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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行为学研究组在日本学术交流

热度 1 woodenson 2018-9-26 08:44

受日本樱花计划资助，南京大学野生动物行为学研究组（Animal Behavior and Conservation，简称ABC）一行十一人于9月10-19日，与日本奈良女子大学Fugo Takasu教授、Hirooki Sato教授、YoichiYusa教授等研究组进行了学术交流，参观了奈良、京都、大阪等城市，并就奈良的梅花鹿进行了采食行为学观察。下面是图片介绍。 各地合影。 南大ABCer的学术交流报告。 Field trip and observation。 At last，we are ABCers.Enjoy your life and you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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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浮云遮望眼，京都缘何使人愁？

jiangming800403 2017-3-20 00:26

杨凌会展中心附近的樱花大道。位于祖国西北的农科城欢迎您。西安的房价大概只有北京的1/5，西安以西80km的杨陵比西安还便宜，大概只相当北京的1/10，渭河对岸比杨陵还便宜，估计一平米最多3000。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其实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文化、卫生方面，比北上广也差不了多少。 西安，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沙.........房价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都排名倒数，比很多地级市都低，几十年来的积淀，西安和东北三大城市都拥有较多的教育、卫生和文化资源，即使长沙也坐拥湖大、中南、国防科大三所全国一流高校。多少浮云遮望眼，京都缘何使人愁？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赵建民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95119-1040090.html 京城再好，长安街上总不能修水库，也不能挖煤炼钢，更不能种树养羊。实际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一线城市，特别是其核心地带，工科生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小。而对于超级程序员，可能只需要一间车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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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四大学术支柱》

kyotosizumoto 2017-3-1 14:22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四大学术支柱 在本书《京都学派》出版之前，笔者在两卷本的《汉学通史》一书（上卷《图说汉学史——十九世纪以前汉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下卷《海外汉学研究——二十世纪汉学在东西方各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中对日本古今汉学的历史做过简单的介绍。虽然，我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撰写国别体的诸如《日本汉学史》之类的专著，作为个案研究，我曾写有未定稿的《东洋史学一百年》（暂定名）一书，对日本各个学派的汉学研究的历史给予总结。因为限于最近十几年以来，我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对西周青铜器铭文和礼制展开专业化的研究和考证的繁忙科研工作中，短时间内我还不可能拿出时间和精力来修订书稿并交付出版，所以特别提请想系统了解日本汉学发展的历史的学者们可以参考畏友李庆教授的五卷本《日本汉学史》一书。而本书——《京都学派》得以定稿和出版，这首先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编辑王传龙先生的盛情约稿!就在我正全身心撰写《殷周金文研究史》和定稿《陈寅恪与近现代中国》两部书稿之时，和我从未谋面的中华书局编辑王传龙先生亲自来函，热切希望我能先抽出时间，从未定稿的拙作《东洋史学一百年》稿本中先整理出此书，交付出版。信任和责任迫使我就放下手中所有的科研工作，开始了此书的整理和定稿工作。 写作之初，本来也计划为富冈谦藏和新城新藏二人各写一章。但是，考虑到新城博士的古代天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完全出自狩野和内藤两博士，而富冈又英年早逝还没有形成可观的史学方法与研究风格，最终决定放弃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计划在将来作三卷本的《京都学派汉学史》一书时再对他们进行研究和总结。而本书主要的是从史学史的角度、以人物为中心线索，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时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进行学术史的研究和总结。 本书特别给大家提供了我多年以来搜集的将近两百张珍贵的有关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相关照片，力图使大家对我所介绍和评论的东洋史家有直观的了解，改变以往的只见观点不见形象的局面。让我比较得意的是，不少照片居然时下一般的日本学者和学生也从没有见过。更不要说国内学术界了。 扪心自问：东渡十载，求学万里而乞食多门。如今，人到中年的我，论学不如坂出祥伸师之精，论识不如三浦国雄师之高，论才不如池田秀三师之美，论德不如田中正美师之厚，吾师与真理，国格与道义，孰是孰非？颇难决断。此书问世，定评足可以作为我的太老师级别的各位东洋史学大家，后生小子实诚惶诚恐。但是，有一点，善良而正直的日本老一代著名汉学家对我的无私教诲，我将终生铭记心头，感激万分！在此特别鸣谢如下，他们是：池田末利博士（已故）、白川静博士（已故）、神田信夫博士（已故）、金谷治博士、本田济博士、中村璋八博士、池田温博士，以及恩师田中正美（高级进修生时代导师）、坂出祥伸（硕士研究生时代导师）、三浦国雄（博士研究生时代导师）、池田秀三（博士后研究员时代导师）、前田惠学（共同研究员时代导师）诸先生。 写作到此，我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从史学史的角度上归纳为四大点： (一) 考证学为方法。 考证学的研究方法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期每一位学者的基本治学方法。狩野博士、内藤博士直接继承并发扬了清代乾嘉考证学派，而桑原博士虽然对此有非议，但是他的考证学方法更多的是来自德国的兰克学派。小川博士、铃木博士、羽田博士虽然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考证学基础，但是他们使用却是比较正统的传统版本学、目录学和训诂学的国学研究方法。唯独矢野博士的近现代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似乎远离了古典学术的研究规范，但是从他对外交文书和军事活动的准确记载和分析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他的严谨而求实的考证功夫。 (二) 考古学为辅助。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期的学者们中，真正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只有滨田博士和早逝的富冈先生。但是，狩野博士、内藤博士、羽田博士对敦煌文献和出土资料的研究和搜求，实际上也在考古学范围内进行着相关的合法和非法的考古活动。内藤博士的考古范围又波及到了殷商甲骨和西周铜器的研究。而且，新城博士的对中国上古天文学史的研究，也已经具有了天文考古学意义上的审视和考辨。小川博士的历史地理研究和敦煌文献研究也是紧紧利用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早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研究，直到滨田博士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的正式出现为止。然后就形成了田野派滨田博士的东亚考古学和文献派羽田博士的中亚考古学的双龙出水的局面。一时间蔚为大观！ (三) 语言学为工具。 治传统汉学，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狩野博士、内藤博士、桑原博士、矢野博士、滨田博士的语言学功力，已经是常人难以企及了。到了羽田博士那里，又诞生了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这又极大地开拓了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研究中国史的视野。而小川博士、铃木博士又是精通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治学方法的典型代表。而切狩野博士开辟的俗文学语言的研究，也使学术界增添了新的研究课题。 (四) 文献学为核心。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期的学者们共同具有的一个学术特点就是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精熟掌握和不择手段的收购功夫。内藤博士对满文老档、蒙藏文献以及珍贵宋元善本的搜求，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狩野博士、滨田博士、羽田博士对敦煌文献的大肆收购。几乎到了明火执仗的程度。狩野博士、内藤博士、桑原博士、小川博士、矢野博士、羽田博士、铃木博士对满清文献和古代汉语文献的熟悉程度，已经绝非当时国内在大学中任教的文学、历史或哲学的教授们所能比拟。用我们时下的话来说，他们百分之百属于国学大师级别的罕见的古典文献学的专业研究学者。 上述这四大点就是我所谓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四大学术支柱。把以上四点结合起来，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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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kyotosizumoto 2017-2-28 18:01

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矢野仁一博士，生于1872年5月13日，山形县人。他是日本东洋史学最长寿的历史学家，见证了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从诞生的第一代到全盛的第二代、直到成长的第三代和踏入大学校园的第四代的整个历史过程。 1890年，矢野仁一因为成绩优秀从家乡的山形中学直接考入东京第一高中。1893年，矢野仁一高中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专攻历史学。1896年，矢野仁一结束了三年的大学生涯，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西洋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历史学特别是近代东西交通史为研究方向。这是他接触中国历史的开始。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把研究方向由西方近代史转到了晚清中西外交和政治史。1899年，矢野仁一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讲师。1912年，在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桑原骘藏博士的推荐下，他离开早稻田大学，就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副教授。1918年，矢野仁一前往美国留学，专攻晚清中西方外交和政治史研究。1920年，矢野仁一博士回国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1932年，矢野仁一博士退休。1970年1月2日，矢野仁一博士以98岁高龄因病逝世。 因为长寿和勤于著述，矢野仁一博士一生著述很多，论文不算，仅专著就多达几十种，至今还没有整理并出版他个人的学术全集。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中国外交史、民族史、清朝史和现代中国政治史四个方面。在外交史研究上，如《日清战役时期中国外交史》、《アヘン战争と香港：***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1〉》、《アロー战争と円明园：***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二）》、《***近代外国关系研究》、《***近代外交史》等；在晚清史和民族史研究上，如《清朝末史研究》、《近代蒙古史研究》、《近代***の政治及び文化》、《近代***论》等；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如《现代***研究》、《现代***概论》、《中国人民革命史论》等；在东洋史研究上，如《东洋史大纲》、《最近东亚百年小史》、《东洋历史大辞典》（主编）等。在第一代东洋史家中，他以罕见的长寿和惊人的勤奋，亲自笔耕，一直著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矢野仁一博士及其著作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在他漫长的生命里程中，矢野仁一博士的研究是丰富多彩的。 作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博士本人却一直以“日本国士”（也即我们所谓的“国策顾问”）的称号自居。他认为他的一切研究都是服务于日本政府的，而非无功利的纯粹学术。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历史学家的矢野仁一博士和作为政论家的矢野仁一“国士”这两个身份，虽然这是统一为一体的。但是，从事学术史的研究时，我们必须分清学者的他和政客的他，不然的话很可能我们的评价有失公正。指出学者的矢野仁一博士的史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时我也批判政客的矢野仁一博士错误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他晚年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论》一书中对中国革命的肯定。 第一，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和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 矢野仁一博士的清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史、边疆史和外交史等范围内。 矢野仁一博士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晚清时期的中俄关系，因此，清史研究应该说是他的看家的学问。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近代中英关系的最大问题点就是由鸦片及其引发的鸦片战争。针对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矢野仁一博士通过对清代史料的考察，指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程含章是首先意识到从英国输入鸦片危害的人。他郑重其事地说：“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白银流出来自鸦片的，据我迄今研究，似是程含章其人。”用了一个“似是”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 而中英关系除了鸦片之外，就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了。发生在1903－1904年之间的英军入侵西藏的军事战争，成了他的又一个注意点。英国不久就在中国西藏岗巴宗与锡金的边界处挑起争端。1902年，英国派军队闯入西藏岗巴宗一带，驱逐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藏民。并擅自划定西藏与锡金的边界。这些挑衅行为遭到了晚清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决反击。于是，上万名英军在将领荣赫鹏带领下，开始了对西藏地区的血腥屠杀和侵犯。就这一历史事件，矢野仁一博士在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印、英等国文献后，主张英军入寝西藏的真正目的是想使西藏成为印度防御外来势力干涉的真空地带。这一揭露对于一直主张是西藏军队首先制造贸易和边境摩擦的英国侵略军而言，当然是极其有价值和符合事实的一个研究结论。毋宁说，站在日本立场上，不想看到英国独霸晚清中国利益的一个“日本国士”，对英国的侵略西藏的行为发出了一个比较客观而中立的研究报告。在此意义上，他肯定了西姆拉会议在处理中藏关系、中印关系上的重要价值。 在对清史研究中，1771年发生的“土尔扈特人”逃亡事件，也是他的关注点之一。这是当时发生在中俄两国之间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历史事件。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议颇多。何秋涛在《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一文中提出了俄国压迫说，魏源在《圣武记》一文中提出了抢占伊犁说……而矢野仁一博士则提出了宗教仪轨说。他认为：土尔扈特人从俄罗斯帝国再次长途返归大清朝，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土尔扈特人信奉佛教，而从俄国入藏熬茶礼佛又极为不便，这一宗教仪轨上的不便直接导致了大批土尔扈特人归清的现象。在具体的归清人数上，矢野仁一博士根据对当时文献史料的考证，他公布的数字是“有3.3万户迁离了伏尔加河，或者说有16.9万人”。这一详细的数字统计，和俄罗斯方面所发布的七八万人、十二万人、乃至二十七八万等说比较起来，事实真实而准确。 对史料进行精确的研究和考证，成了他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和桑原骘藏博士对汉代张骞西行时每日具体里程的计算，都有相同的方法论研究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在他的那本《***近代外国关系研究》一书中，他从上述对中葡贸易的研究开始，一直关注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而矢野仁一博士对于明代中国与葡萄牙的交通和商贸关系，成为他研究开始。他在《明代澳门の贸易及び兴衰》一文中研究了中葡交通史的大致经过。1511年，葡萄牙军队占领马六甲。1514年，葡萄牙人的商船始出现在中国澳门，进行着商品交易。1517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早期中葡贸易交易的场所，他认为是在商船进行上的。因为受当时大明政权的禁海令的限制，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只能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进行。这一研究很可能是受到了桑原骘藏博士对蒲寿庚的研究的影响所致。 第二，矢野仁一博士的政治史研究 1927年7月25日，据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奏了著名的《田中奏折》，该奏折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该奏折核心主张是：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 这一奏折的真伪至今也是中日历史学界和政界争议的焦点之一。（所以，京都考证学派出身的我使用了“据说”一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实际行动与《田中奏折》内容大致无二！因此，作为“文件的《田中奏折》”和作为“事实的《田中奏折》所预期而确实出现的后果”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就难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奏折的真伪问题上一直持肯定态度了。 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涉及到矢野仁一博士，是因为当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满·蒙领土非***论。1928年，矢野仁一博士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近代***论》一书。在该书中，矢野仁一博士首先抛出了“满洲本来就不属于***领土”、“***如果希望完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满、蒙、藏等***在军事和政治上所不能及又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 在此书中的《***无国境论》和《***非国论》两篇文章中，他力图阐述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满、蒙、藏民族和领土本来就不属于汉族和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那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推翻什么满清王朝，因为满清和汉全是大中华民族概念中的一员。而一旦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也必须放弃以往的中央对边疆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的控制。 到了1932年，矢野仁一博士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外交时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一贯主张的《满、蒙、藏は***の领土に非ず》一文。此文并没有任何新意，但是却完成了从学术研究的“矢野仁一博士”到给日本侵华国策提供论点的“矢野仁一国士”之间的身份转变。他甚至还大声疾呼“我国应动员利用一切公私机关，探查中国、满洲、蒙古……有关历史及现状的说明和必要的知识，现今这项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 第三，矢野仁一博士的东洋史研究 矢野仁一博士在《东洋史大纲》一书中，也在进行着变学术研究为国策研究的工作。但是，该书也多少表现出一些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比如，他主张： ***的文化早在周秦汉两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大致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 其实，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认识的一种通识。而他自己不过是添油加醋发挥如下： 中国的文化，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的推移，由于历代的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行为造成该文化日益退化。如今的中国文化……虽说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实质上只是前代文化的僵尸而已。 然后，他和内藤湖南博士“英雄所见略同”的也主张文化中心移动说： ***周边诸民族，除我国外，都受到了***政治文化势力的刺激和影响，而开始了民族活动、促使了文化的发生。而且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对于***也有反抗，但结果还是被***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未能展开独立的政治文化历史。而惟独在我国，受了***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却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和***周边的其他民族不同，没有被***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独自展开了自己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到了近世，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东渐，侵入了***的政治文化势力圈，***的政治文化势力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刺激和影响力。……而我国由于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的侵逼，却受到了非常的刺激而崛起，取代***在其政治文化圈内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而且，对***的政治文化势力圈之外的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各民族，也给以激发，唤起他们民族的自觉，使他们产生东洋与西洋对立的意识。 1940年，日本外相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新概念，并且首先确定了以日本、满洲、中国三国为核心的基本国策。于是，矢野仁一博士的东洋史研究又开始与时俱进了。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在这一“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大东亚史的问题。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水野正次出版了《大东亚战争の思想战略》一书，已经把纳粹德国的侵略思想和理论武装倒了当时的日本思想界河理论界。 不甘落后的矢野仁一博士读后倍受鼓舞，到了1943年，他出版了他在这两年中的研究成果《大东亚史の构想》一书。此书无非是一名东洋史家对水野正次思想战略说所作的辅助说明而已。为了积极地配合当时的日本国策，由侵占中国东北的满·蒙地区变为要吞并全中国以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矢野仁一博士把以往的“***史”和“东洋史”等概念，现在在矢野史学中全自动进化成了“大东亚史”的概念。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加上水野正次思想战略说的鼓励，矢野仁一博士的此刻的观点，已经和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大川周明、水野正次等人完全一致了。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实话来说，矢野仁一博士和中国学术界几乎很少有纯学术性质的交流。相反，因为他的一些反华主张，使他时常成为中国学者笔下受批判的对象。比如，傅斯年先生就曾写文章批判矢野仁一博士的满、蒙、藏非中国领土说。 矢野仁一博士第一次来中国是1905年，这一来就是将近七年，直到他到京都帝国大学任教为止。尽管在华时间很长，但是他却很少有和他交往深厚的中国学者朋友。 七年的在华生涯，使他收藏了不少中国文物，他的私人书房里挂着的就是出自晚清著名书法家和贵族成亲王亲笔书写的条幅墨宝。作为一名清史专家，也许，这是最能显示他和清代关系密切的地方。 他对中国晚清时代的大小政治变革十分清楚，他曾亲自投身到当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他临回国之前还亲自组织在华日本人发起反对袁世凯执政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矢野仁一博士似乎表现出其革命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点主观热情而已。因为，作为在华日本人，他的国士归属的自觉性正是从这时的浪人政客时代开始的。 (四)影响及学术评价 最近以来，矢野仁一博士的史学研究开始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部分重视。比如，他对中葡贸易史的研究，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他对中国满洲史和蒙古史以及西藏史的专题性研究，都已经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1964年，中国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6辑：“矢野仁一专号”。这是战后中国官方学术界注意到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开始。那个时候，他给大家的形象是一名日本蒙古史专家。 在日本学术界，他的弟子如宫崎市定博士和桑原武夫博士等人都先后写出来对他的相关 记载和回忆文章。战后，因为他右翼的政治观点和积极主动的国士表现成了日本战犯在学术界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了批判和冷遇。 有关这一点，宫崎市定博士在《矢野博士の追忆》一文中就有很真实的揭示： 矢野先生在日本军部有非常多的友人，假如把日本军部比作王道的话，矢野先生就如同是为了实现周文王那样的王道而考虑的（似姜太公一样的人物）。 这一评语和矢野仁一博士自身自觉的国士归属意识很贴切的统一在一起。 正如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因为至今为止日本国内还没有出版《矢野仁一全集》，所以，对他的全面研究目前还有待于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是，他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学者中唯一一个以近现代中国政治和外交作为一生研究方向的人，和以研究中国古典著称的京都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了解他的学术研究传统和主要观点有助于理解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师承。在某种意义上，他和现代的新京都学派之间是“心心相印”的。或许，京都大学的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设立，正是作为对他的积极投身日本政治、甘当国士的一个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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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田耕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kyotosizumoto 2017-2-28 17:59

滨田耕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名字极其熟悉，很多学者一提起他就充满了顶礼膜拜的敬意。他那充满霸气和神秘的目光紧紧地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从那些荒山和古坟中挖出来的精美的青铜器、彩陶，乃至于残砖断瓦，他和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曾经主持了我国近代考古学创始期的发言权……他就是日本考古学之父、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京都帝国大学第11任校长滨田耕作博士。 滨田耕作博士生于1881年2月22日，号青陵。大阪府岸和田市人。滨田耕作是大阪府警察署警察科长滨田源十郎的长子。他的祖上曾是岸和田藩著名的武士。因此之故，他自幼开始接受的并不是传统的汉学教育，而是日本传统武道的教育和训练。成年以后，他曾经说“中国的古书不可信”、“越看中国古籍脑子越乱”等等，假如要是明白他的少年时代出自一名武士家庭，本来是不怎么读日本古籍的，更不要说读很难懂的中国古籍了，我想多少可以理解他在掌握了考古学理论和实证态度之后对中国古书所作的抨击。 1886年,他在大阪市中之岛小学校读书。后来，因为他父亲工作地点的变迁，他先后在山形市、高松市、徳岛市小学断断续续地读书。1894年开始，他在大阪府立北野中学上学。在此期间，1898年,一向喜欢行侠仗义的他，因为声援自己的好友与学校体育老师之间的矛盾冲突，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他的父亲托了自己在警界的很多关系，终于把他转学到东京的早稻田中学，继续读书。也许，正是他身上具有的那种武士素养和武士道精神才养成了他的那种充满霸气和神秘目光的特殊气质吧？我一直这么主张。 1898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京都市第三高中读书。1902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05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专攻美学美术史。1909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大学文学研究科美学美术史讲座讲师，主讲美术考古学。1913年，他从美学美术史讲座调到东洋史学讲座，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副教授。然后，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的考古学院留学，在著名埃及考古学家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继任者就是著名埃及考古学家惠勒（M. Wheeler）教授，他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留英期间的导师。夏鼐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经常去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从这一角度说，夏鼐先生和滨田耕作博士有同门之谊。1916年，滨田耕作博士留学归国主持设立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这是日本学界第一个考古学讲座。1917年，滨田耕作博士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第一讲座教授。从此以后，以他为核心，以梅原末治、水野精一、角田文卫、末永雅雄、小林行雄等人为骨干，形成了考古学京都学派。 滨田耕作博士吸收了日本和英国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并且多次前往中国核朝鲜等地进行实地考古学调查和挖掘，对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贡献重大。滨田耕作博士被学术界称之为“日本近代考古学之父”。1931年，滨田耕作博士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级别）。1937年开始，滨田耕作博士就任京都帝国大学第11任校长。1938年7月25日，滨田耕作博士因病在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任上突然逝世。死后被安葬在法然院墓地。 滨田耕作博士出版的学术著作先后有《希腊纪行》、《南欧游记》、《通论考古学》、《百济观音》、《桥と塔》、《ミハエリス氏美术考古学发见史》、《博物馆》、《考古游记》、《东亚文明の黎明》、《天正遣欧使节记》、《考古学研究》、《日本美术史研究》、《考古学入门》、《东洋美术史研究》、《东亚考古学研究》、《青陵随笔》、《古物概说》、《***古玉概说》、《陈氏旧藏十钟》、《泉屋清赏》等。从1987年开始，同朋社陆续出版了七卷本的《滨田耕作著作集》。 1989年，岸和田市教育委员会没有忘记他们这位著名的市民，他们整理出版了《滨田耕作日志》，一部出自滨田耕作博士他本人学生时代的学习日记。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在七卷本的《滨田耕作著作集》，有关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论著收录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东亚古代文化》中。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滨田耕作博士和东洋史研究有关的考古学论著几乎全有中文译本。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建立科学的考古学体系。 滨田耕作博士是留学欧洲的日本考古学的祖师。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就是发源于那里，从对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对埃及文明的考古研究的成功，则使英、法、德三国成为早期科学的考古学的学术基地。 在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博士的指导下，滨田耕作博士的学术专著《通论考古学》、《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入门》、《东亚考古学研究》则成了他把欧洲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到日本学术界的一个象征。这是他从事东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比如，在对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上，滨田耕作博士的《***古玉概说》一书，他就力图为其建立科学的玉器考古学，尽管这一努力可能有失误之处。 在该书一开始，把玉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作用和著录研究史进行了一番总结： 玉器和铜器皆是中国古代特殊的考古学的遗物，那惊人的技术在世界各国中不易找出同等的例子。玉器自古中国人以为瑞宝，其地位仅居铜器之次，但因玉器上记铭文字不如铜器之多，而样式变化亦少，故考古家之爱玩者亦较少。关于玉器的典籍，先有北宋吕大临之《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亦有玉器录入，但数仍寥寥。南宋龙大渊著《古玉图》一百之多，而图则谓为画家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名手所绘，卷帙虽浩瀚，而材料则极芜杂，多非可信据者，为可憾耳！其后元有朱泽民撰《古玉图》，亦为不足言之作！至清吴大澂出，成《古玉图考》四卷，可谓于玉的学术研究始着端绪。此书考证最为精到，吴氏将其自收集之宝物均图成之。 然后，他利用化学分析，把玉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类： 玉是什么？《说文》：“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但从玉佩之装饰视之，其质料之本无何等限制，究不如总名称之为宝石，恰如英语中之Jade。此Jade之意义包含蛇纹岩Serpertine石笔石Agolmotolite大理石Marble等，较切实的话说来，就等同之玉字。在矿物学上之软玉Nephite及硬玉Godeite是也。 这里，他把玉等同为“究不如总名称之为宝石，恰如英语中之Jade”之说，则明显有了西方考古学解释中国考古问题上的硬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玉学家杨伯达先生就曾批评滨田耕作博士的这一划分“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在此基础上，他以产地、种类与加工法、玉器与石器、圭类、璧类、琮类、玉饰类、葬玉类、其他类九章内容，详细阐述了他的新式的玉器考古学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葬玉类的研究。在这里显示出了他把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及风俗习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他主张： 古代中国人以为玉是天地之精，且为阳精的至纯之品，于是吞食玉屑以求长寿，假令人不免于一死的话，若把玉放在死者身旁也可令尸体不致朽坏。这种信念跟着道教的发达而更加显明，但按前所引《周礼·典瑞》有“大丧共饭玉含玉”一语来看，死者口中之有玉的含放，早已始于周时。……这类丧玉中最重要之品是含在口里的含玉——琀，从《古玉图》以来，大家早拟定它是蝉形的玉器……但口中为什么要含着这种虫形的东西呢？这理由一时间很难详为解答的。仅就蝉的特殊形态、鸣声和它仅在盛夏一个时间内出现，这几点在上代中国人或作有趣味的观察。形式上也早在三代铜器上发见了蝉蚊，又汉以后的冠饰、带钩等也有蝉的纹样刻上。更把它的翅翼形容为蝉纱，那蝉蜕出的情形用来作解脱秽脱的比喻等。这可知蝉在上代中国人思想与生活上发生很深的关系。 他又从考古器形图上绘制了琀蝉的考古图形，然后引欧洲汉学家Laufer博士的话说： 汉人从蝉的退脱复能成虫之义，因“转生”而感悟“再生”的道理，所以把蝉含在口中以寓“Momento mori”（暂死）之意。 这就已经开始做着以考古解释古代风俗习惯的尝试。 在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上，他的《爵与杯》一文也尝试着对古铜器爵和斝的造型和定名提出看法：他说： 中国古代之饮酒器中，最有特殊之形态，因之在古铜器之内具有最华丽的美术品形状者，名曰爵。……具以此器想雀形，表示能飞而不能溺。或如雀之少饮，而戒酗酒之意，惟此非说明爵之起源，不过其后付随之中国学者伦理的解释耳。 当然，滨田耕作博士发现商周青铜爵的形状和西方古铜器有相似之处： 铜爵之形成，由汉民族在中国自为之与？抑采取其他民族之形式，或获得暗示与？此非容易解决之问题。惟吾人有宜讨究者，为一器物，即小亚细亚特罗耶城遗迹所发见之黄金之“舟形杯”是也。……凡见其实物者，无论何人，均能唤起其与中国之爵与杯有类似之注意。 到此为止，他似乎想为殷商铜器西来说提供考古学证据。但是，他也交代可能这只是一件孤立证据，并不能成为定论。发现殷商铜器和小亚细亚特罗耶城遗迹出土之铜器器形相近，这大概是此文意义最大之处。 第二，利用考古学证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在这方面最为有名的著作就是他的《东亚文明の黎明》一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此书在日本和中国都曾有多种版本出版，其中，中文译本还有《东亚文明の黎明》和《东亚文明の曙光》的微小的书名差异。多个译本的同时出现，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书最初是滨田耕作博士在京都帝国大学和日本其他地方所做的考古学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此书的初稿曾分三次刊发在日本的《历史と地理》杂志上。全书共收演讲稿十三篇，如下：《序言》、《东亚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及其人种问题》、《彩绘土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殷墟的遗物与金石并用期》、《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极盛期》、《铁器的使用与所谓秦式的艺术》、《所谓斯基脱文化及其影响》、《汉代的文化》、《汉代文化的东渐与南满北鲜》、《南朝鲜与西日本的中国文化》、《原始日本》、《日本文化的黎明》。除了最后两篇题目上与中国无涉之外，其他文章全是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滨田耕作博士在序中明确表示： 想从考古学上，以中国为中心，就朝鲜、日本即东亚的文化源流，基于现在的学术的造诣，有了如何的观察法，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法如何，叙述一个大概。 在《东亚的旧石器时代》一文中，他列举了欧洲考古学家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发现的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得出了下列结论：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自中国北部到蒙古西伯利亚的地方，制作那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其后期摩斯梯或奥利纳克期的石器相类似的器具的人类，在悠久的古代，曾经栖息过。 这篇讲稿是1928年出版的，但是一年后，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就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足可以见滨田耕作博士预言的准确。 在《殷墟的遗物与金石并用期》和《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极盛期》二文中，他在承认自己并不精通甲骨学的基础上，对罗振玉的考古学和甲骨学研究给予了肯定。但是，他利用自己考古学的专长，对石器、陶器和青铜器进行了分类和器型学对比，这种科学的梳理工作，为建立规范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进而，他意识到了考古学在印证中国上古史上的突出作用，他说： 总之，殷墟……作为周以前的东西，在其性质上，毫没有什么差池，我们由此，可以说发见了联络中国的古典时代与先史时代的一个“环”。在这一点上，殷墟的发见，与在使联络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先史时代上的作最初的大贡献的休利曼的发见相比较，也没差异罢。 他郑重地表明： 在中国，在周、汉时代的灿烂的金属文化发现以前，中国既非无人之地，无论造成它的是汉民族或其他民族，总之，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存在过，这是谁都能推测的。不但如此，近年来的倾向，求人类的初现地于亚细亚大陆的高原地，这更使我们在中国期望着最古的人类的遗物了。 他的这番话说完不到一年，中国考古学界的成就立刻就轰动了世界…… 在滨田耕作博士对东洋考古学的研究中，利用考古学来研究中国商周时代的制度史和风俗史，分析商周时代的宗教和思想，是他从事考古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 当然，也无可隐讳，他的这一研究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却因为过分主张中原文化和满蒙文化的差异性，为当时日本右翼学者的“满·蒙领土非***”说提供了所谓考古学证据。不管他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而为之，他的考古学研究以及日本侵华期间他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的在中国各地强盗般的考古活动，更拉紧了他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日本陆军中将、战略理论家石原莞尔早在1927年就曾声称：“满·蒙并非汉族的领土，相反其关系与我国却很密切”。而滨田耕作博士恰恰是从这时开始，集中力量从事中国东北满·蒙地区的考古活动。也许，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从事了错误的考古行为后，发表了结论正确的言论客观上助长了他人的错误……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因为受研究专业和考古调查的需要，滨田耕作博士多次往来于中国各地。 从1910年开始，滨田耕作博士在此后的两年间多次到旅顺刁家屯等地进行汉墓的调查发掘。在此期间，他开始结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沈兼士、马衡等人。 1911年，为了调查运到北京的敦煌文物，滨田耕作博士等五人组团来到北京。而正是在此期间，滨田耕作博士却独自一人前往洛阳，进行考古活动。 1921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是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了发展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派人亲自到访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教授滨田耕作博士。请他就北京大学考古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要求和京都帝国大学建立考古学合作关系。 于是，滨田耕作博士建议先从美术史入手，以美术考古学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建设的基础。一时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美术考古学”成了考古学的代名词和热门课题。这应该说是滨田耕作博士对北京大学和旧中国考古学事业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在考古工作室内从事研究的滨田耕作博士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晚期开始，日本政府为了侵略意图的全面展开，日益注意到了我国东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作用，于是，日本全国从上到下，论证东北地区满·蒙二族及其领地不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观点开始大量出现。诚如上述，日本陆军中将、战略理论家石原莞尔已经发言在先。于是，这股邪风也吹到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博士首先跳了出来，大肆鼓吹“满·蒙领土非***”说。 在考古学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滨田耕作博士也立刻关心起整个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了。1927年，由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博士出面牵头，约请北京大学金石学家马衡、沈兼士、朱希祖等先生，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等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了所谓的“东亚考古学会”。具体牵线人是岛村孝三郎先生。当时，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桑原骘藏博士却首先表示：“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发展前景不看好”。事实也果真如此，不到一年，因为中国学者朱希祖先生首先带头，不满日本考古学家的专横和为日本军部服务的功利性，全体中国学者退出了这一学会。1928年，在东亚考古学会会长、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博士亲自主持下，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貔子窝、单砣子、高丽寨、牧羊城等地遗址。这是首次在我国进行的中日联合考古遗址发掘活动，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很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占领，使得对满蒙地区的考古活动成了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日常科研课题。一时间，满蒙考古成了日本考古的辅助和构成之一。1933年5月，滨田耕作博士亲自主持了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发掘。同年7月，在日军侵占赤峰以后，为了配合日本政界和右翼学术界的“满·蒙领土非***”说的观点并给其提供所谓考古学证据，日本考古学界组织了一次别有用心的所谓“满·蒙学术调查团”，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实地考古调查活动。该团返回日本后，调查报告引起了滨田耕作博士的极大兴趣。于是，带着这一政治目的，1935年6月，滨田耕作博士带队亲临赤峰，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主要成员有三宅宗悦博士、水野精一博士、三上次男先生、岛田贞彦先生、岛村孝三郎等七人组成。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滨田耕作博士发现了史前红山文化的遗址。在日本驻华占领军武力和财力的双重支持下，所有考古文物，约计青铜器14件、陶器16件、骨器33件、玉器和石器380件，以及人和动物遗骨数十具和大量其他考古采集品全部被非法运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以后成了该大学考古学陈列室（后增大更名为考古学博物馆）的重要和核心藏品。从此以后，在考古学界，红山文化和滨田耕作博士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连带关系。后来，滨田耕作博士主持出版了《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一书。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作为日本近现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博士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影响到了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 已故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曾经如此评价滨田耕作博士： 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 实际上，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西来说这一问题上，滨田耕作博士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他在《爵和杯》一文中就曾很明确地主张： 总之，此特罗耶之黄金杯与中国铜爵之类似，不仅不得否认，且与次述之中国耳杯之亲缘，亦得承认之。惟余以今日仅此一例，实无断定中国爵起源于西方之勇气也。不若谓为此系偶然的一致，将来当综合多种资料考察之，始敢断言。 他只是主张“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并且认为在起源上可能存在着“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是否成为定论，这是至今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彩陶文化的西来说早已经随着对仰韶文化彩陶的考古发掘活动的展开和科研结论而宣告其彻底破产。在北京人、仰韶文化等考古发觉活动还没有得到世界学术界认可的滨田耕作时代，他的若干观点和结论都是在很谨慎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我想特别表明的。 滨田耕作博士的考古学研究，建立在所谓“东亚文明”这一角度上。在使用“东洋”和“***”概念为核心的时代，表面看起来，他的这一视野多少还具有若干进步意义在内。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这一视野的提出客观上配合了当时日本政界和军界开始鼓吹“满·蒙领土非中国”说和“大东亚共荣圈”说，则他以“东亚”取代“***”的概念，有形无形之中成了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国策基准》的考古学证据，直接导致了1938年11月近卫文麿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考古学为政治的服务和互动关系得到了比较积极的配合和印证。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正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滨田稔，也成了侵华日军“中***防疫给水部”的少佐——这是一支专门从事在华发动细菌战的特殊部队，日本战败后，滨田稔又回到京都帝国大学继续读书和研究，并最终成为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滨田稔少佐”一变而为“滨田稔博士”。滨田耕作博士的另一个儿子滨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语言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曾经整理其父的手稿。滨田耕作博士的女儿，嫁给了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滨田耕作、小川琢治、贝塚茂树、小川环树，再加上汤川秀树、滨田敦、滨田稔，看到他们这个大家族就几乎等于看到了京都学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几位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 成了日本兵的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和学者还有末永雅雄博士、江坂辉弥博士等人。而末永雅雄博士就是滨田耕作博士的考古学研究室的得意弟子。 直到今天，在日本最有名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滨田青陵赏”。 由他亲自翻译的蒙特利乌斯(O. Montelius)《考古学研究法》至今也是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入门经典著作。 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历史时期，有意也罢，无意也罢，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的学术研究直接成了日本右翼政府的学术辅助。这是“学术的京大”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的现实。 另一方面，滨田耕作博士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古代文学和历史的考古学研究，它开辟了日本田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体系，它打破了前次以往的对古坟时代的日本文化进行纯粹的研究得传统，把佛教建筑和碑刻，乃至于古钱币和古人类学全引入到了日本考古学领域，使他赢得了更高的荣誉和学术影响，他能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和他的这些考古学成就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和本书的研究范围无关，我们就不作任何介绍了。 但是，这些学术上的成就并不能阻挡和掩盖滨田耕作博士在考古背后的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提供考古学证据的错误行为。坂诘秀一先生就曾专门写有《太平洋战争と考古学》一书，探讨这个问题。该书就专有《大东亚共荣圈の考古学》一章，显然主要是针对滨田耕作博士的东亚考古学的政治目的而来的学术反省和批判。近藤一郎、森浩一等先生也有相关的论文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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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琢治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kyotosizumoto 2017-2-14 09:13

