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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椒之痛与甘阳之痛
热度 1 冯用军 2016-1-23 01:45
题记:同为青椒,感同身受。甘阳之流,绝非一人。青椒们的“痛”是发自内心的无助和对发展未来的不确定性,甘阳们的“痛”是来自身体的不舒适触觉和对既得利益可能失去的不安全感。 李思涯不是第一个反抗的青椒,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甘阳绝不是第一个被打的“学霸”,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博雅学院教师关于2016年1月7日事件的声明》上面的“签名”今天也许是“证明”,今后也许就是“罪证”,我不知道签名者是否“良心得到永安”? 兔子急了还咬人,一个香港科大的博士、中大的博士后,搞诗学和文学的“小鲜肉”,这次“以暴力求合作”,我想是忍无可忍不能再忍了,虽然但我们谴责暴力、倡导和平解决学术争端和职涯发展,但更反对学术垄断和学霸门阀——不知中国何日能迎来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 中山大学 博雅学院院长甘阳 【中大解聘殴打学者甘阳的青年教师李思涯】22日,中山大学发布《关于李思涯处理的通告》,将解除与李思涯签订的教师职务聘任合同。通告说,李思涯对他人造成伤害,影响恶劣,严重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1月7日,博雅学院青年讲师李思涯在办公场所当众殴打院长甘阳,引发广泛关注。(记者/吴少敏) 早前报道: 中山大学一院长被当众打耳光 疑因解聘青年教师 近日,一则“甘阳遭该校青椒掌掴”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消息称,2016年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甘阳院长被“该院一名青年教师”打了几记耳光。 消息指,打人事件起因是甘阳“拖延青年教师职称晋升”。该匿名消息同时称,该青年教师“学术成果突出,而且教学有方,但聘期将满,六年晋升无望,面临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诉数次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手。” 消息并称,“该事件是高校广大青椒艰难处境的折射”。 转播到腾讯微博 一则据称来自“路边社”的消息透露甘阳7日遇袭 中山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向澎湃新闻证实,甘阳7日确实遭遇一名青年教师袭击,但并不清楚袭击者的动机。 9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官方网站披露了这一事件原委,全文如下: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通识教育部、博雅学院)原定2016年1月7日下午2:30在东南区241栋一楼会议室召开2015年度全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会议。但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本院教师李思涯突然冲到甘阳院长座位附近,不由分说即殴打甘院长,直至被强行拉开,而自始至终甘阳院长没有还手。在李思涯动手打人时,本院另一名教师谢肃当场开始散发与会议内容无关的材料,同时有非本院人员到现场进行拍摄。 “事发突然,我院办公人员立即向校保卫处报警,保卫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请当事人李思涯往保卫处询问情况,新港街派出所也已立案调查。学院有关人员送甘阳院长往医院检验治疗。同时,我院亦向学校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此事。但我院2015年度考核工作会议因此被迫取消。 “在场教职工目睹此事,极为震惊,强烈谴责人身暴力攻击之行为,此等行为完全违背了大学教师应有的师德和行为规范,相信并期待学校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此事,还大学校园以斯文,保教师人身之安全。” 转播到腾讯微博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官方网站的说明 在此声明同时,一封《博雅学院教师关于2016年1月7日事件的声明》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公开信描述了上述事件经过,并谴责了青年教师李思涯的暴力行为。公开信下署有该院17名教师姓名。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但上述中大教授告诉澎湃新闻,李思涯“人很老实,估计已经被逼得忍无可忍了,兔子急了也要咬人”。 据中大博雅学院官网,李思涯2008年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获人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研究助理。2010-2012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2012年7月起担任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诗学和明清文学。 甘阳,1952年生,1985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古今中西之争》、《通三统》和《文明·国家·大学》。 澎湃新闻通过电子邮件向甘阳、李思涯分别发送了采访请求,但截至本文发表时,未获二人响应。
个人分类: 学术争议仲裁中心|2447 次阅读|1 个评论
读甘阳的“守法,变法与保守主义”
techne 2013-6-25 12:58
读甘阳的“守法,变法与保守主义” (草稿,请勿引用) 王键   近日阅读甘阳的新作“守法,变法与保守主义”演讲稿,笔者又吃了一惊。此前笔者也写过评论甘阳的文章,就一直觉得他的思路和思维方式特顶牛。但没想到的是,如果说以前的甘阳鼓吹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鼓吹“通三统”,还停留在“神圣化民族主义”阶段,这次的文章却变成了解构主义手法,通过拆解美国宪政的“神话”,把美国的宪政历程成功地勾兑成了“虚无主义”另加“神圣化”的鸡尾酒——然而,这却典型的是一种鼓吹“造假有理”的逻辑。   该文稿源于6月14日,甘阳在华东政法大学就宪政问题所作的演讲。在演讲中,甘阳详细解读了阿克曼、列文森和波斯纳三位美国宪法学家对于美国宪政变迁问题的处理思路。然而,在此文中,甘阳通盘的逻辑基本上却是这样的:首先,美国的宪法自始至终都很有问题,因此,美国的宪政其实是个神话;其次,尽管如此,但美国人还是很信奉美国的宪法,最后——因此美国的宪法和宪政才管用。   在笔者看来,此文无论是宏观思路还是微观细节,问题都很多。比如,甘阳所谓的美国人信奉美国宪法,美国的宪政好使,是不是可以外推出中国人信奉中国的宪法,中国的宪政也就会好使?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显而易见,宪法宪政是否管用,那不简单是人们信不信的问题,还要看这个宪法和宪政是什么内容,要看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然而,按甘阳的虚无主义论调说法,宪法和宪政问题干脆就变成一个去宗教化的神学问题了——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进一步外推,甘阳的虚无主义甚至比神学更加奇妙:在他那里,连上帝和撒旦都没有区别了——你信他是上帝就是上帝,你觉得他是撒旦就是撒旦。   甘阳这篇文章,在微观细节上的问题更多,比如甘阳引用美国法学家观点,说美国内战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和第14条,都缺乏合法性,排除了南方民选的代表,本身就违宪了。要依笔者看,甘阳这个表述不大像学者的观点,尽管他是以转引美国学者的面目出现。在修宪的时候,南北内战刚打完,这是个非常时期,南方民选的代表可是要求独立的,怎么能够让他们参与一个强调修补宪法分裂趋向的修宪会议?如果南方代表加入也可以完成修宪,那么当初根本也不会爆发南北战争了。由此可见,由于时间紧迫,美国的宪政亟待完善,无法等待战后南方的民意恢复正常,选出不再主张独立的代表,那么这次修宪会议要有效地解决分歧,就必须将主张分裂的南方代表排除在外。   还有甘阳引用对美国两院制的批评,同样是以美国学者观点的面目,甘阳认为应当取消参议院,实行一院制。读下来,觉得千疮百孔,到处多是问题。很多甘阳所谓的问题,并不是两院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博弈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两院制会造成种种决策和协调的难局,会有问题,那么实行一院制同样会存在类似情况——这就是民主政治,在阳光之下的和平博弈,必然会造成对手之间充分利用游戏规则来相互制衡。   文中最明显、最荒谬的问题,是开篇甘阳就试图消解掉法治和宪政的合法性。他用了美国任命最高大法官的争议案例,意思是说其实美国根本也不是rule of law(法治),也是rule by law(法制)。甘阳认为,所谓rule of law就是法律的统治,它应该不依赖于法官的人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美国大法官的人选这块居然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就说明美国的所谓法治它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就不是rule of law,而是rule by law,甚至和人治没多大差别。   我觉得这部分甘阳明显是在胡说八道: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重要区别,应该体现于三权分立的架构,在于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离。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避免掌权的人随意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实施暴政,在暴政之后又随意修改法律,补充施行使暴政合法化的法律条款。而这种暴行也就是所谓法制,rule by law。而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要由人来贯彻法律条文。显然,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就必然要由人来贯彻法律条文,这一点是普世的、必然的。因此,甘阳在这里的逻辑是明显有问题的。美国大法官的人选争议,也包括对宪法的解释的模糊和歧义,它并不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区别,而是个普遍存在永远无法避免的技术问题。作为rule of law体系里面的技术问题,美国人所争议的,是哪个法官更好,谁的司法解释更优质。我们不能用这里面的技术差异来说明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就没有区别了。更不用说人治的问题,这完全是两码事。只要是在人类社会中,就会存在语言和解释的分歧,就会存在人选在执行时的差异,甘阳反倒用这个模糊问题掩盖了宪政的真实意义。   然而,很遗憾,在演讲之后的观众提问中,似乎没有人提到相关的问题。像这样充斥谬误的学者演讲,居然可以大肆流行,也没人去质疑其中明显存在的问题,这也许说明中国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都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甘阳都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算中国新保守派的一面旗帜。笔者以为,甘阳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学识,而是他的思路和逻辑有问题。说到底,甘阳总是倾向于先预设了一个立场:中共是上帝,美国是撒旦,然后她所有学富五车的论据,都为这个立场服务。这样的逻辑自然没办法贯通的。   也就是说,像甘阳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其实是要去保守中共政权,而不是要保守中国所拥有的那些真正值得保守的传统和价值。像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很缺乏保守派的视角的。从国内娱乐至死的现象,能看出这一点。最近常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应该说国内的电视台,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是有很大进步的,至少模仿得更好了,君安美女绅士淑女的形象也更富态更吸引人。