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学部

标签: 学部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院士大会学部主席团报告为“学部平台办刊”指明方向: 热度 1 sciencepress 2016-6-7 17:05; 2016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科院院长、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礼在会上代表第七届学部主席团作了题为“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工作报告。报告对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学部工作的基本思路以及未来两年的重点工作。报告用近500字的篇幅总结了在过去四年里，发挥学部平台办刊优势，积极探索“两刊”（《中国科学》系列刊物及《科学通报》）办刊新模式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 一批年富力强的院士出任各辑主编，并牵头组建国际化程度更高的编委会，新一届编委会中海外编委的比例超过了30%，使“两刊”更具国际视野和办刊活力； ► 地学部常委以全体常务委员加入《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编委会的形式，促进了常委会与编委会的沟通与联动，使学部常委会对“两刊”工作的指导更加具体和直接； ► 通过院士向“两刊”投稿、组稿和审稿来体现学部办刊的作用，近4年“两刊”发表院士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稿件共四百余篇，2015年新当选院士多数都已接受了编辑部的投稿邀请； ► 广大院士还通过发挥自身学术影响力来支持“两刊”发展，推动了材料科学辑的新刊创办，促成了生命科学辑与美国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合作办刊。目前，“两刊”的稿源质量有较大提升，稿件的审校和编辑出版质量、出版周期等显著改善，全文国际下载量提高了4倍多，各辑的学术指标在同学科排名中总体上升一个分区，学术影响力明显提高。根据最新的JCR统计数据，数学、化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等辑的期刊影响因子已接近国际同类期刊的前1/3水平，《科学通报》接近前1/4水平，总引频次超过一万次，位居国内SCI期刊之首。报告中提到，发挥学术引领作用，既是学部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的重要职能，也是学部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职责要求。四年来，在广大院士的共同努力下，学部以办好“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和“两刊”为载体，逐步形成了学术活动的高层次、引领性、探索性的优势和特点，两年来举办了“技术科学论坛”、“地球科学前沿论坛”等29场学术交流活动。在谈到未来两年的重点工作时，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和改进“学部平台办刊”工作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提升院士和全国科学家参与办好“两刊”的责任感、荣誉感和积极性；要更加注重策划组织体现学部高层次、引领性、探索性特色的学术研讨和论坛活动。《中国科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关注请加： scichina1950 / 中国科学杂志社或长按识别二维码：; 个人分类: 《中国科学》杂志社|2972 次阅读|1 个评论

假如中国工程院设立科学传播学部: 热度 29 xuxihb 2016-3-22 14:50; □要建立科学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渠道，激励一部分科学家主动参与到科学传播事业中来，让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维一同助力中国成功转型。基于本文思想缩写的小文昨日已在《人民日报》作为“科技杂谈”发表，承蒙赵永新编辑取名“多些《十万个为什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03/21/nw.D110000renmrb_20160321_2-20.htm 对于科学传播，我以前只是从绿豆汤谣言、 PX 项目事件感受到国人需要普及科学知识。前年写过一篇为转基因技术辩白的小文章，招至网上几十万人次的围骂。这一经历让我长了个教训：在中国说出多数人不愿相信的科学真相是要冒风险的。不过那时我倒并没觉得有多严重，有些事如果一时推广不开，不妨慢慢等待大家能够理解。直到去年一次会上，听到一些官员关于雾霾的高论，我感到问题是严重的。其中一位说，你别老讲雾霾危害，其实大数据表明，现在人均寿命比二十年前显著延长，现在雾霾重了，以前没有雾霾，结果怎样？我们活得更长了！我竟然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但终于明白有些官员心里根本没有把雾霾当回事，因为他们自有更高明的依据。我想，老百姓有些事一时没搞明白，也就是花一些冤枉钱上一些“大师”、“大神”的当。可是，为官者没搞懂基本的科学道理那会让谁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遭冤枉罪？譬如, 一些官员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冷漠，这有利益驱动的因素，但更有缺乏科学认知的因素。无论对于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普及科学知识十分重要。比普及知识更高层次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的传播。这两种东西在中国文化中先天不足。从政府的科学决策到民众的理性判断，科学滋养必不可少。科学传播的更高境界则是吸引一大批粉丝投身科技创新、选择科技事业。这正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依靠创新驱动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所在。为此，首先要利用学校教育传播科学，特别是不应放弃从高中到大学文科学生的科学普及课程。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有面向全民的科学传播体系。虽然政府加大了科普投入，科协等部门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加大科普力度，但成效难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高水平的科学传播人才队伍。一方面，媒体从业人员缺少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科学家队伍普遍看轻科学传播工作，大多数人也写不出优秀的科普作品。其实科学传播是可以做到极高水准的。历史上一些卓越的科普著作甚至启迪了一代科学家的努力方向，深刻改变了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全世界几乎没有“环境保护”的概念，是一部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改变了一切。美国人蕾切尔 · 卡森本是一位文科生，有文学硕士学位，又进入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读研究生，后来在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供职，成为知名科普作家。正是这样一个文理兼备的人，她研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才写出《寂静的春天》，让全书既有科学的论证，更有散文的笔调，读来趣味盎然。除了卡森，历史上还有若干天才科普作家，像写出《趣味物理学》的别莱利曼，写出《元素的故事》的尼查叶夫。同时，也不乏科学大家写出传世科普著作，像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现代地球化学奠基人费尔斯曼的《趣味地球化学》、霍金的《时间简史》等等。世界十大科普著作中，俄罗斯独占三席（出自费尔斯曼、别莱利曼、尼查叶夫），这与前苏联在思想并不充分自由的年代仍然取得辉煌科学成就不无关联。科学传播对于中国，不仅是科学和文化，甚至还是一种政治。如果中国早有一部家喻户晓的《没有生命的长江》，可能就不会一度形成长江沿线的大开发态势了。如果中国早有一部众所周知的《 PM2.5 的故事》，也不会等到雾霾围城才回头搞去产能、调结构了。问题是，我们除了组织科学家编写《十万个为什么？》，何时能产生科学传播巨匠，用科学之光启迪智慧、普照民众？杰出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的产生既有个人天分的因素，也有科技发展环境和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坐等天才降临和科学发达的一天只能是本末倒置。为此，中国应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一条科学传播人才培养和激励的道路。第一，应建设科学传播人才培养和就业体系。要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设置理科专业，加上文理双学士、理工科毕业生攻读新闻传播和其他文科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等途径，培养起一支专业化的科学传播人才队伍。但是，如果没有就业途径，就不会有年轻人愿意选择学习科学传播。一要对各类媒体设置科学传播从业资质门槛，逐步要求必须有理工背景或者跨学科背景的新闻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二要鼓励科学传播题材的创新创业活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三要在国立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置科学传播岗位。通过这些渠道解决科学传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出口。第二、应激发科学家们参与科学传播的兴趣和责任感。科学技术专业人才普遍看轻科学传播，不把科学传播当成有水平有内涵的工作。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促使科学工作者主动参与科学传播工作。政府的科技投入来源于税收，承担纵向科研项目的科技工作者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所从事的研究以及相关科学知识。建议在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项目中设置科学传播子课题，把传播科学作为申请和验收这些项目的必备内容。另一方面，科学传播是一项意义深远、规模浩大、难度很高的工程，是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的一种功能性延伸。对于在科学传播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譬如，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工作，显著提升了国民科学素养，改变了公众成见使重要科技新产品得到接受和推广，支撑了国家重大决策，启迪了一代青少年甚至科学界在科学技术上的努力方向，我认为应该有资格获得院士级的终身学术荣誉。如果中国工程院设立科学传播学部，或者与工程管理学部合并设立工程管理与科学传播学部，那么，科学传播将成为许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把中国的科学传播工作做好，一方面要培养专业人才队伍，解决好就业出路，另一方面也要把科学家们调动起来，让他们既有义务、有兴趣，也有成就感、获得感。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体系将会让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维一同助力中国成功转型。; 个人分类: 科学文化|7008 次阅读|41 个评论

中科院学部咨询报告摘要 |应对中国老龄健康的挑战和对策: 热度 2 sciencepress 2015-11-30 08:43;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寿命延长，我国快速地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一、中国老龄化现状（一）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速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欧洲用了近80 年时间，而在中国仅仅用了20 多年的时间。截至2013 年年末，中国大陆有2 亿多60 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14.8%，规模超过欧洲老龄人口总和。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尤其明显，例如，截至2013 年年底，上海市户籍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387.62 万，占总人口的27.1%。由于农村庞大的流动人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城市，2011 年的统计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从2011 年到2015 年，全国60 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 亿增加到2.21 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 万；老龄人口比例由13.3%增加到16%。到2030 年，中国65 岁以上人口占比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此外，中国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也有明显的增加，近10 年来，中国80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已经超过2000 万；上海市目前有80 岁及以上高龄老龄人口71.55 万，占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18.5%。到2050 年，中国80 岁以上高龄人口将占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三成左右。（二）老龄人口的健康问题更加突出随着人口寿命的增加，老龄人口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医学界公认，年龄是慢性病发生的最主要危险因素，年纪越大，发生慢性病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前，中国老年人群正面临着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代谢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各种重大慢性病的巨大威胁，据统计，中国60 岁以上老年人余寿中有2/3 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2009 年发布的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指出，2008 年调查地区居民年老年人（≥60岁）的慢性病患病率城市为53.2%，农村为38.9%。每年花费在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和相关费用远远超出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据有关数据预测，2015 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中用于老年人的卫生费用将占到一半左右，达到20 456 亿元，占同期GDP 的3%；2020 年将增至42 731亿元。因此，健康老龄化不仅关系老年人自身的利益，也显著地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慢性病通常难以治愈，疾病的预后很差。因此，人们认识到抗击慢性病的最佳策略是，对慢性病进行早期监测与早期干预。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保护健康方面，开展健康管理、亚健康监测与干预。在原卫生部2012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抗击疾病的关口前移，把过去以疾病治疗为主的临床医学模式向早期监测和早期干预为主的健康医学模式转变，从而达到保护人群健康，有效遏制慢性病流行的目的。显然，“关口前移”的策略对于健康老龄化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除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的情况外，由于自然衰老呈现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目前已经有3750 万人。预计到2015 年，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000 万人。在失能方面，4.0%的老年人长期卧床；7.3%的老年人很难听清楚；14.5%的老年人说话有困难；4.3%的老年人视力存在极度困难。目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生活起居需要照顾的比例已经分别上升为14.1%和12.8%。显然，照顾这些失能人群的维护成本和护理人员资源对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显著增加老年健康人群在老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延长健康期，缩短带病期和失能期，尽可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状态和自理能力，就将在相当大程度上解决我国老龄化社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是这样定义的：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 即人的健康主要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三个方面。一般认为，社会适应性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健康主要是指“身”、“心”两个方面的健康。基于这样的认识，本咨询小组将调研的重点放在分析目前中国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态和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在维护和促进老年人健康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家庭赡养人的数量和能力远不能满足居家养老的巨大需求目前把“居家养老”作为中国老龄社会主要模式的策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家庭赡养人的数量和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居家养老的巨大需求。当前我国已经出现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特征。2010 年，我国家庭平均人数为3.1 人，2030 年将缩小到2.6人，到了2035 年，对于每两位老人，将仅有1 名孩子。此外，由于年轻人异地工作等社会流动性的迅猛发展，父母与子女异地居住的空巢家庭也在迅速增加，目前全国城乡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接近50%，达9000 万。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严峻的赡养人数量匮乏的困局。（二）支撑居家养老的资源和服务非常有限中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未富先老”。国家和社会用于支撑居家养老的服务资源和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我国在1997 年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目前该项制度正在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从目前全国养老金收入和支出来看，基金缺口逐年加大。随着未来老年人数量的迅速增加，国家财政和社会养老资金需求压力会越来越大。中国在2010 年大约5 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 个老人，而在2020 年将变为约3 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人，到2030 年则为约2.5 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 个老人。在21世纪后50 年，社会总抚养比迅速上升，达到80%以上，意即每10 个劳动年龄人口至少抚养8 个人。也就是说，用于赡养老年人的费用将在中国社会未来产生的GDP 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三）居家养老模式未考虑老龄健康的需求目前我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居家养老的模式没有充分考虑老龄健康的需求，而大量的科学数据表明，“宅”在家里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内一项调查表明，老年人不去参加社区组织和居委会活动等各种社会聚会的比例高达61.71%。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和朋友在一起比和家人在一起更为愉快。在预测生活满意度时，朋友关系比家庭关系更加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相对空巢老年人功能退化更严重。老年人受到过度的照料，造成老年人过度依赖他人，导致过早的废用性衰退。人类最重要的特征是社会性。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对维护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态非常重要。拥有高质量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自尊和幸福感。因此，需要改变现有的养老模式，建立一个有利于维护和促进老年人健康的新型的社区家庭老年互助合作制度，以此为抓手确实促进老年健康人群占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尽可能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老年人群的整体自理能力，并有效地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三、建立新型社区家庭老年互助合作制度我们认为，应该把家庭个体养老资源和社区及社会养老资源紧密整合起来，把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受助式养老”的居家养老模式，转变成基于社区或村庄的“集中互助式养老”的社区家庭互助式养老新模式。（一）健康型养老这种社区家庭互助式养老新模式有助于健康型养老。通过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整合，把彼此熟悉的老年人以适度规模组织起来，避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完全“宅”在家里，帮助老年人与不同的人群交流，延缓认知功能减退；同时老年人又不需离开自己的住所和熟悉的环境，能够经常与家人和朋友、熟人进行互动，能够使得老人有机会生活在丰富的环境内，获得心理和感情的良性沟通。更重要的是，老年人通过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相当于进行了适宜的身体锻炼。（二）主动型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模式的另一要点是主动型养老。通常是由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行动不便或空巢的老人提供上门探访、生活帮助、精神慰藉等各方面的服务。