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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热度 4 meixianghao 2011-8-11 08:44; “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本报见习记者吴昊 “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创新，是发现新需求，提出新问题，然后去满足它，解决它。——韩健（美国HudsonAlpha研究院研究员，分子鉴别诊断平台技术开发创业者）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中祥（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两弹一星”工程亲历者）浮躁、夸张、自吹的创新，肯定不是真实的创新，而是对创新的污染。只有真实的创新才是我们最期望的。——邹谋炎（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 7月31日，韩健在科学网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因文中观点悖于传统认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两弹一星”研究亲历者吴中祥提出反对，以一篇《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回应。之后短短数日，十几篇持各自观点的文章相继出炉。数百位科学网博友跟帖发表见解，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加入争鸣。何谓“创新”的话题就此被推上了前台。针锋相对查阅韩健近年发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与讨论、倡导“创新”有关。有着几十年的科研、创业经历，他认为自己对创新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实践。 “一提起创新，国内一些人就举‘两弹一星’的案例，可是我不觉得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韩健对《科学时报》记者说。韩健认为，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并且这个榜样是可实现的，因此“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对于仿制者，要解决的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事实上，在“两弹一星”成功之前，很多相关研究者均在欧美有过相关工作背景。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均出自法国小居里夫人实验室，并在那里获得很多核物理领域的重大发现；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均从美国归来，在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王淦昌的导师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 在韩文仅仅发出一天后，反对的声音接踵而至——首先来自亲自参加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老科学家吴中祥。已经80岁高龄的吴老在博文中称，“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吴老认为，当时美苏对新中国实施“核讹诈”，赫鲁晓夫叫嚣“中国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新中国原子弹所有关键技术，基本上都是自主解决的，氢弹更甚。这绝对应该是自主创新，是创新毫无疑问。其实，毫无疑问的还包括“两弹一星”对于中华民族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两弹一星”是在极度困难的信息封锁下，靠中国人自主技术攻关而成…… 事实上，韩健对“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并无质疑，不过他依旧在博文中呼吁： “不把‘两弹一星’当做伟大的创新成果来宣传，也是倡导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整天喊鼓励创新，可实际上却在鼓励仿制。……要让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习惯。” 而吴中祥则另有侧重。他告诫读者，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诽谤我们的自主创新为模仿、抄袭，来实现压制我们的目的。因此，要认真执行“自主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独立自主、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望文生义” 争论第二阶段，多位科教界人士开始在“创新”二字上做起文章。一些学者持以下观点：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韩健眼中的创新，就是明显的“原始性创新”。从他的创新创业经验来看，识别创新的标准，看其是否“率先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不是“独立自主地，解答了一个他人提出的问题”。而吴中祥认为，在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必定有核心的自主创新过程和成果；虽有榜样，绝不是完全模仿，是创新。或可将其归入“再创新”一列。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宁博士将科学家眼里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从概念上区分开来。他由是推导，即使是科学家讨论的“两弹一星”创新问题，也因定义不同，失去了“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创新’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李宁在博文中总结道。提出“创新”一词被滥用的，还有中科院电子所退休研究员邹谋炎。 “国语中本来不乏更贴切和实在的词，例如修改、改进、改良、新尝试、新举措、提高、增强、更新、进展、进步、革新等等，现在统统提升为‘创新’。”邹谋炎说。既然有如此形形色色的创新，那何种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如何简化和纯洁所谓的创新？什么才是目前中国最值得提倡的创新？现实大于历史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老在三○一医院对我国的创新人才、创新思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现实情况是，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一位联想公司内部人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美国苹果公司开发出iPhone，我们马上有乐Phone跟进；iPad风靡，我们有乐Pad应对。事实上，中国的“Phone、Pad”，肯定有不同于苹果产品的自主技术，这是否是“自主创新”呢？在整体理念，也就是“发现问题”的环节上，这些产品可能跟风模仿的痕迹更重。 “大家都是跟着‘热点’走，而很少考虑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去争做世界第一。”一位学者如此诠释中国现状。中国创新之路何处去？生物学家曾杰建议，“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以创新精神和奋斗过程论英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一种创新的信仰和文化，是建立创新型模式的关键”。晚年的钱学森在上述系统谈话中，更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两弹一星”的功绩，自有历史评判。本质上，学者们的争论，是指向科教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就是希望为中国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之路”。锁定在这样一个目标上，更多的争论，恰恰意味着对创新有更深的理解。《科学时报》 (2011-08-11 A1 要闻);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4395 次阅读|4 个评论

与韩健博友讨论：创新是否就是争第一？: 热度 16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1-8-7 21:51; 与韩健博友讨论：创新是否就是争第一？韩健博友又发新 “创新是否就是争第一？”，再借助两弹一星讨论创新定义的问题。虽然题目是问话，而结论却是明确地认为：“ 创新，就是要争第一。 ”言下之意，当然，还是认定：我国的两弹一星不是创新啊！因此，还得就韩健博友新的论点作如下的讨论： 1 ．“ 争第一”怎能作为一切创新的定义呢？韩健博友的新，主要就是用径赛运动类比创新，认为：“得了第一名的当之无愧，问题是地二第三名是否还是创新？”，并针对他所谓“现在争论的（如何定义创新）问题”，而肯定地认为：“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起跑，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当然是创新。并列第一的也应该是创新。那么，第二第三呢？”。但是，这样的第一名，怎么就是创新呢？这创了什么“新”呢？有的运动员虽然跑了个第一名，但其成绩尚不及甚至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啊！怎么能是创新呢？而且，即使是创造了新记录，可算是一种创新，又怎能用这种赛跑的争第一，作为一切创新的定义呢？ 2 ．关键在于：怎样才是创新？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已具体指出：一切的创新无不都是，要根据当前发展情势和需要，和已有的认识、条件和存在的问题，抛弃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的旧有认识，才能有建造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的新认识、新创造。只要得出了前所未知的，当然是世人所公开未知的，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特性和客观规律，而能满足当前发展情势和需要的，新认识、新创造，就是，当然也应该是，创新啊！只要如此创新了，怎么还能，还要，分得出个第一、第二、第几呢？而且，只要存在相应的认识、条件和问题，并且掌握了解决有关键问题的客观规律和实际手段，就给创新提供了需求、动力和设想；就必然能够创新。今天不行；或许明天就能行，此人不行；也许别人就能行。难道能有任何理由，能用第一、第二、第几，来否定这样的创新定义吗？ 3 ．关键在于：为什么需要创新？这就是所谓“对创新的需求”！就说各种运动项目吧，为什么要创造新记录？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类要健全体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给出极限示范榜样。而吉斯尼的有些记录，例如：多少时间内吞食多少个汉堡包，等等的新新记录，就并非我们所讨论的创新吧？！回到你所说的，两弹一星的创新讨论上来，当年，美、苏，为什么都先、后要创新那个东西呢？很清楚：就是为了获得军事优势，和争夺世界霸权。而也正是为了这种需求，它们已经有了之后，就都高度保密，并极力阻止别人得到，以保持它们的军事优势和霸权。也正因如此，就凭借那个傢伙，大搞核威胁、核讹诈。