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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与个性[已发表]: andydong 2014-7-9 23:30;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40730/PageA22TB.htm 最近，我所在的英国组的首席研究员招了一个本科刚毕业的英国男生来做一个小课题。男生 20 岁出头，金发披肩，旧 T 恤，破牛仔裤，青春逼人，英气勃发，眼中写满恃才傲物。而我们的首席研究员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一名极度严谨、有明显强迫症的单身主义英伦绅士，按照中国的标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即便从学术上讲，首席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也称得上绝对的国际权威。就是这样一位前辈级人物，和小男生交流课题时，从来都是一把年龄的首席从独立办公室出来，站在或坐在男孩的旁边，进行连续几个小时的交流。很多时候，小男生似乎爱理不理，但争执起来丝毫不示弱，满桌的文献稿纸被画得张牙舞爪。茶歇时，小男生从不喝咖啡，也不加入我们的闲谈，独自喝着酸奶，俨然与我们这帮中年“大叔”界限分明。回到办公室，有了新想法就喊首席的名字，从不主动去汇报，然后首席就大步流星疾步走过来。这让已经习惯于中国式尊老爱幼的我替首席愤愤不平。不过这一老一少似乎从来不在乎，半头白发的首席总喜欢抓着花镜站在男生桌前谦逊倾听。这幅画面与我的愤愤不平，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差异 (Culture Gap) 。试想一下，如果男生是在中国，没准他已经成为办公室的“边缘化”人物，甚至是领导眼中的“异类”，即便智商超群、才华盖世，从此也许不再受重用，甚至在漫长的“冷宫岁月”中自生自灭。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就此少了一位未来的国际权威、知名科学家。我从小深受“尊老爱幼”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在某种意义上，这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并无实质性区别—— — 既是一种文明礼仪，更是一种文化素养。老首席和小男生反映出的，则更多是中英之间对于个体、个性的尊重与包容程度的不同。说到底这是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思想观念开放程度的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影响的也许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整体创造力。毫无疑问，创造力、创造性思维总是与个性相伴而生。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关系的例子实在太多，那些唐诗宋词的名家才子，几乎个个都极具个性甚至浪荡不羁。当代的天才式人物，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皆属于此类，即便是那些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我们也可从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窥见一斑。就我从事的科研行业的同行而言，也大体能反映这二者的关系。个体的创造力得到怎样的发挥与舒展、能不能上升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创造力—— — 中西方之间因为对于个体与个性尊重包容程度的不同，从而在整体创造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据我观察，在英国的公众场合是没有所谓“异类”的，只要你的行为不违反社会公德、公共规范和当地法律，你可以尽情展示个性，哪怕你创造性地认为自己来自火星，别人也会对你的创意投以善意的笑容甚至欣赏与鼓励。而在中国的街头，你可能会被认为是神经病，被异样眼光围猎。一个社会的整体创造力都是由每一个个体的创造性思维汇聚而成。没有对社会个体的尊重、对个性的宽容与鼓励，很难有整体创造力的提升。反观我们国内的环境，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的重点已不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而是怎样能够考取高分、取得将来能够更好踏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及怎样“为人处世”，这种入世哲学思维的训练甚至会陪伴我们终身。直到有一天，我们步入中年，锐气尽失，圆润中庸，人情练达，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依靠经验主义与半世经营的资历成为各个领域所谓的前辈与领军人物，不过，伴随而来的也许还有创造力的丧失。这也是当下中国的一种很好的个体自我保护方式，姑且美其名曰“情商”。对于五六十岁的中国人来说，很难想象乔布斯在五十几岁的年纪仍然可以打破电子工业的指挥棒“摩尔定律”，用经验主义与创造性思维的完美结合，重新引领一个消费电子领域的新时代。回到开头的小男生，年少轻狂也好，恃才傲物也好，这些只是成长的阶段，与个性的好坏、创造力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没准到了老首席的年纪，他也会成长为一个谦逊和气、绅士风度的业界大牛，用老首席的方式与那些小男生们交流，并分享不同年龄层次的智慧和成果。; 16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平等为一切改革之本》文字稿: 热度 28 王铮 2014-4-7 11:33; 刘立博士转载了《科学新闻》登载的王铮的文章，谢谢，文章题目是编辑帮助改的，原文题比较平庸，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点建议》。内容实际上是我与我的助手讨论完成的，因为病，他们其中一个完成了初稿，不说清楚，就有些贪功了。当然责任作者是我，因为我提出了基本观点和做了最后修改。原稿如下，其中黑体字是我后来补充的，编辑来不及改了。谢谢编辑的润色。原文文字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老问题。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正值“科学的春天”，那时候这个问题就是科技界乃至全国上下的一个公共话题。但当时讨论的是人才断层，知识老化，知识分子的健康这些主题。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可见改革好，科技体制改革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的。然而，最近几年以来，大家对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关注又明显的加强了。很显然，这是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原来科技体制中的小问题逐渐成了大问题，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严重到了已经阻碍科技进步的程度。应该说，当前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我仅从一线科研人员的角度结合我对区域治理的研究理念，谈谈我的一些感受。第一，建立学术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人员的学术平等制度。从 1957 年起，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好，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 1980 年代以来，翻了过来。我的一位先生对我，吸取教训过头，现在弄几个学术精英当领导，没有学术平等的保障，结果学官们就只知把他们自己的学科做大，有意无意排挤其他学术方向。问题出在没有谁是“全才”、“超天才”，学术单位的创新被约束住了，不能百家争鸣，百川灌海了。近几年来，社会上的官本位现象也开始侵蚀科技界。本来应该是学术水平决定说话的声音，现在是官帽子决定了学术水平，似乎你官做得越大，学术水平就越高，一些“学官”说起话来不假思索，盛气凌人，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结果问题更严重。他们自己的课题组可以大量获取学术资源，集成了学术单位“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局面。举例来说，数据共享问题，就在中国始终解决不了，还有什么设备、评价标准向自己课题组倾斜，形成了痼疾。前几年一个中科院学者调到某高校当个系主任，去时，校长告诉他 211 经费给系里 120 万设备费，上任后一问，才知道其中 95 万已经被某领导安排买了一个大仪器，因为他的课题要用，而这个系里当时学生上机的机房，只有不到 5 台计算机，网络也不通。这个领导，是一个优秀学者，可是官位让他得以有意无意通过制造了学术发展的非平等地位，障碍了科学的全面发展。