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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之毕澄元原型揭秘
冯用军 2016-4-30 21:53
沈啸尘向张铁樵叙述了自己争夺码头失利的事情,张铁樵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拉拢 毕澄元 的副官--罗宗伟,可以一石三鸟,此时忽然外面喊声大作,原来是沈啸尘的老婆梅绍珠... 一、 徐国梁 (1876年-1923年11月10日),字辅洲,天津人,直系军阀。曾任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1923年11月10日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温泉浴室门前遭杀手枪击身亡,成为民国时期一轰动案件,也是江浙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早年投效淮军,1903年12月毕业于北洋警务学堂,任职于天津警察署。1913年调上海,任第三区警察署署长。1914年1月任改组后的江苏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厅长。同年7月,升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负责上海华界的社会治安。1915年1月,授陆军中将衔兼江苏省警务处长(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省)。1919年压制上海响应五四运动的罢工罢市活动。1922年开设聚丰贸易公司,暗中贩毒。1923年10月授将军府将军。同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准备进攻浙江督军卢永祥,暗中联系拥有7000名警察部队的徐国梁。11月10日,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收买指使王亚樵将徐刺杀。 二、 毕庶澄 。他系 直鲁联军 头目之一,后因私通 国民革命军 被 褚玉璞 枪毙。 1927年2月,毕庶澄率直鲁联军驻守上海,与国民革命军对峙。蒋介石在毕庶澄进退维谷之际,派毕的同乡崔唯吾劝降。毕庶澄为继续保有上海,对蒋介石委任的第四十一军军长之职,并不表示拒绝,国民革命军奉令暂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和民众则预有准备,要夺取军阀的武装,推翻其在上海的统治。 3月21日,上海爆发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经过激战,毕庶澄的司令部被武装工人占领。此时,白崇禧及薛岳部周凤岐第二十六军亦突破松江防线,进抵上海。毕庶澄率残部退入英租界。毕本非实心投蒋,遂着其参议冯翥清代职,自己则于3月2 4日,乘日本轮船神丸号逃回青岛。抵青后即赴徐州晋见张宗昌,遭张怒斥,令其回青岛候命。毕庶澄在上海的投蒋活动被褚玉璞、吴光新探知并报告张宗昌。4月4日,持有张宗昌手谕的褚玉璞用电话召毕庶澄到省城商谈军事。毕只带卫队团长马文龙赴济南,刚下火车,就被褚玉璞的伏兵乱枪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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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1)——奉军、婚礼和万岁
热度 15 fdc1947 2015-4-27 08:08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1)——奉军、婚礼和万岁 母亲西去了,享年99岁。 在汉语的语境中,“百年”这个词隐含着“人寿至极”、“人生大限”的意思。不要说过去,就是如今,能够接近这个“极、限”的人还是极少数。 在悲伤之余,回忆起了近年来一次次听母亲讲述她人生经历的情景。能够在高龄的长者身边聆听她亲历的故事,应当是一件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在大多数年月里,母亲只是苏州城里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她叙述的许多史实都是我在书本上没有见到或者在读书时所忽略的。悲哀的是,这样的时光不再会有了。 1. 奉军打到了苏州 母亲说,她小时候,市面上很不安定,经常是听大人们议论说什么军要打过来,于是大家都去抢购一些生活用品,商店纷纷关门。有时候真的来军队,也有时候并没有来,过几天大家又都正常地过起了日子。我问她有什么军队,她说有许多军队,记得有卢军、奉军等,最紧张的就是有一次说奉军要打过来。我追问她是哪个奉军,她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大人们说是奉军。 这使我很吃惊,因为我只知道奉军是张作霖的军队,也知道有直奉战争,但是那只是因为在教科书中有很简略地叙述。历史知识贫乏的我并不知道张作霖的队伍曾经打到过江南。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二十年代的事情主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几次代表大会,有哪些文件,提出什么纲领,又讲国民党如何如何,孙中山如何如何,国共如何合作,五卅运动啊,北伐战争啊,国民党反共清共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等等,对军阀们的战争则很少提及。对于直奉战争,我只知道直就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等,奉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印象中他们都在北方打仗,真不知道对江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最大的竟然不是国共的争斗而是军阀们的战争,更不知道奉系军队打到了江南。 后来,我对此知识进行了“补课”,知道了直奉战争不仅在北方进行,也为了争夺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税赋中心江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战争。民国14年(1925年),在直奉军阀混战中,属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战败。一方面,奉军张宗昌部从津浦线南下,直逼南京,另一方面,奉军毕庶澄部在江阴渡江,齐燮元败兵退向上海。1月27日,奉军占据苏州。 奉军第一军军长张宗昌率所部约1500余人到苏,总指挥部设于奉直会馆(今苏州博物馆内)。 齐燮元溃兵麇集城乡,苏州郊区的斜塘、外跨塘、陆墓、横泾、里口、浒墅关、望亭、湘城等乡镇惨遭齐军洗劫。先是,齐燮元部曾经兵围无锡城,要挟敲诈无锡商民交出大量银元。 1 月28日下午奉军进抵上海火车北站。次日张宗昌率部万余兵抵沪,进占徐家汇火车站和南市,孙传芳所部浙军撤至龙华、松江一带,上海为奉军控制。 2. 炮声与婚礼 父亲和母亲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结婚的,当时母亲只有16岁(16虚岁,根据几千年的传统,中国人的岁数都是虚岁)。母亲说,他们结婚本来还可能要略迟一点,可是,东洋人的炮声迫使他们提前结婚。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闸北中国驻军,中国军队被迫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一二八后,苏州与上海之间交通断绝,苏州百姓人心惶惶,许多人外出准备逃难。因而父母亲的婚礼提前。 当时的民俗正处在新旧交替之时,故而父母亲的婚礼是“半新半旧式”的。母亲没有坐轿子,而代之以洋车,不用吹鼓,而是租礼堂,有证婚人讲话,是为新。但是,服装并非白色婚纱,而仍是凤冠霞帔,一片大红色,见长辈仍要磕头,是为旧。父亲家是大家族,长辈众多,母亲磕头无数,磕得昏天黑地、头昏脑胀。 当然,凤冠霞帔等婚服都是租来的,实际上过去的婚服包括后来许多人所用的白色婚纱在旧时绝大多数都是租来的,当时的人没有几家会去购买这种一次性的昂贵的结婚用品。 3. “冯副委员长万岁” 1936 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当时像母亲这样的老百姓当然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内情。母亲只知道蒋介石回京(南京)时苏州也举行的庆祝游行。游行要呼口号,“蒋委员长万岁”是必呼的,还有一句是“冯副委员长万岁”。母亲的这样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首先,我不知道当时被呼万岁的也可以不止一人。过去有皇帝的时代,只能是皇帝万岁,呼别人万岁是要杀头的。可是到了民国,就也可以呼别人万岁了。 其次,冯副委员长应当是指冯玉祥将军,我不知道冯玉祥将军当时的地位竟然到了可以被呼万岁的地步。对于冯玉祥将军在当时的状况,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没有说,我也不知道(我的有限的知识大都来自历史教科书,我想大多数人应当也是如此)。后来,我对此进行了“补课”。 一般介绍西安事变的书籍和文艺作品中基本上都没有提到过冯玉祥将军。实际上,自1935年12月起,冯玉祥就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蒋介石的委员长称呼也就是来源于这个委员会 ),在委员长出缺的情况下,由冯玉祥主持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西安事变时,虽然冯玉祥并没有实权,主要的军权仍然掌握在何应钦等人的手中,而整个西安事变实际上是在幕后解决的,但是,名义上冯玉祥仍然是在主持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样,在表面上,蒋介石先生的回京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功劳”,因此,在组织群众的庆祝游行时,有关方面定出“冯副委员长万岁”这个口号也理所当然。 (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我的回忆|11265 次阅读|22 个评论
今年这样送礼~中秋节快乐!
