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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5）: Huarong1940 2012-4-27 21:57;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15日星期二一整天哪儿也没去。上午在宿舍给ＨＹ弟写了一封信，学习《毛著》。下午，我们小队全体讨论昨天的运动事件，我们之间的看法也有分歧！周HX又来了一趟，与我们讨论他们厂内文革的事。看来，大家都一样，政治运动都经历了不少，从未遇上文化大革命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的！ 1966年11月16日星期三一早全队开会，决定后天出发开始试验性的行军，为期10天，目标峨眉山。我和G、H受小队委派，探路和去市委请求步行串连的协助。在市内跑了一天，从市委领取了地图和一套路上散发的宣传品。买了几尺红绸布，做了一面路上打出的红旗。成都这一带冬季多阴雨，我在街上买了一把塑料雨伞，因为脚上穿的布面胶鞋鞋底已磨穿，又买了一双回力牌篮球鞋，这鞋有一层很厚的海绵垫，肯定适合走长路穿，虽然价钱贵些（约10元），还是咬牙买下了。晚上，拿出针线盒，为新买的雨伞缝制了一个布的伞套，以便把雨伞插在背包的侧面。 1966年11月17日星期四今天报纸头版的新闻是：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步行进京串联的小将，周总理说：“毛主席支持革命小将们步行大串联，今冬试行，明春推广。” 想不到这个好消息却引发我们队里一场风波。好几个人都认为：看样子，春节前后中央就会停止火车载运串联的师生，因此要立即放弃步行去昆明的方案，改乘火车去重庆、广州等地。总之，他们想趁尚能坐火车的机会，多跑几个城市。最后，坚持执行原计划的只剩我和Y两人。据分析，他们的想法有3点：①利用全国大串联的机会，来一次免费大旅行，尽量多游览几个大城市；②害怕西行路线太艰苦；③担心在外串联的时间过久。而我们则强调：见了周总理讲话，更应该坚持步行串联。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了两个小时，意见不能统一。我和Y坚持己见，认为这分歧属原则性的，即使小队分裂也不能让步！当然，真理虽在我方，也还应该尽量争取说服对方。说老实话，我之所以极力主张步行，还有私下的想法：从西安到成都的一段火车，坐得我害了怕，再也不愿意受那份罪啦！再说，跑大城市能见到什么新鲜？不外乎人多楼房多，哪有西去的高山大河自然美景吸引人！？ H本来很赞成西线长征的计划，但他患有高血压，担心翻越海拔3200米的二郎山会出问题，我替他出主意说，峨嵋山金顶也是海拔3千多米，去那里尝试一下，若无不适，西线长征就有把握了。最终，S以队长身份总结：既然争论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将分歧暂时搁置，去峨眉山的试验性行军的计划仍不改变。我暗自想：虽然对方也知道自己的道理不硬气，但是经不住抱有①种想法的Q极力煽动，很可能造成小队分裂。去峨眉山可暂缓一下僵局，再说也要等应JC来成都时，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应JC是党支部书记，讲政治挂帅，想必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1966年11月18日星期五早8时从川医步行出发，出成都的西南角，刚过“武侯祠”，见路边张贴着中央的通知，其上写明：从11月21日起全国停止坐车串联。这么说，再过两天，想坐车也坐不成啦！正行进着的小队立即停下来讨论，十分欣慰的是大部分人的意见立即统一起来。因为，反正中央通知一下，“乘车跑点”已无可能，只好回到“西行计划”来。最后仅剩G一人犯拧，觉得西行太艰难不现实，坚持要即刻回头乘火车去重庆。在大家耐心劝说下，G毕竟孤零零一人拗不过大伙，嘟嘟囔囔很不甘心地随大家向峨眉山进发。我脚上穿着新买的回力球鞋，走起路来十分轻快，从北京带出来的另一双塑料底布鞋插在背包的背面，作为备用。我们一行7人排成一路纵队，我打头并举着红旗，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着。中午到达双流县城，大家进了一个小饭馆。G等经验老道地与老板交涉“包伙”。毕竟这里物价低廉，7人共出2元钱任由饭馆安排食谱，结果这餐饭有荤有素还有汤，大家吃得非常满意。自从离京以来，我们都住各地的大、中学校，在食堂吃饭，每餐缴4两粮票1角多钱（许多四处大串联的中学生娃娃无钱无粮票，接待站只好让他们白吃后签字挂帐），尽吃熬青菜下饭，肚里太缺油水，因此觉得这一顿是开了荤了！晚上寄宿于黄水河镇小学，老师和学生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晚饭前，H感觉身体不适有点发烧，我陪他到镇上诊所看病，大夫给他打了两针。睡觉在小学的教室里，拼接课桌当床，打开背包铺盖，由于走累了，睡得很香。 1966年11月19日星期六早晨6点起床，吃过早饭，告别了黄水河小学的师生上路。今天是徒步行走的第二天，H病还没全好，上午走得不快，中午在新津县城打尖。出成都后，一直走在公路干线上，沿途大卡车来往不绝，大部分是给川藏高原“三线”建设运送物资的，卡车的气动喇叭声音十分刺耳。这一路还见到许多卡车载着满车的人，听说这是去大邑县参观“地主庄园”的。路上也能遇见一队队步行的红卫兵，询问的结果，多是向延安和北京进发的。新津过后，道路有些崎岖不平了，小队里有4~5人发现脚底开始打泡。天色尚早，首先是B开始无缘故地发脾气，路经一个村庄时，他卸下背包往地上一墩，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了。大家只好依着他提前结束今天的行程，离开公路进村，夜宿双河场小学。我们跨进小学大门，小学生还没放学，大家坐在背包上稍事休息。小娃娃们下课出教室，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恰似参观“大红卫兵展览会”。晚饭是和小学教师们在一起吃的。因为是周末，饭后学校的员工们立即回家走空了。我们仍借一间教室作宿舍。早就听说长途步行后必须用热水烫脚，我和H来到到伙房，大锅大灶和我福建老家很相似，把水舀进锅，抓一把稻草塞进灶膛，点上火，不一会水就滚烫，赶紧叫大家来烫脚。一锅水不够，再烧一锅，不一会，我和H对瞅一眼十分可乐，两人都成了黑脸张飞。G先烫完脚，连忙张罗要顶替我们来烧火。睡前有个小插曲，H瞪眼发火，不留情面地批评Q自顾自当甩手掌柜。原来H的性格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且嫉恶如仇，我对他顿生好感。 1966年11月20日星期日今天是休息日，小学里空无一人，当然伙房也不开早饭。我们空腹行走15里，赶到彭山县城的一个早点铺子吃的早饭。这是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成都军区的那位参谋同志曾说，如果走了3天脚底还不打泡，脚板就已经磨出来，再走下去也不会起泡了。我今天脚板虽痛，但没有起水泡，看来可以归入此类，真是十分值得庆幸。脚没打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脚上的这双回力球鞋确实好，鞋底柔软合脚富有弹性；二是我走路步幅大，频率低，脚板磨的次数较少。夜宿太河小学。进校只见师生们在做纸花，为明天的一个烈士追悼会用。我们当即加入，做了大约一小时结束。这小学对我们的接待更是热情。晚饭后，和该校老师座谈，我们向他们大致了解本地的史地人情，介绍了首都和成都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形。睡前，Y居然从哪位老师那里借来一册《解放军歌曲集》，里面有全套的“长征组歌”，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连夜抄录，Y和H一直忙到深夜1点钟才完工。 1966年11月21日星期一吃过早饭，大师傅让我们稍等，他正烧开水以便给我们把行军水壶灌满。我趁这工夫帮他去挑水，因为在“四清”中有过充分的锻炼，不一会儿就把厨房的两个大水缸盛满，所以今早尚未出发已经浑身大汗。今天是步行的第四天，腿上劲很足，但是脚板却疼痛难挨。四天以来，每天走的路程不算多，平均一天只不过26公里。这是按公路里程碑计算的，若按当地老乡的说法，每天大约走6~70里，不知为何相差如此之多。今晚歇在思濛中学。脱掉鞋袜一看，脚底居然出了一个小水泡。计划明天宿在夹江，必须加把劲走足31公里，后天用不了一天就能抵达峨嵋县城。 1966年11月22日星期二早晨7：30出发，赶30里到三洞吃早饭。昨夜S闹肚子，这位仁兄因内急起来上厕所，不知怎地教室的门打不开了，慌忙中的他趿拉着草鞋踰窗而出。这话题成为大家一路的笑谈。S的脚癣犯了，在路上向老乡买了一双草鞋，歇下来时就穿草鞋让脚透气。走过复兴之后，同路的老乡建议我们沿着新修的铁路插往夹江，比走公路更近些。但是，上了铁路才感到，为了贪近而弄巧成拙，路基两边堆放了许多作为道渣的石子，只能在铁路正中踩着枕木走，一步踩一根捣着小碎步很难受，踩两根一步嘛腿又稍嫌不够长，急得我们只好一溜小跑。好在今天已是步行第五天，大家体力都已练得很足，一路上把赶集的老乡们一帮帮地甩在后头。结果今天的90里路程（地图上标的里程只32公里）下午4点就完成了。在夹江住接待站，原来是个旅店，条件相当好，厨房有烧好的热水，大家首先打热水烫脚。一歇下来，才感觉今天走得很累，早晨从思濛到三洞那一段尽是山路。几天以来，沿途经过的是川都平原地区，这一带农业基础好，粮丰猪肥，一年四季都可种菜，气候很象江南的亚热带。路过村头常见一种名叫黄角树的大树，昨晚在思濛中学听一位老师说，它的学名叫“榕树”。我不太相信他说的，据我观察，这树之大和树干形状的确很象榕树，但树叶却比福州榕树大4~5倍，最大的差别是不见树上有下垂的气根。公路两旁种着大量的桉树。四川省农村电气化程度远不如华北平原地区，我们这几天途经的较大乡镇和公社都没有电灯。其实这里离大城市成都并不太远，想必等成昆铁路完工后将会有很大的改善？从地图上看，峨眉山就在西南方向约20公里处，明天再走半天便可到达。若从夹江向东南行30公里可到“乐山”（从前的地名为“嘉定”），是S的诞生地，但那不在我们行程计划之内，虽近在咫尺而不前往，我真替S深感遗憾！ 1966年11月23日星期三昨晚盖夹江接待站的棉被（看着还算干净，就懒得解开自己的背包），那被子太厚，半夜出了一身大汗，可能因为这个，今天走路的气力大不如前几天，好在今天的计划路程短。中午1点进峨嵋县城，住在峨嵋一中。放下行李，大家想开荤，一同到街上一家较大的饭馆吃午饭。这一次不是集体包伙，各自买自己爱吃的饭菜。一进门就看见玻璃橱里摆放着大块的熟牛肉，十分诱人，都先要了一盘切好的酱牛肉。B的动作最快，别人还没付完钱，他已把酱牛肉端到桌上，张嘴就一大口，只听他“啊！”地大叫一声，再一看他用手捂着嘴扒在桌旁，十分痛苦的样子，大家都莫名其妙。原来四川人爱吃麻辣，酱牛肉上撒了过多的花椒面儿，B捂着嘴嘟囔不清地说，嘴唇舌头都麻得不能动了，什么好饭菜也吃不下去啦，只得遗憾地先回住地。他买的饭菜只好让其他人分担代劳了，真是便宜了几位食量大的弟兄们。下午休息。峨嵋一中非常热闹，来此串联的大小红卫兵足有数百人，显然都是冲着峨嵋山而来，有的还未上山，有的已登山归来。我们打算明早上山，背包等重物可以存放在接待站。