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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二）：叱咤东南红半壁: jiangming800403 2018-1-1 13:05; 驰骋闽赣红半壁在四次进剿“井冈山”失败后， 1928 年下半年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又进行了三次会剿，在打破了两次会剿以后，红四、五军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为不安， 1928 年底，敌人调动湘赣两省 6 个旅，约 3 万兵力，以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分 5 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 “ 会剿 ” ，声称要把红军 “ 一网打尽 ” ，把井冈山 “ 夷为平地 ” 。湘赣两省 “ 围剿 ” 军队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红军的物资供应更陷入极大的困难。时近隆冬，天寒地冻，有的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草鞋，每人每天 3 分钱的伙食也不能维持，此时生活之艰难，如红五军军委向湘委的报告所说，是 “ 言之痛心，念之酸鼻 ” 。从井冈山到赣南井冈山上的红四军、红五军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在内线作战的连战不利。 1929 年 1 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以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毛泽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后，对当时存在的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的危害作了分析，强调对争取教育 “ 反水 ”( 指因对乱杀乱烧作法不满而对我持不合作态度 ) 的群众支持的重要性；决定实行 “ 围魏救赵 ” 的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和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还决定将到达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习惯上仍称红五军），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 1929 年 1 月 14 日，红四军主力 3600 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兵分两路向赣南出击。部队经过遂川大汾、左安，在大汾歼灭前来堵截的一营敌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进入了赣南地区的上犹、崇义，于 1 月 22 日轻松占领了大庾县城。 24 日，敌李文彬旅围攻大庾县城，与红四军展开激战，红军付出很大的伤亡才突出重围。离开大庾后，折向“三南”地区（全南、龙南、定南），游击安远、寻乌等地。未期寻乌项山，与刘士毅部交手，损失又很大。 2 月 3 日，毛泽东在罗福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设法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联系，先在那里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为扭转局面，毛泽东、朱德率部折入瑞金。 2 月 10 日，取得了大柏地的胜利，歼敌 1500 余人，生俘 800 余人。这极大地振奋了军心，赢得了主动，扭转了战局，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敌人也不敢再贸然追击，红四军从此在赣南站稳了脚跟。随后，红四军为解井冈山之围，挥师宁都，接着又举旗北向，进入吉安东固地区。 2 月 20 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地区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赣敌李文彬部正向东固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攻之势。红四军前委认为，东固地形、民情条件虽好，但红四军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红二、四团也未与大股敌军交过火，缺乏战斗经验，不宜与敌人大战。据此，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红四军回师井冈山的计划，像东固红二、四团那样“打圈子”，向闽、赣边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红四军离开东固后，东进首次进入闽西。 3 月 13 日攻入闽西重镇长汀，消灭军阀郭凤鸣部。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 800 战士，在凛烈的寒风中，以轻武器和每人 10 余发子弹，凭借新修筑的竹钉阵和土木工事，抗击 20 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守卫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29 日进攻黄洋界的敌军，收买一个游民带路，沿山间小路偷偷窜进金狮面、棍子凹，从哨口右翼爬上山，黄洋界告急。彭德怀得知重要哨口黄洋界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教导队和红军学校学员组织三次反击，均未成功。这时又接到八面山失守、白泥湖告急的报告，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不仅不能阻止敌军前进，而且会全军覆灭，于是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当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1 月 14 日会议的决定精神，率原红五军大部及伤兵、勤杂人员七八百人，集合在茨坪，向荆竹山方面突围。突围第 3 天，红军在大汾圩遭敌军三面埋伏。广大指战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一阵猛烈冲锋，突破了敌人伏击阵地，主力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不幸的是非战斗人员被敌人截住，一部分牺牲，余者分散潜回井冈山继续坚持游击斗争。过上犹、崇义，在南康章水上游渡河， 2 月 9 日（农历腊月 30 日）到达新城。部队经信丰东进重石镇，继而去兴国，寻找地方党，在莲塘和东山小憩。赣军刘士毅旅一个营又跟踪来攻，红五军乘夜突围，得知雩都城仅有刘士毅旅一个营驻守，决定奔袭雩都城。攻下雩都城后，因估计敌军主力一定会回城救援，红五军下午便撤出县城，渡河抵小密宿营，与地方党取得了联系。滕代远在雩都负伤，同 20 余名重伤员留下休养，红军送给地方党百多支枪，后发展成为赣南独立团，成为红六军的一部。不久，彭德怀在安远从报纸上得知，红四军在汀州消灭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 2000 余人，击毙该旅旅长郭风鸣，遂改变返回井冈山的计划，率红五军掉头向东北，一举击溃靠近福建边境的瑞金城守军，占领了瑞金县城。 4 月 1 日，红四军从福建长汀开至瑞金，红军的两支主力实现了第二次会合。苏区发展壮大两军会师后决定：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苏区，红四军则经略赣闽。