这种现象在高等院校、中科院现在仍然流行，其结果是很坏的，可以说好人办了坏事，这是没有把学术平等作为第一原则造成的，不是个人问题，是制度问题。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得把这些源于苏维埃制度的东西改掉。不改掉这些不平等制度，什么“教授治校”、“院士退休”完全是废话一句。实际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院士是一种平衡学官的力量，所以一些学官最积极拥护“院士退休”。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院士该退休，而是科学家的学术权力必须平等。现在这种情况，积极推行院士退休无异于让官本位扼杀科学。其次，国家应该推行科研人员的学术休假制度，推进学术流动。在欧美，科研人员的学术休假制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学术人员流动，知识扩散。但是在中国始终没有被真的接受。陈旧的观念还是认为，科研人员每年十二个月，天天在实验室里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人力资本潜力。这是周扒皮玩“半夜鸡叫”想法。其实，稍有一点管理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不是机器，科研人员的大脑不是电脑，不能永远保持开机运行，但需要有激发创新热情。激光就是这样一弛一张发挥能效的。学术休假制度可以给科研人员一个较好的放松期，让他们对于自己研究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回顾，对未来的学术发展脉络有一个很好的梳理定位。同时，科研人员利用学术休假期可以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兼职，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对于学术交流的促进作用，扩散知识，远不是偶一为之的短期学术访问所能比拟的。当前尤其需要鼓励高水平的学者利用学术休假期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兼职，可以开阔这些地区的学术视野，激发落后地区的学术兴趣，提高落后地区的学术质量，这些对于国家的创新与发展是“大大的有益处的”，不是让学术“死了死了的有”。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此外，通过学术休假期间的外单位兼职工作，还可以提高优秀研究人员的收入，挤掉一些误人子弟的“教授”，国家不增加支出却进一步发挥了人力资本，改革何乐而不为？第三，提高科研经费中的人员经费比例。十年前，大家对科技体制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研究经费不足上，买不起设备，用不起资料，做不起实验是普遍现象。实行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来，经费不足的问题大为改善，中国的科研经费迅速大幅提高，甚至国外同行都羡慕中国的经费支持力度。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中国的科研经费预算中主要是设备费用，而科研设备经过十年的补充，基本上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充分满足研究的需要。然而和科研设备费用相比，人员费用的比例非常低。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规定为例，劳务费用占比不得超过总经费的 15% ，重点课题为 10% ，根本就不够研究生津贴，于是或者到处找项目养人，但大量项目在身，能做好工作吗？或者减少研究生投入，大家累了个死去活来，你要想认真做，项目负责人就累死。细节我就不说了。至于科技部项目的人员费比例已经较好了。科技部给定项目经费扣除设备费后的 8% 可以做为间接费用用于支付人员绩效津贴和管理费，一般单位收取 5% 的管理费（单位的确有许多管理事务和办公费用支出，管理费必要，5%不算高）。现在有一个课题 500 万，其中 200 万为设备费。扣除设备费后 300万费用的 8% 可以用于间接费用， 24 万。乖乖，不少了。但是，且慢，总费的 5% 用于单位管理费，单位收取 25 万管理费， 24-25=-1 ，课题负责人反而欠研究所 1 万元了。问题就出在制度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制度定的时候没有调查。根本原因是不重视人的价值，是轻视科研人员、研究生的智力投入的表现。诚然，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科学研究的确是一项崇高伟大的理想事业，但首先也是一份安身立命的普通工作，小时候读《共产党宣言》，记得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说“人类首先必须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生产活动和文化活动”，老了，记的不是太清楚。我是一个布衣平民，可以记不清，可是党的干部，还是需要记得《共产党宣言》的东西的。三十年前，青少年的第一理想是当科学家，三十年后，成为科学家已经不在很多青少年的理想队列之中了，这是为什么？上星期的一个 985 大学的老师对我说，他们学校许多优秀学生转到管理学院，因为想学会计专业，当然劳动者平等，但是科学家“是必须的”呀！第四，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后勤保障。在英国上升时期，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我知道他们赶上的一个最好的时代，但一个青年人告诉我他们也可能赶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读书的时候赶上了教育市场化，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住房市场化，可是唯一没有市场化的是他们的收入。中关村周边的青年科研人员拿着五六千块一个月的工资，焦虑着三四万一年的孩子入托入学赞助费，愁苦着五六万一平米的房子这让他们如何能够安心工作，又何谈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近听说科学院某个研究所要搬迁到怀柔园区，但是很多后勤问题解决不了，不少年轻的骨干副研都跳槽到公司去了。科学人才的培养不容易，流失走了非常可惜！我相信投身科研的年轻人都是怀揣理想而来的，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希望，青年是科技发展的希望，没有薪火相传的科学事业是没有未来的，没有科学事业的国家也是没有未来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里我想起一句名言：“我反正老了，无所谓了。”可是我们说这个话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在朝气蓬勃。改革要必须考虑保持国家朝气的问题。科技体制改革是个大问题，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应编辑约稿，本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从治理角度，拉拉杂杂谈了这些感受。有人问，有没有重点？重点当然有，就是建立学术界的平等制度。这应该是科研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我有一个理想，就是有一天科技人员在一起开会时，不必强调我是所长，他是校长，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个处长。大家平等讨论问题，自由竞争，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身份，科技工作者，好听点叫科学家。学术平等，像马丁·路德·金当年写的《我有一个梦想》。美国刚刚开始发展，惠特曼有第一个梦，“我听见整个美国在唱歌”。美国强大起来了，马丁·路德·金当年写到，《我有一个梦想》。中国正在处在开始强大的起点，中国人作中国梦，我也有一个梦想：学术平等。 ———————————— 注：“ 建立学术界的平等制度”原稿误为“敬礼学术界的平等制度”。编辑保留了，保留得好。;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6502 次阅读|37 个评论