热度 3 wangxh 2014-9-8 07:28
首先祝科学网人 中秋节快乐 ! 今年过节不收礼!各单位工会不知道怎么理解中央“不准送月饼”和“群众路线”的,不就是借着中央指示找个理由不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嘛!俺就不信,给职工分二三十块钱一盒、几块钱一个的月饼就能被定为“腐败”! 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无孔不入的送礼风气——“电子月饼”你不能不要吧! 您要问什么是“电子月饼”,就跟前些年的“期货月饼”差不多——原来是给您一个“月饼票”;有人专买“月饼票”,一转手又卖给月饼厂家——你大赚一笔吧? 明白了吧?发发微信、email、QQ等电子信息(说不定通过网络什么支付之类的)——接下来一系列“收到”、“收到”、“收到”等,哈哈,您“发财”喽! 【以上“商务操作”是俺瞎编的,为了活跃节日气氛,嘿嘿嘿】 俺们那嘎达儿有一句俗话叫做:够改不了吃屎! 看看历史,这些不算什么。下面也是活跃节日气氛奉献微信圈里一个段子: 历史是这样有意思——有人真能“上马杀敌,下马写诗”! 2014-09-08 这不是历史 ² 宋教仁死的时候,有人写了幅挽联,写得跟玩儿似的: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却是袁世凯。 写这幅对联的是个军人,叫黄兴。 ² 还有个军阀,喜欢种树。他怕农民砍树,下一道禁令。这个禁令不是一份文件,而是一首诗: 老冯驻徐州, 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 我砍谁的头。 这个军阀叫冯玉祥。冯玉祥称自己的诗是“丘八诗”,“丘八”是对兵戏谑的称呼。 但在丘八诗方面,有个军阀比他走得更远。这个军阀的代表作是: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这个军阀叫张宗昌。 ² 还有个军阀,问幕僚什么叫政治。幕僚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军阀说,没那么复杂,政治就是把对手搞下来,把咱们搞上去。又问幕僚什么叫宣传,幕僚又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 军阀说,没那么复杂,宣传就是让人人都知道咱们好,别人不好。 这个军阀曾经和泰戈尔一起吃饭,对泰格尔说,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 首都在武乡;太原成中央; 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 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 这个军阀叫阎锡山。但你要以为阎锡山是个大老粗,那就大错特错了。且看他撰写的一幅对联: 裘带偶登临,看黄流澎湃,直下龙门,走石扬波,淘不尽千古英雄人物; 风云莽辽阔,正胡马纵横,欲窥壶口,抽刀断水,暂收复万里破碎山河。 ² 还有个军阀,22岁就中了秀才。但23岁的时候,因为看不惯男女同台演戏,把鸦片台掀了,然后就只好流亡京师了。 在京师,他以算卦、写春联为生。 后来他去当兵,给上司送公文。瞄了一眼公文,说领导你有个典故用错了。领导说,你个丘八,懂个屁。他就解释典故哪里错了。 上司大惊:你念过书?考过科举? 他说:秀才而已。这个军阀叫吴佩孚。 吴佩孚逝世,有军阀送了幅挽联,盛赞他: 落日黯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先不说是谁的手笔,先看看下一幅挽联: 为解放民族而奋斗; 是无产阶级之先锋。 你肯定想不到,这是蒋介石写的。这是蒋介石写给二七惨案烈士的挽联。而上边吴佩孚的挽联,也是蒋介石写的。 ² 吴佩孚有个老师,也是个军阀。吴佩孚后来反对他,把他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他死的时候,吴佩孚送了幅挽联,赞誉得无以复加: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这个军阀叫段祺瑞。 ² 段祺瑞生命的最后十年,穷得没钱生活,是蒋介石一直在救济他。 段祺瑞是从1926年开始穷的,这一年的4月,他失业了。【 恐怕这是世界上最悲催的元首了 】 失业之前,他的职位是国家元首。失业两个月,他就被告上法庭。罪名不是因为贪污受贿,不是因为滥用职权,是因为欠钱还不起。他欠的钱还不多,只有七万块。 人称段祺瑞“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 他笃信佛教,一生没有房产。在段祺瑞下台的这一年,他被一个教育部的小职员痛骂。 这也成为段祺瑞一生的污点。 其实,这个小职员和段祺瑞有私人上的恩怨。因为段祺瑞任命的前教育总长,在前一年免了小职员的职位。 小职员后来告到法庭,胜诉了。这个小职员叫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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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东京审判》and 《军阀》
hahasalon 2011-12-8 20:18
我记得大学期间和李明伍、老赵到图书馆看过一部片子《军阀》,录像带那种,如今图书馆应该还有。相较《军阀》,我觉得《东京审判》更像是一场中国人拍给中国人看的闹剧。 忘记了大多数《军阀》的镜头以及导演等等,只记得片子乃黑白,多以照片、历史档案、声音呈现日本人侵略中国人的历史——谋划、实施,中国人的反抗、苦难,片子从 19 世纪开始,还参杂了日俄战争,并且片中有“鲁迅看客”的类似镜头,南京大屠杀等等。 回头看,《军阀》的拍摄方法更容易让人产生信任,白纸黑字,历史档案,不容置疑。但是《东京审判》呢,主要演员和大多数演员乃中国人,有中国人背后说人家坏话的嫌疑。尤其是曾志伟扮演的仁人,镜头从高到底特写,显示出曾志伟的狡诈,但这完全不符合他扮演的是一个忏悔日本军人的角色。其声撕竭裂“狗日的日本鬼子”,更不符合日本民众的需求,我想这个片子不应该仅仅拍给中国人看,应排给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等等,因此,选取较为典型的日本人心理,方能最大程度的还原日本当初的状态。比起曾志伟,缨子扮演的“慰安妇”,更为出色,场景、神色、动作都较为符合人物应有的状态。 其次,整个庭审,历时两年,《东京审判》中战犯并没有过多精彩辩论 ( 除东条英机之外 ) 。我想如片中所言,日本做了很大的准备,法庭上应该有不少精彩的冲突,包括十一位法官之间,包括战犯之间,包括控辩双方,但该片都没有充分展示。仅仅控诉方检察官“逼东条承认其会发动第二次战争”最为出色。而且,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之所以当时东条承揽责任,是因为天皇的原因。日本人不愿意自己的天皇受审,东条也知道这一点,因此承揽了所有责任,单从这一点看,东条不愧为军人和统帅。 日本人是死不悔改的,并不是他参拜靖国神社 ( 我如果是日本人,我也要去参拜的,我理解;比起日本人,我们到哪儿参拜抗日牺牲的上千万军人 ……) 。日本人因为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因此侵略是必然的道路;日本因为战争没有扩大到本土,因此日本人不知道战争的痛;日本人因为战败,因此内心一直不平;日本人更因为中国的懦弱和奴化(比如章子怡在国内从来不脱,但在日本拍《艺妓》却大脱特脱),而更瞧不起中国人。所以,就如连战的父亲所言,“中日必有一战”。 总之来说,《东京审判》所引用的典型案例太少,缺乏心灵的震撼。 军阀 The Militarists (1970) :http://www.mtime.com/movie/41975/
个人分类: 影视评论|1699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网博友大分类,你属于哪个战斗序列
热度 28 sheep021 2011-3-8 10:55
科学网上的博主们有点象民国时期的武装力量——形形色色。有国军,共军,还有地方军阀。地方军阀里面还又包括五花八门、各系各派。除了一些大军阀,还有许多小军阀在各地占山为王,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具体也不好说。主要说说几个大军阀,又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老师斧正: 一、国军 蒋介石的中央军(内分何应钦系和陈诚的土木工程系) 二、地方军阀 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即大西北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紘的桂系军队,湘军(早期3大派系,即谭延闿系,程潜系,唐生智系,后来前两系瓦解,唐系演变成以何健为首的新湘军),滇军(早期领袖龙云,后期首领卢汉),粤军(旧粤系领袖李济深,后被陈济棠取代,陈被蒋解决后,大部分由余汉谋统率,还有张发奎,吴奇伟,薛岳3个小派系自成一系),川军(早期有刘文辉,刘湘,邓锡侯,潘文华,杨森,刘存厚6大派系,后来刘湘死后,其部分裂成王陵基,唐式遵等部,而刘存厚去职后,所部被孙震领有)。此外还有盘踞西北的马家军(占据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为青马,占据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为宁马),占据贵州的黔军(以王家烈为首),占据陕西的杨虎城的17路军(亦称小西北军),占据新疆的盛世才军队。此外比较小还有从大西北军叛变出来的占据山东的韩复榘部,从李济深粤军中分裂出来的19路军,首领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被蒋介石在北伐中收编的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残部演变而来的徐源泉部,方振武部,上官云相部等。 这些军阀,逐渐被国民中央收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的一部分。