这种模式激活了社区中巨大且潜在的人力资源—低龄、健康老人，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和成就感，促进提供服务的低龄老年人与接受服务的高龄老人双方的健康老龄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养老护理与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三）互助式养老—“时间银行”支撑这种社区家庭互助式养老模式是建立在积极老龄化的新型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让老年人从目前单向的、被动的社会供养模式改成双向的，在接受社会支持的同时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把退休的人视为仍然对社会和他人有用，仍然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之人。为此，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采用一种当前在国际上流行的互助经济形式—“时间银行”作为支撑其运行的基本机制。在“时间银行”里，没有实物或货币形式的流通，时间是唯一的“货币”，将人们为社会和他人提供的服务用时间来量化；参加者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来储蓄“时间货币”；当自己需要帮助时，再从“时间银行”中提取自己以前储蓄的“时间货币”，以支付他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通过“时间银行”这个中介，人们能够实现劳动成果的延期支付，从而在社区达到互助共济的目的。这种新型的社区家庭老年人互助合作体应该采用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多方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和运行。首先，中央政府给予这个互助共同体相应的建设经费；其次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为这个互助共同体提供一定的运行费用或者补贴；再就是个人按照自愿的原则加入这个互助共同体，然后作为个人会员缴纳一定的费用。虽然国家和社会在前期需要为建设这种社区家庭老年人互助合作体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种体制一旦建成，就可能成为当前中国老龄化社会最为理想的养老模式。这种社区家庭老年人互助合作体制不仅充分调动和利用健康、低龄老年人的工作能力，为社区内行动不便的高龄或者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提供了“免费”的养老服务人力资源，而且让提供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获得了将来享受别人为其进行服务的“经济收入”。因此，社区家庭互助式养老模式能够明显地增加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并由此能够缓解国家和社会养老资金方面的压力。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中国科学院学部“维护中国老龄健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咨询项目组发布的《维护中国老龄健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立新型社区家庭老年互助合作制度》报告“摘要”。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45780-6 《维护中国老龄健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立新型社区家庭老年互助合作制度》在深入分析我国老龄人口健康现状，以及面临的家庭赡养人数量和能力远不能满足居家养老巨大需求、支撑居家养老资源和服务有限、居家养老模式未考虑老龄健康需求等挑战基础上，特别提出了建立新型社区家庭老年互助合作制度的建议，并对建立互助合作制度需要的支撑条件提出了相关具体意见。用您的手指点亮科学! 欢迎转发分享朋友圈，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点击文中书名、作者、封面可购买本书。;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3359 次阅读|3 个评论

中科院学部历史上的学科组: 热度 1 keyuanwangshi 2015-10-31 00:56; 王扬宗作为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学科布局涵盖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领域。为了充分发挥各学科专家在全院学术领导和学术评议与咨询工作中的作用，我院在不同时期，曾成立过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1950~1954）、学部学科专家组（1955~1966）和学部学科组（1981~1987）等专家组织。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学术指导、评议和咨询等工作，主要是通过各学科组进行组织实施的，学科组是各学部的主要工作组织，起到了全院分学科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学科专门委员（1950~1954） 1950至1952年，中国科学院聘请各方面专家250余人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分为数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类、心理、地球物理、地质、古生物、地理、天文、工学实验、近代史、历史考古、语言文字和社会经济等20组，对应于相应的研究所，对中国科学院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评议和咨询。按照《中国科学院各种学科专门委员聘任暂行办法》，各专门组主要研讨以下事项：（一）中国科学院各研究部门的工作计划、执行经过及其工作报告；（二）中国科学院各研究部门的高级研究及技术人员的聘任和升级；（三）中国科学院与院外研究工作的合作；（四）中国科学院对院外的各种学术补助；（五）科学发现发明和著作的审核；（六）国际学术合作。“中国科学院进行上列学术商讨时，得依其性质，随时向个别专门委员征求意见，或召开某一组专门委员会议或几组专门委员的联席会议”。学部常委学科组和学科小组（1955~1966）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原聘专门委员大多数成为学部委员，各学科专门委员的职责大都为学部委员所承袭。各学部常委会下设各学科组，如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常委会，分为物理组、力学、天文组、数学组、化学组。各学部学部委员还细分为学科小组，如物理学数学和化学部分为固体物理、光学与光谱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数学分析、几何拓扑、数论代数、力学天文、有机化学、无机和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11个学科小组。各学科组和学科小组，除本学部常委和学部委员外，还邀请院内外的其他知名专家和一线学科骨干参加。根据分工，有关全院性方针、政策，或全学部性的工作，如科学院远景计划、全国科学事业的规划、科学奖金的评定等召开全体学部常务委员会议讨论；而有关各所工作计划、学术会议，研究生培养教育等问题，则一般由各学科组或小组分别进行讨论，讨论结果经学部主任审核后，即作为学部常务委员会决议，或呈报院务会议，或交各所执行。国家科委成立后，借鉴学部学科组的经验，成立了科委各学科组，其中有一些组与学部的学科组人员大部分相同，有时即同时以两者的名义开展工作。学部学科组在1966年前，对于许多学科的规划和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学部学科组（1981~1987） 1979年学部恢复不久，各学部即酝酿恢复学科组。根据1981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制定的《学部工作简则》规定：“各学部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若干学科组或临时性的专题组。”1981年起，各学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学科组。其中数学物理学部设有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核科学等5个学科组，各学科组还根据工作需要在本组之下设有专业组（10个），参加该学部各专业组的中青年专家有160余人；化学部设有有机化学组，高分子及材料科学组，无机、分析及放射化学组，物理化学组，化学工程组五个学科组；生物学部共设有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农学、林学、土壤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医学组等10个学科组；地学部设有地理学、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大气物理学和海洋科学5个学科组；技术科学部设有冶金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自动控制、应用光学、机械学、电工学、工程热物理、土木建筑、水利学以及工程力学等13个学科分组。学科组是以学部委员为主体，充分吸收院内外在各学科一线工作的知名专家和学术骨干，在各学部领导下，完成各学部交办的学术领导任务的工作组织。学科组的任务包括：1.在学部领导和统一安排下，评议研究所，初审本学科的科学基金项目和有关成果，审议重点科研项目；2.开展学科发展研究，提出本学科领域学科发展动态、发展方向和任务的建议；3.开展本学科的重大学术活动，组织重大问题的讨论；4.承办科学院和学部交办的有关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各学科组都积极开展了活动，具体发挥了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1987年院部机关大调整，在各学部办事机构基础上成立专业局之后，各学部的各学科组相应取消，陆续停止了活动。由此造成全院学术领导架构缺陷延续20余年，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视。2012年以来，中科院推进实施“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学部的职能有所恢复，2013年中科院成立了全院学术委员会，学部组织各学科专家开展学科发展战略、开展专题调研和咨询评议，组织各种高端学术活动，加强了学部的学术引领作用。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科院或学部的组织架构中是否应常设学科组并完善相关制度，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中国科学报》 (2015-10-30 第6版历史); 5798 次阅读|2 个评论

学部春秋——纪念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六十周年: 热度 1 keyuanwangshi 2015-10-11 20:46; 概要：全片定位为纪录片，较为忠实地记录学部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贡献，约25分钟。将在中国现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几代现代科学家成长的历史背景之下，展现学部60年发展进程。全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现当代几代科学家与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关系；第二部分阐述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的发展，尤其是院士制度从无到有、不断改革完善的情况；第三部分展示学部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对我国科技事业的重大贡献。观众通过观看，可了解学部历史的基本情况，促进他们理解中国院士制度及其作用与贡献，院士们也可以从中感受一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视频网址： http://www.casad.cas.cn/doc/16246.html play 00:00 00:00; 34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部60年回溯：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的几个片段与初步思考: 热度 2 bulletin 2015-9-4 21:10; 111111 111111 精彩内容　　中科院学部自 1955 年 6 月 1 日正式成立，至今已走过 60 年的风雨历程。 60 年来，学部的变动之大，不仅中科院历史上少有，在世界各国科学院历史上也不多见。从 1955 年成立时作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到 1981 年确定为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再到 1984 年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性质和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3 年以来，中科院党组提出了构建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 “ 三位一体 ” 的发展架构，实现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的战略使命，学部原有的职能有所恢复。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中科院于 2014 年启动了以实施 “ 率先行动 ” 计划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学部承载着新的使命，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花甲轮回， 60 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里撷取学部历史中的一些片段，提供给关心中科院和学部的读者。回顾学部的过去，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学部的性质和使命，对于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完善中科院的组织体制，或许不无意义。 111111 111111 一、学部的前世今生 111111 学部的由来 111111 学部成立于 1955 年，但类似学部的组织则由来已久。中科院的前身之一中央研究院于 1935 年设评议会，起到了全院乃至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的作用。中科院成立之初，曾有保留评议会之议，后来改设各学科专门委员。 1950—1953 年，先后聘任了 252 名院内外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作为学术顾问。由于种种原因，专门委员作为一个组织形式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就工作性质和作用而言，专门委员是学部建立之前进行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一种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学部委员的前身。专门委员的分组基本上一一对应于建院初期的近 20 个研究所（包括筹建研究所），随着院属研究机构的快速发展，即显得学科面较窄，不足以支撑有关工作。因此，到了 1953 年 6 月，在调研世界各国主要国立科研机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借中科院访苏代表团回国之际，中科院党组提出了建立学部以加强全院学术领导的构想。经过近两年的筹备， 1955 年 6 月 1 日，中科院在北京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宣告中科院学部正式成立， 6 月 3 日，公布了 233 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应当指出，中科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 “ 苏联模式 ” ，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组织架构。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体制是典型的 “ 苏联模式 ” 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优秀专家的学术主导作用。 “ 文革 ” 前的中科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　　学部委员制度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由于 “ 反右 ” 和 “ 大跃进 ” 等运动的干扰，学部委员的职权和性质未能明确。但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是中科院的科研业务管理部门， “ 文革 ” 后期发展为业务局。 111111 学部历史的分期 111111 1955—1966年：学部发展早期阶段该阶段学部定位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分学部领导各学部所属研究所的科研业务工作。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学部下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领导。学部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由于学部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因此，学部实际上是全国最高的学术领导和评议机构。随着学部的建立，中科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学中心。　　这一时期，学部和全体学部委员在制定中科院 “ 十五年规划 ” 和我国第一个 “ 科学技术远景规划 ” 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使中科院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学部在中科院的学科布局、学术评议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1983年：学部发展的新时期 “ 文革 ” 刚开始，学部就被当作 “ 专家治院 ” 的所谓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而被撤销了，被迫中止活动 10 余年。 1979 年 1 月，在 “ 科学的春天 ” 的大好形势下，国务院批准学部恢复活动，次年通过民主选举增选了 283 位学部委员。 1981 年 5 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明确了学部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学部委员投票选举产生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实现了从行政化领导为主向以学术领导为中心的转变，确立了由科学技术专家担任全院领导的新体制。在此期间，学部以学术评议为工作重心，包括评议研究所、参与制定全院和全国科技规划、复审全国自然科学奖请奖项目、评定科学基金项目、审定全院研究生学位授予、评审中科院重点课题、组织重大攻关项目、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对中科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1993年：学部职能转变，向院士制度过渡时期为适应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 1983 年底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在体制方面，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学部定位和职能，将中科院主席团改为学部主席团，实行院长负责制。在 1984 年 1 月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这是学部发展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和决策权被剥离，学部的工作重心从学术评议转为以学术咨询为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广大学部委员为国家科技发展和宏观决策提出了大量重要的咨询建议，包括启动 “863” 计划和建立中国工程院等，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1 年 10 月，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在停顿 10 年后，增选 210 人。 1992 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试行）》，从此，学部工作走上了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1993 年 10 月，国务院决定将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改称为 “ 中国科学院院士 ” ， 199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这一决议，从而完成了学部委员制向院士制的过渡，我国的院士制度由此确立。 1994年至今：院士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完善时期 1984 年以来，学部的定位没有变化，学部的职责和使命进一步明确，即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对学科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院士制度建立 20 多年来，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 1994 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选举产生了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 1998 年 7 月，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对年满 80 周岁的院士授予中科院资深院士称号。最近 10 余年来，院士增选工作也在不断改进。尤其是从 2007 年起，当选院士的得票率提高到 “ 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 ” ，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院士学术标准。近年来，学部全面推进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成效卓著。如组织广大院士围绕全球性重大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问题等，积极开展咨询研究工作，许多意见建议被党和政府决策采纳，为推进国家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 “ 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 ” 发展战略的实施和 “ 三位一体 ” 架构的发展推进，学部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学部的职能也在日渐提升。例如，学部加强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2013 年成立了全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加强了学部的学术引领和智库职能；在科教融合方面成立了以院士为主的教学督导评议委员会和学科群学位评定委员会等。 