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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两弹一星元勋：要是苏联继续帮忙中国肯定没氢弹: 热度 1 ssglwu 2011-4-9 09:57; 吴国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4/08/5619982_0.shtml 核心提示：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凤凰卫视 2011 年 4 月 7 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扔下的烂摊子，中国人必须收拾后重整山河，没有了老师的学生，其实反而放开了手脚，因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 “ 被逼出来的 ” 一说，当然那些驯核人也并不是一些简单的学生。中国核试验的进程，更加深了对手的紧迫感，几十年之后，当时设计的一场 “ 美苏合作 ” 的具体细节被透露出来，而一场中国人释放原子力量的惊雷，也正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迅速奔向倒计时的终点。解说：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认为，撤走了苏联专家，就等于是抽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的脊梁骨，他虽然不像某些人那样，嘲笑中国 20 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他也认为，中国起码还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制出核武器，现在还没有到关注中国核问题的时候。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等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央政策改了，要自力更生了，那就不是苏联专家让中国人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以后了。我们 1961 年才去， 1959 年就撤退嘛，专家。原子弹专家所以 1959 年 6 月就撤退了，不过这个事倒是好事，要是让他帮助的话，中国是肯定没有氢弹的。解说：在中国的史书里，苏联撤退专家的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激起人们的愤慨。但确很少有人意识到，此事的另一面，它将一个撤空了的广阔舞台，摆在了中方知识分子的面前，这让一大批 “ 英雄 ” 几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的 “ 用武之地 ” ，这大概是当年事件的始作俑者没有预料到的。 1962 年 12 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 年 8 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 年 1 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 1964 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至此重新起步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原子弹的研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等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拉动了建国初期简陋的工业基础。曾有人统计，用于尖端武器生产的各种新型材料，至少研究出 6000 多种。 “ 两弹 ” 的攻关工程，使中国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台阶。王翰飞（时任 812 厂厂长）：我们搞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大概是 500 克左右，一块金属致密的金属铀，银灰色，非常漂亮的一块铀。解说：在青海高原稀薄的空气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要从其中找到释放原子力量的标准答案。在那段日子里，中国最担心的就是来自空中的威胁。李英杰（时任 221 基地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我们掌握的情报，赫鲁晓夫那时候要想着搞我们，说中国人不能掌握原子弹，说中国人要掌握了原子弹，那可了不得了。他说把我们的核武器消灭在摇篮之内，那就不让你诞生。张丕绪（时任 504 厂党委书记）：我们工厂里面经常还演习，美国来轰炸了，大家怎么样疏散，怎么样搞。我们那个工厂，本身附近驻了一个高炮师。王真富（时任 504 厂副党委书记）：飞机，一个是拉警报，按照防空备战的方案，就是赶快撤出去，主要是工作技术人员，用汽车运走，工人技术干部，大概要这么几条线。剩下的那些，就是留下来的，那就是和工厂共存亡了。李觉（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飞机经过青海湖的上空，然后就是到包头，那个时候我们地面的防空部队，也是比较注意的了，事先不联络这些事，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就给它打下来了一架 U-2 飞机。解说： 1963 年美国《时代》周刊，以 “ 罗布泊 ” 为题报道说，数月以来，在新疆深入沙漠的试验场，有明显的道路、车辆、住房和供应站，试验场地上活动频繁， U-2 飞机和侦察卫星看得十分清楚。这更加深了总统肯尼迪的紧迫感，他曾在与美国且报部门负责任的谈话中说道，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原则上不管用什么手段。几十年之后，一位美国前高官透露了当时设计的 “ 美苏合作 ” 的具体细节，即在一次 “ 先发制人 ” 的打击行动中，苏美两国将各出动一架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飞临中国原子弹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上空，各自投下核弹，并引爆其中的一枚。苏联多次决绝讨论合作阻止中国核武研制计划后，美国仍在寻求单方面，采取打击行动的可能性，并寻找愿意冲在前面的盟友。 1963 年 4 月 29 日，代表美国军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针对 “ 迫使中共未来遵守核武禁试条约的手段 ” 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台湾是最佳的选择。一个由美国主导设计，但台湾 “ 操刀 ” 的预先军事摧毁行动计划出台了。解说： 1963 年 9 月 11 日，肯尼迪会见台湾来访的蒋经国，蒋经国提出，台湾愿意空降 300 至 500 人的特种部队到中共的核子设施附近，加以武力摧毁，要求美国提供运输机运送突击队。大有兴趣的肯尼迪反复询问，运送那么多人，飞行那么远的距离，是否可行，飞机有没有被击落的危险。会谈后美台双方达成三点合作计划，其中第三点 “ 战略标的 ” 即为，以秘密军事行动，直接对中共关键军事及工业设施进行攻击，死神就要扑向即将点燃的中国火。就在肯尼迪正在考虑中央情报局与台湾的特种部队如何联手动武的时候，一个惊动世界的事件突然降临。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达拉斯一颗横飞来的子弹，正中美国第 35 届总统肯尼迪的头部，使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中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坐在总统专车后面一辆轿车里的副总统林登 · 约翰逊猛然发觉，自己已经是第 36 届美国总统了。约翰逊上台后，在迫在眉睫的中国核试验的问题上，启用的正是在肯尼迪时代不受重用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罗伯特 · 约翰逊，这让美国对中国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 1964 年 4 月 14 日，罗伯特 · 约翰逊将题为《采取行动轰炸中共核设施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提交给白宫，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核武能力的意义，实在不足以让我们冒如此浩大的政治成本与军事风险任务。正在白宫办公室里，仔细审视这份报告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定不知道， 4 天前大洋对岸的一位中国工人，正在启动车床，为那个他们最担心的东西，完成至关重要的三刀。 1964 年 4 月 10 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到了最后一道工序。领导决定，由上海青年的高级机工原公甫，来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部件。原公甫（时任 404 厂房机械加工班副班长）：领导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是，就是你所担负的这项工作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所以一丁点问题也不能出，只能成功。李觉：他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怎么又那么难呢，紧张，有放射性啊，你去车那个玩意儿，就要吃剂量的，这是一个。另外车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还可能引起燃烧。周秩（时任 404 厂厂长）：要他休息好，吃好，那是照顾得很好的，要他精力充沛啊，还要给他做思想工作，不要压力过大，压力很大啊，头一个咱自己做。解说：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车少了，达不到标准，原子弹也不能爆炸了。原公甫定了定神，向总工程师报告，要加工最后三刀了。张忱（原核工业部部长）：这三刀为什么那么关键，就我刚才说的，只要这一颗的原料，你要这三刀不成啊，这第一颗原子弹就废掉了，你再从头搞铀 235 ，那就不是 1964 年爆炸，那至少要拖很长时间了。所以当时的公安部部里面的保卫部门都在现场，亲自在现场看着。解说： 1964 年 5 月 1 日凌晨 3 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加工成功，车完最后一刀，大汗淋漓的原公甫几乎瘫倒在地。 6 月 6 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工程基本完工。 8 月青海 211 厂历经三天，组装完成首次原子弹试验装置，不久在这个站台上被装上火车，启程运往西北核武器试验场。中央专委任命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为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为副主任，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针对中国的核计划，新上台的约翰逊政府做出了理性的判断， 1964 年美国时间的 9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召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 · 邦迪，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等，主要人物齐聚白宫。