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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人类还需要进化多少年？
热度 4 qyu111 2013-5-18 16:20
北京台正在播放一部历史纪录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值得一看： http://www.btv.org/btvindex/jlp/node_45480.htm 一边看一边就不由得在想：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腐朽，社会主义怎么也没能成功呢？ 空想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想吗？如果地球上的社会是由那些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人组成的，社会主义能实现吗？ 地球上的人是不是还处在初级文明人阶段，还没有进化到能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文明人？ 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帮助人类的进化？ 人类的进化是不是必须建立在对野蛮人淘汰的基础上？也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的新生资产阶级概念是不是正在被证实？阶级是不是永远存在？有没有生物学基础？ 阶级如果永远存在，如何解决阶级矛盾？社会主义能实现吗？ 文明能战胜野蛮吗？ 马克思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占有。中国目前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剩余价值去了哪里？
个人分类: 文化生物学|2474 次阅读|11 个评论
社会主义历史从乌托邦开始？
黄安年 2013-5-18 06:36
社会主义历史从乌托邦开始？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3 年 5 月 18 日 发布 《正道沧桑 ---- 社会主义 500 年》的第一集是从 1516 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开始叙述的。不过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乌托邦方案应该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柏拉图（公元前 427- 前 347 年）的主要哲学著作，离现在至少有 2360 年了，被认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想方案，构成了以后各种作为社会政治思想而提出的乌托邦方案的开端。”（邓蜀生、张秀平、杨慧玫《影响世界的 100 本书》第 1-5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显然《理想国》也包含了日后社会政治思想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发韧，既然这样，把《乌托邦》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开端，那么为何不将“以后各种作为社会政治思想而提出的乌托邦方案的开端”《理想国》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开端呢 , 那样一来不就是社会主义有 2360 年历史了吗？ 再说 , 就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叙述来说 , 一般认定是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圣西门（ 1760-1825 ）、欧文（ 1771-1858 ）、傅立叶（ 1772-1837 ）为代表，多说也只有不到 200 （ 188 ）年历史。恩格斯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从空想开始 , 是否我们该翻译成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呢？恩格斯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章中，论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思想理论贡献。他们三个人的学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已有所暴露而又很不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病和不合理性，对人们深感失望的现实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企图建立一个符合理性和正义要求的新社会。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一是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与罪恶，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和研究资本主义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二是在他们的社会历史观中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天才预测，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做好了准备。（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9795.htm ） 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开始论述社会主义学术是有其深刻经济发展背景的考虑的，他没有追溯到 1516 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而非人为拉长的，更不用说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了。以 1848 年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则为 165 年。如果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实践， 1917 年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计算 , 迄今只 96 年历史 , 她在 74 年时已经自我解体了。目前社会主义执政党大国只有中国，才 64 年历史 , 严格说来 1949 年新中国开始几年是新民主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 说到中国的乌托邦，一般认为是从陶渊明时期开始计算。 陶渊明（约 376 ～ 427 ），距今少说也有 1586 年历史了，这样类推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潮历史岂不有 1500 多年历史了 , 比起西方世界不是还要多出 1000 年来 ! 我们讲社会主义 , 最好少谈些乌托邦和空想， 多谈些科学 , 讲科学社会主义 , 这也符合空谈误国 , 实干兴邦的道理，空想不能圆中国梦 , 圆中国梦 , 还得讲科学！ ******************************* 在空间上 , 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守、绝不与外交通的世界 ; 在时间上 , 桃花源中的时间如果不说是停滞的 , 也该是＂循环＂的 , 周而复始的。桃花源正是由于守护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 , 才成了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将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对照陶渊明的＂桃花源＂ , 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尽管各有侧重 , 但都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的 ; 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之中的 , 如果还要将其称为乌托邦 , 那么西方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光明的＂、＂进取的＂的乌托邦 , 东方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种＂幽晦的＂、＂退隐的＂古典的乌托邦。 http://www.cqvip.com/Main/Detail.aspx?id=34407197 陶渊明 陶渊明（约 376 ～ 427 ），字元亮，自号 “ 五柳先生 ” ，晚年更名 “ 潜 ” ，卒后友人私谥 “ 靖节征士 ” ，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因家贫，曾做过几年的官，却因 “ 质性自然 ” ，不愿 “ 以心为形役 ” 、不肯 “ 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 ” 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自小体弱多病，曾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称自己 “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 ， “ 性嗜酒 ” ，然而 “ 家贫 , 不能常得 ” ；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见 “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 ” ），他却能安贫乐道，忘怀得失。 “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 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六十岁左右去世。深受后世文人骚客推崇，欧阳文忠公甚至认为 “ 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即《归去来兮辞》）而已 ” ；在中国诗人享有很崇高的地位，朱光潜先生认为：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编辑摘要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陶渊明 别名： 陶元亮，五柳先生，陶潜 籍贯： 中国江西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出生年月： 公元 376 年 去世年月： 公元 427 年 职业： 文学 诗人 代表作品： 《归去来兮辞》 ; 《桃花源记》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 太守 ；他的 父亲 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 夫人 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 江西 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 参军 ，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陶渊明 - 生平简介 陶渊明（ 365 — 427 ），字元亮，或云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大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曾著 《五柳先生传》 以自况，卒后朋友私谥“靖节”，故后人称“靖节先生”。 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他生于东晋后期和晋宋交替之际，家势已渐渐衰落。曾祖父 陶侃 ，是东晋 开国元勋 ，军功显著，官至 大司马 ，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 陶茂 、父亲 陶逸 都作过太守。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 江州祭酒 、镇军参军、 彭泽 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 - 详细介绍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 祖父 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 393 ），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 祭酒 。当时 门阀 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 400 ），他到荆州，投入 桓玄 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 402 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 405 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 颜延之 ，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 423 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 424 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 427 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陶渊明 - 一生经历 ● 373 年， 9 岁，失怙。 ● 393 年， 孝武帝 太元十八年， 29 岁 ，任江州祭酒。 ● 400 年， 隆安 四年， 36 岁，辞征辟，投入 桓玄 门下作属吏，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 ● 404 年， 元兴 三年， 40 岁，离家投入 刘裕 幕下任镇军参军。 ● 405 年， 义熙 元年， 41 岁，转入建威将军、江州 刺史 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辞职，同年秋任彭泽令。八十三天后，辞官归里，赋 《归去来兮辞》 ，开始过“躬耕自资”的生活，安贫乐道，悠游世外。 ● 427 年， 元嘉 四年， 63 岁，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 《挽歌诗》 三首。 陶渊明 - 情感生活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 感情 生活 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朱光潜·《诗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 经商 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陶渊明 - 思想性格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 黔娄 、 袁安 、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 艺术 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这一方面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所驱使，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陶渊明从小就喜爱大自然，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他有“少无道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诗句，可见，陶渊明在正式辞官归隐之前，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呼唤他 “归去来”。当他由于公事奔波忙碌时，这个声音在呼唤；当他沉思某想之际，这个声音也在呼唤。最后，他终于实现了归田园居的夙愿。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而客观原因则在于，他对当时动乱污浊的社会很不满。他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诗人在 《感士不遇赋》 的序言中说 :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晤有。‘安归’之叹，三间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诗人在这里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而且长期的政治动乱，迫害无辜，魏昔以来“名士少有全者”，真是“密网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当权者是靠不住的，“觉悟当念还，鸟尽良弓废”。要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 《桃花源记》 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 按照文章所描绘的，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续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人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舍中鸡鸣犬吠不绝于耳 ; 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老人和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人也是自给自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勉励，努力耕种。桑竹繁茂，都可以蔽日遮阴了，五谷能够及时种植，不违农时。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也能够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所有的收获都归自己所有，而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此外，这里没有兵丁、官吏，不见商业、学校，完全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 “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下人人平等、共同劳作、酷爱自由、崇尚人性 ; 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陶渊明心目申的理想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诗人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种奢望，于是便隐居起来，希望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http://www.baike.com/wiki/%E9%99%B6%E6%B8%8A%E6%98%8E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评论(07-11)|30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动物保护的论述为什么要舍易求难？
热度 9 jiangjinsong 2012-12-31 15:43
对于 我在动物保护议题上的立场 ， 我当然知道大家接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也有不少朋友建议可以根据当下现实情况， 调整论述的调门， 更加亲民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味， 适度牺牲论述彻底性而增强可接受性， 良药可口不是更好吗？ 其实， 从策略上讲这涉及到了动物保护论述分工合作的问题。 大家知道， 像任何运动一样， 动物保护的论述也同样要有左派右派之分， 有侧重彻底性的激进派， 也有侧重当下可接受性的温和派， 术业有专攻， 劳动有分工， 俺老人家主要负责论述的彻底性。 如果说动物保护的论述者有红脸黑脸的话， 我来扮演显得最“极端”的那位吧！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俺向彻底性方面走得越深， 在右侧 给同志们留下的空间就越大， 他们的论述就越发显得容易接受！ 不仅如此， 动物保护的论述， 除了帮助非人类动物之外， 还有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 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诸如权利、平等、压迫等概念， 提高人们对于人类内部的一切不公正一切罪恶的敏感性， 增强人们对于一切另类的“他者”关怀的意识， 强化人们对于长期流行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的批判能力…… 动物保护的论述为什么要舍易求难？ 那是因为我要把这个动物保护的思想工具， 当作为撬动整个社会文化变革的巨大杠杆！ 这个在思想界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看似意义不大的工作， 其实寄托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在貌似坚不可摧的奴役大坝的角落里， 让我做一只默默搬运坚持挖洞的小蚂蚁吧。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4533 次阅读|22 个评论
[转载]【首篇：转载】《瑟谷学校》（现实中的乌托邦式教育案例）
realms 2012-10-14 14:59
——译序 美国教育考察纪实——瑟谷学校 丁凡（译者） 我之所以会到瑟谷学校参观，说来是有一些渊源的。 瑟谷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是美国第一家“自主学习学校”，至今已有三十年历史。仿效瑟谷而成立的学校，共有十八所，散步全美各地。 什么是自主学习学校 有人称自主学习学校为“无结构学校”，因为瑟谷没有任何课程、没有上下课时间、没有任何学科要求。看在外人眼中，学生们似乎整天就只是玩耍。 我跟瑟谷的关系，始于一年前。小女儿莹莹转学到位于鸟来的种籽学苑——台湾唯一的自主学习学校。住在美国的大姐正好看到《今日美国》报上一篇介绍瑟谷的报道，便寄来给我。一看之下，才知道除了英国的夏山学校之外，还有这么多想法类似的学校。 经过初步联络之后，我开始与瑟谷的人互通电子邮件，订购了他们出版的书籍和录影带，找了远流出版公司谈版权，接着便开始着手翻译。了解得越多，兴趣越大，于是有了亲自去参观的念头。瑟谷的人很热情地一口答应了：“平常我们是不随便让人参观的，你不同，来吧！可是记得，要像墙上的苍蝇一样，安安静静地，不要问一大堆问题。学生们快被烦死了，访客总是要问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那件事？学会认字了没有？整天玩耍不会无聊吗？请尊重他们，不要拿他们当动物园里的动物。” 于是我带着女儿由台北飞到波士顿，转了三班火车，再叫了辆计程车，终于来到瑟谷。十一月正是秋凉时节，满山的叶子全是各种深浅不同的黄与红。瑟谷的校区不算大，十英亩的地，一幢古老的两层建筑。另外有一座谷仓、一片小湖、一座小桥。大大小小的孩子进进出出，打球的打球、聊天的聊天。这里不像学校，倒像是一个大家庭。 找到了和我通信的明西。寒暄之后，她带我去挂好大衣，四周转了一圈，便放我“自主参观”了。这里的人，非常重视人的独立性，对学生如此、对访客也如此。没有人给我做简报，没有人领着我参观，没有人问我要做什么。他们觉得，不论大人小孩，都要为自己负全责。每一天的日子要怎么过，完全是由本人决定。 东问西问之后，辗转找到了小书房中正在开会的一堆人。十来个人之中，一半是大人，一半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正在讨论要买什么样的烤箱。桌上摊了一堆资料，气氛温暖和善、轻松自在。偶尔有人探头进来看看、坐一坐又走了。似乎，他们的会议不但全面开放给学生参与，而且不在乎任何人的来来去去。每个在场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有人主张买大烤箱，可以为全校一百八十八个学生烤鹅，也可以办大型义卖募款；有人主张要买宽的烤箱，可以让两、三个人同时使用上层的火炉……规格、价格、品牌、用途，都一一讨论过。最后由“烹饪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决定。这些成员中，有五位大人、两位大孩子。 选好烤箱之后，烹饪委员会又决定由学校出一半的钱，剩下的五千美金分四年募款摊还。大家热烈讨论如何举办义卖；烹饪社如何准备每周一次的午餐；午餐应该卖两块还是一块半；卖午餐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训练学生……。 最后谈到烹饪社使用厨房是否需要缴费的问题。学校经费短绌，只有部分人使用厨房是否公平；电费分担、烤箱折旧……都一一提出来讨论之后，决定每次使用新的大烤箱要缴两块钱美金。收钱的人很快选出来。散会。 瑟谷的老师不叫老师，叫做“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校长、没有主任，只有分工合作。每一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自愿的，而且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参加的条件只是要准时出席各委员会的会议。缺席不到的委员，自然丧失他的投票权。所以每个人对于自己关心的议题，便会热心参与，以期运用影响力达到目的。在这里，四岁到十九岁的孩子，全都拥有与大人同等的参与权和投票权。只是年纪小的孩子，很自然的比较不关心学校的行政作业，所以委员会里多半仍是大人和大孩子。 紧接着是每天早上十一点开的学生法庭。负责的是一位大人和五位大孩子。被“控告”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进来，办完事又陆陆续续的离开了。两个钟头内，总共处理了十几件“案子”。程序大体相似：被告走进来后，有人宣读他的“状纸”，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半的人直接承认犯规，在状纸上签名认罪，由法庭宣布罚则内容，肯接受的话就再次签名同意，案子结束。有的人不服控告，会为自己辩解，这时候就要找来证人，多问些问题。有误会的，谈明白也就算了，不一定要罚。罚起来也不算什么：在沙发上跳来跳去，以致沙发寿命缩短的罚美金一元；弄坏别人玩具的罚赔玩具；画玩图画不收拾干净的罚三天不准使用美术教室；骂人的罚三天不准和被骂的人玩耍；被罚了却不遵守罚则的续罚三天；屡犯不改的转送校务大会裁决……。每周一次的校务大会显然比较严格。曾经有人连续八周被转送校务大会，最后校方不得不勒令退学。 “学生法庭”一词，或许听起来很严厉，但事实不然。整体气氛是友善、轻松的，罚则也都颇为合情合理。碰到屡犯不改的人，大家也没有什么不耐烦，只是明白地说：“这是你第四次犯同样的校规了，你懂得要收拾看完的杂志吗？你知道要放回原来的架子上吗？下回会记得了吗？”碰到年纪小的孩子，大家的口气明显的调整得更温和：“这样说，懂不懂？不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噢，下次注意噢，好不好？” 有个十岁男孩被控告踢人，很不服气地反控对方一直骂他是臭蛋。法庭找了证人来，证明所言属实之后，跟他说：“不管别人是否有错在先，你踢了人就是不对。你可以控告他骂人，我们会处理。你选择私了，就变成你有错。现在我们无法罚他，因为你没有提出控诉。我们必须罚你，因为他告了你。这样子说，你服不服气？”男孩子有点不甘愿地点了点头，法庭决议给他一个警告：“你来瑟谷一年了，这是第一次被控告，可见你平日行为良好。又有证人证明你是被激怒了，所以只给你一个口头警告。但是请记得，下次有任何人让你不舒服，不要自己私了，要拿到法庭上公断，否则下次不会只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罚你了，懂吗？” 另外一个小男孩被“谷仓整理委员”控告不扫地。两边争执不下到底是不是该他扫地，法庭当下朗读清扫规则：“这样子懂不懂了？下次轮到你扫地，你不能再说你不知道，因为今天我们都谈清楚了，对不对？好，请谷仓整理委员另外给他排清扫日期。”那位十岁的委员仍然不太服气：“我就不信他不懂，怎么可能不懂？我以前解释了又解释！”法庭马上制止他说下去：“我们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以前到底懂不懂，这件事只有他知道，无法被证明，我们无法决定要相信他还是不相信。我们只能同意，今天之后他是懂了，因为今天把一切当众说明了，对不对？下一次再有问题，我们才能秉公处理。这样子能接受吗？”终于得到双方同意，画押结案。 大家鱼贯出了小书房，到餐厅吃午饭。瑟谷并没有规定的午餐时间，谁饿了谁吃，没有人管。有人喜欢走个二十多分钟到校外订比萨饼、有人吃泡面、有人带三明治……我拿出一大包雪饼请他们吃，一时之间，整个餐厅都是咔嚓咔嚓的声音。其中一个大孩子说：“这不是日本字吗这是日本食物吗？”他到过日本，有一些接触。 我说台湾颇受日本影响。另一个孩子接口：“对，因为台湾和日本很靠近对不对？”我心想，不错呀，竟然没有像一般美国人把台湾当成泰国。 小的孩子想知道我飞了多久才到，大的孩子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瑟谷的、为什么要来访问。大人则对种籽学苑充满了好奇。一谈之下，才发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相似。家长的质疑、对老师的不信任、经费短绌、薪资有限、法源困难……虽然他们已经历经三十寒暑，但是创校人之一——汉娜仍是不断摇头：“难啊！家长们给的压力极大，要求极多。很多人是因为孩子在体制内待得不太快乐，才不得不来这里。来了之后好不容易快乐起来了，就又要他们学这个学那个，干扰马上来了。” 既然家长在校务会议中也有投票权，不同理念的家长会不会导致学校分裂呢？“有啊，头几年里，每一年都走掉一大批，待下来的全是忠实信徒。不过新加入的家庭倒不一定，有些也是无法认同我们的作法，但是因为学校历史久了，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好似有了自己的生命，不轻易受任何人的影响。” 这样自由的学校，会不会吸引一大堆无法适应体制教育、或是有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的学生呢？“会呀！但是他们一旦来了瑟谷，便必须遵守瑟谷的规矩。我们不去处理他们的家庭问题或心理问题，只管他们在学校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真正尊重他们，孩子们也会相对的尊重学校。我们看不到暴力、看不到破坏、看不到偷东西，只有一些小小的犯规或摩擦。” 到底是怎么样的教育理念，驱使这群人不畏艰难、不计薪资地坚持下来呢？ 瑟谷的教育哲学植基于对人的信任。亚里斯多德说：“人生而好奇。”瑟谷认为儿童天生好奇，只要给他一个学习环境，他就会学习——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体制中的教育，一律要求孩子在某个年纪做某些事、以某种特定的方法与速度学习某些被公认为重要的学科。瑟谷相信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速度、不同的人生目的——他们完全尊重个体自决的权利。他们信任由孩子自然发展，孩子才能成就最真实的自我，才能避免扭曲的人格。为了让孩子自然发展，他们不排任何课程、不做任何要求，他们等待孩子们主动表示要学什么，大人只被动反应。 许多孩子自己学会认字，完全不找大人帮忙。他们有时候找别的孩子帮忙；有时候自己找书看；有时候学校资源不够，就会找外面的专家解答疑问。想学手艺的人找师傅当学徒；想上大学的自己念参考书、准备入学考试。那么全校十位老师都在做什么呢？ 新来的老师最难以适应的就是没有任何明显的“工作”要做。但是说他们闲着也不正确。与我谈话的时候，所有的大人都是来来去去的：为一个六岁小女孩贴绷带、为一个八岁小男孩上数学课、开小组会议、接电话、学生来邀他打球、一个十五岁女孩缝衣服有了困难来搬救兵……学校是一个流动的生命，随时有状况需要处理。瑟谷的大人是支撑学校的骨干，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学校的运作，让孩子拥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学习环境。其他的一切，全都要看孩子自己了。 多半的人会怀疑：成效如何呢？如果不要求小孩子学习，他就不会学习，那他将来怎么办呢？以瑟谷的经验来看，这些似乎都是多虑了。虽然没有人管，孩子们或早或晚地会自己学会阅读，一般在八岁左右学会，最早的五岁、最晚的十二岁。孩子们到了十一、二岁便会想学算术，一般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每周上两堂课的速度，学完小学六年全部的数学内容。想上大学的孩子，大约花半年猛念入学的参考书，都能申请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其中许多人进了一流大学。 瑟谷的学生都显得有自信，他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了解自己的能力、了解自己要什么……他们独立自主，懂得解决问题。这些能力都不是书本中学到的，但是这些能力都是他们将来面对人生时最大的资产。我们习惯了不断地灌输各种知识给孩子，结果呢？吸收不了的孩子自觉是笨蛋、吸收得了的孩子自以为优秀，但是谁也不会真正知道怎样处理人生。 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讲究自我、鼓吹独立的社会中，瑟谷的生存仍然显得困难。而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里，当自由与放任不分、民主与暴力相结合、人与人之间鼓励相互依赖时，种籽学苑的生存更形艰辛。羡慕夏山的人很多，有勇气实现学习自主的人很少。这倒不要紧，毕竟人生的选择是多样的，我们并没有打算把每家学校都改造成种籽学苑。我只担心，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成熟到能够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是不是能够欣赏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做法？还是一方面要孩子独立自主，一方面又视自主学习为异端邪说呢？ 瑟谷的三十年历史、十八家继之而起的自主学习学校、瑟谷的数百位毕业生都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自主学习可行。也许不适合全部的人、也许很困难，但是我们衷心盼望有个机会证明：别人能，台湾也能。 ——前言 不用申请大学 已经没有面谈机会了！ 十二月了，每一个想进康州中城卫斯理杨大学的高三学生都早已提出申请，安排好面谈时间。等到十二月再申请已经太晚，更别提安排面谈了。 但是丽莎可不管这些。每天早上九点一过,她就给卫斯理杨大学的教务处打电话。每天早上，秘书接到丽莎的电话都说：“没有办法，没有面谈机会。”很快的，丽莎的声音和丽莎的决心在卫斯理杨的教务处都出名了。她和这些人不断地聊天、恳谈。一周又一周。 他们问她：为什么没有及时提出入学申请？她回答：有啊，可是不是卫斯理杨呀！她在别处的申请都早早完成了，可是直到现在才有朋友和老师告诉她，卫斯理杨大学会是最适合她去念的学校。她去看过卫斯理杨校区，和那边的学生谈过话，觉得真的很合适。卫斯理杨正对她胃口，速配得很，她相当有把握。不管申请会不会太迟，她都要申请。她要卫斯理杨的人也了解这一点，给她一个机会让他们了解她，了解她和学校有多么相配。 丽莎明白她必须要有面谈的机会。他们必须直接与她接触，看看她的眼睛、看看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她也像别人一样，写了自传、填了表格。但是她的个人资料有个与众不同的弱点。 她的申请表上没有成绩、没有分数、没有课程学分、没有评量。这么多年的学生生涯，却没有一点学习成果的记录。 丽莎是瑟谷学校的学生。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学会了一切要靠自己。 一月八日。 “有一个人取消面谈了。你下个星期二早上九点能不能来补位？招生主任会亲自见你。” 大好的消息！ 当然她会去，下个星期二也好、任何一天、任何时候也好，她都会去。 她到了卫斯理杨的教务处。每个人都转头看她。这就是那个永远不肯放弃，一直打电话来的女孩子。他们对她微笑，温暖地欢迎她。主任已经在等她了。 她走进主任办公室，进行十五分钟的面谈。别的学生等着轮到自己。十五分钟过去了，丽莎没有出来。半个小时过去了。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终于，一个小时后，主任和丽莎笑着走出来了。他们走到丽莎的母亲面前，主任说：“我希望丽莎会决定来这里上大学，我认为她和我们很相配。” 她的申请被接受了，她的面谈成功了。十二年的瑟谷教育，凝聚成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使丽莎完满达成任务。她收到卫斯理杨大学的入学许可。她接受了。 每一位想升大学的瑟谷毕业生都有相似的遭遇。他们通通上了心目中的第一志愿。许多学生是被大学主动网罗的。他们全都没有成绩单、没有修标准课程、也没有推荐信。 但是他们拥有更多。他们有内在力量、他们了解自己、他们有决心与毅力。每一次有学生申请大学，对方都会奇怪：“瑟谷学校是怎样一家学校？为什么他们的毕业生会这样好呢？” 这本书便是描写这家前所未有的学校。我们参考了许多先哲思想，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精神，最后汇聚成一股新的力量。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大略看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精义。这些都是美国的立国精神，都是我们的根。 ——1、数学 第一篇 自主学习 提要：何谓“无障碍学习”？就是让学生自己决定想学什么、想学多少，不要强迫他学习他不需要或不想要的东西，让他拥有自主学习的自由。1862年李奥·托斯托也公爵在他的《教育与文化》一书中便写道：“即使是一世纪之后，我也怀疑这种学校能否存在。不太可能……一百年后，自主学习学校也不可能建立。”但是瑟谷学校打破了这样的怀疑，它在1968年创造了这样的传奇，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正式立案的“自主学习学校”。 