小川琢治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小川琢治博士，本姓浅井。生于1870年6月26日，和歌山县西牟娄郡田边町人。父亲浅井笃（南溟）是当时旧纪伊田边藩藩主安藤家的一名儒学教师。小川琢治是浅井南溟的次子，原名叫浅井琢二。后来过继给当地的小川家族。在成了小川家族的婿养子后，名字就被改成小川琢治。 小川琢治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和歌山学校渡过的。然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京英語学校。第二年参加日本海军学校的考试，不幸受挫。转考和歌山第一高中。高中毕业后，1889 年，他成了纪伊田边藩武士小川驹橘的婿养子。1893年，他又参加考试，这次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即理学院）地质学科。1896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该大学大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第二年，他到日本的农商务省地质调查研究所任技术员。1908年开始，小川琢治博士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设的地理学第一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1909年，他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20年，他当选为帝国学术研究会议会员（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学科评议组成员）。1926年，他当选为帝国学士院会员（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学部委员）。193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小川琢治博士一生先后出版了《台湾诸岛志》、《人文地理学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续集)》、《地质现象的新解释》、《战争地理学研究》、《数理地理学》、三卷本《中等地理学外国之部》等学术著作，被学术界尊为日本人文地理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创始人。除了学术声誉之外，小川琢治博士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几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除了五子小川增树死于二战外，其他四个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大学者。 小川琢治和小川小雪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五个儿子：长子小川芳树博士是日本著名的冶金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次子贝塚茂树博士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三子汤川秀树博士则是日本第一个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级大物理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四子小川环树博士则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1年11月15日，小川琢治博士因心脏病逝世。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1868 年以后，西方地理学思想开始逐渐传入日本学术界。小川琢治博士成为新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地理学讲座的教授，很自然地把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当时的日本。但是，我也想特别指出一点：因为他父亲的教诲，小川琢博士对中国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并不陌生，相反却是十分的熟悉。浅井笃（南溟）的家庭汉学教育，也是贝塚茂树博士兄弟五人自幼就开始接受的传统汉学教育并走上汉学研究的决定因素。 小川琢治博士在地理学的研究上，又可以分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和地理学理论的研究三个方面。而和中国有关的则是前两项。 首先是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出版了《***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等书，但是这两本书并不是系统的研究专著，按照日本的习惯，它们是小川琢治博士以往发表论文的合集，因此，这两本书也包括了对《山海经》、《穆天子传》和敦煌文书的几篇研究论文。我们分别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 《山海经》和神话研究 在这类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先后发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天地开辟和洪水传说》、《昆仑与西王母》、《山海经考》和《穆天子传考》四篇。而《山海经考》和《穆天子传考》篇幅之长其实就是两部各自独立的神话研究专著。他对《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的考证长篇论文，显示出了一名东洋史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成果。 对《山海经》的研究，他先从对《山海经》的版本研究入手，对汉唐之间的各种传本篇目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已经是对中日传本的总结性研究了。然后，他利用古今各种传本的比较，开始了《山海经》错简和佚文的研究。最后又把和《尚书·禹贡》进行相互引证，他得出结论说： 此经名实为名山道理记，即山川祭祀之指南记，既如毕沅所言。而其记载，以洛阳为中心，西为泾渭诸水之流域，即雍州之东部诸山。北自汾水中流以南，即冀州南部诸山。最为详密，殊于洛阳近旁，伊洛之间，及豫州诸山，极为精细。然于东方东南方诸山，能考定者极少，至于北方更少。观其所说山名之祭典，于五岳无特设之盛腆泰山与东岳无区别，唯记嵩山用太牢。凑合此等诸点而考之，则五藏山经之文，其在东州都洛阳时所者乎？从其志山岳及地名之得考定者，记事颇能正确者而推，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篡者与？ 其次是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他首先对此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此书与《山海经》均未被秦以后儒家之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因此书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之王者，与围绕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状态，颇能忠实。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达于何种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一书，尚未有信凭之文献。 然后，他详细考证了竹书出土的历史背景和相关史料，对整个《穆天子传》的形成史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他对《穆天子传》中相关地名的考证。他对《穆天子传》中出现的南郑、宗周、雷水、焉居、阳纡、积石、西夏等二十几个疑难地名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日本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再如他对西王母人名和地名一体化现象的考证，他主张： 今西王母，殆亦为西夏之缓音。显于汉代之大宛，想与西宛为同一民族，而比西宛更迁与远方者乎？《山海经·海外西经》无西王母国，而有女子国，想至战国时忘却有西夏、西宛，尚记有女子国。秦汉之间，匈奴自天山东边，攻略甘肃泉地时，岳氏因此而迁于西夏、西宛之西，迁后遂名为大夏、大宛。 有些考证，涉及到了历史语言学的范畴，显得很有创意。比如他对《穆天子传》中的八骏名称的考证，就提出了八骏名称由来的突厥语说。八骏名称，见《穆天子传》：“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这里的“盗骊”，其语音与突厥语称呼马的toru?一词十分相似，“盗骊”就是突厥语toru?的音译。一骏如此，则其他七骏也当出自相同的语言系统。现在，这已经成为日本汉学界的一个通识。 有些研究已经超出了历史地理学范围，进入了古史研究领域。如小川琢治博士在《穆天子传·地名考》一文中也补充说： 《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 显然，这是受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影响所致。王国维先生1917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为：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 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中。及通观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与田字甲在□中同意），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顺冰释。 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据对卜辞中相关资料的考证，证明了《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该、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讹变而来。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重新复原了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在这一人物的考证上，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很多的，也很及时的。 第二，敦煌文书研究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博士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 高田时雄博士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说：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博士发表了《北***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 1919年，小川琢治博士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 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 于是，小川琢治博士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第三，历史地理研究 小川琢治博士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地名研究和神话研究。比如张骞出使西域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这里所谓的“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即有“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的安息，也有“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等国。小川琢治博士考证出“条支”是Antiokia被省去An音后而形成的音译地名。而Antiokia也就是音译地名“安条克”，也就是两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口的安条克城。至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赞同。 小川琢治博士以历史地理学家的视野，经常从中国古籍中发现出新的价值。比如，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258号上发表了《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地图に就て》一文，注意到《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价值。因为《五岳真形图》与现代等高线绘制的五泰地形图很相似。1928年，他在《〈山海经〉考》中推测《山海图》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与中世纪欧洲的古地图相似。等等。今天，对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五岳真形图》确与五岳的地形地貌有一致性，在《五岳真形图》中“黑者山形，赤者水源，白者是室穴口也。画小则丘陵微，画大则陇岫壮。葛洪谓高下随形，长短取象，其源画神草及石室之处，自是后来仙人辈于其图处尽识之耳。”已经达到了对地图和地貌的客观描述，具有了和地图同样的实用价值。 1921年，因为神田喜一郎博士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大量引用《山海经》，这使得桑原骘藏博士极为不满，认为十分不严谨。眼看神田喜一郎就要毕不了业，同为毕业论文审查委员之一的小川琢治博士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惜与桑原骘藏博士当场展开争论，以他和王国维先生对《山海经》的史料考证为根据，反驳桑原骘藏博士的质疑。桑原骘藏博士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而小川琢治博士则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信性。于是，审查论文变成了两个审查委员之间的学术争论。一时间成了京都帝国大学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小川琢治博士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一文中几已经公开表明： 《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两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 其次是关于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 在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则是日本侵略政策和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他比京都帝国大学任何一位教授都更早地涉足于对华侵略的各项准备活动中。他的《论黄河下流平地之战略地理的意义》、《最近***的历史概观和作为战场的地理考察》、《北***黄土地域的战争地形考察》、《反映战争的***地理特色》和《北***大平原的诸战场及其地名意义以及读法》等论文就是他为日本军政府直接服务的地缘政治地理学论文。 1923年，小川琢治博士编辑出版了《日本地图帖》一书。在该书中，他首先从地图上把整个钓鱼岛划归给了日本。而且，他还很狡猾地把这一地理范围统称为“南西诸岛”，一个“诸”字则把这一带地理区域以逐渐膨胀的和范围不确定的模糊语言全划归到了日本一方。此书至今也是日本政界主张他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不仅如此，小川琢治博士还曾亲自出马，参加“满洲产业调查会”，对抚顺、烟台等地的矿产资源进行所谓的“调查”，为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进行先期准备工作。 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小川琢治博士又立刻展开了战争地理学的研究。1939年，他终于给日本军政府贡献出了一部战时重要的“学术”著作：《战争地理学研究》。该书对中国黄河中下游的军事地理学意义有十分老道的论述，对侵华日军的军事战略部署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他还急不可待地写出了该书的第六篇《最近北***战争的地理学考察》三章内容！特别论述了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地理特点在战争中的存在价值和防御策略。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小川琢治博士和晚清、民初中国学者们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很可能是他的积极地为日本军政府服务的特殊背景使当时的中国学者们对他退避三舍了吧？ 小川琢治博士一生多次来华，仅在上个世纪的初期，他就几乎是一年一次来华的频率，进行所谓的地理调查。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还时常提起他，那是因为有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开创了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工作，一个是因为他是著名东洋史家贝塚茂树博士、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小川环树博士和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兄弟三人的父亲。如果只是上述两者中的其中一项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中国学者们口中的话题常项的。相反，很可能因为他的研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军政府的对华侵略行为，他要面临着遭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对他的痛斥了。 罗振玉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好友。 1915年，罗振玉从小川琢治博士那里得到了敦煌文书《本草经集注》全卷的照片，并将其照片制版，编入《敦煌石室丛书》中影引出版。 王国维先生也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好友。 1917年8月，小川琢治博士到上海拜访王国维先生。他见王国维还保留着头上的辫子，就劝说王剪掉。王颇有些不快。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还特别提到此事： 小川博士过沪见访一次，永以不出未能往答，因告以不出之由，彼云：“此甚不便，何不去此障碍物？”殊可笑也。 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川博士多少还可以和王国维先生直接说得上话，起码还没有人敢当面如此谈王国维头上的辫子。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小川琢治博士，作为日本的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当时，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地理学先驱山崎直方博士，被学术界称为“东大的山崎，京大的小川”。比如，小川琢治博士关于注意到《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价值之观点，就得到了英国著名中国古代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的肯定。他说： 小川琢治曾注意到一幅很值得注意的泰山图，这幅图见于《五岳真形图》（作者姓名不详，现存有十七世纪的版本）。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幅图中所用勾画山形的方法完全不逊于近代所用的方法。 1938年，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一书中引用了小川琢治博士的观点： 据日人小川琢治之考证，知吾国中古时期之五岳真形图为表示地势高下之地形图。 但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也遭到了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对他的批判。侯甬坚先生在《小川琢治的战争地理学研究》一文中就对小川琢治博士的这一研究进行了深入地刨析。鞠德源先生在《破解日本“南西诸岛”之谜》一书的第十一章中也特别痛斥了小川琢治博士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钓鱼岛提供理论根据的流氓行为。另一方面，小川琢治博士的地理学研究之间也是引起争议的话题。石田龙次郎先生的《山崎直方と小川琢治：东西两大学の地理学讲座创设まで》一文和水津一郎先生的《小川琢治先生とその后の日本における历史地理学》一文，以及冈田俊裕先生的《日本地理学史论》一书都曾肯定了作为地理学者的小川琢治博士对日本地理学建设的贡献。其实，在研究方法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博士的研究方法和论文风格是最中国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的使用中国传统的从版本学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训诂学和地理学来考证文义。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已。这是他和其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最大区别。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小川琢治博士在肯定和收买杨守敬《水经注疏》手稿一事上的作用。在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非常注重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和著名学者的稿本的收藏。内藤湖南博士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稿本的收集、狩野直喜博士对崔述著作版本的收集以及他们二人对敦煌文献的收集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历史地理学著作版本和手稿的收集上，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也不甘落后。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内藤湖南博士的访中视察报告，第一次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钞本： 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钞本手稿让我观看。 于是，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此事后来由小川琢治博士的弟子森鹿三博士直接负责收购。今天，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三十八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四十册。但是，此钞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所言“钞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具体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钞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 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钞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钞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钞本。几个月后，这份钞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 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二十七册和第二十八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钞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连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钞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诚如是，则八十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森鹿三博士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这部钞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间，森鹿三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钞本进行了专门研究。后来，他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从小川琢治博士到森鹿三博士，他们连续多年跟踪终于收购了一套稿本《水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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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主帅内藤湖南》