而我国要创新获得两弹一星，就是要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制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所以我国在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时，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我国创新研制两弹一星，还在于全面带动我国的高科技水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4 ．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不是创新？韩健博友的新，也并不否定：“ 没有样板，就不能称为仿制，也就是创新了”。但是，仍然怀疑：苏联和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是否并没有 ‘ 样板 ’ ，并是否不知道美国的原子弹到底是如何做出的。其实，一般常识，就应能判定：美、苏当年对我国大搞核威胁、核讹诈，赫鲁晓夫狂叫，我国“ 20 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竟会让我们知道；“原子弹到底是如何做出的”吗？至少对于两弹 , 我可确切地告诉大家 , 苏联确实曾经承诺要帮助我们的 , 但是 , 行动上却是 , 关键的部分 , 始终长久无行动 ! 不得已 , 派来个保密专家 , 却是，一会儿要求加高围墙 , 一会儿要求修个保密仓库 , 不断的折腾你 , 就是不来真东西 ! 甚至问他有关的任何技术问题 , 都一概不答 , 而被我们称为 : 哑巴和尚不念经 ! 直到撕毁协议 , 彻退专家 , 始终如此 ! 当然 , 对一些辅助性的工厂 , 也派了些专家 , 其中有些专家也确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在一部电影里，苏联专家被要求带回或销毁资料撤回其国内时，一位苏联专家先是用眼睛盯着中国的一位科学家看，然后当着中国的这位科学家的面将制造原子弹的一份图纸投到炉子中就迅速地转身出门了，而让中国的科学家在苏联科学家出门后能迅速地从炉子里将图纸取出，灭掉图纸上的火星的事，就是如此一例 ! 但是 , 所有关键技术 , 除了一次有个专家给少数领导作过一个原子弹的科普报告 , 有人作了记录 , 还画了个图。那就是唯一的一份技术资料 , 而且，后经自主创新的多次计算结果 , 还发现并证明 , 其中的关键数据还有显著错误，实际上 , 我们的原子弹所有的关键技术 , 也都是自主创新解决的 ! 至于氢弹和进一步的其它工作就更是完全自主创新解决的 ! 5 ．我国为什么科技落后？韩健博友的新，说：“ 最先发现问题的人常常就是最先起跑的运动员，也常常是第一个到达终点获得第一的运动员。”，这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弄清楚：我国为什么科技落后？其实，我对此的观点，韩健博友在他的新中已经引用，即： “ 我国解放前，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3 座大山百多年的压迫下，生产、科技严重落后，正是成为别国欺压我国的条件。 ”、 “现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依据其已有的优势，采用贬低、诽谤等等手段，把我们突破他们的封锁、禁运、禁售、保密，自主创新，得到和发展的创新成果，极力贬低、诽谤为是抄袭、模仿它们的，否定我们的自主创新，妄图继续控制、压制、我国的发展、进步。” 。但是韩健博友，却似乎并不以为然，而不无讽刺地在引用之前却要说：“ 吴先生一定是个优秀党员 ”！韩健博友进而表明：“ 我出国二十多年了，政治觉悟一定没有你高 ” 。而再次强调： “ 我觉得人家跑在前面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不是起跑早，就是跑得快。如果我们还想参与竞技的话，最好还是分析以下别人为什么起跑早？为什么跑得快？这样才比较容易找到取胜的方法。 ” 我的如上那些观点，难道不是客观的实际情况吗？难道不是我国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吗？难道只有优秀党员才会这样看吗？你出国二十多年了，政治觉悟为什么就一定不高？留学生、华侨、华人，比你呆的时间多得多的，多的是吧？他们正是在国外的亲身体会，而很深刻的认识这些的啊！有位华人美国学者的，被各国友人、华侨、华人广为传诵的誉为“应 3 读”的诗，不就更具体、更深刻地，表达了这种认识吗？而且，即使你不以为然，就也欢迎你提出不同的具体看法来讨论嘛！你究竟对你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作何看法呢？你认为：我国为什么科技落后呢？ 6 ．我国究竟该怎么办？我已具体谈到：党和政府正是针对我国的发展态势，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更明确的提出了“自主科技创新 ”是非常重要的国策。温家宝总理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最早号召，且多次强调，党和政府关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国策。突出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要从体制改革、基础建设、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环境，大力提高我国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这里特别强度了要原始、集成的创新。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也并不排斥学习、引进国外任何的先进事物，特别是我们仍然落后的科学技术。但是，对于“引进”，除了要求“消化吸收”外，还特别强调了“再创新的能力”。特别要认识到一切重要的关键技术都不是能“引进”来的，因而必须要强调 “自主”地创新！我们，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决不能放弃应有的职责，或听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贬低、诽谤，或枉自菲薄、不求进取，而都应认真学习、正确认识、深刻领会，党和政府关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国策，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更好的自主创新成果使我国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韩健博友，部分引用我的这段看法，而不无讽刺地认为是在“ 教导 ”他们。那么，你认为：究竟该怎么办呢？; 个人分类: 其它|5813 次阅读|22 个评论

追问技术的选择方向: kejidaobao 2011-8-4 16:20; 文/杨书卷如果社会有强烈的需求，技术的发展常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7月21日，中国终于在第四代核电技术上实现突破：首个实验快堆（CEFR）成功实现并网发电。在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8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相较于中国在国防“两弹一星”上取得的辉煌，中国民用核能的研究在世界上的名次并不靠前，此次能在更安全环保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上努力追赶并最终占据一席之地，的确令人欣慰。在外表上，中国的实验快堆就很惹眼：厂房近60米高的穹顶由4个半圆组成，与传统的半球形穹顶核反应堆厂房迥然不同，而在实质上这种升级换代更加明显：由于采用“快中子技术”代替之前的“热中子技术”，铀资源的利用率从第三代核电的1%提高到了令人惊异的60%，并且可以吸收、嬗变长寿命的放射性废物，实现放射性废物的最小化，资源的有效利用性和环保的改善性不言而喻。其实核快堆技术并不新鲜。早在1965年，美国已经建立多个实验快堆，中国的研究在彼时也已起步，但后来由于资金投入、技术选择等种种原因，发展速度较为迟缓。而现在，当面对核电发展“经济性更好、安全性更高、核废物最少、防止核扩散能力更强”等诸多的迫切要求时，“改朝换代”的核电研究开始突然加速前行（7月21日《新世纪》周刊）。当然，技术的选择永远是颇费周折。虽然目前国际上推荐的第四代核电站的6种反应堆堆型中，有3种是快堆，显示出第四代核电的技术路线图已较为明朗，但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常常不可预期，比如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在更环保的“钍核电”的研究中暗暗较劲，究竟那一种核电技术能突破重围，笑到最后实现大规模的商用化，必须还要等待市场的最终检验。现今，整个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已强烈“放射”于各个层面，新型燃料的技术开发也是如火如荼。一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近日就宣布，他们找到了可提高海藻的氢气产量的方法，这或将使未来氢能大规模、低成本获取的想法成为现实，研究报告发表在7月19日的《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研究者之一的Iftach Yacoby解释说，实际上许多藻类、细菌都有通过吸收光能分解水分子来释放氢气的能力，不过这只是它们光合作用的副产品，产量极少。但如果向海藻生存的环境中加入一种酶，便可抑制海藻的产糖量，从而使得氢气的产量得到提升。经过研究，他们发现加入指定酶后，海藻所产生的氢气总量增加了4倍。该研究项目的领导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曙光对此项技术的应用价值有着实际的体会：“你必须懂得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实用价值，从而将氢燃料生产发展到商业规模，现在只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研究小组还将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如何提高氢气的产率。”（7月20日科学网）而有时候，技术不需要多么宏大，“灵感一闪”的小技术也能造福人类，例如苏格兰格拉斯哥罗斯霍尔医院的Gordon Mackay发明的一项新外科治疗骨折的技术。近日，中国篮球巨星姚明潸然泪下，宣布退役，据分析，是因为姚明“无法跨越左脚骨裂那头发丝般的一条缝”——姚明骨裂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左脚肌肉粘连，骨骼无法快速吸收到足够的营养——这通常是四肢骨折或受伤都使用石膏固定而带来的负作用。 Mackay的新外科手术正是要去除笨重、负作用又大的石膏，替代的方法是内窥镜手术将一段带子置入体内，就像一个箍子将受伤组织固定。这个带箍不影响组织移动，同时又在受伤韧带痊愈期间为它提供支持。这意味着病人四肢不必固定不动，而且康复时间也快得多。对运动员来说，可以马上开始恢复技能训练，而不必停止活动好几个星期。联想到姚明因足伤难愈亮起红灯，令人唏嘘地提前结束职业生涯，Mackay的新疗法对于运动员尤其有意义（7月19日《参考消息》）。某种条件下，“好技术”并不和“高技术”完全吻合，看似不起眼的技术也许价值更大。美国《时代》周刊网站7月13日报道，著名的高科技代表者Bill Gates正在“转战”厕所。这完全是个造福人类的好主意。全世界有11亿人没有任何厕所或粪便清除设施可用，这污染了饮用水,并且可能引发传播很快的痢疾。但考虑到世界有限的水资源,为他们提供西式厕所是不可能的，该项目的目标是找到针对贫穷城镇地区卫生问题的“创新性解决办法”。德国将和盖茨基金会联合开展这一项目，在今后五年中，计划为80万肯尼亚人提供卫生设施，确保20万人拥有清洁饮用水。基础的科学研究，往往受好奇心的驱使，开始并不会考虑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用”，但技术却不同，它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价格低廉、经济实用、安全可靠等等，有着强烈的导向性。并且在某些时代条件的约束下，更“高”的技术并不代表更“好”的技术。就在本月，美国结束了为期30年的航天飞机时代。