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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邓聿文:广东能否扮好中国改革先行者角色?
whyhoo 2012-9-6 08:49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国中央政府把一项重要又艰难的改革试验任务交给了广东省政府,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对广东主政者汪洋作为改革者的一种信任和认可。当然,也与广东在这方面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有关。这项改革试验任务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在前不久的常务会议上批准广东“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应该说,在中国行政审批权重又回潮的背景下,这项旨在削弱政府审批权的改革,无论对政府的瘦身和职能转变,还是对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都是有意义的。 行政审批严重影响经济运行   自2001年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虽然从全国来看,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很多,但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是一种体现政府权力和自由裁量权限的管理方式,因而对审批主体来说,客观上具有自我强化特性,体现在实际中,就是被取消的基本是一些无利可图的项目,且存在反复,很不彻底,尤其近几年,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各地又新设了不少行政许可,或者对原先取消的审批项目重又恢复,或换个形式恢复。   行政审批的回潮,已经越过了市场经济所能承受的必要限度,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其负面作用已日益明显。特别在目前稳增长的情况下,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已妨碍了经济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积极性,对经济的复苏很不利。因而,提出了一个行政审批制度的再改革问题。   但中国当前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像十年前一样,一减了事。从行政审批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来看,它是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方式,这种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日益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和要求相冲突,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审批制度的改革必须比过去更大胆、更深入。从审批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它所存在的“越减越肥”、“审批拖沓”、“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足已说明单改审批制度本身,而不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换,不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审批制度改革最终是不可能取得单兵突破的。因为说到底,审批制度改革表面上是改变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实质则是改革政府,是通过改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方式而对政府过大权力的限制,因而,它必须有相应的联动改革,简单取消多余的行政许可,只是最基础的一步。   既然行政审批制度实质等同于政府改革,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说,最好是先行先试,取得一定经验后,再在全国推行。选择广东作为审批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是恰当的。首先,广东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正全面进入转型期,其自身对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十分紧迫;其次,广东这些年在审批制度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的经验对全国具有很强的示范价值;第三,为做好审批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广东已进行了充足的准备。 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迅猛   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分别于2000年、2002年、2004年、2009年进行了四轮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取消和调整了2300余项审批项目。今年7月,广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和省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第一批目录。在第一批目录中,明确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达179项、转移事项55项、下放事项115项、委托事项5项,全部354个调整事项占到广东省级政府现有实际审批项目的三分之一以上。尤其以佛山顺德区为代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非常猛,顺德2011年8月再启审批制度改革后,目标是审批事项缩减30%以上,审批时间压缩50%以上。而在总数为5205项的行政管理事项中,3197项划归镇街,占了所有事项的61.4%。在今年8月推出的“削权名单”中,13个部门又一共清理出1567项行政审批事项,有548项将取消或者优化,而原来由政府承担的76项工作职能将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执行。 顺德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调整、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多;二是建立了行政审批的流程和标准;三是科学配置行政审批权;四是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行政审批和服务管理工作。而这一切,与顺德的政府改革是密不可分的。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在全国来说是走在最前列、最彻底的。因此,顺德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真正体现了: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自我调节的事项坚决取消行政审批;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事项坚决转移给社会组织;凡是下级政府能够履行的职能事项坚决下放给下级政府,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则和要求。   广东目前和全国一样,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而要企业转型升级,政府的服务就首先要转型升级;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就首先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政府就首先要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政府必须打赢的一场硬仗。在这场指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则是硬仗中的硬仗。汪洋作为具有改革意识的一名地方大员,应该会充分把握和利用中央授予的这个先行先试的机会,在政府改革方面,推进力度比较大的改革。   为此,广东还必须要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把取消审批事项和规范管理结合起来;二是把减少审批的随意性和建立运作机制结合起来;三是相应进行各领域的改革;四是不断强化和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行政审批的制衡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五是在审批改革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合作,限制政府越界,做好公共服务。   