在午餐会的餐桌上，终于达成了对中共核武发展的共识，排除并且否决了美国进行单独，片面的摧毁中共的核武设施行动，就目前情况宁可成全中共试爆，也绝不采用此一选项。据此，约翰逊选择了以外交和宣传手段相对应的策略，武力打击计划被暂时束之高阁。也就在北京时间的这一天，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和研究了试验的准备情况。原子弹的研发进程越逼近爆炸之日，全国备战的气氛就越紧张，由于之前美国一直威胁，要武力报复中国的核试验，与会者一时拿不准原子弹能不能进行试爆。刘洁：有人讲，再不试验我就退休了，应该试验。另一种意见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第二套，建设起来了以后再做试验。解说： 9 月 22 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原子弹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毛主席说，原子弹这个东西是吓人的，也不会用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你们认为现在有把握了，就早点试，你别怕，大概这么一个意思。解说：此时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已经矗立起高 102 米，重大 76 吨的铁塔，塔顶端的金属小屋，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的最后归宿。 1964 年 10 月 5 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召集政府首脑，再次讨论中国的核问题，此时距美国大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由于担心在此关键时刻出现冒险事件，他下令取消了先前决定的对中国罗布泊地区进入 U-2 侦察的计划。这一天台湾的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 · 卢斯说，美国国务腊斯克关于中共即将爆炸核武器的声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就在前一天，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装置，已经运抵核试验场。张爱萍： 10 月 1 日啊，原来总理他也并没有否定说是 10 月 1 号不炸，他就批准，反正你们准备一切， 10 月 1 日以前准备好。最后 10 月 1 号以前， 9 月 30 号总理打电话给我，说 10 月 1 号不炸，说原因就是 10 月 1 号啊，各国国家的元首都来了，他们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解说： 1964 年 10 月 14 日，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陈能宽：当时作为很主要的是要保证响，炸不响你就是一个臭蛋了，那就糟糕了，太不能交差了，要保响。李觉：我坐不住，我说这家伙我还得看看，最后按电纽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安全电纽非常重要，按电纽的这个人如果他有顾虑，他按下去是不实的，这可了不得。张爱萍：按这一下就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按，怎么按下去，好几个人去弄，都不敢弄，都说我不敢，我不敢。最后选中了一个，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不懂，我们最后就说，你有多大的力气，你就使劲按下去算了。因为他就是怕按不住，它炸不响怎么办，你反正用大力气压下去，不就完了。所以这样子最后他们才放心，都试验了好几次，最后，哗，一按下去了，响了。就总理拿电话，我在里面数， 9 、 8 、 7 、 6 这样子数到最后，炸响了，我就嘴里面就说炸响了，我们很高兴，结果总理冷静一想，马上问我，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这个我也不懂啊，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马上再一看，旁边坐着王淦昌。王淦昌：轰，这个大得不得了，轰，这个东西，我们离爆炸的地方 60 公里， 60 公里那么远， 60 公里很远轰那听得见的，那不是吗一下子光，光以后轰起来了，那当然部是说普通炮弹那么大，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是不是，我说当然是。彭桓武：我们造的那个头一次氢弹飞投空投的试验，算的是三百万吨，三百万吨怕算不准，拿三百万吨吗，保证它有一百万吨（安全余量），可是对那个飞机讲，算一千万吨（安全系数），给他三百万吨，他可以逃掉。解说：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巨大力量，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在中国西部戈壁黄沙上爆炸的原子武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握手言和了，战争的天平最终走向平衡。陈晓楠：不到一年之后的 1965 年八九月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草案。 1970 年 3 月 5 号，经联大两年前核准的这一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其中一条就规定，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 1964 年 10 月的那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明年同一时间，请各位继续收看《凤凰大视野》《国之大器当代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第三部 “ 神剑巡天 ” 。; 个人分类: 杂记|2803 次阅读|2 个评论

两弹一星：领袖的远见卓识和知识分子的赤胆忠心: panfq 2011-3-14 07:31; 看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再一次感受到建国初期共和国领袖的远见卓识和一批科技知识分子的赤胆忠心。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我们正在花大力气从海外引进人才。而该电视剧中重演的一些情节，如钱学森等人回国的艰难历程，邓稼先的实干精神，对科技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我们不能忘记“两弹一星”中的功勋人物。从中也再次感受到，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科技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掌握尖端核心技术的人才的重要。 http://www.youku.com/show_page/id_z5708438ef84511df97c0.html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两弹一星元勋:钱骥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个人分类: 科学与技术|3 次阅读|0 个评论

缅怀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朱光亚同志: kejidaobao 2011-3-7 15:41;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技术主要开拓者之一，而他在中国科协主席岗位上的杰出贡献与独特建树，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 1991年5月，朱光亚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主席。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朱光亚分析把握科技群众团体所处的方位和应尽的责任，始终牢记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力陈科协应继续定位于党群工作行列，由中央书记处领导，对坚持科协的性质和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对中国科协的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1996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国科协章程进行修改，将科协是“党和政府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的表述修改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进一步明确阐述和加强了科协的性质与地位。朱光亚努力使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民主办会宝贵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摆正机关与团体的关系，克服行政化倾向，一系列关于民主办会的论述，是科协及所属学会改革和发展的宝贵财富。朱光亚十分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倾心支持。在任科协主席期间的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后，特别关注学风道德建设，极力主张并支持设立了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1994年1月至2003年7月，他兼任《科技导报》主编近10年，为《科技导报》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深厚基础。朱光亚1996年后担任中国科协的名誉主席，仍继续关心和大力支持科协工作。《科技导报》2011年第7期第15—21页刊登了杨虚杰、苏青撰写的“朱光亚：我们时代的大英雄”专稿。本期封面由严佳君设计。（本刊记者杨书卷）; 个人分类: 栏目：封面图片说明|2684 次阅读|0 个评论