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经信丰、崇义、上犹、遂川等地，于 5 月 2 日抵达宁冈茅坪。井冈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疟疾流行，人口不到 2000 ，生活必需品奇缺，一派劫后凄凉景象。但井冈山人民是坚强不屈的，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军占领的日子里坚持斗争。区县两级党政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当时因被敌人分割未能同军部一起撤退的红五军（红三十团）二大队李灿、张纯清部和红四军王佐特务营也都保存下来。为了抚慰受害群众，红五军发给每人 1 块银元，以救燃眉之急。时蒋桂战争爆发，进剿苏区的敌军南下作战，湘赣苏区得以恢复，闽赣苏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应福建地方党组织的需要，红四军两次入闽作战。蒋桂战争结束后，广东又陷入内讧，福建军阀纷纷入粤，红四军相继解放长汀、上杭、永定，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连城一片，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五军立马井冈，依托湘赣边界的罗霄山区，并南下粤北南雄作战，北出武功山，威胁浙赣路沿线，建立和发展了湘赣苏区。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东北张学良部改旗易帜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新军阀发生了内战，这是各地红军和苏区发展壮大的一个外部条件。 1930 年，中共中央将各地的主力红军编成四个军团，闽赣苏区为红一军团，湘鄂西苏区为红二军团，湘赣、湘鄂赣苏区为红三军团，鄂豫皖苏区为红四军团（随机自行成立红四方面军）。攻打长沙、吉安时国民党新军阀会战达到高潮，发生了阎、冯、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战场在黄河下游地区和湖南展开。第二次左倾错误高潮即“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强令各地红军离开根据地，攻打大城市，以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四军团攻打武汉，红二军团配合打长沙和武汉，并命令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北上攻打桂林，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即，红一军团离开赣南苏区北上，但南昌、九江有敌重兵驻防，红军无力攻城，毛泽东遂建议部队西进，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湘赣苏区的红五军离开罗霄山北上，进入幕府山区后，在鄂南汇合湘鄂赣苏区的红八军，组建红三军团，旋即西进，利用敌人兵力空虚，占领长沙，并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攻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省会城市。但湘敌何健部随即重兵回师长沙，红三军团奋战不胜，不得不弃城，在长沙郊区与红一军团会师，为了便于指挥两军团自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是久攻不克。随着中原大战以蒋系中央军胜利结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始重兵围剿红军，红一方面军由湘东回师赣西。南下配合攻打长沙行动的红二军团，也在洞庭湖西陷入苦战，部队被分割，贺龙被迫带领红二军重上湘西，周逸群则英勇牺牲。外线作战的红七军陷入了攻城不克的境地，随着左右江苏区的丧失，部队被迫无后方作战，转战桂东、粤北、湘南的南岭山地，最后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转战数千里，被称为“小长征”。红一方面军转入赣西后，决定配合当地工农群众“九打吉安”的战斗，并最终攻克了吉安，在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使闽赣苏区和湘赣苏区暂时连为一体。一至三次反围剿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暂时削平了国民党党内的反对力量，国民党南京政府达到了形式上的顶峰。由于各地红军和苏区蓬勃发展，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相继攻克长沙、吉安等城市，开始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为心腹大患，重兵围剿。从 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 10 月，国民党军集结 10 万、 20 万、 30 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以不到 4 万人的兵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配合地方赤卫队游击战骚扰敌军，畅快淋漓的打破了三次围剿。国民党历次围剿都是从北向南进攻，并在苏区周围建立封锁线，以求把红军压缩、包围、歼灭。赣江东岸吉安、吉水、永丰东南部的于山山地是中央苏区的西北门户，也是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1930 年蒋介石开始布置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共调集 10 万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鲁为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辕主任，十八师中将师长为张传瓒前敌总指挥。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刚刚结束吉安战役，还在赣西袁水两侧活动。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以毛泽东为代表正确意见主张：回师赣东，依托苏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国民党的十万大军在赣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未果，便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敌军一进入赣江东岸人迹稀少的于山山地便陷入了“盲人骑瞎马”的境地，既找不到向导，又缺乏粮秣补给。 1931 年新年前夕，敌十八师轻敌冒进，在永丰县南部的龙岗附近被红军围歼，片甲无回。敌军随即陷入混乱，红军又在宁都县北部的东韶打了一个歼灭战。五天内红军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 15000 余人，敌举军震惊，纷纷退出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1931 年春，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兼任南昌行辕主任，统帅 20 万大军再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在二次反围剿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思想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1931 年 4 月敌二十万大军，兵分四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由北向南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反围剿开始之前，红军主力主要集结在苏区北部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围剿开始后红军转移到苏区中部的兴国、宁都一带待命。