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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科斯问题和普里戈金视角：来自工业和科学的实践经验: pchen87 2018-3-17 22:52; 陈平用经济复杂性挑战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引起许多争议。为了让受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理解普里戈金耗散结构和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的不同视角，陈平举了生物演化的例子，来说明大中小企业可以用不同的生产策略，不存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预言的制度趋同或优化理论，各国因为历史和生态条件的不同，不会收敛到一种普适制度，即英美模式；还可以有德日模式，北欧模式，东亚模式，中国模式，等等。道理呢？恐龙灭绝以后，一部分生物演化为更高级的哺乳动物，但是如蛇那样的爬行动物照样生存。因为冬眠可以节省废热耗散。哺乳动物则相反。人类演化的大脑越来越发达，代价是大脑耗散的热量增加，人的毛皮退化，生存能力降低，必须寻找或建造新居。增加热量耗散，也增加交易成本。历史演化是多线而非单向趋同的。; 个人分类: 复杂科学|405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经济复杂性观念挑战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pchen87 2018-3-17 22:38; 200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会议，原来的主题是用科斯理论来讨论企业治理。不料本人用经济复杂性的观念来质疑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引起热烈讨论。见： Chen, P.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Kyoto Economic Review, 76(2), 139 － 153 (2007). In 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 Chapter 14, London: Routledge (2010). 主持会议的日本演化经济学会会长，立即在几天后召开的日本演化经济学会年会上加了一个专场，请我做了两小时的特邀报告，用我们的复杂经济学研究成果，系统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演讲全文未经删节，在日本演化与制度经济学评论上发表，见： Chen, P. “Equilibrium Illusion,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 5(1), 81-127 (2008). In 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 Chapter 2, London: Routledge (2010). 我们这里先附上批评科斯理论的文章。我们的思想非常简单。科斯想象理想市场是没有摩擦力的世界，所以市场竞争的效率，应当用降低摩擦力，即降低交易成本来衡量。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向是政府减少监管，也就减少交易成本。即使对贿赂送红包的非正常交易，也可以默认。这是荒唐的。因为生命世界就是耗散结构。企业经营产生交易成本是摩擦力做功的必然结果。就如汽车燃烧汽油，汽车旅行要排出废热一样。汽车效率测量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速度，安全和其他功能。我们注意到科斯的交易成本定义模糊。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广告，属于营销成本。问题是企业为什么做广告？为了给消费者洗脑，可以刺激消费。所以企业竞争策略不同。有的打广告战，有的不做广告，省下钱来打价格战，也可能增加市场份额。中国企业打开市场化的营销成本，在资本运作中占很大比例。其实科斯只是“片面观察”真实世界，而非“全面观察” 真实世界。日本经济学家当即给我补充日本企业经营的不同思路。有些看来是增加交易成本的策略，例如加强企业文化，其实可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减少而非增加组织成本。英文文章附上：; 个人分类: 复杂科学|1883 次阅读|0 个评论

交易成本是压垮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最后稻草: fanxiaoyingz 2014-11-25 00:34; 交易成本是压垮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最后稻草设立市场的目的是为了交易，劳动产品的交易产生了商品，商品交易的场所是市场。而要完成市场交易，无论是卖者，还是买者都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买卖双方来去的交通成本；第二，买卖双方商品来去的交通成本；第三：市场的使用成本、卫生成本、管理成本；第四：市场的规则维护成本。以上四大类成本都必须由买卖双方来承担，以上的四大类成本是商品本身之外价值的额外支出的价值。所以我们把这种由于交换而产生的由买卖双方额外支出的商品价格以外的价值叫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交易成本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第二，交易成本是交易商品以外的价值；第三，交易成本因为市场的完善和膨胀而增加，市场越大市场功能越多交易成本越高。第四，企业越大产品越多其交易成本越大，企业越小产品越少其交易成本越少。第五，交易成本随着交通的发展、信息业的发展、法律的完善而减少。第六，交易成本可以设法规避或者减少。第七，违法者的交易往往还要付出法律成本和道德代价。在现实中我们发现了许多规避和减少交易成本的现象。例如：黑市交易。八十年代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十分活跃；场外交易，农民在春节的时候卖猪肉，进入市场往往要交检疫费、卫生费、管理费，所以他们往往选择场外交易；城管追逐的小摊小贩都是场外交易。熟人交易，把东西卖给熟人，商品直接拉到对方家里；直销也是减少交易成本的现象。在农村过去普遍存在的帮工现象也是一种规避交易成本的办法，帮工不具体计较交易数量，不做现场交易，是一种期权交易，极大地较少了交易中的各种麻烦。现在的期货和网上交易都能够有效的减少交易成本。但是，无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中都无法彻底消除交易成本，尽管人们会想尽办法减少交易成本。这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是无法改变的，除非社会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消除这种交易成本的程度。我们称封建社会的经济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反过来我们问：为什么自然经济能够维持上千年历史而不倒呢？我们最终发现，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中产品的交易成本很小。从地理范围来讲，自然经济的交易范围基本不出村，半径不足一公里；从人员来讲基本都是熟人交换，一般不欺负人，有事后追究办法；从场地来讲就是村子里闲人聊天的地方，还有可以赊账，可以以物易物。由于有以上好处，所以自然经济在中国根深蒂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专业化的商品生产中，生产成本远远低于自然经济下的产品成本，而商品的价格却可以和自然经济下的产品一样，所以商品交易成本相对来说反而减少，商品价格减去交易成本后的剩余依然有较大的利润，因此选择在市场交易反而成为一种时尚。而且，选择市场后买卖双方买卖都会到指定的市场区，所以极大地减少了交易的机会成本，一方面交易成功的概率增大，另一方面花去寻找机会的成本减少。所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普遍采用了市场交易方式。但是交易成本高企一直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家挥之不去的恶魔。