许多科学家认为，美国“航天飞机”的项目选择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其设计一味追求技术先进，使得耗费极大，实用性差，安全缺乏，还造成人员伤亡的惨剧。现在，美国在加紧研究新一代的航天器中理性回归，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正处于发展快车道上的中国深思。■; 个人分类: 科技风云|26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再谈“两弹一星”是否是创新的问题: 热度 11 SNPs 2011-8-4 07:20; ［吴先生］博客批评我的论点，说“ 这些观点和结论，都是逻辑混乱的错误看法。” 首先，我感谢吴先生的评论和讨论，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健康的，文明的。吴先生认为我的主要错误在于认定“创新是‘凭空想象’”和“有榜样就不是创新”。的确，“凭空想象”的说法不够妥当。我也不否认即使有榜样，也存在在细节上，甚至大方向上的创新。这些我在随后的一篇博文里面都试图澄清了。我两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并不在这里。我的主要论点是：衡量是否是创新的标准不应该仅看结果，更应该看过程。如果仅看结果，那对“新”的定义就永远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在一个国家最先，一个省最先，一个市最先，一个班最先，一个人最先，等等，这条线到底画在哪里才准确？谁说了算？创新是一个从发现需求和问题开始，以成果结尾的过程。只有最先发现需求，认清问题，解决了问题并满足了需求的人或团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先提问，最后没有解决问题，没有产品或成果，也不是创新；别人提问，解决了问题，我们“琢磨”出来了问题，也不是创新。不能三个饼下肚，把“饱”的功劳都归与第三个饼。不去提倡创新的全过程，单纯看成果的重要性就永远享受不到真正的创新成果。没错，仿制，学习，积累都是必要的过程。也不能总把我们国家的科技落后说成是“三座大山”的压迫的结果，七十年代可以那样说，现在还继续落后下去还用这个理由？如果想摆脱永远仿制他人的命运，真正做到自主创新，就需要掌握创新的全过程，从提问开始，从发现需求开始。 “别人有，不跟我们讲是怎么做的，还极力封锁，阻挠我们有。最后我们独立自主地搞出来了，怎么就不是创新？”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别人的“有”不是“两弹一星”，假设说的是一个小孩的玩具，你还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创新吗？ Again, 我的意思不是说两弹一星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我们在这个问题面前才会把衡量创新的标准“放松”了。如果抛开两弹一星，把感情色彩去掉，“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们自主搞出来了”能算创新吗？有人可能会说：“按照你的逻辑，只要是发现需求，认清问题，解决问题并满足了需求就是创新。那‘中国还没有原子弹’难道不是需求吗？”是，这是一个需求，也代表了潜在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可是代表真正创新的需求就不应该用“中国”这两个字来修饰地域上的差别。原始创新，就是前人没有的。许多网友在辩论的时候都强调“中国没有的，仿制有理，山寨没错”。这，不是我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我们这里更关心的问题是“到底如何定义创新”。“填补国内空白”的确非常非常重要，我也绝对没有反对和轻视的意识。不过，我想我们整天强调的创新，应该是原始创新。之所以强调“ 率先提出问题 ”这个关键的创新环节，不是因为它难，而是因为它被我们忽视了。解决问题需要大量前人的知识，这，是中国人的强项；而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恰恰是我们“考试文化”训练出的学生们所欠缺的。我们从小就被考，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老师出题，我们解答”的过程。题目，永远是现成的，而答案则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把提问的能力突出出来，让学生多问好问题，巧问题，创新才会有希望。这些有关衡量创新标准的讨论很有必要，因为如果我们对创新不能客观，正确地去定义，那么奖励创新，提倡创新就是空话。所以，再次感谢吴先生，和 Liuli博友等的健康讨论。; 个人分类: 生物技术创新创业|6375 次阅读|13 个评论

科学家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 热度 28 nli2233 2011-8-2 07:10; 名博韩健指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根据我的理解，韩健的观点是，只有自己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创新，而不论“两弹一星”还是中国提倡的“自主创新”，都是解决了或者旨在解决别人（特别是别的国家）已经解决了的科学和技术难题。此论一出，因为与传统观念相悖，真如石破天惊一般，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不少跟进的评述文章，赞同者，商榷者，皆尔有之。韩健博主怕大家误会，旋即又就这个话题写了第二篇博文，主要是表明，说“两弹一星”不是创新，不等于说它不重要，也不是要否认中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但不是创新就不是创新，因为创新要满足的条件是：根据需求提出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两弹一星”最原始的需求和问题的提出，都是在国外产生的，因此，国内搞的“两弹一星”，尽管在研制过程中也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但是，它不符合成为创新的条件。韩健先生的观点，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博文发表后叫好声不断得到证明。我这里姑且称之为科学家的观点。之所以特别要强调这是科学家的观点，是因为对于创新的理解，还有一派比较成熟的理论，来自于经济学家。这一派经济学理论肇始于一个名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的人。其创立的创新理论，影响巨大，是目前甚为流行的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基础。在经济学家看来，创新是个经济学词汇，而不是个技术学词汇。英文的创新，是innovation。根据熊比特的定义，创新指的是企业家所做的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包括一种新产品、一种新工艺、打开一个新市场、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源、实施一个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在经济学家看来，韩健先生所描述的“创新”，其实是技术发明（invention）和科学发现（discovery），而不是创新（innovation）。换句话说，只有一项发明（invention）被成功商业化了，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美国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中，90%以上都因为种种原因不会在商业上取的应用，那么那些专利所代表的，基本上是技术发明，而不是技术创新。另外，就算没有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家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源和改变组织形式，也能实现创新。创新有多重要？尽管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仍然没有研究清楚，但已有的一些比较公认的结论，足以说明其重大意义。比如，索洛（Robert Solow）的工作，证明了美国经济的成长，80%是由创新带来的，只有20%是由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获得的。尽管后来由于其它经济学家的努力，对上述80%的部分进行了掰开揉碎的分析，让这个比例缩水了一些，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则是公认的。再比如，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指出，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可以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来加以克服。必须指出的是，上面说到创新的重大意义，其含义，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举例说明：汽车发明在德国，但汽车行业最重大的创新，一个是上个世纪初福特引进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另一个是后来日本丰田搞的精良生产（lean production）系统。尽管在韩健先生看来，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汽车技术上算不上“创新”，但他们在经济上是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创新。同样的，电视机、录像机、摄像机统统是在美国诞生的，美国人是韩健先生定义的创新者，但是领用这些技术在全世界发了大财的，是日本人，在经济学家看来，日本人通过改进技术工艺所获得的经济上的回报，让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成为了有更大意义的创新。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如果不能够在经济上取的成功的话，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没法体现出来，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不是创新，哪怕你的发明在科学上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没有用。同样，一个在科学上没有多大意义的新方法新组织形式，只要通过应用在商业上取的了成功，就是不折不扣的创新。我在以前的博文里多次强调过，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科研院所。我这里所说的创新，就是经济学家的创新，而不是科学家的创新。我提议，既然Innovation在西方文献里，是有特定的含义的，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也应该遵循其特定含义来进行。当然，科学家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这个提议。他们可以坚持认为，顾名思义，“创新”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现和发明以前没有过的东西，要“创”，还要“新”。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因为隔行如隔山，大家大可以根据各自的理解对“术语”给予不同的诠释。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当科学家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创新”的时候，就不应该拿经济学家关于创新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自己关于“创新”重要性的主张，因为双方理解的“创新”是不一致的。基于同样的理由，韩健先生关于国家支持“自主创新”其实是扼杀“创新”的观点，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绝对值得商榷的。由于各自的定义不同，对于“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是不是真的“创新”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双方可以接受的yes or no的答案。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创新”，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导向，是要把重点放到科学家心里的创新上，还是经济学家眼里的创新上？我个人认为，答案无疑是后者。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这是学界的悲哀。; 个人分类: 创新政策|10237 次阅读|48 个评论