围剿的敌军以后就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公牛一样在苏区四处乱窜，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但耳目闭塞，得不到红军的任何消息，还要面对像蚊子一样的地方赤卫队的游击袭扰。 4 月下旬敌军已经深入到苏区腹地，红军主力也到达退却的终点——赣江以东山区的龙岗、上固、东固一带，迫敌而居 25 天，伺机歼敌。 5 月中旬，红军依托吉安东南的白云山，在东固、中洞、九寸岭一带设伏，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随后，红军向东横扫，驰骋于敌重兵的侧后部，又取得了吉水白沙、永丰中村两场歼灭战的胜利，并攻克广昌、建宁县城，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武夷山。红军在半月内五战五捷，痛快的打破了第二次反围剿，六月初，敌军纷纷退出苏区。红军随机转入反攻，在武夷山两侧的南丰、黎川、建宁、泰宁、宁化等地开辟新的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次围剿失败不久，蒋介石又卷土重来，亲帅 30 万大军于 1931 年七月初开始进攻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比红军预想得更早，规模也大得多，敌军采取“厚集兵力、分进合击、长期直入”的方针，由北向南横扫中央苏区，寻找红军主力进行决战，妄图三个月消灭红军。经过半年时间里的两次反围剿作战，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而且还分散在远离苏区中心的闽西、闽西北、闽赣边、粤赣边地区进行筹款和群众工作。为了打破第三次围剿，党和红军一方面动员地方党员和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迟滞敌军行动；另一方面令分散在各地的红军主力千里回师，取道瑞金以北的壬田，到苏区中央部分的于都、兴国集结待命。 7 月底，红军主力西进到兴国西北部的高兴圩一带，敌军对高兴圩形成三面合围的态势，而西面有赣江阻隔，红军背水一战，穿插到敌军主力的背后，随后向东横扫敌后孤立和虚弱的敌人，在兴国、宁都境内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黄陂战后，红军主力转移到永丰南部君埠以东、永丰与宁都边界上的东君脑岭附近休整，随机敌军又向该地区三面围攻，红一方面总部遂命令红 15 军伪装主力向北佯动，红军主力则南下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一带休整了半个多月。等敌觉察过来，红军又秘密向西转移到兴、万、泰三县交界处的茶园、均村一带集结、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敌军就像一头牤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四处乱窜，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但一再扑空。时值盛夏，敌人后勤给养补给困难，又不时受到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肥得脱瘦，瘦的拖垮，被折腾的精疲力尽，士气低落，已经无力发动进攻。 9 月初，红军又抓住战机，在泰和东部取得了老营盘战斗的胜利。 918 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矛盾激化，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了广泛批评，国民党军已经无力再战，纷纷退出中央苏区。 10 月初，红军又尾追撤退中的敌人，在吉安东固东南取得了方石岭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从 1931 年 7 月开始到 10 月持续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苏区几乎全部丧失，成为游击区，反围剿的主战线也后退到苏区中部的兴国、宁都一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扎在宁都县的国民革命军 27 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组成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第四次反围剿在红军和苏区蓬勃发展的时候，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却因“左倾”盲动路线而损失巨大；特别是在 1930 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几乎全部暴露。然而 1931 年 1 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盲动路线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后，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也把左倾路线带入到苏区，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思想受到了排挤和打击。从 1931 年底、 1932 年初到长征之前，毛泽东虽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职务，但日益边缘化，被排挤出红一方面军，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从 1932 年 2 月到 1933 年，毛泽东基本上因病休养，这是毛泽东在苏区生病最长的一段时期，超过了 1929 年从红四军第六次到第九次党代会那次疟疾的发作。从 1932 年开始，红军再一次离开苏区攻打大城市，红三军团南下攻打赣南重镇赣州不克，反陷入敌人内外合围，毛泽东重返前线，决定启用起义不久、作为总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困。红军从赣州城下撤兵后，在赣县江口镇召开苏区中央军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以三军团为西路军，在赣江以西防御、休整，以一、五军团为中路军（东路军）入闽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远征，深入敌后，指挥作战，连克龙岩、漳州，巩固了闽西苏区，开辟了闽南新区，在完成了筹款与扩红的任务后，又因西路敌情出现了变化，红军撤出漳州，会师赣南。红军主力东征后，粤军联合国民党中央军袭扰中央、闽赣苏区南部，占领了大片土地，红军遂与国民党军会战于梅岭两麓，即南雄水口战役，南雄水口战役击溃了粤军对苏区的袭扰，巩固了苏区南线，为即将开始的苏区北线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敌情不明，红军梯次展开，没有有效集中兵力，打成了消耗战，伤亡多而缴获少，得不偿失。南雄水口战役后，红军主力由大余前线，撤往苏区中部的于都、兴国地区的休整，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再要求下，临时中央最终决定，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苏区中央局书记）、毛（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中革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红一方面政治部主任），由于毛泽东仍然消极对待中央关于外线作战、攻打大城市，夺权吉安、抚州、南城，以形成威胁南昌、全取南昌之势的意见。 