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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漫谈之一】医学是什么?
热度 13 maqingping 2014-8-12 14:57
--作为服务业的医学和作为科学的医学 第一届 东 西方疼痛会 议和 中 华 疼痛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于 1989 年 在北京举行。 会 议 最重要的客人国 际 疼痛研究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IASP )的秘 书长 John D. Loeser 教授 作 为 IASP 的代表与会,前来 见证 中 华 疼痛研究会的成立。 Loeser 教授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神经外科教授、著名神经外科医师, 1993 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疼痛大会上当选 国 际 疼痛研究会 主席(会长)。 第一届 东 西方疼痛会 议会场 在位于 东、南 三 环 外的京 闽饭 店。当 时 的 东、南 三 环 外不比如今 ,在 北京的 东 南方向 上 ,二 环 外就是 农 田了。到南二 环边 上的北京第二医学院( 今 首都医科大学)就和到 农 村一 样 ,学校周 围 都是 农 田。 东、南 三 环 外的酒店孤零零的立在广 阔 的 田野中,周 围 是一些 农户 。 因会 场 地 处 偏僻、交通不便 ,参会者 报 到后 大多留在酒店聊天,不少话题是学术交流 。 报 到后第一个晚上, Loeser 教授 与年 轻 学者座 谈 。年 轻 学者 们就不少问题请教了 Loeser 教授,也阐发了各自的看法。 其中 的一个话题是 医学的目的和医学是什么。 Loeser 教授在 座 谈中从 医学的社会 职 能 来考虑 医学 , 他指出:人 类 社会不同 时 期,医生或起医生作用的人与人口的比例是 稳 定的,医生的存在是因 为 社会需要 这样 一批能 够满 足病人治 疗 愿望的人。 这 批人可以是 现 代医学的医生,也可以是原始部落的巫医,他 们 的存在是因 为 病人有 这 种需求。 Loeser 教授的 谈话 点明了 分析医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一、 医学 或医首先是 为病人 提供 治疗 和关 怀 的一种服 务 行 业 医学的本源 实际 上不是科学,而是社会的一种 职业 , 为病人 提供 治疗 和关 怀 的一种服 务 行 业 。社会 上人们接触最多的医学,是这种作为服务业的医学。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会有生病和受伤的时候,希望有人能帮助自己尽早康复。越是病重的人,这一愿望就越强烈(除了彻底失望,放弃生存愿望的人)。医学 这 一服 务 行 业 最初可能是一些 聪 明人 根据社会需要做出 的 创 新,其后就是 师 徒相 传 ,不 时夹杂 着后代 聪 明人的 创 新。当然 师 徒相 传 的主要形式 之一 是父子家 传 。 为 避免 竞 争者,一般不随便授徒。 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也表明了视师傅如父母,视师傅的孩子如自己的兄弟,只传艺于师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和遵守誓言者的态度( To consider dear to me, as my parents, him who taught me this art; to live in common with him and, if necessary, to share my goods with him; To look upon his children as my own brothers, to teach them this art; and that by my teaching, I will imparta knowledge of this art to my own sons, and to my teacher's sons, and to disciples bound by an indenture and oath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laws, and no others. ) 由于先民 们 没有科学知 识 ,把疾病 创伤 的原因 归 于鬼神邪气,祈祷鬼神保佑成 为 主要治 疗 手段之一,因此在早期巫、医是不分的。随着国家体制的形成,祭祀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统 治者也需要治病,因此,就有了官方的巫医。医的 这 种来源在中国文字中有明 显 的 线 索。医字的繁体“ 醫” ,据《 说 文解字》其意 义为 “ 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 說 。一曰殹,病聲 。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 ”也就是说,“ 醫”是治病的工人;其偏旁“殹”代表疾病的症状,“酉”代表可以治病的酒;《周禮》记载有“醫酒”这一职务;古代巫彭担任 “ 醫”。 甲骨文有最早的医字(简体),表示盛箭的容器。在篆文中既有医(盛箭的容器),也有表示医生、医疗的“ 醫” 和 “ 毉”。这两个异体字分别反映了酒和巫与医( 醫 )的密切关系。 医最早来自巫祝,他们作为早期最有知识的群体,可能收集、掌握了不少先民积累的疗伤、保健知识。这种生活中积累的疗伤保健知识远不是严格试验验证的知识,而是不系统的经验。有想象力或创造性的医生可能根据自己的原始世界观和方法论尝试新的东西。指导创新尝试的往往是类比、附会、联想,所谓“医者,意也”。传统医学中的联想附会在现代人看来常常是滑稽可笑的,例如春天万物生发,因此立春的雨水可治不孕(载《本草纲目》中)。 二、医学行业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对保障人类健康所起作用不大 古代医生根据自己的原始世界观和方法论尝试的治疗措施一般得不到明确的验证。身体有免疫、愈伤能力,大多数急性疾病病程自限,慢性疾病也经常发作期和缓解期交替。古代医生不了解这些情况,常把疾病自限性痊愈和慢性疾病因身体免疫力增强而自发性缓解当成自己治疗的结果。因此,他们的这类尝试大多是无效的,但也无大害,有些则可能有效,还有相当多是有害的。明显有害的治疗办法可能会比较快地被淘汰,但也不一定被淘汰。无大害和有效的办法则会被保留下来。传统医学中最著名的有效药物应该是鸦片(治疗疼痛,有效成分吗啡)和金鸡纳树皮(退热和治疗疟疾,有效成分奎宁),可能还可加上柳树根皮(抗炎、镇痛和退热,有效成分水杨酸,经化学改造为乙酰水杨酸,即应用 最广泛 的现代药物阿司匹林)。耶稣会传教士用金鸡纳粉为康熙皇帝( 1654-1722 )治好了中医无能为力的疟疾,为自己赢得了清廷的信任。 传统医学并无治疗绝大多数烈性传染病的有效办法,这些疾病的病人除了病死,就是自身痊愈。而慢性疾病因病程迁延,实际很难在非双盲实验的条件下区分无效药物和有效药物。因此,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真正有效的不多。靠经验积累而非系统的分析比较,传统医学也很难建立起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理论体系。这些判断,不仅是对中医,而且是对包括传统西医的所有传统医学的基本判断。虽然西方医学把希波克拉底视为医学之父,但是希波克拉底并不比中国古代的医生更高明。在没有多少真正有效的治疗措施的情况下,医生除了满足病人得到帮助、关怀的愿望外,并没有给病人带来多少好处。实际上,在巴斯德 ( Louis Pasteur, 1822 –1895, 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 )发现微生物 之前的医疗行业对病人造成的伤害大于给病人带来的益处,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医生带来的害大于利。很多病人是让医生治死的,如果医生不采取什么治疗措施,病人可能会痊愈得快一些,活的时间长一些。十七世纪的英王查理二世( Charles II , 1630 – 1685 )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几乎就是让医生们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治疗办法(放血、拔罐、各种草药、矿物药、人颅骨粉、烙烫、吐法、泻法)活活折磨死的(另文介绍)。 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传统医学的作用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清代著名医家 吴塘(鞠通)( 1758-1863 )《温病条辨》作序的朱彬( 1753 ~ 1834 )指出:“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也就是说医者“为害”甚于疾病本身。另一位 为 《温病条辨》作序的汪廷珍( 1757—1827 )指出:“而世之俗医,遇温 热 之病,无不首先 发 表, 杂 以消 导 , 继则 峻投攻下,或妄用温 补 , 轻 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 则 自 谓 己功,致死 则 不言己 过 ,即病者亦但知膏肓 难 挽,而不悟 药 石 杀 人。父以授子, 师 以 传 弟, 举 世同 风 ,牢不可破。肺腑无 语 ,冤鬼夜 嗥 ,二千余年,略同一 辙 ,可 胜 慨哉 ! ”即医生把轻病人治重了,重病人治死了;把侥幸痊愈的当成自己治疗的功劳,治死的则不是自己的错误。虽然医学行业不愿意接受这些结论,社会也不愿意正视这些事实,但是这些确实是医学行业在历史上的表现。 三、作为科学的医学 作为科学的医学是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及其诊断、干预、治疗措施的知识体系 。医学科学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其发展与医学基础科学 - 生物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发展密切关联。作为服务业的医学面临的一些问题成为医学基础科学的研究课题,而医学科学的发现提高医学服务业的水平、促进了医学服务业的发展。逐渐地,掌握医学科学知识成为医学服务从业人员的资格要求。医学基础科学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为临床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掌握这些知识无疑会提高临床医生的整体水平。清代医家王清任( 1768-1831 )在行医实践中发现中医缺乏准确的 解剖学知 识 , “ 尝阅 古人 脏 腑 论 及所 绘 之 图 ,立言 处处 自相矛盾 ” 。 他提出 “ 夫 业 医 诊 病,当先明 脏腑”,亲自进行解剖观察,并著《医林改错》订证 古代(中医) 解剖学中的 许 多 讹谬。王清任代表了中医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可惜的是他的观点并未被中医主流所采纳。 不是每一门基础医学科学的发展都能立刻带来临床医学的进步。医学真正有效地、系统地造福于人类是在巴斯德 发现微生物之后及近代制药工业出现以来。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和提出微生物致病说后,医学上发展了消毒法、无菌术和公共卫生管理,疾病的微生物学说推动了疫苗和免疫疗法的发展。随着医学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服务业的医学及作为工业的医药产业形成了良性互动。医学科研提高了医学服务的认识水平和服务能力,阐明了疾病发生、发展及痊愈的机理和药物作用机制,为医药产业开发新药提供了新的线索。医药产业的新药开发经常是改进临床已有的传统药物和利用来自临床观察得到的线索,并且药物开发本身就包括非临床试验和临床试验。临床医学(医学服务)提出医学科研课题,也是医药产业的最后评价者。医药产业在过去经常开发出医学还不清楚其作用机制的有效药物,给医学科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传统医学的有效药物也为医学科学提供了研究课题,为医药产业开发新药提供了思路和原料。 四、医学主流意见与医学创新 不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只依赖经验积累和理论思辨,传统医学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医学科学体系。明清中医界的温病学派虽然激烈批评了此前的中医实践,如前引朱彬、 汪廷珍的意见,但是 温病学派依然依赖个人行医经验和理论思辨,不可能真正全面地改造中医体系。王清任的把中医建立在准确解剖知识基础上的观点没有得到中医界主流的支持,而是被讥为《医林改错》,越改越错。在 1543 年出版的维萨里( Andreas Vesalius , 1514 –1564 )的 《人体构造 》(拉丁语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英语 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 )和 1628 年出版的英国医生哈维( William Harvey , 1578 –1657 ) 的《心脏和血液的运动》(拉丁语 De Motu Cordis ,英语 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在学术上远超过 1830 年刊行的《医林改错》。 耶 稣会 德国 传 教士 邓 玉函 ( Johann Schreck , 1576 - 1630 ) , 来中国 传 教 时 撰 译 了《泰西人身 说 概 》,介绍人体解剖知识。该书由明朝官员毕 拱辰 ( ?- 1644 年 ) 润 定,于 1643 年刊 印。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十六到十九世纪,中医主流对国外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的进展视而不见,固守一两千年前的中医经典,仍然靠理论思辨和个人的行医经验来应对中医面临的临床难题,没有引入近代科学方法。 现代医学的发展,西方医学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转变,依靠的是近代科学方法。科学方法保证了现代医学的自我更新能力。医学科研是一个发现新现象、新机制、新方法、新药物的过程,因此,发现者、发明者都面临一个让医学界主流接受自己发明、发现的问题。这方面既有成功故事,也有悲剧英雄。下面介绍几个医学上发明、发现的例子。 一) 琴纳发明牛痘疫苗预防天花 有些临床医学的突破走在基础科学前面。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研究工作是临床医生完成的。在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之前,英国医生琴纳( Edward Jenner, 1749 –1823 )成功地发明了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办法,他用牛痘水泡中的脓液作为疫苗使被种痘者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力。中国大约在宋朝就已发明了人痘,即人工诱发较轻的天花感染以产生对天花的免疫力。这一方法后来传入欧洲,牛痘的发明显然受到了人痘的启发。 在十八世纪中,不少医生已经观察到牛痘可能预防天花。 1765 年英国医生 John Fewster ( 1738-1824 ) 向伦敦医学会( London Medical Society )提交“牛痘及其预防天花的能力”( Cow pox and itsability to prevent smallpox )的文章。至少有五位研究者在琴纳之前试验了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是这些工作都没产生足够的影响。 1796 年琴纳开始试验用牛痘预防天花,他接种了 23 个受试者,并检验了被接种者对天花的抵抗力。琴纳在 1798 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牛痘接种预防天花的论文。医学界对琴纳的研究结果持怀疑和慎重的态度,而社会舆论先于医学界主流意见接受琴纳的发明。美国学者、科普作家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20-1992 )指出,牛痘疫苗问题是科学史上科学界主流意见错误而公众意见正确的一个案例。直到 1840 年英国国会才通过《疫苗接种法 1840 》禁止人痘,免费提供牛痘接种(给想接种的人)。 1853 年英国通过的《免疫接种法 1853 》,规定强制性牛痘接种。牛痘疫苗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最成功的“治未病”案例。在 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人类已彻底消灭了天花(美国和俄罗斯各有一个实验室仍保留天花病毒,未按 WHO 的建议予以销毁)。《黄帝内经》虽然提出了“治未病”的光辉思想,但是并无可靠证据说明中医(和任何传统医学)成功地做到了“治未病” ( 人痘法是用轻天花防严重天花 ) 。现代医学的免疫接种真正做到了很多疾病的“治未病”,并已彻底消灭了天花(和兽医疾病牛瘟 rinderpest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1 年宣布已彻底消灭牛瘟)。 二)塞麦尔维斯用漂白粉溶液预防医源性交叉感染 匈牙利裔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 Ignaz Philipp Semmelweis, 1818 –1865 )是在避免医生“为害”病人的努力中失败的悲剧英雄。塞麦尔维斯发现自己工作的医院产妇因产褥热导致死亡率达 10% 左右,而毗邻的另一所医院和在街上分娩的产妇死亡率为 2% 左右。经观察排除各种因素后,他得出结论,自己医院的医生和医学生经常在尸体解剖室操作后再回产房工作,他们手上沾有尸体上的某种因子导致产褥热。因此,他要求本院的产科医生在进产房前用漂白粉溶液洗手,结果使产妇死亡率降低到 1%-2% 。塞麦尔维斯报告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主张所有医院的产科病房采用他的措施。他的理论没有被接受,反而受到了同行的嘲笑和攻击,最后被当成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死于败血症。他的败血症可能是精神病院“保安”殴打他造成的伤口感染引起的。 三)李斯特发展消毒法和无菌术 得知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和提出微生物致病说后,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 Joseph Lister, 1827 –1912 )开始使用石炭酸(苯酚)浸泡手术器材,并喷石炭酸溶液于伤口以减细菌感染。他要求外科医生在进手术室前洗手并用 5% 石炭酸溶液泡手,手术时戴橡胶手套,在手术室喷洒石炭酸消毒。李斯特的消毒和无菌术程序大大减少术后感染的发生率,使外科手术成为医学中的安全治疗办法。在此之前,即使是阑尾炎切除阑尾这样的小手术,也因术后感染的严重性成为高风险的治疗措施。李斯特常被认为是现代外科之父。 四、结论 医学包括作为服务业的医疗行业和作为科学的医学科研领域。作为服务业的医学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并不断积累着临床经验。这些临床经验包含着有效的治疗措施和可能更多的无效措施。即使医学科研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服务)中也包含着大量的无效治疗措施。据研究, 49% 的现代治疗措施的有效性并未得到证实,缺乏说明它们有益或有害的证据。作为科学的医学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改造、提高了作为服务业的医学行业,但是现代医学服务还没有达到只使用有科学证据的治疗措施的程度。
