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局限

标签: 局限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转载]皮国立《中医抗菌史》文选（18）：贡献与局限: fqng1008 2020-4-22 10:29; 本书在有限的篇幅内，叙述了民国以来细菌学与中医学的各种交锋、对话、排拒与汇通，点点滴滴，汇聚成了今日中医外感热病学的样貌与学科内涵。如果将医学史的传衍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则近代中医重内科，西医重外科的表现形式，几已成医者与病家的口头禅。而传统内科文献中，热病学门与其衍生知识之庞大，实为中医各科之最。该学门的发展，可视为近代中医发展主轴的浓缩精华版。探索中医史发展，岂可忽视？过去谈中医热病学史，往往就大范围的背景或几位医者的贡献作统括式的论述。学者不知道这个学科有什么重要医书文献，知识如何转型，又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研究范围也多仅止于清末，少论及民国。本书试图以“ 重层医史”的构想来开展多元视角的“中医热病学近代史”，力图弥补某些空白之处。历史学本为解释过往人物与事件而生，据此，现代中医至少有两个倾向：一是仍必须反复阅读经典。这不仅是一个既存现象，而且其思想形成的近代历程，与近代中医的学术性格是息息相关的。过去在近代史各学门的研究者，总是强调“西化”的影响，事实上回归经典也是中国近代史不能逃避的问题；另外，或许作为“从周边看中国”的一种延伸，从日本汉医的历史来反观中医在中国近代之发展也是现代中医的路径，日本汉医研究，实于精神和物质上给本土中医信心；日本译名的可参照性，也让中医的疾病定义重新洗牌。民国医者为发展中医学术而提倡古代经典的复兴，不单是指唐代以前的医书，也包括后出温病派的经典在内，只是两者有彼消我长的关系，直到现代，寒、温派的关系都处在不断重整中。在民初时，《伤寒论》被抬高至新的地位，为后来中医内科学研究奠定基础（见图21），刘渡舟称该书为“中医之魂”，其来有自。这也印证了第二条道路，即现代中医为何如此强调统整、融合寒、温两派的精华。现代研究热病学者多认为寒温体系不能分开来看，如伤寒学者万友生曾著《寒温统一论》，该书被称为“研究伤寒的必读之一书”。在清代，“伤寒”并不能算是真的“疫”，如：“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 但经过近代的发展历程后，《伤寒论》又被抬高至一个新的阶段，不但成为传染病学的一支，也占据了外感热病学的经典地位，故时振声谓：“外感热病按现代观点当属急性传染疾病。”“不要认为《伤寒论》里面包括许多杂病。有些症状看起来是杂病，但恰恰正是各种外感热病的个性所在。” 中西医在近代的热病学论争，证实寒温争论已无力和西说对抗，必须统整融合出一个新的范畴与学科界限，此即显示近代中医传染病学渐渐成型。在清代以前，根本没有外感热病学这一学门，它是经过近代不断讨论，才逐渐形成的共识。而温病学除有范行准“总论”之意义外，也提供新知识供传染病论述汲取养分，故在中医传染病学中，其实是总论中有分科，甚至针对单一传染病的讨论也渐渐出现。图 21 《仲景学说之分析》再版毫无疑问，中医当然能够治疗瘟疫，但是治疗具近代意义、经细菌学洗礼的传染病，则是民国以来中医与西方细菌学不断对话，重新诠释、肯定古典医书中的经验与治法，建立信心，并赋予外感热病学新的定义的结果。此一过程，见证了中医文献 “再正典化”的过程，重要医书在民国时不断反复刊刻印行，强化中医热病知识体系的对内认同。此外，民国时期寒温派尚未完全敉平纷争，但其立场则渐趋一致，此乃学术发展大势，自此而后，凡中医面对传染病，必从这两个体系内的典籍中寻求治疗灵感。正如邵餐芝在1935年出版之《素轩医语》中称张寿甫“考别录以合本经，征西说以证仲景，超叶、吴以通寒温，此老其犹龙乎” 。既要汇通寒温派，又要能参用西说，或许正是从此时代开始，对医者的一种全能之期待。但是，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中医在民初虽言科学化的 “学术整理”，但仍须面对寒温派论争的历史。笔者以为，中医界既要面对强大的经典传统与内在学术争论的问题，又要回应新的细菌学，并在采用多少西方知识方面，显得意见纷杂，故导致科学化步调缓慢，缺乏整体步调的齐一性，从而拖慢学术整理的速度。当然，伴随这个现象而生的，是一连串的影响，其历程决定了现代中医的性格。历史仿若一枚铜币，有正也有反，我们不能只单看一面，而忘却曾经拥有并且存在的另一面。当中医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不自觉地或被各种力量的正、反作用力推向了传统；也许，中医的改变还是有目共睹的、许多理论都转型了，但其实不变的传统也仍持续着，其学术体系不完全呈断裂状态，而是仍具有延续性。 1947年，洪贯之指出，现代中医的教育应该既要重视设立研究所，用科学方法整理文献，又要学习应用西药西械和诊断传染病的方法，面向传统与现代科学化的两个方向。从本书来看，中医 “再正典化”的力量非常强，故导致中医从吸收细菌论，接受部分理论、论争，到最后却放弃“大部分”细菌实验科学、存而不论，而重视从文献中重新寻找定位，这可以说是一种选择后又放弃的历程。它使得现代中医可以治愈传染病，但却不会找一堆“杀菌药”，或是再用细菌学去争论唯一的病名。 1949年之后，中药“抗菌”虽未特别强调，但整个中医学的发展跟随国家政策而不断转型，抗菌抗病毒成为发展方向。1971年，周恩来指示中医研究院要开始进行抗病毒中药研究，并提供经费建造病毒实验室，这对传统中医而言又是一大转变；而当时台湾对此议题则似迟迟未有大规模的经费补助或实验室研究。而现代大多数的中医学教科书，多是用西医一种病名，来对应中医很多的病或证候，几乎不谈 “对菌论治”。 1953年夏天，余无言在上海城内果育堂街育德里18号治疗一位24岁的妇人，她于产后18天罹患“湿温伤寒”，先请中医以豆豉、豆卷等治之无效，又请西医注射先进的“杀菌药”青霉素，前后8针，依然无效。余受邀前往诊治，言病情变化迅速、严重，幸好最后治愈了这位妇人。余回忆说：于此可知，每一病症当前，初时不愈，则必有复杂之变症。若徒恃一二种药品，而不能应变处方，以施疗治，乃属劳而无功也。且抗生素之制剂，其作用端在抗菌，一则能妨碍病菌之营养，一则能管制病菌之活动，而使之日暮途穷，渐渐消灭，但并无直接杀菌之能力。然处方目的，对于排泄病菌，并未计及其确定之方，此亦西药疗法之所短也。可见即使到了抗生素发明后，中医仍呼吁要辨证论治，不要依附几种特效药，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这又凸显了近代中医不以 “杀菌”为能事的思维。本书第三章也说明了中医在整理病名上的问题，其情况颇似学者梁漱溟所言：讲到医药，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 “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追问。只会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气）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那能不十人十样呢？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西方重科学化，东方则重艺术化，这牵涉文化发展的问题，对中医而言确实是很棘手的问题；梁认为中国医书里始终没有讲到 “病”，则是错误的理解，应该说没有讲到用西方医学定义的“病”。民国中医没有发展出验菌之规范与方法，在病名的采用上，虽受细菌学定义带来的解释齐一化影响，但因不愿采用细菌定名的标准，加上在往“统一病名”的路途上复受本身学术体系内争论的影响，最终导致失败。幸好，因细菌学的定名，中医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标准和参照对象，产生了较为明确的范围，这是近代中医转型中受西方医学影响很大的一个方面。至《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中，则已确立：“新学总论中之病变，系以病之机能形态发生变化为主，所谓实迹的。我国之病症论，其最详备而可法者，以仲景师《伤寒论》而言，分六经传变，所谓气化的。故酌古证今，宜合病理总论中之病变，及各论之全部，另成一病症论。” 此大纲的精神在于以学科系统化与分门别类的方式来达到统一、标准化的目的；但前提是必须尽量立基于张仲景的经典理论，酌参西医疾病分类法，来成就一种新的论述。