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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项小变化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热度 1 hj58 2011-4-19 08:04; 用几项小变化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黄佶　　　　摘要：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的观念：“人大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并行使执政权的机构。”短期内中国民间不可能形成足够强大的、能够制衡官方的力量。拆开党政共同体，让一方去制约另一方，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要使党政真正分开，必须规定党政官员不得相互兼职，并对党政两条线实行不同的考核指标。还应该规定党组织不能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只能利用法律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以及党在人大中占据的多数席位，通过人大制约政府。这能使党既能控制政府，又不违反宪法。这将使中国的民主政治格局初具雏形。这些改变的幅度都很小，不伤筋动骨，不违背现有法律，不必全国同时行动，可以自下而上逐步试点，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依法管人民，人民用人大选票牵制党，党通过人大控制政府。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政治结构，中国才能和谐起来。　　 ---------------------------- 　　　　中国的法律已经授予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巨大的权力。人大制度是中国现成的民主机制。但人大目前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有两方面：民间出来竞选人大代表的人太少了，民间的竞选者受到官方的强力阻碍，难以当选。姚立法是一个优秀的来自民间的人大代表，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而且他的竞选受到了强大的阻力，多年奋斗，屡败屡战，但也只担任过一届市级人大代表。　　　　官方为什么要阻止民间人士竞选人大代表？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人大是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上的，是专门制约党和政府的。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党害怕人大强大之后，自己被边缘化。虽然党一直强调要坚持对人大的领导，但党知道这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总有一天是无法领导的，于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阻止民间人士当选人大代表，同时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人大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来自民间的人大代表占据人大多数席位，进而在中国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我们应该转变思想，另辟蹊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观念：“人大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但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并行使执政权的机构。”人民无法直接管理国家，往往是通过政党行使权力的。因此，人大并不站在任何政党的对立面上，人民可以请任何政党的党员，在人大里代表自己行使权力。因此，只要一个政党的党员占据了一地人大中的多数席位，也就拥有了在当地的执政权；在全国人大中拥有多数席位，就拥有了全中国的执政权。　　　　说白了，树立这个新观念，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引进宪法的框架里，而不是游离在宪法之外。树立这个新观念，就是要告诉党：要通过在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来获得执政权，而不再吃历史的老本；而只要在人大中占据了多数席位，就控制了人大，就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而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此，宪法、人大和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党不必害怕宪法和人大。党控制人大之后，可以利用法律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通过人大控制政府，控制整个中国，而这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树立了这个新观念，就理顺了党－宪法－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迈出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第一步。相信党自己也希望早日从法理上理顺党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统治能够名正言顺。　　　　目前在中国，党和政府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党政一体构成了强大的中国官方，中国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对其进行制约，于是官方为所欲为，与民争利，甚至鱼肉民众。这是中国当前很多问题的根源。　　　　短期内，中国民间无法出现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制约中国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拆开党政共同体，让强势的党组织去制约同样强势的政府，而不是让弱势的民众去面对两个强势者的联合体。如何才能做到这点？　　　　人是逐利避害的动物，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或处罚，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所需要的变化。学生上课时都喜欢抢教室后面的座位坐，因为做小动作不易被老师发现。但只要老师上课提问时，总是点名叫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起立回答问题，以后上课时学生就会逐渐往前坐，直至第一排也被坐满。因为学生不愿意站起来回答问题，不希望被点到名，于是都尽量不坐最后一排。　　　　如何使党政相互制约？第一，自下而上（至少到省级），逐步做到党政两条线的人员不再相互兼职，例如市长等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市党委成员；第二，对党政两条线实行不同的考核指标。例如，对市长的考核指标是 GDP 等经济指标，而对市委书记的考核指标是“人民满意度”等政治指标。谁考核不合格，就会受批评或被撤职。于是在市长积极征地发展经济的同时，市委书记就会主动关注被迁民众是否满意。党政双方博弈妥协的结果就是：地照征，但提高补偿标准，至少不克扣法定的补偿费，使被迁民众满意，至少不让他们不满意。　　　　在遇到新的问题时，可以调整考核指标，进而改变党组织和政府的行为，直至问题消失。例如：如果党组织为了通过考核而取悦农民，坚决反对政府征农田盖工厂，那就可以在对党组织的考核指标中增加一项：“就业率”。这样，党组织的行为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会在充分维护农民利益的同时，支持工厂的建设。　　　　党政分开、分别考核，可以消除很多腐败根源。如果一个人同时兼任区委政法委书记和区公安局长，他就成了该区公安系统的“南霸天”，系统内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他的上级不是受害者，相反是他拍马奉承的对象，因此往往会包庇他，即使民怨沸腾，不得不制约他，其制约往往也很迟钝和轻微。因此，应该由两个自然人分别担任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并使用不同的考核指标。对政法委书记的考核指标是“冤假错案率低”，对公安局长的考核指标是“犯罪率低”、“破案率高”，那么在后者积极破案的同时，前者就会制约他，防止他刑讯逼供。为了避免政法委书记过度干预公安局长积极查案，可以给两人增加一条共同的考核指标：“当地人民的安全感系数”。各项考核指标，可以在总的考核成绩中占不同的权重，以微调党政官员的行为。　　　　党政分开，不仅人事和考核要分开，财务上也要分开。如果区党委能拿到多少办公经费必须看区财政局的脸色，而区财政局长又是听命于区长的，那么区党委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区政府。因此，党委的办公经费，应该由上级政府拨付，和同级政府无关。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党的工作经费的来源和拨付方式以后还需要继续改革。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监督和制约者必须独立于被监督和被制约的对象，更不能受制于后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纪委受同级党委管，就不能有效监督和制约党委成员。这是中国的纪委系统名存实亡的最基本的原因。　　　　党政两条线在人事上彻底分开后，党委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工作了。这时就需要人大了。首先应该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法律已经授予人大巨大的权力，可以选举和撤换政府官员（包括公检法系统的），可以否决当地政府的决策和预算，等等。因此，只要党组织控制了人大，就可以通过人大理直气壮地干预政府工作。前例中的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兼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专门依法监督区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后者如果不服从监督，前者可以在人大通过法律程序撤换有关官员。　　　　至此，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迈出了第二步：党根据宪法，通过人大去行使执政权，而不是党委书记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在会议桌上越俎代庖，替政府做决策。　　　　中国的人大还很不完善，例如代表太多，会议时间太短，开会时间太晚：每年年初才开会，但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早已开始执行了，所以审核政府预算完全是马后炮。之所以人大长期没有实权化，原因同前：党害怕人大太强大，自己被边缘化。