个人分类: 医学|5549 次阅读|32 个评论
系统医学 - 哲学
benlion 2014-3-16 19:53
系统医学 - 不是整体论,也不是还原论,是分析与综合渗透的方法结构论,也是理论与实验结合的模型论和遗传与环境、生理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动态发生论。 系统医学与药物学,是应用系统遗传学和系统生物技术等的现代医学,也是传统仁道精神和个体化人文关怀的医学。 -(1972年-2013年探索与思考)-
个人分类: 2014y|1379 次阅读|1 个评论
补充和替代:无奈的重要选择
热度 31 何裕民 2014-2-20 15:35
通过对现时代社会需求与医学生存背景的客观分析,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上述这些健康难题中,有不少是现代生物医学(在一些人眼里被视为科学的、无瑕疵的医学)根本无法解决的。退一万步说,一个有临床经验的资深医师,他心里非常清楚,不要说在这些难题的解答中,即使是临床常见病症的治疗中,他又能走多远?一个西医内科专家他可以很准确地诊断出是什么病,可能还会清晰地解释这病的具体机制,但治疗呢?在这些病症地治疗中,他又有多大把握,有多少信心?仅以今天最为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乙型肝炎、恶性肿瘤为例;试问,仅凭生物医学的一己之力,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吗?显然是趋于否定的!如果很有把握,那今天的医患关系绝对不会这般糟糕,今天医师的形象一定会是天使,而不是被人恶狠狠地描绘成“白衣狼”。(这里,虽也有制度、机制及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作祟,但也有医疗疗效总体欠佳的客观成份存在。谋了财,治不好病,人们才会痛恨)对此,笔者并不灰心。笔者一直认为:医学,特别是医疗,是“一种有明显缺憾的科学技术”。这是历史所造成的,这是人类自我认识局限所造成的。在医学领域,人类远未达到可以庆幸成功,昂头挺胸,自信地高呼“攻克”、“战胜”的程度。此时,人们更应该虔诚地低着头,学会敬畏“自然”,学会“顺从”规律,谦虚地向其他学科,包括传统,包括民间学习。也是在认识清晰,对策无奈的困境中,大量病人找到中医师,找到了颇受挤压的中医师,希冀能“柳暗花明”。而许多资深西医师自身患疾,也加入了这股“逆流”,这就是现实。 很显然,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补充/辅助和替代医学)也正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因为现代医学太需要适当的“补充与替代”了。例如,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NIH )在92年成立了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 CAM )中心,中医及针灸是其中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其后又扩大为“国家研究中心”,国会和白宫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连偏于保守的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也提议英国政府设立基金,鼓励 CAM 研究,认为 CAM 能推动临床医学进步,对于未来医学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看来,一不小心,十几年来,作为“补充与替代” 的医学,现在竟成了世界性的大势所趋了。 总之,所有这些问题均表明,现时代的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医学正处于一充满变化,需要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有一种替补或补充方法,总比“黔驴技穷,”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听凭患者自行接受病痛煎熬的好。 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高科技、高思维》一书中,曾充满智慧地说:“科技越多地引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想寻求高思维的平衡,寻求人性的稳定。医药越是具有高科技含量,人们就越是对另类疗法感兴趣……。”这就是大师的认识。也充分体现了大师的睿智。大师,特别是未来学大师,他们与那些只知一两句原理、规则,只会背诵一两句所谓名人之言的批判家、批评家,动辄“唯一”,下车伊始,叽哩呱拉,自以为天下最聪明的唐吉坷德式的人物不同之处就在于:站得高,看得远,学识广,懂得多维地看问题,辩证地看进步,宽容地对待许多问题,而不是以绝对正确自居。
个人分类: 何裕民文集|2633 次阅读|26 个评论
创新,就不会歪得太远
热度 1 arthurw321 2013-12-21 22:38
看了王善勇老师的博文:做科研, idea 从何而来?我也想到了我的历程。不管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想法。有了想法才能进行下一步,如果没有想法就开始做,譬如无源之水,即便下几滴雨,也成不了河。 我虽然是学生物的,却一直对于医学心向往之。奇怪吧,其实也不奇怪。虽然现代医学距离生物学更近一些,我却更早自学中医理论。比如诊脉的手法,比如舌诊。当然,不能比科班的医学生,不过是临时抱佛脚罢了。但是也比不知道强吧,况且,学习新知识什么的最喜欢了。 后来嘛,我自然是学现代医学去了。那也要从生物学开始,谁说人类不是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医学分子生物学,走起,从头学起。虽然这是我的本行,但是啃医学还是发现了很多新知识。在读书中沉醉是不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得其乐。 嘛,说了这么多闲话,其实我是想说,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挺奇特的idea。人家说,中医的藏象理论,其实是细胞生物学的缩影。每一种脏腑,其实代表了一种细胞器。比如,脾是线粒体,肾是细胞核,甚至有人认为所谓气就是ATP。这个idea看似荒诞不经,可是实际上却异常有启发性。我把这个观点拿给一个生理学博士看,人家告诉我,神马玩意啊! 好吧,也许真的只是个神马玩意。但是我相信,这样理解是有其意义的。科学就是不断地探索,哪怕方向歪了,至少也是前进。我们不去仿古,我们只顾着创新。而创新就算是歪了,至少也不是错的太离谱。
个人分类: 渭城朝雨浥轻尘-原创|3133 次阅读|2 个评论
同样的人体,共同的医学
热度 2 fqng1008 2013-6-2 17:41
刚才看到《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中国H7N9禽流感防控”(见附件),对其中的一句话很是欣赏 :“ 施瓦本博尔强调,中国H7N9禽流感防控成效的取得,是全球应对H5N1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那么是否可以延伸:“同样的人体,共同的医学”?于是想起几天前在九华山庄召开的“2013年国家中医重点专科协作组工作会议”,我们的司长同志大谈自己的功德,中医重点专科协作组工作开展5年以来,中医已经从不需要西医帮忙治疗的7个半病到现在的304个病,而且到第三个5年可以将优势病种扩大到500个。我当时听得是热汗直冒,血压升高。 这几年,司长同志确实尽职尽责,为“中医疗效促进工程”制定了目标,描绘了蓝图,动员了上万的中医药人员,成立了“脑病科”、“老年病科”、“心血管科”等25个重点专科,苦口婆心地造就了304个优势病种及其众多协作组。根据司长的宏伟规划,2007-2012年为第一阶段,完成了四大任务: 1. 基本确立了目标和指导思想:(1)充分利用中医药特色;(2)充分利用人类的一切科技成果(除外西医)。 2.基本摸清了中医治疗的家底:2007年的时候,召集众多专家梳理摸底,只凑齐了不需要西医帮忙的7个半病,如今已经形成了304个优势病种(不需要西医帮忙),思路一改变,疗效就提高。X线是西医吗?介入治疗是西医吗?那是人类的优秀遗产,西医能够用,中医也可以用,凭什么就只是西医的?大约司长同志在卫生部吃够了别人的抢白“中医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带着很大的义愤,一定要让中医疗效翻个身! 3. 基本组建了优势病种的协作团队。 4. 基本厘清了每个优势病种的防治难点。 根据司长同志的战略部署,第一阶段是起步打基础,第二阶段(2013-2017)是升华见成效,即要成立多个国家和区域性的优势病种诊疗中心,已经国家级重点专科和特色专科,形成从中心-专科-协作组的全国攻关、远程会诊、临床培训网络,并确立100项中医药技术、200种适宜技术,300种现代技术,400种中成药,500个优势病种(凭记忆,不太准确)。第三阶段(2018-2022)是完善上水平;第四阶段(2023-2027)是宣传造影响。当然,宣传造影响要工程预算每一个阶段,但上了水平以后就全力造影响。 最后,司长同志语重心长地跟我们介绍了早两天组织专家就中医药治疗H7N9人禽流感进行的专家梳理会的经验,并给大家进行了生动地示范,要求大家按照梳理H7N9人禽流感的治疗经验开展304个优势病种的临床疗效梳理。经过全国数名专家的梳理,中医药治疗H7N9人禽流感的优势归结为3个方面6个疗效点:(1)退热,6例早期介入显著缩短热程,平均7小时;(2)消除痰中带血、胸闷、气促等症状,起效时间5天(?例);(3)改善胃肠功能(纳差、便秘等)(?例);(4)改善撤除激素后症状(?例);(5)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影像学)3例;(6)理化指标改善(低氧血症、氧合指数等)(?例)。据说,此事的新闻背景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调查得知,中医药介入治疗H7N9人禽流感共35例,对提高疗效有一定作用。刘延东副总理发问,中医药的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了回答领导的关怀,就及时组织了专家梳理会议。 以上,算是我的工作笔记,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留此备查,本人愿意随时纠正。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卫生部总有人说“中医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这种结论是如何“科学”出来的?我们的司长同志因此发誓要把中医药的疗效搞上去,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就被这样鼓动起来了,而且不需要西医帮忙(但要利用一切人类科技成果)的优势病种的疗效就被这样梳理出来了,这种激情燃烧的运动是否真的就把疾病的疗效给“科学”出来了? 说真的,医学最难说的是“疗效”,疗效是最可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谬说的(包括许多临床医生以及患者)。每一点一滴疗效的进步都包含了无数科学家(包括临床医学家)的许多汗水、心血(科学的设计、严格的实验),还有运气(包括科学发展的水平和时机等),都是要靠严谨的数据说话,而不是某些官员意气用事就可以突飞猛进的,也不是一个疗效促进工程就能一日千里(不排除科学家努力下,临床疗效确立后规范化治疗方案的推进作用)的。我想,医学的目的是“取长补短,救死扶伤”,而不是拘于门户之见,争论“你长我短”,大家都应该而且只能服从一个目标:“一切为了病人”。 附《光明日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中国H7N9禽流感防控 ​ 5月30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第81届国际大会召开H7N9禽流感防控专题会议,会议高度评价了中国H7N9禽流感防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理事会和国际大会主席施瓦本博尔表示,中国政府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及时有效应对H7N9禽流感风险,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无论是防控决策部署的科学性,还是防控政策的针对性和工作措施的有效性,中国此次H7N9禽流感防控都堪称典范。 会议认为,中国H7N9禽流感防控工作公开透明,与国际社会及时分享疫情信息,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展密切合作,不但在具体防控措施方面为国际社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为全球科学、客观认识H7N9禽流感病毒作出了重要贡献。施瓦本博尔强调,中国H7N9禽流感防控成效的取得,是全球应对H5N1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 会上,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代表对中国及时公布H7N9禽流感监测信息,分享防控经验表示感谢,对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及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215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医典籍中的有些观点不能太较真
热度 7 xyysh2008 2012-8-10 15:51
中医典籍中的有些观点不能太较真 ——试答刘立博友 《中医教授博主大作说吃狗肉能治疗阳痿改善性功能:真的吗?》 严少华 2012-8-6 10:11 其一、三火老师没有错,要说错,也错在中医学,以许老师提供的相关资料为证。 其二、中医中的阳痿,鄙人以为可能是指功能性的,即可恢复性的,属轻症范畴;中医对阳痿的认识可能和现代医学中的阳痿的概念有所区别。 其三、狗肉提供了足够营养和能量,更多作用体现为“强者更强”型和改善性功能; 其四、要多看看中医先进的医道观念,至于具体病症不可完全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的疾病名称;它对应的是“症”,辨证论治;而非具体的“病”。 因此,有时也不要太较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严少华 2012-8-6 10:11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补充: 现代医学和卫生管理中把食品、保健品、药品严格分开。 保健食品与药品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保健食品没有确切的治疗作用,不能用作治疗疾病,只具有保健功能。区别保健品和药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当你买药时,一定要先在药品的包装盒上找到“批准文号”,药品的批准文号开头为“国药准字”,保健品的批准文号开头为“国食健字”或“×卫食健字(其中的×代表某个地区简称)”。当你决定购买药品或保健食品时一定要先看准“批准文号”,千万不要购买没有批准文号的产品,以免上当受骗。 保健食品又不同于食品。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作为食品的一个种类,它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既可以是普通食品的形态,也可以使用片剂、胶囊等特殊剂型。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可以标示保健功能,而普通食品的标签不得标示保健功能。保健食品具有比普通食品更为严格的审批程序,需要经过卫生学、稳定性、功效成分等的检测,以及管理部门相关专家的评审,最后方可获得保健食品的批准证书。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也较难分开,比如市售的维生素类补充品分为保健食品和药品两大类,须注意的是,若登记为保健食品,维生素补充品便不得宣称任何疗效;而登记为保健品,则价格比药品高很多。而 丁香 、 八角茴香 、刀豆等药食两用的中药,即可以作为食品用,也可以作为药品用,是进行食品或保健食品开发的重要原料。 注:部分补充内容来自网络,不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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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医药学20周年
benlion 2012-6-13 08:27
90 年代将之前的系统生态学、系统生理学和理论生物学及生物系统科学( biosystem science )作为系统生物学 (“ systems biology ”词汇 68 年 -93 年、“ system bio-medicine ”词汇 92 年) ,以及系统科学的结构论原理为基础,提出系统遗传学机理研究、系统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和系统医药学应用, 92 年 4 月系统医学的提出至今年 4 月整整 20 周年,可 www.google.com.hk 检索到 “systems medicine” 已经成为国际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 92 年之前系统生物学是生态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代谢反应)的系统科学和计算机方法研究, 92 年在广州提出的系统医药学和在长沙的“发育的神经与基因双向调控”及之后 94 年系统遗传学、系统生物工程概念和词汇是分子细胞生物学层面,在 96 年 -99 年将“ biosytems science engineering ”概念从生态学转换到生态、器官、细胞和分子等领域,并于国际上倡导实验生物学、分子生物技术与计算生物学、生物信息技术的结合研究生物系统。 中医药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中国一直在做的具有世界领导作用的研究,比如屠呦呦与青蒿素的发现,以及一些电子诊断设备等开发,这一条路径导向系统医学;二是保持地道传统的中医药,这一点上可能日本做得比我们好,地道正统的中医诊断技术与正宗的治疗方法、地道优质的中药是中医药能够传承下去的关键。 一个原因是:科学与工程、科学与医疗本就是有区别,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医疗的实践区别在后者需要临床经验乃至手艺,当然现在国际上有发展出将实验室科学与临床个性化医疗之间结合的转化医学。 中国在走向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没有认真仔细考察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市场经济整个的建立,哪些是来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哪些是来源于东方、中国文化,还又有哪些是新的创造和发明的历史研究不够。一个简单的公式应该是:人类轴心时代文化 - 欧洲神权文明、中华君权文明 - 西方近现代民权文明,后一代文明是建立在前一代文明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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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真的懂整体吗?