111111 二、学部曾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 111111 中科院成立后，体制建设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在领导体制上，建院初期以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为主，专家作用受到抑制。学部成立后，党政和学术组织逐步健全，全院体制基本确立。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各所党政领导组织和人员变动频繁， “ 文革 ” 中甚至一度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1979 年 1 月恢复学部建制时，正值 “ 科学的春天 ” ，党中央大力倡导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 ，扭转院领导体制上 “ 外行领导内行 ” 的局面，消除 “ 以党代政、以政代科 ” 的现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979 年 3 月 29 日，中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 1 ）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 2 ）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 3 ）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科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4 ）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经中央领导批准后，在院党组副书记李昌的主持下，中科院就学部和中科院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 1980 年 5 月 31 日，中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 4 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 1980 年 6 月 23—30 日，中科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 “ 文革 ” 后期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1980 年 8 月 25 日，方毅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请求辞去院长职务。他指出： “ 院长应当由成就卓著、能孚众望的科学家来担任。 …… 建议将来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后，应实行院士大会选举产生院长的办法，改变过去那种任命的办法。可以几年选一次，不要搞终身制 ” 。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批示道： “ 我同意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改为学术团体，政府可给定量补贴或专项拨款，负责人可由主席团轮流担任，或由主席团定期选举，但秘书长任期可较长。院长不由政府或人大任命。副院长减少。院部缩小，各研究所应逐步走向独立，行政机构应逐步改为独立的服务机构。党的领导体系另议 ” 。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 “ 请方毅同志征求科学院党组和社会科学院党委的意见，参考乔木同志意见，共同提出改革方案，经书记处讨论后，力争明年实行领导体制改革 ”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的领导下，从 1980 年 11 月至 1981 年 1 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 1981 年 1 月 29 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科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 “ 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 ” 。 2 月 12 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中科院制订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于 1981 年 5 月 18 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这是中科院建院以来颁行的第一部《章程》，《章程》明确了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根据《试行章程》，学部委员大会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由 29 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 4 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学部的主要职责是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　　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 29 人组成的中科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主席团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中科院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是中科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中科院前 30 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订的，力求协调和平衡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各方面因素。 111111 三、从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最高咨询机构 11111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上述新体制确立不久，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科院自成立以来，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路线，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办院方针。 1980—1981 年，在起草《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 办院方针 ” ，即： “ 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 ” 。党中央认为这一办院方针是 “ 完全正确 ” 的。但不久，党中央提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新方针，即 “ 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 ” 。新的办院方针由于与这一方针不十分吻合，迅即遭到国务院领导的质疑，中科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在 1983 年启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中科院新体制中的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也逐步显露出来。如主席团的职责十分重要，但由于李昌同志调任中纪委领导等原因，主席团很少活动。又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学部常委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 1983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中科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要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 1983 年 11 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科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 “ 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 。随着学部委员大会从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随之从工作称号改为荣誉称号。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了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科院更好地服从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　　这一转变对中科院体制建设及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一转变为学部委员制度向院士制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此学部与全院的学术工作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导致院级学术评议组织的结构性缺失。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学家在中科院体制中的作用，避免学术行政化与体制上的官本位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而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转变为 “ 最高荣誉称号 ” 后，事实上造成了院士规模较大，学术标准离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也需要经过多年才能逐步消化。 111111 四、关于学部发展及学部未来的思考 111111 　　学部是中科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科学界的高端专家系统，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学部的发展和学部的未来，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 111111 完善组织架构进一步提升学部职能 111111 从学部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变看， 1981 年将学部定位为学术领导机构是没有异议的，但以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为最高决策机构，则增加了中科院领导层次的复杂性和决策难度，难以快速因应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确有改进的必要。但 1983 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学部和学部委员的重新定位，主要着眼于要求中科院服从国家意志，并未从体制架构上全面权衡，当时也没有预料到院级学术领导组织从此缺失 30 多年。 2013 年，中科院提出 “ 三位一体 ” 的发展架构，通过组建中科院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以及加强所级学术委员会职能等措施，为学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以与学部密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来说，学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世界科技先进国家的一些经验都值得重视和借鉴。　　学部虽有数百名院士，但相应于现当代世界科技学科日益分化和交叉的形势而言，仍显得力量有所不足。其实，无论是学部建立早期，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各学部都成立了一系列学科专家组，聘请包括一些不是学部委员的一线优秀专家担任专家组成员，为本学科的相关学术事务提供学术评议和咨询意见。各学部在学术领导的具体事务中，主要依靠专家组提供学术支撑。目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德国马普学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等国际著名科研机构的科学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都分有不同的学科层级，人数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之多，定期更新。为充分发挥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组织在全院和国家重大学术决策中的作用，似有必要逐步恢复学科专家组或将类似的组织机构制度化、规范化，使中科院在体制上达成党政领导体系和学术领导体系的平衡，这是率先落实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重要内容。 111111 充分发挥学部在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111111 中科院学部和院士是我国科技界最高层次的专家系统，院士选举是中国科技界最严格的同行评议。长期以来，对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院士是中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一旦膺选院士，就可能被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院士选举事实上还是一种简化了的选拔我国顶级科技人才的机制。由于这个专家系统居于科技界的顶层位置，因此其一举一动无不引人瞩目，其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近年来院士选举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我国科技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不够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进步事业中发挥正常作用。正如曹效业先生指出： “ 中国科学家在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上往往扮演着科技官员的帮忙或帮闲的角色，用他们的知识和学术声望去证明官员意志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吹捧之风盛行，批评之声罕闻。这可能是科技界的许多决策失误原因所在。这进而又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造成社会对科学家和科技界的信任降低 ” 。院士个人作为许多科教机构和科技团体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学部作为自主性最强的高端科学家组织，毫无疑问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些年，学部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和科学伦理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随着我国科学共同体日益健全，科学规范和学术规则才会在科技界深入人心，从而自觉抵制包括近些年院士增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权力与荣誉的纠缠、微妙的关系学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重建全社会对科技界的信任，更好地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以推进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　　历史连接着现实，当代中国科技的一些现实问题其实往往就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英国名相邱吉尔曾说： “ 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 ” 。回顾学部 60 年的历史，乃至回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百年史，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紧迫感。相信在实施 “ 率先行动 ” 计划的过程中，学部的定位和使命会进一步明确和合理，中科院的体制会进一步改革完善。这是中科院持续健康发展的 “ 百年大计 ” 之一。 111111 １１１ 111111 原文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年第3期作者：王扬宗（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中科院院史编研组组长。） 111111 111111 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电话） 010-68597911 （QQ）　 2327267663 （E-mail）bulletin@cashq.ac.cn 关于我们 —————————————— 　　《中国科学院院刊》是中科院主办的科技综合类刊物，其定位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该刊重点刊登两院院士和科学家就我国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的战略思考，对重要前沿及交叉学科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评述。介绍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实施进展，介绍中科院科研进展和重大成果。; 个人分类: 精彩文章|1039 次阅读|3 个评论

院务会议秘书处与中科院学部的筹备: 热度 2 keyuanwangshi 2015-8-4 12:33; 王扬宗今年 6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 60 周年。回溯学部的筹备和建立，不能不提到一个机构——院务会议秘书处。这个机构从建立到撤销虽然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却承担了筹备学部的许多具体工作。秘书处曾经是院部机构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机构。由于秘书处的成立，中国科学院撤销了计划局； 1956 年元旦秘书处改称学术秘书处后，还取消了院办公厅。 1956 年 7 月，院部机构再次调整，撤销学术秘书处，恢复办公厅和计划局。回顾秘书处的建立与撤销，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学部建立等重要史实，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科院的体制特点。 1 、院务会议秘书处的建立院务会议下设秘书处，是学习苏联科学院体制的直接结果。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的最高科学机关。该院以院士为核心，建立其领导体制。以全体院士组成的院士大会是苏联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院士大会选举产生苏联科学院院长和主席团（由院长、副院长、主席团学术秘书长、各学部院士秘书和主席团委员组成）。主席团下设学术秘书处，由一名秘书长和若干学术秘书组成（ 1955 年撤销秘书处，改为任命正副秘书长若干名）。苏联科学院有 8 个学部，学部由相应学科的院士组成，分学科对各研究所实行学术领导。学部主任、学部常委会通过所长领导各研究所的科学活动。学术秘书处是学部之上的机构，受主席团委托负责全院性的科学组织工作，是院长、副院长的重要助手。 1953 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回国之后，为了改变院部以行政领导为主、学术领导薄弱的状况，决定吸收苏联科学院的管理经验，在院务会议下成立秘书处，遴选若干科学家担任学术秘书，并选聘优秀科学家建立学部，分学部对下属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中科院的有关报告经政务院批准之后， 1954 年 1 月 30 日，院务会议讨论了秘书处人员组成和各学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名单，初步决定由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出任秘书长，秦力生和武衡为副秘书长。 3 月 4 日，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就成立秘书处和筹备学部等问题请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领导习仲勋（当时兼任中宣部长）， 3 月 8 日习仲勋回函称“可先一面组织实行，一面提交中宣部审阅”。 3 月 6 日，钱三强主持召开秘书处第一次处务会议，标志着秘书处正式开展工作。 4 月 8 日，秘书处正式成立。 1954 年 6 月 3 日，院发文通知成立秘书处，同时撤消计划局。按照中宣部批准的《中国科学院秘书处暂行组织规程》，其工作任务是：研究与综合各单位研究工作计划；了解院内外各部门研究工作情况与存在问题，对各单位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并提出带有关键性与普遍性问题；在科研工作方面的各项组织与联系工作；对全院性学术活动进行组织与联系工作；负责管理《科学通报》的编辑事宜。秘书处秘书长为钱三强、陈康白（负责行政事务），副秘书长为秦力生、武衡，秘书有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张文佑、刘大年、张青莲、叶笃正、汪志华。这个名单包括钱三强等年富力强的著名专家，以及武衡、秦力生、汪志华等行政干员。秘书处下设四个专业组和一个综合组，分别联系和统筹各学部筹委会事务。在筹备学部的过程中，各学部筹委会聘任的秘书也受秘书处领导，他们与秘书处一道操办学部筹备的各项事宜。 2 、秘书处与首批学部委员的选聘建立学部，首先必须遴选组成学部的优秀科学家——时称“学部委员”。首批学部委员的推选，没有采用苏联科学院院士自主选举的办法，而是借鉴了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会聘任的办法，即以专家推荐为基础，经过多次协商，从而选聘学部委员。学部筹备的具体工作即由学术秘书处和各学部开展，相应分为四组。各学部的推选工作由各学部组织实施，并由钱三强秘书长负责，党组书记张稼夫全面领导学部委员的遴选工作。学部委员名单的确定，经过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院务常务会议的反复讨论。 1954 年 3 月 8 日，秘书处第一次会议即讨论了筹备学部的各项事宜。 4 月，各学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各学部的学部委员的选择标准、名额分配和学科划分、征询对象的范围等问题。 5 月 7 日下午，钱三强召集钱伟长、叶笃正、张文佑、邓稼先、贝时璋、严济慈、汪志华、刘桂五、张克明等人听取各组汇报。关于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各学部筹委经会议研究都提出三条：重要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且首先要考虑学术成就，但各学部掌握的标准略有不同。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学部的标准都差不多，惟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对解放区来的备选者着重考虑第二条，技术科学部提出强调第三点忠于人民事业，是“希望（获聘的委员）能掌握政策且能保密”，哲学社会科学部还提出“以马列主义解决问题”和“适当照顾到各方面代表人物”。