不同意：“两弹一星”不是创新: 热度 21 liuli66 2011-7-31 21:22; 读韩健先生的文章，常常是有收获的。韩先生等人是创业家，企业家，对创新有切身的、独到的理解。比如什么是创新？很多学者说不清楚，有个企业家用大白话说得很清楚：创新就是把新技术变成钱，再把钱变成新技术。这次，韩先生的文章 “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对本人也很启发。现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同意韩老师说的：“两弹一星”不是创新。在创新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从创新发生的国别和环境看，某一新技术等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的某个国家，是创新。该创新后来扩散到其他国家，可称为模仿或模仿创新。本人的一个朋友提出，前者可以称为为世界层次上（ new-to-the world ）的创新［即破天荒的创新,开天辟地的创新］，后者为国家层次上（ new-to-the-country ）的创新。所以，在上述意义上，“两弹一星”是创新，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创新。 ———————— 参见法格博格等， 2009 Hu, M C, J.A. Mathews. 2005 ———————————— 20110801 21：35补充重要链接： “两弹一星”亲历者吴老撰写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6do =blogid=470778 “两弹一星”到底是否算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0052do=blogid=470842 科学家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485do=blogid=470876; 2383 次阅读|4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研发航空发动机的弱点：缺少大师级人物（转）: colbertli 2011-7-30 20:37;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较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哪里。　　著名航空动力专家刘大响院士曾撰文认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较世界先进水平主要存在五点较大差距：1 .基础研究薄弱，技术储备不足，试验设施不健全；2.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研制经费严重不足；3.对发动机的技术复杂性和研制规律认识不足；4.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摊子过大、力量过散、低水平重复；5.管理模式相对落后，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稳定、权威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差距外，还存在以下问题： 1.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中，缺少像钱学森院士那样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回顾“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大师级领军人物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2.虽然我国航空工业长期受俄罗斯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很好地领会他们的设计理念。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研究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利用系统的观念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将苏联各个生产或研发部门提供的性能并不算高的部件和材料，集成出主要性能突出、综合技术水平较高的航空发动机；3.我国历来重学术而轻技术，加上我国当前教育体制、模式的限制，使得航空发动机行业严重缺乏对机械产品悟性深刻的设计师和技术工人。航空发动机行业的一位厂长曾对笔者说：他发现一个儿童时代很少玩玩具的人很难成长为“心灵手巧”的技术工人。转载自：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376952-1-1.html?retcode=0; 19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逝世: dongzg101 2011-7-21 21:57; 中国“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逝世 2011年07月21日 17:30 来源：中国新闻网字号: T | T 6680 人参与 453 条评论打印转发资料图：王大珩院士。中新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孙自法)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名光学家，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先生，因病于21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王大珩生于1915年2月，祖籍江苏吴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庚款”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41-1942年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1942-1948年在英国昌司玻璃公司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1949-1951年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到中科院工作，1952-1983年在长春从事光学仪器与工程研究，1983年调至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王大珩先生在光学与光学工程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他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为发展中国的尖端武器做出杰出贡献。王老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等。王大珩先生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并联合其他科学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提出多项重大建议，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这些建议为国家科技决策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王大珩先生历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三、七届委员。中国工程院新闻办公室称，该院正计划为王大珩先生出版传记。(完); 1195 次阅读|0 个评论

顶天立地的开拓者——赞《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热度 4 sqdai 2011-6-28 08:13; 最近，电视台正在热播纪实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它为我们描述了“两弹一星”的诞生过程，特别是凸现了“两弹一星”的群英谱。我认为，作为新一代学人，此剧非常值得一看。前些日子已有博友提及这一点，今天在此予以热诚推介。从科技工作者的视角，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从中学习什么？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点： —— 我们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 62 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来了，却仍面临风云变幻的艰难局势，百废待兴。尤其在 1950 年代末期，国外敌对势力封锁、压制，国内面临严重自然灾害，而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国家领导人一声号令，一群科技精英挺身而出，迅速聚集，挑起了研制核武器的大梁。他们一身铮铮铁骨，战胜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两弹一星研制的节节胜利，中华民族为之扬眉吐气！我们做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 —— 我们要做冲锋陷阵的开拓者。有些青年朋友以为，研制两弹一星只是在重复别人已做过的工作。看了这一电视剧，我们就能明白，世界列强一直在技术上严密封锁，当时国内一穷二白，家底极薄。要把书本上的基本原理变成现实，谈何容易！我们的前辈隐姓埋名，无私无畏，在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硬是在万里荒漠上建起了试验基地，硬是冲破了重重难关，用鲜血和汗水，换来了阵阵凯歌！我们要学习前辈，以大无畏的精神冲锋陷阵，做顶天立地的开拓者！ —— 我们要做求真务实的行动者。电视里出现了以邓稼先为首的“娃娃兵”，这群斗志昂扬的年青人，立誓献身于国防事业，把个人名利抛在脑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倾情奉献。这一群学人，是我们新生代学人的榜样。我们要像他们那样，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舍生忘死地战斗！与此同时，他们在老科学家带领下，潜心钻研学问，一丝不苟，一步一个脚印地攻克技术难关。我们要像这些年青的开拓者那样，做求真务实的行动者。这部电视剧大气磅礴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很好的可看性，其中所描述的不少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生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聂荣臻的大帅风度、钱学森的无私无畏和邓稼先的献身精神。请朋友们细细观看，一定会在心灵上受到震撼。我日后会陆续写出“走近两弹一星元勋”系列博文，与朋友们一起思考、分析、学习。