但是，一旦党只能通过人大去制约政府时，党就会允许并推动人大的实权化，因为人大越强大，党对政府、对国家的控制也就越有效。党内高官如彭真等执掌人大后，积极推动了人大制度的建设，说明党和人大并非水火不相容。　　　　党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党政一体不也能有效控制国家吗？为什么要自找麻烦、舍近求远呢？　　　　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判断：党知道由于没有人能够约束自己，自身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作风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党不希望官民矛盾继续恶化，党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必然是党失去人民的支持，被人民彻底抛弃。但是党又知道：如果直接搞西方式的民主，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当党找到一条既能继续有效控制局面、又能逐步建立起制约机制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还名正言顺，完全符合现有宪法和法律，能够放在台面上，能够堵上外国人的嘴巴，党还是很有可能愿意进行一下尝试的。更何况，这种改革方式不必在全国同时行动，而可以在基层，在合适的地区，逐步进行实验。而且这种尝试是可逆的，如果试验失败，可以恢复原来的制度。　　　　实际上，很多基层党组织还是很乐意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尝试的，多年来，很多地方自发地进行着创新和实践：“公推公选”、“海推直选”、“党员大会”、“官员公布财产”、“预算公开”等等，很多省市在人大的具体运作方式上也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因此，应该相信大多数中共党员是心存善意的，他们也是想做清官的。　　　　党也尝试过“党政分开”，但因导致功能重复、机构膨胀、党政扯皮，很多地方的基层又在尝试“党政合一”（党委书记兼任行政首长，即“一肩挑”）。但这样又导致了官员权力过大，独断专行，腐败泛滥。　　　　实际上，不应该“党政合一”，而应该“党人（人大）合一”：各地各级党委的工作围绕当地人大展开，通过人大约束政府，既可免去党组织建立对口政府部门的机构的必要，又能依法制约政府，避免集权和腐败，而且还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　　　　2003年，温州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组织新闻媒介对政府部门进行舆论监督（章敬平，2005），完全符合中国宪法的法理逻辑，也完全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逻辑：执政党控制人大，人大监督政府。实际上，除了借助新闻媒介，党通过人大制约政府的手段可以有很多：质询政府官员，审查和要求修改政府预算，对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审批，撤换政府官员等。　　　　中央决定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般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从党的角度讲，可以加强对人大的控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讲，有利于理顺党－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人大借党委之力，发挥出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作用。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党委书记应该本身就是人大代表，他应该依法通过选举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而不应该是从党委“空降”到人大常委会里去的；同时应该就势把党委控制政府的模式，从直接参与政府工作，改变为通过人大去约束政府，而不应该既控制着人大，又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　　　　有学者认为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另一种“党政不分”。王贵秀指出：“党的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两种异常重要的角色由一个人担当和扮演，是根本违反民主原则和法理的。”他认为这种兼职会使“人大对党的监督进一步削弱”。（王贵秀，2005）　　　　这个观点的问题是：法律并没有授权人大去监督政党。从理论上讲，只有人民有权监督政党，其工具就是选举人大代表时的选票，如果对一个政党不满，就不投该党提名的候选人的票。从表面看，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也是“党政不分”，甚至更糟糕，但这种做法在理顺党－人大－政府的关系方面，方向却是正确的。如果用体育比赛中的角色做比喻的话，党和人大都是裁判员，而政府是运动员。党政（政府）一体是裁判员当运动员，是不合理的；而党人（人大）一体，是裁判员当裁判员，总的逻辑是正确的。　　　　实际上，不仅党委书记应该在人大常委会里工作，党委成员也应该通过竞选当选人大代表，进入人大，以人大为主要工作平台，通过人大去制约政府，实现党的意志。基层党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进一步虚化其独立权力机关的身份，而成为一个以党在人大里的工作为中心的组织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本党党员深入选区为民服务，协助本党党员竞选人大代表，管理本党人大代表和群众的联系工作，协调本党人大代表在人大中的其它各种活动，组织与党外代表的协商与合作，组织本地的党员大会等等。战争年代是“支部建在连队上”，和平年代应该是“支部建在人大旁”。　　　　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层党组织为了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为了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时，使自己提名的中共党员候选人当选，仍然会用老办法继续猫腻，阻止民间人士当选。这不要紧，不能奢求党进步得太快。另一方面，毕竟民间竞选人士还很少，即使官方不阻止，即使他们全部当选，也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仍然应该对选举中的猫腻提出批评。　　　　要让党认识到：与其在选举时担惊受怕地搞小动作，不如平时就派出好的党员，深入选区，为民服务，为民排忧解难，使选民认识和了解这些党员。到了选举时，选民自然会投他们的票。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他们知道坐天下的是共产党，真要为老百姓做好事，还是共产党有条件做，其他人或者有心无力，或者只会空谈“普世价值”。老百姓知道投谁的票对自己最有利。　　　　要使党认识到：选举舞弊只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光明正大地选举，并不会失去很多席位（对于受到民众欢迎和支持的、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党外人士，党组织完全可以去把他们发展为中共党员）；光明正大地选举，其结果还能反映出老百姓对党的态度。一旦党在人大中的席位有所减少，就能够引起党组织的警觉，或者反思自己的工作，严查党员干部的品行和工作情况，或者及时和民众沟通，使民众理解和支持党的决策，这都可以避免党脱离人民群众。　　　　要让党认识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喜欢政治和开会的，只要天下太平，官不逼民反，老百姓是不愿意出来做什么劳什子“人大代表”的。中国民间有很多优秀人才，完全可以胜任人大代表的工作，但他们宁肯在商界打拼赚钱，也不愿从政，因为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付出远远超过回报。　　　　要给党观察和转变思想的时间，不要老是用西方式民主吓唬党，要给党足够的时间培养起自信。另一方面，要让党认识到：那些出来竞选人大代表的少数民间人士，不是洪水猛兽，而是“鲶鱼”，可以促使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更好地为民服务。民众意见越少，上访的、自焚的、向党中央伸冤的人就越少，耳根就清净，天下就平安无事，这不是好事吗？　　　　一旦党不再恐惧正常的选举，党将愿意规范选举，细化有关选举的法律，减少选举中的猫腻。当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也逐渐正常化之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就走完了最重要的几步。　　　　我们必须清楚：不能为了搞民主而搞民主。搞民主不是为了推翻谁，而是为了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老百姓并不希望三天两头地“政权交接”，更不希望权力真空，天下大乱。因此，不论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只要能使政府不欺负老百姓，政府官员能为民众的利益努力工作，就是好的民主，而不必刻意追求在形式上完全和西方民主一致；不论是非党人士做人大代表还是中共党员作人大代表，只要能够制约政府，就是好的人大，而不必刻意追求人大代表的身份必须是民间党外人士。　　　　有很多人为中国设计了各种民主制度，但不少人没有考虑中国的现状，也没有考虑过执政党和它控制下的全国人大有没有可能接受这些剧烈的改革方案，同意修改宪法，以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1949 年，中国共产党的几百万军队横扫全国，然而党在建立新政权时仍然要考虑其它各个小党派的态度，并力邀宋庆龄出现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孙中山创建的共和国（民国）建立某种关联，以获得合法性基础。现在只有几个书生，仅靠向上呼吁，请外国人施压，怎么可能推倒现有的一切，打造出一个和现状毫无关联的新的政治制度呢？　　　　设计民主政治制度，既要给出目标，更要给出路径，每个台阶的高度都必须足够低，而不是高不可攀，否则目标再诱人，也没有用，因为路根本走不通，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刘军宁主张实现总统制：“第一个变动，就是应把总统由执政党提名、人大选举产生，改由全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使总统获得来自立法机关之外的合法性。”这个台阶太高了，完全就是悬崖峭壁，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军宁希望这个总统能够借助“总统制下赋予总统的个人权力来完成政治转型”，就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刘军宁，2003）　　　　但苏联的情况和中国有本质的差别。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实行的都是总书记大权独揽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总统制，是有历史和制度基础的。