（待续）; 2218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4）: Huarong1940 2012-4-27 09:46;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把大家煎熬得精疲力尽。今天主要是休整，洗衣服，补睡眠。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成都是我的诞生地，但我的记忆里却没留下她的任何印象。1940年，抗战期间，我出生于此，没多久我们一家就迁居重庆。上午，S等去周HX（周HM的哥哥）家，那里是离京前设定的通讯联络点之一。经联系得知，机械零件教研室的几人已到成都多日，他们决定放弃在京拟定的从成都行军至昆明的计划。应JC尚未到成都。看来，横断山脉这条路线只有我们7人要去了。晚饭后讨论小队的行动计划，决定明天访问四川军区，请求军区协助安排我们的行军方案。 S病倒了，高烧39℃，住进了川医的校医院。我也有些发烧，好在这里是医学院，看病比在家里还方便，挂号取药自然也是一律免费。总之，我们得在成都好好休整一下，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步行出发。 1966年11月10日星期四我昨晚一夜高烧，今天浑身酸痛，只能躺着休息一整天。我们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下午，H和零件教研室的张K相继住院。一同来到成都的8人中，仅剩G、Y两人没有躺倒。他们下午去四川军区访问，据军区同志说，我们原先拟定的西行路线，最适合行军去昆明，那一带正在修筑成昆铁路，三线建设十分繁忙，沿途并非想象的那么偏僻。真是一条好消息！ 1966年11月11日星期五我体力尚未恢复，上午仍休息并在川医校园溜达，看看大字报。下午去人民广场，那里开大会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作检查。晚上，给ＪＭ写了一封信。 1966年11月12日星期六上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川医的运动情况，都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置身于这里的运动之外，当即转抄两份大字报“论平反”和“奴隶主义种种”，张贴出去。下午同川医教师的造反派座谈，介绍我们学校的教师运动以来思想转变，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果等。互相交谈十分热烈。晚间讨论长征计划，决定等候应JC【他是机床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来成都，然后一同出发，步行经泸定（那里有大渡河铁索桥）去昆明。应来信说他大约26日才能到达，那么我们只能在本月底或12月初出发。因此，我们七人打算先去峨眉山一行，另外在此参加几天运动。目前，成都地区运动的阻力相当大，这里的造反派还处于少数地位，斗争十分艰苦。 1966年11月13日星期日今天，我们要参加成都造反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行前抄写昨晚挑选好的两份大字报，抄写完已近中午，我们下午才到会场。只见会场一片混乱，大会还未开始。听说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人来造反，指责大会主席团右倾，台上台下吵得一塌糊涂。晚间，我和G又到人民广场听群众大辩论。辩论的人群左一堆，右一堆，听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辩论的一方是造反的学生，另一方是占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由此看来，本地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两条路线斗争尚远未理解，再因前一段群众斗群众十分激烈，广大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仍未消除，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认为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右派造反”，对待西南局等地方领导还在盲目地“保”，当然怎么说也不理解学生的造反行为。然而，党中央的“十六条”已然深入人心，辩论的气氛还相当不错。我觉得仅靠这样的辩论，很难改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解，加之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来此地对运动指手画脚，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居然还“造了造反派主席团的反”，呼口号时称尚未觉悟的广大群众是“保皇派”。我十分反感这种不讲道理，一味唱高调的极左表现。他们大大地伤害了群众，其结果必然使自己更加脱离群众。由此，我领会到中央大力提倡步行串联的用心，就是要学生深入到基层，用工农大众的语言宣传革命造反的道理，同时向工农群众学习，脚踏实地闹革命。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就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年轻的学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得确实快，但若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终将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学生首先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无论北京还是成都，阻力皆极大，若无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亲自的支持，造反的学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 1966年11月14日星期一上午去成都大学看大字报，没想到那里的大字报却少得可怜，仅半小时就看完了。出来后经过浣纱溪杜甫草堂，进去一游，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带着一架上海制造的《海鸥》牌照相机，用120型黑白胶卷。这相机是应JC的，在北京出发时，他要比我们晚几天走，约好到成都会合，让我们把他的相机先带上。下午，小队全体去四川军区咨询行军事项。一位参谋到接待室同我们座谈，他说西行去昆明的路线这个季节天气晴好少雨，很适合徒步行军，又告诉我们一些行军的知识和注意事项。我们在那里仔细查看了四川公路图，抄录下沿途各段的里程。晚饭后看了一场电影《胜利在望》，这电影由几个小剧组合而成，很有革命气魄，看了很长革命志气。回来又途径人民广场，仍有许多人围着造反派学生辩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辆广播车从昨天起被一些人围困在此，直到现在仍未解围。地院《东方红》在昨天大会上的极左表现确实不对，他们又死不认错，这更增长本地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据观察，我还怀疑有些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起哄点邪火，扩大矛盾。回到四川医学院，又见许多学生在讨论这两天发生的事。本地造反派大部分人的看法同我一致，而与北京来串连的部分学生有分歧。我和他们交谈，在广场和一些工人模样的群众交谈，都有一致的看法：北京来的造反者大方向虽然对，但做法形左实右，脱离群众。我对此毫不感到奇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对各种造反也见识不少了！北京造反学生一直受中央文革的支持，青云直上，任何过火行为都被夸“好得很！”，还没遇到过挫折和教训。我想，这一课在外地串连中总会补上吧!? （待续）; 3011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3）: Huarong1940 2012-4-25 09:53;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5日星期六早晨来到火车站前的长途汽车站，正等车时，下雨了。幸好没去坝桥上车，那非得挨浇不可！午前到达临潼，住在华清中学。下午去骊山下的华清池温泉洗澡。晚上，与华清中学“临委会”的同志座谈该校的运动情况。一听他们的叙说就明白，这一派属于“保”字号。明天还得同另一派“筹委会”谈谈。 1966年11月6日星期日今天是休息日，清晨，全体直奔骊山而去。山下有唐代杨贵妃沐浴的温泉，又是“西安事变”的遗址。我们从“捉蒋亭”侧面的石窟钻了上去，中午登到山顶烽火台，再从西面的小道溜下山。晚上，华清中学的“临”“筹”两派开辩论会，我们列席旁听。会后我和几个“筹委会”的同学交谈，互相介绍自己学校运动的概况。我着重讲我们出京之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过。看来，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什么理解。解放以来，我所经历过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是整一些历史有问题、出身不好、或思想自由化的人，运动依靠的是各单位的政工干部和思想较左的积极分子，搞法无非是杀鸡戒猴，而我等小老百姓则属于被吓唬的“猴子”。这次文化大革命可大大不同于以往历次运动，经历了几个月以来运动的往复变化，我终于明白：这回运动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单位原来的政工干部和积极分子很自然地成为了“保皇派”，运动开始以来，他们就听从工作组的指示，查档案，收集单位内“头上有小辫子”的人的资料——即所谓的“黑材料”，以备运动一转向就照历次运动那样大抓“牛鬼蛇神”。我以为这就是《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Y、G等仍与“临”派座谈。我们对两派都表示：“只要你是造反派，我们就坚决支持。”——究竟谁是造反派呢？我们没说，不好说也不能说！回到宿舍，S等已先睡下，大家决定明天上火车去成都。 1966年11月7日星期一早早地起床，收拾好行装，写了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张贴在校园里，告别了华清中学师生，10：00出发去临潼火车站。今天的693次列车晚点，等到下午3点车才来。即使在这个小站，我们也历经一番搏斗，才挤上了列车。这几天的火车可不同于离京那几天了，每一列都拥挤得达到饱和，而且都晚点。在宝鸡站，列车换接上电气机车，从陇海线转入宝成线。