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科研生态

标签: 科研生态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黄维的思维: 热度 41 weijia2009 2013-10-8 08:52; 黄维的思维贾伟科学网又一年一度地开始热议诺贝尔奖了。咱没有那些预测（谁能得奖）、评价（谁该得奖）的本事，就说点自己感兴趣的小事。看到昨天赵明博主有篇精选博文：院士一语惊人 - 十年后中国得诺奖将成常态，想说两句。事实上，一周前赵美娣就发了类似的博文：十年后国人获诺奖将成家常便饭：真会做梦（当然也搞不懂科学网为什么没给她的也“精选”一下），我当时就有点感想。感想其实很简单，这应该不是什么官话，我个人觉得南京工业大学的黄维校长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黄维校长说的是：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有一次在国内出差，跟一名985高校领导一起“工作午餐”，就俩人，又很熟，话谈得就很随便。期间他说了个观点 – 国内高校正在全面接近美国，很快将会不分上下，理由主要是投入上的变化。他说，八十年代我们待遇差，科研经费也不足，很多人被香港的高校“贱买”过去，做个访学，拿点小钱，把最好的成果全在人家的地盘发表了。现在我们投入上来了，香港那些大学已经没有优势了。目前美国学校的待遇还是好过我们，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赶上来，年轻人不必往外走了，好的成果就会流到我们这里。我越听越觉得黄维以及跟他一样的领导们的思维方式也还是比较靠谱的！科研论文数量上来了，排名上来了，与国际最好的大学们在“同一个方阵”里迈步，怎么还会迈不出诺贝尔奖呢？我相信持类似观点的领导不在少数！我没想要跟两位博主一样，站在反方驳斥说，科研投入多并不意味着创新一定多，中国尚缺乏健康的科研环境和生态，等等等等。而是想说，一个人，一个学者，在同样一个环境下，站的层面不同，看出来的问题居然会很不同。这本身不值得奇怪– 站得高看得远嘛！我想说的是，这些学者，在进入管理系统后，站得越是高，却越是看“不远”、看“不明”局势，这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 9213 次阅读|7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研生态：“礼文化”侵蚀科技界: redtree 2013-1-18 11:00; 中国科研生态：“礼文化”侵蚀科技界作者：张林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3-1-18 7:55: ■本报记者张林中国者，礼仪之国。 “礼缘人情而作”——《礼记》中说的“礼”，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然而从“礼”的物质内容看，从“纯礼物”到付酬交易，“礼”与“贿”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送礼，交换的不是礼物，而是人。交换产生了社会结构，礼物只是社会互惠体系中的一部分。在科研系统内部，迫于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人似乎和系统之外的人没有多大区别。送礼是由于项目、职称、经费等系统资源的稀缺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并且一些人倾向于选择使用不正当手段。这种现象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官场潜规则的克隆，人们在规则的权威下不自愿地采取行动，是一种对组织规范的“正常遵从”。驻中国代表们的无奈 “来中国6年了，我们到底作出了什么成绩？”借着微醺的酒意，颜妍向他的同行吐槽。脸上挂着遗憾和不甘的自嘲。 2012年临近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国外某大学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颜妍在她的办公室举办了一个聚会。在京的六七家外国大学的代表、十来个人，相约到她这里放松一下。聊着在中国这几年的感受，问到每个人，大家都摇头，感到不同程度的无可奈何。有人提出来，今晚不谈公事。 “极度困难之中，前行在路上。”颜妍与大家说笑着。不惑之年的她，生长在中国，人生中有一半时间却在国外度过。该大学设在中国的代表处，工作目标和重点各不相同，或做招生，或做科研。颜妍的代表处只做科研，即寻求与中国机构进行科研合作。另一所老牌大学驻中国代表处也只做科研，他们做的规模不大，但比颜妍的学校要“活跃一些”。该校驻中国的代表出现在聚会上，这个来中国没几年的人，头发白了一大片。 “God！你比国家领导人还忙。”颜妍见到他时不禁惊呼起来。他们在自己国家，科研项目申报都有严格的第三方机构审查，审核结果、拨款多少等能够保证绝对透明。在颜妍看来，中国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透明的，因为不透明，才导致潜规则盛行。 “这也是我的工作难点之一。”颜妍说，虽然不支持中国的这些做法，但她还得向学校报告目前中国的状况——他们的印度办公室也是这么做的——以便让学校了解和试着理解。 “我们跟中国做科研项目，是不可能去公关的。我们不会天天给某个领导打电话，甚至送钱，让对方坚决支持我们。那绝对不可能！” 颜妍会在任何场合表达自己对中国科教界的想法，包括有一次面对中国的教育部部长。她会明确“暗示”中方机构：你们所做的不道德的事，我们知道，但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方会想：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别合作了。这或许是他们来中国6年多，一个大的科研合作项目都没有做成的原因。当然，当晚参加聚会的那些老牌大学，在大项目合作上几乎都交了白卷。这些人认为，没有做成，不是不去做，而是不能做，“除非我们也去参加一些阴暗的把戏”。