至于广东的行政审批改革试点能否发展为在政治改革方面先行一步,要看中共“十八大”对政改的总体部署以及汪洋本人能否再上位,不过,从目前来看,广东作为政改先行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审批制度的改革必须比过去更大胆、更深入……审批制度改革表面上是改变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实质则是改革政府,是通过改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方式而对政府过大权力的限制,因而,它必须有相应的联动改革,简单取消多余的行政许可,只是最基础的一步。 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yl/tx120906_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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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的“南科大”
冯用军 2012-9-4 09:50
“难产”的“南科大”
9月2日终于拿到迟到的“准生证”,生出来了,这个过程,真是“怀胎五年”、“金秋收果”啊 不过,这个“早产”的“生命”,估计办几年,也就是“深圳第二大学” 9月2日,广东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迎来开学典礼,并在典礼上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筹建了5年之久的南科大正式成立。南科大今年录取的188名新生全部到该校报到,日前已经结束军训,于9月3日正式开始上课。 南科大自2007年5月启动筹建,2012年4月16日,教育部同意正式建立。 在今年的本科招生中,南科大采取“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注重考查学生的想像力、洞察力、注意力、记忆力等综合素质,其自主测试考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校长朱清时勉励2012级新生,要以世界前沿眼光、国际一流标准,去要求自己、衡量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学业成绩。要培养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只有成就品格之大道,才能成就学问之大道。希望同学们能够成长为真正有国际视野、独立思考能力、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修养的创新型人才。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之路从这里开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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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广东河源频发地震 专家称系50年前主震余震
maokebiao 2012-9-3 08:47
中新社河源9月2日电 继今年2月16日和8月31日,广东河源市源城区、东源县交界处分别发生4.8级和4.2级地震后,2日凌晨3时17分50秒,该地区又发生3.5级地震,震中位置为北纬23.8°,东经114.6°,震源深度12公里。   广东河源市地震局专家称,今年以来,该地区连续发生的三次地震均为水库地震,是人类蓄水活动诱发的一种地震,影响范围比较宽广,这三次均为主余震型的地震,是河源新丰江水库1962年3月19日地震主震的余震,未来还会发生小震,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不会超过50前的主震级数。   广东河源市新丰江水库又称万绿湖,是供港主要水源之一,始建于1958年,翌年10月20日蓄水。蓄水一个月后,开始出现地震活动,随着水位迅速上升,地震活动相应加强。当水位首次接近满水库高达110.5米时,遂于1962年3月19日4时诱发6.1级地震,造成1800余间房屋倒塌,85人伤亡。   今年2月16日2时34分和8月31日13时52分,该地区分别又发生了4.8级和4.2级地震,2.6级以下的余震达100多次,但至今没有收到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报告。   当地震地震局专家称,此次地震还是主余震型的地震,近期没有大的地震发生,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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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胎女孩可生二胎】加剧男女比例失调
热度 3 outcrop 2012-8-28 17:26
博友讨论农民头胎女孩,可以二胎的政策是否影响男女比例,这个话题有意思。 自然选择的话,农民无论是否开放第二胎,出生男女比例都是1:1 这是建立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无人为干涉,纯理想条件下的结果,没问题。 但这种政策顶不住各种产前性别检查+选择性堕胎流产。 实际上这种人工干预的情况,第一胎都有。 广东2007年发布过数据:第一胎男女比例13:10,第二胎男女比例高达 9:5 ! 这里面显然有严重的人工选择迹象,二胎人工选择更严重。 当然,如果没有头胎女儿准生二胎的政策,这个严重的人工选择,会不会转移到一胎里去,也不好说。 但一般人可能不大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去对头胎进行过多的人工选择。 延伸阅读: 广东男女比例失衡日趋严重 第二胎男女比例9:5 =============================关于博主============================= 博主的主要兴趣是:知识管理;相关兴趣有:语义网、机电及DIY、哲学与心理、信息安全、科幻等。 我的常用博客在科学网 (访问可点链接,下同); 新浪微博是@outcrop ,欢迎互粉;建了一个超级QQ群:17662971,希望能闲聊无白丁,欢迎加入;自己打理着一个 机电工程师 小网站,欢迎来玩。最近在科学网关注“ 科学网大学 ”,欢迎加入 科学网大学群组 讨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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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的派别特点
热度 2 胡业生 2012-8-21 14:26
北京的博友文章都是敢说的一排 处处显示出自信。广东帮一派处处显示着另类。南京帮处处是智慧和温和。上海派关注海外的举动是主要兴趣点。东北学派主要是科研展示和创新演示。西部大多是负面的抱怨和不满情绪。其他各派打酱油的学习的配角是自我定位。院士里除掉李小文可与互动之外,其他都不理会人。少数准院士也是高高在上,有北京的爷-大爷的思维逻辑。新的文化圈基本上可以这样划分:北京文化圈:自信、自我,霸气根源与资源垄断带来的优越感膨胀亦有与燕赵文化悲歌一脉相通;西北文化圈:悲壮、厚重根源于环境的无奈;西南文化圈,逍遥乐天与与楚文化印记;东北文化圈:真挚,奋进;东南文化圈:高雅、温和智慧有有淮扬文化基因;华南文化圈;桀骜不驯和灵便融合。中原文化圈;低调内敛。海外文化圈: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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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发送【3000万】条台风预警短信