除了要翻越秦岭的高峰，一路都行驶于群山峻岭之间，因此宝成线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电气铁路。过秦岭时天早已黑了，只觉得火车在山间绕来绕去，出了山洞又进山洞。很遗憾是没有月亮的黑夜，看不见这一段特殊风景。偶尔见到远处有一串亮点在天边时明时暗地滑过，是另一列火车吗？ 1966年11月8日星期二这一段车程十分艰苦。天亮到广元（1946年，我们家乘汽车出川，因洪水冲垮了桥梁，曾在此等候修桥一星期。这个解放前的小镇，如今已成了规模不小的城市，这也和“三线”建设有关吧？），列车里拥挤的程度空前，过道、洗漱间、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座位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也坐着人。车厢里根本无法穿行，要上厕所只能登上座椅靠背，手扶着行李架，一格一格地跨越过去，腿稍短的还得底下的人帮忙托举一下。为了去站台打开水或洗脸，上、下车只能爬车窗。列车越晚点走得越慢，晚上8点多终于到达成都，足足晚点了12小时。成都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四川医学院，据说这里距市区较近。到了川医，住下，已经过半夜了。还没睡下，就听见外边一阵喧闹声，原来是发生武斗并有人受伤。看来此处运动相当激烈，两派斗争尖锐！（待续）; 3057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2）: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4-24 10:06;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3日星期四早饭后，首先去西安公路学院登记下一段行程的火车票。到那里一看，队排得老长，车票控制得很严，必须等到半个月之后才有票。从公路学院出来，又赶到火车站。只见签票处前，人山人海地挤成一团，想搞到火车票已是毫无希望。看来，要想迅速离开西安，还非得采取点儿特殊策略不可呢！下午去西安交通大学看大字报。一大早从南郊到城北，下午又转到东郊，这一天跑的路可真不少哇！不是不想坐车，全国革命大串联，坐车都不要钱，实在是人多车少，等半天不见来一辆车，就是车来了，也挤不上去。晚饭后练唱革命歌曲，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睡前，补写北京出发以来这几天的日记。 1966年11月4日星期五一早到慈恩寺大雁塔，观光这座唐代的建筑物。它的外貌也有变化，解放后它成了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人民政府将它里外修缮一新。碑林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古迹（我们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当教师，为了课堂板书有点模样，都各自下功夫练习书法，S和Q练隶书，我则练习颜体楷书。碑林里集中陈列有大量的历朝著名的碑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碑林已停止开放，听说仅仅允许外宾参观，我们想进去没门儿，真——真遗憾！西安大雁塔（左起： H ， Q ， B ， G ，Ｓ，我，Ｙ）中午到西北工业大学看大字报。这个学校和西安交大一样，似乎是造反派占多数。下午我和 G 去长途汽车站购买前往临潼的汽车票。全国大串联，长途汽车不免费，好在我们出发前每人都携带了两个月的工资，一百多元钱。比起那些在全国奔跑的大、中学生来，我们几个真算得上财大气粗！ G 担任小队的会计，负责我们的公共开支。我们昨晚已策划好：明天乘长途汽车去临潼。因为临潼是西安的前一小站，估计那里外来串联的学生很少，可以免票登火车。而且，我们瞄准了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车到西安必定下车的人很多，那时必能抢占到空出来的座位。回来时途经中共西北局，进去转了一圈。西北局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看来，这里的运动矛头直指西北局刘澜涛和陕西省委，“斗、批、改”运动已漫延到整个社会上，高校内的斗争倒显得位居其后。（待续）; 2939 次阅读|1 个评论

《长征日记》（1）: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4-23 10:15;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长征日记前言那是 1966 年，“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在北京机械学院当助教的第四个年头。我们 7 名青年教师（分别属于机床教研室和机制工艺教研室），在那特殊的年代，利用那一个特殊的机会，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当时这几人的年龄在 26 ～ 28 岁之间。那年春天，学院里的学生首先起来“造反”，作为教师的我们，依据反右运动的经验，觉得造反学生的言论和“右派言论”无甚差别，于是，在运动之初，全体教师几乎都当了“保皇派”。后来，在“中央”的逐步引导下，运动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派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阶段，天真幼稚的我们终于也都投身于“造反”和“革命”了。 66 年的夏秋之际，“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京的高校都成了接待站，员工早已停止了教学工作，几乎都忙于接待全国各地进京的大串联师生。突然之间，没有了具体的“组织”和“领导”，我还真有点不适应这毫无管束的生活。大部分学生和少数出身“红五类”的教师跑去各地“扇风点火”，留在校内的我们则参加接待串联红卫兵的工作。我曾去大食堂帮厨，有一件任务留下的印象最深，当时学校大食堂用剩饭剩菜喂养了几口硕大的肥猪，大师傅让我们帮着抓猪，捆猪，抬上卡车，押运到京郊的东坝屠宰场，亲眼目睹了流水作业杀猪的全过程，最后每头猪成了两大片肉，分别过磅，净重皆达 7 ～ 8 百斤，我们再随卡车把猪肉运回学校食堂。九月末，首批外出串联的师生已有回到学校的，听他们讲述串联的经历很受刺激，年轻而尚未成家的我们，不甘心窝在校内沉于每日碌碌的接待杂务，便聚集策划一同外出串联，由此才引出以下日记所记录的“长征”的经历。四十年过去了，今年 5 月间，嘉成从上海出差来陕西，我们一同去了一趟汉中元坝。那里地处大巴山北麓，是北京机院“五七干校”的所在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艰苦奋斗过的地方。我们共同回忆那一段十分艰辛的生活，都认为，正因为那之前不久有过“两千五百里长征”的历练，才使我们觉得“干校”的困苦并不太难熬。这段回忆又促使我翻找出纸面已有些泛黄的“长征”日记，将它录入电脑。 ——华容 2006 年 8 月于西安时间： 1966 年 11 月 1 日 ~1967 年 2 月 21 日队长：施 JC （ S ）队员：钱 ZX （ Q ），于 YH （ Y ），桂 KN （ G ），洪 SQ （ H ），高 WL （ B ——外号“包子”），张华容（我）。 196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昨晚就把背包打好了，早晨 5 ： 30 起床， 6 ： 00 天还不亮就出发去北京站。这几天中央首长可能要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所以离京的人较少，火车上不太挤。我们立即登上一列往南开的列车，在郑州转车也比较顺利。我们给自己的小队起名为“长征战斗队”，预定的目标是：先乘火车去成都，然后从成都徒步行军至昆明。这条路线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一小段，约为其行程的十分之一，从大渡河上泸定的铁索桥，经过凉山彝族地区，最后到金沙江的绞车渡（有的地图上标为“皎平渡”）。行进方向却和红军相反，但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一段。出发前，自己动手刻蜡版油印空白介绍信并装订成册，出具介绍信的单位是所谓的“北京机械学院长征战斗队总部”，为此，在每页上还煞有介事地加盖了“总部”的红印章，当然这印章也是自制的，是肖 YH ）见了说：“喂，私刻公章可是犯法的哟！”老肖的回答却不乏幽默：“法定公章是圆形的，我们这‘总部’大印是方形的，和古代官印差不多，于现今却不违法。” 1966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 00 火车抵达西安。 Y 等因为没提前下车去华山一游而后悔得要命，嘴上不停地埋怨我们几个不同意在华山下车的人。西安市，你好！离别你十八年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随父亲的军械库，乘福特十轮卡车，从遵义出发，途经重庆、广元、勉县等，翻越秦岭到宝鸡，又换乘火车抵达西安，在西安居住两年，我小学二、三年级就是在西安小南门里的“两湖小学”上的】，如今这里已面貌非同往昔。全国各地师生革命大串联，街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乘公共汽车十分困难。西安火车站的总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西北石油学院，地点离城内较远，在大南门外。下了公共汽车，还得步行几百米才到石油学院，我们各自背上自己的背包往前走。我的背包是一床棉被和一条薄棉毯，包裹着几件换洗的内衣。洗漱用具、日记本、备用的干粮等装在一个军绿色的书包里，这书包就浮阁在背包顶端，书包带从头顶套下，耷拉在胸前。另外每人都斜挎一个从校武装部借来的军用水壶。各人的负重大约不满 30 斤。行走的路程刚过半，只听得 B 的气喘声逐渐加粗，再往他的后背一瞧，原本应为长方形的背包，不知何时已缩成一个圆球，背带抻得老长，球形的背包吊在屁股的下方，随着步伐的节奏不停地敲打着大腿，那模样真是狼狈不堪。在此，不由得回想起北京出发之前两天的事，大家在一起练习捆扎背包，因为我打的背包比较规范，让我作示范。但 B 脖子一梗，不服气地说：“都参加过军训，打背包谁不会呀！？”扭头就走，硬是不看。晚饭后，全队开会探讨今后的行动路线。原定计划是从成都徒步行军到昆明，看来困难很大，时间耗费也不少，好几个人都主张放弃这条路线。临睡前，在大家劝说之下， B 终于同意让我教他打背包。（待续）; 2546 次阅读|1 个评论