时逸人总结近代以来中西医碰撞的历史，认为 “中医注重于人体气化之失调，而不注重于实质之形状，及病后之变性”。笔者已在硕士论文中论及中西医论争，但仅局限于生理学，本书进一步论及病理学上的争议。一般来说， “气化”仍是中医解释病理的主要基准，故时氏也说：“（中医）视一切病症皆以为气化失调所致，调其气化，实质上的缺点，即随之恢复。”时氏说的“专谈机能、不尚实质，为中医之特色，治病之定法”，大体颇能和近代中医发展的主线连在一起。近代学人顾颉刚早年尝思写作读书笔记《学览》之序，谓： “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凡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进矣。” 近代中医的知识或已由私学转为公共学术，可以供大家讨论评述。不拘泥古人古书，是为学科知识守住最后之防线，有其客观上的需求。幸而，自西医细菌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医就没有强烈排拒细菌论，反而将其纳入新课程。中医从实用的观点，把细菌在人体内产生的身体变化，用各种毒来加以解释，而对于细菌作为一种生物角色而言，则强调 “菌在气中”——细菌不能脱离空气、季节、温度、湿气等外在客观因素而生长——进而将细菌学拉至气论的范畴中，此即近代中西医气论与细菌论汇通的历史模式。在气论的部分，关于五运六气的论述其实不多，或许与 “他们（新医）所排斥的是五运六气阴阳五行的学说，而不是大黄甘草这类的国粹”有关，许多反中医者反对的是学理，而不是本草药品之疗效。但近代中医颇为坚守最后一道气论的防线，即仍从外感 “六气”与季节之气和细菌学来进行对话。文中所提章太炎的“据古论菌”很有代表性，他将古代的博物学、生物学、医学的知识混在一起，来回应细菌学。而日本汉医的论述，强而有力地支持着中医把经典中的汗法、解毒、下法等疗法，划归为“杀菌”之法，或多或少强化了中医的论述信心。而获取“杀菌”知识的两种方式，除吸收西医细菌学的学理之外，无非就是再从伤寒与温病体系关于身体罹病的观点，与药物治疗之机转，来论述“杀菌”之可能。他们曾经发现杀菌的方法，都取径于此。雷祥麟分析了中医科学化对融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意义，这是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面向。所谓的公共卫生，包括制度、法规、保险事项等，其实完全是复制欧美与日本的经验，它本就不是中国的产物。什么是中国本地的思维？本书补充分析了中医在科学化的争论之外，还需面对重整经典的压力，最终虽没有采用细菌学的实验方法与病理论述，但却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影响力，在贵生养命的文化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中医虽然无法介入太多 “公共”卫生事务，但却在新式清洁卫生的举措上，吸取西方的不少经验，成就了一种具有选择性的中西医汇通之卫生现代性。细菌学背后蕴含了一套清洁卫生的机制，虽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人的卫生观，但近代中医真正吸收的学理，较多还是基于西方医学较原始的“瘴气论”，中西医都曾在医理中表达对腐败、臭秽之气的厌恶。即便个人卫生常常被塑造成是公共卫生的根本，但其背后往往牵涉对国家法令、制度或政府效能缺失的检讨。民国时期所谓卫生或是预防传染的方式，仍注意个人行为，包括个人对个人，或个人对群体，着重的还是一己之身的健康与养生防病。在国家效能低下与地域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时代背景下，确实造成了一种个人卫生（养生）观的强化。而相对于西医在医院进行诊疗的呼吁，在家庭内或医疗不普及之处，中医还是可以发挥养生与预防疫病、日常调养等功能，许多补养与食疗、日常禁忌的知识，也多是来自古典医书。若事事求 “科学的证据”，恐怕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依赖经验的习俗与禁忌都将得不到证明而必须废弃。本书第一与第六章都谈到中医的个人卫生法，蕴含大量的日常生活可行性；中西医基于日常的养生、饮食和体质方面的论述有共通性。即使后来中医部分受西方营养学论述之影响，但大体仍维持一定的特色，这也证实了中医上层（医者）与理论知识在下层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实用性联结。本书之叙述，也有若干不足之处，因为这样一次 “重层医史”的尝试，无法囊括所有的热病以及所有病理论述之历史。笔者以为，民国时许多传染病的治法与定义，恐怕都有一段有待发现的故事，今后对于个别传染病的历史，还可再加细究。此外，近代史资料内容庞大，仍有待深耕。但本书已抓住中西医对外感热病病名之定义与讨论，应该都逃不开“气”和“细菌”这个大面向的争论；并且，现在所见之研究，还多是基于西医的定义，而非重视中医脉络的论述；要了解后者，必须对民国中医热病学基础的文献与发展历史、特色，进行一种多层次的论述，而本书微薄的贡献也正在此，这是建构“中医式”传染病史的“基础工程”。（清）凌奂：《外科方外奇方》，收入裘庆元辑：《三三医书》第 1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曹东义说： “辨证论治、六经、三焦、卫气营血，我们天天挂在嘴上，老一套，完全的老一套！邓老（邓铁涛）相信的正是这老一套！这就是中医安身立命的老一套！这也就是邓老等一代名医强调‘重温经典’的意义所在。‘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参见其主编：《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第104页。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 “中国” 的历史论述》，第291—309页。参考深川晨堂：《汉洋医学闘争史 ·政治闘争篇》，东京：医圣社，1981年。本章补充了汉医著作在中国的影响。有关传统汉医与其科学化在台湾的实践，参考刘士永著：《医学、商业与社会想象：日治台湾的汉药科学化与科学中药》，《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1期（2010），第150—197页。 “汉医复兴一事，引起国内汉医与西医之信仰问题，当世信仰西医者大生动摇。日本最近出版之报纸杂志，咸以此为讨论中心，著名之杂志，均特辟皇汉医学座谈专栏。汉医药方，经各医院试验，认为有神奇特效者，已有肺病、白浊、脚气三方。本年三月，日本帝国大学医科讲师，南阳堂医院院长留德医学博士引地兴五郎来华访道，偕同译员童桂荣氏，在沪访费子彬国医，到苏访顾允若、宋爱人、顾月槎、王闻喜、茅子明诸国医。博士言：‘本人致力医学，已逾二十载，开业以来，亦俱相当成绩，惟以学无止境，遂复留德实习，然以本人结果所得科学治疗，尚有赖乎皇汉医学补充之必要。近数年来，每用新药注射外，助以汉药汤剂，成绩特著。德国医界已有和汉医学治疗协同设施，而医科大学之毕业者，多修习汉医以充实新知。由此推想，汉医传至今日，必有真理存在，故特来华考察。’……博士此次来华，交换智识，表示满意。并云一俟回国，当在青山南阳堂，倡立汉医研究社，一本世界医学大集合为宗旨，征集全国名医，刊行书报，面委当座诸国医师为当然社员，极愿精神上或物质上共同合作云。” 可证实当时汉医和中医是有密切交流的，并不止于医书间的知识传递。引自陆士谔：《日本汉医复兴记》，《士谔医话》，收入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2046—2047页。参考曹东义：《热病新论 ——从热病诊治沿革看中医的发展》，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66—69、170—175页。如叶劲秋所撰写之《仲景学说之分析》（ 1936年），就在广告中打出“中医内科全书”之谓。出自《医界春秋》第120期（1936），第43页书籍广告。从《伤寒论》出发，扩张其原本的意义，特别是内科学领域，展开各种研究。参看刘世恩、毛绍芳主编：《当代名医论仲景伤寒》，引注见第 144—145页。万友生开篇即指出：寒温虽有一寒一温之不同，但是从广义而言，都包括在六淫（气）之内。这与近代热病学重视广义气论的趋势也是符合的，六气正是用来和细菌学对照的主要学说。引自万友生：《寒温统一论》，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8年，第1页。