但仍不能算“中央军” 三、共军 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被国民中央收编,成为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的一部分,名号为:国名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国名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不过,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战斗群,虽然了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但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又完全不同,收到中央军的打压和排斥,如“国军”策动的“皖南事变”全歼新四军。 四、科学发展之路也是不断收编地方军阀之路 随着科学的发展,研究手段不断丰富,基础理论不断完善,研究范围越来越宽,很多原来不科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也都逐渐被科学收编,成为科学的一部分。 五、科学网的博主们也很像 民国时期的武装力量, 有国军,共军,还有地方军阀 。 1、 国军 谁是国军呢? 这个比较多。判断方法比较简单:博文常常被加精的那些博主,应该属于这个战斗序列。甚至有些博主的博文篇篇精选,虽然这些文章 【 并不一定都是没有问题的“精品 ”】(见: yw20002000 的博文 来科学网的一些感想--精选文章应批判性的眼光来阅读 ) 2、八路军(新四军) 学科属于科学序列,博主也是大学或科研院所的成员。但是博文就是不能加精。比如 中医专业,中国科学院下面可是有【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 好在这样的博主不多,人家也爱清静,不闹腾,心止如水。 所以,也能相安无事。 3、 地方军阀 军阀博主也很多,多如牛毛哦,整天吵吵嚷嚷,几乎是科学网最活跃部分。 是谁谁知道,不一一点名了,军阀不好惹啊,呵呵, 4、老百姓 老百姓也是抗战主力军哦 5、你属于哪个战斗序列? 自己排排队,先看看,不清楚的,可以问我哦 三、一点感想 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诗证曰: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民国军阀起战乱,共产党人补金瓯。【这句很难听,哪位补一句替换的】 一点感想:啥时候,科学网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地位不尴尬了,地方军阀们都被统一收编了(或被消灭了),老百姓们安居乐业了,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王啊。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917 次阅读|32 个评论
[转载]评袁伟时保卫军阀毁谤孙中山
热度 3 jiangjinsong 2011-2-4 19:01
蔣科學按:偏聽則暗兼聽則明。中國過去的歷史受到政治上的限制太多,因此,歷史的描述有不少缺陷。今天我們需需要聆聽不同的聲音。袁偉時老師是中國當代很有影響的自由主義者,在南方報系影響極大,正因如此,和他不一樣的觀點才特別需要聆聽。 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谢幼田       辛亥革命虽然按照美国的立国精神建立了共和制度,权力中心却并没有转移到由约法(临时宪法)所规定的共和制度的议会和内阁,而仍在军人袁世凯手中;袁死以后,实权继续在各省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为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对各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他的“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中国的统一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基本完成。       避开北方、南方军阀长期地执掌大权的历史背景,避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军阀斗争的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所谓“民主程序”,或者以军阀的“法”为准则来衡量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从而为军阀统治翻案,否定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文章的基本手法。       这位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的特点就是要违背历史起码常识,其基本精神则是给民主法制的大敌──军人强权涂抹“民主法制”的光环,给中华民族当时唯一的正气所在──孙中山的事业和人格以编造的事件抹黑。       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只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权和民生也必须解决:同样,也不可能光解决民权或者民生问题,必须将这三个问题一并解决(虽然每次各有侧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他在长期的困境中吸引人们追随他的无形力量。       显然,光有学说还不够,必须有事业和领袖的人格相结合;同样,也不可能光是有改变社会的运动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必须要一并具有。       对于为军阀涂脂抹粉的文章的反驳,在今年春天的《传记文学》上,有胡志伟的有理有情的长篇文章连载,在《明报月刊》第十期上,有容若的清晰扼要的论述。我在此仅作补充阐述。       一、军阀政治的初始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动乱,使得地方军人崛起,但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篡位的野心,而是维护北京的统治中心,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军阀,只是开始了清代地方军人拥有军队的先例。       满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他的势力分散给了他的众部属,军阀政治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思想把行孝道当做行仁之本,当做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任何人在家庭内部必须行孝,总是以爱亲人为起点;在社会生活中则抽掉仁爱的内容,行孝方式就是忠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汉具备刍形。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作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同样拥有军队,却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他的部下们学习他不忠君的榜样,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主角。       军阀们也有其时代根源。因为既然忠君观念过时,那末该忠于谁?孙中山在去世的前一年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他自己有一次偶然到一家祠堂去,发现墙壁上的“忠”字被涂抹掉了。孙中山说,忠君虽然不好,但是忠于国家还是必须的,可见其时社会心理的混乱状况。至于民主思想,与拥有势力的军人们几乎绝缘,哪个军阀没有帝王思想?       军阀形成的条件,早有学者论述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产业革命未臻成熟,而农村经济已破产。农村因而随之崩溃,农村的壮丁乃流为游民,这些庞大的游民群众,在一方面变为民主势力形成的障碍;在另一方面适使军阀得有挟多兵以自重的机会,因为农村颓败,农村壮丁过剩,流为游民,唯有‘兵’和‘匪’两条出路,兵多匪多,匪多兵多,兵匪不分,军阀于是坐大。”(注1)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部份地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军阀割据的出现。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旧制度交替和思想文化互相影响时的混乱,是军阀割据出现的外在条件。       关于军阀的定义,各史家见解接近而各有所重,近代史专家张玉法关于军阀的定义是:“军阀一辞,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者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民国初年的军阀,多为各省的督军,也有较督军为小的将领。这些军阀,进可以操持中央政治,退可以割据一方,无论他们的权位如何,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注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他的主要部将就为争夺权力四分五裂。不仅仅袁失去了再统一北洋的威望,其他的军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统领全局。最有势力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登总统宝座,张勋想要宣统复辟,倪嗣冲则死保段。北洋军人的分裂势在难免。       袁世凯死后,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六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二十五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十七万人。       