伟人虽逝，风范永存: kejidaobao 2011-3-7 15:27; 文/杨书卷 2月26日上午10时30分，“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因病于北京溘然长世。这位87岁的科学巨星终其一生，成就卓著，奉献于中国的科学事业，正如苍穹之上熠熠闪耀的“朱光亚星”一样，永远光辉后世（2月27日《人民日报》）。 “朱光亚院士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离去是一个巨大损失。” 高风千古，音容宛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的话语，见证着朱光亚院士一生奋斗不息的科学之路。 22岁时，朱光亚就与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一起赴美国考察原子弹，35岁已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者。之后，他相继组织实施核电站筹建，参与“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担任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从一名卓越的核物理学家到全面领导和组织中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为中国核武器和整个科技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被赞誉为“科技众帅之帅”，其功勋将永远彪炳史册（2月27日新华网）。 1991年5月，朱光亚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之后，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科协的5年，朱光亚强调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努力避免行政化倾向，使知识分子宾至如归，呼吁全社会尊重科学，重视科学知识普及，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倾心支持，以他的渊博学识、深厚造诣、淳厚人品和淡定境界，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2月28日新华网）。朱光亚院士与《科技导报》有着深厚渊源。1994年1月至2003年7月，他兼任《科技导报》主编一职近10年，并在2004年9月《科技导报》刊发“卷首语”文章“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其杰出的工作为《科技导报》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011年2月，还有两位科学大师也离我们而去。一位是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施雅风院士，他的科学思想和学术行为开创了中国地理学的新纪元；另一位是中国河流泥沙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国际知名的江河治理泰斗谢鉴衡院士，他提出的理论论断和治理黄河的实际措施，造福了沿岸的千百万人。但是，相比于他们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样两位科学巨匠的连续离世在社会上却是出奇的默默无闻、悄无声息。在媒体、网站甚至微博上，只有零星的报道，大多也不在显要位置。”（2月17日《人民日报》）科学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丰功与身后的寂寞，如此的对比值得人们深思：在日益媒体化生存的信息时代，公众的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无疑要与时俱进，让科学家的价值从社会的后台推动到前台，并广为人知。近日，美国斯坦福材料和能源科学研究所的Catherine Moore研究团队首次在实验室获得铁基高温超导体的量化数据，结果表明，高温超导体的超导性和磁性有关，相关研究发表在2月出版的物理学顶级学术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科学家一直认为，高温超导体的超导性和磁性有关，但很难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关系的存在。Moore研究团队使用新技术首次破解了这一难题。自20多年前高温超导体被发现以来，由于此类重大理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使得超导材料的发展一波三折，陷入低谷。2月26日的《科技日报》评论员文章认为，其下一步的研究在于证明高温超导现象都出于同样机制，相关的实验数据有望成为突破口，让人们攻陷高温超导领域铁桶般的围城，并再现1987年超导飞速发展的辉煌。复杂量子系统的高温超导现象的原理机制也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释。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物理学家Kenton Brown等首次在两个分隔的带电原子之间建立了直接运动耦合，实现了原子之间的单量子能量交换。这一技术简化了信息处理过程，可用于解决量子系统的复杂问题，如高温超导现象的原理机制。此外，它在破解当今使用最广的数据加密编码、校正运算过程错误中亦可大展身手(2月2日英国Nature)。澳大利亚的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Paul Meredith与Ben Powell在材料科学领域中也有着突破性创造——一项最新技术将使得人们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具有金属甚至超导体性质的塑料产品。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家借助离子束技术改变塑料膜材料的性质，使其具备类似金属的功能，能够向导线本身那样导电，甚至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变成超导体。正如Paul Meredith所介绍：“最令人兴奋的是，这种材料的导电性有10个数量级，简单的说，这就像是我们在制作这种材料时，手里拥有100亿种选择。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制造出完全不导电的塑料，或者导电性和金属一样好的塑料，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全部可能性。”塑料不仅能导电，其导电性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工作开创了一个塑料导体的新天地（2月出版的ChemPhysChem）。造福人类的科学突破，源自真正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才华卓越，至真而至善，以社会责任为己责。他们是优秀人物中的佼佼者，彼此各个不同，追求和肩负的使命却又是那样的一致，其矢志不渝的科学追求，彰显着科学精神之美，激励着我们向未来冲击，不断确立新的目标，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而这正是我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 个人分类: 栏目：半月科技风云|31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王淦昌78载爱情路令人感动: Fangjinqin 2011-3-6 19:35;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78载爱情路令人感动清华校友网发布日期：2011-02-12 孟红　王淦昌 (1907 — 1998) ，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在长达 70 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1999 年 9 月 18 日，在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 23 名科技专家，并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淦昌荣列其中。在事业上，王淦昌无疑是一个成功者，成就辉煌，声名显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身后那位伟大的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风雨人生路。　　王淦昌懵懂依“父母之命”，却不敢掀起新娘的红盖头　　 1907 年 5 月 28 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名中医。王淦昌 4 岁时，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他 13 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父母去世后，王淦昌的外婆来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老中医世家的吴家，替王淦昌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 3 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 3 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 16 岁，按照当时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女孩上过私塾，知书达理，与王淦昌可以说门当户对。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的诺言。孝顺单纯的王淦昌不敢有所违抗，懵懵懂懂地依了外婆。　　 1920 年夏天，一队送亲的队伍踏着乡间石板小路朝小镇上王氏老屋缓缓走来。 13 岁的王淦昌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结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脸上挂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一蹦一跳地在大花轿前嬉戏玩耍，一点儿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重。　　送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大门，一串喜庆热闹的鞭炮就“噼噼叭叭”炸响了。头上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颤颤悠悠地挪动着三寸金莲，婀娜多姿地出现在王淦昌面前。洞房花烛夜，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可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根本不敢上前掀开红盖头。他战战兢兢地坐在床沿上祈盼着早一点儿天亮，后来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便横在床沿上睡着了。在未省人间风月之情的少年王淦昌最初的感情世界里，对这位比他大 3 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不如说是当作大姐姐来对待的。　　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乖巧贤惠，极守妇道，不仅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丈夫睡觉前，她端来烧热的洗脚水；丈夫起床后，她端来亲手做的可口早饭；丈夫的衣服她亲手缝制和浆洗，夏有单冬有棉地样样齐全。渐渐地，吴月琴用无言的爱、细腻的体贴和温暖融化了丈夫的心，他们日渐情深。　　还未等王淦昌充分地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时，他就随一位远房亲戚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王淦昌在小学的时候，就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时，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仍然是数学。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　　这期间，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运动使王淦昌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敢在同学面前提及他已娶妻子，也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矛盾、困惑一时向他袭来。　　尽管新思想的风起云涌波及了年仅十七八岁的王淦昌的内心，但他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的抱负始终不变。经过 4 年苦读后， 1925 年，王淦昌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　　当王淦昌坐着故乡的乌篷船与亲人挥手告别时，站在长堤上的吴月琴在悄悄地抹泪，此时的吴月琴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却不忍告诉她的小丈夫，怕他分心耽误学业。