outcrop 2012-7-25 09:54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省政府应急办的要求,广东移动配合气象部门,连夜向深圳、中山、珠海、江门、云浮等预计受影响最严重的五个城市移动用户发送预警短信 3000万条 ,第一时间向市民发布台风动态、及时提醒市民做好防范。同时,广东移动还首次通过移动微博、无线城市等信息化平台向广大用户提供防台防汛的信息服务。 但是 ,《北京气象局回应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存技术障碍》,在北京特大暴雨汛情通报会上,针对媒体关心的能否给每个市民发一条提醒短信,北京市气象局负责人表示,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尚有技术障碍,北京人口特别集中,发送短信的基站却十分有限。若接收到短信时灾害天气已经结束,预警也没有意义。 所以说,短信预警不但技术上可行,而且经受了实践检验。 延伸阅读 北京气象局回应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存技术障碍 http://news.163.com/12/0723/03/872LRKU20001124J.html 广东发送3000万条台风“韦森特”预警短信 http://news.163.com/12/0724/14/876DP8G10001124J.html =============================关于博主============================= 博主的主要兴趣是:知识管理;相关兴趣有:语义网、机电及DIY、哲学与心理、信息安全、科幻等。 我的常用博客在科学网 (访问可点链接,下同); 新浪微博是@outcrop ,欢迎互粉;建了一个超级QQ群:17662971,希望能闲聊无白丁,欢迎加入;自己打理着一个 机电工程师 小网站,欢迎来玩。最近在科学网关注“ 科学网大学 ”,欢迎加入 科学网大学群组 讨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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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无锡南长古街(1)
热度 1 ssglwu 2012-7-8 09:34
悠悠岁月——无锡南长古街(1)
吴国林 一直想去无锡,想走在古古的石阶上…… 昨天第一次到达无锡,走在南长街,看到了无锡那悠长的过去,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沿着南长街多走几步,就会直见江南水乡人的日常生活,有别于北方、广东与四川的生活方式。主要想理解 长三角的文化,并想与珠三角文化进行比较。 南长街,不用多说,看照片,分几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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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广东事业单位改革触动“奶酪”
whyhoo 2012-6-3 21:11
“改革深处是资产,改革难处是人员”,目前的 事业 单位改革仍然没有涉及核心领域   广州市南源街社区卫生中心,在事业 单位 分类改革后焕发了“第二春”。   作为一个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南源街社区卫生中心去年10月被划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核定40个事业编制,享受全额财政拨款。 分类 后,财政按照编制人均拨款7.9万元,医护人员从原来的27个上升到34个,实行收支两条线。   “ 改革 压缩了医生趋利的空间,一些‘明星医生’的收入不如从前了,但中心的服务能力却明显增强。去年中心日均门诊量200人左右,今年已经突破了300人。而且,我们还吸引了中医药大学的博士。”中心主任庞健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在以前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    广东 是全国最早开展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市之一。2006年,国家确定广东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2007年,《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和《广东省省直事业单位模拟分类目录》相继出台,2010年又对分类进行了细化。目前,省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展顺利,深圳、佛山市市直单位及部分区县已率先完成,全省分类改革预计将于年底前全面完成。    公益 与市场进退有据   科学分类,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第一步。据广东省编办介绍,该省根据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事业单位分为行政类、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其中公益类事业单位又分为公益一类、公益二类、公益三类三个类别。公益一类不得从事经营活动,由政府财政保障;公益二类经费由政府支持,部分通过依法经营获得;公益三类则基本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相应支持。   在群众最关心的医疗卫生领域,乡村卫生院、 城市 社区卫生中心、职业病防治中心和疾病防治控制中心被划为公益一类。目前,村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中心已核定机构2255个,核定编制15.4万个,医护人员工资待遇均由当地财政支付,既吸引了人才向基层流动,又有效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南源街社区卫生中心负责辖区内5万多人口的基本医疗服务,改革前自负盈亏,医生的收入和中心的经营情况挂钩。“分类之前,政府按照社区人口人均年25元的标准购买服务,要求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免费体检等公共卫生服务。可这一块一直在亏本运行,医生们不愿意在公共卫生服务上投入太多精力,不少人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更好地提供服务”,庞健说,改革后新的制度扭转了这种局面。   为杜绝“大锅饭”带来的效率低下,社区中心制定了详细的绩效考核分配方案。其中,非固定性奖励性绩效工资被量化为医疗、计免、公共卫生及特别奖励四部分,公共卫生部分即占近40%,以引导医生更好地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满足社区居民健康需求。   改革引导划归公益的事业单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更多、更好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上,增加了事业单位的公益性。同时,改革也让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事业单位脱胎换骨,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2008年12月,成立近50年的广州杂技团转制为企业,从市场上谋求生路。当时一位杂技演员在博客上写道:“我们感到像一个孤儿,被父母抛弃了。杂技事业靠自己不可能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更没有条件去打造任何艺术精品,现有的杂技人才、创作人才和管理人才也会大量流失。毫不夸张地说,不出半年这个团就会名存实亡!”   但结果并非如此。转制仅一个月后,杂技团就在北京连演14场《西游记》,收入超过150万元,这与以往的市场收益形成“天壤之别”。广州杂技团团长曹建平说:“改革前我们不大考虑成本,《西游记》用了260多名演职员、8个货柜道具。转制后,我们压缩成六七十人,道具两个货柜就搞定了。”   走向市场的不仅是节目质量和营销策略,还有杂技团的管理制度。转制后,杂技团实行绩效管理,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改变了从前“大锅饭”下大家逃避高难度动作的情况。曹建平说,演员们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创作出许多符合海内外市场需求的精品,《亚运小子》《英雄小子》等都是改制后创作出的优秀剧目。    “坚中有坚”待突破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难度和阻力也日益增强。“分类中,公益三类的想往二类走,二类的想往一类走,一类的想往公务员走。依赖财政供养的惰性心理仍然很顽固。”广东省编办一位负责人说。   在依赖财政的心态下,当改革的剃刀触碰到改革者身上时,就显得“钝弱”了。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改革仍然没有涉及核心领域,一些问题仍被悬置,一些制度设计的可行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首先是少数由财政供养的机关幼儿园“特殊化”。多年来,广东省8所机关幼儿园每年享受财政6000多万元的拨款,其特殊化待遇一直是舆论焦点。在此次分类中,这些幼儿园仍然在事业单位名册当中。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陈天祥认为,这几所机关幼儿园服务对象非平民百姓,既然没有提供公共服务,则无权享受财政供养,“事业单位改革中存在特例,这影响了改革的公信力。”   其次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探索。广东专门出台了相关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一方面,通过淡化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行政隶属关系,逐步打破事业单位的体制束缚。另一方面,以理事会方式吸纳社会精英和服务对象对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监管。