第一章 数学 我的面前坐了十来个小孩，有男有女，九岁到十二岁。一星期前，他们要求我教他们数学。他们希望会加减乘除和其他算术。 他们刚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你们并不是真的想学数学吧？” “我们要，我们真的要！”他们回答。 我坚持：“你们不是真的要学。而是你们的邻居朋友、你们的父母、你们的亲戚要你学的，你们自己宁可做别的事，像是去玩呀什么的。” “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要学数学。教我们，我们会证明给你看。我们会做功课，我们会很努力、很认真！” 我不得不相信他们。我知道一般学校都用六年时间教算术，我也知道过了几个月他们就会失去兴趣。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非要不可，我则毫无信心。 可是我错了。 我的最大问题是找一本合适的教科书。我以前参与过“新数学”的编写工作，但是我越来越痛恨它。当初编写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属于甘迺迪时代的产物。我们信心十足，毫不怀疑自己，脑中充满了抽象逻辑、理论、数字、数学难题……。我猜，如果要我们为农夫设计农业课程，我们会从有机化学、遗传和微生物教起。幸好没人要我们设计农业课程，否则世界上的人都要饿死了。 我越来越讨厌“新数学”中的抽象思考和自以为是。不到百分之一的老师真正懂得新数学在讲什么，不到千分之一的学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们生活中需要的是算术，他们需要学会计算，以便使用工具。我的学生需要的是这些。 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教数学的书，正合我用。这本书写于一八九八年，版面小而厚重。里面全是上百成千的练习，目的是训练孩子们熟于计算。 课程准时开始。这是我们约好了的。我问过他们：“你们说你们会很认真？那么好，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十一点整，你们得准时到教室，迟到五分钟以上就不上课。取消两次以后就不教了。” 他们说：“就这么约定了。”眼睛里闪着快活的光芒。 基本加法花了两堂课。他们用各种方式学：长长细细的方柱、短短胖胖的方柱、长长胖胖的方柱。他们做了许多练习。减法花了另外两堂课。本来一堂课也够了，可是“借十”的算法需要多费点工夫解释。 轮到乘法了，首先是九九乘法表。每个人都得熟背，每个人都被考来考去；然后学乘法原则。最后练习。 他们全部都很热衷于学习。一面学着新的观念，一面渐渐熟悉了四则运算的诀窍，他们可以“感觉”到新知识进入自己体内。几百、几百题的练习、课堂小考、口试，一再地把算术打进他们的脑海。 可是他们不退缩，全部继续学下去。有时候他们互相帮忙解题，互相教导，使课程得以持续下去。十二岁和九岁、狮子和绵羊，合作无间地并肩坐在一起，绝没有互相取笑、没有羞辱。 除法——直式、横式、分数、小数、百分数、开根号。 他们早上十一点准时来，上半小时课，带着作业离开。下回上课时，全都乖乖地把作业写完带来批改。没有一个例外。 二十周课程结束时，总共上了二十小时的课，他们就把算术学完了。六年的课程内容。他们每一个人都学得滚瓜烂熟。 我们为了课程顺利结束开了个大派对。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被自己当初的理想震慑住了。我们的教育理念管用，非常管用。 也许我应该料到会有这种后果的，可是我仍然忍不住视为奇迹。一周之后，我跟艾伦·怀特聊起这件事。怀特是公立学校里的数学老师，对数学教学的最新发展比谁都懂。 我告诉他数学课的情形。 他一点也不意外。 我很吃惊，便问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意外？”我自己仍处于兴奋状态，对于我那十二个孩子学算术的速度和彻底的程度感到震惊。 他的回答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内容并不是那么难。难的是教一些根本不肯学习的学生，简直是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年复一年地，慢慢地一点一点教。即便如此，也还是有许多人怎么学也学不会。大部分的六年级学生都是数学文盲。给我任何一个有心学习数学的孩子——二十周差不多够了。” 我想大概是吧！ 以后的孩子学起来，也是那么快。 第二章 班级 说话得小心，用词遣字才不会引起误会。同一句话听在两个人耳朵里，能代表同一个意思才真是奇怪的事呢! 通常，同一句话不会代表同一个意思。例如“爱”、“和平”、“信任”、“民主”……，每个人都会在字眼里加入自己一生的经验和世界观，而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人言各殊的。 例如“班级”一词，在没有学校的社会里会是什么意义呢？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名词。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个名词代表了许多意象：一个有老师有学生的房间、学生坐在椅子上、老师站在台上教导。它也代表了课堂的上下课时间、作业、课本、课程进度。它更代表了许多别的东西：无聊、挫折、羞辱、成就、失败、竞争。 在瑟谷，它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意思。 在瑟谷，“班级”代表两群人之间的一个协议。一开始，是一个人或数个人决定要学什么——例如算术、法文、物理、拼字或塑陶。通常他们自己会搞定。他们会找到书或电脑教学软件，或观察别人。这种时候，其实不是一个班级，只是自主学习而已。 有时候学生们无法自己解决问题。他们会找人帮忙，这个人必须能提供他们缺乏的资讯。当他们找到这个人了，就开始谈判：“我们会做这个做那个，你会做这个做那个……好吗？”如果每个人都同意了，一个班级就形成了。 要求形成班级的人就是“学生”。如果他们不认真上课，班级就自然解散了。通常，孩子们会自己想出来要学什么、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他们不太需要一个正式班级。 和学生订立合约的人就是“教师”。“教师”也可以是学校里别的学生，通常是在学校上班的大人。 在瑟谷的老师必须随时准备和孩子们谈判契约——能够满足孩子学习需要的契约。有很多人写信要求来瑟谷当老师，许多人会谈到他们有多少多少本事可以“教”给学生。这种人通常在这里待不下去。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什么，而不是老师能教什么。这个观念对与许多资深老师而言是很难接受的。 班级契约的内容很多：主题、时间、双方必须履行的责任。例如，契约中可能会约定老师必须在某个特定时段和学生会面。这个时间也许是固定的：每周二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也许是不固定的：“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可以在周一上午十点一起研究；没有问题的话，就不见面，延到下次再说。”有时候，他们会选一本书当主要参考书。学生也有责任要履行，例如他们要准时上课。 任何一方觉得够了，就可以解散这个班级。老师若觉得无法胜任，随时可以退出——学生如果想继续学，就得另外再找老师。如果学生不想学了，老师必须自己想办法消化空出来的时间。 偶尔，学校里会出现另一种班级。有的人觉得自己有某些独特的东西，而且是书本上看不到的，别人也许会有兴趣，因此想教给别人。他们可以贴个公告：“想学＊＊＊的人可以在周四早上十点半在演说厅见面。”然后等着别人来。如果有人来，就开始教。如果没有人来，只有认了。甚至有的人来了一次就不来了。 我贴过几次这种公告。第一堂课总是很多人来：“看看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第二堂课人就开始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小群真正有兴趣的人。对他们这是一种娱乐，对我则是一个宣扬自己思想的机会。 第三章 坚持度 这又是一个语言认同的问题。照上一章所说的，学习听起来似乎很随便、轻松、容易。随便学、随便忘。东学西学、乱七八糟、没有纪律。 我倒希望真是那样。 学校刚成立时，十三岁的李察入学了，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古典音乐有兴趣——尤其是喇叭。李察觉得他找到了人生目标。学校正好有一位老师会玩铜管乐器，李察很热情地一头栽进去了。 李察每天要练习四小时。我们建议他做些别的事，可是他一点也不听。他的事情是真多，但是不论他在做些什么，每天总找得出四小时练喇叭。 他住在波士顿市区内，每天要花七十五分钟来学校，由法明罕公车站要徒步走半个多小时到校区。好像邮差似的，“不论晴雨、再恶劣的气候”李察都准时上学，我们的耳朵每天不得安宁。 很快地，我们发现湖边磨坊的妙用了。磨坊的屋顶和四面墙都是石材做的，位置又远离校区中心。这幢没人使用的建筑物忽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李察也注意到了。磨坊变成了音乐教室，李察在那里大吹特吹他的喇叭。 他练了又练。 每天至少四小时，连续四年。 毕业后不久，李察进了音乐学校，后来成为一个大交响乐团的首席喇叭手。 李察之后是法拉第，他喜欢打鼓。早上打、下午打、晚上也打。显然需要紧急干预。我们在地下室为他准备了一间鼓室，也给了他一把学校大门的锁匙，以便他可以早打鼓、晚打鼓、周末也打鼓。 我们发现地下室隔音效果不太好，总是听到一阵一阵的鼓声，好像生活在丛林中。法拉第念了两年，十八岁时离开。我们都很喜欢他，但是我们也都巴不得他早点走。 孩子们的坚持度不只是表现在音乐上。每个孩子都会找到一样、两样、甚至许多样兴趣，无休无止地埋头苦干。 有时候，他们埋头苦干地认真念书。每一年，想上大学的大孩子都会为了大学入学考试猛啃书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找大人帮忙，可是他们终究必须得靠自己用功。厚厚的参考书被借来借去，一页一页仔细读过。这个过程非常辛苦，从头到尾大约四、五个月，而且有些人以前从来没有念过这些内容。 有些学生整天在那里写个不停，有的人画个不停。有人塑陶、有人做菜、有人运动。 有些人的兴趣比较普通，有些人的兴趣很特别。 路克想当一个葬仪化妆师。十五岁孩子很少会有这样的志愿。他有他的理由，他认为自己可以为丧家提供许多安慰。在他的心中，他的葬仪社已经有模有样了。 路克很认真地学习着科学、化学、生物和动物学。十六岁，他准备好了。我们把他带到本地最大的医院去，那里的病理科主任很高兴地欢迎这个工作热情的实习生。每一天，路克学到更多的技术，使病理科主任大为惊异。一年内，他已经可以独力验尸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一项成就。 五年内，路克拿到了葬仪化妆师执照。现在他真的拥有一间殡仪馆。 然后是巴布。 有一天，巴布跑来问我：“教我物理好不好？”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巴布曾经做过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他会有始有终。他主持过学校的出版社、他写过并发行了一本有关学校法庭的书、他花了不知多少时间练钢琴。 于是我答应了，我们的约定很简单。我知道困难会在哪儿。我告诉巴布：“一页一页念，一个练习题一个练习题做，一有问题就来找我。不要等到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再来。”我猜我知道巴布会在哪里卡住。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好几个月过去了。 巴布一直没来找我。 他以前没有中途放弃过——以后也没有。难道他失去兴趣了吗？我保持沉默，慢慢地等待。 五个月后，巴布要求见我：“第二百五十二页上有个问题。”我试着不露出惊异之色。结果我们花了五分钟便解决了这个小小的困难。 他再也没有为了物理找过我。他一个人念完了那本书。他的微积分也是自学的，连问也没问我一声。我想他知道，必要的时候我会协助他。 今天的巴布已经成为一名数学家了。 第四章 学徒制度 路克去医院病理科实习的时候，他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位在外面实习的学徒。 我们不可能让路克在校园内验尸。我们的实验室再好，仍然无法应付这种事。 以十五岁之龄，路克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等个六、七年，念完大学，然后进入专业领域：他也可以直接开始。 我们不觉得他该等。我们找了很多当地医生，直到其中一位首肯。我们和他订了契约，就像学校里的班级契约一样：路克当你的助手，不拿薪水，你教他……。训练内容都清清楚楚写下来了。每个相关的人都看过了、应允了，学校的学徒制度于焉展开。 这个主意大受欢迎。吉儿爱上了戏剧，学校的剧团不能满足她的需求。她喜欢做幕后工作——化妆、道具、服装、布景、灯光。她在剑桥的老布剧团当学徒，不久之后就到处有剧团聘请她去工作了。剧团兼差的收入帮她付大学学费，顺利念完了戏剧学位。 什么时候留在学校里，什么时候离开呢？许多时候，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沙奥在十四岁时爱上摄影。他在学校暗房里自己摸索。他常常不满意学校的设备，但是他决定不要出去当学徒，他要自己动手改良现有设备。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力气在学校工厂里研究木工。他研读摄影技术书籍。一年内，他独力重建了我们的暗房，用的都是他买来的二手货。他是学校有史以来第四个对暗房有兴趣的人。等到他弄完之后，暗房看起来真是有模有样。 但是到了沙奥十六岁的时候，连这间暗房也不够用了，他需要跟着一位专业人士学习。一周又一周，沙奥在波士顿四处寻找肯收他为徒的专业摄影师。情况不妙，一个说：“去念大学。”另一个说：“去找一家商业摄影公司。” 找到乔的时候，沙奥已经身经百战，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机会了。每一个反对的理由都被他驳倒了。可是乔仍然不肯收这么年轻的学徒：“我知道青少年是什么德行，迟到、随随便便、总是弄得乱七八糟。”沙奥不放弃。学校也支持他。终于，一周两天，沙奥坐公车到波士顿为乔工作。 他由最基本的学起。一年后，他结束了学徒生涯，乔邀请他留下来工作，负责整个暗房。 今天，沙奥是一位艺术摄影家，也是一位擅长商业摄影的专家。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学艺失败的记录。那次是因为师傅太不负责任，没有好好教。学生只好放弃了，到别处找人教他。 多年来，有个人收了一大堆学徒。 艾伦·怀特是一位建筑工头。我们建校时，他还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校长。艾伦是最好的行政主管——聪明而不爱现、脾气好、公平、和善、合理、有组织力。 我们建校时，邀请了波士顿各校校长来参观，看看我们在做什么。艾伦是唯一接受邀请的人。他很好奇。 他的好奇心害惨他了。 艾伦后来当了教育官员，负责他们那个小城的教育改革。瑟谷学校成为他的教改蓝图。他了解得越多，越想在公立学校里做一些改变。 他的小城因此而吵翻天了。直到今天，他创立的实验学校仍活在人们的心中，令人怀念不已。但是当时却不见容于社会，遭到了关闭的命运。 艾伦辞职了。他放弃养老金、放弃终身职、放弃了许多别的好处。他重拾旧爱，开始做木工，成为一位建筑工头。 这些年来，艾伦始终没有离开我们，他总是在那里帮忙、提供建议、安慰我们。从一开始，他就被选为学校董事长，年年连任。 学校里若有任何人对土木有兴趣，就去找艾伦当学徒。其中有四位学成出师，成为专业木工师傅。 学徒制度使艾伦得以留在教育界里，实地教导学生。也使得许多其他的人得以以“师傅”的身份，带领一个一个认真学习的学生。 第五章 阅读 二十多年来，瑟谷学校从来没有任何阅读障碍的学生。阅读障碍的成因、甚至于是否真的存在，都是见仁见智的。某些专家估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具有阅读障碍。 事实上，我们学校里从未见过。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逼任何人学习阅读。 阅读使我们受到很大的考验。就像所有其他的事，我们让孩子们自己决定。我们不催促他们。没有人会说：“该学会读书了！”没有人问：“要不要学怎么念书呢？”没有人建议：“你不觉得该学学念书了吗？”没有人假装兴奋地提议：“念书多好玩呀！”我们的原则是：等学生主动要求。 理想和现实配合的时候，当然是皆大欢喜。以我的家庭为例，老大五岁就开始阅读，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六岁已经念得很好。没问题。一切都令人满意。 他的妹妹比他小两岁半，就不同了。我们等了又等，等她自己学会阅读，或是要求别人教她。可是我们一直等、一直等。 她六岁仍不会阅读倒还好，没有人在意。 七岁还不会念书就不太妙了。爷爷奶奶和朋友都开始不安，老是要暗示一下。 到了八岁，这简直是不得了，在亲朋好友之间成了一个丑闻。我们被视为不负责任的父母。学校呢？这种学校像什么话，八岁的孩子还是文盲，却什么也不教。 在学校里没人在乎。她的朋友们多半会念书，有些不会。她自己可一点也不在乎。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她是那么快活。 九岁的时候，她忽然决定要开始念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不记得。总之，到了九岁半，她什么都会念了。她不再是个“问题”。当然，对我们而言，她从来不是个问题。 我们的个人经验一点也不特殊。学校里的孩子有的开始得早，有的开始得晚，所有的人都等到自己准备好了才开始阅读。最后每个人都学会了阅读，没有一点问题。 在我们学校，一本小学语文课本都没有。一年级课本、二年级课本、三年级课本都没有。除了老师之外，我怀疑有多少大人读过这些课本。它们全都无聊透了！现代的孩子看多了电视，要他们再读这些课本，当然会觉得无聊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孩子会自动拿起课本，趣味盎然地读起来。 事实上，我们学校根本不在意阅读这件事。很少有孩子要求大人协助。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有人听别人念故事书，记住了，慢慢也就会念了；有的人读食物包装盒上的字；有的人读游戏说明；有的人读街上招牌。有的人由字母发音入手；有的人由拼字入手；有的人整个字整个字地学。老实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学会的，他们也不会解释。有一次我问一个刚学会阅读的孩子：“你是怎么学会的呢？”他的答案是：“很简单呀！我学会了‘来’，又学会了‘去’，然后就都会了。” 原来，阅读就像说话一样。我们并不叫孩子去说话课学说话，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上学之前便已经学会说话了。如果一岁孩子也得上学的话，恐怕大人真的会开说话课，也会产生一大堆“说话障碍”的孩子了。极少数的小孩会有生理上的说话困难，绝大多数的孩子不知怎么地也就自己学会说话了。 为什么小孩要学说话？因为婴儿的四周充满了说话的大人，小孩自然地想加入那个说话的世界。试试看去阻止他们！小孩学说话的决心和毅力是惊人的。 在瑟谷，阅读也是一样。不用管他们，孩子自然会发觉：文字是开启知识宝库的秘密钥匙。好奇心会引领他们，使他们热情地学习文字。 而且文字的学习比说话容易多了。这时候他们年纪比较大了，也比较有经验了。他们知道语言是什么、如何运用、字的意义是什么。学习阅读比学习说话容易多了。 书写则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孩子不但想写，还想写得好看。他们会找大人教他写字的艺术。就像绘画或刺绣一样。 把写字当成手艺是有点奇怪。很多小孩子花好几个小时练书法，却连那些字的意思也不知道。 我常问他们：“如果不认得字，干什么要学怎么写呢？” 答案往往是：“因为漂亮呀！” 有些小孩写了半天字，又对别的东西产生兴趣，丢下来不再练了。过了好多年，他们终于学会阅读，又得重新学一遍书写。 我想要再次强调。在瑟谷，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被逼着学读书，也没有人威胁利诱、或劝说、或理喻，让孩子开始学习阅读。我们从未遇见过一个阅读障碍的孩子，也没有一个毕业生是文盲。八岁、十岁的文盲很多，偶尔也有十二岁的文盲，可是毕业的时候，他们都会读书了。看到年纪大些的学生，你绝对猜不出他是几岁开始读书的。 第六章 钓鱼 每年六月，约翰都会来学校和我谈一谈他的儿子。约翰是个温和聪明的人，对儿子丹的学习十分支持。丹是瑟谷的学生。 可是约翰同时也有点担心。不是过分担心。只是需要每年来一次，重新肯定一下。我们的对话通常是这样子的。 约翰：“我知道学校的教育理念，我明白。可是我必须得跟你谈谈，我很担心。” “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我早已知道问题何在。他也知道。这只是个仪式而已。因为连着五年，我们年年有一模一样的对话。 约翰：“丹在学校整天钓鱼。” “这有什么问题吗？” 约翰：“整天钓、每天钓，秋天、冬天、春天。他只知道钓鱼。” 我等着他说下一句。那一句会是我开始演说的序曲。 约翰：“我担心他别的都不会。他长大以后，什么都不会。” 这时候轮到我发表一场小小的演说，这正是他来见我的目的。我会说：没有关系。丹学了很多。首先，他已经是钓鱼专家了。他比谁都了解鱼——鱼的种类、栖息地、行为、生理、喜好。同龄儿童谁也没他懂得多。也许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渔夫，也许他长大了会写出一本有关钓鱼的经典之作。 到了这时，约翰会有点坐立不安。他不是个势利眼，可是儿子当渔夫这件事，他还是不太能接受。我继续说，越说越进入主题。 我会说，丹也学到了别的事情。他学会坚持兴趣，他学会自由选择自己的兴趣，随着自己的兴趣走。而且他学会了快乐。 事实上，丹是学校里最快乐的孩子。他总是在微笑。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丹。 现在轮到结论了：“没有人能拿走这些东西。有一天他若对钓鱼没兴趣了，他会用同样的态度面对别的挑战。不用担心。” 约翰站起来，谢谢我，然后离开。明年又会再来。但是他的妻子唐恩从来没来过。她对瑟谷满意极了，因为她的孩子很快活。 终于有一年，约翰没有来和我谈话。 那一年，丹不再钓鱼。 十五岁时，丹爱上了电脑。十六岁时，他成为附近一家电脑公司的维修专家。十七岁时，他和几个朋友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十八岁时，他自瑟谷毕业，到大学念电脑去了。大学学费全是他自己赚的。大学四年中，他都在电脑公司兼差。 丹一直没有忘记钓鱼得到的教训。 许多有关钓鱼的书，都说钓鱼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我们确实亲眼见到，孩子们爱钓鱼。钓鱼有挑战性，又让人放松。钓鱼是在野外——晴雨不计。站在学校小湖边，周围全是树木、、流水声。所有的孩子都能感受到那份美感。 钓鱼也是一项社交活动。他们总是和朋友一起钓鱼，或是跟大人学。每一年都会有一批五、六岁的孩子开始绑钓线。 钓鱼也适合隐士。你可以自己一个人钓，没人来吵你。常常有人拿了钓竿在外边混一整天，独自想心事。 钓鱼是我们学校生活的一部分。我常想，学校有个小湖是多么幸福的事。 丹是学校早期的学生之一，他使我思考学校的意义与目的。所以当我的小儿子开始整天钓鱼的时候，我完全不在乎。一切再熟悉不过了。 我相信他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第八章 化学 任何流行都会过时。 我小时候，聪明的孩子总是在玩化学仪器和在地下室里搞化学实验。偶尔，我们会听到爆炸声——又有人搞砸了！ 到六〇年代末期，化学不再流行了。虽然我们学校有专业化学家汉娜驻守，从来没有孩子要求她帮忙设置化学实验室。 创校时便没有化学实验室。这种情况维持了许多年。 直到有一天，一小群学生得了化学瘾。我们得想点办法。 那时什么经费也没有。七〇年代初期，我们仍在苦苦挣扎。实验设备都太贵了，如果我们真的购买实验室所需的一切设备，所费将超过创校以来全部的开销总和。 汉娜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生化研究，她还有很多朋友在各大学任教。她还记得实验室运作的方式。每一年，许多人开始做新的研究题目，买很多新的设备，很多旧器材都被丢掉。 她决定向人索取这些“废弃品”。汉娜写了一张清单，很有耐心地询问各地的化学系和生物系。几周后，全部设备都齐全了。 这些可不是一般中小学用的东西。这些全是一流专业的真货：实验桌、水槽、柜子、玻璃器皿、显微镜、椅子……。我们只买了灭火器、防火毯、风扇和一些木板来建化学抽风箱。我们其实也要得到化学抽风箱，只是它们都太大了，不好用。 设立实验室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政府派人来检查，批准使用后就开张了。 化学至今已不是个热门学科。每一年，孩子们都只偶尔用用实验室。但是至少用起来很有专业的味道。 有些化学实验不是在实验室里做的。 有一天，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知道是什么。我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很淡，可能是地下室传来的。 我到处问别人。有没有人闻到怪味？没有人。有些人开始坐立不安。威尔逊帮的那几个男孩故意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副忍不住要笑的样子。 我猜他们又在搞新花样了。果不其然。 地下室后面，没有人去的角落里，他们建了一座沼气槽！ 当时是七〇年代中期，全世界都处在能源危机中。大家都在讨论能源：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海潮发电……甚至垃圾发电。制造可燃气体的最有效来源是什么呢？——动物大便！ 我以前就很奇怪，威尔逊帮怎么处理他们的兔子大便。现在我知道了。他们花了好几星期，建了这座沼气槽。兔子大便堆在发酵槽里，产生的沼气归集在沼气槽中。很简单的设计。若不是兔粪味道传出去了，这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呢！ 威尔逊帮并没有瞒着任何人。他们问过大卫了。大卫负责和政府工务局检查员打交道。大卫不懂化学。孩子们很小心地解释过了，但是显然只解释了一部分。我们不能怪大卫。会是巧合吗？他们没有让任何受过科学训练的大人知道这件事！ 沼气槽马上被拆掉了。可惜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沼气槽能够产生多少能源。 第九章 废物利用 建沼气槽的材料全部来自于瑟谷市立废弃物处理厂。四架割草机也是从那里捡来的。还有脚踏车、汽车、高尔夫球车……全部都是威尔逊帮捡了材料来，拼凑而成的。每个星期，汉娜开车带威尔逊帮到废弃物处理厂去归集材料。 废物利用的观念深植于瑟谷。我们总是弄不懂，既然有这么多免费的好东西，干么还要花大钱买。 创校时，我们需要大量家具：桌子、椅子、沙发、灯、地毯。既然经费不多，我们都是去跳骚市场里找。 有一天，我们正在法明罕的一家店里找东西。我们告诉老板路易我们是谁、需要什么。 他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买下那幢房子的半年前，房主才把家具通通卖给我。好多家具，都还很好的，堆满了仓库。也没要多少钱，可是足够你们用上十年呢！”路易非常同情的看着我们脸上垂头丧气的表情。从那之后，路易变成我们的家具供应商，一有好东西就卖给我们，年复一年。 大部分东西是免费的。家长会把不用的沙发、地毯给我们。有一天，艾伦·怀特跑来了。他正在改装一幢公寓的大厅，他拿来了一大张完好的地毯。很快地，我们的大厅也有地毯了。 颜色不一定能彼此协调，可是我们把家具挪动一下，遮住接线的地方，效果也不错。我们常常为了室内布置吵来吵去。为了家具和地毯，大人小孩能争辩好几小时。有时候还很激动呢！ 为了控制这些争吵，我们组织了一个专管室内布置的委员会。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起初叫做“油漆和壁画委员会”，后来改为“美观委员会”。其实这个委员会开起会来，那种吵杂纷乱可是一点也不美观！ 免费的东西很多，化学实验室是其一。秋千和溜滑梯是一位工程师为自己孩子亲手做的。他过世后，孩子把它捐给我们。暗房设备和图书也是捐的。 有次圣诞节前夕，学校遭了小偷，掉了两台打字机。这两台打字机算是学校里比较值钱的财产。有一些脚踏车和吉他也掉了，音响也被拿走。真是一个凄惨的节日。 到了一月初，家长捐了一台打字机。我去二手货店找打字机时，和店东聊起来。他同情心大发，干脆送了我们一台。一年内，又有人捐了两台状况更好的打字机，替换掉这两台。 我们常常有剩余物资。一开始，我们什么书都照收不误。很快地，地下室和阁楼里堆的书比大学还多。幸好我们不需要花钱请人来运走，我们找了个旧书商来，还赚了点钱呢！ 有一阵子我们有一堆冰箱，好像在开电器行。 又有一次，有人要给我们六台巨大的织毛衣机。虽然老旧、但是还好用。原来的主人是开织衣厂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教学生织毛衣，赚钱供养学校。这些机器会占去半层楼！我们不得不婉拒了。他始终觉得我们是一群不知感激的懒家伙。 一个美好的春天早晨，琼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着急地说：“我得找玛姬一起出去，要快！” 十分钟后，她们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原来琼安看到人家丢在大门外的四张藤椅，深恐被垃圾车收走了，拉着玛姬一起去捡。我简直无法置信： “即使是以我们的眼光看，这些椅子也太破旧了啊！” 她们说：“你等着瞧！” 我等了……也瞧见了。清理之后，这四张藤椅焕然一新。她们真是有眼光。两个小时内，钢琴室多了一套漂亮的新椅子。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第十章 特别开支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有的东西连便宜也谈不上。 原来的烤箱看起来像古董。我们没丢掉它，怕万一有人要上烹饪课。 结果是每一年都有一大堆孩子要学烹饪。老师群中有一位大厨级的人物和好几个一般级的好厨子。也就是说，烹饪在瑟谷一向是大事一件。玛格丽特·派拉——我们的主厨，还写了一本瑟谷食谱，发行了好几千本呢！ 好几位毕业生后来去餐馆当学徒，成为大厨。 这让我想起那个烤箱。我们很快就觉得它不敷使用了。它不但老旧，还吵得很。没有人想再买个二手货。一个老古董已经够了。 很显然的，我们需要“特别开支”。我们需要买两个大烤箱。可是学校经费里没有这项开支，绝对匀不出这么多钱来。 特别开支需要特别程序。所有对烹饪有兴趣的人聚在一起，不分大人小孩，举办了好几次点心义卖来筹钱。 感恩节点心义卖只是个开始。价目表和订货单发给各个家长。卖得很成功，每个人都学会了大量生产。 然后是圣诞节义卖。一家超商让我们使用场地。一群学生整夜在我家烤食物——面包、蛋糕、饼干、小点心……简直是堆积成山了。早上拿去卖，到下午一点全卖光了。 整年里，我们在校内举行了多次饼干义卖。收入不多，但是还算稳定。偶尔也有三明治义卖、沙拉义卖、午餐义卖。 复活节又办了一次大型义卖。钱终于存够了。从此开始了瑟谷“特别开支”的筹款传统。 通常，有人向校务会议要钱的时候，反应会是：“如果你真想要买这些东西，你就应该努力筹钱。”一向如此。有时候得筹全部经费，有时候只需要筹一小部分。大多时候，学校会付一半，自己再筹一半。 这种作法使得学校里经常有好东西吃，因为义卖的食物必须好吃才会有主顾上门。筹来的款项买过运动器材、暗房设备、牛皮工厂、音响……。有时候筹款的方式不同。例如有次是四个学生为了木工设备，帮学校割草。 筹款活动这么成功，校友会也决定插上一脚。每年，他们会问学校还需要什么。第一年买了台电脑，然后是印表机、书架、地毯、家具、谷仓修理……。 校友会在法明罕镇上举办过周末跳蚤市场筹钱。比较大的活动是学校拍卖大会。学生、家长、校友都捐赠物品或个人服务，让学校拍卖。他们也都热心购买物品。拍卖是皆大欢喜的社交活动。 提供拍卖的个人服务项目真是琳琅满目，让人充分认识大家的才艺。一位律师提供写遗嘱的服务；一位建筑商提供重新改建的咨询服务；一位造船商提供“全家海上一日游”的服务；学生提供扫院子和看小孩的服务。 如此这般，学校的特别开支就有着落了。 这种方式是有传染性的。有一天，三个爱钓鱼的孩子决定买条船。这需要很多钱。他们想到了广受欢迎的饼干义卖。 问题是：这不是学校要买船，是私人要买船。 三个人想了又想，终于在校务会议中提出来：“我们举办一个私人性质的饼干义卖，分给学校十分之一的收入。” 于是开启了私人筹款的先例。这些生意并不大，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可是大事一件。 他们买了一条船。后来又买了拖车、马达。学校则多了个良好传统。 第十一章 流行风 瑟谷是一所很“酷”的学校。 我们不排课程，一切都跟着学生的兴趣走，因此，我们总是跟得上流行，非常前卫的流行。 七〇年代中期，全美国都在流行牛皮饰件。我们的青少年马上被感染了。木工老师吉姆·纳许正好也是一位牛皮手工专家。 吉姆和孩子们向校务会议提出申请，要把一间普通教室改装成牛皮工厂。他们来了一大群人，极力争取。皮件社团于焉成立，监督该厂的一切细节。 他们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要怎么设立工厂，怎么省钱。学校出了些钱，又募了些款，工厂很快就设立起来。 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会计系统，十分有效，后来广泛应用到别的社团。皮件工厂像是一个小型商会，学校提供一笔贷款作为种籽款项。这笔钱用来买牛皮材料、金属配件、纽扣和其他小玩意儿。这些东西用批发价买进来，加工之后卖给使用的人。货物进出都是荣誉制度。孩子们做了很多皮带、皮夹子、皮鞋、小背心、手环、皮裤……，用掉了许多材料。资金开始流入，还了学校的贷款后，还可以买更多材料。甚至有足够的钱买比较花哨的用具。 皮件工厂一度是学校最热门的地方。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在那儿工作，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圣诞节前更是人挤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大家都来为亲朋好友打造皮件礼物。 来得快，去得也快。手工皮件一下子就退流行了。这股退烧冷流传遍全国，也传到了瑟谷。几年后，没有人要去皮件工厂了。完全没有人使用它。 工具收起来了，材料也卖掉了，工厂又变回普通教室。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了解，人的兴趣是会变的，只要跟着变就好了。 类似皮件工厂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时候是受到全美国流行风的影响。和别处一样，我们也流行过电动玩具、霹雳腰包、溜冰、东方宗教、体操。有些流行一直不退烧，变成瑟谷的传统。电脑流行起来之后，我们也用义卖的收入买了一台。年复一年，许多孩子学会使用电脑。这台苹果牌电脑用了五年，我们又买了一台更好的电脑给行政室使用。很多懂电脑的学生改用这台。 有些事会吸引住全校的注意力。水门事件那阵子，电视上每天都有公听会的转播，直到尼克森总统下台。全校都在看电视，没有任何电视剧比水门报道更引人入胜了。一些年纪大的学生弄了台老旧的十九吋黑白电视，放在最大的房间看。年纪小的孩子很快加入了，老师们也偶尔加入。一周又一周，水门报道教孩子们政治学、美国历史和时事。学生的注意力和吸收力都达到巅峰。 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过：除了瑟谷，还有哪里会有这种事？全国的学生都必须跟着进度学习，只有我们可以沉浸在活生生的历史中。在瑟谷，我们不必等到三、四年之后，才在教科书里学习水门事件的历史意义。到那时候，孩子们早就没有兴趣了。 水门事件过后，一切恢复正常。没人知道要拿那台电视机怎么办。有一、两年没人看它。然后坏了。我们也没有再买一台，直到伊朗（人质）危机发生。 第十二章 社团 志同然后道合。具有同样兴趣的人总喜欢成立某种组织 ，来举办各种活动。我们也不例外。 别的学校设有俱乐部或划分科系。我们不喜欢那么做。那些听起来太缺乏弹性了，好像必须一成不变似的。瑟谷的教学必须具有极大的弹性。六〇年代早期，我在一所大学的物理系任教。在此之前五十年，物理系显然是个热门科系。四层楼建筑中，物理系就占了一整层。我去的时候，一千个学生中只有五个念物理，而且都在街的另一头上课，可是物理系仍然占了那一整层楼，房间都是空的。别的科系却因为空间不够，正在盖新的大楼。我在别处也常常看到这种僵硬、浪费的规划。 我们不要分科系。那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办社团。社团由校务会议指定成立，独立运作，只有申请经费或设备时才经由校务会议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社团，选出社团主席来主导一切。 社团有几个特点：开放给每一个学校成员，经由民主程序运作，任务达成即可解散。 校务会议一旦决定可以成立社团，大家就忙起来了。举凡各种兴趣、各种活动，都要成立自己的社团。几个月内，我们有了美术社、陶艺社、音乐社、合唱团、牛皮饰件社、露营社、登山社、化学社、游戏室管理社、木工社、电影音响社、摄影社……等等。我们全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张旗鼓一番。 一开始，大家以为社团会比较容易拿到经费。私人开支在校务会议上一向很难过关，很多人以为社团听起来这么正式，一定很容易要到钱。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申请经费时，社团也一样难以过关。 过了一阵子，尘埃底定，大家习惯了下来。有些社团始终不太稳定。电影音响社一开始吸引了很多注意，很多孩子喜欢电影、音响和录影机。后来大家又没兴趣了。有那么许多年，这个社团只有一个成员，自命为主席。这倒无所谓，我们并没有规定社团至少要有多少人。开校务会议时就不同了。这位电影音响社的主席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人，我们很难让他代表整个社团要这要那的。多年之后，有许多人对音响设备产生兴趣，这个社团再度成为热门社团了。 有的社团有很多团员，有的只有一个人。牛皮饰件社最热门时有十五个社员。木工社通常有十来个人。摄影社则不一定，要看当时流行不流行。烹饪社总是有一大堆人。 有些社团负责行政工作。老师人力不足时，资源社负责找寻客座代课老师。有些代课老师从此待了下来，成为正式人员。另外还有图书管理社和出版社。出版社负责发行学校出版的书。 许多社团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消失了。第一个消失的是牛皮饰件社。游戏室管理社维持了几年才解散。电玩社热门了好久才寿终正寝。各种美术社最后合而为一。 体育社关闭过好几回，又都起死回生，卷土重来。一开始由一大群运动健将热心组成，后来他们发现打球是一回事，管理运动器材是另一回事。体育社就此结束。后来另一批小孩极力游说，答应会好好认真管理。这一批维持了一年之久。体育社第二次完蛋。几年后，又来了一批不同的人，很有把握地、肯定地坚持要求，他们一定会认真负责。校务会议给了他们一些经费，然后等着看好戏。他们也只维持了一年。现在体育社已经步入第五代管理了。有人总是不死心。也许户外活动就是难以维持秩序吧！ 第十三章 个人账户 不只是社团有开支。个人也需要买东西。烹饪、做牛皮饰件、洗底片、塑陶……都需要付材料费。 最开始是厨房。起初每个人自己带材料来，但是大家马上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太麻烦之外，人们常常忘东忘西的带不齐全。于是变成集体购买。 采买没问题，问题是孩子们老是忘了带钱。没忘记带的则往往需要找零钱。还有账单。真是麻烦透了。 我们有了个新主意。 “每个人可以拥有私人账户。”我们开家迷你银行。每个人的账户里都可以存钱、领钱。 我们也找到便宜的收据本子，看起来很像支票。太棒了！私人账户还有支票可开！每周对账，完全不需要带现金了。 我们的实际做法在开始时稍有不同。我们每一年每个人十块钱做零用金。我们说：“这十块钱是由你们学费里拿出来，让你们买材料用的。如果你需要更多钱，就得自己拿来存。” 听起来很好，可是行不通。很快地，我们学到了“白吃午餐”的人性心理。 孩子们一旦发现自己有十块钱可花，他们就开始乱花一通。以前一毛不拔的孩子，现在想尽办法花钱。大家都觉得不花白不花，不花是傻瓜。 基于瑟谷的自由精神，我们并没有规定什么项目可以花钱，什么项目不可以花钱。“如果是私人账户，就是私人账户，他们必须自己下判断、自己决定要怎么花。