放寒假了，王淦昌一如往常一样回家过年。　　王淦昌刚进家门，吴月琴就欣喜若狂地抱着刚出世不久的女儿来到王淦昌面前，对他说：“你学问高，就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孩子？谁的孩子啊？”王淦昌对这个突然到来的惊喜感到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做父亲的思想准备。他的事业在清华，他的理想在清华，他要和身边的那些有志青年一起，为中华的崛起和腾飞而奋斗。早早地结婚生子，背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如何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整个寒假，他都为不能兼顾学业和家庭而烦恼。可到开学时，妻子照样为他收拾行装，依然是那句话：“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在他上大学 4 年期间，妻子先后为他生下 3 个儿女。　　想到默默撑起全家重担的妻子，出国留学的王淦昌感到的只是内疚　　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可当他回到家乡把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告诉家人并郑重提出决计赴德留学时，家里几乎没有人表示支持和赞同，连一向开明、用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帮助他维持家庭生计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 3 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在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糊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两个孩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再看看忙里忙外愁肠百结的妻子，王淦昌不由得犹豫动摇了。如果自己出国，谁来抚养 3 个孩子？他对得起妻儿吗？　　入夜，孩子们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看着妻子长叹了一声，不由自主地说：“月琴，我仔细地想过，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 　　然而，吴月琴却深深读懂了丈夫的心思，深明大义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而且出国留学机会难得，你要做好自己的选择，我和孩子决不拖你的后腿……淦昌，我只想说一句话，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支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眼见妻子如此理解支持他自己，王淦昌感动了，他走过去深情地紧紧拥抱着妻子，发自肺腑地给妻子以金子般的承诺：“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0 年秋天，怀揣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的 4 年中，王淦昌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实验室的大门每天晚上 22 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围墙回自己的宿舍。 4 年后的 1934 年 4 月，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从 1934 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由于抗战中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王淦昌和吴月琴又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小女儿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一家 7 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几天之后，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 3 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热血沸腾起来。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你？”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就是当羊倌吗？”王淦昌很干脆地说，“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到学校上课。一代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大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牧羊鞭，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而那段颇富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故事，便成了广为流传的浙大佳话。不仅如此，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这段经历，更让两人永远难忘。　　王淦昌被派往异国忙于搞科研，爱妻万里情相随，当好贤内助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再也不会流离失所，再也不会妻离子散。他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往北京。原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就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建国伊始，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 1950 年 2 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1956 年秋，王淦昌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这个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要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　　王淦昌出国后不久，妻子带着孩子突然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了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王淦昌既意外又惊喜：“月琴，你怎么来了？” 　　吴月琴以问作答巧妙地说道：“没想到吧？” 　　原来这是周恩来的贴心安排。而更让王淦昌刮目相看的是妻子勇敢出国和日后的不凡“壮举”：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在那尚属封闭的 20 世纪 50 年代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啊！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后，一如既往地给予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习俄语，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学起，最后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妻子这份特殊的关爱，愈加激发起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仅用了短短 3 年的时间，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一批年轻学者一起，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于 1959 年 3 月 9 日，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实验史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 1959 年 9 月，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神秘“消失” 17 年潜心搞“两弹”，妻子大力支持为夫筑后盾　　在功成名就后，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1 年 4 月 1 日，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伟大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国防工业，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甘当无名英雄 17 年之久。　　 1960 年，正当苏联的《真理报》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传到研究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也在那里。刘杰和蔼地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听了刘杰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他感谢刘杰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 596 工程’。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一切来往和关系，这些你能做到吗？”刘部长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 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了牢记 1959 年 6 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 596 ”工程。）　　王淦昌不假思索地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踪。”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所，而且必须改个名。” 　　“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　　“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走过来与王淦昌紧紧握手。王淦昌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了。　　先不管那么多，一向以祖国事业为重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他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 596 工程”的各项工作，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忙碌了一整天后稍能喘口气的他最牵挂的，仍然是远在苏联的爱妻吴月琴，自从自己回国后就没有了她的消息。