kyotosizumoto 2017-2-13 15:15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主帅内藤湖南 (一)生平简介 内藤湖南博士，生于1866年8月27日，卒于1934年6月26日。秋田县人。属虎行二，故本名为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等。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又称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什么号湖南呢？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毛马内町的北面有个小湖泊，名叫景胜十和田湖。而湖的南面就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字号湖南的意思就是景胜十和田湖南面出生之人。 内藤湖南博士的祖先本不在毛马内町柏崎馆居住。从他的六世祖内藤贞亲开始，从万谷村移居到毛马内町的萱町。到了他的儿子内藤贞安（五世祖）开始，又移居到了毛马内町的下小路。内藤贞安的儿子内藤贞行（四世祖）又把家移居到了毛马内町的砂场。内藤贞行常年膝下无子，就把汤濑家的九岁的幼子过继到自己门下，起名为内藤贞修，号天爵。后来，他自己又有了儿子，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内藤辰子许配给内藤天爵。这一复杂的经历成了日后内藤家族财产纷争的直接起因。内藤天爵就是内藤湖南博士的祖父，内藤湖南博士的外祖父是泉泽修斋。内藤天爵和泉泽修斋二人共同师承日本近代著名的儒学学派、“折衷学派”中兴之祖山本北山的弟子朝川善庵，成为是当时朝川门下著名的两大弟子。内藤十湾就是内藤湖南博士的父亲。最初名叫内藤贞善，又名内藤几太郎、内藤调一。字子祥，号十湾，又号千里。后来，因为其父内藤天爵突发急病而亡，内藤天爵的遗产被内藤十湾的舅舅·叔叔内藤铁太郎全部继承，而只留给内藤十湾和其生母很少一点，牵强维持生活。为此，内藤十湾自此开始发奋读书和自强。他先后向泉泽修斋、那珂梧楼学习儒学，向浅沼乡左门卫学习剑术。几年下来，内藤十湾不但继承了“折衷儒学”，还精通武术和医学。后来，内藤十湾和自己老师泉泽修斋的女儿泉泽容子结婚后，生下了内藤湖南。内藤湖南5岁时就开始读《四书》，9岁时已经能写浅显的汉诗，13岁时开始通读《日本外史》。初中毕业后，他考上秋田师范学校四年制高中部师范科学习。在此四年间，他系统学习了中国儒家经典和日本古代文史名著，这期间看的最多是《全唐诗》和《唐诗别裁集》等书。从这里毕业后，20岁的他成了缀子小学的训导。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佛教。两年后的1887年，对佛教有了相当信仰的他，辞去小学的工作，来到东京，在一家佛教宣传杂志社《明教新志》开始当记者。虽然这时的他可能和他当时对佛教的信仰有关，但是却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的第一步。以后，又先后在《东京电报》、《日本人》、《万朝报》、《大同新报》、《三河新闻》等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的报社和杂志社当记者和编辑。因为经常发表有关日俄战争的政论性评论而使他名声大振。于是，他视野逐渐转到了对日本历史和现实的关心，以及与日本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大清和俄罗斯两大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上。在东京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政论文章，也结识了政界和商界很多名人。在当时他信赖的人生导师高桥健三先生的倡议和推荐下，1893年，内藤湖南来到大阪，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政论记者。开始了他从关东（东京）走向关西（京都）的重要的一步。1895年中日之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为内藤湖南博士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集中精力关注晚清时代的中国提供了契机。1897年，内藤湖南博士最早的三部著作《近世文学史论》、《诸葛武侯》、《泪珠唾珠》正式出版。其中，除了《近世文学史论》是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著作、《泪珠唾珠》是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之外，《诸葛武侯》则是内藤湖南博士发表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在三部专著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记者和文化史家。在大阪的十几年记者生涯中，他去过台湾，到过中国东北，也曾因为政治主张而短期辞职，又再次回到《朝日新闻》报社……他的日本文化观和历史观、中国文化观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一阶段中产生和逐渐定型的。这使他的影响远远地已经超出了新闻界。由此可以看出，内藤史学从一开始形成的过程中就带有十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质。终于，到了1907年，他在狩野直喜博士等人的推荐下，成了京都帝国大学新设立的东洋史讲座的第一任教师（讲师职称）。 具体的推荐过程,根据三田村泰助博士书中的记载: 关于这件事情，当时任文科大学筹建委员的狩野直喜博士说了下面一段话：“东洋史的讲座教师的招聘人选问题，这时出现了在招聘桑原的同时，最好也一起招聘内藤的提议。究竟是谁的提议，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在我们这些同仁中一定有像狩野直喜那样了解内藤的人。于是，大家的讨论话题就逐渐意见统一起来，正式决定了招聘内藤。” 内藤湖南的再传弟子、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谷川道雄博士在为《内藤湖南的世界》一书所写的序中也介绍说：狩野开始是打算作为教授招聘他的，但政府当局由于湖南没有大学文凭，对聘其为教授一事感到为难，不得已校方让湖南先做了两年讲师。1909年，内藤湖南晋升为教授。第二年，他的学位论文经过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特别推荐，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的学术生涯。正是在他任上的二十年中，以他为核心领袖，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被日本学术界称为“京大的学宝”。内藤湖南博士先后出版的汉学研究著作有《清朝衰亡论》、《***絵画史》、《***史学史》、《***目録学》、《***上古史》、《***中古的文化》、《***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后来被结集成十四卷本的《内藤湖南全集》出版。1926年，他正式退休后，在京都府瓶原村恭仁山庄毎日以读书和写作为业，一边安度晚年，一边继续他的研究和政论生涯。在内藤湖南博士退休后，他还抱病亲自来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去出席那里刚成立的日满文化协会的学术顾问。临死前两个月还在家中接见老友、伪满洲国政府总理郑孝胥的私人拜访。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逝世。 内藤湖南博士死后被命名为法然上人。遗骨被葬在京都市左京区法然院内，而遗发则被葬在家乡内藤家族历代墓地。 (二)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就有“东大的白鸟，京大的内藤”的说法。又有一种说法直接道出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和学风区别：“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实证学派的内藤湖南”。在介绍内藤湖南博士的著作之前有必要先特别指出一下，即： 内藤湖南博士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位饱学的历史学家，一般只在一小幅纸片上罗列一下讲课提纲和要点，然后就驾轻就熟地上场发挥了。而且，同样的课程，每次讲课内容会被临场发挥成内容各异的专题学术演讲。尤其在他的东洋史讲座开讲之后，根据听讲的学生们各自不同的笔记，他再进行整理和加工，成了内藤湖南博士的著作初稿。 他的博学自然不用说了，而他的精彩的演讲才能却是他有意识锻炼而成的。根据三田村泰助博士的回忆，在内藤湖南博士到京都帝国大学讲课之初，并不是这样的形式。后来，当他听说文学院里研究西方哲学的教授谷本富博士讲课深受大家欢迎，于是，内藤湖南博士多次到那位教授的课堂中去听讲，很快就把自己记者的敏感和学者的饱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演讲式的上课风格。庞大而精湛的内藤史学，不是我们这本小书就能介绍穷尽的。在此，我选择他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观点进行介绍和简单述评，即：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说。上述两个观点应该说是内藤史学的精髓和核心。 第一，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博士《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主张，中国古代史可以划分为两大过渡时期和三个时代，从远古时代到东汉中期为上古时代。从东汉后期到西晋王朝为第一过渡时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期为中世时代，或称中古时代。从晚唐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时期。从宋朝時代到晚清为近世时代。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在《***论》一书中，内藤湖南博士认为： 历史学家时常划分时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称。这些名称并非只是表示站在现代的时代之上，以较远的时期为上古，其次为中古，以最近的时期为近世，等等简单的意思。各个时代的划分方法中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内容。……包括一般民众的力量是否增长，伴随着新土地的开发，经济上有何变化，社会组织是否出现变化等等内容。 又说： ……对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划分。一般人比较单纯地把明代或者清代以后称作近世。这是门外汉的看法。可是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就应该看到所谓近世是有其内容，有其意义的。由此可以再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以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 把秦汉和上三代连为一体，统称为“上古”，这并不是内藤史学的首创，在他之前，著名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博士的《中国上古史》一书基本上就是本着这一划分来著述的。但是，内藤湖南博士却是在1914年出版的《***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而根据内藤湖南博士著作的成书习惯，毫无疑问，这也是在他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因此，这一观点的产生时间也必然要上推到他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之初。当然，既然下限是1914年，那么上限顺理成章地是1907年他来京都帝国大学之初。 小林义广博士在论文《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和人物论》一文中推定是1909年开始讲授《***近世史》之时，从时间段上看是在可取的范围内。然而，这一推断却忽略了内藤湖南博士半师半友的学长、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日本史教授内田银藏博士的首倡之功，因为早在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德国教授瑞斯博士、和白鸟库吉博士是同门的内田银藏博士在《日本近世史》一书中就提出了“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的观点。而内藤湖南博士和内田银藏博士之间的交往还是在他当《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代就已经很频繁了。介绍他们认识的中间人是他们共同的好友、也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新闻记者、早逝的著名汉学家西村天囚博士。可以说，是德国史学界的历史分期说和当时日本史学界对日本近世史分期的成功才使内藤湖南博士继承并发展了内田银藏博士首倡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的观点。 当然,，就他个人的学术观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来说,内藤湖南博士的断代标准也不是没有微小的修正。他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了上古史可以断在新莽时代，而近世也可以划定在晚唐至元代的观点。在这里，他的这一新说就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便不尽相同。或者，他这时也意识到了过渡期和断代期有时还真难以作出明确归属。而中古时代的划分大致范围也是颇为一致的。争议的焦点在于： 关于上古时代的结束点就有战国、秦、西汉，甚至东汉末等多种说法。 关于，中古的开始点就有西汉说、东汉说、西晋说等说法，而对于上古到中古之间的社会性质也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说法。 中古的结束点就有晚唐说、北宋说、南宋说、元代说等说法，以及中古以后的时代名称又有近世说、前近代说、甚至古代说等说法。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前期的国内外中国古代史学界十分混乱，大的争议的焦点也无非就是时代划分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上。内藤湖南博士的这一划分却是建立在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为基础上的，而大清帝国的专制和国体继承的却是早在宋代就已经正式定型的独裁皇权下的文官制度。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最后终结者——疆域辽阔的封建社会的的晚清政府，它在未来的发展走向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联盟的国体问题。在汉唐盛世时代，贵族制度的昌盛成为制约皇权的一个有效的杠杆。对贵族制度的研究，成为内藤史学乃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基本立脚点。在贵族制度盛行的时代，皇帝只是贵族制度下的公有财产，和近世中的具有独裁特征的皇权有本质的上不一样的。晚唐以后，随着传统的贵族制度的衰败和没落，政权又重新回归皇帝手中，独裁的皇权出现了。于是，从北宋王朝开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三省六部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制。代替贵族制度的是新兴的文人政府及其官僚群体，和与之相应的科举制度，拉紧了官僚和平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客观上促进了独裁政权的长期存在。军事活动已经不再具有以往那样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成熟而且接近老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清。作为宋代皇权独裁政治制度的后任者，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的晚清帝国已经是无可救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如何革新并且超越者一套政治文化体系和模式才是未来中华帝国的前途所在。因此，他还主张： 中国的近世史史越到后来，独裁君主的力量就越强大。到后来君主干脆靠个人的感情就能处理所有事务。因此，天子的位置在臣僚面前也十分安泰，在这以时代中推翻天子之位的，只有如元、明末期，人民起义愈演愈烈，终成流贼推翻朝廷，或是如近日清朝的革命之乱那样起自民间的骚动才能迫使天子退位。这与靠宫廷事由或是贵族间的力量便能扳动其位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 和这一划分密切相关的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博士考查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尤其是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方面，从宋到清保持着一致性，而从汉到唐则表现出相似性。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则可以看成是下一阶段的过渡。于是，他锁定宋代为中国历史变化的中枢，以唐宋变革而宋清一体的近世说作为内藤史学的立足点，形成了国内外中国历史学界所熟知的“内藤假说”。内藤湖南博士关于唐宋变革说的系统论述，一般认为最早出自1922年5月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他考察了唐宋两朝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和变异，特别着眼于隋唐贵族制度的崩溃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以及他所谓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乃至于货币制度的通行、文艺风格的变迁等等。内藤湖南博士的唐宋变革说，使学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宋代及其后代的制度延续，特别使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制度变革，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到了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并且又反过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主体制度。 第二，文化中心移动说 内藤湖南博士认为：古代的中国文化在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内形成了所谓的“文化中心”。而具体到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会因为地理环境和时间的关系的不同产生一个凝聚当时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形成之后就开始了它的不停地发展变化和向前移动的历史过程。即以中国古代王朝发展的历史而言，从洛阳到长安，再到燕京，最后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心。由此而来就形成了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势力圈。其实，到此为止，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一观点的异常是从下面开始的,即：他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汉民族、中原甚至中国本土的范围，形成一个他所谓的“东洋文化圈”。换而言之，中国文化的中心下一步将要移动至日本，由日本来振兴中国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文化天职。----造成上述异常观点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中日甲午海战。大战以晚清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为结局，当时正任记者的内藤湖南，在极度兴奋之下，以日本的所谓“天职”（上天赐予的职业使命）为核心概念，连续刊发了多篇阐述为新兴的日本进行文化定位的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以《***论》为名，结集出版。这是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主张：中国文化由内向外不断地扩大发展的总趋势，使周边地区的落后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后，继续向四周扩散一样、并且和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完成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而这一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和渗透到中原地区的文化。日本文化正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文化。为此，他提出了“中日文化同一论”，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国文化中心的延长点和未来中心所在地。内藤湖南博士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也是这样看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及其影响。在阐述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时，他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盐卤比喻和波动比喻。即，日本文化就像是一碗豆浆，而中国文化则是使它集聚成豆腐的盐卤。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波动性质的，从内向外的发展就像波纹一样，而遇到任何阻碍都会自动反射回去，然后再以新的波纹向外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于外来文化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越到后来，波动的中心就越衰老和虚弱。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说”有若干近似之处。 内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说就等于把由宋到清历史进程等同为一个早熟而且高度发达的封建王朝走向长期衰老的漫长历史过程。在他看来，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心已经是一个衰弱的老人，而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并获得新兴的日本文化，则是一个健康生长的青年。这类观点在内藤史学中表现还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在《***论》和《新***论》二书中，那里面十分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和观点，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有意无意之间却直接提供了文化注解，这成为内藤史学及其本人遭人诟病的直接证据和原因。就连他的再传弟子也公开承认“湖南在《***论》和《新***论》中，都暗示了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友国际管理的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与日本经济输入意见，给人留下了是否具有将侵略中国正当化企图的疑问。” 内藤湖南博士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至。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于解释内藤湖南博士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博士，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于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博士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通过他的《廿二史札记》对顾炎武《日知录》的模仿表现出来。顾炎武所说的“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思想，成了赵翼著述《廿二史札记》的立论根本。而以这以点来考察内藤湖南博士的论著，从早期的《燕山楚水》到晚年的《新***论》无不如此。 内藤湖南博士在肯定清代乾嘉考证学派之时，也对清代的公羊学说进行了否定。他在《尚书编次考》一文中说： 公羊学派在清朝学说中不但不主考证，且离考证而从微言大义而下观察，而为其判断之基础者，全属公羊学说。余固不主公羊学说者。 内藤湖南博士在当记者时代曾经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过很准确的预言和很精细的观察。比如他对清朝灭亡的预言，比如他对满清腐败和旧北京大小生活细节的观察等等，这反映了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敏锐的观察力和政治预见能力。但是，当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以后，他对现实的预言逐渐被学术史的考证和严谨的治学风气所代替。显然，作为学者的他已经日益占据了他对现实的关心。但是，很快，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和满洲国的成立，他对政治的关心又重新得到了发挥。他可以说一直在履行着经世致用的赵翼史学思想。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根据内藤湖南博士年谱的记载，他一生先后十次造访中国。在他多次来访中国期间，他先后结识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王修植、沈曾植、柯绍忞、刘鹗、王国维、李盛铎、董康、郑孝胥、张元济、曹廷杰、宋伯儒等老一代中国朝野硕学之士。也同时和当时正值年轻的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认保持来往。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他通过面会笔谈的方式，使他的中国朋友遍及晚清、满洲和民国时代的举凡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的学界名流和政界要员。 1899年9月至11月，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国土，从北京一直看到南京，他回国后写成《燕山楚水》一书结集出版，一时间名声大噪。这一次应当说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中国之旅，为他日后走上专业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三年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中国行。这次的重点是东北和江浙一带。毫无疑问，东北的满洲文献和江浙的藏书楼是他此行重点中的重点。又过了三年，1905年7月，他的中国之行成了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有着军事目的的调查活动。于是，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经过多次游历中国，实地考察，访求罕见图书写本和善本，大规模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收集和盗取中国古代文献活动正式走上前台：《满文老档》、《蒙古源流》、《清文鉴》、《满蒙文大藏经》、《盛京全图》乃至于著名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珍贵文献，包括刚刚运到北京的大批敦煌文献，或被照相，或被复制，或为收购，从此正式流入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博士本来就具有深湛的汉学造诣，当他开始掌握了满语和蒙语之后，自由地使用满、蒙史料使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异常开阔，他当时就已经被一致公认是第一流的、备受关注和敬畏的日本东洋史大家而蜚声世界。在内藤湖南博士一生所结交的中国友人中，他与文廷式堪称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文廷式在访日时，两人又经常晤面，谈论学术。内藤湖南博士还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好友那珂通世博士和白鸟库吉博士、桑原骘藏博士等人。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内藤湖南博士亲自撰写了《哭文芸阁》一文，对老友的离去以表示怀念和哀伤，并称赞文是“旷世奇才”。这在他一生的文章中可说绝无仅有的。其中，文廷式将他个人秘藏蒙文抄本《元朝秘史》一书，抄录一份后赠送给内藤湖南博士，经内藤湖南博士之手又将此抄本转送给那珂通世博士，后者立刻展开了精心的考证和译著，终于诞生了让国际蒙古史学者震惊的名著《成杰思汗实录》。可以说，没有文廷式把此书转抄再赠送给内藤湖南、没有内藤湖南转赠给那珂通世，则东洋史祖师爷那珂通世博士一生最为重要的蒙古学研究成果根本就无从谈起！而当年他亲自拍摄的全套《满文老档》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满学界和国际满学界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宝库，更是日本满学界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之时，内藤湖南博士特别邀请罗振玉和王国维东渡日本避难，甚至事先建议罗把全部藏书和文物带到日本，可以寄存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并且已经为他准备好寓所。毫无疑问，内藤湖南博士此刻更关心的乃是罗振玉个人收藏的那些珍贵的图书和文物，而一旦这些图书和文物真的交给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临时保管的话，很可能面临着有“借”无还的结局。老练的罗振玉似乎也正担心这一点，他立刻和他的好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进行了一番秘密商议。而藤田丰八博士早年在上海时就曾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翻译社里教授日语，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经济上和个人感情上的，远非内藤湖南博士所能比。我们从罗振玉的《集蓼编》一文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一处理过程的点滴记载： 予乃商之亡友藤田君，藤田君为定计应诸教授之招。 当时在日本国内，新兴的京都帝国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开始了对学界老大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叛逆，白鸟和内藤之间的史学论战已经初见端倪。从藤田丰八博士处理此事的态度中，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当时东大和京大之间微妙的对立情绪。但是，具体的操作过程很可能出自藤田丰八博士的建议：先暂时存放，再马上建立自家的书库。见罗振玉《集蓼编》一文中的记载： 予寓田中村一岁，书籍置大学，与忠悫往返整理甚劳，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楼四楹，半以栖眷属，半以祀先人接宾友。……寻增书仓一所，……颜之曰：大云书库。……移村大学之书于库中。 实际上，当时罗振玉也的确向内藤湖南和滨田耕作等人出售过古玩和玉器。而且，在罗振玉携全家返回中国后，京都家中所有物品，除土地卖出之外，全部家什包括部分没带走的书籍和文物，均被内藤湖南博士下令拉回京都帝国大学……存放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内的那些罗振玉的藏书，当时不光是为了罗、王二人的使用和阅读，京都帝国大学的日本学者和学生们也是可以自由阅读的。比如，铃木虎雄博士就是那些书的读者之一。见他的《追忆王静庵君》一文中的记载： 而且当时京都帝国大学里有罗叔言先生的寄放书籍，从中我也得益良多。 国内学术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在不少人眼中，罗、王二人简直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草创时期学术上的“绍兴师爷”或“学术顾问”。而有的日本学者却又不顾事实真相，提出了王国维受内藤湖南影响才从文学、哲学转行研究史学、经学的主张。双方的观点都是有失公正的。实际上，内藤湖南博士和罗、王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博士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内藤湖南博士想同时招聘罗、王二人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晚清政府可能会不同意的吧）婉言谢绝。从亲密关系程度上讲，内藤湖南博士的第一中国友人是文廷式，而罗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却是藤田丰八博士。王国维和藤田丰八博士有师生之谊，当然和藤田博士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谈到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的关系时，也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我曾怀疑“藤田、狩野、内藤虎”这个排序很可是王国维生前曾和陈寅恪先生有过类似的话题。 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从汉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来说，排在前两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内藤虎”相比的。换句话说，罗、王二人对内藤湖南的京都学派的产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价值和影响，本书作者是不敢轻下定论的。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历史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博士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相反，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却是在和内藤湖南博士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见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文如下：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 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乃为此考以后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禆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请注意这里的“博士亦采余说”和“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二句，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内藤湖南博士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甲骨学考证论文是在“博士亦采余说”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毋宁说是内藤湖南博士的上述论文启迪了王国维，而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史料中“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的精湛的考证论文，则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而成的。从内藤湖南博士首先“博士亦采余说”、利用甲骨史料写出并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来看，是内藤湖南博士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写成的，但是他却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的观点，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史学考证方法的潜在价值，到了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得到了彻底的运用和成熟。这正是王国维先生的智慧和学识所在！ 而内藤湖南博士在和罗振玉和王国维梁先生的来往中，特别认识并肯定了他们利用出土文献解释商周两代历史的学术方法： 金文和其它文物的相继出土，逐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了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倾向。 内藤湖南博士还特别指出： 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显明就是从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对金文和殷墟遗物研究的进展而展开的。假如能以这样的方法建构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话，对于鼓吹***古典学的人来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所谓科学的、进步的结论。 在王国维自杀之后，内藤湖南博士等人迅速出版了纪念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和回忆文章，并盛赞王国维的罕见的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当然，我并不否认罗、王而人在和内藤之间的学术交往过程中所带给他的极其重大的学术启迪。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幸会！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交往之间，相互的学术启迪和学术帮助并不是我们时下喜欢“曰师曰弟子云者”那些浮泛之辈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这里再引用一封王国维致内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 王国维1924年1月30日致内藤湖南 湖南先生有道： 违教数载，企仰奚似。春间闻贵体违和，极深驰系，后闻快愈，又极欣慰。历次惠赠书籍，顷又蒙赐大著《宝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读一过，如亲晤对。先生大著作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 内藤湖南博士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因为作为日本学者的他远比中国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内藤湖南博士在《***史学史》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适、姚名达、刘咸炘三人对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内藤湖南博士最为赏识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学思想、以及章氏在校雠学和方志学上的突出贡献。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原道说和原学说等观点，深得内藤湖南博士的赞赏。在《***史学史》中，内藤湖南博士还特别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在介绍这一新学说时，他不惜点出了戴震对方志学的非难，这显然已经暗含着对戴震的批评。在内藤湖南博士和胡适博士的往来书信中，特别涉及到了对章学诚的研究。胡适博士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就是在内藤湖南博士的《章实斋年谱》基础上的登峰之作。而内藤湖南博士在读了胡适博士所写的年谱之后，立刻发表了《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并订正了胡适博士文中的十五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胡适博士则虚心接受，并来信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祖师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开启了研究赵翼和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看家本领。不了解这一特点几乎等于不了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Marcel Granet博士的法国社会学派的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流行之时，居然遭到了内藤湖南博士的弟子、京都帝国大学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小岛祐马博士的嘲讽和轻视。 (四)影响及学术评价 内藤湖南博士及其开创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术影响是世界性的，也将是跨时代性的，我们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史的每个方面几乎都可以发现内藤史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影子。内藤湖南博士的弟子、著名中国文学史家、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曾把《***上古史》、《***中古的文化》、《***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四部书列为“内藤史学四大名作”。这一说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这是日本学者面对日本学术界的观点。对于国际上整个中国史学界来说，上述四部书并不能概括内藤史学的精髓。 以中国学者的我来看，我把内藤史学分为两大系列，即： 《***史学史》、《***上古史》、《***中古的文化》、《***近世史》、《***绘画史》可以称为“***古代史系列五书”。而《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清朝建国史》、《***论》、《新***论》可以称为“清朝史系列五书”。 我相信上述两大系列十部著作代表了内藤史学的精华。 下面，我分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内藤史学及其京都学派在中外学术界的学术影响。 第一，內藤史学对其弟子们的影响 按照日本的习惯，我把内藤湖南博士的弟子们统称为“内藤史学军团”，简称为“内藤军团”。因为本书中对这些学者都将有专章予以介绍，这里仅对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的观点和成就简要说明。 在中国史研究战将优良而范围广阔的“内藤军团”大旗下，宫崎市定博士则是最为著名的领军人物。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认为内藤史学中的中国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得到确立和推广，与内藤湖南博士的直系弟子宫崎市定博士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宫崎市定博士本人在《东洋的近世·前言》中干脆就坦然宣称“谨请留意的是：本书的观点基本上是沿袭先师内藤湖南博士的高论”。不仅如此，宫崎市定博士在其名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等书中，对宋代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分析研究，调整了以往旧说中的官僚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矛盾，使“内藤假说”逐渐得到充实和实证。尤其是他对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发现在隋唐时代的选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一直潜伏着中世时代所流行的贵族制的主线，而从宋代开始则具有了全新的内涵，这样一来，他通过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贵族制形式的变化和延续。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典型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另一位杰出的著名弟子是冈崎文夫博士，他的《***史概说》、《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冈崎文夫博士在该书中继承了内藤湖南博士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势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中央皇权和地方豪族·贵族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同属于统治集团，但是他们的矛盾比一般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权集中和南方的贵族势力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师的格外赞许，内藤湖南博士甚至认为他自己对中世贵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中已经接近完成。 不难看出，“内藤假说”在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确立。从此，“内藤假说”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支柱。尽管在战后，内藤湖南所建构的文化史学，因为其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遭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学理论家们的尖锐批评，但是，在远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后，内藤史学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核心组成，还是得到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的高度肯定和深入研究。 “内藤军团”中的其他成员，如丹羽正义、稻叶岩吉、宫川尚志、宇都宫清吉、那波利贞等人，也是全盘继承并分工合作，完善着“内藤假说”。就是打着对内藤史学进行全面修正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教授宇都宫清吉博士，以宇都宫学派而称著于日本史学界，他只是提出了所谓“时代格”这一概念，来修正内藤湖南博士的历史分期法缺乏终结意义和临界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内藤史学中所谓过渡期的不确定性。 无可回避的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在这三十多年中，“内藤军团”的学者们在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博士的带领下，和有着“百代学阀”之称号的东京大学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奴隶制度、贵族制度和唐宋变革等）问题的学术论战。因为东京学派的加藤繁博士（白鸟库吉博士的弟子）看重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一贯主张在经济制度上唐宋一体论，并且部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下子击中了主张文化史研究的内藤史学的软肋，打前战的是东京学派的前田直典博士（加藤繁博士的弟子）。于是，京都学派的宇都宫清吉博士和宫崎市定博士二人先后应战。 持续达三十几年的学术论争，可以说涉及到了内藤史学的各个方面，甚至也包括了他的国家主义和积极迎合日本军方的政论与言行，研究课题则因而论战范围不断扩展而深入，客观上催进了“内藤假说”的丰富、充实和发展。至少，在战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加藤繁博士主张的唐宋一体化现象十分突出，而战后则明显地出现了肯定“内藤假说”唐宋分离观点的局面。 第二，內藤史学对国外汉学界的影响　 内藤湖南博士的学术思想，经过法国和美国学者的介绍和研究，特别是其弟子宫崎市定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和宫川尚志博士等人的大力倡导，走上了国际汉学界。最有说服力的是国际汉学界的“宋代研究计划”（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的施行。而主持这一国际汉学家之间的合作科研项目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Etienne Balazs博士和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主帅宫崎市定博士。他们二人在学术上最大的特点是肯定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而Etienne Balazs博士本来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专家，他能赞同唐宋分离说，真不知道那位同样也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加藤繁博士，地下又知，会做何感想？！ 方豪博士曾在《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近况》一文中分析这一国际合作项目产生的原因是说： 第一理由是符合西方人近代观念的中国大部分中央官制，到了宋朝可以说已定型。第二理由是宋史有其本身在各方面的重要性，如印刷术、航海术、工艺、科学、纯文学、哲学等，有些是在宋代发明，有些是到宋代发扬光大，同时宋代历史可以满足学者广泛的兴趣，无论是西方的史学家、艺术史专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并且宋代还有同时并存的辽、金、西夏和前期的五代。第三理由是资料无比的丰富，可供人发掘。第四可以说宋代介乎中国中古和近代之间。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东京大学的学者们几乎没有人参加这一国际性的科研合作项目。 战后，在美国的《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August 1955）上首先刊登了宫川尚志博士介绍内藤史学成就及其弟子宫崎市定博士的学术观点的文章：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也许，这是内藤史学广泛地走进西方学术界的开始。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Edwin George Pulleyblank博士、英国剑桥大学Denis Twitchett博士、美国哈佛大学Peter K. Bol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博士和Peter J. Golas博士等人都在论著中公开地肯定或基本赞同“内藤假说”。 有关这一问题，还可以参考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从学术史角度研究“内藤假说”及其在国内外影响问题的优秀论文。 第三，內藤史学对国内史学界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学界，因为受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专治中古史的影响，内藤史学乃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观点，一直倍受重视。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先生就曾和陈垣先生一起探讨当时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巴黎还是在京都的问题。1920年，当内藤湖南博士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在《***学》刊物上刚一发表，胡适先生看到后引起了极度的关注，立刻致函内藤湖南博士，展开学术交流。 内藤湖南博士以宋代为近世说的出现，最大限度启发了中古史权威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政治制度的研究，大家一定记得陈寅恪先生曾经以“新宋学的建立”或“宋代学术的复兴”作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支点。在陈寅恪先生那里，唐、宋明显地是被分开的，他的隋唐一体和对宋代学术的寄托，他的以种族文化论来代替贵族论的立场，都可以看出聪明的陈寅恪先生对内藤假说的赞同和发展。如果说宫崎市定博士的宋史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内藤史学关于宋代近世说的理论的话，那么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则是发展和推进了内藤史学关于中古史贵族制度的学说。 今天，虽然在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国内学术界早已经出现了唐宋的分离性研究局面，而文学史上的唐宋一体和唐宋分离却是以一种微妙的连接存在着，远不如吉川幸次郎博士的著作中那十分明确的唐宋分离色彩。 随着最近几十年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注重，有关内藤湖南博士的著作和研究论著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以研究内藤湖南的思想为核心的博士论文。虽然不少中古史学者可能并不清楚内藤湖南博士的贵族制理论和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但是，把内藤湖南博士和陈寅恪先生进行学术思想的对比性研究，也即中日学术界有关中古史理论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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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直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kyotosizumoto 2017-2-9 18:40