1932 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室，苏区中央局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再一次“养病”，离开了军事指挥的第一线。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北线作战，进入闽赣苏区，联克黎川、金溪、资溪三座县城。在一年的时间内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敌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正当敌军又磨刀霍霍、卷土重来之际，红军主力正在敌人重兵防御的南丰城下陷入苦战。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一代战神林彪的亲自指挥下，变强攻为佯攻，通过大兵团伏击敌人增援部队，一次性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也是战神林彪在十五年后运用的炉火纯青的“围点打援”初露锋芒。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代，但是由于临时中央逐渐进入苏区，苏区各项工作中，“左”的倾向日渐增加。; 个人分类: 读史方舆|3418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yag195544 2017-10-27 20:19;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在中国的红色旅游系列中，看党的诞生要去上海、去嘉兴南湖；看军队的诞生要去南昌、去井冈山。而看共和国的诞生应该去哪里呢？除了要去延安、去西柏坡，更要去的是江西瑞金。因为，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就是从瑞金蹒跚迈出的，然后一路崎岖坎坷走到延安，再走到西柏坡，最后走到北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成长三部曲。瑞金，瑞金情 2009 年10月中旬，我们去江西瑞金做红色游。到了瑞金才知道，这是一条比较冷僻的红色旅游线路。不知是自我宣传不足，还是经济上的原因，瑞金的红色游资源开发得很不够，表现出来的是，道路难走，游客较少。比之相类似的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红色游线路尚有一定差距。虽然如此，我们一行还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瑞金重要的革命遗址，重温了曾经熟悉，但又有些淡忘的那段红色历史，亲身体验了那片红土地所散发出的革命激情。当参观完毕离开瑞金时，我的切身感受是，虽路途遥远且较难行，但不虚此行，在这里受到的革命传统教育是别处所无法替代的，那段辉煌且艰辛的革命历史是值得任何人认真思索的。瑞金之于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是有着相当的亲和力的。因为从小到大，在有意无意间，我们曾受到过许多关于与瑞金有关的革命传统教育。例如，小学课本中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与瑞金有关；中学、大学党史学习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有很多篇幅涉及到瑞金；老电影故事片《党的女儿》、《红孩子》所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瑞金；红色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也诞生在瑞金这个地方。透过诸多不同的信息渠道，潜移默化地使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所发生的那么多的真实的故事。瑞金市地处武夷山西麓，毗邻闽粤两省，是江西省东南部重镇，面积244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0万人。这里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西省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宣告中国大地上一个新型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来自全国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同志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瑞金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革命者心中的圣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位开国元帅中的九位元帅、十位开国大将中的七位大将以及其他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都曾在瑞金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工作、战斗、生活过，留下了大批珍贵的革命史料和故居旧址。当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瑞金的红土地上时，我的思绪就毫不停歇地恣意飞扬着，虽四周呈现的是一派和平的安宁景象，但我似乎在这安宁的背后嗅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硝烟的味道，耳际也似乎响彻着激烈的枪炮声，又间或有《十送红军》那哀婉的乐音在耳畔萦绕。虽时光已从那个红色年代递进了70余载，可此刻的我感到在身旁聚集着万众的坚忍的红军官兵们、质朴且不存二心的瑞金老表们。在瑞金的日子里，时刻感受到浓浓的“红色故都”味道。在去往红色景点的公路两旁，交替悬挂着与我们的共和国息息相关的两种国旗，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另一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两面国旗揭示出中国红色历史的传承关系。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的图案设计得粗糙了一些，比之五星红旗其红色也显得暗淡了一些，但她却代表了在这片红土地上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仍然把她看得极其神圣。在城市的醒目处有巨大的花岗岩浮雕，中国革命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以及早已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是浮雕上的主要角色。他们站成一排，踌躇满志地指点江山，信心满满地走向未来、走向胜利。浮雕像上有文字表示：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彰显出瑞金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历史地位。巨型浮雕的后面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其中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当年红色根据地的历史原貌。机缘巧合，瑞金成为中国革命史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阶段承载地在瑞金参观期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天地之大，为什么瑞金这样一个小小的穷乡僻壤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通过参观，再加上事后翻看了一些资料才基本了解到，瑞金之所以能够成为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条件的支撑，缺一不可。天时。 