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陈那波认为,这两项制度的创新针对的是事业单位的“管办不分”,把事业单位的事权独立出来,规范其运行,还原公益属性。   然而实际操作中,一些试点“先行者”提出了疑问。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吕玉波告诉记者,事业单位不是经济实体,董事会制度的设计初衷很好,但如何操作是个挑战。例如,在目前的体制下,院长的任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决定。那么改革后,董事长谁来决定?董事会是否能决定院长人选或在院长人选上有话语权?再如,董事会应有财务预决算的权力,但事实上,财务的把控还是在行政主管部门手中。   “改革必将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原主管部门往往不愿意放权。如果新旧关系没有厘清,改革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陈那波说。   其三是综合执法队伍的分类和归属问题。广东是综合执法试点地区,文化、交通、国土、环保、食品、药品等6个领域的综合执法队伍编制达数万人。这支队伍尽管从职能来说属于行政执法范畴,但仍纳入事业编制统计。在机构限额、编制总额“两不突破”的硬要求下,规模庞大的综合执法队伍无法回归公务员序列。何去何从,短期内尚无有效方案。    动态调整事业单位定位   在此次分类改革中,广东设计了一套严格针对公益类事业单位的监管体系及退出惩罚机制,并通过动态分类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打破事业单位手中的“铁券”。   通过建立事业单位网上监督管理系统,广东实现了省质监局、社保局等13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联检部门交换数据、联合监督,促进了行政审批由串联式向并联式转变,事业单位监管体系由静态性、单一性向交互式、网络化的扁平管理体系转变。   实施动态分类管理的目的,是检查公益类事业单位不得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性活动。今年初,广东省编办在审核中发现一家事业单位有100多万元的非正常收入。编办立即启动审查,查清收入来源。一旦证实该收入为经营性收入,那么这个事业单位将被除名。   广东省编办负责人说,以动态分类管理的手段强化监督,意味着事业单位的分类不是一成不变,如果事业单位偏离公益方向,或者超编制、超经费、有不正常盈余,将对其进行清理、整改或者降低类别。   陈那波认为,动态分类管理加强了对事业单位的监管约束,为事业单位建立了退出及惩罚机制,有力保障了事业单位的公益性,从而推动事业单位的健康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改革深处是资产,改革难处是人员”。在经营类事业单位回归市场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虽然“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的举措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改革的平稳,但由于现实中企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水平差距较大,养老问题仍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之一。尽管国家层面的《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已出台,但各试点地区仍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积累操作经验。   专家认为,如果养老金待遇水平差距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么矛盾很可能在“新人”退休时集中爆发,因此建议使用分段式计算方法。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蔡立辉建议,将员工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年限和企业工作的年限进行加权,以此计算其退休待遇。比如,某人在事业单位中已经工作20年,事业单位转企后将在企业工作20年,事业单位退休后工资为5000元,企业退休后工资为2000元,那么其退休的收入待遇应为3500元。动态的养老金制度管理避免了按时间段“一刀切”带来的问题,也可促进事业单位人员的合理流动,避免出现“59岁”现象。 原文见 http://www.chinareform.org.cn/area/inshore/Practice/201206/t20120603_1435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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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刘胜军:经济转型的广东实验
whyhoo 2012-5-31 09:03
近年来,面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上升,中国中央政府决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主线,这是极为必要的。方向虽明,但转型不会自动发生。如何突破“知易行难”,将转型落到实处,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攸关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社会稳定。 也许幸运的是,广东最近几年的实践,为下一个十年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以东莞、深圳等城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堪称“中国制造”的重镇。珠三角的制造业起步早,也最早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导的“广东实验”,既有主动为之的战略远见,也有不得不转的现实压力。概而言之,这场实验所体现出的“转型领导力”包括以下要素。 一、正确的方向。面对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把矛盾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腐败和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否定市场化路线的主张。为了吸引民众支持,这些人描绘出“均贫富的民生路线”,对底层群众十分具有迷惑力。重庆的“唱红打黑”即为典型,这种模式以目的的正当性来掩盖其对法治的践踏和对纳税人公共资源的滥用。另外一种观点则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因而解决方法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汪洋非常鲜明地表示,广东将继续坚持改革把开放作为未来发展主导思路。 二、摆脱GDP崇拜。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对GDP增长顶礼膜拜,因为这不仅关乎政绩,也能带来税收和官员个人利益方面的好处。片面追求GDP,甚至不惜破坏环境、践踏社会公平,无疑是不可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商品消费数量,更要关注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人的潜力的发挥。科学发展,要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本届广东政府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汪洋说,“广东现在不打经济仗了,江苏愿意超广东就超吧。” 5月9日汪洋的党代会报告只有1.6万多字,报告全文没有用一个数据,只用十六分之一的篇幅来总结成绩。上行下效,这无疑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基层官员的GDP崇拜思维。 三、突破政治周期的狭隘观念。官员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事情,中外皆然,这是官员的个体理性,也是政治周期的必然。但如果官员都采取“击鼓传花”的做法,矛盾将不断积累直到失控状态。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忧心:“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从当前事态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汪洋谈到经济转型时曾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鉴于转型任务的长期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表示:“推进转型发展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在沙滩上晒太阳。