像湖南台,央视的一些节目,相亲选秀什么的。电视剧编排的也更吸引眼球——尽管总是流于爱情清宫抗日谍战几大主题。但对比国外电视节目,尤其在时政方面,在对人性的刻画上,国内还是太小儿科。国内公共讨论的话题,一般只能局限于美食美女,时尚爱情,插科打诨,最多来点嬉笑怒骂。总的说真得太表层太肤浅。国内好多人还很自以为是,一谈价值和政治议题,立马就很不耐烦说无聊,太缺乏公民素养和教养。   国外媒体喜欢选的议题,经常是不一样的。比如,伊斯兰世界问题出在哪里?(基督教议题更是老生常谈)哥伦比亚山地里的毒枭,乌坎事件后续报道,伊朗球队的孩子们,埃及的街头政治,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前线……很多很多。这一类节目,倘若在国内播放,可能不是太有市场。但国外媒体喜欢拍,那肯定是有观众爱看。其实这也是文化差异。像在美国的话,还有很多宗教媒体,不少电视台天天不厌其烦地都在谈价值观,谈道德,谈信仰,谈神学。并不只用古老的说教方式,而是结合了现代媒体手段。甚至好莱坞大片里的各种技巧,完全可能出现在宗教节目里。但即使如此,像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国民素质还是很不满意,认为美国人对这个世界不够关注,太狭隘,太无知,太民粹。对比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其实中国整个就没有保守派的基础,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甘阳算是新保守派,但甘阳好像只是在保守共产党的教义,要树立党这个世俗上帝,另外中国传统里也没发展出像美国或者欧洲的那种非常丰富的体现在宗教或典籍里的很厚重的教义。在这方面,中国跟广大伊斯兰地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更只能望土耳其和伊朗之项背。因此,中国的新保守派并不是真正的保守派。然而,一个正常社会需要平衡,需要有保守派才能形成平衡。但保守派的形成,需要自治的学术团体,需要独立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更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惜,这些重要条件中国目前都是非常稀缺的。从保守派匮乏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真不一定是件好事——这就像一部没有装刹车闸的车,向前开得越快越猛,也就愈发的危险。 附甘阳文章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3062186105.html
个人分类: 思想文化|1442 次阅读|0 个评论
狂狷邹恒甫
热度 11 xcfcn 2012-8-22 11:24
狂狷邹恒甫 邹同学又闹事了,或许邹不知道微博的厉害,或许邹想故意恶作剧 / 恶心一下北大光华,结果媒体逐臭而上,让我看了可笑。 邹同学无疑是个狂狷者,中国的狂狷者一般是在未成名前,功成名就了还保持着狂狷本色,知情的人很难不敬仰(不管是朋友还是他的敌人),尤其是在官本位的中国。 邹同学,我听到的最夸张的事情就是,要跟某个牛人抬杠,他会直接跑去课堂听课,然后抓住机会跟你辩论反驳你,这或许会让你在学生面前下不了台。邹却很享受这样的过程,有点孤独求败的味道。也让一切所谓的牛人暴露在阳光之下。 中国有几个狂狷之人,比如甘阳,比如丁学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官员是喝斥,对于同行是直言,对于后学是谦卑。邹同学热衷于办学——模仿普林斯顿的 IAS 。甘阳也亲自下厨房到中山大学办博雅学院。这样的事情或许别人是办不成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行。因为支撑他们的是心中的那股使命和理想。 邹同学曾经在武汉大学说: 今天,我最感到自豪的是我的九十五岁高龄的张培刚老先生二十多年来表扬和勉励我的一句孟子的话:“恒甫好啊,人难永保赤子之心啊!”但愿我今后永远也不世俗地,永不随波逐流地过日子: (1) 说实话,说真话,说一针见血的话; (2) 对全世界高官当面放炮,从不讲一句吹捧官僚的话; (3) 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 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这些 mavericks 才是中国无尽黑暗中几盏小橘灯。让人看到一丝光明,一丝生气,同时也看到权贵们的猥琐。 张狂邹恒甫 2009 年 01 月 12 日 09:41 《小康》杂志 如果说邹恒甫有过错,或许就是因为他作为经济学家,将自己的实验场过分地理想化,就像一个生物学家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做实验。但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中国社会更加的人情化。这对于邹恒甫来说,是个挫折,但也为净化复杂的实验场给予了一个改变的推动力。 采写 / 《小康》记者 蒋卫武 在与张维迎起争执之前,邹恒甫的社会知名度并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低调的一个,媒体大多吃过他的闭门羹。但也在彼时,他在学术界已声名鹊起,经济学圈子里,虽然他年纪不过 46 岁,但已经有“谈笑间,点评江山” 的意味,这些得益于他早年留学哈佛,成为新中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由此可以对国内许多知名经济学者直呼“学弟”。 或许因为他以 15 岁的弱冠之年进入武汉大学,成为 1977 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 20 岁又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求学,奔波于各个学院仰拜世界一流的名师;因此他不屑于社会的人情世故。在人们眼里,这是个 “为人张狂”的书呆子。 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热衷于从数理推导来消解强权的基础;他性格张扬,嘻笑怒骂,爱用“好玩”来下结论。但他并不总是全身带刺,对于老百姓,他自称是“中国穷苦百姓的走狗”,对于母校武汉大学,他说自己是“癞皮狗”。 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 在经济会议上,邹恒甫的标签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而媒体在报道他时,总会强调: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我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包括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对于他传奇的学术身份,邹恒甫说得非常淡然。他也直言自己并不是从小就成绩骄人:“我的中学不是华容一中,而是五中,一个阶段的高分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自尊心才是做事业最重要的动力”。 尽管他对自己的求学过程讲得平淡,但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却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是教育部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刘道玉先生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 30 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武汉大学是教育部选定的学校之一。当时包括好几所大学都向他发出了录取书。但因为留学概念新起,邹并未来得及考 GRE 、 TOEFL ,威斯康星大学录取他时只是作为硕士留学生,但美国哈佛、斯坦福大学却因为邹恒甫的优异表现而破格愿意其读取博士。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一再打电话请求刘道玉先生去教育部通融。“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吴纪先说“不能埋没人才”,其时甚至以“辞去系主任”作“要挟”。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并于 1947 年获得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吴先生深知高起点对于一个人才的重要性。 刘道玉由此几经周折,辗转通过熟人,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来为邹恒甫的留学据理力争,使得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得以“成行”。 “他人很聪明,同时又很用功,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去听文、史、哲的课。涉猎广泛”,刘道玉先生回忆邹恒甫在武大上课时的情景说。 在哈佛大学,邹恒甫没有辜负吴老师和刘道玉校长,他继续武大时游学的习惯,在各个学院间选课修习,并且能够顺利攻克语言关。 至目前为止,邹恒甫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 60 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根据 2000 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 SSC I 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武大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为第三位”。 而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推动力,林毅夫对邹恒甫的评价是:“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研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邹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作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林毅夫应该充分懂得自己措词的份量,对于邹恒甫的褒贬他在用自己的学术信誉作担保,但对邹恒甫的夸赞,他很大方:“邹教授是个具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的教育实干家。从 1992 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目前邹教授所引领的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专业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本科项目。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如果说命运曾经垂青这个长得虎头虎脑,顶着一头卷发的年轻人,那他没有辜负命运对他的垂青;如果他的老师、学校对他充满期待,邹恒甫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中国的 IAS ” 采访邹恒甫地点是在他中非基金的办公室。“ 200 多平米,三面玻璃,对于北京的景色,你可以随意俯瞰”,当时他心情很好,因为刚刚从深圳高等研究院开会回来,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 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askin 先生。 “我就是想在中国创办一个 IAS ,”他并不像饱读诗经的人惯有的成稳,相反,孩童的天性在他 46 岁的时候还保留得太多,让人觉得他太理想化,有时又挺顽劣。 IAS ,即普利斯顿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于 1930 年成立,创建宗旨是为各领域科学家做提供进行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者赞助商压力。 IAS 的名人如爱因斯坦、哥德尔 ( 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其不完全性定理不仅改变了数学 , 而且改变了整个科学世界和建筑于此定理之上的哲学 ) 、冯·诺依曼 ( 数学家 , 现代电子计算机创始人之一 ) 等。 “自己写 100 篇文章,不如让 100 个学生各写 1 篇文章”,邹恒甫说做教育是自己最激情的事情,“会让我睡不着觉”。 1988 年,邹恒甫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9 年就职于世界银行, 1990 年,他归国省亲回到武汉大学。