狩野直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狩野直喜博士，生于1868年2月11日，熊本县人。字子温，号君山，又号半农人、葵圆。曾祖父狩野直清，祖父狩野直温，父亲狩野直恒。狩野直清以前谱系记载，间有残缺，不能连贯。狩野直喜是狩野直恒的第三子。11岁开始在当地新建的同心学舍上小学。1884年，他考入东京地区的神田共立学校（相当于中学），主修外语。两年后，又考入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这时开始，他和日后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博士、中国文学史家古城贞吉博士等人是同窗好友。 狩野直喜博士 1892年，他正式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在著名汉学家岛田重礼博士、根本通明博士、竹添进一郎博士等人指导下学习。当时他的同学中，就有日后著名的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正是在岛田重礼博士的直接指导之下，他开始接触到了清朝乾嘉考证学派。 京都帝国大学***哲学史第一讲座教授高瀬武次郎博士曾经评价说： 狩野博士的学术体系来自清朝考证学派。在日本学术界继承了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岛田重礼这一学术体系的，是接受过岛田先生亲自教导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国大学***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小岛祐马博士，（他本来曾经是狩野直喜博士在京都法政专门学校工作时期的学生。）他也主张： 在东京帝国大学中接受过岛田先生指导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继承了他所传授的清朝考证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再也找不出别人了。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正则中学、东京外国语学校等地任教。 1900年开始，他到北京留学。因遭遇义和团运动而归国，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即法学院）讲师。1901年再次留学中国。1903年归国后，他和加藤繁一起编篡《清国行政法》一书，后在京都法政专门学校短期任教。 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他成为那里的教授。一直负责***哲学史、***语学和***文学等讲座的课程教学。 根据狩野直祯博士的《狩野直喜》一文中的介绍，对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来中国留学之前的1899年就已经内定了。因为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校长木下广次和他是同乡，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并排的出现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1907年，狩野直喜博士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10年，狩野直喜博士带领着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以及讲师滨田耕作博士和富冈谦藏博士四人，再次来到北京，调查刚发现并运到北京的敦煌文书。辛亥革命期间，他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直接影响之下，对敦煌文物和宋元戏剧保持着长久不衰的兴趣，也开始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狩野直喜博士本人的相关记载可参见狩野直喜《***学论丛》：“大约明治43年前后，敦煌发现的遗书被送往前清朝廷的学部，法国的伯希和氏和英国的斯坦因氏劫后残余的遗书妥为安置保管。闻之，我与京都大学的内藤、小川、滨田、富冈诸君共同奉命出差北京调查有关遗书。当时，罗叔韫君任京都大学堂农科大学校长，前述的藤田博士在其手下任教，故为遗书调查提供了极大方便。当时身为农科大学教员的王静安君亦为我等一行提供了诸多方便。……当时大阪《朝日新闻》报社因计划南极探险而正为世间注目，故与小川博士晤面之***人皆言必及南极北极；而我与王君探讨***戏曲问题而论及南曲北曲，所以滞留北京的我等周围的***人将南北极与南北曲相比，成为一大笑谈。”みすず 书房，1973年。）1912年开始，他前往欧州留学，目的之一就是亲自调查被当时掠夺并保存在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物，这使他的研究兴趣迅速集中在经学和俗文学方面。从欧洲回到日本后，他先后举行了“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和“关于敦煌的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会，并且发表了以研究唐代变文为核心的《***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这篇重要的敦煌学论文。1928年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后，第二年成为新组建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在狩野直喜博士就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多次指示要重点购入以清朝考证学为中心的各类中国古今学术著作，奠定了今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的基础。1947年12月13日，狩野直喜博士因病逝世。 狩野直喜博士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文学史》、《清朝的制度和文学》、《***小说戏曲史》、《论语孟子研究》、《***学文薮》等汉学研究名作，还留下了大量汉文古体诗。 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博士介绍，狩野直喜博士生平最喜欢使用的印章是一枚刻有“戊辰年生”四字的篆文印。这一年正是明治元年。高田先生认为这反映了他强烈的时代意识。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狩野直喜博士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敦煌文学研究、***学术史三个方面。因为本书的研究范围集中在东洋史学，所以只集中在和“史”相关的问题，这样以来，我们将以对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为主，附带介绍一下他的敦煌文学、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情况。 一般学者更多的把狩野直喜博士看成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实际上，他更是一位学术史家。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的讲义，后来基本上全成书出版。按照讲义的时间先后顺序，如：1908年的《清朝の学术》、1910年的《清朝の经学》、1912年的《清朝の文学》（1912年）、1924年的《两汉学术考》、1926年的《魏晋学术考》等。实际上，这些已经是比较系统的清朝学术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两汉学术史、魏晋学术史了。 并且，他后来正式定稿出版了狩野系列六大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文学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学》、《***小说戏曲史》。当然，狩野直喜博士也是喜欢述而不作的人，这些著作也几乎是在整理学生听课笔记的基础上而成的。 在对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博士对古代文献和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双重并用原则，尤其是后者，和内藤湖南博士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证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发现敦煌史料考证中古文学史的实践，构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史（特别史专门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学研究模式。 受当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影响，狩野直喜博士主张，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的历史。因此之故，从汉唐训诂学到宋明理学，从孔孟儒学到诸子百家，都被他列为“***哲学史”的当然范围之列。 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了解，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孔子以前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如果我们把前两个时期看成上古的话，汉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划分问题，在狩野史学那里可以说是虽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么他和内藤史学的断代差异首先出现在“清代”独立于“宋元明时期之外”这一显著特征。古典学包括了对古典的考证学，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狩野直喜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 在个人思想倾向上，狩野直喜博士一贯以“儒臣”自称。他也多次进宫为天皇讲授孔孟思想。狩野直喜博士把孟子的思想放在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地位上，孔子讲仁，孟子发展为仁义。孔子讲性，孟子则发展成性善论。孔子主义到了民的力量，孟子就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等等。以至于王国维先生赞叹他是日本的当代“儒宗”。狩野直喜博士在肯定汉代学术接近上古之时，又提出了汉代思想的时代性质，这样就为他对宋代思想和清代思想的肯定留下了时代性质的对等评价基础。 如果说内藤湖南博士喜欢读赵翼，那么狩野直喜博士更倾向于崔述。后来，他还将在北京购买的《崔东壁遗书》赠送给好友那珂通世博士。但是，崔述的疑古思想只是成为他坚定了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清朝考证学的一个依据。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特别表明了他对崔东壁的批判： 在崔述的观点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内容。今天我们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学术价值的话，毕竟在中国经典并不是个可以随便怀疑的对象。而他却能脱离这一传统，以独立而自由的观点，对经典进行颠覆，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借鉴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其实，从对怀疑论的肯定走向实证的考证学，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是却有着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别。在这一点上，也许狩野直喜博士在超越了崔述之后才决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这表明了他对疑古思想的重视，也显示了他走向实证的选择。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时，狩野直喜博士时刻注意利用新发现的文献与古籍版本的相互校刊性研究，与此相关，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考证学功夫。如，他在《旧钞本毛诗残卷跋》一文中，就利用了日本抄本、敦煌抄本和传世善本之间的校证，见如下： 古旧钞本《毛诗》，自《唐风·蟋蟀》起，至《鸨羽》止，凡为诗八篇，共一百十三行，字体遒雅，其为奈良朝人士手写无疑。今校以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本，异同甚多，不遑枚举。于《七经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互相对勘，亦有合有不合。……夫隋唐经传之存于我邦者，固不为少。即如足利之藏，其资助考镜，裨益学术，世所共知。然以此校彼，短长互见，究不如此本之佳。岂惟千岁古香。夸美艺林而已哉。此本旧藏山城鸣泷常乐院，今归东京和田氏，顷者借得，影印数部，以饷内外学者，及还之，为撰考语，以明此本之所以可贵者。……予跋此书，因思敦煌石室遗书中，亦有《毛诗》残卷，试取对校，若“绸缪”，经文“邂逅”，敦煌本作“解觏”。“羔裘”，《毛传》：“祛袂也。”敦煌本作“祛袂末也”。绸缪，《郑笺》“斥嫁取者”。敦煌本无“嫁”字。由是则此旧钞本与敦煌钞本，两书正同，可见唐时钞本，往往如此。敦煌遗本，书体拙陋，有类童蒙钞写，伪夺互见，年代亦稍后于此书。而长处究不可没。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用新发现的文献，结合已有的古籍文献，在训诂学的基础上进行版本校勘的研究，这是狩野直喜博士重要的研究方法。 曾有学者认为：“狩野直喜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此说可能缺乏具体的参照物。因为，在国际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是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教士在187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但是，在日本汉学界，狩野直喜肯定“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比如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注意到了对俗文学的研究，结合敦煌学文献资料，从说唱文学和杂剧入手，用实证的方法考证了《水浒传》形成。而王国维先生则立刻对此击节叹赏，称赞说“其言甚确，若《三国演义》则尤有明证，足佐博士之说”。这篇名为《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的论文写成后，刊发在1910年的《艺文》杂志上。 为此，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国学史》一书中评价说： 狩野氏的论文列举了明清两代戏曲谱录中有关水浒的戏，总结了它们的一般特点后，以《双献头》、《燕青情鱼》、《还牢末》、《争报恩》和《李逵负荆》五出杂剧为例，他指出这些“水浒戏”中的情节，与《水浒传》中的相比较，显得粗糙，甚至幼稚，今本《水浒传》中有许多精采的情节在戏中没有被采用。如果小说早于杂剧，这种情况便是不可思议的了。……小说的情节应该是由类似的戏曲发展来的，……在今本大《水浒传》形成之前，一定存在着许多的“小水浒”，以梁山英雄为题材的杂剧，便是“小水浒”的一个类别，现在流传的《水浒传》当是在此众多的“小水浒”上形成的，“它大概是在元代之后，明代的初期出现的。”这一见解，现在已为治中国文学史的中外学人所接受。 接着，他断定：“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则更获一大发展。”特别是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崔子玉之名，并判定其为《西游记》中的崔珏之原型，至今已经成为定论，也是《西游记》也有个形成过程，取法唐代故事的证据。 今天，继承了他的这些研究传统的学者很多，在他的后代子孙中也又人继承并发展着他的汉学研究传统。狩野直祯博士，曾任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校长，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狩野直喜博士之孙，日本《三国志》研究会会长。研究专业是明清小说和儒家思想。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和内藤湖南博士一样，狩野直喜博士也和很多晚清和民初学者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多年交往。狩野直喜博士一生中，多次访问中国。最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大概是他和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交往了。 1900年，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公派留学生，第一次到北京留学。当时，日本人一般多喜欢到欧美留学，所以到当时的“清国”留学者人数是极其稀少的。哪怕是研究汉学的学生和学者。 日后名满天下的服部宇之吉博士，当时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比他早到了将近一年。 留学期间，狩野直喜博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搜求古籍和拜访当时在世的学者这两件事上。比如，他亲自去拜访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而且还亲自写下了《俞曲园的哲学》一文发表，得到了俞曲园老先生的赞许。俞樾老先生曾经应日本学者岸田国华之邀，编注过四十卷的《东瀛诗选》，或者可以看成是他对日本汉学一个肯定。 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时，欧美洋教士和日本使馆中的日籍人员井上陈政的被杀，直接导致了在京外国使馆人员和义和团的正面武装冲突。留学生的狩野直喜此时却是拿起了枪，成了日本使馆卫队队长柴五郎手下的一名卫兵。学生时代的狩野直喜博士的这此短暂的自动从军经历和选择，为日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部分学者和学生们直接参加侵华战争，成为所谓“笔部队”和“战利品部队”的一员，开创了先例。根据狩野直喜博士的孙子狩野直祯博士的陈述，当时一同被困在北京外国使馆中的还有日后饮誉世界的著名汉学大师伯希和。显然，这段回忆肯定是来自狩野直喜博士留学欧洲期间亲自拜访伯希和时才得知的。 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日军的一名成员，在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狩野直喜博士回到了日本，向文部省汇报了在京留学的情况，然后就任京都帝国大学的法学讲师。短暂教学和休息几个月后，他再次来到中国，继续留学。这此他选择的地点却是当时南方的商业都市上海。在那里，有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同学藤田丰八博士。在藤田丰八博士的介绍下，他第一次认识了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更有意义的是，根据狩野直祯博士的陈述，狩野直喜博士那时经常到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部的图书馆去读书和查找中西交通史和传教史方面的资料。该图书馆成立于1869年，藏书上万种，其中收有汉籍二千余册，其余皆为西文著作和杂志。在内容上几乎全是和中国有关的西方各种文字的著作。这使懂英文和法文的狩野直喜博士得到了了解西方汉学研究状况的难得的机会。正是在图书馆中，他结识了一些当时在上海的同样来图书馆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欧洲汉学家。而且，当时那里还定期举行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讲座，在他留学上海期间就先后有佛尔克、李摩提太、福开森等人在那里举行中国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公开的学术演讲。 ——特别重要的是：根据我的考证和调查，狩野直喜博士在1902年还正式加入了在上海的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分会，是普通会员，会员资格一直到1920年。正是在这里，他经常出席这里举行的各种讲座活动，开始接触到了欧洲的汉学研究传统和学术经典。 通过狩野直喜博士《忆王静安君》一文的记载，我们得知，在上海时代，他一直没有机会和当时年青的王国维见面。只是他的同学、王国维的日文老师藤田丰八博士告诉他，王国维“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直到1910年时，狩野直喜博士在北京才和王国维先生多次见面，并一起探讨学术。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国维先生和狩野直喜博士之间相互往来书信甚多，他们之间探讨的问题从敦煌学、戏曲到唐宋文学。当狩野直喜博士远赴欧洲留学前，王国维先生还写诗相赠。而狩野直喜博士也深知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价值所在，认为是大凡中国的老一代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了，并且他研究过外国学问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 1925年，狩野直喜博士最后一次和王国维先生见面。见《王德毅年谱》中的记载狩野直喜博士的回忆： 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在北京开会，我赴中国，在北京郊外西山的清华学校会见他。受到他的热情招待。我很希望王静安君参加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屡向我当局提及此事，也对中国委员说过：东方文化事业，如果要研究学问，，首先非要请王君参加不可。双方都表示了赞成之意。今日中国，因为政治上意见相异和思想混乱，所以不一定大家都会与王君在思想上有共鸣。然对于王君的学问，因其学识超越时代……只要对中国学问有了解的人，没有一个不推崇他的。 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双方全得到了好处。王国维先生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所使用的资料，就有狩野直喜博士直接从欧洲抄录回来提供给他的。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狩野直喜博士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当时他无法判断是何字，就大致画出，后来回国后却怎么也不明是什么字了。这些字到了王国维先生那里都成了可以辨识之字。王国维使狩野直喜博士的手抄资料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这是对双方全大有裨益的事情。 而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也使日本汉学界一时间竞相研究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至今，对元杂剧的研究仍然是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看家学问之一。王国维先生通过狩野直喜博士的论文中引用的“内库烧为锦繍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古诗，根据《北梦琐言》中的引文，立刻判定出这是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并且由此而来写下了《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唐写本残小说跋》、《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等论文。 荣新江先生在《狩野直喜与王国维》一文中曾经评价说： 王国维对日本学术，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后，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仓石武四郎氏曾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一定影响的程度。”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 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狩野直喜博士首先在日本京都袋中庵发起了悼念活动，“乃择于本日设位京都东山之袋中庵哭之，又延法隆寺贯主胤公虔修忏法以祈冥福”。他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是：“***现代之完人，学界之耆宿”、“学问渊博，践履笃实”。《追悼会小启》：“敬启者：清朝遗臣王静安徵君国维于本月二日午前十时在北京郊外万寿山昆明湖殉节。公为***现代之完人，学界之耆宿，竟完大节，无任恸惜。同人等协商，因请法隆寺贯首佐伯定胤师在下列地点唪经追悼。届时光临参拜为荷，特此通知，敬请台安。场所：京都东山线五条坂袋中庵。日期：六月二十五日午后一时。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见《王忠悫公哀挽录》，贻安堂，1927年。这些活动，特别是请法师做法事，在日本当然要花费很大一笔钱！我不知道这些开销是由谁支出的？ 而狩野直喜博士和罗振玉也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曾经从罗振玉的藏书中借来《古今杂剧三十种》影印出版，丰富了日本汉学界的研究资料。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狩野直喜博士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敦煌学、古代戏曲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等方面。 首先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狩野直喜博士亲自调查和收集敦煌文献，开启了日本东洋史学界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先河。从1909年他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盟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不仅如此，他还在京都帝国大学专门开设“中国戏曲史”课程与讲座，汇成《中国戏曲史》讲稿,油印散发。于是，《汉宫秋》、《窦娥冤》等古典名作被正式引入到日本。在教学中，狩野直喜博士还把当时通行的汉文训读法引入戏曲研究和教学中，教学中按照《北曲谱》、《中原音韵》，一字一句的正确地读解曲文，打破了中国学术界的戏曲唱词不能训诂和考证的传统。 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先生和狩野直喜博士之间的学术交流，他们二人共同成为敦煌学和中国文学史上俗文学和戏曲文学研究的开创者。 狩野直喜博士的戏曲研究，后来影响到了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博士。汇文堂书店在1918年出版的《品梅记》一书中，就有滨田耕作博士在北京观看梅兰芳戏曲演出而写的评论文章。在他的影响下，久保天随、西村天囚、金井保三、宫原民平、铃木虎雄等人也都对元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的当推狩野直喜博士的学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戏曲史学者青木正儿博士。他在《君山（狩野直喜）先生与元曲和我》一文中曾经评价说狩野直喜“实为我国元曲研究的鼻祖”。青木正儿博士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世戏曲史》、《南北戏曲源流考》。从此以后，京都大学对中国戏曲文学的研究成为该学派的一个传统。青木正儿博士之外，吉川幸次郎博士、田中谦二博士等中国戏曲史研究大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狩野直喜博士的首创之功。 除此之外，1920年9月，狩野直喜博士还发起成立了《***学》研究杂志，一家反映京都学派风格和特点的专业汉学研究期刊。《***学》创刊后，成了汉学研究的一个阵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汉学研究人才。小岛祐马、武内义雄、青木正儿、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等第二代学者成为该刊的核心成员。 在他肯定唐代的俗文学之时，他还对前此的魏晋文学给予了新的评价。《魏晋学术考》中列有专章对魏晋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他和铃木虎雄博士二人在此问题上的努力，为日本汉学界对中古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准。 其次，再说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说从狩野直喜博士开始就公开地打出了继承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大旗，批判地借鉴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原典的训读和注解，进行文献实证研究。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在狩野直喜博士为文学部部长的带领下，以弘扬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为己任，积极吸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传统，真正摆脱了以往受中日两国传统汉学研究的束缚。对中国古典的解释，采用了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进行严密的考证。这一实证主义的学风对二十世纪日本乃至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古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狩野直喜博士研究范围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清代，研究领域则从哲学到法律制度再到文学。 在治学特点上，他全盘继承了岛田重礼的考证学传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把汉唐训诂、宋元义理、清代考证三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反对当时刚流行的以西方思辩哲学的某一纯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的现象。他还把在文学研究上的俗文学研究引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注意到了道教作为民间信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特殊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但是，狩野直喜博士却坚持着经学为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这样一种信念，从他对孔孟思想的认识开始，他赞成孟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又从宋代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宋代倍受关注的原因。 而从古典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从他开山之后，至今还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到了他的弟子小岛祐马和武内义雄、本田成之等博士那里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确定。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本田成之博士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大名鼎鼎。他的儿子就是著名易学家本田济博士，本田济博士是我在博士生时代导师三浦国雄博士的导师。1996年，本田济博士以近八十岁之高龄，亲自出席我在关西大学举行的《彭と楚文化の关系に就て：马王堆帛书周易を中心として》学术报告会。 而实在来不了的老一代著名汉学家、中国哲学史家金谷治博士亲自给我写来了贺信。老一代日本著名汉学家给与我本人的这些恩爱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期间，甲骨文献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敦煌文物和文学研究结合，确立了古典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促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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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kyotosizumoto 2017-2-8 10:31

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 实际上，“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学派和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京都学派”看成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这一理解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一特色的理解也已经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相应地，中日两国学术界正在逐渐地走向共识。但是，严格地讲，所谓“京都学派”，它有哲学意义和东洋史学意义上两大理解。 “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诞生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母体的，因此，离开了这一母体，所谓“京都学派”那是无从谈起的。 从上述概念的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所谓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代表、包括以他们二人为思想基础、和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的转化和发展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有西田几多郎博士、田边元博士、朝永三十郎博士、西谷启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武内义范博士、上田闲照博士等人。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有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善的研究》、田边元博士的《作为忏悔道的哲学》、西谷启治博士的《宗教是什么》等专著。 所谓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和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为代表、包括以他们三人的学术观点为基础、和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学的一个日本汉学学派。这一学派创始时代的主要成员有内藤湖南博士、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小川琢治博士、新城新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铃木虎雄博士、滨田耕作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这一学派的最初名称应该是“京都***学派”。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仔细介绍和评述。 （二）西田哲学、田边哲学和京都学派 既然从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上，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在先，那么，我们还是先对这一学派的来龙去脉做一介绍。这一学派的两位创始人是京都帝国大学哲学讲座教授西田几多郎博士和他的追随者田边元博士。 西田几多郎博士，生于1870年，卒于1945年，石川县人。1883年考入金泽师范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选修科学习。毕业后任学习院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西田几多郎博士任哲学讲座副教授、教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善的研究》一书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销售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哲学著作。至今也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 田边元博士，生于1885年２月３日，卒于1962年４月29日。东京人。1901年，他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学习。1904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转系到了哲学系。1913年开始，他任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讲师。1919年，他正式调到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22年开始，他留学德国，开始接受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回日本后，1927年，他正式出任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教授。1957年，德国弗莱堡大学授予田边元博士为荣誉哲学博士。 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以京都帝国大学为基地，先后培育出一批知名的哲学家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形成一个所谓“京都学派”。而这一概念正式出现，一般认为是在1932 年的《经济往来》杂志上，西田博士的弟子户坂润发表了一篇题为《京都学派的哲学》的文章，开始把西田博士及其追随者们而成的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 田边元博士留学德国的最初兴趣集中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但是他很快就沉迷在青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田边元博士及其弟子西谷启治博士，还有九鬼周造博士等人在学术界就经常和德国哲学界、尤其是与青年哲学家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本人进行东西思想对话，以此来实现传统的日本禅学与净土佛学和西方哲学的沟通，力求日本思想在现代的最新诠释。 这一学派以田边元博士为首，三木清博士、九鬼周造博士、西谷启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等人都曾经直接与海德格尔讨论过哲学。其中，西田闲照博士、川村永子博士、大桥良介博士等人都是在德国的大学取得的哲学博士学位，因此，他们对于康德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有着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理解。 但是，这一学派的思想也颇不统一。比如，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学生三木清和户坂润等人，开始接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形成了京都学派中的左派。到过日本的学者全知道，过去的京都帝国大学和现在的京都大学一直是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地，这一现象和“京都学派”中左派的出现有直接关系。 西田几多郎博士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以大乘佛教思想为主体、利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和体系，对日本传统禅宗思想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思辩哲学意义和特点的大乘佛教思想。在这一新兴的哲学体系中，他特别看重“纯粹经验”的价值属性。他认为，“纯粹经验”才是唯一的“实在”。“实在”则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并且统一在一起。而社会性的“善”就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之后所形成的意识状态，紧接着，西田几多郎博士把“纯粹经验”表述为先验的自觉，而在主观与客观、自我与非我、意识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两个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大成佛教哲学中所说的“无”。西田哲学把“场所”分为“有”、“相对无”、“绝对无”三个阶段，进而表明只有“场所”中的“绝对无”这一场所才是“真无的场所”。 相对于西田哲学对“绝对无”的肯定，田边元博士则提出了“种的逻辑”问题。在田边哲学中，他以“个”和“类”代表个别和普遍，而以“种”代表联系两者的必要条件。他虽然对西田哲学中的“绝对无”的概念有所批判，但是他的“种”的概念及其价值属性，在本质上还是和西田哲学的“场所”概念保持了一致。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田边元博士及其弟子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等人站在日本右翼立场上，公开提倡所谓“世界史哲学”。西田几多郎博士在《学问的方法》一书中公开地肯定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是创造新的世界文化的基础，他还把日本精神理解为永远保持以皇室为中心的自我同一，使日本精神成为新的世界性原理，开启了日本的文化法西斯思想。田边元博士在《政治哲学的急务》一书中，更将“无”上挂日本天皇,论证天皇的不可侵犯性来自“无的优越性”，表明了要维护天皇制度的思想。虽然他们对极端右翼的皇道哲学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从理论上肯定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体制，成为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柱，成为支持日本的整个侵略战争的理论武器。于是，以西田哲学为核心的“京都学派”的哲学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三十年间，迅速红遍整个日本，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待大的影响。 战后，随着“京都学派”哲学的分裂，以东洋史学界为主导的日本京都大学的汉学研究被迫接受了中外学术界赠与他们的这一名称。 　　 　　　 　 （三）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在现代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汉学家们相信： 最初，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東洋史研究学者群的人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 比如，内藤湖南博士的晚年弟子三田村泰助博士在《内藤湖南》一书中就持有此说。 具体由来是： 当时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之时，利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 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名著。由 此引起了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对此书的否定。与此同时，此书却得到了京都帝 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的肯定。于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开始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者们。 但是，至今为止，郭沫若先生最早是在何时、在至谁的书信中或者和谁的谈话中，或者在学术论文中首先使用的这一概念，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换句话说，在郭沫若和户坂润之间，究竟是谁最先使用的“京都学派”这一概念，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考证。本书作者所谓的“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之说，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从时间段上说，自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到1932年户坂润在《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京都学派的哲学》一文，在这两年之间，有关郭沫若先生和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往来书信等问题，还是我们研究的盲点。特别是当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否定而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肯定他的这一名作时，他的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者们的说法是否曾经见于当时报刊，是否他和田中庆太郎等人的书信和谈话中已经这么使用过这两个术语，是否户坂润在报刊上也曾看到过有关对郭老此书的争议……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和调查，急于下结论显然是不可取的。而目前为止研究日本汉学成就最大、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五大卷两百多万字篇幅的《日本汉学史》一书作者、畏友李庆教授，居然对于“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诞生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考证和文字交代。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 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支哲学学派。除了在中国学者郭沫若先生的语言范围之外，它和汉学研究乃至和东洋史研究是完全不搭界的。以我对日本学术界和京都大学学风和传统的了解，在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及其弟子们创建的“京都学派”蒸蒸日上之时，根本不可能出现同为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们也放心大胆地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这一奇怪现象。 换句话说，如果户坂润是最先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人，那么，以“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其实已经有点文化侵权和盗用它人名义的不光彩行为了。因为，对于整个昭和时代（1925-1989）的日本学术界来说，在日本国内“京都学派”这一术语的第一指代还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支哲学学派。 ——正因为如此，直到最近，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讲座教授池田秀三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一再声称： 好像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者之间，“京都学派”这一学派的存在几乎已作为自明之事实而为人所接受。不，不仅限于研究者，于媒体之类，常将京都大学的中国学指称为“京都学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同样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读书人中亦落实了吧。然而，“京都学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体吗？我对此甚怀疑问。因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学派”之一员，而我自身却完全没有这种自觉与归属意识。再者，在我的周围，不用说“京都学派”，就连具有明确的学派意识与组织形态的学派集团的影子几乎也看不到。因此，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存在著作为严密意义上的学派的“京都学派”。如此而言，我想一定会有人提出如下意见吧：何必那样严密地对学派进行定义呢？京都大学的学问一般都称为京都学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样广宽的姿态，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犹如传统的东西，所以将其称之为“京都学派”就是了，没有必要采取那样严厉的态度。说实话，我平常也并不是那么严密地考虑。本来，“京都学派”的存在与否，于我自身而言，无关紧要。只不过，作为学术史来论述“京都学派”的话，那样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对轻易地滥用“京都学派”这一称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没有认真地读过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顾研究者各自所处的种种情况、环境，无视各自的个性，不分青红皂白，就想贴上“某某学派”的标签，我厌恶这种轻易之举。……我的本意并非在于否认“京都学派”。再者，这只是我经验范围内的事情。总之，自隶属于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至今日为止的三十年间，我几乎没有感受到所谓“京都学派”的实际存在。这只是我没有切身感觉到而已，或许在我没有察觉到的地方，“京都学派”一直存在着。只是不管怎样，抬出那种缺少实质感且沾满手垢的招牌，用以概括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为能事毕矣，此又有何意义呢？与此相比，我们是否更应该去仔细体会每一个多样性存在之内情呢？我的本意尽于此矣。 我想，大家看明白了我所说的“以‘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其实已经有点文化侵权和盗用它人名义的不光彩行为了”这句话——更加之日本学术界以梅原猛博士为首的一部分京都大学的教授们目前正大力鼓吹所谓的“新京都学派”，一心一意想为日本政府充当文化顾问和决策人——自然也就理解了池田秀三先生此文的用心了。这也成为以“京都学派”来等同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称谓习惯，被现代日本京都大学进行东洋史研究的专业学者们所婉言谢绝接受的直接原因。 因为，池田秀三先生想恢复的是所谓的“***学派”或者“京都***学派”这一称号。 事实上，最初用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東洋史研究学者群及其学术思想的术语正是“京都***学”。它包括了***哲学、***史学和***文学三者。假如可以算作一个学派的话，那么它的准确称号应该是“京都***学派”，而不是“京都学派”。而且，当时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核心，成立了“***学会”，发行了《***学》杂志。以“京都***学派”来指代当时京都帝国大学的汉学家群体，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学术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因为在这个术语中出现了“***”二字，这也是“京都***学”或“京都***学派”不为中国学术界认可和接受的直接原因。日本政府在外交文书中正式使用“***”来称呼中国，开始于1913年7月，而终止于1946年6月。这三十几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华和辱华的大陆政策到了极点的三十几年，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学者还是新中国时代的学者们，大家一致拒绝接受并声讨这一有强烈侮辱色彩的称呼，相应地，“京都***学派”这一概念也就彻底失去了死灰复燃的可能。 整个二十世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取得了为世界汉学界所赞叹和肯定的学术成就。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日本国内最高的学术奖项。 在一年一度的日本全国四大最高学术奖项（每奖每次只一、两人获奖）中，到2006年为止，其中来自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者们，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奖的有：田村实造博士、长广敏雄博士、佐伯富博士、水野精一博士、小林行雄博士、夫马进博士、小岛宪之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学全部获奖者有33人。获得日本文化功劳称号的有宮崎市定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铃木虎雄博士、羽田亨博士、梅原末治博士、贝塚茂树博士、武内义雄博士、白川静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学全部获奖者有89人。获得日本文化勋章的有狩野直喜博士、铃木虎雄博士、羽田亨博士、贝塚茂树博士、白川静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学全部获奖者有43人。获得日本朝日奖的有吉川幸次郎博士、田村实造博士、长广敏雄博士、小林行雄博士、梅原末治博士、贝塚茂树博士、水野精一博士、藪内清博士、白川静博士等人。 在国际汉学界，来自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者们获得法国儒莲汉学奖的人先后有宮崎市定博士、藤枝晃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而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只有饶宗颐教授一人而已。 再看看这些获奖者的研究范围：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到唐宋文学和元代戏曲，从西域历史和地理学的研究到敦煌文献和商周考古和元蒙历史，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研究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几乎涉及到了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层面和学术精华。 虽然关于这一学派的名称问题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是，有一点那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即：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及其相应地简称“京都学派”这一称号，早已经属于一个世界性范围的学术名称了。 而且，1997年，日本的雄山阁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滨田耕作博士的弟子、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角田文卫博士撰写的《考古学京都学派》（增订本）这样一本书。 显然，“京都学派”这一称号已经被理解为“东洋史学”、“***哲学”、“***语学***文学”和“***考古学”和“现代日本哲学”等几大学科所共同享有。 (四) 新京都学派 所谓“新京都学派”，则主要指的是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和历史的现任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他们为了适应现代日本政府想成为国际大国的心态，从日本传统文化角度论证日本思想和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启迪和价值，并且肯定了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对亚洲各国摆脱欧美殖民势力统治的所谓“积极意义”。这一学派以梅原猛、桑原武夫、上山春平、梅棹忠夫四博士为核心代表。其中，核心人物桑原武夫博士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三大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博士的儿子。而梅原猛博士又属于是京都大学教授桑原武夫博士的弟子辈的人物。 上述四人可以说这一学派的核心人物。 梅原猛，生于1925年，宮城县人，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博士是二战期间免试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的。当时，因为他对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专门报名哲学系。进入大学后，开始接受系统的西田哲学的学习。在临近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的4月，他还应征参加了日军炮兵。在他从军期间，他居然是这样理解的西田哲学的： 战争期间，我用西田哲学武装了自已的头脑后奔赴战场。根据西田学派的观点，“战争史世界史的必然。”“我们赢当由无而生。” 日本战败后，梅原猛又重新回到京都大学，继续完成学业。1948年，梅原猛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先后任龙谷大学院讲师，立命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代所長。现任ものつくり大学第一代校长。还是日本文化功劳称号和文化勋章获得者。对日本佛教、美学和哲学有精湛研究。著书弘富，有二十卷的《梅原猛著作集》刊行。他的父亲是日本著名的丰田汽车公司的常务董事兼丰田汽车中央研究所所长。他的儿子是滋賀县立大学教授，儿媳是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謙一的女儿。 桑原武夫博士，生于1904年5月10日，卒于1988年4月10日。福井县人。著名的法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学家。他的父亲就是京都帝国大学创始时期的东洋史教授桑原骘蔵博士。192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语系。先后任东北帝国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所长。文化勋章获得者。他不仅是位著名学者，还是战后日本思想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决策人。现已出版十卷本《桑原武夫著作集》。 上山春平博士，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和歌山县人。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先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所长和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现已出版十卷本的《上山春平著作集》。 梅棹忠夫博士，生于1920年6月13日，京都市人。著名民族学者。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先后任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文化勋章获得者。有专著《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和《日本人的知恵》等多种。晚年因为受双眼几乎失明的困扰，无法继续著书。 很显然，“新京都学派”是典型的以文化服务于政治的一个宣扬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学派。而且，他们明明知道今天“京都学派”在学术界指的是什么，何况他们的父辈就是著名的汉学家。但是，他们却故意选取了“京都学派”这一概念，还命名为“新京都学派”，而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又与专心研究日本思想和西方哲学的融汇及发展的老“京都学派”虽然有些联系，但是并没有必然的学理关系，却故意打出“新京都学派”的称号，真可以说是来着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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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证据说视野下的京都考证学派（中）》

kyotosizumoto 2016-12-28 14:05

第二，地下新材料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双方全得到了好处。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所使用的资料，就有狩野直喜直接从欧洲抄录回来提供给他的。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狩野直喜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当时他无法判断是何字，就大致画出，后来回国后却怎么也不明是什么字了。这些字到了王国维先生那里都成了可以辨识之字。王国维使狩野直喜的手抄资料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这是对双方大有裨益的事情。 从1909年狩野直喜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他已经熟练运用了二重证据。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盟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期间，甲骨文献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敦煌文物和文学研究结合，确立了古典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促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迅速崛起。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 高田时雄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说：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 1919年，小川琢治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于是，小川琢治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国内学术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在不少人眼中，罗、王二人简直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草创时期学术上的“绍兴师爷”或“学术顾问”。而有的日本学者却又不顾事实真相，提出了王国维受内藤湖南影响才从文学、哲学转行研究史学、经学的主张。双方的观点都是有失公正的。实际上，内藤湖南和罗、王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内藤湖南想同时招聘罗、王二人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晚清政府可能会不同意的吧）婉言谢绝。从亲密关系程度上讲，内藤湖南的第一中国友人是文廷式，而罗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却是藤田丰八。王国维和藤田丰八有师生之谊，当然和藤田丰八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谈到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的关系时，也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我曾怀疑“藤田、狩野、内藤虎”这个排序很可能是王国维生前曾和陈寅恪先生有过类似的话题。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从汉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来说，排在前两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内藤虎”相比的。换句话说，罗、王二人对内藤湖南的京都学派的产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价值和影响，笔者尚不敢轻下定论。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历史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相反，王国维的甲骨学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却是在和内藤湖南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序文如下：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中。及通观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与田字甲在□中同意），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顺冰释。……乃为此考以后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禆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请注意这里的“博士亦采余说”和“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二句，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内藤湖南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甲骨学考证论文是在“博士亦采余说”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毋宁说是内藤湖南的上述论文启迪了王国维，而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史料中“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的精湛的考证论文，则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而成的。从内藤湖南首先“博士亦采余说”、利用甲骨史料写出并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来看，是内藤湖南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写成的，但是他却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的观点，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史学考证方法的潜在价值，到了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得到了彻底的运用和成熟。这正是王国维先生的智慧和学识所在！ 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据对卜辞中相关资料的考证，证明了《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该、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讹变而来。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重新复原了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在这一商代传说和历史人物的考证上，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很多的，也是很及时的。 因此，有理由说：成功地应用“二重证据法”取得重大成果的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是在和内藤湖南进行证据学探讨与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内藤湖南在和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的来往中，特别认识并肯定了他们利用出土文献解释商周两代历史的学术方法： “金文和其它文物的相继出土，逐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了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倾向。” 内藤湖南还特别指出： “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显明就是从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对金文和殷墟遗物研究的进展而展开的。假如能以这样的方法建构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话，对于鼓吹***古典学的人来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所谓科学的、进步的结论。” 而且，罗振玉正是在内藤湖南那里才获知了东北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资料，一览之后大为惊叹，居然发出了“为平生所未及见”的感叹。由此也可以看出罗氏对第二重证据的重视与贡献。辛亥革命局势稳定以后，罗从日本返回天津（罗和王是在辛亥革命前的日本！），立刻开始了《满洲金石志》的整编工作。他还在该书出版的序中说：“满洲古刻石不仅入东方士夫之目，并腾于世界学者之叹”。这里的“世界学者”当即内藤湖南。他出版《敦煌石室遗书》则正是在狩野赠送的钞本的基础上，参照伯希和的照片而成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罗、王二人在和内藤之间的学术交往过程中所带给他的极其重大的学术启迪。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幸会！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交往之间，在学术方法论上的相互学术启迪和学术帮助并不是我们时下喜欢“曰师曰弟子云者”那些浮泛之辈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这里再引用一封王国维致内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王国维1924年1月30日致内藤湖南： “湖南先生有道：违教数载，企仰奚似。春间闻贵体违和，极深驰系，后闻快愈，又极欣慰。历次惠赠书籍，顷又蒙赐大著《宝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读一过，如亲晤对。先生大著作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 内藤湖南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作为日本学者的他，因为看到了章氏此书在治学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学术价值，远比中国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内藤湖南在《***史学史》一书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适、姚名达、刘咸炘三人对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该书《章学诚の史学》一章中，他首先阐述了自己发现章氏学说的过程： “自己第一次读此人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在明治三十三年，那时觉得非常有趣……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读之后，做了这个人的年谱加以发表”。 而据贝塚茂树的回忆： “内藤先生对我说，章学诚这个人，在西方来说，像是社会学，他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会学啊。是斯宾塞等那一类型的东西啊”。 内藤湖南最为赏识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学思想、以及章氏在校雠学和方志学上的突出贡献。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原道说和原学说等观点，深得内藤湖南的赞赏。在《***史学史》中，内藤湖南还特别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在介绍这一新学说时，他不惜点出了戴震对方志学的非难，这显然已经暗含着对戴震的批评。 在内藤湖南和胡适的往来书信中，特别涉及到了对章学诚的研究。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就是在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年谱》基础上的登峰之作。而内藤湖南在读了胡适所写的年谱之后，立刻发表了《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并订正了胡适文中的十五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胡适则虚心接受，并来信表示感谢。 ——正是因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祖师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开启了研究赵翼和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看家本领。不了解这一特点几乎等于不了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早期汉学史上的著名人物西村天囚对第一重证据的重视，使他收藏了上百种研究《楚辞》的中日古籍。根据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中的考证，他收藏的上百种《楚辞》研究古籍大致是： 中国明代刊本十六种。 中国清代刊本四十余种。 中国钞本二十七种。 中国民国刊本十五种。 日本刊本十二种。 由此可见，“就规模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就质量而言，则更是可观。”特别是他收藏的日本刊本十二种，“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些都极为罕见。例如，宽延二年十一月皇都书林刊印《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西村天囚在《楚辞王注考异》中从版本学、训诂学的角度发现了不少用字错误和传抄时注解搀入正文的问题，解决了不少《楚辞》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王逸注本中的“此言怀襄二王世不明”一句，西村就敏锐地指出：“王逸以《离骚》为成于怀王之时，而此言怀襄二世不明，乃似《离骚》成于襄王之世，可谓矛盾矣”。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中评述：“王逸所见之本，多有遗存，沉淀于《章句》之中，是乃矛盾之源头千余年来无人识破，西村时彦乃较早发现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可见，西村天囚对第一重证据的深入研究，为京都考证学派的兴起贡献了自己的成就。 现在学术界，著名的神话和古代文学史家小南一郎教授，已经从以第一、二、三重证据的相关使用来考证古代文献。他的研究范围大致包括中国传承文化、古代神话、先秦礼制、古文字学、中国考古学、民间口承艺能、中国宗教史等很多方面。著作甚多，第78卷《东方学报》上专门刊发了《小南一郎教授著作目录》一文。其中《中国の神話と物语り：古小说史の展开》（1984）、《西王母と七夕传承》（1991）、《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2003）、《古代中国天命と青铜器：诸文明の起源》（2006）堪称现代日本汉学界的名著。在楚辞研究上，他的论文《王逸〈楚辞章句〉研究-汉代章句学的一个面向》一文和专著《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代表了他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研究十分精细，考证严谨，几乎完整地再现了桑原史学的风格。在治学上，他平时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结果よりも过程を重んじたい”。1973年，小南一郎将《楚辞》翻译成日文出版。小南一郎认为武帝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或“离骚赋”这两种说法，其实早在汉代就有流行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还可以找到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小南发现《楚辞章句》中有些注文采用四字一句、隔句用韵的形式，它既是对《离骚》的训释，又是以《离骚》为范本的文学作品，所以对这些训释既可称“传”，也可以称为“章句”，更可以称为“赋”。研究《楚辞》之时，目前，小南一郎还在撰写着研究《诗经》和《山海经》的两部专著。 在日本京都学派，贝塚茂树也是熟练地使用第一、二重证据考证古代文献的杰出学者。 他率先提出了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并且将其和传统的对史料的考证性研究精密地统合起来，既重视王国维的地下新材料和纸上旧文献的统一，使京都学派更加完美和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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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证据说视野下的京都考证学派（上） 》