1929 年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发，原本是为了“围魏救赵”，择机再打回井冈山。但在赣南转战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主要统帅却发现，在这里打游击与敌人周旋比在井冈山更合适。于是，毛泽东便生发了在赣南这片土地上建立连片红色根据地的想法并逐步加以实现。到后来，红色武装割据的范围扩大到赣西南、闽西等地，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万的中央苏区。其间，毛泽东还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可以说，当时的红军若不下井岗，后来的革命形势发展也许是另外一种走势，或另外一种结果。正如后来党史专家们评价的：“上井岗山伟大，下井岗山也伟大。”正是由于红军下了井冈山，才有了后来的瑞金，才有了中国革命后来的一切。地利。瑞金是因为此地产过砂金而得名。虽有其名，但却一直没有富起来，直到红军来到这里之前基本不被更多的人所知。瑞金的经济不行，但其地形地貌却适合打游击，因其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基本是与外界隔绝的，这为其后来成为红色根据地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人和。 1929 年1月，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由于情况不明，又找不到好的向导，不知该如何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处处吃败仗。就在红四军的官兵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碰上了谢仁鹏。谢仁鹏是瑞金的地下党员。于是，在谢的引导下，红军来到了瑞金这块土地。瑞金的地形地貌适合开展游击战，再加上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红军不仅没有被敌人吃掉，反而连获胜仗，特别是大柏地一仗，更使红军增强了信心，并为扩大红色根据地，在这块红土地上站稳脚跟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在瑞金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有了谢仁鹏当向导，我们这支队伍就不再是睁眼瞎了。”可见谢仁鹏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瑞金成为红色之都还因为邓小平的力邀。当年，从井冈山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正在东突西奔地设法站稳脚跟的时候，对中国革命现状毫不了解的共产国际从遥远的莫斯科向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来密电，要求中共尽快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一个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连落脚之地都没有的红军是不可能建立新政权的。因此，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指令被搁置起来了。等革命形势稍微好转了，中共中央才将成立苏维埃的话题提到议事日程。最初，中共中央选择了福建长汀为中华苏维埃首都所在地。而正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在比较了瑞金与长汀的优劣势之后，向中共中央力陈在瑞金建都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群众基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最终，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福建长汀改在了瑞金。因此说，瑞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史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阶段承载地，既是机缘巧合，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也是历史的必然。叶坪“苏一大”会址及革命遗址群叶坪地处瑞金城东北，距城6公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在叶坪首先要参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我们开玩笑地将这里戏称为瑞金的人民大会堂。这里原本只是瑞金叶坪村一家姓谢的家族祠堂，即使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也可以想象出规模有多大。一个家族祠堂后来却升格为研究中华民族大事的地方，变化不可谓不大。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个祠堂里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来自全国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瑞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所在地，第一个红色首都，全国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革命者心中的圣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我国第一部《宪法大纲》、《劳动法》和《婚姻法》在这里通过，“毛主席”的称呼在这里开始叫响。在祠堂里还有若干间用木板隔开的小房子。可不要小看这些小房子，它们可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军事、财政、土地、司法、教育、内务等部委的部长办公室兼宿舍。当年，在这些小房子里产生出了多少与中华苏维埃发展有关的法律、文件、指令，支撑着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转。站在谢家祠堂外向右前方望去，可以看到一片富有赣南民居特色的土黄色建筑。当年这些建筑基本被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征用，与中央苏区发展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导部门、中心机构、指挥机构基本都设在这里。有邮政局、中央印刷厂、国家银行、总金库、对外贸易总局、全总苏区执行局、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等。毛泽东当时也住在这里。为此，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叶坪：“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当年，瑞金人民也自豪地宣称：东京南京比不上瑞京（瑞京即瑞金。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首都设在瑞金，改名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红军烈士纪念塔位于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中央的红军烈士纪念塔是我们参观的重点革命文物之一。 13 米高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导弹矗立在广场的一侧，塔身上面嵌满了一颗颗的小石子。据说，每一个小石子代表一位牺牲了的红军烈士。这样的造型之于今天见多识广的人们看来也许很不以为然。但在那个连炮弹都不多见的红军时代来看，这样的设计是很令人震撼的。谁是这座纪念塔的设计者呢？