“当时看到同学还是用二十年前的经济学教材,他就认为这个状况一定要改”,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回忆当年邹恒甫一箱一箱地从美国带回经济学经典教材,并且希望同学能够学习英文原版。“要充分相信年轻人的适应力”,他说自己当年在哈佛就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能赶上进程。 1994 年,邹恒甫创办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取名“ IAS ”,希望以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来激励同学,同时又在此前冠以“幼小的” IAS ,来标识差距。 “当年我是一张纸,一张桌子把武大的 IAS 创办起来的”。而他的朋友有时会戏谑“抓去做了壮丁,剥削了劳力” 。 对于这类声讨,邹恒甫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全单应承下来。“那是没错,当年我就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来给我上课,而且是免费的,就连差旅费都是他们自掏腰包”,邹恒甫称唯一给过陈志武 500 元,因为考虑到当年陈志武先生过来上课时是带着家眷。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于 1999 年将研究教学领域拓展到哲学、历史、国学等科目。其学术委员会由包括 Jean -Jacques Laffont,Robert Barro,EricMaskin 等近 30 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组成;拥有国内外知名教授及讲座教授近 40 人。 “当时我请前美联储主席来武大讲课,武汉市政府都觉得很哄动,以为请来这么牛的人来武汉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邹恒甫却认为学术不分贵贱:“他们给中国学子上课还能看武汉的樱花,去珞珈山跑步,都非常高兴呢”。 1998 年,邹恒甫应邀任教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也就在这时,这个湖南人放言:“中国国内经济学期刊没有一个 SSCI(THOMSONISI) ,就让我们自己制造一个 SSCI 吧!” 湖南人以性格刚烈为名,敢作敢为,但当时这番豪言还是震得中国学术界发愣,认为这是一个狂人的狂语。 或许当时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但邹恒甫却为此举办了自己平生第一个新闻发布会。邹恒甫说过他的“自尊心”是推动自己的原动力,或许他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公布来让大家以及自己明白这不是一个“大玩笑”。 “只有国际性的刊物才能制造出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样才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走向国际,这条路即使再艰难,也必须走下去。”邹恒甫有豪赌的勇气与胆量。 这一次,还是他的朋友们帮了他。邹恒甫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总能得到朋友的鼎力相助。当然,他的朋友、知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曾说“恒甫很热心,他对朋友非常铁”;同时,或许因为他的事情总是关乎于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与良知,所以能够激起朋友的热情回应。 为了将《经济与金融年刊 ( 中文版 ) 》 ( 下称《年刊》 ) 办成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杂志,邹恒甫游说自己在哈佛时的同学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多次投稿,另外还有巴罗、素洛、马斯金等顶尖经济学家,这使得《年刊》很快赢得国际地位。 2008 年 5 月 6 日 ,《年刊》正式被 SSCI 收录。所有文章将从 2007 年 ( 第八卷 ) 第 1 期开始收录。 “只要你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并且努力去做,没有不成功的”,邹恒甫称。 “只有爱与恨,没有中间路线” “有记者 1994 年说要写我,但 10 多年过去了,还不能成稿,写我不容易,”邹恒甫得意地大笑,他喜欢自己成为一个难题,看人皱眉苦思。但他又是大方磊落的:“你如果要了解我,可以在我的办公室设个位置,每天带你的手提电脑来上班就好了。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要为人讲述一个准确的邹恒甫,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从小喜欢随身将书装在口袋,没事就翻看;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里充满矛盾。喜欢时,他会像个孩子,与你不设防地推心置腹;但对于意见相左者,他却变得好斗,像古战场的士兵非要争得一个有你无我的结果。他喜欢高贵,特别欣赏中世纪宫廷贵族的气息,他也不乏平和,甚至希望以后有机会做农场主。当然,其中有一点非常确定,他鲜明,会明白地告诉你自己的喜好。这种坦承在时下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优点,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的是会意。 邹恒甫会顽皮地将国内一批知名的经济学家说成是 “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并且会在一些大学的演讲会上直接对他们的学术“命门”指指点点。 “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说到自己的恶作剧,邹恒甫不以为然,还高兴摊开双手举出另一个例子来。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个性要么是让人爱,要么是招人恨,没有中间路线。 说到什么人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讲了一个自己在哈佛时所经历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 Serge Lang ,也就是在电影《美丽的心灵》里被纳什打倒在地的那个书呆子。这是一个极端仇视支持越南战争的人。为了不让越战支持者亨廷顿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 Serge Lang 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在课堂内外 , 他整理了一千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并且把他的一千多页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 “我有幸得到两本,因为我选了他两门数学课”。 课堂里, Serge Lang 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课后 , 他就在 MIT, 波士顿大学到处讲座批判亨廷顿的逻辑错误。这样一来,美国的新闻报道也跟踪而至 , 闹得哈佛不得安宁,而所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都知道了亨廷顿的逻辑错误。于是 , 亨廷顿至今未当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邹恒甫在讲这个故事时,双手翻腾,兴奋得额头冒出毛毛汗,他如此用情地讲 Serge Lang 的故事,或许也是在说一个中国版的自己。 因为他的才华,他荣誉加身,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数理经济学联合班长、清华 -BERKELEY 心理经济学组长、北京大学经济学一级教授、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还有人称 2004 年为他的丰收年,他被评为“十大最具影响力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但因为鲜明的个性,他也遭遇不平事。与张维迎的争执,使得外界认为是“从兄弟到反目”而扼腕。但在这场争执里,不但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震动,同时,“中国高校官僚化治理”也成为媒体的一个热点话题。 说到与人的纷争,邹恒甫还是那副“我心昭然”,任人评说的姿态。但据他身边的人说:偶尔在酒醉后,邹恒甫会一改嘻笑怒骂的神情,变得凝重,高声呼出一句陈寅恪先生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个人分类: 杂论|3001 次阅读|22 个评论
微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xcfcn 2012-7-25 19:27
年轻人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是知道这句话的原创者吗?他就是宋朝的刘彝(1017-1086)。 刘彝何人?他留下的最大事功或许是赣州的排水系统:福寿沟排水和水窗防赣江水倒灌。 而刘彝乃进士出身。他的事功那里学来的?原来他师从“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胡的“苏湖教法”“明体达用”,立“经义”、“治世”两斋,其中“治世”则学习武备、水利、历算等具体技艺。不知可否算是后来的浙东事功学派(陈亮、叶适)的滥觞?! 胡瑗弟子众多,当时礼部所得士,胡瑗弟子居十之四五。煕宁二年召对,上(宋神宗)问曰:“胡瑗文章与王安石孰优?”(李)彛曰:“胡瑗以道徳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一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 这段话让我想起甘阳,甘阳这样的老愤青也事必躬亲来到中山大学办博雅学院,或许说不定也会有胡瑗的成就(而且甘阳经义和治世合二为一)。这也是我们教书匠聊以自慰的地方。
个人分类: 杂论|15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转载甘阳的文章:从富强到文雅
liminglei 2012-6-2 18:19
这个题目讲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感到不大合时宜。别人会说,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你甘阳是不是在香港吃饱了撑的?其实,香港现在的金融恐慌比大陆要严重,但香港提出一个说法:经济萧条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个话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业情况很好,你不要读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了。比如前几年澳门开了几个大赌场,中学毕业到赌场里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薪水。大学熬四年都不见得赚的比这多,那谁还读书啊。   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这些人没了工作怎么办?反正他们还年轻,如果学校有奖学金甚至有生活费,那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嘛。所以香港现在很多广告都说这句话:工作不好找,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   我们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成就是巨大的——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但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确实存在很多模式问题,它是一个相当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所有人谈的只是挣钱,除了挣钱没有别的话语。如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并不能为人所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肠肥、腰缠满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只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犹太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欧洲人尊重。