在迎接建党 90 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我们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接过前辈科学工作者传递下来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写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晨; 个人分类: 寄语学子|4497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6）: lxj6309 2011-6-8 10:06; 　　有弹也有枪　　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极力贬低这件事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当天的声明中称，中国的核试验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和西方国家会“认识到这种爆炸的有限意义”。还有的西方媒体嘲笑中国，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是有弹无枪。　　一颗安装在塔台上的原子弹，怎么去攻击敌人？其实，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国就把两弹结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回，刚刚领衔成功发射东方—2号导弹的钱学森，成为“两弹结合”的总负责。1964年10月10日，在国防科工委的大楼里，钱学森向聂荣臻报告了“两弹结合”的初步方案。会后，聂荣臻握着钱学森的手说：“看来你又要忙一阵了！” 　　科学家们把将原子弹装在导弹上比作一个“哆嗦汉”的丈夫“娶”了个“娇滴滴”的小姐。因为导弹起飞前要有起竖、粗瞄、垂直测试、火工品安装、燃料加注、精瞄等一连串的哆嗦事。而原子弹却是个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的“娇小姐”。导弹、原子弹分属不同领域，此前两个系统分别研制，互不了解。如今“两弹”联姻还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听到这个比喻，张爱萍哈哈大笑说：“我就要当‘哆嗦汉’和‘娇小姐’的介绍人，硬要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我要当他们的证婚人，给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美国人说中国是‘有弹无枪’，我们就要枪好弹好，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 　　钱学森深知两弹“联姻”的困难。美国从原子弹到两弹结合搞了13年，苏联搞了6年。他说，我们暂定3年“结婚”。　　两弹的科学家们又一次回到了茫茫的戈壁滩上。谁都没想到，仅仅两年，两次冷实验都成功了，下一步就要正式发射核导弹了。　　此前，美国和苏联的核导弹试验都是从自己的国土上往海里打，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中央决定在罗布泊进行试验。　　最让周恩来揪心的不是两弹结合能不能成功，而是试验场周围的群众能不能安全疏散。甘肃柳园是核导弹飞过的地方，那里有5万居民。周恩来反复询问，导弹会不会落到柳园？尽管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多次计算证实，导弹落到柳园的概率仅为十万分之六，可在发射前，周总理还是指示，一定要把这5万居民撤出来。　　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2A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离发射场894千米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高度爆炸。　　后来，周恩来说：“赫鲁晓夫说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结果我们只用了4年多一点时间嘛。后来外国人说我们虽然搞出原子弹来了，但是没有运输工具，嘲笑我们有弹无枪！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至少要10年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现在才多长时间，两年不到，我们就要搞一个给他们看看，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 　　此后，又是不到4年，中国再一次震惊了世界。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这颗重173公斤的人造卫星，用20兆赫的频率，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了寰宇。　　参考书目：《“596”秘史》、《钱三强传》、《钱学森传》　　感谢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及观澜版画原创基地提供作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6.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233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5）: lxj6309 2011-6-8 09:58; 　　铀—235有了　　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铀。　　1964年1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杰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通过非常复杂的抽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90%以上的铀—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钚—239就行了。” 　　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承书。　　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承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她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大的信任与挑战！　　“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王承书曾这样说。　　这份不易，不是三言五语能道尽的。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她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有一次，邓小平到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啰！”王承书笑着点头。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后，一个一个地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后再教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所用的方案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十个月后，当美国军情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时任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回忆：在向中央报告时，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原子弹代号叫邱(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 　　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　　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面向爆心。　　9、8、7、6、5、4、3、2、1……蘑菇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　　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异常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 　　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欢声雷动。　　1971年，杨振宁访华见到了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当时，美国盛传中国的原子弹是由在华的美国科学家寒春帮助造的。杨振宁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出于组织纪律，邓稼先没有对老朋友说明自己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元勋之一。他含蓄地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在杨振宁即将返回美国的饯行宴上，他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满眶，不得不中途离席，在洗手间里掩面大哭。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5.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167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4）: lxj6309 2011-6-8 09:56; 　　请科学家们吃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时，新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要研究世界上最尖端的科技，另一方面却要忍受最原始的饥饿的折磨。　　长时间吃不饱，九所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彭桓武脚肿得穿不了鞋，只好用两只手拎着鞋上班。　　有一次，邓稼先跟同事们又饿着肚子干到深夜。忽然有人拿出来几个火烧，大家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一向含蓄的邓稼先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忍了半天，挤出一句：“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直到第二天上午，大家仍对那几个火烧回味无穷。　　虽说吃不饱，但在北京的日子还算能凑合。身处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职工，日子就更难熬了。　　1960年12月，酒泉电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向北京发来告急电报。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粮食只够吃七天了！孤悬戈壁荒漠之中，即便是用卡车运，来回也要近百公里。更何况酒泉厂所在的甘肃省正是粮荒的重灾区，地方上哪儿有粮食接济他们呢！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零下25.5度，煤只够烧13天了！”一封封告急电报发到北京二机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搞原子弹。