参加聚会的人还抱怨说，中国最大问题是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没有底线，可以去拍马屁、送礼甚至贿赂。“但我们有我们的底线、人格、尊严、道德。我们绝对不可以为了这个，给人送钱、帮谁的儿子找份好工作。” 虽然开展工作很难，但在颜妍看来，中国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能更好一些。”颜妍说。 “中国要走向世界，我们也要走向中国！”另一位参加聚会的人说。桌下交易广东某高校教授苏雁翔参加过不少项目评审，经常会碰到被公关的情况，简单的是请吃饭，对方会告诉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请他投票；然后就是送礼、送钱。 “科技圈里的公关行为和社会上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东西拿不上台面，都是桌下交易。”苏雁翔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现在，再碰到这种事情他干脆就不去了。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苏雁翔一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几年内，他拿到过加拿大资助亚太地区国家的青年科学家项目，还申请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全靠开题报告写得扎实，也没有通过任何人去打招呼。” 1994年，南方高校挖人才，学计算机出身的苏雁翔离开中科院，来到广州一所高校任教。由于经常做评审，苏雁翔有机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公关行为。苏雁翔介绍，在应用推广领域，一种典型的腐败情况就是虚报项目经费，一个项目只需要几十万元，但通过关系或者公关活动，最终可以拿到上百万元。多出来的钱怎么花？申请人可以去买房买车，或者帮助甲方“消化”一些他们不能“消化”的东西。通常，掌握课题资源的部门会暗示申请单位为其公务支出或一些灰色支出买单。再或者，直接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在这种交易模式中，给甲方回扣已被认为是一件不太高明的做法，因为容易留下把柄。前两年，社科系统曾有一个经费为80万元的医疗技术伦理的项目被广东某高校获得。该校虽然不具备这方面的科研能力，但因为在课题组名单中整合了一些院士、科学家，尽管这些人也并不从事伦理研究，但评审组仍然把项目给了他们。最后，这个项目实施一年多就进行不下去了。参与该项目评审的某社科系统研究员曾铭当时更看好另一家参评单位——北京某全国知名高校。他认为该项目之所以被广东高校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校副校长曾在教育部某司挂职任副司长，“有这个便利拿到项目”。但这仅仅是包括曾铭在内的外界的一种猜测或联想。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这一点。“但你可以从中看到体制腐败的影子。”他同时强调。曾铭也接触过一些“言之凿凿”的案例。有人给评审专家送笔记本电脑，并告诉评审人电脑里是申报资料。当然，评审结束后，申请人是不打算拿回电脑的。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贿赂。山西某高校负责人为了评职称，专门派他的助理定期到各个资源部门“走动”。运作的手法不一而足，礼物也不必贵重到违法，是为软腐败。科技界为科研立项而公关，找人请托的现象非常普遍。大多数人之所以对此保持缄默，很大程度上是在遵循礼物交换的基本准则——它是朦胧暧昧的，一旦明确化，就会滑向贿赂，恐有牢狱之灾和遭到报复的风险。 “被公关时，我一般都会婉拒，怕对方报复。”江苏某知名高校教授费澜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科教圈的人有时候比外界更敏感。在他印象中，现在更为普遍的是以讲学名义进行的公关活动。也就是学校在知道评委是谁后，三番五次请其以讲学名义到本单位讲课，好吃好喝好玩好礼，“不仅隐蔽，而且有效”。 “‘包工头学术’中处于发包方的政府具有垄断权，与那些具有学术话语权的大佬们一起成为分配科研项目的关键。”费澜说，这一学界模式的可怕之处在于：项目发包方会借此寻租；而不学无术之徒则可能由此发迹。廉洁的时代烙印在单位的一间简陋的会客室里，中科院院士林代再三拒绝了一名官员的贿赂。该官员现已落马。“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对方来了三次，最后才知道他是想评院士。” 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林代笑着说：“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没有腐蚀的。” 该官员写了一本书，想请老院士作序。前两次仅提出写序的要求，最后一次才表明想评院士的意思。而林代是学部副主任，由他来写序，可以想象对该官员的评选多么有利。 “就坐在这里，人很客气，明说了是想选院士。然后‘咵’地一下子拿出一打卡（消费卡、储蓄卡之类的），每张卡绝不止一万元钱。”林代回忆说。当时林代的夫人也在场，对方于是把一摞卡片递给他的夫人。他夫人弄不清状况，于是抽空问他。林代说，那个人是做了不少工作，但他这本书水平还是欠点火候。 “我不愿给对方抬这个轿子。”对方来了三次，最终老先生就是不写。林代还向记者提到一些让他不能接受的现象。前不久，所里一名研究员被所长拉去和一位领导喝酒、谈项目。所长曾患过脑血栓一类的疾病，不能喝酒，于是拉了一个能喝的。最后这个项目被成功拿了下来。“开着会呢，就有人点名让某某去喝酒。这个路子肯定不对！”林代说。身为院士，林代无法避免一些人的请托，但凡涉及原则问题，他都拒绝签字。此外，申请课题评审时，课题还没公开，就有人找上门来，因为知道他是评委。“会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他的电话就是这么没有的。他有两部手机都放在夫人那里，平时有类似的电话都是她的夫人帮他接，能挡就挡。林代说：“我不想沾染上这种风气。” 