kyotosizumoto 2016-12-26 10:38

四重证据说视野下的京都考证学派（上） 【内容提要】四重证据法的讨论发端于近年来国学方法论与时俱进的更新需要。国内外学术界在进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多重证据的思路，这对时下的四重证据的探讨说有重要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四重证据说为理论参照，对日本汉学界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兼及该派方法与留日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关联。 【关键词】四重证据说、日本汉学、京都学派、考证学 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在方法论上与传统的乾嘉考据学相对接，王国维最初提出“二重证据说”，即是指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献相印证。到90年代饶宗颐、杨向奎、叶舒宪等分别提出“三重证据说”。于是，人类学视野与研究方法的介入给传统国学带来了研究模式的变新。再到21世纪初，叶舒宪提出了“四重证据说”，即把考古得来及传世的器物、图像等列为文化研究的第四重证据。由此引发出当下国学方法论更新的特点话题之一。 二重证据说首先出自王国维。他主张：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说,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 这里出现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在语言叙述上显然有着审美的考虑。“纸上”对“地下”，“旧文献”对“新材料”。曾经研究过美学的王国维，连写文章也在追求一种审美效果。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他继续主张： 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 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 赖于地下之学问者, 固不自今日始矣。 那么这里的“地下之新材料”、“地下之学问”是否只是局限于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史料呢？显然不是这样的。 李零就曾经主张：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所谓的“地下之材料”就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也还是以文字为中心。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如斯坦因发掘的西域汉简），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而李学勤、朱渊清、彭华等先生则主张：在1925 年,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刚刚发轫。作为中国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发掘,是1926 年进行的。至于1928 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则已是王国维所不及见。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国维讲义提到的“地下之材料”仅有甲骨文、金文,但从他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其实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实物证据，一是文字证据，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说”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显然，李零之说有失偏颇。笔者赞同李学勤、朱渊清、彭华等先生之解释。 陈其泰主张： 钱大昕利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互相比勘解释对考证元史问题等项得到创获, 可视为“二重证据说”的萌发。 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自来释古器者, 欲求无一字之不识, 无一义之不通, 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 谓其字之不可识, 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 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 人人能读之能解之, 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 今日所以难读者, 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 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 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 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 即甲以推乙, 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 必间有获焉。然后阀其不可知者以侯后之君子, 则庶乎其近之矣。 对此，陈其泰认为：“这段总结, 可视为‘二重证据说’之初步表述。”此一结论或许还值得商榷。因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也曾公开主张： 搜罗偏霸杂史、稗家野乘、山经地志、谱谍薄录, 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 旁及千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家墓、祠庙伽蓝、碑礴断缺之文, 尽取以供佐证。 上述观点也可以作为二重证据说的前奏，虽无其名而有其实。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总结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氏这一解释很重要，已经变成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羽田亨等人考证学方法的直接渊源。 第一，纸上之材料 众所周知，对中国珍贵文献的搜求和占有已经成了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家们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个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的手上，都曾经利用合法程序和非法手段双管齐下，占有过中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物。从红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直到稿本杨守敬《水经注疏》等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以及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学之间甚至展开了收购和占有中国珍贵文物的拉力赛……1935年 12 月《中央时事周报》上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一文，神通广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并不甘心落后于他人和这个难得的掠夺中国文物的时代，于是，他在日本企业界有实力的老朋友三岛总裁和武田总裁这两位大企业家的丰厚的财力支持下，羽田亨出面亲自考察验证后，委托某位在华日本商人全数代为收购了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家中的敦煌文献，然后保存在著名的杏雨书屋。而这两位财界大老，后来又出巨资在京都帝国大学建立了豪华而典雅的羽田亨纪念馆。 狩野直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学派”、亦即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先后留下了《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文学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学》、《***小说戏曲史》、《论语孟子研究》、《***学文薮》等汉学研究名作，还留下了大量汉文古体诗。京都帝国大学***哲学史第一讲座首任教授高瀬武次郎曾经评价说： “狩野博士的学术体系来自清朝考证学派。在日本学术界继承了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岛田重礼这一学术体系的，是接受过岛田先生亲自教导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国大学***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小岛祐马也主张： “在东京帝国大学中接受过岛田先生指导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继承了他所传授的清朝考证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再也找不出别人了。” 受晚清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影响，作为***哲学京都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之一，狩野直喜主张，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的历史。因此之故，从汉唐训诂学到宋明理学，从孔孟儒学到诸子百家，都被他列为“***哲学史”的当然研究范围之列。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是他从他的老师岛田重礼那里继承下来的老本行。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了解，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孔子以前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如果我们把前两个时期看成上古的话，汉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划分问题，在狩野史学那里可以说是虽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么他和内藤史学的断代差异首先出现在“清代”独立于“宋元明时期之外”这一显著特征。古典学包括了对古典的考证学，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 如果说内藤湖南喜欢读赵翼，那么狩野直喜更喜欢读崔述。后来，他还将在北京购买的《崔东壁遗书》赠送给好友那珂通世。从此，那珂通世手批本的《崔东壁遗书》就成了日本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抢手货。但是，崔述在治学方法论上的疑古思想只是成为他坚定了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清朝考证学的一个依据。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特别表明了他对崔东壁的批判： “在崔述的观点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内容。今天我们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学术价值的话，毕竟在中国经典并不是个可以随便怀疑的对象。而他却能脱离这一传统，以独立而自由的观点，对经典进行颠覆，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借鉴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其实，在治学方法论上从对怀疑论的肯定走向实证的考证学，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是却有着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别。在这一点上，也许狩野直喜在超越了崔述之后才决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这表明了他对疑古思想的重视，也显示了他走向实证的选择。 “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法去研读中国原典”，这是狩野直喜一贯主张的方法。而所谓“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法”也就是清代传统的乾嘉考证学和传统的从训诂和版本目录学入手研究儒家经典的方法。狩野直喜认为这是研究汉学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必须提到重野安绎对日本史学、日本汉学研究方法上的以考证学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是日本整个历史学界和东洋史学学科的真正创建者。因为他注重考证而抹杀一切虚妄的史料记载，被人称为“抹杀博士”。他的学生白鸟库吉后来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的观点，白鸟此说和他的学术启迪有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因为早在重野安绎主持东京帝国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考证学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和岛田重礼不谋而合，他们二人才是日本近代汉学出现实证主义考证思潮的早期先行者。因此本文作者对国内学术界某些学者所竭力鼓吹的什么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证之风等等观点，一直斥之为虚妄不经之谈、主观想象之说！要知道：岛田重礼和重野安绎二人联合一起从1883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推广实证主义的考证学研究模式时，罗振玉刚年满17岁、王国维则刚满7岁！当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瑞斯(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公开传授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理论时，罗振玉年满21岁，王国维年满11岁！因此，不论从东洋史学东京大学的历史还是从东洋史学京都大学的历史来考察，根本不可能得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证之风”的结论。 刚才我们肯定了陈寅恪对二重证据说的解释，而充分实现了这一解释的当推日本汉学家、西域学京都学派创始人羽田亨。 因为羽田亨的考证学特点就是先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因此，他的论著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贡献。完全符合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总结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个特点。而他自己在论著中也曾经对欧洲的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过如下总结：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做印度—欧罗巴语的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并因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对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的由来基本上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而这正是羽田亨论述简洁而清楚的特点所致。当我们看到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羽田亨的大学时代的导师也是位精通十几种中国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学家时，就不难看出羽田亨在大学时代接受白鸟库吉指导的痕迹了。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种类繁多，而且解读十分困难，因为不少语言文字已经人去楼空，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记碑》，那上面使用的文字究竟是何种文字，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到了1925 年，羽田亨发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记碑》上所刻文字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以为的女真文字。他的这一结论在解释了部分碑文内容之后成为定论。从此，契丹文字的研究开始走进了学术界。羽田亨的研究使纸上旧文献在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再如对西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上，羽田亨对《序听迷诗所经》名字“序听”即景教的“耶稣”的解读，也是具有重大启发性的。有关这一问题，可以参见佐藤长在《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表达的一段定评如下： “序听迷诗所经(以下简称序经)。此经为日人高楠顺次郎博士所藏。全经共一百七十行，每行约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经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约在景教入唐后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写成的。经文文字晦涩难解。根揍东洋史权威羽田亨的说法，此经的题名‘迷诗所’的‘所’字为‘诃’字的误字，所以‘迷诗所’应为‘迷诗诃’，即景教惯用的‘弥师诃’，是默西亚的音译。‘序听’的‘听’字可能是‘数’或‘鼠’字的误字，全名应为‘序鼠弥师诃’即‘耶稣默西亚’( 序鼠或序数即经文中的移鼠，Jesus的音译)。全经的主要内容是从新旧约圣经讲解基督宗教的教义。” 公元前128年，当汉代张骞到达月氏时，提到了那里的都城所在地。但是该地具体位置，一直难以知晓。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马尔干达（markanda）”的缩写，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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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kyotosizumoto 2016-12-26 10:36

日本京都大学的敦煌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阐述了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发展史略，特别针对京都学派的第一代学者狩野直喜到现代著名的敦煌学家高田时雄的敦煌学发展轨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和评价，为中外敦煌学大的交流和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京都大学、敦煌学、日本汉学 根据严绍璗教授在《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中的调查： “日本国内首次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是在《燕尘》第二卷十一期之后第二天，即1909年11月12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皆以《敦煌石室的发见物》为题，作了隆重报道”。 严先生并推断此文的作者应该就是内藤湖南。这一推断是合理的。因为随后的几天中，内藤就连续刊发了《敦煌发见之古书》长文。由此预示着内藤湖南有资格作为日本敦煌学的最早的新闻报道人。但是，京都学派的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应该是狩野直喜博士。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博士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高田时雄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说：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有关记载，还可以见尹雁《日本敦煌学史》一文： “1912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 人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 12月5日的《朝日新闻》，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 狩野直喜从1909年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盟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说： “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 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 片，并且，他们还分别发表了演讲。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 〈〈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解说〈〈摩尼经〉〉残卷，内藤湖南讲述〈〈西州志〉〉残卷。” 1919年，小川琢治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于是，小川琢治博士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于是，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学派正式生根。就连研究中国哲学的小岛祐马，在1928年也编辑出版了敦煌的著作《沙州诸子二十六种》一书。当时的著名学者松本文三郎和羽田亨也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 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说： “松本本是京都大学的佛教学者，曾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工作，后有5件收集品的佛典断片归他所有，这5 件佛典裱成4卷，即《妙法莲花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娑》、《大智度论》、《大品经》和《优婆塞经》，已由松本文三郎编入《东山草堂古经图录》 （1929）和《佛教关系古写古版本目录》（1932）。” “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 神田喜一郎1897年10月16日生于京都市上京区。号鬯盦，书房名为佞古书屋。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为儒商，和王国维与很好的私人友谊。祖父神田香岩，擅长撰写汉诗且长于书画鉴赏，嗜好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博物馆学艺委员。父神田喜左卫门，为京都著名之儒商。当时一直住在京都市上京区室町通今出川上ル筑山北半町。1914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学。1917年，他从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1年3月，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科，师从内藤湖南。1923年4月，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任大谷大学教授。1926年3月，他转任日本政府宮内省图书寥（即日本皇家图书馆）编辑，主要负责那里收藏的珍贵古籍的编目和解题工作，分别出版了《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増加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目录》。1929年4月，他转任台北帝国大学副教授。1934年11月，他晋升为教授。1934年12月至1936年8月，他前往法国和英国留学，专心研究敦煌写本。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2月，他被免除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之职，回到了日本。1946年5月，他再任大谷大学教授。1948年11月，他转任大阪商科大学教授。1949年4月，他出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1950年1月，他以论文《***训诂学上より见たる日本书纪古训考证》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5月，他出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972年11月，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84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东洋学说林》、《敦煌学五十年》、两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两卷本《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墨林闲话》、《画禅室随笔讲义》、《艺林谈丛》、《中国书道史》等,有全十巻《神田喜一郎全集》出版。《敦煌学五十年》一书成了他的成名作。 在该书中，作者对敦煌学五十年做了简明的论述,并介绍了当前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课题。而两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一书是作者在法国和英国留学时所拍摄了大量的敦煌文献照片，并选择其中精善者影印成的。晚年，他还为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的影印出版，亲自撰写《解说》。 那波利贞1890年8月1日生于徳岛市。号诚轩。祖上数代人皆为是江戸时代著名的儒学世家。他八岁时丧父，生父那波韦，字缓卿，号蚬北。从此开始接受母方的多贺氏家族的传统儒家经学教育。1909年，他从德岛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1912年7月，他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1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科。192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结束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21年3月，他就任京都第三高中教授。1929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31年开始，他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来到法国，考察那里所藏敦煌文献。1933年底，他回到日本。1938年，他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同年，他以论文《唐の开元?天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证並に主として敦煌发见史科に据る天宝以后唐末に至る期间の庶民に关する二三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3年8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同年9月，他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几年后，他又转人甲南大学教授。1970年10月2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燕吴载笔》、《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上、中、下）》、《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伪滥僧に关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唐天宝时代の河西道边防军に关する经济史料》等。那波利贞的研究专业主要是敦煌学，他是敦煌文书研究の开拓者。 竺沙雅章曾经为此写有《那波利贞先生の敦煌文书研究》一文加以评价。 特别是关于唐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寺院经济状况的研究论文，如《梁户考（上、中、下）》、《唐代社邑研究》、《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唐天宝时代の河西道边防军に关する经济史料》，对于了解唐代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擅长书法，经常落款为“西都国子博士诚轩迂老那波利贞”，而且用印也很中国化，他最喜欢的印是“臣利贞”。 1926年，铃木虎雄发表了《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刊记》一文，已经把敦煌文献和《文心雕龙》的研究结合起来。 藤枝晃1911年8月3日生于大阪市住之江区粉浜村。1927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大阪高中。193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34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文学部的助手。在羽田亨指导下，从事《满和辞典》的编篡。1937年，他转任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后晋升为副研究员。主要负责《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的编辑。1944年至1945年之间，他作为日本西北研究所的研究员，多次往来中国内蒙古各地进行考古调查活动。1948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51年开始，他加入了以森鹿三为课题组长的居延汉简共同研究班。1959年，他因为参加对居庸关的共同研究而一起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2年，他以论文《吐蕃——归义军期の敦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72年，他获得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儒莲汉学奖。1975年，他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学术功劳奖。197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82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三等旭日章。1988年，他就任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98年7月23日因病去世。 藤枝晃是日本京都学派和整个日本汉学界研究敦煌学及其西域出土的古写本文献研究的第一人。1972年，他因为在《学术月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后，建立了被人称为“敦煌藤枝学”的敦煌古写本年代研究和考证方法，其实他主要是采用从书籍史角度与文书学角度研究敦煌写本的断代研究方法。比如，他指出标准式样的敦煌写经用纸的长和宽应该是26x39cm，部分写本是26x52cm。这就从书籍史角度与文书学角度为古写本的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他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和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四海觅珍》一文中的一段记载： “1964年春，藤枝晃听说京都立命馆大学与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交换教授，专攻日本史的苏联学者芭洛洛娃来到了京都。藤枝晃随即找到她，向她了解列宁格勒藏品的情况。十多年后，藤枝晃回忆说：‘第二天，当她把孟列夫所著的《影印敦煌赞文译注》给我看时，我惊骇得几乎要肝胆俱裂了。’藤枝晃立刻写信给孟列夫。孟列夫随即寄来他自己着的《维摩变之研究》，之后又寄来了列宁格勒藏品目录的第一卷。藤枝晃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了。当时，藤枝晃作为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正计划遍访欧洲敦煌藏品。于是他立即改变计划，首先就是前往列宁格勒。调查的结果，藤枝晃发现了上万号的敦煌遗书，而且得知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有大量的敦煌壁画和塑像。摸清了列宁格勒藏品的底细之后，藤枝晃继续进行他的欧洲之旅。藤枝晃相继看过了列宁格勒奥登堡搜集品、斯德哥尔摩斯文赫定搜集品、伦敦斯坦因搜集品和巴黎伯希和搜集品等。特别在伦敦，藤枝晃在库房里看到了被拍成缩微胶卷（6980号）以后未经整理的几千号斯坦因搜集品，虽然它们都是些碎片，但对于藤枝晃来说，却别有一番意义。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些藏品，亲手抚摩了这些碎片，并感觉到了它们的价值所在。此后，藤枝晃又连续数次前往欧洲查阅敦煌遗书原件，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所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地。” 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上，曾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一文，对他的敦煌学研究进行评价。主要著作有：《文字の文化史》、《ペリオ蒐集敦煌写本选影假目录》、《ペリオ蒐集敦煌写本选影》、《敦煌学とその周辺》、《征服王朝》、《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等。合著有；《蒙古研究文献目录》等。主要论文有：《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敦煌の僧尼籍》、《敦煌千佛洞の中兴――张氏诸窟を中心としれ九世纪の佛窟造营》、《归义军始末》等。其中，《文字の文化史》一书成为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学和版本的名著。饶宗颐先生为此书的中译本撰写了《前言》。 在《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一文中，他主张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时间是在781至848年间，而法国敦煌学者们则主张始自787年。关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问题，他就主张“废弃说”，也就是说那些写本是当时寺院的废弃之物，即当时印刷佛经流行之后，此前的写本卷轴于是废弃。这就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避难说”或称“图书馆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著名考古学家水野清一也没有忘记对敦煌学的研究。1958年，他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一文。当时，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已经成为热门课题。见尹雁《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对当时几位考古学家的敦煌研究进行了介绍如下： “在这一阶段 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6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亲访敦 煌千佛洞的基础上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通口隆康的《敦煌石窟系谱》（《敦煌研究》90年第四期），小山满的《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 究》（《敦煌学辑刊》90年第一期）。1958年，水野清一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这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 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 京都学派敦煌学的转机是从高田时雄等人的“新敦煌学”的出现开始的。 高田时雄1949年6月2日生于大阪府。1965年，他考入著名的大阪府立天王寺高中。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川环树。1979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到法国留学，师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嘉乐。1980年，他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87年，他就任京都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91年，他转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7年，他晋升为教授。2005年，他以论文《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2003年，他担任敦煌学国际连络委员会干事长。主要著作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敦煌?民族?语言》、《梵谛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梵谛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等。编著有：《汉字文化三千年》、《中国语史の资料と方法》、《东洋学の系谱（欧米篇）》、《西域行记索引丛刊Ⅰ大唐西域记》、《西域行记索引丛刊 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传》、《明清时代の音韵学》等。主要论文有：《ウイグル字音考》、《コータン文书中の汉语语汇》、《五姓を说く敦煌资料》、《慧超往五天竺国传の言语と敦煌写本の性格》、《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敦煌における五姓説について》、《内藤湖南の敦煌学》、《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に对して》、《敦煌写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学者のヨーロッパ访书行》、《清野谦次蒐集敦煌写经の行方》等。 高田教授是在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他有着留法的经历，接受了法国敦煌学的研究传统。回国后，他与其它几位从事西域语言和历史研究的学者森安孝夫、熊本裕、武内绍人、吉田丰共同创立了所谓的“新敦煌学派”。这使他有别于以往的羽田亨开创的以文献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为主体的传统敦煌学派。 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他撰写的《敦煌·民族·语言》一书，中华书局于2005年12月出版，钟翀等译。该书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说 　　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 　　汉语在吐鲁番---以《切韵》断片研究为专题 第二章：汉藏资料 　　藏文音译 《寒食诗》残片 　　藏文书写阿弥陀经的跋文——藏汉对音资料年代考 　　杂抄与九九表―敦煌藏文字使用的一个侧面 　　藏文社邑文书二三种 　　有关吐蕃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 　　北京敦煌写卷中所包含的藏文文献 　　吐蕃期敦煌有关受戒的藏文资料 第三章：回鹘字音 　　回鹘字音考 　　回鹘字音史概述 　　回鹘字注音的吐鲁番汉文写本残片 第四章：其他 　　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语汇 　　敦煌本《玉篇》 　　敦煌本《玉篇》篇·补遗 　　五姓说之敦煌资料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语言与敦煌写本之性质 　　可洪《随凾录》与行瑫《随凾音疏》 　　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排字韵》札记 在敦煌学研究上作出贡献的还有金文京，他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研究——以敦煌本前汉刘家太子传为例》一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他通过对敦煌本《敦煌本前汉刘家太子传》的分析，找出了归义军节度使张氏作为神话传承人的准确身份，为唐代以前神话传承谱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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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概述》

kyotosizumoto 2016-12-26 10:35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概述 前 言 杨守敬和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一书，先后修改和抄写多次，所以有关此书的版本问题，也就成了中外郦学研究的一大首要问题。一般地说，迄今为止《水经注疏》一书先后有五种钞本存世，即：第一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第二种，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三种，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四种，中国科学院所藏稿本《水经注疏》。第五种，武昌亚新地学社1949年所排印的铅字本《水经注疏》。尽管有的学者坚信《水经注疏》还有更多的钞本和稿本存在，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只有这五种版本存世。以上五种版本中，又前三种版本大致完整，而后两种版本则只是各存一册而已。其中，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先后出版，对于郦学的普及和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第一种版本由于长期流传和保存在国外，至今尚未影印出版，所以对它的实际存在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定和提高。 笔者在日留学的十余年期间，曾先后多次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图书室，查阅和研究该钞本。又曾在日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对该钞本进行了专业化研究。几年下来，可以说我对该钞本的每一页都进行过认真和仔细的研读。不仅如此，和此钞本有关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和借阅活动，我也略知一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京都大学期间，我终于取得了一套此钞本的真实原大而又清晰无比的复印件。这使此钞本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首次有了复印本存在。 与此同时，因为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若干不当介绍的误导，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钞本还有几点误解存在。现在，我将此钞本的详细情况概述如下： 一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介绍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三十八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四十册。但是，此钞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所言“钞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 现将这三十八册图书保存编号和每册钞本页数详细说明如下： 第一函收八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06到195131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56、95、55、72、102、72、57、68页。第二函收十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14到195132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82、79、57、21、58、64、59、78、39、17页。第三函收九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24到1951332，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93、44、45、99、48、69、69、77、52页。第四函收十一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33到195134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61、55、55、69、32、50、70、62、63、58、84页。图书编号用章为长方形章，上一行刻有“京都大学”四字，下一行刻有图书编号。 从内容来看，此钞本缺第二十七卷和第二十八卷。因此此钞本只有四函三十八册。 现将每一册钞本的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此钞本每一页按竖行抄写。每行二十五格，每半页八行。《水经注》原文一字一格，用大字。而《水经注疏》正文则两字一格，用小字。在每一页(即下半页)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大□□□”来表示，疏文字数以“小□□□”来表示。在每一卷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经注□□□字”来表示，疏文字数以“疏□□□字”来表示。 全部钞本使用字数分别为：第一册用大字6957字、小字29021字。第二册用大字6884字、小字26400字。第三册用大字11282字、小字49422字。第四册用大字9730字、小字34311字。第五册用大字12352字、小字52389字。第六册用大字9577字、小字33012字。第七册用大字4744字、小字22659字。第八册用大字8803字、小字32429字。第九册用大字12022字、小字35873字。第十册用大字9689字、小字39499字。第十一册用大字7733字、小字26746字。第十二册用大字2821字、小字9104字。第十三册用大字8867字、小字26039字。第十四册用大字9021字、小字29271字。第十五册用大字8991字、小字24561字。第十六册用大字10781字、小字36361字。第十七册用大字5701字、小字17563字。第十八册用大字2119字、小字8088字。第十九册用大字11617字、小字47062字。第二十册用大字5999字、小字21462字。第二十一册用大字6261字、小字26418字。第二十二册用大字7593字、小字30916字。第二十三册用大字13778字、小字22818字。第二十四册用大字61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五册用大字9337字、小字33442字。第二十六册用大字10764字、小字36235字。第二十七册用大字7224字、小字23199字。第二十八册用大字62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九册用大字7858字、小字25771字。第三十册用大字5891字、小字没有注明字数（显为抄写时所遗漏）。第三十一册用大字7431字、小字36795字。第三十二册用大字4886字、小字14001字。第三十三册用大字4998字、小字27663字。第三十四册用大字10004字、小字32026字。第三十五册用大字8876字、小字27499字。第三十六册用大字7745字、小字30704字。第三十七册用大字7028字、小字28658字。第三十八册用大字10985字、小字39500字。 经文顶格抄写，疏文空出第一格，自第二格开始抄写。第五卷第七和第八页的下半页有撕裂痕，但不影响最下面一格文字的认定。名为清钞本，但是在第四卷第70页下半页的第四和第五行上方留有陈旧墨点三处。从颜色看，和钞本墨色相近，可以断定为是钞本作者在抄写时所留。 在每一册卷首右下方都有用黑色钢笔书写的“森鹿三”三个字，名字是写在一个长方形印章中的，印章中预先刻有“寄赠”二字。这是京都大学在接受赠与图书时使用的一种固定印章。并非如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每卷首均有毛笔正楷‘森鹿三氏寄赠’六字”。 所用的稿纸是浅绿色格纸。我仔细查看了用纸，不象是印刷出来的稿纸，因为每一页稿纸都在固定的位置上出现弯曲的格线，加之微微散出的油墨味，所以极有可能是用手绘制在蜡纸上油印而成的自制稿纸。 此钞本《水经注疏》的署名是“后魏郦道元撰 宜都杨守敬纂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 此钞本最初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五代所长森鹿三博士个人收藏保存，而后他本人把此钞本寄赠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保存。2000年4月开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更名为“汉字情报研究中心”。于是，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收藏的这一钞本正式移交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字情报研究中心阅览室下属书库收藏保存。 以上数次变动，图书编号不变。 现钞本上留有多处修改和眉批，这是陈桥驿教授文中所没有提到的。或许是他时间匆忙没有看到吧。修改所使用字体和墨色，与钞本相近。通览修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形式：其一为增加标点，其二为修改钞本中笔误之字，其三为对个别用字进行圈点，其四为贴原稿纸重抄。从颜色和字体看，和钞本墨色和字体相近，可以断定为是钞本作者所为。 眉批大多数使用铅笔书写，从第二十三册开始使用红色笔（即国内市场上的所谓红蓝铅笔，而非传统的“朱砂批”）书写。眉批内容也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其一为对钞本内容进行删定，其二为对圈点的个别字进行解说，其三为考证版本，其四为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眉批没有注明出自何人之手，但从使用的铅笔和书写字体来看，眉批内容肯定出自森鹿三博士之手无疑。 现将眉批部分内容举例说明如下： 如，第一册第一页下半页第二行，现钞本作“三字非也”。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三”字，并修改为“山”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山字非也”。再如，第一册第十一页下半页从下数第六字，现钞本作“东”字。森鹿三博士也是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东”字，并在此页天头部位加有如下眉批“要删。东字尚作西，或作西南”。这里的“要删”，是指根据1905年刊行的《水经注疏要删》一书。此书是定稿本《水经注疏》的前身，在此书中，“东”字作“西或作西南”。又如，第一册第十三页上半页第七行和第八行，先被原钞本作者修改后贴稿纸重新抄写为“字误当以也国东南登山”，又被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也”字，并在此字旁修改为“此”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字误当以此国东南登山”。换句话说，眉批是森鹿三博士对钞本所作的校勘。 实际上，杨熊二人生前就已经知道稿本需要精心校勘。贺昌群教授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就曾说“据说熊会贞临终时，亦曾以此稿错误颇多，未经修改为憾”。 二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的由来 最早提到此钞本问题的，出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博士。他在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的访中视察报告中第一次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这一钞本：“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钞本手稿让我观看。” 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 具体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钞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钞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钞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钞本。几个月后，这份钞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二十七册和第二十八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我曾在2000年3月致函给日比野丈夫博士，向他请教“武汉某人”的具体指代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不过，没有回答就等于有了回答，即说明我对“武汉某人”的指代分析是正确的。 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钞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连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钞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诚如是，则八十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因此，所谓“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之说，可能只是熊的一种托词。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森鹿三博士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其中，据李子魁教授所说“熊氏深虑稿本失传，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钞录副本”。则科学出版社那套稿本不是出自熊会贞的亲笔。李氏此说就和贺昌群的“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之说完全矛盾。 总之，这部钞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间，森鹿三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钞本进行了专门研究，也许写在此钞本的天头地角上的那些眉批就出自这一时候？而后，他又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 在2000年的上半年，我集中精力以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为基础，对比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和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两种版本的异同，进行了汇校研究，并写出了数万字的校勘笔记。中国学者阅览此钞本的时间之长，可以说无有过我者。在此先成此文，以就正于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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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動作] [[720p]浪客剑心：京都大火篇][高清720p][日本][主演: 佐

lcj2212916 2014-12-14 10:57

导演: 大友启史 编剧: 和月伸宏 主演: 佐藤健 / 武井咲 / 伊势谷友介 / 青木崇高 / 苍井优 / 更多... 类型: 动作 / 古装 官方网站: wwws.warnerbros.co.jp/rurouni-kenshin/index.html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语言: 日语 上映日期: 2014-08-01(日本) 片长: 138分钟 又名: Rurôni Kenshin: Kyôto Taika-hen IMDb链接: tt3029558 进入了明治时代，曾经的“刽子手拔刀斋”绯村剑心（佐藤健 饰）已经习惯了神谷道场的安宁生活。谁知就在这一天，倒幕战争时的旧友——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宫泽和史 饰）将其请去。原来继承了剑心刽子手身份的志志雄真实（藤原龙也 饰）当年被新政府背叛，侥幸活下来的志志雄正秘密筹措称霸日本的可怕计划。大久保死后，深感背负不可推卸责任的剑心只身上路，在途中不仅偶遇京都女忍卷町操（土屋太凤 饰），还在新月村和志志雄有了第一次的遭遇。与此同时，相乐左之助（青木崇高 饰）、神谷薫（武井咲 饰）、明神弥彦（大八木凯斗 饰）、斋藤一（江口洋介 饰）也相继赶往京都。阴云密布的时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本片根据和月伸宏的经典漫画原作改编。 下载地址： http://www.400gb.com/file/80376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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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组，京都红

