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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热度 6 lev 2014-11-8 13:38; 述而不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人一旦行“事功”，便很难评价：“事功”触动“利益”，“利益”酝酿“情绪”，情绪发酵“口水”，本不稀奇，倒是利益无关者的“躁动”，值得揣摩...... 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 陆九渊《象山全集·卷十九》唐虞三代之时，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舎，盖公髙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指宋神宗）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曽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指宋仁宗）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踈，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扵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髙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汹汹，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简易也。熙寜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时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佑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頼；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夫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扵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佑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杰，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复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佑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为定策，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丘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淳熙十有五年（1188）岁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陆某记朱熹很生气，于是有“争锋相对”：临川近说愈肆，《荆舒祠记》（王安石先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去世后追赠舒王）曾见之否？此等议论，皆是学问偏枯，见识昏味之故，私意又从而激之。 ——《答刘公度书》凡王安石之怨，莫过“三不足”之论，其实这未必王安石的原话，而是司马光扣的“帽子”：熙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时王介甫言于上，以为“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 ”。故因策目以此三事质于所试者。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三》假使王安石真有此意，换一副“口气”如何？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所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悠归。 —— 旷敏本《岳麓书院讲堂楹联》; 个人分类: 莫名其妙|2546 次阅读|28 个评论

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 热度 11 lev 2014-7-26 14:29; 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按：昨天看到某君给俺博文的评论，中有一句“ 你们文科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讲什么学术?”——咦，“你们文科”，俺乐得呀，前仰后合——这第二人称（及其所有格）指谓不明呀，不知是文科“被代表”了，还是俺“被代表”了？如果这“你们”包括了鄙人“二把刀”，领受了，领受了，不胜荣幸！至于“学术”嘛......俺到此只为找人吹牛聊天（四川方言“摆龙门阵”），讲讲故事（段子），拽几句歪诗，诚不知“学术”为何物——可以吃吗？好了，好了，俺们“文科”要开始讲小故事了（述而不作）......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春寒料峭。翰林学士侍讲(院士？学部委员？)、“负天下之望三十年”（司马光语）的王安石参知政事（入政事堂，位同副相），“熙宁变法”之大幕缓缓开启...... 历来言及王安石变法，多从政治、经济切入。惟贺麟先生（“新儒家”一代宗师，四川成都金堂人）施以哲学观照。诸位若有兴趣，可查阅《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宋明道学，“心”与“理”两端（陆九渊与朱熹之分歧），亦可由此生发，于此按下不表。介甫公初置“ 制置三司条例司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陆续颁布诸法，总括来说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与取士之法。富国、强兵（什么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这个法、那个法......）已多有论述，这里俺只聊聊取士之法。盖宋有“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说，开科取士事关国家元气（读书人自命天下元气），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实乃士大夫阶层切实利益攸关。革新取士之法，除整顿选拔制度外，“考什么，不考什么”之争论尤为激烈：熙宁变法之前，在宋仁宗皇帝（就是狸猫换的那个太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冠以“仁”为庙号的帝王）的支持下，范仲淹、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其中有“精贡举”之策，范仲淹曰（以下言辞均属史传类文言，难度不超过初中语文，就不翻译咯）：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求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固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见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至熙宁变法，王安石主张：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 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下同而苏轼认为：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包括范仲淹、王安石等——“二把刀”注）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司马光亦忧虑：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尧舜汤武——“二把刀”注）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后来的事情，大家基本都知道。士大夫阶层历来标榜“君子”，“君子不党”，然而实际政治中，谁不抱团取个暖呢？——王安石、吕惠卿（这个人，俺只有“呵呵”）一系号“熙丰党人”（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即通常所谓“新党”），司马光、吕诲一系称“元祐党人”（宋哲宗“元祐更化”，即“旧党”）。新党看自己个个是君子，看旧党个个是小人；旧党看自己个个是君子，新党个个是小人。新党中诸位确实立场鲜明，个个“闯将”。旧党的情况就太复杂了，除了领头的司马光、吕诲二公，其余如苏轼、苏辙、欧阳修、范纯仁（范仲淹子）等被划到旧党中人不过部分反对新法罢了。其中尤其苏轼最为“憋屈”，新党在台上他要批评，旧党在台上他要批评，“一肚子不合时宜”（王朝云语），“风箱里的耗子——两头窜”（“二把刀”语），因为他根本不懂：在一个已经极化的空间里，粒子要想保持自由运动，其充要条件是： you are no charge ! 而王安石急于把他的“江宁模式”（安石在江宁知府任上的新法试验）推向全国，空有一腔“定性”的宏愿，没有“定量”之谨慎（朱熹力倡“实事求是”，正是此理），又以“孔子诛少正卯”的姿态党同伐异，以致后来“群小竞进”（苏辙语），连自己都被吕惠卿给耍了！——正应了司马光之预言，而元祐以来，这个预言又应在了司马光自己身上：旧党分裂为“蜀党”、“洛党”、“朔党”，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后来的结局就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二把刀曰（不是有个“太史公曰”么？）：很多时候满大街都是“王安石”、“吕惠卿”，他们找不到“司马光”，就把“苏轼”当“司马光”啦！ PS：《以镜窥天——天文观测手册》（暂定名）完工啦！交稿啦！暂时解放啦！可以写《朗道的教程和费曼的讲义（3）》啦！同志们，不好意思，久等啦！; 个人分类: 六经注我|5067 次阅读|36 个评论

[转载]徐庆全：宋代改革中的左、中、右三派: fqng1008 2014-6-10 07:52; 早在四十年代，郭沫若曾想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写成一部《三人行》，郭老的大作并未问世，但这一重要线索却留给了我们...... 一间祖上传下来的房子，已经残破不堪了。有三个人路过这里，一个人说道：“应当拆掉它，建一幢新的。”另一个人说：“房子还没有完全坍塌，可以修补。”第三个人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决不能动。”这三个人就是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 ——作者题记　　　　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的一天，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赵顼告别了人世。神宗的英年早逝，在朝臣中并未引起多大的悲哀，相反，多数人却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数天以后，这个消息传到了金陵府，一位鬓发斑白、衣着不整的老者却抚床长叹，老泪纵横。两年以后，这位老者在寂寞悲凉中离开了人间。他就是在当朝锐意改革搅起轩然大波的老相国——王安石。当王安石依然悲痛的时候，另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手持诏书，神情昂然地从洛阳踏上了赴京复职的路程。这个人就是以一部《资治通鉴》为后世所称道的司马光。与此同时，比司马光更兴高彩烈的一位中年人，意外地被恢复了知州的职务。他手持诏旨，赶赴登州就职。在他刚坐上登州知府的软皮椅子时，朝廷又给了他一个更令他感到意外的职务——起居舍人。五天以后，喘息未定的他又赴朝中任职了。这个人就是以文学著称于后世的苏轼苏东坡。现今，善良的历史学家在披阅有关这三个人的历史时，不能不含着朦胧伤感的泪水，因为当朝这三个杰出人物，本应该像他们传世的优美篇章一样，获得众口一词的称赞，然而，他们却因为一在场震惊中外的变法改革中，各持政见，敌对不休，后人对他们也毁誉不一，最终被摆上了历史的祭坛。这场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1 每当太子司文书韩维将有关政治、学术、道德的书籍摆放在英宗的儿子赵顼案前的时候，这位太子的老师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不独韩维有，包括英宗皇帝及当朝有识的廷臣们都有，因为他们都从当朝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中，看到了国力衰弱的征兆。北宋王朝，当时外有辽国、西夏虎视耽耽，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竟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国家陷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百年基业，已是风雨飘摇了。平庸的英宗皇帝所恪守的守成治国的方针，已使多数朝臣深感失望。与朝臣们把深深地夫望化作忧虑的叹息不同，太子的老师韩维却把这种衰弱的国力，编进了给太子赵顼讲授治国之道课程的教案中，力图使以后将要登上皇位的赵顼，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赵顼并没有让韩维失望，他对当朝国情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枯燥的为君之道的条条框框。这使韩维很是欣喜。熟知前朝历史的韩维还感到，一个有所作为的国君身边，应该有几个锐意进取的辅臣。但是，在英宗守成治国方针熏陶下的朝臣们，都陷进保守拘泥、亦步亦趋的泥潭之中，靠他们来改变国政似乎是无望的。韩维想到了他的好友王安石。在赵顼出生的第7个年头，王安石便以进士第四名的好成绩而任淮南判官。此后的十多年，他宦游江南，所到之处，都进行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改革尝试。此时，他正在朝中任掌管国家财政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是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虽然他也眉宇轩昂，却从来不注意自己的仪表。据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衣服还要洗换。