这次会议拟定各学部委员的名额如次：数理化， 30-40 人，生物地学 55-65 人（其中，生物 35-40 ，地学 20-25 ），技术科学 40-50 人，社会科学 40-45 人，总数为 165 至 200 人之间。这次秘书处会议还提出，各学部最初名单原则上由学部主任等会议决定，然后提交少数人征询意见。会后，各组召集有关专家，对学部的任务、性质以及学部委员的推选等问题进一步征询本学科知名专家的意见。 5 月 11 日，郭沫若、张稼夫、李四光、竺可桢等出席学部座谈会，就学部委员的上述标准达成了一致意见；关于名额，郭院长主张“宁缺毋滥”，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 5 月 28 日，钱三强再次召集学术秘书处会议，研究学部筹备工作，会议在听取各组反映的专家意见后，决定： 1 、技术科学部委员的推选要进一步酝酿，征求各学会和各有关部门的意见； 2 、生物学地学部与物理学数学化学部联合讨论； 3 、社会科学部委员的推选，单独考虑。 6 月 19 日，秘书处会议决定分为地学、动植物学、医学和基础医学、农林、矿冶、化学及化工、土木建筑（包括大地测量）及水利、机械、电机、数学及力学、物理学共 11 组学科分别推荐学部委员人选。 7 月初，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出 645 封信，征询对象包括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全国科联常委、各学会理事、大学副教授以上从事过研究的专家、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产业部门的高级科技人员等，请他们推荐各学部委员人选。至当年 11 月底，共收回 527 封回信，共有 665 人被推荐为学部委员。这样就基本上完成了除社会科学部之外的学部委员提名。推选学部委员的原则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成就以及政治两个方面，而重在前者。根据返回的推荐得票情况，学术秘书处提出各学部学术水平要平衡，人数不要平衡，技术科学部委员可以少些。具体的办法是：“在推荐比较集中的各学科中，原则上是以得推荐票数超过总推荐数的四分之一者为入选标准，同时还注意到以下几点：（ 1 ）如该学科的业务比较发展，人才也比较多，这方面的委员就多选些；对于那些业务水平较低，没有适当人选，而又是必须发展的学科，就挑选本门学科中比较好的参加学部；（ 2 ）加入少数做科学组织工作的党员干部；（ 3 ）对于在政治上有重大嫌疑而为科学界所普遍不满者，虽然在学术上有成就，也不列入。” 1954 年 8 月至 9 月，生物学地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根据推荐结果，分别拟出学部委员人选名单 29 、 42 人。随后，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也协商出初步名单。 1954 年 11 月 11 日， 165 位学部委员名单提交院务常务会议进行第一次审议。其中，数理化委员 31 人，生物学地学 57 人，技术科学 35 人，社会科学 42 人。名单经过调整后，中国科学院党组于 1954 年 11 月底向中宣部呈报了 177 人的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 33 人，生物学地学部 65 人，技术科学部 35 人，社会科学部 44 人。根据中宣部的指示，秘书处将这一名单进一步征求了各学部筹备委员会专家以及被推荐者所在高校党组、所属部党组、所在省市党委（宣传部）等方面的意见。在吸收各方面意见后，学部委员的名单增加了 40 余人。这一轮听取各方意见和协商，兼有补充提名和进行政治审查和学术审查之义。经此一轮工作，学部委员的提名基础进一步扩大，增强了代表性。但地区、部门和机构的主张，使学术水准要求有所降低。 1955 年 3 月初，科学院拟出第二份学部委员人选名单，这个名单人数增至 220 人。 3 月中下旬，中国科学院多次召开学部联席会议和各学部筹委会议，对名单进行了反复审核，对名单有所增补，一度增至 249 人。 1955 年 4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讨论了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和学部主任、副主任等名单。 4 月 7 日，院务常务会议审议学部委员名单，人数从 249 人减至 238 人。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和学部委员名单。 5 月初，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对 238 人的名单进行了一一审查，保留其中的 224 名。 5 月 12 日，中科院党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再次对名单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名单又有所调整，并新增了 13 人。至此，学部委员名单确定为 235 人。 5 月 31 日，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批准 233 人，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 48 人，生物学地学部 84 人，技术科学部 40 人，哲学社会科学部 61 人。 6 月 3 日，名单以国务院令形式正式公布。此即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除组织实施首批学部委员的选聘工作之外，秘书处还负责草拟学部成立大会的各项报告等工作。总之，秘书处承担了学部筹备的主要工作，为学部的正式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决策的重要助手和全院科研学术工作的组织领导者，还做了大量的其他学术组织工作，如筹划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工作，起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为有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部《中国科学院章程草案》；组织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检查各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组织制订中国科学院的研究计划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3 、学术秘书处的建立、撤销与实行秘书长制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设有秘书处，不过那是一个从事文秘工作的办事机构。而院务会议秘书处则是与办公厅平级的机构，以学术组织工作为主要职责。为了加强秘书处的职能， 1955 年 4 月 23 日，第 21 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办公厅文书处与秘书处办公室合署办公，由秦力生副秘书长领导。５月７日，第 22 次院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及《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学术秘书处暂行组织规程》，并决定呈报国务院。 7 月 21 日，第 31 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对院部机构调整作出决定，合并办公厅与学术秘书处，作为院长、院务会议在学术方面的综合调查机构及学术行政工作的办事机构。办公厅名称撤销，以学术秘书处名称对外行文。 12 月 27 日，中科院正式通知原办公厅学术行政工作部分与原秘书处合并成学术秘书处，原办公厅撤销，自 1956 年元旦起按新机构办公。新的学术秘书处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作为主力，开始参与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层和院部机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6年2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由于任务繁重、操劳过度，因健康原因提出辞职。随即中央决定由张劲夫同志接替张稼夫，5月张劲夫等获任命。与张劲夫一道任命还有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裴丽生和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杜润生。张稼夫离院之前，向中共中央建议： “ 为适应今后科学发展的需要，目前科学院院部的领导机构必须加强。首先建议把现在的学术秘书处扩大为统一管理一切日常工作的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原来学术秘书处的工作任务可成为秘书长领导下的一部分工作。在秘书长下还可以增设若干副秘书长，分工管理各个主要方面的工作，如学术、行政、出版、对外联络等等。 ” 这一建议是试图使学术行政一体化，以减少中间环节。这一看法与陈毅的想法是一致的。据裴丽生回忆，鉴于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大都是学者和科学家出身，陈毅提出成立一支秘书长队伍，做具体组织工作。张劲夫到院后不久，就于 1956 年 7 月撤销了学术秘书处，原学术秘书处的学术秘书分别参加有关学部的工作，并恢复办公厅、计划局。张劲夫虽然撤销了学术秘书处，但他遵照陈毅的意见加强了正副秘书长的职权。 1956 年 7 月 28 日，他通过院务常务会议提请任命钱三强、秦力生、谢鑫鹤、陈康白、武衡、郁文任副秘书长，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任命。这样，加上裴丽生和杜润生，中国科学院正副秘书长共有八位。至此，仿效苏联科学院而建立起来的学术秘书处，转变为以行政领导为主要职责的正副秘书长制。学术领导不断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是进一步加强了院内的党政领导权。与此同时，院党组对学部的分工领导进一步加强。秘书长制建立起来后，党组决定潘梓年、尹达负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杜润生负责联系数学物理化学部等，秦力生负责联系地学部等，陈康白负责联系生物学部，武衡负责联系技术科学部等，虽然他们对于分管的各学部的职责是“帮助院长、副院长进行工作，和学部正副主任多联系商量”，但由于党组拥有最高权利，实际上这一分工领导制必然削弱了副院长、学部主任等专家的权力。正副秘书长的实际领导权在副院长和学部之上，成为院长和党组书记之下握有实权的新的行政领导层，形成了所谓“八大秘书长办院”的局面。 1956 年体制调整之后，中国科学院形成了党组、院长副院长、正副秘书长为第一层次，学部与人事局、国际联络局等职能局为第二层次，各研究所为第三层次的组织领导体制。这一体制，可以说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中国科学院的创造。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不仅原来以科学家为主的院务会议秘书处蜕变为以行政领导为主的秘书长制，而且学部的性质和职能自学部建立起长时期不能明确，科学家的学术领导作用难以落实。直到 1979 年学部恢复重建后，中国科学院才过渡到专家治院的新体制。当然，如何充分发挥学部和院士群体在中国科学院体制中的学术评议和咨询等功能，至今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原载《科苑人》 2015 年第 2 期 58-61 页。; 3369 次阅读|3 个评论

学部60年回溯——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的几个片段与初步思考: 热度 9 keyuanwangshi 2015-5-23 00:02; 王扬宗摘要：文章简要介绍了中科院学部60年的历史,将其划分为４个时期，继而阐述了学部作为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和学部转变为最高咨询机构的前因后果。最后就学部的发展改革提出了两点浅见,即一方面学部要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提升学术职能,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部在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原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年第3期414-420页， http://www.bulletin.cas.cn/publish_article/2015/3/20150317.htm 中科院学部自1955年6月1日正式成立，至今已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来，学部的变动之大，不仅中科院历史上少有，在世界各国科学院历史上也不多见。从1955年成立时作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到1981年确定为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再到1984年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性质和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3年以来，中科院党组提出了构建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实现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的战略使命，学部原有的职能有所恢复。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中科院于2014年启动了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学部承载着新的使命，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花甲轮回，60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里撷取学部历史中的一些片段，提供给关心中科院和学部的读者。回顾学部的过去，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学部的性质和使命，对于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完善中科院的组织体制，或许不无意义。 1学部的前世今生 1.1学部的由来学部成立于1955年，但类似学部的组织则由来已久。中科院的前身之一中央研究院于1935年设评议会，起到了全院乃至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的作用。中科院成立之初，曾有保留评议会之议，后来改设各学科专门委员。1950—1953年，先后聘任了252名院内外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作为学术顾问。由于种种原因，专门委员作为一个组织形式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就工作性质和作用而言，专门委员是学部建立之前进行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一种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学部委员的前身。专门委员的分组基本上一一对应于建院初期的近20个研究所（包括筹建研究所），随着院属研究机构的快速发展，即显得学科面较窄，不足以支撑有关工作。因此，到了1953年6月，在调研世界各国主要国立科研机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借中科院访苏代表团回国之际，中科院党组提出了建立学部以加强全院学术领导的构想。经过近两年的筹备，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在北京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宣告中科院学部正式成立，6月3日，公布了233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应当指出，中科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苏联模式”，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组织架构。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体制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优秀专家的学术主导作用。“文革”前的中科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学部委员制度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的干扰，学部委员的职权和性质未能明确。但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是中科院的科研业务管理部门，“文革”后期发展为业务局。 1.2学部历史的分期学部6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4个时期。 1.2.1学部发展早期阶段（1955—1966年）该阶段学部定位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分学部领导各学部所属研究所的科研业务工作。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学部下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领导。学部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由于学部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因此，学部实际上是全国最高的学术领导和评议机构。随着学部的建立，中科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学中心。这一时期，学部和全体学部委员在制定中科院“十五年规划”和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使中科院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学部在中科院的学科布局、学术评议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2学部发展的新时期（1979—1983年） “文革”刚开始，学部就被当作“专家治院”的所谓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而被撤销了，被迫中止活动10余年。1979年1月，在“科学的春天”的大好形势下，国务院批准学部恢复活动，次年通过民主选举增选了283位学部委员。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明确了学部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学部委员投票选举产生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实现了从行政化领导为主向以学术领导为中心的转变，确立了由科学技术专家担任全院领导的新体制。在此期间，学部以学术评议为工作重心，包括评议研究所、参与制定全院和全国科技规划、复审全国自然科学奖请奖项目、评定科学基金项目、审定全院研究生学位授予、评审中科院重点课题、组织重大攻关项目、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对中科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2.3学部职能转变，向院士制度过渡时期（1984—1993年）为适应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底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在体制方面，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学部定位和职能，将中科院主席团改为学部主席团，实行院长负责制。在1984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这是学部发展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和决策权被剥离，学部的工作重心从学术评议转为以学术咨询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广大学部委员为国家科技发展和宏观决策提出了大量重要的咨询建议，包括启动“863”计划和建立中国工程院等，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1年10月，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在停顿10年后，增选210人。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试行）》，从此，学部工作走上了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这一决议，从而完成了学部委员制向院士制的过渡，我国的院士制度由此确立。 1.2.4院士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完善时期（1994年至今） 1984年以来，学部的定位没有变化，学部的职责和使命进一步明确，即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对学科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院士制度建立20多年来，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1994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选举产生了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1998年7月，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中科院资深院士称号。最近10余年来，院士增选工作也在不断改进。尤其是从2007年起，当选院士的得票率提高到“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院士学术标准。近年来，学部全面推进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成效卓著。如组织广大院士围绕全球性重大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问题等，积极开展咨询研究工作，许多意见建议被党和政府决策采纳，为推进国家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三位一体”架构的发展推进，学部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学部的职能也在日渐提升。例如，学部加强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2013年成立了全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加强了学部的学术引领和智库职能；在科教融合方面成立了以院士为主的教学督导评议委员会和学科群学位评定委员会等。 2 学部曾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科院成立后，体制建设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在领导体制上，建院初期以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为主，专家作用受到抑制。学部成立后，党政和学术组织逐步健全，全院体制基本确立。