在她夫人的眼里，林代就是一个学者。“不是他廉洁，而是他对喝酒应酬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感兴趣。” “老一辈科学家艰苦。现在的科技干部也艰苦，整天往返于各种应酬、拼命喝酒，可不艰苦得很吗？”他的夫人开玩笑说。时代不同，很多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林代觉得，或许恰恰是过去一些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客观上让他们那一代人比较廉洁。 “现在的问题，不单是科技界的问题。”他强调。酱缸文化 “如同给医生送红包一样，病人即使已经交了昂贵的医药费，还得再给主刀附赠一个红包，求一个安心。”科技部下属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晟认为，发生在科技圈的送礼等公关行为与此类似，它与信息不对称和责权不对等有关。除了抱怨科学家失去了对科研道德的尊重，苏雁翔则强调了一种“礼物”交换的普遍心理：在有效降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对于一个科研项目，假如有两个人都可以给我利益，我应该如何选择？”他解释说，甲方当然愿意把项目交给名头大的人来做，这其实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也是一种鸵鸟心态。曾铭则认为，当下“礼文化”的流弊其实可以归结为制度。“制度和人的关系就像筐子与苹果的关系一样。”他说，“筐子好，虽然也会有烂苹果，但烂得会少一些；筐子不好，苹果很快都会烂掉。” 这些来自科技圈内人士的思考，仍然无法解释何为“礼物的精神”？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他的论文《礼物》中提出“礼物的精神”，即迫使接受礼物的人回礼的力量。这种力量无疑来自于文化。在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看来，在中国，酱缸文化导致了扭曲了的价值观。“公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文化上，公关与被公关都是一种耻辱。” 两年前，饶毅评选中科院院士落选，有人曾将之分析为“次优剔除最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的很多层面，都是次优把最优干掉”，饶毅认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酱缸文化，没有是非观。 “所谓公关，不应该归罪为制度，而是文化的问题。”所以，饶毅一直在向酱缸文化宣战， “也有人对我公关。对我公关，你说这不是找死吗！”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颜妍、苏雁翔、曾铭、费澜、林代、李晟均为化名）《中国科学报》 (2013-01-18 第1版要闻); 11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尴尬的科研合作: 热度 25 libseeker 2011-6-26 19:13; 读嵇少丞先生《怎样为人师？》（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597do=blogid=458664from=space ），“ 人们往往也注意到国内一些研究人员很少帮助别人。例如，在地质学界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位学者在某山的某处采到新的岩石、矿物、化石或观察到新地质构造现象，其他学者知道后也想实地考察和采样，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进一步做些工作。当你问这位学者采样地点时，他却拒绝不告诉你，哪怕原先你以为你们是认识20年的朋友。 ”，“ 其实，不同方向的研究工作是互补的，是有利于科学深入研究的。拒绝告之其他学者论文结果具体的采样地点，这不利于同事之间的友好合作，也不利自己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被同行承认，甚至还有可能被人怀疑弄虚作假，否则你为什么不可以将你自己做过工作的部分岩石标本借给别人继续研究呢？除非你想掩饰什么你作过假的东西? 我和国外许多学者对此就不理解，让别人继续研究你已经做过部分工作的岩石样本，有利于你自己的成果的传播和工作被承认，何乐不为？举例说，若你在某种正常情况下不含金刚石的岩石中发现了金刚石，文章发表后同行难以接受，怀疑金刚石是污染混进去岩石粉末中去的。让其他学者接受自己成果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更多人在你采样的地点也采到同样的标本、观察到同样的现象，然后相互验证各自提出其成因模式，有何不好？”。作为一读者，我赞同嵇先生的观点，同时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也颇为感慨。且由此联想到的是科研合作问题，现实中（尤其在我国）科研合作是尴尬的。迟菲的科侠小说《武林包工头的诞生与发展》，“ 科研江湖是由很多帮派组成的，每个帮派都有一个掌门人，有的大一些的帮派还有一到几个副掌门人，掌门人下面有若干个弟子，大多数弟子都是拜师学艺几年学有所成之后，开始下山闯荡江湖，也有的弟子是在这个帮派拜师学上三年之后，又到其他帮派再进修。还有的弟子是学成之后继续留在本帮派，成为执事者，慢慢可以晋升为副掌门人。但因为一个帮派掌门人只有一个，所以要成为掌门人，就只有再自立门户了。还有的弟子是学成之后到其他帮派去成为执事者。 ”，“ 由于小罗罗们在一个帮派服役是有年限的，一般三年，多则五六年，所以很多小罗罗们到了年限之后就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了，就退出江湖，从事其他行业了。而有一些小罗罗到了年限之后则留在了帮派，成为了左右护法甚至副帮主。等熬到一定年头，有可能能够自立门户，成为新的帮派的帮主，或者当本派帮主金盆洗手时，会让帮派最有实力的人接手。也就是说，江湖人物的晋升是这样的：小罗罗——左右护法——副帮主——帮主——长老——武林盟主。