孟永利等主编：《伤寒论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8年，第2页。（清）张凤逵原著，叶子雨增评：《附刻喻嘉言〈瘟疫论〉序》，《增订叶评伤暑全书》，收入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第 16册，下卷，第39页。孟永利等主编：《伤寒论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第 2页。 “吾国内科书，向分伤寒、杂病两大类，所谓伤寒者，即经云‘热病之类也’，非指一种病而言，实含有近世急性传染病之总名；杂病者，亦即近世各器官病之总称。此次纲虽仍旧，目则变通之，照近世例，每述一病，分原因、症状、诊断、治疗、处方、杂录等，以清眉目。（说明）查近世内科书通例，除传染病不分类外，其余杂病，均按照各器官分类。”引自中央国医馆秘书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国医公报》（南京）第1卷第2期（1932．11），第4页。单书健、陈子华编著：《古今名医临证金鉴 ·外感热病学卷》上册，第16—17页。邵餐芝：《由张仲景大青龙汤，到张寿甫清解凉解诸方》，《素轩医语》，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 ·医话分册》，第620页。洪贯之：《为中医教育先决问题进言于教育当局并热心中医教育者》，《新中医》新 1期（1947），第2页。 1959年蒲辅周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内举行的“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上是不太谈细菌的，他认为病人的身体问题才是“病因”。笔者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结论，它是经由学术发展、日常生活实际检验和西医对话后所“选取”的道路，具有许多历史因素在内。富杭育：《周总理指示中医研究院也要搞抗病毒研究》，收入邹乃俐等编：《难忘的四十年》，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5年，第71—73页。近年中草药抗菌及病毒研究方面，有中国医药大学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教授林振文的 “抗流感病毒中草药开发”，中医学系教授林应如的“抗肠病毒之中药新药研发”，医学系教授赖志河的“中医药应用于抗菌及抗发炎之开发”，等等。参考http：／／www．cmu．edu．tw／news detail．＿php？id＝509（2009 10 28发表）。不用细菌学去争论唯一的病名，还展现在 “病名对照”的工作上。即使在台湾，作为“中西医学一元化”的成果，这样的对照工作也是以西医的病名为基准，再对照中医的数个病名，并非“一病对一病”，这还是基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定义细菌”的精神。参考林昭庚主编：《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第1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自序、凡例。作为 “杀菌”中药的开发法，中医在1949年后仍有零星之论述，例如何云鹤就曾撰写“制菌灭菌的药理实验”，但其理论非常粗糙，精准性值得质疑。整体而言，不能撼动气的理论，充其量是一种科学印证。参考何云鹤：《中医药的科学方向》，上海：上海中医书局，1954年，第86页。张文康主编：《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 ·余无言》，第18—19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2年，第34页。中央国医馆秘书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国医公报》第1卷第2期（1932．11），第2—3页。中央国医馆秘书处：《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行开会式速记录》，《国医公报》第 1卷第2期（1932．11），第8页。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 ——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第404—418页。时逸人：《时氏内经学》，第 21页。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 ——顾颉刚自述》，第35页。庄兆祥：《本草研究之变迁》（ 1941），收入郭正昭等编：《中国科技文明论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第562页。雷祥麟的研究已经指出一个重要的倾向：在许多时刻，民国时的政治领袖最关心的卫生，并不是大规模的医政体系建设，而是一种 “个人”层次的嫌恶感与觉醒。国民党所主导之国家或许无力推动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建设，但民间个人卫生的论述却指向一个有助于国族形成的个人改造计划，孙中山、陈果夫、蒋介石均参与并设法引用这种个人卫生的论述和感受。引自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4期（2004），第41页。;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294 次阅读|0 个评论

打破火灾的“游戏”规则: 热度 1 dfedhw 2019-3-17 21:24; 逃得对不如逃得早转自微信公众号消防先生遇到火灾快跑，是人的本能反应，一旦因为发现延迟或信息传递受阻，就有可能来不及跑掉。故此往往寄希望于早发现，但凡能够早发现早知道，就可以增大逃生的几率，自不必因火势阻挡，在究竟跑与不跑之间纠结。在这场由火灾“主导”的“游戏”中，人是完全处于被动的，从毫无征兆的起火开始，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无论你是在酣睡，还是在入厕；无论你借助于火灾报警器，还是听到邻居急促的呼喊，总之你得抓紧这平均8分钟的时间，扶老携幼，尽快逃出生天。火灾就是这么“霸道”，总之你可以采取任何你所能想到和用到的手段，但总体时间就只有这么点儿。那么，如果没有火灾报警器的地方怎么办？报警器失效了该怎么办？独立式报警如何确保众人皆知？如果信息无人传递怎么办？如果位于高层或地下怎么办？从实际起火开始计时，8分钟也许仅仅只够获知火情的时间，跑也是需要时间的，且不说火场中还会有老幼妇孺，火场环境也会与平日里大为不同。不利的火灾发生时段，人员与安全区域之间的纵向横向距离，区区8分钟，从提高人员成功逃生比例的角度看，应该远远不够。一直局限于这8分钟里进行思考，措施手段极为有限，实际作用的发挥也就更为有限。那么，还是为了要逃生，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只能去修改“8分钟”这一游戏规则，采取可靠高效的自动及人工灭火手段，让火灾尽可能地慢下来，让火势小一些，当火能够“慢”下来，人就算动作稍微“慢”点，一切都还来得及。火势蔓延的固有速度给出了这个限时，但并不代表这个速度就不可以被“打破” 。快与慢，早或晚，从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谁可以绝对主宰这样的控制权。弹指十分钟; 2457 次阅读|1 个评论