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找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酒泉厂拉来一列车土豆。　　包头的核元件厂同样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包头副市长把厂长张诚找去说，仓库里粮食也不多了，你们赶紧派人领走吧！不然真保证不了你们吃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知道核元件厂粮食困难，当即表态，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问题，当即拍板为核元件厂调来40头奶牛、500只羊和500口猪。　　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元帅当时正在住院，当他得知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两弹时，非常着急。为解燃眉之急，聂荣臻向各大军区求援。他从海军调来了鱼和海带，从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新疆军区调来了肉，从沈阳军区调来了黄豆和水果。　　来医院看望聂荣臻的陈毅听说了，风趣地说：“你这是搞‘募捐’啊！我举双手赞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都靠他们。” 　　1961年1月5日，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顺着红地毯走到了宴会大厅。许多人边走边打听，今天是什么活动呀？　　一会儿，周总理进来了，坐到钱学森和钱三强中间，幽默地对大家说：“吃肉补脑。你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吃肉！”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周恩来曾开玩笑说，一个钱学森，一个钱三强，看来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都离不开“钱”！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一语双关道出了当时人们最头疼的问题。　　原子弹刚上马时，主管经济的陈云找来二机部部长助理张献金问：“我找你们没旁的事情，就是要算账，一个是原子弹到底要用多少钱？一个是原子弹要用多少铀？你们以后要用多少钱？” 　　张献金一问三不知。中国从来没搞过原子弹，更不知道要搞多少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上原子弹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东西真费钱。　　中美对抗，中苏交恶，中印战争，粮食减产……就在原子弹研制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中国却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还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分歧。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上马下马的争论发展到白热化。主张下马的一方认为，原子弹和导弹投入太大，又没有苏联的帮助，技术上有很多难题，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搞两弹花钱太多，反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不能为了一头牛饿死一群羊。这种观点分析得合情合理，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主抓两弹的聂荣臻急得团团转。他深知，我们自行设计的中程导弹正在关键时刻，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也处在攻坚阶段。两弹一旦下马，就可能前功尽弃了。要想重新捡起来，绝非易事。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陈毅是两弹的坚定支持者。他坚决地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身为外交部长，他深知没有原子弹在国际上说话没分量。　　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拍板，先派人下去调查调查再说，政治局委员们都表示同意。这个重任落到了张爱萍将军身上。　　刚接到这项任务时，张爱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他说：“我哪懂什么原子弹？我只懂山药蛋！”陈毅说：“不懂就学哇！” 　　于是，张爱萍找来上过大学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陪他一起调研。张爱萍他们在各地调查了一个多月，发现虽然两弹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难题，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各项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回京后，张爱萍和刘西尧联名写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国有50多个单位、3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组织得好，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4.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15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3）: lxj6309 2011-6-8 09:54; 　　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据说，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苏联专家走了，原子弹还是要造！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了钱三强的首要任务。这时，他首先想到了王淦昌。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回国时，曾安慰中国人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王淦昌的确是中国物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在1930年，他就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欧洲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在大师云集的柏林大学，王淦昌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上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盛行，王淦昌选择了回国。　　1960年当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使王淦昌在苏联名声大噪。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淦昌成为中国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1961年3月，钱三强把刚刚回国的王淦昌约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开门见山地问王淦昌，愿不愿意领导研制原子弹。王淦昌沉吟了一下，坚定而深沉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本来给王淦昌三天考虑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九所报到来了。从此，王淦昌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老头。有人向王淦昌的老伴儿打听，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老伴儿幽默地说：“调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王淦昌的一个信箱。　　与王淦昌同时被请到九所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1938年留学英国，师从于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彭桓武的同门师兄。1947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回国执教，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量子力学的课程。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后来这些在中国原子物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虽然才高八斗，却不拘小节。他一直不知道，为了保举他研究原子弹，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了担保的。　　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力学方面的带头人却还没有人选。钱三强对力学领域的专家不太熟。他便去找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商量。钱学森一听，爽快地说：“我去！”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回国前，他曾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当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拍着桌子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在长岛软禁了他5年之久。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　　由钱学森担纲原子弹的力学研究当然求之不得，但钱三强知道，当时钱学森正一门心思扑在第一颗国产导弹——东风-2号上。　　1960年苏联的毁约也影响到了导弹的研制。当时苏联已经把导弹样品运到了中国，但一无参数，二无理论，一切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0年11月，短程弹道导弹“1059”成功发射。此时，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根本无法兼顾。于是，他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　　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资料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3.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136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2）: lxj6309 2011-6-8 09:51; 　　我们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研究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最清楚新中国对于原子弹的渴慕。