谈剑桥的学术自由等问题: 热度 32 cswen 2011-7-23 12:49; Maximum Freedom in hands of Good People ——谈剑桥的学术自由温景嵩（ 2011 年 7 月 11 日开始写于南开园）提要：本文以剑桥为例，谈了学术自由，学术平等，和如何选拔人才等三个问题供朋友们参考。这篇文字的题目采用了 Batchelor 教授对学术自由问题所说的原话：给优秀的人才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时，一些朋友对我讲：我国缺少学术自由，这是六十年来我国培养不出一位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重要原因。我很同意这些朋友的意见。本文现在就试图从剑桥大学 Batchelor 教授对这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以及他那个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实际情况，来探讨此问题。 Batchelor 教授是这个系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是如何在他这个系里实行学术自由的政策并且得到成功，可能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1. 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个依据 Batchelor 教授早已证明，探索大自然未知世界奥秘的基础科学事业具有不可规划性和不可计划性。既然如此，基础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就全靠科研人员自己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主动性。这正是在基础科学研究事业中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个依据。只有科研人员在完全无拘束不是被别人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对于他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而自由的探索，才有可能对某一重要的科学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我当年在剑桥他那里进修的两年多，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那里有什么规划会，计划会，就像我们那时的科学院大气所或安徽光机所那样。那时的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和各个研究室，搞计划的劲头真大。真可说是年年计划，年年规划。每年年初要制定研究计划，年中要检查监督，年底还要总结评比，隔一定时间甚至还要评先进，披红戴花去开庆功大会。但是， Batchelor 教授那里却不搞这一套。他从来不过问属下的研究工作，属下究竟做什么课题，怎么搞法，完全由属下自己做主。他完全相信本系的老师们有这个自觉。他说这些人都是些很优秀的人，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如何去做，用不着你操心。他曾经告诉过我，系里的老师 Huppert 有一个出色的工作。他把流体力学上的双扩散理论（ Double diffusion ）引入于地质学，从而创造出一门崭新的学科——地质流体力学。 Batchelor 教授接着说，这个出色的工作完全是出自 Huppert 自己的主动。作为系主任的他则完全没有过问过。题目是 Huppert 自己想出来的，工作也是 Huppert 自己做的， Batchelor 教授并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事实上，虽然他的系里从来不搞我们那种行政性质的制定计划和检查评比，但我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却是：人人都很自觉，人人都在十分努力十分勤奋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他们确实不再需要行政性质的检查监督，甚至我们可以说：外来的“计划科研”办法：制定计划，检查监督，总结评比，还可能还把事情搞坏。（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如何选拔优秀人才的问题，本文最后我们要讲到这问题）。从 Huppert 的这件事看，如果系里一定要采取“计划科研”的办法：制定全系的研究规划研究计划，来推动全系的研究工作，倒反而不大可能创造出地质流体力学这样优秀的成果。因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 Huppert 自己的脑子里，甚至到底要不要做这工作，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做，会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这些问题恐怕在成果出来以前， Huppert 自己都不可能说得很清楚。事实上如果在成果出来以前，能说清楚这些事情的话，制定计划的人马上自己就可以创造出这门新学科，无须乎 Huppert 再来做工作了。 2. 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二个依据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优秀人才，思想都特别活跃，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一些新思想。对他们给以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才能有助于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有助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这是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行学术自由政策的第二个依据。反之如果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计划科研”的政策，就像从前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计划经济”那样，那就会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反而会坏事。因为当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更好的新想法，从而需要更改原有的做法时。此时若实行的是“计划科研”政策，那就会很难使他们实现新的想法，很难使航道转变航向，那到会起到阻碍科学发展的负面作用。给予他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使他们能够随时可以自由地更改原来的想法和做法，就十分必要了。当年我在 Batchelor 教授那里刚开始工作时，多分散悬浮粒子的沉降理论本来并没有列入我们的工作计划。只是在我用他的统计理论成功地求取到了云滴重力碰并过程中，高 Peclet 数下对分布方程的外域解时，他敏锐地看出了这个解对于建立他的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理论的重要性。于是他就果断地修正了我们原来的航道，把它扭转到对我是完全新的建立多分散沉降理论的轨道上去。后来我和 Batchelor 教授果然研制出了已经载入胶体科学发展史册的多分散悬浮粒子的沉降理论，这证明了 Batchelor 教授当年的这一转轨行动是多么的英明。这个例子说明，保护科研人员思想活跃的固有特点，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特别是要保证他们在有更好更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时，拥有可以随时修正自己航向的自由。这确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在剑桥这个研究理论物理的机构中还有一个不大的实验室。这是剑桥的理论物理的另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 Batchelor 教授的老师 G.I.Taylor 传下来的传家宝。老 Taylor 不仅是一位理论大师，而且也是一位实验高手。他善于在非常简单的实验设备上，做出水平非常高的科学成果，其中有些已经载入流体力学发展史册，很不简单。现在 Batchelor 教授继承了他的老师这一优良传统，在他所组建的理论物理系里，就仍然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不像一般的实验工作多是检验别人的理论正确与否。不！剑桥人的实验工作是要以自己的实验数据来实现自己的理论设想。从而在理论科学发展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有一次，一位在这个实验室里工作的剑桥朋友对我讲，他不喜欢搞那些大型的高精尖实验设备。因为一旦你搞成了这种设备，你的思想就必须固定在这套设备上，既然花了这么多的钱，怎么能又随便的离开呢？然而在理论物理系工作的剑桥朋友思想都特别活跃，也都和 Batchelor 教授一样，随时都会产生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思想。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的学术思想钉死在一套高精尖设备上。他们既不肯被“计划科研”束缚住，也不肯被昂贵的设备束缚住。幸而简单的实验设备确实可以实现剑桥的实验科学家们的目的，所以在剑桥理论物理系的实验室里，就仍然可以产生十分出色的科学成果。学术自由在剑桥的实验科学家这里是这样实现的，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深思。原来出色的科学成果并不一定非要在高精尖设备上产生，少花钱一样可以办大事啊。听说现在搞科研的人，喜欢上一些大工程，大项目：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甚至上百亿。