例如，在商品原料的采购阶段，厂家要承担遥远产地的交通成本，要承担寻找原料的代办费用、中介费用、储存费用等，而要在出售商品的时候顺利卖出去，除过代办费用、中介费用、储存费用外，还必须付出宣传费用、广告费用、各级代理批发费用等。这些费用全部都是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工厂的商品价值的增值不仅由厂家所得，还必须付出相当的部分给货运部门、代理部门、广告部门等。所以很显然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模式是一种成本高企的模式，是一种消耗型模式，而理想的模式是交易成本基本为零。能够有效减少交易成本的方法有二：第一是计划经济，第二是信息业的高度发达。其实在未来社会中这两者并不矛盾。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兴起直接导致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工厂可以不经过中间市场直接把产品发到消费者手里，市场环节去掉。但是，这中间还有交通成本、互联网管理经营成本等。尽管并没有彻底消除交易成本，但是互联网已经在摧毁着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在未来，所有商品的交通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的根本要求是生产本地化，技术公开化，市场透明化，产销计划化。很显然，这种生产方式和目前流行的企业越搞越大，资本越聚越多的现实并不苟合，所以笔者描述的实际上是未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它的本质是技术的高度发展，生产方式的小型化和计划化，生产的本地化，工厂的小型化。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造成了资源和商品的极大浪费。例如，一个大型钢厂，从遥远的南美洲把铁矿石运到上海来冶炼，冶炼后把成千上万吨废弃的石头投进大海，对于这些石头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石头其基本成分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些多余的石头增加了本企业的交易成本；然后钢厂把铁冶炼出来，又把成品铁运会南美销售，铁从南美来又运回南美销售，虽然增值了，但是来回的运输费、中介费、海关费、税费等都很大，为什么南美不能自己建立一个冶炼厂来自己炼？没有技术、缺乏设备、市场很小都是原因，但是一旦技术普及，设备小型化就能够不需要到中国生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普及、设备的更新，生产的本地化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实际上远期来看，国际市场的商品的交易量会大幅度下降，世界会重新回到清净和生态的状态。所以，我并不看好所谓的欧亚大陆桥，并不看好所谓的自由贸易体系。任何商品最终在未来都会实现本地生产和计划生产，从而从根本上节省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压垮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生产交易模式的最后稻草！; 个人分类: 经济问题|35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学中师生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了: 热度 20 lgmxxl 2011-4-4 08:59; 时下大学里教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学里办事太难了！”实际上“大学里办事太难了”不只主要发生在教师个体与行政个体之间，也发生在所有个体之间，个体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等。本来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要走上半个月的程序。等事办好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如果把人们之间（个体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为了某一目的而发生交往并最终实现目的的过程看作是一次交易的话，则我们可以说，大学里交易本成有点高。这个问题向小里说，是办事效率底；中观上讲，则我们说交易成本超过了交往的标的；向大里说，则可以说大学已经越来越偏离大学之道。这一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一问题的背后运行机制、交易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考量再三，感觉以下几条是大学交易成本高的原因。第一，大学组织特征的模糊性。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逐渐步入社会的主战场，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在成为“轴心机构”的同时，大学与其它组织的交往也在加深，与其它组织的边界被消融。今天的大学很难用一个独特的组织特性去界定。其一，大学有类政府的组织特征。因之在大学交易中有了合法性机制在起作用。人们较为接受的观念是这件事是否“合法”：合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合乎领导的要求；合乎权威人物、威权人物的要求等。大学交易中，很多成本较高的交易行为可以从“合法性”上得到“解释”、得到推辞、得到借口。其二，大学有类企业的特征。因之在大学交易中有了“效率机制”、“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人们另一个较为接受的观念是这件事是否“有利可图”：物质的、象征的、符合的利益；显著的或潜在的利益等。对明显无利可图的交易行为，交易成本一般较高，甚至交易难以成功。其三，大学有类学术共同体的组织特征。因之在大学交易中又有了“院校文化机制”在起作用。人们第三个较为接受的观念是这件事是否有利于学术、学科、学生的发展。很多的交易，往往因为不利于学科发展、学术发展而被敷衍。第二，中国文化的潜在影响。中国历来讲求天时、地利与人和，其中“人和”又是重中又重的条件。一般讲来，关系和谐了，事就好办了。人们为了关系，可以置原则于不顾，可以让“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失灵，此所谓当下较流行的说法“宁伤原则不伤感情”！但其反面的或潜在的含义是关系不好了，寸步难行，此所谓“没有人办不成事”！在大学中，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人们为了关系，牺牲了原来的规则。于是那些不办事、不能办事、不想办事、办不成事的人因为与领导关系好，而把握着一定位子、掌管着一个个核心部门。这些人眼中只有领导和他们的关系户。对其它人，则是卖起了官腔，一般人找他们办事，那可就难了。交易成本因之上升，甚至最后付出高昂代价也办不成事。这是当下教师们最为痛恨的事情，也是广招诟病但却难以解决的事情。第三，人本主义、工作忠诚的却失。大学本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地方，是尊重人、理解人、公平对待人的地方。可眼下，大学的以人为本变成了“以领导为本”，而“以师为本”、“以生为本”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教师得不到尊重、学生得不到重视，在大学中最难办成事的是普通教师和学生。一件普通的事，甚至是理所应当办成的事，到了普通教师和学生那里，却成了难办的事、办不成的事、付出高昂代价的事。这背后既有大学行政化的原因，也有大学人工作忠诚感却失的原因。大学人现在失去了工作的热情、工作的目的、工作的原则。大学人现在好像在为领导工作，为上级工作，而不是为工作而工作，为大学发展而工作。工作信仰的异化，带来了处事方式的变化。应该做的工作，应该提供的服务，成为一种寻租的工具，成为显示威权的手段。本来大学人应该有的“尊师重教”传统，变成了应付、敷衍的工作态势。有些部门甚至在上班时间聊天、上网、玩股票，也不愿为学生、教师提供师生应该享受的服务。大学中师生交易成本高，初看起来受损的是普通的师生，但从长远看，真正受损的是大学的发展。人为地制造交易障碍的人，最终将成为大学的罪人。; 个人分类: 教育杂谈|6572 次阅读|47 个评论