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实事求是的勇气,没有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不可能取得成功”。 四、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塑,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国企改革、三公消费改革、教育改革、金融改革莫不如此。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汪洋的文章《探索广东特色之路》,文章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说其艰巨,是因为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容易,是因为“自我否定”的不容易,更因为新路探索的不容易。比如,囿于传统利益格局,不愿转;不具备知识能力,不会转;体制机制约束,不能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五、重塑体制。管理学上有一条原理: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对政府官员而言同样如此。不管和谐社会的口号喊得有多响亮,只要不改变现行的体制,类似乌坎事件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汪洋表示:“要更新观念推动转变,也要靠机制倒逼促进转变;要制定政策引导转变,也要学习培训学会转变”。要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必须从改变官员的激励机制入手。长期以来,只注重口号呼吁,忽视考核机制的引导,是改革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只有设计出符合官员利益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得官员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不是阳奉阴违的阻力。 六、小政府,大社会。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势政府的主导作用,即“政治经济一体化”。这一模式导致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不断加深,结果政府本身即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滋生腐败的主因。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转向“看不见的手”,退出经济活动,致力于维护法治和公平竞争。汪洋表示:“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首先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头上开始。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强化民主法治……不能让权力“寻租”扭曲市场经济。”政府自身的改革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应该自上而下推行。 七、观念突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场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中,政府本身的改革处于漩涡的中心。要实现“政府自己改革自己”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离不开政府观念的突破。执政者应该克服“政府万能”的思维巢臼,放权让利于民,让人民自己去追求幸福,这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汪洋的这句话在中国得到广泛引用。只有把政府和人民的位置摆对了,政府才会接受社会监督,才会真正“为人民服务”。 广东这一届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正视社会问题,重申改革开放路线,直面既得利益的阻挠,强调通过体制改革引导转型,将口号转化成行动,摒弃GDP崇拜,“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革新政府观念,树立民众权利意识,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这都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改革亟需的领导力要素。 原文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806
个人分类: 经济|83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广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制度创新的启示
whyhoo 2012-5-17 11:08
——基于制度生态视角的个案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生态视角分析发现:在我国 城乡统筹 问题上,市场无力而农村社会发育不足,政府治理变革成为主要动力。 广东 的经验揭示出:市县治理是最佳的统筹空间,政府变革可以显著推进城乡统筹,地方政府治理变革要紧抓职能重组与机构再造,正视制度创新困境,关键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分工,以组织系统学习能力的提升来激发内部动力。制度生态对制度创新具有约束与激励作用,而制度创新对制度 生态具有适应与改造作用,广东虽面临一些亟需破解的问题,但良性的制度变迁路径已经确立。 自建国伊始因偏重培育工业而形成的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形成的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相互叠加,使得我国的城乡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错综复杂。城乡矛盾归根结底是制度安排的问题,传统制度体系已不再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无论城乡,均看到了变革制度可能带来的正向预期收益,所以,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成为破解我国城乡问题的最关键途径。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视角 人创造与创新制度,旨在规范人的行为和互动模式,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的持续产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变迁,从这个意义而言,制度创新是解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唯一工具与路径。 现有的制度体系是先前制度创新活动的积淀,并在路径锁定的机制下发生固化而进入的一个暂稳态,因为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可持续激励社会各个方面,节省交易费用。而当一项新的制度安排被社会核心力量判定为 “ 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 时,就会发生再次创新,从原先的制度稳态进入到新的制度稳态。 制度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各类制度创制主体的积极活动,主要有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等,还需要良好的制度生态环境与创制机制。由于城乡二元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就要建立一个纵向的、从国家到地方各层空间内的与横向的、各个方面创新主体参与的全新的制度安排。 城乡问题,已有的制度机制 —— 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与行政机制均应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分析索罗经济增长模型 ( Solow Growth Model)Y=F(K , L*E)(K- 资本, L- 劳动, E- 技术发展水平, Y- 国民生产总值 ) ,就可以发现:市场机制对消减城乡差距不仅力不从心,而且还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本、劳动力及技术进步,这些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在市场条件下只会向 城市 集中,因为资本逐利流动的天性、财富聚累的马太效应以及个体或组织唯利行为的取向,都只会加剧现有的城乡差距。