他对饮食的基本常识也一无所知。有一天，同府的官员们与他的夫人聊天，官员们告诉她王安石爱吃鹿肉丝。胖胖的王夫人非常惊讶，她熟知王安石向来不注意吃什么的习惯，坚持认为官员们弄错了。官员们一口咬定说，他们在一起吃饭时，王安石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眼前那盘鹿肉丝吃光了。王夫人恍然大悟，吩咐官员们在下次吃饭时，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结果如何。第二天，官员们按照王夫人的吩咐，把鹿肉丝放在离王安石最远的地方，而把别的菜放到他面前。王安石只吃靠近自己的菜，竟然丝毫不知道桌上摆了鹿肉丝。王安石这种怪异的生活习惯，在恪守传统道德的大臣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苏轼的老父苏洵，在他那篇著名的《辨奸论》的文章中，把王安石攻击成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猪）之食”的形象。英宗皇帝对王安石的这种习惯也极为反感，他对王安石的改革“万言书”束之高阁，多少与这点有些关系。为了使赵顼对王安石有所了解，韩维极力推荐王安石。当46岁的王安石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时，赵顼脑中对这个怪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067年，神宗赵顼登上皇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升擢翰林之位。正当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改革天下弊政时，本来对王安石颇抱好感的一些元老重臣，却一反常态，转而极力反对。老相富弼将离职，神宗请他推荐后任，富弼马上推荐了文彦博。神宗沉默不乐，过了一会儿，又问：“王安石如何？”富弼深知神宗的心思，便以沉默不答表示异议。老相韩琦离职时，神宗向他表示了启用王安石的想法，韩琦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说：“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当执政官则不行！”神宗又征询老臣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却闪烁其词：“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这未免有点毁谤太过，说他不懂事理、执拗，这却是事实。”与司马光模棱两可的意见相反，当神宗向参知政事（副相）唐介征询对王安石的意见时，唐介言：“如果让他任相，恐怕将来多变更成法。”唐介的话，道破了元老重臣们对王安石参政怀有恐惧心里的原因。元老重臣的意见，没有使神宗抹掉作太子时就在脑中留下的对王安石良好的印象，他将王安石又从翰林学士提升为参知政事，随后又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辅助朝政，推行变法改革措施。山雨欲来风满楼。王安石已经预料到，变法之难将难于上青天。就在王安石应诏赴朝任职之际，苏轼也到了京城，在判官告院任职。比王安石小16岁的苏轼，20岁入京应试，就以精彩的文章一举成名，博得了宋朝文坛泰斗欧阳修的啧啧称赞。他对举朝称颂的王安石钦慕已久，并不认为为朝臣所称颂的王安石竟是他父亲责骂的那种人。当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陈述改革国策时，苏轼在参加皇帝特设的面试中，也提出了改革时政的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朝政因循苟且的时病，他认为大宋王朝如不处于一种流水似的运动状态，一味地因循成法，整个社会就会日趋凋蔽，最后走向灭亡。他主张对当时的社会现状采取逐步调理、对症下药的方针，先在政体本身进行调整，严格选择官吏，淘汰那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冗官。对于施行变法改革，他也持赞同的意见，不过他认为，只有法确实有害于民，有损于社会肌体时，则可以改变，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可急剧变法。否则就像对久病体弱的人施加大剂量的药一样，不但不能有助于患者恢复身体，还会将患者折腾得元气丧尽，走向死亡。在变法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时候，翰林学士司马光每当见到王安石忙碌的身影时，心情颇为复杂。在王安石未赴京任职之前，他曾对这位政绩斐然、远近闻名的地方官抱有好感，甚至于将治国平天下的希望也寄托于他。当王安石赴京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在欧阳修的引见之下，两人在相见恨晚的心情支配下成了朋友。后来，司马光才知道，他看错了。作为一个三朝之老，他恪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尽管百年积淀下来的腐败，已足以使他忧心仲仲，但是，他却相信祖宗成法的威力，会使这些弊端趋于消失。因此，当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要打破他心目中守成的条条框框时，他就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历史造就了这三个杰出的人物，却没将他们按排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使他们站在了三角形的角尖上。这样，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改革方案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的政治漩涡。三个人惺惺相惜的友情也因此终结。 2 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王安石沐浴着和煦的春风回到京师开封就职时，便顿觉心凉半截。原来，神宗所依托推行治国之策的中书省的主要长官，除了他生气勃勃外，宰相曾公亮已逾古稀之年，正是明哲保身、颐养天年的年龄；宰相富弼对推行新法抱有抵触态度，明智地称病求退；副相唐介虽然坚决反对王安石入阁，但因身有重病，难于视事；副相赵抃虽然对新法持几分赞赏的态度，但却担心工作复杂而叫苦不休。当时的人们讥讽这种时政是：“王、曾、富、唐、赵、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要靠这班人领导一场艰巨的变法改革，是难以胜任的。于是，他奏请神宗，在熙宁二年二月，甩开老班子，成立了一个领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选拔了一批锐意开拓前进的新人，主要有真州推官吕惠卿，大名推官苏辙（苏轼的弟弟）。王安石委任他俩人为新机构中的“检校文字”官，负责草拟新法。不久，一份综合的变法方案就摆在神宗的龙榻前。神宗虽然决定锐意推行这些改革方案，但是，为了更好地使上意下达，他还是把这些方案分发给朝官，广泛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求他们支持变法。谁知，事与愿违，当朝的大臣们并未把22岁的神宗放在眼里，大多数人对这个方案不屑一顾。反对最强烈的是老臣司马光。不久，司马光就与王安石面对面地唇抢舌剑了一番。引发这场争论的是关于如何对待国库空虚的问题。当时，因为黄河以北地区遭到旱灾的危害，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亏损，州县官请求神宗在南郊大祀的时候，不要按照惯例给群臣们赐赏钱。神宗皇帝下诏书令学士们讨论这一建议。司马光、王安石和王琦便约好前去禀见皇上，共同商议对策。这场争论便发生了。司马光向神宗说道：“抢救灾荒，节约开支，应该先从地位尊贵的人开始。州县官的奏议应该执行。” 王安石反对说：“国家经费不够开支，节约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有一套治理国家财政的办法。” 司马光反驳说：“你所说的那套理财之道，只不过想在老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有点恼火了：“你曲解了我所倡导的变法措施。我的总原则是：善于理财的人，既应当能使国库充足而又不增加百姓捐税。” 司马光不屑一顾地说：“天下那有这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财富有一个总量，这笔财富不是集中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的国库里。不论你推行什么政策，或给这个政策冠以什么样美丽动听的名字，你只是把百姓手里的财富拿过来交到国库罢了。” 一旁的神宗皇帝，没打断这两位他所倚重的老臣的争论。他觉得司马光的话要多几分道理。退朝以后，他命令新法暂缓推行。于是新法方案就暂时搁置起来。到了七月，犹豫不决的神宗还是尊重了王安石的意见，鉴署的第一项变革方案——均输法，便首先在淮、浙等六路推行开来，随后，一大批法令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司马光恼怒了，他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希望神宗能幡然醒悟。他借在迩英阁给神宗皇帝讲解书时，有意引证了汉代曹参代萧何为丞相、“萧规曹随”的历史掌故。神宗皇帝问：“假如汉朝长期保持萧何制定的法律不改变，能行吗？” 司马光回答说：“岂止汉期，假如三代的国君长期保持汤、禹、文、武的法规，就是实行到今天，也是非常合时宜的；汉武帝乱改汉高祖的规约，结果盗贼遍布半个天下，汉元帝乱改汉宣帝的成法，汉朝的大业就衰落了。由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宜宗制订的法规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神宗半晌默默不语。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朝这两位老臣的意见是如此地相悖。他有点困惑了。回到寝宫，他默默地翻开了置于榻上的王安石的那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折。这份奏折是王安石在任翰林学士时，与神宗在室内密谈后所上的。奏折中剖析了宋仁宗在位40多年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朝面临的种种危机，强调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在于变法。祖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谈话的情景：当时王安石刚落坐，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要治理天下，应当首先做什么？” 王安石干脆利落地回答说：“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正确的治国之策。” 神宗又问：“按唐太宗的办法治国，怎么样？”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榜样，何必效法唐太宗呢？尧、舜治国的办法，非常简略而不流于烦琐，简明扼要不陷入迂阔，只是后世的学者不能完全了解，才认为高不可及。” 神宗说：“你这可以说用难做的事情要求君主了。朕自顾力量微薄，恐怕无法符合你的期望。况且，唐太宗有了魏征，刘备有了诸葛亮，才有所作为，青史留名。可惜，像魏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并不是世代都有的啊。” 王安石却不以为然：“有没有治世的人才关键在于陛下。陛下如果想成为尧、舜、就会有皋、夔、稷、契那样的忠臣。现今，宋朝疆土广大，百年承平无事，贤良正直的学者很多，可是陛下却还忧虑无人辅佐，这是因为您治国的方针不明，求贤还没有达到若渴的程度。这样，即使有皋、夔那样的忠臣，也将为小人所蒙蔽，最后也要归隐而去的啊！” 神宗回答说：“什么时候能没有小人呢？即使在尧、舜时代，也还有‘四凶’（指不服舜控制的四个部族首领）作乱啊！” 王安石说：“尧、舜所以成为世所景仰的贤君，就在于他们能识辨‘四凶’，及时把他们清除。如果任‘四凶’肆意进谗言诬陷忠臣，即使皋、夔那样的人也难以善始善终啊！”…… 神宗回忆着当时的情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话语交替地在他耳边回响着。渐渐地，司马光的形象在这位年轻皇帝的脑海中，幻化成尧、舜“四凶”的影子，而王安石则成了一个活脱脱的魏征的形象了。劝谏皇帝不成，司马光又转而劝说王安石。他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信中指责实行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因而引起了天下民怨沸腾，反复劝阻王安石停止新法。王安石简明扼要地回了司马光一封信，这就是至今还仍被列入中学教材的《答司马谏议书》。在这封信中，王安石对司马光罗列的罪状逐一加以驳斥，他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制订法令制度，经过朝廷讨论修正，这不算是侵官；替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算是征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揭露巧言善辩的坏人，不算是拒谏……至于怨谤太多，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人们苟且偷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士大夫多半不以国事为重，反而以附会世事，讨好众人为善。当今，皇上要割除弊端，我就不能考虑反对者多少，更不会在乎世人的诽谤啊！” 这份堪为后世有识之士效法的书信，真可谓掷地有声，司马光却愤怒了。他坚定地站到了反对新法的行列。御史中丞吕晦首先向王安石发难，这个负责“纪检”弹劾朝中百官违法案件的官吏，给王安石罗列了10大罪状呈给神宗。不过，这件事做得太卤莽了。吕晦想让王安石下台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反而被革职、丢掉了乌纱帽。吕晦的发难，仅仅是一个开端。随后，对王安石的攻击接踵而来。枢密使文彦博在神宗面前牢骚满腹地说：“老祖宗的现成的法规都有案可查，何必改行新法而失掉人心呢？”皇太后曹氏也警告神宗：“祖宗成法，不应该让王安石轻易地改变。”甚至有的内侍官也跪倒在神宗面前哭诉：“现在祖宗的成法扫地无遗，愿陛下罢黜王安石。” 在四面攻击声中，王安石依旧毫无畏惧地战斗着，但是，年轻的神宗皇帝却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当任河北安抚使的老相国韩琦，抓住青苗法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上书弹劾王安石时，神宗动摇了，他不顾王安石的劝阻，中止了青苗法。