国家为此花了这么多钱，却不见出来多少个真正杰出的科学成果，更没见造就出几位真正杰出的科学家，以致钱学森老先生在他逝世以前还发出了他那惊人的“钱学森之问”！这真令人痛心，很值得我们反思。 3. 不是一般的学术自由，而是最大限度的自由 Batchelor 教授从来不讲一般的学术自由，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讲法，那就是：搞基础科研的人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这充分表现出 Batchelor 教授对从事基础科学事业人们的热爱；对这些优秀人才他具有最大程度的信任。 Batchelor 教授相信给予这些科学家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只会对发挥科学家们的才能有利，只会对发展科学事业有利。前面讲过的他从不干预理论物理系的老师们具体的研究工作，其基础正是建立在他的这一信念之上：在优秀的人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之时，应该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只有让他们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才有可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智慧和才干，才能使他们做出他们能够研制出的，最好的科学成果。另一方面，对于他自己课题组里的人，他当然不可能一点都不过问了。即使如此，每当他有新的想法想让题目组去做时，他也绝不是以领导人的身份向下面发指示下命令；而是以一位朋友的身份向你提出他的新建议让你考虑，最后要不要执行他的建议则完全由你自己做主，他从来不搞强迫命令。当我刚到他那里工作时，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向他申请的课题是：湍流；而他想要我做的却是悬浮体力学，是以我曾经做过的云的微物理学向他的悬浮体力学靠拢。对于这个问题他不是强行要我放弃我原来申请的课题，而是介绍我先到他们系里的 Hunt 教授那里去谈湍流。然后再由我自己做决定究竟要跟谁做。当他有了新的做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问题的想法时，他也不是简单地要求我暂停原来我们的决定：用他的统计理论来处理云滴的重力碰并，而是反复地问我是否真的甘心情愿做这个新题目（ Are you willing to do this? ）。只是在我向他明确地表示了肯定地答复时，他才让我去做这个新题目。当 Davis 找出了我们原来用 Batchelor 教授的统计理论处理重力碰并中的一个大错误，从而使 Batchelor 教授自己也否定了这一工作时，他允许我提出不同于 Davis 的另一新想法和做法。当我提出了足够分量的不同于 Davis 论证的新结果新数据，从而能证明我的新想法正确后，他又能不固执己见，再度转而虚心地接受我的新建议，使我们这一重力碰并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得以诞生。当要 Jeffrey 和 Onishi 参加我们的工作时，他曾向他们提出过两个建议：一是为多分散沉降提供低雷诺数下双球流体动力相互作用的各种数据；另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他们能参加我当时正在进行的云滴重力碰并理论工作。他着重地向他们动员说：云滴都是球形水滴，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流体力学家在这里大有可为。然而按照 Batchelor 教授的一贯做法，对于要不要接受他的建议，怎样接受他的建议，他把这问题的最后决定权仍然留给了 Jeffrey 和 Onishi 自己，而 Batchelor 教授却绝不做硬性的强制决定，虽然他是这个系的和这个课题组的领导。后来， Jeffrey 和 Onishi 的决定果然和 Batchelor 教授原来的建议不同：他们没有参加我的云滴重力碰并工作，至于给多分散沉降提供双球流体力学的数据，他们也不是简单地参加，而是把它发展成一个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低雷诺数下双球流体动力相互作用下的流体动力学工作，从而形成了这一领域重要的新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个人就仍然保持了很愉快的合作关系，大家都结成了很好的朋友。现在谈 Batchelor 教授给基础科研人员以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他在五十年代在剑桥所建立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在建立他这个系时，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流体力学专业来建立个力学系，更不是建立个流体力学系；事实上他这个系所涉及的专业涵盖了我们科学院的三个所的专业：理论物理所，力学所和数学所。也就是说他这个系，给那些在理论自然科学领域里工作的人们，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空间。除了经济学里的应用数学和金融领域里的应用数学以外，只要是对自然科学里的应用数学感兴趣的人们就都可以在他这个系里大展才华，成就大业。正是由于他这个指导思想，才在六十年代从这个系中培养并造就出了当代又一位理论物理大师——霍金。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指导思想，他并不把这个系的流体力学学科大组，搞成是湍流和悬浮体力学的学科大组，从而限制了流体力学其它分支在他这个系里发展。于是才有可能在他这个系里涌现出 Hunt 的非均匀流中烟羽扩散的新理论， Huppert 的地质流体力学新学科， Pedley 的血液循环流体力学， Gill 的地球物理流体力学， Simpson 的重力流等一大批出色的科学成果，虽然他这个系的规模并不大，其规模要比我们科学院理论物理，力学，数学三个所的规模总和要小得多。此外还应该提一下，他在剑桥建立的是一个“系”，而不是一个“研究所”。这倒是给在这个机构里工作的人们以一个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个系里工作的人们不能光搞科研，还必须搞教学。这正是 Batchelor 教授的又一个指导思想。他曾经对我说过：事实已经证明，在大学之外建立的孤立的研究所，对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即使在大学里建立的研究所也不成功，因为他们不搞教学。很凑巧，在剑桥倒是有个天文研究所，然而在天体物理里做出了杰出成果的霍金，却是出在 Batchelor 教授的理论物理系，而不是出在那个专搞天文学研究的研究所，这其中确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我的前半生是在科学院工作专搞科研，后半生是在高校：又搞科研，又搞教学。从中我的体会是：专搞科研时，思路会越搞越窄；反之，又搞科研，又搞教学，才会保持思路的开阔，教学对科研人员讲，确是大有好处的负担啊。 4. 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用学术的办法推动学术发展 Batchelor 教授有一次接待从中国科学院里来的人们访问。在接待过程中，他曾特别强调地指着系里饮茶大休息室的学术活动大布告牌，他对大家说：在上课期间，如果有哪一天这个布告牌是空白的，那就是我作为这个系的系主任的失职。原来 Batchelor 教授对系里的工作并非无所作为，他的系主任职责原来是在这里。这个大布告牌上写满了这一周系里每天的重要的学术活动。而各个学科大组还有自己的学术活动安排。再小至各个课题组仍然安排有自己的学术小活动。看来这就是 Batchelor 教授治理他这个系的独特的办法：那就是用学术的办法（主要是组织学术活动），来推动系里学术工作的发展。他不是像我们那时的科学院，在成果出来前用行政办法“计划科研”来推动；而是有了成果后，组织学术交流来进一步提高系里科研工作的水平，进一步推动系里科研工作的发展。于是他那个系就和我们当时的科学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忙：忙于开各种行政性质的会（现在则又添加了填写各种各样的报表，忙上加忙）；他们那里大家也忙于开会，但绝不是行政性质的会，而是学术报告会。一般一个人每周要参加两次。一是本学科大组（如流体力学学科大组）的报告会，二是本课题组小报告会，忙得很。再加上在每天工间休息时，大家在系里的饮茶大休息室的随便交谈，以及在工作时间同一课题组的人在各自的办公室里的讨论。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不可能不产生出色的科学成果。有一次在国内和一位朋友谈起国内科研机构和剑桥那里的对比，那位朋友听了以后说：我们这里是瞎忙，剑桥那里才是忙到点子上了。现在国内有人提出高校要“去行政化”的问题，这很正确，也很必要。与此同时我却以为取代行政化的并不一定是“教授治校”，而是要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高校科研的发展，就像剑桥大学那样，否则还不免会是新瓶装旧酒，解决不了问题。还要讲一下剑桥的学术自由的另一个限制。在 Batchelor 教授这里，在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问题上没有“不参加的自由”。他们没有考勤制度，偶尔缺勤没来也没人管。