浙江大学北京校友会化工分会成立啦: fanxh 2012-3-25 10:32; 昨天浙江大学北京校友会化工分会成立啦！挂名当了个副会长。见到了30年前分管学生工作老师，非常高兴啊，提起32年前我在西湖边上救人送人到医院，惭愧啊，我都记不起来了，没有学雷锋记日记啊，老师现在还记得。真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班是当年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啊，当时全国仅2个单位啦。; 246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 wya 2012-3-20 09:18; 历史终究回归真相。 http://news.qq.com/zt2012/zxzg/1931.htm?pgv_ref=aio “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者，多半都听过“苏维埃”这个词语。但要细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恐怕也有许多人答不上来。非止今日，在“苏维埃”最流行的二、三十年代，民众同样大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譬如在陕西栒邑，县苏维埃政府1927年成立时，“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马志超,《咸阳党史资料集·栒邑起义亲历记》）据沈志华编著《中苏关系史纲》的描述，“‘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 。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 ……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上述描述总结了“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了凑齐这两大要素，苏维埃体制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了中国，甚至于在1930年前后已经在农村地区大量建立地区性的“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愿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便苏联因“中东路事件”的需要而不断催促。直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60%——向农村地区转移。在这样一种近似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地主到底占多少土地，佃户究竟交多少地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30%，而不是70%-80%】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此后，“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就成了“历史常识”。毛泽东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目前尚无人知晓。但毛氏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并不能支撑其1947年的这个论断。据《寻乌调查》，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收租300石到500石）占0.4%；小地主（收租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占4%，中农（粮食够吃不欠债）占18.255%，贫农（粮食不够吃欠债）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中共其他的实地调查数据也不能支持毛氏的论断。1927年11月发布的《鄱阳党团工作报告》里有一张江西乐平的《农村经济比较表》，是中共地方组织实地调查的结果。该表显示数据如下：阶级 % 土地最多的土地最少的土豪 2% 1000亩（约10家） 500亩自耕农 40% 50亩 20亩半自耕农 30% 20亩 5亩佃农 5% 5亩 / 雇农 5% / / (据《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38%；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34%。这些数据，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大体上是一致的。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两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 . 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以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两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二次调查扩展至22省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Buck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具体的到中央苏区，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研究结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70%-80%，而是30%】以上文所引江西乐平《农村经济比较表》来看，虽然地主占有耕地远远没有夸张到70%-80%，但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民（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仍有40%的比例。如此，地租率（土地实际产出与上交给地主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高低，在反映农民受地主压迫程度这个问题上，仍然很关键。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这个数据是想当然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数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其原因有很多个方面，譬如：（1）收租的对象并不是土地上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说，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吴地农民普遍执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下文还会说到。（2）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譬如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既不计算面积，更不计算地租。产出则全归佃户所有。（3）地租常常是要打折的。明末人耿橘大谈起江苏常熟的田租，称其实际收租比率不过80%；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显示，上等好田，也最多只能收到80%的地租，最差的则可能只收到5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乡约的控制，正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具体到民国年间的地租率，以吴地松江为例，据学者邢丙彦的考察，民国20-30年代，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量计，为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32％”（《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地租率》）。学者高王凌的研究结论也与之呼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综上所述，只有承认这样一种地主土地占有率（30%）和地租率（30%），才能解释中共方面所留下的关于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县的这番描述：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以米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 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澄清地主对土地的实际占有率及其对佃户的“实际剥削率”（地租率），其实是想澄清另一个重要问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土地集中程度和地租率没有宣传语境里那么高，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农村是一片繁华景象。相反，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一位30年代在福建诏安担任区长的国民党人，在搜查一位共产党嫌疑人的住所后，留下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这种全面破败，是西方经济强势冲击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阵痛】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 ”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2）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 “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5卷》）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约斛斗担余)，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 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 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一)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三)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四)征收赋税，“ 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的补给问题，舒同说：红军之所以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同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从此，土地革命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图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召开之日的合影。