王安石寒心了，他向神宗请了病假。神宗此时似乎又觉得司马光这一派的意见有道理。因此，在王安石请病假以后，宋神宗下诏任司马光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不肯从命。他认为个人的官职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马上废除新政。皇帝态度的变化，使保守派们欣喜若狂，他们当晚便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结束后，持中间立场的阁员曾公亮派他的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报告了王安石，让他赶快销假，返回朝中。于是，王安石又回到相府，在反对派的阻挠中继续推行改革法案。与此同时，司马光第9次上书神宗，要皇帝废止新法。皇帝火了，他质问司马光：“朕命你任枢密副使，你却多次拒不受命，反而随意批评朝政，这是为什么？” 司马光回答说：“我至今也未接受枢密使这一职务。我的责任仍旧是规劝皇帝留意朝中政事。” 神宗被激怒了。当司马光看到王安石销假回朝，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到陕西做外任官去了。次年，他愤怒地辞去了一切职务。在辞职的奏折上，他仍然怒不可遏地指责王安石在朝中所起的纷乱。而神宗皇帝对这份要挟性的辞职书反应极为冷漠，司马光无奈只得到洛阳隐居去了。司马光在洛阳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9年前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绝口不论政事了。纷争并未结束，苏轼又步司马光的后尘，对新法提出了诘难。同王安石的火爆性格相反，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一开始是持观望态度。他对新法的公开批评，是在司马光退居洛阳，保守派失势时开始的。熙宁四年（1071），当王安石准备推行改变科举制度、兴办学校的法令时，神宗对前几次法令所引起的朝政纷争的局面心有余悸，因而对是否推行这项新法犹豫不决，便向朝中大臣征询意见。苏轼挥笔写下了《议学校贡举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在奏仪上挥笔批道：“朕对此项法令本来就持有怀疑态度，得到你的奏议，疑窦全解了。”立即命人召见苏轼。君臣之问坦诚相谈，苏轼毫不客气地批评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依然是以前所倡导的缓慢变革方针。虽然皇帝对苏轼的意见极为重视，介于王安石的前车之鉴，但是，他对全面批评新法仍有顾虑。在这一年的元宵节，神宗下令减价收买浙灯4000盏。苏轼为了试探神宗能否容纳不同意见，便写了《谏买浙灯状》的奏折，请求皇帝励行节约，不可减价买灯而使百姓生怨。神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了买灯。苏轼为神宗的“改过不咎，从善如流”的做法所鼓舞，便尽自己所能，开始了对新法的批评。为了表达他对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行的不满，他借进士考试的机会，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故意出了这样一道试题：在古代，国君的最大忧患是不能勤于政事，不能英明果断，不能信任大臣。但是，即使国君没有这三种忧患，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国家平安，一种是国家混乱。他要求应考的文人做出回答。毫无疑问，这道策试题是在提醒王安石：我们的国君是英明的，国家造成混乱的局面实际上该由你负责。在御试进士时，变革派的吕惠卿把那些批评仁宗皇帝因循守旧、歌颂神宗皇帝锐意革新的考生们擢为上第，而把批评新法的考生置于下第。苏轼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他认为，科场考试是选才的关键，被录取的人，天下引为榜样，落第的人，天下以为鉴戒。如果任意乱定录取标准，谁还相信科考呢？激于义愤，他奋笔写下了《拟进士对御试榜》的奏本。虽然较之司马光对新法的攻击，苏轼对新法的批评可谓是温和派，但是，变法派却不容许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存在。他们很快想到了使这位才子缄口不言的办法，请求皇帝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决断刑狱的官吏，事务繁杂。王安石想借纷乱复杂的公务缠住他，使他没有时间对新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但是，苏轼头脑灵活，断案敏捷。在公务之余，他依然不放弃对新法的指责。他的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就是在摄开封府推官时写成的。在这两篇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愤怒和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是悲伤的讥刺，有时是苛酷的批评，为文工巧而坦诚直率，言出足以动人。神宗皇帝被感动了，但是，这也同样改变不了他将被罢黜的命运。因为神宗皇帝只能客忍不伤变法总精神的谏议。紧接着，苏轼所做的另一件事情，使他被罢黜出京的时间提前了。他在乡试策问中，出了一道名为《独断》的试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安石。王安石被激怒了。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便以“莫须有”的罪名，使苏轼陷入一场纠纷之中，最后为王安石找到了罢黜他们的借口。这场纠纷起自当时流传很久的谣言。谣言说，在英宗年间，苏轼的父亲病逝，苏氏兄弟运送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购买家具瓷器，并极有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御史利用这段谣言，写出了弹劾他的奏本。神宗皇帝看了奏本，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他对司马光说：“苏轼人品欠佳，你对他评价过高。”这样，苏轼给贬到风景秀丽的杭州城任太守去了。 3 在苏轼携眷离开京城前后，当年仁宗、英宗年间的元老重臣——保守派们，都已经离职四散各地了。朝中只剩下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为首的变法派了。朝中的平静，使神宗皇帝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回忆这几年来的政局变化。那些以前辅助他成长的老臣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当初，罢黜这些老臣时，他极力相信他们是奸邪小人。如今，这些老臣在他脑中的形象，却怎么也不能与尧、舜时期的“四凶”的影子重叠起来。他心中涌起了莫名的悲伤，对着空荡的殿堂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我错在哪里？” 与此相反，王安石在这一年的新春佳节，他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目，总把新桃换旧符。他陶醉于自己的功绩，他只看到北宋王朝春风在送暖，新桃在换旧符。就在他痛饮可避瘟疫的屠苏酒时，表面如大海般平静的朝廷，却在酝酿着另一场争斗。引发这场纷争的是老天爷。新法推行后，正赶上连年频繁的自然灾害，首先是京东、河北地区刮起飓风，随后几个地区发生地震，接着又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旱。不久，又有慧星在东方出现。这些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们放弃了借“民怨”攻击新法的老招数，而把目光紧紧盯住了“天敌”。首先发难的是御史中丞吕晦，他把屡见的天灾归结于王安石的新法。即将离朝的富弼向神宗说，现在各处发生地震，是因为王安石任命的多是小人，以致于天降责罚。和司马光一同做翰林学士的范镇以及御史程颢，也在奏疏中说一切灾难都是上天不满的警告。仿佛不把新法废止，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难了。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再三将“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加以阐述。却无法打消神宗对天意的疑惑。作为神圣的天子，他是要维护“天”的权利的。因此，当熙宁八年十月初七至十九，慧星出现时，神宗下了一道罪已的手诏，诏中承认了灾变是对自己用政不当的惩罚，请朝臣们直言政策的过失。此时，退居洛阳的司马光，立刻应诏上疏，陈说“朝政阙失”。四散在各地的保守派官僚与司马光遥相呼应，全都在奏疏中，把慧星的出现与新法的推行联系起来，只有废除新法，才能免除天灾。神宗皇帝在一片“替天行道”的叫嚷声中退却了。一个命定要成大事的小人物出现了。他叫郑侠，是一个皇宫门吏。他别出心裁地画了一幅旱民困苦不堪的《流民图》呈给皇上。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给官家的青苗贷款，并配上文字说明：只要去掉王安石，10天之间定会下雨。神宗皇帝把画卷带回寝宫，给皇后和皇家人观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困苦不堪，我觉得不应该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说：“我知道王安石素有大才，但是他树敌太多，连你也卷进去。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在满朝的大臣中，还只有王安石敢于身当大任。” 站立一旁的皇帝的弟弟歧王插话道：“我认为你应当听祖母的话。” 皇帝发火了：“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皇太后含着泪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下的，你怎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被罢了相。老天爷并不领情，天并没有下雨。王安石离朝，神宗任用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两个人都曾是坚定的护法者。可是，当王安石离相后，吕惠卿起了篡权的野心，他首先将曾布击溃，又与那个因给后世留下了一句“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联合起来反对韩绛。又借机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还把王安石牵连进发生在山东的一件谋反案中。韩绛识破了吕惠卿、邓绾等人借机生事的用心，他一面请求皇帝罢黜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派人送给王安石一密函。王安石仅七天就赶回东京。由于负责谋反案的徐禧为王安石洗清了不白之冤，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重登相位。这时，图谋陷害王安石的邓绾。为了重获信任，决定出卖吕惠卿，揭露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的贪污罪行，朝廷将吕惠卿送进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但是邓绾此举并没有换得王安石的信任，仍被罢黜。在御史台监狱等候审判的吕惠卿，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在吕惠卿与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岁月里，保存了一些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信上写有“无令上（皇帝）知此一帖”的字样。吕惠卿把这些信件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皇帝得知这些信件后，第一次对这位极为信任的老相国发了脾气。王安石坚决请求罢归田里。这年10月，神宗终于同意他辞职。元丰二年（1079），神宗皇帝又给这位老相国一个荆国公的封号，意在让他在江宁养老了。同年，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被捕了。宦游于江南的苏轼，心中的愤懑是无法抑制的，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对新法的抵触情绪，促使他写下了大量的讥讽新法的诗。这些诗不仅倾注了苏轼对朝政深深忧虑的情感，而且也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官吏。被骂为鸣蛙、鸣蝉、夜枭的李定、舒亶等人被深深地激怒了，他们派出官吏四处搜集这些诗，寻章摘句地累积起苏轼讪谤时政的罪状。元丰三年，苏轼在任谢恩表的奏章中，又说了几句当权派觉得有点大为不敬的话，他们终于抓住了这个报复的机会。这年三月，苏轼被朝廷任命为湖州的长官。按照当朝的规矩，每个被朝廷任命的官吏，在赴职时，都要写一份感谢皇帝提拔的谢恩表。苏轼在表中借题发挥：“我生性愚钝，跟不上形势，所以也无法与‘新进’官吏相比。皇帝让我担任这一职务，可能是因为我老了，不会再惹是生非了，或者是因为我还能为百姓做点事情。” 李定、舒亶等新进更是恼火，一个御史把这段话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御史台的检查官舒亶把不久前搜集的苏轼讥刺时政的诗，也呈给皇帝。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上一表，列举苏轼的四大罪状。8月18日，苏轼被送到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正当朝中是否判苏轼死刑而吵闹不休的时候，一道奏表递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已退隐数年的老相国王安石关于对苏轼的处理意见。奏表中规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老相国这句话，决定了他的政敌的命运。这年十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结束了四个月的监禁生涯。在此后的几年中，王安石日日徜徉在风景秀丽的钟山小路上；司马光潜心治学，把他的全部情感寄托于《资治通鉴》这部政治通史之中；苏轼在黄州勤于职守，那支惹事生非的笔虽没有闲着，但收敛多了。神宗皇帝对新、旧两派的争斗更加厌恶，乐于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朝政重新归于平静。 