市场追求的是投资收益效率,而不是社会公平,所以市场机制在 “ 实现城乡居民生存公平、弥补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提供均等公共产品服务、保障城乡社会稳定和谐 ” 等方面是 “ 失灵 ” 的。 吉登斯曾认为:物质剥夺会导致低层次教育和职业成就,而低层次教育和职业成就又会导致未来进一步的物质剥夺。 ¨3 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也表明,长期的发展滞后,导致了农村生活质量领域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双重匮乏,突出表现在: (1) 经济创收与消费能力低下,生活支出结构调整缓慢,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现代化生存能力较弱,就地致富与角色转型困难,挣扎在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 ;(2) 农民政治素养与参政意愿低,缺乏远见,导致农村社会成熟度较低、基层自治质量较差,呈现典型的 “ 社会发育不足 ” 。 “ 市场失灵 ” 与 “ 社会不足 ” 的同时存在,成为政府积极行为的基本价值依据与行为作用空间,这只 “ 看得见的手 ” 的作用必然成为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缪尔达尔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即追求区域发展的效率原则 ; 但当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应采取政策促进落后的地区与产业加快发展,即追求区域发展的公平原则。心 1 亨廷顿也认为: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与最传统的部分的区别,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即以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社会统一性。 ∞1 只有通过政府的统筹协调,将市场、社会中的力量凝聚起来,在追求发展效率的同时,积极保障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才能逐步打破城乡壁垒。 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我国行政文化传统促使政府成为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主体、制度生态营造者与制度机制维护者。但在 30 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进程中,政府治理模式转变滞后,突出表现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比较薄弱,未能及时弥补市场机制深化后出现的制度真空。旧职能、旧结构的政府已不适应当前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需要,政府必须先以内生性的行政制度创新推动自身治理变革,才能为城乡统筹提供好的制度体系支持。 广东省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实践中,已经开始通过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 二、个案描述 —— 广东省的探索 根据历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 1990 年来广东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的逐年增加, 2005 年达到 3. 147 : 1 , 2006 年在增长惯性作用下达到历年来的最高点 3. 153 : 1 ,但是随着 “ 十一五 ” 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增 速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出现回落的趋势。 2010 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 2005 年增长 68. 20/0 , “ 十一五 ” 期间年均增长 11. 0% ,增速比 “ 十五 ” 时期高 5.9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3. 028:1 。 详细分析 “ 十一五 ” 期间的城乡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广东省率先开始政府治理变革与试点实验是一个重要原因。为破解城乡问题,广东于 2005 年 4 月出台《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 “ 三化 ” 建设的决定》, 2008 年 12 月《 珠三角 发展规划纲要》把中山、佛山、惠州定为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的试点市,授权三市 “ 科学发展,先行先试 ” ,珠三角再当 “ 试验田 ” ,并将以 “ 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 ” 战略,实现省域内的城乡统筹。 在 2005 年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号召后,湛江、河源、惠州、佛山等地先后培育出大量的国家级、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乡村发展显著加速。中山市 2010 年 “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 与 “ 城镇化 率 ” 已经分别达到 1. 80 : 1 与 86.7% 。 41 ,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都要高,并基本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社会管理一体化。珠海、江门均以积极改革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优化管理流程的方式来落实城乡统筹。实践发现,作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变量之一,政府应该是明晰责任、行动有效、服务全面、响应及时的强政府,但强政府并不等于 “ 大政府 ” 。已有研究早就指出,一个地区行政管理职工占社会职工的比重越高,行政管理费占 GDP 的比重就越高,即政府机构越庞大,该地区的经济就有可能越不发展。 2009 年广州、深圳、佛山先后实行大部制改革,广州市政府部门由 49 个精简至 40 个,深圳由 46 个精简至 31 个,顺德由 41 个精简至 16 个,此次改革重在政府职能的调整与管理层次的减少、管理幅度的增宽相统一。以深圳为例,此次职能与机构同时调整,纵向 —— 减少了行政层级,横向 —— 实行了 “ 行政三分 ” 。广州、深圳、顺德的政府治理变革强调既要 “ 瘦身 ” 更要 “ 健身 ” ,其核心经验为:为促进城乡统筹,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职能机构重组、工作流程再造等途径,从传统的科层结构脱胎换骨为现代的科层结构,全面履行好 “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 职能,并做到分级分层、各有侧重。 2010 年 1 月,广东省农村工作会议决定以 “ 城乡产业、基础设施、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就业社保、生态文明、社会管理 ” 七个 “ 一体化 ” 为组合策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 同时省政府决定选择广州新塘镇等 6 个特大镇进行简政放权与富县强镇试点,强调乡镇主要履行 “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推进基层民主 ” 四大职能,并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最核心,以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城乡统筹。以上政府治理变革的努力逐步显现成效,表现为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回落、农村公共事业稳步改善,珠三角率先实现城乡全面一体化,等等。 三、个案分析 —— 广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经验 ( 一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市县政府层级的治理变革是最佳的突破口 广东实践揭示,统筹城乡发展,乡镇区域空间太小,省域国域空间太大,市县治理空间较为适宜。