热度 2 wliming 2011-10-1 18:24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著名肿瘤学专家、上海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顾健人通过现代医学的证据尤其是大量的基因证据分析得到一个认识:肿瘤是全身性疾病的反应,甚至心血管疾病、代谢病、传染病也都是。于是,顾院士话锋一转说道:“尤其是整体的系统性调控的概念,与中医的哲学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好像什么事情只要是涉及到系统,也就是整体,就跟中医挂上钩,好像中医真的懂系统,懂整体,好像只有中医知道整体一样。我们不禁要问,中医真的懂整体吗? 何祚庥曾经很精辟的指出,中医的整体观,其实是笼统观。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中医事实上对人体的解剖一知半解,有些甚至完全不解。中医除了很清楚人有鼻子眼睛等外观以外,对内脏的认识尤其欠缺甚至极端错误。中医所说的“心主神明”,跟民间对心脏的认识一样糊涂,中医泰斗邓铁涛至今还觉得心脏能思维,还有一些痴迷者说,你看,换心人的思想都变了,所以,心脏管思维。中医因为看到猪肾连着小便出口,跟精子同道,就想当然地认为肾脏管着精子,所以就有了肾虚的说法。这些错误观念,都已经被现代医学彻底否定。中医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宣称自己懂整体。当然有些痴迷者还在狡辩,说中医的心不是心脏,肾不是肾脏,是什么呢?估计是一种精神!他们的心,他们的肾,跟他们的经络一样,都成了虚无缥缈的无头冤案。对这些狡辩,我们不必理会。 整体是什么? 从物理上讲,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耗散结构,从外界吸收能量和物质(负熵),向外界排放垃圾(正熵),通过自身内部的非线性作用,维持人体的远离平衡态的状态。这就是整体观。中医懂吗?从生物学上讲,人体内部分几大系统,如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等,中医懂吗? 中医除了肚子可以装食物和大便以外,并不知道小肠的作用,并不知道食物怎么消化吸收,算懂消化系统吗? 中医连动脉和静脉都分不清,也不知道血液用来干什么,算懂血液循环系统吗?中医把神经和血管误以为是经络,更不懂神经系统怎么通讯,算懂神经系统吗? 所以,中医其实根本不懂整体。生命这个整体是现代科学揭示出来的。 中医是不是真的懂整体呢? 按照中医教科书的解释,中医对人体某个局部的病变要从其他五个系统来分析,如“眼的病常考虑到肝;耳鸣、耳聋常考虑到肾”。 中医宣称的这些联系的证据在哪里?估计没人能回答。不过是瞎联系,信不信由你。所以,中医的所谓整体观,不过自我吹嘘而已。 中医哪来的能力医治整体的疾病? 中医治病,其实都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几个自愈的病人,就以为是自己治好的。一当要拿证据,那就没法拿出来了。因为不清楚中药怎么起作用,就笼统地认为中药治疗的是整体,更有不要脸的宣称中药能提高整体的免疫力。你只要问他们什么是免疫力,且不问怎么提高免疫力这么高难度的问题,他们就闭了嘴。 附: 雷均涛在博文《肿瘤是全身性疾病的反应》中转载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著名肿瘤学专家、上海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顾健人的言论:如果癌症是一种系统性病变,其他疾病(心血管疾病、代谢病、传染病)不难理解也是系统性疾病,因此,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已是迫切的任务。系统生物学,尤其是整体的系统性调控的概念,与中医的哲学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它将为研究中医中药理论提供观念及技术的基础。可以预见,东方与西方的医学必将融合在一起,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必将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附:中医教科书上的整体观念   整体,其含义就是指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的整体观念其内涵有二:一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重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可分为五个系统。这五个系统通过经络相互连结在一起,而以气、血、津液为其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又通过相生相克而相互调节,维持整体水平的协调和平衡;这个统一体从另一角度可分为阴、阳两部分,这两部分既对立相互制约又互相联系以维持平衡。同时,中医又认为人与自然界以及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整体观念贯串于中医的生理、病因、发病、诊断、治疗、养生等所有领域。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医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衍生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平衡”,强调人与外界环境的平衡;强调人体内各部分的协调与平衡。   因此,在上述这种整体观念指导下,中医在诊察疾病时,总是考虑到疾病发生的季节,患者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饮食嗜好等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患者某一部位的病变,不会仅注意患病的局部,更会从上面说的五个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或从五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例如,眼的病常考虑到肝;耳鸣、耳聋常考虑到肾;肌肉痿软无力常考虑到脾等等。因为,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脾主肌肉。又例如,肝病会传至脾脏,所以,可以通过先“实脾”以防止肝病传脾;肺病,有时可以通过补脾而取效,这就是“培土生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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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医学模型的起因
热度 1 benlion 2011-8-11 00:29
1992年,我比较中西医学时,从牵涉痛的概念、经络的生物物理学等有关资料,得出一个观点是经络与神经、内分泌、免疫(血管和淋巴)等都有关联,同时,找出奇经八脉与奇恒之府之间的关联;因而,直接采用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综合机能来代替经络概念,将奇恒之府之外的脏腑对应于与新陈代谢有关的器官,从而得出一个器官之间相互作用的稳态模型,再从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的关系进入细胞内分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从器官系统与感觉、运动系统关联进入整个的个体与种群发生模型,这样构成了“相对论与结构论”博文所介绍的“分子-细胞-器官”节律与图式转换的生物系统模型 - 即,1992-1994年我的系统医学模型,也就不再依赖于经络、脏腑等中医理论而进入了现代系统论、分子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的整合研究体系。 - 以上内容为对以下博文的评论 - “经络现象纵横谈(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82158do=blogid=473650from=sp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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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死,焉知医?
热度 2 liwei999 2011-4-23 17:53
果然是来自“医疗现场”,流民医生对“中医”、“西医”的认识很不错。好就好在没有乱用“科学”说事儿。 人在绝望的时候,哪怕是个稻草,也有“功效”。更何况“中医”毕竟比稻草强些。没有理由以“科学”的名义不让病人、或者家属抓这个“稻草”。 比如住院,患者院内感染,针剂一天3千块还不保能好。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不让人家请“中医”?如何能讲这不“科学”?一天3千的洋药就“科学”?只能是“迁就”请中医的意见,然后是“听天由命”。 现代医学走没走入末路?要看怎么说了,不单纯是“国粹派”的无耻。如何对待死,洋人们已经开始反省了,而国人还没有。医院、医生与死者和家属,都没有能考虑到如何更合理地“处理”死。只有医院、医生正视了这个死,处理好了这个“死”,死者才能走得从容、坦然,各种骗子才没有可乘之机,现代医疗才能与“中医”比个优劣。一天4千块的医疗费,一大堆“说不准”。就冲这一点,讲“现代医疗走入了末路”一点也不是冤枉它。 回答: 现在的科研 由 qiubo 于 2005-7-08, 09:40:03: 没有“死”的问题,也就没有“末路”了 不可混淆的是:对任何科学上的一大堆说不清的东西,人们都可以“等”。但对于走上(在)人生最后路上的人,如何“等”?如何让医疗“配合”死亡的“主体”?这才是近代医疗所缺乏的另一面。没有这样的“精神”的一面,近代医疗就是个瘸腿的、并且有破坏性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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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没有所谓“中西医”之争
热度 11 陈安博士 2011-4-7 19:58
  《失落的秘符》是本很好看的书,作者写它用了五年的时间,中间也没怎么插空写什么论文或者短篇小说啥的。   所以,人家的书首印就是650万册(说的是英文版,中文版则不告诉你印数),即便一本抽1美元的版税,那也厉害得很哪,况且了,对于这种畅销书作家,版税与我等这般出本书才8%版税的人相比,要出版商与作者单独谈比例的。   里面的所罗门先生和他妹妹凯瑟琳有过争议,我估计二傻应该很有兴趣,那就是所罗门认为现代科学都是在重新发现,而不是新发现,所有的科学规律以前的古人都曾经发现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佚失了。   在书里描绘的对话中,有一些细节,当上大学读物理的凯瑟琳举出一个现代物理理论来,她哥哥立刻从古书里找到一段,说古人早就说过了。      比如,量子纠缠理论,乃至超弦理论,所罗门都找到了老书里的相应段落,把他20岁的妹妹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他妹妹也走上了研究意念科学的路。      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其实,每个文明古国都有传统医学,你以为希波克拉底的那些玩意就是现代医学吗?虽然他发出的医学誓言没有怎么过时,但是他治疗的手段从现在来看说是巫医都能对得上号。      埃及、希腊、阿拉伯世界、印度,都有类似的传统医学手段,有的甚至遗传到了今天。我个人虽然没有看到证据,但是我相信每个国家也一定有人在捍卫自己的传统医学,认为比现代的所谓医学要高明。      也许传统医学的高明之处在这些坚信者眼中也如小说里的所罗门所坚信的,已经佚失,但是,那是现代人无能,与古代医学的本质高明并无关系。      甚至,连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晚年也是相信并使用所谓的放血疗法,而这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当时的“现代医学”,至少比聘请几个巫师来跳舞要高明得多。      糟糕的是,这一当年似乎很“现代”的医学手段今天看来则是极端谬误了,甚至认为它是害人的手段都可以。      说上一段的意思在于表达医学一定要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传统医学一定要被现代医学所取代。也所以,从来不存在什么中西医之争,西医里面也有荒唐如放血疗法的,现在一直在进行着的其实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之争。      要说传统医学里面当然也有合理的成分,尽管李时珍把人的屎尿(分别命名为“人中黄”和“人中白”,李时珍真有幽默感啊)都当成良药在《本草纲目》里提及,但是他总还是提及了很多正确的东西吧。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先祖神农氏尝百草,其意义也差不多,就是以个体的实验来对草药的性能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来适应于更大的人群,这倒是很有现代医药学的味道,当然发展了更多年头的现代医学肯定更高明,已经用双盲实验来验证药效,把心理因素对治疗的都排能除掉,比个体实验明显要更加合理了一些。      复古,或者从古人那里找智慧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是文化和科学知识不健全才导致的一种现象,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如果连科学网这样的平台上的很多教授和博士们都在如《失落的秘符》里的所罗门那样,认为现代科学只是在重新发现规律和知识,这个世界就太令人失望了。      甚至,好像有人说过互联网这个东西其实古人也有类似的备份,当时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为之气结——简直太有想象力了。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到古人那里寻找解释或者找类似,都快成了一种风气了。      我还记得十几年前看到CCAV焦点访谈揭露我们山东东阿阿胶造假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很“中药”,就看到有中医在节目里侃侃而谈,说用马皮和驴皮熬东西效果是完全两样的,根据哪本哪本古书,马皮的性情是如何如何,和驴皮甚至相反呢,云云。      我就想,难道就不能说个实验,用实验数据说明马皮和驴皮因为成分的不同而造成了效果的显著不同???   但是,人家不和你谈这个,就谈古书。      我家距离东阿不远,我们那里有关于东阿阿胶的神奇传说,比驴皮马皮之争还要戏剧化得多。那就是熬制东阿阿胶的水必须是当地什么什么河的水,换条河都不行,而驴的选取呢,也必须是哪座山上放养的小黑驴,同样是驴,同一座山,连灰驴都不成!如果要换座山上,即便黑驴也没用。      神奇到令我现在想起来还不由露出狡猾的微笑呢。      如果真按古法炮制,怕把产品仅仅专供给国家主席,都不够他一年吃的,他可以作为恩惠赏赐给部级以上的领导或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每人一两,都得从自己嘴里往外省。而现在,大规模生产,纯中药,古法生产,价格昂贵,工厂的利润可高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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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有多“灵”
songshuhui 2010-9-14 12:38
云无心 发表于 2010-09-14 9:56 大凡是个中国人,大概就知道《白蛇传》。白蛇吓死了许仙,于是去盗取仙草来救活。那个仙草,据说名曰灵芝。从灵芝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对它的推崇。可能从中国有医学记载起,它就被当作了神物,不仅益寿延年,大病小病都有奇效,甚至能起死回生。不仅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对灵芝推崇备至。在这个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年代,灵芝在东亚之外又是什么待遇呢?它的历史和传说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目光,他们又干了什么呢?为什么它还只能停留在替代疗法里,而进不了现代医学的大雅之堂呢? 在美国的遭遇 在美国,灵芝就像维生素、矿物质(比如钙、镁、铁等)、天然动植物提取物一样,作为膳食补充剂销售。对于这一类的产品,美国FDA(药品食品管理局)并不要求生产者提供产品有效和安全的证据,而由生产者自己把握。只有在该产品造成了有害后果的情况下,FDA才会禁止销售。 相应地,FDA不允许这一类产品宣称任何疗效这与是否真的有效无关,而是说如果你不能提供可靠的证据证明它有效,就不能说有。按照FDA的政策,当任何食品或者膳食补充剂宣称有任何疗效的时候,它就是药物了。而药物在被认可上市之前,需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科学验证。因为灵芝这样的天然产物或者由它而来的天然提取物缺乏这样的验证,所以只能当作膳食补充剂销售。如果有厂家宣称他们的灵芝产品通过FDA认证而在美国上市,就是完全的忽悠。 在美国销售灵芝或者灵芝产品的公司并不少。很多人直接把中文的广告宣传翻译成英文,用于在美国推销。在中国,这类产品的宣传中几乎都有神奇的治疗效果。在美国,它们就毫无疑问地会受到追究。比如,2002年有个公司向FDA咨询他们将在灵芝产品上的标注是否合法,FDA认为他们所说的加速疾病恢复和增强放疗与化疗后的体质属于疗效,最后该公司同意删去这两句在中国基本上不会被质疑的功能。2004年,FDA对一个销售灵芝产品的公司发出了一封严厉的信,指出他们网站上的宣传严重违法,其中主要证据是宣称他们的灵芝产品能够发现隐藏疾病清除多余的胆固醇清楚体内毒素,以及找了一些使用者来宣称能够治病。FDA要求他们在15之内采取行动纠正,并且通知FDA。2008年,一个卖XX散的公司在网站上宣称产品治癌,也收到了FDA的警告信,信中指出这个XX散没有经过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认证,严重违法,要求立刻去掉相关的宣称。否则FDA将不再发信警告,而是直接采取行动。比前一个公司高明一些的是,这个公司引用了许多科学文献来支持他们的疗效。不过,FDA指出:当他们把这些科学文献用于商业推销的时候,意味着文献中的结论就是他们的主张(即灵芝能够抗癌)。当有这种主张的时候,XX散就成了药物而不是膳食补充剂,必须进行新药申请。后来这个公司在网站上删除了以上内容,改成宣传这个产品在中国是如何如何成功。 探个究竟 不过,关于灵芝的神奇传说太多了,科学家们自然难以抵挡这些传说的诱惑,希望证明它们的存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灵芝的研究非常多,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热衷。在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里输入灵芝的汉语拼音lingzhi,就能找到八十多篇文献,其中有八篇综述,如果输入灵芝的英文Ganoderma lucidum(灵芝没有真正的英文名,通常把它的拉丁名当作英文名来用,但是它与中韩日等国所指的东西并不完全对应),则有五百多条记录,其中三十篇综述。这样的文献量不算巨大,但是也不算小了。 在这些研究中,有很多是提取灵芝的一些成分,去处理某些特定的细胞或者动物,观察这些成分对于疾病的影响。研究得比较多、而且似乎有一些效果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肝炎、癌症以及艾滋病,等等。另一些研究致力于分离纯化其中的有效成分。最引人关注的是化学上叫做三萜化合物的一类东西。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灵芝中提取到了不完全相同的三萜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分别展示了对一些癌细胞、艾滋病毒以及其它病毒的抗性。另一类研究得很多的灵芝成分是多糖,现在科学家们认识到许多多糖也具有蛋白质一样的生物活性。同样,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灵芝中提取到了不同种类的多糖,也观察到了抗肿瘤、抗病毒以及免疫调节等活性。其它的成分,比如蛋白质、生物碱、维生素、矿物质等,也得到了一些研究,不过就更加初步了。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这些研究,看起来让我们很兴奋,但距离做出结论说灵芝或者它的提取物能够治疗某种疾病还很遥远。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只是体外的细胞或者动物实验,到了人体内是否还有用?需要多大的量才有用?在有效的剂量下有没有其它不良后果?这些研究都还缺乏。实际上,从天然产物中提取有类似功能的成分,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很普遍。这些成分的来源,比灵芝要便宜多了,比如西红柿、大豆、大蒜等等。在科学数据面前,来自于这些食物的有效成分和灵芝提取物是完全平等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目前这些研究结果,就是:灵芝的功效需要并且值得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已有证据还不足以支持我们做出肯定或者否定它的结论。 困境不少 如果有厂家要去学术期刊中找一些科研结果来支持灵芝的种种疗效,并不困难,也足以唬住普通公众。但科研论文只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大问题中的一个小点。只有大量的研究被有能力的人或者机构严格审查,才能做出可靠的结论。至少在美国,生产厂家并不能在FDA做出决定之前拿科学论文来推销产品。 灵芝这样有着神奇传说、又有着一些现代科学研究结果支持的东西,不能进入现代医学的大雅之堂,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下面这些: 一、灵芝是什么尚且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定义。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蘑菇。即使是在中国,被叫做灵芝的东西也有不止一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研究所用的灵芝也不是相同的东西,自然也就不难理解各有各的结果。 二、就像任何天然产物一样,灵芝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很难进行质量控制。在现代医学中,质量控制不好的产品是无法标准化的。想一想,我们要拿某种药来治病救命,却不知道买到的这盒是不是合格有没有效果,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三、在现代医学的新药开发中,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有效的东西有很多,而真正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更加关键的检测而成为药物的,只有其中的很小的部分。没有大规模的符合现代药学要求的临床验证,任何药物都不可能被批准成为现代药物。灵芝能经受住那些考验吗? 四、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功能方面,对于毒副作用的研究很欠缺。使用历史很悠久完全不能保证它就是安全的。实际上,有研究观察到了某些三萜化合物在高浓度下的毒性,还有研究发现了某些灵芝多糖在高浓度下对免疫功能的抑制。 总的来说,灵芝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东西。对它的研究,不应该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它有奇效没有毒副作用,然后去找证据来通过一些考核。中国古人对它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素材。如果我们能够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找到、证实或者否定它的种种传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做到这些之前,它无法进入现代医学的殿堂,而只能停留在替代医学的层次。种种神奇,也只能依靠信则灵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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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格言》选译