继承袁死以后的总统职位的,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所制订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应当由原来的副总统继承,于是黎元洪出任总统,皖系势力人物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掌握实际权力。       于是,立即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刚刚结束皇帝统治的共和国,政治人物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以势力来强迫对方接受,而不是协商、妥协、包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1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由段内阁签署后送交国会。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重新上演了袁世凯不久以前为了当皇帝,由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制造民选皇帝的丑剧:“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段祺瑞竟雇用流氓,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为数三千余人。由段系爪牙,陆军部人员傅良佐、靳云鹏等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施用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袁世凯所用的惯技,扬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方许散会。众议院为之群情愤慨,乃停止会议表示抗议,国务院的全体国务员也相继辞职,整个内阁仅剩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而已。”(注3)这是议会和军阀最初的较量。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还决定缓议对德参战案。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2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       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华民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紮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何阻碍他们的中华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       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当然,这正是中共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华民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       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政府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政府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焜、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政府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政府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政府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政府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政府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政府时,陈炳焜极力反对,和军政府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焜调回广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政府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政府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共“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       至于孙中山所谓的第五大罪状,是关于大总统的选举,认为和袁世凯一样有三大问题:“一、假造民意;二、武力威胁;三、金钱收买。”这个并不熟悉近代历史的中共“人民代表”,从为陈炯明翻案的书中抄来了一些故事。       那时的中国人是否拥护孙中山,华侨是否拥护孙中山?不必假造,从两点可以说明:其一是,因为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的经济来源,护法政府的经济基本来源主要依靠华侨的捐款,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的筹款电报就可知道,而且华侨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其二是,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以后,广州出现了十多万人游行的盛况,各种报纸俱在。       要顺便提及的是,孙中山的确遭到部份极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反对,这些商人从来就拥护袁世凯、北洋军阀,反对任何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事情,他们正是陈炯明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商团事变”的主角。       以下摘录陈定炎着的书籍中的语录以兹证明:       1、“炯明的施政,得粤、港、澳商人热忱的支持。广东各属,气象亦为之一新。”(第127页)       2、香港总督的电报说:“7月18日广东宣布独立,因其都督与政府官吏均为国民党员。但香港和广州的商人均拥护袁世凯。地方完全平静。”还说这些人包括“银业行、金舖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第137页)。       3、香港总督的电报,显示了陈炯明与港英当局、商人、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立法委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工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地选举了自己做总统。”(第282页)(注10)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社会基础是港英当局、部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系的商人、北洋军阀的直系和陈炯明的部属。护法运动的这些敌人反对孙中山,不能证明胸怀中华全局的孙中山的错误。       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两个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段云章、邱捷写了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对近代南北军阀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对陈炯明由一个革命者到军阀的转变的材料和分析都值得一读,还叙述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当大总统的史实,该书写道:“当时,北洋政府因桂系临逃前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而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而宣布‘自治’,即承认南北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称雄一方。而军政府的四个总裁,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则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消极观望。这样,重建的军政府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广东;主持军政府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桂系主宰的军政府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就外交而言,帝国主义更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而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这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协议将关税余款13%付与军政府。