但如果你长期不来不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他们就会干预。这又是 Batchelor 教授对在本系工作人员的一种“强制”。他只给了本系人员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没有给本系人员以绝对自由。有一次，他对我说：和你们一起来的，来自中国科大的年轻朋友，他好久没到系里来参加学术活动了。请你去问问他是什么原因。如果他认为系里的活动没有意思不感兴趣的话，我准备就收回我们给他提供的办公桌，因为还有别人需要使用这张办公桌呢！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赶忙去找到那位年轻朋友，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听了以后也很吃惊，没想到 Batchelor 教授对参加系里学术活动是如此看重，并且对他这个小人物也是如此的关注。他说：他的导师出差了，不在英国，更不在剑桥，他以为没事了就没去系里。没想到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是如此之重要。于是赶忙到 Batchelor 教授那里去做了检讨，纠正了错误，事情才算了结。经过这些年的熏陶，我现在对 Batchelor 教授的系里所组织的这些学术活动之重要性，倒是有了一点体会。探讨自然界的奥秘是件非比一般的复杂艰难的工作。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洞察到你面临的问题的所有秘密，通过参加学术活动才能开阔你的思想，才能集思广益，才能发现你以前看不到的问题。特别是在有不同意见发生时，此时就特别能激活自己的思维，使之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这时你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废寝忘食地思考如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一些更新更好的新想法就会应运而生。当年我和 Davis 之间产生的一场论战，就恰好证明了学术讨论，甚至是学术争论，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任何行政措施都不可能产生这样强烈的效果。即便是在饮茶大休息室里的非正式的工间随意交谈，有时也会受益匪浅。美国著名流体力学家 Van Dyke 的名著《流体力学中的微扰方法》就是在一次工间休息时，在饮茶大休息室里，由剑桥的朋友们推荐给我的。当时他们了解到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并且正为此苦恼。他们于是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后来这本书的确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剑桥的工作得以成功，此书的功劳功不可没。我由此并感到这本书连同 Batchelor 教授的《流体动力学导论》，这两本书是二十世纪流体力学最重要的两本。 Batchelor 教授的书对流体运动的物理本质分析得很透；而 Van Dyke 的书则是对流体力学中的方法论，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总结。因而我认为，这两本书的确应该是现代流体力学工作者必读之物。在谈论学术自由的时候，还有个问题必须谈一下。那就是学术平等。在探索大自然未知世界奥秘的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可承认这里还有超人，他们可以先知先觉。在未知的大自然面前，我们认为，这里只能承认大家都处在平等的地位。绝不可承认这里还有上下级之分别。在这里绝不能搞唯权，也不可搞唯上。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在基础科学事业里，真正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才能够取代行政化，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工作，从而大大有利于基础科学事业向前发展。一位美籍教授曾经对我说过，国内的学术活动，通常都把报告人视为老师，把做报告叫做“讲学”。于是报告人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某种“师生关系”。然而他说这很不正常，在他们那里就不是这样。他们总是把报告人和听众视为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大家只是在交流心得而已。甚至听众可以认为自己的水平更高，我来听你报告目的是来找你的错，帮助你改正错误提高水平。在剑桥正是这样做的。我曾经讲过， Batchelor 教授要求大家在他这个系里，彼此都以名字直呼对方，而不要称职衔，也不要称学衔。包括他本人也不例外。有事叫他时只需叫他的名字“ George ！ ”, 而绝不可叫他“ Batchelor 教授！” 现在看来这正是他要在他的系里营造出一种良好的平等气氛，以便在他的系里能够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在学术活动中，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 F.R.S （英国的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我们的科学院院士），还是普通的一个博士后，甚至是普通的一个博士生，只要你有一得之见，有所创造有所发现，就都可以被他们请到这里来报告，而且都能受到相同的接待。绝没有等级上的差别。甚至当从外面请来一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来系做报告时，对待也完全一样，绝不会打出大幅标语来欢迎，只是这时来听报告的人，会比平常特别多而已。写到这里，我就想起在国内见到过的事。某高校有一次请到一位院士来校作报告。于是在大礼堂上就打出了大幅横标：“热烈欢迎某某院士来我校指导并讲学！” 好像这位院士真是个大能人。即能“指导”该校的工作，又能给该校师生“讲学”，无所不能高居于众人之上。但从国际正常的情况看，却实在是件可笑而又可叹之事。 5. 用什么标准来选拔人才 Batchelor 教授实行的学术自由政策，并非无限制的自由，而是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他的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只给予“ Good People ”。（本文开头把此词意译为“优秀的人才”。直译则是“好的人才”），其他人则不给。当然，任何机构在选拔人才时，都要选拔最好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来选拔。有一次我们曾问过 Batchelor 教授，他用什么标准来选拔人才。我们的问题非常具体：我们问他是否应当看被选拔人的论文的数量，还是质量？质量又应如何看？是否应当看论文是发表在什么水平的刊物上？（那时我们还不知道 SCI 刊物，和刊物的影响因子（即该刊物平均每篇论文每年被 SCI 刊物所引用的次数），否则我们必然也会问到这些问题）。不料 Batchelor 教授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不管你们讲的这些问题。我只关心一点，那就是：被选拔人的工作是否表现出原始创新精神（即原创精神）。有了这个精神，即使论文不多，发表在不那么重要的刊物上，我也会选他。看来， Batchelor 教授选拔人才的标准跟我们这里的大不相同，真是点到问题的要害了。现在回想当年他接受了我的申请，而没有接受其他人的申请，确实有他的道理。他说他是看中了我以前做过的云的微物理工作。然而我在云物理上的论文很少。总共才三篇。而翻译成英文的更少，仅有一篇。那就是 1966 年登载在英文版的《中国科学》上的：《起伏场的相关时间对云滴随机长大的作用》（这一篇最早是在 1964 年发表在中文版的《气象学报》上）。《中国科学》当年在国内地位还很高，但在国外却不然。虽然它也是 SCI 刊物，但它的影响因子很低，只有零点几，还不到 1 。（听说现在有的单位要求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高于 2 的刊物上才有可能评上教授。按照这个标准，仅凭这篇论文是没法当教授了。）事实上，英文版的《中国科学》在 Batchelor 教授那个系里，地位也确实不高。他们也订了这个刊物，但是不像其它的学术刊物是放在他们的图书资料室里供大家学习参考之用，而我们的英文版《中国科学》却只是放在他们的大饮茶休息室里，供他们在工间休息闲谈时翻看一下。可见我们这个国内最高级的学术刊物在他们那里的地位确实不高。然而， Batchelor 教授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看问题的表面。他不管这些却仍然看上了我曾经做过的这一点云的微物理，从而接受了我的申请。其道理究竟何在呢？在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后，第一条就是要查找有关的云物理文献。那时我离开云物理已经多年，所以我应该先调研一下，在六十年代上半叶我离开云物理以后，国际云物理界究竟有什么新进展。查阅以后却使我产生了一场意外的惊喜。那就是在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它竟然会在国际云物理界引发了一场风波，并且我的文章竟然两度载入国际云物理发展史册。