此时，身处异国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却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当时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当地居民的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苦熬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吴月琴从苏联回到家里后，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总是神秘兮兮的，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回家后很少说话，来去匆匆；问他，他却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吴月琴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可当王淦昌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绝对保密的工作，连家里人都不能知道之后，她就再也不追问。了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前往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吴月琴问他 : “到哪儿去？”他给老伴留下一句话：“挨冻，执行任务。”从此，吴月琴只知道他在“信箱”里，可连这个“信箱”的具体方位都说不清楚…… 　　就这样，王淦昌在远离尘嚣的戈壁荒滩上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直到数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 年 10 月 16 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工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　　吴月琴轻轻舒一口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时光如梭，世事多变。 1969 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　　已有 60 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也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荒原之地，用女人特有的细致关爱与丈夫同甘共苦，携手风雨。　　在王淦昌 90 岁寿辰的时候，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 5 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真是母爱深深，教子有方。　　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儿女们都很清楚，母亲最读得懂父亲身上所表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因为她始终认一个最朴实的理儿——人就应该这样有所作为地活着。　　 1997 年 7 月的一天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林阴道上散步，却不幸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 90 岁高龄的王淦昌经过 5 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时， 94 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住院治疗。期间，王淦昌拖着并未彻底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 1998 年 7 月，吴月琴仙逝。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淦昌也被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半年之后的 1998 年 12 月 10 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着和他相伴了 78 年的爱妻同赴天国，走完了他 91 载漫漫人生路，他在给世人留下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牵手百年的爱情绝唱。转自《党史纵览》 2011 年第 1 期; 个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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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就不一样了，应吕老师的“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 热度 1 liwei999 2011-3-5 19:31; 多了就不一样了，应吕老师的“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 (986 bytes) Posted by: mirror Date: March 04, 2011 11:53PM “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 是吕老师的一个博文。答案应该很数理的东西。事情一旦多了，形态就不一样了。“两弹”是个“个例”，而且是个没有实际使用过的个例。对多数的事情，往往是通过平均的方法来把握全局。这个平均值在中国往往很低。材料上的研发，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硬指标，讲究的是与成本的匹配。这个“除法”的思考很重要。张春桥之辈的因为不懂得“除法”，所以才主张取消货币。国人对袁老师的杂交水稻的意义也是有些宣传过分。作为一个商品，首先不是产出多少的问题。这样说当然有人会质问：没有粮食吃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有人问原子弹来袭击了怎么办？应该是一样很难回答的问题。杂交高粱产量也多。但是至今不能推广。原因在哪里？镜某小时候贫下中农告诉说，那东西不好吃，连牲口都知道。因此粮食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成本的问题，而不是产量的问题。科技也具有这样的特性：性能价格比与单纯的性能优劣是不同方向的成份，不能相互取代。这也是现代（大众）社会的特征，因为在过去这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享用好东西的贵族是不记功本的。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76729,76729#msg-76729;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2594 次阅读|1 个评论

“两弹一星”与“其他研究”——答大漠孤魂: 热度 12 boxcar 2011-3-5 11:13; 刚才在陈安老师的博文“ 钱学森论证 “ 亩产万斤 ” 能够成为事件说明什么？ ”【 1 】下面评论区的三楼看到了一条“匿名”评论：“ …… 在这里提出一个小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是：为什么在几十年的科技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材料研究远远落后于两弹一星，从而导致后来全面的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四楼又有同 IP 的“匿名”评论者自供“ 对了， 2 楼提问题的是大漠孤魂。咱虽然不喜欢登陆，却也不想当匿名用户。 ”（看来这次“大漠孤魂”吴飞鹏老师写这四行半的评论用时稍长，被俺本家吕佳龄“夹楔”了，呵呵。）因为觉得吴飞鹏老师的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值得思考，所以我就来个借题发挥，谈几句自己的看法。中国在建国初期短短 20 余年的时间里，靠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拼搏和强有力的领导（周恩来主抓），做到了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并达到武器化水平，全系列的短、中、远程导弹列装；加上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一起成为了新中国最伟大科技成的代表作（简称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我们有了与自己国家规模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技术，让超级大国们不再敢随便地藐视、威胁和讹诈中国，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如果找一个类比，我们不妨把“两弹一星”比喻成体育界的奥运金牌。因为夺了奥运金牌，咱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升国旗、奏国歌都觉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其场景和听说我们的核弹实验成功、卫星飞船上天差不多。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两弹一星”这些尖端科技是需要搞的，因为以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搞就可能随时被欺侮。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需要解决，现在回过头来看，却很遗憾地发现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吴老师提到的材料研究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作为现代工业技术基础的材料如果落后了，其他很多相关的技术都不可避免地都会长期落后。如果也做个体育类比，材料研究更像是群众体育，关乎人民体质和健康，想全面提升，难度其实比夺奥运冠军更大。关于这个问题，每次奥运会、亚运会之后都会有一番大讨论，本不用我多说，大家其实都懂的。搞“两弹一星”，我们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科技界中从事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最高水平的人才集结在一起，组成一支强大的“国家队”去攻关，就像我们在十几亿人中选出千把百个运动员经过集训之后去参加奥运会一样。因为“两弹一星”涉及的学科技术和技术领域有限，即使我们的总体基础还很单薄，下决心去搞仍可一拼。相比之下，材料涉及到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很多，需要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去做的东西更多，这个领域要想全面提升，其难度恐怕比“两弹一星”更大。不可否认，我国的材料科学和技术领域在建国后的六十多年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落后的事实和后果我们也必须坦然面对。究其根由，除了“底子薄”，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与“两弹一星”相比，一般的科技领域可能经常处于有短期目标而长期缺乏长远的战略“大目标”的状态。