4 神宗皇帝的病逝，使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们看到了重新入朝为政的希望，一直对新法持有敌意的皇太后、皇后更是无所顾忌了，因为登上皇位的哲宗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这年四月初，被召回朝任门下侍郎的老臣司马光，抱病给监国执政的皇太后递上了废除新法的奏章。五月，苏轼也被召还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相继任起居舍人、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要职。苏轼听说这种青云直上的升迁，是神宗皇帝生前的心意时，感动得潸然下泪。他感激神宗的浩荡皇恩，更是坚持自己的改革观念。因此，当废除新法的诏令下达后，他又站出来干预了。促使苏轼维护一部分新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王安石态度的转变。在元丰七年（1084），神宗皇帝将苏轼从黄州团练副使改任为离京城较近的汝州团练副使。在赴职的途中，经过金陵，多年没有见面的苏、王二人友好地相会了。王安石听说苏轼的前来，穿着野服，骑着毛驴来到江边，亲自迎接苏轼。在相聚的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仅谈诗说佛，结伴畅游，也谈及了当朝的国事。苏轼对王安石不热衷于仕宦、甘于淡泊宁静生活态度的仰慕，并表示愿意听王安石的劝告，在是非场中激流勇退，跟从他“老于钟山下。” 金陵相会，苏轼理解了王安石，称赞王安石：“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哲宗即位后，闲居在金陵的王安石、接连收到市易法、方田法、保甲法相继废去的消息，当得知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这位老相国已痛不欲生了，他对着苍天喊道：“这是为什么呀！”元佑之年（1086）四月，这位66岁的老相国，带着深深的遗憾、悲凉地离开了人间。在他去世前一年，司马光也带着他没有彻底废除新法的遗憾离世。此时的苏轼，在保守派当权的朝中、仍是孤掌难鸣，还导致保守派对他极为厌恶。早先是司马光准备将他赶出朝廷，司马光死后，旧党的一些人仍继续对他进行攻击。而他又坚持罢黜当初参与王安石新政的一些专权官吏，特别是王安石死后，周种上疏主张以王安石配享神宗，苏轼又上章弹劾。这样，他既得罪了旧党，又得罪了新党。哲宗元佑四年（1089），苏轼又一次遭贬，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杭州任职去了。;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666 次阅读|0 个评论

第四章毁誉千年王安石----官僚政治与改革: 热度 2 王中宇 2014-6-7 09:51; 第四章毁誉千年王安石 ---- 官僚政治与改革 4.1 压抑忧郁的江宁知府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 《桂枝香·金陵怀古》神宗赵顼（音xù）是北宋第6个皇帝，年号“熙宁”----兴隆而安定。熙宁初（估计在1067-1068年间），时任江宁（今南京）知府写下了这绝唱千古的《金陵怀古》。在这位南京市长眼前，正是一幅盛世景象：“ ……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然而 “繁华竞逐 ”勾引起的却是另一种心绪：“ 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源自杜甫的“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 ”----隋文帝的大将韩擒虎率兵伐陈，从朱雀门攻入金陵，其时陈后主尚与宠妃张丽华在结绮楼上寻欢作乐，乐队还奏着被后世称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这位南京市长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二十多年来政绩斐然，朝野交誉，仕途正一帆风顺。只做了两年南京市长，就调入中央，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次年（1070年）做了总理（宰相）。生逢盛世，仕途光明，却为何有如此压抑忧郁的内心世界？他是谁？他就是集千年毁誉于一身的王安石 4.2 “悲凉之雾” 王安石忧从何来？来自兼并。在第一章里，我们观察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形成、确立的过程中，土地兼并扮演的重要角色。自汉至唐，历代王朝都致力于抑制土地兼并，以维护王朝的社会基础。然而在公权力私有化的大环境中，构成官僚队伍的大小豪强，有不可遏制的动力去兼并土地。到了中唐，不得不实施行杨炎的两税法，从此“ 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 ”（《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政府不再限制兼并者，也不再管贫弱者有无生产资料，只管收税。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式确立。 “ 不抑兼并 ”是有宋一代最醒目的特征，而从事兼并的主角是官僚地主。姜锡东在《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中指出： “ 宋代的地主阶级，……若按政治身份可分为官僚地主、庶民地主两个阶层。两宋时期(960—1279)，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官僚地主。这是因为，在宋代的各种土地所有制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 ” “ 宋代地主制经济的核心问题，便是官僚地主及其经营活动。 ” 官僚地主，以今度之，就是其家族有人当官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者。人们常将那个社会的精英阶级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侧重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文化特征，而“官僚地主”则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个精英阶级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与一身，既热衷于各级领导岗位，又不厌其高地寻觅各种学历，还擅长聚敛生产资料，红道（权）、黄道（钱）、黑道（文）通吃。当他们置王朝整体安危于不顾，放手兼并土地，大搞“原始积累”时，有那种力量能够遏制他们？姜锡东在《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一文中列举了大量案例，如：在四川嘉州，明肃太后的姻亲王蒙正，侵占近百家民田，被害者上告“ 更数狱，无敢直其事。 ”这硬茬子根子直到中央，那个地方官敢碰？副总理（参知政事）吕惠卿的舅舅郑膺，在当地纪委干部（监司）王庭老等人的庇护下“ 招弄权势，不复可数，至夺盐亭户百姓之地以为田。 ”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吕温卿、吕和卿都当了官，他们在润州居丧期间，命令知县为其买地，知县只好从下属那里贷款，再强买民田。副总理（参知政事）章惇用他儿子的名义，以威逼手段，贱买别人不愿出卖的田产。 …… 这类兼并土地的案例，在宋代典籍中俯拾皆是。参与其事的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从民政到军政、从行政到纪检，概莫能外。连号称清高的隐士们都卷了进来。种放以隐逸成名，靠走“终南捷径”当上了工部侍郎。皇帝对他“禄赐既优”，在京城赐予宅第。他却倚势强买，“ 于长安广置良田 ”，连其门人族属也“依倚恣横”----谁说文化人就一定礼让谦退？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当今的文豪们声称“ 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这倚仗权势的大规模兼并浪潮势不可挡，早在宋太宗时期，“ 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兼并已经造成许多人空有一身力气，却无田可耕的局面。神宗熙宁年间，四川地方官吕陶，曾在奏折里描述他了解的土地占有情况：“ 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 ”（《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 “溥天之下”作为“王臣”的自耕农只剩20-30%，其余的劳力都成了官僚地主的打工仔。山阴知县陈舜俞的观察更悲观：“ 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 ”（《都官集》）。只有10%的劳力还是“ 王臣 ”，90%的劳力都被官僚地主敛去。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倚官仗势的兼并者们，有充分的能力获取“政策优惠”，逃避税赋与劳役。对此感受最深的是中央政府，是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才四年，就发现了“ 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隐漏不供 ”（《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 ），现任文武官员及州县权势人物，控制大量生产资料，却逃避国家税赋。第二任皇帝太宗感叹：“ 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帐，此甚弊事。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四）兼并之家、豪猾之吏结成一体，一面侵吞社会生产资料，一面逃税漏税。第三任皇帝真宗说：“ 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 ”（《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5 ）生产资料集中在“豪富形势者”手中，而国家税赋却压在贫弱者身上。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当时的财政说明书《治平会计录》载：“ 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 ”已经有70%的生产资料，政府无法收税！当年前总理朱镕基天真地问：“ 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 ”岂不闻古已有之。当初，太祖赵匡胤为了政治的稳定，设计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大量冗官。据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估计，当时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于是，这个政府只能靠30%土地的收益养活超过实际需要300%的官员群体。而朝廷的薪俸又特别优厚，政府总理级的官员（宰相、枢密使），其薪俸总额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为明代同等职务的5倍以上，相当于当时一万亩土地的产出。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统治着社会，而官僚机器的成员却倚权仗势侵夺社会资产。这一方面使陷于绝望之地的社会成员越积越多，一方面令官僚机器的税源日渐干涸，一方面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成员只消耗资源而不履行职能。于是被统治者的反抗冲动日积月累，而官僚机器安抚或镇压的能力日益消亡。士大夫阶级中，没有多少人对此感到不安。他们不像王安石那样，心里老是萦回着“六朝旧事”的教训。他们是现实主义者，在那里愉快地享受盛世、高效地聚集财富、放手与中央博弈。却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读了《红楼梦》，鲁迅感叹道“ 悲凉之雾,遍布华林,呼吸领悟者,唯宝玉一人而已。 ”清醒之人往往是异类，自知“ 无才可去补苍天 ”的贾宝玉，“异”在遁入佛老；同样酷爱佛禅，又写了《老子注》一书的王安石，却“异”在推动“新政”，以求补天。 4.3 “竖刁、易牙、开方”还是“尧、舜、禹” ? 王安石显然看到，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与不可遏制的兼并趋势间的矛盾。他的“新政”几乎都是绕这一矛盾而展开的。由于不可能像前代那样靠“田制”来遏制土地兼并，保障耕者有其田，他只好另辟蹊径。最受非议的“青苗法”，为的是让自耕农能在青黄不接的关头获得低息贷款，以免落入兼并之徒的陷阱。在不能用行政手段恢复“田制”的环境下，用政府贷款来延缓自耕农的破产，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方田均税法”则要求每年由县政府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规定税额，以限制官僚地主隐瞒田产和人口。如果兼并之家在聚敛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税赋，倒也可以缓和问题的爆炸性。 “市易法”、“均输法”则希望从商业角度打破大商人的垄断，降低兼并的动能，因为这些大商人是重要的兼并势力。以我们今天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集中的效率，远远超出小农经济（参见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另有一些是为了提高冗员充斥的官僚体制的行政效率，如“募役法”将原来政府摊派的劳役改为摊派经费，再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它意味着努力将财政收入建立在工商企业的盈利基础上，也意味着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金融体系。如果这条道路走通了，国家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王朝的财政收入将从依赖农业税转向依赖工商税。还有一些措施是为了对付兼并带来的社会危机。如“保甲法”将农村住户组织起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将兵法”则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于是才有了大名鼎鼎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王安石有二十多年基层工作经验，这许多变法措施都来自实践，如“青苗法”来自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为大理丞郭谘首创；“均输法”为汉武帝时桑弘羊所创；“农田水利法”范仲淹曾经实践过……。