市县政府既要承接中央省级政府管理,执行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又要面对实体市场与社会组织,与多样性的地理、民生、文化及制度生态环境相联系,作为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连接部,市县政府的治理变革可以最有效地降低地方行政管理成本,提升区域行政管理收益,与市场、社会在互动共赢中真正完成 “ 打破二元结构、建立和谐社会 ” 的目标。 通过 “ 省直管县 ” 的管理层级调整,地级市将被取消,县辖域将逐渐合并,管理幅度增宽,行政层级减少,符合当代组织管理的大趋势 ; 而且市、县将逐步获得同等行政地位,淡化了城乡分治设置的差别,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市县政府职能调整与机构重组中,还要逐步理顺乡、镇的关系以作为微观制度环境的配合,可通过 “ 乡 ( 镇 ) 改区 ” 的探索,逐步减少乡村与城镇的行政治理区别,以及逐步并轨村委会与居委会管理模式,淡化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改良中微观制度生态,才能使市县治理变革产生质的突破。 ( 二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治理变革可以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城乡问题已达临界点,必须果断采取措施打 破现存的制度自均衡条件,以消减城乡差距的负性累积所形成的 “ 循环逆流效应 ” ,避免城乡社会的 “ 零和 ” 博弈结局。广东实践揭示出,市场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差距作用甚微,城乡统筹就是要重新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而政府尤为重要,政府的行为价值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失灵 . 、社会自治能力低弱与公民理性无知的不足,运用宏观政策等管理手段来协调城乡发展。政府通过资源再配置的功能与优先发展农村的政策,矫正原先的体制扭曲,才能把城乡 “ 二元分治 ” 的模式渐进地转变为 “ 一元共治 ” 的模式。 广东一直担当改革的排头兵,全省 “ 思想解放大讨论 ” 为政府变革提供了心理预期环境与制度创新空间,而深圳、广州、顺德等市县政府一直具有积极的自我学习能力与创新行政文化,能主动适应制度生态的各种变化。广东省的实践探索表明,政府治理变革能够有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制度创新的效益溢出有助于在全省形成良性的制度变迁循环与改革福利递增效应。 ( 三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治理变革应以职能与机构变革为创新核心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调研组指出:城乡统筹发展最基本的保证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 薄贵利认为:应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核心定位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城乡统筹。随 3 广东探索揭示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治理变革要重点改革那些在功能与效果上妨碍城乡公平的政策与体制。首先,调整政府职能,以大部制为思路,从大农业管理人手,将原先分散在多部门中的农业农村管理职能进行合并重组,明确定位到 “ 培育市场机制、监控经营秩序、确保粮食安全、保障乡村民生、维护社会安定 ” 。其次,职能调整要以机构的再设计为必要的框架支持与组织保证,整合原先碎片化的涉农管理机构,简化工农产业的转化管理,才能实现以工促农、工农联合的职能目的。 ( 四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应走超越西方的新路径 西方政府改革的路径,一直存在着主张弱化政府管理、推崇小型政府的 “ 斯密政府观 ” 与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应对市场失灵的 “ 凯恩斯政府观 ” 的反复交锋。从 “ 守夜人 ” 政府 ( 斯密政府观 ) 一 “ 国家干预主义 ”( 凯恩斯政府观 ) 一企业化有限政府 ( 新公共管理运动,斯密政府观的发展 ) ,是对政府价值与功能的反复思考的 “ 一个半循环 ” 。此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深陷金融危机,政府管理暴露出许多弊端,新凯恩斯政府观的呼吁之声鹊起,必将促进西方政府改革完成再下个半圈的发展,画完螺旋式上升的第二个环。 广东已有的探索揭示出,我国政府治理变革首要的路径思考就是把政府的报酬递增建立在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报酬递增的前提之下,以促使制度变迁良性循环。由于在早先的计划经济形态下,政府管得太多、统得太死,是一个机构庞大且无所不管的政府。现在,虽然城乡统筹需要政府大力作为,但不能成为政府逆向回归、盲目扩张的借口,我国政府变革的制度创新应超越西方国家反反复复的纠结争锋,而应直接切入 “ 精、减、瘦、强、高、好 ”( 精行政职能、减行政成本、瘦行政机构、强公共管理、高工作效率、好服务质量 ) 的新路径,完成向现代化的责任型与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螺旋式上升进程。 ( 五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面临变革自我的制度创新困境 诺斯 “ 国家悖论观 ” 指出,政府改革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与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因为由 “ 理性经济 ” 的官员所组成的地方政府在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会首先追求部门 ( 或个人 ) 利益。同时,政府作为民众的代理人,因掌握优先信息资源,委托代理问题也极有可能发生,从而导致行为越位和信用缺失。 当前,国家发展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变革以响应环境要求、适应环境选择,各级政府为了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与价值收益,具有创新的主观动力。作为城乡问题的成因之一,政府集变革的主客体于一身,要通过发起变革来变革自我,成为新制度的创制者、执行者与承担者,要努力调整自身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力求以 “ 正内部性 + 正外部性 ” 的良性体制创新路径,最终才能达到新高度水平的制度均衡。但这个过程中困境重重:现有治理制度本身就会形成 “ 自我增强 ” 的正反馈效应,政府人员出于思维、行为习惯而趋于保守就会形成技术锁定效应,既得利益集团力求巩固旧制度以维持高收益就会强化与政府内部个别寻租者的共谋,单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较高,而其他地方政府或社会组织 “ 搭便车 ” 行为又普遍存在。所以,只有发挥制度环境的激励作用与政府组织自主学习能力两方面的积极因素,才能打破现有的制度惯性依赖,通过部分市县政府的主动创新,引发促进 “ 邻里学习 ” 的示范效应,再通过变革效益溢出,形成制度创新的规模收益递增,逐步用新的制度体系替代旧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良好的新制度供给。 ( 六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治理变革的难点在于组织系统学习能力的提升 目前政府的行为边界并不是成熟的市场与社会的合理约束下的边界,而城乡统筹任务则要求政府治理变革必须同时正视 “ 市场失灵 ” 、 “ 社会失灵 ” ,政府要探索行为的理性空间,与市场、社会合理分工,帮助市场机制与公民社会不断成长,当市场非正常失效领域逐步缩小,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逐步提升,政府行为边界就要不断调整,以实现行政管理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这就对政府的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当组织文化缺乏进取精神、组织成员缺乏学习能力时,制度创新就很难实现,就会出现布坎南所说的 “ 政府失败 ” ,如公共决策失误、工作效率低下、政府机构扩张、寻租活动普遍等。要克服 “ 政府失败 ” ,就必须通过硬技术手段与软理念环境相结合以鼓励制度创新,发展组织的系统学习能力以应对制度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关键难点。所以,政府治理变革需要技术手段支持、资源配置控制与政策探索空间,需要市场与社会的配合以及自身运作模式的转变。广东的探索充分地说明了这点: 1997 - 2003 年,广东省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 30. 