他们在中世纪留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两个,一是不信基督,二是放高利贷。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写的还是这个。但是从18、19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了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   举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Warburg Institute),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迁移的过程惊心动魄,是一次非常秘密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转移。而瓦堡(Aby Warburg,1866-1929)本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的事情。但这个瓦堡在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说我把家族的继承权让给你,但有一个条件,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你都要无条件地供应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最知名的瓦堡图书馆。 我并不愿意过于苛刻地批评香港,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如果就文化论文化,香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所有严肃一点的学术出版物基本卖不动。香港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台湾,但它的文化氛围远不如台湾。   我2001年开始在香港教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但我现在已经正式写信给他们,说我今年不准备教了。为什么?我觉得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儿再教下去。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经济、经济,就业、就业、就业,使得学生的眼界非常狭窄。我想他们也许从来不去听讲座,觉得这和自己没太大关系。   但是我也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很可能会被消耗掉。因为现在这些家长还是比较传统的,再年轻一代,等到90年代的人做了家长,可能就没这个意识了。像香港和美国的家长,他们并不觉得子女一定要在文化上如何如何。   我一直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传媒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必然要媚俗,没有办法。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质量的高低。媒体人,无论是节目制作人还是主持人,从哪儿来?当然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党政干部从儿里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因此,谈大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大学高于媒体的原则。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这个角色,这一功能必须由大学扮演。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大学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大学非常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利主义、高度市场化运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何保证大学不是如此功利化,不是如此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学就会不像大学,就不会是思想的殿堂;进入大学的人,也不是来读书、来思考的,而是来挣钱的。   我觉得美国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成功,至少顶尖大学是这样。金钱在那里不被看作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我觉得从下一个30年开始,仅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军力强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人民也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高度素养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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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新保守主义
热度 4 xcfcn 2012-3-11 14:07
新保守主义 周 老师说自己的东西 / 立场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我却觉得是教科书马克思主义的包装而已。但周老师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新保守主义,国内甘阳等人在鼓吹,据说 Leo Strauss 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或许周老师可以拜拜码头,也换一下自己比较让人可以接受的装束?! PS :我从来不反对某人的观点,或许我们没有交集,但不妨碍你自己把自己的一套东西说圆乎,能深刻化成体系那就更好了,不过与其闭门造车,还不如看看别人是否已经思考过了。周老师是搞哲学的,立场又是新保守主义立场,居然不瞄瞄隔壁在玩些什么,也真是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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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1-4-7 15:45
转载请注明来自道里书院论坛 11-4-2 13:40:32 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http://daoli.getbbs.com/Post/topic.aspx?tid=205038 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依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   只有出了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文化方面的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不是的,这是两码事。   王鲁湘:追求“国富民强”一直是现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有些学者也指出,国富了不一定民强,民强了也未必代表民众的生活实现了现代化。那么,需要国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现阶段又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还是请甘阳先生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甘阳先生能不能比较一下,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异?   甘阳:90年代比较单一,基本上就两个字:经济。80年代相对多元,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兴起,各个领域都很活跃,而且互不归属。比方“体改所” 的人,他们并不归到文化领域,也不知道文化领域在想些什么;而文化领域的人也并不按照“体改所”的经济逻辑去思考,基本上大家各自按自己的逻辑看问题,这是80年代的特点。   王鲁湘:90年代就变得单一了。   甘阳:很单一,所有人都使用经济词汇,所有人都用经济语言说话,如果你不用这个语言,那就不行。   王鲁湘:我注意到您这几年来一直呼吁在大学里做“通识教育”,什么是通识教育?您怎么定义它?   甘阳: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西方的概念,是从liberal education来的。liberal education,可以翻译成“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学习的科目一定是非实用、非功利的,比如哲学、数学、物理、化学。也就是说,学习的目的并不是把你培养成一个职业人,并不是为了帮你去找一份工作,而是提升你作为人的存在物的价值,也就是认识你自己。从前中外传统的教育都是如此。   原先之所以有可能讲博雅教育,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所保证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入像欧洲这种教育体系,你不用考虑谋生问题,它和谋生比较没有关系,它要树立的是文化对于社会的统治。而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的古代是最发达的。   在现代社会大学一个重要特点是必然要考虑就业问题。但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就业场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就没有了。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谈通识教育很关键的一点。   王鲁湘:您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惹火的说法,说中国大陆名校的学生素质不及美国的州立大学。甘阳:我的说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进校的时候,其优秀程度要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有个麻烦,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在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第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四年以后绝对一个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他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会变得非常浮躁,乃至于毕业时可能连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都不如。   王鲁湘:实际上原因还在整体大环境,大环境没有根本性变化,要求我们的大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花很长时间深入研读几本经典,大概也比较困难。   甘阳:也不是不可能。这个问题存在两个环节,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大的氛围,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制度。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制度的建设可以扭转大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题目讲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感到不大合时宜。别人会说,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你甘阳是不是在香港吃饱了撑的?其实,香港现在的金融恐慌比大陆要严重,但香港提出一个说法:经济萧条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个话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业情况很好,你不要读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了。