sheep021 2010-6-14 19:57
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格言》选译 刘荣跃 -------------------------------------------------------------------------------- 作家及作品简介: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关于其生平可信的材料甚少,同时代或近乎同时代的柏拉图及米诺的作品中有过一些描述。500年后希腊医生索拉努斯根据传说及想象写过希波克拉底传,但仅知他出身科斯的世医家庭,身材矮小,医术超群。他广泛游历希腊及小亚细亚,行医授徒,长期在科斯的医科学校任教。现存有60篇著作署以希波克拉底之名,总称《希波克拉底文集》。但经研究,这些作品非一人一时之作,创作年代前后相差至少100年,且长短、风格、观点、读者对象各异;但均用爱奥尼亚方言(当时希腊学术界使用的语言)写成,内容涉及解剖、临床、妇儿疾病、预后、饮食、药物疗法、医学道德、哲学等。杰出的有《流行病学》、《圣病》、《预后学》、《格言》等。据说出自其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举世闻名的医学道德准则,一直被医务人员视为行为指南,至今仍在许多医学院校的毕业典礼上宣读。 本格言著于公元前400年,共分7个部分,约300条。内容均为有关医学保健的精辟论断,对于医务保健工作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如今,人人深知健康身体的重要,全民的保健意识大大提高,而这些格言正好十分有助于大家提高自身的保健知识。本书明年将出版中文本,现选译部分以飨读者。贵刊可根据情况从中选用。 饮食与健康 1.Life is short, and Art long; the crisis fleeting; experience perilous, and decision difficult. The physician must not only be prepared to do what is right himself, but also to make the patient, the attendants, and externals cooperate. 1.生命短暂,医术长久;危象①稍纵即逝;经验危险,诊断不易。医生不仅必须自身处事正确,而且务必让病人及服务人员等外在因素通力合作。 注:①危象,指病情急转点。 2. In disorders of the bowels and vomitings, occurring spontaneously, if the matters purged be such as ought to be purged, they do good, and are well borne; but if not, the contrary. And so artificial evacuations, if they consist of such matters as should be evacuated, do good, and are well borne; but if not, the contrary. One, then, ought to look to the country, the season, the age, and the diseases in which they are proper or not. 2.当自然出现腹泻和呕吐时,若排除之物应予排除则有益身体,令人好受;反之则不然。①所以人为的排除,若排除之物应予排除则有益身体,令人好受;反之则不然。因此人们应注意其适合或不适合于存在的地区、季节、年龄和疾病。 注:①注意原文非常简洁,这是格言的一大特点。 3. In the athletae, embonpoint, if carried to its utmost limit, is dangerous, for they cannot remain in the same state nor be stationary; and since, then, they can neither remain stationary nor improve, it only remains for them to get worse; for these reasons the embonpoint should be reduced without delay, that the body may again have a commencement of reparation. Neither should the evacuations, in their case, be carried to an extreme, for this also is dangerous, but only to such a point as the person's constitution can endure. In like manner, medicinal evacuations, if carried to an extreme, are dangerous; and again, a restorative course, if in the extreme, is dangerous. 3.健壮者若变得过于肥胖则危险,因肥胖之躯不会固定不变;既不可能固定不变或有所改善,则只会每况愈下;为此应及时减肥,不可拖延,以便使身体恢复健康。在此种情况下,减肥措施也不应走极端,因这同样危险;而只宜以人的体质能承受为限。同样,药物减肥若走极端亦危险;又同样,恢复的疗程若走极端亦不安全。① 注:①格言体现出把握好度的人生哲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也应如此?凡事都应力求适度,而要把握好这个度确非易事。 4. A slender restricted diet is always dangerous in chronic diseases, and also in acute diseases, where it is not requisite. And again, a diet brought to the extreme point of attenuation is dangerous; and repletion, when in the extreme, is also dangerous. 4.无论漫性病还是急性病,过分节食总是危险,实无必要。饮食过分不足危险,而过分饱胀亦同样如此。 5. In a restricted diet, patients who transgress are thereby more hurt (than in any other?); for every such transgression, whatever it may be, is followed by greater consequences than in a diet somewhat more generous. On this account, a very slender, regulated, and restricted diet is dangerous to persons in health, because they bear transgressions of it more difficultly. For this reason, a slender and restricted diet is generally more dangerous than one a little more liberal. 5.就限制饮食而言,病人若运用不当则更为有害(比任何他人?);因所有这类运用不当之行为,造成的后果都比较为随意的饮食带来的影响严重。所以,经常性地过分限制饮食对于健康者危险,因他们更难于承受此种不当之举。因此,过分限制饮食通常比略为随意地限制更加危险。 6. For extreme diseases, extreme methods of cure, as to restriction, are most suitable. 6.对于重病,就克制治疗而言,最宜采取极端之疗法。 7. When the disease is very acute, it is attended with extremely severe symptoms in its first stage; and therefore an extremely attenuating diet must be used. When this is not the case, but it is allowable to give a more generous diet, we may depart as far from the severity of regimen as the disease, by its mildness, is removed from the extreme. 7.疾病处于剧烈之时,初期则伴随相当严重症状;因此必须尽量减少食物。但若疾病并非如此,饮食则可更加随意,不必受严格的食物疗法限制,直至疾病脱离危险。 8. When the disease is at its height, it will then be necessary to use the most slender diet. 8.当疾病处于最高峰之际,则必须对病人给予最少量之食。 9. We must form a particular judgment of the patient, whether he will support the diet until the acme of the disease, and whether he will sink previously and not support the diet, or the disease will give way previously, and become less acute. 9.对病人必须作出准确判断,看他是否能承受规定饮食直至病情严重,是否过早消瘦难以承受规定饮食,或是否疾病更先退出得以缓解。 10. In those cases, then, which attain their acme speedily, a restricted diet should be enjoined at first; but in those cases which reach their acme later, we must retrench at that period or a little before it; but previously we must allow a more generous diet to support the patient. 10.若病症很快达到高峰,最初则切忌节食;但若病症以后达到高峰,则必须在此时或再早一点节食;不过必须事先允许病人饮食更加随意使其身体获得供养。 11. We must retrench during paroxysms, for to exhibit food would be injurious. And in all diseases having periodical paroxysms, we must restrict during the paroxysms. 11.疾病发作时必须减少食量,否则有害无益。凡周期发作之疾病,发作时必须节食。 12. The exacerbations and remissions will be indicated by the diseases, the seasons of the year, the reciprocation of the periods, whether they occur every day, every alternate day, or after a longer period, and by the supervening symptoms; as, for example, in pleuritic cases, expectoration, if it occur at the commencement, shortens the attack, but if it appear later, it prolongs the sam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the urine, and alvine discharges, and sweats, according as they appear along with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symptoms, indicate diseases of a short or long duration. 12.根据疾病本身、季节变化、周期交替无论是每天、每隔一天或更长时间以及根据意外出现的症状,即可看出疾病是恶化还是解除。以胸膜炎病症为例,若咯淡出现于初期,则疾病不会长久;但若出现于后期,则疾病将会拖延。同样,根据大小便、出汗的现象及与之相伴的有利或不利症状,即可知患病时间之长短。 13. Old persons endure fasting most easily; next, adults; young persons not nearly so well; and most especially infants, and of them such as are of a particularly lively spirit. 13.老年人最易节食,成年人次之,青年人则相差甚远;而尤其是婴儿相对于他们而言,婴儿特别富有活力。 14. Growing bodies have the most innate heat; they therefore require the most food, for otherwise their bodies are wasted. In old persons the heat is feeble, and therefore they require little fuel, as it were, to the flame, for it would be extinguished by much. On this account, also, fevers in old persons are not equally acute, because their bodies are cold. 14.成长之躯有其充分的内在热量,因此需充足食物,否则会消瘦。而老人之躯少有热量,所以犹如炉火只需少许燃料,因燃料过多会使其熄灭。因而老人发热也不会一样剧烈,因其身躯热量不多。 15. In winter and spring the bowels are naturally the hottest, and the sleep most prolonged; at these seasons, then, the most sustenance is to be administered; for as the belly has then most innate heat, it stands in need of most food. The well-known facts with regard to young persons and the athletae prove this. 15.冬春两季体内热量自然最多,睡眠时间最长;此时应有充足之食物,因胃部既热量充分,亦最需食物提供养料。年轻人和运动员不乏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证明。 16. A humid regimen is befitting in all febrile diseases, and particularly in children, and others accustomed to live on such a diet. 16.所有热病患者以吃稀食为宜,尤其是孩子和习惯此种饮食者。 17. We must consider, also, in which cases food is to be given once or twice a day, and in greater or smaller quantities, and at intervals. Something must be conceded to habit, to season, to country, and to age. 17.我们还必须针对各种病情,考虑每天给病人的食物是一次还是两次,是多还是少,间隔的时间是长还是短。同时也必须因习惯、季节、国家和年龄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18. Invalids bear food worst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most easily in winter, and next in spring. 18.夏秋两季病人饮食最差,冬季最好,春季次之。 19. Neither give nor enjoin anything to persons during periodical paroxysms, but abstract from the accustomed allowance before the crisis. 19.当疾病周期性发作时,给病人的食物既不增添也不禁止,而是在危险期前对其平常食物作适当减少。 20. When things are at the crisis, or when they have just passed it, neither move the bowels, nor make any innovation in the treatment, either as regards purgatives or any other such stimulants, but let things alone. 20.当病情处于或刚过危险期时,既不设法让病人排泄又不采取任何创新治疗无论使用泻药还是任何其它类似刺激药物而应随其自然。 21. Those things which require to be evacuated should be evacuated, wherever they most tend, by the proper outlets. 21.凡需排泄之物均应通过正当渠道予以排除,无论它们最有何倾向。 22. We must purge and move such humors as are concocted, not such as are unconcocted, unless they are struggling to get out, which is mostly not the case. 22.我们必须排除和去掉已消化而非未消化的体液,除非它们本身正极力脱离躯体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 23. The evacuations are to be judged of not by their quantity, but whether they be such as they should be, and how they are borne. 23.鉴定排泄物勿根据其数量,而应看其是否为应排泄之物,以及病人有何感受。 24. Use purgative medicines sparingly in acute diseases, and at the commencement, and not without proper circumspection. 24.对急性病最初宜少用泻药,并且要慎重。 25. If the matters which are purged be such as should be purged, the evacuation is beneficial, and easily borne; but, not withstanding, if otherwise, with difficulty. 25.若排除之物应予排除,则有益健康,令人易受;否则令人难受。 本博注: 本文标题改为现代医学之父最佳 希波克拉底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依然很先进,可惜现代医学中已经很难觅得其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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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的“汽车”与城里的汽车
张能立 2009-10-13 14:09
我是一个乡的伢,来自红色老区。上了年龄的人都知道,红色老区潜在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很穷,穷则思变,变则革命,因此,我们这个地方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无以数计。民谣铜锣一响,四十八万,更是脍炙人口。这个荒蛮之地,除了出200多个将军之外,也出了少数几个文曲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叶君健、张培刚、冯天喻等三人。在儿时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老百姓吃穿都是大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对老区特殊的政策,家乡的面貌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每次回乡祭祖的过程,都是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次梳理。 改革开放前,由于生产力非常低下,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工具,人们的田间劳动全靠肩挑背驮。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除了水车、锄头、镰刀之类的工具外,还有那个时候农村独有的独轮车。在乡里老百姓没有这么文绉,就直接把独轮车称为粪车。独轮车平时最大的用场,就是用于将农家平时沤的农家肥送到田间地里,粪车由此得名。其实,独轮车除了送农家肥外,到了生产队向政府缴纳余粮的时候,还可以将余粮送到镇上政府的粮站。时常可以看见乡间小路上,在独轮车上粮袋的上面坐着小娃娃,这是孩子的父亲在给粮站送余粮的同时,顺道把孩子捎到镇上见见世面。起初的独轮车的轮子完全是木头做的,为了减少磨损,就在木头轮子的外面钉一层铁皮。后来随着社会有限的发展,木头轮子才换成板车轮子及橡胶轮胎,那个时候农村之穷,由此可见一斑。近几年回乡祭祖,再也没有见到儿时的粪车,代之的是摩托车、面包车和汽车。 随着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我有幸成为走过高考独木桥中的一员。混着混着,一不留神,还成为一所大学的老师,干着误人子弟的营生。虽然不是什么国家干部,但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的大学和大学老师,远不是我读大学时的大学和大学老师。我读大学时的大学和大学老师,安贫乐道;现在的大学和大学老师,追名逐利,脑子里面已经不存在什么道了,财富的积累比知识的积累快好几个数量级。就拿我自身来说,就财富而言,虽然比不上校园里面开宝马坐奔驰的大碗级的领导和教授,但也能凭合法收入买一辆算不上档次的车。有一天,在一个出生于城里的朋友面前,讨论汽车这个话题。我给这个城里的朋友,介绍我们乡里的汽车粪车,没有等我把这个粪车的妙处说完,这个城里的朋友毫不客气地驳斥我:汽车都是4个轮子的呀,还有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的,请问你乡里的汽车有这些东西吗?没有这些东西就不是汽车!,我这个不乡不城,既乡又城的人,反击这个城里的朋友:为什么非得有那些东西才叫汽车呢?我家的这个汽车是老祖宗发明的,用了上千年。我们老祖宗发明汽车的时候,西方人的汽车连影子都没有一个,西方人发明的汽车跟我们老祖宗发明的汽车比的资格都冒得!再说送粪交公粮都用它,还没有污染,绝对没有任何副作用,难道不如你们城里有副作用的汽车吗?有时候大人还把孩子放在上面坐着,大人推着跑,其乐融融,多么回归自然呀。你生于城里,长在城里,见都没有见过我们乡里的汽车,凭什么说我们乡里的汽车不是汽车呢?我说粪车就是汽车,怎么昨?为什么非得要你们城里人承认?。出生于乡里的我,没有办法说服城里的朋友,城里的朋友,当然也没有办法说服我这个出生于乡里的人,争论的结果是不欢而散。呵呵,争论归争论,私底下我和城里的朋友关系还是好着呢。其实,我这个乡里人心里明白着,面子上我绝不会承认粪车不是汽车,但真正出门需要代步的时候,我还是开上西方人发明的汽车,绝不会开我们乡里的粪车,更不用说像孩儿时那样去坐粪车。 最后,以此文悼念中医与现代医学之争! 注:在我所了解的有限信息中,迄今为止没有一样中药能严格通过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证据之一就是没有一种中药通过了美国FDA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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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贝尔医学奖分布学科的转变来看现代医学的发展