灭火剂限制了消防科技发展: dfedhw 2018-1-1 15:02; 消防体系的运转只围绕着一个核心：灭火剂，而灭火剂自身的物理形态决定了它在输送环节中的速度。选用特定形态的灭火剂，或许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的应用水平极限，甚至可以理解为：常见的传统型灭火剂让消防科技的发展“画地为牢”，从此驻足不前。灭火永远无法回避的当属一个字：快，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纵然灭火性能再好，实际意义并不大。尽管各种新型灭火剂层出不穷，然而相对使用最广的依然是水、泡沫、干粉及各种气体。仅以水的应用为例，水作为流体，需要依靠临时管网（水带）或固定式管网来输送，组建起前者所需耗费的时间长短不一，经常有可能滞后，火势将很容易变得无法控制；后者在日常应用中为了避免管网长期承受压力，会设置多个环节予以控制，然而一旦需要紧急开启时，这些环节反过来又“卡”住了自己的脖子，制约了实际出水速度。因此，水作为流体，其本身的形态以及动力配置要求就决定了在输送过程中必将面临的种种问题，难免磕磕绊绊，由此也决定了它在火场中的实际表现。在没有更好“替代品”的情形下，往往只能靠配置不同种类的灭火剂，互为策应；抑或是全线设防，加大灭火剂分布密度，希望使局面有所改观，然而，“多”始终未能解决“快”的问题，“药”与“病症”不对路，即使备得再多，效果依然不明显，根本矛盾没有消解，一切仍是惘然。所谓“多”的背后不得不同时又要考虑到成本问题，反过来看，倘若速度足够“快”，倒未见得需要太“多”。作为灭火剂，除了自身不应给输送过程“添堵”，还要尽量确保长效性、易于存储、操作简便、无弊无害、成本低廉、简化动力方式，如此则更增添了对灭火剂“选取”的难度，或者说，可供选择的范围变得更小。常规灭火剂在消防体系中的应用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系列产品一直在不断推陈出新，“圈子”虽大，然而终归还是无法跳出这个以特定灭火剂为基础的技术“圈子” ，即便反复强调应用管理及培训，总体效果只能算是马马虎虎。灭火并非一项特殊技能，人人皆可为之，最终比的只是速度，多年“磨合”之后，采用传统灭火剂所能达到的救援速度已然注定，应用水平已行至尽头，整体效果显然与期望值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传统灭火剂已无形中固化出一个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消防概念体系，对于消防系列问题的讨论只能以惯有的思维模式去审视和考量，各种理论和猜想都会受到这个原有概念体系的约束和限制，成败皆萧何。人与火灾之间可能隔层“玻璃”; 3689 次阅读|1 个评论

谁曾记得，当时人的热情: 热度 16 xin 2017-1-19 00:38; 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时代局限。那时，这时，未来某时，充满热情，不惜代价的做一件事情，当时觉得很正确、很有意义。可是后来，后人再去看这些事情，未必正确有意义，甚至成了笑柄。那时候人的拼搏与激情，后人眼里，只剩下自私自利，愚蠢而又鲁莽。当然，隔断历史、不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去评价前人的是与非，容易残忍无情，有失偏颇。从中得到体会，我们不能过于热衷做那些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事情，最终，胜利的还是那永不停歇的自然。 1. 历史淹没的长城。遥远的塞外，崇山峻岭之颠，即使背一块石头或砖头，登上去一趟都绝非易事。谁知道，在那时候的生产力条件下，凭着当时的热情，竟然一根筋地，建起了万里长城长城，竟然让人啼笑皆非地成了一个民族的图腾。在历史沧桑的长河中，前人留下的长城，变成了一条乱石堆积的山顶碎石带，就如腐败的绳子，蜿蜒曲折，消失湮灭在天际。谁曾记得，当时人的热情。 2. 植被淹没的梯田。这几年，我在北京河北一带的燕山、太行山一带的山区考察，经常在丛林荒野之中，看到当前人留下的梯田。梯田修建的等级有高低，保存程度也参差不齐，但都能让我感到一种物是人非的荒凉之感。常常感慨，当年的人都去哪儿了。在地势陡峻、土层浅薄之地，修建梯田是多么不易。当时，修梯田的人一定充满了热情、干劲，怀揣希望与追求。可如今，梯田荒芜成这个样子，竟然俨然成林，难觅梯田行踪。谁曾记得，当时人的热情。 3. 萧索衰退的林地。这几年，我曾到坝上地区，考察三北防护林。站在大规模枯死的人工林里，看着光秃秃的树体，浑身斑驳的病虫痕迹，砍去留下的残桩。总给人一种伤感与诡异之感觉，不禁要问，为何在这个地区多此一举种树呢。中午，我站在衰退的人工林地里，抬头看一看蓝天。我莫名地幻想到，当年建设人工林的场景，热火朝天、欣欣尚荣的景象。可惜，谁曾记得，当时人的热情。 4. 荒芜废弃的村落。我在深山里考察，偶尔会走进废弃的村庄。我会充满好奇地，走进长满野草的院子。爬进坍塌的残垣断壁，掀开垃圾去寻找前人留下的痕迹。有时候，甚至幻觉看房子的主人就如几十年前一样，下地干活回来，我被他们撞上。当初开拓家园，可能为了一堵墙的空间，与邻居斤斤计较，不断争吵。现如今，家园荒芜，一切都丢给了时间，留给了树木和野草。唉，谁曾记得，当时人的热情。 5. 各种各样的热情。追忆焚书坑儒的浩劫，国共兄弟内残的杀戮，大跃进的荒诞，文革十年的疯狂，这些都会让我想起，那时人的热情。看过一些因爱成恨的友情失败，始乱终弃的爱情，最后老死不往来的手足亲情，这些都会让我常常感慨，谁曾记得，当时人的热情。 6. 现在时代的热情。我们也这个时代，每个人对所从事工作的热情，并不比当年修长城、建梯田、种树、盖房子的热情低。每个人都在忙着，争取着，努力着，为了坐更高的位子，赚更多的钱，买更多的房子，娶更多的太太。可是，是不是后人也会感慨，取笑我们这个时代热情。尔曹身与名具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名利如浮云，过眼云烟。做事顺自然，不违情，不违心。从内到外，率真自然，既不难为自己，也不难为别人。不要被时代绑架，不要陷入群体无意识，更不要掉入群体的莫名热情。做顺应自然，顺应人心事，但一定要慎重对待顺应历史潮流。时代流行的，不一定就是对的，都有其局限。因此要独立思考，谨慎行事，避免随波逐流，成为后人的笑柄。（请加我微信公众号）; 5484 次阅读|37 个评论

文人的极致和文人的局限：读熊逸《春秋大义》: bigdataage 2014-4-23 20:22; 文人的极致和文人的局限：读熊逸《春秋大义》同人于野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战国时代还是生活在汉朝，她一定选择战国。如果让熊逸选择是生活在段祺瑞曹锟北洋时代还是生活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她一定选择段祺瑞。要是我也会这么选。战国有思想，军阀给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教授工资还巨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这句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不怎么需要言论自由，我们只想活着。熊逸的《春秋大义》这本书号称都是引述别人的思想，作为普及之用，但从材料取舍来说，不难看出作者的好恶。熊逸痛恨专制，渴望自由。跟吴思等人一样，本书认为对专制时代就好比一个养鸡场，君王是饲养员，人民是鸡。所谓的忠孝报国美德，无非是饲养员骗鸡的愚民手段而已。如果一只鸡牺牲自己去保卫鸡舍，它必定是因为傻才这么做的。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集体利益”？到底存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长远利益”？熊逸引述很多学者的言论，认为这两个概念都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就好比是一艘船，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别让船出问题，至于说这艘船要往哪里去，领导者根本不必多管。船没有什么预定的方向，随波逐流是理想境界。熊逸引述孟子，认为人权大于主权，爱国没有意义。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来说，爱国的确没有意义。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人民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那时候人口少，不管什么人口都是宝贵财富。如果赵国不好我就去齐国，齐国绝对欢迎我去，那我凭什么非得爱赵国？除非赵国贵族才有义务爱赵国。今天，人群中的精英分子也不需要爱国，只要你有几百万美元，哪个国家都欢迎你去。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爱美国，美国不让我去怎么办？既然绝大多数国人只能老老实实呆在中国，请问这些国人有没有共同的集体利益？假设我们知道别的船比我们这艘船去的地方好，我们的船长是不是有义务把我们这艘船也往好的地方开？