比如前几年澳门开了几个大赌场,中学毕业到赌场里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薪水。大学熬四年都不见得赚的比这多,那谁还读书啊。父母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工作一辈子,本来希望儿子好好读书,结果中学毕业在赌场做发牌员,薪水比他老爹老妈还高。当然了,薪水一高,就看不起父母。   据说中央现在要控制这些赌场,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这些人没了工作怎么办?反正他们还年轻,如果学校有奖学金甚至有生活费,那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嘛。所以香港现在很多广告都说这句话:工作不好找,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我今天提出从富强走向文雅,并不是要唱什么高调,我不喜欢唱高调,我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文明社会的产品是“人”   我们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成就是巨大的——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但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确实存在很多模式问题,它是一个相当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所有人谈的只是挣钱,除了挣钱没有别的话语。如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并不能为人所敬重。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肠肥、腰缠满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只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犹太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欧洲人尊重。他们在中世纪留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两个,一是不信基督,二是放高利贷。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写的还是这个。但是从18、19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了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   举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Warburg Institute),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迁移的过程惊心动魄,是一次非常秘密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转移。而瓦堡(Aby Warburg,1866-1929)本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的事情。但这个瓦堡在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说我把家族的继承权让给你,但有一个条件,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你都要无条件地供应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最知名的瓦堡图书馆。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只有出了这样的人,出了这样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我觉得人类大概有一种天性,面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我们会肃然起敬。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就是会起敬。这才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   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工夫想文雅的问题。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刚刚开始焦点就转向了经济。1994年王晓明、张汝伦等上海学者试图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但不久就谈不下去了。这也可以理解,有的人说你们知识分子发什么神经啊?摆什么高尚啊?而且有些提法,我也有一定保留。比如“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个提法,我就很不以为然。这里头隐含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让人不舒服。我所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基本认为,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依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90年代以来我基本不谈文化问题,因为觉得不是时候,不想太过求全责备。但现在可能是时候了,现在的富裕程度有时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给我看了一个表格,显示的是2007年中国各省GDP数字和它相对应的国家。我看了感觉很惊讶,我们不少省份的GDP水平几乎已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了。比如第一位是广东省,2007年GDP折合美元是4446亿,相当于比利时,而比利时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第17位;第二位是台湾,相当于瑞典,世界排名第19位;第三位是山东,相当于挪威,世界排名第23位;第四位是江苏,相当于奥地利,世界排名第25位;第五位是浙江,相当于丹麦,世界排名第27位。前5位已经非常可观了。   他们还特别告诉我,这个表格实际上仍然低估了中国,因为它是根据美元汇率来换算的,如果根据实际购买力中国还要高得多。当然我想到可能有人立刻会反驳:这只是GDP,并不是人均收入。对!是!但我可以马上再举出一个例子——香港。香港是世界上极富的地区之一,香港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香港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全世界最高的,但香港的文化与它的富裕程度完全不成比例。   以往香港人自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当然过了一点儿。不过我在这里顺带也要说一下,我们大陆有些学者不要太肉麻,老是吹捧香港,说什么香港有一个饶宗颐当然就是有文化了。这叫什么?拍马屁嘛。怎么会有一个饶宗颐就是有文化?你要看他发挥了多大的文化影响力,他是不是造成了一个文化氛围?没有。这是问题所在。   我并不愿意过于苛刻地批评香港,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如果就文化论文化,香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所有严肃一点的学术出版物基本卖不动。香港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台湾,但它的文化氛围远不如台湾。   我2001年开始在香港教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但我现在已经正式写信给他们,说我今年不准备教了。为什么?我觉得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儿再教下去。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经济、经济,就业、就业、就业,使得学生的眼界非常狭窄。我想他们也许从来不去听讲座,觉得这和自己没太大关系,除了一些追星的学生比如周星驰来了,他可能会去。   最近两年我在内地教了以后,就更不愿意在香港教了。我一再说内地的大学生是非常好的,他的求知欲和已有的知识量都相当可观。相对于香港,内地大学生的素质非常之高,但是我们的大学制度远不及香港。在香港,不要说最好的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制度建设也比我们健全。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大的文化氛围方面,这一点我反而比较乐观,我一直觉得中国人从总体来说其实是很尊重文化的,而且对文化有某种渴望。我觉得这要感谢孔夫子,是他老人家留下的一个传统。比如我自己这些年直接间接地认识了不少老板,他们自己都在埋头做生意,没有多少文化,但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女得到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们学钢琴啊、学文学啦,不一定要学做生意。家长觉得自己没文化,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这在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了这样一个本钱,为我们下一步的文化推进提供了潜力。 但是我也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很可能会被消耗掉。因为现在这些家长还是比较传统的,再年轻一代,等到90年代的人做了家长,可能就没这个意识了。像香港和美国的家长,他们并不觉得子女一定要在文化上如何如何。   民族自信使传统文化升温   最近这些年我们都能感觉到某种文化升温。我知道很多人对此有意见,认为是假象,搞得乌烟瘴气。比如中国人现在什么都拜,一会儿拜黄帝,一会儿拜孔子,一会儿拜老子,而且大家都在抢,黄帝是你们省的还是我们省的。我也承认有点乌烟瘴气,但我觉得不要求全责备,拜总比不拜好。凡事都有一个过程,现在对祭祀这个事开始重视,觉得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活动,总比没有任何人关心要好得多。为什么搞得乌烟瘴气呢?因为大家不知道古人到底怎么祭拜,而一旦做起来就会有学者出来考证,讨论它该如何进行,如此就能一步步完善化。但是如果没有人关心,就永远不可能把这些事搞清楚。   实际上,我是在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题目突然蹦到我脑子里来。我确实非常推崇这场开幕式,当然我也知道有人提出批评,但我认为批评得都没文化。香港在第二天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报专栏作家阴阳怪气地说,怎么弄来弄去,中国就那么点儿东西。但是第三天这些声音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些小报无非是看西方怎么说嘛,等到西方都是一片赞叹之声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shut up了。   在我看来,北京奥运开幕式所凸显出来的中心意境,就是那幅卷轴被徐徐展开,其他都是次要的。没有这个中心意境,其他一切都可能变得支离破碎。这样一个意境,一下子凸显出中国文化最高雅的层面。这是一个文人化的境界,是一个士大夫文化的境界,非常令人赞叹。只有在这样一个基调上所有其他东西才可以展现。抽掉这个意境,其他一切哪怕做得再花哨也没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我对于他们后来的宣传非常不满——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文化不成熟的一个表现——说我们加进了很多“中国元素”。这是什么话嘛!整个开幕式是给中国文明基调添加其他元素,而不是在一个别的什么基调上添加中国元素。这种宣传是西方人才会说的话,因为他们的基调是西方的,但是我们现在把这种东西像顺口溜一样复述出来,说开幕式加进了中国元素,这是一个很不高明的说法,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信心,不敢说这就是中国基调。