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时间11月23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教授与世长辞，享年95岁。诺思教授的主要贡献包括：（1）将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史领域，开创了新经济史学这个全新的领域；（2）通过经济史的分析，研究了产权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宏观基石；（3）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制度的演化以及国家的起源，丰富了国家理论。 与经济学的其它领域不同，制度经济学界的创新型成果，未必主要体现为期刊论文，而可能体现为专著。因为制度问题非常复杂，一篇论文难以包容，必须通过专著才能展开分析。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巨擘威廉姆森（Williamson）教授就是以几本巨著闻名的。诺思教授也有几本著作广为人知：《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理解制度变迁》以及晚年的《暴力与社会秩序》。 昨天，有几个媒体邀请我为诺思写纪念文章。我觉得诺思的思想博大精深，浩渺无边，我一直在学习之中。加上人大国发院事务较多，我无暇下笔。上次“聂氏政经评论”（ID: RUC_NIE）进行过一次调查《请问您最想从“聂氏政经评论”上看到哪些内容？》，结果18%的投票选择了“制度经济学笔记”。为此，我决定分几次与大家分享几篇关于诺思教授论著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是当时即兴而写，现在看来未必都非常准确、严谨，仅供读者参考。谨以此纪念诺思教授！——楼兰君 2015年11月25日 North （ 1981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本书是诺思的标志性作品，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解。 第一章 论题 解释经济绩效的制度理论的基石有三块：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产权理论用以解释使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的个体激励，国家理论解释产权的界定，而意识形态理论解释集体行动。我个人认为，集体行动难题是人类永恒的、最大的难题。Olson（1965）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分析了这个难题，并认为这是导致国家兴衰的原因。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理解为社会变迁的动力，但是简单地忽略了搭便车问题。新古典假定人是完全自利的，这难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为什么会回避自我利益而服从社会规则。因此，作者认为需要一个超越成本－收益个人主义计算的意识形态理论。 顺便说，在这本书里，诺斯提到了制度的定义。North (1981) defines institutions as “a set of rules, compliance procedures, and moral and ethical behavioral norms designed to constrain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in the interests of maximizing the wealth or utility of principals”( pp. 201-202). 第三章 新古典国家理论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中文版第20页）“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中文版第21页） 关于国家的起源，存在两种理论：契约论和掠夺论。前者由Hobbes（1651）创立，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正常国家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愿缔约，用部分权力限制换取保护和公正的过程。当然，拥有暴力的国家可能会变成“利维坦”（怪兽）。掠夺论由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诺思认为，契约论强调了缔约的共同收益，但忽略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而掠夺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诺思自己提出“暴力潜能分配理论”，认为可以将两者统一起来，即国家具有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面，又具有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另一面。诺思认为，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我不同意诺思的判断。我认为，契约论和掠夺论的分类标准是是否坚持了缔约自由，而不是国家的目标函数。从博弈论的角度讲，契约论必须满足参与人的参与约束，而掠夺论不管这些。契约论也可以假设统治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例如Acemoglu。至于霍布斯的原意，我觉得他态度暧昧。霍布斯虽然承认存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但是他认为君主政体相对于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言，这种利益的冲突程度最小。基本上，可以认为霍布斯坚持公共利益之说。其实，我觉得Olson（1993）的“坐寇论”倒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经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存在无效率的产权。国家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第一，国家通过提供保护和公正来换取收入，这种国家服务具有规模经济；第二，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的垄断者那样使国家收入最大化，为不同的选民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第三，国家存在竞争对手，因此受约束于选民的机会成本。诺思指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中文版25页）尽管存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但是只要相对价格的变动没有改变本国选民的机会成本或竞争国的相对地位，那么经济停滞的国家就可以长期存在。 小结：第一，搭便车解释了历史上国家的稳定性；第二，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这是因为后者存在搭便车问题；第三，革命是由统治者的代理人、竞争者或列宁主义者式的少数精英发动的宫廷式革命；第四，统治者会将规则设计得革命机会最小化。第三、四两点正是Acemoglu（2005）的主要命题，这再次说明，Acemoglu很难超越诺思！ 当然，诺思没有满足于搭便车的解释，于是他接着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 诺思认为，新古典模型在其行为函数内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既假定福利最大化又假定存在霍布斯主义的国家模式。我想，这类似于“看不见的手”和“囚徒困境”的矛盾。一些大的团体行为和非自利行为的存在表明，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不是说行为是非理性的。个人效用函数远比新古典理论迄今为止体现的简单复杂得多，它嵌入了各种规范、道德等制度结构。我们需要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指信念（世界观）、伦理、道德以及信息等。意识形态的差异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更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对合理性的投资是苏联和中国社会更为突出的投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显然清楚搭便车问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所带来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正如熊彼特（1948）所说，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同样带有意识形态观念。 我理解，诺思（1973）不承认低效率的产权存在，接着（1981）认为这归咎于统治者的偏好冲突和环境的固化（要素相对价格不变），然后（1990）认为路径依赖和有限理性（主观主义）导致了低效率的制度，最后（2005）进一步将根源追踪到不确定性和非各态历经的环境。 参考文献：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 想看更多有趣、有理、有用的经济学故事？ 想看看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经济学界的“怪侠” 黄有光教授眼里的“怪书”吗？ 点击链接立即订购聂辉华 教授的 《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 ，这是 中国第一本企业理论通俗读物。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隆重推荐，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等人联袂推荐。 签名版目前在 人大出版社微店 或 天猫 热销， 京东 、 当当 、 亚马逊 均已发售普通版，点击链接购买，或者输入“ 聂辉华 ”或“ 跟西游记学创业 ”查找。 ———* ————* ————* ————* ————* ————* ————* ————* ———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聂氏政经评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负责运营。喜欢我们的文章，请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搜索微信号（ruc_nie）关注我们。
