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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原燕京大学博雅塔: 热度 2 Mech 2018-9-20 16:53; 1924 年，燕京大学校园需要一座水塔。为与未名湖景区协调，采用古塔形式。仿造通州燃灯佛舍利塔，用辽代密檐砖塔样式修建，其实是钢筋水泥结构。内部中空，有螺旋梯直通塔顶。该塔主要是由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雅 ( 居住在美国 ) 捐资兴建，故被命名为“ 博雅塔 ”。让不明真相的人感觉与博雅教育有些关系。在我看来，虽然从历史上看博雅塔与博雅教育没有关联，但博雅塔也确实能体现了当代博雅 ( 通识 ) 教育的精髓，实用之物的无用之用。因此成为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也非偶然。当然，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或者别有解释。实用之物的无用之用，其实也应该是数学、力学这类学科教学的追求，“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 《礼记·中庸》 ) ”。从不同距离和角度，拍摄几张照片。; 个人分类: 风光过眼|5555 次阅读|7 个评论

温故一九四二：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I）: 热度 34 hongfei 2014-4-27 09:21; 温故一九四二：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III） 2014.04.26 一九四二年的历史比电影更精彩陈安学弟的博文《【激情人生】纪念中国质量管理先驱刘源张先生4——日本/中国间谍》开头有句话： “刘源张先生的人生可谓传奇，稍加渲染拍成电影都完全可以。” 其实，刘源张先生的人生传奇，不加渲染都可以拍成非常好的电影。陈安《【激情人生】纪念中国质量管理先驱刘源张先生4——日本/中国间谍》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483-787015.html 陈安学弟在这篇博文中还略有微词地说： “刘先生作为一个闭塞地区的青年有机会能出国留学，应该说还是幸运的，至于战争时期到敌对国去是不是就是有问题，我看不应该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暗示。两国交战期间，正常的民间往来还不至于是有罪吧，如果我们统计二战期间敌对国相互交往的民间人士的人数，会发现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这一点上，王鸿飞研究员强调说刘源张先生是自愿去日本不知道是何意？” 学弟在这里是指我在《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博文中的下面这段话： “1942年，刘源张先生17岁，在青岛被日本人选送到日本学习。1942年是冯小刚拍电影表现1937年以来一直是日占区的河南延津县大饥荒的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酣。他来先生这个时候自愿去日本学习（应该是从中学开始学习，他1946年才进入日本大学，1949年大学毕业），和1928年吴清源去日本学棋，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他在1949年从日本去美国学习，到1954年离开美国，大学毕业后Berkeley 5年时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也是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情，不知道中间还有些什么不能为外人道的故事。他能在1942年选择去日本，又在1956年选择回到中国大陆，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难以完全理解的事情。” 《刘源张院士的博士学位》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786637.html 在公开的资料中，刘源张院士对于他自己为何在一九四二年到日本学习，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一个是“被迫说”，一个是“自愿说”。刘源张院士的“被迫说” “被迫说”可以在中国作家网2011年11月22日上的报道《刘源张：中国质量管理之父》中看到。上面是这样说的： “1941年9月，16岁的刘源张考入燕京大学机械系。入校三个月后，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封闭学校，刘源张被迫回到家乡山东青岛，在一家药厂里当学徒。 “1942年，青岛经营橡胶工业的一位日本企业家将他强制派往日本长崎就读，当时日本宪兵队来抓人，说只去半年，但一去就是15年。” 中国作家网2011年11月22日报道《刘源张：中国质量管理之父》连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11-22/59139.html 研究和描写燕京大学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的书籍和文章不少。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12月8日就在北平把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给关了，把校长司徒雷登和几十个教授学生抓了起来，送往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关押，燕园被改为日军的伤兵疗养院，直到抗战结束。