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看过之后都会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文明、非常雅致的东西从中凸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对西方的震撼恐怕大于中国拿了多少枚金牌,因为它突然展现了一个美仑美奂的中国。 但是,奥运会开幕式呈现出来东西,如何通过一些体制性、制度性的办法,把我们对于高雅文化的追求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扬贯彻下去,这是需要思考的,这是个大的文化氛围问题。其实我们对于现代社会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多加考虑过,甚至常常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大学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媒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的责任到底在哪儿?所有这些问题从90年代至今其实都没有真正得到讨论,只是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十一五”规划开始提出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此前我们的全部精力基本贯穿在经济、生产力、GDP上,我觉得下一步文化问题要慢慢凸显出来。   开幕式结束临退场的时候——因为我在香港看直播,可能和你们看的不一样——突然出现一些香港演员,像成龙、莫文蔚、刘德华等等,在那儿边扭边唱,让人觉得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我不是攻击他们,刘德华很好,成龙很好,平常都OK,但是放在这个场合下,简直让人不能忍受到极点,高低立判嘛!我想即使是你们年轻人,哪怕再怎么喜欢这些演员,也会觉得这种演出拿到奥运会开幕式上就非常不伦不类。   大学要扮演“文化看门人”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强调有三样东西必须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区分,就是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美国5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论战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大众文化基本上是现代媒体、现代市场make up出来的。什么叫大众文化?“超女”就是大众文化。我认为超女的制作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它是由大众传媒、市场机制催生出来的,同时立即产生出更大规模的效应,这对于文化特别具有摧毁力。   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自发的、民间生命的象征,不是为了市场效应,也不是为了牟利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整个高雅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中摄取源头。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危机是,无论高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逐渐被大众文化所纳入,变成了市场化、媒体化的东西。比如民间文化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得到更好的发展,原先它没有很好的传播途径,通常是非常local的,外面的人不知道,现在人们借助视频可以接触到这种存在于民间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文化。   在这三者之中,大学扮演的功能是任何其他机制取代不了的。我一直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传媒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必然要媚俗,没有办法。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质量的高低。媒体人,无论是节目制作人还是主持人,从哪儿来?当然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党政干部从儿里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因此,谈大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大学高于媒体的原则。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这个角色,这一功能必须由大学扮演。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大学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大学非常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利主义、高度市场化运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何保证大学不是如此功利化,不是如此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学就会不像大学,就不会是思想的殿堂;进入大学的人,也不是来读书、来思考的,而是来挣钱的。   我觉得美国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成功,至少顶尖大学是这样。金钱在那里不被看作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尤其是本科阶段尽可能隔离于商业社会,这点很重要。美国最挣钱的商学院、法学院都是研究生院,必须在本科毕业后才能报考。这就保证了本科阶段是一个比较安静读书的阶段。   反过来看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往往刚一入校就觉得自己很牛,看不起文史哲了,于是文史哲就灰溜溜的,这种大学怎么办得好?我要是当上北京大学的校长,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光华管理学院迁出北大。为什么?大学不应该把金钱作为最高的价值象征。没有一个真正一流的大学会把挣钱看作是最高价值。这不是和谁过不去,不是和媒体过不去,也不是和商学院过不去,而是这些东西应该被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前些年因为中国大规模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经济、商业和法律方面的人才,所以商学院和法学院被大量开办,不顾质量地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情况不应该长久地持续下去,长久下去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只有铜钱臭,没有文化气,这不是我们能够容忍和接受的结果。   我觉得从下一个30年开始,仅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军力强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人民也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高度素养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传统。   王鲁湘:您谈了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大学教育是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实际上有些问题可能出在中小学那边。您觉得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根儿上思考一下?   甘阳:这个问题我和大家的看法有些差异。我觉得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实际上还在学中国。比如在《扁平的世界》这本书里,弗里德曼问比尔?盖茨,不是说中国、日本的教育都是死记硬背式的,美国的教育是不是比较强调自由创造?比尔?盖茨说,胡说八道,很多东西就是要靠死记硬背,基础性知识是必须要学的,你不可能连微积分都不会,就能创造出顶尖电脑程序。而基础训练是必须要下苦功的。 我觉得香港现在流行的教育观念非常成问题,让学生自由创造本来是对的,但发展到极端就很糟糕,导致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教了。都要学生自己想,如果学生都能想了,老师还教什么呢?而且很多知识确实需要硬功夫比如数学,就是要做大量习题才能做出来;还有文字,就是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写作功底。自由创造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偷懒,认为不必花苦功就可以变成天才。这样一套教育是绝对危险的,是不可助长的。小学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死记硬背,虽然很闷,但是没有这个过程,是学不会任何东西的。   王鲁湘:我们经常讲童子功嘛,童子功是要受用一世的。   甘阳:对,所以我不大同意整体性地否定中国中小学教育。我估计其中该检讨的大概是高中最后一年的应试考试。当然这部分我没有做调查,不敢下结论。   王鲁湘:有一个凤凰网友叫“所谓先生”,他说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我想说美国这边的人文教育也很式微,现在最火的还是医学、法学、计算机之类的专业,高职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您怎么看?   甘阳:有一点可能要做些纠正。实际上这些年美国理工科学生的比例不断下降,只有不到40%,而且还在递减,这使得他们非常担忧。现在统计中国大陆的理工科学生比例是最高的,60%以上的本科生都学理工,所以中国理工科学生申请美国留学比较容易。   最近有人告诉我,像化学化工这类专业美国人不大愿意读,因为觉得有毒,实验室大家都不愿意去,所以这些专业是最好申请留学的。当然美国现在也非常担心自己在科技方面会有所下滑,因为自己的子弟报考理工科的人数在不断递减,而9?11反恐之后留学生又受到限制,尤其中国和印度的理工科学生受到限制,科技人才缩水。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借钟馗打鬼。老实说,我们讲美国大学如何好是为了指出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美国人也一样,也借着中国大学打美国大学。最近有一个事令我非常惊讶,上一届哈佛学院院长正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他在美国人文艺术院院报上发了一篇长文,题目叫《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大学》,认为中国大学已经对美国大学形成了强烈挑战,最主要的一条根据是中国所有的大学都非常重视“通识教育”。我当时看了觉得非常好笑,我们才刚刚开始做通识教育,大家还都觉得吃力,但他说中国的通识教育已经很普及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借钟馗打鬼。   提问一:您说现在我们应该重视文化建设,但是在大学里像文史哲这样专业的学生将来的就业怎么解决?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还有家长作经济后盾,可以一心一意地学习,但对那些贫困学生来说,他们能静下心来读书吗? 甘阳:对此我想说明两点:第一,大学会根据社会需求来制定文史哲专业的招生人数,所以还是存在一定制约,不会无限制膨胀;第二,真正要做研究是要读研究生的,没有必要把本科四年集中在一个专业的学习上,至少要用两年时间来接受通识教育。这样的话,不管是贫困学生还是富裕学生都接受同样的教育,并不会额外增加经济负担。   另外通识教育对就业本身也是好的,因为绝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从事的并非是与专业对口的工作。而通识教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我们处在一个知识更新非常快的时代,重要的不是知识内容而是学习能力。通过推动通识教育,降低对专业内容的过分灌输,即使从就业角度来说对每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二:甘老师,我是北大心理系的,我觉得像心理学这种学科与那些更具职场效益的专业相比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大四或研三的毕业生在就业等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上会遇到难处。