如果这时候有的人不想去，那么他有不去的自由么？仇和在宿迁和昆明都推行强制现代化，宁可侵犯人权也要让你进步，这种剥夺自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假设有一个船长认为就应该这么干，那么是应该把他看当成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呢，还是看成养鸡场的饲养员呢？很多情况下尊王并不一定是简简单单的出于奴性。如果尊王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呢？维护一个皇帝的权威，总比让N个皇帝打来打去好吧。本书最后对于愚民政策的讨论非常似是而非，没有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说专制时代，任何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的行为都是愚昧的奴性作怪，这是对无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侮辱。就算你们国家再自由再民主，总还是需要打仗的吧。那么你们国家的士兵是否应该富有牺牲精神？如果说谁牺牲自己谁爱国谁就是奴隶，这样的理想国是无法生存的。从战国的封建到秦汉的专制，多数文人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灭绝了人性。其实从大局分析（如果你承认存在”大局”的话），专制比封建进步。杀死几个知识分子，大家义愤填膺；可是饿死二十万饥民，大家一笔带过。是大一统有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治水）更重要，还是小国寡民有利于言论自由思想碰撞更重要？社会是不停进步的。专制当然不好，但是总比封建好。今天我们反对专制，但不应抹杀专制对过去无数中国不识字的百姓的功劳。正是专制制度使得我们中国经济一直到乾隆末年都是世界独大。打来打去才是最落后的制度。历史的进步是逐渐的，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如果一定要在知识分子的自由和老百姓的安定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安定。文人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只管自己的喜好，而不考虑数量上的计算。道理都是对的道理，但具体到哪个道理应该起作用，必须结合实际情况。汉武大帝征发民力打仗，熊逸对其完全是贬的态度。但如果汉武帝不对外打，难道任凭匈奴打我们，或者牺牲几个公主的人权（这时候反而不提人权大于主权了）去和亲，反而是好皇帝么？熊逸这本书旁征博引，算是把古今中外的书都读通了，我极其佩服。我一边看一边赞叹，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什么百家讲坛那帮人，在熊逸的学问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她以后再出书，我一定会继续买。熊逸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当代文人的极致，一个人可以旁征博引到什么程度。从行文风格来看，作者心态极其年轻，很多语言典故简直是80后。但作者又自称很老，这一点倒是跟她的学识相称，所以也不知是真是假。另外熊逸写书还有一个缺点，用足球术语就是有点太”卖”。一两个小点就要解释半天，什么”公孙丑不丑”，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读的书多。如果我写，篇幅至少减少一半。最后总结一下文人的局限。群体利益，长远利益，我们这一代做出牺牲，我们打了，让后人去建设，这样的道理对具备理工科思维的人来说非常自然而容易理解。然而对于文人来说，只要你这件事做的不美，不艺术，不文雅，你就是错的。原文： http://www.geekonomics10000.com/page/26; 1271 次阅读|0 个评论

“考据党”的学术局限——由丛远新兄留言所想到的: 热度 13 bianyi1 2012-1-10 22:45; 丛远新兄在毛毛上一篇博文里的留言里谈及董小宛与林黛玉原型的问题（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5508do=blogid=527487 17楼），这里毛毛不多就此细考细说，倒是想到现代“红学”研究和文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就以一个“野狐禅”的身份简简单单不成体系地说上两句吧～现代人治“红学”的主流，是“考证派”，即运用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最近情理的结论，研究董小宛与林黛玉的关系用的也是这一方法。 “考证派”之滥觞源于胡适先生，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至周汝昌时“考证派”臻于极盛。“考证派”对于红学探微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这点不容置疑，但在文史研究的整体层面上，毛毛个人认为，过度用功于考证亦有其副作用。由于考证学之盛行，于是研究文史的人往往不就大处着眼，而只对小处推敲。毛毛不反对考证，但认为考证只能助人于研究学问之时，解决一些细节问题，在学术上应居协助地位，而为一种手段，其本身单独存在的价值有限，所以学人不宜为考证而考证，满足于考证。许多学者喜致力于考证历史上微乎又微的事件，而又不能由这微末事件的考证，求出宏观演变的因果关系，视野偏狭，难有大成。再者，现代人对于史料典籍掌握的精熟程度与老一代学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通过《红楼梦》中大量诗词研究红学，非熟谙诗文掌故脉络渊薮者不能为之，胡适当年对曹雪芹身份的确定，便是由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得到的启发。诗文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如河汉之隔，今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不亦雾里看花，兴隔山打牛之叹。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丛兄这种从人性角度对董小宛与《红楼梦》关系的推测，虽非学术本位，但人情八卦本位的解读对于今天大部分的业余文史爱好者来讲足矣，可消食亦可佐酒，怡情怡趣，不亦快哉～～说到了董小宛，就自然会联想到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顾横波等等“山河破碎风飘絮”岁月里那一位位“身世沉浮雨打萍”的乱世佳人，以及她们和陈子龙、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等等这些“精品男人”们说不清道不尽的风花雪月恩怨情仇。往后毛毛或许会在博客上就这些风尘往事涂鸦几笔，但肯定不是学术论文，或许是八卦小说或乱弹散文之类的吧，读者群会兼顾无知少女与砖家腐儒，就看提笔时的心境与状态鸟～～～科博网上红颜甚多，诸MM各自的男粉丝亦不可胜数，可能择一良日毛毛会开个“科网八艳”系列之类啥的，818科博网上那些风华绝代的女子，以及让她们声名鹊起又为她们心醉折腰的一批科博网大老爷们儿们。孔子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毛毛曰：“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一群才华横溢又傻巴拉叽的男人～～～” PS：丛兄还让我看了王铮老师的《林徽因不爱徐志摩之考证》一文，现已拜读过，下面把给丛兄的回复也贴在下面，这是毛毛没有看法的看法： “其实林徽因与三个男人的关系是很难下定论的事情，王老师文章中的论据可以佐证王老师的观点，但同时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却一样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感情的事情太复杂太微妙太不可预见太难以捉摸，很多时候理性与逻辑在探讨感情上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往事中的四位当事人都已作古，今人用考据的手段去推演是不足以还原事实的，很多真相都已飘散在风中，或许永远无法知晓，也没有必要去弄清楚了。感情，是一个非线性复杂混沌系统，是世上最难解或最无解的一道题目。”; 4019 次阅读|41 个评论