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各所党政领导组织和人员变动频繁，“文革”中甚至一度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1979年1月恢复学部建制时，正值“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扭转院领导体制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消除“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现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9年3月29日，中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1）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2）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3）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科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4）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经中央领导批准后，在院党组副书记李昌的主持下，中科院就学部和中科院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1980年5月31日，中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4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1980年6月23—30日，中科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文革”后期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1980年8月25日，方毅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请求辞去院长职务。他指出：“院长应当由成就卓著、能孚众望的科学家来担任。……建议将来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后，应实行院士大会选举产生院长的办法，改变过去那种任命的办法。可以几年选一次，不要搞终身制”。9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批示道：“我同意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改为学术团体，政府可给定量补贴或专项拨款，负责人可由主席团轮流担任，或由主席团定期选举，但秘书长任期可较长。院长不由政府或人大任命。副院长减少。院部缩小，各研究所应逐步走向独立，行政机构应逐步改为独立的服务机构。党的领导体系另议”。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请方毅同志征求科学院党组和社会科学院党委的意见，参考乔木同志意见，共同提出改革方案，经书记处讨论后，力争明年实行领导体制改革”。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科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2月1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中科院制订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于1981年5月18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这是中科院建院以来颁行的第一部《章程》，《章程》明确了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根据《试行章程》，学部委员大会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由29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学部的主要职责是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中科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主席团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中科院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是中科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中科院前30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订的，力求协调和平衡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各方面因素。 3 从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最高咨询机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上述新体制确立不久，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科院自成立以来，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路线，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办院方针。1980—1981年，在起草《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党中央认为这一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不久，党中央提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新方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新的办院方针由于与这一方针不十分吻合，迅即遭到国务院领导的质疑，中科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在1983年启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中科院新体制中的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也逐步显露出来。如主席团的职责十分重要，但由于李昌同志调任中纪委领导等原因，主席团很少活动。又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学部常委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 198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中科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要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1983年11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科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 “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随着学部委员大会从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随之从工作称号改为荣誉称号。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了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科院更好地服从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这一转变对中科院体制建设及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一转变为学部委员制度向院士制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此学部与全院的学术工作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导致院级学术评议组织的结构性缺失。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学家在中科院体制中的作用，避免学术行政化与体制上的官本位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而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转变为“最高荣誉称号”后，事实上造成了院士规模较大，学术标准离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也需要经过多年才能逐步消化。 4 初步思考学部是中科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科学界的高端专家系统，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学部的发展和学部的未来，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 4.1 完善组织架构，进一步提升学部职能从学部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变看，1981年将学部定位为学术领导机构是没有异议的，但以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为最高决策机构，则增加了中科院领导层次的复杂性和决策难度，难以快速因应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确有改进的必要。但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学部和学部委员的重新定位，主要着眼于要求中科院服从国家意志，并未从体制架构上全面权衡，当时也没有预料到院级学术领导组织从此缺失30多年。 2013年，中科院提出“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通过组建中科院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以及加强所级学术委员会职能等措施，为学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以与学部密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来说，学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世界科技先进国家的一些经验都值得重视和借鉴。学部虽有数百名院士，但相应于现当代世界科技学科日益分化和交叉的形势而言，仍显得力量有所不足。其实，无论是学部建立早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部都成立了一系列学科专家组，聘请包括一些不是学部委员的一线优秀专家担任专家组成员，为本学科的相关学术事务提供学术评议和咨询意见。各学部在学术领导的具体事务中，主要依靠专家组提供学术支撑。目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德国马普学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等国际著名科研机构的科学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都分有不同的学科层级，人数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之多，定期更新。为充分发挥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组织在全院和国家重大学术决策中的作用，似有必要逐步恢复学科专家组或将类似的组织机构制度化、规范化，使中科院在体制上达成党政领导体系和学术领导体系的平衡，这是率先落实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重要内容。 4.2 充分发挥学部在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中科院学部和院士是我国科技界最高层次的专家系统，院士选举是中国科技界最严格的同行评议。长期以来，对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院士是中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一旦膺选院士，就可能被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院士选举事实上还是一种简化了的选拔我国顶级科技人才的机制。由于这个专家系统居于科技界的顶层位置，因此其一举一动无不引人瞩目，其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近年来院士选举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我国科技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不够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进步事业中发挥正常作用。正如曹效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家在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上往往扮演着科技官员的帮忙或帮闲的角色，用他们的知识和学术声望去证明官员意志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吹捧之风盛行，批评之声罕闻。这可能是科技界的许多决策失误原因所在。这进而又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造成社会对科学家和科技界的信任降低” 。院士个人作为许多科教机构和科技团体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学部作为自主性最强的高端科学家组织，毫无疑问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些年，学部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和科学伦理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随着我国科学共同体日益健全，科学规范和学术规则才会在科技界深入人心，从而自觉抵制包括近些年院士增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权力与荣誉的纠缠、微妙的关系学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重建全社会对科技界的信任，更好地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以推进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历史连接着现实，当代中国科技的一些现实问题其实往往就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英国名相邱吉尔曾说：“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回顾学部60年的历史，乃至回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百年史，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但愿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学部的定位和使命会进一步明确和合理，中科院的体制会进一步改革完善。这是中科院持续健康发展的“百年大计”之一。参考文献张剑. 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 史林,2005,(6):88-100. Cited By in Cnki (19) 左玉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史学月刊,2008,(5):67-76. Cited By in Cnki (6) 宋振能. 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15. 樊洪业. 解读院士制度. 民主与科学,2004,(1):7-9. Click to Cited By in Cnki 王丽娜. 1981—1983 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职能与工作. 院史资料与研究,2012,(6):1-32. 王扬宗.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调整和大转折. 民主与科学,2013,(1):12-20. Cited By in Cnki 曹效业,熊卫民,王扬宗. 关于我国现代科技发展历史的反思. 科学文化评论,2014,(1):21-22. Cited By in Cnki (1); 5071 次阅读|11 个评论

中国科学院院所学术委员会组织沿革及其职能变化概略: keyuanwangshi 2015-4-4 01:24; 王扬宗在国立科研机构中，界定专家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关系到机构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是保障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重大关键之一。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设有评议会制度和学术会员制度。尤其是前者，对中研院乃至我国的体制建设和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被蔡元培院长等视为“百年大计”。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废除了评议会，专家组织变化很大，几起几落，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次重大的变化： 1949 至 1954 年为建院初期，我院废除了评议会，聘任了250余位各学科专门委员，但专门委员从组织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5 至 1966 年，我院建立了学部、地区学术委员会和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加强了学术领导，院所体制大为改进，对全院和各研究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学部和各种学术委员会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 1967-1976 年，“文革”时期，学部被彻底砸烂，所级学术委员会也被取消，院所两级的学术委员会组织都停止了活动。 1977 至 1983 年，“文革”结束后，我院恢复重建学部和所级学术委员会，实现了从行政领导为主到学术领导为主的重大变化，是建院以来我院体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 1984 年至今，为相对稳定的时期。 1984 年初，学部性质和定位及其职能发生重大转变，学部变成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咨询机构，院级学术领导和评议组织从此缺失。所级学术委员会在全院实行所长负责制之后，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下面就 60 多年来我院院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沿革及其职能变化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指正和补充。一、建院初期的试验和探索 1 、废除原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制度中国科学院是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整合组建的。中研院在 1928 年成立伊始即拟设置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但直到 1935 年在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担任中研院总干事时，在全国优秀学者和科学家中选举和聘任了 30 位评议员后，中研院评议会才正式成立，任期 5 年。 1940 年通过选举产生了第 2 届评议会，由于战争等原因，此届评议会任期延长至 1948 年。第 2 届评议会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科学院院士，即中研院首届院士。在 1948 年 8 月首届院士会议上，经过选举又产生了第 3 届评议会。中研院评议会，具有指导、评议和奖励中研院乃至全国学术研究的职能，是确保中研院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重要保证，在该院的学术发展及全国学术事务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员制度是在抗战胜利后才成立的。聘任全国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担任学术会议会员（类似于中研院院士），分为 10 个学科组，但学术会议的职责不如中研院评议会制度化。中国科学院的筹建是由中宣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的。当时认为建院初期不宜给予科学家重要的职权，因此决定废除原有的评议会。 2 、聘任各学科专门委员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原有的评议会、院士制度和学术会员制度都被废止了，任命几名著名科学家担任副院长，分担学术领导和组织工作。 1950 年秋，建立了副院长对院属研究所分工领导的制度，学术方面的日常领导和管理工作主要由计划局负责。为了吸收专家参加全院的学术领导工作，从 1950 年到 1953 年，中国科学院先后聘任了 250 余名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担任各种学科专门委员，分为 20 个学科组，大体与中国科学院 1950 年成立的第一批研究所和筹备机构相对应。专门委员具有中国科学院学术顾问的性质，但在建院初期，由于思想改造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专家组织不受党的信任，因此，专门委员组并不具有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也从没有开过专门委员全体会议或专门委员分组会议，他们对于科学院的学术顾问作用是很有限的。二、院所学术领导组织的正式建立 1953 年 11 月 19 日，院党组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针对我院学术领导薄弱的问题，报告提出了三项重要措施，即： 1 、成立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进行学术领导的助手； 2 、成立学部，院对各研究所，按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生物学地学部、社会科学部实施对口领导； 3 、在各研究所设立学术委员会，改进各研究所的领导体制。这是把我院领导体制从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学术领导为工作重心的重要措施。从 1954 年初至 1956 年初，这三项措施一一实现。 1 、“（学术）秘书处”的成立 1964年1月，中科院仿苏联科学院在院务会议下设立秘书处（ 1956 年 1 月改称学术秘书处， 1956 年 7 月撤销）。秘书处隶属于院务会议，秘书处成员称为学术秘书，主要由科学家出任，是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钱三强、陈康白出任主任（陈由于是全国科联的主要领导，很少参与秘书处的工作）。按照《中国科学院秘书处暂行组织规程》，秘书处的工作范围为：研究与综合各单位研究工作计划；了解院内外各部门研究工作情况与存在问题，对各单位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并提出带有关键性与普遍性问题；在科研工作方面的各项组织与联系工作；对全院性学术活动进行组织与联系工作。秘书处在学部建立之前，实际上是全院学术领导和组织的主要机构。秘书处下设四个专业组和一个综合组，分别联系和统筹四个学部筹委会的事务，因此也承担了筹建学部的主要工作。 2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及其职能学部原计划于 1954 年内成立，但由于学部委员的推选几经反复，多次协商，直到 1955 年 6 月 1 日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才正式宣告成立。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聘任学部委员，基本上凝聚了全国各学科的优秀科学家，参与全院学术规划和组织、管理，改进了全院学术领导体制。