charcoal 2009-9-21 10:10
诺贝尔医学奖全名其实叫作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不难推测其原意是为了奖励在 与人健康直接相关的生命科学领域 做出的成绩。它未涵盖广义的生命科学:如其中的生态学、植物学、农学等,仅关乎与人健康直接相关的生命科学研究内容( 1948 年奖给 DDT 杀虫剂的发明似乎是个例外,但也可以理解为该技术可减少寄生虫和虫媒传播疾病的发生),基本上是以医学为核心。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世纪诺贝尔奖的情况,可以反映现代医学的发展特点。 无论怎样,现代医学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核心和特征的一个学科。其核心学科构建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的亚学科。首先在基于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基础上,对人体正常的组织结构、发育及生理机制研究的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药理学、微生物寄生虫学、心理学等。第二个层次是对病态机体的特征原因机理进行研究的学科,包括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第三层次就是对人体机能状况进行诊断和疾病治疗的临床学科,如内外妇儿等诸临床学科。第一层次是医学基础学科,可以在一般理工院校(除人体解剖外)和医学院校设置,第二层次只在医学院校设置,第三层次是临床学科只能在医学院校和医院设置和开展。三个层次逐渐从基础到临床,而学科的特点也是逐渐从科学基础研究到临床技术应用研究。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自 1901 - 2005 年 96 届( 1915 - 1918 、 1921 、 1925 、 1940 - 1942 未颁发)的颁奖情况。初期的 30 届( 1901 - 1936 年)中,可以发现 15 届奖励的对象都直接与临床疾病治疗(的技术和方法)有关,如白喉、疟疾、狼疮、结核、血管缝合、伤寒、贫血、心电图等。其他 8 届奖励的对象是现在定义的生理学,如消化系统、眼屈光、听觉等。剩下 8 项也是与人直接相关的生化、遗传、胚胎等研究。可以看出初期的发展是以与疾病直接相关的机理研究和直接的临床应用技术为重,以解释正常机理的生理学和更基础的生化等占一半。获奖者有相当大部分为临床医生型的科学家( MD 型)。 1937 到 1962 年(奖励 DNA 双螺旋) 23 届诺贝尔奖中,只有 4 届与临床疾病治疗有关,如心导管技术、脊髓灰质炎、黄热病等,而较多的是与药物有关( 7 项),属于经典生理学仅 5 项,生物化学和分子技术开始增多为 6 项。可以看出临床技能应用的研究减少为 20 %不足,而以药物开发为特色的研究占最多,其实也直接作用于临床疾病的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分子生物学技术为特色的技术开始增多。获奖者以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开始增多。 1963 到 2005 年的 40 余届中,临床诊断与治疗的奖项只有 6 项,还包括 2 项奖与了电气工程人士( CT 和 MRI 的发明)。而与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有关的却高达 27 项。这段时期的奖项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亚细胞层面分子水平的微观研究为主,获奖者中以生物化学、分子遗传学家为主;二是破天荒地把奖项奖给了两届电子电器工程有关的人士( PhD 型)。整体上基础研究占绝大部分,鲜有与疾病直接相关(第二层次)的学科,更遑论临床治疗技术直接应用的研究,临床医生似乎只有 2 位,即使直接应用于临床诊断的 CT 和 MRI 技术的发明者也是工程师而非医生。 总结以上的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以临床特色较重的治疗技术和方法研究逐渐减少,而转向基础研究逐渐增多,并成为主流;传统的宏观生理、病理学研究逐渐发展为微观的分子生物技术研究。从事临床工作或接近临床科研人员( MD )减少,基础生物技术研究人员( PhD )成为绝对主流;并且出现学科的交叉(如工程、化学等学科与生命医学学科的交叉)。 虽然医学学科逐渐从技术为重走向科学为重,但我们不能说现代临床医学发展缓慢。只是现代临床医学治疗技术和方法的几乎每一项进步,都要建立在深厚的科学理论研究上。当科学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快地就转化为实际的临床诊疗方法和技术。并且,只有基于深厚科研基础的治疗方法才更具实用性、更扎实能经受历史考验,相比前 30 届中的光治疗狼疮和热治疗麻痹疗法现在临床上基本淘汰而很少用了。 诺贝尔医学奖获奖学科的演变趋势,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指导我们的医学教育、医疗卫生开展模式。在医学教育中,应该适当增加基础医学课程甚至是基础课程的教学,培养基础医学知识扎实的、广基底的甚至是临床-科研复合型人才,而减少那些只粗浅掌握某项治疗技术和方法的医匠型的培养。 更要提的是医疗模式的走向,虽然现在一再提出新的医疗模式的概念,比如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当然,新型医学模式更人性化和合理化,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的整体医疗模式。从诺贝尔医学奖分布走向来看,生物-医学即纯粹的自然科学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千万不能忽略或轻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的创新开发和做的努力。即使诺贝尔奖奖励的其实都是已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成果,整体看来,诺贝尔奖的奖励还是符合、甚至指引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的。另一方面,从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成果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现代生命医学研究依然还是从宏观向微观转变:只有认识更精细的微观物质才能更好地、更充分地认识和把握宏观物质。从宏观到微观需要比较艰难的付出努力的研究,而从微观重构宏观却是容易和水到渠成的,从来都是微观(局部)的理论成熟后反过来重新解释和补充宏观(整体)理论,而不可能先有宏观理论指导(假说)来决定微观(局部)规律的。所以,任何提出整体医学、自然医学、东方整体医学等忽略(无能为力于)微观(的自然科学医学)而过分强调整体的医学模式,目前都是不实际和不严谨的,甚至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伪科学。 还有就是仍然要把医学更多地放在自然科学领域来看待。现在医学还存在一些替代和补充治疗体系和技术,如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情感疗法、民族医药等不算严谨的、或根本不是自然科学,但现代医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还是自然科学。也许是诺贝尔医学奖不重视精神、认知和心理学科因而没有这方面的奖项,也要看到这不仅是诺贝尔委员会的观点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观点,认知(临床)心理学科发展、心理精神疾患治疗技术的应用也必须要以更自然科学学科的神经学发展为基础;以简单归纳和思辨为基础的心理认知理论,我们应该还是只能谨慎地以假说来看待,还有需实际科学方法的检验。经得住科学和生产检验的医学治疗方式和医学模式才是合理的。(2008-1-10) 附:历届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简介 1901 年 E . A . V . 贝林(德国人)从事有关白喉血清疗法的研究 1902 年 R. 罗斯(英国人)从事有关疟疾的研究 1903 年 N.R. 芬森(丹麦人)发现利用光辐射治疗狼疮 1904 年 I.P. 巴甫洛夫(俄国人)从事有关消化系统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1905 年 R. 柯赫(德国人)从事有关结核的研究 1906 年 C. 戈尔季(意大利人)、 S. 拉蒙卡哈尔(西班牙人)从事有关神经系统精细结构的研究 1907 年 C.L.A. 拉韦朗(法国人)发现并阐明了原生动物在引起疾病中的作用 1908 年 P. 埃利希(德国人)、 E. 梅奇尼科夫(俄国人)从事有关免疫力方面的研究 1909 年 E.T. 科歇尔(瑞士人)从事有关甲状腺的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外科学上的研究 1910 年 A. 科塞尔(德国人)从事有关蛋白质、核酸方面的研究 1911 年 A. 古尔斯特兰德(瑞典人)从事有关眼睛屈光学方面的研究 1912 年 A. 卡雷尔(法国人)从事有关血管缝合以及脏器移植方面的研究 1913 年 C.R. 里谢(法国人)从事有关抗原过敏的研究 1914 年 R. 巴拉尼(奥地利人)从事有关内耳前庭装置生理学与病理学方面的研究 1915 年 1918 年未颁奖 1919 年 J . 博尔德特(比利时人)作出了有关免疫方面的一系列发现 1920 年 S.A.S. 克劳(丹麦人)发现了有关体液和神经因素对毛细血管运动机理的调节 1921 年未颁奖 1922 年 A.V. 希尔(英国人)从事有关肌肉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问题的研究 ; 迈尔霍夫(德国人)从事有关肌肉中氧消耗和乳酸代谢问题的研究 1923 年 F.G. 班廷(加拿大), J.J.R. 麦克劳德(加拿大人)发现胰岛素 1924 年 W. 爱因托文(荷兰人)发现心电图机理 1925 年未颁奖 1926 年 J.A.G. 菲比格(丹麦人)发现菲比格氏鼠癌(鼠实验性胃癌) 1927 年 J. 瓦格纳姚雷格(奥地利人)发现治疗麻痹的发热疗法 1928 年 C.J.H. 尼科尔(法国人)从事有关斑疹伤寒的研究 1929 年 C. 艾克曼(荷兰人)发现可以抗神经炎的维生素 ;F.G. 霍普金斯(英国人)发现维生素 B1 缺乏病并从事关于抗神经炎药物的化学研究 1930 年 K. 兰德斯坦纳(美籍奥地利人)发现血型 1931 年 O.H. 瓦尔堡(德国人)发现呼吸酶的性质和作用方式 1932 年 C.S. 谢林顿、 E.D. 艾德里安(英国人)发现神经细胞活动的机制 1933 年 T.H. 摩尔根(美国人)发现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 1934 年 G.R. 迈诺特、 W.P. 墨菲、 G.H. 惠普尔(美国人)发现贫血病的肝脏疗法 1935 年 H. 施佩曼(德国人)发现胚胎发育中背唇的诱导作用 1936 年 H.H. 戴尔(英国人)、 O. 勒韦(美籍德国人)发现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 1937 年 A. 森特焦尔季(匈牙利人)发现肌肉收缩原理 1938 年 C. 海曼斯(比利时人)发现呼吸调节中颈动脉窦和主动脉的机理 1939 年 G. 多马克(德国人)研究和发现磺胺药 1940 年 1942 年未颁奖 1943 年 C.P.H. 达姆(丹麦人)发现维生素 K;E.A. 多伊西(美国人)发现维生素 K 的化学性质 1944 年 J. 厄兰格、 H.S. 加塞(美国人)从事有关神经纤维机制的研究 1945 年 A. 弗莱明、 E.B. 钱恩、 H.W. 弗洛里(英国人)发现表霉素以及表霉素对传染病的治疗效果 1946 年 H.J. 马勒(美国人)发现用 X 射线可以使基因人工诱变 1947 年 C.F. 科里、 G.T. 科里(美国人)发现糖代谢中的酶促反应 ;B.A. 何赛(阿根廷人)发现脑下垂体前叶激素对糖代谢的作用 1948 年 P.H. 米勒(瑞士人)发现并合成了高效有机杀虫剂 DDT 1949 年 W.R. 赫斯(瑞士人)发现动物间脑的下丘脑对内脏的调节功能 1950 年 E.C. 肯德尔、 P.S. 亨奇(美国人) T. 赖希施泰因(瑞士人)发现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结构和生物效应 1951 年 M. 蒂勒(南非人)发现黄热病疫苗 1952 年 S.A. 瓦克斯曼(美国人)发现链霉素 1953 年 F.A. 李普曼(英国人)发现高能磷酸结合在代谢中的重要性,发现辅酶 A;H.A. 克雷布斯(英国人)发现克雷布斯循环(三羧酸循环) 1954 年 J.F. 恩德斯、 T.H. 韦勒、 F.C. 罗宾斯(美国人)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组织培养与组织技术的应用 1955 年 A.H. 西奥雷尔(瑞典人)从事过氧化酶的研究 1956 年 A.F. 库南德、 D.W. 理查兹(美国人)、 W. 福斯曼(德国人)开发了心脏导管术 1957 年 D. 博维特(意籍瑞士人)从事合成类箭毒化合物的研究 1958 年 G.W. 比德乐、 E.L. 塔特姆(美国人)发现一切生物体内的生化反应都是由基因逐步控制的 ;J. 莱德伯格(美国人)从事基因重组以及细菌遗传物质方面的研究 1959 年 S. 奥乔亚、 A. 科恩伯格(美国人)从事合成 RNA 和 DNA 的研究 1960 年 F.M. 伯内特(澳大利亚人)、 P.B. 梅达沃(英国人)证实了获得性免疫耐受性 1961 年 G.V. 贝凯西(美国人)确立行波学说发现耳蜗感音的物理机制 1962 年 J.D. 沃森(美国人)、 F.H.C. 克里克、 M.H.F. 威尔金斯(英国人)发现核酸的分子结构及其对住处传递的重要性 1963 年 J.C. 艾克尔斯(澳大利亚人)、 A.L. 霍金奇、 A.F. 赫克斯利(英国人)发现与神经的兴奋和抑制有关的离子机构 1964 年 K.E. 布洛赫(美国人)、 F. 吕南(德国人)从事有关胆固醇和脂肪酸生物合成方面的研究 1965 年 F. 雅各布、 J.L. 莫诺、 A.M. 雷沃夫(法国人)研究有关酶和细菌合成中的遗传调节机构 1966 年 F.P. 劳斯(美国人)发现肿瘤诱导病毒 ;C.B. 哈金斯(美国人)发现内分泌对于癌的干扰作用 1967 年 R.A. 格拉尼特(瑞典人)、 H.K. 哈特兰、 G. 沃尔德(美国人) 发现眼睛的化学及重量视觉过程 1968 年 R.W. 霍利、 H.G. 霍拉纳、 M.W. 尼伦伯格(美国人)研究遗传信息的破译及其在蛋白质合成中的作用 1969 年 M. 德尔布吕克、 A.D. 赫尔、 S.E. 卢里亚(美国人)发现病毒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 1970 年 B. 卡茨(英国人)、 U.S.V. 奥伊勒(瑞典人) J. 阿克塞尔罗行(美国人)发现神经末梢部位的传递物质以及该物质的贮藏、释放、受抑制机理 1971 年 E.W. 萨瑟兰(美国人)发现激素的作用机理 1972 年 G.M. 埃德尔曼(美国人)、 R.R. 波特(英国人)从事抗体的化学结构和机能的研究 1973 年 K.V. 弗里施、 K. 洛伦滋(奥地利人)、 N. 廷伯根(英国人)发现个体及社会性行为模式(比较行为动物学) 1974 年 A. 克劳德、 C.R. 德迪夫(比利时人)、 G.E. 帕拉德(美国人)从事细胞结构和机能的研究 1975 年 D. 巴尔摩、 H.M. 特明(美国人)、 R. 杜尔贝科(美国人)从事肿瘤病毒的研究 1976 年 B.S. 丰卢姆伯格(美国人)发现澳大利亚抗原 ;D.C. 盖达塞克(美国人)从事慢性病毒感染症的研究 1977 年 R.C.L. 吉尔曼、 A.V. 沙里(美国人)发现下丘脑激素 ;R.S. 雅洛(美国人)开发放射免疫分析法 1978 年 W. 阿尔伯(瑞士人)、 H.O. 史密斯、 D. 内森斯(美国人)发现限制性内切酶以及在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应用 1979 年 A.M. 科马克 (美国人)、 G.N. 蒙斯菲尔德(英国人)开始了用电子计算机操纵的 X 射线断层扫描仪(简称扫描仪) 1980 年 B. 贝纳塞拉夫、 G.D. 斯内尔(美国人)、 J. 多塞(法国人)从事细胞表面调节免疫反应的遗传结构的研究 1981 年 R.W. 斯佩里(美国人)从事大脑半球职能分工的研究 ;D.H. 休伯尔(美国人)、 T.N. 威塞尔(瑞典人)从事视觉系统的信息加工研究 1982 年 S.K. 贝里斯德伦、 B.I. 萨米埃尔松(瑞典人) J.R. 范恩(英国人)发现前列腺素,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83 年 B. 麦克林托克(美国人)发现移动的基因 1984 年 N.K. 杰尼(丹麦人)、 G.J.F. 克勒(德国人)、 C. 米尔斯坦(英国人)确立有免疫抑制机理的理论,研制出了单克隆抗体 1985 年 M.S. 布朗、 J.L. 戈德斯坦(美国人)从事胆固醇代谢及与此有关的疾病的研究 1986 年 R.L. 蒙塔尔西尼(意大利人)、 S. 科恩(美国人)发现神经生长因子以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1987 年利根川进(日本人)阐明与抗体生成有关的遗传性原理 1988 年 J.W. 布莱克(英国人)、 G.B. 埃利昂、 G.H. 希钦斯(美国人)对药物研究原理作出重要贡献 1989 年 J.M. 毕晓普、 H.E. 瓦慕斯(美国人)发现了动物肿瘤病毒的致癌基因源出于细胞基因,即所谓原癌基因 1990 年 J.E. 默里、 E.D. 托马斯(美国人)从事对人类器官移植、细胞移植技术和研究 1991 年 E. 内尔、 B. 萨克曼(德国人)发明了膜片钳技术 1992 年 E.H. 费希尔、 E.G. 克雷布斯(美国人)发现蛋白质可逆磷酸化作用 1993 年 P.A. 夏普、 R.J. 罗伯茨(美国人)发现断裂基因 1994 年 A.G. 吉尔曼、 M. 罗德贝尔(美国人)发现 G 蛋白及其在细胞中转导信息的作用 1995 年 E.B. 刘易斯、 E.F. 维绍斯(美国人)、 C.N. 福尔哈德(德国人)发现了控制早期胚胎发育的重要遗传机理,利用果蝇作为实验系统,发现了同样适用于高等增有机体(包括人)的遗传机理 1996 年 P.C. 多尔蒂(澳大利亚人)、 R.M. 青克纳格尔(瑞士人)发现细胞的中介免疫保护特征 1997 年 S.B. 普鲁西纳(美国人)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蛋白致病因子 朊蛋白( PRION )并在其致病机理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1998 年 R.F. 福尔荷格特、 L.J. 依格那罗和 F. 穆莱德发现一氧化一氮在心血管系统中作为信号分子 1999 年 Gunter Blobel 发现控制细胞运输和定位的内在信号蛋白质 2000 年阿尔维德卡尔松(瑞典人)、保罗格林加德(美国人)、埃里克坎德尔(奥地利人)在人类脑神经细胞间信号的相互传递方面获得的重要发现。 2001 年 利兰哈特韦尔 ( 美国人 ) 、蒂莫西亨特 ( 英国人 ) 和保罗纳斯 ( 英国人 ) 发现了细胞周期的关键分子调节机制。 2002 年,英国科学家悉尼布雷内、约翰苏尔斯顿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他们为研究器官发育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调节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3 年,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上获得关键性发现,这些发现最终导致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出现。 200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以表彰两人在气味受体和嗅觉系统组织方式研究中作出的贡献。 200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 . 马歇尔和罗宾 . 沃伦,以表彰两人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和胃病的重要联系, 革命性地改变了世人对胃病的认识,大幅度提高了胃溃疡等患者获得彻底治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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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Nature07年文章:中医药:一种命运未定的文化-
yangfanman 2009-8-19 23:15