对这些方法，王安石本人在基层工作时还搞过试点，效果良好，并为他赢得了朝野一致的赞誉。然而当他从中央向地方推行这些新法时，效果却大违预期。问题出在“士大夫”或称“官僚地主”这个当代的精英阶级。抑制兼并有违他们的直接利益。而他们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将“新法”变为自己聚敛的工具与借口。这样做的，不仅是层级低、眼界窄、素质差的下级官吏，连积极推动新法的副总理级干部都这样。前面提到大肆兼并土地的吕惠卿、章惇等人就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核心骨干。至于王安石之后，打着他的旗帜搞“改革”的蔡京者流，更是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 “六贼”之一的朱勔：“ 田产跨连郡县，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守令为用，莫敢谁何 ”（胡舜陟《再劾朱勔》）。朱勔抢夺百姓的田宅，几乎把半个吴郡搞到手中，而吴郡属当年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地方官都是他的爪牙，又有谁能奈何他？被钦宗查抄时，发现他竟聚敛了三十万亩田地（《宋史·朱勔传》）。王安石是个务实的人，他之所以敢以“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态度坚定地推行新法，是因为他自己在基层工作时，亲自试行过。然而，王安石也是个天真的人，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士大夫阶级中，他自己只是个异类，官员群体的“普世价值”无非是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无法指望其他的官员与他有相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当时也有人就此提醒过他。苏辙指出： “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 ”（《宋史》卷339《苏辙传》）事实证实了苏辙的担忧，官员们将这些“新法”创造性地推向极端，导致了完全相反的后果。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本意是按生产资料（在那个年代主要是土地）的拥有量分摊税负，其目的是降低贫民的负担，让这个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负担维持政权的费用，这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然而吕惠卿却将其发展为“手实法”，将“资货、畜产”均列入税基，在实际实行中“ 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 ”（《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将税基从生产资料扩张到生活资料，老百姓的茅屋、地角乃至养的鸡、猪都要纳税。结果遏制豪强的政策变成了搜刮平民的手段。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合理的政策推演到荒谬的境地，将为民的政策转化为利己的工具，看来绝非今天的创造。有这一群不在乎塌天大祸而又创意十足的官员，除了徒呼负负，你王安石又计将安出？除了这些创造性的发展，王安石还得面对众口嚣嚣的舆论。王安石被指“专任小人”，而他用的人吕惠卿、何正臣、蔡卞是进士，舒亶是状元，完全符合朝廷的用人资格。大学者程颢、程颐、张载都是王安石从民间提拔到中央的，论者却避而不谈。重用蔡京被认为是王安石的大罪过，实际上重用蔡京的是司马光，王安石对蔡京的评价是：“ 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 ”（曾纾《南游纪旧·蔡京一屠沽》）蔡卞仅因是蔡京之弟，就被一并列为“小人”，而实际上，蔡卞在江苏江阴县任内，因推行青苗法使农民免受高利贷剥削，得罪于当地大富豪顾新元；他在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广州当官时，一毫莫取。王安石在位时，因蔡卞是自己女婿，始终不让他进中央工作，一直在地方任职。攻击“新政”者往往标榜为民请命。“青苗法”法定利率是每年20%，这在当时明显低于高利贷。而论者广泛的说法是，青苗法利率为40%，甚至有人认为接近100%。青苗法实为高利贷，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而200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天安的《宋代青苗钱利率考实》，广泛引证当时的史料，尤其是反对“新政”者的言论，证实“ 青苗钱利率二分，乃是宋人的共识。 ” 王安石的操守无懈可击，连他的主要政敌司马光都说：“ 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无他，但执拗尔 ”，除了固执，王安石没有什么缺点。而一篇《辨奸论》，将其影射为大奸大恶：“ 囚首丧面而谈诗书”“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竖刁、易牙、开方是齐桓公的宠臣，竖刁自宫以求亲近讨好齐桓公；易牙杀子让齐桓公尝人肉滋味；开方背弃自己父母的祖国投齐。这三个人靠谄媚获得权势之后，大乱齐国，致齐桓公病饿而死，两个多月无人收尸，蛆从房里爬出。事实上，王安石绝非谄媚之徒。他在包拯手下工作时，一次包公举宴，无论包公怎么劝，不爱饮酒的他就是滴酒不沾，弄得包黑子没脾气。连支持他变法的神宗皇帝，他也当朋友对待，“ 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 ” （马永卿《元城语录》），拿皇帝当学术讨论中的“朋友”，非争出个是非曲直不可。硬将王安石与竖刁、易牙、开方扯到一起，可见士大夫阶级刀笔功夫之深刻，更可见精英们对王安石的痛恨。这篇文章更被后世大儒收入《古文观止》，于是在无数没有生活经历的学子的脑海里，王安石就与竖刁、易牙、开方齐名了。舆论为何如此？熙宁四年十月，朝廷在宣布实施免役法的诏令中，称此法： “ 所宽优者，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并兼，能致人语之豪户。 ” 新法的受益者是乡下穷人，他们哪能影响舆论？“能致人语”影响舆论的，是“仕宦并兼”的“豪户”，而他们是新法的受损者。今天，人人都明白“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喉舌”的规律，看来古往今来尽皆如此。直到今天，看看所谓“大众媒体”渲染的生活方式、喜怒哀乐、价值取向，又有多少反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城市贫民的心声？近代史上，评价王安石的人，有三位值得特别注意。一位是力图变法补天的梁启超，他全面肯定王安石的德量、气节、学术、文章，认为他的改革措施“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更推崇王安石“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几乎与尧、舜、禹并肩。一位是力图推翻沙俄专制的列宁，他称王安石为“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一位是优雅的文人林语堂，他将王安石描绘为集小人权谋于一身而又无知的奸臣，“新政”搅乱朝纲，误国误民。由此我们发现，“新政”的成败，与其说反映了变法者们的个性特征、政治智慧，不如说是反映了整个精英阶级的集体选择----他们不希望这位“拗相公”出来充当乌鸦嘴，更不能容忍王安石断了自己的财路。切身的体验告诉他们，兼并正在为他们展开一幅盛世辉煌。 4.4 盛世耶？鱼腩耶？其实在王安石之前，那个“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范仲淹就搞过“庆历新政”，其目的在于“ 择官长、精贡举、抑侥幸、均公田、明黜徙…… ”，结果“ 论者藉藉”、“多所举劾”、“相与腾口 ”。被西夏人视为“ 胸中有十万甲兵 ”，尊称为“小范老子”的范仲淹败在自己的朝野舆论之下。而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结束了官僚机器对兼并的抗拒。组成中央集权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自此无约束地沿着兼并的道路奋勇前进，一个超级大国的盛世辉煌正向他们招手。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让要素自由流通，必然发生兼并，而这将使要素配置优化，促进生产的发展。许多歌颂大宋朝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两宋是何等的辉煌：由于兼并，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工商业得以大发展。北宋中期后政府税收中农业税仅占30%，而工商业税占70%。到了南宋，海关税占到税收的15%，与之对比，2004年关税在我国的税收中仅占4.3%。北宋时国家税收就达到1亿两白银，这个纪录保持了八、九百年，到1900年国家税收也就8000万两。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金融深化”，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年32万贯的15.8倍。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北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南宋时期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发行“会子”。富饶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以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为中心的城市化。据说“ 汴都（东京）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这“数百万户”恐怕有些夸张。历史教课书称，东京居民有20万户。程民生在《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中考证，那时平均每户7人，可见东京人口高达140万人。无怪乎《东京梦华录》描绘它“ 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增减十几万人，居然感觉不到。另外三京也都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万户（70万人）以上的城市则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与之对比，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有人估计宋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2％，甚至有人估计高达30%。与之对比，我们现代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84年才超过22%，1996年才超过30%。更有人估算，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今天，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GDP也只占全球的30%。可见堂堂大宋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的首都，聚集着一个极为富有的阶级，“ 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 ”（《靖康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得比较具体： “ 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家，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 兼并使京城里拥银百万的富户“至多”，至于有十万两银子的，“比比皆是”。这个阶级的膨胀刺激了奢侈性消费的发达： “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两人对饮就要花近百两银子，让人想起今天的“顺峰”、“天上人间”之类处所。《东京梦华录》描写当年的东京： “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 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香车宝马、花街柳巷、按管调弦、新声巧笑、四海珍奇、寰区异味……，无怪乎千年之后仍令文豪们神往。余秋雨就说过“ 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清明上河图》（见图11）被视为当时首都的实录，它描绘了七百七十多个人物，其中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算命先生、摊贩、车夫、轿夫、乞丐。不知我们这些据称是共产党员的文豪们，希望以何种身份，穿越到那个千年前的首都？图11：清明上河图中的各色人物首都为何能有如此盛况？清人赵翼道出了其根由：“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5、492页。）赵翼认为“ 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而我们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文豪们，却向往这样的制度。两相对比，立场品味，高下立现。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这是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被称为“宋代经济革命说”。清华大学的李伯重质疑这一学说，他考证史籍，认为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业并没有出现“革命”。如果此论成立，生产力低下的农村与奢华的城市间必然形成尖锐矛盾。（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宋代到底有无经济革命，有待学者们探讨。