要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去看四川老乡笑蜀2007年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坚守沦陷区抗战中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师们》。这篇文章最后说道： “而被赶出校门的燕京师生，也并没有惊惶四散。他们满怀仇恨，按照他们敬爱的校务长构思的旅程，彼此提携，一群群一队队，从开封向西，渡过黄河；然后转道郑州至洛阳，由洛阳辗转前往成都。 “燕京大学的三角旗因此屹立不倒，不出一年，即1942年11月8日，盛大的燕京大学复学典礼便在成都隆重揭幕。几代中国学人，中美两国学人，重新汇聚燕大校园，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奋斗。” 笑蜀南方周末文章《坚守沦陷区抗战中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师们》链接： http://www.ce.cn/xwzx/xwrwzhk/peoplemore/200701/12/t20070112_10066378.shtml 幸运的是，1942年11月8日在成都复学的燕京人里面没有1941年在北京被迫中断燕京学业的刘源张先生，因为按“被迫说”，他当时已经被日本宪兵捉到日本长崎去读书了，否则未来的新中国就会少了他这个所谓的“中国质量之父”。更为幸运的是，1945年8月9日美国人日本长崎投原子弹的时候，他已经转战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高松，否则未来的新中国也会少了他这个所谓的“中国质量之父”。 Hallelujah，这些都是未来中华民族得千恩万谢的来自神的恩典！刘源张院士的“自愿说” 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转载的《人民画报》2013年对刘源张院士的采访报道《刘源张：中国“工厂大夫”》中，对于刘源张先生如何在1942年“自愿”去日本留学的缘由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刘源张”这个名字缘于他出生后从父亲张家过继到了外祖母刘家。从小受到“忠孝仁义”的教育，对刘源张影响很深。当年，中学时代的校长受日本企业家所托，要挑选两个人才到日本留学，中日正交战，无人愿去，出于“讲义气”，刘源张答应“帮忙”，只在临行前一天才告知家人。本来约定的是只去三个月，没想到因缘际会，与家人一别竟是15年。在这15年里，他“无一刻不想回家”。” 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人民画报》报道《刘源张：中国“工厂大夫”》文章连接： http://www.cae.cn/cae/html/main/col236/2013-06/18/20130618095629654254560_1.html 按照这个说法，刘源张先生当年是因为“忠孝仁义”要帮中学时代校长的忙才到日本去学习的，他的同胞觉得那个时候去日本是被迫的，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去日本却的确是自己愿意的，尽管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去三个月。后来因为“因缘际会”，不得不阔别家乡十五年，而在这15年里，他“无一刻不想回家”。陈安学弟据说是山东乡下来的，也许可以自称是“一个闭塞地区的青年”，如果“有机会能出国留学，应该说还是幸运的”。不过他作为山东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刘源张先生当时所在的青岛，一直就是繁华的大都会，并不是“闭塞地区”。不过他也许说得对，刘源张先生当时可能的确对能够到日本去学习会感到和学弟一样觉得“幸运”。不然的话，刘源张先生可能就会很不幸运地跟他的那帮被赶出燕园的同学们一样，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1942年底到几千里之外的成都去复学了。温故一九四二自从2012年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面把河南黄河以北自一九三七年就被日军占领的延津县改编成了黄河以南的国管区以来，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些什么，就已经成了真相难明的罗生门。《一九四二和一四九二》博文连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6-640234.html 更为罗生门的是现在刘源张院士一下子就对一九四二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从山东青岛到日本留学的同一件事请给出了两个很不相同的说法。在罗生门电影中，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 “盗贼多襄丸，武弘之妻真砂，召唤武弘灵魂的灵媒及目击证人行脚僧及发现金泽尸体的樵夫壳等人以四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各自说出供词” 。尽管这几人之间的供词相互矛盾，但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一致的。现在刘源张先生这件事情上，他自己一个人就已经有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难道还有比这更罗生门的事情么？有意思的是，林中祥兄还对老先生过世之后不能进一步为自己辩解深表遗憾。如果再让他老先生继续辩解下去的话，这麻将桌子上不就成了一人轮流摸四家，回回都自摸了？百度百科《罗生门》词条连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002/9020742.htm 抗日战争时期赴日留学的历史咋说事实上，关于1942年日战区赴日留学问题，已经有不少根据史料进行的研究，基本的事实还是很清楚的。