原文地址: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48/n7150/full/448126a.html 翻译: 刘文龙(音)在北京的普通诊所看上去和大多数诊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 不是个普通医生。刘从来没有要求做实验室检验,也从来不给病人开方做高科技 影像诊断。他只依靠简单的观察,检查病人的脉搏、脸色和味道,询问病人的习 惯和病史。他今年69岁,已从事中医43年,并坚信中医的好处。人们总是回头 再来的,因为它治好了他们,增进了他们的健康。他说。   整个上午一个接一个进来让刘看病的患者,其病情从过敏到肺癌都有。有些 是第一次来,显得紧张;其他的则是常客,对中医药充满了信心。黄女士是北京 郊区的一名会计,困扰她多年的偏头痛在吃了三帖中药后消失了,她对此很高兴。 我以前一直靠止痛药,老是觉得疲惫,她说,现在我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 个人。   在这个正在热烈地拥抱现代化的国家,像刘这样采用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看 病方法的诊所,看来很脆弱和过时。的确,对中医的不同态度已让这个国家分裂。 去年,湖南长沙中南大学的张功耀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医是伪科学,应该退出 公共医疗和研究。舆论为之大哗。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 计划,要让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医现代化。   但是如此巨大的鸿沟应该架桥联通吗?现代西方医学一般是针对特定的疾病 采取治疗措施,通常是根据疾病的生理因素。然而,中医却是注重症状,使用植 物和动物产品,针灸和艾灼。但是,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有效的话其机理如何, 却一直成为笑柄。最大的分歧在于检验方法。在西方,研究者用随机、有对照的 临床试验检验一种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医治疗则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和性质, 当场混合多种药物,采用的是代代相传的理论。   中国以及国外的医学界主流对中医理论一向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中医的观念 包括气(经络),认为疾病是气脉阻塞引起的;阴阳,强调能量的平衡;和五行, 把人的器官和健康状态根据它们的属性分类:火、木、水、土和金。   在过去的十年,医药公司对中药变得更有兴趣。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西式 的:分离出活性成分,挨个做检验。这种还原论的方法发现了一些源自中药的新 药,获得批准,例如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和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砒霜。   但是鉴别活性成分并不容易。大多数中医药方都是复方,含有的草药能多达 50种,包含成千上万种化学成分。要深入挖掘中医疗法,研究者认为他们也许应 该看看混合成分是如何一起发挥作用的。   放宽管理   批准含草药成分的新药的标准现在开始放宽了,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在2004 年6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新规章,即使草药混合物的活性成分未 知,但只要能证明其安全和有效,也能获得批准。去年10月,FDA根据新规章批 准了第一种草药,德国MediGene公司从绿茶提取物研发出来的、用于治疗生殖器 疣的混合药物Veregen。   这些新的规章促使医药业界对复杂药方重新产生兴趣。一个全新的西方领域 也许能够被开发出来从中药的深层秘密中获利。系统生物学通过研究一个有机体 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试图了解其功能和行为。它被认为是用更有整体观的 方法研究生物学,并被某些人视为是中医药的一个完美匹配。   通过同时测量许多基因、蛋白质和代谢物,系统生物学可以为整个身体对草 药的复杂混合物的反应提供一种测量方法。如果有任何技术能够导致中医药研 究的突破的话,那就是系统生物学,荷兰莱顿大学生药学系主任Robert Verpoorte说。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认同这个新技术是用来检验旧观念的。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的药理学家贾伟和中国科学院武 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唐惠儒想要更完整地理解草药提取物是如何影响整 个身体的。他们正与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分子医学系主任Jeremy Nicholson合作, 采用核磁共振和质谱分析之类的技术分析一个人的尿液或血液中的代谢物他 们称该学科为代谢组学。   贾及其合作者发现,用二甲肼诱发结肠癌的大鼠的尿液中所含的代谢物成分 与对照组的不同。给大鼠服用两种中药中医广泛用来治疗胃病的黄连和吴茱 萸提取物的混合物之后,能够逆转这些代谢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未发表。 但是研究人员说通过检察代谢物变化的细节,他们已确定了草药所影响的代谢途 径。   文化变化   荷兰宰斯特SU Biomedicine的Jan van der Greef及其同事王梅(音)也在 用类似的方法。用一种代谢综合征例如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等通常一起出现 的症状的组合的小鼠模型,他们及其团队观察一种中药秘方对脂质成分的影 响。这些小鼠被喂以高脂肪饮食,使它们对胰岛素的抵抗增强。这些小鼠的脂质 成分与那些喂以正常饮食的小鼠有显著的不同,而在服了中药之后,朝健康状态 转变。   研究人员注意到,脂质成分的转变与治疗肥胖者的西药Rimonabant导致的相 似,后者是通过作用于一种称为CB-1内源性大麻受体的蛋白质起作用的。van der Greef说,他们还未发表的细胞培育实验结果表明,草药提取物能够通过相 同的受体影响脂质代谢。该团队现在在对该药方做临床试验。   虽然一种活性成分能像西药那样起作用,但是其他附加成分的不确定作用和 活性成分的可变性会导致混乱。可变性让人担忧。Nicholson说。同一种植 物生长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季节采摘,都能使其化学成分出现差异。对草药 研究者来说,这向来是个让人苦恼的难题。   在Nicholson实验室,唐及其同事分析了来自埃及、斯洛伐克、匈牙利的黄 春菊的分子成分,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它们。用类似的方法,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 所的团队发现不同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草药,甚至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同一种草药 的不同批次,也有显著的差异。中国想要让其草药在世界市场上占更大的份额, 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唐说。   对许多自诩的系统生物学家来说,需要采用几种研究方法才能构建一个活的 有机体的完整图像,并理解中药的作用。不过,系统生物学很显然是一个难以定 义的领域。许多人很宽松地使用这个术语,而该领域的先驱者认为,技术手段还 未精致到足以被用于做这些研究。   可以设想系统生物学能够被用于刷选中草药的成分,但是现在还只是非常 早期的,华盛顿州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被视为系统生物学之父的 Leroy Hood说。在当前这会是个巨大的挑战。   根据Hood的说法,系统生物学在模型动物上有所成功,但是在人体研究上的 成功则小得多。在研究者能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像中药这么复杂的问题之前,还 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例如,需要有更好的检测系统来精确地测量血液中的代谢 物,特别是蛋白质,以及需要用更强大的计算和统计工具,它们对处理大量和复 杂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技术还只处于成熟早期,Hood说。   对中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中医药现代化好都有更大的问题值得关注。 有些人对把中药从中医理论分离开来加以研究、开发的做法感到不满。中医不 仅是一个医学体系,也是做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和治疗艺术的一个 分支,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中医古籍出版社社长傅景华说。 脱离了其文化内涵,它就会成为无根之树。   崇高理想   但是张功耀,以及主持以打击中国的伪科学和学术不端行为著称的新语丝社、 美国训练的生物化学学者方舟子说,应该被抛弃的恰恰是那些中医理论。类似阴 阳、五行和气这些观念是对人体模糊的描述,近乎臆想,方舟子说。   文化因素会是联通东西方鸿沟的不可避免的最大障碍。中医领域臭名昭著 地不能容忍任何批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医学哲学家袁钟说,如果人们不能 被允许表示不同意见,任何学科都没有希望会有进步。   虽然对中医药未来走向的争论处于白炽化,刘文龙还照常行医。他对中医和 西医的结合感到乐观,但是采取的是一种实用态度。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 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增进人类健康。只要有效,什么都行。他评论说。但是刘说 他还没看到这两种哲学的结合有任何真正的进展,在那之前,他的诊所和他经验 以及中医看来神秘的理论和方法对他及其病人都凑合。   《自然》社论:   难以下咽:有没有可能评判中药的真实潜力?   全世界的研究者、从业者和医药公司在翩翩起舞,想要找到挖掘中药的未知 潜力的最佳方式。科学界和医药业界都倾向于对传统疗法嗤之以鼻;但是有 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医疗实践它的大部分缺乏记录 有可能至少产生某些有效的疗法。   可以理解,医药公司渴望进入中国市场,波士顿顾问集团估计这个市场去年 价值130亿美元,并正在快速增长。但是最刺激他们的是这样一种可能前景:该 国的传统医药中也许含有许多可能赢利的化合物,隐藏在一堆神秘的药剂和草药 混合物之中的某处。   要发现这些隐藏的宝物,通常采用的是还原论的方法,即研究者去寻找也许 会对治疗特定的疾病起作用的单个化合物。这种方法有时能获得成功:例如,目 前用来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青蒿素就是从一种用来治疗发烧的草药中提取出来 的。但是这种成功的故事非常稀少。   那么,如果中医药是那么伟大的话,为什么对其结果的定性研究没有为众多 治疗打开方便之门呢?最明显的答案是,它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提供的:它基本上 不过是伪科学,它的大多数疗法没有合理的机制。中医拥护者反驳说,研究者没 有掌握其奥妙,特别是传统疗法中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过,医药产业在现在并没有充斥着有希望的新药。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全 世界的管理机构对传统的方法越来越接受。例如,在2004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发布有关草药的新规章,如果一种草药以前被用过的话,就很容易让其提取物 进入临床试验,而且无需鉴定提取物中的所有成分。   同时,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研究者正在提倡系统生物学研究蛋白质、 基因、代谢物和细胞或有机体其他组分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做为评定传统医药 的用途的一种方法。我们欢迎那些建设性的方法用以预测传统传统疗法的可能用 途。但是,要把一种基本上还未经过临床检验的全新技术,用来检验充斥着伪科 学的中医药的准确性,看来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对那些依据一个模糊不清的知 识体系所做出的宣称,应该按惯例抱着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和医学来说都是基本 原则。 News Feature Nature 448, 126-128 (12 July 2007) | doi:10.1038/448126a; Published online 11 July 2007 Traditional medicine: A culture in the balance Jane Qiu1 1. Jane Qiu writes for Nature from Beij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science face almost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Can systems biology bring them together? Jane Qiu reports. Liu Wen-long's modest Beijing practice looks no different from most clinics. But he is no ordinary doctor. Liu never orders lab tests, nor does he prescribe high-tech imaging diagnostics. He relies on simple observations, checking a patient's pulse, complexion and odour, and asking about habits and medical history. At 69 years old, he has been practi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43 years and he is resolute about its benefits. People keep coming back because it cures them and improves their well-being, he says. Indeed, patients trickle in to see Liu all morning for conditions ranging from allergies to lung cancer. Some are nervous first-timers, others are regulars, confident in w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o offer. Ms Huang, an accountant from the outskirts of Beijing, is delighted that her migraines, which haunted her for years, disappeared after three herbal regimens. I used to live on painkillers and felt tired all the time, she says. I am now a totally different person. In a country that is fiercely embracing modernity, clinics such as Liu's, which have been operating the same wa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eem vulnerable and out of place. Indeed, attitud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divided the country. Last year, Zhang Gong-yao, from th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in Changsha, Hunan,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a Chinese journal cal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pseudoscience that should be banished from public healthcare and research1. The article caused uproar in the country, and earlier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n ambitious plan to modernize the millennia-old practice2. But should such a formidable gap be bridged?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generally prescribes treatments for specific diseases, oft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physiological ca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focuses on symptoms, and uses plant and animal products, mineral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 burning of the mugwort herb (Artemisia vulgaris) on or near the skin. But whether these methods are effective and, if they are, how they work remain a source of some derision. The greatest divide is in the testing. In the West, researchers test a drug's safety and efficacy i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raditional Chinese treatments are mixtures of ingredients, concocted on the spot on the basis of a patient's symptom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using theorie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The mainstream medical community, in China and abroad, has been highly critical of the underlying theori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ideas such as qi (meridian), in which illness is caused by blocked energy channels; yin and yang, which emphasizes the balance of energy; and wuxing (five elements), in which people's organs and health status a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ir 'elemental characteristics': fire, wood, water, earth and metal.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ve become more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their approach has been characteristically Western: isolate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test them one at a time. This reductionist approach has led to the approval of drugs such as artemisinin for malaria, which is used to treat fev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rsenic trioxide, which has been carried over from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 But identify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sn't easy. Most remed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t turns out, are compound formulae or fufang that contain as many as 50 species of herbs, and thousands of chemicals therein (see 'Knowledge mining'). To tap into the deeper wel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eatments, researchers think they may need to look at how the mixtures of ingredients act in concert. Relaxed regulation The criteria for approval of herbal mixtures as medicines are now starting to relax, at le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2004,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issued new guidelines that permit the approval of herbal mixtures if they can be shown to be safe and effective, even if the active constituents are not known. Last October, the FDA approved the first such botanical drug under the new rules, a proprietary mixture of green-tea extracts called Veregen developed by the German company MediGene for treating genital warts. These new regulations have helped to renew industry's interest in the complex formulae. And a buzzing new Western field could be poised to capitalize on the deeper secre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biolog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and behaviour of an organism by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ts components. It has been called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biology and is seen by some as a perfect match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measuring many genes, proteins and metabolites at the same time, systems biology may provide a measure of the entire body's response to a complex mixture of herbs. If there is any technology that could lead to a