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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生的对话(三)
jlxt33 2010-2-16 12:35
年前,今年要毕业的老二从实习点回来了,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 我主要是倾听者,了解一下他的现状,他很兴奋,也给了我很多的思考。 1.关于研究内容 他认为很有前途,很实用,这从他找工作的经历可以证实 面试机会较多,南京一家公司有意签约,但他更喜欢广东和大公司 于是在这里的一家大公司实习了,专业很对口,他很喜欢 虽然是实习,收获也很多 这两个公司都是在研发部门,很多都是从国外找配方回来,自己的东西很少,所以都很重视研发,他觉得自己大有可为。 而且鼓动或者鼓励我,一定要继续做好这个方向的研究。 2.关于推广和产业化 基于前面的认识,他建议或者说是鼓动我应该多出去跟企业联系 我们的东西很实用,一定能够产业化,并且可以根据要求开发和设计 还建议我跟企业联合建立实验室,共同研究,因为企业缺少人才和设备 而我自己其实没有很多的兴趣、动力和精力出去跑 他主动请缨帮我打理,挺有意思和闯劲儿的孩子。 不过这倒是提醒我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了。 3.关于外语的学习 在公司实习,发现了自己的差距,英语考级不错,但是不能用 刚开始根本不能跟身后的外国领导交流,只是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而隔壁的同事说英文和日文就跟说中文一样流利,自愧弗如 不过现在练习和应用的多了,也可以说了 在跟我交流的过程中也好像习惯性地夹杂些英文单字和缩写,挺有意思 感觉这么多年学英语不如这三个月的实践管用 我告诉他这么快能够应用也是以前打下的基础啊,对不对? 4.关于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是他基于我的实验室的成果比较少的现象提出的 因为我坚持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要有自己的思路 从查阅文献到设计实验,再到实施,以及最后的总结,要完成一个全过程 导师只是在每个环节进行适度的指导即可,从不给出现成的实验方案 因此学生摸索的时间较多,不好的结果也相对较多。 他认为这样做,虽然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 但是对于出成果是没有好处的 还举例说,XXX导师,连硕士生都是按照老师给定的方案做 根本不存在实现自己想法的空间 我问他:哪样方法对学生的好处多? 他认为是我们的方法好。 这让我想了很多 在实验室中,带研究生和本科生,究竟是为了培养学生呢还是为了完成课题出成果呢? 其实这些学生都是很有创意的,有时他们做的东西或者想法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很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可是课题的结题,年终的考核,奖金的发放都跟成果有关啊。 在现实中,这两样都很重要,可是我倒现在也没想清楚究竟该怎样做。 这里的研究生导师们,该怎样权衡呢?请不吝赐教。
个人分类: 研之有物|3798 次阅读|1 个评论
一次座谈会:“少侠”们的出路?
jianxu 2010-2-6 12:40
春节来临之前,实验室领导安排了一次青年学术骨干座谈会。与室里工作的青年科学家和 Fresh PhD (70后和80后们)进行了交流。大家就年轻人应该如何成长交换了意见。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便是 科学研究应该如何选题? 其实,不论是新人( junior ),还是老人( senior ),对于科学家这个职业来说,这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要研究的题目永远是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但在这种场合下,说得意思大概是 选题决定成败 。 座谈时,有人提到了我过去的一篇博文 少侠 立足 江湖 的两种模式与选择 ,为自己选择哪一种模式感到困惑和不决?也有人认为我们的仪器设备还不够先进。对此,以前也曾经在 我们用先进的仪器设备都做了些什么? 那篇博文中涉及到这个话题。 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能够关注年轻人的成长,说明他们是有历史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的。然而,一个学术单位的发达能否长盛不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颇为值得思考,也很有意思。其实,这种发达与辉煌的演变很可能像是足(篮)球赛。一代球星可以让一个球队辉煌个十多年。正是那:十年尤文图斯,十年 AC 米兰;乔丹的退役,带来的便是芝加哥公牛的暗淡。此一时,彼一时。其关键在于谁能够拥有顶尖级的人才。而顶尖级人才的来源无非是两条路:一是重金购买大牌。这条路成本高(这说的不仅仅是花的银子,也包含了对打破原有资源配置平衡带来的动荡);二是慧眼识金,购买潜力股,将一些有潜质的好苗子培养成为真正独立、有竞争力的腕儿。这条路成本低,周期长,难点在于能否看得准。其玩法只能是选一批苗子,靠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而不是养一批啃老族。 我想对少侠们说得是,除了关注学术上的选题之外,对学术界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的了解也是不容忽视的。那种理想主义、完全按照个人兴趣、独往独来的科学研究是幼稚、不切实际的。路途十分艰难,不好走的。对于这一点,其实在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教育。在此,友情推荐三本书供参考。当然,这些书中的观点完全是在西方国家的体制和文化下的产物,与中国的国情有很大不同。当下只能是参考,而不能全然照搬,否则还是要吃亏的。 1 )《有了博士学位还不够科海沉浮指南》 2 )《谁想成为科学家?》 3 )《规则与潜规则:学术界的生存智慧》 相关链接: 少侠 立足 江湖 的两种模式与选择 我们用先进的仪器设备都做了些什么? 剑桥的学术评价准则及我们的差距 海归 是否需要入乡随俗? (图片来自网络)
个人分类: 科研感悟|9002 次阅读|6 个评论
让人惊喜的仙客来
SmileyCat 2010-1-10 12:50
一年前的圣诞节前,我从Home Depot抱回一盆儿盛开的红色仙客来,给家里增加一点儿喜气。接下来的整个儿一个冬天和春天,像小拳头似的花苞儿不断从深绿的叶片下面钻出来,长高,长大,张开五片儿向上翻卷的花瓣儿,如同一群飘然降临的红衣仙子。 到了春末,花开得越来越少,最后连叶子们也逐渐枯萎。我自责着对它照顾不周,把盛着枯萎了的仙客来的花盆挪到阳台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 想着,像我这样粗放式经营的养花人还是不要再养这种娇贵的花儿了。 夏天在忙碌中匆匆度过。秋凉了,我偶尔注意到角落里的花盆中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长出了新的叶子。我把花盆挪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并时不时地浇点儿水。生活中让人分神的事情太多。对这些植物们,我除了浇浇水,偶尔施点儿肥,其他就由它们自生自灭了。 过了感恩节,街上的店家们开始张灯结彩准备过节。一天,我忽然注意到几乎被我忽略的阳台上也出现了节日的喜气:那盆儿仙客来又开花了,并且开得比去年更茂盛。 惊喜之余,我到网上查了查关于仙客来的习性。原来,仙客来原产地中海沿岸,秋冬开花,夏天是要休眠的。它怕涝,过多的肥和水反而会让它烂根。休眠的时候只要保证阴凉,通风和低湿度即可。原来我这是歪打正着。加州的地中海式气候正好适合仙客来生长,而我的粗放经营正是它所需要的。 由养花儿,我联想到父母对孩子,机构对人才的期待和培养。过高的期待,过分的照顾可能并不适合人才的生长。并且,优秀的人才大概也需要休眠期---需要时间充电和学习。不能要求他们不断地总有成果奉献。了解他们的习性,给予必要的资源和充分的信任,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任其自生自灭---这对那些生命力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可能会长得更好。
个人分类: 夏花与秋叶|3689 次阅读|1 个评论
数学大师丘成桐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转]
jbguan 2010-1-1 08:13
他为数学而生,他有大开大阖的气度,有直达本质的魄力,只要碰到难题,他就硬要把它砸开。这是数学大师丘成桐的人生写照。   他说,1969年自己离开中国前往美国,40年来,中国的数学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一直存在着距离,而他本人也一直为此感到遗憾。   他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可百年树人、做学问比经济发展要来得更困难,也更重要。他希望自己能真正地做些事情。   他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学术氛围,让更多的年轻人尽快成长。就像年轻时痛痛快快做一场学问一样,他希望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为中国一流数学学科的发展、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梦圆清华 题记   丘成桐 哈佛大学William Casper Graustein讲座教授、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年仅33岁就获得代表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茨奖(1982年),是麦克阿瑟天才奖(198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克劳福德奖(1994年)、美国国家科学奖(1997年)等众多大奖获得者。    大学要有活力  关键要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    记者(以下简称记): 我拜读了您近年来在国内发表的一些演讲,发现您对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问题十分关注。数学系主任肖杰也说,您对人才培养的瘾头大得很。作为一位数学大师,为什么对人才培养问题如此倾心?对中国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您近来有什么新的思考?    丘成桐(以下简称丘): 人才培养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强盛都要靠人才,没有人才无法成为一流大国。肖教授讲我瘾头很大,这跟瘾头无关。在美国,各领域的领军人才很多,可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人才,年复一年不停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培养更多的人才,怎样让人才更好地成长。这是美国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到美国,至今已有40年了。我发现美国大学的数学系基本上讨论的主要问题都是怎么提拔年轻人,而且提拔的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前途。举例来讲,我们哈佛大学数学系基本上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数学系,最近我们请了3位非常年轻的教授做终身教授,3人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这样的例子在国外也少有。可我们认为提拔年轻人是我们最重要的做法,这使我们的数学系甚至整个美国的数学能够始终不停地生长生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科学家在20多岁的时候做出来的,许多大物理学家、大数学家都是这样。一般来讲,一个数学家、一个科学家主要的工作在40岁以前一定可以看出来,很多是30岁以前就看出来了。如果到40岁都看不出来的话,基本上他的前途就不太乐观了。当然也有例外,但大部分一流的科学家在40岁前,他们的成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有活力,就是因为他们大量地提拔三四十岁的年轻教授。年轻教授的薪水有时候比资深教授还要高,有的高很多。我记得我28岁的时候薪水基本上在整个数学系排名第三。美国的大学愿意做这种事,因为他们认为年轻教授很重要。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资深教授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愿意承认很多年轻学者所做的学问比他们这些年纪大的重要,即便年轻教授做得没有他们好,他们也愿意让一些位置给年轻教授,从而让他们能够很好地成长。   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年轻人的重要性。要认真思考怎样去寻找他们、培养他们、吸引他们。