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派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临走前，钱三强向党组织表示，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购买一些与原子能有关的仪器和书籍。当被问到需要多少钱时，钱三强说，大概20万美金。　　事后，钱三强颇为自己的书生气感到后悔，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哪儿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仪器呢？　　可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找到钱三强，递给他5万美金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在西柏坡批的。　　后来钱三强回忆：“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钱三强并不知道，当时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外汇总额只有30万美元。　　最终，钱三强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去成巴黎，没能给中国买到仪器，但后来约里奥—居里托人捎来话说：“告诉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央领导人们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11月，美国把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几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叫嚣，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措施来应付军事局势。1953年，一颗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被运上了冲绳岛。不久，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短短几年内，中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核阴影下。　　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探索。　　1955年1月15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带着一块刚刚从广西发现的铀矿石，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悉数到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把铀矿石放在桌子上，打开自制的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当仪器靠近铀矿石时，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在座的领导同志感到很新奇，纷纷上来试验。　　为了能讲清楚铀与原子弹的关系，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特意画了两张示意图。简而言之，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就是把两块包裹着中子反射体的半球形浓缩铀—235或钚—239，隔开一定距离，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铀球在百分之一秒内骤然结合，从而发生快速链式反应。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先决条件。现在中国找到铀矿了，先决条件已经有了！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记得，听完钱三强的介绍后，领导同志们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讨论到晚上七点多。最后，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毛泽东开了两桌饭招待大家。刘杰记得，平素很少喝酒的毛主席，那天为中国的核事业干了一杯。　　第二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说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苏联专家走了，负责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所只有一个中国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虽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但名气并不大。当初，钱三强选择邓稼先作为第一个进入原子弹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自有一番考虑。那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意思是说，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主要靠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的任务是学习。钱三强考虑，成名的科学家恐怕不太好跟苏联专家打交道，于是就相中了邓稼先。　　邓稼先早年跟杨振宁是同学，26岁就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他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每天背个布包步行上班，从不多说话。杨振宁曾回忆：“邓稼先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虽然钱三强说得隐晦，但邓稼先马上明白他指的是原子弹。“我能行吗？”对于突如其来的使命，邓稼先一时还没回过味来。不过，此时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对那个改变命运的一天，记忆犹新。平时，邓稼先晚饭时爱喝点酒，但那天却没有喝。那一夜，邓稼先辗转难眠。许鹿希忍不住问丈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呀？邓稼先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儿去？”他说，不能说。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说。　　“那怎么联系，你给我一个信箱号吧。” 　　还是不行。　　沉默了良久，邓稼先说：“这个工作如果干好了，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听了邓稼先的话，许鹿希急得哭了出来：“到底什么事，值得你下这样大的决心。” 　　面对妻子的追问，邓稼先始终没有回答。搞原子弹就意味着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随便跟人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邓稼先进入九所后，二机部又从各个高校挑选了28名大学生，人称二十八星宿。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物理学家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记得，刚进九所时他们管邓稼先叫邓先生，邓稼先说，叫老邓，叫老邓。　　当时，苏联专家还没来，邓稼先就带着大学生们自学原子弹理论知识。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对于原子弹，邓稼先并不比年轻人们多知道多少。他跟年轻人一起看书，一起讨论。谁看明白了谁就讲，讲不下去了就换别人，从来没有老师的架子。　　朱建士记得，盖原子弹教学模型库房时，邓稼先总是带头挑土。他没干过体力活，挑起土来摇摇晃晃。大学生们看他又白又胖，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熊。　　即便是在工地，邓稼先也不放过任何讨论问题的机会。好几次他把饭碗放在地上跟别人讨论，工地养的小鸡就跑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　　另一位当年的大学生竺家亨回忆，自从来了九所，老邓就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他住的北京医学院家属院每天10点半就关门了，他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传达室大爷，每天都钻铁丝网。　　邓稼先是九所人缘最好，最平易近人的领导。每当有同志闹情绪不想干时，老邓都拍着肩膀劝大家。后来，九所同志都说，就怕老邓拍肩膀，他一拍肩膀，你就不好意思不干了。　　可苏联专家一走，邓稼先也傻眼了。从“哑巴和尚”口中，他没套出任何有效信息，惟一掌握的关于制造原子弹原理的资料，就是钱三强那次记下的零零散散的笔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2.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158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1）: 热度 1 lxj6309 2011-6-8 09:47;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让新中国有能力抵御外来武力威胁，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60 年 7 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在最困难的时期，一批批杰出的科学家站出来，勇挑重担，用双手托起了中国人自己的“两弹一星”。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两年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成功。此后又不满四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着“东方红”飞向太空。　　苏联专家全撤了　　 1958 年年底，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代表索洛维也夫通知我二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苏方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不日就要抵达中苏边境满洲里了，请他赶快前去接收。　　对于这颗原子弹教学模型，中方期盼已久。一年前，中国与苏联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两国正当蜜月期，苏方慷慨地承诺将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还答应派专家帮中国设计试验靶场、进行技术培训。　　《协议》签署不久，苏制 P-2 型导弹倒是来了，可原子弹教学模型却迟迟不见踪影。苏联专家说，虽然只是个教学模型，不是真正的原子弹，但也非常敏感，中方一定要建一个保密级别高的库房。　　为了让原子弹教学模型不进城就直接送入库房，二机部选中了离西直门火车站不远的花园路盖库房。很快，库房建好了，苏联专家也审核通过了，可教学模型还是迟迟不来。苏联专家总说快了快了，一拖又是半年。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子弹教学模型终于就要到了，姜涛和同事兴冲冲地买好火车票打算前往满洲里。可就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索洛维也夫却对姜涛说，先别去啦！现在西伯利亚太冷，不能发货，暖和点再说吧。　　一等又是两三个月。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总算来信儿了。他说，莫斯科准备发货了，你们准备去接收吧！