很有意思的历史瞬间: liuxiaod 2010-1-9 12:49; 1930 年，物理学家恩内斯特卢瑟福：通过打碎原子来产生能量是不合算的。任何希望将原子嬗变转化成能源的想法都是空想。 1926 年，物理学家李德福斯特：电视从理论和技术而言是可行的，从商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它只不过是浪费时间的梦想。 1880 年，开尔文爵士：X 射线是个骗局。（摘自丁肇中的演讲）; 个人分类: 教育|1804 次阅读|3 个评论

对研究宽容，对结论严谨-为民间科学工作者争取一片天: 热度 1 wangyong77 2009-3-20 22:47; 对研究宽容，对结论严谨-为民间科学工作者争取一片天许多人对民间科学工作者不屑一顾，鄙视至极，满怀傲慢与偏见，称他们为民科和科妄，最近随便看看，发现很多鄙视性的言论：我们很多人不喜欢科妄（或者说，民科）。但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少有人怀疑民科的精神。我们之所以不喜欢科妄，其中一条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缺乏科学探索的专业方法而漠视前人的工作，另起炉灶，自创体系；他们的学说大部分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这个人再固执一些，胡搅蛮缠，与之讨论那就是浪费时间了。据我的观察，中国科学家有两个极端，一是迷信权威、仅能做些跟踪性的工作；二是胡乱挑战权威，例如那些停留于叫喊层面上的、否定量子论和相对论的人。所以我说，中国不仅缺少有思想的科学，也缺少有科学的思想。这些话显然很不符合实际，比如那些停留于叫喊层面上的、否定相对论的人，至少我就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胡清桂的相对论错误证明至少和专家辩论过多个回合，而专家的反驳尚不见很强的说服力。实际上，这类的争论有许多可以看出学术界有些人过分的高傲，我认为是半瓶子晃荡造成的，这些人往往会一些理论的局限性视而不见，缺乏认识。说：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缺乏科学探索的专业方法而漠视前人的工作，另起炉灶，自创体系。作者可能说民科没有专业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人很高傲，所谓科学训练最好的是中学的时候，到了大学以后，这些理论相反非常不严谨，随意起来。有时候前人的工作本身也有局限性，而现在许多半瓶子晃荡的人是不能发现这些问题的，相反，他们以自己学习了一些高深理论而目中无人，即使这样的专业知识，也是建立在简单的推理的基础上的。一个学习了理论的人，不一定懂它的局限性，一个没有学习专业知识的人，也不一定不能够自悟。其实谁都会犯错误，爱因斯坦也有一些错误，民间科学工作者的错误会更多，这就需要我们采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研究，当然，也要严格审核、检验他们的理论。因此我建议，第一，设立低门槛的开放获取论文的网站，先发表，论文在网上悬挂一段时间，经过广泛的讨论、辩论和评审后再对论文下结论，实际上被误判的论文在科学史上不少见。第二，对民间科学工作者公平的地位，能够公平地，平等地和专家学者辩论。第三，对于他们少一点鄙视，少一点苛刻，多一些宽容。对于他们的结论应该论证和检验，路遥知马力，把他们的观点适度公开，适度延长评审检验的时间。我相信他们也会经常犯错误，而且比专家错误的概率要高，但是，要适度宽容。只要不是无理取闹，有理有据的辩论，就不要过于封杀。这其中也有顽固不化，胡搅蛮缠的就不要支持他们。第四，给予适度的资助，对于他们的精神给予鼓励，而不是诽谤。相信人民的智慧。第五，一定要认识到有时候似乎错误的却是正确的，似乎矛盾的却是自恰的，似乎正确的却可能是错误的。学了科学和西医的人往往会排斥中医，认识到了量子粒子性的人往往会认为量子不可能有波动性。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要轻信和迷信科学，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昔日物理学界两片乌云导致了两个理论的诞生，今日难道没有乌云吗？第六，不要动不动伪科学的，其实对于科学的迷信才是最大的伪科学。没有对科学的批判，就很难有重大的创新。其实许多有突出成绩的人不一定是专业人士，所以，我才建议基金不仅要支持专业人士，而且要支持有实力的农民和非专业人士，不要鄙视他们。我也建议学术界能够学会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学会互相交流，专业也有专业的优势和弊端，而非专业也有非专业的优势和弊端，平等待人，学会谦虚。或许专业人士会有浪费时间的感觉，如果不能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你至少不要打着科学的幌子压制别人的想法。专业知识应该用在应该用的地方，而不是把它当作花瓶装点门面，香农就批评过这样的。附上香农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位真正的学者是如此谦虚，小心，他还认为批判才能有重大的创新。香农的一篇文章; 个人分类: 支持民间科学工作者|2055 次阅读|9 个评论

启发大家发现一些很难发现的局限: wangyong77 2009-3-13 20:41; 这篇文章指出，概率论中，忽视了概率本身往往也是随机变量，假如大家以此类推，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许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起来。我们经常把随机的数当作确定的数，而把多重随机的数当作随机变量，或者是确定的数，这样必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此类推，可能现实中更多的东西是随机的，比如某个理论它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可能此时符合理论a，彼时符合理论b，等等，当然这把问题都弄得复杂起来了。在比如，我们建立的一些模型，可能此时符合模型a，彼时b，在比如采用的方法，可能也是随机变量，采用的运算符号，也可能是此时加，彼时减，当然还可能是更加抽象的运算，一次推下去。可能一切都是不牢靠的了，以前许多东西要重新开始考虑了。论概率的相对性摘要：指出了现有概率论的局限性，它没有认识到概率的如下特点：首先，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先验概率本身也是条件概率；其次，概率未必绝对是固定的，可能是随机变量；还有，概率是随着已知条件的增加而进化的。最后，概率是复杂相关的。同时分析了概率论在应用中的一些问题。关键词：概率论；相对性；条件概率；信息论引言目前的概率理论并非可以解决所有的概率问题。比如对事件的概率，可能不同的条件，或者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概率，那么应当如何来综合和折衷，概率论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研究源于概率论本身具有局限性，目前的概率论是以柯尔莫哥洛夫（kolmogorov）公理系统为基础的。该公理系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菲纳特和熊大国等学者指出了该公理系统的一些缺点和不足。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概率论本身在许多时候也是有前提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概率问题，而其中有一个根源在于概率值完全可能是随机变量，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概率论的局限性分析目前的概率论中，没有考虑到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般在指定一个条件B的情况下会给出事件A的条件概率值P(A|B)，但是有时候条件概率值P(A|B)往往是未知的，而且可能还是随机变量，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确定的值。