一次是在 1978 年载入由两位美国著名云物理学家 Pruppacher 和 Klett 合著的《云和降水的微物理》；另一次是在 1989 年载入由另两位美国的著名云物理学家 Cotton 和 Anthes 合著的《风暴和云动力学》（这本书在 1993 年由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的叶家东教授等人翻译成中文由气象出版社出版）。原来，国际云物理界在处理云滴增长过程中，过去都使用确定论型的方法。这个方法假定云滴增长所遇到的环境，都是均匀不变的。于是在云滴的凝结增长过程和重力碰并增长过程中间，就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大云滴增长沟”。原有的确定论性的云滴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云滴为什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过这个增长沟，形成雨滴产生阵雨。到了六十年代初，由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学者突破了均匀不变的增长环境限制，他们考虑了由云中湍流引起的起伏变化的增长环境。于是人为的确定论型的云滴增长，就转化成为自然的随机过程型的云滴增长。他们引入随机过程论来处理这个问题，结果很理想。在这个随机增长过程中，确有很少一部分云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长大成雨滴。问题就解决了，因为雨滴的浓度比云滴的浓度小很多。实测表明，雨滴的浓度只有云滴浓度的百万分之一。所以并不需要所有的云滴全部长大成雨滴。只要有百万分之一这样微小的一部分云滴，碰到了比别的云滴特别有利的环境，一场阵雨就可形成。然而这个结论是过分乐观了。在他们的处理过程中，他们把起伏场的相关系数假定为恒等于 1 ，这就是等于假定了湍流起伏场的尺度为无穷大，其起伏场的相关时间也就为无穷大，至少是大于几千秒。换句话说，其相关时间是和阵雨形成所需要的时间相同。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而且必然是夸大了湍流起伏场的作用。我的工作就是把湍流起伏场实际的结构引入于云滴随机增长的理论中。这样，起伏场的尺度就不再是无穷大，相关时间也就不可能大于几千秒。影响云滴随机长大的起伏场有三个。一个是湍流加速度起伏场，一个是云中含水量起伏场，第三个则是云中水汽过饱和起伏场。前两个决定了云滴重力碰并过程的快慢，第三个则决定了云滴凝结增长的快慢。 Kolmogorov 的湍流局地均匀各向同性理论早已证明云中湍流加速度起伏场的起伏强度，最大可以达到 100% ，于是在早期引入随机过程论的学者所假定的，所有云中起伏场的尺度均为无穷大，相关时间可以大于几千秒。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湍流加速度起伏场对阵雨的形成贡献最大，它可以极快的速度把云滴在几千秒内快速长成为雨滴。然而这个论断过分乐观。这些学者没有注意到， Kolmogorov 的湍流局地均匀各向同性理论同时也证明了，湍流加速度起伏场的尺度非常小，在一般对流云中只有厘米尺度的大小。于是在我的工作中我证明了云滴在这样小的厘米尺度中的相关时间只有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秒，比起他们的估计要小四到六个数量级。结果就和那些学者们的过分夸大的乐观估计完全相反，我们的结论是：在这样短的相关时间内，湍流加速度起伏场不可能对云滴的随机增长起任何作用。至于云中含水量起伏场，和云中水汽过饱和起伏场的尺度当然要比湍流加速场大很多，可以云泡尺度来估计，是百米尺度。其相关时间也就要长很多，是几分钟。可是它们仍然比阵雨形成的时间小一个数量级，所以仍不能直接产生雨滴。但我们的工作证明它却可以使云滴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跨越“大云滴生长沟”，从而突破了过去的云滴生长理论的瓶颈限制，顺利地产生出足够浓度的大云滴。因此仍然是对云滴生长理论的一大贡献。这时，和早期的云滴随机生长理论叫做“起伏降水理论”不同，我们的理论就叫做“大云滴的短相关马尔科夫过程生长理论”。现在讲一下我们的工作在国际云物理界所引发的一场风波。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工作确实很重要，它们发表以后很快便引来一位在国际云物理界久负盛名的大科学家 Mason 的关注。（此人原来是帝国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我在英国时他已调到英国国家气象局，任该局局长）。他和他的合作者 Jonas, Bartlett 等人，从 1968 年起，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盘否定我们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否认云滴长大时所遇到的环境存在着起伏。但他们否认起伏的原因是由湍流引起。对此，他们的观点是湍流仅对起伏起混合作用。混合结果必然是消除起伏，使起伏均匀化。所以他们的观点与我们完全相反，我们认为湍流是起伏的“源”，而他们却认为湍流是起伏的“汇”。那么对流云中实际存在的环境起伏是由何而来呢？他们则认为是对流云中上升气流的起伏所引起。这是一种确定论型的起伏，云滴在其中的轨迹是可以计算的。他们假定在云底形成了一组云滴。其滴谱是个单谱。然后云滴在不同大小的上升气流作用下一边上升一边因凝结增长而长大。上升气流大的地方，水汽过饱和度就大一些，此处的云滴就长得快一些；反之则长得慢一些。然而他们的计算结果却证明了，在对流云中各个给定的高度上的云滴谱仍然是很窄的窄谱，和原来的单谱差不多，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大云滴出现。原来，虽然上升气流大的地方，水汽过饱和度大，云滴增长快，但它的上升速度也快，到达某一给定高度的时间就短，所以云滴不会长得很大；反之，遇到上升气流比较小的云滴，虽然那里的水汽过饱和度比较小，增长速度慢，但是它的上升速度比较慢，到达同一给定高度所需时间就比较长，结果就还是长得比较大。总起来看，这个高度上就不会出现很突出的大云滴，使云滴谱展宽。这样， Mason 等人就似乎从“理论”上证明了，对流云中起伏环境，对云滴长大成大云滴没有什么作用。一时间，“西风”就压倒“东风”了。事情到了 1977 年却发生了转机，产生了又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变化还是发生在英国。当时在曼彻斯特大学工作的 Latham 教授做了一个垂直风洞实验。他的实验目的是要检验一下在 Mason 等人和我们之间，究竟谁正确。最后，该风洞的实验数据清楚地表明，与 Mason 等人的论断完全相反，湍流混合并非是“均匀混合”，而是“非均匀混合”！它们就仍会产生大云滴，使云滴谱变宽，这正是湍流非均匀混合作用的结果。 1979 年澳大利亚学者 Manton 根据 Latham 教授的实验数据，重新计算了 Mason 等人计算过的那个对流云的例子。结果就与 Mason 等人的完全不同：云中各个高度上的云滴谱就大大地展宽，大云滴终于产生了。这正是引入了湍流非均匀混合的缘故。“东风”就翻了个身，重新压倒了“西风”。恰在此时， 1980 年我到了剑桥， Hunt 教授就代表他们系的流体力学学科大组，邀请我给他们做一个这问题的大报告。当我讲完了我们在云物理方面的工作和此后在国际上引发的这场风波后，出乎意料，他们不但没有按惯例提出一些问题来质问我要求我解释，反而给我以热烈的掌声。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掌声而是充满激情的热烈掌声。 Batchelor 教授并且指出这在统计理论也是个创新。他说从来的统计理论都是研究统计平均值的问题，这个理论却是要研究小概率的事件。因此，这对于统计理论也是个重要贡献。会后，他并且追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双手握住我的双肩激动地对我说：“ Splendid! Splendid! ( 辉煌的！好极了！ )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Batchelor 教授选择了我，总算没有选错。在他和剑桥的朋友们眼里，我大概还可以算是一位“ Good People ”吧。虽然我在云物理里的英文论文，只有一篇，而且是刊登在影响因子不高的《中国科学》上！行文至此，我感到我也没有辜负 Batchelor 教授对我的信任。两年多在剑桥他那里的工作，使我帮助他创建了一个已经载入胶体科学发展史册的多分散沉降理论，并且给云滴的重力碰并，贡献了一个统计理论新方法。回国以后，又在他的创造新学科精神鼓舞下，创建了一门新学科——微大气物理学，这新学科又已为国内同行所认同。回顾往事，我确实感到此生不虚，由衷地感到莫大的庆幸和欣慰。（ 2011 年 7 月 23 日完成于南开园）; 个人分类: 温景嵩文库|12297 次阅读|38 个评论