华中师范大学王奇生教授在199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1992）和《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1995）两本专著中，就对抗战期间日本政府、伪满洲国政府和汪伪政府选送日占区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历史史料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百度百科有关王奇生教授的信息网页连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5591.htm 在1997年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期刊上的论文《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中，王奇生教授对“沦陷区伪政权留日教育政策的实施”，“战时留日学生的心态和处境”，和“战后留日学生甄审”等方面的资料和历史进行了讨论。文中说： “对战时留日学生, 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就日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的主观动机而言, 无疑是想养成一批“高等汉奸”, 但客观效果与其主观动机并非一致。战时留日学生人数众多, 成份复杂, 势必贤劣杂处, 良莠不齐, 其中产生少数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亦不足怪,但不能因此而将战时留日学生作为一个亲日群体而笼统加以摈弃。 ”祖国在抗战, 同胞在流血, 在这种时候负笈敌邦, 固然不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明智选择。但当时大片国土沦丧, 沦陷区青年学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深入虎穴, 也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无奈选择。” 深入虎穴，多么悲壮的行为啊！王奇生教授这样的总体评价应该还是公允和客观的。鉴于刘源张先生一再表示他自己在日期间“无一刻不想回家”，初看之下，将他归属于“沦陷区青年学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深入虎穴, 也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无奈选择”，想必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有什么意见。不过真实的事情并非总是一厢情愿的如此简单。 CNKI机构管在线《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论文信息连接： http://lib.cnki.net/cjfd/KANG702.008.html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论文pdf下载连接： 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yqk/2010/12/201012101148425089.pdf 2003年钟春翔在《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论文《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中，对1938-1945年间山东日伪教育的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确立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针”，“加强日语教学”，“片面鼓励赴日留学”，“严密控制师生”，“新民会主持下的社会教育”。在“片面鼓励赴日留学”一节中，论文中写道： “1941年5月伪省政会议通过《山东省考选留日学生暂行规程》, 留日学生分公费生30名, 每年6- 10 名, 补助生50 名; 自费生无定额, 修习理、农、工、医4科, 由省公署和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分别办理。前者考选公立或已立案私立专科以上、高级中学或同等学历毕业生, 后者考选已在日本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的学生。对已受其他方面资助，即兴亚院等特务机关补助的留学生, 公费生由本省补助, 补助生、自费生也可适当补助, 考试事宜由伪教育厅组织考试委员会办理, 每年自6 月1 日起至7 月15 日止, 投考学生除呈缴履历书、毕业证书、成绩证明书、身份证明书外, 还须呈缴报考志愿书和誓愿保证书, 考试科目有国文、日文、数学、史地、理化, 进行体格检查和口试。留学科目及年限每次考试时临时规定。被录取公费学生给予治装费和川资200 元。留日学生须在两个月内赴日, 到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处呈请注册, 持其核发入学介绍书, 6 个月内入校学习, 并将校名、校址、学习科目、修业年限报省公署注册。每学期成绩须按时报告, 学习科目不得自由变更。留学期间公费生每名每月80 元, 补助生20 元- 40 元, 毕业后如欲继续研究或升学,要先呈由办理留学事务专员转函省公署核准。学业结束后, 应于一个月内, 到省教育厅报到, 交验毕业证书, 呈请注册, 在本省服务年限至少不得短于领费年限。留学生如品行不端, 患有重病或成绩不合格, 最重要的, 如违反教育宗旨者，即违悖亲日政策, 则追回所有学费, 勒令回国。” “1941 年第一届考选日本公费生8 名, 辅助生5 名。1937 -1941年来共选派留日学生54 人, 此外还有由伪山东省公署转请核发自费留学生3 人, 除由日本外务省每名每月补助50- 55 元外, 由伪省公署补助15- 25 元, 补助生40 元, 公费生80 元。