如果目标不明确，也就很难主动地、有很强规划性地开展工作，没有长期坚持的决心，也就很难收到扎扎实实地工作所取得的长期积累效益。没有目标就会导致缺乏勇气和毅力，这就像专业运动员为各级比赛的冠军而努力，练起来就格外有劲儿，也真能练出一身的肌肉块和灵巧的身手。咱普通老百姓锻炼身体的动力就明显不足，可能会这个月练了 10 天长跑，下个月又去打了 7 天羽毛球，再下一个月又去游了 2 次泳， …… 过几个月之后，体育“运动”可能只剩下蜗在家里打麻将了。 “两弹一星”的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技术都是有钱都买不到的，更别说当时咱还很差钱，根本也没钱去买，没人卖又没钱买，就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相比之下，其他的技术领域虽然也面临发达国家的封锁，但封锁的严密程度无论如何都没法和“两弹一星”这个级别的尖端科技相比，总有百密一疏之时，结果是能凡买到的，自主研发的成就反而没有那些没处买的技术大。这就像老百姓因为可以买自行车汽车代步，走路和奔跑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有大把的药可以吃、大瓶的药水可以点滴，就不那么在乎自己体质和免疫力的下降。这些对外在力量的依赖一旦形成，自身的能力就不可避免地要下降，长此下去，自信心也将不复存在。最后，“两弹一星”的成功，源于万众瞩目和上下一心。如果大家都重视一件事，“一切为了 XXX ”，就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件事再难也可以搞成功。相反，如果不同人的关注点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处在不同环境下的关注点都不一样，就会造成意见的不统一，这时要做成一件事的动力会不足而阻力却会大大增加，也就很难搞成功。 **************************** 参考：【1】陈安：钱学森论证 “ 亩产万斤 ” 能够成为事件说明什么？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 418855; 个人分类: 科研|4320 次阅读|23 个评论

[转载]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去世: 热度 1 Fangjinqin 2011-2-28 22:05; 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去世来源: 汉网-长江日报 2011.02.28 朱光亚是中国核武器的主要缔造者之一，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曾留学美国，归国后隐姓埋名造核武器，晚年出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的身上，神秘与务实同时呈现… 　　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朱光亚，因病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功勋卓著　　参与历次原子弹氢弹试验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1994年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朱光亚1924年12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朱光亚1985年、1988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被称为 “我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党和国家的瑰宝”。在两弹的研制中，朱光亚被称为“科技众帅之帅”。　　曾在武汉读书7年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祖籍湖北汉阳。幼年时，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到汉口。1931年起，他先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夏，在侵华日军逼近大武汉之际，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迁到四川境内，先后在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就读。　　1941夏，朱光亚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　　1942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由于朱光亚的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他背着中央大学负责人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就读。 “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朱光亚派对了” 　　1945年夏，随着两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彻底结束。这时，正值朱光亚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成为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　　为了扩大军事实力和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蒋介石指示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国也要做原子弹。　　1946年初，朱光亚、李政道等5位青年人在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坐美国的军舰从上海出发赴美深造。同年夏，他们一行赴美后很快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这个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旧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先生回忆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蒋介石派的5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作为翻译参加板门店谈判　　1950年春，建国伊始，报国心切的朱光亚就从美国回到北京，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之中。　　1950年4月，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朱光亚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　　1952年春，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朱光亚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当了一名翻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1952年底，由于美方拖延谈判，他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　　 35岁任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1959年夏，苏联撕毁协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我国决定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同年秋，经钱三强先生提名推荐，朱光亚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他年仅35岁。　　朱光亚的同学李政道是这样认为的：他善于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善于在复杂的局面中抓住关键，善于综合大家的各种建议形成正确意见，善于引导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科学技术稳步、快速、创新发展，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在科学技术方面，朱光亚对这项研究负全面责任，他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1960年初，在朱光亚建议下，王淦昌、彭桓武以及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郭永怀等3位著名科学家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同时，他还报请中央批准，从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地区选调了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中级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　　一时间，核武器研究所人才济济，使核武器研制队伍得到充实和配套，从组织上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出将核爆试验分两步走　　1962年9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等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　　就在9月，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文件是阶段性总结分析报告，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后一指导性文件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进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我国的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　　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历次“两弹”试验　　还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在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精心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　　1965年初，原子能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合并，共同攻关氢弹。在朱光亚、彭桓武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认真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　　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方案。1965年9月底，在朱光亚支持下，于敏等人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J-501计算机，进行了大量计算和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于敏一行终于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探索到了氢弹原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百万吨级氢弹爆炸成功。