20多岁学问就做得很好的学者,我认为中国应该花很大功夫去请他们回来。因为我们的学问是希望在中国做而不是在国外做。很多伟大的华人科学家拿了诺贝尔奖,都是在国外拿的,因为工作是在外边做的。我总是希望在清华、在中国本土做这些工作,在中国本土培养比在外边成长更重要。   要在本科阶段培养一批最好的学生    记: 今年秋季清华开始启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您亲自指导清华学堂数学班的建设。您还出任了新挂牌的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请问您对清华数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有怎样的考虑和计划?您认为应该怎样推进年轻的拔尖人才快速成长?    丘: 清华有全国最好的学生。我们希望这批最好的高中生进入清华后,能够好好地在本科阶段培养他们。所以我们在本科成立了这个比较特殊的班级,教授他们扎扎实实的学问。   首先要在本科阶段培养一批最好的学生,让他们能够继续努力下去。据我了解,中国某名校的数学系每年约有150多个学生毕业,但真正能够继续做纯数学的不超过两三个,从事跟数学有关的专业,如统计等,加起来也不过七八个,不超过10个,比例实在不高。   哈佛大学数学系每年有20多个本科毕业生,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继续做学问的,很多已经成为国际上有名的大师,许多名校里的大教授都是哈佛的本科毕业生。哈佛的博士生去年有12个毕业,其中10个继续在名校里做教授或助理教授,比例是12:10。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环境、学术思想都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本科生培养要能够让他们真正学到一些东西,能够在国际上有竞争的能力。   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确实培养了几个很好的博士(数学学科),可是30年来全国这么多人口才培养了几个,那是相差很远、绝对不够的。因此也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让他们尽快成长。成长起来的这些幼苗还要继续培养,希望在清华这样的名校里能够保护他们,让他们健康成长。只要能够真正让他们成长,我想中国的数学很快就能上去。   举个例子来讲,清华5年前请来了几位法国教授,他们在这期间带了六七个学生,带了两年,又送到法国去将近3年,5年后他们写的论文就是世界一流的。这表示清华的学生是绝对有能力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好好带领他们。要让有学问的学者带领他们,给予精心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其实都很用功,都很愿意学,可是往往不晓得怎么去学,怎么跟名师去走他的路。这批外国人很好,他们专心专意培养学生,学生很快就成长起来了。   不要以为自己穷就什么事也不能做    记: 您这次给学生演讲的题目很有意思从清末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次大战前后数学人才培养之比较。为什么选这个题目?通过演讲您要表达什么观点?    丘: 在19世纪以前,日本数学跟中国是没法比的,但近100年日本的数学比中国要好得多,培养了很多大师。为什么100年内他们培养得这么成功?我想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气氛。日本从英国学习绅士的作风,就是要尊重对方。日本的学术界有他一定的作风,值得尊重。    记: 怎么又联系到二战了呢?   丘: 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学问做得最好,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二战后期日本可以说是民穷财尽,可就在20世纪40年代,却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数学家。在最穷的时候能够发展出最好的数学,所以我想我们应当晓得,不要以为自己穷就什么事也不能做。   记: 我知道您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西南联大时期很欣赏。    丘: 西南联大当然是很有学术气氛的一个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不过你要知道西南联大跟东京大学的分别。西南联大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可是很多人最后成才是在外国不是在本土。日本那一批是在日本做出来的第一流的工作,而且是划时代的第一流的工作。   在有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    记: 您的恩师陈省身先生曾在清华任教。您选择把清华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否跟陈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华即将迎来百年校庆,正在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您对清华的发展以及清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做法有何评价和建议?    丘: 我的老师陈省身是在清华成长的,也在清华任过教。当时中国几个主要的数学大师都是在清华成长的,包括华罗庚先生、许宝騄先生,好几个都是。清华的传统很重要,清华的学生也很踏实。我在国外碰到很多清华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很不错,态度很好。所以我想,既然清华能够招收最好的学生,态度也不错,学风也不错,希望能够帮他们一些忙。毕竟中国要成为人才大国,只能够在有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   记: 数学班目前第一届有16人,第二届有14人,如果比较理想的话,您希望将来真正以数学为终身职业的学生比例能达到多少?   丘: 哈佛数学系每届的本科生有20多个,其中一半以上是出类拔萃的,有几个学生的论文可以达到在世界一流杂志发表文章的水平。清华能不能够做成,第一步我们先看看,希望能够做成。这跟指导的教授有关,所以我们请了一大批好的教授,也希望从海外请一批人来帮忙,希望很快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教师要真正花功夫去教学生  这是很重要的事    学生记者: 您觉得学生在教学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对清华的学生有什么期待和寄语?    丘: 学生应该多找老师谈谈嘛,我从前在香港念大学的时候就常去找老师讨论问题。要多看一些书,多跟老师探讨书本上的问题。中国学生因为功课繁忙不大看课外书,要多看课外书,多跟老师交流。其实来访问的学者,从外国到中国、到北京来的访问学者很多,多找他们谈谈,找名师谈谈,要找些有意义的问题。    学生记者 :您刚才提到清华的学生到了哈佛之后基础知识比哈佛的学生要差一点,请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丘: 清华学生的基础知识没有美国学生学的多。可能你们不大相信,美国的本科生其实是很用功的,哈佛的本科生念书很多是念到晚上12点才睡觉的,花很多时间在念书上,上课的时候也老问老师问题。清华的学生我想一方面是学习的内容、看的书跟他们不一样、科目不同,看的课外书比较少。同时哈佛的老师大多是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学术水平非常高,所以能够讲清楚学科的方向。不过清华学生有个好处,就是特别用功。一个人的学习环境很重要。假如你的同辈或者你班上的同学,有一个人很用功,在学术上有出色表现的话,你会受到感染,觉得兴奋,念书也会念得比较起劲;如果老师是比较一流的大师,你念书也会念得比较勤奋,这都有关系的。    学生记者: 您刚才提到数学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他们专心研究学术,那您认为有什么措施能够保护学生,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学习氛围中成长?    丘 :我想我们有很好的老师,我们要让学生觉得对学习是有兴趣的,能够得到最好的指导。我们平时负责教他们的都是专家,他们知道这个科目是怎么教的,书和教材都要挑好的。一个教师要真正花功夫去教学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中国有些教授认为教学生不是他们的责任,不愿意花时间在学生身上。我们这个清华学堂数学班是希望教师亲自来教学生的,这是态度问题。在哈佛大学,大教授、名教授都认为,教本科生、从本科开始带学生,这是我们的责任,很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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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panfq 2009-12-2 16:29
人民日报 :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2009 年 11 月 05 日 08:44:35  来源: 人民日报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 )。 中新社发 高延智 摄 整 理者注: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 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那是于 2005 年 3 月 29 日 下午在 301 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 人才培养问题 。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麻省理工学 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 到加州理工 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 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在这里, 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 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 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 good idea ,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 。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 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 。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 物理学 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 生物系 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 化学系 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 L 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 L 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 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 93 岁。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 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 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 权威辩论的 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 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 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 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 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 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 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 。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 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 ,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 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 组建航空研究院, 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 责爆炸力学等 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 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 学创新精神。我 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 我今年已 90 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 涂元季 顾吉环 李明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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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钟楼