我们不管。”当然我们都知道大家买些什么，账目都是公开的。 有人开始买热门音响唱片。我想许多人开始感到不安，唱片似乎并不算是教育器材。不久之后，又有一项开支引起我们的注意：比萨饼。我们受够了。在校务会议中，绝大多数的人同意，学校不应该提供这种白吃白拿的服务。十块钱零用金自此取消。 个人账户则一直流传下来。社团用批发价进货、社员用自己的账户支票付款使用。如此一来，材料不但比较便宜，盘点起来也比较容易了。 我们也偶见超支的账户。有些支票会被退票。就像外面的世界一样。 第十四章 烹饪 新出炉面包的香味弥漫全校。大家逐渐向厨房集中，等着吃面包。玛格丽特·派拉正在切厚厚的面包，卖给大家。收入归烹饪社所有。牛油免费。 终年可见这种景象。面包、比萨饼、蛋糕、水果派、饼干……由玛格丽特手中，进到大家的肚子里去。 不是每个人都只顾着吃。她有很多助手。有时候孩子们会主动要求她教他们做这做那，有时候她会贴个公告，说星期二会做什么，有兴趣的人可以报名。 何等景象！有时候是一群小不点，七、八岁而已。有时候是一群青少年。大部分时候是混龄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工作。酷的孩子、书呆子的孩子、灵巧的孩子、笨拙的孩子、有学问的孩子、不用大脑的孩子……都来跟玛格丽特学烹饪。如果他们付钱一起买材料，他们就可以把成品带回家——例如一顿意大利晚餐、一些甜点。否则的话，就开放给全校吃，烹饪社趁机赚点钱。 玛格丽特由创校开始，在瑟谷待了十六年才退休。她是个很棒的厨子，也是个很棒的老师。最吸引人的是她的智慧。她生长于美国中部，嫁给军人，在三〇、四〇年代随着军队驻防世界各地。在那个时代，军队对眷属的照顾很有限，她一切要靠自己，磨练得异常能干。除了熟悉军队运作之外，她也熟悉人性的种种。 孩子们爱死她了。每个人都喜欢玛格丽特。最有问题的青少年也拿她当好朋友，她会和他们一起抽烟喝酒，真心对待他们。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玛格丽特也会说说他们，但是她总是很尊重他们。她对六岁小孩的态度也一样，拿他们当小大人看待。不收拾善后的人，总会听到玛格丽特用她那特大号嗓门吼起来，谁也不敢不听话。 对玛格丽特而言，人生乐事莫过于吃。我们真是吃得不亦乐乎!她什么都会做。烹饪是瑟谷最受欢迎的活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全是因为在玛格丽特领导之下，学校发展出了精益求精、埋头苦干的烹饪精神。 工作起来，玛格丽特绝不放水。不管年纪多小，每个人都得认真工作。每个人都得削苹果皮、量称材料、混合材料、注意烤箱、洗盘子、擦桌子。每个人都可以拿东西、放东西。在她的监督下，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 除了玛格丽特之外，别人也教过烹饪课。经过烹饪社核准使用厨具的小孩，常常自己做东西吃。别的老师也会组织烹饪活动。有时候还有系列活动，例如烤面包课、中国菜烹饪课、基础烹饪课……。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烹饪。非常奇特。例如芭芭拉，她喜欢健康食物——非常非常健康的食物。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偶尔用些全麦面粉而已。芭芭拉绝不使用任何糖、只用新鲜蔬果和自然五谷，而且尽量不用任何烹饪方法。只有她会想到用全麦面粉做无糖蛋糕。 芭芭拉很有人缘。每次她贴了告示开烹饪课，都有一大堆人报名。他们喜欢跟她在一起。有时候，他们会发现烹饪是个挑战。有一次他们做了一大堆看起来很像巧克力饼干的东西，里面含有小麦、荞麦、向日葵子、大豆粉……而且没有放发粉和糖。尝起来可一点也不像巧克力饼干。 每年六月我们会做冰激凌，用的是老式的手摇机器。这个传统也是从玛格丽特开始的。她小时候在农场长大，就是这么做冰激凌的。材料运来的时候，总是引起骚动——鲜奶、冰块、粗盐。孩子们轮流摇机器，一摇便是几个小时。摇到后来比较硬了，就让大孩子接手。做好之后，厨房门口一定大排长龙。闷热的夏天里，吃冰激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就连收拾善后也不那么无聊了。 第十五章 混龄制 “混龄制”是瑟谷的秘密武器。 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要分龄上课。在真实社会里，人们并不以年龄分组工作。同龄孩子的能力和兴趣也不一定相同。 我们发现把孩子不分龄的放在一起，会自然混龄，就像社会一样。 我教怎么做三明治的那次，学生从十二岁到十八岁都有。烹饪课最常见到混龄现象。后来我教现代史的时候，十岁的艾卓安挤在一堆十六、七岁的大孩子里，一起听课。 原则始终如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兴趣最重要。有些课需要技巧，年纪小的孩子常常技巧反而更好。 孩子们学习速度不同的时候更有趣。他们会互相帮忙。他们必须如此，否则进度会太慢。他们愿意如此，因为他们不需要彼此竞争成绩或小金星。他们喜欢如此，因为帮助别人学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乐事。 这种景象令人异常感动。学校到处充满了混龄活动。 混龄也满足孩子的某种情感需求。十六岁的大孩子和六岁的小孩子挤在沙发上，念故事书给他听。这可以满足大孩子照顾别人的心理需求，而且也让小孩子觉得舒服、安全——身边充满了大人和大孩子照顾他。相对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教一个十六岁门外汉如何用电脑时，也会觉得非常自得。 社交层面也是混龄的优点之一。孩子们第一次举行舞会时，我想像着满屋子“壁花”。这是我的个人投射。初中第一次参加舞会时，我的老师叫男生站一边，女生站另一边，一切都完了。 孩子们让我们吃了一惊。每个人都来了，每个人都跳了舞。年纪相差一岁的、十岁的，都一起跳。首奖得主是一个十岁女孩和一个七岁男孩组成的那一对。每个人都玩得很尽兴。时光流逝，小孩子变大孩子，这个传统却从未改变。 小孩子会模仿大孩子，甚至会崇拜大孩子。有时候大孩子的行为会变成负面示范，我们的儿子麦克十八岁时跟我们说：“我真高兴自己小时候总是和青少年混在一起。看过他们的例子之后，我就不用浪费时间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了。我知道什么有用、什么没用。” 大孩子也会受小孩子影响——他们好像是家里的弟弟妹妹一样。雪伦四岁来瑟谷，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头一年，她变成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孩子”。大家念书给她听、跟她玩、和她说话、拥抱她。校友带着小孩来看我们的时候，这些青少年和小孩一玩就是几小时。 至于学习层面，小孩喜欢跟其他孩子学习。这样比较容易。其他孩子不久前才学过，教起来比较了解困难在哪里。不像大人，都已经忘记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的了。孩子的解释往往更简单、更清楚。他们也比较不会给人压力、不会批评。而且孩子们都会想快快学会，好跟别的孩子一样。 孩子也喜欢教别人，这使他们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教别人使自己学得更彻底。他们必须自己弄懂了、整理好了，才能教别人。所以他们会努力弄清楚，才能跟别人说清楚。 混龄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大大提高了我们学校的教学效果，使得学校成为一个有人性的、真实的、有活力的学习环境。学校好像是一个小社会，每个人都互相学习、互相帮忙、互相教导、互相纠正——互相分享生命。我很喜欢这种气氛。 大人也可以向孩子学习。汉娜写过一篇文章《大树》，是最好的示范： 今年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第一次“看见”了学校前庭的大树。我在瑟谷十八年了，这么说起来是有点奇怪，但是我是说真的。每年秋天，我看着大树的叶子变红、掉落，树干光秃秃的伸向蓝天。每年春天，我看着新叶子长出来，先是粉红的新芽，然后变成一片深绿。我也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爬上这棵大树，越爬越高，有时候爬到树顶，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可是直到今年，我才真正了解、真正看见了这棵大树。作为一个大人，我不了解这棵树，直到一个小女孩教会了我。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雪伦很快乐地告诉我，她学会爬树了。她说是乔伊丝教她的，她也要教我怎么爬。我跟着她走出去，因为太阳照得正好，满山的秋色引人陶醉，地上的落叶闪着金光，我不想让一个小女孩失望。雪伦告诉我怎么爬树，要我照着做。我帮过很多小孩爬上去，也帮过很多小孩爬下来，可是我自己从来没爬过。 雪伦不肯轻易放弃，我知道如果要她对我保持好感，我必须乖乖地爬这棵树。她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教我，哪里放脚、如何爬上爬下。我第一次爬上了大树。 在树上，我才发现这棵树有多美。我无法形容这些巨大的树干、温暖的空间，以及我的感动。我才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见”这棵树。大人总觉得自己比孩子有知识，孩子需要学习、需要教导，但是我相信瑟谷的每一个孩子都比我更明白这棵树的美，而我们大人却忽视了天天在眼前的美景。雪伦是个好老师，我会永远珍惜她教我的这一课。 第十六章 游戏 一个村庄逐日成长了。美术教室的大桌子上，粘土做的模型简直能以假乱真。 六、七个小孩在桌子旁，一面聊天、一面做模型，一做就是好几小时。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马、树、车子、卡车、动物、栅栏、人们……。而且做得非常好。例如每一辆车子的引擎盖子都可以拿下来，里面真的有一个引擎。汽车还不到一个手掌大。人物大约有一根手指长，有衣服、有表情。屋顶上有屋瓦、墙上有门、屋子里有桌子、椅子。 全都是粘土做的。他们努力工作了两年。这是一场重要的游戏。 没有人敢说这一群八到十四岁的男孩子是在做美术作品，他们会很生气的。没有大人帮忙他们。对他们而言，这全是游戏。很认真的、专注的游戏，没有限制的玩耍。 学校里每一代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俱乐部。通常是九岁、十岁的时候开始，偶尔有几个小一点的跟班。每个俱乐部通常维持一、两年。俱乐部有自己的总部。一开始是树林里的一个旧木寮，后来木寮倒了。然后是马厩里的一个小房间。接下来是主建筑里的一个衣橱，但是消防规定不允许他们待在那里。之后，总部可以是任何“秘密基地”，有着想像的墙和屋顶、地毯、桌椅、仪式、计划、守卫。很复杂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些孩子都非常忙碌，非常专注。 游戏在我们学校是很重要的事。我想，对于别的孩子和童心未泯的大人而言，游戏永远是很重要的事。教育专家总是怕孩子游戏的时间多余学习的时间。偶尔，心理学家会分析游戏里的学习价值——例如肌肉训练、创意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是任何使游戏听起来更像学习的藉口。 在瑟谷，游戏是生活的一大部分，也是学习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学到的，不是那些心理学家分析的结论。他们在其中学到如何专心，如何没有限制的尽情表达，不顾劳累、不急迫地、不用做到一半停下来的专注。他们学到的教训，会跟随他们一辈子。 学校里的孩子，尤其是小的孩子，整天玩得忘了吃、忘了休息。到了下午，他们饿扁了、也累扁了。他们努力工作了一天。 虽然游戏这么复杂，用的工具和设备却很简单。 创校时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由有限的经费中挪钱买“必要的”玩具，尤其是给年纪小的孩子玩的玩具。我们买了一般幼稚园里有的玩具。 第一年过去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没有人要玩这些玩具。少数被派上用场的玩具也完全不是原来设计的玩法。 孩子们最爱玩的是椅子、桌子、衣柜和校园里的树丛、石头、隐秘角落。他们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想象力。 虽然没有人玩，学校里的玩具却有增无减，总是有人捐玩具给我们。十二年后，我们把四分之三的玩具收进纸箱，堆在阁楼里。阁楼很干，应该可以放很久不会坏掉。 也有例外。大孩子喜欢玩大富翁，一玩可以玩好几天。一个叫“危险”的游戏流行了四年，训练出一群军事专家和地理专家。当然还有“地窖的恐龙”也流行了很久，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小玩意儿。这个游戏比别的游戏更容易受到外人认可，因为它比较有“教育性”，例如可以学到中古世纪的历史。 我们认为游戏是重要的。我们绝不干扰游戏。各个年纪的孩子都忙于游戏。我们的毕业生出去之后，一方面懂得如何全心全力投注在他们要做的事上，一方面仍不忘记如何欢笑、如何享受人生。 第十七章 图书管理 我以为大家会为了黄胶带而吵翻了。 为了图书管理规则，我们已经开了无数的会议。图书管理员宝拉很热切的辩解：“小孩子的书必须贴上标签。黄色胶带最好，最明显。”宝拉以前做过学校图书管理员，觉得需要改造我们的图书管理方式。可是老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我一直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贴标签？难道我们怕小孩子误读大人的书吗？” 大家争论不休。宝拉担心小孩子拿了比较深奥的书，会对读书这件事产生反感。在她看来，大人的世界对孩子而言是有点可怕的，大人需要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 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黄胶带代表了大人对孩子的不信任。再一次证明了大人完全不了解小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和征服未知世界的决心。 经过好几个月激烈争执，终于投票了。黄胶带输了。宝拉不久后辞职，连学校第一天开学也没看到。她始终没能看到我们图书馆里的实际运作。 其实，说是“运作”有点不正确，应该说是“非运作”。对我们而言，图书馆是一种资源，每个人想得到知识的时候，可以去查阅资料的地方。 令人痛心的是，所有的图书馆都那么死气沉沉。首先，我们不喜欢把所有的书全都集中放在一间房间里。在那里，图书管理员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人，大家都得非常安静，只能小声耳语、谨慎走动。我们希望到处都有书，舒服、自在、容易拿到、随时可以读，不用借阅。 我们要孩子们随兴拿书看，越多越好。我们不怕书被弄乱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多好书。人们喜欢读的好书。 因此我们需要有新的购书方法。老方法似乎不适用。我们不觉得以图书为业的人会了解各行各业有什么好书。只有各行各业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好书。 我们的方法很简单，也不费钱。我们要求大家把自己的书捐一些出来。这些书都是各个人挑选过的、有兴趣的、有用的、特别的、喜欢的。瑟谷的书一向是由大家这样捐来的。 当然，不是每本书都是好书。哪个图书馆敢号称自己的藏书都是好的？挑任何一本书，都可以为了它好不好，吵个不完。至少我们的书都是经过某些人亲自挑选和认可的。 很快地，学校的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书。每一年，我们都做新书架来放更多的书。 有时候，书实在是太多，要把我们淹没了。我们只好卖书。 有时候收到的书实在是太多、太奇怪了。有次我们收到全套麻省立法记录，谁也看不下去。也有人送来许多科学文献，没人看得懂。我们通常把这些没人看的书捐出去或卖掉。大部分的书会上架，孩子们会去翻阅。 当然我们也买书。如果某人有特殊需要就提出申请。 七〇年代中期，我们收到教育局的信，里面有一张支票。政府为了提高全国教育水准，给每一家学校一笔图书经费。国会大概觉得看书是好事，学校里应该有更多书。出版商大概乐见其成。 不管需要不需要，这笔钱就在那里。我们起初想退回去，可是好像不太好。于是我们拿了这笔钱，交给校务会议，供大家买书。美国总统一直换人，政治一下子右倾、一下子左倾。这些图书经费倒是源源不绝地寄来。 那么黄胶带呢？ 我们做了一些让步。小小孩子的书没有被放在书架高处。它们被放在低处，使小小孩子不需要爬梯子就可以拿得到了。 可是没有贴标签。我们不希望哪个小孩在看大人书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在干什么！干嘛偷看大人的书？” 我们也不希望大孩子看小孩子书的时候，被别人看到了觉得不好意思。 第十八章 时间表 瑟谷没有上下课的钟声，没有课表。 任何一个活动要维持多久，都由成员决定。这要看个别需要。时间够了，就是够了。 学校每天由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有的人早上九点进了暗房，忙得忘了时间，到下午四点才又冒出头来。 十三岁的杰卡坐在拉坯机前。早上十点半。他开始拉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四周人来人往。他的朋友去踢球了，他没有去。三个小时了。下午两点十五分，他站起身来。今天没有成品。拉出来的陶坯都令他不满意。 第二天，他又去试。这次拉到下午一点，拉出了三件满意的作品。 十一岁的汤玛士和纳森从早上九点开始玩“地窖与恐龙”的游戏，一直玩到下午五点。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他们玩到下午两点，决定暂时不玩了。 九岁的雪莉窝在椅子上看一本书。她回家后继续读，连续三天，直到读完了。 六岁的辛蒂和雪伦到树林里散步。很美的春天。她们一去便是四小时。 丹第一次钓鱼便迷上了，他天天钓鱼，连着钓了三年。 在瑟谷，时间不受管制。时间的使用无所谓“有意义”、无所谓“浪费”。 时间在这里，是生命内在的律动。生命在进行之中，事件不断发生与结束，时间就随着每一个动作往前自然进行。 没有午餐时间。任何时候，饿了就吃。早上十点半、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半、下午五点。小熊维尼的钟永远指在上午十一点。他总是有点饿，总是可以说：“十一点了，可以吃午饭了。”任何时间都可以是十一点，都可以吃点东西。 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孩子们照着自己的时间表成长。我看过孩子一下子进步很多，又一下子停顿不前，好像永远不会再进步了似的。我看过孩子整天做白日梦，然后慢慢地回到现实。 如果学生需要更多时间，我们就把学校钥匙给他。有的早来，有的晚走，有的周末假日也来学校。 学校完全尊重每个人的时间规律。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我们让每个人或早或晚地找到自己。 学生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很珍惜这种自主式的时间表。我常常听到大孩子说：“学校给我时间，让我找到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专心会使人忘记时间。我读到伦琴发现X光的描述时，非常惊讶。伦琴兴奋得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好几天，才带着实验结果出来。这位沉默木讷的物理学家，为了专注于自己的实验，连放在实验室门外的三餐也没有碰。 天才都具有完全的专注力，往往不会留意时间的流逝。有人会说：“可是那是天才呀！”但是我们在某一方面，也有我们的才能，也有专注的潜力，也需要暂时忘掉外在的时间步调，倾听我们生命中自然产生的韵律。 个人的时间可以自由，学校的时间却要求准时。这是对别人的尊重。几个人若约好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见面做某件事，准时便是一种义务。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以便大家能够配合。 校务大会于每周四下午一点准时开始。不想去可以不去。但是想去就要准时。课程也都准时开始，否则就取消不上。任何外出都准时出发，迟到的人就不能去。公众生活中，个人的时间表必须遵守团体规定。 时间的自由使得混龄教育行得通。年级不再是个问题。六岁大的孩子、青少年、毕业生、老师、家长……都可以互动，人的个性比年纪更能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尼尔·波尔曾经与十年不见的老友重逢，两人重拾十年前未完的话题，完全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在瑟谷，这种情形一点也不稀奇。 在瑟谷，时间是属于大家的。 第十九章 学习 瑟谷教我们的是：虚心向学。每一天，我们面对自己的无知，与它奋战，不得不虚心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学习”本身，便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当初踏入教育界时，自以为对教育有所了解。 我还记得自己早年在大学教书的经验。我懂得自己教的内容，我也读过心理学和人类发展学。我的学问这么丰富，我在世界顶端，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给我的学生。 现实逐步入侵。首先，我发现学生坐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有兴趣，实际上是无聊死了，他们才不在乎。然后我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会说：“这一点很重要，课本上没有的。”一点用也没有。考卷收回来，答案全是课本上的那一套。 我读更多书、更努力了。可是事情没有改善。我的同事也都有同样的困难，不管他们努力不努力。慢慢地我明白了，只要学生没兴趣，不管我怎么教、怎么威胁利诱、怎么启发，都没有用。我终于明白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们根本不懂学习是怎么一回事，不管一个人想不想学。 有时候，我觉得学校像是国王的新衣。年复一年，大家自认为是教育专家，努力地提供教育给孩子们。教育不成功，就花更多钱来改进。 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不管你怎么教，孩子想学的时候，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学会。 在瑟谷，我们不断看到这种现象。我从来不懂孩子是怎么学会的。 在瑟谷，我们不假装懂得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只是在这里陪着孩子成长。他们要求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帮忙，否则我们只是站在一旁。 这些孩子的学习过程都不尽相同。皮亚杰若是看到了，会大吃一惊。学习阶段？认知过程？每个孩子必经的学习阶段和认知过程根本不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用同一个方法学习。少数用类似的方法学习。每个孩子都如此不同，如此特殊，我们只能虚心地看着他们摸索。 所有的孩子都随时在学习。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老师们只是次要的角色。 孩子们会利用书籍、别的孩子、工具、大人来学习。主要的工具是他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他们去探索、去掌握、去了解四周。 他们观察四周的世界、了解它、体验它。他们不是整天坐在教室里。 他们学会与人相处，因为他们四周全是人——不同年纪的人。 他们学会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必须得学会负责。杜鲁门总统桌上有个牌子写着：“为自己负责”。没有人会为别人负责，他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 每天看着这些孩子，让我不断学到一些新东西。例如有人认为：“如果你让孩子自己选择，他们一定会选择比较轻松的一条路，他们绝不会面对困难。”每次有人这么说，我心里都会想：“你都看到了哪些孩子？”有时候我真的就说出来了。 真正的情况绝非如此。孩子们通常选择了比较困难的一条路。真的。 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真的是这样。孩子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勇于迎接挑战，克服弱点。 手脚笨拙的小孩整天打球；怕数学的小孩猛读几何；没人缘的小孩不断试图交朋友；朋友有一大堆的又爱找时间独处。每个人都有极深的挣扎和极强的决心。 然后是五育均衡的观念。“你得逼他们什么都学一点，孩子需要在学校里接触不同的东西。不去管他们的话，他们会变得太狭窄了。” 这完全没道理。首先，人类文明如此巨大，谁有资格为大家决定，哪一些值得学、哪一些必须学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妄自尊大的想法。况且，现代社会资讯如此发达，哪个孩子不是天天吸收了一大堆资讯，还需要我们操心他们会太封闭吗？同样一批人，今天说孩子们太狭窄封闭，明天又会说孩子们被过度刺激了。最后，为什么狭窄就不好呢？对谁不好？莫扎特吗？爱因斯坦吗？莱特兄弟吗？这些人之所以伟大，全是因为他对某一件事专注的成就。他们可不是五育均衡的。 这全要回到“虚心”原点上。聪明人只比笨人少笨一点而已。别去管那么多吧！孩子们会学到他需要的东西，也许更多。只要我们不去干预他——除非他要我们帮忙。 第二十章 评量 有一天，我和一个六岁大的男孩丢球玩。我一直“鼓励”他：“好球！丢得好！接得好！”忽然，他很生气地把球丢到我身上，吼着说：“我不要跟你玩了！你乱讲。我丢得那么烂，你还一直说我好。你在装蒜！” 他说得对。我错了。这也是我在瑟谷学到的一个教训。 瑟谷不打成绩。学生评量自己的进步。大多时候，他们的评量标准很严苛，往往要和外界最好的成绩相比较。 数学评量很简单。乘法、除法，会了就是会了，不会就是不会。其他的计算也一样。如果不懂，他们会找人帮忙，直到弄懂为止。修车的孩子知道自己会修什么部分、不会修什么部分。会修的部分越多，他越是个好的修车匠。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他还不会修些什么。 每个活动都是这样。塑陶的人见过专业陶艺作品、画画的人看过许多画、写作的人读过书、演员看过戏、学乐器的人听过音乐会或唱片。他们心中自有好坏，每个人会自己订定目标去努力。 通常，和完美目标比较出来的自我评量是很令人挫折的。做得不好，几天或几星期的努力全都报废了。我不只一次地问学生：“为什么要撕掉这张美丽的画呢？”他们总是说：“因为太丑了！” 挫折引起愤怒、坏情绪和自我批评。想安慰他也没有用。“做得很好呀！”的真正意思是：“以你的年纪、以你的程度，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这才不算安慰。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些安慰的话听起来非常空洞、无用和虚伪。 有些时候，挫折引起的自我批判会严厉到使他们放弃努力。不过大多时候，他们会一试再试，直到他们可以来跟你说：“这是件好作品。” 有时候，孩子们会寻求外界评量，使自己进步。他们会要求诚实公正的评量。每一个学徒都在寻求外界评量：他一方面在师傅那里接受训练，一方面得到师傅给他的评量。 这全要看孩子和科目而定。很多人来找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看一看、改一改我写的文章！”这些孩子又聪明又会写，可是文章里就是有哪一点不对劲，希望我帮忙。 既然来找我，我一定乐于帮忙。他们说：“够了。”我就放手。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瑟谷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校规。 瑟谷精神之一是我们不评断任何人。我们不拿人和人互相比较，或与任何标准比较。对我们而言，“比较”就是侵犯学生的隐私和自主权。 学校不是法官。如果学生要介绍信、老师也答应写介绍信了，他必须使用私人信函，而不能用学校公函，因为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瑟谷学校的立场是不写介绍信的，因为每个人都很好。 这个政策是会造成某些困扰。一次又一次，申请大学或工作的文件被退回来，因为表格上要求高中成绩单和介绍信。我们会写一封信，很客气地解释我们的种种政策。我们说明瑟谷不打成绩、没有成绩单。十之八九，对方会接受我们的解释。学生得靠自己去说服对方。这才是应该的做法。 另外十分之一的情况则很有趣。有时候他们会不断地送电脑列印的信来催件。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也不断送信过去，直到有人能亲自处理这件事。有些时候，会有人打电话来：“你们能不能多多少少给我们一点评量？就在电话里口头评量一下？反正没有别人会听到。”我们只能很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不能。 以我们所知，我们“不打成绩”的政策并未给学生造成损失。也许给他们制造了一些麻烦。可是这种困难也是瑟谷精神之一：学习自己订定目标、克服困难、达成目的。在学校里，因为这种不打成绩的政策，孩子们之间无需比较，也无需争夺大人的偏爱。在瑟谷，大家总是互相帮忙，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第二十一章 避雷针 马克吐温有个关于避雷针的故事很有趣。有个卖避雷针的推销员，说服了一位顾客买了许多避雷针，装在房屋各角落。打雷的时候，这位顾客待在房子里出不去了：避雷针把所有的雷都吸引来了，房子外面笼罩了一层雷电。 我们创校之初，就是这种情形。六〇年代末期，瑟谷成为教育改革风暴中的避雷针。 当时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一连串的政治冲突使得国家陷入分裂、人民愤怒、暴力充斥。学校也不例外。 新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窜起。不满体制教育的老师、家长或政治团体，甚至于学生本身，都出面成立学校。许多自称为“自由学校”。后来都称为“另类学校”或称为“非体制学校”。 瑟谷和这些学校不同。我们早就在人类历史、学习方法、美国经验中，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人生哲学与目标。一九六八年，因为命运使然，我们终于有机会建校。当时整个麻省东部，只有我们一家另类学校肯收青少年。即使是国小阶段的另类学校也只有少数几家而已。 对很多人而言，他们没工夫去细细挑选学校。我们成为另类学校的避雷针。大家一窝蜂似的跑来登记入学，根本不管我们在说些什么。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大部分的家长其实是想要一个改良式的体制教育。他们要学校紧紧盯着学生、好好辅导他们、加强教育。这跟我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起初，他们耐心等待。学生也在等待。他们相信我们提供的自由自主只是一种手段，使学生觉得自在的手段。几个星期后，老师们一定会出面，会很温柔地拥着孩子的肩膀说：“好啦，强尼，你已经玩了好几个星期了，该用功了吧？要不要我们帮忙？” 可是我们一直不干预。我们坚守原则。大家慢慢意识到我们真的不会干涉孩子的自主学习。孩子们真的可以自由选择。 这下可热闹了。一半的家长用着政治革命般的怒火与学校对抗。经过一个月的战争，学校活下来了，我们继续工作。 创校的战争与分裂，使得我们不再是教改避雷针。申请入学的人比较了解我们了。他们不再把我们和别人弄混。 有位朋友曾说:“我知道你们和其他改良式自由学校的不同在哪里。” 我心存怀疑地问：“在哪里？” 他说：“在你们学校，你们要学生做他喜欢的事情；在其他学校，他们要学生喜欢他做的事情。”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从来没打算要娱乐学生、鼓励学生、引导学生去学一些“应该学”的东西。我们从来不觉得开开心心是最重要的事。在瑟谷，现实更重要。为了学习、为了成长，每天的挣扎、失望、失败和别人追求的快乐与满足是同样重要的——或许更重要。 这些想法已经没有人争辩了。我们不断地看到自主学习带给孩子的好处，我们的信念易发坚定。 我们成为另一种新的避雷针。或许更正确的说，我们是一束光，吸引着各地有相同理念的家长，为孩子提供一个真正自由的学习环境。 第二篇 自在生活 在学校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你可以让学生坐在规定的课程中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习，更可以让他们在校务的运作中学习。学习的对象可以是教师，可以是同学，也可以是比自己还小的孩子。学习的事情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学习的方式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是对的，只要不断的去检视，修正就好了。如果整个学校都处在这种学习的气氛之中，那么孩子们便会逐渐意识到：“其实学习便是一种生活，而生活也是不断在学习之中。”那么孩子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抱着这种乐观的态度，自在生活。 第二十二章 校务会议 每周四下午一点整，校务会议准时举行。主席就位，又一次会议开始了。 校务会议是学校的生命中心。校务会议主导瑟谷的一切。学校生活的大小事情都由校务会议决定。所有的决策权也都由校务会议掌握。学校几个重大决议案都是在这个会议中决定的。 一九六八年，经过连续六小时的会议讨论之后，成立了学校的法庭制度。十一年后，法庭结构改变。六年后，法庭结构再次改变。这些改变都是经由许多校务会议中的讨论而产生的。 所有严重犯规在此讨论，法庭判决也在此公告。 学校各项规定都是在校务会议中提出、讨论、投票通过。这些全部汇集在学校的“律书”中。 偶尔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出现。早期学校里常有纸屑，我们老是在想办法维持整洁。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人非常在意纸屑问题，有的人则毫不在乎。爱整洁的人没有法子说服那些不在乎整洁的人。于是杰克建议：“爱丢就丢，爱捡就捡。”这真是自由到了极致的地步。大家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条规定维持了两年，不在乎整洁的人才投降。 学校社团经由校务会议同意成立；教师聘约由校务会议发出；特别开支在校务会议中审核；个人申请经费也在校务会议中提出。 任何一件事都有可能争论不休。有些重大决议只花十五分钟就通过了，有些小事反而花几个小时讨论。 丹尼斯想在学校贩卖铅笔，一枝十分钱，让学校抽一成。但是学校已经有个铅笔贩卖机，一枝卖二十五分钱，而且已经有了足够用五年的库存铅笔。如果让丹尼斯卖铅笔，不是要让学校的铅笔卖不出去吗？会议忽然成为热烈辩论场。 很多原则被拿出来讨论。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学校铅笔贩卖机的历史都谈过了。没有人事前想象得到，这么一件小事会引起任何讨论。 不论年纪大小，每一个学生都在校务会议中拥有一票。每一位老师也有一票。既然学生比老师多出七倍以上，他们对学校具有实际的主控权。 创校时，我们不知如何把校务会议合法化。在麻省法律里，小孩子没有像大人一样的法律权力。我还记得学校聘的两位律师来回踱步说：“你要让四岁、八岁、十二岁的孩子和大人一样拥有投票权？”这两位律师都是很热心、很支持我们、很有成就、长期为公众服务的人。他们就是不能接受这个观念。但是他们还是找出了解决的方法。 校务会议对全校开放，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到场。只有在场的人才有投票权。不能授权投票。学校就像任何民主社会一样：关心某个议题的人便会来开会投票，不关心的人就不会来。 你只要看一看来的人是谁，就可以猜到讨论的提案是什么。如果忽然来了一大群喜欢运动的小孩，一定是要购买运动器材。三个十二岁的小孩出现，八成是想开家小店卖东西。有些人总是会在场。这些关心学校事务的人，不分年龄大小都有，就像任何一个城镇一样。 你不需要由在场的成员去猜测提案内容。每周公告提案内容，让每个人都知道有些什么提案。创校不久就开始这么做了。 校务会议有一定程序。主席熟悉程序，别人也偶尔帮忙主席。主席点到的人才能说话。每个人都是对主席说话。全场必须安静守秩序，否则主席必须干预制止。几乎全部都采用多数决议，每一个重大决议均需二读通过。花两次会议做决定的目的，是让大家有充分时间想清楚。 除了少数几年之外，主席都是由学生担任。主席在校务会议中每年选出，任期一年。 校务会议非常有效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很多事。会议很少超过两小时。以每周两小时的时间主持全校校务实在是很少的。创校初期，常有人批评我们会议太正式了。他们说：“会议应该更温暖，更顾到大家的情感需求，让大家有机会发泄一下心情。”有些人受不了多数决议，他们认为要好好讨论之后，达成一致决议。 瑟谷的民主制度远溯自古希腊时期。我们从未后悔过。这种人人有份的民主制度适合我们。我们引以为傲。 第二十三章 危险 第一次有个十二岁小孩爬到大树顶端时，我们的心跳几乎停止了。他在七十英尺的树顶，骄傲地向我们招手，人影小得几乎要看不到了。我们站在地上，满脑子危险意识。 大树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有一连串有关危险的讨论。我们越讨论越发觉校园中危机四伏。我们还没有看到的危险地带，孩子们也会找到。 每个孩子都可以自由行动，随时自由来去。校园没有栅栏。我们注定了得担心。 一开始我们很天真无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开放校区。”学生随时可以离开校区。我们小时候多么痛恨学校像监狱一样，把我们关起来！我们觉得学校和监狱不应该是一样的。在瑟谷，我们打开房门，把锁匙丢掉。 头几个月很好。有一天，我们发现两个八岁小孩走在街上，正要去镇上买比萨饼。八岁的小孩独自走在大街上！我们全吓呆了。 警察局花了几年才真正接受我们。我们经常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找到了“离校出走”的孩子。 然后是学校一角的“岩石区”。这些大石多么美丽——直到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决定在那里攀岩。这些岩石忽然显得非常恐怖了！ 小溪又是另一个问题。小小浅浅的溪水，由谷仓旁边流过。它叫做鱼饵溪，典型乡下小溪，美丽而平静。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条小溪有多危险。河床石头是滑的，还会摇动。到处是小坑，有的深达两英尺，足够一个四岁孩子淹到脖子。 我们发现，环境中不论任何东西都是危险的。树、石头、走廊、路、溪流……。即使是草地上也有地鼠洞，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 我们知道有危险，但是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孩子只有活在真实世界中，才能学会适应和判断。我们觉得只有让孩子为自己的安危负起责任来，才能真正学会负责任。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教育，他们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就像任何理想一样，这个理想也受到了严厉的试探。校园危险不断地试探我们。 即使知道我们必须坚持理想，我们仍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知多少时间讨论。这是学校的大人们彼此安慰打气的方法。 结果呢？这些危险对孩子而言，都是挑战。