虽然说左右护法比小罗罗生活要好过一些，但是左右护法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小罗罗往往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而左右护法则往往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在这种情况下，连个茅屋都买不起。 ”。笔者以为，其中这折射了主流“科研合作”之现实，描述了“帮派”间的科研合作，尤其是“帮派”内的科研合作概况。科研工作需要团队及团队精神。何谓团队？管理学家罗宾斯认为“团队就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特定目标而按照一定规则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团队由5个重要的要素构成：目标(Purpose) 、人(People) 、团队的定位(Place)、权限(Power) 、计划(Plan) 。高校的团队拥有8个特征：清晰的目标、相关的技能、相互的信任、一致的承诺、良好的沟通、谈判技能、恰当的领导、内部支持和外部支持。何谓团队精神，？“ 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团队精神的形成并不要求团队成员牺牲自我，相反，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了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目标，而明确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则产生了真正的内心动力。团队精神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合适的组织形态将每个人安排至合适的岗位，充分发挥集体的潜能。如果没有正确的管理文化，没有良好的从业心态和奉献精神，就不会有团队精神。”（引自：杜宗阳.科研工作需要团队精神. http://www.tianshannet.com.cn/content/2006-12/07/content_1450231.htm ） “ 但在现实生活中，科研人员中团队精神欠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科研团队中，论资排辈，只作‘鸡头’、难为‘凤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不仅相互之间不合作，而且相互封锁、相互拆台，使科研团队日渐分化为单个个体或很小的课题组，影响了科研力量的集成，也限制了资源共享，许多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科研课题的重复设置等均与这一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而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不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联合，是不可能出大的高水平的成果的。更有一些科研人员自己走出去‘单兵作战’，谋取一些小利益，急功近利。在知识经济时代，靠这种‘小打小闹’的‘单兵作战’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成果出现的。”（引自：杜宗阳.科研工作需要团队精神. http://www.tianshannet.com.cn/content/2006-12/07/content_1450231.htm ）如上所述“现实”有没有？笔者以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表象上看，“科研合作”如火如荼，形势大好。其实并不见得，比如其中也许有不少“科研合作”可能处于“名誉合作”或“虚拟合作”，甚至虚假合作。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组成员”有多少真正实际参与了课题的研究？不能实际参与的原因，又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不需要实际参与（借“名头”用一下），有的是不让实际参与（涉及利益分配等问题），有的是课题组成员没工夫实际参与（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至于已发表的科研论文中的“合作”，有多少是真正由“科研合作”产生的成果不得而知。关于科研合作，知易行难。也许可以说，无论是个体的科研人员，还是科研机构，都知道科研合作的重要性，都有科研合作的愿望，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能“心想事成”者并不多。比如有关科研政策只认可（或主要认可）“独著”、“第一署名人”、“第一署名单位”、“科研项目承担人”、“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等；若干“科研合作”成果，如果遇到要厘清具体谁谁做了多大贡献，科研合作者间“自相残杀”时有耳闻。“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点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科研合作”较“国外”（部分国家和地区？）逊色若干。科研合作需要团结友爱，欲有“大成”则需有“大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科研生态会更加和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行走于科研江湖者明察、谨记。; 个人分类: 学海泛舟|9578 次阅读|57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科研生态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