说出来很多人也许不会相信，他就是曾在白区工作过的，被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同志。1933年4月，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兴建纪念塔之后，周恩来找到虽是学医出身，但却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钱壮飞，要他担任纪念塔设计。钱壮飞愉快地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紧张设计与施工，纪念塔于1934年2月落成。当时，建成后的纪念塔成了瑞金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苏区开大会在这里，悼念和缅怀革命烈士在这里，连当地的小年轻谈恋爱约会也选在这里。这座纪念塔是那个时代革命队伍的图腾，不仅用来纪念为革命而逝去生命的人，更起着激励后人的重要作用。陈诚是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第一个参观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得意洋洋地围塔转了几圈，并让手下为他与塔合影，且照了不是一张。之所以照相，是要证明已将红军从瑞金赶跑，自己是胜利者。做完这一切后，他就下令炸塔及其它与红军有关的显眼建筑，目的是彻底消除红军的影响与威望。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恢复被陈诚炸掉的纪念塔。可没有图、没有可资借鉴的材料。忽然有人想起，陈诚曾在塔前照相，瑞金至今还保留一张当时的照片。凭着这张照片，人民政府重建起了纪念塔。陈诚当年炸塔时，塔上的“烈”字没有被炸碎。当地一户老乡冒死将这个“烈”字收藏在了家里。直到重修红军塔时，这户老乡才将这个“烈”字取了出来，捐献给了人民政府。现在我们看到的红军塔上的“烈”字是苏维埃时期的原物。陈诚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他派人炸毁了纪念塔，却又是他在无意当中“还”给了瑞金一座纪念塔。我踏着用石材在地面上嵌成的“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字迹来到纪念塔下，举头仰视着纪念塔，默默地解读着塔上每个字背后的深刻含义；那嵌在塔上的一颗颗小石子仿佛是烈士的眼睛一般，我注视着他们，他们也在注视着我。我们在深情地交流，交流的话题是如何将他们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一直走下去，不要走偏走差，更不能走成绝路。沙洲坝红井瑞金的沙洲坝有一口天下闻名的水井，这就是曾在小学课本中学到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的那口井。当地人民将其称之为“红井”。虽然曾经从课本的插图上、图片上及影视作品中见到过“红井”的形象，但当自己真正站在“红井”的井台边上时，心里还是不免激动万分，毕竟从知道这口井到亲眼见到这口井，之间整整相隔了45年的时光。在水井的后面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所书写的十四个大字是每个学过那篇课文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喝一口“红井”之水，清凉的井水润口、润喉，更润心，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我想，我已亲身体验到了毛泽东主席为后人所谋下的福利。但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却突生疑窦。南方的地下水位都很高，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能够带着战士们打出井水，而当地老百姓为什么不自己打井呢？难道他们只愿意吃河塘的污水？就此，我请教了导游。导游这样讲：“在红军来沙洲坝之前，这里的老百姓很迷信，因此听信了风水先生说在此地打井会坏了龙脉的说法而不敢打井。百姓只好挑肮脏的池塘水饮用。所以，当时的外乡人这样评价沙洲坝：“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着无水洗手帕”。1933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从叶坪迁到沙洲坝，毛泽东来此办公住宿。当看到当地缺乏较为干净的水源之后，毛泽东亲自选择井址，带领机关同志们一起挥锄挖井，三天内挖出一口直径0．85米、深6米的水井，既解决了当地老百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同志们的吃水问题，又留下了一段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佳话。其实，毛主席带领战士们绝不是简单地挖了一口井，更重要的是破除了一个很荒唐的迷信，为当地老百姓移除了禁锢在心头的一个魔咒。我想，这个意义要远大于一口普通的水井。当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得知了这个井的来历，为消除红军的影响，便几次填埋此井。但白天填上，晚上就会有老百姓偷偷挖开，反复多次，最终也没能将井填上。可见此井的影响之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位于沙洲坝老茶亭村。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建造一个具有中央政府标志的大礼堂迫在眉睫。又是钱壮飞勇敢承担了设计任务。当年8月动工，新年前，一座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十分罕见的大礼堂终于矗立于这座无名的小村子里，成为当时当地的奇观。大礼堂占地1531平方米，掩映在一片樟树林中。从高处往下看，大礼堂像个红军的八角帽。礼堂正面门上，有一颗巨大的红星，内镶中华苏维埃的国徽。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多人。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从上海迁到了瑞金，所以二苏大取消了“临时”二字。700多名二苏大代表和1500多名旁听代表参加或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以及关于确定“八一”建军节等决议。红军长征后，陈诚在穷乡僻壤的瑞金见到这样一座大礼堂感到很震惊。他命令下属对大礼堂的各个角度都拍照存留。其他的白军官兵也都好奇，纷纷前来参观。后来参观的白军越来越多，反动当局才不得不下令拆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礼堂是人民政府于1956年按原貌修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距离是15年在叶坪的参观活动结束后，我正在大门外观赏门楼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忆往昔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下联：“看今朝北京建国改天换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有同事突然问我，苏维埃共和国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相隔是多少年？因在此之前，我虽然对两段历史的年份都比较熟悉，却从未认真计算过两个时间的年差，当时我竟一时无语。看着我暗自计算的样子，同事笑着说，不为难你了。告诉你吧，两相距离为15年。15年？我有些不相信这个数字，因为，“15年”在我的感觉中是个不太长的时间跨度，难道从弱小的红军到夺取全中国的政权才用了15年？看着我疑惑的样子，同事掐指细算，红军1934年长征离开瑞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15年，又是多少年？是啊，真的是15年！一个简单的算式让我感慨万千，居然一支区区几万人的红色武装竟能在短短的15年里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我想不到，当年的蒋介石及其他的部下也绝对不会想到。