1941年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命令, 留日公费生补贴百元, 补助生50 元,而当时省立中学教员最高工资不过伪币140 元, 最低不过五六十元。小学教员待遇更低, 两相对比, 留学生待遇之优厚为历史旷见。 “1942 年8 月招考第二届留日生, 录取公费生7 名, 补助生3名, 由日选拔补助费生1 名。山东还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考取留日生2 名, 次年录取2 名。1943 年7 月招考第三届留日学生, 录取公费生5 名, 补助费生2 名。经伪公署议决, 由日选拔公费生2名, 补助生1 名。 “片面鼓励赴日留学, 大力提高留日学生待遇, 其目的不过是培养亲日中坚分子, 为日军统治山东奠定人才基础。” 钟春翔《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论文pdf下载链接： 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yqk/2010/12/201012031614401548.pdf 根据这篇论文中的信息，抗战期间山东省日伪政府对于赴日留学的事务，并不是像陈安学弟想像的那样无章可循，好像你情我愿就可以私定终身了。至于刘源张先生于1942年赴日留学，究竟是属于这里面的公费生、补助生，日方选拔的补助费生，山东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考取的留日生，需要查阅相关档案材料才能知道。根据刘源张先生个人的叙述，不论是“被迫说”还是“自愿说”，他是由某个日本企业家出资选送到日本留学的。因此，他最大可能是属于自费生，这样的话需要参加由伪教育厅考试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并且也可能得到资助。按照刘源张先生的上交中国工程院的个人简历，他于1942年3月至1945年2月在日本国长崎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机械工程，于1945年2月至1945年8月在日本国高松经济专门学校学习管理工程，1946年4月至1949年3月在日本国京都大学学习经济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这期间，如果他自己是他说的那样“无一刻不想回家”，按照规定，他应该可以在1945年2月结束长崎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时回到青岛。可是他却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高松经济专门学校学习另外一个学科（管理工程）。1945年8月日本败投降之后，他有更好的机会离开日本回国，但他却在1946年4月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念大学。看来他真是求学愿望过于强烈，以至于“无一刻不想回家”都无法阻挡他在日本继续求学的脚步。而且，据说他老先生还坐过日本宪兵的监狱，如果真要是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话，他又是怎样传奇似地逃过了被遣返回到“无一刻不想回”的家乡的厄运的呢？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据说彭桓武先生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不管刘源张先生在1942年3月是“被迫”还是“自愿”前往日本留学，如果他“无一刻不想回家”的话，他在以后的几年，尤其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都有无法拒绝的理由和机会回国。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面开展遣返日本战俘和日侨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开展将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接运回国的工作。2002年台湾《国使馆学术集刊》上有一篇论文《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作者林清芬）就专门描述了当时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情况，这些接运、召回與甄審工作即使在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之后也在继续进行。论文中说： “1946 年 9 月，中國駐日代表團張鳳舉電呈教育部，略以留日學生經費事，代表團要求日方墊款日金 2 千萬元，三月來交涉結果，希望甚少。而日方貸費，業已停止。諸生困難萬狀，迫不及待。代表團復限於經費，無法救濟。不得已，即日起籌備遣送回國，總計學生 1 千 1 百人，內臺籍 7百人。預計至遲次年 2 月內，遣送完畢。其返國就學辦法，除臺籍學生擬請分發國立臺灣大學外，餘應如何辦理，請教育部儘速電示。 ”1946 年 11 月 25 日，教育部長朱家驊指示駐日代表團關於召回留日學生一案：(1)自願自費繼續留日至畢業時為止者，聽便。(2)無力繼續留學及自願歸國轉學者，准其回國，照規定自行投考。(3)無力自行返國者，呈請行政院，設法令搭船或撥款資送回國。(4)臺灣及東北籍留日學生，可各回原籍經甄審入學。17教育部再呈行政院催請核示，並分函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長春大學、國立瀋陽醫學院、私立東北大學、私立遼寧醫學院及國立東北大學，預為準備。 “1947 年 1 月，國民政府頒布「留日學生召回辦法」。此法共 9 條。第 2條規定留日學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召回之：(1)學業已告完成或已告一段落者；(2)無力自行繼續留學者；(3)其他特殊原因者。