学部成立之后，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全院的学术工作和事业发展，甚至可以说，至此中国科学院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的“火车头”作用从此凸显出来。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学部是分工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人才培养、职称升级和奖励考核等事务。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 1-4 人，常务委员若干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 1 人。各学部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学部的成立，确有加强了学术领导的作用。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各学部负责新研究机构的设置计划、学术会议的举办（如著名的青岛遗传学会议即由生物学地学部筹办）、审批各研究所的研究计划，评选全国性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最重要的是各学部组织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远景计划。在此基础上，学部在1956年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部委员制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当时由于担心如果仿效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可能削弱党对科学院的领导，中国科学院没有采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而是决定稍晚建立院士制度。反右运动开始后，为了加强党对学部的领导，实行了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学部的办法。“大跃进”运动之后，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被进一步削弱，院士制度的建立也无人再提。不过，学部作为院部学术领导机构保留了下来，且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成为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在文革后期演变为各业务局。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苏联模式”，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专家组织架构。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并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一体体制，而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了优秀专家的学术作用。 “文革”前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功能仅限于学术事务的组织和领导。在院党组的领导下，主要由学部常委会履行全院学术领导的职能，由各学部办公室履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同时，由于中国科学院是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学部委员，以使中国科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学术中心，因此，学部也是国家的最高学术评议机构。 3 、地区学术委员会与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建立院属各地区学术委员会和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是与学部的建立同时推进的。 1955 年 2 月 24 日，第８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地区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同年 3 月 17 日，第 12 次院务常务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两个章程都即时分发各地区和各研究所执行。地区学术委员会是为加强北京之外地区科学工作的学术领导而设置的。根据前述《规程》，凡有两个以上院属机构的地区得设置地区学术委员会，其任务是：讨论并促进院内外各研究机构工作计划的配合与协作；组织学术会议与学术讨论并解决地区性的重要科学问题；听取并审查研究机构以及个别科学工作人员的科学工作报告；审查重要学术论文、科学著作及重要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提出改进当地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交流各研究机构科学工作与培养科学工作者的经验；促进各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生产部门在科学工作上的联系与合作。地区学术委员会由院务常务会议领导，在专门业务上受有关学部领导。在地区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众多的地区，可设地区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分设科学小组。 1955 年下半年，先后成立了昆明、上海、南京等地区学术委员会。根据《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研究所科学工作的基本方向，审查研究计划与科研干部培养计划并督促其执行；审查研究所的科学工作报告与总结讨论并评定研究所内研究人员的重要科学论文与著作；检查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并向院务常务会议或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初步审查并通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及研究人员的升级定级；审查对科学工作者的优秀科学工作的奖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包括所长、副所长、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或相当于研究室的研究组组长、所内主要科学家和研究所党组织的代表，并邀请院外研究机构、高校和生产部门科学家参加；委员人选由所长提名，学部审议，院务常务会议批准。 1955 年 9 月 26 日，石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率先成立。至 1956 年，全院各所都普遍建立了各自的学术委员会。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名存实亡，学部的职权也进一步削弱。为了扭转反右以来一些左的做法对科学工作的干扰， 1961 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为了贯彻“十四条”，我院又进一步制定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 ( 简称“七十二条” ) ，并于 1961 年 9 月 15 日颁发院属各所执行。“七十二条”的内容包括总则、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研究室、研究工作的管理、研究技术人员、研究生和在职干部的培养、科学服务机构、党的组织和附则等部分，是我规范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七十二条”重申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有的若干规则，并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指出：学术委员会是研究所的学术评议机构，由较高水平的科学家组成，委员人数一般为七人至十九人。学术委员会委员可以请所外科学家担任，人数最多不超过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学术委员会负责下列事项：根据国内外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生产对科学的要求，提出发展本门科学、培养研究生和各级研究技术人员的建议；审议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草案，提出有关的建议；评议所内重要的科学论文与著作和鉴定所内重要的研究成果；主持研究生的招考和论文答辩，审查通过研究生的录取、结业或中止；揭露所内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和妨碍科学工作正常进行的不良现象，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受理研究所内任何人提出的学术争论问题，促进学术上的自由探讨；举办全所性的学术活动，推动和促进与本所科学领域有关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对研究所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科学合作活动提出建议。 “七十二条”强化了学术委员会在研究所科研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七十二条”的贯彻落实，为稳定科研秩序，加强科研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院在科技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的制度保障。三、中国科学院学部和所级学术委员会的重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部被视为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专家路线”的产物，于 1967 年 1 月被彻底砸烂而停止了活动，各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同样也被取消，很多学部委员和学术委员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 1975 年 7 至 10 月，胡耀邦、李昌等同志受命整顿科学院时，胡耀邦同志多次提出要由科学家当所长，支持业务干部大胆抓业务工作，但还没有来得及将恢复学术委员会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就被打倒了。 1977 年 1 月，方毅同志被中央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李昌等同志也恢复了工作。在方毅、李昌等同志的领导下，科学院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对科技工作的破环和干扰，率先在科学院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迅速恢复科研秩序，恢复学术委员会随即提上议事日程。 1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恢复重建 1977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7 日召开的院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会议期间，管维炎代表物理研究所宣布，物理研究所将在党委领导下设立学术委员会，以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不久，物理所在经院领导批准后率先重建了学术委员会，包括 17 名所内委员， 7 名所外委员。物理所还拟定了《学术委员会试行条例》。同年 9 月 30 日，这个《试行条例》经院务会议通过后，转发院直属各单位参照执行。 1978 年 2 月，院务会议要求各研究所迅速建立学术委员会，院属各科研机构都在不久重建或新建了学术委员会。 1979 年 12 月，我院制订并颁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其中第三章“学术委员会”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能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该条例明确：学术委员会是研究所的学术评议机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必须由学术上造诣较深的科学家担任，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审议本所科研规划和计划；对全所性的学术活动提出建议，推动和促进所内外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科学合作活动；审议重大研究课题的开题报告，评价所内重要的科学论文、著作或其它重要的研究成果，对其中应当给予奖励的，提出建议；评价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并对其定职、提职提出建议；每年年终，学术委员会应听取所长的业务总结报告，就所内的重大研究业务问题作出评价，并报院有关学部，学术委员中的不同意见要如实反映。至此，我院院属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全面恢复并制度化。 2 、从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到学部的重建与重新定位院学术委员会组织从 1977 年至 1979 年，经历了成立院学术委员会筹备组到建立院学术委员会以及恢复重建学部几个步骤。 1978 年 1 月，院党组会议决定成立了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由李昌、钱三强负责。1月25日，院党组通过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1月28日提交院务会议通过。筹备组由李昌、严济慈、钱三强、顾德欢、吴文俊、王绶琯、郑哲敏、钱人元、贝时璋、胡含、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钱志道等14人组成。该小组主要由钱三强领导，顾德欢任办公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开展了恢复科技人员技术职称的工作，并组织各业务局组建各局学术委员会。1979年1月恢复学部活动后，院学术委员会的职能由学部继承，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即为学部办公室，开始重建学部和增选学部委员等工作。 1979 年 3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 1 ）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 2 ）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 3 ）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4 ）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 1980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了学部委员会议，会议讨论了学部的性质和任务，学部的暂行简章，学部的设置，扩大增补学部委员的名额，以及建立院士制的问题。同年 5 月 31 日，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四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而不像院士那样是国家的终身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1980 年 6 月，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 70 年代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同志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2月12日，中央书记处以文件批示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我院制订并颁行了建院以来第一个院章 —— 《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这一章程草案广泛征求了全院各所和学部委员等著名科学家的意见，多次修改后于1981年5月18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章程明确提出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按照《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在我院领导体制中，全体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由二十九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而学部的职能则是 : 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等。随之，我院于1981年7月还出台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简则》进一步明确“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也是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学术咨询机构”。《简则》对学部的机构组织、工作制度以及学部与职能局的关系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而使学部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所级学术委员会也纳入了《试行章程》，该章程要求“ 研究所设置学术委员会，负责讨论本所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规划，评价重要成果，对高级科技人员的晋升提出建议等事宜。学术委员会由所内较高水平的科学家和所外有关科学家组成 ”。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 29 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我院首次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我院前 30 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定的，在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方面力求平衡与协调，是一种体现了现代科研院所精神的新体制。 1981 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后，为了切实加强学术领导和管理，各学部分专业成立了相应的学科组，参加学科组的不仅有学部委员，还有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专家。学科组是落实学部职能、承担学部主要任务的专家组织。其任务包括：评议研究所，初审本学科的科学基金和成果，审议重点科研项目；提出本学科领域学科发展动态、发展方向和任务的建议；开展本学科的重大学术活动，组织重大问题的讨论；承办科学院和学部交办的有关工作。各学部及其各学科组在制定我院重大科研规划和任务、评议研究所、确定有关研究所的学术方向和科研布局、评定高级科研人员职称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四、1984年学部性质、定位与职能的重大转变在1981年新体制确立不久，与此同时确定的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赵紫阳总理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83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科学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 1983 年 11 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取消了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主席团的决策权，将学部委员改为荣誉称号等建议，很快就获得了中央批准。对此， 1984 年 1 月在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卢嘉锡院长曾做出如下说明：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确有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 从此，学部委员大会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这样就基本取消了由学部委员在院层面和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的各种权力。到1987年7月，各学部办事机构撤销，在它们和原科学基金局、科技合同局、新技术开发局的基础上，组建数理化学局、生物科学与技术局、资源环境科学局、技术科学与开发局等业务局。四局继承了原学部办事机构的职能。至此，学部的评议职能转归院部各局所有，学部的职能转变为以咨询为主。学部组织仅剩下学部主席团和主席团学术秘书室，学部原有职能消失殆尽。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于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科学院更好服从国家的意志，使科学院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学部职能转变后，学部的大部分学术权力转归院领导和在各学部办公室基础上成立的业务局所有，造成了院级学术委员会组织缺失，在领导和管理体制上如何避免官本位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五、实行院长、所长负责制以来学部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变化 1984 年学部重新定位后，学部原来的各项工作失去了制度保障。1986年，我院重建了各业务局，各学部的职能与工作转归各业务局。自此，学部成为院属的一个特殊部门。 1991 年，学部委员再次增选。1992年召开的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这一次章程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的基础。该章程确认，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主要职能是“接受政府委托或根据学部委员的提议，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进行咨询；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研究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国情，对学科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推动重大科技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接受委托，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或指导。选举新的学部委员。开展学术活动”等。学部的这一定位与职能，在以后的各版《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以及2005年12月颁行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中，虽小有文字修订，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说由此学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和组织，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各学部常务委员，都不具有院学术委员的性质。