热度 12 张海霞 2014-11-11 07:54

金刚组，京都红 第二次来京都开会，不同的 organizer ，不同的会议主题，但是竟然是同一个会场：京都大学的 Clock Tower ，时计台！！不得不感叹日本人的守旧和死板，京都这么大，难道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开会的地方吗？第一次会议的组织者是京都大学的教授（虽然他也不在这个小组工作），第二次的会议组织者跟京都大学搭不上边儿，你还选这里？！还好，第一次来京都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次也就忍了，开会嘛，反正基本上是在会议室里呆着：听报告、提问、聊天，也无所谓在哪里啦！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组织的有 reception ，也就是大家一起吃自助餐、聊天，就在会场的一楼一家餐厅里，根本不用出门就到了，会议组织者很精心地准备了很好的食物，当然还很意外地请了两个小艺伎来表演，两个孩子都很小，经纪公司的那位确实很老，但是很有经验，英文也非常好，我们就聊了起来，我感慨说第一次来京都时就感觉到特别地亲切，这里的建筑景物似曾相识，街道上的风格也十分地有气息，上次我们会后还专门跑到袛园去看能不能碰到艺伎呢！当然，还是有幸看到了精心打扮的姑娘，当然还有一些穿着和服的普通人，在京都老传统都保持得很好，很日本！那位老艺伎就说：“可不是吗，日本是很擅长保持旧东西，京都很多公司都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这时候旁边一位日本先生插话了：“我们公司就 100 多年了，不过不是最老的喔，日本最老的公司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呢！” 什么什么，你没有搞错吧？ 1000 多年，怎么可能？！ 是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司在日本，叫金刚组， 1400 多年了！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聊起来“金刚组”这个听起来很不像个公司的神话：首先猜猜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吧？保证你绝对猜不到，它是建庙的！创办于公元 578 年（我们的南北朝时期 ，三年之后的 581 年，那个大名鼎鼎的短命隋朝才建立 ），日本第一座“天王庙”（在大阪附近）的建造者，此后的 1436 年里家族相传、以建造庙宇为主业， 随着社会变迁，金刚组曾经历多次危机，曾多次差点倒掉，但是它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现在已经 传了 40 多代！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难以超越的奇迹！ 于是，朋友说：你再也不用奇怪为什么京都会保持这很多旧建筑、旧传统了吧，在日本就是这样的做事风格，不急躁，日复一日，可以把一件事精心打磨到极致，很多事情你都觉得不行了，可是日本人还是不放弃、不断地反省，最后就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在日本开得最多的就是“反省会”，每件事结束都要开反省会，做得再好都要反省，这也打磨掉了很多人的信心，很压抑，这也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吧，所以日本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 …… 是呀，事情最有它的两面性：保持传统是不是就限制了创新呢？所谓的不破不立是不是就说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打破旧的传统和框架才会长出新的增长点！可是，那些旧的美好的东西，其实它在那里对后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和借鉴，继承经过时间考验和历史变迁的传统经典，在此基础上再建设更美好的新事物，是不是会更完美？京都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它不仅完美地保持了各种各样的古迹，作为日本文化的活历史而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这里没有机场起落的繁华、没有高速穿城的忙碌，却也挡不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蜂拥而至，远离重工业的污染、远离现代工业的喧嚣，却积淀出日本文化的最强音符：一个拥有最多诺贝尔奖的日本大学！ 京都大学，建设在这个古老都城里的国立大学，是日本的第二所大学（ 1897 年，比北大早一年，比东京大学的 1877 年晚 20 年），它 1949 年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汤川秀树，物理学奖，土生土长的京都大学人，他的父亲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他自己则在京都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获奖时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也许你不记得他，但你一定记得他的名言“失败乃成功之母” …… 前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山中伸弥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今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赤崎勇教授毕业于京都大学，所以 至今为止京都大学的诺贝尔奖是全日本第一，肯定也是亚洲第一 。 京都大学之所以如此成功，其实就和京都这个城市一样，它是保持自己优良的传统的同时又能够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增加活力的，这次我也有幸被邀请去京都大学的工学院做讲座，也看到了他们这一个巨大的工学院的桂校区，这是建设在某一个山坡上，面积很大，设施先进，安静祥和又充满了活力，和邀请我的 Tabata 教授聊起来，才知道京都大学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从校外聘请最顶尖的教授加盟，邀请我的这位教授就是从立命馆私立大学来的， 山中伸弥也是从其他学校聘请过来的，他们都打破了很多过去的旧传统，在等级观念极强的日本，京都大学对于他们的这种“逆向”聘任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当然，你不得不佩服京都大学选聘人才小组的眼光，竟然一聘就聘到了诺奖候选人！ …… 匆匆京都之行，虽然在它最美的红叶季节到来之前，但是依然很开心，又接触到不少新朋友，了解到很多新事物，特别是这存在 1400 多年的金刚组、亚洲诺奖最多的大学 -- 京都大学，细看他们的成功其实都建立在继承美好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又能不断地随着时代革新自己，才造就了他们超越时间而长“红”不衰！所以不要急、不要躁，即不要盲目地否定自己的过去，更不要轻言放弃自己的未来，每一天都告诉自己静下心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不断地推进到极致，也许时间很长，可是那时候你用心酿出来的“酒”才真的香！ 最后，附上几张宾馆附近的古迹的风景照，希望大家喜欢。 三十三间堂的日本庭院 智积院前的秋色 娴静读书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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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赴东瀛（11）---京都

xuxfyuwp 2014-4-23 13:58

京都市是日本一座古老的都城，有些类似中国的洛阳、西安。从公元794年起一直到明治维新都是日本的首都，称其为千年古都应是名副其实的。明治维新后，因政治原因，京都失去了都城地位，被东京取代。 京都在初建时确实受中国影响比较大，主要是仿照中国唐代的洛阳和长安，最初建城时被分成东西两个部分，西侧称为“长安”，东侧被称为“洛阳”。后因地势不好，“长安”的开发不成功，最终荒废了，只剩下了“洛阳”。现在，京都在传统区域仍分为洛西、洛中、洛北、洛东和洛南几个部分。据京都市长介绍，他曾在中国西安见到一幅古代地图，那里的一些地名在京都可以找到，但西安已经没有了。 作为一座历史古城，其古都风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京都市确实没有现代城市的感觉，很少见到高楼大厦。最高的建筑大概算是60米高的京都火车站和131米高的京都电视塔了。不像东京一、二百米的高楼有的是，东京电视塔有300多米高，最近还在建超过600米的新电视塔，称为“东京树”。三年前京都市通过立法对建筑高度作了进一步限制，最高不得超过31米。中国的一些古城风貌确实没有那么幸运，很珍贵的文化遗产被破坏后永远不会再现了。 京都的寺庙非常多，有“三步一庙，七步一寺”之说，如金阁寺、银阁寺、清水寺等。拜佛信教在日本很普遍，有人说日本统计各类教派的信奉人数，往往会超过国民总人数，因为有的人同时信几种教。在寺庙公园里，一些抽签、算命、饮神水等活动也比较多，吸引了不少游客。 对中国人来说，对京都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金阁寺了。因为那是著名的“一休哥”出家的地方。金阁寺原本不是个寺庙，曾经是“足利”家族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别墅，后改为佛寺。足利将军就是那位电视剧《聪明的一休》中那位总与一休殿下斗法的将军。两人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但并未在一起共事过，在出生年代上也不一致。电视里的情节主要是为了取得戏剧效果，大概与中国的电视剧中将何珅与纪晓岚放在同一年代共事有些类似。 据介绍金阁寺最佳季节是在秋天，满山红、黄色的枫叶，环绕着金色的寺庙和绿色的池水，如诗如画，会吸引大量游人前往。因季节不对，我没见到美丽的枫叶，但仍对在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金阁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确是一个很精致、优雅的园林。 （原文写于2010-07-22 22:07:10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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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剧情][美国][艺伎回忆录][DVDRip-rmvb605M][英语中字]

lcj2212916 2014-3-6 20:53

导演: 罗伯·马歇尔 编剧: 罗宾·史威考德 / Arthur Golden 主演: 章子怡 / 渡边谦 / 杨紫琼 / 巩俐 / 周采芹 / 大后寿寿花 / 桃井薰 / 役所广司 / 伊川东吾 / 工藤夕贵 / 田川洋行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 日语 上映日期: 2005-12-10(日本) 片长: 145 分钟 又名: 艺妓回忆录 剧情介绍 　　根据美国作家阿瑟-高顿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时代背景从1929年开始延续到二战结束，女主人公回忆了自己从小拼命挣扎、历尽荣辱的人生经历。 　　有着一双蓝灰色眼睛的小百合（章子怡饰）出生于贫穷小渔村，被卖到京都一家知名的艺妓馆。小百合在那里学习了舞蹈、茶艺等，渐渐成为当地头牌艺妓，同时也不断受到京都第一红妓初桃（巩俐饰）的压迫与挑战。一个偶然的机会，全日本最美丽、知名的艺妓真美羽（杨紫琼饰）要认小百合为“妹妹”，此举从此改变了小百合的一生…… 下载地址： http://www.400gb.com/file/5932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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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做的工作与京都没被炸无关

热度 6 郝炘 2014-2-28 17:34

发了“ 究竟是谁保护了日本京都免遭轰炸？ ”一文后，网友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和王军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还看了不少资料，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搞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梁思成1945年做的工作，与奈良和京都未遭轰炸 毫无关系 。 梁思成在二战期间做了什么呢？这篇 博文 中有文革期间他写的材料： “1945年春，为了准备协助美军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进攻日寇，伪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任命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我为副主任，我在该委员会唯一的工作就是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当时该委员会实际上仅有我和秘书郭某（已忘其名，或为郭志嵩）二人工作。工作地点是借用重庆中央研究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工作时间前后约两三个月。 这份表及图制成后，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队目标发史克门。但当时具体地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送过去的，现在已记不清。 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似曾帮助我做过少量制图工作。莫宗江当时在李庄，始终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罗哲文在梁思成逝世 多年后说 ，1944年夏他曾帮助梁思成做这项工作，梁让他把京都和奈良在日本地图上圈出来。罗哲文的回忆显然不准确，首先是日期不对，再有，梁思成1968年并没有提到罗哲文。不过，我们可以假设梁思成没提日本和罗哲文，是怕受到更多的批判。 但是，即便认为他的确把奈良和京都在日本地图上标出来了，还编制了两地的文物建筑清单（这在罗哲文的回忆中没有说），梁思成也与“保护”这两个城市以及其他几个日本城市在二战期间免遭轰炸没有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把个别日本城市未受轰炸与梁思成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做的工作这两件 没有因果关系 、不相关的事情扯在一起。 之所以说没有关系是因为，首先，美军战略性轰炸日本的计划，是位于华盛顿的军方总部人员制定的，保密级别极高，连执行任务的飞行员都是大约一周前才知道目标。轰炸计划的制定、目标的选择没有军方以外的人参与。 第二，人们不了解“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这要从美国二战期间的罗伯茨委员会说起。罗伯茨委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初授权成立的，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领导。促成这个委员会的是哈佛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在考虑二战后保护 欧洲 艺术和历史建筑的问题。委员会成立时的全称是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Europe . (负责保护和抢救欧洲艺术和历史建筑的美国委员会)。美国陆军设立了一个相应的部门: 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program (简称MFAA) , 在这个部门服役的人被称为 Monuments Men . (由乔治·克鲁尼导演、许多好莱坞大明星—包括克鲁尼本人—担任演员的同名电影二月初在美国上映，片名中文翻译为《 古迹卫士 》　) 1944年4月27日，美国海军建议把远东战区也包括进去，罗伯茨委员会全称因此改为“保护和抢救 战区 艺术和历史古迹的美国委员会”。这之后，作为美国的盟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设置了“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英国也设置了相应的委员会。） 梁思成的工作是为这个非军事机构做的，美国人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在为战后恢复做准备。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与华盛顿的军事指挥部的规划互不通气，证据之一就是，美军把京都作为投掷原子弹的首选目标。 因为美军要比较原子弹和常规轰炸的威力，所以没有对被选为原子弹目标的城市进行夜间的地毯式燃烧弹轰炸。广岛、长崎也都没有遭受燃烧弹的轰炸。在美军对日本进行的战略轰炸中，有包括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在内的67城市大面积被毁，毁坏面积最大的是富山市，达99%！ 这么多的城市被这么严重地破坏，几座幸免城市自然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人或者东西“保护”了它们。除了京都和奈良，日本古都鎌倉(Kamakura)、还有倉敷(Kurashiki)也躲过了空袭。 鎌倉人曾认为华尔纳是该城的“保护神”，还为他立了碑。后据一位历史学家研究，鎌倉没被炸是运气，他的研究发现，美军按人口密度排列空袭目标的次序，鎌倉的人口密度排在很靠后的第124位，所以在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前，还没有轮到轰炸它。还有一个运气是，鎌倉没有任何兵工厂。见: http://hamarepo.com/story.php?page_no=1story_id=2566 至于倉敷，一篇题为“ 为什么倉敷躲避了空袭 ”的文章指出，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倉敷之所以能躲避空袭，是因为那里有一家日本最早的收藏欧洲艺术的博物馆，里面有不少著名的西方作品，比如格雷考的《 天使报喜 》，莫奈的《水百合花》，以及马蒂斯等人的作品。是这些西方艺术品让倉敷免遭空袭之灾。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倉敷没有遭受燃烧弹袭击也是运气。如果日本没在8月15日宣布投降，倉敷很可能会是燃烧弹的下一个目标。 按照奥卡姆剃刀原理，在阐述一个理论或解释一个论据时，应采用最简单的设定方式。如果几个事件能用一个设定解释，则这个设定最可取。运气可以解释这几个日本城市在二战中为什么没被炸毁。 看似矛盾的是，京都的第一个运气在于它被选为原子弹的目标，这让美军保留它不作为燃烧弹的目标。而时任战争部长的史汀生把京都从原子弹目标名单上划掉。他不仅不让京都成为原子弹的目标，他干脆不让再炸京都。（如下面讲的，京都被炸过几次，损失都不大。） 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美军中有人把京都戏称为“史汀生的宠城”，他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京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因为他亲身体验过。 奥蒂斯·卡里(Otis Cary)在《日本季刊》1975年10月-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以充分证据说明，京都被保护是史汀生一人的功劳。卡里也揭示了日本人神化华尔纳的原因。 他写道，二战期间，京都被轰炸过7次。其中3次是没有找到任务目标的、飞散了B-29轰炸机把所载的炸弹瞎扔下来的结果，另外4次是有计划的小型轰炸。在其中一次轰炸中，京都御所的一个外重建筑也挨了炸弹，但损失并不严重。 1945年12月他随美军进驻京都后，在同志社大学听到一种说法，当地人认为京都免遭轰炸是因为一位来自美国的老修女二战期间一直住在京都，所以美国人没有炸这座城市。他还和那位老修女见了一面，她认识卡里的祖父（他的祖父1890年代在同志社大学教过书），还错把卡里当成了他的父亲。那时她已病入膏肓，不久就去世了。卡里觉得老修女的存在让京都免遭轰炸的说法很“荒唐”，不过，他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寻找“保护神”的开端。 1947年他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定居京都，那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已经成了奈良和京都的“拯救者”。华尔纳来自波士顿的上层社会，190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曾师从日本著名美术史学者和鉴赏家冈仓天心(1863-1913)，学习日本艺术。后来他在哈佛执教，并担任福格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馆长，培养了一大批美国的东方艺术学者。华尔纳的夫人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 华尔纳曾和其他学者一起，为1943年初成立的“保护和挽救战区艺术和历史古迹的美国委员会”(简称罗伯茨委员会)提供清单，列出不可弥补的欧洲和亚洲珍贵艺术瑰宝，以帮助美军培训占领部队，教给士兵们如何识别和对待战后废墟中发现的艺术品。华尔纳曾于1946年4月到8月间在日本，给战后从事整理日本艺术品的美军部门做顾问。他在哈佛教过的学生、当时在美军服役的劳伦斯·史可门(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时间是从1945年8月到1946年中。(梁思成写的材料中提到了史可门，也说明梁工作的结果最终送到了罗伯茨委员会。) 卡里分析了日本神化华尔纳的原因，他写道： he virtually complete survival of Kyoto and Nara brought great joy and relief to art lov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In short order speculation compounded rumor, and an understandable rationale with uniquely Japanese overtones evolv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the Americans had shown for these two cities. (京都和奈良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给太平洋两岸的艺术爱好者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宽慰。很快，推测加谣言为美国人予以这两座城市的特殊考虑演绎出了一个带有独特日本色彩的、可以理解的解释。) It went something like this: it surely required a person of surpassing sensitivity to appreciate the renowned and priceless treasures of Nara and Kyoto in order to persuade the military to preserve them. In American this idea would have to have originated in someone – probably from their best university, Harvard – with extensive knowledge of and actual experience in Japan, with access to the highest sources of power. (这个解释大致是这样的：肯定需要一位具有超乎寻常敏感性的人来欣赏奈良和京都的著名稀世珍品，从而说服军方保护它们。在美国，产生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来自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他有丰富的知识和在日本的实际经验，他能接触美国最高的当权者。) fitted the desired script perfectly, and his apotheosis began with an article in the newspaper Asahi of November 11, 1945. (华尔纳完美地符合这个渴望的脚本。 册封他为神 的故事始于1945年11月11日《朝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 华尔纳知道日本人把自己奉为奈良和京都的“保护神”后，在公开场合、以及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否认了自己对奈良和京都免遭轰炸起过任何作用。但他越是否认，日本人就越相信他有功。后来日本在几个地方还为华尔纳树了纪念牌，包括在奈良县斑鸠的法隆寺、以及奈良县桜井市的安倍文殊院。 卡里还联系了其他被认为可能为“保护”京都起了作用的美国人，比如费正清的哈佛大学同事、日本问题专家Edwin O.Reischauer(赖肖尔)，史汀生的表侄、上过费正清和赖肖尔一起开设的“东亚文化课”的亨利·卢米斯(Henry Loomis ,1919-2008)，他们都否认自己影响过史汀生。 参考资料： Otis Cary, “The Sparing of Kyoto, Mr. Stimson’s ‘Pet City’”, Japan Quarterly, Vol.22, No.4, Oct.-Dec. 1975, pp.33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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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保护了日本京都免遭轰炸？

热度 32 郝炘 2014-2-20 12:28

国内有一种说法： 梁思成是京都的“保护神” ，让这座日本古都免遭原子弹的轰炸。我对这个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 今天看到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逝世的消息。在网上搜寻有关信息时，找到一个高居翰本人的网站： http://jamescahill.info/ , 上面有他晚年写的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博文帮我搞清楚了究竟谁在二战时保护了日本京都的问题。 国内的说法有几个来源。《城记》的作者王军在其书 日文版序 中提到，一个来源是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另一个是已故的中国文物学会前会长罗哲文。王军引用宿白的话写道：“梁思成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难道美国人的地图上没有京都和奈良？再有，即使梁思成的确这么说过，那不过是他自己的猜测而已。)王军还写道，罗哲文“1986年撰文纪念梁思成诞辰85周年，对此事也有回忆”。 已有人对梁思成是京都保护神的说法提出过质疑，见“ 梁思成到底有没有保护京都、奈良的古建筑？ ” 的确，王军也指出：“目前公认的在二战中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此人是梁思成192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王军接下来写道，“可假设这样一个线索：梁思成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经史克门传递给了兰登·华尔纳，并产生了作用。” 意思是说，虽然公认的保护人是华尔纳，但保护的建议是梁思成提出的。 不过，据 高居翰的 博文 ，华尔纳本人否认自己对保护京都起过作用。所以，王军的这条线索行不通。　　 顺便说一下，梁思成没有在哈佛读过博士学位。他曾在1927年申请哈佛的研究生，后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哈佛图书馆里翻阅了有关中国艺术的西方学者著作，时任哈佛东亚艺术讲师的华尔纳给梁思成建议过读哪些书。1928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婚礼后，绕道欧洲回国。(见Wilma Fairbank写的传记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高居翰在博文中复述了一个普爱伦(Alan Priest)讲给他的故事。普爱伦曾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退休后长期居住在日本京都。普爱伦喜欢恶作剧，他和华尔纳曾在1954年一起前往京都，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个日本艺术展挑选展品。因为日本人认为是华尔纳保护了京都，所以想为他专门准备点什么，以示报答。不妙的是，日本人向普爱伦咨询华尔纳喜欢什么。结果是，他们为华尔纳上演的古典能剧，是他最不喜欢的东西。 在这篇博文的注释中高居翰说，是一位学习过日本文化和艺术的年轻美国海军军官，在一次与时任美国战争部长的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 1867-1950)一起吃晚饭时，说服了史汀生不要炸京都。 理查德·罗兹(Rjchard Rhodes)在他写的原子弹是怎样造出来的(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这部历史专著中，引用了负责原子弹项目的美国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在战后一次访谈中讲述的为原子弹选择靶标城市的事情。格罗夫斯说，1945年5月30日，他向战争部长史汀生汇报原子弹项目的进展，史汀生问靶标选好了没有。格罗夫斯已经让美国空军有关人员建议了靶标，共有5座日本城市，京都居首位。按照程序，他原应把建议靶标的报告提交给时任美军总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听取马歇尔的意见。但史汀生坚持要格罗夫斯把候选靶标城市先告诉自己，当史汀生听说京都是首选之后马上说，“我不想要京都被炸。”接下来，史汀生走到隔壁马歇尔的办公室，让马歇尔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下，他当着格罗夫斯的面对马歇尔说，“马歇尔，格罗夫斯刚把他起草的靶标建议报告拿给我。我不喜欢这个报告，我不喜欢把京都当靶标。”这让格罗夫斯颇为难堪，也相当恼火。由此来看，保护京都的决定是史汀生本人做的。 那位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是谁？怎么能和史汀生吃得上饭、说得上话，有影响战争部长的 能力 呢？ 美国学者Otis Cary调查过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The Sparing of Kyoto - Mr. Stimson's 'Pet City', 发表在Japan Quarterly, Oct.-Dec. 1975. 那位海军军官名叫 亨利· 卢米斯( Henry Loomis , 1919-2008)，其父亲是富有的华尔街投资家兼科学爱好者Alfred Lee Loomis (1887-1975)，他在二战前曾私人资助科学研究，也是二战 期间 领导战时科研的人之一。Alfred是史汀生的表弟，也就是说， 亨利· 卢米斯 是史汀生的表侄。 亨利· 卢米斯 在2002年接受佛罗里达州一家报纸采访时，也提到了这段历史，见： Loomis: Many accomplishments, largely untold ( 卢米斯: 他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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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防災研究所年報 >

hanzhongren 2013-11-16 12:47

http://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handle/2433/16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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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博园】京都园博皇家派

yangyongtian 2013-9-19 10:49

京都园博皇家派， 金碧辉煌天上来。 楼台亭榭 井然立， 松竹湖石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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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京都遇到三菱银行折橋秀三先生

热度 1 francy 2012-12-2 22:38

(francy 发表于 2005-12-11 20:54:00 ) 今天下午回家在电脑桌上意外地看到了曾经帮助我在日本京都的地铁站到宾馆引路的东京三菱银行京都分行的行长、折橋秀三先生的名片了。看到名片，我再一次回忆起京都寻路的经历。 2005年2月，我和老公参加在日本京都举办的APNIC19次会议以及APRICOT2005年会。晚上我和老公约好，我出地铁去宾馆取东西，他在地铁内等我。不想，我们只顾聊天，没看清站名，我提前一站出了地铁，出站后才发觉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天的京都生活，感觉京都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地铁站也很近，干脆自己走走吧，还可以看看街景。谁知走了一会，前方的路还是很陌生，只好求助路边一位女士帮忙。这位女士随即请了一名约50岁左右的男士，这位先生用蹩脚的英语解释，那位女士说不好英语，所以推荐他来帮忙。我们边走边聊，来到了宾馆，取完物品后，他知道我还要回到地铁口，又很热心地陪我走回到地铁口，互换名片后，向我深深鞠躬，说感谢我给他一个帮忙的机会，就离开了（这与我来访日本之前我的一个网友告诉我日本人在帮助陌生人之后会给对方行礼表示感谢的说法是一致的）。 我目送他远去，仔细看名片，才发现这个绕远路陪我在地铁与宾馆之间引路的男士是当地三菱银行支行的行长。 返回北京后，我一直挂念着这位热心帮我引路的折桥秀三先生，但是由于一时疏忽，竟然找不到他的名片了，心中一直懊悔。今天我终于偶然找到名片，心中大喜，名片上写着： 東京三菱銀行 MTFG 京都支店 支店長 折橋秀三 株式會社 東京三菱銀行 BANK FOR YOU 下面是银行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很遗憾，三菱银行的名片上没有网站和电子邮件地址，无法通过互联网来联系，只好写此文感谢折橋秀三先生，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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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月-从京都到津门

chenxiaoblog 2012-10-2 09:06

中秋生明月，天涯共团圆 ——纪念中秋夜伴月之旅 华灯初上，月已霓虹 一轮明月照路途 明月何时照我还 欲与明月试比辉 直把明月挂贵冠 月上枝头欲含羞 双月缠绵 闭月羞光 津门共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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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是不是日本奈良和京都的拯救者？