一旦条件概率是未知的时候，我们解决多个条件下的概率问题就无能为力了，比如已知P(B) ，但是P(A|B) 未知，则可能无法求解P(AB)。概率是用来描述随机现象的，但是概率本身也可能是随机变量，但是我们的概率表述中往往是给出一个定值，这造成许多概率的理论应用中，都把概率当作一种固定值来考虑，进而会有许多局限性。我们从一下几个角度来分析概率论的局限性和概率的相对性：首先，概率论中，把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绝然分开。实际上，这种先后都是相对的。比如先验概率也是在某种情况下才能得出的，有一定的已知条件，否则概率的来源就没有基础，当然已知先验概率的分布本身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条件，这个条件可以表述为：已知各种可能值的先验概率分布分别是多少。此外，还存在多个条件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它们的先后关系是可以互换的。假如我们对一个事件一无所知，那么它有几种可能的取值都不知道，别说这些取值各自对应的概率了，可见，我们得出的先验概率也是基于已知的条件的，先验概率也是一种条件概率。认识到概率是相对于相应的各种形式的条件的性质有助于在分析中有意识地、仔细地去认定每一个存在的条件，将不同的条件区分开，而不是混为一谈，从而能够有效区分相应的各种概率。实际上有时候由于条件的隐蔽性，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许多条件的存在。其次，有些条件下，概率并不是固定的，概率虽然是描述随机不确定性的，但是，概率本身也未必是确定的、恒定的，它也可能是一个随机变量。现实中不确定的事件往往比确定的多。概率也有自己的随机不确定性，好比导数也有自己的导数，多阶导数等。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概率的不确定性：对某事做实验，得到了它各种结果（可能值）发生的概率，但是实验的结果与理论上的概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对此事及其结果发生的其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仅仅知道实验的结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权宜地采用一个不是很可靠的概率，我们以此为条件，则可以得出事件可能结果发生的理论上的概率是一个以实验得出的概率（或者接近该概率）为中心的一个随机的分布。这说明在某些条件下概率是不确定的。再比如，当我们以不可靠的方式得到某事发生的各自可能的概率分布的时候，理论上的真实概率依然是以这个概率为中心的一个随机分布，此时概率并不是确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增加了一重随机不确定性。有时候容易产生概率是定值的看法可能是源于：把某种概率是定值的情况作为基本的前提，然后认定概率是不变的，比如抛硬币的正反概率（不考虑硬币正反不同造成的影响）。有时候，还会有不区分条件的变化，把此条件的概率当作彼条件下的概率，从而导致错误。认识到这种概率的随机性，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概率论的框架，不再把随机的值当作确定的值，把未知的值当作已知的值。现实中，我们得到的条件和信息往往不是绝对可靠的，则真实的概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我们用这些条件和信息得到的概率来取代真实的概率是具有一定相对性的，或者说是不可靠的。许多情况下，可以得出概率的平均值，那么我们是否知道概率的平均值就可以了呢？我们可以在举例说明：还是实验的例子， A和B对相同的某事做实验，都各自得到了它各种结果（可能值）发生的概率，但是他们得出的概率恰好一样，其中A只做了10次实验，而B做了一万次，虽然他们得到的各种取值（结果）的概率一样，而且我们根据他们各自的结果都可以判断某事的各种可能的概率是围绕在他们两个的结果附近分布的。但是，B的结果平均情况下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结果会更加靠近真实的概率（我们假设某事各种取值的概率是确定的）。可见，知道概率的概率分布特征，即事物的双重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可靠性分析有价值。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人因为对抛硬币的正反情况一无所知，所以，他干脆猜测是抛硬币后落地的正反的平均概率是相等的，这样公平一些。而有人根据硬币的对称性（基本可以认为是对称的），从理论上分析得出硬币正反的结果平均概率是相等的，而另外有人根据自己 100次实验的结果（恰好是等概率的）而认定硬币正反的平均概率是相等的。虽然此时他们认定的平均概率都相等，但是其意义显然完全不一样。再次，概率是随着已知条件的增加而进化的，概率值是相对于我们的已知条件的。波普尔和达尔文都有进化的思想，概率也是根据条件来进化的。已知条件越多，概率就越可靠。另外，好比人对事件的了解往往是从未知到已知的，对某事发生的概率的了解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确定到确定的。比如抛硬币的概率，如果对于当时的情况不了解，根据硬币的基本对称性，我们可以认为正反概率都是 0.5，但是如果知道了抛硬币中的所有决定因素，则其正反是确定的，在抛硬币的过程中，所有的作用力、初始的速度和位置、地板的情况等因素将可以决定硬币的正反，当然可能我们的已知的条件有限，尚不能知道所有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条件下其概率可能也可以得出一个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的条件都是不完备的，在这些条件下概率可能是随机变量（如上面实验的例子），也可能是固定的值。假如我们不能得到更加完备的条件，但是要去求完备条件下的概率，则此时不能不权宜地依靠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得出的概率，此时的概率至少会增加一重随机不确定性，则此时的概率可能是多重随机、双重随机、或者是随机变量。对事件的了解从不确定到最后确定，是因为已知的条件发生了改变，概率随着条件发生了改变。认识到这种逐步进化的相对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并且应用概率论，认识到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到确定的改变本身也是一种概率的演化。现实中，我们往往知道事件的片面的条件，所以得到的概率也是片面的，相对于我们的不完备的已知条件而言的。最后，现实中的概率比目前概率理论中复杂得多，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比如关于股市涨跌的概率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第一，假如有人根据股市的现在状况，包括股民的心态，总结出了股市的动态概率的规律，一旦有人了解到此规律，并且充分利用此规律来炒股的时候，股市的规律将会变化，比如如果大家只是简单从众，可能股市涨的时候就更涨，跌的时候更跌，一旦到跌的时候，就很惨，但是如果通过研究发现股市物极必反的规律，大家就会规避，在涨到一定程度就收手，这样股市的规律就会改变了，从而相应的概率就会改变。第二，还是从股市来说，如果大家都是不了解其他股民的决策，特别是以后的决策，可能就会分析股市的涨跌，如此可以得出股市的一个涨跌概率，但是如果了解其他股民未来的决策，就会根据相应的决策来决定自己的最优决策，从而此时的股市涨跌概率将会改变。第三，由于股市的变化是取决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包括股民和上市公司的运作情况，而且这些情况互相影响和作用，股市的涨跌概率也是一个多重不确定的量。以上方面可以说明概率的复杂性。