您现在倡导推行通识教育,让大学教育不要过分以职业化为导向,是不是时机还不太成熟?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温饱或者富裕才是刺激他们去努力上进的主要因素,像您说的对真理的需求可能现阶段还不能解决我们最主要的问题。   甘阳:坚决不同意。首先,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使我们度过了温饱阶段,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最低生存需要。我相信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得有点提高了,尤其是在北大。在一些地方性大学或与就业直接挂钩的大学做通识教育可能尚有困难,但中国好歹应该有一两所像样的大学维持教育素质吧。现在是一点门面都没有,这个不可以的嘛。   其实改变并不难,完全取决于大学理念。有人告诉我,北大的商法专业加起来差不多占到学生一半左右了,哪里有这样子的?这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保证北大从头到尾追求真善美,追求真理,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中国连一所大学都做不到这一点,那这个民族就非常非常可悲了。   提问三:您说我们现在文化式微,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30年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和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后30年大力发展文化,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给它一个很好的支撑?经济发展是有硬指标的,因此地方官员很有动力,只要GDP上去了就可以升官。但文化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如何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使文化在建设过程中尽量不要走样儿?   甘阳:第一点,政治固然重要,但文化方面的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不是的,这是两码事。第二点,对前30年的文化建设不能求全责备。我们可以参照英美的经验,美国经济起飞大致在1870年到1940年,1900年前后基本上也处在一个价值观相对混乱、道德水准比较低靡的状态。所以中国人不能总是抱怨和批评自己,一味说中国的种种不好,结果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不知道中国好在哪儿;第二,不知道中国该怎样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大家停留在说一些没有意义的空头大话上,比如自由、民主、权利等等,可具体怎么做才是关键。   王鲁湘:我理解甘阳先生的演讲,从富强到文雅实际上是对功利主义的一种反思。不是说在富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什么文雅,而是要把文雅当作中国人的一种培养目标,当作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个人分类: 傳統國學|1454 次阅读|2 个评论
【轉載】甘陽談通識教育
jiangjinsong 2010-9-9 11:33
转载请注明来自道里书院论坛 10-9-8 10:29:30 通识教育的生根之道:甘阳刘小枫杜维明谈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生根之道甘阳,刘小枫,杜维明谈通识教育 [蔣科學按:甘陽先生的嘗試,爭議不小,我自己就在酒桌上親耳聽到幾位同行對他的做法很不屑。我卻傾向於認為是不同理念的分歧。也許我太落伍了,我對今天日益嚴重分科的教育不太看好。我相信真正做好通識教育,才能培養第一流的人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08.27 24版人文 甘阳(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今年的第四届讲习班跟以往稍微有一点不同,主要在于学员的构成上。今年我们的招生比较明确地偏向本科,本科生的人数占了一半;往年招生我们首先偏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以及各大学教务处老师,因为最初几年的目的是在中国各大学凝聚通识教育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在最近几年基本达到了,有条件的大学都已经开始强调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虽然做得都很吃力。 今年讲习班偏重招收本科生,我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大学的好坏,大学生本身是关键,本科生本身是大学的主人。相当长时间以来,大家谈通识教育,包括本科生自己,或者大学的教授、校方,都把本科生看成是单纯的客体。这是有偏差的。我们假定满校都是名教授,但如果学生不愿意好好学,你这个学校能办得好吗? 我觉得一个大学最关键的是大学生自己的风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没什么通识教育,那时候也不需要通识教育,因为那时的学生本身就是主动在学习。所以大学生自己想不想读书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自己现在身份有了一些变化,原先我一直在香港大学,最近一年全职到中山大学,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据我的观察,现在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大学生自己想读书,说得严重一点,可能百分之七十的大学生并不想认真读书,就是想混学分,然后毕业。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老师教课也会很灰心,到最后就不想教了。我觉得这是通识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希望本科生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去想一想大学生自己能做些什么。大学生应该停止单纯的抱怨,而要回来想想自己的问题。如果大学风气好,即使没有大师,你也能好好读书,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我不大同意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这句话,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第一,大师可遇而不可求;第二,现在这个时代百分之九十的大师都是冒牌货。我们现在北大也好,清华也好,中大也好,都花重金请了很多国外的人回来,花了很多钱,但他们对中国的大学作出了多少贡献?很多都不到位,学生也看不到他们几眼,没有用。 中国大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这里想讲两点。第一个问题是学生不肯读书,哪怕是很好的学生。中国大学生的一个特点是愿意听很多很多的课,每个学期选课10门、12门,比较疯狂的要选15门、17门,但是没有一个课他是愿意下功夫去阅读文本的。每个大学生都会夸夸其谈说我们要独立思考,但怎么独立思考?没有阅读就没有思考,没有阅读的说话就是口水,说出来的话不过就是报屁股上的文章,你以为这很有思想吗?我们讲习班因此从头至尾第一强调的是阅读,而且阅读要有一定的质量和数量。 第二个问题是学生没有讨论,即使讨论也讨论不好,因为你不阅读就不会讨论,没有阅读基础的讨论就是口水。中国传统从前历来强调讨论,从前的书院体制基本是个讨论班的体制,我们现在看的《朱子语录》是什么?就是朱熹和弟子坐在一起讨论,而且他们的书院也是分班的,由资深弟子带着一个个小班进行讨论,所以讨论本来是中国的读书传统。但现在中国的大学是普遍没有小班讨论的,中国大学都想学美国大学,但偏偏不学美国大学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本科课程必须有小班讨论。 通识教育在中国可以说已经遍地开花,香港、台湾、大陆比较好的大学表面上都可以拿出非常漂亮的通识教育或者公选课的课单手册,但是这些漂亮手册我从来不看,我只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任选其中一门课,我要看它每周的课程阅读进度,读的是哪些文本,每堂课下来阅读了多少文本;第二,有没有小班讨论。凡是不具备这两点的,我认为都不能算是好的通识教育,很容易就变成学生混学分的课而已。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需要有些制度性的东西去规范它,学生不愿意读书是一个现实情况,但如果有一个制度性的要求,可能就会做得相对好一些,比方说你规定这门课的学生必须参加小班讨论,那么多多少少会促使学生去读一点书。另外讨论一定是依据阅读进度的讨论,每周要对学生有一个基本阅读要求,否则讨论就变成了口水。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学生的讨论班做起来非常困难,这也是我这次把讨论班完全限制在本科生和硕士生的一个目的,我希望这次讨论班能做得好一些。 关于讨论班还有一个问题,??后尤其是??后的学生非常缺乏交流,或者说不会交流,互相之间好像很难沟通交流。一个大学如果没有沟通交流的氛围,很难成为一个读书共同体。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八十年代的大学,很多人虽然在不同的院系专业和年级,但人是讲气味相投的,会互相找的。找的方式不是像你们现在用什么facebook互相传无聊的照片,而是见面一谈立即进入书本,立即进入问题。当时的北大是一个讨论的共同体,你如果不能讨论,何以表明你是聪明的,你来北大干嘛呢?大学一旦有这样的氛围,就迫使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场,而我们现在的大学就缺乏这样一个场。 这就是我这次讲习班主要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大学生应该发挥主动精神,你们要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的主人,你们要自己去创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如果没有好的读书氛围,即使有非常好的教授,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大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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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通识教育培养“无专业精英”引争议(广州日报)
gangpower 2009-10-8 10:38