因此，最近的2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的院级学术委员会组织是缺失的。在所级学术委员会方面，从1985年全院实行所长负责制以后也有一些变化。 1985 年4月1日院长办公会议通过《中国科学院关于院属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有关条款：学术委员会是所长对研究所实施学术领导的评议、咨询和参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本所有关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审议本所的科研方向、任务、规划与计划，评价重要的科研成果，评议科技人员职称的晋升。学术委员会委员由所长聘请所内外有关科学家组成，要照顾到各有关学科，中青年科研人员应占一定比例，委员任期三年。相比于 1979 年底通过的《研究所暂行条例》， 1985 年的暂行规定加强了所长对学术委员会的掌控，而弱化了学术委员会的权利。尤为重要的是，在 2005 年 12 月 28 日通过颁布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中，对研究所的组织和管理着墨不多，在申明“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研究所所长是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 ” 的同时，并没有写入关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责的条款。在这个问题上， 2005 年版《章程》比 1981 年的《试行章程》实际上是退步了。目前，所级学术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能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有专章规定，有关条文是：第23条学术委员会是科研人员参与研究机构有关学术的评议、咨询、管理和监督的组织。第24条学术委员会由高水平科技专家组成，研究所的主要领域方向均应有代表参加，同时应有一定数量的所外专家参加。学术委员会成员由所务会议审议，所长聘任。第25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一）对研究机构发展战略规划、重大科研部署、学科建设提出咨询意见与建议。（二）对科研项目立项、中期评审、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成果报奖等提出评议意见。（三）对科技人员的科技工作与学术水平提出评价意见。（四）对科技布局、研究单元的设立与撤销提出评议意见。（五）对学风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六）承担所长办公会议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可见其首要职责是咨询，其次是评议和建议。所学术委员会的作用，深受所长个人领导作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中国科学院建院 60 多年来，院所各级学术委员会组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目前，由于学部的性质与定位问题，院级学术委员会组织尚属阙如，更好地发挥所级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也大有改进的余地。回顾历史，各级学术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及其功能，需要从全院体制和治理结构上综合研究，需要从切实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层面上高度重视。当前，在实施“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我院正在调研和改进学术委员会工作，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组织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本文原发表于《院史资料与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2012 年 12 月）， 63-83 页。 2012年12月底，中科院重订了所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加强了学术委员会的职能。2013年8月，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这些新的变化，值得关注。; 551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由来: 热度 1 keyuanwangshi 2015-3-31 10:39;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院属机构不同，学部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学部成立50多年来，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仅对学部的建立及其早期职能和作用略加介绍，同时也藉以澄清所谓学部是“苏联模式”的产物等误解。　　一、建院初期的学术领导体制　　中国科学院是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科学院。原中央研究院仅有13个研究所，在它的领导体制和学术体制中，评议会和院士制度十分重要，被视为中研院的“百年大计”。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废除了评议会和院士制度。同时任命多名著名科学家担任副院长，分担学术领导和组织工作。1950年秋，建立了副院长对院属研究所分工领导的制度，即地质学家李四光领导地质所和古生物所，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社会所、语言所、近代史所和考古所，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领导生物和地学方面的研究所，物理学家吴有训领导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化学方面的研究所。但这几位副院长大都年事已高，难以承受繁重的学术行政工作。学术方面的日常领导和管理工作主要由计划局负责。建院之初，计划局局长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物理学家钱三强为副局长。1953年，钱三强任局长，先后担任副局长的还有心理学家丁瓒、曹日昌，化工专家刘咸一。但他们在院内大都担任着其他重要的职务，如钱三强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丁瓒是院党组副书记兼办公厅副主任等，都是全院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计划局内的其他干部，以新到院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为主。因此，相对于当时全院快速发展的形势而言，院部的学术领导力量是很不足的。　　为了吸收专家参加全院的学术工作，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科学院先后聘任了250余名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担任学科专门委员，分为20个学科组，大体与中国科学院1950年成立的第一批研究所和筹备机构相对应。专门委员具有中国科学院学术顾问的性质，但从没有开过专门委员全体会议和专门委员分组会议，他们对于科学院的学术顾问作用也很有限。　　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全院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到1953年，研究机构达到36个，全院人员从1949年的500余人扩张到7000余人，已远远超过原中研院的规模，涉及的学科也远不止20个。随着全院的发展，原有的各科专门委员会的专家力量也明显不足。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状况，从1953年11月院党组呈送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述可见一斑：　　“现时科学院的领导机构是在院务常务会议（由院长、副院长、正副局长和正副办公厅主任组成）下，由几位副院长分工领导各研究单位的工作，而实际主管研究业务的是计划局，主管书刊出版的是编译局，主管行政事务的是办公厅。科学院所属各研究单位散处各地，除了召开会议与颁发公文之外，缺乏经常的业务领导与思想领导，实际处于自流状态。计划局除少数处长对科学情况比较熟悉并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外，多数是才出大学不久的青年干部，实际上不能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于是造成上下脱节、工作忙乱、行政领导多、学术领导少的严重情况。⋯⋯各所所长又多忙于行政事务，有的几乎等于全部脱离研究业务。” 　　因此，加强学术领导的力量，理顺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势在必行。　　二、秘书处和四个学部筹委会的建立　　1953年初，中央任命张稼夫同志任院党组书记并兼副院长。2月至5月，钱三强、张稼夫率团访问苏联，充分调研了苏联组织、领导和管理科学事业的经验及苏联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体制等方面的情况。　　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的国家科学院，是苏联的最高科学中心。院士制度是其体制的核心，以全体院士组成的院士大会为该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院士大会选举产生苏联科学院院长和主席团（由院长、副院长、主席团学术秘书长、各学部院士秘书和主席团委员组成）。主席团下设学术秘书处，是院长、副院长的助手，受主席团委托负责全院性的科学组织工作。学部主任、学部常委会通过所长领导各研究所的科学活动，并确定科学的发展方向、发展远景和重大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以及各研究所的工作内容。当时的苏联科学院有8个学部，学部由相应学科的院士组成，分学科对各研究所实行学术领导。苏联党组织在苏联科学院的作用不大。这是苏联科学院体制的基本格局。　　访苏代表团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领导在充分调研各国科学院组织体制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53年11月19日，院党组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针对当时的领导状况，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参照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科学院应分学部领导各所工作，并把院部、学部以及所的学术领导机构建立与充实起来。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把科学家中的进步分子适当推选到各级学术领导机构中去，党主要就应该依靠并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　　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科学院的报告并将该报告与中共中央的批示一起在党内转发。在此之前的1月30日，院务会议已决定成立秘书处和四个学部筹委会。秘书处由钱三强任秘书长（6月补加陈康白任秘书长），秦力生、武衡任副秘书长，并聘请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张文佑、曹本熹、柳大纲、刘大年、丁瓒、叶笃正、汪志华担任学术秘书，他们大都是年富力强的知名专家。四个筹委会的负责人由院内外顶级专家和领导出任，分别是：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副主任庄长恭、华罗庚；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副主任黄汲清、许杰、陈凤桐；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副主任茅以昇、恽子强；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郭沫若，副主任潘梓年、张稼夫。秘书处成立之后，计划局于1954年6月初正式撤销。由于各学部的负责人大都是院级主要领导或院外科研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本兼各职颇多，建立学部的筹备工作主要是由秘书处负责的。　　三、学部的筹备和正式成立　　1954年3月6日，秘书处召开的第一次处务会议，第一项工作就是讨论学部的筹备工作。首先，秘书处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条例”，在征求各方面意见修改后，于4月底获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批准。其次，在钱三强的领导下，秘书处为选聘学部委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项工作不如预计得那么顺利，正是由于学部委员的名单迟迟确定不下来，致使原计划于1954年下半年成立的学部不得不一再推迟。　　1954年4月，各学部筹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了各学部的学部委员的选择标准、名额分配和学科划分、征询对象的范围等问题。5月7日，钱三强召集秘书处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即：重要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会议还拟定各学部委员的名额。5月11日，郭沫若、张稼夫、李四光、竺可桢等出席学部座谈会，就上述入选资格达成了一致意见，郭沫若院长提出“宁缺勿滥”。6月19日，秘书处会议决定分为地学、动植物学、医学和基础医学、农林、矿冶、化学及化工、土木建筑（包括大地测量）及水利、机械、电机、数学及力学、物理学共11组学科，分别推荐学部委员人选。　　7月初，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向国内自然科学家发出645封信，请他们推荐学部委员人选。至1954年11月，共收回527封回复，共提名665人。11月，汇总各学部拟定的学部委员名单后，中国科学院提出了165人的学部委员名单草案。　　从1954年底到1955年初，在征求和吸收各有关部委和省市等方面意见的过程中，学部委员的名单不断变动。直到1955年5月15日，院党组最后向国务院报送了235人的学部委员名单。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了其中的233人。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国务院令，公布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开幕式在北京饭店召开，当天，郭沫若院长宣布四个学部正式成立。　　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聘任学部委员，基本上凝聚了全国各学科的优秀科学家，参与全院学术规划和组织、管理，改进了全院学术领导体制。学部成立之后，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全院的学术工作和事业发展，甚至可以说，至此中国科学院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的“火车头”作用从此凸显出来。　　四、学部的职能　　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院士制度和评议会被废除，各专门委员会难起作用，专家在院领导体制中的作用被弱化。学部建立后，从体制上保证了专家学者参与中科院的领导，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学部是分工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人才培养、职称升级和奖励考核等事务。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务委员若干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1人。各学部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　　学部的成立，确实加强了学术领导的作用。从1955年下半年起，各学部负责新研究机构的设置计划、学术会议的举办（如著名的青岛遗传学会议即由生物学地学部筹办）、审批各研究所的研究计划，评选全国性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最重要的是着手制订中国科学院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远景计划，为国家的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订奠定了基础。在1956年十二年远景规划制定过程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以中国科学院的几个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于当年8月完成规划的编制任务，确定了13个领域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从中确定了12项研究重点，为新中国科技在60年代初的突破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部成立后，院部机构随之在1956年1月进行了调整。办公厅学术行政工作部分与原秘书处合并成立学术秘书处，原办公厅撤消。但半年之后，学术秘书处又被撤销，恢复了办公厅和计划局。原来的秘书处转变为院部统一管理一切日常工作的领导层，即由一位秘书长和若干副秘书长分工管理全院各个主要方面的工作。1956年3月，张稼夫离任，张劲夫同志接任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与他一同上任的还有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裴丽生和副秘书长、院党组成员杜润生。不久，又任命钱三强、秦力生、谢鑫鹤、陈康白、武衡、郁文为副秘书长。全院正副秘书长有8人，他们年富力强，大多数人还是院党组成员，实际上拥有比副院长更大的实权，形成了所谓“八大秘书长办院”的局面。至此，仿效苏联科学院而建立起来的学术秘书处，转变为以行政领导为主要职责的正副秘书长制。1957年7月，院务会议决定将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质地理学部，并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改名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同时院党组决定党组成员潘梓年、尹达负责联系哲学社会科学部，杜润生负责联系数学物理化学部等，秦力生负责联系地学部，陈康白负责联系生物学部，武衡负责联系技术科学部等，党对学部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说到学部的职能，不能不提到学部委员的职权。然而在学部成立之时，对学部委员的权利，并没有明确界定。学部委员制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由于担心如果仿效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可能削弱党对科学院的领导，中国科学院没有采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而是决定稍晚建立院士制度。但1957至1958年经过“反右”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被进一步削弱，院士制度的建立也无人再提。不过，学部作为院部学术领导机构保留了下来，且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成为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后来发展为业务局）。而哲学社会科学部则于1957年8月起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后来逐步独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部被视为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专家路线”的产物，于1967年1月被彻底砸烂而撤销了。直到1979年，经中央批准学部才恢复重建，次年增选了学部委员，并将院士制度的建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最后必须指出，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苏联模式”，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组织架构。如解放前我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分为数理组、生物组和人文组，其分组与中国科学院分学部的意义是类似的。　　学习苏联科学院建立学部并不意味着学习“苏联模式”。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并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一体体制，而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了优秀专家的学术作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至于学部职能后来有很大的变化，则要另当别论了。　（原载于《科苑人》2011年第4期总第5期）; 1965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院学部性质与职能的两次重大变化: 热度 1 keyuanwangshi 2015-3-31 10:33;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学部自1955月6月正式成立50余年来，其性质、定位与职能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981年，明确提出“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学部虽定位于“学术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已成为全院领导体制和学术体制中的中枢。然而这一新的体制仅仅实行了两年多就被废止了。在1984年1月举行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大幅调整，将学部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这是学部性质的一次重大转变。从此学部的定位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以下对这两次转变略作介绍。　　一、1981年全院体制改革与学部的重新定位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体制建设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在领导体制上，建院初期以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为主，专家的作用受到抑制。学部成立后，我院建立了分学部领导各研究所的体制，加强了对院属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全院体制基本确立。与此同时，学部也是全国学术领导机构，从而使中国科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学术中心。尽管反右和大跃进之后，学部的定位长期没有明确，学部委员的职权受到削弱，影响到学部发挥学术领导作用，但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十年动乱中，学部被当作“资产阶级科研路线”、“专家路线”的产物，被彻底砸烂了，学部终止了活动。　　