热度 18 tongqb 2012-8-7 11:27

梁思成是日本的古都奈良与京都的拯救者吗？ 我在参观日本的千年古都京都的时候，日本导游巴图说了一句：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许多城市，遭受到以美国为主的盟军的大规模的轰炸，而夷为平地。独独两个古都京都和奈良未遭到轰炸，不但古都文物得以保留，这里的百姓也幸免于难，你们知道这要归功为谁吗？要归功于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当时，未敢轻易相信巴图的话，保留存疑。心想：这事很重要，等回国后加以了解。我就带着这种“存疑”游览了京都，特别是京都的清水寺。 京都于公元 794 年定为日本的首都，它仿照唐朝时的长安和洛阳而建立。从 9 世纪到 12 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和宋朝），这座城市达到了权力与荣耀的顶峰。京都被日本人引以为傲，在日本人心中，这是千年的古都，精神的故乡，文化的源头。我们的车进入京都市之后，就不断看到耸立于街头的像北京以前那种高高的跨街的牌楼一般的建筑，柱子很粗，被漆成红色。据导游介绍，每一个牌楼都纪念一位天皇或皇太子，或者说是他们的象征物。市内的建筑比别的城市要矮，高楼较少，有的地方的建筑和装饰能让感到古都那种古色古香。 时间不够，未能在京都市内多盘桓。我们就直奔京都三大景点之一的清水寺去了。相传清水寺由一位大将军于 798 年兴建。后多次遭大火焚毁。现存的大部分建筑始建于公元 1633 年。被定为国宝的主堂是由 139 根立柱支撑的，没有用一颗铁钉，完全是木结构，整个结构像一个大舞台，被称为“清水舞台”。 我们走过一条窄窄的两面都是店铺的繁华的长街，我们就看到了高处的清水寺的红色大门。门上用草书写了“清水寺”三个汉字。我们拾阶而上，进了大门，就抬头看见了那标志性的三层塔了。天气如此晴好，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感到寺内的景物特别靓丽。我们看到了“音羽瀑布”景点，那清泉一分为三 , 象征着长寿 , 健康 , 智慧 , 游客路经此地一定会来喝上一口水，我也拿起水勺子舀了点水喝了，心想这真能预防疾病和灾厄吗？接着就靠近了“清水舞台”，的确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舞台，舞台的外面很险，好像是悬崖绝壁，直上直下，日本人把下大决心做件事情叫做“从清水舞台跳下去”。我们没有“跳下去”，而是走进了这由 139 根木柱子支撑起来的“舞台”。观赏“舞台”的内外景色。我想，木结构这种建筑是从中国学过去的。中国到处都有木结构的建筑，我们当然珍贵它们，就像北京人珍惜美丽的天坛一样。但日本因为这种木结构的建筑比中国少得多，所以也格外珍惜。我们来到“国宝本堂”，可以正面凝视这座建筑了。可我并没有看到特别值得描写的东西。本来，这里崇奉的是一座“千手观音”，但我们没有见到，因为按照清水寺的规定，这座观音每三十年才拿出来让人朝拜一次，最近一次是 2000 年。寺庙保护得很好，“舞台”上的东西都很干净，暗处有灯照明，为的是让游客看清楚一些细部。我们从“清水舞台”的左边进去，一边欣赏“舞台”内的建筑，一边欣赏“舞台”外和寺庙后山的青翠。据说，清水寺由于处于京都高处，春天可以欣赏樱花，夏天可以欣赏山的青翠，秋天可以欣赏红叶，冬天可以欣赏白雪。我们在盛夏到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欣赏后山的青翠了。是的，山色很美，青翠中带有些许的嫰红，在蓝天的背景下，那样新鲜，那样透明，那样勃勃而有生机，也的确让人感到自然赠予是如此美好。 当我和同伴儿转到“清水舞台”的右边，准备离开“舞台”的时候，遇到了两位穿着漂亮的和服的年轻貌美的日本姑娘，我的同伴用问我：“不知可不可以与这两位穿和服的姑娘照个相？”我看了看那两位日本姑娘，不知如何来回答我同伴提出的问题，真没想到，其中一位穿和服的日本姑娘用中文清晰地大声地笑着说：“可以啊！”这大大出乎我的意外：第一，她们竟然懂中文；第二，她们不等我问她们，就主动地痛快地答应了。我的同伴立刻高兴起来，与她们肩并着肩，我很快就按下了快门。我又提出：不知我可不可以也跟你们照个相，她们笑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也靠过去，与她们照了一个相。我们走了，我从背后听到了她们愉快的笑声。我为中日两国普通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感到安慰。 我们从山腰中走出“清水舞台”，不久，我们就从清水寺的山腰处，站在那里，远眺了京都。一个古老的京都，一个和平的京都，一个芸芸众生的京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想弄清楚一个事实：梁思成是否真的拯救了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我翻阅了几本书，搜集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差不多够写出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来。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不必这样做。这里我想把我搜集到的资料做一个非常简要的梳理，与朋友们交流。 背景情况是这样的： 1945 年第二次大战进入了最后阶段。以美国为主盟军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最后的抵抗，要加快加强打击的力度，对日本国土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摧毁城市与乡村，同时也对中国沦陷区的日本侵略军进行轰炸，使日本侵略者尝尝发动不义战争的苦果。他们在对日本大轰炸之前，设在中国的中国的陪都重庆的美军司令部，考虑到不要因误炸而损坏中国沦陷区古代文物，不能不征询国民党政府的意见。国民党政府得知美军的这个动向， 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就让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开展工作，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中国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重要人类文化遗产， 并 用军用地图把中国的古迹文物的处所标示出来。当时帮助梁思成负责绘图的助手是后来的著名考古学家罗哲文。梁思成在绘制地图过程中，除了一一细致地圈出中国各地的文物古迹保护地之外，出于对人类文物古迹的热爱，也顺便把日本的古都京都和奈良也圈在内。然后把这地图交给了美方收件人第十四航空队目标人 -- 史克门。 梁思成拯救日本两古都的证据则有如下三条： 第一条： 1984 年 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访日言论 根据日本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的说法， 1984 年宿白教授在日本访问时透露： 梁思成 于 1947 年到北大讲课时，曾提到他于 1945 年曾向盟军提出建议，不要轰炸日本的奈良和和京都，因为东京和奈良是文化古城。又， 1995 年 8 月，宿白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采访时表示： 1947 年 梁思成 在北京大学给博物馆专修科的学生讲授古代建筑，一次课后闲聊， 宿白向他问过此事。 梁思成 说，当时（ 1945 年）他的确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这样，梁思成“一语救两城”的佳话的一传开。宿白教授 194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做研究生，开始考古学研究，他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石窟和石刻，著作等身，是一位严肃的大学者。他与梁思成又无丝毫的利害关系。他年轻时听梁思成的课，其后又在课后就此事与梁思成交流，这是具有极高的真实性的。宿白作为一位著名学者不会凭空编造这个“谎言”。 第二条： 1986 年罗哲文在访问日本时表示曾经亲自同 梁思成 一起参 与 此事 1986 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 “ 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 ”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他与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哲文早年是 梁思成弟子 ，又听宿白教授在前年访问日本时说过 梁思成 向盟军建议免炸日本古都一事，希望从罗哲文这里进一步了解事情具体的原委。罗哲文听后，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哲文说： “ 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指梁思成）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 罗哲文此话是否真实呢？有人认为不真实，说既然有这事为何早不说，到了日本访问时，人家问起，才回忆起来，是顺着人家的话说，不足采信。我的看法不同，罗哲文也是中国有数的严肃的考古学家，此事又是他经手，尽管功劳在他老师梁思成身上，但罗无论如何不会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根据我的体验，学生夸大老师的事情常有，但无中生有的事情一般是不会有的。特别学生已经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罗哲文这一条资料也是可信的。 第三条， 2010 年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回忆 2010 年日本记者古谷浩一找林洙核实梁思成救两都的事实时，林洙表示她听 梁思成 说过此事：那是在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进行批判 梁思成 时， 梁思成 对在抗战时的做的一些事情写过交待材料，并且在家里对林洙说了自己曾向美军航空部队建议免炸奈良和京都，但是“文革”中一切小事都会上纲上线而遭到进一步的批判，如将此事公之于众更会遭到“汉奸”一类的批判，因此夫妻俩决定不向外面说这件事情。关于这件事情，林洙在已出版的《 梁思成 、林徽因 与 我》（ 2010 年写成）一书中记载说：“那是在 1968 年 11 月， 梁思成 先是写了一封对在抗战时期 “ 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 ” 的交代材料，然后 梁思成 对林洙讲： “ 因为给我的任务范围仅限于我国大陆，不包括日本，所以我提出的保护名单，不涉及日本本土。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史克门建议不要轰炸 日本的京都 和奈良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 ” 林洙作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她当然知道梁思成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她的回忆必须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资料，而不能乱编。况且在“文革”那样一个危险的时刻，夫妻之间说这些话也十分自然，合情合理，因而是可信的。 现在所缺的只是书面的原始资料。这原始资料应该是保存在美国第二次大战的资料档案中。我相信时间将会完全证明，正是梁思成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热爱，使他在提供美军的地图上，圈出了京都、奈良这两个城市，挽救了这两个历史名城，免于遭到当时美军的轰炸，文物古迹完全得到保护。 博文写得太长了。还有一些话未能说尽。话至此，我似乎又回到了京都清水寺的“清水舞台”，眼前晃动它的倩影，也晃动着伟大学者梁思成的面影。（说明：本文参考了《对梁思成提出保护京都和奈良的考证》一文。 2012-8-7 ） 清水寺大门前 寺内三重塔 寺内舞台中心处 清水舞台内部 还是舞台内部 博主与穿和服的姑娘的合照 寺内一角 从清水寺的山上看京都市区 清水舞台内部景观 清水寺的古松，蓝天，白云 寺庙内部 寺庙背后的青山 这是清水舞台的全景。这张不是我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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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京都大学后的多个第一次！！！！

zhendong0216 2012-7-16 17:11

时光飞逝，一晃来到京都已有半月！！生活方面基本上还是可以适应。就是比较想家，想老婆孩子，想父母家人！！再次我要特别Say Thanks!! To QQ和Skype.有了他们我可以天天看到老婆孩子，看到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来到京大大学后的多个第一次！！！ 呵呵，第一次自己做菜。 来到京都的第二天，到超市买了一些菜，第一体会就是一个字“贵”！！买了一些青椒，青菜，然后买了一盒鸡肉，一盒鱼头，还有就是油盐酱醋等！！！由于没有买到锅，所以做的第一个菜就只能选择用微波炉清蒸了。不过总体效果还行！！看我做的清蒸鱼头！！！！ 清蒸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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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京都之秋【壹】

热度 7 taol 2012-5-5 17:57

在小站上看到的一组图片，忍不住转载过来，与大家分享：） 1.知恩院 2.日落清水寺 3.金阁寺 4.知恩院 5.知恩院 6.知恩院 7.知恩院 8.青莲院 9.青莲院 转载： http://zhan.renren.com/old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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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说日本——京都清水寺游记

热度 13 dkysdc 2012-3-3 14:29

去年的今天，我正在京都。上午在京都大学的减灾研究所参观，听取了日方教授关于2月1日燃岳火山喷发情况的考查报告，下午参观京都大学博物馆。下午2点多来到京都市区东侧的音羽山，参观清水寺。 清水寺是京都的三大名胜之一，建于音羽山的半山上，以其宏伟的木制建筑、珍贵的千手观音立像和清冽别致的山泉瀑布而闻名（此三点是俺总结的）。 先说建筑：清水寺中的所有建筑均依山而建，且全为传统的木制结构，不用一根铁钉。寺中最著名的建筑不是进深16米、宽19米的主殿，而是主殿前悬空而建的巨大“舞台”，这个舞台建在大殿前的山崖边上，距山脚至少50公尺高，建筑师从山脚起，立了139根大木柱，愣是把一个庞然大物托了起来。从山下看，蔚为壮观。 木制结构的建筑防震但怕火，清水寺自公元798年建成以来，已经多次被大火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633年所建。 清水寺在日本的佛教界享有盛名，据说寺的原创者慈恩大师是唐僧在日本的第一个弟子，寺中正殿供奉着十一面千手观音立像，每隔33年向平民开放一次，而最近开放的日子是公元2000年，显然我去年是没有缘分与这尊观音见面的，咱就放下不表。 清水寺，清水寺，肯定因为清水而得名。寺中的清水源于一口清泉，泉水不仅清冽甘甜，相传还能消灾祛病。泉水从山上流下之后，接近山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瀑布，这瀑布之水被三条水道从一个小亭子上引出，形成三股极小巧的水流，自亭子上泻下，游人喝上一口，或可以增寿、或可以更健康、或可以长智慧。按照通常的说法，游客应该只能在三者中选择一个。但现今这世道，游人多贪婪，尤其是从咱中国来的游客，哪管三七二十一，通通喝过，且不止要喝一口两口。尤其是长寿与健康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何必要多喝一口而破了规矩呢？我是一口也没喝，只是站在泉水边独观，欣赏着大家喝水的百态，甚是好玩之至。 寺里的 泉水对女士大概还有早日找到白马王子、早得贵子的说法，因此排队喝水的人中，以女子为多。 从清水寺出来，但见街上身穿艳丽和服的女子越来越多，联想到在寺中见到的一两群华丽女子，便问随行的日本研究生。原来三月三日是日本的桃花节，也称偶人节、女孩节。许多女孩子那天要穿上传统且艳丽之极的和服仨一群俩一伙结伴到外面踏青游玩。原来如此，所以多拍了几张穿和服的女子照片。 一边拍照，一边琢磨：这不如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三月三么？回来一查，果然如此。原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按照中国的历法和习惯过节的。中国汉族在南宋之前应该也有三月三，只是被蒙古人征服之后，许多节日在汉族中失传了，只在少数民族中还有显示。 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基本废除了与中国相同的农历，所以将春节与元旦合二为一，不再过春节了。日本人的属相自然也就从元旦开始，而不是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从中国继承的节日也就顺理成章地按照西历来过了。所以日本女子也过三月三，但不是农历，而是在今天。他们也过端午节，但是时间是在阳历5月5日。 不知不觉中，天黑了，随同东道主去一家精致的餐馆就餐，而没有守在清水寺看夜景。 以下为去年的今天在清水寺及附近所拍，供大家欣赏。 非地质类照片，照例不加LOGO，随意转载使用。 ****************************************************************************** 01 清水寺的建筑 02 京都大学宇治校区 03 清水寺的建筑——紧临绝壁而建的木制“大舞台”。想像一下：“舞台”周围这些樱花怒放时，会是一幅多么壮美的景观？ 04 清水寺的建筑——木制“大舞台”上看京都 05 清水寺的建筑 06 清水寺的建筑 07 清水寺的建筑 08 清水寺的建筑 09 清水寺的建筑 10 清水寺的建筑 11 清水寺内祈神祝福的女孩儿 12 清水寺内祁神祝福的女孩儿 13 清水寺内的祁愿贴，整整齐齐，值得学习 14 清水寺的水 15 清水寺的水 16 清水寺的水 17 清水寺的水 18 清水寺的水 19 清水寺的水 20 清水寺的水 21 三月三的女孩儿 22 三月三的女孩儿 23 三月三的女孩儿 24 三月三的女孩儿 25 三月三的女孩儿 26 三月三的女孩儿 27 三月三的女孩儿 28 清水寺附近街景随拍 29 清水寺附近街景随拍 30 清水寺附近街景随拍 31 清水寺附近街景随拍 32 清水寺附近街景随拍 33 清水寺附近街景随拍 34 鸭子也过三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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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关乎人类未来

kejidaobao 2012-1-31 14:51

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2020年后减排安排得以解答。 1898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Ahrrenius即提出“温室效应”名词，警告燃烧煤、石油产生的CO2会令地球温度上升。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才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保护气候；1987年达成《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1988年成立气候变化政府间会议（IPCC）；1990年，IPCC发布第1份评估报告，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呼吁建立气候变化框架条约，联合国常委会批准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然而，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响应是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发展而逐渐成型的：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2002年通过《德里宣言》，2007年达成《巴厘路线图》，2009年诞生《哥本哈根协议》。 “气候变化”指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繁、自然灾害加重、生态系统濒危、疾病传播加剧。其原因是自然的内部进程、外部强迫及温室气体排放、土地利用改变、森林植被毁灭等人为影响，而90%以上的责任是人类的。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环境问题、发展问题，而且是能源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而人类今日所作的决定和选择，会影响气候变化的趋势和走向。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中国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洪涝等自然灾害加重、台风和风暴潮频发、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营安全受影响等。这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能源技术自主创新、农牧业生产和发展、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开发和保护等提出诸多挑战，也对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经济政策、科学技术研发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科技导报》2011年第34期第15—19页刊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国发展带来机遇”一文。本期封面图片为地球大气层示意图，本期封面由金功博设计。 （本刊记者 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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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公开课的链接

hsq863 2012-1-24 17:26

http://ocw.kyoto-u.ac.jp/about-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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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托丽日 星公伴月娘

yangyongtian 2012-1-4 11:58

新年新气象， 蓝天万里长。 天宇托丽日， 星公伴月娘。 朔风扫尘去， 京城更堂皇。 龙年龙腾展， 国泰民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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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今年逝去时

热度 1 yangyongtian 2011-12-31 09:40

恰近今年逝去时， 雾霾遁去旭日迟。 长空渐亮蓝天爽， 京都处处应红日。 岁末年初气象转， 举起龙年腾飞翼。 祝愿天天长如此， 万民和谐动舞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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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象（一）：彩虹迎客

热度 4 boxcar 2011-12-18 18:13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2010 年 9 月初，去日本的京都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随后 由 会议 组织者 安排到大阪附近参观了两个研发机构。这是俺这个地道 的 土鳖少有的一次国际旅行，当时便有许多观感，也拍摄了若干照片 。 但 是， 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恰好由于钓鱼岛撞船和 日本 扣押詹其雄船长事件而比较紧张，所以没能及时整理成博文发出。时隔一年多以后，我终于还是决定把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凑成在我的博文中罕有的系列游记。 2010 年夏天，就在放暑假前的几天，我开始办理去日本开会的出国手续。赴日本的签证需要的东西不少，而且要求预先确定行程和住宿地点等。在预约旅馆时，虽然我在网络上选择好了宾馆，但因为旅行经验不足，而且可能也是下手太晚了，没能自己在网上自己搞定。于是，我只好麻烦以前认识的一位在日本九州大学读博士的刘同学帮忙在日本那边预定了。这位刘同学办事很有效率，很快替我订好了开会那三天在京都住宿的第一旅馆（会议推荐的旅馆之一）和回国前那一夜住宿的关西空港华盛顿酒店。行程完全确定后，赶紧通知承办会议的京都大学 E 教授，他很快通过快递渠道寄出了签证所需的“三书”文件。在临放暑假前 2 天，我收到了从日本寄来的这些文件，马上提交给我校的国际合作处，由他们提交到省外事部门办理公派出国护照和批件。由于赶在假期，此后我不得不自己跑了两次省外事办，总算在 8 月中旬办妥了护照，在开学前后拿到了签证。在此期间，缴纳了会议注册费，购买了北京到大阪（关西机场）的往返机票，还换了点儿日元。 2010 年 9 月 4 日下午，乘坐动车组列车出发，于当天子夜抵达北京火车站，排队买好数日后返回的火车票后，向东步行约 10 分钟，入住此前在网络上预定的一家旅店。次日凌晨，乘坐 2 线地铁到东直门，随后换乘机场快轨赶往首都机场。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时，巧遇其他几位在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老师，他们也搭乘同一次航班去开会的。我们乘坐的 东方航空公司 飞机按时起飞，在青岛 流亭机场 经停后，飞往日本的关西机场。 大约在当地时间下午 3 ： 30 ，我们乘坐的航班准时降落在关西 国际 机场。办完入境手续 并提 取了行李之后，离开机场候机楼，在外面找到了去开往京都火车站的机场长途大巴，购票乘车。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给我的第一个 空中 印象是 个大岛子，岛上的树木很茂密；第二个地面印象是机场上有 许多干瘦的老人在做维持秩序、短距离搬运行李之类工作 ；第三个印象是似乎当地戴口罩的人比较多 。 大巴车驶离 了填海造就的 关西机场， 又 经过一条很长的跨海高速公路，开往大片的陆地，随后汽车一直在高架路上行驶。就在登陆后转弯的时候，我看到了临近海岸的一座非常高大的摩天大楼和一个 硕 大的摩天观光轮， 同时 也看到了 几天 后我将入住的关西空港华盛顿酒店。 汽车在驶往京都的途中，我透过左侧的车窗，看到浓浓的乌云，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雨水。 随着 西边的云朵 的 散 去 ，一抹金黄色的夕阳挂在半空中 ，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日本的落日 。车程走了近一半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在东面的天空挂着一道彩虹， 这道彩虹 在乌云的衬托下非常清晰 ，也显得格外地漂亮。看来，日本的天空似乎对于我们这批来客还很友好，布置了这样一个别致的“欢迎仪式”。不过，一番张望之后，我发现只有这一道彩虹，并没有出现那种更为稀罕的“第二道彩虹”【 1 】 汽车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中间停靠了一次后不久，驶入了一个显得有些古旧的市区，匆匆地向一眼瞥去，看到了一个写着“油小路通”的街牌子，接着就看到了一些出发前曾在网上电子地图上看到过的京都市区的街道名称，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快到目的地了。果然，若干分钟之后，汽车抵达了终点，我赶紧和同行的其他老师一起跳下汽车，拉着行李，各自去寻找即将入住的旅店。在凭着感觉走了一段，向路旁的几个壮年的装卸工用彼此都很不习惯的英语打听了一下，又跟着感觉和路标转向，向前走了一阵，总算到达了事先预定的第一旅馆。 日本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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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论：加拿大退约 承诺拼不过利益

zqq0ew0 2011-12-17 22:45

承诺VS利益 　　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特12月12日在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加拿大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至此，加拿大成为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 　　参加德班气候大会期间，肯特就曾多次宣布，《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加拿大将不再更新对其的承诺。而他之所以未在德班气候大会上宣布退出议定书，是为了避免大会转移焦点。肯特认为，自由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当年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是“不负责的”，因为在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加拿大政府几乎未采取行动以实现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 　　据了解，现任加拿大总理哈珀及其中间偏右的加拿大保守党自2006年上台后，就明确表态不会遵守加拿大对于《京都议定书》所作的承诺，称其不利于加拿大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国内油砂业的蓬勃发展。 　　加拿大的石油储量高达1700亿桶，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沙特和委内瑞拉，能源行业日益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重要支柱。目前，加拿大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来源国。不过，加拿大石油主要产自其西部的油砂矿，而从油砂中提取石油，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温室气体排放量巨大。可以说，油砂产业目前已成为加拿大增速最快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保护这一日益重要的产业，就是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2012年减排目标，要么让加拿大道路上所有车辆统统消失，要么就关闭全部的农场和农业部门，切断对所有家庭、办公室、医院、工厂和建筑的供热。”肯特说。 　　此前，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签署加入《京都议定书》，承诺截至2012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6%。然而截至2009年，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仍然比1990年高出17%。《京都议定书》规定，承诺期到期后，未能达到减排目标的国家需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退出《议定书》后，加拿大便可免遭大约136亿美的惩罚。 　　虽然加拿大将继续履行在坎昆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即到2020年，加拿大将在2005的水平上减排17%，但是，对于已经授权、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的《京都议定书》加拿大都不认真执行，遑论坎昆会议的新条约。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此举的另一目的是让气候变化问题久拖不决，债务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财政困境使得这种“拖延”战术更加赤裸裸。正如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总干事库米奈所说：“美国等气候谈判的阻挠者已经成功为自己保留了一扇‘后门’，如果此门不被堵住，美国可能将我们急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无限期拖延下去。” 　　 加拿大并非个案 　　加拿大此举只是一个缩影，折射出部分发达国家一贯对排放历史责任和应尽义务的推卸。一直以来，美国和“伞形国家”集团中的一些国家都不太积极。 　　“伞型国家”指的是，在《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的国家中，除了原有的欧盟十七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主要的伞型国家有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新西兰、瑞士等。这些国家的地理分布像一把伞，故形象地称之为“伞型”国家。伞型国家从签署巴厘路线图以后，在对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到“急踩鼓点全亮相”的直截了当，使气候变化谈判在《京都议定书》上激烈碰撞和卡壳。 　　排放大国美国曾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是美国总统参议院并没有批准这一协定。美国破先例的做法具有传染性，使得部分发达国家减排决心飘忽起来，直至加拿大“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站出来退约。 　　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和游离《京都议定书》之外，其无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对伞型国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1997年以来，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既没有下降也没有减缓增长，而是快速增加，其幅度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外，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常常以不是《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为由，自起炉灶，我行我素。即使《京都议定书》有许多好的实施经验和方法，美国也常常拒之千里之外。美国是《京都议定书》坚定的反对派。 　　曾经常以签署地京都命名的《京都议定书》为荣的日本也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坚定反对派。 　　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一直认为俄罗斯应当从附件一国家的名单中除去，在谈判会议中不时设置障碍，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责任。俄罗斯尽管在各种场合不是很积极地带头公开反对，但是立场非常明确。 　　澳大利亚政府加入《京都议定书》最迟，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时三心二意，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经常敲边鼓，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做承诺。 　　《京都议定书》是世界各国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是至今为止唯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体现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确立的各种原则，比如“共同但带有区别的责任”、“历史责任”和“各自应对能力”等。 　　欧盟不是“伞形国家”，曾一度强调要在气候谈判中发挥领导者的角色。但在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欧盟失去了持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激情，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历史新高。2020年有40到70亿吨减排的缺口。因此发达国家应该首先提高减排的目标。但欧盟在此问题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而是仍然维持20%的低目标，尽管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表现中立，但是他的20%的减排目标，是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背后插上了温柔一刀。 　　 一意孤行遭“谴责” 　　尽管如此，对于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一事，国际社会普遍予以“谴责”，希望加拿大政府表现得更“积极”。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贝尔纳·莱罗13日指出，加拿大的退出对于遏制气候变化的整个进程来说是个“坏消息”。与此同时，法国将不会停止履行德班气候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与《京都议定书》是连成一体的。 　　德国联邦议会环境小组组长艾娃•布林—施略特认为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充满破绽”，是“推卸责任”，“加拿大的退出是虚伪和懦弱的表现”。布林—施略特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责任大得多。德国《明星》杂志网站发表评论文章称，欧洲和其他所有重视环境保护责任的国家现在都应该将加拿大绑在耻辱柱上。 　　日本环境大臣细野豪志13会见记者时说，日本当然认为应该留在《议定书》框架内。加拿大退出《议定书》令人遗憾。世界各国继续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坚持努力至关重要，希望加拿大也能采取积极态度。 　　印度媒体普遍认为，德班会议的最终成果来之不易，印度、中国等国家在敦促达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做出了极大努力，谈判各方应当积极维护并履行德班会议所达成的各项决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德班会议刚刚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取得重要进展，加方选择在此时退出《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社会的努力背道而驰，令人遗憾。希望加方正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继续履行减排承诺，以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 　　此外，肯特的声明即遭到“加拿大人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的谴责。它们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哈珀政府正在将加拿大变成一个落伍者，这严重损毁了加拿大的国际声誉。”声明表示，“尽管《京都议定书》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还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并非要让所有排放者负起责任，而是想让加拿大企业通过许多漏洞继续我行我素，继续其无法核实的自愿减排。 　　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发言人迈克·德曼说，此举再次表明加拿大政府“保护污染者利益甚于人民”。加拿大气候行动网络认为这是“国家的羞耻”，其发言人哈纳·克肯侬说：“这完全是背弃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田白飏/综合新华网 人民日报 中国网 国际金融报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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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加拿大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周少祥 2011-12-13 10:46

加拿大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3日07:56 新华网 　　新华网渥太华12月12日电(记者张大成) 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12日在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加拿大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他说：“京都(议定书)对加拿大而言已经成为过去，因此我们行使我们的合法权利正式退出。” 　　肯特还批评自由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当年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是“不负责的”，因为它并没有认真采取行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他说，退出议定书后可以使加拿大免遭议定书规定的大约140亿加元(1美元约合1.026加元)的惩罚，这对在当前困难经济形势下的保守党政府来说，没有其他选择。 　　肯特在参加德班气候大会期间就多次宣布，《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明年底到期后，加拿大将不再更新对其的承诺。他主张应该重新缔结一个包括全球主要排放体量化减排承诺的协定。 　　加拿大的决定使其成为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后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但后又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 　　在肯特宣布之后，一些加拿大反对党议员指责保守党此举对全球防止气候变暖的努力产生消极影响，也严重损害了加拿大的国际形象。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于2002年签署加入《京都议定书》，但保守党自2006年执政至今一直对执行《京都议定书》持消极态度，只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7%，换算下来大大低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所列举的数据，加拿大200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增长近30%，比2005年增长17%左右，而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加拿大到2012年的排放应比1990年降低6%。 　　据多个环保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加拿大现在是世界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油砂开采经济利益丰厚，但在转化为石油的过程中对大气污染巨大。 　　《京都议定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议。它为近40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即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整体而言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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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二十年风雨兼程 气候谈判路向何方？

