能用分数衡量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如果所学的不能测量或报告给家长，它就明显不重要；个人的兴趣和才能也不重要，除非它们能够以正式的科目组织、能够测试；那些有权的州或学区官员，知道什么是所有学生应该学习的东西；好学生的特征是遵从、有序、记忆、对权威的尊重等。　　三、几点思考　　谁来做课程决策之所以是一个持久的问题，是因为问题的答案与时而变，是一个在新的社会情境、压力和知识出现时需重新考虑的根本问题；这也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因其核心不仅仅是谁来做决策，还包括做何种课程决策的问题。　　首先，谁来决策应该取决于谁有课程开发的专业知识，而不应单单基于政治权力或话语霸权。泰勒（Ralph Tyler）曾根据杜威、拉格（Harold Rugg）等人的观点指出，课程的权力应该基于学科、社会及学习者个体的需求。课程论专家塔巴（H. Taba）也认为，如果课程的发展应是一个理性和科学而非一个单凭经验的方法，课程决策需要建立在一些有效的标准上决策标准应基于构成课程的合理基础的因素研究。至少，这些因素包括学习者、学习过程、文化需求、学科的内容。科学的课程开发还需要进行社会和文化的分析，研究学习者和学习过程，分析知识的性质，从而决定学校目的和课程的性质。　　其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具有必要的政治意识。课程决策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多元的社会中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和哲学，如不同的族群、阶层和性别，保守派和自由派，市区、郊区和农村，课程来自于妥协、谈判和其他形式的调和，而课程发展的理性和科学途径的缺陷就在于忽视了决策的政治性格，回避了某些群体在课程决策上的发言权，以及在什么阶段、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影响这些政治问题，从而导致单从原理的层面去解决各方矛盾冲突的诉求。　　同时，合理的课程决策机制的建立需要不同层面的决策者之间开展持续的对话和沟通，并将为了学生的发展这一课程目标始终摆在首位。《外国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彭彩霞;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76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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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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