随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如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及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挂帅进行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光亚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是说，美、英、苏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他们的核武器，而中国为建立自己的核力量将开始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却是不符合此条约规定的，因而是不允许的。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　　在抓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工作、继续完成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朱光亚又开辟了一条战线——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1969年9月23日，在朱光亚的挂帅领导下，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本报讯（记者李艳梅）朱光亚走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又陨落了一颗。细数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授勋时已有7人过世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时，7人已过世，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此后，又有6人过世，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　　目前仍健在的有10人：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江苏、浙江籍各6人，湖北2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　　除朱光亚外，彭桓武为湖北省麻城市人。他1915年生，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只有3人没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除钱骥、周光召、于敏3人，其余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　　钱骥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周光召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因杰出成就后被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于敏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而在留学经历中，元勋们有好几对校友。　　屠守锷和钱学森都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彭桓武和程开甲都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新民和朱光亚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钱学森和郭永怀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 (责任编辑：李岩) (责任编辑：李岩); 个人分类: 人物素描|3689 次阅读|2 个评论

悼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先生: 热度 3 等离子体科学 2011-2-28 14:40; “嫦娥”已奔月，戈壁渺核云。先生驾鹤去，元勋几人存？; 个人分类: 燕园夜话|6624 次阅读|7 个评论

到底谁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热度 5 pukin 2011-2-28 12:17; 2011年2月26日，又一位科学大师、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这两天在看有关朱光亚的一些新闻报道里，有人把朱光亚比作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我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但是以前在报道邓稼先的新闻里，更多的是把邓比作中国的“奥本海默”。不知道哪位大师是中国公认的“奥本海默”？; 个人分类: 博客新闻|11826 次阅读|10 个评论

[转载]“两弹一星”的正确含义: bjchc 2011-2-27 16:08; 中国在上个世纪流行一句话叫“两弹一星”精神，这句话里面的“两弹”和“一星”指的是什么？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链接《电视剧编剧没做“功课”》　　谈及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钱永刚婉转地说：“我不知道编剧仔细查过资料没有，反正他的历史功课不及格。” 　　钱永刚说，上世纪 50 年代末，党中央提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任务，当时的“两弹一星”，指的是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而电视剧中则想当然地将其说成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钱永刚认为“这是非常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据他介绍，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大型项目或下马或暂停，但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仍在进行，当时的口径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地对地导弹是重中之重”。　　随着导弹研制成功，接下来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特别是后来试爆了原子弹，毛泽东主席表态：“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钱永刚《钱学森之子谈父亲：为何一直当副职》羊城晚报; 278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两弹一星”23位功臣朱光亚也走了: 热度 1 xupeiyang 2011-2-27 13:06;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当时，7人已过世，分别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此后，又有6人过世，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　　目前仍健在的有10人：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27/c_121126012.htm 朱光亚对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开创性贡献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51.shtm 朱光亚，１９２４年１２月生于湖北宜昌，是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参与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为中国科学事业和工程技术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朱光亚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１９９６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１９９９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１９４６年赴美学习，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3/02/c_121141229_6.htm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51.shtm 更多阅读两院资深院士朱光亚逝世《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份来自父亲爱的礼物温家宝看望朱光亚等科学家强调尊重知识和人才《战略科学家朱光亚》出版温家宝看望朱光亚何泽慧钱学森王大珩胡亚美等科学家朱光亚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奖金百万温家宝看望朱光亚、何泽慧、钱学森和季羡林朱光亚：学习彭桓武先生培养创新型人才; 个人分类: 名人传记|4198 次阅读|1 个评论

朱光亚逝世，身前曾任《科技导报》主编: 热度 13 suqing1961 2011-2-26 20:30; 今天上午 10 时 30 分，“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朱光亚 1924 年 12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我 2003 年 11 月份到中国科协科技导报社之前，朱光亚曾兼任《科技导报》主编一职近 10 年（ 1994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我在科技导报社工作的近 7 年时间里，曾有两篇文章与我们刊物的这位杰出的主编有关。一是 2004 年 9 月《科技导报》卷首语栏目发表的朱光亚的文章“ 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这篇文章是我社编辑邱夜明博士约的稿。文章发表后，新华社记者周方做了评论报道（见附录 1 ）。另一篇补白短文是我写的。 2004 年 12 月 26 日，“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和命名仪式。会后，我写了篇消息“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 （附录 2 ），刊登在 2005 年第 1 期《科技导报》上。沉痛悼念朱光亚同志。附录 1 ：朱光亚呼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中国科技快速崛起新华网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周方）原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在近日出版的《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出，中国应当发挥 “ 后发优势 ” ，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　　朱光亚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比较好的科技基础，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处于世界第一位，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与世界科技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只要把这些条件利用好，把积蓄的力量组织起来，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中国一定能够实现科学技术的快速崛起。　　