至此,外交团则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悍然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粤领事团多次提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照协议付款与军政府,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威胁;而且还成立新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政府。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成立正式政府,以资抗衡,并借此争对内对外的代表权。……到3月,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竟策动联络西南诸省军阀,抢在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组织‘六省联防’,声言‘勿为孙文所惑’。这一阴谋如果得逞,西南诸省势力必分裂,‘粤局顿形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由是之故,孙中山更急于早日成立正式政府。”(注11)显然,这位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客观的,其证明是,《陈炯明集》一书的编辑就是该书作者之一。       至于所谓暗杀事件要加在孙中山头上,更是离谱。作者大概是想要进一步给孙中山的人格抹黑。对于西南军阀的横行,1919年曾经有孙中山的追随者宁愿以死来推行暗杀,孙中山在接到书信的当天就批覆道:“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此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注12)在《传记文学》2002年春的两期连载的胡志伟的长文中,已经有详细的批驳。因为孙中山人格之高尚,连孙中山的政敌都是公认的。曾经在孙中山面前为陈炯明求情的吴敬恒曾经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戴传贤不是出于当面歌颂,而是在1921年私下劝勉心中不平而离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蒋介石时写道:“先生之事业,日日趋于成功之一途,自其主倡革命以来,其所持主义,在中国之推行,进步之速,或较各国之革命史上成绩为优。然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执信亦同辈中之一特殊人格,然与先生根本不同之点,则在于此,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注13)孙中山的事业的追随者中,总是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群体,这首先是孙中山的人格所吸引。陈炯明叛离孙中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在为人品德方面的差异所至。从来不曾在孙陈之间有过是非的李宗仁对此的论述可以供参考:“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一隅。以故中山先生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较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至于陈炯明,其生平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先生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注14)李宗仁以私德而不是从全局的看法,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在江西准备北伐的革命军许崇智、李烈钧部,如果因此遭受陈和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却派人联系吴,欲行此计划,直系在保定开军事会议讨论,会上直系重要领袖曹锟和重要将领王承斌、熊秉琦反对联合陈,理由是,陈此举是犯上作乱,辜负孙中山,如果援助陈,今后有自己方面的下属效法怎么办?陶菊隐在《吴佩浮将军传》一书中就曾提到﹕“吴先生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曾骂道﹕‘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可见在私德方面,连军阀都不敢赞同陈炯明。陈本来对革命有贡献,是他的私念太多,独霸广东的野心太大,这些在他从闽南回到广东以后由于大权在握而膨胀,加上吴佩孚的诱惑,而反叛了护法阵营。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结果,再次解散了军队的孙中山,没有金钱,没有军队,仍然高扬护法旗帜,坚持共和的正气,在南方军阀的压迫下,再次武装革命。不可设想,在南北军阀称雄的时代,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军阀能够横行?为什么民主法制那末轻易地就被军阀所毁坏践踏?为什么孙中山如此困难孤立,以至于刚刚从传统帝制过来的一般民众也并不理解他?法国革命时,第三等级是那样团结一心;美国独立时,十三个州是那样同雠敌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艰难奋斗,却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要求脱节,护法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奋起的局面,所以南北军阀能够横行霸道。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概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要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应,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孙中山晚年提出要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不过这高于国家和社会的“训练者”往往可能乘此窃夺个人的权力。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以继续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       注释﹕    1、《中国现代史论文集》第五集,军阀政治,第6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172页,东华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八年,台北。    3、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26页,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台北。    4、《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0-11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7年,台北。    5、《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一册第402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台北    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第221-2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成都。    7、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34页。    8、陈钦国:《护法运动-军政府时期之军政研究(1917-1921)》,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中华民国73年,台北。    9、《中国现代史论文选。中国军阀的史的叙述》第63页,中华民国73年出版,台湾新竹。    10、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大翻案》,出版者,BERLIND INVESTMENT    LTD,1997年,香港。    11、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349-350页。    12、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3454页,出版者:罗刚先生三民主义讲学基经会,中华民国77年,台北。    13、同上,第3479页。    14、《李宗仁回忆录》第112页,南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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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國民黨抹黑的陳炯明先生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1-2-4 16:15