他们用耐心、决心、专心和小心面对这些挑战。人是会自我保护的，不会自我毁灭。真正的危险是给孩子太多限制。限制本身会成为一种挑战，“打破禁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小孩子反而会忽视安危，以身试之。 因此我们一切顺其自然。是有不少小伤小痛，有的洗一洗、贴个绷带，孩子马上又可以去玩了。大部分连这个也不需要。这全是生活中必不或缺的痕迹，孩子们完全不以为意。最严重的一次意外是一个八岁女孩由溜滑梯上倒着溜下来，重重地撞到肩膀。 我们只有一个规定，也是当地政府的规定：不可以进到小池塘里去。每个人都同意池塘是危险的。这些危险不易察觉，而且一旦碰上便少有第二次机会。不论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保险公司，都不能容许孩子们随意进池塘。 校务会议通过，绝对禁止任何人进池塘，就连把脚放进去凉一凉也不可以。冬天结了冰也不可以上去玩。 这件事被提出来讨论后，投票决定。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投赞成票，但是这条规定从来没有人挑战过。多年来，偶有几个小孩子把脚尖沾湿了。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入水过。 池塘四周没有围篱。 大树仍在那里，每一年都有新的学生爬上去。每一年都有学生克服了高度，再把他们的秘决传给新生。 我们的学生自由地来来去去，比萨店和警局都逐渐习惯，附近邻居也见怪不怪了。 学生在瑟谷学到的重要事情之一是：如何面对每天生活中的危险。在瑟谷，他们不受限制地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中。 第二十四章 荣誉制度 池塘不是唯一需要自我约束的地方。整个学校都用荣誉制度。 例如上锁的问题。瑟谷的人很不喜欢用锁。有一阵子，全校没有任何锁。 每个人在学校里都有一个抽屉放个人物品。这些抽屉是私人的，用来放各种宝物。每个人都不可以开别人的抽屉。这些抽屉都没有上锁。 很少有人掉东西。有时候会有人偷看别人的抽屉，都会被提交法庭处理。 尊重个人财产与隐私有时候会造成问题。规则中说不可以在抽屉中放食物。有时候我们闻得出来有人犯规。有一次，抽屉的主人刚好不在。 怎么办呢？这引发了很多的思考。我们到底要不要打开抽屉拿出食物呢？争论了好几天之后，我们实在受不了食物腐败的臭味，而且也怕有更严重的卫生问题产生，于是我们打开抽屉，把腐烂的食物弄掉。 荣誉制度这么深植人心，我们都习以为常，不再去想它了。皮包、皮夹、背包、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放在那里没人管。没有人会去碰它。 有人犯规时，处罚是又快又严的。破坏荣誉制度的人会发现没有人能容忍他的行为。 信任与尊重的感觉，比我们想像的都深刻。大家都能遵守。偶尔有正在假释期的少年犯或小偷入学，但是他们反而是维护荣誉制度最不遗余力的人。我们曾经收过一个偷车贼。他却是学校里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孩子。 荣誉制度靠的是执照系统。每一件事都有执照。 学校里充满着工具和设备仪器。暗房、电脑室、厨房、工厂、美术室……到处都有。校务会议的规定很简单：每个人都要先学会怎么使用设备，然后就可以使用。学会了就是“有执照使用”的人，可以随时使用。 由懂得使用的人审核别人，并且发照。有执照的人，名字会在名单上，名单贴在仪器旁边，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即使是最危险的工具也是这样处理。越危险的工具，发照程序越复杂。但是用的人完全不分年纪。 这也就是说，有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会去使用复杂或危险的工具。十一岁的孩子独自在暗房中、十二岁的孩子在工厂里、九岁的孩子使用厨房……这些小孩子比谁都小心，一心一意要证明自己够大了，可以做得和大人一样好。执照开放给每一个人申请，因此没有人需要偷偷使用不准用的东西。 偶尔，我们会很为难。 刚买电脑的时候，我们怕电脑很容易丢掉，我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电脑被人半夜偷走。除了锁在柜子里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学校终于有锁了！ 随之而来的讨论足以令任何哲学家动容。学校不也是每晚锁上的吗？可是大门的锁是对外的，不算是在学校里。那是防外人的。电脑柜子的锁也是对外不对内的，虽然它是在校内。这锁不是冲着自己人来的，是怕外人进来偷。 锁装好了。每个人看了都头皮发麻。校内任何通过电脑执照的人都有一把钥匙。 几个月后，大家受不了啦！校务会议中多数决议，花了好几百块美金装了一套保全系统，把电脑固定在桌上。 大家很高兴地把锁丢掉了。 多年来，很少有东西遗失，很少有东西遭到破坏，很少有人不尊重学校。一百多年的建筑，用了这许多年，状况比创校时还要更好。 荣誉制度使学校充满了一股信任与有尊严的气氛。 第二十五章 运动 九月的一个晴天。屋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人。 我由缝纫室的窗口向外看。每个人都在草地上玩游戏，欢笑不断，孩子们到处奔跑。 一个小时后游戏结束。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回到屋中，又饿又渴，但是非常快乐。 孩子们谈论个不停，似乎游戏双方都赢了。 这种情形整年都一样。由旱秋到冬天、春天到夏天，院子里的足球、溜冰、冰上曲棍球、篮球、垒球等活动总是不间断。没有设备就利用废物代替。 不管是哪一种运动，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要玩的人就可以玩，不管他年纪大小，也不管他玩得好不好。 垒球可以五个人玩，也可以是十五个人玩。六岁大的孩子和十六岁大的孩子一起玩。男孩、女孩也一起玩。 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 一个笨手笨脚的八岁孩子上场打球。各垒有人。他的队友在本垒后方给他大声加油。他挥棒了，球掉在投手板和三垒之间的地上，他拔脚快跑，安全上一垒。大家欢呼不已。 下一个人是个明星球员，十八岁的大个子。他打了一支长打到外野，直直飞向一个十二岁孩子——他没接到。两个人跑回本垒。没有人说任何话。 球赛一局一局进行。孩子们打击、三振出局、失误……。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你看不出来谁打得好，谁打得不好。得分？只有少数人在留意。好像是十比一的样子。 一个半小时后，大家同意球赛结束。没有人垂头丧气。没有人责怪别人。 他们玩得很开心。这场球赛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不分男女老少、体形大小，瑟谷的人都懂得怎么玩得开心。 气氛总是很兴奋、充满生命与活力，也总是充满欢笑。 这不只是发生在打垒球的时候而已，而是所有体育竞技项目。大家只想运动运动、待在户外、开心一下。 一个秋天早晨，学校创校人之一的明西醒来，忽然想到：十五年来学校都没有买任何橄榄球盔甲。她吓了一跳，马上开始担心起来。学校似乎太不负责任了。各处的高中橄榄球赛都年年传出孩子受伤的新闻。有些学校甚至因此禁止学生玩橄榄球了。 明西在校务会议中提议禁止玩橄榄球。 那次校务会议是学校有史以来到场人数最多的一次。辩论十分谨慎温和。说话的人都是平常玩橄榄球的人。慢慢地，大家开始了解球场上的实际状况。 一个壮大的青少年说：“瑟谷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玩球受伤的，因为我们都很小心。这是球赛的一部分——不伤到别人。我们总是记住这一点。我们不会伤害别人。” 另一个说：“打橄榄球比在马路上走路更安全。” 小孩子一致点头同意。他们从来没有被大孩子推挤、欺负过。 提案经过二读及两次辩论，被绝大多数票否决。辩论到最后，我甚至不确定明西本人仍然赞成自己的提案。 第二天，我仔细观察一场篮球赛。比以前看得更仔细。六英尺高的大个子和小小孩子一起在停车场改建的篮球场上玩。篮球可以很粗野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典型瑟谷风格。 大孩子会和大孩子推挤争夺，可是从来不碰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彼此互相推挤，而且一直去推挤大孩子，好像是蚊子推大象似的。没有一只大象打蚊子。没有一次。 在瑟谷的运动真正具有运动精神。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赢家。 第二十六章 露营 对我们学校而言，户外课程和室内课程一样重要。访客很容易由孩子的脸孔、身体、动作和肢体的自由，感觉到这一点。 许多年前的一个秋日，我们想：“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干脆我们去露营，整天在户外活动多好。去新罕州的白山露营！”我们在公布栏贴出公告招兵买马。 三十个人报名。我们借了一大堆帐篷、组织了车队，准备出发。每个人都有一张清单说明要带些什么。每个人都缴了费用。 十月十日，我们向法兰科尼亚州立公园出发。我们兴致高昂。抵达时，营区空无一人。十月里，没有多少人想去露营的。我们搭了帐篷、爬上一座小山头。景色优美极了。下了山，我们升了营火，煮了晚餐、说说鬼故事、快乐疲倦地睡着了。 那个夜晚下了雪。一直下个不停。这场风雪的范围很小，只限于几座山头。我们是其中之一。 清晨三点，积雪四英寸，一个帐篷被压垮了。一阵混乱。花了一个小时找到每个人，安静下来。大家都冻坏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围在营火旁取暖。没有一个人睡得好，又湿又冷。早餐是冷的，什么都是又湿又冷。 我们迅速拔营，垂头丧气地回家了。过了十年，我们才敢再尝试秋季露营，而且只敢过一夜，地点也改在摩娜诺克山——离家近多了。 有了这么凄惨的头一回，学校就不敢到野外活动了吗？才不可能！只要换个季节就好了。那年春天，大家又想去露营。四天三夜。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法兰科尼亚之旅的痛苦回忆。小孩子说：“那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大人可不这么想。 我们决定六月底去露营。这回往南走，到鳕鱼湾去。目标尼克森州立公园。那里的六月从不飘雪。 这次完全成功了。我们在湖里游泳、在林中散步、到海滩和沙洲去、还去了普文斯顿观光。 自此增添了一个新的瑟谷传统。我们每年都会去鳕鱼湾一周。谁都可以参加，只要他受得了离开家，一整个星期住帐篷，而且会照料自己。下雨也去，似乎没有人在意。游泳衣反正是湿的，而且还不会被大太阳晒焦。 不多时候，就成立了露营旅行社，负责设计举办各种露营及旅游活动。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关于露营的事。 自从第一次鳕鱼湾之旅就开始了。玛姬很生气：“你叫这做‘露营’？简直像是在住五星级大饭店。换成迈阿密海滩还差不多。泳衣、观光、热水浴、大餐、坐在那里发呆。这怎么算是露营？” 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人本来就没有真正想去“野营”，大家只想在户外度个假而已。 热衷露营的人气坏了。但是他们还是决定第二年照样跟我们到鳕鱼湾去。也许会好玩也不一定。一切照旧。 不但照旧，而且还增加了。由法兰科尼亚之旅恢复过来之后，我们的秋季露营仍然照常举行，地点改在摩娜诺克。过了几年，又添了维蒙州其林顿镇的冬季滑雪。不搭帐篷，但是还是用睡袋。 想办正宗野营的人也自有办法。他们组织了爬山野营和冬季越野滑雪的队伍。人数不多、日数也不长。野营的次数并不那么多，但是只要人数够了，他们随时可以动身。 玛姬很快的接受了我们的旅行风格。至少大家真的是在户外，而且还那么开心，又学会了照顾自己。 很快地，她变得越来越热心了：“小的孩子不能跟着去露营，心里很难过。我们何不在学校院子里搭帐篷过夜？”这真是好主意，小小孩子全部报名了。 每一年六月初，不能去鳕鱼湾的小小孩子在学校露营一夜，他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露营，不多久就可以跟着大家去鳕鱼湾了。 玛姬变得不在意了。也许这些小孩有朝一日会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野营专家。 第二十七章 委员会及委员 每年秋天学校开学，校务会议要选出各式各样的委员和委员会，来操作学校每天的大小事情。 我们最不想要做的就是一堆繁琐的行政公文。所以我们用典型瑟谷精神处理行政事务。校务会议说明工作特质，大家选出一个人来做。没有人连任，每一个人都做一年，不论是小孩或大人。 谁来整理电话留言？谁来分发信件？谁来采购行政用品？谁来管理档案？我们创造了一个行政委员做这些事。谁来修屋子？房舍维修委员。谁来修院子？庭院整理委员。 比较大的任务，牵涉到更多人、更多不同意见的工作则交给委员会处理：经费管理委员会、室内布置委员会、公开委员会。 委员们来来去去的。有任务了就选个委员，任务完成，没有需要了就解散。我最喜欢看到校务会议取消某个委员或委员会的职务，因为这表示我们不僵化，不维持非必要的行政结构。 例如，以前有个开门委员，负责安排学校每天早上开门、下午关门的这件事。学校的钥匙全给了开门委员。开门关门轮值表有了、钥匙发了、谁拥有钥匙的名单也有了。几年过去之后，这个开门委员根本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于是我们取消了这个位置，把监督钥匙的工作加在别人的工作单上。 以前也有访客委员，负责接待川流不息的访客。有那么许多年，这个工作十分吃重。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人参观，同时不累惨自己。但是一旦参访政策及方法建立起来了，这个职务就变得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于是我们取消了访客委员，把工作移交公开委员会处理。 有时也可能产生新职位。创校多年后，我们发现有许多校友想保持联络。许多人会回来拜访。我们终于意识到，应该做些什么使学校和校友之间的联络更方便。校方会议设立一个校友委员。 这件事正显示出我们多么不喜欢搞行政。至少花了五年才设立这个校友委员。在这之前，我们总是要求某个人去处理校友的事。校友组织了校友会——瑟谷之友——后，我们仍等了好几年，看他们会不会无疾而终。最后终于在校务会议中成立了校友委员。委员可不是随意增设的！ 偶尔，我们需要把一个职位分为两个。我们不喜欢这么做，可是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要不就把职位一分为二，要不就把那个委员累死。 我们一直有一个招生委员，负责所有的招生事宜。招生委员得负责面谈、填表格、收学费。我们以为这些是一气呵成的任务。 其实不然。招生委员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通过面谈，他是新生与学校的第一线接触。通常，新的家庭会继续和他交朋友、解决疑难、问问题、发泄心中的焦虑。 可是收钱的时候，一切就变了。 一谈到钱，友谊就受到考验。前一天还是朋友、同志，一谈到钱，第二天就变成敌人了。 招生委员必须收学费。昨天还很友善的家庭和学生，今天忽然不再友善了。一点点小摩擦就完了。有时候只要提醒家长需要缴学费就足以惹出麻烦：“钱？你跟我要钱？你好不够意思！我们以为你人很好，会谅解别人。现在才知道不是。” 十八年后，终于有一个招生委员受不了，要崩溃了。我们终于想到把招生委员的职务分为两个：招生委员和注册委员。招生委员继续当大好人，注册委员呢？他可以选择吃头痛药或提早退休！ 还有清洁委员。这件事得写上一整章。 第二十八章 清扫工作 多年来，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清洁。 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环境负责任。学校是我们的，我们弄脏了，我们应该自己清扫干净。 创校的前几个月只有大人在，准备学校开学。也就是说，这些大人都得打扫。 学生刚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期待他们马上进入状况。他们需要时间习惯下来，学习瑟谷的一切。这也就是说，大人继续打扫。 每天放学之后，我们拿起扫帚、拖把，把学校上下打理一遍，把垃圾收好丢掉。我们很自得其乐。但是这却成为一场主要论战的起源。 创校初期，许多父母是附近的大学教授。他们很以身为学术界人士自傲。教师是一种神圣的职业。 太神圣了，怎么可以拖地呢？ 某人说：“你在学生面前矮化自己。老师亲自动手扫地会使孩子看轻学识。” 另一个人说：“这是不良示范。他们需要角色认同。我们可不希望孩子长大当清洁工人。” 其他人说：“怪不得你们不多花点时间教孩子。”很多人对于自主学习渐渐失去耐性：“你们花太多时间清扫环境。” 我们不扫谁来扫？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自己不来帮忙，我们也没钱请清洁公司。 很快地，我们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了。许多家长在六〇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活跃过。他们关心的主题之一是：改善贫穷少数民族的生活。他们的经验导致他们对学校提出的建议。 其中一个人到校务会议中建议：“我知道如何解决清洁问题了，每个人都会获益。老师必须停止扫地，而学校没有穷的少数民族子弟。我们可以一石两鸟：我们可以邀请贫民区的孩子来上学，学费全免，但是他们得负责清扫。” 全场立刻一片混乱。 老师益发坚定地继续清扫。 这些家长很快地就办退学了。 那只是第一场辩论而已。几个月后，我们决定该让全校师生共同来清扫。我们示范了这么久，该轮到全校师生发扬社区爱了。 我们创立清洁委员，负责采买用具和安排一个义工系统。校舍很大，很多清洁工作得做。 清洁委员苦苦奋斗了几年。有些义工来一阵子又走了。每天清扫变成每周清扫。 后来变成只有一小群师生负责全校的清扫。杰克建议：“想丢就丢，想拣就拣。”事实真的是这样。 校务会议中开始一个新的辩论。在民主社会中，一件必须做的事没有人愿意做的时候，怎么办？强制征募。我们辩了又辩，没有别的办法，终于建立了强制清扫轮值系统。不分年纪大小，每个人都得分派清洁工作。 清洁委员的任务可难了：首先，他得把工作组织起来；然后，他得确实执行。强制征募来的人往往工作得心不甘情不愿，我们的学校也不例外。 几年过去了，换了好几个累坏了的清洁委员。学校仍然乱七八糟。 再来讨论怎么处理清洁问题。哈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热心地要废除征募制度。 他说：“如果我们想把工作做好，就得付钱请人来做。我们可以在校内请人清洁。有很多学生想赚钱。” 很多人觉得这个主意不对劲。清扫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为什么学校要付钱请人来做？可是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哈利的提议通过了，他被推选为清洁委员，拿到一笔经费。 他热心地组织。哈利清洁公司不但有“办公室”——房间角落里有一张桌子，而且还有会计系统、复杂的工作排班表和训练计量。每件清扫工作都有书面记录，上面有检查结果和主管签名。 训练计量是他的最爱与骄傲。他自己曾经在专业清洁公司打过工，学到了几招秘诀。他手下的每一个新进员工都要经过仔细的训练，才能开始扫地、拖地。 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可惜没有成功。 征募制成员不好好工作不稀奇，但是花钱雇来的人一直做着无聊的清扫工作，也不见得百分之百认真。 学校又变脏了。再想办法吧！ 后来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毕竟这是大家的学校，我们应该负责维持它的环境清洁。 士气时好时坏，在校务会议中花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讨论。最后，大家下定决心，要同心协力保持学校清洁。 到目前为止，义工制已成为学校传统。偶尔的大扫除排在周末，连家长也来。许多家长是常客。有些学者也会来。时代变了。 委员也变了。校务会议取消了清洁委员，反正没有人愿意担任。 组织清洁义工的任务转交学校美观委员会处理。这不但比较合适，连名字也更好听了呢！ 第二十九章 奇迹的经费预算 清洁工作不是唯一缺钱的项目。瑟谷一向的传统便是缺钱用。 一九六六年，我们筹划瑟谷学校的时候，曾经问过有经验的人：“创校需要多少钱？”答案是：“至少美金二十五万元。”这是最低估计。对我们而言，这跟两亿五千万没什么两样。 创校人的个人信用贷款合起来也只不过有四万块。我们决定用这笔有限的经费创校。 找了一年，才找到这片校园。纳森尼尔·包迪屈遗留下来的这片土地有十五亩大，房子超过一百年。叫价八万，付现两万，贷款六万。校舍找到了，一半的经费却也没了。剩下的钱用来整修房子，使房子合乎政府规定。还要买家具、买设备、做宣传。到了学校开张，我们已经快要破产了。 你也许在想，为什么这片产业要价这么低。我们也心存怀疑，可是所有的检查都没有问题。 买下来几个月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了。校园中有个小池塘和一个磨坊。那里的小水坝被工程处封了！根据地契，我们得修复水坝！以前的地主不愿意修水坝，所以才要卖房子。 修水坝的估价是五万元美金。我们完了。法明罕最好的工头梅尔·史塔克听说了：“我带我的手下来做，只要几千块就可以搞定了。”梅尔果真守信。只花了四千元。我们衷心感激这位好朋友。但是我们也自此欠了一屁股债。 这么凄惨的创校过程，使得我们全都十分注意省钱的方法。每一项经费，不论大小，都经过小心审核。我们发现许多东西是不必要的、懂得去哪里买到便宜东西、找二手货、甚至拿免费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如何无中生有、如何寻找替代品。在瑟谷，“需要”教我们“发明”。 我们的理想主义使情况更糟。我们之中，有许多曾经是政府经费的学者，一开始便决定要全靠自己，不靠政府或任何基金会的经费资助。我们接受自动自发的私人捐款，但是我们打定主意要靠学费支撑这个学校。 这还不够，我们决定证明给世界看，我们不是一家贵族学校，专开给有钱人的。为了我们的原则，学费一定要低。为了估计学费，我们查出公立学校每个学生的开销有多少，决定瑟谷学生开销不比这个数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做给他们看：花同样多的钱，他们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刻意压低学费，在存款不足、没有外来经费的状况下开学了。 校务会议在早春时节审核每一年的预算。过程很简单但很彻底。会计学上称为“由零开始”。每一个委员、委员会及社团都仔细列出这一年要办的活动，然后估价、送交校务会议。 经费审核会议要开好几次，每一个小项目都检查。很少看到追加预算的。经过几年练习之后，也很少看到预算被删减的了。 整个程序要六个星期，而且很愉快。结果则令人吃惊。 例如一九六九到一九八四年的十五年之间，美国生活指数上升三倍。全国学校经费平均上升四倍。 瑟谷的学费和经费却只上升两倍。随着时间飞逝，我们的开销比起公立学校开销是越来越少了。私立学校的开销更是我们的三倍。 校务会议盯预算盯得很紧。举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使用柴油的热水系统。我们总是在想法子降低柴油账单。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四年之间是个考验。那时全球都有能源危机。石油禁运使得油价涨了六倍之多。对我们而言，那些年必须不断寻找省油的方法。 我们像别人一样把定温器由华氏七十度降到六十五度，然后又降到六十三度。这个温度仍很舒适。毕竟，我们是不怕冷的新英格兰移民。 我们在年底过圣诞节和新年时放假两周，二月再放一周，把全校关闭。暑假因此必须缩短一些。 我们买了一个定时器，在晚上及周末自动把温度调低。 我们一再加装隔热设备。 我们买了一个最好的省油火炉。而且一直仔细维修它。 因为种种措施，我们的油费在十五年间只增加了两倍。 每一项经费都有相同的故事。 我们倒不是不花钱。该花的还是要花，我们最喜欢花钱买省钱的设备。 创校时，人们说：“教学和行为部分也许可以用民主的方式办理，但是一旦碰到经费问题，就铁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在钱的问题上拥有一票的话，你马上就破产了。” 他们都错了。不分老少，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学校成功，要学校不破产。别的事情也许有不同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全体一条心，没有异议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的奇迹。宗教、古老历史、小孩的童话故事都会提到奇迹，忽然从魔灯、山洞、石头和其他奇怪的地方出现。 瑟谷也有个传统，每一年，我们有个奇迹似的经费预算。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我们的需要总是会得到解决。 最大的奇迹其实是在我们的教师身上。 第三十章 教师 创校第一天，十二个老师全职工作，没有拿一毛钱薪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十二个人。 在那之前，我们互不相识。我们不是政治伙伴、也不是社运同志。使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对教育的理想与热忱。 一九六七年，创校人对外公开瑟谷的创校理念，一百多个人受了感动，来瑟谷参与工作。 十二个人留下来。没有薪水不是问题。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那一年建立的教师传统，延用至今。 首先是名称问题。我们的教师叫做“工作人员”。我们讨论了很久。一般的学校有老师、行政人员、维修技工、秘书、清洁工……等等。教育界充满了头衔，与随头衔而来的地位。 我们一致同意，抛弃一般学校的行政组织。我们只有一种职务：“征求认同瑟谷精神，并愿为瑟谷付出，使瑟谷成功的人。”这包涵了一切。我们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不分职务的一群人。 没有打卡机。我们早到晚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初期，我们每天下午留下来，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以及对应的方法。后来变成每周一两次，再变成每月一两次。全看有没有需要。 我们亲自动手扫地，为学生示范。后来也有学生加入。我们也采买、做木工、整理草地、做行政工作、演讲、教学。我们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我们学会了等待，学生主动要求才教他们；学会了旁观，让孩子遵循自我的轨迹成长，不论他的年纪多大、发育到什么阶段。这才是最难的一部分，最需要自我控制。有些人至今仍在挣扎之中。创校人之一的汉娜·格林伯格曾这样写过： 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艺术 别人会问： “你在哪里工作？” “瑟谷学校。” “你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 在瑟谷，“什么也不做”需要花费很多力气和很多纪律，加上很多年的经验。我每年都在进步。每当看到我自己或别人为了这个挣扎不已，都会令我觉得有趣。挣扎来自于想为别人做事、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别人、想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人生智慧传承下一代，但是心里又明白孩子们必须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学会这一切。他们要不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些什么东西，是由他们决定，而不是我们；他们提出要求时，我们才能给予，而不是任由我们想给就给的。 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都会对孩子进行教导和启发的工作。不教育下一代的话，每一代都得重新学习所有的文明与技巧，由轮子的发明到十诫、由冶金到农牧。人类文明由一代传到下一代，在家庭中、在社区中、在工作场合中——在学校中。很不幸的，现代学校教得越多，学生受的伤害越深。让我解释一下这个矛盾之处。成人总是在试图帮助孩子准备进入社会。我经过多年尝试，慢慢地、痛苦地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孩子们为自己人生做的决定，往往超出大人的想像……。 所以我正在训练自己什么也不做。我做得越少，效果越好。但是千万别以为老师们闲着没事可做。你也许会觉得，既然孩子们什么都自己来，还要这么多老师坐在那里发呆干什么。事实上，学校和学生都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看着、帮着学校和学生成长。 自决、自主、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不只是混混沌沌过日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学校并不这样教我们的孩子。要达到自决自主的境界，孩子需要一个安全、支持的环境，一个比核心家庭更大的大家庭。瑟谷的老师们对孩子的态度是温暖的、支持的、关心的，但不是教导的或引导的，所以学生能够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学生们知道我们有能力教他们，却选择不主动教他们。因此，他们学会了倾听自己、信任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乖乖听别人的话。他们了解别人顶多能了解他们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刻意地不主动教导学生，并不会被学生视为无能或懒惰。在他们探索自我的路上，我们不引导他们，我们关心并且支持他们。自我成长需要努力和勇气，自我成长需要一个有活力的环境，我们便是提供这个环境的人。 第一年结束，经过了多次战役，我们全成了老鸟。 我们开会讨论第二年的校务，心中充满感激。学校竟然安然度过了第一年，但是经费并没有比第一年多。 一个人说：“我们再不支薪工作一年好了。” 另一个人指出：“不。第一年不支薪是很伟大的，第二年不支薪就太傻了。” 他说得对。免费服务不是长久之计。用者付费是合理的，我们同意开始支薪。 但是学校没有钱呀！这个两难之局似乎无解了。同意支薪是一回事，有没有钱却是另一回事。 有人灵机一动想出了好方法。 学校欠账。这还不是普通欠账，否则学校马上就得宣告破产了。这是“有条件欠账”——如果学校经费有剩余，才还老师钱。在账面上，老师的薪水还过得去。 这成为我们的“薪资计划”。如何使它合法化，花了我们不少工夫，讨论内容会让任何古代哲学家眼睛为之一亮。实际执行倒很简单：学校该花的钱都花了之后，剩下多少是多少，分给老师。账面上和实际上的薪资差距就算是学校欠老师的账，无限期贷款。 第二年，老师的全年薪资只有美金数百元。到了第五年，左省右省之后，每位老师拿到美金一万两千元。从那以后，每一年都在增加中。 一九七五年，新英格兰教育审查小组来瑟谷审查的时候，他们努力想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些人全是其他有名私校的成员。他们过去的经验完全无法为他们在此所见所闻做好准备。 从一开始，审查过程对我们就很重要。我们不只要学校成功，我们也要教育界的人接受我们，承认我们是正式的学校。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请到审查小组来访视瑟谷。他们一直不理会我们，希望我们像别的另类学校一样，不再去烦他们。但是我们一直不放弃，最后他们只好投降。 有一天早上，我陪着审查小组的召集人巡视校园。他看到我们的校舍，很有经验地问：“你们怎么维修校舍呢？光是这一大片屋瓦就要花一大笔钱维修。” 我回答：“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学校办下去。” “钱从哪里来？” “从老师薪水里来。学校有任何需要都优先处理。剩下的钱才给老师。我们在这一点有志一同。” 他说：“这就是你们与众不同的地方了。在我的学校里，无论如何，老师的需要都是第一优先。屋子可以塌下来、屋顶可以掀掉……那全是校长的责任。瑟谷的老师们的投入与付出真是独特。” 审查小组毫无异议地通过了瑟谷的学校资格审查。 工作辛苦、拿不到钱、工作没有保障……多年来，瑟谷的老师群却很稳定，偶有新血加入。 你也许会问：“工作没有保障？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保障？” 瑟谷没有终身职。校务会议负责老师聘约。每一年春天，全校师生投票选出下一年的老师。想当老师的人得先被提名。 校务会议花很多时间讨论学校需要多少老师，以及每一位老师的状况。最后采用记名投票决定，每一位学校成员都有一票。 我们全都得很小心。 偶尔有老师被解聘。有时候有新老师加入。 原来的十二位老师，经过了二十年，仍有六位留任。其他一位退休、两位被解聘、三位辞职。 老师们各有所长，足以担当现有学校五倍大的教学任务。有的是博士、有的高中毕业、有艺术家、有知识分子、有专业人士、有工艺家。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几位瑟谷校友回来当老师。 自一九六八年至今，我们都不是一个政治、宗教或社交团体。我们的共识是如何让瑟谷学校更好。 第三十一章 小小孩子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八岁的黛比接了电话：“瑟谷学校，你好？”另一头怔了一下，很迟疑地问学校状况。黛比回答：“请等一下，我去找别人来跟你说。”她找来了一位老师接电话。电话谈完了。打电话来的人马上学到了一件事：在瑟谷，每个人不分年龄大小，都是平等的。 四个六岁小孩在厨房和玛格丽特一起烤饼干。饼干慢慢成型，厨房也同时慢慢不成型了。 玛格丽特说：“整理厨房！”她的海军经验派上用场了。 每个人都动手。艾莉丝搬把椅子到流理台旁边，爬上去，开始清洗玛格丽特递给她的盘子。杰卡和艾立克擦桌子、扫地。 玛格丽特的声音响起：“那个角落也要扫！”她正在收拾剩下来的材料。艾立克赶快过去扫角落，杰卡拿着垃圾桶紧跟在后。 二十分钟后，饼干烤好了，厨房也清理好了。每一个人都帮了忙。孩子不会因为年纪小而有例外。 只要学会了怎么用，取得使用执照，即使是八岁小孩也和大人一样使用电动打字机。十岁小孩用木工的工具。九岁小孩拉坯塑陶。各个年龄的孩子都可以自己走路到镇上买比萨饼、到公园玩、到体育用品店逛。 许多年来，因为社会的影响，我们也不断与自己挣扎：“小小孩子是不是需要特别对待呢？”他们也是校务会议中的一份子，有投票权，他们也得像别人一样遵守校规。可是他们年纪小，不应该有特别待遇吗？不需要特别照顾吗？ 校务会议为了这个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讨论。有几年没人提起，过一阵子又会被提出来讨论，再过几年没人提起，然后再被提出来讨论。试了又试，我们始终无法想出一个分龄对待的好方法。分龄会违反我们的原则，而事实上执行起来也会有困难。 我们确实发现年纪大的孩子和年纪小的孩子不太一样。一般而言，年纪小的孩子更独立、更有想象力、更会想办法、更努力、更忙。和那些年纪大的孩子了，才转学来瑟谷的学生相比就更明显。 小的孩子从来没有空闲。他们总是在忙着说话、忙着吃，永远坐不住。他们不走路，他们跑。他们不会喊累——直到回家。 他们能正视大人、诚实说出心里的话，不需要扭扭捏捏。他们体贴、仔细、有自信。第一次来学校的大人总是不能相信双眼所见。 小小孩子的最大长处是对别人的影响。 有人一直寻求返老还童、青春永驻之术。他们只需要和小小孩子相处就足够了。 小小孩子能使最老气的大人重拾童心，使脾气最坏的青少年微笑。 在学校里，小小孩子使青少年看到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小小孩子不需要去找别人，只要他们在场，就有这样的影响。青少年常常会念书给小小孩子听、和他们一起做事、陪他们玩。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小熊维尼》是有名的儿童故事。作者米尔尼在自传里说，他以前没写过儿童故事，只想写写看，赚点外快。既然没有写过儿童故事，不知道要怎么写，所以他干脆写成给大人看的故事书。 结果这本书一炮而红，到今天仍是畅销书。我从八岁起，至今仍然常常读。这本书令我“内心的孩童”活过来了，也令孩子“内心的大人”得到认同。 我想，瑟谷有点像《小熊维尼》这本书。我们把孩子当成大人一样尊重。学校也使得我们这些大人内心的孩童再次活过来了。 第三十二章 好孩子？坏孩子？ 年纪大的孩子则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来的时候各有不同，带给我们各种挑战。 他们之中，有些自小在瑟谷长大。大部分是转学生。转学生分为两大类：成绩好，但是不快乐的学生和所谓的问题学生。有时候有人二者皆是。 这两种学生之中，你宁可教哪一种？经验给我们的教训往往很奇特。 山姆十六岁才来瑟谷，与社会格格不入。有那么整整一年，他只呆坐着抽烟。认识他的人都怀疑有哪个学校肯收他。 过了一阵子，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了，开始思考他的人生。第二年末，他毕业了，进了大学。他试了许多工作，包括进口宝石，来支持他度过大学及骨骼医学专科训练。现在他自己开业，非常成功。 山姆来瑟谷之前，一直是各个学校的问题学生。可是在瑟谷，即使是刚来的第一年，山姆都很甜美。当他元气逐渐恢复之后，他用尽各种方法使瑟谷更好、帮助别的孩子适应。 罗伯十四岁来瑟谷的时候是个典型的失败者。他总是酗酒惹事。认识他的人都相信，他这一辈子注定了要过得很凄惨。 他在瑟谷四年，逐渐重整人生。他慢慢学会表达自己，有时候说很多很多的话。他学会阅读、玩耍，开始对未来有着希望。慢慢地，他越来越不虐待自己的身体，甚至开始注意健康。 他离开时，决心投身服务业，尤其对急救有兴趣。受了许多训练之后，他成为一个救援小组的领队。后来他又念了护校，成为有执照的护理人员。 罗伯在瑟谷总是很愉快、很开放自己。起初他很安静、内向，后来逐渐变得友善，懂得社交了。他从来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每一年都有问题学生转学到瑟谷：被别人放弃的孩子、偷车贼、惹麻烦的孩子、吸毒的孩子、酗酒的孩子、怕上学的孩子、各种具有反社会性格的孩子。他们要不是死也不肯上学，就是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在瑟谷，我们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得到自由，以及跟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重任。没有人阻止他们。 他们很快地明白。完全的自由、开放的气氛、友善的人们、混龄的环境使他们逐渐认清现实。创校初期，这个过程大约要花一、两年。多年之后，老鸟带菜鸟，这个过程往往开始得更早、步伐也更快了。这时候青少年对学校的帮助很大。 史蒂拉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她是个海洛因上瘾的十四岁女孩。她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宁可违反法律，也愿意付钱让她转学到瑟谷来。他们巴不得把她赶走。每一年，他们会派人来看看瑟谷是不是还存在，史蒂拉是不是还在上学。 没有多久，史蒂拉就不得不面对自己。她离开以后，进了大学，后来成为优等生、拿了心理学硕士、写了小说。 史蒂拉、罗伯和山姆全是同一类的孩子。我记得很清楚，创校初期的一次校务会议上，一群“好学生”抱怨有人不应该留在学校里：“我们来参加校务会议、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帮忙，我们才是你们需要的学生。他们整天不做事，坐在那里发呆。”我记得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气，跟他们说：“这些所谓的坏孩子比你们更了解瑟谷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正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这就够他们忙的了。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忙着讨好别人，根本还没有开始了解自己。” 