历史事实是，这个文明让一个被其视为“落后”的文明打垮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富庶”、“繁华”成了游牧民族洗劫、蹂躏的“鱼腩”。这个事实让笔者怀疑“经济革命”之说。论者每每将两宋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比，将兼并与“圈地运动”相比。工业革命发育出一个向外扩张、殖民的强势文明，而两宋呢？一个导致自己的社会成为别人“鱼腩”的政治经济趋势，即使被称为“革命”又有何价值？有人翻检史籍，发现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 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 ”（见王曾瑜《宋朝：中国落后世界的罪魁祸首》）两宋的兼并让精英阶级得以尽享繁华。排除范仲淹、王安石之类“拗相公”的聒噪，显然符合这个阶级大多数人的意愿。然而，他们没想到，能排除范仲淹、王安石的“干扰”，却没法排除女真人、蒙古人的征伐。金灭北宋，《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盛世灰飞烟灭。首都汴京城内“ 斗米三千，贫民饥饿，布满街巷，死者盈路 ”( 《南烬纪闻录》 )。整个首都经济圈“ 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 ”( 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盛世转瞬间变成了国破、家败、人亡。 4.5 结语：“一民之生重天下” 面对对新法的非议，神宗与三朝元老文彦博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 “新法”的问题在于让士大夫“不悦”，至于老百姓的感觉，本无所谓。这江山是精英阶级的，不是老百姓的。这才是整个问题的要害。平心而论，对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而言，文彦博的价值标准并不离谱。然而作为被治理者的百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使为了统治者自己的长远利益，也不能对百姓的处境漠然视之。于是就有了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君”对待“民”，要象资本家对待资本那样慎重。孟子说的透彻：“ 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 ”（《孟子·梁惠王上》），没有了资本，资本家就不成其为资本家；没有了民，君也就不成其为君。所以《尚书五子歌》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然而，民既然不过是君的“本钱”，作为所有者，爱护与否就只是个人选择而已。梁武帝萧衍丢掉江山时说：“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夫何恨? ”----糟踏掉自己的江山，老子乐意----那是何其潇洒。至于构成“社稷”的精英们，在专制帝国中，他们更可能认为“民”只是君的“本”，未必能成为自己的“本”。要说自己的“本”，还是兼并一些田产更实在一些。所以宋代的士大夫 “ 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袁燮：《絮斋卷》）----当官敛钱、回乡买田，这已是正常现象。在兼并这个问题上，士大夫与“君”利益未必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君与臣的博弈、体制与个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士大夫中，王安石显然是个异类，他在《兼并》一诗中说：“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已经渗入了感情因素，“民”在他心中已经不再是“本钱”那样冷冰冰的客体。这让他走到了民本思想的边界。下一个走到这边界的，是明亡后的黄宗羲。他反思大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时，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 万民之忧乐 ”高于“ 一姓之兴亡 ”。天下治乱与否，但看百姓忧乐，而皇室兴亡本无所谓----“ 无与于治乱者也 ”。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告别民本思想，迎来民权思想。站在这个思想交界面上，回看围绕王安石的千年毁誉，耳边不免响起他当年的叹息： “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 个人分类: 读史琐记|1543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王安石七绝一首咏竹: 热度 2 hcy98765 2014-5-9 13:48; 王安石七绝一首咏竹宋·王安石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少聪慧，博闻强记，仁宗时举进士。神宗时前后两任宰相，实行变法，社会效益极佳，被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由于遭到司马光等大官僚大地主保守派反对，被迫去职，退居钟山，新法尽废，变法失败，北宋遂走向衰亡。其诗雄健峻拔，自成一家。著有《三经新义》等书数部，多散失，后人编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传世。; 2178 次阅读|4 个评论

盖棺论不定的王安石——读史偶记（49）: 热度 3 cswen 2013-10-9 19:04; 盖棺论不定的王安石 ——读史偶记（ 49 ）温景嵩（ 2013 年 10 月 8 — 9 日写于南开园）在我国历史上盖棺论不定的人物是不多见的。从前的秦始皇是一位，两汉之交的王莽又是一位。本文这里要研究的北宋的王安石则是第三位，可能他还是最后一位著名的，历史上盖棺论不定的人物了。王安石确是一位十分引人瞩目的历史人物，从他在世时起直到现在，此人一直就是惹人注意研究，并引发起热烈争论的著名人物。以下我们先看一下王安石的简介，然后再看一看接近一千年以来历史上对他各种各样：包括正面的，反面的以及不正不反面的，甚至还有国外对他的评价。（下面关于王安石的这些材料均引自 360 百科网站）王安石简介王安石（ 1021 年 12 月 18 日－ 1086 年 5 月 21 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国首相、新党领袖。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唐宋八大家之一。历史评价北宋时期元佑元年（ 1086 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 “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 方今 …… 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 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 ”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 “ 学术不正 ” ， “ 坏了读书人 ” ，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南宋至晚清时期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 “ 国事失图 ” 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 “ 三不足 ” 之说是 “ 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 。如蔡上翔以为 “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 “ 乡贤 ” 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 “ 祸国殃民 ” ，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 “ 于学不正 ” 、 “ 杂糅佛道 ” 或 “ 学本出于形名度数 ” ，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 “ 是当时思想的主流 ” ，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 “ 聚敛害民 ” 。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 “ 剥民兴利 ” ，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 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的著作《王荆公》是 20 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名著。他的《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时说道： “ 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 ，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 “ 文明国家 ” 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 “ 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 ”“ 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 ，还认为保甲法 “ 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 ” 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似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 20 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1949 年新中国建国以来出现了以下三种评价：一、肯定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 20 世纪前半叶梁启超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二、文革中的看法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在 1973—1976 年 10 月发表文章 150 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 “ 四人帮 ” 的宣传班子，专门为 “ 四人帮 ” 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 读》。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 “ 四人帮 ” 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 1977—1979 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 “ 四人帮 ”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三、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又出现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该文再度引用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的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 “ 富国有术，强兵无方 ” ，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 “ 尊马抑王 ” 为其特色。此外，第三种的不完全肯定说之内容如下：此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国外 20 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 “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 1000 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以上关于王安石的材料均引自 360 百科网站）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吕思勉和钱穆两位史学大师对王安石又是怎样说的。由于吕先生说得很简略，这里我们主要引用钱穆先生的评论。从钱穆的《国史大纲》书中我们知道，原来宋朝的变法一共有两次，并不只是王安石才有的变法，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还是第二次。第一次变法是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仁宗庆历年代，叫做庆历变政，主事者是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紧跟其后，其中许多地方不免和范仲淹的变政有关，实际是范仲淹变政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钱先生就从范仲淹的庆历变政说起。在他的《国史大纲》里，钱穆先生讲到：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仁宗时期正值辽夏交侵，他特启用范仲淹为相。一日仁宗开天章阁，招范并赐坐，并要范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且给以笔札，要范当面书奏。范仲淹不得已，乃退而列奏。（由此可见，宋朝变法，实际是由王室主动，不仅仁宗于范仲淹如此，而此后之神宗对王安石亦然。）范仲淹因此才提出十项政见，这就是范的有名的《十事疏》。范仲淹的《十事疏》大致可分为三类。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后三事属于富国之举措。最后两事则属于前八项之运用。仁宗对范仲淹的十项政见，全部接受。然而范仲淹的政策，尤其是前五项澄清吏治的政策，却引起下面众臣下的极大反对。宋朝百年以来种种优待士大夫，造成他们好多的特权。范仲淹要把他们从头推翻，那还了得。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和秀才们，究竟有几个能“以天下为己任”？