Idol: Elinor Estrom 主要著作：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Ostrom, Elin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Ostrom, Elinor, and Schroeder, Larry, and Wynne, Susa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3 Rules, Games, and Common Pool Resources Ostrom, Elinor, and Gardner, Roy, and Walker, James, Editors, Anne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with Crawford, Sue E. S., A Grammar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 no.3 (September 1995): 582600.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terdisciplinary Lessons for Experimental Research {Volume VI in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Series on Trust, Elinor Ostrom and James Walker, Editor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3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Ostrom, Elin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Ostrom, Elinor and Hess, Charlotte, Editor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7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演讲自白 Paul A. Samuelson 从一种角度上来看，我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 在高中毕业之后，1932年1月2日，早晨8点，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讲堂的时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讲座主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幸运吗？的确。 虽然在当时的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是旧式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但是，我当时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我进入这里学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芝加哥大学离我的高中和家乡很近。之后，当我被“贿赂”着离开芝加哥大学这块孕育我的伊甸园的时候，我的选择，可以被浓缩为两项：要么是哈佛，要么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 在芝加哥大学里的那些备受我尊重的导师们——Frank Knight, Jacob Viner, Henry Simons, Paul Douglas, ...——无一例外地说，“选择哥伦比亚”。从来没有一个人会盲目的接受来自成年人的建议，我选择了哈佛大学。我是出于误认的情况下选择了它，期待着它能够成为连绵的丘陵地中的一小块绿洲。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要感谢希特勒。是他使得我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间，能够让赶得上它的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 Wassily Leontief, Gottfried Haberler, 以及“美国凯恩斯” Alvin Hansen这些躲避战祸的经济学家推动了这一潮流。同一时期的哈佛研究生们都具备了在才华上的这种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 Wolfgang Stolper, Abram Bergson, Joe Bain, Lloyd Metzler, 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 James Tobin, Robert Solow,... ——他们全部都是我的同辈们——变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经济学前线上耀眼的明星。的确，哈佛造就了我们。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经多次写到的那样，我们也造就了哈佛。 惠灵顿公爵曾经说过，“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的运动场上取得胜利的。”我可以这样说，“二次世界大战，赢在剑桥、普林斯顿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 或许，比仅仅是运气所导致的结果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有益的现实：经济学正好适合我。在当时，这个学科刚好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我一直熟稔于逻辑操作以及解谜的IQ测试游戏。因此，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1932年，是大衰退的终结之年。这还不是去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好时机。就在我刚好完成自己的学术培养阶段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接后的十五年时间里，是大学经济学大扩张的阶段。我这一代人，乘上了历史的风帆。我的有名的老师们，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正教授。而在我这一代人里面，在三十岁之前，就能够坐到这一位置。在象牙塔之外，经济学家们开始被政府、公司、华尔街、教科书出版者们所雇用。 在研究一个学者的研究贡献的时候，人们开始理解他们的传记的重要性。在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翻阅过我父亲书架上的亚当斯密的书籍。但是，在我的事实上的幼儿时期，我已经亲身经历了繁荣经济的消失，室内水管装置的到来，以及电气照明。在穿过空气的电波和电视图像之后，剩下的是一颗空虚的心灵。 更重要的是，这能够让我亲眼目睹一战给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钢铁行业所带来的繁荣：东欧的工人们万分高兴于能够在这里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我看到，而我的家庭也学会了艰难度日，在衰退之后就是繁荣。当我10岁的时候，我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我亲身体会了房地产泡沫的样子。以及当泡沫破裂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所有的这一切，都帮助了我去研究大萧条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我的那颗芝加哥式的头脑坚持不懈的认定了凯恩斯式的革命方式。但是，理性却胜过了传统及教条。 所以，就在我回头检视我在经济学领域里的过去五十年时间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它的巨大的幸福是，能够位于那些永远改变了经济学的改革的前方。 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 而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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