当时的红军在他老蒋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群山寇而已，与其他哨聚山林的绿林贼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剿灭红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他老蒋当时想得是，需要用多少时间将朱毛红军彻底消灭，而绝不会想还有多少时间将政权拱手相送。蒋介石想不到，毛泽东也不会想到。虽然毛泽东为红军乃至共产党队伍中的翘楚、有过人的雄才大略，但在当时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环境之下，毛泽东再伟大也无法预知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确切时间，何况当时的毛泽东是靠边站的境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说是要进行战略转移，但那只不过是后来的历史学者为红军的溃败找的一个好听的托词而已。有一段真实的故事可以为上述说法作为旁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要从瑞金撤离了。瑞金的老乡拉着毛泽东的手，问：你们这一去，何时才能回来呀？毛泽东试着回答：大概三、五年吧。从此，瑞金的老乡们等啊、盼啊，这一等就是十五年。1949年8月22日，瑞金乡亲们终于盼回了当年的红军。由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当时是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来诠释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主义命题，说的不准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当时的毛泽东真得将革命胜利的时间说准确了，我敢说，那绝对不是天才的预测，只是巧合而已。据说，当年的瑞金人民也是以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方式盼望着红军的归来的。他们等了三年，没有等回红军；等了五年，红军仍未归。老乡们想，会不会是三加五，八年呀？于是又等，八年之后仍不见红军的踪影。他们日日想，夜夜盼，直到十五年后才盼回了当年的红军。此时，瑞金的老乡们对当年毛主席的承诺又有了一个新解：原来，毛主席说的“三、五年”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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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学术报告): 热度 1 sue 2012-4-17 19:47; 主讲人：乔瑞金教授时间：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9:00 地点：光华楼西主楼2604 讲座简介主讲人：乔瑞金教授主持人：王凤才教授点评人：陈学明教授; 个人分类: 点点滴滴|357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关于技术哲学解释传统的几点思考（zz）: sue 2012-4-16 09:36; 新闻类型：学术研究发布人：admin 讲座题目：关于技术哲学解释传统的几点思考演讲人：乔瑞金教授（简介附下）讲座时间：2012年4月16日14:00 讲座地点：人文楼312室乔瑞金，男，1957年生，山西省石楼县人，哲学博士，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有认识论与价值论、科学技术哲学、管理哲学等。 1995年被确定为山西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1996年晋升教授，200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术访问。曾任山西大学哲学系主任、哲学社会学学院院长。1998年兼任哲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经济、资源、环境与人口委员会特聘委员，山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国家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家协会常务理事。先后承担“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与“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多项省级课题，在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出版《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科学进步论》、《现代整体论》、《非线性科学思维的后现代诠解》、《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技术哲学教程》等多部个人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所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在国内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方面占有突出地位，该项成果2004年获山西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第四届山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技术哲学、知识论、后现代哲学与管理哲学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进展。消息来源： http://shc.sjtu.edu.cn/shc/account!index.action #; 2519 次阅读|0 个评论

瑞金咏怀: 热度 3 赫英 2012-2-5 06:31; 城外青山匾外楼，新风漫过旧墙头。几行标语红军字，犹是游人梦里求。; 个人分类: 诗词|2536 次阅读|6 个评论

当今拍案31：红色圣地局长酒后真言：我就保养情妇！: 热度 8 QFL 2011-5-25 09:11; 当今之社会，官僚以仁义而化万民；行人让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真乃湛湛尧天、朗朗舜日，也正是：自古贤僚当今盛，官正民忠见雍熙。官僚治世，上合天意，应四时；下合地户，属五行；中合仁义，风雨顺，故感百事而无逆！官员更有道德，使亿民而增辉，恩泽达枯骨，更何况我等人民乎，岂有不沾雨露之恩；故户户焚香，氤氲拂道，人心广合，仁义普传，天朝人民终获有父母矣！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的。据报道：在今年五月的一次酒席上，江西省瑞金市旅游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钟某酒后吐真言： “ 瑞金市正科级以上的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 ( 当地土话，带伙计指包养情妇 ) ？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 ” 于是，酒席上，被问的瑞金市旅游局干部和旅行社经理等人一片哑然 ( http://news.sohu.com/20110525/n308439682.shtml ) 。这种事情却发生在红色革命圣地，实属不该，不仅极大地败坏官员们的形象，更让天朝人民情以何堪与困惑不解：他们到底是在唱哪种歌呢？情妇的老公回来了 (图片来自网络，仅欣赏使用); 个人分类: 当今拍案|1983 次阅读|11 个评论