第 3 條是有關交通工具和川資的問題：規定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由日返國之交通工具，由教育部統籌之，其無法自籌川資者，得向教育部申請予以補助。第 4 條是有關救濟費的問題：規定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在未返國前，因匯兌不通或津貼不足，所需之生活費經查屬實者，依照實在情形，按月核給救濟費，救濟期限至各該生離日返國時止。第 5 條是有關應行召回之留日學生不遵守本辦法之規定返國者：停止核發其救濟費，遇必要時，得勒令返國。” 台湾《国使馆学术集刊》文章《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pdf下载链接： http://www.drnh.gov.tw/ImagesPost/caab370e-53fb-4fc6-ac61-a4c59d8602dc/65fd0712-0bbe-4203-8fc7-bc585a710b67_ALLFILES.pdf 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期间的八个月期间刘源张先生在日本的情况，在他的简历中没有提及。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面，日本经历了战败投降到逐步被美国军事占领的过程。在此期间，刘源张先生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救济或者是美国占领军方面对战胜国中国公民的救济，那就是受到了日本民间或者政府的救济，或者是靠他自己的才干在打工养活自己。不管怎样，他于1946年4月幸运地进入了日本国最好的国立大学之一京都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生，继续在日本深造，他的生活来源和资助应该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国民政府接运滞留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与他毫无关系。他“无一刻不想回家”的中国梦居然没有因为祖国政府的帮助而实现，到底是因为他身在京都大学这样毫不闭塞的地方，也完全没有机会了解国民政府在留学生和华侨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呢，还是因为“此间乐，不思鲁”呢，后人不得而知。还有一个可能也许是他在1946年已经预测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会从大陆溃败，要等待着新中国成立之后再回到自己“无一刻不想回家”的故乡。就这样，刘源张先生从1946年4月至1949年3月在京都大学读完了经济学本科，又继续留在京都大学研究院学习经济学直到1950年3月。从1950年3月到1950年12月期间，他的简历没说在干什么，到了1950年12月他到了美国进入UC Berkeley，于1954年月获得了现在看来并不存在的运筹学博士学位。在1950年3月到1950年12月期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军队已经打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已经入朝作战，将美军往南驱赶。在这期间，邓稼先一路向西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立马就跑回祖国了，张存浩没得到博士学位也一路向西从美国跑回祖国了，可是那个“无一刻不想回家”的刘源张先生却在这个时候一路向东，到美国UC Berkeley去读那个现在看来并不存在的博士学位去了。学弟眼中的激情人生我自从十年前偶然接触到刘源张先生的故事之后，就一直对其匪夷所思的传奇性惊叹不已。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个故事藏在心里不吐不快，是因为我与学弟不谋而合地觉得它其实比任何电影都要引人入胜。不过，我的疑问总是要比学弟的钦佩要多得多。我希望学弟能够告诉我，他认为一九四二年他那个十七岁的山东老乡的激情人生里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我一直不解的是，有些人和学弟一样，对于和平时期中国学者到外国滞留不归觉得人家人格猥琐，甚至会义愤填膺，却对抗战期间无故到敌国日本留学滞留不归能够轻易理解，并视为激情人生。我也希望学弟能够告诉我，怎样才能玩好这种双面神的游戏。; 个人分类: 奇闻逸事|15848 次阅读|53 个评论

百度-百科：燕京大学“院系设置”介绍中好像有两处欠妥: YUNYANGZHANG 2014-3-28 12:32; ——大学中department的思考：（6）燕京大学“院系设置”介绍中好像有两处欠妥阅读饶毅老师的博文“让我们吹响中国学生从西方回国的号角”、孙启高老师的评论（68）中有关燕京大学的叙述，于是很有兴趣地查阅百度-百科“燕京大学”中的“院系设置”,发现有两处好像有点欠妥。百度-百科记叙燕京大学初成立时设文理科，未分设学系。学制初为本科三年,预科二年。后改为本科四年,预科一年。初设文、自然科学、应用社会科学三学院，后改为三个学院，十八个学系。文学院有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欧洲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音乐学系。理学院有化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地质学系、心理学系、军事学系。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两处好像有点欠妥 1 其中 “三学院” ，好像应该是 “ 三个学科” 。有时“科”是“系”的上一级；有时，“科”是“系”的下一级。可能与大学科、小学科有关。一般“（学）系”、“（学）科”、“（教研=学）室”，是同一级别的单位名称——基层学术单位；中间层“学系”，应该与时俱进地改称（第二级）“学院”。 2 “十八个学系” ，好像应该是 “十七个学系” ，还是哪个学院中漏写了一个学系。结束语网络记叙，应该严谨；应该有计划地进一步编辑加工。; 个人分类: 大学中department的思考|2975 次阅读|0 个评论