但是由于概率理论没有考虑足够复杂的问题，一些公式，比如全概率公式、 bayes公式，都是把条件概率作为已知的，固定的值来看待，这往往带来一定的局限性，从而，生硬死板地应用这些公式，导致一些问题。从以上的一些分析也可以看出，条件本身也是多样化的，而且它们对于概率值的制约也是多样化的，不能简简单单用条件概率来表示。比如，条件还可以是实验结果、定理、规律、知识、常识、语言的翻译转换方法、语法、编码的方式、信息的可靠性等，这些都可能不能完全地决定某个概率是一个确定的值，而仅仅是制约它，或者给出一个大致的概率分布，特别是当涉及到语义的时候，编码方式、语法、定义等这些往往是公认的、基础性的，隐含的条件，由于它们的公认性，所以具有隐蔽性，往往不以为是一种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往往本身可能具有歧义和不可靠性，这会使得概率值更加复杂，具有多重的随机性，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且认识到其可能带来的多重随机不确定性，就可能得出一些悖论。再比如，如果我们用一种方法得到某一事物发生的概率是固定的值 P，但是，我们根据研究发现，这一个方法并不是可靠的，那么真实的概率值可能是在P的附近波动。还有我们从某人那里得到了一个信息，但是从更加可信的途径得到这个人的不是绝对信息的可靠的，则相应的信息表达会更加复杂。概率论在应用中的一些问题传统的概率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一种绝对概率论，但是由于理论的不完善，没有充分认识到概率论的相对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中，往往不觉陷入一种绝对的概率论的思路中，它没有认识到大多数情况下概率是介于确定和完全未知之间的，因此可能具有随机性，乃至多重随机性。一旦考虑概率的随机不确定，概率论的许多公式就可能需要修改，或者必须增加概率是确定值得前提条件，因为许多公式实际上是将概率当作固定的值对待的。概率论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是信息论。信息论中，利用概率论的时候，也往往利用以前概率论的模型。假如概率是不确定的，这信息论的一些公式就无法进行计算。上面我们提到了，当一个消息不可靠的时候，它的概率可能是随机变量。香农很难得地认识到了事件的不确定性，但是没有注意到到概率本身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比如如果这个信息是不可靠的，那么可能它的概率不是一个定值，而是一个随机变量，也可以说，香农的随机不确定性的本身也是有随机不确定性的。实际上目前的超熵理论，也是在研究这个问题，超熵就是熵的熵，更加通俗地说是随机不确定性的随机不确定性。不过还不能确定概率的不确定性用超熵来表示就是正确的。问题的展望和推广从概率的表达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看到，概率值可能远远不是固定的值，也不是单纯的随机变量可以表达的，假如无限重的随机性都考虑进去，将是无法表达的，而且也不便于进行许多研究的，目前概率论的这种简化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限制了各种数和值的自由度。除了概率的值，可能许多的值和变量，也是具有多重随机不确定性的。以此类推，可能现实中更多的东西是随机的，比如某个理论它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可能此时符合理论a，彼时符合理论b等等，当然这把问题都弄得复杂起来了。再比如，我们建立的一些模型，可能此时符合模型a，符合模型b，再比如采用的方法，可能也是随机的，采用的运算符号，也可能是此时加，彼时减，当然还可能是更加抽象的运算，以此推下去，可能许多我们当作是确定的对象都是不牢靠的了，以前许多东西要重新审视其局限性。进一步这一问题也启示我们，当我们用很简单、规范、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表示、描述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会砍去问题的许多自由度，或者对问题进行五花大绑，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而且有时候往往很难被发现，不仅仅是变量和概率值，还包括模型、理论、采用的运算等其他更加复杂的对象，都可能有多重的不确定性。可见我们既要看到简化问题带来的便利，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和忘记它带来的局限性。结束语概率的这种随机性是广泛存在的，现实中，我们往往是在不可靠和不完全的情况下得出的概率，可能得到的概率是相对的，与真实概率有差距，而有时候不得不权宜地参考这些相对正确的概率。研究概率这种相对性，有助于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本文分析了这种概率的相对性，但仅仅是抛砖引玉，针对这类问题还有大量的新问题尚需要研究，比如关于信息的可靠性和信息的完备性相关的理论研究。。这两类的问题除了在概率统计领域广泛存在，而且在其他的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提出的相对性问题不仅仅利于概率论理论发展，还利于促进其他的应用性学科发展完善。; 个人分类: 学术研究|3931 次阅读|5 个评论

边界思考: jlpemail 2008-3-28 08:04; 在一个小圈子里呆久了，难免产生出去的冲动。即使是西天取经路上的唐长老，也无法完全做到心静如平湖之水。边界以外的世界是未知的，可能充满危机或者危险。但是，有突破小圈子的愿望，唐僧会忍不住在二徒弟的鼓动下，轻易地跨越大徒弟费力划出的圆形边界。这种边界的跨越，产生的是跨越者无法预料的心惊肉跳的结果。即使受到埋怨，即使自己不只一次地后悔，还是有不止二次的再次跨越边界的想法和行动。这和钱钟书先生从西方移植来的围城思想不完全雷同，却有相通之处，都有突围的意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跨越比唐僧的跨越复杂艰难了若干个数量级。不是简单的一步就可以做到的，不是轻易的行动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一经跨越，边界就消失了。这样的边界似乎无法消失，在我们跨越的时候或者以后，新的边界其实又产生了。有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有时意识到了，暂时却无法改变事实。事实是，旧的边界的突破，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新的边界出现了。边界不可以问题代替，因为边界的存在包含的不仅是问题，还有其他因素。在边界处思考，思考关于边界以及不同边界内外的问题、意义、思路和方法，是有些挑战性的。有时，我会觉得不断在边界、在两个不同领域、集团、阶层等之间穿梭，虽然疲倦可是总有新鲜的感受，总有新的景象。假如有这样的条件进行穿梭，即使疲倦也值得。在边界的 A 面思考 B 面，在 B 面回望 A 面。可以产生双重否定或者双重超越。这样的效果，自然比单纯一个角度的思考、考察更具备立体感和真实性。当然，面临的困惑也许更多。那些被边界内外双方各自以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边界思考者也会产生疑问。那些正常的东西是否正常？那些以堂皇的面孔出现的是否与其内在本质一致？那些被双方都认为异常的现象是否合理？或者不被边界双方认可的，是否反过来说明，双方都有问题？也许，恰好是：被双重否定的、无家可归的思想、思想者，是正确的或者特异的。正因为其特异处，才遭到了双重否定。类似于寓言中的蝙蝠，既不被非禽也不被野兽接纳，非禽非兽的思想者、行动者或者探险者或许更具备思想价值以及行动价值。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双重否定也意味着双重肯定。蝙蝠被禽归为兽，被兽归为禽。从异己者的异己角度看待，就是自己了。这也许就是其独特价值所在？边界处的思考可以有诸多角度，九百字的叙述，自然仅仅是个开始。; 个人分类: 科学书场|2989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局限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