热度 1 weijia2009 2009-11-30 07:10
有一年我在美国度假,适逢总统大选,布什和民主党人克里两个候选人在角逐。我仔细看了下电视上两人的表现,跟朋友说我猜克里赢。当时我的依据是小布说话磕磕绊绊,不及克里的圆润老到。而朋友不同意,他认为这两个人都能当领袖,但布什更像一个平民,举手投足很像one of us,自然会赢得百姓的青睐。结果就如朋友说的那样,克里输给了布什,或者说干练输给了朴实。 几天前去了一趟位于New York东北80多英里的New Haven市,应邀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做了一场Seminar。耶鲁大学算得上是美国最早成立的几所大学之一,300多年以来走出了大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学校先后培养了多位美国总统,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法律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能找到毕业于耶鲁的顶尖人物。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善于培养领袖型人才的学校。 我落脚的Omni宾馆就在学校附近,清晨在19楼吃早餐的时候能够凭窗鸟瞰耶鲁古老的校园。耶鲁大部分古建筑都是中世纪的哥特式(Gothic)风格,估计多数有百来年的历史。一眼看下去校园的基调是灰暗的 - 由暗红、暗棕色、灰色的建筑和疏影横斜的老树构成,在深秋的朝阳下显得古朴庄严。我在耶鲁校园漫步时没有更多地关注其建筑,而是在想着一个问题 -耶鲁为什么盛产领袖人物? 答案之一应该是其大学精神。耶鲁精神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和崇尚独立人格。好的精神再经过长期的坚持,已潜移默化成一种机制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这个校园。耶鲁的教授是比较牛的,陪我参观校园的一位药理系老教授介绍了他们近几届院长和系主任的管理上的举措,归结起来就是说他们教授才是真正当家之人,对于院系管理者偶尔的荒腔走板,我们不予理睬!事实上耶鲁的教授当家是由来已久的,建校初期,耶鲁就逐渐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300年来,不管耶鲁的管理体制如何演变,但重视和信赖教授的传统代代相传,它反过来又激励着教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提高教授会的威信。有了教授的独立性,才可能有学生的独立思想和领袖意识。据说上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美国很多名校全都遵照政府的指示对反战的学生不予提供奖学金的资助,唯独耶鲁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结果耶鲁因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陷入困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坚守学术独立的信念。 耶鲁大学实行类似剑桥大学的住宿学院 制度(见博文《康桥的晚霞》),新生被分配到耶鲁大学的12个住宿学院中,且除极少数特别情况外,所有学生都将在学院中居住四年时间(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必须居住在宿舍)。耶鲁另一个有意思的特色是学生的秘密帮会。我在校园附近驻足于一栋神秘的没有任何窗户的花岗岩建筑面前,这就是存在了170 多年耶鲁的骷髅会所在地。这个骷髅会与学校中其他社团不同,不参与校内或社会上的任何公开活动,始终保持着神秘莫测的姿态。据说骷髅会每年从大三学生中挑选具有精英、领袖气质的人入会,成员在加入时都要发下誓言,终生禁止向外界泄露半句会内的秘密。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目标很独特 - 让尽可能多的成员拥有权力!骷髅会成立至今170年来只招募了1000来人,这些人分布于美国的政界、司法、情报、经济等领域,成员中不乏总统、最高大法官这样的角色。有趣是几年前同为竞选总统对手的布什和克里都毕业于耶鲁,又同为骷髅会的成员,两人不论是朴实还是干练,都已经成功跻身社会精英行列的塔顶,不能不说这个骷髅会很有点道行!我们也许无须质问这种貌似非法的组织为什么始终没被取缔,它何以能长期产生精英型的领袖,而要问这种秘密帮会在多大程度上帮着大学教育赋予了成员们以社会责任、义务、团队意识?我在想这种秘密帮会的组织形式也许被神秘化了,它们在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或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大学校园对于包括了秘密帮会在内的各种学生活动的包容和支持才是各种人才得以滋生和繁衍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作为Seminar Speaker我被安排跟一些教授和学生座谈,值得一提的是在跟研究生的午餐座谈中,我的对面只坐了6-7个学生。一问才知道这是药理系所有在读的博士生了。这里的博士生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是6年 - 不论入门时具有学士还是硕士学位。在交谈中他们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抱怨学位时间过长、工作太苦,大家未来的打算都很明确 - 从事科研工作。这个药理系的Faculty似乎跟交大药学院的课题组长人数相当,但用这么长的时间只培养这么几个博士,这种少而精的传统做法似乎也是给耶鲁大学培养领袖型人才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注解。 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学生只要化足够的时间都能获得,无法学到和追补到的是创造性的灵感和引领性的意识!大学精神不是一种点缀,而是灵魂!精神和文化范畴虽然很大,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一时一地群体性的生态方式和精神方式。我们常感慨自己的985大学何以培养不出真正的领袖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归根结蒂的原因也许就是一条 - 大学的独立性!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才有可能培养出未来的科技、文化、政治界的领袖! 一个学者可以不热情、没精神,一座大学却不可以。走出众多领袖型人才的耶鲁校园是有活力的,这种活力使得校园内所有的旧楼和老树全部抖擞起来,傲然面对来自远方的学者和游客。每到世界上的一处校园,我会格外留意它们的教堂和钟楼,它们各具特色,通常是校园建筑的灵魂所在,有些钟楼直接就成了大学校徽。站在楼下,想象着一批又一批懵懂、好奇的、甚至带着些野性的学生在校园里四处奔跑,这些挺拔的教堂和钟楼就这样百年不变地守候着他们。也许是这些教堂的尖顶慢慢给学生带来了高远的意境,是教堂宽厚的钟声把学生的特立独行逐步转换成一种信念、一种轩昂! 当然,接下来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校园的钟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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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精英”堆不成国家科技文化的高山
zoumouyan 2009-11-6 09:04
只靠精英堆不成国家科技文化的高山 邹谋炎 钱老过世,留下了对国家人才培养上缺失的遗憾。六十年,时间不能说太短。中国科技文化队伍的数量,不能说太少。可就是出不了自己培养的拔尖人才或大师。现在是该认真审视的时候了。 在五、六十年代,靠引入在国外成长出的拔尖人才领军,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在那个时候,科学文化的若干领域还留有一些解放前成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受到知识分子政策的关照,从经济收入到社会地位,都受到尊重,政治上受到保护。在大学里,高层行政官员对教授多有尊敬、照顾。科学家和教授成为学子们的榜样,大学里的学子们努力着、梦想着。 然而,对精英人士的关照并未延伸到国内成长出的科学文化人。虽然这类人中不少优秀者,但他们始终处于低贫条件下。例如当陈景润被发现是数学天才时,同时也发现他的生活和心理都已处于急需抢救的状态。随着旧人渐老,新人成长,现在终于发现,在国内一直出不了大师。仔细想来,其实这个苦果在五、六十年代就种下了。当人们归责于教育部或大学校长们的时候,是否想过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许许多多高素质的科学家,需要一大批创新人才。一批精英能够堆成几座高塔,但一定堆不成国家科技文化的高山。 近一、二十年间,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和道德缺失越来越严重。只靠精英的政策现在并没有改变。和过去不同的是,各路现代精英们纷纷进入官场,占据分项目和分钱的制高点。各种发展规划,成了少数精英们相互博弈划分的场所。国家缺乏对收入分配制度的科学化研究和统一管理,造成大量漏洞,使得少数官化精英可以占据国家项目和经费的主体。未入官场的大多数科技文化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受聘和生存而奔波。老一代精英们的爱国热情和对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已成鲜见,盛行的是对权势和财富的狂热追求。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不仅出不了大师,还会严重腐蚀和伤害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科学家、教授已经不再是青少年努力的榜样,我们的将来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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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freton 2009-11-5 17:17
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2009-11-05 05:03:59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北京) 跟贴 2102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近日被整理出来。谈话内容是有关科技人才培养问题。钱学森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人民日报11月5日报道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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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转载)
郭崇慧 2009-11-5 08:41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 人民日报 》( 2009年11月5日 11 版)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涂元季顾吉环李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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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离我们有多近?