有几个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果反对之声明潮暗浪，层叠不穷地打来，不到一年功夫，范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退。这第一次的范仲淹的庆历变政就此失败。然而，宋朝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变法之形势仍然存在而且更加迫切，于是三十年后，在神宗熙宁时期应神宗之要求，王安石又继之而起，是为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其实还是跟随他的前辈范仲淹的《十事疏》而有所取舍。大体上王安石的变法只取范仲淹《十事疏》中之六，七，八三项。诸如青苗，均输，市易，方田，免役，保甲等，保马等。不过更为细密周全，更有远大的眼光，所以他的变法，比原来的范仲淹的变政更有名气，影响更为久远，范仲淹的变政反而不大为人所知。然而王安石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入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因此他并不重视范仲淹十项中的前五项。这就使他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的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寛养民力。非寛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增进武功。王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事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其失败的结局必然无可避免。但是，王安石的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能够武装自卫的社会。又如方田，青苗，均输，市易等制度，则欲造成一裁抑兼并，上下具足的社会。再如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王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王安石的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源泉，绝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因此范仲淹和王安石的革新政治的抱负，虽然相继失败了。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近期的中国。” （以上均引自钱穆：《国史大纲》）从以上钱穆先生所述，看来钱先生基本上是肯定了王安石及其变法，对此我完全赞成。从当时的形势发展看，王安石的新政的确是顺应了当时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使在神宗之后的几代帝王，最后都要采用王安石的新法以处理国家大事。比如神宗之后的哲宗，在他亲政之后立即废除了他的母后所实行的司马光的保守政策，而改行王安石的新政。在哲宗之后的徽宗，虽然初期又采用了司马光的保守政策，但后来蔡京主事时，则又再度实行了王安石的新政。当时的王安石新政失败了，其原因虽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时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我们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比如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为变法牺牲了生命的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还应包括光绪帝，他们都是英雄，而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老佛爷慈禧太后却是为人不齿的中华民族里的败类。王安石新政确有种种缺点不足，甚至有不妥之处，然而有哪一次变革是十全十美的呢？我们决不能以偏概全，以片面来攻击全局，从而否定了王安石新政改革的大方向。最后还应谈一下当时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的反对。这一问题显然则更是司马光的不是。他非但没有举出具体的王安石新政的缺点，在神宗面前他只是一再重复他那著名的两个字：“不妥，不妥！”以至后来神宗听得烦了，不得不把他驱离朝廷。此外，最成问题的还是司马光的指导思想，是他赖以反对变法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司马光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照他这种保守思想，人类则应倒退回到原始社会茹毛饮血的时代。即使以当时的北宋王朝而论，他们的祖宗之法，已使宋太宗时结余的财政，闹到英宗时代成为财政大亏空。若照司马光的政策继续下去，这个北宋王朝则最终必然会导致破产了事。神宗以后的历代帝王，最后都要摈弃司马光的那一套而采用王安石的新政，这是必定无疑的事了。谈到此处，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否定的只是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却没有全盘否定他。尤其是他在史学上的成就——那就是他的名著：《资治通鉴》。也就是说司马光此人，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他在政治上确实是应该否定的，然而在学术上，他的成就却应永垂青史。关于范仲淹，关于司马光的事迹，本文的两个附录则给出了他们二人更为详尽的材料，以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参考研究。欢迎批评指正，欢迎不吝赐教，谢谢。附录之一：关于范仲淹（以下关于范仲淹的材料均引自 360 网站）范仲淹简介范仲淹 (989 － 1052) ，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 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 64 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成就与荣誉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现编入初中鲁教版及人教版语文八下教材第六单元、苏教版语文八下教材和沪教版语文九上教材），其中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为千古名句。也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词作，如《渔家傲》《苏幕遮》，苍凉豪放、感情强烈，为历代传诵。欧阳修曾称渔家傲为 “ 穷塞主词 ” 。著作为《范文正公集》。范纯仁是他的次子，父子都当过宰相。范仲淹在散文、诗、词均有名篇传世。 “ 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范仲淹在答友人梅尧臣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西元 1036 年）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所作。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当时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要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灵乌赋》为范所作的同名文）中强调的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更是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即现今所谓的 “ 知识分子的良知 ” ）。范仲淹此言颇类似于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 “ 不自由，毋宁死 ” （原文是 Patrick Henry 在公元 1775 年的 “ 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 ”-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但比他晚讲了七百四十年。（以上关于范仲淹的材料均引自 360 百科网站）附录之二：关于司马光（以下关于司马光的简介与评价均引自 360 百科网站）司马光简介司马光（ 1019 年 11 月 17 日－ 1086 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人物事迹司马光，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史学家，宝元进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 1066 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 1070 年）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 1084 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政治主张呕心沥血编通鉴，一心一意反新法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 “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 “ 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 “ 守常 ” 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可以使用一句话来评价司马光的一生：其实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这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与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 —— 纯粹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 “ 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 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小人！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 “ 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 。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安石争辩，但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司马光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终其所述，只有 “ 不妥 ” 二字而已。结果造成了神宗误会他无理取闹的局面，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还有点要注意就是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其实历史的模糊就模糊在，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可能立竿见影，不然会发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这样一来必然会给地方官吏带来更大的腐败空间，他们会借机不断提高贷款利息，从而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而且后来的好多事实证明，由于王用人上的不当（因为得不到朝廷重臣的支持不得已王安石启用了一些新人但是在那里总有一些人并非与王安石抱有同样纯粹的理想就是这些怀揣着私欲年轻人使得原本比较良好的设想完全背离了初衷），导致的结果也被司马光不幸言中，这不得不说是王安石变法中让人不得不遗憾的一面。（以上均引自 360 百科网站）;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4577 次阅读|2 个评论