点击看大图：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30年代苏区版画《烧地契》。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先生认为：“虽然闽赣两省地权分布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集中，但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仍然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人人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以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1933年6月毛泽东在瑞金与红军官兵合影(点击可看大图)。1933年开始的“查田运动”，将大量的“中农”打成了富农乃至地主，与毛泽东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查田运动伊始的动员报告中，毛泽东曾这样强调：“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中农之所以关键，一在于其基数大，二在于中农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贫农、雇农们的奋斗目标。但落实到实践，1933年查田运动最大的矛盾在于：不打击中农，就无法满足红军筹款的需求。因此，毛泽东在1933年底的纠偏努力，最终被中央视作右倾而遭到了批判。反围剿行军中的红军战士。因为“土地革命”，苏区群众曾一度踊跃参加红军；也同样因为不间断的“土地革命”，到1933、1934年间，红军“扩红”已经变得相当困难。一份历史文献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 司务长们带着伙食大量逃跑，恰恰正反映着中央苏区经济的崩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的布告。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围剿’”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与另一筹款手段“查田运动”几乎同时推出。1933年8月1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中说道：“推销300万经济建设公债迅速的将300万经济建设公债推销出去，实是我们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基本任务，各县必须充分的执行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拟定的‘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工作大纲’所指出的各项任务，分作以下三期来完成各县所分配的数目：第一期八月完成全县总数的二分之一，第二期九月完成全县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三期十月中旬将所余的数目推销清楚。大会并且一致通过，要求中央政府增发经济建设公债200万元，以更充裕经济建设的力量。”在中央苏区经历多次土改“翻饼”之后，如此急迫地限时推销、增发公债，亦可见当时苏区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何了。中央苏区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债券正面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署名，背面有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名章。结束语关键词：共产主义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土地革命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的一个缩影罢了。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非政府主导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这是人之常情。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977 次阅读|0 个评论

小硕半年伪科研生活感想: 热度 1 wangsonging 2012-1-11 22:48; 对于科研，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学科分支从建立发展到现在一代又一代人留下的上万万字的论文、文献，要想走进某个领域并有所建树，你得要先穿过这条长长的文字之路，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将会是一条艰辛的一个人的长征。途中的痛苦，孤独，艰辛，喜悦，失落等等都会成为真正积淀在生命中的最宝贵的东西，有人叫做信念。经历了过程的艰辛，往往就会把结果看淡，得失皆有无！; 2837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转自我的长征: wjjh 2011-10-13 16:32; 过去的就是翻出花来也是过去了，而未来就在今天的掌握中。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过程去计较结果，其实，我们能影响或者塑造的正好相反。学习未必一定就要在课堂，比起知识，思考和实践同样无法替代。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差别只在意愿的强弱和长短。记得有人这样判别爱情：爱情不是让人成为已经这样的人，爱情是让人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这有点绕口也有点证伪，简单地讲，决定性的力量只存在内心里，爱情也是自我的投射：有什么就会看见什么。也就是说任何外部的努力都不要期望过高，对于他人，你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和别人和自己过不去。改变别人之前，先调校好自己。; 个人分类: 日志-学习|2 次阅读|0 个评论

最新重要消息：美国对转基因食品“说不”要求政府给说法: 热度 1 蒋高明 2011-9-2 20:57; 美将举行长征活动要求食品标明转基因。直言了，2011-09-01 |2011-09-02 12:40:14。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67794896_d.html 。昨天，纽约时报等报道，10月01日到16日，美国将有大规模的“知情权长征”（Right2Know-March）全国性活动，要求美国当局实行所有食品清晰标明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政策。该长征活动举行16天，起点是纽约市郊区、终点是首都华盛顿白宫门前，途经十几个都市中心和消费市场中心，并在当地举行讲演、聚会和签名等活动。与此同时，美国东部其它州、西部加州和南方几个州，也举行各种响应性规模聚会活动。到达目的地当天，所有参与各州同时举行大规模聚会，向白宫打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食品是不是转基因”的要求。该长征活动将是半个多世纪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针对当局政策的民众聚会活动之一，带有历史性意义。根据组织者资料显示，该活动赞助者包括有机农业产品组织、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弱势群体组织、还有一些私人组织等，讲演者大都是知名人士，其中包括科学家等学界人士。自七月中下旬开始，相关训练和锻炼活动已经在相关各州开始。美国现行的转基因食品政策是克林顿当局开始的，其特点是“DADT”（不问不说），即美国FDA-部门规定自愿标记、但实际上实行不标记政策；同时，美国农业部实行“天然作物”标记政策、说明产品不是转基因食品。如此，形成了一个“是者不标记、标记不是者”的模糊标签政策，即转基因作物食品享受特殊待遇。由此而来的是，转基因食品市场状态和消费状态，都没有也无法从事官方和相关组织机构的监督、调查和统计，任凭转基因公司自己操纵市场行为，于是，出现消费者中毒或过敏等症状、出现生态环境发生危害等异常情况，也无法做医学、科学和司法的调查和处理（譬如数据封闭造成无证据等问题），即转基因公司处于可以为所欲为而逍遥法外的特殊待遇之地位。美国现行的转基因食品标签政策已经实行了近20年。一开始，该标签就受到消费者社会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社会冲突。随着时间迁移，官方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譬如，前总统高尔就公开表示反对先行政策、主张转基因食品明确标记的政策。去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允许食品标记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并行的是，转基因鱼SALMON审批事件导致美国多数沿海各州立法挑战先行转基因食品政策，声明说，一旦转基因鱼获准上市，那么，本州将实行所有食品标记是否含有转基因的标签政策。就是说，从去年开始，随着社会冲突加剧和官方分裂加深、现行的转基因食品标签政策也已开始瓦解崩溃。在今年举行的年度CODEX-会议上，美国代表团首次表示不反对食品标签标记是否为转基因，改变了美国官方坚持了20年立场。如此，经过联合国相关机构批准，食品标签标记转基因与否将成为国际贸易法规规范，美国做食品进出口也得遵守。国际社会评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步骤，至少，它表明，美国官方承认了美国FDA-转基因食品标签政策所依据的“实质等同”原则已经崩溃，也就是承认了“第一代”转基因技术作物已经彻底失败。