hotjava 2009-10-25 12:43
(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娱乐) 最近华裔科学高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着实刺激了一把国人的科学热情,创建世界一流的口号又成为流行,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什么C9,五强联合培养等举措相继出台,但浙大年青海龟教师的自杀事件又给这和谐的大环境增添了一丝不和谐。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等等方面,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综合实力不断增强,GDP数据和每年的增长率无疑说明了这一点。尤其在高等教育界,许多学校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蓝图提到日程表,还有许多学校为了早日达到世界一流,提出重金引进大师级学者,,种种举措,似乎我们离世界一流并不遥远,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切都在向着早日成为一流的目标迈进,光明的前景在向我们招手。 在当前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背景之下,笔者不禁想做点冷思考。不错,一流学府需要大师,而且,我也不怀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但人家大师即便来了,能呆多久还是个问题,况且,即便大师真的来了,就能够凭一己之力,革故鼎新,开辟一个科学盛世吗?我在这里没有丝毫否认大师的作用,早在78年前(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就发出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在这里 想 表达的是,创建一流大学,光有大师还不够,还得要有一流的学生。打个比喻,大师就像园丁,而学生就像院子里面的树苗,而大学就是由园丁和树苗组成的整体,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园丁和树苗都得跟上去才行,而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刚刚埋在土里的种子,是已经经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层层教育体系培养的已经长到一定程度的树苗,园丁的水平再高,树苗已经长成型了,你想再来化腐朽为神奇,让那些长得歪歪倒倒的树苗成为笔直的参天大树,恐怕有些勉为其难。 我想说的是,创建一流大学,培养出自己的大师,是一项系统工程,得从娃娃抓起。如果只是把眼睛盯着高端,瞄准高校这块领域,而不顾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那么,就像一个树苗的培养,假如需要经过几个温室阶段,在刚开始的温室里面,没有好的环境和养护方式去让其生长,到最后一个培养阶段,已经长得东倒西歪,那怎么才能够让它成为可用之材呢?诚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在国际上获得了多大的成果,但那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这里树苗的基数大,总有一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幼苗能够排除各种不利因素,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天赋,长成参天大树,另一方面和我们所采用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集中式战略有关(想想我们造两弹一星时代,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成功,那是当时的世情国情所决定,而在现在的新形势下,需要更新观念,转变方式了)。但想想那些由于在刚开始阶段,由于环境、园丁培养方式等愿因,而让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有很好潜力的树苗,最后长成了平庸之才,这样的事情才真正让人心痛呢。 为什么欧美能够对各类科学大奖形成垄断之势?一方面是他们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大师,能够不断培养出青出于蓝的学生,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大师不也是经过了幼苗到大树的阶段吗?在他们接受教育的早期,由于接受了一种我们所欠缺的人文素养、科学精神的熏陶,造成了日后从事科学研究事业在观念、能力、和思维方式上的全方位的差异。我们的差距,并不仅仅是缺少几个大师,更不是缺少大楼和设备这么简单,而是我们在一开始阶段就落于人后了。 诚然,世界各国都承认中国的学生基础扎实,但我们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太注重考试成绩,太注重书本知识,不错,书本知识是人类千百年智慧的结晶,需要好好学习掌握,但我们是否还需要花大力气,在中小学阶段,就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动手能力,主动发现问题的意识呢?这方面的培养的欠缺,更关乎到我们会不会、会有多少大师的出现?如果不从开始的源头抓起,那么,我们即便能够通过大学的创一流和引大师举措,如果真能够出现几个诺奖获得者,那也是火气好,像买彩票碰了头彩,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苗子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同时,还需要我们大学的各种制度、机制,利于好的苗子冒出来,利于人的自由思想、发展,才能使得我们的诺奖获得成为定常状态,使得我们打破欧美对于科学大奖的垄断,使得我们的人均获奖率名列前矛,真正成为科学上的超级大国。 补遗: (1) 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对于创建一流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也是存在着累积效应(初值敏感性)的,初始值的不同,会造成系统演化路径的极大差异,导致系统的终态相差十万八千里,等系统的路径已经分散开了,再来进行控制调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所以,我们现在的举措只能是局部有效,不可能对整个宏观大局产生多大的改进。 (2) 一个好的教育系统,不是单单说要面向高端,产出高精尖的产品(出大师,拿大奖,做出重大发现发明),还需要要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运行机制,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使得整个全体国民都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素质得到提到,指导思想正确了,土壤肥沃了,每个阶段的培养对路了,不愁高端的大树不成批成批地涌现。而这,已经超出了教育界的能力范畴了,需要整个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等社会元素)、国家(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参与者等等各类主体)的关注、参与和积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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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问题”与“人造问题”的迷思
boxcar 2009-10-22 09:10
常看到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领域创新能力的忧虑和对中国应试教育的讨论与批判,但这些问题讨论之后,除了把其根由归于体制之外,似乎也罕有别的高见了。而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希望培养孩子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的能力,是自然问题呢?还是人造问题?我任务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谓自然问题,就是自然界中人类尚没有确切认知的东西,包括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运用及对自然现象的合理解释等。所谓人造问题,则是部分人基于明确的目的专门为其他人设计的待解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自然问题和人造问题二者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出现交集,例如一个理科的导师把研究课题交给学生的时候,这个课题本质上是自然问题,但在经过了导师的思考和分析后变成了一个部分意义上的人造问题。 我忽然很遗憾地想到,深陷应试教育之中的中国孩子们从小就一直被训练解决各种人造问题而非自然问题,为了应对考试,他们被安排购买并习练众多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题,这些完全是老师们费尽心机编出来的人造问题。人可以编题,自然不难总结出解答这些人造问题的方法和窍门,于是就有了铺天盖地的辅导班专门讲授如何求解各种类型题,孩子们在掌握求解人造问题技巧的过程中提升着应对各种考试的能力,但可能同时在失去了解决自然问题所需的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对应用技术问题的兴趣可能也会同时失去。 人造问题通常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可循,更实际的自然问题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并且在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被逐渐地揭示并加以利用。但是,仍有很多自然问题却是从来就未被揭示的,这些自然问题之难并非因其有多艰深,而是因为它们太复杂,按照目前被细化后的分门别类科学手段和方法对其研究往往进限于某些局部或者较低的层次,这是一个很大的局限。在人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吸取的科学知识、提高能力,按说其解决自然问题的能力是逐渐加强的,但对自然问题感兴趣的广度和程度可能反而是逐年下降的。这是因为人造问题更容易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利益和满足感,而对于自然问题,除非因为一下子解决了大的问题而扬名立万之外,那些对很多小自然问题的透彻理解可能只带来一点儿似乎不大的个人能力提升和自我满足罢了,尽管这种微小的能量提升和个人满足其实对提高个人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但却既不是主流,也未见受到多少重视。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教育只会在表面上口头鼓励学生对自然问题进行探索,实际行动上却始终停留在培养他们如何去解决人造问题。 我认为,要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未来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应该想办法多去自主探索自然问题,而不是沉浸在人造问题当中不肯自拔。这些人造问题,不单指孩子们在考试和训练中遇到的那些人造难题,也包括大人们在工作中人为创造和设置的各种问题。 提出以上个人浅见,欢迎广大博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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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亥姆霍兹行政管理学院第一期培训班顺利结业
helmholtz 2009-10-17 13:49
亥姆霍兹总部办公室2009年6月16日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亥姆霍兹第一期行政领导学员班的成员庆贺他们的结业。出席活动的演讲嘉宾包括BMBF国务秘书Cornelia Quennet-Thielen博士以及波茨坦高级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Klaus Tpfer教授。 在这一期的学员班上,来自亥姆霍兹科研中心的从事科研、基础设施与行政管理的30位青年领导在亥姆霍兹行政学院接受了为期一年半的在职轮训,他们学习了不同的管理工具和方法,并且接受了学术界和工业界导师的直接辅导。 “除了科学上的专业知识之外,要想在大型科研项目中与同事一起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人们如今还需要其他能力。”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Jürgen Mlynek教授说。亥姆霍兹学院正是与圣加伦马利克管理中心共同专门为此目标开发打造的一项人才培训计划。Mlynek说:“亥姆霍兹联合会极为重视人才管理,并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其中的一个典范就是亥姆霍兹行政学院,这个项目我们现在也对来自其他科研机构的申请人开放。” 亥姆霍兹联合会致力于解决社会、科学和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以下六个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的前沿研究:能源、地球与环境、健康、关键技术、物质结构、以及航空、航天和运输。亥姆霍兹联合会拥有16个国家研究中心的近28,000名员工,每年经费预算约为28亿欧元,是最大的科学组织在德国。其工作秉承了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 1821年至1894年)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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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的兴奋与诺贝尔的影子(转载)
王军强 2009-10-7 20:06