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造成巨大灾难后，中国共产党对党主席大权独揽进行了深刻反思，从华国锋开始，党主席就已经无法大权独揽了。在党内举足轻重的邓小平主动不担任最高职务，为党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先例，使大权独揽从此名不正言不顺。今后党内任何人想大权独揽，反对者都能以“你比邓小平还伟大？”来否决他。中共总书记现在身兼党的军委主席，这是为了体现“党指挥枪”，而国家主席和人大军委主席职位则都是虚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总统制在苏联崩溃中起的作用是很清楚的，对苏东剧变在中国重现，也是极其警惕的，它不可能允许搞总统制。即使把“国家主席”一职的名称改为“总统”，可能仍然只是一个虚职。　　　　当然，不排除今后党内出现能力超群、众望所归者，在中央高层支持者的拥戴下，大权独揽。但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很大的偶然因素。另一方面，这个强人之所以“强”是因为他可以控制和利用强大的党组织，但他启动的民主改革，其结果恰恰是摧毁这个党组织，于是，改革到一定程度，他就成了孤家寡人，而民众和民主党派也因为他是旧的党组织的象征，而不会听命于他。于是整个国家失去核心人物，谁也不买谁的帐，最后群雄纷争，天下大乱，轻则党派林立，相互扯皮；重则军阀四起，国家分裂，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王力雄的“递进民主”方案是西方民主模式之外的一大创新，在现政权力量弱小的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好的方法并得到成功。但他的方法在中国不合适，因为中国有着强大的党和政府。“递进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渐进逼宫”：每一步都用自治组织排挤掉本级的党组织和原政府，并用甘地式的“不合作”逼迫上级政府承认新的民间权力机构，然后逐级向上发展，直到夺取全国政权。（王力雄，2005）　　　　显然，这是强大的党和政府绝对不会允许的，会在“递进民主”刚起步时，就扼杀掉它。另一方面，“递进民主”的第一步是每个家庭推选出一个代表，构成“村管理委员会”。但家庭内部未必能够统一意见，儿子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未必和父亲的相同。如果父亲在家庭内部的“选举”中获胜，儿子可能会和其它年轻人联合，否定由父亲们组成的村级管理委员会。因此，“递进民主”的第一步就无法迈出。　　　　王绍光认为：“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了回应，民主就是这个东西。”例如，“失地农民前些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针对四千万失地农民，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并不完善但比以前好得多的保护政策。”（王绍光，2009）　　　　然而，这种民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往往是民众反复上访，官民矛盾激化，发生暴力冲突了，事情闹大了，死人了，事态非常严重了，惊动了党中央，高层“震怒”了，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我称这种民主是“大循环民主”，这种“大循环民主”的社会成本极高，人民的损失很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地位的损失也很大。这种损失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人死不可复活，仇恨和不满不会因为金钱补偿而消失，杀父之仇、亡妻之恨、丧子之痛，不是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就能够抹平的。即使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一千万，他们也不会从此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恢复往日对官方的正常态度。而且这种“民主”的总循环次数是有限的，因为民众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每循环一次，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力就增大一点。真正的民主，应该在事前就能够避免恶行的发生，或在恶行的破坏还很小时就能够制止，使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　　　　中国基层自发进行的自治民主实践，有些已经得到国家认可，写进了法律或宪法，但自治民主正在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农村青壮年外流导致基层空壳化；城市居民不关心社区公共事务，搭“顺风车”现象普遍，基层自治无法进行；基层自治组织力量薄弱，无法抵御上级党政机构的越权控制和侵权行为；随着基层自治的发展，与之博弈的政府对手级别提高，力量对比日益悬殊；很多基层自治组织受控于大姓（大家族）、富人（靠贿选上台）甚至黑恶势力（靠暴力上台）；……。因此，仅仅靠“基层自治”并不能为中国提供令人满意的民主政治方案。不解决区县及以上各级的民主问题，基层自治民主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也是难以长期稳定的。　　　　在利用人大实现民主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保证党对人大绝对领导地位的方法。李济时建议：“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共拥有议会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席位。”（李济时，2003）华炳啸提议：“在人大代表及其参理院（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引者注）参理员的民主选举中，一定要保证我党在人大及其参理院中获得优势地位。参理院必须实行专职化，而当选为参理员的所有共产党员应组成共产党党团。共产党党团将作为参理院中唯一的一个政党党团，在参理院中发挥重要作用。参理院主席应由参理院共产党党团推荐，经国家主席提名、人代会选举产生，……。”（华炳啸，2009）　　　　这些通过法律“硬保”共产党对人大控制权的方法，是不会被党接受的，因为它不好意思接受。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横扫天下、党的威望如日中天时，党都没有这样做，而今党员贪污腐败成风、党的威望日益降低，党更不好意思这样做了。　　　　更何况，任何人的领导地位靠“硬保”是保不住的。封建王朝“硬保”领导权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没有保住。因此，确保党的领导权，还是要靠党自己去赢得选举。因为要选举，所以党组织被迫密切联系群众，为民服务，这才是党的“万岁”之道。如果法律规定党自动拥有多数席位或者其它特殊地位，反而会使党失去压力和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安心睡大觉，继续远离人民群众，这实际上是一条亡党之路。　　　　另一方面，“硬保”的方法也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现在默许基层党组织靠猫腻赢得选举，可以看做是民间暂时的无奈和妥协，但今后还有可能去纠正，逐步实现公正选举，毕竟选举搞猫腻是违法的、是不上台面的事情。但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某党可以搞特殊化，以后要纠正就难了，而这是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高放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三大步”的设想，主张减少党员在人大中的比例，“以不超过51%为宜”。他还提出了其它幅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省级以上人大应直选”，政协实权化，“重大法案和议案应该在人大和政协同时审议和表决通过”，“中共应退出民主党派”，“放手让各民主党派独立发展”等。并设想在十余年时间内完成这些改革。（高放，2006）这些激烈的改革措施，显然会令党担忧失去领导地位，并导致全国政治动荡，因而难以被党采纳。　　　　对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的设计，既要有宏观的目标，又应该控制住节奏，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宏观目标应该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之下，逐渐建立起对权力的制衡，消除腐败和官僚作风，并使民间的智慧获得向上传递的渠道，使政府的决策更加合理、正确，使国家健康发展。　　　　“全民参政，轮流执政”只是形式，有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就用；不利于，就绝对不能用；在不能确定是否有利时，也不能贸然使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赌博。赌博输了钱，还可以做生意赚回来，是可逆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逆的，乱了就收不回来了，或者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说起来很轻松，但一个“必”字背后往往是几十年、几百年的腥风血雨，外蒙古分出去半个多世纪了，还没有“合”回来的迹象。　　　　本文描述的方案，有利之处是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微调，都是党能够接受的，都和现有法律没有冲突，甚至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而且每一步都能使党在不失去控制权的情况下，增强对自己的约束，减少民众的不满。党现在进行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人大的席位仍然可以按照行业、性别、身份、党派等进行内定，政协可以继续发挥原来的作用，党内民主等改革措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队仍然在党的手里，……。　　　　民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党逐步进行改革。但这种推动不是“不合作”等非暴力抵抗运动，而是长期坚持的提醒运动：自下而上、党政官员逐步不相互兼职，不难做到吧？改变党政两条线的考核指标，不难做到吧？党委不直接参加政府决策、而是通过人大去控制政府，不会天下大乱吧？人大会期提前、延长，不难做到吧？不全面开花、仅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不难做到吧？平时派出好的党员深入群众，为民服务，和选民搞好关系，不正是党的宗旨所要求的吗？在胜利把握很大时，选举中还要搞猫腻，太难为情了吧？……。　　　　中国的网络民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并人人讲、处处讲、时时讲，推动党不断微调、不断碎步前进。学术界应该对“人大也是中国的政党获得执政权的唯一途径”展开研究，并使之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常识。