一日之内步行八十华里，由瑞金走到长汀去参观廈门大学: chenfap 2009-10-18 07:47; 一日之内步行八十华里，由瑞金走到长汀去参观廈门大学（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14）江西瑞金与福建长汀相邻；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迁在长汀。大约在1945年4月间，在厦大求学的高中同班同学胡复生从长汀来瑞金看望亲戚。他邀我和增哥去厦大参观，增哥不去，而我很有兴趣，欣然同意。便与复生沿公路步行去长汀，八十华里路程，要爬过一座大山，竟然一天走到了。路虽然较长，但已有从赣州步行至瑞金的锻炼和经验，也不觉得太困难。那时在厦大的十三中校友有十余人，成立了校友会，他们很团结友爱，对我热情接待，陪我参观，使我感到很亲切。可能由于十三中高中毕业的学生基础较好, 厦门大学每年都送给十三中几名保送生的名额。1944年秋，我的高中同级同学胡复生等四人便是通过保送进入廈大的。那时十三中在保送学生时注意机会均等，每名毕业生只能选择一个保送机会。我已选择了西南联大，便不能再选择了廈大了。厦门大学原为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私立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之后在校长、著名学者萨本栋领导下，办学很出色；抗日战争期间，在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中，两次排名第一。我到长汀参观厦大后，对这个学校的校风和学习环境获得良好的印象；厦大有数理系，我便萌生了转学到厦大的念头。心想能转入数理系更好，若转不成，我就重新投考厦大。一些在厦大的十三中校友赞同我的想法，特别是高班学长罗会标，他是我的小同乡，非常关心我，对我说：你就先到长汀来吧，我们帮你设法在厦大解决食宿问题；能转学到厦大更好，若转学不成，住在厦大准备重新投考也较有利。一些在厦大的十三中校友帮我进行了一些申请转学的活动。后来厦大领导没有同意我转学，但发给了一个旁听证。于是我回到瑞金，取了行李，再来到长汀，开始了一段在厦大旁听的生活。罗会标、李祖渊学长在厦大学生宿舍给我找到一个铺位，起初在厦大学生食堂吃饭，后来学校不让，会标学长又帮我在外面找到一个便宜的小馆包饭。我留在厦大两个多月，傍听了大一的一些课程，主要是微积分和普通物理，对厦大的学习和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厦大旁听两个多月，对我还是有不少收获的。我了解到厦大对学生的学习是严格要求的，那时我就听到高班同学谈过：厦大一、二年级基础课和基础理论课的学习相当紧张，考试很严格，常有同学补考甚至重修，若重修课程多，四年累计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有人要读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毕业。高班同学的这些介绍对我起了提醒作用，促使我在考入厦大以后用功学习。我旁听了谢玉铭教授主讲的普通物理课，他常在课堂上进行演示实验，物理形象生动，很受学生欢迎；也更激发了我要学习物理的志趣。后来当我自己在大学讲授普通物理课时，我也常常主动考虑如何运用演示实验，这是谢玉铭教授的讲课对我的深远影响。 1945年7月间中正大学在江西东南部宁都长胜复课。那时战局还不够明朗，日寇随时可能侵犯赣闽边境，特别是长汀有美国空军机场，是日寇的重要攻击目标。那时曾听说厦大打算迁校至靠近闽粤边境的上杭山区。由于我在中正大学是公费生，回校生活更有保障。因日寇侵犯江西，当时与家庭失去联系；留在长汀，缺乏经济来源，那时带的钱已不多了。如果战局一有变故，后果难以预料，生活没有保障，比较冒险。又打听到，8月间厦门大学打算在江西宁都招生。于是我便决定回到中正大学。; 个人分类: 未分类|4217 次阅读|0 个评论

1945年初，日军侵袭赣州，雨雪天步行逃难至瑞金: chenfap 2009-10-9 15:38; 1945年初，日军侵袭赣州，雨雪天步行逃难至瑞金（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13） 1944年夏秋之际日本侵略军占领衡阳、桂林、柳州等地之后，便切断了东南一带与西南内地之通路。那时我国东南地区尚有一大片国土未被日军侵占，包括江西中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连成一大片。当时位于东南地区的大学，较著名者有：江西的中正大学和中正医学院，福建的廈门大学和暨南大学，广东的中山大学，还有一些小型的专科院校。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迁至粤北靠近湖南省、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坪石，1944年夏秋之际日寇打通了粤汉铁路，中山大学再度被迫迁校，但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山大学再度迁至何处？十三中升学率很高，1944年之前,十三中高中毕业生不少人前往西南升学; 1944年夏，前往西南的交通线被日寇切断了，十三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大多数人便只能在泰和（当时江西省的战时的省会）投考大学。于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有不少人进入了中正大学。 1944年10月间到赣州龙岭中正大学分校（专管一年级学生）报到。那时中正大学校长为肖遽教授，经济学家，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中正大学分校的主任是罗容梓教授。由于原在高中同班同学有不少人也进入了这个大学，我在课余时交玩的朋友仍是在高中时比较接近的那些同学。我们都没有想到，入学不到两个月，又发生了变故。 1944年12月下旬，占领衡阳的日军向东南，占领韶关的日军向北，合围赣州。赣州沦陷后, 日寇沿赣江两岸接连进袭吉安、樟树，并直达日军在江西的据点南昌。日寇的侵袭竞势如破竹，充分说明了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幅度的下落，这使广大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满。当日军快接近赣州时，罗容梓主任召开学生大会，宣布分校暂时停课解散，让学生各自逃难，并说中正大学打算迁至宁都，要大家等待复课的消息。于是我和同学们便开始了一次辛苦和难忘的逃难历程。为甚么学校解散，让学生各自逃难？为甚么中正大学分校不组织学生集体撤退？（那时，十三中在校长的带领下，曾组织师生集体撤退至吉安以西的赣中山区藤田）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回想往事时，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可能的原因估计是：1），对几百个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怕负责任；2），学校怕大学生不好领导。学校不管，学生们便各自想办法逃难。堂兄方增得知大伯父将去瑞金，邀我同往瑞金。龚保根与陈秉常拟去宁都投靠亲友，由于中正大学将迁宁都，增哥和我也可能去宁都，于是四人结伴同行。龚保根与陈秉常是我们在十三中同班的老友。当时根本无法坐上汽车，只能步行。为了保住行李，保根与秉常极力主张买了一部独轮人力手推车；他俩和增哥轮流推车，他们照顾我年小力弱，不要我推车，只要我在上坡时帮忙拉车。我们沿公路而行，逃难的人很多。从赣州出发，走了两天，到达于都；沿途谈谈笑笑，难中取乐，倒也愉快。在于都找到了暂时在该地工作的、中学同班级友郭先弧，在他的房东家租了一间房住了两天，自己买米买菜烧饭吃。在于都，增哥碰见大伯父单位的运输船，管理人答应代运我们的行李到瑞金。于是增哥和我决定去瑞金，便与保根、秉常分手；他们继续推车去宁都，增哥和我轻装步行前往瑞金。却碰到雨加雪的坏天气，路上甚为辛苦，鞋袜尽湿，脚冻难受。从于都出发，路上走了两天半，到达瑞金。赣州至于都一百多华里，于都至瑞金大约二百华里。; 个人分类: 未分类|8238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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