问题学生在瑟谷的表现一向很好，尤其如果能得到家长的支持。原因很简单：惹麻烦其实正表示他们还没有放弃挣扎。不管别人怎么试图打击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合乎主流礼教，他们都没有放弃挣扎。他们有胆量、肯坚持。当然，他们的力气常常花在自我毁灭的行为上，但是这些力气若是不用在与世界为敌上，马上就可以用来重建自我，甚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好学生”反而更难。他们总是在讨好老师，到了瑟谷马上无所适从。他们想：“该讨好谁呢？”他们会先试老师。没有用。这里的老师不给金色小星星。那么该怎么办？ 这种调整很痛苦。当他们发现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很聪明的时候，日子更不好过。在瑟谷，没有人能当第一名。想领先也没机会。 这些孩子比问题学生更是社会的牺牲品。经年累月地与外在权威妥协之后，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己。他们眼中没有光彩，灵魂没有笑声。他们没有破坏力，但是也没有创造力。对他们而言，自由是极可怕的。再没有人规定他们要做什么了。 恢复之路很难走，而且耗时甚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恢复。通常，最好的药是让他们彻底无聊。没有人为他们排课程，这些学生往往陷入什么事也不做的状态。当他们无聊到了极点的地步，他们就会不得不自己安排活动，开始创造自我人生。这种情形或早或晚会发生。这些“乖孩子”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高！ 从一开始便在瑟谷上学的青少年则不同。他们既不是“坏孩子”，也不是“好孩子”。你一看到他们的脸就会明白。这些是幸运的孩子。他们对自己、对环境都觉得自在。他们可以接受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一些打击，不会因此失去人生的方向。 我们永远赢不了。人们看到我们的学生会说：“你们收的都是好学生嘛！怪不得自主学习和自由行得通。如果是一般的孩子，绝不会行得通。”另一方面，人们看到我们收的某些学生和我们的开放入学政策就会说：“这家学校收的都是问题学生，正常孩子不适合来这里。”好学生、坏学生、普通学生……。 我们永远赢不了。但是我们总是能赢。这全要归功于我们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负责任的人。没有秘诀、没有辅导手段、没有魔术。每个人都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来面对生活。在瑟谷，我们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掘并使用这股内在力量。 第三十三章 家长 对大部分学校而言，家长是个大麻烦。他们抱怨、批评、占用时间。最糟的是，他们会干预孩子的教育。 在瑟谷，家长一向是学校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如果想要办学成功，家长就必须配合。教育是家长的责任。他们生了孩子，就有责任把孩子养育成可以独立生活的成人。学校是来协助家长的，而不是取代他们。至少在我们这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中是如此。 然而，要想孩子具有健全的人格，家庭生活和教养必须与孩子的内心世界一致。代沟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癌症和心脏病也很普遍，却没有人认为这些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其他的考量。家长付了学费，正如西元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时的认知一般——付了税就要有发言权。他们每天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学校没有寄宿设备。为了学校，他们每天都在付出。 不论如何，家长与学校是肩并肩的伙伴和同志。这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也是创校的精神。 家长、学生及老师都是瑟谷学校的一份子，都有投票权。学校是一个非商业机构，没有对外发行股份，而是由它的每一位成员共同拥有。 成员大会一年开一次，订立重要政策。这包括学费和经费的设定。一旦政策确立，校务会议决定每天的校务运作。 家长在瑟谷不只拥有权利。他们也可以随时来参观、来教学、来帮忙。学校每年会办几次大型社交活动——晚宴、野餐、拍卖、舞会……等等。家长都可以参与。 学校与家长的关系由入学面谈开始。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家长必须亲自来面谈——最好是父母两人都来。从一开始，他们便是孩子教育上的合作伙伴。 面谈时的重点之一便是取得家长了解。我们的面谈不是为了筛选学生，而是花上几个小时解释我们的想法、做法，回答问题，建立双向合作的关系。 创校的十二位老师中，有六位是家长。教师的孩子很少会去上别的学校的。 有些家长投入多年之后，最后干脆申请当老师了。 家长的参与使得学校有一种社区般的认同感。住在麻省各处的陌生人逐渐熟识、找到共同兴趣、一起享受生活。 在瑟谷的每一天都是家庭开放日。我们绝不想改变这一点。 第三十四章 开放参观 每天都是开放参观日。至少有时候感觉上是这样。 六〇年代早期，我为了创校而到处联络参观，很讶异地发现许多学校不让人参观。当然我的讶异来自于无知。我以为教育家会很乐意对外宣传。结果连所谓的自由学校也不让人自由参观。 我们决心让瑟谷对外开放。我们要大家看到我们的做法，和我们辩论，也许最终能赞同我们。我们不想当化外之人。我们的教学方法越广为流传，我们越高兴。 别以为参观瑟谷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多人听说瑟谷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因此想来参观一下。 可是语言在每个人心中的涵义不同。对我们而言，“学校”指的是瑟谷。对别人而言，学校代表着另一回事——教室、书桌、小孩和老师在教室里工作、餐厅、上课铃声……。 访客来了瑟谷，车子一停下来就看到许多孩子跑来跑去地在玩耍。 他们会以为：“哦，现在正是下课时间。” 他们走到房子前询问办公室在哪里。十之八九，会有一个小小孩子很和气地带他们去办公室。 他们会说：“好成熟的小孩。一定是这里的资优生。” 办公室里也许有大人，也许没有。人们来来去去的。三个十岁小孩围着打字机，不知在打些什么文件。 他们心想：“谁在看管办公室呀？” 终于，他们找到了当天负责接待访客的人。是个大人。还好！他们总算放心了。 事实上，短短一次参观很难了解瑟谷。不论真正看到了什么，我们通常只看进去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当我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熟悉的标准来评估它，因此有失真实。这是无法避免的。 “简报”之后，访客便可以自由活动了。他们应该保持礼貌。 绝大多数的访客，不论多么震惊，都会注意礼貌。但是偶尔会有一些粗鲁的访客。他也许会问一个九岁孩子：“你是几年级？” “我们不分年级。” “你在上什么课？” “没有啊！” “你会读书了吗？” “会。” “你不觉得你该上社会课吗？” 小孩不高兴了，这家伙是谁？ “不上课，以后怎么上大学呢？” 九岁的孩子不知如何回答。访客继续说教。小孩跑掉了，继续去玩，心里在猜是谁让这个讨厌鬼来的。 这种对话我听多了。我们以前会很生气。现在不生气了。我们只不在意地耸耸肩膀，心中有些厌恶。 有的访客令人如沐春风。他们很快地进入状况、放轻松、享受这个独特的经验。 有时候，入学报名时我们会有下面的对话： “你是怎么听说我们学校的？” “哦，我以前来参观过。我是跟教育系的学生来参观的。” “这么多年来，你还记得我们？” “那次参观愉快极了。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我的孩子要上学了，我必须带他来这里。” 也有人回来当义工，甚至申请教职。 超过一天的参观必须得到校务会议的通过。通常是没问题的。长期访客视同为学校的一份子。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玩耍、教学、帮忙。不用多久，我们便彼此熟识了。 每位新进教员都得经过这个程序。不经过长期观察，没有人敢轻易做任何承诺。 偶尔有那么几个长期访客令人受不了。他们好像英国殖民官，在非洲草原上，穿着豪华官服喝下午茶。他们真的想来“感化”我们。 有这么一个访客说：“我是个好老师，我会很受孩子欢迎。一向如此。”他在公告栏上贴了一串通知，开始一系列的课程。他的兴致高昂，非常热心，是那种有意做出来引发孩子兴趣的那种热情。多年来，我们的孩子很少看过这种人。这是个新的经验。校园中出现了新的人种。 第一堂课吸引了一堆孩子。热情先生很快乐地宣布：“我们来玩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当然有它的“教育”目的——教学。我们这些教师看了，真怕这人会留下来做我们的同事。我们担心着：“这些孩子一定会上钩，他们完全不懂得是怎么回事。” 一个星期过后，这人已经气得离开了。没人喜欢他。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上当了。这令我想起很久之前，发生在我的大儿子身上的故事。他那时才三岁。我想骗他吃胡萝卜。我拿了一根胡萝卜，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吃得唇齿有声。我说：“嗯，真好吃！”他说：“我不喜欢胡萝卜！”简单明了。他才不上当。 孩子比我们想像的聪明多了。 很多时候，也比大人聪明多了。 在瑟谷，他们有机会发展出对自我的认知。我们的孩子不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脆弱。 我们欢迎访客参观，毫不担心他们对瑟谷的影响。我们会要求粗鲁的客人离开。好的访客，有时会永远留下来呢！ 第三十五章 自由与正义 完全的公平很难做到，任何社会都一样。在学校中更形困难。 我永远忘不了十一岁的时候，正在上数学课，觉得无聊透了，一直想打瞌睡。我伸展双臂，想弄醒自己。很不幸的是，老师正在生气，刚刚才说过：“你们之中，谁自以为聪明的就举手！”于是我被禁足三天。 我们多半有这种经验。十二年学校经验，我最怕的就是老师的无限权力，学生想要辩解都不行。我们决定瑟谷一定不可以重蹈覆辙。 我们做到了。 创校时，没有人知道要如何用公平的方法维持秩序与正义。唯一还算公平的前例是尼尔的夏山学校。他们用校务会议来解决问题。 我们试着也在校务会议中解决纪律问题。会议议程中，第一项是事务公告，第二项便是心情时间，用来解决一切冲突。 如我们所料，日子一久，心情时间越拖越长。很快地，别的事情都不用谈了。每次会议长达三、四个小时，每周有两、三个会议要开。大部分的时间被用来抱怨这个学生做了什么、那个孩子做了什么、谁谁谁说要做什么……。 时间浪费了不说，我们的挫折感也越来越深。我们试图公平，但是结果呢？心情时间总是双方各说各话，没有交集，而且充满了强烈的情绪。我们很少能够把事情真相弄清楚，除非再花大量时间进去。第一年秋天的一场火灾使我们受到了最大的考验。我们花了三整天开“心情时间”，才把这件事搞清楚！ 一定得想办法了！我们研究了半天，没有先例可循。 我们终于想通了，学校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社会已经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发展出一套解决办法，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制体系。 我们仔细研讨我们的社会传统及其精神。不多久，我们组织了学校的法治系统。 这个系统很简单：必须有公正而彻底的调查，每一个案件要明确指出所犯校规是哪一条，公开审判，被告权益要受到保护，证据要充分，判决要公正、合理。虽然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民权利并不适用于未成年人，但是在瑟谷，不分年纪，每个人都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第一年冬天，瑟谷法庭成立了。隶属于校务会议管辖。多年来稍有修正，但是结构始终没有改变。 瑟谷法庭是我们的快乐与骄傲。法庭运作顺利，每年要处理上百件案子，有时一周有十或二十个案子。年年如此，没有一点问题。很少有人质疑它的公平性。 法庭的权力中心是法治委员会。委员包括学校中各年龄层的孩子，以抽签方式选出。每次开庭，都有一位老师轮流参与。校务会议一年四次选出法治委员会的召集人。 法庭每周开庭数次。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告诉状，控告别人违反校规。 法庭必须尽全力调查每一个案子。证人和两造说辞都需考虑，然后才达成结论。 既然每一个人都能参与，法庭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结果没有人想蓄意欺骗，虽然常有各执一词的情况。事实上，大家都很合作。 最有趣的是，孩子们学会了分辨自己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每个人都明白，学校要想存续下去，大家都得遵守校规。这是公务。意思是：每个人都得帮忙执行校规、做独立而公正的判断、诚实地作证，即使是牵涉到自己的好朋友。法庭结束之后，私人关系恢复，一切如常，不受影响。 一次又一次，我看到好朋友们在法庭中争论不休，事后又好像没事似的一起玩耍、工作。对新生而言，尤其是转学生，这一点很难适应。他们习惯了对立，告状的就是小人。有时候要过了很久才能习惯下来，但是最后都会习惯了。别无他法。 在我们学校，写告诉状叫做“叫某某人上来”。我们都不记得为什么大家这样说了。有人认为是因为以前的法庭在二楼，得叫人上楼出庭。 有一个五岁小孩告诉一个新生；“你再不停止那样做，我就要教你上来了。”不明就里的新生的立即反应是：“那么我就会再跑下去！” 不会写字的小孩必须请别人代笔。社会上至今也有许多人请代书写状纸。通常，大孩子会帮忙，老师也总会乐于帮忙。 偶尔会有人公报私仇。他们会针对某人提出一连串的告诉状。这叫做蓄意干扰。法庭很快会看穿他们的手段。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告，只有两种可能：他是个爱犯规的家伙，或者是有人在找他麻烦。法庭对蓄意找麻烦的人是不宽待的。 有时候，玩得太过火或争论太炽热也会引发一批告诉状。到了法庭上，大家都已经冷静下来了。这种案子或者不予受理，或者很轻易的可以和解。多半时候，还在写状纸的当口，就冷静下来了。我这里有一份典型的记录： 当你年轻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故事 “帮我们写一张告诉状好吗？” 我正坐在办公室外的沙发上。九岁的艾佛里和七岁的雪伦正看着我：“也许我们该去找玛姬帮忙。” 我看看他们：“帮什么忙？” “史基普和麦克在安静室干扰我们的活动。” 我心想：不知我是否该控告他们跑到安静室去玩。 “当然。”我们走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下午一点半。所有的教职员都在音响室和学生开会。他们从十一点开始讨论，新添的音响设备要如何管理。比起来，我现在要做的工作量真是微不足道。无论如何，原子笔在手，我坐下来准备正经工作。艾佛里站在右边，雪伦站在桌子左边。两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而言，这是件很重要的事。 告诉状摊开，我问艾佛里：“从头开始说吧！” 艾佛里有点担心：“也许我不该先骂他们。可能是我的错。” “从头说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吉姆和我在谷仓玩。史基普和麦克跑进来，取笑丹尼斯。” 我问：“丹尼斯也在那儿？” “他进来了。然后他们才来。我为了保护丹尼斯，就骂了他们。我是为了要帮忙他。” 我真怀疑十二岁的丹尼斯会需要九岁的艾佛里的保护。我要他继续说： “他们就追我们。史基普抢走我的帽子，我们就跑出谷仓。丹尼尔、吉姆和我都逃走了。” 我再次修正我手中写的记录：“丹尼尔也在现场？” “丹尼斯、麦克和史基普追我们。我逃掉了，抢回我的帽子，然后史基普抓住我，把我拖回谷仓，可是我们全逃掉了——” 我插嘴：“等一等，为什么丹尼斯也追你？你不是在保护他吗？”我觉得真相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艾佛里微笑了：“我也不知道。”他继续形容当时的状况，越说越兴奋，没人阻止得了他。他的两眼发光。 “我们想跑回校舍，可是他们把吉姆关在运动器材室，丹尼尔跑掉了，告诉我吉姆被关了，要我去救吉姆。我假装要帮他们把吉姆关起来，可是我真正不是要帮他们，他就逃掉了，结果我被关进去了，可是我也逃跑了——” 这时候，吉姆很快乐地走进来，站在雪伦身边。他一点也不像是刚刚被欺负过的样子。 艾佛里简直说个没完，我问他：“好不好玩？” 他大笑起来：“噢，真好玩！” 我又问吉姆：“你呢？” “好玩。我不要写告诉状。” 艾佛里抗议了：“可是他们打断了我们的游戏！” 我问：“什么游戏？” “魔术表演。” 我没听说有魔术表演。明知会再也听不完，我仍装着很天真地问他：“什么魔术表演？” 艾佛里说：“雪伦和辛蒂的。” 丹尼尔也快乐地走过来了。雪伦本来很安静，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起，精神就来了：“我们想要赶他们出去，可是他们不肯走。我们就推他们。”她也是越说越兴奋。艾佛里适时加入：“我也帮忙赶他们。”丹尼尔在笑，吉姆很安静。 吉姆开口了：“我把告诉状撕掉可以吗？” 雪伦笑了，丹尼尔笑了，我问艾佛里：“如果你告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他很有信心地说：“他们就会停止。” 我问：“你要他们真的停止吗？” 他大笑：“不要。” 吉姆撕了告诉状。大家都很满意。艾佛里在走前，笑嘻嘻地问我：“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冒险？” 自从有法庭以来，只有一个学生被校务会议决议退学。再也没有别的统计数字更能证明法庭制度的有效了。事实上，学校中的每一份子都有公平的机会。没有人害怕权威，没有人害怕成人、老师或任何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份子。在这里，年纪、性别及身份都不会成为藉口来保护不公不义的行为。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都有社会公义保护着。这是我对瑟谷感到骄傲的地方。 第三十六章 最终的问题 能说的话都说过了，问题仍是同一个：到底瑟谷是怎样的一家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 乍看之下，再粗心的人也会看出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到处都是孩子。大家都觉得学校像是永远处于“下课”状态。孩子们自由活动、吵闹、充满活力。 环境也在强化这种印象。校园是一片老农地，内战时期的建筑。大部分建筑仍保持原有风貌。墙壁的石材是就近取得的，久已不再生产。这种石材建筑已不多见，益添学校的独特性——这种独树一格的精神深植人心。 草皮、大树、树丛、野花、池塘、土石坝、磨房、谷仓和马厩——都形成了一种古拙之美。法明罕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镇，有工业、商业、大型购物中心、国民住宅、高速公路和便道——现代城镇该有的，它全有了。这是学校外面的大环境。但是学校四周却充满自然的风味、校园旁便是州立公园和一大片自然保护区。这都使得学校益发美丽。 可是我们不住在城堡或大厦中。我们不是富人，不是上流社会人士。原屋主纳森尼尔·包迪屈是麻省有名的水手，他的航海表至今仍在航海界流传。他是一个平常人，他建立的家园是一个平常的农庄，而不是绅士住的别墅。这片产业也老了，像平常人一样，不像王子一般。它到处需要修补：天花板和墙壁上的裂痕、石板受到风雨侵蚀——时间不饶人，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再多的护肤乳液也抹不平了。我们的校舍散发出一股古老的高贵气质，但是它显然是老了，到处都可以看到被人使用过的痕踪。那是真实的人，真实地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 其中的家具更是相形益彰，它们相当平常：桌子、椅子、沙发……就像在家里一样。这些全是二手货，或买或捐，一看就知道是用过的东西。大家在这里都很轻松，不会不敢使用这些家具和环境。同时大家也觉得更加爱惜，因为不小心使用，这些东西就会坏了。轻松与爱惜这两种感觉在学校中并行不悖。 瑟谷的特色便是轻松和爱惜。人们在这里很自在，不严肃、不紧张、不焦虑。孩子的眉头从不紧蹙、眼睛清澈、双眼直视对方，每个人都关心别人——自己的朋友、别的学生、老师、家长、访客。不论是谁，有事大家都会帮忙。他们关心学校，希望学校生存得更好，帮助学校解决困难。 来参观的人必然不会错过这一点。这种精神充满各处。 对每一件事而言，时间都是静止的。人们很忙，专心做事，但是没有人催他们。在这里时钟很少，没有人提醒别人时光正在流逝。 人们随时来去，不论早晚。如果他们想趁没人在的时候来学校，就拿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通往学校的一切财产。没有人怀疑这种信任。 信任的气氛充塞各处，明显易见。私人物品到处可见，门都不上锁，仪器开放使用，完全不收起来。瑟谷是这样一个地方！开放入学，每个人都可以入学，一旦加入，马上会感觉到那股温暖和信任。 这个学校感觉上很像一个社区，虽然我们没有学生宿舍，也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大家一开始都是陌生人。慢慢成为朋友。虽然没有人牵线，但是家长们都会彼此认识，成为好朋友。放学以后，孩子们会互相联络交往，形成一辈子的朋友。 学校就像一个村庄——过去和未来的村庄。人们自由形成互动关系。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是互相结合的根柢却很深。我们是终身的朋友。毕业五年、十年、十五年后，校友会回来看我们，受到家人般的欢迎，他们也都感到自在。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永远不会改变。没有什么尴尬，也没有什么奇怪。 过去、现在、未来会结合成瑟谷的生命。孩子们听了许多过去的故事，有一天故事中的主角出现了：“啊——你就是那个玛姬说的某某某？”他们坐在一起，交换过去与现在的故事，分手后各奔东西，这一切再自然不过了。 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用为了学校改变自我。没有人要求忠诚，没有人要求大家同步，没有人要求别人为了学校牺牲自己的梦。瑟谷证明了，一群人可以自由地形成一个团体，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并因此实现个人的梦想、形成彼此互信的友谊，颠扑不破。 现在比较了解瑟谷学校了吗？ 跋 成果 每个人最终都得离开瑟谷，进入社会，独立生活。他们后来的生活状况正足以显示学校教育的成败。 很多小孩希望离开的时候，能得到一张高中文凭。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这个文凭要怎么给。 我们不能凭借一般标准：成绩、修课、学分、年级。我们这里没有这些制度。 文凭本身似乎与瑟谷精神背道而驰。文凭是学校发出的证明文件，这里面必然有某些价值判断。这不是违反了我们的立校精神吗？ 我们终于相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想法很简单：我们办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进入社会时，有能力独立生活。文凭的条件便以此为标准。 想要文凭的学生要在全校面前，提出说明，证明自己能够在社会中成为负责任的一份子。他们的说明必须合情合理、有说服力。怎么着手是他们的事。他们可以寻求协助。 他们发表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提出问题。讨论往往很激烈。讨论结束之后，如果当事人仍有信心，就向学校提出申请。 全校师生投票决定是否给予文凭。这算不算是价值判断呢？当然是。但是这个价值判断是学生指明要求的，并不违反我们的立校精神。 文凭认可程序很难。几个人试过之后，老师们说：“我真高兴自己不需要申请瑟谷的文凭。”有的学生是十六岁就申请文凭。多半的人会等到十七或十八岁才试。这么多年来，只有一个人想蒙混过关。学校没有上当，他走的时候没有拿到文凭。十年后，他写了信来谢谢我们当年没有让他自欺欺人。 很多学生没有文凭就离开了。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他们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人生。在瑟谷学校，他们有没有培养出内在的力量。 学校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校友。 许多学生升了大学或接受专业训练。想上大学的人，全部进了大学。大部分上了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志愿。正如我们所料，非传统的养成教育对他们的入学申请有利，而不是有弊的。有没有文凭都一样。 有些人毕业之后直接就业。他们的职位各异：主管、修车技工、音乐家、艺术家、推销员、技术员、设计师……等等。接受进一步高等教育的人也进了各行各业。我们一点也不惊奇。 打电话请专攻造园的校友来为学校做造园工程，或是与一位毕业于瑟谷的按摩治疗师约定治疗时间都是一件非常令人满足的事。 或许，在未来日子中，我们之中还有人需要殡仪业者的服务呢！从瑟谷毕业的成功人士身上看不到自大的现象，这是因为学校一向很谨慎地不给任何工作贴上价值标签。我们不觉得升大学是最好的路，做生意是次之的路，技术训练是给笨蛋做的事。学校时时强调，任何活动都是平等的，只要真正有兴趣，就是好的。我们喜欢分辨真正的兴趣和浅薄不诚实的兴趣，不分辨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兴趣。 因此学校中的成员都能和平共处。这种人生态度将陪伴他们一生，不论他们做什么选择，都能自在地与人和睦相处。 我们做了校友的追踪调查。这方面的数据越来越多。调查结果显示，校友们普遍都很独立，自我意识清晰，人生有目标。 他们的共同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童年没有被剥夺。在瑟谷，他们的童年要多长就有多长。我们能够给他们的最好的教育，就是不要去干涉他们。仅只不去剥夺他们的自主性，我们便帮助了他们——比那些一心想“帮助”孩子学习的人更来得有益。 曾与我们分享童年的成人们，这就是瑟谷传奇——你们的故事。 瑟谷学校的地址： 2 Winch Street Framingham,MA 01701 U.S.A. 电话： 0021-508-877-3030 传真： 0021-508-788-0674 E-Mail Address: SudVal@aol.com 注：本书中的学生姓名都已更改，以保护他们的隐私。 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著 丁帆等译 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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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还是感性一些吧?!
热度 1 childever1 2012-10-10 23:03
让我们还是感性一些吧?!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一个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就连今天的科学网也是男士主导.你看那掐架的,人气王等等都是男士的战场.女士们只有围观的份,就我来说吧,觉得看着挺好的,当个观众挺好的. 不过,偶尔,也会胡思乱想,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教育,怎么还是这么落后,是不是中国的男性太理性了? 是不是感性的成份太少了? 下面文章是原文照登. 张建华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是一本很有思想厚度的书。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富有特殊气质的精神群体。他们在荒芜和危机中孤独地担负着沉重的使命。无论是贵族，还是身处底层，都关注着悲惨世界和人民福祉，保持着对思想的兴趣。他们怀着传布道义、张扬理想的信念执著地投入到文学、哲学和宗教之中。他们 的思考始终周旋着社会的急剧变革，他们的痛苦始终徘徊于在真理和人道、责任和善良之间。他们“不切实际”是因为他们有着超越现实的“乌托邦情结”，这使得他们的叛逆性纯粹而彻底，他们并不止于对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他们带着为整个人类受难的坚韧而折磨自己的灵魂。所以，他们把囚禁、流放当成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俄罗斯知识分子悲剧性来自对暗夜里遥远灯火的不懈追逐。 十二月党人是一群叛逆的贵族，他们的觉醒和革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毕巧林、罗亭那样的“多余人”虽然无力对抗现实，但是内心中的迷茫和彷徨透露出一种精神嗜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忏悔的贵族”则勇敢面对灵魂的拷问，直逼人性中恶的一面。人道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把许多贵族知识分子融化成了伟大的同情者。赫尔岑说：“当我看到可怜的农民时，我的心就在流血。对于我的特权我感到羞愧，对于农民的苦难我应负有部分责任。” 19世纪中期以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他们同贵族知识分子思想和政治主张不同却同样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俄罗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实体，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社会思想、幻想气质和悲悯情怀。这样一群人注定是社会黑暗的叛逆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信仰和精神自由，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了一切代价。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集中体现着俄罗斯的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他们对真理和正义的真诚捍卫成为对抗暴力和专制的重要力量。他们没有蛰伏在民族苦难的深处，而是始终站在冷冽的风雨里，守望着精神的“路标”。 在读《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这本书的同时，还有一本《读俄罗斯》，正好让我同步阅读。这本书汇集了索洛维约夫、皮萨列夫、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片断，读来不觉热血上头，心潮澎湃。阿·费·洛谢夫这样写道：“如果想永远年轻，请运用思考的方式，思考好像自然而然就实践起来。” -------------------丁国强 　刊发时间：2009-02-04 13:04:36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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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好“素托邦”（12日晚9点更新）
热度 9 jiangjinsong 2012-8-12 16:46
说明： 本文系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即将出版的《 健康生命的素食地图 》丛书写的序言初稿，文字拙劣，思路混乱，尚需修改，请多多指教。谢谢。 建设美好“素托邦” 蒋劲松 这些年来宣传动物保护，提倡素食，许多朋友常常批评我太过偏执。他们认为提倡素食文化，号召大家都来素食，太极端，很不现实。的确，在中国当下暴戾之气弥漫，物质主义高涨，理想主义式微，人们竞相追逐享受、虚荣的氛围中，出于悲悯护生的观念，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追求健康活力的生活，节制自己的贪欲，破除流行的偏见，而选择清净慈悲的素食，似乎注定只能是另类小众的文化现象。超越肉食文化，普遍素食，看起来真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然而，我们人类如果真想有一个温馨美好的未来，真想实现康德永久和平的理想，真想社会和谐减少暴力冲突，真想生态平衡灾难不起，真想身体健康长寿乐活，就必须要建设这个普遍素食的乌托邦。 沿着素食之路去寻找生命的真谛，在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 最高 的智慧。 把素食说成是寻找生命的必由之路，看似夸大其词。但实际上，许多人眼中无足轻重的饮食方式，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 根本问题之所在 。 肉食文化由来已久，人类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利用动物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然而，近代世界人类对于动物的迫害无论是在数量上、范围上、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古代。这不仅仅是由于科学技术给人类提供了强大的能力，人类有可能以更大力量去迫害动物，更由于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在对待自然态度上的深刻变化，使得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也是近代科学方法论的系统提倡者，对于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同时也是“动物没有意识”这一臭名昭著命题的首倡者。这一违反常识、也早已被科学证伪的错误观点，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割裂了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血肉联系，导致人们把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当做任人宰割、蹂躏的物体。 在传统社会中，制约人们残酷对待动物的各种情感如怜惜、禁忌，在冷冰冰的“理性”面前不战而降，人们对动物的压榨毫无底线！ 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和做法，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和挑战，最有名的当属生物学家达尔文和伦理学家 边沁。达尔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指出非人类动物与人类之间并无截然的鸿沟，在情感和心智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这就从抽掉了在伦理上区别对待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科学根据。伦理学家边沁则明确指出：是否成为一个伦理关怀的对象， “ 问题不在于 ‘ 它们能推理吗？ ’ ，也不是 ‘ 它们能说话吗？ ’ ，而是 ‘ 它们会感受到痛苦吗？ ’” 边沁 把 动物的处境与黑奴的处境 进行对比 ， 展望 有一天 “ 动物可以取得原本属于它们、但只因为人的残暴之力而遭剥夺的权利 ” 。 然而，无论是达尔文、还是边沁，虽然卓越的理智和深刻的洞见使得他们超越 了流行的俗见，但是却和普通人一样，仍然食肉，仍然是非人类动物奴隶制的参与者，仍然参与了对于非人类动物的制度性迫害。更有甚者，《动物解放》的作者辛格教授指出，西方许多出色的哲学家、思想家，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都无法保持其思想的逻辑一致性，往往绞尽脑汁地去扭曲逻辑来为其继续吃肉进行辩护。 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他们不愿意改变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的饮食习惯，放弃建立在血腥和残忍基础上的肉食，而转向与非人类动物和谐共处的素食。为了贪馋，为了饮食方式上的因循守旧，他们只好自欺欺人地给自己寻找借口。舌尖战胜了大脑，这对于那些以追求真理为志业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来说，真是情何以堪哪！ 正是这种言行一致，在生活中能克服困难，落实理念，而不是向自己贪馋软弱让步的精神，使得那些文化程度也许不高，讲不出多少漂亮理论的斋公斋婆们，在动物伦理的问题上，瞬间秒杀了众多食肉的思想巨星。素食者们，让自己脱离了天天发生在餐桌背后的杀戮和残忍，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生动地说明了一个淳朴的真理：只有慈悲的心灵才有可能具备真正的智慧。 没有贪馋就没有杀害。古代社会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如果你吃了自然死亡的动物，吃了已经被屠宰的动物，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再去屠杀动物。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肉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屠杀，并不意味着残忍。所以小乘佛教容许信众吃与动物杀害没有直接关系的“三净肉”。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你去饭店里点一份鱼香肉丝，不经意间就启动了一条虐待和屠杀动物的产业链。饭店要去超市购买猪肉，超市要从屠宰场进货，也就是说每一个点鱼香肉丝的人，其实都是间接地在下达杀猪的指令，因为屠宰场不做亏本的买卖，大家都吃素的话，他们也不会去做屠杀的勾当。 这个产业链的上游还有动物养殖、动物运输、繁殖等等，在每一个环节中，人类为了利润榨取最大化发明的种种科技，精心设计的种种操作流程，都让动物远离其天然的生活方式，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所有这一切，消费者都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对作为食材的动物缺乏关心，也是因为被商家那些无耻欺骗的广告所遮蔽。所以，今天对于一个真正关心动物的人来说，大乘佛教所提倡的素食断肉的戒律就成为了一个合理的行为规范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大快朵颐之时，往往主动地自我欺骗，不去思考餐桌上肉的来源，不去思考那些被屠杀动物的感受。如果谁不识相，居然敢在餐桌上揭示真相，谈论它，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基本礼貌的人。可见，整个肉食文化是建立在自我欺骗基础上的，是肉食者集体自欺的产物。这种见不得光的肉食文化迟早是要被废除的，就像奴隶制虽然也曾延续多年，长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符合人性的，但最后还是被人类所抛弃。 肉食文化，不仅给非人类动物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圣雄甘地说过：从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人类在肉食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崇尚暴力，为了一己利益可以无情牺牲弱者的逻辑，正是我们人类社会无休止的战争和暴力犯罪的逻辑。 所以愿云禅师的千古名句：“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道破了人类无法实现永久和平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层意义上，推广素食是最彻底的和平运动，从根基上先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平，熄灭杀心，战乱自然不起，天下太平。 肉食文化的危害还直接表现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上。《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的作者、美国著名营养学家明确指出肉食可以显著增加慢性病如癌症的发病概率，他不但全家素食，而在书中明确号召：肉食吃得越少越好，最好一点都不要吃。不用担心营养不足，即使全素，连蛋、奶都不吃，营养也没有问题。 由于动物保护运动的持续深入，由于人们认识到素食有利于环保和健康，西方发达国家素食日益成为时尚，如英国、美国的素食人口已高达总人口的 7% 。与此相反， 中国近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饮食习惯正在发生急剧的改变。中国人正在重蹈西方发达国家过去的覆辙，大量摄取肉食，总而导致各种“富贵病”发病率的飙升，给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巨大威胁，本已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更是不堪重负。 因此，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出版这套《健康生命的素食地图》丛书，可谓利益众生的及时雨，功德无量，令人赞叹。这套书不仅收录了国内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素食餐馆的招牌菜，更从多方面介绍了素食文化的历史、理念，素食对于环保、健康的利益，介绍了动物保护的相关理念，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可读性强，是近年来弘扬素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套好书。 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内容非常考究，极富代表性。比如，枣子树是中国近年来新派素餐馆的一面旗帜，影响很大。宋渊博先生，作为佛门孝子，因为母亲罹患癌症，放下了上海地产业千载难逢的大好商机，历尽千辛万苦做素食，成为内地许多素餐竞相效仿的典范，这在素食界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佳话了。我个人也曾多次在“素食营销论坛”上亲耳聆听他为素食同业慷慨介绍经营心得，深为他的谦逊、智慧、幽默所折服。 净心莲素餐馆是京城素餐馆的标杆，菜品及其餐馆的布置，极其精致，时尚界、文艺界人士交口称赞，极大地拓宽了素食的覆盖面。而坐落于清华科技园的天厨妙香，是我最常就餐的素餐馆，也是物美价廉工薪族和大学生的最爱。天厨妙香门口常见的排队等位情形，证明了素食深受知识阶层的欢迎，也是身为清华校友的女老板一南长期耕耘的最好回报。……篇幅有限，不作更多介绍，读完丛书的朋友应该不会感到后悔。 中国文化本来就具有慈悲护生的优良传统，中国素食文化更是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希望读者诸君领会这套丛书编著者良苦用心，接受慈悲护生的理念，从此走上素食健康的道路，投身于建设温馨美好的“素托邦”事业。 这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素托邦”能建设多大的规模，人类的未来前景就有多么的美好！我们不知道“素托邦”何时能够建成，不知道什么时候，杀害可以感知痛苦的动物来满足口腹之欲，会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耻辱，正如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的废奴主义者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奴隶制才会被所有人唾弃一样。 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从当下做起，从眼下这一餐饭拒绝肉食开始做起！ 2012 年 8 月初 于清华园明斋 #动保碎碎念# 之素食丛书出版预告：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即将出版 　　《健康生命的素食地图——枣子树公开厨房》 　　《健康生命的素食地图——天厨妙香公开厨房》 　　《健康生命的素食地图——金牌厨娘公开厨房》 　　《健康生命的素食地图——净心莲公开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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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忧伤还是快乐