breakthroug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will be systems biology, says Robert Verpoorte, head of the pharmacognosy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in the Netherlands. But not everyone agrees that the new technology is equipped to test old ideas. Jia Wei, a pharmacologist at the Shanghai Centre for Systems Biomedicine at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Tang Hui-ru at the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par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fully how herbal extracts affect the whole body. They are collaborating with Jeremy Nicholson,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molecular medicine a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nd u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mass spectrometry to profile the metabolites in a person's urine or blood a discipline they call metabonomics. Jia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that rats given the compound 1,2-dimethylhydrazine to induce tumours in their colons had different metabolic profiles in their urine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by feeding the rats a combination of two herbal extracts Coptidis rhizoma and Evodia rutaecarpa,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gastric conditions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reverse these changes in metabolism. Their results have not yet been published, but the researchers say that by looking at the changes in metabolites in detail, they have pinpointed the metabolic pathways that the herbs affect. Culture shift Jan van der Greef from SU Biomedicine in Zeist, the Netherlands, and his colleague Wang Mei are using a similar approach. In a mouse model of metabolic syndrome a cluster of conditions such as insulin resistance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that often occur together they and their team looked at the effect of an undisclosed formula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lipid profiles. When these mice are fed a high-fat diet, they become more resistant to insulin. The lipid profiles of these mice were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ose of mice fed a normal diet, and they shifted towards the healthy state when the mice were giv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3. The researchers noticed that the profile shift resembled that caused by the Western obesity drug Rimonabant, which acts on proteins called CB-1 endocannabinoid receptors. And their unpublished work with cell culture suggests that herbal extracts can affect lipid metabolism through the same receptor, says van der Greef. The team is now testing the formula in clinical trials. Although one active ingredient may act as the Western drug, the uncertain role of additional ingredients and the variabili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confounds Western sensibilities. Variations worry people, Nicholson says. The same plant species grown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harvested in different seasons could have distinct chemical compositions. This has always been a vexing issue for herbal-medicine researchers. While at Nicholson's lab, Tang and his colleagues analysed the molecular components in chamomile plants from Egypt, Slovakia, and Hungary, and could classify them easily4. Using similar approaches, the team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found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he same herbal medicines produced by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even between different batches produced by the same company. This is an issue China must tackle for its herbal medicines to raise their game in the world market, says Tang. To many self-purported systems biologists, several approaches are needed to build a complete picture of a living organism and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vertheless, systems biology has been a conspicuously hard field to define. Many have used the term loosely, and pioneers in the field contend that the technologies haven't been honed to the point that they could be used for these approaches. It's conceivable that systems biology could find applications in trying to sort out components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ut it's very early days, says Leroy Hood,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in Seattle, Washington, and regarded as the field's founding father. It would be an enormous challenge at this point and time. Systems biology has been successful in model organisms, according to Hood, but is much less so in human studies. Many hurdles need to be overcome before researchers could even begin to contemplate how to deal with subjects as complex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example, better detection systems are needed to measure metabolites, especially proteins, accurately in the blood, and more powerful computational and statistical tools are crucial for dealing with large and complex data sets. Those technologies are at early stages of maturation, Hood says. There are also broader concerns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both advocates and sceptics of the practice. Some are uncomfortable with separating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from the theories that underlie its normal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just a medical system, but a branch of philosophy and healing art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says Fu Jing-hua, a retired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 in Beijing and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Beijing. Devoid of that cultural context, it would become a tree without roots. Lofty ideals But Zhang and Fang Shi-min, a US-trained biochemist who now runs a society called New Threads that is known for fighting pseudoscience and research misconduct in China say that it is exactly tho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that should be abolished. Conceits such as yin and yang, wuxing and qi are in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the human body that verge on imagination, he says. Inevitably, cultural factors may be the biggest obstacle in bridging the EastWest gap.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torious for being averse to criticism, says Yuan Zhong, a philosopher of medicin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If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o disagree or voice their opinions, there would be no hope of progress for any discipline. But although heated exchanges are boiling over in debates on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n Liu's practice. He is sanguine about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but has a pragmatic attitude towards it. Whether from the East or the West, we share the same goal of improving human health. As long as it works, anything goes, he remarks. But Liu says that he is yet to see any real progress in the merging of the two philosophies and, until then, his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eemingly arcane theory and practice will serve him and his patients just fine. See Editorial, page 106. References 1. Zhang, G.-Y. Med. Phil. 27, 1417 (2006). 2. Qiu, J. Nature 446, 590591 (2007). | Article | 3. Wang, M. et al. Phytother. Res. 19, 173182 (2005). | Article | PubMed | ChemPort | 4. Wang, Y. et al. Planta Med. 70, 250255 (2004). Editorial Nature 448, 105-106 (12 July 2007) | doi:10.1038/448106a; Published online 11 July 2007 Hard to swallow Is it possible to gauge the true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and drug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engaged in a complex, tentative dance over the best way to tap into the unknown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drug industry both tend to be sniffy about 'traditional' cures; yet there is a strong sense that millennia of practice in China much of it barely documented is likely to have yielded at least some treatments that work.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understandably eager to enter a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that was estimated by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to be worth US$13 billion last year, and growing fast. But they are tantalized by one opportunity above all: the prospect that the nation's traditional medicine might contain a number of potentially profitable compounds hidden somewhere in its arcane array of potions and herbal mixtures. The task of finding these elusive gems has been approached in a typically reductionist manner, with researchers seeking single compounds that might have a role in treating specific diseases. Sometimes this has been successful: artemisinin, for example, which is currently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malaria, was fished out of a herbal treatment for fevers. But such success stories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so great, why hasn't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its outcomes opened the door to a flood of cures? The most obvious answer is that it actually has little to offer: it is largely just pseudoscience, with no rational mechanism of action for most of its therapies. Advocates respond by claiming that researchers are missing aspects of the art, notab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ingredients in traditional therapies. Nevertheless, the drug industry is not exactly awash with promising new medicines at the moment. Perhaps as a result, the global regulatory proces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ceptive to traditional approaches. In 2004, for example,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ssued new guidelines on botanical drugs that made it much easier to get extracts into clinical trials if there was some history of prior use, and that obviated the need to characterize all compounds in an extract. Some researcher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meanwhile, are advocating systems biology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oteins, genes, metabolites and components of cells or organisms as a way to assess the usefulnes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see page 126). Constructive approaches to divining the potential usefulness of traditional therapies are to be welcomed. But it seems problematic to apply a brand new technique, largely untested in the clinic, to test the vera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en the field is so fraught with pseudoscience. In the meantime, claims made on behalf of an uncharted body of knowledg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the customary scepticism that is the bedrock of both science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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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医学
luowenxin 2009-6-20 03:43