“文革”结束后不久，方毅同志来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主持科学院工作，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李昌等同志恢复了职务，协助方毅同志领导科学院工作。1977年9月，国家科委恢复，方毅兼任主任。1978年3月，方毅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科技工作后，李昌同志实际主持科学院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率先在科技界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为大批著名科学家、科技人员和干部平反昭雪。1978年3月，院党组提请国务院任命了周培源、童第周、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担任副院长。这是1950年之后，政府再次任命科学家担任院领导职务。　　1979年1月恢复学部建制时，正值“科学的春天”，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扭转院领导体制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消除“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现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9年3月29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1）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2）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3）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4）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4月11日，方毅同志批示：“拟同意。这是一项较大的改进工作，请总理、副总理批示。”不久，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批示：“院长、副院长补选的手续请研究。”5月4日，方毅同志再批示：“请李昌同志遵华主席指示办。” 在李昌等同志的领导下，胡克实、秦力生等院领导就学部和我院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1980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了学部委员会议，会议讨论了学部的性质和任务，学部的暂行简章，学部的设置，扩大增补学部委员的名额，以及建立院士制的问题。5月31日，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四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而不像院士那样是国家的终身最高学术荣誉称号。1980年6月23日至3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70年代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1980年8月25日，方毅同志在正式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仅一年之计，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书记，请求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他在信中指出：“院长应当由成就卓著、能孚众望的科学家来担任。⋯⋯建议将来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后，应实行院士大会选举产生院长的办法，改变过去那种任命的办法。可以几年选一次，不要搞终身制。” 9月1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批示道：“我同意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改为学术团体，政府可给定量补贴或专项拨款，负责人可由主席团轮流担任，或由主席团定期选举，但秘书长任期可较长。院长不由政府或人大任命。副院长减少。院部缩小，各研究所应逐步走向独立，行政机构应逐步改为独立的服务机构。党的领导体系另议。”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请方毅同志征求科学院党组和社会科学院党委的意见，参考乔木同志意见，共同提出改革方案，经书记处讨论后，力争明年实行领导体制改革。” 　　1981年全院体制改革和学部的重新定位就是在以上背景下进行的。正是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同志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2月12日，中央书记处以文件批示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我院制订并颁行了建院以来第一个院章程——《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这一章程草案广泛征求了全院各所和学部委员等著名科学家的意见，多次修改后于1981年5月18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章程明确提出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　　按照《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在我院领导体制中，全体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由二十九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而学部的职能则是：　　 1、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2、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3、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4、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　　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是我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我院前30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定的，在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方面力求平衡与协调，是一种体现了现代科研院所精神的新体制。　　在讨论我院体制改革和制订院章的过程中，方毅、李昌等院领导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征求各方面意见。他们以国家科技事业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力主党政分开，放弃过分集中的权力，理顺全院领导体制。他们是这一新体制的直接推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至今看起来也没有过时。如1980年8月，李昌同志在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讨论时提出：“从中国科学院的实际看，实行院务委员会、所务委员会（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所长负责制，很有必要，这将有力地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 　　二、1983-1984年学部性质的重大转变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一新的体制确立不久，与此同时确定的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而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中国科学院自成立以来，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路线，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办院方针。1980至1981年，在起草《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党中央认为这一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 的。但1981年12月25日，赵紫阳总理致信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认为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而不是在基础方面花很多力量。而张劲夫同志告诉他，“文革”前，科学院的方针是侧重应用，而不是侧重基础，但目前科学院的方针并不是这样定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为四化服务会有影响。这一质疑是在党和国家提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新的指导方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形势下提出的。尽管1982年院工作会议期间，组织学部委员和院所领导对办院方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认为有调整办院方针的必要，但科学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应当指出，《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所确定的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方面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调整完善。如主席团的职责在全院体制中十分重要，但主席团成立之后，由于李昌同志调任中纪委领导等种种原因很少活动。又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影响到他们的科研工作，而年老的学部常委身体也吃不消（当时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66岁，中青年科学家为数不多）。这种状况需要在学部委员的增选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198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科学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1983年11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很快就获得批准。对此，1984年1月在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卢嘉锡院长是这样说明的：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特别是像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确有困难。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从此，学部委员大会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这样就基本取消了由学部委员在院层面和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的各种权力。学部委员随之从工作称号改为荣誉称号。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了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国科学院更好服从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使科学院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1984年的学部性质和定位的转变对我院体制建设及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部职能转变后，学部的大部分权力转归院领导和在各学部办公室基础上成立的业务局所有。一方面，这一转变为我院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一院两种机制”的新办院方针奠定了体制基础，为发挥学部委员在国家科技事业的咨询作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并为学部委员制度向院士制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力被取消后，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学家在我院体制中的作用，避免学术行政化与体制上的官本位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值得人们重视。而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转变为“最高荣誉称号”后，事实上造成了院士规模过大，学术标准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较大等问题，正是近年来院士问题的根源。　　学部的性质和定位在我院体制中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院领导体制和院士制度等相关制度。回顾学部性质、定位与职能的变化，总结相关经验和教训，对于理解和认识我院体制，对于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都是很有裨益的。（原载于《科苑人》2012年第2期总第7期）; 1623 次阅读|2 个评论

浙江大学关于调整和加强学部功能的若干意见（试行）: pikeliu 2009-10-19 13:24; 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浙江大学关于调整和加强学部功能的若干意见（试行）日期：2008-07-28 10:10 党委发〔2008〕44号（2008年7月26日）为进一步理顺学校管理体制，激发基层学术组织创新活力，推动学术力量整合，增强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经研究决定，进一步调整和加强学部功能。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整和加强学部功能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建校120周年前后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密切追踪国际学科发展前沿，深刻分析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认真总结现行校院管理体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进一步调整和加强学部功能，努力形成面向未来、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内部管理体制，积极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二、调整和加强学部功能的基本原则 1. 有利于发挥学科综合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 2. 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术机构及其功能，落实教授治学原则，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学科交叉，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 3. 有利于学校简政放权，以便更好地集中精力把握全局，统筹协调，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 4.有利于加强人才整合培养，更好地适应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改革。 5.有利于创新干部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学术型管理干部任用、管理和考核的有效制度。 6.根据各大类学科的特点，分别设计学部功能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同时，根据各学部的规模、任务、功能、工作量和产出等要素，合理分配各类资源。 7.通盘设计，整体推进，相应调整校部机关的设置和职能。三、学部的设置及功能学部主要是进行学术分类管理的平台，是教授治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受学校委托协调所辖学院（系）工作的机构。（一）学部的设置和内部结构： 1.全校调整为七个学部，暂定名为：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工学一部（或工学部），工学二部（或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学部），农业、生物与环境学部，医学部。理学部按目前理学院的体制机制运作，功能基本保持不变，确有需要可作适当调整。 2.学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实行任期制，不兼任学院领导。任职期间，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学部工作上。学部主任、副主任由教授担任，不确定行政级别，学校按其岗位职责进行管理与考核。校长办公会议在讨论有关重要学术事项时，学部主任可列席。 3.学部设立党工委，由学部党员正副主任、各学院党委书记组成。党工委设书记一名。 4.建立学部部务会议制度。学部部务会议由学部正副主任、党工委书记、学院院长（常务副院长）、直属学部管辖学系（下同）和单位的主任（负责人）等组成，由学部主任主持，讨论决定学部重要事项。学部办公室主任列席会议。 5.学部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与岗位评聘委员会，分别承担相关领域的规划、标准制定、评审、决定、推荐和审议等职责。需要时，可设教学委员会。 6.设立学部办公室，配备主任一人和秘书若干人，负责学部的日常事务。（二）学部主要职责和权限： 1.制定本学部学科发展规划，审定下辖各学院学科发展规划。 2．制定本学部学科领域相关的学术评价标准、专业技术职务和岗位的评聘条件，具有博士生指导教师、教授、副教授的评审权，其中博士生指导教师和教授职务应报学校核准。 3．组织协调各学院制定人才规划，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负责各类人才引进工作，需要学校给予支持的，报学校审批。 4．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整体规划，提出专业设置与调整方案，报学校批准。 5．确定本学部研究生培养方案并报研究生院批准。确定学校下达的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再分配，拟定研究生录取条件并报研究生院核准。确定硕士研究生毕业条件，审定硕士学位，拟定博士研究生毕业条件并报研究生院核准，审核博士学位。 6．统筹学部层面的重大科研项目，组织建设学部范围内跨院系交叉研究机构，促进学科交叉和新领域的发展。 7．掌握一定办学资源，协调所辖学院（系）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等工作。 8．积极争取校外资源，组织推动学院对外合作交流与社会服务活动。 9．配合学校对所辖学院（系）院长（系主任）的选聘工作。组织对所辖学院副院长（系副主任）的遴选，提出建议名单，经学校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后，由学校任命。组织对本学部直属研究所（创新基地、中心）所长（主任）的遴选，提出建议名单，经学校科研部门考察后，由学校任命。学院所属系正副主任、研究所（中心）正副所长（主任），由学院决定。学部党工委配合学校进行学院党委领导班子等选拔任用工作。 10.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任务。四、院（系）的设置及其职能学部所辖的学院（系）是实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办学任务的基本单元。 1．基本保持现有学院总体框架。对于少数确需调整建立的学院（系），须符合以下条件，由学部提出建议，报学校批准。（1）基本符合国际通行的院系设置模式。（2）应当具有充足数量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量。（3）在国内同行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能承担重大的科研和社会服务任务。（4）应有明确的学科界限，既有利于对外交流，又能促进学科发展。（5）既要考虑现实可行性，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2．学院（系）的职能：（1）拟定本学院（系）学科规划和具体建设方案。（2）制订和实施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计划，确定学部下达的研究生名额分配办法，组织实施教学任务，进行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管理与考核。（3）负责本学院（系）人才队伍建设，推荐并初审各类引进人才。（4）制定8级及以下岗位条件并负责评聘。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初审权和推荐权，在学部授权情况下，可以有副教授的评审权。（5）组织科学研究工作。（6）组织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和社会服务工作。（7）掌握并调配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行政事务经费及其它资源。（8）负责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招生和就业指导等工作。（9）负责党建和群团工作。指导学生会、研究生会、博士生会等学生社团。（10）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任务。五、做好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1.成立各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下，针对不同学部，分别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人文学部由庞学铨、来茂德负责，社会科学学部由吴朝晖、罗卫东负责，理学部由王玉芝、叶高翔负责，工学一部（或工学部）、工学二部（或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学部）由倪明江、褚健、张土乔负责，农业、生物与环境学部由陈子辰、朱军、吴平负责，医学部由陈子辰、姒健敏、巴德年负责。 2.根据单独设计学部功能的原则，在学校总体要求下，各工作领导小组抓紧制定不同学部职能调整和机构组建方案。 3.抓紧研究制定学部和新组建的学院（系）负责人及工作机构人员的任职条件和选用办法，启动公开招聘或遴选工作。其他所有学院的党政领导班子在明年换届时调整。 4.抓紧制定学校简政放权和机关改革方案。 5.抓紧制订贯彻本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主题词：管理体制学部调整意见主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各党工委，工会、团委，各学院，行政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抄送：教育部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浙江省教育厅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08年7月28日印发; 个人分类: 大学的组织与管理|2932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学部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