imrbing 2012-5-1 23:10
如果月无阴晴圆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中秋之夜的温馨醉人；如果当初米洛修斯保留了美人如玉的双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维纳斯的万种风情；如果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蟾宫折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风雨途中披荆斩棘的大快人心；如果没有旅途中的种种凸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幡然醒悟的成熟；如果红尘没有罪恶，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多少欺世之美；如果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活着还会不会有遗憾；如果只是如果，我们还得继续生活。坚强的笑在这个红尘，跟进那惊鸿一现的难忘，去争取那遥远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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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观点·深化改革认识论①)
issacniu 2012-3-25 10:28
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自 1978 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 20 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 30 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 30 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小平同志在 20 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推动改革开放巨轮劈波斩浪，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把风险化解在当下，让发展乘势而上，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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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从乌托邦到渐进工程：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热度 2 段伟文 2012-3-16 00:39
人间正道——从乌托邦到渐进工程：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一 卡尔 . 波普尔（ Karl Popper ） 1902 年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他的父母都有犹太血统，但在他出生前已改宗路德教。当时的维也纳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加之犹太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使他在书香气中长成。他的父亲是律师，对古典学和哲学颇有兴趣，还乐于与他讨论社会及政治议题。他母亲使他得到音乐的熏陶，音乐成为他思想的原动力。 1918 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次年，他开始热衷于左翼政治，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接触了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精神分析说，并曾聆听爱因斯坦在维也纳做的相对论讲座。爱因斯坦独树一帜的批判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1925 年，他获得了初级学校执教文凭。 192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于次年取得中学数学与物理教师资格。当时，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如日中天，但他从未应邀作为其成员。由于他不断地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意义理论和科学方法的证实原则，而被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纽拉特冠以逻辑实证主义的“官方反对者”之名。 1934 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在批判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归纳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主张以理论是否可证伪作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这项工作颇受关注，次年应邀赴英讲学。其后的几年，他继续在科学哲学领域进行探索，但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奥地利的吞并迫使他去国离乡。 1937 年，他接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邀请，执教至二战结束。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促使他将研究焦点转向社会与政治哲学，发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944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45 ）等颇具影响力的著述。 1946 年，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执教， 1949 年受聘伦敦大学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自此，他作为科学哲学家与社会思想家的声望和地位与日俱增，许多著作被视为经典。 1965 年，他被英国皇家封为爵士， 1976 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虽然他于 1969 年从伦敦大学退休，但一直是一位活跃的作者、广播者和演讲者。 1994 年，波普尔在英国去世，享年 92 岁，葬于维也纳。 二 波普尔在二战时期所写的这本书首先无疑与他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该书第二版序言开篇即指出，“虽然本书的大量内容在较早的日子就形成了，但最终下定决心写这本书却是在 1938 年 3 月我接到奥地利被占领消息的那个日子。写作的日期持续到 1943 年”。 20 世纪上半叶，整个西方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期。马克思和狄更斯笔下的“无约束的资本主义” 因其复杂的内在矛盾而难以为继，在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中风雨飘摇，在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思潮、运动乃至暴行之间左冲右突、迂回折冲。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促使他对纳粹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检讨和批判。正因为这一背景，波普尔将这本书定位为“一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言，也是对某些社会重建原则的审查”。 作者在第一版序言开头即坦承，他对人类精神领袖中的某些伟大人物讲了一些刺耳的话，但并不是为了贬低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由和理性不应有的攻击，可能会误导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者；如果不对这部分知识传统进行直言的批判，就可能导致悲剧性乃至致命的分裂，进而彻底摧毁我们的知识传统。在他看来，“ 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 ” 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评论无疑是尖刻和难免偏颇的，但这与当时人们对法西斯主义鼓吹的特定民族国家有机论、整体论（总体主义）和历史宿命论的恐惧体验不无关系。对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圆场：“本书大部分写于战局未卜的黯淡岁月中，这一事实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本书的某些评论在今天看来口气上比我所能想到的还要情绪化，还要刺耳。但那时还不是装腔作势、矫饰言词的时候——或者说，至少这不是我那时的想法。” 波普尔并未因其对极权主义的恐惧而直指极权主义的公开追随者，他主要针对的是可能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并并未直接批评极权主义恶劣的症候群，而旨在追问其思想根源。他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就是他在《逻辑研究》中所主张的批判理性主义：表述为规律的一般性知识总是假设性的，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一个有意义的科学假说应该是在理论上可能被观察到的单一事实证伪的。波普尔本想以此动摇逻辑实证主义，但这一源自休谟归纳问题的哲学理论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很快就被政治形势所淹没，时事的造化使得批判理性主义迁移到政治哲学领域，遂成就思想史上墙外开花又一典范。究其写作动机， 不仅在于理解他切身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思想背景，还意在探讨战后可能出现的思想争端。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预料到马克思主义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写给“后‘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寓言。 他希望通过批判性的检验，克服人们在那些 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而进行的持续不断和充满危险的斗争中可能犯下的错误，使人们通过“零星社会工程”，在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道和理性批判等标准下尝试性地建立起开放社会。 三 哲学是对思想的追问和诊断。波普尔在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主旨是：人类文明一直在探索行进的大道在于， 从屈从于神秘力量的部落或“封闭”社会转变为释放出人的决定性力量的“开放”社会；在文明嬗变的震荡中，不断地出现企图毁灭文明、重返部落主义的反动，其思想源于某些人类精神领袖对极权主义的倡导，这些开放社会的敌人背叛了我们的文明对人道、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他颇具穿透力地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理想主义魔咒：“为什么所有这些社会哲学都支持这种对文明的背叛？它们深受欢迎的秘密何在？为什么它们能吸引和说服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原因在于它们对一个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我们的道德理想和尽善尽美之梦想的世界，表达出一种深切的不满。” 风从雅典来。雅典的民主是开放社会的最早尝试，但在文明转型的失序中，柏拉图却照着斯巴达的样子抽象出一切追随领袖（ 如“哲学王” ）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国。在第一卷《柏拉图的符咒》中，波普尔首先对柏拉图式的极权主义进行了剖析与批判。在波普尔看来，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比作一个有机体，它与一群羊或一个部落相似，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分担着共同的工作、危险、欢乐和灾难。在从部落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的过程中，尽管伯里克利等民主派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之类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所谓“有教养的人”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阶级战争”的挤压和各种开放社会的缺陷，他们将这种现实性的不满转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和对民主的玩弄与背叛；尽管雅典掀起了理性、博爱和自由等导向开放社会的新信念，但所带来的失序却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他将这种理想性的强烈不满转化为对回复部落主义的极权社会的倡导。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极权主义背后的思想是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威胁开放社会的敌人。开放社会要求人们对文明和自己负起责任，它的敌人则试图逃避和抵制这种现实的要求，历史主义不仅以对历史规律的服从取代人的责任，还运用基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之上的知识与意见、存在与变化、真与假、集体主义国家与众多的个人之间的对立，为使个人完全放弃权利的和责任的极权主义辩护。在历史主义看来，对政治与社会的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的理解，必定建立在对历史的沉思和阐释的基础之上。历史主义者往往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发展过程加以把握，希望由此理解历史发展的法则、诠释历史的意义。他们相信，一旦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能理所当然地预测未来的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和政治行动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给人们的行为提供可行性的忠告。波普尔洞察到了历史主义令人迷惑之处： “在追溯历史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我们精神领袖中间，如此普遍的历史预言这个危险的习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它总是属于秘传者的内部圈子，并具有普遍的预言历史进程的能力，以此取悦于人。此外，还存在精神领袖被赋予这类能力、不具备它们也许会导致社会地位丧失的这一传统。另一方面，他们被揭去骗子假面具的危险非常之小，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指出做些不太总括性的预测当然是可以的，况且这些预测和占卜术之间的界限是变化不定的。” 他强调，鉴于我们有限的经验基础 , 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实际上是伪科学。 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本质主义。柏拉图式的方法论本质主义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揭示隐藏在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实在——形式或本质。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有害的方法论：“ 目前方法论唯名论在自然科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然而，社会科学的问题大部分仍然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我认为这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的本质主义进而指出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立足方法论的本质主义，柏拉图在其历史主义社会学中把现存社会解释为理想国家的衰退摹本，对社会衰败规律、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和政治革命的规律等进行了抽象思辨，并主张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它的起源或者至少它是由其起源决定的，要求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必须立足于对社会和国家起源的考察——历史学的意义因此超越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而成为社会学科学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的本质主义则强调，只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发展，唯有借助其历史，才能明了其“隐藏的、未发展的本质”；只有应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的变化，才能够获得任何对社会实体或本质的认识。这不仅强化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更进一步导致了历史崇拜和对其作为“实在的宏大剧场”和“世界的正义法庭”的推崇。同时，这种目的论的本质主义认为，变化只能使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其中的隐藏本质和潜能种子得以显现，为了促使实在或现实的呈现，本质必须在变化中显示自身。这一方面导致了历史宿命论的或本质命运不可避免的历史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也为包括极权主义（ 如特定民族的绝对精神 ）在内的所谓符合本质和显现潜能的思想和行动赋予了合法性。 基于本质思辨的历史主义直接导致了社会重建的乌托邦工程和神谕式的历史哲学。一方面，柏拉图对永恒与完美的形式和本质的推崇必然地导致了唯美主义、完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重建的乌托邦工程的构想是：存在一个比现实还要真实的完美的理想，有一劳永逸地决定这种理想是什么的理性方法，并且可以确定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手段。这是一种试图从整体上重建社会的激进变革，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理性地为全社会制订计划，更不可能运用有限的经验计算其实际后果，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为使这种雄心勃勃的要求取得良好效果所必需的确凿可靠的知识，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乌托邦工程奉行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认为必须找到导致社会罪恶的真正根源，彻底消除那些可恶的社会体制，才能使世界合乎情理。这种追求使得乌托邦工程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按照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重建一种理想的国家，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整体目标高于一切，必然要求一种能够有效压制异议的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极权主义的正义也由此产生，它包括自然（ 天生的 ）特权原则、普遍的整体主义或绝对化的群体主义原则以及个人有义务保持并加强国家的稳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在黑格尔那里发展为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集体精神具有尘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其他民族的精神无权违背的时代精神之类法西斯思想的雏形。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发展法则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决定论和宿命论的色彩。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将发展法则看成自然法则，唯灵论历史主义将其看成精神发展的法则，经济历史主义将其看成经济发展的法则，有神论的历史发展法则由上帝的意志制定。波普尔认为，这些抽象的历史法则与神谕并无二致，而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法则中没有位置，只能像“选民”一样主动或被动的服从历史赋予的使命而无需对历史发展的潮流承担责任。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相对于部落、国家整体和历史的终极目标而言，人们只能从属于总体而毫无决定力量，因此历史主义及其政治哲学是所谓开放社会的敌人，只能将人类带向封闭社会。 与基于历史主义的乌托邦工程相反，波普尔主张社会重建的零星工程。他认为对待自然和约定、事实和选择应该采取一种批判的二元论，即承认人在社会约定和行为选择上的自主性和有限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将社会规范归结为自然存在之类的事实。零星工程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不相信历史目标是历史背景和趋势强加给我们的，而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人们可以按照有限目的零星地影响或改变历史。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 与乌托邦工程将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的科学作为政治的科学基础不同，零星工程将社会工艺学视为其政治的科学基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在书本上找不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之后而采行的一种零星工程。波普尔认为，社会生活如此复杂，人们无法在总体的规模上评价某项社会工程的蓝图及其可行性、功效、副作用以及实现手段；与此相反，零星工程的蓝图相对简单，风险也小，由于它们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如果出了错，损害不会很大，而重新调整并不非常困难。较之理想化的乌托邦工程，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更容易运用理性而非激情和暴力克服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困难，这意味着有望达成合乎情理的妥协，减少变革带来的苦难并通过各种民主的方法实现改善的可能性。显然，零星工程所倡导的是与极权主义的正义恰好相反的人文主义的正义：彻底的均等原则、普遍的个人主义原则和保护主义（ 国家应该保护它的公民的自由 ）原则。 根据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可逾越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波普尔即认定马克思是一个反对一切社会工艺学而将一切社会工程斥为乌托邦的纯粹的历史主义者，并强调马克思对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之上的科学观使其陷入历史决定论，如此总括概观马克思的宏大思想体系难免仓促局限。但同时，他也不无深刻地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主张，使马克思预见到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 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者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历史意义的误读。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反而相信是历史通过其内在的规律，决定着我们的问题和观点，以及我们自身和未来。历史主义者试图找到那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它试图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但历史的意义实际上是人赋予的，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无论是自然的或是历史的事实都不能为我们作出决定，它们不能决定我们将要选择的各种目的。正是我们把目的和意义赋予自然和历史。历史主义者对“我们正在走的是哪条路 ” 、“历史注定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的追问是非理性的和无解的。实际上，人们只能根据现实的具体需要理性地探究什么是我们选择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们如何产生、沿着什么样的途径我们才可以着手解决它们。总之，历史的意义需要我们赋予，而不可能简单地从历史中全盘发现。换言之，真正能有效应对社会现实变革需要的“ 社会工程师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他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就像我们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他并不相信这些目的是我们的历史背景或历史趋势强加给我们的，而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或创造，就像我们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艺术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机器一样。” 四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出版后即畅销一时，波普尔本人也因此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在他的影响下，伦敦经济学院很快战后成为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这本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齐名，是战后反思极权主义、整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造成人类大灾难的思想根源的力作，更为战后西方社会走出无约束资本主义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思想依据。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历史哲学和政治名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讨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规律和寻求渐进改革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 这是一部虽显激越但又不失理性与中道的著述，该书的很多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东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常识。从纯粹的学术上来讲，这本书多少有点东拉西扯式的混乱，完全可以找到其中的大量的漏洞而予以批驳，就像柏拉图强说理想国、黑格尔谓普鲁士的专制为自由典范一样。但如果考虑该书旨在反思人类经历的法西斯主义浩劫这一背景，似乎又可以理解其反极权主义——主题先行的写作策略。在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结束之后，对历史意义的争执乃至意识形态冷战已经逐步让位给现实的国家竞争，渐进的社会工程已经取代乌托邦工程而获得普遍的认同与践行。波普尔对人类精神的背叛者的批评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将良好的意图推至极端遥远的理想国，再诉诸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用理想来贬低现实、以终极目标而将人贬低为工具，甚至最终混淆现实的合理性与所谓历史的、总体的和终极的合理性而谓极权主义不可避免。也许只有那些亲历过大屠杀等二十世纪诸多人为灾难的人才能理解批判精神和基于经验的有限理性何其重要，才能明了乌托邦工程的总体道德理想和实际造成的不必要的现实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就像只有经历过百年宗教战争的西方世界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宽容。就理论架构而言，这本书的缺陷恰恰在于它不幸与其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二元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其论述在逻辑上陷入了非此即彼、封闭与开放、极权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抽象对立，以脱离实践智慧的思想张力框定现实，很容易沦为冷战思维的工具，甚至为所谓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争提供所谓正义的依据和现实合法性。不必称其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或者煽情地称之为现代思想的疫苗，因为波普尔本人很可能不赞成这样的历史主义式的评价；但它或许是诸多探索人间正道的著述中不可不读的一本，它让世界蓝图从理想天国回到人间现实，试图诚实地告诉人们人间正道是沧桑，它促请试图一劳永逸的历史主义阴影下的思想懒汉和无责任者变成一步一个脚印的现实的人。不必向读者隆重推荐这本书，忙碌的现代人会喜欢它的，读过这部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恢宏纵论拟或思想麦当劳，可以少读很多书。而更重要的是波普尔的哲学所主张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思想和理论是可错的，科学不等于正确而是一种“无穷的探索”。 又启：建议315之后的316定为静思日 卡尔 .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页。 同上书，第 10 页。 同上书，第 10 页。 同上书，第 11 页。 同上书，第 20 页。 同上书，第 18 页。 同上书，第 68 页。 同上书，第 293 页。 同上书，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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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范解的“断代学”微思与“莱布尼茨或许不知道”
hillside 2011-12-22 16:14