民间人士仍然可以继续积极参加人大代表竞选，即使不能当选，也能逼迫党组织派出有群众基础的好党员与自己竞争，至少能够迫使党政干部在选举时反复搞鬼，承受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他们在弄虚作假时，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负疚感，毕竟都是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公正、守法、光明正大才是正确的。　　　　有志于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人士，应该努力地研究中国的现实，推动每一点微小的进步，而不是把力气花费在反复阐述民主基础理论，或者年复一年地呼吁进行一步到位式的大变革，企图在一夜之间建立起西方式民主。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彻底，但难以起步，因此几十年后将仍然在原地踏步。　　　　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搞民主，应该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政治资源，应该有极大的耐心，做好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经过若干年的推动，积小进步为大进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政治结构：政府依法管人民，人民通过舆论和选举人大代表时的选票影响党（在党内，则用党员大会和上级党委与纪委约束党的干部），党利用在人大中的多数席位和法律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去控制政府。社会中的每个板块都受到牵制和约束，这个社会才会和谐起来。　　（2010年2月20日）　　参考文献：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p48, 49, 50 华炳啸：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2009年8月25日， http://www.sunyefang.org/docs/jiaodianguancha/guoneidongtai/20182.aspx 李济时：重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2003年， http://www.xslx.com/htm/mzfz/xzyj/2003-3-14-13310.htm 刘军宁：总统制与中国的宪政选择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3531 王贵秀：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普遍兼职”现象探析，人大研究，2005年第3期，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526 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2005年5月31日 http://www.lawbbs.cn/viewthread.php?tid=116743 民主四讲：新左派代表王绍光献计中国式民主，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9日， http://book.163.com/09/1019/00/5LUQO0LL00923IND.html 章敬平：舆论监督的温州模式，南风窗，2005年第22期，p42， http://qkzz.net/article/ad1b4dd7-210a-4ada-9983-de7195dd88c2.htm; 个人分类: 人文社科|1285 次阅读|1 个评论

财政支出调整要顾及地区差异: simonjo828 2011-3-16 10:18; 　　——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要减少税负，政府的支出结构要改变，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就是政府公共支出方面少花点钱，公共服务方面少搞一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恐怕很难，因为这是一种赤字运行的状态，全国目前赤字上万亿不是小数，而现在也不是说财政很宽裕。　　■本报记者周子勋　　据统计，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这表明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在不断提高，着实令人欣喜。然而，对于广大百姓来说，更为关心的是财政的钱将要花在哪儿。当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财政的真金白银。那么，如何认识当前的财政收入现状？财税体制改革将怎样推进？都需要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有所作为。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年初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数达4410亿元，再加上地方的超收，全年超收达到1.2万亿元，对此，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尚希：超预算问题是一种正常情况，预算不可能与实际完全吻合，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就来源于这个。事实上，伴随着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的增大，这种超预算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当然，超预算体现为财政收入比预算要多，那么我们在确定收入预算的时候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估计，如果有些冒险的估计的话，就不是超预算了，而是完成。因此我说采取这种谨慎的态度是一种正确取向。有人对这种超预算的问题持批评态度，说你的预算超这么多，那么你的预算不准确，实际上这种批评是要求过高。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超不超预算，而在于超预算的这个钱怎么使用。是当年把它花掉，还是说我们再规定一个原则，当年不许花，转入下一年的预算或转入下一年的准备基金，这是一个可以解决超预算收入的有效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尽管中央财政支出在结构上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改变公共财政支出偏弱的局面，那么，我们目前离公共财政还有多远？　　刘尚希：公共财政支出偏弱得看标准，我们跟国外不能比，人家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不一样的。就像大人跟小孩，青年跟老人能比吗？这是不同的阶段，这种简单横向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恰当的比较方法是，看在整个支出的比重是不是逐年上升的，再一个就是这些年的增长度。现在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就是动不动就拿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比较，或者和发展中国家比较，这种比较过于简单化。　　中国经济时报：从财政收支结构看，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深入调整？　　刘尚希：在收入结构上，就是一个税制结构的问题，这涉及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到底怎么改？现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增值税的转型，营业税的缩小，这就涉及到税收收入的结构。此外，产权收入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和分红，以及土地收入这些方面，也是一个结构问题，这在不同时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非税收入和收费收入。总的来说，收费收入这一块的比重是要下降的，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政府拥有的矿产探矿权的转让、采矿权的转让、土地出让、国有企业的分红等等这一类收入的比重是要提高的，比如央企、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实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个结构调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中央政府、省级、市级、县级政府收入结构的调整都要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等等各种情况来考虑，不能一概而论。　　支出结构方面的调整就是社会性支出，比如教育、医疗这一类毫无疑问是重点，“三农”支出、环境保护也要加强，这应当是一个总体趋势。但是具体来说，各个地方差异不同，这涉及到人口多少不一样，人口密度不一样，那么相应的支出也不一样。公共服务的地区成本差异非常大，比如医疗卫生，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一所医院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看病问题，而在人员稀少的地方(比如新疆)一所医院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距离遥远，提高了相应的交通运输成本，所以相应的投入可能要多。另外，在山区也不一样，比如贵州、云南等山区，电视里经常能看到孩子上学都要翻山越岭，如果把他们搞到一起，那么就要住校，住校就得有校舍，其成本也不相同，所以这些结构调整就是优化。优化就是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符合当地老百姓的要求和意愿，要落到民生的改善和民生的保障上来，促进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发展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整体财政不断扩张，但税负过重，这一直是广受人们非议的话题。那么，您觉得如何解决国民个人以及企业的税负过高带来的问题呢？　　刘尚希：总体来看，税负过重的潜台词就是政府的钱花得太多了。政府花钱太多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财政支出可以减少呢？能减少的主要是政府“三公”消费这一类东西，其他的社会支出，比如教育、医疗、环保等等这些少不了。其实，要减少税负，政府的支出结构要改变，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就是政府公共支出方面少花点钱，公共服务方面少搞一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恐怕很难，因为这是一种赤字运行的状态，全国目前赤字上万亿不是小数，而现在也不是说财政很宽裕。值得注意的是，钱要花得有绩效，这是一个总体要求，如果财政没有绩效就白花了。要把钱花好，就要涉及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问题，尤其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科技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说财政投入要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归根到底，税负问题是一个选择问题。　　除了税负以外，实际上还涉及到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和社会保障的缴费问题。有人说把各种账加起来算在一起有30%多，但是这种算法存在一些问题。有人把资产性收入、国有企业上缴红利、土地出让金、采矿权的出让等这些收入算到税负里也是不合理的。这种东西是一种交换，是国家的财产性收入，跟税是有区别的，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刊于2011年3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个人分类: 经济评论|2358 次阅读|0 个评论