朱光亚建议制订适合中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战略。他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及新型工业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有许多共性的做法：重视基础研究，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成果，敏锐把握高科技的发展方向。他强调，任何先进的东西只有与本土优秀的文化相结合才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这位 “ 两弹一星 ” 功勋科学家举例说，在研制 “ 两弹一星 ” 时，就建立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组织方法，所以取得了突破。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观念及思辨思维习惯。所以， “ 在我们的科技发展战略中，也要把中国特色研究透。 ” 　　朱光亚对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崛起过程颇有研究，他认为韩国、芬兰这些新兴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发挥 “ 后发优势 ” 方面做得比较好。　　他对所谓 “ 后发优势 ” 的解释是：一是在风险大的新兴领域，别人探了路，我们可以在发展前景逐渐清晰的条件下，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和较低的风险，迅速赶上进而超过；二是引进、吸收先进技术，通过改进创新，迅速后来居上。附录 2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 2004 年 12 月 26 日， “ 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暨‘朱光亚星’命名仪式 ” 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和命名仪式。会议由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举行，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主持。　　朱光亚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19 94 ～ 2003 年曾任我刊主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 “ 两弹 ” 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他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的技术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建立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事科技工作 50 多年来，他以一位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参加了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组织领导了历次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以技术决策、领导艺术、科学作风等为内涵的科技思想。会议高度评价朱光亚院士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卓越功勋，充分肯定他在 50 多年的科技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宝贵的科技思想，热情赞颂他对党、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10 388 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 “ 朱光亚星 ” 。会议宣读了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的决定。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向朱光亚颁发了 “ 朱光亚星 ” 命名证书，并赠送了 “ 朱光亚星 ” 图片。　　　　朱光亚遗像两届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朱光亚先后去世;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5684 次阅读|12 个评论

再说千人: 热度 1 Ecosinic 2011-2-23 09:12; 海归何故重千人两弹一星可为凭少年兴盛因科学三钱过后没精神唐骏西来夸伟业饶郎却唱慢飞行九州十处编神绩谁识乡间纳税人（少年：指少年中国学会）; 个人分类: 台海|157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热度 11 wangxh 2011-2-21 17:10;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这是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邓稼先临终遗愿，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是邓稼先们用命赶抢出来的。其实那时我们不仅仅搞出了“两弹一星”，还有人工合成的结晶牛胰岛素，还有南京长江大桥……只有在那个时代我们才能够依靠自力更生，为新中国创造“无中生有”的奇迹。不经历苦难，就不会产生高深的思想认识，也就做不出惊世骇俗之举。邓稼先们是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惨象的，也亲历了被专制的封建思想统治、奴役的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所以邓稼先学成回国后立志报效祖国，隐姓埋名 28 年、默默地为祖国的核事业贡献着青春、智慧和生命，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的确应该是现代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在做出了无论如何称赞都不为过的卓越贡献之后，得到的奖金竟然仅仅十块钱！临终的愿望只是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们在农家小院指挥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推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邓稼先们也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炸响了我们的原子弹和导弹，升起了中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这就是一种为祖国、为民族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值得我们后来人尊重与效仿的科学精神！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一位学贯中西的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之一就是力争将西医引进中国，在一个闭关锁国成为主流文化思想意识的国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何等的艰难。在生命的晚期， 1926 年 3 月 8 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施行切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一种为科学、为国家而不记个人得失的学者精神！ “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的话言犹在耳，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在别人后面呢？从鸦片战争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都在探求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出现了“实业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逐渐形成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仅仅反映了表面现象，实质是思想的落后，一种被奴役思想的惯性使然。直到 21 世纪的现在，我们意识形态的主流不仍然是“唯长官意志论”吗？虽然到处张贴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厂”等口号标语，实际上我们的“法”在哪里呢？还不是在长官的头脑里吗？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传授道理、思想，人类社会进步之思想，也许这是我们这个积弱的国家更需要的。教师不仅仅要教会学生具体科学知识、教会学生写科技论文，更使他们懂得为了什么去学习、去创造。另一方面，年青的学生也不都是仅仅为了获取功名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而学的，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很想为祖国、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但他们需要正确的引导与辅佐，需要领路人，这正是我们为教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鄙人在教学实践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也因此得到了学生们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言不假。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其利，必有其弊；而且往往利愈强，弊亦愈强矣，我们的文化亦然。看看随手拈来教育界的荒唐事吧：《徐林林：破格提拔 24 岁女副院长》，《视频：小学教师胁迫数女生轮换陪睡》。是故，为了“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力争在国防、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我们必须更要注重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追赶与加强，这只有靠教育！; 个人分类: 科研|7630 次阅读|1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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