据说邱吉尔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我未核对过英文原文）。邱氏的“民主”阐释流传甚广，可以称作“民主”的“范解”了。 套用邱氏句式，我认为，从断代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今的“地球时代”并不见得是最好的时代，但绝对不是一个最差的时代（总体而言，环境冲突怎么也好过战争式的生命冲突）。我的判断是精神层面的，主要依据是：感谢网络与其他媒介之赐，现代的“精神食粮”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大喜过望”了。我的脑海里总是回旋一些图景：少年时期爱听收音机，一旦听到非国语就胆颤心惊，生怕邻居大妈去汇报；中小学时代，几乎一场不落地与全体同学参加各类刑事审判大会的“被列席”，恭听大喇叭传来的森严与威严。尽管是政治清白的“五分加绵羊”式学生，本来没犯错，但原本幼小的胆却被吓得更萎缩了。幸亏赶上了“改革开放”，胆量才渐渐地复原与释放。 “微”思者，一则表示微民之思，二则有些近似“乌托邦”之“乌”思。因为，民主之“色”颇具多样性，可能不存在或难以达成共识。 “莱布尼茨或许不知道”，是指“‘微’言大义”。莱布尼茨对于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编辑出版过轰动欧洲的书：《中国新事萃编》，他临终前正在撰写中的一篇著作是《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我猜想莱布尼茨不见得知道中文之“微”竟会衰减到无穷小以至消失至无形。语言之妙，观止矣。 “微分”的中文翻译非常巧妙，可谓得“‘微’分”之真义，同时也见证了中文之奇妙。“微”在中文中除了表示“小、少”之外，竟然还有明确的“无”义（可见于《故训汇纂》等古汉语字典）。其他语系可能难以发现类似的情形。“无穷小”的阴影曾纠缠数学分析多年。 为了凸显“微”义，用《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名句收尾：“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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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NIBS与HHMI，两个科学"乌托邦"的有趣对比
pikeliu 2011-12-1 09:19
已有 4665 次阅读 2011-11-30 15:18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推介下饶海老师的一篇博文《令人想汪的科学家的乐园（一） 2011-11-29》，其二是先简单看看两者的相同与不同处。按说饶毅老师为NIBS鸣不平了，饶海老师怎么着也该呼应一下，那篇博文便是他的有趣观察。 也许是他的意思表达的不够直接，而且文中放了《Nature》11月16日的长篇报道《Five years in, has a lofty experiment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id off?》，探讨了HHMI5年来的改革，许多人也许没有耐心仔细读完，忽略过去，甚为可惜。我只得就其中的要点以及我一点感想再写一写，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从这两个十分相似的研究所的成长经历中获得些许启发，能支持NIBS的改革。 NIBS是在2003年完成的聘任，而HHMI的Janelia Farm Research Campus是在2006年10月建成于Ashburn, Virginia，不过其建立的理念形成早在1999在Boulder的Colorado大学的生物化学家Thomas Cech成为主任时开始，后来聘任了Rubin（a genet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做HHMI的副主任开始具体有设想并按照ATT's Bell Labs和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s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的模式一步步最终实施。 在成立的出发点上，两个研究机构有着显著的不同。NIBS是由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北京市政府、中国医学科学院等8个部委为主体组成理事会，共同管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和运行工作，目标是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组建国际一流的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所，带有较重的国家利益。当然，从后来多方的反应看，也许国家期待NIBS能做一个科学特区，为整个科技体制改革作出试验。也许，后来NIBS的使命发生了拓展。这种拓展能不能实现，我是抱怀疑态度的，毕竟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研究所所能承载的功能。 对比一下，HHMI背后是一个私立慈善机构，与美国政府没有多少关联，作出改革的目的仅仅在于“做更好的科学”（The HHMI was already funding hundreds of investigators at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with its endowment booming, Cech thought there must be some way for the organization to have a bigger impact on science than just funding a few hundred more. ）。我想，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后来，人们期待NIBS不仅做一个成功的研究所，更要为中国整个科技体制改革作出试验时，NIBS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粹科学研究的范畴。 在资助模式、人才招聘、甚至考核机制、研究范围和目标上，两者几乎是相同的，这让两个研究所都具有某种“令人想汪的科学家的乐园”色彩，让人恍然间想起了 Francis Bacon (1561-1626)在小说New Atlantis中描写的乌托邦Salomon's House。我原本以为，在科学职业化的今天，乌托邦式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Rubin设定的方向中，研究所是集中于imaging和neurocircuity，但2008年Robert Tjian成为新的主任后，已经拓展了研究的范围，用他的话说，“give scientist the freedom to follow new opportunity as they asise”。我不清楚，NIBS是不是也设定方向，但目前来看，似乎是自由的，不管是在基础还是应用方面。这样，两者就更相似了。 为了进一步明白相似性，我一一列举如下： 1、地理位置的偏远与不在乎 NIBS不用说了，还是蛮远的，我去的时候真没想到。HHMI 则“move to a farm outside Ashburn, a dormitory suburb an hour's drive from Washington DC”但是，主任说了，来这里的人都“don't mind the remote location”。 2、有享受“特权”待遇，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NIBS由中国政府拨款，HHMI本身也自我拨款，研究人员都不用写项目书竞争经费，没有行政干扰，也都不在乎能不能当终生教授。“use the HHMI's ample chequebook to free them from the distractions of conventional academic life. No administrative work, no teaching duties, no chasing tenure, no writing of grants.”我原来以为，NIBS的研究生也想当教授的，杰青，院士之类的，结果有个代表过来说，我们都不care这些。（见精选博文《我也谈谈NIBS》） 3、都招聘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有潜力的年轻人组成团队。 4、都试图做最重要、高风险的研究，而且都能保证“三年不鸣”。put them to work on a handful of grand scientific challenges — long-term, high-risk, high-payoff research that addresses som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in neuroscience.而且主任Rubin says that he does not expect the facility to start producing its best discoveries for another five or even ten years. 5、五年评估一次，保证不断有新鲜的科学想法。 6、大家最关心的年度资助额和研究人员待遇上，两者都是很高的，但对比一下，中国的NIBS的年资助额1.2亿和人员待遇50万并不算高。“ HHMI spends about $1 million per HHMI Investigator per year, which amounts to annual investment in biomedical research of about $825 million. ”（维基百科） 好了，说说我的观感： 1、NIBS由政府资助，也许是引发国内其他单位不平衡的原因之一。HHMI是私人慈善机构，最初由私人公司演变过来，最初创始人Howard Hughes成立这家慈善组织也许是为了避税，因为他还成立一家Hughes Aircraft Company，后来躲不过美国税务署，在50年代后期资助了8个研究机构的47名研究者。等Howard Hughes死后又打官司，成了新的董事会，后来又出售航空公司被 General Motors (GM) 竞得，才获得不菲资金。作为纳税人，我支持国家继续支持NIBS，因为他们做出了满意的研究。 2、饶海老师博文提到，HHMI与NIH资助的模式可以相互补充。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情形下，政府资助NIBS和自然基金委的模式可以相互补充。 3、NIBS的学术示范意义和启示要比HHMI高，在中国，太缺乏纯粹科学精神和环境了，而美国相对不太缺乏。多关注它成功的科学的内在普遍性（如坚持高标准的聘用和职称评定，没有行政干预），而不是只是盯着经费支持，项目申请等特殊性。事实上，NIBS的经费支持不算太高，项目评估和对人员的考察亦十分严格。 4、对于NIBS，尤其要学习其高标准，严要求。其他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应该承认他们做出的成绩，给与正当的评价，而不应该落井下石。对他们进行的全新的科研模式尝试，要支持；而对于它是否能改变中国科技体制，不要苛求，也不要苛责。 声明：这篇文章主要是说HHMI新成立的Janelia Farm Research Campus与NIBS的对比，题目以及行文显得不妥，可能造成误解，已经有老师指出，特此致谢！重点想说的意思是，对于一些科研模式的改革，包括HHMI新成立的这个 Campus和政府支持的NIBS，都算一种改革尝试，好几年过去了，而且都做的不错，希望能有包容和支持。. 分享到： 收藏 分享 举报 . 全部作者的其他最新博文 • 北生所的成功可否复制？如何复制？• 再来谈谈科学有无国界与人才浪费• 中国十大最缺德行业• 希望有一天有人会说，回到中国是获奖关键• 微新闻：总理遭电视台恶搞..热门博文导读 • 中科院的“天价内存条”• 李开复已公开道歉， 承认没做过美国的副教授• 奉劝西方政客不要既做“政治婊子”又立“人权牌坊”• 方舟子打假屡屡成功，缘何？• 谁动了我的manuscript?• 读博士与不读博士的差别..当前推荐数：17 推荐人： Namychan 曹聪 flighter xsquare 远行的骆驼 blueice1126 chinasciens Nancyback Wuyishan qiaoqiao1980 ytking21cn book liuli66 yzhang111 RAOH xusuowen lixuekuan 推荐到博客首页 发表评论 评论 (18 个评论) tailijie 2011-12-1 08:49 很有趣 请教两个问题 1.说美国获得HHMI资助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待遇很高,请问是多高? 2.美国获得HHMI资助的研究人员是集中在一个研究所上班吗? . . zxing 2011-12-1 01:40 不伦不类的对比。还乌托邦呢？人家直嚷嚷被 “边缘化”了！写这种东西，时间也太多了。 博主回复(2011-12-1 07:22)：是否合适拿来对比，是可以再讨论的。 . RAOH 2011-12-1 01:33 agree 14L 博主回复(2011-12-1 08:31)：HHMI新成立的这个园区，十分重视多学科，以及不同课题组的合作，NIBS也许也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相似。 . RAOH 2011-12-1 01:33 5L, "但我看饶海老师的博文说5年～$70万美金", 5年～$70万美金是HHMI给international early career 的。 . yzhang111 2011-11-30 23:49 感觉很别扭。HHMI和HHMI的Janelia Farm Research Campus是两回事。相当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博主好像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互相代替。比如你说王晓东，许田，张毅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Janelia的研究员似的。 博主回复(2011-12-1 07:26)：已经对博文做出修改，删除了这段引起歧义的部分。 博主回复(2011-12-1 07:17)：这个子公司还是遗传了母公司的不少东西，而且深化了。这是一种新的改变。谢谢您的澄清，王晓东等只是以前的研究员。 博主回复(2011-12-1 07:02)：这篇文章还是说这个HHMI的新生事物，Janelia Farm Research Campus，谢谢您的批评。 . waun 2011-11-30 22:27 真担心你这样的比较坏了HHMI的名声...哎.... 博主回复(2011-12-1 07:44)：不至于吧，我想主要是透过这个HHMI这个新的试验地Janelia Farm Research Campus，希望能对NIBS持一种宽容态度，毕竟NIBS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另类一样。尤其是在支持年轻人上，两者都不错。 . hty333 2011-11-30 21:47 没有多少可比性, 两者不在同一水平. 博主回复(2011-12-1 07:20)：规模上确实差距大，性质也不相同，一个是资金会，一个是研究实体。不过那个新成立的Janelia Farm，有一定相似性，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毕竟NIBS还是要进行职称评定的。 . bukexiao 2011-11-30 21:24 博主能否告诉我美国选拔HHMI的标准是什么吗？ 是由谁选拔的吗？ . Nancyback 2011-11-30 17:49 都有点像The second biosphere in Arizona. . freesailer 2011-11-30 17:14 我甚至觉得要吸引非华人的外国人回国，给的收入要高于在美国的收入。如果要给外国人保持美国品质的生活方式，比如购买进口食品等等，国内比国外高多了。到国内对外国人工人到了煤矿等高污染环境工作，还得多给健康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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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段瞎忙～乌托邦色彩的学科馆员
热度 3 nowherepuppy 2011-11-25 12:26
又是一段瞎忙～乌托邦色彩的学科馆员
十几年没开的全院文献情报工作会议刚结束，会议相关的铺垫工作，可是让全馆的学科馆员忙活了好一阵。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不同学科背景半路入行的“新人”，会议跟我们又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帮着研究所图书馆编写评优材料、争取项目，在馆内却连参会旁听的资历都不够。这一阵子忙下来，估计每个人心里都有些五味杂陈。 中科院的学科化服务，是颇有些乌托邦色彩的，然而，实行这几年来，这种色彩似乎集中到了学科馆员群体上，尤其是与国科图其他部门相比。现在广大研究所用户提到国科图，印象大概都来自于学科馆员，对很多人而言，甚至学科馆员就代表着国科图。有问题就找学科馆员，早就不是口号，而是实际如此。学科馆员平均覆盖的有联系研究所用户，都是以千为单位，对每个用户，我们都是唯一，同时还要挖掘重点用户、研究所管理层的学科情报需求，工作量可想而知。 从身份认可的角度，目前，用户对学科馆员作用和重要性的认可，恐怕已经超过了国科图内部。一方面是学科馆员在用户群体里地位的上升，一方面是在国科图馆内事实上的地位下降。 在国科图内部，参与项目最多的，应该是学科馆员了，随遣随到；但是拿到经费最少的，也是学科馆员，给多少算多少。而且，太多工作，无法写入个人的工作总结。 由于学科化服务的开展，院文献情报工作大为改观，完成了图书馆服务的转型，扭转了广大科研用户对图书馆的认识。也才有今时的全院文献情报工作会议的重新召开。这里面的工作当然不是学科馆员全部完成，但是学科馆员是整个变革中的排头兵和……民工，学科馆员大量的付出没有办法转变成漂亮的总结，更需要得到关注和理解。毕竟，大多人无法想象，学科馆员需要那么多时间来加班！ 真心希望，不要让学科馆员群体成为国科图大家庭里的异类。我们在赢得用户的口碑的同时，更需要来自馆内的对学科化服务重要性、学科馆员地位的不断的强调和认可，须知，年轻的学科馆员，付出的是我们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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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
热度 4 xupeiyang 2011-11-24 15:57
华西村书记4名儿子支配全村90%资金，全家任要职。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 ----吴仁宝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吴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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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海洋中居住的未来游艇“乌托邦”
lhj701 2011-9-25 08:36
可以在海洋中居住的未来游艇“乌托邦”
可以在海洋中居住的未来游艇“乌托邦” 我们未来除了可以想象到太空中遨游和穿梭，比较现实的可以在海洋中生活（除非地球上的海洋也严重被污染），在海洋中生活的代价要比在太空中低很多，毕竟我们的海洋占到地球面积的70%，在海洋上生活还可以发展海洋养殖业、海洋工业，当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要控制对海洋的污染。 虽然在海洋上生活费用要比在陆地高，但是将人类生活空间拓展到海洋（海面、海底），也许对人类是一番不同的生活体验。 一种游艇图片： 相关阅读： 腾讯网《 未来游艇“乌托邦”曝光 体型庞大堪称微型国家 》 http://finance.qq.com/a/20110924/0016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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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之思
热度 3 王中宇 2011-3-29 16:27
乌托邦之思 李道：《告别乌托邦》 ... 1 “礼失求诸野” ... 2 从“聚落形态分析”看“大道之隐” ... 4 管仲与仲尼：观察分工的两个视角 ... 6 陶寺遗址“观象台” ... 7 “绝地天通” ... 9 从盛世到覆灭 ... 10 朱熹眼中的“小康” ... 11 “小康”之途 ... 12 “ 告别”的年代 ... 15 李道：《告别乌托邦》 1998 年 9 月，李道编辑出版了三大卷 100 万字的《告别乌托邦》。正如编者在后记中表白的： “ 它以文献、传记为主要资料，对 圣经 以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 ” 显然，编者将社会主义思潮归结为“乌托邦 (Utopia) ”。“ Utopia ”一词出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1515--1516 年，他发表了 Utopia 一书，书中 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 Utopia ”的旅行见闻。托马斯•莫尔的笔下 Utopia 人遵循三法规：公民平等；对人类的永恒和坚定的爱情；对金钱财富的蔑视。 将 Utopia 译为“乌托邦”，是最为传神的音译之一，“乌”：没有、“托”：寄托、“邦”：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事实上，托马斯•莫尔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告别乌托邦》搜集的资料，将近一半是自古希伯莱、古希腊、古印度直至马克思，人们对公有制的向往、构想与设计，而其余部分则是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借此，编者无需直言，就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思想：公正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主义者的虚构，它只能存在于思想空间，一旦被付诸实践，就会带来无尽的罪恶与灾难。人类理性的唯一出路是告别乌托邦，承认私欲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私有制才是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与之契合的思想观念才符合“普世价值”。 然而，作为中国人的编者不知是疏忽还是故意，遗漏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礼记 • 礼运》有这样一段被广为引证的文字：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不同于古希伯莱、古希腊、古印度及其后人，在礼记的作者看来，“大同”不是一个“向往”或“构想”的理想状态，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状态。由于“大道”不行，“大同”瓦解，才出现了替代的状态，这就是“小康”： “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这告诉我们，今天看来根深蒂固的私有制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我们的先人曾经生存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是西汉戴圣选编，东汉末年郑玄作注的《小戴礼记》。它汇集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据信其中多数篇章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从战国至东汉，私有制早已确立。这个时期的部分学者认为“大同”状态曾经真实存在，这可信吗？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解读的古文字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此前虽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发现，但不足以提供有关当时社会型态的信息。而商代已经远离了《礼记•礼运》描绘的“大同”年代。那“大同”社会到底是否存在过？如果存在过，它是因何瓦解的？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找答案？ “礼失求诸野” 答案显然不可能在 礼记 里找到，只能到孔夫子时代还没有的田野考古中寻找。 1952 年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的半坡村遗址，已被考古学者充分研究。考古学者复原出了当时的生活情景：半坡人生活在距今 5600-6700 年前，半坡遗址的部落人口 400-600 人之间。半坡人的“村庄”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是居住区。一座面积约 160 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随机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 半坡人以农耕为生，春种秋收，收获物储藏入公用的窖穴中。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大锅饭”的地方。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 1 米，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 这些遗迹告诉我们，在半坡社会“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 ”“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差别，《礼记•礼运》记载的“大同”社会，并非空想。 半坡遗址被学界归入仰韶文化。 1918 年 12 月，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发现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 1921 年 10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安特生主持了仰韶遗址的发掘，并于 1923 年命名了仰韶文化。 到 2000 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 5213 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河南、山西、甘肃、陕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 9 个省区。 这些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仰韶文化”一词的历史内涵过于庞杂，即使在陕晋豫地区，仰韶文化也有分化。学者们意识到有必要根据数千处遗址的发掘的资料，从宏观的视角系统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化。进入 80 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摆脱“仰韶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了各种文化类型的概念，以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命名的“西阴类型”即其中之一。 2001 年余西云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梳理了西阴文化， 2006 年，以此为基础发表了《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一书。 余西云首先从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同一时代四个高度近似的典型遗址（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华县泉护村、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着手。通过对遗存的陶器和彩陶图案分析，得出了这一文化中陶器形制、色彩纹饰和制陶工艺的典型特征。 以此为“标尺”，余西云系统对比分析了晋西南地区、关中东部、关中西部、豫中地区、汉水中游、汉水上游、晋中地区、桑干河流域、冀中地区、河曲地带、陇东及邻近地区的其他遗存。据此描绘出了西阴文化发育、成长、兴盛、衰落、消亡的全过程。 之所以用“西阴”而非其他遗址（如名气很大的“庙底沟”）来命名这一文化是因为：“ 首先，西阴村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时间又远早于庙底沟；其次，西阴遗址的再次发掘获得了一批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具备了作为标尺的前提；另外，庙底沟还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命名的典型遗址。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第二章第三节） 余西云推断：西阴文化的文化基础主要是半坡文化；族群基础主要是后冈一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与半坡文化接触、碰撞、争夺的前沿可能就是晋西南、豫西北至关中东部，这里应是西阴文化的原生区。（ 注：后冈遗址位于河南安阳高楼庄。后冈一期文化的碳 -14 测定距今 6000 多年，和传说时代的伏羲生活年代相契合。有学者认为，半坡文化是典型的华夏文化，即炎黄文化。而后冈一期文化则是东夷文化，即传说中的太昊、少昊文化（还有人认为是蚩尤文化）。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 ） 基于共同的血缘联系而产生的文化认同，使西阴文化扩展到了豫中、汉水中游、河曲地带；而在内部的人口压力和来自东部的文化压力下向西拓展，使西阴文化扩展到关中西部、汉水上游、渭河上游地区； 根据《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 1965-1991 》中数十个相关数据，余西云推测，西阴文化的年代落在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3000 年之间。其终结时间比史前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早约 500 年，比战国初期早约 3500 年。 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黄帝时代通常被视为中华文明史的起源。这个文明是怎么起源的？我们先人的社会形态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化过程？这一切是否可以从“西阴文化”中找到答案？ 从“聚落形态分析”看“大道之隐” 早期的田野考古主要关注遗存物的研究，由此可以探索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可以探索生产力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社会形态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对没有找到当时文字记录的时代，能从何探索？ 1953 年，戈登•威利 (GordonR.Willey) 发表《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开启了从“聚落形态”分析社会关系的思路。他将“聚落形态”定义为：“ 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它包括房屋，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 ” 王巍则认为：“ 考古学的聚落形态研究就是为了解过去人们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而对考古发掘获得的与过去人类的居住有关的遗存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聚落形态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了解过去人们居住的房子的具体结构，而是要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织与结构。通过对聚落形态及其变化的研究和对导致这些变化的背景与原因的分析。研究当时社会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 ”（王巍 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 《文物》 ( 京 ) ， 2006 ． 5 ． 58 — 66 ） 余西云注意到：在西阴文化早期，只有单间房，每个单间房屋内部往往没有明显的间隔与屏蔽，面积一般也不大，大多在 20 平方米左右或更小。这种规模的房子大多只能住 2 ～ 5 人，这样的家庭规模、如此的家居场景，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核心家庭。这暗示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由差别很小的核心家庭组成。 晚期以后，开始出现多间房和排房。 这些多间房内往往都有不止一处灶台，有的每间房分别有灶，甚至一间房内有几个灶台，表明这些住所联系在一起的人，经济上相对独立。许多双间房或多间房的门向并不一致，有的似乎是刻意形成差别，说明这些房间的居民有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这表明社会结构开始复杂化。 在早期，住所与贮藏坑往往是分立的，在住所之外往往有许多用于存放东西的灰坑。到中期以后，在汉水中游和郑州地区，随着多间房出现，户外的灰坑减少了，住所内往往有用于贮存的空间。在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的第一、二期时，卧室、储藏室、厨房是分立的。而第三期时，卧室与储藏室，甚至厨房都往往合而为一，储藏室往往置于卧室的内侧或下方，得到严密的保护，私有财产开始出现。 这印证社会经历了从“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的状态到“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 ，“货力为己”，“谋用是作” 状态的演变。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聚落中央设有广场，这种聚落中央有广场的情况在史前时期聚落中较为常见。表明史前社会即存在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必然导致公权力的出现。王巍指出，在聚落分析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塔顶”上的超大规模的中心聚落—都城的出现，其所直接反映的是人口的集中。这种人口的集中应是基于社会上层统治者的意愿，是维护等级社会发展的需要。 ”（王巍 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 《文物》 ( 京 ) ， 2006 ． 5 ． 58 — 66 ） 郑州市惠济区西北 23 公里的西山遗址，其三期遗存为西阴文化晚期，发现了保存相当完好的，被称为“最早城市雏形”的城垣。西山遗址平面上大体呈圆形，外圆直径约 325 米，内墙外壕，形成双重防御体系。可见它的形成不是商贸发达的结果，而是出于防御需求。西山遗址内墙外壕双重防御体系的建立，说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已经相当发达，足以调动、组织大量的劳力从事巨大而复杂的公共工程。这意味着社会出现已经分层。 在该遗址发掘的 200 余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家庭结构已经达到父系社会阶段。从一些废弃的窖穴底部，发现扔弃的人兽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两具完整的兽骨架，学者们认为这是举行某种祭祀的牺牲，表明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城东北角发现城门及贯通城内外的 1 号道路，道路东西两侧分布着颇具特色的建筑遗存。这表明西山城堡已经脱离了村落加围墙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述王巍所指的“ 社会上层统治者 ”此时已经出现，已经需要“ 城郭沟池以为固 ”了。 史前传说中，黄帝的有熊国地望在河南新郑。时空相邻关系暗示：有熊国可能产生于这个地区的晚期西阴文化。甚至有学者直指，这就是有熊国的国都。此后的考古遗存表明，社会分化越来越深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然而其结论不仅取决于史料分析与考古发现，还取决于对“文明”、“起源”的定义。定义不同，结论相左。由此人们看到了许多的争辩，这类争论其实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但这两个工程导致的考古发现和史料整理，却让我们有可能更清晰地观察那个远古的年代。使我们看到，在西阴文化中晚期，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私有制开始出现，“大道”开始隐没，“大同”开始瓦解。这个事件发生在距今 5000 年前左右。 考古学发现的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有： 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 180 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和 240 万～ 180 万年前的重庆巫山龙骨坡人。从时间尺度上看，私有制的出现是很近晚的事件，远不是什么恒古不变的东西。有的理论将私有制归结为“人性”，这种理论隐含地认为“人性”独立于社会形态，并单方面影响社会形态。如果这个理论成立，人类历史的 99.7% 以上都无法理解。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性”与社会形态是相互作用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能看到截然不同的“人性”。 那是什么动力造成了从大同到小康的转变？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分工”的作用，认为分工导致生产力提升，产生了剩余财产，导致对剩余财产的追逐和积累。 