听上去很美: 热度 2 phd9992000 2011-3-11 16:03; 人大代表提个税5000元起征议案获受理（ http://news.sohu.com/20110311/n279763202.shtml ）个人感觉2500-3000之间。象征性减一点，1414。没有刚性约束想让政府减少收入，嘿嘿。; 1192 次阅读|3 个评论

莫把“分组审议”开成“企业家汇报会”: sdrdlzy 2011-2-24 16:19; 莫把“分组审议”开成“企业家汇报会” 李宗彦年末岁初，又到了召开各级人代会的时节。在人代会分组审议时，笔者发现，企业家代表有时偏离议题，带有汇报自己工作的倾向。这个问题，关乎各级人代会的议事质量，值得关注。各级人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负有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义务。如在人代会外，人大代表要积极参加各种调研活动，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在人代会上，要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多数企业家代表按照要求积极履职，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企业家代表以其真知灼见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用大量时间着重汇报本企业的发展，分组审议就严重失度，变成企业家汇报会了。这种倾向影响着分组审议的质量。首先，从内容上看，分组审议的议题是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及其他重要事项等，这些议题内容丰富，事关重大。在分组审议时，如果只谈企业发展，那么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就议不透，就不可能对整体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最终，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会受到不利影响。其次，从代表职业构成上看，除了企业家，工人、农民、教科文卫工作者等的优秀分子也是人大代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代表着数量众多的群众，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只有多数代表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心声，才能为分组审议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总之，把“分组审议”开成“企业家汇报会”，只会削弱人代会的优势，滑入偏离人代会正确宗旨的错误轨道，必然不能高质量地完成各项议题。这种倾向，万万要不得。为此，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扭转这种倾向，还分组审议以本来面目。一是要从思想上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人代会观、代表观。分组审议的主持者大都是党委、人大、政府等机关中作为人大代表的领导。这些主持者大都希望借分组审议之机，更多地了解辖区内企业的发展状况，这种关心经济建议的心理无可厚非。然而，把握不当，便容易导致出现“企业家汇报会”的局面。这就要求这些领导者要更好地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宗旨等内容，站在全局的角度，平等看待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尽可能调动每位代表的积极性，发挥每位代表的才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最大程度上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除了分组审议主持者，其他代表也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紧扣各项议题，把平时的调研、群众的心声、个人的思考，全面完整透彻地表达出来。针对“企业家汇报会”的倾向，企业家代表要克制向领导汇报成绩的冲动，其他代表则要克服乐于清闲的错误思想，踊跃发言，决不做分组审议的看客和听众，将人大代表的职责置之脑后。尤其来自基层和一线的代表，一定要把群众的心声和意见带到会议上来，反映群众的真实诉求。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分组审议的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落实。此前，有些地方为提高分组审议质量已做出一些制度性规定。总体来看，这些规定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群众参与性差、公开程度不够是重要原因。为此，可以在实践中探讨公开分组审议，让群众参与其中的制度措施。比如可以借鉴有些地方邀请群众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做法，邀请群众旁听人代会分组审议。可以这样操作：由群众通过网络等公开方式自愿报名，公开遴选一定数量的旁听人员，并将入选群众信息向社会公开。通过邀请群众旁听，可以使分组审议更加公开透明，既有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群众对人代会的有序参与，又能发挥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改变“企业家汇报会”的不良倾向，提高人代会分组审议的质量，更好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完成人民赋予的重托。; 131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陈达恒当选江西人大副主任钟利贵肖光明当选江西政协副主席: hucs 2011-2-18 22:58; 陈达恒当选江西人大副主任钟利贵肖光明当选江西政协副主席转载新闻：来源江西文明网 2月18日上午，江西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陈达恒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魏民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选举龚培兴、程水凤（女）为江西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陈达恒（资料图片）简历：陈达恒，男，1951年6月出生，1969年9月入党，196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江西万载人。现任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11年2月当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任共青团宜春地委副书记、书记，铜鼓县委书记，宜春地委副书记，上饶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1年12月任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2008年6月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稿源：新华网江西频道作者：编辑：胡武龙　江西文明网 2 月 16 日快讯（记者梁爽）今天下午，江西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举行选举大会。会议通过了江西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钟利贵、肖光明以高票当选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选举肖为群为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秘书长。　　会议还选举李秋生、张安哥、张贵伟、胡剑平、倪百祥、黄孝忠、黄晔明、廖淑梅等 8 名同志为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同意王林森同志辞去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同意胡剑平同志辞去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秘书长职务。钟利贵简历钟利贵，汉族， 1953 年 8 月生，江西修水人，中共党员， 1978 年 12 月参加工作，江西工学院土木建筑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1984 年起，历任中共修水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1998 年至 2002 年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2002 年 12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中共新余市委书记； 2006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中共抚州市委书记； 2008 年 12 月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 2011 年 2 月当选为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　　肖光明简历江西吉水人， 1952 年 03 月出生，中共党员。职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2011 年 2 月当选为政协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稿源：江西文明网作者：梁爽编辑：杨印和; 27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 鄢烈山：平顶山市没有人大机关吗: jefei 2011-1-19 09:56; 鄢烈山：平顶山市没有人大机关吗 2011年01月19日08:58 南方网鄢烈山我要评论 ( 0 ) 字号： T | T 网址： http://view.news.qq.com/a/20110119/000050.htm 前言：希望转载这篇文章是因为觉得要解决目前我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强拆、上访、腐败等），必须得树立法治的权威，而法治的权威不是一朝一夕树立起来的，是需要在诸多新闻事件中树立起来的，可惜在看到这篇评论之前，我没想到，也没见新闻上有哪里说到这个事件中的法治问题，所以一看之下，感觉甚是对头。