蔣科學按:陳炯明先生因為與孫中山先生的過節,被國民黨全面抹黑,廣大群眾對真相并不瞭解。我們得慢慢地讀一點原來教科書上沒有的東東,這樣“可憐的中國知識份子”(侯成亞老師語)就會不那麼可憐。 陈炯明:广东法政学堂走出的政治家          “陈炯明是一个尊重法理的人。他在新的法政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没有受过法政教育的人可以比拟的。”     ——中山大学近代史专家袁伟时          一个尊重法理的政治家     关于陈炯明,有这样一则众所周知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已避居香港,日本人想拉拢陈炯明,他坚决不从。日本人影佐带着一纸支票来拜见,对他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自由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当场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对方告辞后,即用笔墨涂“X”号在支票上,让马育航送还影佐家里,以示决心。两年后,陈炯明就因病去世了,去世时,身无长物。     谈到曾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时,对其素有研究的袁伟时教授认为,“作为广东法政学堂的第一届最优生,陈炯明体现了他尊重法理的一面。”     陈炯明也许是广东法政学堂最具大众知名度的毕业生了。陈炯明1908年以最优生的身份,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他就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表现杰出,任常务驻会议员,被选为法律审查会会长。他锋芒尽露,旗帜鲜明。有人说,谘议局里最棱角分明的陈炯明和另一议员,都是毕业于法政学堂。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     然而,因为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陈炯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袁伟时认为,剔除掉国民党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他本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陈炯明在任议员时,做过以下一些实事:一是坚决禁赌;二是保证人权,捉住匪徒不得就地正法,而须通过审讯;三是发展经济和教育;四是提议组织政党;五是参加了全国的谘议局联合会,在1911年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陈炯明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参加了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以前,陈就作为一个政治家已产生了较大影响。     1911年,胡汉民当选为广东省都督,陈炯明当选为副都督。孙中山要求胡汉民北伐,于是,1911年12月至1912年4月之间,陈主持广东省军政工作。还积极参与了暗杀清政府大员和黄花岗起义两件大事。     辛亥革命后,各地既有政府的新军,又有依靠土匪编制而来的民军。有许多民军进入广东,七个“土匪头”占领了广东七个区,共有“土匪”14万8千人。民军为非作歹,把整个广东的财政给拖垮了,社会体系也扰乱了。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局面,一直到1913年,陈炯明都在担负起这个责任。他处理事务很干脆,开始专门整顿民军,把整个广东的局势稳定下来。        一个受争议的爱国者     但陈炯明做了三件有争议的事情。第一,1912年,陈炯明整顿军队,结果王河顺的民军进行抵抗,就和陈炯明的队伍对打起来了,陈炯明把他解决掉了。有人认为他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应该。     第二,报纸对此事的评论很多。有一份报纸造谣,说陈炯明下令解散新军。此事非常严重,陈炯明把报纸主编扣起来,直到查清楚,造谣者原来就是民军的一位参谋。同时,牵连到另一位报纸负责人陈定香。陈炯明把二人都枪毙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反弹,参议会谴责他,别人也认为他在干预新闻自由,报复媒体。     第三,1912年4月,因为黄世仲贪污军饷的问题,陈炯明把他逮捕起来。后来,胡汉民回到广东,接任都督,陈炯明不告而别去了香港。胡汉民把黄世仲枪决了。大家又把这笔账记在陈的名下。     其实,即使这几件事陈有不当的地方,也是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整个民国初年,陈炯明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功劳是主要的。”袁伟时在对陈炯明分析时,这样作结。     陈炯明很爱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外蒙古独立。1917年后,他领导粤军,建立了闽南护法区的根据地,一贯主张社会主义。此外,他还将桂系军阀赶出广东。        一个富有作为的省长     1920年,孙中山回来后,陈炯明出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建树很大。首先,他将全省的财政都整顿起来了。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在广州现代化的进程中,陈炯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等等。     他发展教育,包括筹备广东大学,把陈独秀请来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另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整顿和扩大。     同时,他还提出民主政治,提出县长民主选举。     他坚决禁赌、禁娼、禁毒,哪怕有人反对,说是截断了政府的财路,他也坚定不移。     他还主张广东就建设为“模范省”,主张各省通过联省自治来统一,不赞成打仗。孙中山原来支持联省自治,后来又出尔反尔,想武力统一全国,为此不惜引入苏俄的力量,赞成外蒙古独立。他与孙中山的分歧在于两条统一路线的斗争。陈是走和平统一的路子,而孙走的是武力统一的道路。但是,孙中山的威望很高,又借得了苏俄的军事支持,陈炯明不擅长打仗,退到粤东一带贫穷地区,最终导致失败。但,这并不抹煞他的功绩,他为广东扎扎实实地干了一系列的实事,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陈炯明是一个尊重法理的人,”袁伟时如是说。“陈炯明在新的法政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没有受过法政教育的人可以比拟的。”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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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比较?说说蒋老师的“比较”
liwei999 2011-2-4 15:57
如何做比较?说说蒋老师的“比较”。 (868 bytes) Posted by: mirror Date: February 03, 2011 04:12PM 《軍閥辦教育許多方面的確比党國要強》,这是蒋老师的一个说法 。应该说这个说法还是很有些道理的,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的话。 跨越时空比较两件事情,应该说是很困难的。在边区的共产党与进城后的也不一样。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与从前的自己比较那样。 对一件事情,所有人的看法都“完全一致”的事态其实是个很可怕的事儿。因为这意味着人们放弃了思考。办教育的一个根本,是要让人们学会思考。但这样一来就必然要有“反对意见”,这是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事态。 有个世界潮流的背景蒋老师并没有言及,也许是“有心”,或许是“无意”。从拿破仑之后,国民教育和军事实力的相关已经被人们理解了。包括统一语文教育、规定标准发音,都是出自要富国强兵的目的。了解这样背景后再看“军阀办教育”,感觉也就大不一样了。 这样的信息,蒋老师能提供更好。不能提供的话就需要有“反对意见”去说明这个事儿,使新一代人更有智慧,更有能力。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75900,75900#msg-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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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辦教育許多方面的確比党國要強
热度 9 jiangjinsong 2011-2-3 22:59