当姜涛他们即将启程时，苏方又变卦了。索洛维也夫说，没发检验证明，暂时不能发运。　　又过了两个月，索洛维也夫来电话说，模型已经到边境了，让二机部赶紧派人去接收。二机部的人觉得，这次总靠谱了吧！可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又来电话了：别接了，部长感冒了没人签字，这货还是不能发。　　一连三次都没接到原子弹教学模型，二机部的工作人员们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了。　　 1959 年 6 月下旬，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打算亲自去趟莫斯科协调此事。在他临行前，坏消息来了。 6 月 26 日，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向周恩来总理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正在跟美、英首脑进行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在这个当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不太合适，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做出的努力。　　其实，早在一年前，二机部的人就从苏联专家不冷不热的态度中读出了一些信息。　　 1958 年 7 月，在中方的反复要求下，苏方派来三名专家，就原子弹制造的一般原理给中方做报告。当时担任翻译的朱少华记得，听报告的除了已就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外，其他都是行政人员。　　朱少华回忆，当时天气非常热。三位苏联专家一边讲，一边擦汗。原子弹的原理极其复杂，让三个人在一天内讲完，几乎不可能。他们讲得非常快，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画图，然后又飞快地擦掉。朱少华又得翻译，又得做笔记，忙得晕头转向。苏联专家一个劲地提醒：不要记，不要记！等原子弹教学模型来了，自然会有专家来指导你们。钱三强他们不管，还是一个劲地埋头苦记。课后，苏联专家提出要收回笔记，在座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高兴了，他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 　　其实苏联专家讲得飞快，就连钱三强也没记下来多少。而且这次讲座多是原理，没有数据，参考意义不大。几个人把笔记凑了凑，钱三强看过说，跟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　　 1959 年初，这三名专家奉调回国，又来了个不说话的专家列捷涅夫。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这个“洋和尚”来了之后却一言不发。为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　　此时，中苏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苏方虽然还没有正式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但种种迹象表明，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为了尽可能地从“哑巴和尚”嘴里抠出有用的信息，二机部的科研人员轮番问他各种问题。“哑巴和尚”被问急了，便开了个书单让他们去研究。中方技术人员一看，书单中竟然还有关于养花的。列捷涅夫却振振有词地说，难道不应该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中研究原子弹吗？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决定撤走所有援华苏联专家。此时，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 30 个核工程项目，有 23 项没有完成， 9 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临走时，苏联人撂下话说：离开我们，你们 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身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倔强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htm; 个人分类: 科技普及|1422 次阅读|2 个评论

世纪清华，百年追求: kejidaobao 2011-5-12 11:13; 文/杨书卷百年风雨中，清华成就了自己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33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4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4人，从这里走出来的科学家，构建了共和国尖端科学应用与研发队伍的脊梁。清华大学日晷上刻着4个字“行胜于言”，这一来源于1920级的毕业纪念物，已成为清华精神中“重视实干”的体现，是清华大学百年来的校风坚持。而一大批活跃于学术、兴业、治国的精英，带有浓重科学色彩的“清华基因”，被称之为“清华毕业生不仅设计机械桥梁，更在设计整个中国”。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中最璀灿的“双子星座”之一，清华兴办于国耻赔款，成长为民族荣耀，与北大一起，亲历中国百年以来的屈辱、自省、变革与图强的历史，寄托着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西方大学文化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工程师的摇篮”，再到现代化的“中国红色精英摇篮”，清华的命运与“国运”紧紧连载在一起，无论是一百年前还是今天，清华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都无可替代。历史照进现实，清华百年回望，仍然记得我们远没有实现当初的期待和梦想。清华虽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在大多数国际排名中的名次一直徘徊在50位左右，相比于九百年牛津、四百年哈佛，清华的“世界一流大学”之梦还任重道远。而如何重新规划自身发展，从百年风物中探究清华的精神和未来，在不断自省中进步，寻找这所世纪学府在世界中的坐标，将是未来中国最关注的历史命题之一。与百年清华再启征程一样，在本月下旬，诸多的科技领域也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尤其是在解开“人”之奥秘的征途中。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Alice Parker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人造大脑领域获得一项重要进展，他们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纳米电路设计技术，用碳纳米管成功制造出了一个能模拟大脑突触功能的电路，可实现神经细胞的功能，为构建人工合成大脑奠定了基础。 “突触”是大脑神经元之间、神经元与身体之间的“通信接头”，是形成思维和感觉的关键部位，在人类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人脑不断制造新的神经元，建立新的联系并调整适应。利用电路复制这一过程将是一项浩大而非常艰巨的工程。 Parker从2006年开始“开发”人造大脑。她说：“我们想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能否构建一个电路，使其发挥神经元的作用？下一步就更为复杂。我们如何用这些电路构建一些结构来模仿拥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上有1万个神经键的大脑的机能？” 真正开发出人造大脑甚至只是大脑的某个功能区域还需要几十年时间，Parker已触摸到成功的边缘，而在实际应用中，从开发治疗脑外伤的纳米修复术到开发能够以全新方式保护司机的智能安全汽车，“人造大脑”技术均可大显身手（4月24日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近日，科学家在探究人的大脑方面的进展确实不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Bedny Marina及其同事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功能区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先天盲人的部分视觉皮层可以处理语言。这表明，大脑功能的分区（感觉区、记忆区、语言区、识字区和运动区等）并不十分严格，在某种情况下（如失明）它们也会不顾其基因决定，接管一些本不由其负责的功能（3月15日美国PNAS杂志）。加拿大蒙特利尔肯考迪亚大学的Mervin Blair实验发现，年纪大的人记忆力差并不是因为脑子不够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头脑运转灵活，处理手头工作时，不相干的记忆会不停地冒出来干扰他们。因此，记不住东西是因为记住了太多东西，需要对大脑进行大扫除，删除多余的记忆。Blair的结论是：“忘掉不重要的记忆，才能做好当前的事情。”（4月22日《环球时报》）看来，要解开最神秘而又最引人入胜的“大脑奥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寻。而美国艾伦脑科学研究所完成“第一张最全面的人类大脑基因图谱”,也许能成为研究人员手中的有效“武器”之一。绘制大脑图谱的过程极为复杂。在4年时间里,艾伦脑科学研究所探索了1亿多个数据点,确定了人脑中1000个不同的解剖点，指明了每个点上特定的基因表达和基本的生物化学特性。数据表明，两个人类大脑的基因图谱显示两者之间有94%的惊人相似性。大脑图谱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建立模型,并弄明白从我们大脑的哪个部分寻找遗传差异的不同表达，让人们临床了解人类大脑是如何工作的（4月12日美国《大众科学》网站）。德国海德堡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Peer Bork在解开“人体”奥秘中也有了有趣而重要的发现：人类有3种不同类型的肠道。因为人体肠道中微生物的组合并不是随机的。根据肠道中大量出现的细菌种类，所有数据可分成3类，每一种肠道类型都拥有独特的细菌平衡。这是第一次表明，人体消化道类型有明确的分类。 20世纪初，科学家发现人类存在4种不同血型，对医生给病人治病产生了重大影响。发现不同的“肠道类型”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带来医学上的应用，比如，医生或许可以利用肠道类型找到抗生素的替代物。不过，无论是肠道分类的科学性还是其医学应用，博克都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月20日英国Nature杂志）。■; 个人分类: 科技风云|2378 次阅读|0 个评论

现在的科学界还会再出现两弹一星那样的元勋吗？: 热度 3 lfxy 2011-5-5 21:33; 应该不会了，现在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普通学生，和整个社会一样金钱至上，浮躁不堪，邓稼先那样的视事业如生命的科学家不会再出现了。我们的一流大学真的成了出国培训基地、富翁、政府官员、外企白领的制造基地，而默默为航天等国防事业奉献的却是一些二流重点大学的普通毕业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真的到了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2386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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