解决这样的新闻事件，清官不总是用的，就是有，也不见得总是能处理好，我们所能依赖的惟有法治，只有依据法律公开公正地处理才是征途鄢烈山杂文家农民时建锋被控偷逃过路费368万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一案，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这桩不大不小、不黑不白的事件仍在继续发酵中。最近的报道是，时建锋弟弟时军锋已投案自首，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建议平顶山市检察院撤回起诉；平顶山市检察院表示，对时建锋提起公诉存在四大瑕疵，将来或启动错案追究，案件将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老实说，我非常感谢平顶山中院刑一庭主审法官娄彦伟同志，幸好他没有被时氏兄弟及其同伙买通，幸好他“嫉恶如仇”并特别着力维护收费方代表的“国家利益”，“严打”时氏，判得如此之重；否则，判个十年八年，时建锋极可能甘愿替弟弟顶缸，我们就失去了“围观”的机会，也就看不到这么生动曲折的故事，我也赚不到这份稿费。我可以断定，平顶山有关方面对娄法官是颇为恼火的，惹得平顶山比苍井空还受关注，事情闹得这么沸反盈天，很不利于平顶山有关各方的“形象”嘛，也给当地早就心怀不满的人找到了发泄积怨的可能借口——— 君不见平顶山颇有人气的“鹰城论坛”一再被以“联系不到管理员”这种一戳就穿的谎言关闭？当下，在全国不少地方有一种习得“锯箭法”的“老军医”在主事。所谓“锯箭法”，出自一个古代寓言，说是有人被箭射中，“军医”的处置不是给他拔出箭镞而疗伤，而是把箭杆锯掉，表面没事就OK，至于箭头留在肉内是否会发炎会化脓就甭管了。我关注此案的是其“实体性”内容，我还要看，到底有无“内外勾结”，收费站的人究竟有无受贿，真假武警与真假军车牌到底是怎么回事、公安局究竟有无帮忙“捞人”的人，要追问收费站凭什么收费这么凶猛，超载是如何形成的，等等等等。这年头别对我们说什么身份的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抗腐蚀产品可以免检，别来“维护形象”那一套陈辞滥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腐败不留死角，这应该是当今的社会共识。对此案，我接到一位宣传部门老领导的电话与电邮，他写道： “我看了有关河南平顶山中院审理时建锋偷逃高速公路收费案的若干评论，包括南都的两篇社论，似乎都没有重视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所以，建议您给予关注。人民代表大会是现在宪法规定的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主要形式。平顶山人大没有立法权，但是，它有监督一府两院的权力。它的一个院(法院)被公众批评有毛病，平顶山市人大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是什么意见。怎么搞的？平顶山市中院的院长、庭长依法是由平顶山市人大任命的，人家说它有毛病，你人大要看看啦，要说话啦。它一言不发。河南省高院直接处分了平顶山市中院的院长……” 是呀，河南省高院和平顶山市中院联合召开发布会通报，河南省高院党组认为，平顶山中院在审理时建锋诈骗一案时，存在审查不细、把握不严等问题，决定对4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决定一二三四五，其中，刑一庭主审法官娄彦伟“免去其助理审判员职务，调离审判岗位，接受培训，等候处理”；市中院副院长任建军作为主管副院长，经商平顶山市委同意，对其停职检查；院长郭保振，作为院长，要对全院负责，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不到位，对其诫勉谈话。没有平顶山市人大机关什么事呀。而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分明写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在地方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须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报经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免。”“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这就是说，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没有人事权，职责是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而助理审判员这么低职级法官的任免本级法院决定就行了，根本不用虚张声势劳驾省高院。显然，河南省高院有越俎代庖之嫌。难道平顶山市没有人大机关吗？河南省高院的问责决定中说，平顶山中院对逃费案的审理不力“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这话是否适用于它的问责决定？这叫不叫“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中有根梁木”？; 个人分类: 新闻评论转载|165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蒋劲松：人大代表应“职业化”: jiangjinsong 2010-9-3 12:44; 蒋劲松：人大代表应职业化 2010-09-01 00:57:00　来源: 经济导报 (济南)　跟贴 0 条手机看新闻导报记者梁士兴济南报道【蔣科學按：這位蔣勁松教授不是蔣科學，而是研究議會的專家，學術水平比蔣科學高多了。我有位朋友也是這位蔣勁松教授的朋友，不過我還沒有機會與這位同名者直接交流。倒是曾經有筆稿費錯寄我這裡來的，哈哈哈。】与诸多媒体转载的草案规定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相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并未明文规定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但随着全国首个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罗江县李国喜个人工作室被叫停，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试点经过短短两个月即戛然而止。此时，不管引起舆论关注的禁设个人工作室是不是媒体误读，关于人大代表职业化的讨论已是风生水起。来反映问题的越来越少根据1992年颁行的《代表法》，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但在人大闭会期间，代表如何行使职责，《代表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国内许多省市都在试水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工作模式。实践中，为了加强与选民的联系，不少地方设立了联络站等。如济南历下区2003年建立了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工作站，青岛市金门路街道挂牌成立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青少年事务工作站。除此之外，近年来，一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设立了个人工作室，联络选民，搜集并整理民意，形成议案或建议。山东省成立最早的是淄博市人大代表杨光磊于两年前成立的个人工作室。杨光磊是一名律师。8月31日上午，他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他的工作室就设在律师事务所里面，每周一接待群众，另外他有专门的电话、邮箱与群众联系。两年来，他的工作室已经接待300多人次。 http://www.ingnet.cn http://peixun.lixinjy.com 随着全国首个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被叫停，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试点经过短短两个月即戛然而止。此时，不管引起舆论关注的禁设个人工作室是不是媒体误读，关于人大代表职业化的讨论已是风生水起人大代表工作室在方便群众、联系群众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代表工作室没有什么权力，有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工作室只能再反映给有关部门，有很多石沉大海。所以现在，来反映问题的群众少了，有时候两个周都不见有人来。杨光磊说。关于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说法，杨光磊表示，没有接到过有关通知，更不知道有这个说法。草案并未涉及个人工作室实际上，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是在8月23日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次日报道出来的，此后，这条新闻引起轩然大波。然而，导报记者在全国人大网站查阅正在征求意见的草案，其中并没有涉及人大代表个人工作室的内容。草案仅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统一组织的闭会期间的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报道中，媒体引用较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的一句话，鉴于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劲松8月31日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大代表建立个人工作室可以从两方面看。从正面讲，人大代表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兼职，没有一定的场所，选民如果反映问题，就需要固定的场所，这样方便代表和选民的联系。另外一方面，尽管有些个别的工作室以此来扩大企业或个人的影响力，但应看主流，即使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问题，但不一定带有普遍性。他认为，对代表设立个人工作室，可以进行规范、引导，代表工作室只能联系选民，听取民意，不能从事宣传等其他工作。但如果禁止了，而且人大又不能提供类似的场所，闭会期间，代表履行职责就很困难，因此，应正视个人工作室在探索解决人大代表履职困境中的积极意义。人大代表职业化？实际上，理论界对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争议的背后，是对人大代表专职化探索的关注。今年6月，罗江县在御营镇试点人大代表专职化制度，李国喜被推选为该选区惟一一名专职人大代表。当选后，他还专门租了个地方成立了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办公室。