王艳春2009年10月07日 07:56 10月5日下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美国的三位科学家获此殊荣。虽然其他学科的还没公布,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美国的锋芒毕露,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年诺奖上那一大串美国人的名字,已经了习惯了在每年的这个时刻保持缄默,不论先前我们是沉浸在如何狂热的大国崛起的兴奋中。 面对总是需要勇气的,但我们必须面对,知耻而后勇,在巨大的刺痛之后我们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自1900年至2008年,美国已有274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占世界获奖总人数的70%以上,而其人口不到世界的5%。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超过德国占据世界科学技术研究的制高点,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视,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这几年年度科研经费达1100亿美元,占GDP总量的2.8%。与之相似的是日本,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在科学技术研究上亦是突飞猛进,最近几年诺奖获得者中都有日本人,获奖总人数已达15人。而与之相对,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例长期低于1%,以2007年为例,该年度我国GDP为30100亿美元,科研投入为2000亿人民币,占GDP比例约为0.83%,而这比2001年时的最高水平1.1%要低0.27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水平上升了科研投入比例反而下降,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也难怪别人说中国是以环境赤字和极度廉价劳动力换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当然科研资金投入只是一个方面,经费能否用到实处,科研收益率如何都是另外要考虑的问题,美、日在保证科研经费落到实处方面有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而中国虽然有的项目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有的研究机构拿到国家的项目资金后,一般先是买楼买车,甚至请客吃饭都从科研经费里面出,一笔经费花光了科研还未启动。至于科研收益率我们国家的是20%,美国是200%,日本是500%。 与资金投入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甚至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推行的都是一种“填鸭式”的教学,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美国则恰恰相反,美国物理研究所的菲利普·谢韦曾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仅在第28位或30位”,他举例说美国学生在一些统一的数学和其他学科的考试中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不过,在大学阶段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美国学生更注重独立思考,而轻视机械式的学习方式。我们的高等教育又是怎样的呢?最为可贵的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也也影响着美国人的治学态度,他们大多有一种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的信念,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当然这一切的社会基础是不在科研领域搞论资排辈那一套,没有中国许多所谓的“学霸”。 有了充足的经费支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要想取得科学研究的繁荣和腾飞还必须有完善的科研管理机制,严惩和杜绝学术腐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做。过去的几个月媒体曝光了一连串的院士、大学校长级别的论文抄袭事件,暴露出我们的学者学术道德的沦丧,监督机制的漏洞,配套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这一点就不多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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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人才培养困局
wangdh 2009-8-28 13:45
【转】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人才培养困局 链接: 科学网 朱清时:求解中国 创新人才培养困局 我国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包括1951年)大学毕业的。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处于和平时代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现在的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不断增多,如何能够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级的杰出人才?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在新民教育讲坛以《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为题展开讲座,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反思。 教育的症结是管理体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时代。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民国时期的800倍。朱清时说,高教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也应该越来越多。 实际情况如何呢?现在的情况很尴尬。朱清时分析说,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比例来说,我们现在国内应该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正如钱学森所说: 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在钱学森看来,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 对此,朱清时感触颇深。他举例说,我国从2000年开始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现代科技界的大师级人物。据统计,自2000年至今,共有14人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包括1951年)大学毕业的,另外3人是1953年~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状态对我国的教育来说是很尴尬的。朱清时说。 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内战、各派势力斗争,为什么还能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师?为什么随后处于和平时代的60年反而变成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朱清时认为, 民国时期各阶层对教育的干预很少,大学能够按照教育的规律,走自身发展之路,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去发展 。相比之下, 过去的60年,教育管理体制没有理清头绪,教育成了各级领导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一味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却没人考虑。 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发展好。在稳定时期教育同样可以发展好,关键在于怎么管理。朱清时强调。 对待教育,少一些干预,多一些敬畏 英国牛津大学在稳定时期办好教育的例子让朱清时记忆犹新。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的一个郡,有名女生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能顺利进入牛津。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于是,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前去求情,仍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最终,以英国政府不光彩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而收场。这就是 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的精神,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干预 。朱清时说。 西南联大也是拒绝行政干预的典范。朱清时举例说,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作风强硬,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特定的应试教材与统一考试的规定。西南联大随即召开教务会议,认为教育部不能训令学校,拒绝按照教育部的指令行事。 在朱清时看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60年。那种用行政权力干涉教学事务的做法,实际上使中国高校随后几十年里元气大伤。朱清时表示,我们寻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症结时,不能回避1952年的院系调整。 1952 年正是中国全盘学习苏联的时候,于是肢解了中国当时的教育体系。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能够大量产出人才,但是存在不少问题,致命的缺陷就是不符合人成长的规律,忽略人的个性和天赋,这种教育没有生命力。 直到1998年,国家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大学的创建,大家深感专才教育的弊病,对策就是进行教育模式改革,专科学校相互合并,于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专才教育,重拾通才教育。朱清时说。 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朱清时认为, 全社会对教育不光要爱护,更要敬畏 。 教育是比任何人的思想更基础的东西,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看待教育就应该像看待母亲一样 。朱清时这样认为。 知识多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日本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益川敏英,在日本土生土长,英语说不好,从没出过国,甚至连护照都没有。 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中很难容忍像益川敏英这样的人,外语不通,不出国交流。但就是这样的人得到了诺贝尔奖。朱清时指出,这可能说明中国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中国人认为知识多就是能力强,所以教育便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而在朱清时看来, 知识不是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创新能力最本质的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洞察力 。 朱清时举例说,爱因斯坦在很小的时候,一下子就对父亲送来的指南针充满了强烈兴趣,在其去世前仍对此事记忆深刻,想搞明白指南针能够指南背后的秘密。这就是强烈的好奇心。 想象力是人类进化之后保证生存的基本能力,想象力使人类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人类才理解了地球另一面的人如何生活,想象力开始纠正我们的直觉,于是人们才接受了地球是球体。所以说,想象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好奇心和想象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很容易被扼杀 。如何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朱清时认为: 老师讲课是培养好奇心的重要场合 。 洞察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朱清时说,有些人面对复杂情况,往往来不及推理和思考,就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洞察力强的表现。怎样培养洞察力?朱清时举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例子。当年杨振宁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可他上课从不备课,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由于不备课,泰勒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杨振宁兴奋地说: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一样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与此同时,朱清时提醒大学生对文化垃圾保持警惕,避免被出版垃圾湮没。他说: 知识越多不等于创新能力越强,有时还可能阻碍创新能力。如果存在大量的误导性、食而不化的知识,就非常容易湮没创新能力 。 朱清时认为, 读书不在多,而在精 。他希望能够消除一些文化泡沫,让年轻人每读一本书就能学点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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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大学里没学到东西呀!