王安石诗情“话意”说火灾事故: After50 2013-2-7 08:47; 王安石诗情“话意”说火灾事故王安石《外厨遗火二绝》（一）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二）青烟散入夜云流，赤焰侵寻上瓦沟。门户便疑能炙手，比邻何苦却焦头。《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刀匕初无欲清人，如何灶鬼尚嫌嗔。翛翛短褐方围火，冉冉青烟已被宸。邂逅焚巢连鸟雀，仓黄濡幕愧比邻。王阳幸有囊衣在，报赏焦头亦未贫。附注：王安石（ 1021-1086 ），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 ）中进士后，曾任过地方官。神宗时为宰相，创新法以改革弊政，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后辞官退居南京。他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成就颇高，影响甚巨。其诗长于说理，精于修辞，内容亦能反映社会现实。词虽不多，却风格豪放，感慨深沉，别具一格。有《临川文集》。; 个人分类: 教学资源|30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科学达人沈括之二三事: 热度 1 Moviez 2012-12-27 09:21; 阿丁，摘自《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花城出版社原标题：悍妻培养出来的科学达人沈括宋·沈括【梦溪笔谈】余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牍，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復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復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復使之能活，牛者復为牛，羊者復为羊，但小耳；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復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中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　　生不逢时去拼诗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人。弱冠之年就承父荫当了个沭阳主簿的小官，在任上显示了其出众的水利才能。二十三岁中进士，在大宋的国家图书馆谋了个职位。宋神宗时，王安石获最高领袖重用，大宋的总设计师开始推行新法。王氏新法涵盖范畴极多，亟需各领域的人才，这时他发现了沈括，一个可向多领域劈腿的章鱼型人才。　　假如活到今天，沈括绝对是国宝，天文历法农桑水利医学军事工程地质数理化，无一不懂，属于不世出的通才，肯定赐院士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像这种一千年也出不来一个的人，不愁没人供着，也不愁没人暗杀。怎么说呢，沈括就相当于大宋的牛顿加爱迪生加诺贝尔加伽利略，再搭上个李四光黄老邪什么的，差可拟。当年沈括出使辽国，辽主尚不知这个南人的价值，若是知道了，能留就留，留不下一定给宰了，不能便宜了大宋啊。　　单从军事层面来看，沈括就有大用处，他对弓弩瞄准器望山的研究与革新如果为辽所用，大宋早就灭了。据说沈括还发明了一种史上最早的“防弹衣”，强弓硬弩也射不穿，可以说随便用上哪项沈氏专利都可能改变历史。然而别说辽人，大宋的赵官家也没这眼光，在那个时代，沈括肚子里的东西，大部分都被目为奇技淫巧。置身一群诗人中间，或许沈括都未必看得上自己一肚子的科学。沈诗读过几首，感觉比张打油的成就略高，在东坡居士面前实在拿不出手，这大概也是沈括后来告发苏轼的原因之一，嫉妒。沈大科学家也是可怜，生不逢时，放今天你用得着跟人拼诗吗？　　假如活到今天，沈括和苏轼的庙堂地位就可能倒过来。以苏轼的脾性，不大可能混成含泪大师，沈括这样的科学家就好得多了，一定是个什么元勋。除了在科学领域的贡献之外，公平的说，沈括一生还是抱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在他生活的年代，倒也没在科学层面忽悠过谁。　　然而王安石一定不这么看，一度齐心戮力一起推行新法的沈括，在王被罢黜之后风向转得飞快，立刻起草万言书一份，从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了王安石新法之荒谬之祸国。新任宰辅吴充瞧着心里都堵得慌，心想这样的人能用吗，有朝一日我要是下台了呢？这种事想想都一身寒战，忙呈送皇帝，你想皇上看了龙颜能悦嘛，随即沈括被贬。王安石从此都不称呼沈括的名字，而是叫他“壬人”，所谓壬人，就是见风使舵的奸佞之徒，俗称小人。　　悍妻培养出的科学达人　　苏轼是个胖子，比王安石的肚子和肚量都大。史料记载，沈括在杭州与苏轼聊天吃酒，临走求了苏轼近期的诗文，回家就拿了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查，挑出来几首诗，以朱笔勾注，掉头就告苏轼心怀不满讪谤朝廷。沈括拿到的苏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沈括的注解是，龙不就是圣上吗？圣上好端端地在龙椅上坐着呢，你苏子瞻还去九泉找龙，啥意思啊你。　　这是乌台诗案之始，后来搞苏轼最起劲的李定等人，也都从沈括那得了灵感，于是诗有达沽，罪从诗出，苏轼之后又有多人以诗获罪。还好宋神宗还不算太混蛋，把苏轼的狂生气打压了打压，又被苏轼给苏辙那首诗感动的唏嘘一番，最终放了人。此后的沈括向世人展示了他的脸皮厚度，再去见苏轼，谈笑若常，就跟使坏的不是自己一样。　　蔡确对沈括的评价是：“首鼠乖剌，阴害司农法。”说沈括首鼠两端见风使舵，还爱玩阴的。这九个字入了《宋史？沈括传》，洗白已是不可能。再回头看看他对王安石和苏轼干的那些事，蔡确的评价真不过分。总而言之作为自然科学学者的沈括是一成功人士，作为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沈括是一失败者。以蔡京之臭死后还有门人立碑撰铭，沈括死了却连个墓志铭也没人给写，他这一生可称杯具，这杯具盛满了科学，却缺了些别的有硬度的东西。　　沈括的另一“软”是源于他老婆的“硬”，这老婆是续弦，官僚张刍的女儿，非常河东，非常狮子吼。平日对沈括又打又骂又拧又咬，不避子女。沈括的孩子们不忍见老爸被打，齐刷刷跪下磕头告饶。没用，张氏照打不误，某次还把沈括的胡子连皮带肉扯了一块下来，留胡子的人一想这惨状下巴都哆嗦。张氏得病死后，沈括不庆祝解放和家暴的终止，反而痛不思食寝不安席，还差点跳河殉情，种种迹象说明这位大科学家还有点S/M倾向。也就是在此期间，《梦溪笔谈》成书，这又说明——悍妻不仅是哲学家的催化剂，也可以是科学家的培养基。　　科学的文字我看了头大，我倒是对《梦溪笔谈》里沈括记载的超自然事件感兴趣，比如他描述的飞碟造访大宋，还有他记录的一种神奇的魔术：一个黥面小兵能把沙石放在手里揉搓揉搓就变成了碎银子，整个一宋朝刘谦啊。沈括说他是亲眼所见，你信吗？有时候科学家也会带我们走进伪科学。附百度百科简介：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改革家。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一位非常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外交家。; 个人分类: 人物纵横|3280 次阅读|2 个评论

王安石说: AnMe 2012-10-22 14:03;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292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文誦讀經典：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josh 2012-8-28 21:07; 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余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節選自《遊褒禪山記》; 个人分类: The Art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25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xcfcn 2012-7-25 19:27; 年轻人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是知道这句话的原创者吗？他就是宋朝的刘彝（1017-1086）。刘彝何人？他留下的最大事功或许是赣州的排水系统：福寿沟排水和水窗防赣江水倒灌。而刘彝乃进士出身。他的事功那里学来的？原来他师从“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胡的“苏湖教法”“明体达用”，立“经义”、“治世”两斋，其中“治世”则学习武备、水利、历算等具体技艺。不知可否算是后来的浙东事功学派（陈亮、叶适）的滥觞？！胡瑗弟子众多，当时礼部所得士，胡瑗弟子居十之四五。煕宁二年召对，上（宋神宗）问曰：“胡瑗文章与王安石孰优？”（李）彛曰：“胡瑗以道徳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一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 这段话让我想起甘阳，甘阳这样的老愤青也事必躬亲来到中山大学办博雅学院，或许说不定也会有胡瑗的成就（而且甘阳经义和治世合二为一）。这也是我们教书匠聊以自慰的地方。; 个人分类: 杂论|1582 次阅读|0 个评论

春来了: someoneelse 2012-3-29 22:24; 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802 次阅读|0 个评论

境界决定眼界: 热度 1 sheep021 2011-6-25 15:29; 登飞来峰 (宋)王安石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首诗都是在描述作者身处在某种状态之中，然而两句诗的意境却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完全不同，前者表明自己看的很清楚，因为置身事外；后者却说自己看不清楚，因为身在其中。有人常常用“屁股决定脑袋”来批评那些说话办事只考虑自己的人。然而境界的确决定了眼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俗话说，阎王好说小鬼难缠，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大领导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小领导，乃至看门的保安是何等的难缠。看看中央级领导讲话，处处把人民群众放到第一位【群众的魅力】。而一些地方父母官呢？视人民为臭不要脸者有之，视人民为刁民者有之……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把人民看多高，自己才能发展到多高的位置。佛祖为啥至高无上，因为他心里装着芸芸众生; 个人分类: 聆听自然|115 次阅读|1 个评论

改革者的杯具: 热度 2 yonglie 2011-3-9 09:13; 【昨天提到王安石的儿子，又找到一段关于安石同志的旧笔记。】看《元祐党人碑》，每个阶层的领头人都还认识：司马光，苏轼，秦观……【蔡京一派列司马光等 309 人为“元佑奸党”，立碑示众。有趣的是，党人的后代以先祖碑上有名而骄傲，在碑毁之后又重新树立，成了光荣的纪念碑。】零星看过些文字，发现宋人对王安石的评语似乎都不太好，连弟弟安国都说，“天下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宜速罢之。”崇宁二年九月，蔡京、蔡攸父子（还有叶梦得）等刻党人碑，却诏封安石为荆国公（此时安石已去世十七年）——这是《宣和遗事》的说法，与正史不同。列宁称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似乎是从土地改革的角度说的，是拿 20 世纪的俄国对比 11 世纪的中国。朱子（熹）评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宋史》将这段话作为 “天下之公言”来评定安石。很多人（包括司马光）和朱子一样，欣赏安石个人的文章品行，但反对他的政治，如果说这是时代局限，那么安石超越时代而成为悲剧，也是自然的局限了。; 个人分类: 随想|3309 次阅读|2 个评论

钢笔草书-王安石元日: liufusheng 2010-12-31 10:05;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个人分类: 未分类|12504 次阅读|2 个评论

一把火一勺汤的中国式改革: dilingjun 2010-3-1 08:54; 十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很遗憾作者是谁给忘了。他对中国历史上所有改革的评价我觉得挺有道理，也十分深刻，就做了读书笔记。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一次彻底的改革，改革者之所以没有一个好下场，说到底，就是因为改革是靠皇帝的需要来进行的。上一个帝王需要改革，下一个帝王不需要改革。同一个帝王，今天需要改革，明天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改革就意味着向人民让步，所以帝王总是在不改革就难以维持他的封建统治的情况下才被迫进行改革的，当改革缓解了社会矛盾后，帝王就会变本加厉地把他所做的让步收回来。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种东西变换得最快：一种是朝臣，一朝天子一朝臣；一种是朝政，一朝天子一朝政。王安石感慨的说：天下事像煮汤一样，烧一把火，又接着泼一勺水，那还有熟的时候呀！;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3650 次阅读|3 个评论

王安石阅读参考文献吗?: jlpemail 2009-10-23 10:02; 关于王安石绿字的使用,几乎成就了文坛的一段佳话. 几乎可以和贾参军的推敲媲美了. 可是,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王丞相阅读参考文献吗? 按照他的才识和地位,应该是阅读的.唐朝距离宋朝不算年代太久远.而且按照他的阅读量,唐朝著名诗人的作品应该浏览的不少.东风春上早,已绿湖上山.唐朝长寿诗人丘为的题农父庐舍的第一句,就将绿动词化了. 所以,王安石对于绿的动词化用法不是什么创新.是继承和沿用. 那么,对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的过度推崇,假如不是过于拍丞相马屁,就是无视历史事实吧? 这样的诗歌评论家,有待商榷. 假如王安石没有阅读参考文献,还是反证了文献的重要性.; 个人分类: 思维秀场|3742 次阅读|0 个评论

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 zjzhang 2009-9-11 22:35; 书湖阴先生壁王安石茅檐常扫净无苔 , 花木成畦手自载 . 一水护田将绿绕 , 两山排闼送青来 . 湖阴先生 , 即杨德逢 , 是王安石在金陵 ( 今江苏南京 ) 的邻居 . 1. 那是茅舍 ( 一看让人想到三顾茅庐 , 诸葛孔明高卧之地 , 清净而优雅 ; 二看想到刘禹锡的陋室 , 这是陋室 , 但吾德馨 . 恩 , 这德刚好也就逢上了 .) 屋檐下 , 是泥土 , 天下雨了 , 会浸湿 , 苔儿便乘势而长 , 但德逢先生每天早上起来都打扫 , 干净的只剩下泥土的气息 ;2. 门前种了些花木 , 成排成排的 , 没事时去抚弄抚弄 ( 当然那小子肯定也少不了些蔬菜水果之类的阿 , 好吃阿 !);3. 再往前走 , 那是条小河 , 水清澈到底 , 偶偶鱼儿出来活泼一下 , 太阳西下了 , 打个桶 , 浇浇小花儿去 ;4. 四周看看 , 两座山青青的缀入你的眼睛 , 欢迎你来到这久住阿 . 的确的是个好诗阿 ! 王安石这小混混跑到人家那里去 ( 那时他应该没什么事了 ), 东张西望 . 在那喝了口茶 , 便跳了出来 , 看到茅檐无苔 ; 后又花木成畦 ; 在远点 , 一水护田 ; 左右看看 , 两山排闼 . 兴之所至 , 诗味亦来 !; 个人分类: 文学|3400 次阅读|0 个评论

书湖荫先生壁---王安石: zjzhang 2009-9-8 12:51;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注：作者王安石，跑到他邻居那里去写诗，没进门就有：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载。完了，没了下文，进去再说，喝了碗茶，心旷神怡，回去吧，出门，远望，顿悟：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诗即成，到家后，研磨，推笔，好了，送于邻居杨德逢。; 个人分类: 文学|343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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