  开学以来赞赏支持涌现质疑讨论亦不断 主办者坦言仅为教改试验的一个理想化状态   长假即将结束,回到课堂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学生想的不仅是那本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本的《诗经》、那些天书般的拉丁文,他们也许会想:还有记者来旁听吗?   从9月19日开学以来,作为新生事物的博雅学院在中国南方宁静的校园中迅速成为一个炙热的焦点,余温难消。对于这个在招生简章中明言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对于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宣言;外界在赞赏和支持群起的同时,质疑和讨论也同样喧嚣。   博雅学院只是整个通识教改试验的一个环节。今年9月1日起才正式受薪于中山大学的著名学者甘阳走马上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我敢说中大珠海模式将是全国高校最好的模式,这位在短期内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从基本无意识引向蓬勃开展的思想学术界风头人物,如一阵从香港刮到广东乃至全国的旋风。   这场在南方开启的试验直指中国高校教育的最深层矛盾,谁能预测其成效和趋势?在外界仍把目光集中在博雅学院之时,中山大学面向全校学生的新通识教育方案已率先在珠海校区全面开始实施。为澄清开办博雅学院背后的深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和甘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文/本报记者邱瑞贤、徐静 通讯员李汉荣、王丽霞 图/本报记者海国 实习生刘雷   作为中山大学南校区中为数不多的一年级本科生,博雅学院的首届35名新生,承受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完全打破专业的课程和多少有点独特的学院生活,这些高考后本来已被录取到其他院系和专业的孩子,适应吗?   独特的课堂   受关注本身就是锻炼   亲自担任班主任的甘阳多次强调,博雅学院的学生没有特权。   最早搬到南校区的前两天,有的学生只能洗凉水澡,这让甘阳心疼不已。男班长张佐在学院开学典礼前后,就为这个班级忙乎起来。典礼结束后的午后,他独自一人在学院临时办公楼里等待园艺部门工作人员取回盆景。这位自谦并无特长的上海男孩,在与记者聊天时,着重强调自己对学院的认同,只有认同,才能让我们在博雅学院学有所成。   来自天津的小姑娘由佳妮,本已被自己心仪的第一志愿应用心理学录取,但博雅学院无疑对其有更大的吸引力,她在报名表上写道一直对人类自身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选择了应用心理学这一专业。我觉得要想在此行业有所作为,必须要做到博闻强识,眼界开阔,见解独到。而博雅学院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人文氛围,注重文化底蕴,中西合璧,让学生可以看得更广,真正立足于世界的舞台上探索求知。这段话与其十几岁的年龄有些不符,但确实出于其手。   自从开学以来,外界的密集关注正让学生们从开始时的受宠若惊,逐渐过渡到略感不适,甚至有学生向甘阳抱怨,记者总给自己打电话,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学习。   应有心理准备,受关注本身也是一种锻炼。甘阳深知,这种关注蕴含的是社会情绪和目光。同时,有关博雅学院的争议和质疑之声,也难免飘进学生的耳朵,这才是甘阳最担心之处。在录取面试阶段,曾有电视台希望可以现场拍摄,甘阳断然拒绝,面试是选拔人才不是作秀。他更希望学生们能把质疑和争议都抛在脑后,平心静气地读书。   博雅学院开课一周有余,学生们初步见识授课老师的博学,感受自己知识的欠缺。不少学生坦言,高强度的学业要求还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我名片都还没来得及印。走在中大校园里,甘阳的步履急促,语速很快。博雅学院的筹办多少有点仓促,从报名、面试、录取、开学到正式上课,不到1个月时间。甘阳自己的办公室里现在只有三个助手,分别负责协助他的三个摊子:人文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和通识教育。刚来了电脑,空调还未装,广州的天气太热了。他笑说。   忙碌的院长   博雅是试验的卖点   说实话,博雅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应该给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学生读书了。   外界对博雅学院的空前关注,让曾经在海外高校任教多年的甘阳也不太适应。做学问还是要静下心来,我来中大是搞通识教育的,博雅学院只是一个环节。   相比媒体对博雅的关注过热,甘阳对于同时在中大珠海校区推行的通识教育改革试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深感不安。当初想的是,通识教育在中国高校推行的速度不可能快,只能通过微调逐步来,这样无法积累集中的经验,而开办一个相对独立的学院,给通识教育的模式提供一个理想化的试验环境,有助于我们的摸索,才筹办博雅学院。言下之意,甘阳没料到博雅成为其操控大盘中的主角。   说实话,博雅学院是一个卖点,借此推行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2008年12月亲自把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的甘阳挖过来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说,在该校多年来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历史记录上,甘阳是第一个以改革本科教育为主要目的请来的。我当时和他说,你今年57岁了,最多还有8年就要退休的。给你一个平台,做一个教育改革试验,看看通识教育怎么操作才适合中国好大学的实际情况。   博雅这次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早在2004年,中山大学就在想这个问题。陈春声透露,从2005年起,学校的主管领导就连续几年特派多位优秀的文科教师前往美国的博雅学院学习任教一年后再回国。在这批教师里,有三位承担本次博雅学院的入学面试考官,分别是历史学教授程美宝、考古与艺术史副教授徐坚和中国文学副教授朱崇科。他更透露,其实在中山大学大学城的东校区,在相关基金会的支持下,一直开办有博雅班,深受学生欢迎,只是没有对外宣传。   对于博雅背后的深意,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明确坦言,成立博雅学院,只是中山大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一系列举措中的一项尝试,而他本人更加关注的还是面向全校本科学生的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能让全校学生受益。   就在博雅学院开学成功牵动外界关注的同一天,一项更具纵深感的教育改革正悄然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铺开从9月21日开始,在珠海校区就读的3700多名新生和1300多名二年级学生,按照新的通识教育方案选修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   请吃饭的校长:   最怕通识有名无实   在某种意义上,上好通识课比上好本专业的课更难。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   第一天开讲的课程是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先秦两汉)和中国艺术史、亚太研究院的世界宗教与民族冲突、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论、中文系的中国诗词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导论等。其中,王金发教授和黄天骥教授是国家级教学名师。3天后,另一位国家级教学名师李萍开讲伦理学问题讨论。   七十多岁德高望重的黄天骥首次担任通识课教师,面对非中文系大一新生开讲诗词。想到他们不是中文专业,讲课时会注意技巧,多用例子来解释,而且和中学语文知识衔接,把不同学科打通上课,通识课教师需要能力根据学生的反应临场处理和选择。   开学以来,主抓通识教育改革的副校长陈春声很忙,最近几天他忙着掏钱请文学院、岭南学院和外语学院的知名教授们吃饭。没有合适的老师,是我最大的困难。能把本专业的课程讲到外专业的学生也爱听,很不容易。现在我是先挑老师再挑课,先看老师行不行,再决定开哪一门核心课。   作为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主任,校长黄达人已经给了甘阳30个教师编制,职责上希望实现三位一体既能担任通识课教授,又能给博雅学院上课,最好还能承担高等教育研究院的研究。陈春声坦言,这些老师最主要的工作量,还是用在通识教育。   全国高校中推行通识教育的,中山大学并非第一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都有好的探索,但我们的方案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陈春声认为,与国内其他院校展开的通识教育相比,中大这次推出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的可持续性,要与现阶段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体制平稳衔接。   目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很多都有名无实。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全国通识教育会议上,甘阳曾提出,通识教育最大的困难在于往往难以持续。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识教育课程常常游离于学校主体课程之外,因此会被边缘化而难以保证课程质量。中大这次对症下药,特别注重通识课程与学校主干课程的有机联系,在课程组织上采用了国外大学常用的双重编码课程,把若干院系最核心的主干基础课同时作为通识课程。   比如,历史系新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课程,就既是历史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全校所有学生都可选修的通识核心课程。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通识课程不是随便听听的浅显课程,而是有专业基础课要求的优质通识课程。甘阳说。   类似的双重编码课程还有由哲学系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先秦)以及由中文系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等。甘阳认为,这些都是文史哲等各系常年开设的最基本的专业基础课,把其同时作为全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就既使通识教育课程有质量的保证,而且具有可持续性。   涌现的难题:   清华北大没有多校区   要比别人先做改革,中大面临的困难很多。陈春声说,首先是学生多。   中山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大通识教育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做主任。甘阳担任通识教育总监,其策划和统筹珠海通识教育所占的时间,远远大于花在博雅学院上的精力。要面向五千多学生,新通识课程的组织与落实也远比博雅学院课程复杂和困难得多。   清华和北大招生数量没有我们这么多,也没有多校区办学的问题。比如我们东校区没有文、史、哲的院系,这些院系的专业基础课程入选通识核心课程后,无法让外专业的同学与本专业的学生一起修读,要让老师们专门为通识课程跨校区教学,相当牵扯时间和精力。   参照国际知名大学的习惯做法,让博士生担任助教,从而改变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中大班授课,师生比例严重失调而难以沟通交流的弊病,是中山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探索。甘阳说,学校规定,从本学年开始,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必须担任教学助理工作,重点保证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助教需求。   从新学期开始,中大对所有博士生进行了本科课程教学助理工作培训,校长黄达人亲自做培训辅导报告,博士生做助教是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保障教学质量的普遍措施,也是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环节,中国的大学以往对这方面重视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他认为,博士研究生担任本科教学助理工作,有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担任教学助理也有利于博士生的自身成长。   不过,现在我们的博士生还不够,陈春声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山大学共有32000名本科生,每个本科生一个学期平均要上4~5门课程,如果每门本科生课程按30名学生配备一名博士生教学助理的标准,每学期可能需要4000~5000名本科教学助理,而现在每学期能担任教学助理的博士生有1200人左右,大概只能满足1/4的需求。   实际上,在推进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陈春声还希望能完成整座高校的校区布局调整。中山大学目前有珠海校区、东校区、南校区和北校区四块,有些校区本科生太少,有些校区基本上没有硕士生,一个校区没有本硕博的完整体系,对大学教育氛围的营造并不理想。按照去年开始实施,计划2012年底完成的《中山大学校区布局调整路线图》,到2013年的时候,每个校区都会有比较完整的本硕博教育体系,对整体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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