热度 6 jianxu 2009-4-11 20:38
这两天参加了所里今年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复试(包括材料学专业的笔试和口试)。总的印象是, 专业课学得明白、基本概念清楚、基础知识扎实的学生实在是太少了。 有相当一些学过材料科学基础的学生不知道常见金属(如金、银、镁、钛)的晶体结构是什么类型?不知道面心立方、密排六方结构晶体的最密排晶面和晶向是什么?有的看不懂简单的、含有共晶反应的二元合金相图;有的不知道固溶体和金属间化合物有什么区别?有的错答了碳原子和钴原子哪一种在铁中的扩散速度快?;有位学过《热处理》课程的学生竟然回答马氏体是渗碳体在奥氏体中的固溶体,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应该说能够进入复试的学生肯定都还是各个学校里不会很差的学生,其中有的还是专业(或班级)里的前5名。 学生们学得不好,应该会的知识不会,能力低下,突显出扩招酿成的恶果。 时下,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人满为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另一方面, 却又明显地缺乏真正拥有专业技能、社会所需的人才。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完成了为社会培养拥有专业技能人才的基本使命?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是否还会进一步恶化?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教育? 按照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送孩子到大学读书的基本目的是通过专业的教育培训,使孩子获得某一项专业技能,从而具有社会需求的价值和相应的谋生能力。 就个人来说,如果仅仅是持有一纸文凭,而并不具备货真价实的专业技能,不能够在未来为雇主带来利益与贡献,那么迟早都将会被摈弃、淘汰出局。无论你是博士、硕士,还是学士,都会如此。 为了使孩子们获得相应的专业技能,就必须使学生们学好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可是,从学生们的成绩单上,我们看到的是有的人学了一大堆不着四六、与学位专业毫不相干的课程,什么孙子兵法、市场营销、食品营养学等等。 别忘了,你拿的是工程专业的学位。 学生们身上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专业课的知识来自于死背硬记,远非真正地理解,更不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经历过相应的专业实验演示。 比如,没有在金相显微镜下看见过珠光体是什么样,当然也就不容易记得其基本的形貌是什么样?没有做过(或见过)低碳钢的拉伸试验,当然也就不会对材料的应力 - 应变曲线、屈服强度等性能指标、加工硬化等概念有真正的理解;没有见过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当然也就不容易理解这些实验分析手段的用途,将来一旦真的需要时,也没有任何印象。可怜的孩子们,真的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学理工科的,没有相应的实验配套支撑,能学得明白那才怪了?没有相应的资源,就应该没有办教育的资质。 道理很显然,一个驾驶学校,如果没有汽车让每一位学生去练习驾驶,光靠教练的嘴把式,学生们能学会驾车吗? 学生是一所大学的主要产品 ,不管你的楼有多大,经费有多少,论文出了多少,当你的产品在社会上市后,档次、质量如何?用户们心里自然都会有一杆秤。 学校的品牌自然是由你自己产品的质量所决定的。 学生的质量差,学校也就砸了自己的牌子,后来的学生出路也就会越来越艰难。如此下去,只能是恶性循环,苦了孩子们。据说,曾经在某些人才招聘会上,有的单位明示: XX 大学毕业生免谈。 让我们的孩子们受到名副其实的良好教育难道不是基本的民生吗? 别再忽悠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了,如何能使大学教育的质量不再滑坡恐怕才是正事儿!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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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的专长心理学分析及对博士生成长的启示
liudongyang 2009-4-11 13:59
柳东阳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中国武汉 430070 ) 摘要: 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不但是获奖者个人的荣誉,也被看作是获得者国家的荣誉。博士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的高层次人人才,其培养质量高低标志着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国家的长期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专长心理学对诺贝尔得主的共同兴趣或心态特点、个人的早年生活、研究生阶段的特征、科研生涯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博士生成长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关键词: 专长 人才培养 诺贝尔奖 博士研究生 导语 博士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的高层次人人才,其培养质量高低标志着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国家的长期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 12 万多人,仅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有资料表明,到 2010 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亟待提高 。诺贝尔科学奖是根据阿尔费雷德 . 伯恩纳德 . 诺贝尔的遗嘱而设立的。自 1901 年 12 月 10 日诺贝尔科学奖第一次颁发以来,截止 2008 年已经有 285 位科学家获得了此项殊荣。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不但是获奖者个人的荣誉,也被看作是获得者国家的荣誉,因此每年的揭晓都会引起科学家、科学哲学界、教育界、媒体和普通民众的关注与追问 。研究获奖者的学习经历,科研经历与思路、所在国家的科研政策均成为焦点。本文试从专长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学习经历和科研实践,寻找促成诺贝尔奖得主成长的有利因素,以期对我们博士生的成长有借鉴作用。 1 专长心理学及其应用 1.1 专长的含义 专长( expertise )是指专属于某一实践领域、为该领域专家所拥有的不同于常人或者新手的特殊能力 。在从新手到专家的转变过程中,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操作技能从生疏到熟练,渐渐变得游刃有余;对新的工作情景开始是不知所措,以后就熟悉适应了。最后则可以在各种特殊条件机智地应变;工作经验有无到有,并逐步结构化,层次化,形成众多的操作方式和工作策略,乃至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由一名博士生成长为普通科学家,在上升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一个由科研新手到专家的过程 。 1.2 研究渊源 对专长做系统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追溯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德格鲁特( A.de Groot )在 1938 至 1943 年间描述国际象棋棋手在做出棋着决策时发生了什么,并推测为什么这样发生的博士论文课题。之后,美国卡内基 - 梅陇大学的蔡斯( W.G.Chase )与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西蒙( H.A.Simon )有关国际象棋大师与一般棋手的比较研究,推动了对专长的多领域探讨。 1970 年代以后,更多的心理学家致力于探究不同领域专长的实质及发展规律,期间召开过数次国际性会议,并形成了对专长研究影响深远的多本论文集。三十多年来,关于专长的心理学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运用实验室研究专家行为的实质,在实验室中借助反应时记录、眼动记录、言语报告、事件记忆、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来分析专家行为,探测专家的知识特征以及调节专家行为的各种特殊认知机制;二是研究从新手到专家的成长规律,主要通过非实验室研究,利用诸如名人传记、回忆录、手稿等推测专家行为的获得过程。本文即采取后者,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学习,科研和外部环境加以分析,寻找规律和有益的做法。 1.3 专家(科学家)成长的社会机制 首先是动力机制。专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始动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依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五个层次,只有当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后,才能进而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的满足;人类的所有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投身科学研究在于追求自我实现,这种需要是一种优势需要。此外,从科学的本质与特点来看,科学家追求科学能力的同时,更追求科学界同行的社会承认。科学界的社会承认不仅使科学家们的追求得到满足,而且能进一步激发唤起科学家的科学创造热情,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知生产,不断地追求新的、更大的社会承认,如此往复循环,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科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良性循环。 其二科学的竞争机制。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三种形式:一是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二是科研成果的水平与数量上的较量;三是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科学垄断。 再者在科学家成长过程的激励机制。科学界对科学家们的科学能力的社会承认主要是授予一定的科学荣誉的方式表示的。科学荣誉不仅包括各种职称和学衔(如博士、教授、学会会员、理事、理事长、学部委员、科学院士等),而且包括各种科学奖励(如科学成果奖、科学奖章、科学奖金等),还包括同行们的评价(如同行们发表的书评、引文、学术鉴定、聘书等)。这样科学荣誉既凝聚着科学家的科学能力,又体现着社会对这种能力的认可。因此,科学荣誉的授予对于科学家无疑会起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最后是科学家成长的制约机制。社会对科学家的制约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通过科学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此乃科学系统的内部制约;另一种是通过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此乃科学系统的外部制约。 1.3 作为专家应有的一些特征和成长规律 1.3..1 专家的知识特征 专家的知识优势体现在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上。与新手相比,专家的陈述性知识属于组织得当的知识结构,新手的知识机构则较为凌乱;专家的程序性知识趋向于自动化,并且具有自己的特殊的策略。此外专家还具有特殊的认知机制,包括长时工作记忆和对情景的整体关注度,这是新手不具备或者欠缺的。 1.3.2 专家的成长规律 成才所需要的时间 研究发现在诸多领域存在着十年期规律,依照这个规律可以断言:没有长时间的积累,即是最具有天赋的人也无法达到特定领域的顶级水平;而大多人已经达到顶级水平的,甚至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成才的阶段 埃里克森等人认为,个人成为专家乃至顶级水平,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在孩童时期个人表现某种天赋而开始涉及有关领域;此后经历较长时间的训练后,个人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该领域里;第三阶段则以该领域职业者作来谋生,并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到该领域的活动中;最后阶段,个人超越自己的教师,在其所投身的领域中做出独特性的贡献。 影响成才的因素 这里有三种因素影响个人向专家的迈进:资源的可利用性,个人的动机强度和活动的强度。 2 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分析 2.1 诺贝尔得主的共同兴趣或心态特点 诺贝尔奖得主与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有着各种兴趣爱好的普通人。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科学有好奇心,对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以及找到真理的必胜信念。面对失败,他们善于总结,汲取教训。在他们头脑中不断产生新想法、新思路、新策略。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在他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获得这个奖,驱使他们不断进取的是对自身科学梦想的追求和对真理的献身精神 。 2.2 个人的早年生活分析 这里以约翰 . 巴丁( John Bardeen )为例进行分析。约翰 . 巴丁( John Bardeen )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6 年有由于在半导体研究方面的突出共享并且发现了晶体管效应获得无可、物理学奖; 1972 因建立了微观超导理论再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巴丁童年时就与众不同,尤其在数学方面, 9 岁从小学三年级跳到初中一年级,之后 15 岁即从高中毕业。中学毕业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巴丁在幼年时期的天赋加上美国的鼓励创新的初等教育为他以后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陈仲 认为中国的教育属于草坪式的教育,以考试为主要目的,考试就像割草机,把冒尖的和出界的全部削平、规整。另外就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育,这样造就的是千篇一律的学生,很难有天才的学生敢冒出来,即是有一点苗头,也被这割草机给推平了。反观北美的教育,属于森林式的教育,给学生以充分的发展空间,注重启发式教学,以问题为中心,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为目标。巴丁的幼年所受教育即是得益与北美的森林式的教育。 2.3 研究生阶段的特征分析 依据对 1901-2005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的 10 年高校学习经历统计,可见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足够科学素质的养成基础来自于学校的科学教育,或者说,学校中恰当的科学教育为他们充分理解科学提供了最终的基础。