zqq0ew0 2011-11-28 22:34

日期：2011-07-11 作者：曹俊 来源：中国环境报第8版 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再到坎昆，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拯救地球的漫漫征程已近20年。20年气候谈判举步维艰，始终超出人们想象，但在艰难的步履中，坎坷与希望也一直交织并存。 　　距离《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还有一年半，刚刚结束的波恩会议显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越发艰难，《京都议定书》似乎已经休克。这会给气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未来谈判会有哪些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诸大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三种可能性能重燃希望吗？ 　　刚刚结束的波恩会议显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越发艰难。未来的气候谈判走向何方？一直奉行的双轨制能否继续？记者采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参与了2008～2011年联合国绿色经济报告起草咨询的诸大建教授。诸大建分析，理论上讲，气候谈判的结果存在3个可能，但是坚持《京都议定书》实质内容的希望看起来已经越来越渺茫。 　　"第一个可能性是按照原来的谈判宗旨，《京都议定书》继续存在并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对'附件一'国家进一步设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例如在第二承诺期即到2020年达到减排40％的目标。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加谈判的初衷。"诸大建说，"但是事实上，现在这个最希望的预期要面对最悲观的现实。" 　　从哥本哈根会议到坎昆会议，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离40％甚远，有的甚至不愿意提出进一步的减排目标，即使在减排问题上比较积极的欧盟也强调进一步减排以其他排放大国参与为前提条件。"按照现在提出的减排目标，地球温度上升将超过2oC、达到3.5oC以上。从很多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反对态度可以判断，这第一个可能性很难实现。" 　　第二个可能性是气候谈判的双规并为单轨，将所有排放大国囊括进来。诸大建说:"相对于坚持实质上的双轨制，这是要提出实质上的单轨制。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强调的，但是是中国坚决反对的。"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脱离"巴厘路线图"的要求，主张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 　　最近在德国召开的会议进一步显示了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默克尔表示，目前德国和欧盟正在努力推动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统一协议"以代替《京都议定书》，在新协议之中发达国家将发挥主导作用，新兴国家也要做出贡献。"实际上，这个可能也很难实现。因为这个方案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和首先减排责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会对此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诸大建说。 　　"第三个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可能性，即保留形式上的《京都议定书》，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强制减排目标被后者各自提出的减排目标所替代。"诸大建判断说。"气候谈判各方妥协的结果，可能是《京都议定书》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是在内容上大大脱离原来的初衷。谈判的实质内容将越来越多地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展开，包括长期愿景、适应、技术、资金等话题。" 　　而这个《京都议定书》形式如何保留呢？诸大建猜测，存在两个可能性。"第一，适当延长从现在到第二承诺期的缓冲期，不会在2012年后马上与第一承诺期实现无缝对接；第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控制被更多的双边谈判等灵活机制补充和完善。" 　　"但是，不管气候谈判的外部结局如何，中国内部一定要把气候问题作为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倒逼机制，把握《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设定的到2020年的10年时间，全力以赴实现绿色转型。因为，低碳发展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消极的压力问题，而是在全球绿色竞争中的竞争力提升问题。"诸大建说。 　　杨富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 《京都议定书》休克后有何影响？ 　　"拒绝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做出减排目标的承诺，就等于置至今惟一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条约于死地，这不仅会影响已取得的气候谈判成果的巩固，还对产生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形成巨大阻碍。"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说。 　　发达国家很难承诺较高减排目标 　　杨富强所指的"气候谈判的目标"，在《巴厘路线图》中已确定。《巴厘路线图》的主要谈判目标有3个:第一，《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在第二承诺期即在2012~2017年(或2012~202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的目标；第二，美国应做出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可比较的减排承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国内减缓行动。 　　"显然，第一个要求目前没有达到。与'附件一'国家类似，美国目前所做出的口头减排承诺，目标低且没有法律约束力。"杨富强说，"局面不容乐观，3个重要目标很可能会有两个无法实现。" 　　杨富强说:"不过，除了美国，目前没有国家公开提出抛弃《京都议定书》。"可残酷的现实却是，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主动为第二承诺期做出承诺。那是否意味着《京都议定书》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对此，杨富强说:"可以说，《京都议定书》现在是休克了，成为植物人，何时唤醒，尚无预期。万一《京都议定书》被抛弃，将会有两个负面影响:很难要求发达国家带头承诺较高的减排目标；再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很困难，原因很简单，曾经制定的文件没能成功继续执行，大家很难相信下一个文件会有效。" 　　市场机制很可能会存在 　　《京都议定书》的休克对其中规定的减排机制会有哪些影响？如果减排目标都不存在了，那么为减排目标服务的市场机制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不排除发达国家会支持市场机制如CDM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有条件的。"杨富强认为。这可能让人觉得费解，为何发达国家会支持呢？杨富强分析，除了美国，大家都承认这些机制很好。发达国家会支持机制的保留，希望通过这种机制帮助其实现减排目标(即使目标低)，同时也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他们积极的合作姿态。 　　杨富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和CDM是谈判的筹码。即使这个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也要智慧地用好这个筹码。 　　美国不再孤单，发展中国家很失望 　　对于现状，世界各国的反应如何呢？杨富强说:"美国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可是很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很失望。" 　　"将来的减排目标很有可能是各国分别表述，自愿实施。但是，不可否认，目标低了，努力少了，这对技术、资金等的影响也会很大。"杨富强说。 　　《哥本哈根协议》提出，在2010～2012年期间，发达国家要投入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2020年要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变化资金投入。 　　据杨富强介绍，在波恩会议上，有7个发达国家和联盟提供了2010年快速启动资金的报告。"其中，有的国家对快速启动资金性质的表述依然很模糊，大的国家和联盟如日本、欧盟和美国的报告质量相对较低。这会导致援助不力，资金不到位，用途不明确，甚至政治含义有漏洞。" 　　"如果发展中国家制订不出一整套完整有效的办法，发达国家开空头支票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杨富强说，"而且，现在的启动资金都不能很好落实的话，发展中国家如何去相信将来每年100~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会实现？" 　　李来来，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所全球副主任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挑战？ 　　现阶段的气候变化谈判扑朔迷离，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等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却很难得到帮助。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挑战？记者采访了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所全球副主任李来来。 　　应对气候变化，肯定是赢家 　　气候变化真伪性如何？到底有没有必要应对？李来来说:“由于气候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实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当气候变化的风险大于其机会成本时，必须开展风险管理。” 　　“气候变化风险不仅仅是气候变暖或气候变化本身。气候变化风险指的是气候系统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尤其是造成损失、伤害或毁灭等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李来来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也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涉及一个反复的风险管理过程，包括减缓和适应，同时考虑实际的和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损失、共生效益、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对风险的态度’。” 　　而李来来所说的机会成本是经济学术语，在这里即不采取应对行动的收益。“针对气候变化的存在和不存在，会出现两种风险:管理风险和不管理风险。相对于不管理却发现气候变化确实存在的情景来说，实行管理后发现气候变化不存在，这种风险会更小。因为前者带来的可能是灾难性后果，而后者不仅不会有损失，还会有收益。举个例子，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排放的低碳措施，本身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也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 　　“不管气候变化存在与否，采取行动肯定是正确的选择，肯定会是赢家。”李来来说，“意识到这一点，不管谈判进程如何，各国都应该快速采取行动。” 　　呼吁新的国际机制:国家间联合减排计划 　　解决了认识问题后，再来谈行动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市场机制之一，也是目前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效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方式。 　　据李来来介绍，中国的CDM项目约占全球市场的一半，加上印度和巴西，3个国家占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留给其他国家的份额很少，这主要是由于CDM需要很强的实践能力，而有些贫穷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实施。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从CDM获得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就很少。”李来来说，“虽然CDM并非最优，但确实又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相对有效的机制，只是还需要改进。” 　　李来来认为，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呼吁大规模的减缓行动，也呼吁新的国际机制。“这种机制必须提高覆盖范围和实施的水平与规模，并与全球治理的主流相契合。我们称这个新机制为国家间联合减排计划(Inter－CountryJointMitigationPlan，缩写为ICP)。” 　　李来来说:“ICP作为一种创新的、包容性的、灵活的国际合作机制有很大潜力，也与各国的国家利益一致。举个例子，中国的一些技术适合于在更贫穷的国家和小岛屿国家使用，如秸秆太阳能联用技术、生态卫生设施等。而中国将技术转移给他们，既可以帮助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益，并激发他们从根本上改变排放模式。” 　　国家态度 坚定的反对派 　　■美国 　　■美国 　　美国政府于1997年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美国参议院没有核准。美国是惟一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从1997年以来，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既没有下降也没有减缓增长，而是快速增加，其幅度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常常以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为由，自起炉灶，我行我素。即使《京都议定书》有许多好的实施经验和方法，美国也常常拒之千里之外。 　　■加拿大 　　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 　　加拿大是哥本哈根会议后，第一个将承诺目标降低的国家。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加拿大政府提交的承诺目标是，2020年在2006年的基础上降低20％，等效于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3％。现在的目标是，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7％，等效于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3％。这两个目标之间相差6个百分点，而且基准年改为2005年，与美国的基准年相同。 　　■日本 　　在波恩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成员一改以往闪烁其辞的回答，而是重复申明，日本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尽管日本首相菅直人于今年6月1日在国会中肯定要坚守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下降25％的目标，但在日本有一些团体试图在给国会提交的气候提案中抹掉25％的目标。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灾难事故之后，更加快了对《京都议定书》的抛弃。 　　■俄罗斯 　　俄罗斯与加拿大一样，强调自己的国土辽阔，所处纬度较高，气候寒冷，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也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 　　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很快，这几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然比1990年排放的水平低。这个排放的差距有几十亿吨二氧化碳，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热空气”的来由。俄罗斯打算在欧洲市场上公开出售这些“热空气”，但遭到许多欧洲国家和NGO的反对。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一直认为俄罗斯应当从“附件一”国家的名单中除去，在谈判会议中不时设置障碍，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责任。俄罗斯尽管在各种场合不是很积极地带头公开反对，但是作为反对派的立场非常明确。 　　摇摆者和中间派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温和反对派。 　　澳大利亚是最后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于2007年12月签署。 　　澳大利亚国土辽阔，气候炎热，干旱半干旱地区占了很大的国土面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澳大利亚矿产丰富，出口了大量的矿石和能源原材料，经济结构是重碳型。澳大利亚政府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时一直三心二意，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经常敲边鼓，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做承诺。 　　□新西兰 　　新西兰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摇摆者。 　　新西兰政府减排承诺的目标中，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改变和林业)所占的比重很大。LULUCF目前的计算方法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量漏算，一直遭到批评。新西兰政府没有公布林业排放的信息，并将预测推给了新西兰的非政府组织。新西兰政府认为公布数据会对谈判产生不利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过去几年新西兰政府在LULUCF谈判中提交的有关林业的预测数据不够可靠。碳中和计划在新西兰政府的减排目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碳中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挪威 　　挪威不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的反对派，但行动有所倒退。 　　挪威一直被看做是在发达国家中积极主动承诺较高减排目标的国家。挪威政府提出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30％。当挪威代表团在去年气候谈判大会宣布这个承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但是受到国内的政治压力，挪威政府在近几次的谈判中退却了。挪威政府宣布国内的减排目标是30％目标的2/3，换句话说，国内减排只等于下降了20％～27％。现在迫切要求发达国家多减排，但挪威却降低了减排目标，这种做法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执行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盟 　　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是中间派。 　　欧盟在3年前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20％，但欧盟声明，如果有其他国家能够与之相比较的话，欧盟可以将目标提高到30％。欧盟在当时一直强调，要在气候谈判中发挥领导者的角色，不论其他的国家如何减排，欧盟都坚定地制订符合自己责任的目标。 　　这几年，欧盟内部也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30％的减排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根据欧盟自己的计算，实施目前比较激进的节能目标就可以将减排目标提高到25％。根据实测数据，2009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1990年相比减少17.3％，如果再加上其他措施，欧盟完全能够实现减排30％。 　　但在哥本哈根会议以后，欧盟失去了持续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激情。许多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历史新高，2020年有40亿～70亿吨减排的缺口。但欧盟在此问题上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而是仍然维持20％的低目标。尽管欧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表现中立，但是其20％的减排目标，是给《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背后插上了温柔一刀。 　　供稿人:杨富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昂莉，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气候和能源项目官员 　 20年谈判风雨兼程 　　里约——播种任务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规模空前。此前一个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大会期间正式开放签署。 　　《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但里约会议未能就发达国家应提供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达成具体协议。 　　京都——多方拉锯 　　自1995年开始，气候谈判开始围绕《京都议定书》展开。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京都议定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即在2008年～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减少5.2％。 　　经过轮番激烈讨论，最后37个发达国家不得不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承担框架性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到2009年2月，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可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并未签署。 　　巴厘——一线光明 　　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上，各方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美国坚持不设减排目标，拒绝在《巴厘路线图》文件上签字，大会一度僵持。以至出现了联合国气候谈判“大管家”德布尔“泪洒路线图”的经典一幕。 　　不知是眼泪的力量，还是众意难违，最后，美国代表改变立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巴厘路线图》最终获得通过，并启动了当前的“双轨制”谈判，分别是《公约》下的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谈判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谈判，“这实际上是为美国开了一扇窗”。 　　哥本哈根——政治闹剧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哥本哈根大会被认为“更像一场政治闹剧”，会议未能达成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只在美国、中国、印度、南非等国之间达成了一个未能获得大会全面通过的以备忘录形式存在的协议——《哥本哈根协议》。 　　国际社会评价称:“会议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有关气候变化合作的五大关键问题未得到解决:基础文件，减排目标，“三可”问题(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长期目标及资金问题。 　　坎昆——拉回正轨 　　2010年底，《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会议在各方的妥协下，通过了“平衡、实质性的一揽子决定”，即坎昆决议。 　　坎昆决议努力将气候谈判拉回了正轨，被认为“朝着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协议为了考虑各国的利益诉求，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家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不像国际协议，更像是在展示一种态度”。 　　根据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介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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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日俄澳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

周少祥 2011-11-28 17:29

美日俄澳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 20 11-11-28 07:59:00　来源: 中国广播网 (北京)　 有 218 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 ( 1 ) 核心提示：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缔约方大会将在南非德班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曾少军透露，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明确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据悉，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明年到期，各国能否就新的减排目标达成共识仍存疑。 联合国气候变化今日在德班召开（图/新华网） 中广网北京11月28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缔约方大会今天将在南非德班召开。早在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一个多月，各方代表就如同空中飞人一般来回穿梭，协调立场，希望德班会议能取得积极成果。 有人称，德班将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将于明年到期，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是形成针对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宝贵的机会，与会各国能否抓住？德班会议给世人带来的，是惊喜，是庆幸，还是失望？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明年到期 德班气候大会是2012年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官方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前召开的最后一届气候大会。《京都议定书》能否在2013年进入第二承诺期，各国能否就新的减排目标达成共识，德班气候大会可谓成败系于一身。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持，第二承诺期必须要有。 德班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 团长 解振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必须要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是明确的也是一致的，也是坚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所有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对自己在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做出了承诺。现在的问题是兑现自己的承诺，采取行动。 美日俄澳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 然而会议尚未开幕，原本对“框架协议”态度积极的日本、加拿大却早已明确表示，不会签署第二阶段协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曾少军透露，有这种想法的还不仅仅是日本和加拿大： 曾少军: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明确提出废除京都议定书。 《议定书》最大的“硬伤”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始终拒绝签署。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把中、印等新兴国家放在议定书减排控制框架以外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今年的关键是把去年坎昆的共识落到实处。今年有很多时间和努力去落实坎昆共识，尽管有困难但是我有可能取得进展。 德班会议蒙上不乐观阴影 近几年的每一次气候变化大会，尽管无比曲折，但都能至少达成一份协定；可尽管都能达成协定，但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说法，这让此次德班会议也蒙上了一层不乐观的阴影。 《德班气候大会全球聊“天” 难有成果或只成聊天》，这是昨天一则关于本届气候峰会报道的标题，尽管我们目前无法预测最终结果如何，但是，到底是在争论中继续流失最后的机会，还是把握住这次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世人依然拭目以待。 那么，此番各方分歧的焦点何在？德班会议，到底我们该期待各方妥协，取得造福后世的成果，还是该继续期待一份聊胜于无的协议？ 尽管斯特恩表现出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不过从美国多方面的表态来看，实际上美国真正希望的是《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无疾而终，并代之以一份新的框架协议。部分岛国和低地国家惟恐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开始站到美国等主张“另起炉灶”的工业化国家的一边。不过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信号。 欧盟：进一步利用低碳发展战略 作为《京都议定书》最积极的推动者，欧盟气候变化行动总司顾问费维尔表示： 费维尔:我们必须利用现有多边框架，需要在坎昆协议中进一步利用低碳发展战略，需要长远的信号与激励，鼓励欧盟国家。 但随着欧洲经济的不景气，欧盟各国对自己下大力气减排，还要向穷国提供环保援助感到越来越不满和力不从心。无奈之下，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首脑分会，会上协调了欧盟各国在德班气候大会上的立场，即可以认可第二承诺期，但要以“主要经济体的参与”为前提，也就是说，美国、中国、印度“一个也不能躲”。 中国宣布淘汰白炽灯力推减排 会议的大幕还没有打开，但是德班气候大会多舛的命运让人们担忧。在德班会议之前，中国表现出一个“建设者”的姿态，先是宣布白炽灯淘汰路线图。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谢极：第五阶段是从2016年10月1日其禁止进口和销售15瓦以上普通照明白炽灯。使用高效照明产品替代白炽灯，预计可形成年节电480亿千万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0万吨的能力。 接着，《“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未来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被分配给了省、区、市，减排的效果也将被看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国家发改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已经确定了分解到各省区市的具体的指标。 有人说德班必将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峰会，因为各方都还没有做好割舍各自利益的准备，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站在什么立场，各方都期待着德班会议能够取得全面、平衡的积极成果。也许德班会议最好的结果，正如解振华所诠释的，“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作者： 季苏平 ) 责任编辑：NN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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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艳的秋色

热度 9 DrSun 2011-11-13 22:26

北京今年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 国庆长假后没几天，连续几周的阴雾天气，让人喘不过气来，不再是往年的“秋高气爽”。等缓过气来，欲拿起相机拍秋时，已是寒风乍起，落叶满地了。 随手翻阅电脑保存的照片，五年前十一月初在京都拍摄的秋景令我眼前一亮，简直不敢相信大自然居然能制造出这样的颜色。记得那几天一直阴天，还不时 下着 小雨，我也是拿了只傻瓜相机，看到什么漂亮就胡乱拍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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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记2】日本和尚也挣钱

热度 4 陈安博士 2011-10-25 19:00

——京都清水寺里的商业化痕迹 　　作为寺庙来说，除了信徒自动捐献的钱物之外，往往会设法自行设计些生财的法子来。 　　对于我们国家的寺院，多是鼓励大家烧高香，而所谓高香，可能是几百元，也可以是几万元。少林寺的生财之道之一就是说某某物是经过大和尚念过经的，很有灵性，最贵的一种就是少林寺的方丈CEO，释永信，亲自对着它念过咒语的。当然，这些都各有不同保质期，多则一年，少则几天。 　　日本的寺庙也是如此，也是用了你期待自己或家人健康的私心，我看到京都的清水寺里有明码标价的健康许可证，买上一个就能对身体的一个部位或者一种幸福有佑护作用，比如暂时缓解头痛的100日元，根治头痛的350日元，不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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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游记】京都的防灾减灾体验2---地震体验与灾害报警方式

热度 3 cutefay 2011-10-8 19:30

我的“ 京都防灾减灾体验1 ”的博文中主要讲述了台风体验与浸水体验，这篇博文主要讲述地震体验与消防体验。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所以他们肯定经常经历各种真实的地震。而我呢，从小到大还从未经历过地震，本来还希望这次去日本时能够发生个真实的小地震来体验一下，但没有发生（我在东京的时候，福岛发生5.6级地震，但是在东京没感觉），所以也只能通过模拟地震来体验地震了。 热情的导游小姐让我进入地震体验室，她问我想体验几级地震，我选择了这里可以体验到的最高级的地震-7级地震。导游小姐在让我体验事情，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地震来了，不要躲在桌子下面，先关掉煤气，拔掉电炉的电源，然后躲在洗手间里。然后，导游小姐让我坐在那个屋子的餐桌前，她出去了，把地震体验室的门关上，按下了开关。这个时候，我心里还有些紧张，因为还从未体验过地震呢，不知道会是什么情景。导游小姐按下开关之后不一会儿，所在的屋子就开始震动起来了，起初的震动并不大，我一感觉到震动，立刻站起来把模拟体验中设定的煤气开关和电炉开关给关上，然后去开洗手间的门。这个屋子设计的地震是可以左右摇晃的，而没有上下震动，所以，虽然左右摇晃得厉害，但是没有上下颠簸的话，似乎感觉烈度没那么强似的，我还是可以站稳的。不一会儿，震动减弱，结束了。 地震模拟室外侧的给游客讲解地震知识的小厅 导游小姐在给即将进入地震体验室的小学生们普及地震知识 地震体验室里面的摆设 从一楼的地震体验室出来之后，我去了二楼，二楼大厅的地方放着一些电话之类的东西，是让人体验遇到灾害的时候如何报警，分别有通过固定电话报警、手机报警和公用电话报警的体验。因为我不懂日语，我怕我打了电话不知道该说啥，就没去做这个体验。 • 【日本游记】那些穿和服的日本女子 • 【日 本游记】在日本体验交通情况 • 【日本游记】日本奈良可爱的鹿 • 【日本游记】感想：精神文明是与物质生活水平成正相关的 • 【日本游记】前世五千次的回眸3——我的临时舍友 • 【日本游记】京都的防灾减灾体验2---地震体验与灾害报警方式 • 【日本游记】京都的防灾减灾体验 1 • 【日本游记】日本的青年旅舍 • 【日本游记】前世五百次的回眸——2、青年旅舍的家庭谈话 • 【日本游记】前世五百次的回眸——1、热情健谈的台湾人 • 【日本游记】日本和韩国人也对长发感兴趣 • 【日本游记】起初的无助 • 【日本游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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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国际“危机与应急管理”学术会议9月底在日本京都大学召开

热度 1 陈安博士 2011-8-16 21:10

　　去年的第四届会议是在10月份的北京开的，当然，是俺们组织的，结果使劲浑身解数，才弄来30个“国际友人”。 　　去年的花絮几个： 　　1，俄罗斯的玛利亚和美国来的三位最为身宽，椅子几乎坐不进去，尤其我们使用的又是带扶手的椅子，很“卡”。这可能也充分说明哪国强盛，哪国的人就壮实，服了！ 　　2，伊朗的女教授不太会说英文，所以带了她说英文的高中的女儿来同场报告，算是翻译吧。 　　3，哥伦比亚的女教授一来北京就病了，然后就悄没声息地打道回府了，应该说，比较遗憾。俺只在开幕式见了她一面，说了几句话。 　　4，瑞典的伊娃个子最高，北欧女人之人高马大从她这里可见一斑。她唱《妈妈咪呀》很好。 　　5，稍微遗憾的是，总数50个左右的学术报告中有1个中文报告，报告者说还以为开会的都是中国学者呢。 　　明年的这个会议系列将移师美国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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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记事

热度 1 hxdai2008 2011-1-17 12:01

金水桥，朱墙碧瓦，日上东楼画角。 煦风送煖，荷柳著绿，一行南来燕。 花烂漫，香飘溢，谁言此处逊江南？ 佳时！书苑春气闹，愫愫芳心。 玉台共读，对凝眸，晶莹似秋水。 千娇面，疑是蕊珠宫女，颦笑皆相宜。 尽日随，心欢怡，前度刘郎何愁有？ 而今，伊人去远，离恨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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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都IUPS听蒲慕明的讲座

harveyho 2010-8-17 18:35

IUPS, 或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ociety, 国际生理学协会联盟举办的四年一次的会议是生理学届的最富有影响力的大会。该会2009在京都举办。3000多人参会，但华人的keynote talk极少。我听了两个专家的报告，很有启发。一个是华人脑神经学家蒲慕明，二是日本学者 Katsuhiko MIKOSHIBA 御 子柴 克彦。 蒲的演讲是基础，层层推进，到后来是用cobrafish对声音的记忆反应来揭示一些神经反应的规律。中间他用了两段小音乐做例子，一段有点古典味，另 一段是贝多芬。这大获我心。再加上一些神经图像，cobrafish对声音反应的video，连我这个外行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演讲。后来又看到他在上海 的一个报告，觉得他的确是一个踏踏实实做科学的人，且有领导团队的帅才。 Mikoshiba，MD+PhD,有攻关基础。他做的是 intracellular Ca 2+ dynamics in neurons and glial cells。几十年投下去，专注一样，精进一件事。篇篇Science, Nature摆出来，世界领先。他讲的时候倒是时间没把好，但这丝毫无损他讲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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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の春

zhangle 2010-4-6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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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樱花

热度 1 zhangle 2010-4-3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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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机会京都自由行

黄安年 2009-10-11 12:54

希望有机会京都自由行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10 月 11 日发布 日本京都有太多的看点 , 仅仅靠旅游团难以满足在京都多看一些地方的要求。在京都我们仅仅粗略地看了车站、西阵织和服馆和平安神宫，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机会再看 , 真希望有朝一日去那里好好看看。 2009 年 9 月 17 日下午我们乘坐新干线由新大阪抵达京都并参观京都车站后 , 步行经过东本愿寺去停在那里的旅游车 , 前往西阵织和服馆，导游对于东本愿寺只字不提 , 回国后从网上获悉东本愿寺为佛教净土宗大谷派总寺院，位于京都下京区。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把原来的本愿寺一分为二而建立。正殿建于 1602 年，大师堂建于 1658 年，后遭火焚。 2000 年人们所能看见的寺院，是遭到火焚之后于明治二十八年重建的。大师堂相当于中国佛寺的大雄宝殿，南北 76 米，东西 58 米，高 38 米，高度仅次于奈良的东大寺，是京都最大的木造建筑，也是世界最大的木建筑之一。 （ http://baike.baidu.com/view/934761.htm ），现在想来错失了一次顺路的好机会。当然 , 岚山离我们的位置很近 , 但旅游计划中并无此项。 下面是即时拍摄的 12 幅照片。 并请见有关京都的旅游景点 ************************************** 京都觀光 京都車站 * 現代化京都的一面，有著名的『大階段』，週末有時有免費音樂會。 * 擁有包括百貨公司 ( 京都伊勢丹 ) ，餐飲，購物，演唱集會，展� 起眼睛從第一塊石頭可以準確走到第二塊那裏去的話，就證明你所祈求的戀情會有好結果。許多的情侶會來此試一下，那麽多人圍觀下，要閉起眼睛走過去，很多女生會羞呢。 二年坂的路上 * 二年坂、三年坂 * 很單純的步道，四周有許多商家 * 高台寺 在此段旅� 風之館 ，一進店門口就會看到滿屋子的絹絲掛球，隨著風吹起晃動，別具特色。在哲學之道有就有二家，接近銀閣寺道的是分店，在哲學之道尾的則是本店 銀閣寺 月見台、銀沙灘 * 月見台是有名的沙丘。 * 目前正整修之中。 明希望時間及日本地址電話。 * 參觀需要先參加誦經儀式後才參觀花園，全部時間兩小時以上。參觀費用 Yen 3000. 京都府立陶板名畫庭 * 安藤忠雄作品 * 京都府立陶板名畫庭官方網站 嵐山、嵯峨野 * 台灣人特愛的觀光區域，有郊區的風情，但近年來團體� 公共廁所。有一幅國寶是畫在天花板上的天龍，只在春秋才特別公開展示，也要再另外收門票。 * 大覺寺 * 安靜且有美麗湖泊的寺廟。 常寂光寺 * 秋季紅葉名所 化野念佛寺 * 以前有一些孤魂的骷髏頭放在外面，現在已經放在納骨塔中供奉了。 野宮神社 渡月橋 * 旅行團必來照相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座水泥橋。 竹林小徑 大河內山莊 豆腐攤 * 野宮神社轉角的攤子胡麻豆腐非常好吃。 名字叫：三忠豆腐，推薦にしんそば 洛北 下鴨神社 ( 茂賀御祖神社 ) 下鴨神社的楓葉 * 下鴨神社 ( 茂賀御祖神社 ) 鞍馬寺主殿 * 正殿位於鞍馬山上，出了叡山電鐵鞍馬車站後仍須爬上一段山路才可抵達 * 從正殿循著山路往後山走，可到達奧殿「魔王殿」，再繼續走可通到貴船神社 貴船神社 * 分為本宮、奧宮、結社三部分 * 出叡山電鐵貴船口車站沿馬路步行約 30 分鐘可抵本宮、本宮至奧宮約步行 18 分鐘、奧宮至結社約步行 10 分鐘 * 貴船神社是繪馬的發源地。 大原 三千院 延曆寺 * 比叡山是京都的代表山，位於京都的東北方，開山 1200 年，是日本佛教的發源地。西元 1571 年，織田信長因寺院僧侶與僧兵妨害其作戰與施政，因而火燒有百年歷史、且在當時是日本佛教聖地的延曆寺，並屠殺山上所有僧院的老幼 * 比叡山上並沒有延曆寺這個廟，而是一群廟的統稱，可分為「東塔」「西塔」「橫川」三大區域，區域間有巴士連結 高雄 * 位於京都西北，台灣的「高雄」亦因原名「打狗」發音與此地相近 (Takao) 而改名。 * 由京都車站搭市公車或 JR bus 約一小時到兩小時可到神護寺。由於路途較遠，有部分路段超出市公車 Y600 一日卷的範圍，必須補票。 JR bus 停的站比較少，所以比較快。賞楓旺季的時候公車會非常擁擠，最好提早出發。 高雄 - 嵐山健行路段 坐公車到神護寺之後，可以從神護寺的後門下山。這條路是東海自然步道的一部份，順著山勢一路走下坡，約一小時會到達清滝，這是一段名符其實的美麗健行路段，有潺潺小溪，春花秋楓，風景宜人，路況極佳。由清滝再往山下走，約一小時可以走到嵐山的化野念佛寺。這段路需要的體力大概適合國小或國中以上的小朋友，也適合全家散步。如果半途累了，清滝 - 嵐山也有公車可以坐。非常推薦給喜愛大自然的背包客。中途在清滝有廁所及飲水販賣機。飲食的話神護寺及嵐山附近才有。 * 地圖 http://www.backpackers.com.tw/guide/index.php/%E4%BA%AC%E9%83%BD%E8%A7%80%E5%85%89%E6%94%BB%E7%95%A5 * ***************************** 东本愿寺 寺庙简介 　　东本愿寺为佛教净土宗大谷派总寺院，位于京都下京区。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把原来的本愿寺一分为二而建立。正殿建于 1602 年，大师堂建于 1658 年，后遭火焚。 2000 年人们所能看见的寺院，是遭到火焚之后于明治二十八年重建的。大师堂相当于中国佛寺的大雄宝殿，南北 76 米，东西 58 米，高 38 米，高度仅次于奈良的东大寺，是京都最大的木造建筑，也是世界最大的木建筑之一。 　　东本愿寺初为大连本愿寺关东别院，举行一些日本宗教活动。 1945 年后曾经是大连市图书馆书库。 1990 年改为大连京剧团所在地，内设麒麟舞台。古老的剧种与古老的建筑相映成趣， 2000 年，这里成了城市别有风情的一隅，而且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寺原因 　　 20 世纪初，日本人涌入大连市，随身携带的不只有武器，还有碎花阳伞、和服、铁板烧以及神社和寺院。日本统治者把大连当成日本的一个州，因此在大连市为他们自己修一座堂而皇之的大寺院东本愿寺。 建筑特点 　　坐落在中山区麒麟西巷 1 号的东本愿寺，建于 1915 年，建筑面积 1282 平方米。虽由日本人设计，却是仿中国明式寺庙风格的建筑。在大连市内，东本愿寺是最大的一座佛寺。站在南山向北看去，在一片欧式与和式风格的建筑群中，这座古色古香的寺庙建筑显得十分独特。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檐部设计斗拱，出檐深远，直至殿顶；内部结构高大，上层佛堂内有藻井，横栏上雕有飞天、孔雀、牡丹、宝相花等图案。佛堂内悬挂着章太炎所书匾额。寺内一些重要构件表面均以镀金处理，金碧辉煌。 　　 公元 1602 年，经德川家康将军之令，从西本愿寺独立后创立。寺内占地面积广大，排列着巨大的伽蓝，位于中心的御影堂是世界最大级木结构建筑物。东本愿寺在江户时代曾遭大火，于明治年间重建，其正门大师堂门被称为京都三大门之一，高 76 公尺，宽 58 公尺，寺院内的御影堂是世界最大级。 寺庙文化 　　 1 、寺内收藏有净土真宗的开宗圣典教行信证是日本的国宝。 　　 2 、在东本愿寺的拂尘日这一天，数百名义工清扫塌塌米，擦拭柱子与台阶，刷掉一年积累下来的尘埃，场面颇为壮观。 http://baike.baidu.com/view/9347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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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京都、大阪未见小广告

黄安年 2009-9-23 21:03

日本东京、京都、大阪未见小广告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09 年 9 月 23 日发布 笔者在日本的六天里 , 没有看到街道上有什么到处乱贴的小广告 ,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的北京管理层好好学习的 , 他们能够做到的 , 为什么我们北京做不到 , 像在天通苑城乡结合部小广告愈演愈烈，好端端的建筑物，站牌、过街桥被小广告贴得乱七八糟。我还看到有日本的老人专门检查街道上凡是不大干净的地方都要擦洗一番。

个人分类: 三言两语简评(07-11)|3609 次阅读|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