然而，奥巴马当局的态度十分暧昧：一方面，奥巴马一家人建议全民食用天然食品和尽量避免转基因食品、且奥巴马夫人直接登台、带领全家以身作则；可是，另一方面，奥巴马当局对现行政策却采取不闻不问的做法，以至于民众和官方内部都不知道奥巴马当局究竟是要继续还是要修改现行政策。不言而喻，如此暧昧态度和前景不明只能加剧社会冲突和官方内部分裂。一个刚发生不久的事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科学顾问谢职另就。进入白宫前，希拉里是转基因公司孟山都的主要律师代表之一；担任国务卿后，她的科学顾问甚至不顾利益冲突忌讳、跟孟山都公司代表一道、在《科学》杂志联名发文“反思”文章，为现行转基因食品政策辩护；她的顾问谢职后，在纽约时报发文继续竭力为现行政策辩护，受到读者社会的猛烈抨击。一些议论说，希拉里任职到期后，孟山都公司甚至整个转基因利益关系公司将失去一个所谓的有官方资历的“代言人”，之后，还有谁能充当希拉里的角色、将是个大问号。在事关全局的转基因食品标签政策发生本质动摇和走向不明之际，无疑，“知情权长征”全国性活动将发挥震动性作用。议论时，同事朋友们几乎异口同声：根据过去半个世纪的事实经验看，若当局能及时回应和做出政策修改，那么，一切将平安无事；不然，就可能深化冲突和导致全国性的社会分裂的严重危机，越南战争就是个典型的历史性例子。他们诙谐地说：诚如纽约时报述评所说，一个小小的食品标签居然酿成了全国性社会冲突；但愿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性大问题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冲突、不会演变成美国国内社会的“越南战争”。本人当即想到的是：显然，国内的农业官员及其雇用的推手所说的“美国人不在乎转基因食品知情权”云云，是个特大的谎言欺骗。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转基因作物食品问题方面，中国为什么要为了一些金钱利益而重复美国的失败和社会冲突呢？美国有条件拿转基因搞折腾，中国有条件搞那折腾吗？参考阅读：从美国农业部更正农药数据说起。2011-08-10 22:57:22。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67072412_d.html 。转基因：“实质等同”原则的曲解和瓦解。2011-02-24 08:54:57。 http://zhiyanle.blog.hexun.com/61623387_h.html 。来源参考：纽约时报述评：先赢利，再说环保。 Profits Before Environment。August 30, 2011, 10:27 pm。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1/08/30/profits-before-environment/?ref=geneticallymodifiedfood 。知情权长征活动： the GMO Right2Know March。 You Don’t Have to Stand Alone Against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 (GMOs)! Join the GMO Right2Know March Oct 1-16, 2011。 http://www.right2knowmarch.org/ Right2Know’ March from NYC to White House Oct 1-16。 http://www.right2knowmarch.org/news-room/ 。;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2227 次阅读|1 个评论

说不得与坐不得: 热度 1 zjzhang 2011-3-26 22:57; 话说《倚天屠龙记》中明教有个说不得，而我呢，则是坐不得。遥想过去十几载，坐不得公交车，坐不得火车，坐不得电梯。（大学同学给我起的“三不坐”，貌似是这三个吧）人家都说坐不得公交车，火车总可以吧。可是就连火车也坐不得。高中毕业前坐不得车，我还可以两万五千里长征似的给自己鼓气，走回去。高中毕业后可真就没办法，只能坐火车了，转眼7年半过去了，现在倒是还好，貌似也反应迟钝了。能这么活过来，真幸运。呵呵。以后路还长着呢，好好走吧。高三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下对自己的期许，前面写的不太记得了，但最后一句倒是记忆犹新：潇潇洒洒走一回。; 个人分类: 文学|2448 次阅读|2 个评论

长征路与“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体验: 热度 1 bqzhu 2011-2-17 23:51; 长征路黄洋雾海透红叶，五岺开满映山红。磅礴乌蒙火山口，泥丸原是沼泽湖 * 。六渡金沙觅渡口，大渡河上品江鱼。报春花开雪山顶，格桑花毯铺草甸。陇南风光多变化，二渡黄河向西流。古长城下住窑洞，枣园红枣大又园。 * “乌蒙磅礴走泥丸”的体验毛泽东长征诗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被许多人解释为“乌蒙山地势磅礴，然而在红军战士看来，不过如同泥丸一般，根本不放在眼里”。这种解释是既模糊而又不妥的。走了乌蒙山区后，对“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解释有了两点的新认识。（ 1 ）黔西滇东北的山区广义上都称乌蒙山系，狭义上乌蒙山是指威宁地区草海与牛栏江之间的高山。乌蒙山是巨型的古火山口（ 2 亿 6 千万年前大规模火山喷发，岩流覆盖了整个云贵川地区），地势磅礴，坡陡难攀登。许多坡地被火山灰覆盖，无植被，行走时火山灰泥丸从斜坡雪崩似地滚下坡。由于无岩石、树枝可抓可当，不小心会连人一起滚下，十分危险。因此山势明显不同于“五岭”。翻乌蒙要比过五岭困难得多。《汉书 · 蒯通转》中 “ 阪上走丸 ” 的解释有合理性。（ 2 ） 60 年代以前乌蒙山系被一系列串珠状沼泽湖围绕，遥看像一个个“泥丸”，是黑颈鹤的栖息地。乌蒙山系是鸡爪状山系，不是横断型线性山脉，因此过乌蒙山区可翻山，也可沿沼泽地走。虽乌蒙磅礴，但可走沼泽“泥丸”。 60 年代以后，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这些沼泽湖大部分消失了。如威宁的乌蒙山下有清水湖、秀水湖、草海围绕。而今清水湖、秀水湖已消失，只能见到一个个的落水洞，草海面积也将近消失了一半。现在秀水乡的百姓饮水都十分困难了。威宁地区沼泽地消失的人为原因是大规模的开挖粘土矿。粘土矿产于岩溶裂隙中，堵住了地表水从岩溶裂隙流入地下河。而今粘土挖空了，沼泽地成了落水洞。乌蒙山复地草海; 6530 次阅读|1 个评论

几代国家领导人关于长征的讲话: lxwang 2010-7-2 08:48; （以上图片均来自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个人分类: 科普集锦，图片百科|616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长征: ouczdm 2010-6-2 17:30; 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不怕远征难, 金沙水拍云崖暖，万水千山只等闲。大渡桥横铁索寒。五岭逶迤滕细浪，更喜岷山千里雪，乌蒙磅礴走泥丸。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军团从江西、福建根据地向陕北进军，经过了11个省，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连续行军一万八千余里，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终于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这一首七律便是这一伟大事件的艺术概括。（1）等闲：犹言一般、寻常、随便。（2）乌蒙：山名。（3）走泥丸：像滚动的泥丸子。（4）云崖：形容金沙江两岸山崖陡峭。长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首诗，正是这一大进军的光辉的写照和热情的歌颂。它集中的表现了红军英雄豪迈的气概，同时也生动地描写了长征壮阔艰险的场面。它是一篇不朽的革命史诗，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出典范。; 个人分类: 诗词歌赋|2597 次阅读|0 个评论

伟人毛泽东: tianfei906 2010-5-15 17:19; 毛主席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曾经多么的渴望了解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不惜在战场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英勇顽强、英明决策的奋斗足迹。可都是在老人们的谈话中，在历史课本书中，在教科书中，偶尔了解到他生活、工作中一部分的足迹。只知道他很伟大，由于条件有限，没有得到相关书籍的研读。今年假期，我花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读了《伟人.毛泽东》（全书近1400页，中共党校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5），才使我系统的了解他革命生涯和建国中的探索。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可他从小立志为国为民，在各种压力下，特别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使他感到了民族的危机，贫民生活的窘迫。lsquo;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rsquo;。风华正茂的他，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特别是史无前例的长征路，农村包围城市的创举，令世人瞩目，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时，使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们也看到了希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井冈山星星之火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了燎原之势。在长征之路上，不知遇到了多少艰难困苦，吃草皮，踏雪山草地，还受到敌人的阻碍和压迫，受尽了人间所有的困难，能够取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我觉得除了他正确的领导策略外，更重要的是他深得民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心中有人民，有一颗坚定的心。