专职人大代表享受正科级待遇，生活补助和调研经费均将纳入县人大的财政预算体系。媒体曾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可喜探索》为题，报道罗江县设立专职人大代表的做法。但7月下旬，中央媒体称，因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目前地方上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试水之举，高层尚未明确表态。实际上，李国喜7月中旬便接到罗江县人大通知，暂停这项工作。日前，李国喜的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被改成幸福促进室。而此前，在看到中央媒体关于人大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新闻后，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8月25日对外宣布，其开设5年的人大代表接访室从9月起撤销。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试点只经过了短短的两个月即戛然而止，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人大代表只走兼职的道路？蒋劲松认为，人大代表最终还是要走职业化的道路。他不赞同专职化的说法。他表示严格来说，应该被称为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之所以要走人大代表职业化的道路，蒋劲松说：从民主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来说，人大代表兼职固然有一些优点，但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们无法全身心地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履行法律要求其履行的职责。而且他认为，《代表法》关于人大代表的定位自相矛盾。一方面，规定人大代表不领工资是兼职性的；另一方面，又规定开会期间和闭会期间都要履行职责，职责繁重。比如，《代表法》并没有规定某个或某几个月履行职责，其他月份不用履行职责，而是全年都需要履行职责、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民意。蒋劲松认为，从法律上讲，要么实行人大代表职业化，要么相应减少人大代表的职责。而在这个矛盾没有解决之前，就应该允许进行探索。至于人大代表职业化带来的财政经费困境，蒋劲松认为，发展民主政治是头等大事。民主政治是要花钱的，不花钱是不切实际的民主政治。具体地讲，省级人大可以根据财力情况，适当确定职业化的人大代表数量，而且这个数量还可以缩减。作者：记者梁士兴济南（来源：经济导报）;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3635 次阅读|4 个评论

‘两会’代表中有几个是真正最底层的人: lin602 2010-3-6 21:16; 两会召开了，电视看了不少，其中对两会代表的访谈内容很多。但好象很少很少看到没有任何头衡或职务或资产的最底层的代表的声音。听到不是这个董事长，就是那个官员的声音。不同阶层的人，其感受不同，诉求也不一样，不同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所提的建议与意见也不一样。我想这是不用解释的。最底层的人，毕竟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有他们的苦，有他们的意见，有他们声音。其他阶层的人不可能能够代表他们说清楚，说明白，也不如他们敢说。因为不一定是自己切身的利益。也许有人说，代表要参政议政，他们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不过，其实我国代表与国外的议员是不一样的。应该给一定的比例给他们，让他们说说他们这个阶层人的要求与意见，而且给他们后，也不要刻意让他们离开最底层，否则就让位于其他最底层的人去参加。; 个人分类: 未分类|4241 次阅读|17 个评论

兩會科學觀察之四：排名的科學與科學的排名: LEOLAND 2010-3-6 10:18; 曲津華每逢國家政治生活中有重大事件，都會有包括領導人和社會各界著名活動家人名的長長的名單要發布。這個名單可不僅僅是個名單般簡單，公眾可以從這份名單中知道自己所關注的某位或某幾位在名單上有名，或應有名而未見，從而可以據此揣測或預報出什么動向來。這應該是環球同理的，沒有什么中國特色在里面。但是，有個做法卻是一直困惑筆者的，并絕對是個中國特色，就是我們名單中的人名排序問題。每逢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們多年來的慣例是，長長名單中的人名都以姓氏筆劃為序。筆者自學會使用電腦后不太久，就一直被這個問題所困擾為什么不用拼音排序呢？科學地來看，以音序排名無疑更合理。因為，我們日常所用的漢字處理軟件都帶有這個基本功能，而且用之極其容易。反觀按姓氏筆劃排列人名，則不很容易。雖有些軟件可做筆劃排序，然實際效果并不完全可信。比如有兩種情況要考慮：一是對同一姓氏的 N 個人，要再計算其第二個字的筆劃數，以便在同姓人小組中分出個先后（若不巧第二字也相同，則要動用第三個字，以此類推）；二是對不同姓氏但筆劃數一樣的情況，要再根據首字筆劃的點橫豎撇捺之順序來區分先后。如此來看，若不敢太相信電腦，再用手工複核一邊，豈不是有點更麻煩？當然，音序排列也有一點小麻煩，比如仇姓和曾姓等多音字都可能會跳出其正確的組別而站錯位置。不過與筆劃排序法相比，這只是一些小 CASE ，很容易識別和更正。說起麻煩，按筆劃數排序的長名單另外還有一個方面，并要落到名單的使用者以及社會公眾身上因為，這樣的名單讀起來效率不那么高，要在幾百上千人中搜索出個把人名，不是那么快。如此分析論證下來，人名按音序排列的優越性愈發明顯，而傳統的筆劃排序法則顯得愈發傳統。鑒此，特別希望音序式人名單能獲得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選用，使得高效率的音序排名法能為兩會工作成效的進一步提高做出貢獻，也可以為各級地方政府機關做出一個表率。若全國各級政府能一路效仿下來，定可以節省很多行政資源，也會為各地基層公務員們所樂見和樂用。不好意思的是，如此改革人名排序，也有一個相應的后果，就是一直以丁和刁等姓氏為榮的官員要稍微排后面一點了，而艾同志、包同志和蔡同志等 A 、 B 、 C 組別的干部則要從原來的分散落后的位置并肩來到名單的前列，并因之獲得更多的關注。有喜有悲，有利有弊，世間萬物莫不如此。特此芻議，敬候斧正。 2010-03-05; 个人分类: 科学劄记|2648 次阅读|2 个评论

兩會科學觀察之三：官員財產申報，應鼓勵“主動者”: LEOLAND 2010-3-6 09:30; 曲津華今天全國人大開幕了，溫總理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政府官員要申報個人財產，可看作是一個亮點。官員的英文名叫 CIVIL SERVANT ，大名就是公務員，小名才是政府官員。這是國際通用的概念，其中的關鍵詞是服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一詞不絕于耳，它就像一個濾光片，時時讓中國內地的社會與世界其他地方有所區別而有根有據。在政府工作人員這一塊，公務員這個名稱是比較早地與外界接軌了，而其靈魂服務二字卻遠未就位。好在，事情是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服務的意識越來越深入官心，接受服務的意識也越來越深入民心，有關服務的意味也就越來越濃。科學告訴我們，社會萬物無事，都是有所依歸的，也都是有所代價的。官之為官，同樣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除了其必須努力工作之外，也包括被監督這一塊。因為，官是公眾選之為自己服務的，官以其自身的高素質贏得公眾（或其代理者）的選用，即要慶幸，也要對被監督有所預期和準備。這個道理，經過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其實早已普濟天下，人人差不多皆知。所以，為官者也是很清楚的。而且，他們對被監督應該包括財產申報也是有所認識的（現在應該已無人否認這是一種國際慣例了）。這，其實是為官員財產申報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當下的中國之為中國，聯系上述的鋪墊，還是中國特色一個因素在起作用。中國的官員財產申報，終究是要在官員們所能夠制約的框架下來實施，所以就步履蹣跚，所以就聲大雨小，所以就摸石過河，所以就狀如當下。讓官員們自我披露其財產情況，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地想一下，也真是有些難為了他們。因為當任的官員們，他們在入官就職時根本就都沒有被官式地告知這件事，也就都沒有做出過如此的承諾。有言在先的缺失，以及事后要求的追加，他們自然是百般地不情愿了，而這種不愿意，有人的本性在其中，所以也是相當大范圍的。其實，這也是一種合理的情況。鑒于阻力比較大的此情此景，國內有些地方在試點從新入職的官員開始新政，即新官新辦法，令其申報家庭財產沒商量。這樣的做法，雖可以逐漸解決新官的承諾問題，卻容易在新老官員并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造成制度和要求不統一的弊端。新官們的心理不平衡不可漠視。那么，對數量占多的老官員們的問題，是否可以找到更智慧一些的解決辦法呢？其實，為官者應該知道，權力傍身本是個高風險的工作，太容易濕鞋。儘管現在中國社會各界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夠（對為官趨之若鶩），但並不影響它是個無可置疑的事實。為官者其實也知道，既然沒有私利，就不怕申報乃至公開私產。對真正的好官，他們其實是非常想做申報或公開的，也許他們在上級動員或社會呼籲之前就有了這個計劃。筆者的思路是，為什么不能把老官員被動地等待財產申報，改為鼓勵其主動申報呢？在一個普遍不情愿、普遍在觀望的龐大官員群體中，希望有人站出來主動申報私產，是否可行？我們說，只要鼓勵得當，應該可行。在對私產申報和公開表現出集體沉默的官員群體中，鼓勵出幾個叛徒出來，未必不可行。不妨設想，主管方面可以制訂有關的鼓勵政策，使得主動申報財產的官員有動力，有決心，有效益。所謂效益就是，主動申報后定然會獲得更好的社會評價和上級評價。若此，主動者從其大膽行為中應該可以找到擔任更重要職務、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好服務的堅實基礎。當否 ? 請酌。又及：財產申報與財產公開還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的。應該說，申報是基礎，公開是目的；申報是打前站，公開是真到位。爲了便於開展官員私產公開，先進行申報是必要的。 2010-03-05; 个人分类: 时报时评|20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兩會科學觀察之二：“兩手空空”何時休？: LEOLAND 2010-3-5 13:17; 曲津華按慣例，每年在全國政協開幕之后，全國人大也將很快召開。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中國成立后就有的，但文革前中央與地方的機構設置并不一樣。記得少年時代，經常路過的地段有個市人委大樓，那時還搞不懂人委含義，現在知道了，就是地方上的人大常委會的前身市人民委員會。近些年，隨著老百姓的公民意識的提高，人們愈發關心人大的活動及其發揮的作用。每年人大召開的日子，各種媒體的高密度報道，都在不斷培養和提高著人們的公民意識和國民意識。同時，人們也愈發關心代表委員們在各個層級的兩會上的表現和發揮的作用。綜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確定的是，每次的兩會都會有代表委員是空手而來的。