汇通医学 概述 汇通医学 (Huitong medicine) 是以振兴中国医学为目的,全面吸收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汇通现代医学与中国医学,融合成一门新医学的科学。 所谓 西医 ,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一般所说的西医,实际上是指近代和现代医学,是传统中医人对现代医学的称谓。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 中医 )相对立。 相对于中医和西医的概念,历史上还有一个 中西医汇通与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的概念提出很早。历史上的中西医汇通派是一些思想上受到改良主义影响,学术上接受了西方医学和其他科学,以振兴发扬中国医学为目的,主张引进西方医学中先进的理论、技术与中医汇通的学术派别。因时代和当时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当时的中西医汇通派的汇通成就,大体上以任应秋汇而未通之评为定论。多数学者认为,汇通派因中西结合的出现而终结。 当代活跃在基础、临床、科研各个领域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上也起源于中西汇通。换句话说,中西汇通是中西结合的鼻祖。 所谓 中西结合 医学,是将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和方法与现代医学西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阐明机理进而获得新的医学认识的一种途径。中西医结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实行的方针。中西医结合是中、现代医学学的交叉领域,也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项工作方针。 中西医结合发轸于临床实践,以后逐渐演进为有明确发展目标和独特方法论的学术体系。中西医结合,不存在什么学术之争、领域之争,只是治疗、康复过程中的不同分工而已。所以, 目前的中西结合,是一种没有体系,没有目标的大杂烩。 同样,中西医结合也没有归宿。 如果有归宿,那只能是一个,要么归于中,要么归功于西,即西同化中,或者中同化西,或者两者共同形成一门新的医学。 大量的中西结合实践发现,在许多场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西无法结合,或者,结而不合。在大多数情况下, 中西结合的结果是结而合于西。 中西医汇通简史: 中西医交流,从唐就开始了,只不过唐时我国的医疗事业发达,一般输出的多,引进的少。 19世纪中叶以后 ,西方医学随着先进的技术,大量传入中国 ,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医学书籍的翻译、建立现代医学学校、医院、吸收留学生,迅猛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医学。 明 末 清 初,西方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带来一些西方医药知识,如邓玉函编译的《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已出现。 面临这一严峻局面,中医界中出现了分化。保守的中医人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毋须向别人学习(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这样的人,以非医学专业的中医人为主);另一些人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 ,要全盘 接受现代医学的内容。还有一些医家开始接受现代医学。 中西汇通学派则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 ,必须吸 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在具体认识和方法上,每个人很不一致。 一部分人(毕拱辰、金正希等)接受记忆在脑说, 王宏翰 认为西人所谓水、风、火、土四元素说,与中国五行学说相似,便拿来与中医的太极阴阳之说加以汇通,还以胎生学阐述命门学说。 王学权 则认为《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著作中介绍的解剖学知识,可补中医学之不足,要信其可信,阙其可疑。 中西医汇通,许多人认为是会聚、沟通之意。关于中西医汇通派,《中医大辞典》的定义是:简称汇通派,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一个医学流派,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到我国,一部分中医试图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医学,他们或则以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或则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现代医学的有关知识。 1.中西医汇通思想及汇通派起源 对中西医汇通思想的起源,一般认为,与近代改良主义思潮有关。 姜氏认为,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即是改良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赵氏认为,中西汇通思想其源头可上溯到明代徐光启。洋务派主持新政时,中西汇通得到进一步发展及流行。 最早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人则是洋务派李鸿章。 中西医汇通的实际工作,有人认为可以从更早算起,即在明代,现代医学的脑主记忆说已传入中国,并被许多人接受,而略早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已引述了西方古典医学的四体液说,并与中医学互参,且该书已出现对中西医学术要会通的观点,因而方以智是中西汇通派之第一人,其后清初王宏翰《医学原始》亦兼采西医一些古代理论,是提出比较成系统的中西医汇通理论的第一人。至于首倡中西医汇通这一口号的,则公认为唐容川。 关于中西医汇通派的提法,早期医史著作均无论及,《中国医学史略》介绍了唐、张、恽诸家。全国高等院校《中国医学史》统编教材中,1978年的四版教材以后才有中西医汇通派的名称和介绍。 中西医汇通派的含义和范围,诸家说法不尽相同。 陕西中医学院主编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称:中西医汇通派是一些思想上受到改良主义影响,学术上接受了西方医学和其他科学,以振兴发扬中国医学为目的,主张引进西方医学中先进的理论、技术与中医汇通的学术派别。 中西医汇通派的终止时间也有很大争论。多数有把汇通派的时限,定为清代至解放初期。 大多数人认为,中西汇通派最后因为中西结合的兴起而走向衰亡。 对于汇通派的代表医家,统编教材与《中医大辞典》以唐、朱、张、恽四家为代表。浙江省中医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一书,分中西汇通为三期,各期人物大率在任氏之三类的基础上有所增减。陈大舜主编的中南五省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提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国医学界中其敏锐者便开始了解并接受西说,如汪昂、赵学敏、王学权、陈定泰、王宏翰等。然而真正持中西医汇通学术思想观点,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而形成一个汇通学派者,乃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西医汇通医家范围甚广,这些医家大多数亦是临床上卓有建树的中医学家。 2.探索汇通 20世纪随着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逐渐构成对中医学的冲击。一些中医学家承认西方医学有先进之处,也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汇通。有的还创办学校、办医学刊物等,推广中西汇通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医学见能》唐宗海著 当时的中医药期刊也反映了中医界锐意革新的思潮,如《绍兴医药学报》载《中西医学互有得失论》(1909)、《中医与西医之比较》(1921)。《医学杂志》连载的《中西论脉搏之对照谈》、《中西解剖血室考》、《论中西脉候法异同》、《中西生理相合》等,都反映了当时进行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进展。 陶氏在文章中从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治疗、药物以及医学教育等,较全面的对中西医学加以比较。 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   西洋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2.1.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Tang ZongHai Esseutials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Shangjiang: Yuhai Publishing House,1894.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申江油海山房石印本⑵),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美之医学,(2)中西医学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清朝续文献通考》评价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  2.2.朱沛文的通其可通,存其可异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现代医学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人体结构的不足,他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的态度。   2.3.张锡纯的衷中参西    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Zhang Xichun. Records for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s and Western Medicine,BeiJing: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1974,18.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18⑶),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强调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2.4.恽铁樵的中西文化之不同    恽铁樵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广泛地接触了中西文化,又通晓英语,这些使他有条件对中西医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从事中西医汇通的探索,提出一些独特性的见解。他认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还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Yun Tieqiao study 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In:Second volume of Yaoans collection of Medical Books. Page 10 and page 81.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第二辑下《伤寒论研究》,10页,81页)。他的文化差别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现在的中医人一直强调的中西医最大的差别是文化,就是源于恽。 朱沛文等的中医穷理,西医格物,恽铁樵等少数先觉者对中西医方法论进行了探索,杨则民甚至总结出了中医的整体综合特点等,都留下了可贵的遗产。 3.对中西医汇通派的评价 目前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汇通成就,大体上以汇而未通之评为定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3.1.指导思想。 多数人认为,中体西用是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因而汇通一开始就存在以中医为体、为本、为主,以西医为用、为末、为辅的思想倾向,所以,或用西医证明中医,或认为西医理论包括于中医理论之内,或以中医理论支配西医理论,这些思想在汇通中占主导地位,为此强行通过机械比附、曲意文饰来汇通,有时还主观地否定西医,多带有感情色彩,难免得出许多违背客观实际的结论。中医为体、为本、为主,西医为用、为末、为辅的思想被当代中西结合的中医人所继承。 3.2.医学学术体系。 对于中西医的比较研究,论述颇多。兹据《精华》一书概括认为:中、西医两种学术体系,是由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两者都鲜明地反映各自的文化特征,都深深地打上各自的时代烙印。中、西医方法论迥然不同,中医采取综合-演绎的观点来认识人类生命,西医则擅长应用分析-归纳的方法来认识人类生命,各有长处。由于时代的限制,汇通医家还不能把中医、现代医学在概念和体系上进行汇通,以至于现在的中医人,仍认为中、西医概念、体系完全不同。 3.3.学术水平。 中西汇通失败的原因,与当时科学技术,现代医学的发展、交流水平有关。近代科学、近代医学在我国的传播有限,汇通的先行者,都是没有经过系统的医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肤浅的中医人,因此,常以传入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传染病学为主,汇通学者接受的近代医学知识有限,有的甚至对中医也了解不深。 3.4.社会因素。 高等院校教学参考书《中国医学史》说:统治阶级从未把中西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4. 中西医汇通派具有重要地位与历史意义。 统编教材《中国医学史》指出,在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医学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时候,汇通医家通过汇通这种方式和途径,批判和抵制对中医学的种种攻击,保存和发展了中国医药学。 有人认为,中西医汇通派在近代一度代表着中医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大部分的著名中医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医汇通这一行列,而这一现象说明,中西汇通为中国医学之主流。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在近代中医界贯穿始终,否定汇通派,就是否定近代中医。从临床上看,代表中医学的主流依然是中西医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派对近代中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学者认为,中西医汇通是当代中西医结合的继承;或者把中西医汇通可以看成中西医结合的前期阶段。中西医汇通的经验、教训为当前中医学术的开拓、中西医结合和多学科研究中医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思路。 重新开创医学汇通的意义 中西医汇通派在世纪之交,第一次真正对中医命运和发展进行了认真思考(《精华》),他们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他们发展因中西结合的兴起而消亡,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中国医学的发展决不会停留。但新的环境下, 以现代科学为背景的中国医学,决不能一直徘徊在因土生木,脾属土,肝属木,所以治疗肝病,要补脾土以养肝木这样的极简单的取类比象中。 自从现代医学慢慢走进中国,有多少志士仁人,呕心沥血,研究探讨,试图接纳现代医学的一些理论,对古老的中医学进行改良,实现中西医汇通,可是从明代到现在,历经数百年,中西汇通没有实现,倒是出现了中医从主流走向消亡。就现时整个社会和医疗体制而言,作为学派,已经没有纯中医。纯中医只存在于江湖郎中之中(见作者文章:简易中医派别辨别法)。在社会中,已经没有纯中医的生存环境。 中医的权威专家们一方面大力倡导仅使用古人用过的名词和概念,一方面又极力反对使用新名词,许多具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胞学意义的现代名词,仍势不可挡地在中医学中扩散开来。 中医药大学教材的中医内科学中炎肿瘤感染等名词或概念到处都是,激素、代谢、听诊、CT充斥所有中医教科书,中医大学本科不得不花费学时的30%,来学习现代医学生理、生化、微生物、病理等课程。虽然其现代医学水平仅相当于全日制中专,但对于受传统势力控制极深的中医系统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 当代中医人,如果只是熟读中医经典,只是掌握温病和六经辨证等古典医学知识,不认识脑膜炎、肝炎、传染病,就根本进不了临床,也无法行医(祥见中医革命之一 中医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些都是汇通的结果,只不过因汇而全通,汇而后通,汇于无形,不被大家认识,或者不被大家承认罢了。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由阴阳学说、精气学说、卫气营血学说、经络学说、藏象五行学说、证候理论等组成。这些理论构成了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如何使这些理论与现代科学接轨,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的环节。这些学说是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最难相容的医学理论,也是现代西方医学研究者们难以理解的理论问题。如何发展这些理论, 使之不被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淘汰,在现代医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是中国医学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 面向对象的计算机软件没计思想和人工智能兴起后,我们以它为工具,对中医学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古老的中医学中,含有面向对象和人工智能的思想。以面向对象的观点来分析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可把中医理论分为四个等级,或者叫四个层次。第一级为阴阳,第二级为卫气营血,第三级为经络、脏腑,第四级为症状、疾病。第四级的认识,与现代医学的认识基本相同,这就为 我们统一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体验和社会现实,经过多年的医学院校和中医院校的教学与临床实践,为中国医学的一席之地,罗文新提出 当代汇通医学的概念 ,即把古旧的中西医汇通变为现代医学与中国医学汇通,把中西初步的汇通实践变为汇通理论体系的汇通医学。在此基础上,逐淅发展出汇通医学基础理论,汇通诊断学,汇通证候学,汇通内科学,汇通外科学,汇通骨科学,汇通儿科学,汇通妇科学,汇通康复医学、汇通老年病学、汇通营养学等各个汇通医学分支。 完成了中国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的整体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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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化医学教学模式的一些建议
jljqj 2008-12-3 13:33
对现代化医学教学模式的一些建议 荣大龙 可以说医学专业是要求知识面最宽广专业,而且人命关天,因此进入医学门槛,必须严要求,必须进行厚基础宽范围长学制教学。对在职的医生应该加大培训的力度。建议我国的一百来所 211 工程大学,如果有医学专业的话,对医学专业进行重大的教学学制改革,一律实行七年制本硕连读制,让他们真正地接受厚基础宽范围的严格教学。而后在全国推广。到一定时期,进入国有大型正规医院,必须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在这方面应该有中国特色,决不能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爬行。许多东西,不需要国际接轨。头 4 年,不分专业,或分专业,但是课程大部分相同,理学部分主要普通基础课和它专业专业基础课可大致为:高等数学、工程数学、离散数学(数理逻辑、集合及关系和图论等)、数理统计、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电子技术基础和自动控制理论等,现代医学、自然医学、传统西医和传统中医的主要专业基础课。 由于人体科学的高度复杂性和人体疾病治疗的经验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数学、化学、生物和系统科学的重要性,甚至在医学博士阶段,还要学习更深的数学、化学、生物和系统科学方面的有关课程。 四年下来,使得学生具有坚实的数理化、计算机、电子技术基础和系统科学方面的知识,具有宽广的现代医学、自然医学、传统西医、传统中医和自然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初步的实践经验,到第五年级时才分专业。 七年制本硕大学毕业以后,一般先要从事几年自然医学的医疗工作,而后再转到其它部门。自然医学本身是传统西医和传统中医的结合体。由于他们在学校时,都学过现代医学、自然医学、传统西医和传统中医的主要专业基础课,所以从事几年自然医学的医疗工作以后,改行也很容易。 这样的新时代毕业的医学大学生,也没有西医和中医的片面的成见。现代社会不应该规模化推行脱离学校实行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机械、建筑和服装方面有许多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能工巧匠和设计大师,但是不能说明我们不要办机械、建筑和服装等方面的大学教育。中医不能停留在古人传给我们的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中医要不断地发展,新时代的中医大学生,除了本专业以外,还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事实上,历史上著名的中医医生,一般具有广泛的社会哲学知识,还具有广泛的自然、地理、生物、天文、气候、数学、物理(运动与力学的初步知识)、化学(药剂、炼丹等)等的自然科学知识。因此,经过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革,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我国会出现医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使得我国的医学科学事业真正地走上世界的前沿,在国际大舞台上重演几千年前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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