管仲与仲尼：观察分工的两个视角 在中华文明史上，春秋时期的管仲与仲尼（孔丘）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宋人唐庚在其《唐子西文录》中记载：“ 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 ” — 没有仲尼，历史就是一片黑夜。而仲尼这样评价管仲：“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 ( 《论语•宪问》 )— 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是野蛮人，与其后人对仲尼的评价何其神似。 可见两位都被后人视为中华文明中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作为开创性的人物，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分工的意义，然而两位有着相当不同的观察视角。 管仲一方面从社会角度观察分工：“ 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 ” ( 《管子•五辅》 ) ，他指出：这五个方面各有职能，需要各自专注，才能有效履责，“ 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 ” ( 同上 ) 另一方面，他从经济角度观察分工，农民的专业能力在于“ 审其四时”、“备其械器”、“深耕均种疾耨”和“别苗莠 ”等；工匠的专业能力在于“ 辨其功苦”、“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陈以巧 ”等；商人的专业能力在于“ 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 ”，还要会“ 料多少，计贵贱 ”等 ( 《小匡》 ) 。 对分工的强调导致了他“ 四民分业 ”的政策，令士、农、工、商分职业居住，“ 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 国语•齐语 ）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稳定专业分工，不 致见异思迁，保证职业技能的传承与提升，使各业子弟“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 ( 《小匡》 ) ，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继承专业能力。 显然，管仲是从专业化与效率的视角观察分工的。被我们的主流学者视为教主的亚当•斯密，不过是管仲两千多年后的学生。从这个视角可以解释生产力呈指数提高的现实，却难于解释“大道既隐”之后无休止的社会乱象。 仲尼观察分工的视角，却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社会变化的另一个视角。 仲尼对分工的观察，有强烈的两分法色彩。“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显然，他注意到当时的社会中存在两大类人，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 论语•子路 中有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显示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工：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仲尼注意到，社会上最大的分工是“上”、“下”之分。为农、为圃仅是“下”者内部的分工，而“上”者需要关注的是“礼”、“义”、“信”。所以，君子靠禄生存，关注道、德、刑；小人土里刨食，馁在其中，只能关注眼前利益。君子的要务不是把自己变成具有某种专门技能的人员，而是使小人时常处于“ 莫不敢 ”的状态，是以“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何谓之“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经·系辞上》）。 显然，“上”、“下”分工的基础在于治理与供养关系，而不是管仲强调的专业与效率。孟子将这一关系精炼地总结为：“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 sh ì）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注意“ 天下之通义 ”！可见孟子已将这种关系视为几何公理、“普世价值”。 比较管仲与仲尼，无疑仲尼的视角更能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这样的分工是怎样形成的？ 陶寺遗址“观象台” 20 世纪 70 — 80 年山西襄汾县发掘了陶寺遗址。学者们鉴定，它的早期约在公元前 2300 年—公元前 2100 年，中期约在公元前 2100 年—公元前 2000 年，晚期约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间，对应于传说时代中的帝喾至夏末时期。 遗址展现出一个阶级分化鲜明的社会，占墓葬总数约 1% 的几座大墓每座均出土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包括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盘等礼乐重器以及成组木器、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则十分贫乏，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几类墓葬显然已经体现了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 : 《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 1983 年第 1 期）。 这个遗址最引人注目的是“观象台”。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 25 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 3 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 20 厘米左右。主持发掘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 缝。将夯土柱间观察缝编号由南向北逆时针排序，编号为 1 号 -10 号缝。 2003 年 12 月 22 日冬至实地模拟观测证明，其中的东 2 号缝为冬至日出观测缝；同年 1 月 21 日大寒实地模拟观测证明，东 3 号缝为大寒日出观测缝。（见何努，严志斌，王晓毅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迹 . 中国文物报， 2004-02-20. 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 . 考古， 2004 ， (2) ） 这一发现让学者们联想起《尚书•尧典》的一段记载：尧“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即尧命令羲和观测天象，测出每年有 366 天，并制定历法向全民公布。 《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时：“ 尧曰：‘咨 ! 尔舜 !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对这段话中的“历数”，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解释为“ 历数，是岁日月星辰运行之法 ”。可见尧将天文历法传给了舜，舜又传给了禹。最高统治者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凭此可“ 敬授民时 ”，向民众颁布节气信息。否者误了农时，会搞得“ 四海困穷 ”，危及统治地位 — “ 天禄永终 ”。 据此，发掘者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个建筑物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观象台。 那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在四季分明的东亚季风区，准确地掌握物候变化对农业至关重要。而这需要持续的观测和相当艰深的计算，故尔“ 敬授民时 ”必然成为公权力的基础，谁掌握了这样的能力，谁就会被众人仰赖，视为神人，从而拥有公权力。 据司马迁掌握的信息，在黄帝之前就有历法，黄帝对其作了考定：“ 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 ”。对历法的作用，太史公的评价是：“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 史记卷二十六•历书 ）可见历法既关系到经济基础，使“ 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又关系到政权合法性，“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 可见“授时”就是政治。直到春秋，还有“时政”一说，向下民宣布时令是统治者的政治责任。《左传·文公六年》载：“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主政者没有及时地公告历法内容，就会被载入史籍，当作为政怠惰、对人民的不负责任的反面教材。 由此可见，公权力基于社会必须的公共事务，掌握公权力的人群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相对于社会全体成员，他们的人口极少，否则社会无法养活他们；其二，他们拥有社会多数人难于掌握，但对社会公共事务却非常重要的技能，是社会的精英群体。“精英”一词在当代中国被赋予了太多的情绪色彩。 80-90 年代，时髦的人群往往自我标榜为“精英”。然而好景不长，如今“精英”沦为骂人的词汇，一个人被指为“精英”，意指他与社会公众为敌 — 成了人民公敌的代名词。客观地观察历史，具有上述两个特点的群体始终存在，我们可以不带褒贬色彩地用“精英”一词来表示他们。理性的思考需要观察分析精英群体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 “绝地天通” 上引太史公对历法作用的评价中，有一句很重要 -- “ 民神异业，敬而不渎 ”。对此他在此文的稍后做了解释：“ 少璤（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 这一事件在先秦典籍中见于《尚书》、《山海经》、《国语》、《墨子》等书，在汉魏主要见于《史记》、《汉书》、《中论》等书。其中先秦的《国语•楚语下》的记载最为详细： 楚昭王向大夫观射父请教“ 《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 ”到底是什么意思？观射父告诉他，古时候“ 民神不杂 ”，社会井然有序。然而到了少昊末期， 人人可以通天，家家可以祭祀（“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结果是“ 民神同位 ”。精英集团的统治“ 无有严威 ”。于是颛顼 命“重” 为“ 南正 ” ， 掌管祭祀（“ 司天以属神 ”）；“ 黎 ”为“ 火正 ”，掌管民间事务（“ 司地以属民 ”），从此天地分离（“ 无相侵渎 ”），这就是 “绝地天通”。 （原文：“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 史前传说中的少昊，生活在公元前 2598- 前 2525 年间，那时尚处于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代。在氏族公社中，祭祀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民间的多神信仰本质上是大自然崇拜，源于人们在生态系统中体验到的共生关系。这样的信仰甚至很难被称为宗教，更像是一种文化。其作用在于影响、约束人们的个体行为，而不在于引导人们尊崇社会中的某个权力核心，从而不可能服务于人间的王权。这种人人可以通天，谁都可以用神的名义说话的状态，无疑阻碍了上下分化。“绝地天通”本质上是将与神沟通的权利，收归精英集团独占，他们才可凭“代天号令”的身份控制社会。精英集团之所以能够如此，掌握了天文历法知识是重要的原因。 先秦时代距少昊时代已有两千年之久，私有制与阶级社会已经确立，那时的主流学者需要将当时统治集团的价值选择描绘为“普世价值”，所以他们将少昊时代的“ 民神杂糅 ”说成是偏离常态，而将此前的状态想象为“ 民神不杂 ”的正常状态。 由此我们看到，掌握了天文知识的精英集团顺势将“神”装入了自己的私囊。“神”的背后其实是精英集团的私利，所以他们追求神的权威和民的信从， “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 陶寺遗址的墓葬构成告诉我们，当时掌管社会公共事务的精英集团，已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远远离开了社会大众。由此我们看到了精英集团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必要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社会上的寄生群体。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异化的过程。史实无数次地告诉我们，这一过程的结局是灾难性的。 从盛世到覆灭 陶寺遗址的早期有一座约 1 × 0.56km2 的城池，为同时期 规模最大的城址。其中有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 到了中期，早期城址被扩建到 1.8 × 1.5 km2 ，原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继续使用，在城垣外东南部，又建了一 10 万平方米的小城，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大、小城共计 2.8 km2 ，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早期的 5 倍。 陶寺出土的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彩绘木案、俎、匣、盘、豆、玉石钺、瑗等已有后来的帝王陵出土物的神韵，被学者称为“ 有王者之气 ”的文物。可见陶寺文化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之鼎盛。 前述“观象台”证实陶寺文化拥有在当时很高超的天文学知识。在 6 座大墓中发现了四五件“仓形器”，学者们分析，这是缫丝工具“榬”的代替物，而缫丝在当时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高度的经济水平。更为罕见的是一件近乎精美的铃形的铜质器物，这是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唯一成形的铜器，在龙山文化的中枢地带河南淮阳平粮台、郑州牛砦、临汝煤山等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均为渣、块状，概无成形的器物。可证陶寺文化无疑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明。 然而，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后，迅速衰亡。令人震惊的是，发现了明显的暴力迹象。 “ 晚期灰沟ＨＧ 8 里出土 6 层人头骨，总计 30 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约 40 － 50 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 3 层还出土一具 35 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 ”（曹兵武 从陶寺遗存看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五 2007-10-27 中国经济史论坛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30 ） 2005 年陶寺遗址发掘的 4 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彻底的捣毁，“ 墓主人的尸骨、棺椁、随葬品被随处抛弃。从遗址第 3 层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盗掘古墓、追求昂贵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葬主人所代表阶层的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 ”（王晓毅、严志斌 : 《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 2005 年 11 月 9 日 1 版）。 这告诉我们，盛世的背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怨毒的社会仇恨，和同归于尽的社会冲突。这让人们想起《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 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 ”而民众陷于困厄，指着太阳咒骂夏桀：“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从时间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对应夏代晚期。 此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再展示类似的场景：精英集团迈向“盛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数量和欲望膨胀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其履行公共事务能力衰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早晚将社会大众逼到“ 不反待如何？ ”的地步，接着就是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精英集团的下场往往是“ 天街仅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 ”，这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整个社会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这一再重复的悲剧，甚至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它不能不迫使历代学者探索其根源，深思其对策。 朱熹眼中的“小康” 南宋年间，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官方史学家（国史院编修官）吕祖谦写信给朱熹，指责 礼记•礼运 中 “ 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 ”。 平心而论， 礼记•礼运 描述的社会变迁过程与老聃的描述吻合。《道德经》云：“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描绘了大同之道消失后，人们为稳定社会进行的努力。人们试图依恃的，从德到仁到义到礼，步步后退。而今只能指望“失礼而后法”的“法制社会”了，可老子早说过：“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呜呼！ 对吕祖谦的指控，朱熹复信指出， 礼记•礼运 以五帝之世为“ 大道之行 ”，以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符合史实，无庸置疑。考古发现证实了朱熹的判断。吕祖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自然对任何危及私有制这一“普世价值”的观点保持高度警惕。在那个年代，“ 老聃、墨氏之论 ”是一个严重的指控，不亚于民国年间指控“ 煽动阶级斗争 ”。看来，朱熹的学问更深厚，也更能尊重史实。 尊重史实使朱熹对“小康”相当悲观，他看到自战国以来，非但大同“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就连小康也仅间或有之 ---- “ 千五百年之间，俱是架漏补迁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 ”。（《答陈同甫》） 我们不妨重温 礼记•礼运 对“小康”的描述： “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可见，“小康”状态是： 君臣正、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 是一个社会矛盾相对受控的状态。达到这样的状态，关键因素是“礼”，即能否让社会成员至少在表面上遵循“义”、“信”、“仁”、“让”、“有常”。而做到这一点，在朱熹看来 有待于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这样水平的明君。 先儒告诉我们，“小康”是不能用 GDP 来度量的，工作的重点不在经济，而在控制社会矛盾。请注意，这是儒家的正统观点，不是有乌托邦色彩的“ 老聃、墨氏之论 ”。 而上个世纪我们的政治家这样定义小康：“ 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800 美元。 ” 1991 年，国家统计局等 12 个部门提出过一个对人民生活“小康水平”量化的标准。其中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 16 项指标。 在这样的定向和定量指标的指导下，到了世纪之交。何新果然看到，“ 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自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以来又一个伟大的盛世时代 ”（何新《论江泽民时代》）。然而，他很快就对“盛世”一词后悔，“ 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 ”（何新《何新谈话录：我的思维之路（之七） ），并发出了自己的“盛世危言”。（见邱心言 何新的盛世危言 太阳报 2003.2.31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30131/20030131021052_0001_4.html ） ） 我们最近的实践再次证明，以物质财富为目标，以私欲为动力，靠 GDP 的高速增长来稳定社会，结果是吏治败坏、社会风气堕落、社会矛盾走向失控，掌控社会公共事务的精英集团只能“ 架漏补迁 ”以度时日，而 礼记•礼运 意义下的“小康”，却遥不可及。 “小康”之途 陶寺文化惨烈的结局，夏王朝的覆亡，迫使后来的精英集团将“小康”作为自己的为政目标。 公权力起源于社会对公共事务的需求，无论历法还是治水，共同体都必须选择最肯干、最有才华的人来承担。这些人是第一代精英，他们本能地以共同体的利益为目标，于是留下了神农“ 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大禹治水“ 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 ”，“ 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故事。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功绩使他们掌控了公权力，经济的发展使共同体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他们的后人不再愿意像尧那样“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 ”，尧子丹朱“ 唯漫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 尚书•益稷 ），结果共同体将公权力交给了舜，舜子同样不成器，共同体又将公权力交给了禹，禹子启开创了家天下，这个家族的后代不再像禹那样“ 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 ”，反而一代比一代奢侈淫靡，直至演出了夏桀、妹喜的悲剧。 家天下就是 礼记•礼运 中写的“ 天下为家 ”，它与宗法社会相表里，天子既是王族的族长，同时又是各同姓贵族家族的大家长。对这个精英集团而言，让宗族长盛不衰是最高目标。总结前代覆亡的教训，后世精英集团注意到两个要害，其一，疏于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其二，奢靡而膨胀。结果这个集团对社会而言，功能渐失而消耗日增，沦为单纯的寄生性集团。 周公总结商亡教训，指出商的后几代统治者“ 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问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 ”（ 尚书•无逸 ）。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保障农业生产是精英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周宣王时的卿士虢文公提出：“ 王事惟农是务 ”（ 国语•周语上 ），周初规定了“ 亲耕籍田 ”的制度，这都表现了精英集团重视公共事务职能。 另一方面，周初统治者强调“ 居莫如俭 ”（ 国语•周语下 ），“ 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 尚书•无逸 ），以限制对社会资源的索取、消耗。 周初统治者甚至将这两方面的要求与“天命”联系起来，强调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尚书·蔡仲之命》，如果不知自律，“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王朝将“ 天命不又 ”（ •诗经•小雅 •小宛 ） 不妨比较一下商、周精英集团关于至上神的观念。商代的至上神被称为“帝”，商的精英集团认为，自己的统治权源于上帝，“ 帝立子生商 ”（《诗经 • 商颂》），他们是“帝”的子孙，先天拥有统治权。而商亡的教训使周初精英集团认识到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自己拥有天下决非理所当然、亘古不变的，一旦失德，就会失去天下。从此“天命”成为令精英集团念兹在兹，难以释怀的问题。也成为造反集团最有煽动力的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 周代的经济制度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 土地统统是国有资产。可见“国有”并不必然就是“全民所有”。“公”也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春秋时代鲁国的“ 公室卑，三桓强 ”，“ 三分公室 ”其实是精英集团中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瓜分原属鲁君的财产与权力。在中原霸主晋国，出现了最强大的智氏与赵、韩、魏三大夫的争斗，结果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这就是著名的“ 三家分晋 ”，至于秦国“ 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 ”则是秦襄王与后戚豪门间的争斗。这些都是精英集团的内斗，与社会公众没什么关系。 在周代的经济制度下，“公室”控制着全部生产资料，它就必须解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公共责任，历史证明，精英集团无力也无意愿承担它。站在其私利的立场上，理性的选择是 : 寻找公共责任最小，所得收益最大的经济体制。于是出现了“ 废井田、开阡陌 ”的改革，经济体制转向小农经济。 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出现了新的趋势 -- 兼并。在中国历史上，兼并是被无数史家记载、分析的问题。中国的兼并主要是倚仗权势完成，精英集团中一些豪门权贵聚敛大量土地，使众多的人口丧失生产资料，沦为佃农、部曲、奴婢、流民，甚至啸聚山林。 兼并造成了政府税基的流失和流民的膨胀，只有皇室才对此感到恐惧，他们记得“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 （ 《尚书·五子之歌》 ） 。而站在豪门权贵的立场上，他们更可能认为“民”只是君的“本”，未必能成为自己的“本”。要说自己的“本”，还是兼并一些田产更实在一些。所以士大夫们“ 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袁燮：《絮斋卷》） ---- 当官敛钱、回乡买田，这已是正常现象。在兼并这个问题上，士大夫与“君”利益未必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君与臣的博弈、体制与个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史实一再告诉我们，这博弈宿命是：政局糜烂，天下大乱，为新精英集团夺取政权制造社会环境。 据史书记载，春秋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到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共 367 年，有 43 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 52 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 480 多起。战国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 221 年），共 182 年，是所谓战国七雄争夺杀伐的年代，据刘向记载，此时的政权共有 22 个 -- “ 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哞争权，盖为战国。 ”（刘向《战国策》）这个年代是谈不到“小康”的。 秦以后到民国之前，共出现了 104 个全国及地方性政权。其中十六国时期的后匈奴王国寿命无考，其余 103 个政权的寿命分布见图一： 图一：秦以后政权寿命分布 其中，寿命最长的是唐（ 289 年），寿命超过 200 年的仅 5 个：唐、明、清、西汉、辽。寿命在 100 到 200 年之间的有 7 个：东汉、西夏、北宋、南宋、北魏（北朝）、金、东晋。寿命在 50 到 100 年之间的有 14 个：元、吴越（十国）、前仇池王国（十六国）、南汉（十国）、前燕（十六国）、宋（南朝）、后仇池王国（十六国）、前凉（十六国）、荆南（十国）、梁（南朝）、楚（十国）、闽（十国）、吴（三国）、西晋。 综上所述，只有约 1/4 的政权寿命超过了 50 年。考虑到一个政权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即使我们将“小康”的定义放宽为政权平稳运行，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它也只能在这 1/4 的政权生存期内寻找。以寿命最长的唐为例，在其存续期间，既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可称小康的时期，也有“韦后当权”、“安史之乱”、“牛李党争”、“黄巢起义”等乱世。 再考虑到 103 个政权中，有 3/4 寿命不足 50 年，更有 40 个（ 38.8% ）寿命不足 10 年， 36 个（ 35% ）寿命不足 5 年。可见朱熹说“ 千五百年之间，俱是架漏补迁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 ”，实在是对历史的贴切描述。 主流学者称： “ 大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先觉者们把现实追求限定在了小康之中，小康便有了极强的亲合力，成为人们的美好向往。 ”（ 董四代、杜鸿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理想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02 ） 历史却告诉我们小康是极为稀缺的。 “告别”的年代 上个世纪末是“告别”的年代， 河殇 期望告别“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论”，选择改良论；李道、董四代等呼吁“告别乌托邦”，抛弃不切实际的“大同”幻想，现实地追求“小康”。在这告别声中，我们将小康设为自己的理想。似乎没人在意历史上小康之稀缺；也没人在意小康的实质是使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可控；也没人注意到，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上看，我们追求小康的举措，其实际作用却在将社会引向乱世。 历代的教训告诉我们，导向小康至少需要三个前提： 其一，是精英集团认真履行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而人们看到的是精英集团竭力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时常见诸报端的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显示了精英集团对其社会职责何等麻木不仁。最典型、更要命的是住房、医疗、教育的市场化，和砸烂几千万工人的饭碗。精英集团视其为“改革”、“改良”，以为凭此就能“告别革命”。而此举从根本上动摇着政权的合法性。他们似乎忘了尧对舜的叮咛：“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以为只要精英集团“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可以“告别革命”了。 其二，是精英集团的自律，戒贪、戒奢、戒淫。而人们看到的是贪腐案层出不穷，案值一个大于一个，案犯官位一个高于一个，而 80 年代就提出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精英集团的阻挠下，至今无法实现。当工人、农民困于基本生存时，“天上人间”之类淫靡场所开遍全国，大行其道，以满足精英集团日益放纵的欲望。以政府机构为背景的楼堂馆所屡禁不止，其奢华程度举世侧目。至于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在精英集团内部已经是习以为常，甚至相互攀比了，反正官员们的感受是：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而全国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虽然 1993 年就承诺在上世纪末要达到 4% ，直到 2008 年也仅 2.975% 。 其三，是抑制兼并。在私有制社会内，兼并客观存在，无法消除。为政者对此是抑制还是鼓励，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兼并的主要动力是权势。所以历代抑制兼并的重点都是整饬吏治。而我们在 90 年代，在统计年鉴中将“全民所有”改为“国有”，亦即“官有”。赖掉了当初在低工资年代对“全民”的政治承诺，几十年间在“全民所有”制下积累的财富就归了精英集团，“全民”则无由置喙。此后的走势与周代晚期相仿：精英集团从费效比的角度考虑这些资产的安排，选择了私有化，在短短 20 年内培育出一大批大资本家，胡润榜上的首席从数十亿升至数百亿直到突破千亿。 2009 年金融界提供了两份值得注意的报告：招行的调查报告《 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的调查报告《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据报告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告诉了我们这兼并达到的程度：不超过 1 %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 ( 见图二，及王中宇 “财产性收入”—一个观察社会性质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10 年 1 月 12 日 A3 版 ) 图二：资产分布曲线的高端 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却指望“小康”，岂非缘木求鱼？ 我们希望告别“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甚至一往情深到“ 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而“蓝色文明”却以极低廉的价格把我们当作“世界工厂”，当作获取资源、使用苦力和转移污染物之地。我们给“蓝色文明”当打工仔，挣了点血汗钱，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美国国债，去弥补他们的财政赤字，使之可以维持 11.8 倍于我的军费，可以在我们家门口舞枪弄棒。我们一往情深拥抱到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它背后是一个张牙舞爪强权。 我们希望“告别革命”，似乎“革命”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其选择权在知识界。人们忘了“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知识界那有这么大的能耐？从秦末到明末，每一场农民革命都源于农民走投无路的困境，而造成这困境的是依赖行政权力的豪强势力。它们弄权于朝，聚敛于野，升斗小民，焉有活路？至于晚清以降，朝政腐败外，又加上外来的工商文明瓦解了原有的农村结构，大量农民被从传统经济体系中抛出，又无法在新生的经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我们看到，导演革命的其实另有其人，就是那些集行政权力与财产权力于一身，精通“赢家通吃”游戏，而使多数国民看不到出路的势力。以为知识分子就可以随意“呼唤”或“告别”革命，不过证明其思维能力还陷在“乌托邦”里。 我们告别了太不现实的“大同”理想，去拥抱可信的“小康”，而“小康”则被定位于有“ 极强亲合力 ”的“发财吧！”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大大压缩了为政者的回旋余地。拥抱“小康”，却抱回到一个镜花水月的“乌托邦”。 仲尼云：“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 论语 ），诚哉斯言！ 在这“告别”的年代，我们到底能告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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