周其仁谈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pikeliu 2011-1-10 16:33; 周其仁谈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日期： 2011-01-05 信息来源: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2月31日科斯不懂中文，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还像苏格兰的伟大学者休谟（DavidHume）一样，天生具有人贵述己而不自诩的格调，既不容他人吹捧，更不会自吹自擂。正因为这样，科斯的中国影响力就成为一个在庆贺科斯教授百岁生日时，值得我们大家来加以讨论的问题。我认为，科斯的影响力，首先来自科斯经济学（CoaseanEconomics）的内容。我们都知道，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方面的创新，却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科斯（1994）：《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译本201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3页）。是的，自从科斯在他27岁发表的论文里引进了几乎可以归入不证自明的真理之列的交易费用概念以来，已经没有一门经济学可以完全不理会交易费用却还能够阐释经济行为的逻辑。毫无疑问，科斯的上述贡献有着普遍意义。在科学上，从完全无意识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对此，我们不妨以其他科学为参照来加以理解。例如，没有人会否认在摩擦力为零的假设下，物理学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物理学家才可能进一步展开对正摩擦力世界的更深入研究。这里的关键是，要假设摩擦力为零，首先要有清清楚楚的摩擦力概念。类似的，经济学倘若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概念，就不具备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能力，也更不可能走向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分析。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奖典礼讲演的题目所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构成与运行，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e－conomicsystem）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被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只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就得以重新扩展，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以及一般地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如科斯本人所言，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无论市场里的公司，还是侵权判案的司法传统，对西方读者来说总是不难感知的。因此，只要突破既定经济学思维的束缚，换一个视角科斯的视角看世界，这个真实世界就在那里了。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到科斯的书，是享利勒帕日写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尚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科斯开始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学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国影响力，后来人们甚至可以说，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这又是为什么？我的理解是，科斯经济学包含着的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兴趣。让我们回到科斯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来理解这一点。在那里，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着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1988）：《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2009年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第40页）。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一般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以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页）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其实，惟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个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作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验研究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到无远弗届之处。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祝百岁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乐！（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R.Coase）百岁诞辰。是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吉林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科斯与中国》讨论会。本文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稿。）编辑：知秋; 个人分类: PAC|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好人为坏人买单?: phd9992000 2009-10-29 08:11; 前几天去财务报账，因为发票问题折腾了一番。当然财务制度都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堵塞漏洞，防止坏人钻空子骗取资金，不得不严格管理。例如：发票的填写一定要完备，贴发票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程式，等等。所以，尽管我没有假票，发票都合乎要求，也按照规定重新制作了一番。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因为经验不足，住宿发票忘记填写住宿天数，不得不挂号邮寄回宾馆、重新填写，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不胜惭愧。其实，不管怎么折腾，该报的最后还是要报的，只不过费了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而已。因此就想，可否根据出差情况直接领一笔钱就完事，省略报销这一步？因为有人可能钻空子，就不得不加大管理强度，使得全部的人都付出更多精力，浪费了时间，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肯定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是好人为坏人买单。于是想到了本文题目。好人为坏人买单?; 2081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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