悼念史轶蘩院士: xupeiyang 2013-2-18 09:01; 我在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工作了34年，经常看到史教授来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指导年轻医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会将史教授的学术文献收集整理，供协和人学习研究，对史教授的最好怀念。我们永远怀念史教授。史教授，您一路走好。史轶蘩，内分泌学专家，1928年11月生于广东江门市，江苏溧阳人。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医预系，1949年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疗系，1950年获燕京大学生物系理学学士学位，并因成绩优越获该校理学院金钥匙奖。1954年毕业后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及内分泌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及主治医师、1979年任内分泌科副教授、1981年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修两年，1983年任内分泌科主任(至1995年)和教授。曾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内分泌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内分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新药(综合)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药政管理局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主编及中华内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中国新药杂志、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的编委、1993年被评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名医，1995年被授与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毕业50余年来史轶蘩院士一直从事内分泌学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卓有成绩。现在是国内内分泌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她的临床及基础内分泌学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科学作风严谨，医德医风正派，行政管理能力强，为人率真坦诚。近年来史轶蘩院士科研领域的突出贡献如下：（1）开创了我国神经内分泌疾病诊治的研究－－包括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特发性生长激素缺乏、低促性腺激素性性功能低减，建立了多种垂体激素的测定方法及下丘脑垂体功能兴奋及抑制试验，填补了我国此类疾病诊治方面的空白。（2）通过对病人的整体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的研究，及在体外培养的垂体瘤细胞的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加深了对这些下丘脑垂体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了解。（3）在国内首先开展用神经递质或神经激素药物，如溴隐亭、CV-205、GH、促生长分泌肽及生长抑素激动剂等治疗各种下丘脑垂体疾病，并详细观察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在国际上首先发现生长抑素慢性治疗对胆囊功能的影响，引起胆石症。史轶蘩教授的研究工作已发表文章200余篇，并得到以下成果奖励：“内分泌性男性性功能减退症的临床研究”1989年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特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的临床研究”1990年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激素分泌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1991年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1992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均为第一获奖人)。; 个人分类: 科学名人|1814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著名遗传学家故事：李汝祺（1895～1991）: duke01361 2012-11-1 03:04; 李汝祺（1895～1991），天津市人。 1923获美国珀社大学博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在E·B· 威尔逊和T·H·摩尔根指导下从事遗传学研究。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果蝇染色体结构畸变在发育上的效应》后回国。