9% ,超过了同期全省 GDP 及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说明在增量经济资源中,流向政府的比例越来越大 ; 行政管理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也不断增加,说明机构一直在膨胀 ‘ 明,原因主要是想做到一个 “ 全责全能型 ” 的政府对呈级数增长的社会管理事务压力的一种被动反应。而 2003 - 2010 年,在管理任务爆发性增长的同时,行政支出增长率低于 GDP 增长率,说明成本控制逐渐收效。分析原因,主要是 “ 有限责任与效率效益 ” 理念在全省确立,通过 “ 大部制 ” 改革,调整职能、严控编制,电子政务管理能力显著改进等,使得 2004 年、 2008 年两次政府治理变革的成效快速显现,并得到巩固。 卡斯特 (F.E.Kast) 曾指出:行政组织有计划的变革必须要考虑三个因素 —— 效益、效率和组织成员的满意感,即使是顺应时代的变革,如果缺乏内部支持,改革也很难成功。广东多年改革试验田的行政文化,为制度创新提供一定的系统学习 “ 试误 ” 空间,公务员绩效考核的机制也比较灵活,广州、深圳、顺德等地的干部已经形成创新的习惯,其他市县也有强烈的模仿与学习意愿。先前的制度创新营造了良好的中微观组织学习与创新环境,使得治理变革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政府组织与成员在过程中不断收获成就感与满意感,具有了更为积极的创新意识与动机,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广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的启示 广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比其他省份更早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城乡问题,部分市县政府就行动起来,因受到岭南思想文化的影响,重实用、重成效的制度创新被优先试用,并得到快速推广。从广东的探索历程,可以发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必须紧抓制度生态环境给予的机遇,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起来,以增加新制度的有效性与生命力,在新制度创制、执行的运作过程中积极影响作用于整个制度生态体系,并在制度变迁的动态进程中寻求新的制度均衡,才能巩固制度创新目标的实现。 ( 一 ) 制度生态环境对制度创新的制约与激励 目前,行政体制的变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符合时序的正常状态。基于制度生态视角,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直接反应,而政治与行政制度是生产力状况在上层建筑的反应,在制度生态体系中居于更高的等级地位,其变革速度必然是滞后的。由于制度是 “ 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 ”‘”3 ,现有制度体系基于惯性会对新制度的创制产生很大的约束力,只有在制度生态环境中积累了足够多的制度创新诱因,正如现今经济变革被行政制度束缚而期冀有所突破的情境中,行政制度的变革才会被提上历史进程,而最先看到创新收益的地方政府会率先尝试,当地的制度文化小气候则决定了具体路径的选择。 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试点实验中采纳了 “ 大农业 ” 管理体制,撤并了 4 个部门,整合了 6 个部门,但仍按 “ 市县区乡镇 ” 结构实施行政管理 ; 而东莞自 1988 年起,一直实行市直管 28 个镇与 4 个街道办,中间未设区 ( 县 ) 层级,镇 ( 街 ) 拥有较充分的管理自主权与决策权。这两种不同的行政层次安排,目前看来均运作良好,但其管理效益与行政成本如何、是否都能有效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尚有待在未来的实践中回答。所以中央统筹城乡的战略,必须由各级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的制度生态实际去落实,各地资源禀赋不同、文化积累不同,微观制度生态差异显著,政府治理变革必须在本地制度供给与需求互动的制约与激励中,通过创新实验来寻求新的制度均衡。 ( 二 ) 制度创新对制度生态环境的适应与改造 当一种新制度应制度生态环境的要求而产生,与原有制度体系的相容度越高,它在制度环境中的适应性就高,就被接受的越快 ; 而当一种新制度越是具有突破性,它的适应性较低,被接受的速度较慢,但它们对新的制度生态均衡的贡献都可能很大,关键在于新制度对促进社会变迁的有效性的高低。所以,各地方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是根据本地的制度资源状况做出 SWOT 分析后,再确定各自的行为策略,具体路径可能不同,但是彼此呼应的创新浪潮可以产生制度变革的集群化正效应,即任一地方政府的率先改革都能产生空间外溢 ; 相邻政府之间在良性竞争状态下会相互激励,实现改革收益的繁殖效应,即改革福利边际递增。 Besley 与 Case 用委托一代理模型研究政府改革,指出理性的政治家往往会采取跟随邻里策略。 ‘“3 这样,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既有相互竞争,又有相互学习的行为,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能够实现总成本与边际成本都不断降低的良性循环,从而改善了整体的制度生态环境。 ( 三 ) 未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的几个亟需破解的问题 1.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地方基层政府怎样实现统筹与竞争的统一 ? 统筹城乡发展,在一省辖域内,既要保证耕地面积、发展现代化农业,又要发展现代工业服务业,就需要在全省内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对各市县已有的产业分布进行综合调整,但是各市县政府为了本地方的利益,彼此之间一直存在激烈竞争。市县政府 “ 如何响应全省的城乡统筹安排 ? 如何进行彼此之间的良性发展竞争 ?” 是未来亟需解答的重要问题。因为 “ 统筹 ” 是破解二元社会的基本策略,而 “ 竞争 ” 又是行政组织活力的源泉, “ 统筹 ” 与 “ 竞争 ” 的良好协调,才是促进行政体制不断变革的矛盾动力源。 2.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成本与收益怎样核算 ?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是一项复杂工程,作为要对纳税人负责的政府,就必须对制度创新的成本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与预估。各省级政府应安排专业的绩效核算工程师完成本省的政府改革项目绩效核算,建立制度创新的成本函数,搜寻扰动项的干扰规律,将创新成本的研究与治理变革的试验结合起来,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动态测量计算与数据反馈,将其建设成为控制政府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工具,以便科学地设计治理变革的内容、程序与执行方案,这样,才能低成本、高效益地完成制度创新。 综上所述,政府治理变革的制度创新将成为破解城乡二元问题的金钥匙,而这把金钥匙正在被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打造,并将开启通向我国宏观管理水平新飞跃的大门。 原文见 http://www.chinareform.org.cn/area/inshore/Report/201205/t20120516_1417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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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广宁竹海大观(2)
热度 1 ssglwu 2012-5-16 08:28
游广宁竹海大观(2)
吴国林 下面是游广宁竹海大观的第二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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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广宁竹海大观
ssglwu 2012-5-8 21:33
游广宁竹海大观
吴国林 广宁竹海位于 广东肇庆市广宁县,是全国十大竹乡之一。栽培竹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考证,在春秋战国晚期就开始有竹子栽培和利用的历史。 今年五一期间,从广东直接驾车去了广宁,竹海令人心旷神怡。下见第一部分图片,由于今年雨太多,水不清,但风格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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