面对挫折，不气馁；面对胜利，不骄傲。长征的胜利，他只是说lsquo;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rsquo;，你看他的心情是多么的轻松而愉快呀，并没有被胜利迷倒。同时也表现出了lsquo;不到长城非好汉rsquo;的英雄气概。长征的胜利，还是第一步。随后，在面对lsquo;三座大山rsquo;的压迫，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这些更令我们现在想而心寒，有时又觉得生不逢时，要是在那时也一定要痛快的杀几个日本鬼子，即使死也如归。可细想起来，我还是生来逢时，要不是无数英雄的抗战，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着鲜血换来的幸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站起来了。在这满目创伤的960万平方千米的大地上，怎么样才能使我们逐步强大起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这可不是好解决的问题，人们常说lsquo;江山易改，政权难保rsquo;。面对这一大问题，逐步全面解放全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还发动lsquo;抗美援朝rsquo;，lsquo;炮炸金门rsquo;等战争，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领导政权，使越来越多人真正的认识到lsquo;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rsquo;。 lsquo;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rsquo;。1956年，社会主义的lsquo;三大改造rsquo;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在以后的发展中，使中国逐渐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局面，人民的生活有所好转在，重工业基地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撕掉合同，撤走苏联专家的情况下，中国花了世界上较短的时间，制造出lsquo;两弹rsquo;，令世人师瞩目，我们的国防也强大起来了。广泛与各国，特别是与第三世界的国家交往，使我国在国际地位上逐步提高，并恢复了常任理事国。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使一些无辜的人遭到迫害，我觉得这主要还是林彪，lsquo;四人帮rsquo;煽诱的结果。由于，他年龄也大，调查研究并不能亲自去做，而林彪，lsquo;四人帮rsquo;想篡权，利用自己的权利，在下面发动了错误的方针，以求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致使全国局势不定，再加上天灾，人们那段时间确实受苦了。可林彪的野心最终没有得逞，机毁人亡。并且毛主席也说过lsquo;我们是会犯错误的，犯错误了就要改。rsquo;特别是他在党内外号召：团结-批评-团结，提高了人们自我批评，加强团结的积极性。总之，毛泽东是伟大的。在为国为民的感召下，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愧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革命家、诗人。他一身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太多，我一时难以用言语表达，即使写他三年三月也不能把他的一生事迹用言语表达完整。以上只是我从大处作手，简略的概括了毛主席为祖国事业，不畏艰辛，艰苦奋斗的一生。作为一位公民，在细读《伟人.毛泽东》之后，特别觉得他为人是那么和蔼，生活是那么朴素，志向是那么高大，出谋划策是那么精明，知识是那么的渊博，意志是那么的坚强，......，更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指导我们的学习、工作。;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4660 次阅读|2 个评论

“行军告示”: tianjingle27 2010-4-10 03:21; Day-200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时期的行军告示谨以此告示警示我们：前面的路是绝路，走完了绝路，还要再赶路。学为用之，使用更是学习。以实践为根基的学习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长征苦不苦？苦。苦过后还有更苦，但那时越过了长征就是最大的胜利，而战胜了后期的苦又是后期的胜利。秃鹰自我更新苦不苦？苦。苦过后又是30年的青春，30年的翱翔。蝉苦不苦？苦。苦过后未必能见到阳光，见到了阳光未必能高声歌唱，高声歌唱后未必能够活过1个月。生活苦不苦？苦。但不苦又何以为活呢？反思已经过去的近三十年时光，在庇佑下成长，在幻想中努力，真是十足的幼稚，十足的幼稚啊。如今，依然会为了旱区人民的疾苦而流泪，为种种灾难的受害者而难过，但同时在问自己：二十多年的教育后，走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人，如何安身立命，又如何能够让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中的幸运？不要说路漫漫，不要说前面的路很长，只问问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今天究竟收获了什么？我们的差距不在于心态，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实践，在于实践后的反思和更正。二十多年了，豪气万丈，妄想一步登天，如今，已经明白了，走完了黑夜路，虽是白天路，但黑夜路还会再回来。国家与国家的差距，我们左右不了，但是今天与今天的差距，我们左右得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安身立命是每个人该做到的，也必做到的，差别只在于，做到的程度到哪了而已。过去就是过去，再也回不去了，就此别过。明天的黑夜，明天的白天，都要用双脚去丈量。祝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祝愿今天过得更好。落实了才是真理。 4.9 Friday 21:21; 个人分类: Responsibility for today's actions|6 次阅读|0 个评论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行(图): 蒋高明 2010-1-17 17:26; 蒋高明最近到兰州开会，有朋友建议去看一看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并帮助该县策划一下生态循环农业的事情。该县政府有关领导也早已发出了邀请。 1月15日早晨八点，笔者和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晨报、时代周报的专家和记者，在会宁县畜牧局、太平镇领导陪同下，先到他们计划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现场太平镇大川村实地考察。考察后，我们建议他们搞一个集种植、养殖、温室大棚蔬菜，整合太阳能、生物质能的生态循环型产业基地，最终实现生态循环，打造有机农业。会宁县为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县。红色基地、绿色产品，兰州大学干旱农业与生态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龙瑞军副主任给出了这样的定位。在半干旱区的黄土高原寻找一个适合当地老百姓发展的产业出路，打造绿色乃至有机品牌，无疑是非常好的思路。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但当地政府还是信心很大，已启动该项目，由白银市政府出资建设，地点就放在大川村。我们一行的到来更坚强了他们的信心，最重要的是，专家们从各自专业角度出发，完善了绿色路线图。应当说，这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川村是非常有帮助的。绿色思路我们畅谈完毕，会宁政府回报我们的是红色的享受参观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因兰州的专家下午有会，加上他们来过多次会宁，午饭后他们就先回去了。笔者和兰州晨报、时代周报的记者，以及太平镇的领导留下来参观红军会师遗址：会师门及其附近广场、碑林以及博物馆等。说是红军会师旧址，但已经很难看到旧址的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实施，尤其会师广场，用花岗岩铺地，与国内常见的广场毫无二致，一些台阶也用磨光的花岗石铺，非常滑，如下雪，必会致人摔倒。红军会师塔建于1986年，上面有邓小平的亲笔题词：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以汉白玉制作成16米长的阴文条幅，白底红字，镶嵌在塔的正面。塔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塔中由螺旋式阶梯直通塔顶。塔高28.78米，共11层，下9层三塔环抱，至10层合为一体，11层收顶。每层楼陈列红军长征的著名将领照片以及长征重要转折点的图片。以黑白片为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螺旋扶梯较难行，想必上了年纪的人很难爬上去。不似山西应县的木塔，是直梯，也显得大气。会师门位于县城西，原名西津门。城楼及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六年，今残存城楼及不足百米的城墙。1936年10月8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在此会师；1958年，会宁县人民政府为纪念红军会宁会师，将原楼改为会师楼，西津门更名为会师门，并多次维修加固。城门为拱卷顶，高7.5米，城墙高8.2米，城墙两端各向下延伸30米，南面砖砌阶梯可登城墙。会师门、会师塔、文庙等建筑都排列在一个方圆一两万平方米的广场上。文庙大成殿是红军会师联欢的地方，广场另一侧是会宁红军会师革命文物陈列馆，由徐向前元帅题写馆名；对面是红军长征将帅碑林，里面陈列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手迹石刻。据说原有林彪的，但没有展示。　　