蔣科學按:軍閥不比党國,應該沒有什麽人偏袒他們,為他們說好話。但是,今天看來,在教育事業上,許多方面做得的確要比党國好一些。 北洋军阀办教育面面观:张作霖尊师 韩复渠不差钱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1-8 08:35   有一天, 大军阀张作霖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 而像张作霖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一次,韩复榘到济南一所学校给学生们作报告,他说:“同志们、老头子们、老太太们、大学生们,二学生们、三学生们、大姑娘们:你们好,俺也好,咱们大家都好。今天天气很好,俺十二万分地高兴,俺特地从山东赶到济南来,俺是没啥文化的,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今天谁没来听演讲?没有来的请举手。好,都到齐了。今天俺的报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俺讲了你们也听不懂,俺就不打算讲了。第二个问题很长,要讲四个小时,今天时间来不及,俺就不讲了。第三个问题(他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对不起,俺的讲话稿没带来,还在秘书处,俺也不讲了。下面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讲讲怎么做事。俺想,一个人做事,先要决定他的大前提,比如咱的马,只有后面两个蹄子,没有前面两个蹄子,它会走吗?”   最后一句,虽然也很俏皮,但却让韩复榘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与何思源最初的关系,不难预期。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何思源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安排;不叫我干,我就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起身安慰何思源,说:“ 省财政绝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这也许就是让何思源敬佩的地方。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成为民国第一冤案。此前,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面对诱导,他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直言相告:“ 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 这何止是一句证言,直接就是对韩复榘人格的标榜与尊重。这尊重,来自于韩复榘对教育的言而有信。   再说说阎锡山。他与韩复榘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主政一省的时间特别长,他执掌山西达38年。 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治学方面,卓有成效。因此,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 阎锡山办教育,最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搞好山西经济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作为后人的我们,除了感佩,还是感佩。( 据《青年文摘》魏得胜/文)   延伸阅读:张作霖办教育慷慨解囊 摘自《 辽沈晚报》 作者:康艳华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    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说:“宁可少养五万兵!”   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师长上书总统,不谈军事谈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下令: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议案交给了张作霖。对于这一议案,张作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深刻,他认为,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因而,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 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 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除此之外,张作霖还注意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视学相当于学监,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严格视学制度,防止积弊产生,1917年7月6日,张作霖再次训令各道尹, 在暑假期间完成各县视学调整撤换工作,规定视学不得连任。 1918年3月9日,他还训令 视学不得受人供给,如遇招待应酬之事,“固宜婉言谢绝,藉保廉洁”。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完善教育管理。在1919年10月, 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二十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请办师范,张作霖大笔一挥:准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黑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往吉、黑促成此事。   1917年1月9日,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电中将与吉黑两省商议的结果作了详述,提到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并请教育部“先行允准”。但教育部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为由,未批准。   3月17日,张作霖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是非常丰盛的。   此外,为确定奉省师范教育的施教方针,张作霖于1918年2月15日,特召集全省师范校长来奉天,使其交流经验,“互换知识”,谋师范教育日臻完善。会议形成议案近二十个,张作霖一一审阅、下发,令各地方议复并遵照执行。   张作霖强调“学以致用”   职业教育是培养实用性人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对实用性人才的迫切需求。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后,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    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轉自: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tid=291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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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是中國20世紀最好的統治者
热度 9 jiangjinsong 2011-2-3 09:59
老邪同學提到了地方自治 引起了掃地高僧的反彈 也許高僧因為忙著在寺廟中掃地 不諳世事吧 其實 軍閥是20世紀中國最好的統治者 熱心地方建設 尊重知識份子 把大學交給教授治理 從不搞黨化教育 思想控制的水平也不高 軍閥割據的時代是中國知識份子思想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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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与近现代革命
自我源于思考 2009-11-30 13:53
我国的国粹之一即是中国功夫武术。严格来讲属于身体技艺的一种,但是它与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医的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独特色彩的国术。 身体技艺起于战争与生活保健,如印度的瑜伽,西方的击剑等。但是在中国,却与哲学相结合,形成内外兼备的武术,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 许多医学家创造了许多形体动作以供人锻炼身体,如华佗的五禽戏,还有些医学家提倡精神运动论,如孙思邈的养气理论等,它首先与道教哲学中的养生论结合,后来又逐渐与战争中的对抗、搏击相结合,形成武术。武术最初在唐代少林一系起步,当时的传奇和志怪小说也开始流行,在明朝由于社会行商需要保护,武术开始大为推广,各个派别逐渐成熟。在清朝,许多反清分子即以习武反对满族统治。而近现代更有许多武术家抱着强身健体,宏扬国威的意旨为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多的习武者作为军人参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在众多武术家中,尤其出众的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明史也作出评论,俞的操守胜戚继光一筹),他曾经专程拜会过少林寺,并对少林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武术,笔者只对其拳术有所了解,对于其气功所知不多。清华大学曾经使用高新物理仪器对海灯法师弟子的气功作过研究,虽然结果未知,但是有其科学道理或许是肯定的吧。另外余秋雨先生在散文中也对于女飞贼的轻功有过描写,并称取材于公安局的卷宗,想是真实可信的。原山东白求恩医科大学研究所里还保留过建国初期一个飞贼的双腿,研究显示其腿部肌肉远比正常人发达。但在这里,笔者只想对武术与中国的近现代革命的关系说一下。以期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传统文化对于近现代革命的影响。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做了什么,其实他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朱元璋,当时孙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反清复明帮会的支持,(孙中山一直对于民间势力比较重视,如果把这个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可笑的。 )尤其是洪门,其海外首领司徒美堂还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上了天安门,当时孙的祭奠仪式是非常郑重和盛大的,虽然革命胜利后中国随即转为军阀割据,而并没有什么复明。但这并不影响帮会的势力继续发展。而许多帮会成员都是练习武术的。而各个武术派别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制度,他们都自行授徒,形成一个完整的小团体,称得上中国社会的特殊影响力量。虽然中国武术在现代也开始超越出门派界限,如张之江的中央国术馆的创办等,但是当时采用历代相传的教条规范并民间授徒者仍居于多数。各个武术门派把自己的历代相传的哲学及社会理念通过自己的门徒参加的社会活动(革命活动)表达出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在清末的农民运动中,武术起到重大作用的是义和拳(也称义和团),提倡扶清灭洋,以武术强国最后组织农民军队与八国联军抗击,但是遭到国内封建势力和国外侵略势力的联合屠杀。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当地民间武术流行,各个乡村无不练武。中学教材上的《冯婉贞》,说的便是当时一个习武的少女,领了本村习武的同龄人击退国外侵略者的传奇故事。另外在戊戌变法中也可见到大刀王五的身影。 民国以后,武术开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排挤,但执政者一直没有忽视武术的作用。在 1915 年,孙中山出席了上海精武会的运动会并发了言。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央国术馆,教习武艺。还特地组成了一支武术表演队参加了1936年德国奥运会。 武术对于革命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军人,军人习武出身对于其作战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许多具备武术根基人军人被提拔上来担任下级军官,在战争中一些人升迁至高级军官,名声卓著。而从事保镖、警卫一类的行业影响力则不是太大,如孙中山的身边就曾有一位武术家杜心武,而吕紫剑曾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其他人虽然影响大为不如,但是相当受到当权者重视,所以在历史上不容忽视。另外还有从事体育方面的,更多则是影响了其武术发展的自身吧(霍元甲的工作一方面消除门户之见,但另一方面又自己创立了另一个门户精武门,所以不能归到体育运动)。 从第一次内战时期开始,习武的军人纷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他们的影响直至建国以后。各大军阀之中武术名家及传人的身影十分活跃。李宗仁小时师从父亲好友李植甫学习过武术,在学校中由于劈刺出色而得李猛仔的浑名。张学良的武术教师传为霍元甲弟子刘振声,也有传张学良虽然学过武术,却并非师从哪位高人,并且他从来也没有认真练过。西北军更是从冯玉祥以下将领统以武术闻名,其大刀刀法更是在军事史上闻名。出身西北军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知名将领后来在抗战中先后殉国,其中赵登禹籍贯山东菏泽,时任二十九军 132 师师长,陆军中将衔,少年时即武术精湛。山东军阀中的李景林是武术名家,后任国术馆副馆长。袁世凯嫡系北洋军阀冯国璋、段琪瑞本人即习武,其部属之中以武术见长者更是多不胜数。 中共方面,周恩来青年时期曾在韩慕侠门下学武,当时韩的名望很高,为了发扬国学、宏扬国威,韩免费授徒,周恩来东渡求学时曾赠他一幅照片。刘伯承幼年时从任贤书习武,后成为川中名将,最后又加入共产党。贺龙以两把菜刀闹革命,靠的就是武艺。叶剑英的武术功底不清楚,但是叶在云南讲武堂时以剑术击败日本剑师,可见具有一定造诣。陈毅被为儒将,可能不大通晓武艺。聂荣臻、罗荣桓为政工元帅,前者在黄埔教官时也不是讲授击技课。朱德、彭德怀、林彪、徐向前虽是讲武堂或军校出身,但是没有发现其师从民间武术家的经历。笔者只是从《少年彭德怀》中见到过用大刀劈开粮仓赈济乡亲的彭德怀。 自元帅以下,各个习武的将军俱是悍将,许世友是正宗少林功夫,内战时作战极猛,手持大刀冲锋在前,与陈再道并称四方面军双虎,徐向前元帅曾下令不许二人冲锋,解放后许世友在插队时常在士兵中表演拳术,深得士兵爱戴。贺炳炎却是正宗的武当功底,曾拜武当一清道长学习剑法,后又习刀法。旋风司令韩先楚也是自幼从乡村拳师杨鸣河习武,后遇到了空大师指点,拳术精进。他们所习的武艺或许在枪炮作战的年代所起作用越来越小,但武术的哲学思想却一直通过他们的性格、气质影响他们的战略战术的决策。 由此可见,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始终都有武术的影子,许多精通武艺的军人在中国的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在中国革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的历史有中国的特殊性,武术是近现代革命中色彩鲜明的一部分,一概以西方的历史框架并不能反映出我们民族的真实面目。 注:本文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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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与军阀究竟谁更高明?【袁偉時】
jiangjinsong 2009-10-10 10:01
国民政府与军阀究竟谁更高明? 摘自袁伟时先生之从《努力》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贡献和失败 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是什麽?長期以來人們把統一和割據之爭視爲中心。多年來,爲此辯護的主要理由是不首先用武力打破軍閥割 據,實現全國統一,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不無疑問。國民黨用武力基本統一了全國,可是經濟發展不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快,政治腐敗的局面並無二致,而 公民的自由度卻大大削弱。而被目爲軍閥割據的地方,卻並非一無是處。陳炯明不是至今仍被稱爲軍閥嗎?他治理廣東,著意建設模範省,禁賭禁毒、辦教育 (包括著手籌辦廣東大學即後來的中山大學)、推行縣長和縣議員民選、推行司法獨立、按照現代市政制度組建廣州市和汕頭市成績斐然。20世紀上半葉,廣 東統治者你方唱罷我登臺,政績堪稱伯仲者只有19291936年間執政的又一軍閥陳濟棠。孫傳芳全權委託丁文江建設大上海,要使上海租界四周 的中國地區成爲一個模範城市,其結果應該成爲我們要求取消外國租界的基礎。歷史只給了他八個月,他卻成功地把原來分散的五個區統一起來,組成了一個符合 現代市政要求和頗爲清廉的市政機關,積極進行了市政建設;並且成功地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建立了上海臨時法院,剷除了一項國恥。 他如閻錫山在山西,新桂系治理廣西都有爲人稱道的建樹。而從政治學的角度考量,權力分散,地方自治,使中央權力受到必要的制約,恰恰有利於防止在全國 範圍內建立專制統治;在各省又讓民衆比較容易監督軍閥、政客,加速制定省憲(當時已有13省已制訂或開始訂立憲法 ),逐步實現民主;這些都可以爲通過聯省自治實現統一,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制度奠定良好基礎。      統一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應該首先追問是在什麽基礎上的統一?胡適他們在20年代努力的正是爲正確的統一奠立思想文化基礎。毋容諱言,胡適曾對國 民黨政權有過不切實際的期望,但很快就顯示了自由主義者的批判鋒芒,在人們熟知的人權論戰中淋漓盡致揭露了國民黨反自由、民主、法治的本質,宣告在思想 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有沒有這種批判很不一樣。所謂啓蒙,所謂思想解放,無非是通過各種途徑讓人們瞭解現代社會運行和公民權利的基本知識。進入21世紀的今天,仍有不少青 年學生是通過閱讀胡適而衝破思想牢籠的。胡適不愧爲卓越的啓蒙思想家,他的著作哺育了幾代中國人。在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完成以前,薪火相傳地傳播自由、法 治、民主的基本知識,是實現思想文化從中世紀向現代轉化的基本途徑。特別是處在當權者蓄意從教科書和其他書刊上濾盡這些基本知識的環境下,學人是自覺擔負 還是推卸這些任務,是十分嚴峻的選擇和考驗。從《時務報》、《新民叢報》、《新青年》、《努力》、《獨立評論》到《觀察》,一脈相承;加上其他書刊的配 合,體現了百年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對專制、愚昧的抗爭。      沒有這種抗爭和現代政治常識的普及,就沒有知識階層及其他國民中公民意識的覺醒;也不會有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國民黨從30年代起斷斷續續、裝模作樣 說要實行憲政和還政於民;也不可能有共產黨和毛澤東大談天賦人權和要實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從而吸引大批知識份子走向革命。 儘管在專制主義傳統和農民思想包圍下,這些都是美麗的肥皂泡,抗爭一再以失敗告終,介紹有關知識的努力受到嚴厲的壓制乃至鎮壓,但從長遠看,種子是要發芽 的。 老蔣按: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思想自由就開始受到限制了。中國古代什麼時候思想最自由?都是國家分裂之時,一旦統一了,所謂的盛世反而是思想受到禁錮的時侯,什麼時候才能逃離這種兩難選擇呢? 免責聲明:轉帖內容不代表本人觀點。 本人觀點微不足道。 看帖有風險,讀者須謹慎。 ================= 兩耳不聞窗外事,專心致志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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