历任复旦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平博物学会会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遗传学报》主编等职。主要著作有《发生遗传学》（科学出版社）等。; 个人分类: 先哲也闲着|426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的燕京岁月: gl6866 2012-1-10 13:15; 【按】每个人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当然，我们更喜欢看名人的记忆或者回忆，但其实有的人并非是名人，而是普通人，由于与名人的后代结亲而受到牵连，也是大有人在。这篇题为“我的燕京岁月”就是一位叫尹宬的老人写的。他的夫人名章湘谷，是四大“右派”之首章乃器与其第二任妻子胡子婴之女。作为章乃器的女婿，尹宬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但是我还是认为他的这篇“我的燕京岁月”写得真挚动人。我给我母亲当年在燕京的老同学逐字逐句地念了这篇小文，她似乎比我还要觉得亲切，真是同一代人啊！我想北大校园的老燕园的学子们对这篇文章一定也会引起共鸣的；甚至就连北大的在校者也可以对照一下60多年前的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变化。虽然不能说是沧海桑田，但的确有非常大的变化。 ----------------- 尹宬：我的燕京岁月四八年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想学医，报考了上医，同济都榜上无名，只被燕京录取，脸上很是无光，幸好父亲朋友江杓的夫人江伯母正好来玩，她是燕京毕业的，后来做了营养师。她说念燕京医预很好，将来可以上协和，这比上医和同济强多了。是中国最棒的医学院。有了她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这时我姐姐尹仪芝已和她们中西女中的同学先北上了，我只好与黄敦一起坐招商局的轮船走，这时的铁路干线因内战破坏已经完全不通了，黄敦是清华的助教，听了他的劝告，我带上了我的自行车，北方的学校都比较大，有了自行车方便多了。船行三天，在天津王崇植伯父家住了一宿，九月四号到达燕京。这时的北平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加上燕园的绿树成荫，让我们这些新生兴奋得很。我的小学同学濮季行看了新生名录，已经在等着我，加上南摸的同学徐汝槐，三个人成了室友。住在二食堂楼下。紧挨着大门，饭前饭后都有熟人来歇脚聊天，成了社交中心。与北大清华相比，燕京是个小学校，人数最多时也不过八百人。但校园环境比他们强多了。北大在城里，沙滩，好像连个围墙都没有，只知道他们有个大操场，还有红楼，灰楼。清华在清华园，离燕京不远，有些老旧的西式建筑，而燕京全是比较现代化的中国宫殿式大屋顶建筑，可说是真正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西校门上的匾额是蔡元培题的”燕京大学”，进门走过小拱桥，两边是一对华表，前面是大块草坪，正面是贝公楼，楼下是行政办公室，楼上是大礼堂。草坪左面的穆楼，是文史科的教学楼，草地的右面是两栋楼，数理化生物系都在这边。礼堂的两边是宗教楼和图书馆。学校主要的教学活动都在集中在这一带。顺路往东深入，就是男生宿舍，并列的一二三四楼，每两楼之间有食堂楼连着，五楼是方形的，紧挨着未名湖，风景最好。六楼特别，有三层楼。其他楼都是两层。六楼所有的房间都面对着湖。二年级以后，我和濮季行，王定邦住在六楼一层最后一间，后来又添了孟宪钧四人住一间。有时就把窗户当作门用。未名湖虽不大，但给燕园添了不少景色。沿湖种了垂柳，风姿招展，湖的东面是男生体育馆和东操场。水塔也在东面，外形就是一座宝塔，很是美观。只有工科楼不太好看，大概是四五年以后盖的。有制革专业和工程系。未名湖的南面，躲在小山后面的是校医院，绕湖往西走是花神庙和钟亭，白天有工友鸣钟报时。湖的西端是岛亭和石舫，这比颐和园的石舫小多了。西面的高地上是临湖轩，是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处和办公的地方。冬天结冰了，可以在湖里滑冰打冰球，这是南方人享受不到的乐趣。为了抄近路，赶上冰薄，掉到湖里的人也时有所闻，但湖水不深，不至于淹死。但会很狼狈。冬季快完时，还能看到冰窖来采冰的过程。在南面与男生宿舍遥遥相对的是女生宿舍和女体育馆，虽然距离不远，但有小山相隔，因而互相看不见。它们是一二三四院，每一个院有大门，男士不得入内。在女宿舍与图书馆之间有两座六角形的麦风阁姐妹楼，是音乐系。麦风阁对面是西语系大楼。出了东门是农场和东大地，里面是教职员的宿舍，当时的代理校长陆志韦就住这里。南门外是南大地，也是教职员宿舍。过节时生物系主任博爱理小姐请过我们去喝茶。六楼的后面是朗润园，树木多，也有小湖，有幽静的中式庭院。也是教职员宿舍，住在这里也是很舒适的。总之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利用了原有的地形，再添些假山之类的，显得地方更大了。燕京有一个校景委员会，当时的负者人是Porter太太。记得临湖轩前面有两棵挺拔的大松树，非常好看，解放不久，有人来看过，认为不错，说是中南海需要，就给挖走了。燕京实行学分制，开学之前先要选课，上理工科比较死，很多课都是必修的，除非自认成绩好，可以要求免修。有的人英文好，可以不念101，而念201或第二外国语。有些课，例如普通物理，化学原理，微积分，是理工科都要学的，常常是大教室，各系的学生都一齐上。所以互相也认识。普通物理是系主任褚圣麟教的，有问题下了课可以提问或讨论，我跟他讲话，直接说”你”，被人认为不懂规矩，南方人不习惯说”您”字。一次期中考试，有一道题，我认为我答对了，他批错了，跟他提出，他当场改正，结果得了满分。有人可能认为我太过分了。微积分是李欧讲的，他口齿清楚，逻辑谨严，但眼睛从不看人，总是向着教室后面，稍高的方向看，好像在背书一样。大概是防止学生的眼光扰乱自己的思路。有时在堂上做习题或考试时，戴文赛教授会来看看，他是天文学家，数学一定也很好。人很客气，不知道为什么有传言说他太太跟人跑了。