[转载]建国初新中国科技教育为何会取得重大突破: 热度 1 mingmingde 2010-12-19 21:32; 要解释今日中国科学技术教育水平退步的原因，我们不能仅盯着学校教育，仅从学校教育找教育退步的原因，却忽略更大的天地。　　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成功，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能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和合格劳动者，其重点不仅在于学校，更在于毕业之后的实践工作。大量的人才成才，并不在学校，而是在工作岗位。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讲教育，必须结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来讲，而不能只盯着学校。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我们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建国初科学技术教育，一个是美国科学技术教育。第一个是我们丢弃了很久的教育路子，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追捧的路子。我们将今天的教育同这两个参照系进行比较，看看当前科学技术教育究竟有哪些缺陷。这篇文章我们主要与建国初进行比较。　　　新中国头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学技术教育成就。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世界上第一类断肢再植手术、单晶硅　　而现在却连一个汽车的自动变速箱也造不了，制造单晶硅的技术也失传了。毛泽东时代，自主研发的100吨的大飞机运十已经飞上天，而2009年启动的大飞机项目，仍旧是一个组装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庆伟透露，未来的大飞机，我们的目标是国产化率要达到30%。。　　中国科技报，瑞士洛桑统计数字，1980年的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名第13，2002年排名降到了第35。　　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取得科学技术教育的巨大成就？我们今天为什么难以取得？　　 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方针；后来则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今天则成了世界加工厂。　　这两个发展方针的表现结果之一，建国初大学生毕业后立刻就有了工作。而现在大学生出来很多找不到工作，或者找的工作不对口，大学的专业白学，英雄无用武之地。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样一来，我们的很多高技术项目就下马了。网络上有文章《毛泽东逝世后下马的尖端军工项目》，列举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马的项目，据相关人士透露，皆属实。运10飞机下马。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31项：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第二炮兵部队下马原定项目多达45项；另外还自动放弃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自动放弃工业自动化项目，自动放弃数字焊接系统等。　　作为世界的初级产品加工厂，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科技，不需要那么多的科技人才，只需要廉价劳动力。所以不改变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国教育和科技水平不可能进步。　　国务院的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我们如何搞自有的科学技术研究？　　任新民是钱学森之外的另一位航天泰斗级大师，今年94岁！航天人亲切地称他为总总师。正是他极力推动了载人航天的重新上马。载人航天1979年被叫停！　　任新民常说的一句话：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连给老同学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了航天事业，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航天这件事，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试想，如果没有国家大政方针支持，哪个个人、老师、学生可以搞出来这样的重大科技项目？　　胡锦涛主席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我们对此举双手赞同。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很多努力。　　 2、科学技术教育的民主氛围，打破教授、学生、老农民的等级界限，对科学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人与人之间是同志般的友情；今天则是严格的等级制，学生不敢给老师提意见的，老师不敢对领导提意见。　　这一段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为了避免某些人的醋劲，我引用大科学家的说法。　　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联合早报文《周光召：今天科技界民主远不如毛泽东时代》　　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周光召的这番由衷的感慨，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　　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然而，时至今天，这样的氛围确是很难看到，取而代之的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了。　　再看钱学森关于毛泽东时代学术民主的言论：　　学术不够民主，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您没有强调学术研究的集体作用，而集体是当今研究工作的有效形式。单干户不行了。　　我从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必须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有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大家贯彻实施。要民主与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　　建国初，人与人关系平等，知识分子、学生都不敢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老工人、学生可以老资格的科学家同场辩论。即使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高度的学术民主氛围，集思广益，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　　大家对于今天的学术等级都有深刻体会的，这种例子就不再举了。　　 3、计划经济，打破部门利益界限，打破技术壁垒，统一协调分配人才、知识、物质资源；今天则是到处设置利益界限，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益界限。　　这个道理非常明白的，无需多讲。计划经济，企业都是公有的，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要的领域，实现突破。而现在，我们这方面的优势已经失去太多了。　　 4、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今天则是死读书、读死书，书本不联系实践，理论不联系实际。　　说到第4节，我们才提到学校教育。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便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当然也是这个原则。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当年的学生上山下乡、进工厂，他们的书本学习始终与劳动和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套用毛主席的另一句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延安上山下乡，这一过程使他认识了农村，认识了这个国家的基础，培养了各方面的能力。　　而今天学生们大都是死读书、读死书，从小学到大学，读了近二十年的书，却没有基本常识和动手能力。医学毕业博士生，却治不了发烧感冒，治不了常见病，很多医生没有仪器就看不了小病常见病；建筑系毕业学生，到工地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通信工程毕业的，却不会接光缆；农业大学建在城市，学生们少有机会接触自然和农村，学生们对三农问题没有认识；社会科学的学生死啃书本，根本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考试。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常识，没有动手能力，却自视甚高、好吃懒做，瞧不起技术工人、农民工人。　　