對這些兩手空空的代表委員，老百姓對其是越來越關注了。所謂空手，是指這些代表委員沒有向所在會議提交任何議案和提案。理論上講，代表委員能參會，就不能叫空手而來。他們可能把要表達的內容都儲存在腦海中了，并將在會議上以口頭發言的形式發布出來。但從實際上來看，這樣的參會方式很不可取。而那些既沒有文字議案或提案，又沒有在會議期間發言的代表委員，就更不可取了。他們罔顧了他們所在的選區或社會界別的重托，實在不該這樣。與真空手而來的代表委員相比，準空手而來的代表委員多少還通過口頭方式盡了自己的職責，但也不無改進之處。因為，現代社會是講究效率的社會。與口頭發言相比，在嚴肅場合有形的文字資料更便于交流和溝通，也更有效力。不提供文字資料的代表委員，顯然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建議或者批評，從而也難以讓別人充分了解和理解其立場、觀點和高論。這，一方面降低了其自身參會的工作效率，更可怕的是，會期的緊湊安排可能使其口頭發言無法實現（小组讨论那是讨论，时间很有限，不能做发言）。若此，不是很遺憾嗎？是的，非常遺憾！兩會是立法和參政議政的平臺，在寶貴的會議期間沒有做到進言和建言，會使得代表委員的權利和義務都難以體現。這應該是需要極力避免的，而且也應該引起兩會的組織方、代表委員自身以及推選代表委員的公民群體這三個方面的思考。 2010-03-04; 个人分类: 时报时评|200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两会科學觀察之一：發“筆電”不如發“優盤”！: LEOLAND 2010-3-5 12:41; 曲津華全國兩會開幕，萬民相當關注。據新聞報道，本次全國兩會將為參會的代表委員繼續配發筆記本電腦。與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所配發的筆電將不再收回，留給代表委員們在會后繼續使用。我們說，使用電腦可以減少紙張的使用，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其相對的弊端是投資大，對使用者的文化素質要求高。去年全國兩會首次為代表委員配發筆電，社會上就為此曾多有議論。對本次兩會不收回筆電，議論之聲再起。對此，兩會某發言人解釋說，不回收筆電是避免浪費，代表委員把發的筆電拿回去，可以讓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大意）。筆者的看法是，發筆電不如發優盤。理由如下。第一，筆電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短期的使用對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不明顯。誠然，筆電在社會上已經比較普及，但它畢竟還是有比較高的科技含量，其使用者應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才能運用自如，達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筆電屬于個人電腦，其個性化程度非常明顯，任何人對新筆電的啟用都要安裝一些個人熟悉的軟件，進行諸多技術設置，而且貴為代表委員，是不宜取巧安裝盜版軟件。在一次會議的幾天時間內讓代表委員從熟悉一臺新電腦到自如操作，并非理想的安排。第二，代表委員并非都要求使用電腦。因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各異，電腦不是每個人的必備工具。全國級別的代表委員以中年人為多，有相當一部分人不熟悉或不很熟悉電腦的使用。這樣來看，配發的筆電將有相當的比例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第三，經常用電腦工作并對電腦有依賴感的代表委員，一般會自行攜帶筆電參會，因為他們的個人筆電帶有其熟悉的軟件，并確實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對此部分代表委員，他們一般不會再對另外的筆電感興趣，所配發的筆電大概只能閑置。第四，無紙化會議并非一定要配發電腦。會議的電子文檔不必存放在筆電中，完全可以存放于優盤中。向代表委員發放優盤的好處，一是節省成本，二是方便使用，三是容易加密，四是容易隨身保管，不易發生數據外泄的事故。第五，筆電造價高，優盤成本低，發優盤更節約公帑。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有幾千人之多，為每人配發筆電必然要花費幾千萬的筆電和軟件購置費用，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軟件安裝和維護等人力投入，總費用相當可觀。優盤的造價只是筆電的百分之一，改發優盤可以節約大筆資金。會議結束后，為資料保密和節約計，優盤可以全部收回。經集中處理后，收回的優盤可以在翌年繼續使用。總之，兩會若能把配發筆電改為發放優盤，有百利而無一害，應該實施。 2010-03-04; 个人分类: 时报时评|22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忽悠说：“出息了，就不能忘记姥爷”: wangxh 2010-1-10 23:30; 请不要责怪或抱怨捐款给耶鲁的Lei Zhang 今天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条消息：耶鲁2002届毕业生中国学生Lei Zhang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8,888美元很中国迷信似的数字。鄙人和大多数一样，也查了一下此君：72年出生，人大国际金融毕业，大概97年出国。至今在中国25年，按一般中国人的上学经历，读书应该15年；其余时间算在国外12年，读书也就2、3年的时间。有人气不忿，这小子不仗义，为什么捐款给耶鲁，而不给人大？有人说气话，给人大可能都就腐败了，还不如不给。鄙人不这样认为，虽然觉得不对劲，但单纯抱怨Lei Zhang好像不太公平。他觉得耶鲁对他的培养才取得如今成绩的，没什么问题，挺正常的，应该感恩！其实鄙人也觉得就怕人大领导腐败，捐点仪器、设备总可以吧？但是，更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我们教育了他15年，而且是早期教育，不如最后2、3年的效果呢？说实在的，鄙人觉得真正能力的培养肯定是中国和人大（看看他捐赠的数字就明白，其知识体系与知识结构很中国化），但耶鲁给了他足够的资本与荣耀，可以到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当然也不能排除运气成分）。更重要的是，耶鲁教给了他感恩的心出息了，就不能忘记姥爷。不用说Zhang的情况，就现在我们有多少教师还在教育学生为国家、为社会而学习，为母校争光，倒是学生自己有时候喊几句口号：今天我以母校为骄傲，明天母校以我为自豪！可是真到毕业离校时，恨不得把整个学校点上火烧了，为什么呢？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教育理念存在严重的问题！说明我们的教育形式存在严重问题专业教师只管专业知识的传授，其它一切问题包括最重要的思想教育是思想教育，不是共产主义教育交给自己都没长大成熟的年纪小小的辅导员，长此以往，能不出大问题吗？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贪官，难道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吗？学校和教师还是反省一下自己吧！学生不用教就能很好成长就不必有教师这个职业了；年青人能够自己成才就不用学校了，就连省长、部长也是学校教育出来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个人分类: 教之道|948 次阅读|4 个评论

人民大学校长：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转载）: famingkuang 2009-4-14 00:40; 《南方周末》 4 月 3 日就是否放开二胎政策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目前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　　　　　　纪宝成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交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认为，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 1992 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 ( 平均每对夫妇生育 2.1 个孩子 ) 已经长达 17 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 1.6 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 700 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纪宝成表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近 30 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现在已达到了 120.56 。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中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 2010 年开始， 20 24 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纪宝成还说，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 8000 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对于有人担心放开二胎，可能会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纪宝成说：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对于有人认为要执行更严格的一胎化，纪宝成说，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 1.8 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纪宝成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总而言之，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个人分类: 转载|1181 次阅读|11 个评论

四句流行语说明了中国民主在哪里: 剑走偏锋 2008-3-25 14:03; 近年来大家流行几句话: 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人大说算了政协算说了其中的辣味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艰辛党决定一切,权利高于一切,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政府是权力执行者,握有实权人大在法律形式上有些权力,可以监督政府财权,但由于人大代表都是官员代表,叫官员监督政府,当然这些人民公仆会说算了\算了别太认真了政协呢,纯粹还是个发牢骚的场合,说过也就说过了,没什么用.;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914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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