在求学期间,他们尚处于科学的新手阶段,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科学基础训练,加上有名师的指导,为在该学科继续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还有获奖者的就读研究生经历平均 1.73 个高校,就是说他们中大多数就读了;两所甚至更多所高校。著名美术史论家陈传席也提出,应该转移多师,在不同的学校师从不同的老师有助于学术观点的碰撞。一个学生从本科到博士一直蹲在一所大学读下来,很可能僵化了头脑,造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学科退化。 从获奖的科学家的就读学校来看,他们接收科学研究训练生涯基础训练的单位大多是世界上或者国内最好的研究型大学,那里不仅通过系统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提升了他们的科学素质,而且奠定了他们在科学研究上探知自然或改造世界、实现自我生物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还有 1/3 的最高学位授予单位和 1/4 获得者的科学研究生涯基础训练场所不在世界大学前 200 名中,说明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原创性成果者,不一定都有世界名校的教育科研培养基础 。 2.4 科研生涯的特征分析 2.4.1 博士学位论文与获奖工作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从获的博士学位到科学家完成使其获得诺贝尔奖研究工作的时间,就是一位科学家从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成长为一流科学家的周期,这一周期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获奖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工作。有的科学家直接因博士学位论文工作而获奖,有的科学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或将工作,也有科学家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转换研究方向做出杰出工作而获奖,这一时间间隔相对较长。这三种情况中,以第二种最为普遍,由获得博士学位到做出获奖工作的平均时间为 5.4 年;在获得博士学位转换研究方向而获奖的平均时间为 17.1 年。可见,对于博士生选好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对于个人的影响极大,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已经有新手向一般科学家过度,在这中间,个人通过查阅文献,做实验,对原有的知识加以系统化,熟练化,并在大脑中形成一种自动反应,或者称之为学科素养。 2.4.2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领域的链式传递 2.4.2 .1 学术传递链 即前人所做出的重大成就对后续研究往往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一项重大的发现可能会开辟一系列研究,导致一连串的创新,形成诺贝尔奖的学术传递链。伦琴发现 X 射线的 100 年间,借助于 X 射线分析取得重要成果者多大几十人。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的学术传递呈现一定的间接性、复杂性、和网络性的特点。围绕遗传学的中心法则的完善就产生了 12 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基因调控产生了 11 位获奖者。 2.4.2 .1 师生传递链 师承效应是诺贝尔奖人才成长的一条重要规律。有师徒关系的比例高达 40% 。在美国获奖者的比例在 60% 左右,其中物理学和化学的比例还要高些。其中代际相传最长延续了 5 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这说明,名师出高徒的真理在诺贝尔奖上也不能免俗。 2.4.2 .3 机构传递链 一些被历史证明在科学方面非常出色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往往成为知识创新和培养诺贝尔奖人才的重要载体。美国的 6 所大学(哈佛、伯克利、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约翰 . 霍普金斯和芝加哥)培养出了 24% 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博士,在培养的全部博士中有 65% 的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原因是,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科研设施和声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拥有长期积淀的优良科学传统和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这能够吸引一流的科学人才。此外一些世界上有名的实验室也是诺贝尔奖的摇篮,如德国的马普学会、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等。 3 对博士生成长的启示 3.1 认识专家成长规律 前面提到的专长的心理学规律和专家成长规律可以为人才的培养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例如,个人成才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更需要具备适宜于该领域的系统的知识结构;需要形成一些基本能力,但更需要获的专长领域内的特殊能力或特殊认知机制;需要在某些方面具备国人本领,但更需要在作为整体的专家行为上胜人一筹,等等。探索新手成为专家的规律,有助于采用合理的方法或策略来培养人才。在博士成长阶段,注重进行学科基本技术的练习,强调自我调节,有意识地减弱由评判标准改变对个人造成的影响。 3.2 导师与团队的选择 毋庸质疑,一流的大学和导师作用非常关键。好的大学和好的导师可以营造一个好的学术氛围,并在选题、研究方向和方法等各个方面给博士生创造很好的条件,从而为博士生在博士研究阶段做出优异的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科学基础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我国,很多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的导师是科学院院士的很多,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杰出导师在培养博士生中的作用。作为学生,有选择导师的自由,因此在迈入博士生行列时就要向杰出导师,大师级学者的靠拢,以其有一个好的开始和较佳的学术环境。 3.3 选题的重要性 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为博士生成长为一流科学家,甚至获得诺贝尔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博士生阶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此阶段的研究工作很可能就决定了一个科学家一生成就的大小。博士生的课题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很可能会使科学家在博士学位论文阶段就做出一流的工作,或者在毕业后经过较短时间的继续深入研究工做就可以做出一流的工作。 4 结语 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不但是获奖者个人的荣誉,也被看做是获得者国家的荣誉。博士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的高层次人人才,其培养质量高低标志着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国家的长期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对诺贝尔得主的共同兴趣或心态特点、个人的早年生活、研究生阶段的特征、科研生涯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博士生把握住专长的心理学规律,结合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功规律,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出发点,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有新手到专家的转变。 参考文献 刘亚俊 , 王黎明 , 覃孟杨 . 科学家之路 : 从博士研究生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 大学物理 .2008,27(7):37-40. 万文涛 , 余可锋 . 从诺贝尔奖得主的成长曲线看其创新教育 . 比较教育研究 .2008,7:36-40. 胡谊 , 吴清麟 . 专长的心理学研究 : 专家行为的实质及成才规律 . 科学 .2002,54(6):25-28. 许松芽 , 连榕 . 新手到专家 : 职业专长发展的必由之路 . 福州师专学报 .2002,22(4):67-70. 彭灿 . 试论科学家成长的社会机制 . 科学学研究 .1994,12(1):3-7. 候新杰 , 王瑞 . 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巴丁的科学成就和人格品质 . 自然杂志 .2008,30(4):342-345. 李勃兴 . 他们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 . 南方医学教育 .2008,3:33-35. 陈仲 , 靳安民 , 黄震 . 论草坪式教育和森林式教育 ----- 从诺贝尔奖谈起 . 南方医学教育 .2007,37-8. 段志光 , 卢祖询 .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科学素质分析 . 医学与哲学 (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28(10):75-76 许合先 .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领域知识与人才的传承规律及启示 . 科技管理研究 .2008,6:503-505. 陈洪 , 刘次全 , 李雨民 . 中国至今无缘诺贝尔奖原因探讨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25(6):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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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创新——谈人才培养不可不让受体说话
chyq721 2009-3-19 07:25
我们为何要创新,我们只求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每天过着平淡的日子,少一点加班,多一点休息,让我们做喜欢做的事情看看电视、玩玩游戏。这是前几日本科生团队招新时一位学生说给我的心理话。到底我们为何要创新呢? 不创新一个民族就会灭亡,这是每一个所谓民族分子的说法,上至高官下至老百姓可能都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政治、经济等不会因为我们的关注而发生改变,有必要去在乎民族整体吗?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口饭吃就够了,民族发展的事情是肉食者的事情。以上恐怕是很多工科,特别是一些工作重复性比较大(比如电厂的运行人员、设计院的标准设备设计人员、机械厂的设备设计人员等等)、难以个人实现技术创新之技术人员的内心写照吧。 读了博士又能怎样,还是需要毕业找工作,还是需要到社会去混口饭吃;运气好,进入的公司做得 东西跟 博士期间做的东西相吻合,可以如鱼得水;运气不好,进入公 司后做跟 博士毕业毫不相干的东西,简直就是从头再来,博士学位没了竞争优势;不进企业,进研究单位,上面资格老的研究人员一大把,慢慢熬日子也要好几年,所有的青春就这么白耗,熬到出头之日什么想法都没有了。以上恐怕是很多在读博士生或者正在考虑是否读博之人的普遍想法。 于是乎,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出现,有识之士大声为民族疾呼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无论从高校发展还是国家需求方面。而另一方面,本该以成为创新型人才为己 任的 博士生们玩罢即时战略游戏后在学生论坛上发一个水贴学校什么时候发钱,没钱过日子了。 如果不使上述情况消失,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口号就是震天响,就是形成了全民共识,都仅仅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罢了。质疑创新型人才培养路在何方,还不如将自己的收入拿出一部分当做优秀博士生们平常的待遇,让那些真正优秀,愿意 干事的 博士生们远离世俗的侵扰,安心的踏实干事的好,创新虽然要有意识,但是只有在科研一线踏实肯干,及时发现问题并思考问题才能实现所谓的创新吧。我们不能立马改变导师们的评价体制,但是我们可以集资改善部门目前喜欢做科研之博士生的生活状况,资助这些人成为未来中国创新型人才的储备力量比理想化的号召全中国一起培养创新型人才要实际的得多吧。 什么是目前看来喜欢科研的博士生呢?笔者以为,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第一不沉迷于游戏、电视剧和电影;第二,能够沉下心看文献,并提出各类问题;第三,能够做到自主性,每隔一段时间会将自己所研究课题进行总结汇报,无论自己的导师是否有要求;第四,能够吸纳科学网、小木虫等等科研网上优秀科研经验的人,现在是网路信息化时代,获取好的信息不仅仅是开会交流,网络论坛还是能够提供很好的经验学习之地,这是衡量一个博士生是否能够正确利用资源的方面(差的博士生只会使用网络玩游戏、看电视电影等等)。当然,笔者陋俗,有不正确之处还望指正。 让笔者感到欣喜的是,笔者所在的学校通过校领导们的努力已经创建了一个新的学院,专门用于探索创新型博士生培养方式的道路。借助着这个平台,我们学校一定会团结一致在未来三十年内踏踏实实的为中国培养一些创新型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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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改革思考
LVMING 2008-4-8 20:19