理论联系实际，必然要求群众路线，要求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要求知识分子、官员、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要求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权利监督知识分子、官员。　　我们当前的教育习惯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象牙塔，看成是一些具备特殊才华的人（科学家）研究出的成果。但是毛泽东时代却对这种观念进行了根本变革社会依靠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出社会知识和技术。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总结、继承他们的经验，把经验提炼成为一种理论，而后再把理论教给人民。如此一来，实践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　　科学家也是劳动者，科学家应该归属于劳动人民之中，而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新中国每一项巨大成就，其背后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诸如大庆油田、赤脚医生、火箭、卫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都是如此。　　今天，我们埋怨学生们没有独立思考、行动能力，埋怨教育不联系实际。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论联系实际，那么首要的则是人人平等、群众路线。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没有机会扎根到群众中去，社会科学就接不了地气，学生就认识不了真实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认识，学生就没有机会深入到工厂、车间、农村、科研机构，学生们如果连实际问题都接触不到，更遑论解决实际问题？　　学以致用，带着问题读书是最好的读书方式，实践是最好的学习。可是我们把实践的机会全都掐断了。　　　 5、为人民服务，全社会学科学、爱科学，求真务实，让科学为人民服务；今天很多人则是口头上尊重科学，实际钻进钱眼里，不尊重科学，尊重的是金钱名誉利益，有奶便是娘。　　这一段或许要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了！　　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头学习科学技术，造出原子弹、氢弹、卫星、火箭？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那样求真务实，尊重科学？　　很简单，为国为民，为了祖国强盛！　　现在很多人强调物质刺激，嘲笑过去的精神的作用。殊不知没有精神的民族、没有文化的民族，迟早会在人类历史上消失。精神的刺激是递增的，精神刺激的顶点便是无私无畏，大丈夫，为国为民。而物质刺激的作用却相反，物质刺激在前期的时候其效应是递增的，但是等过了一个阶段，其效应就开始递减。　　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口头上尊重科学，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早就钻进钱眼里了。列宁说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今天的很多例子不就是这样吗！　　为了钱，科学算老几？什么符合他的利益，他便说什么正确，便说符合科学？这在当前的经济学界、法律界、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商业界不是表现的很明确吗？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昧着良心说话，公然说谎，为资本家服务，这不是很明确吗？当前的转基因主粮争论中，这一点不是表现的很明确吗？他们早就把真正的科学抛到脑后了。他们关心的只是钱！在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下，我们如何求真务实，如何取得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009/183032.html; 个人分类: 嚼舌学术|19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的几点希冀: JYH64J98Y99H 2008-3-15 22:43; 一、慎重选择学会领导人，完善学会工作章程。学会领导人，不是地方官员，不是行政职员，而是学术期刊界团结与进步的象征，学会领导人需要严格挑选，一旦选定，希望不要轻易更换，最担心高校为本校利益而追求校际平衡，产生轮流坐庄的念想。理想的状况是，像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一样，在身体健康状况容许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会员拥护与支持的条件下，也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下，选择和留任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学会领导人，让他们干下去，这对学术期刊事业长远发展有利。关键在于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完备细化的学会工作章程，并严格按照章程办事。要通过修订章程，将学界正确、合理的主张充分吸收，转化为学会工作的规程与操作的规范，并通过学界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制衡、学人自律等途径，将个人的活动置于学会章程严格约束之下。必要时，实行弹劾制度，弘扬学术研究自由平等、神圣崇高的精神。二、倡议举办中国学报节，设立中国学报改革与发展论坛。让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参加，使之成为学术期刊和学术界联合的盛会。学术规划、学术研究、学术媒体、学术成果鉴定、学术成果转让，都是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各方要加强沟通，密切联系，促进工作，增进友谊。以更宽胸怀、更多渠道推进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走合作、发展、进步、共赢之路。倡导主人翁态度，弘扬学术期刊的职业精神。中国学报节可以一年举办一次，也可以每两年举办一次。各省分会要申办竞标，中标者才能举办。中国学报节及其系列会议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工作的重要平台。如果没有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人们很难理解美国篮球协会（NBA）的品牌价值；如果没有世界杯的广泛影响，人们很难理解国际足联（FIFA）的市场价值。中国学术期刊编辑职业化、期刊运作产业化是一条可以选择的出路，行之有效的市场开发非常必要。三、规范学会名称。各省、市分会名称应该统一，不宜各自为政，更不宜文理混合。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市一级分会，形成总会——省级分会——市级分会三级管理的新格局。当下已经到了正本清源、统一规范管理的时候了。四、实行双重会员制，即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分别登记注册。切实保证会员学术与工作权益的平等，增强个人对团体的归属感，用缜密的制度预防、制约少数人滥用职权侵害个体的正当诉求与合法权益。倡导无人不平等、无时不民主、无地不自由的学术精神，让会员成为实实在在的参与者，让学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会员之家。一切背离平等、民主、自由精神之做法，都是学术活动的大敌，都毫无人类学术研究、学术探索意义可言，甚至有人类自我奴役之嫌疑。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学术创新精神，学术期刊当为学术研究的新发现、新进展、新思想、新理论、新成果保驾护航。切实尊重学者、尊敬学家，同时又要旗帜鲜明反对学霸。期冀学术界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和共识：谁挑战平等、民主、自由的法则，学界便群起共讨之,学会便群起共诛之。学会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就在于充分维护会员的基本权益，让学术活动始终闪耀着人类活动的智慧、进步、文明之光。; 个人分类: 期刊工作|514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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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学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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