会宁是当年中共将领群星荟萃的地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九位元帅，徐海东、陈赓等八位大将，1955年授衔的宋任穷、杨成武、洪学智、张爱萍等45位上将和136位中将、千余名少将，长征和会师期间都到过会宁。关于长征最早的出处，我在当地购买的一本旅游手册《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词》上，看到下面的介绍：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面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布告为六字韵律文发布，共156字，据称是当时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干事陆定一起草的(出处同上)。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西征，在此以前，分阶段使用突围、转移等。关于会宁会师地点的选择，《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词》上有下面的文字：主席，现在二、四方面军即将北上，一方面军也正准备南下迎接。关于三军会合的地点，请主席考虑一下。军委也好提前协调安排。周恩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三军会合的地点是要慎重考虑，要选个好地方。毛泽东思考后作答。周恩来望了望毛泽东，说：我和德怀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放在会宁为好。他解释道：会宁是陇中重镇和交通枢纽，北控靖（远）、海（原），西障定（西）、临（夏），南蔽秦（安）、通（渭），东跨隆（德）、泾（源），素有秦陇锁钥之称。会宁古代叫会州，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屡遭灾害，明代将其改称会宁，意思是消除灾害，永保安宁。二、四方面军北上必须经过会宁。红军三支主力军在这里会师，既占领了枢纽地区，也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听后兴奋起来：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古人虽然起了一个好名字，可人民仍然没有安宁，现在三军一会合，人民就会得到安宁。恩来，这个地名很有含义，仿佛远古先人就是为我们今天红军三支主力部队在此会师起的啊。用百度搜寻，也发现了同样的介绍，可见是出于一个版本。会宁会师后的战斗是异常惨烈的。1936年10月23日，为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撤离，800多红军拼死抵抗，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四方面军第5军副军长罗南辉，时年仅28岁。在中川乡大墩梁这个不大的土堡子上，国民党军队动用的是飞机大炮，红军用的是手榴弹、机枪、刺刀乃至肉搏。在光秃秃的山岭上，红军硬是打退了国民党军五次进攻。战斗结束后，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许多牺牲了的战士双手还紧紧握着卷了刃的大刀；有些战士牺牲后，口里还咬着敌人的手指头。红军会师让甘肃会宁县出了名，然而人们较少知道的是，会宁还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大县。会宁有人口50多万，中小学生就有14.8万人。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走出会宁的大学生5万多名。每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有6-8名，800多学生迈进211以上的大学校门。当地政府介绍会宁状元县秘密时，常归结为三苦学生苦学，家长苦供，教师苦教，有人总结其为三苦式教育。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不大的会宁县城，目前已形成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多人。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陪读的农民大军，上至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下至而立之年的父亲、母亲。为了减少日常开支，一些农村老人和妇女，带着自产的蔬菜和粮食来到县城，租一间房子住下来，给孩子做饭。因城乡教育严重不均衡，为了能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距大学校门更近些，农民们只好勒紧裤腰带，进城陪读。由陪读农民大军燃起的大学梦让人沉重，毕业即失业，会宁学子们必须面临这样残酷的现实。红军会师84年了，新中国也已过完60年大庆，然而，会宁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个贫困县创造了三苦教育神话。山坡上植被依然稀少，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加上持续不断的大学梦加重了这里的贫困。面对无言的群山，我想了很多很多。 2010年1月15日初稿于兰州饭店图1 邓小平题写塔名的红军会师塔图2 会师楼原名西津门，始于明代，经多次维修成为现在的样子图3 当年的会宁县城图4 今天的会宁县城图5 当年的文庙，文庙的存在说明该县自古重教育图6 今天的文庙，已比当年气派多了，但文物价值也受到影响。修旧如旧才能体现尊重历史图7 会宁会师的指挥者们图8 朱德陈赓等会面图9 毛泽东、周恩来等决策会师地点的木刻画图10红军会师领导人和主要将领关于长征的碑林图11 体现三军会师的油画，这幅画非常著名，在很多关于长征的书上出现过图12 体现军民鱼水情的蜡像（真人大小）图13 被毛泽东誉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图14 会宁会师后掩护主力牺牲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副军长罗南辉，时年28岁图15 会宁太平镇大川村农家图16 牲口与积雪图17 农民丢弃在田间地头的秸秆，我们要用它们打造绿色会宁; 个人分类: 精神历程|9462 次阅读|6 个评论

长征名单上最初没有毛泽东: lih65 2009-8-29 18:07; 　　起初，长征名单中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博古、李德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中。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参加长征领导人的名单确定是分步实施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名单，由张闻天、李维汉分管；军队干部名单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三人团审定。于是，凡反对过博古、李德等人，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多被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干部中，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先后牺牲；项英、陈毅也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他们才率部走出南方八省的山岳丛林，挺进抗日前线。　　最初，左倾错误领导人是不打算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在周恩来的极力争取下，才允许毛泽东参加长征。记者日前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采访时，听党史专家介绍了史学界已经确认并向社会公开的这一历史认定。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说，在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３年出版的伍修权著《我的历程》和《康克清回忆录》中，已经公开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伍修权当时担任李德的俄文翻译，他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总司令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对话：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据党史专家介绍，１９３４年９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　　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毛泽东，博古、李德最初也不打算让他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９月中旬把毛泽东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在１９８３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在１９８６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中，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写道：从１９３１年赣南会议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开始，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他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凌步机说，长征前夕毛泽东是走是留的决定，不仅事关个人的安危，也关系到党和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周恩来与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博古。毛泽东最终踏上了长征路，使党和红军有了兴旺的机遇和支柱。　　（记者余孝忠　沈洋）; 个人分类: 历史掌故|252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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