21世纪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纪,IT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领域。目前,IT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但是,以本科为主,按传统的精英教育、学科本位模式培养的IT人才,由于高校IT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基本相同,培养的目标大同小异,专业发展定位不准,使IT人才培养的特色不突出,操作能力和工程能力弱,难以满足IT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致使整个IT行业在高端缺乏优秀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在低端缺乏最基础的IT产业具有创新技能的人才,导致IT专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严重短缺。因此,应当从创新型IT人才培养的视角探讨IT教育教学改革。 一、创新人才与IT创新人才培养 实际上,创新人才是与常规人才相对应的一种人才类型。所谓常规人才是指常规思维占主导地位,习惯于按照常规的方法处理问题的人才,其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不强。而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的人才。创新型人才与通常所说的理论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等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而产生的不同分类。但是,无论是理论型人才、应用型人才还是技术型人才,都需要有创造性,都需要成为创新人才。创新型人才应当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同时,还需要具备自由独立的个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才能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IT创新人才来说,创新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独立发展的,它们与人才的其他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人才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高度发展的人才。IT行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对IT人才来说,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他们更需要有广博的本行业以及交叉学科知识来适应越来越快的知识更新速度,从而获得更好的创新能力。 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创新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前提。高校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就必须首先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具有个体独立性的人,而不是成为作为工具的人、模式化的人,被套以种种条条框框的人。虽然不能说个性自由发展造就了人的创造性,但没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创新人才就不可能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人才就是个性自由、独立发展的人。 从立足于现实而又面向未来的角度来说,IT行业的创新型人才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博、专结合的充分的知识准备;以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高度发达的智力和能力;以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为中心的自由发展的个性,等等。依据这些认识,在对IT专业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强化创新意识的教育,增强创新思维的训练,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着力创新人格的塑造,并尽力落实在人才培养实践之中。为此,需要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过程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扎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在当今网络时代,IT正在向智能计算科学演化,其应用技术也更加深化和拓展。只有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才能适应技术快速发展、应用需求多变的发展趋势。同时,坚实、宽厚的专业基础理论也是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基石,而交叉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更能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在本科培养方案中需注重夯实专业基础理论,核心基础课程是加强数学、物理的学习力度;专业基础课程应覆盖软件、硬件、应用等多个方向,既有理论课程,又有实践、应用课程,且课程分级设置,促使知识递进,不断深化。例如,计算机科学技术与其它科学技术不同的是,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模拟与实现人的思维过程,并使计算机系统成为人的延伸。问题求解、程序设计的能力成为计算机专业人才重要的能力,这反映出计算机学科的研究甚至开发过程中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在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中,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激发和启发,将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相结合,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2.丰富的实践经验。IT行业相关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为了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将实践环节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提高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从本科阶段到研究生阶段不断地给学生提供学以致用的实践机会,注重学生自我设计软件/硬件的创新能力训练。为此,应当在本科教学中增加设计性、综合性实验,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自主创新设计的空间。鼓励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参与到各个专业实验室的项目中去,在参与项目过程中解决某一个技术问题,锻炼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课题研究、设计与开发实践,不仅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对新知识的驾驭能力,而且能使学生经历计算技术的集成创新与应用创新的能力训练。IT是一个知识、技术更新非常快的专业。因此,简单的知识传授,一味地追踪新系统的作法是不可取的。需要通过基础理论知识、基本专业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具有计算机学科要求的素质,培养他们掌握新知识,开发、利用新系统的欲望和能力,通过相应实践环节的训练,不仅使其得到验证同时可以进一步体会理论知识及其应用,更要培养探索的兴趣和掌握新技术、新系统、不断增强自身能力的能力,体验创新的乐趣。 3.培养创新人格。为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应当鼓励自由个性的成长。通过鼓励学生自由选课,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其次,鼓励学术思想的自由,学生完全有权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第三,鼓励学生参加多样化专业竞赛,例如数学建模、机器人比赛等。这些专业化竞赛尽管内容与形式不同,但共同之处是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敢于创新的意识、激发创新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解与应变等创新能力,还能够引导学生在自学进取中培养自信,在战胜挫折中培养意志和在对待名利中树立正确人生观,塑造创新人格。 二、IT创新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改革 IT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只是少数精英才能从事的领域,那时只需要较少数专家型人才。但随着IT产业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从事IT产业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IT人才的培养也不应该仅限于走精英路线,而更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重视应用型、创造型人才的培养。 同时,IT产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较强应用能力和工程意识,掌握和使用IT产业最新的技术。但是,IT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多年来并无大的变化,过分重视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而忽视实践应用能力和最新IT技术使用能力的培养。IT技术日新月异,但教材更新缓慢,大批国际流行的IT产业最新发展技术不能及时进入教学,学生在校学习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过时落后,社会及企业接收的毕业生要再接受较长时间的再教育才能胜任工作。 面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和IT人才的社会需求状况,要高质量地培养大批IT创新型人才,必须创新IT人才培养理念,探索适应科技发展和时代急需的IT创新型人才。 1.规划专业课程体系。IT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的壮大,IT产业内部也出现了诸多学科分支,如:芯片设计、软件设计、数据库、信息安全、网络管理等等。这些变化已经深入渗透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IT教育系统的专业设置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培养的所谓通才不能适应IT产业对IT专才的需求。所以,应当及时对现有的专业和课程体系进行调整以培养出更多的专才才是IT教育的发展方向。美国是世界上IT产业最发达的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不断进行教育创新,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结合,即以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2.倡导研究性学习。面对繁杂的社会,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具有运用综合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性学习正是使学生通过各类探究方法,将教学成果进行整合,有效地激活学生的知识储备,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研究性学习包括学习内容的综合性与开放性,过程的参与性与自主性以及效果的思维创造型。研究性学习可以分层次进行,为具有不同潜能的学生提供不同层次的学习,为调动学生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同时,研究性学习还要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创造条件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尝试,更好地发挥个人创造潜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只起指导作用,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指导者、协助者、参与者。研究性学习创造了让学生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其学习成果主要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教师在教授已有知识的同时,应该给学生一个宽松的思维与学习环境,要求学生拓宽思路与创意,在保证正确性与满足实践空间要求的前提下,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实现方法。新的想法也许就意味着新的开端,珍惜自己的每一个新想法并去实现它。 4.改革教学方式。在教学手段上,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现声音、画面、内容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效果的增强;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构建校级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库,用信息化技术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不断革新,压缩教学计划课内学时,为学生自主学习钻研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方面,注意从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型向关注创新的研究型教学转变,合理设计具有研究性的教学内容,布置具有研究性的作业,从而初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提高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5.关注个性培育。IT业要有进一步的突破,需要专家型人才。改革以往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模式化倾向,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挖掘他们的聪明才智,坚持多样化、个性化的培养原则,不能都是统一的模式。应当重视对学生的个人指导,一方面教师可以及时发现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授课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可针对学生特点,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力,关心、引导和鼓励学生的学业,实现因材施教、精耕细作。 6.重视实践环节。实践环节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一环。当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IT专业知识后,到IT企业实习半年至一年,这样学生能把所学的IT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学到许多在学校、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以提高其观察能力和动手操作的实际能力,积累有关的IT工作经验。当学生有了这些工作经验及在实践学习中发现一些问题后,再回到学校学习时,往往会激发他们的创造欲望并付诸行动。 7.鼓励参与科研。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素质的IT创新型人才,鼓励和组织学生参与IT相关的科研工作,可以使他们尽早地有机会参与IT科研实验的训练,了解和初步掌握IT科学研究的方法。基于IT知识更新特别快的显著特点,美国大学更是十分重视让IT类本科生(包括低年级学生)参与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一环。在美国大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不仅是指教学要与教师的研究相结合,而且是指教学要与学生的研究相结合。本科生有机会参与大学的研究、站在新知识的前沿,是美国一流大学在本科教育方面最明显的竞争优势。 另外,形式生动的课堂教学、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资源丰富的图书馆可以为培养学生良好素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更为学生营造了一个提高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良好环境。在各式各样的IT活动中,使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培养他们的IT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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