念医预要上不少化学课，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热动力学，几乎和念化学系的人差不多了。念理科的也要求学些文科的课，一年级我上过国文101，后来学过沈大胡子沈迺章的普通心理学，翦伯赞的社会发展史，林汉达的文字改革等等。四八年开学不久时局就开始紧张了，东北战局不利，父亲来信颇有忧虑，考虑让我们回去，也有些同学走了，例如上海南模的顾景贤，武汉的丁茂伯（上重庆南开时的同学）。但大多同学都采取观望态度。四八年圣诞节时，食堂打牙祭，学校宣布这是校长司徒雷登的请客，让大家过好圣诞节。北平围城时，正好是寒假，圆明园一带还打过仗，在校园里可听到枪炮声，晚上看得见西山那边曳光弹的弹道。大家都很兴奋，扒在西边院墙上看着零散的国军往北平方向撤退，有人还探着头去问他们，“老总，前面打得怎样？”别人就说别去惹他们，闹不好，他给你一枪就不好办。等外面完全平静以后，胆子大的就到圆明园战场去看，拿回了丢弃的东西，有的人捡回了刺刀，军用水壶，工科的周晶检了一颗手榴弹就挂在腰带上，很得意地走回来，现在回想都后怕，他就用那个引爆圈挂在身上，幸亏这个圈是很紧的，要很使劲才能拔出来，万一拔出来，大家就全完蛋了。我没去，但他们捡回一个火箭炮弹送我。我把信管拿掉以后，一直保存着，后来带到协和，到思想改造运动才上交，在全院思想改造运动的总结报告里还提到收缴火箭炮弹一枚，让听众大吃一惊。四九年春天掀起了参干运动，号召学生参加南下工作团，南方大片土地被共产党打下来，各地要成立新政权，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去的人大多是文科的，我姐姐尹仪芝也报名参加了，但她没南下，去了北京团市委。而且改了名字叫尹一，大概是赶时髦吧，以为名字越简单就越能接近大众，也可能有保密的意思，但不久又改回原名了。医预的许庆美和谭景滢也参加了，他们好像都分配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也没有南下。四九年暑假，上海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已很久没得家中来信，不知他们怎样，托工科的周晶去家里看看。他回来说家里已经搬走了。以后从香港七姨转来母亲的信，才知道他们搬去台湾了，此后再也没收到过父亲的信。城里北大有大学生夏令营，有各种政治学习活动，给青年团招兵买马。四九年的开国大典，我没参加，要求半夜就要到达天安门广场集合，据说心理系的夏仁德教授Dr. Sailor也去了，我自己骑车进城，在西四大街看了解放军的列队游行，马队，汽车，炮车，坦克都看到了，比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得更清楚。五零年的五四青年节游行我倒是参加了，事前两星期每天下午要在东操场排练，每二十个人站一排，练习齐步前进，不过等到游行时，城楼上的好像没有毛主席，只有刘少奇在检阅并呼叫口号，那时正好雨过天晴，还飞过一架大飞机撒着传单。大家都很高兴。一年级，上半年的普通生物，和下半年的比较解剖学都是系主任博爱理Boring小姐教的，她当时恐怕有六七十岁了，她上课总要带一摞卡片，按着卡片讲，有人笑她，她的卡片恐怕几十年也不用改写，因为习惯给中国学生讲课，她讲话总是讲得很清楚，很慢，让大家都听得懂。发试卷时，她对我的中学，上海南模挺有兴趣，说我们上一班的陈元方也是南模的，功课也很好。她把我和另外二人的试卷招贴公布，我觉得涂长松和杨惟行的答卷写的更好。一年级结束，我的成绩不错，得了奖学金，全校一年级共有三名荣誉生，另外两名是我们医预的涂长松和物理系的徐孟侠。这样我念二年级就不用交学杂费了。但自己还得交饭钱。五零年初政府大概要关闭所有的教会学校，轰走所有的外籍教员，燕京也不例外，临走前博爱理已找好了替身，请来了刚从美国回来的刘承釗教授，刘是她的学生，是她推荐送去留学的，是知名的两栖动物专家。刘还特地说为了感谢博爱理老师，他把他发现的一个新品种青蛙以博爱理命名。欢送会上博爱理还教大家唱一首民歌， Walking along my meadow way。在欢送会上西语系的学生给系主任柯克伦女士一幅锦旗，“春风化雨”，到思想改造运动时被批判为崇美媚美丧失立场。其实把这些不远万里来中国教书的外国老师一概当作帝国主义分子来对待，是很不公平的。其中一些人还帮助过共产党。二年级的生物课主要是无脊椎动物，最难学，是吴经甫教授的课，他是中国这门学科的鼻祖，是中国昆虫学的最高权威，教这门课也二十多年了，他是一进教室就一句中文也不讲的，考试也难，但学生有他历年的考试题目，代代相传，所以只要照题准备，也都能过关，他四一年去美国时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被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干脆就在哪里念了医学院，所以现在他除了在燕京教书，还在燕京清华的校医院兼职。有时上课还要讲起昨晚去接生的故事，不少人说他颇嗜杯中物，不知真假。二年级我运气不太灵，期终考试前得了流感，高烧住院两星期，耽误了考试，补考时生物课的猜题全不中的，勉强及格，加上这一年又被选上当膳委，每天花去不少时间，念书的时间少了，成绩大不如前。五零年还有一件事可以一提，班禅来参观，通知所有女生都要迴避，我正好在宿舍里，只看见未名湖对岸有一长串人走过，前面的都穿着黄色衣服，有大黄伞跟着，因为太远看不清楚，后来陈达民跟我说他离得近看得清楚，这个班禅，完全是个孩子，个子有点高。现在推算恐怕他这时也只有十三四岁。其实要看内地大学，恐怕也只有燕京值得一看。北大，清华对这样年纪的孩子，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五零年暑假有同学发起去北戴河玩，参加的人有我们医预的徐碣敏，孟宪钧，王定邦，朱兆明，汪毓麟，吴宁，叶明珍，余和琫，胡美浩和我，下一班的范迪均，陈柏林，化工系的黄再麟，史美声，家政系的安作新，音乐系的顾子钰。为了省下交给学校食堂的饭钱，我住在吴宁家里白吃白喝了两个星期，吴伯伯和吴伯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吴朝仁是北医的内科主任，妈妈沈骥英也是医生，在卫生部上班，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临走也没向他们好好地道谢，那时也不懂得什么不好意思，真是很不懂事。徐碣敏的家就在北戴河那边，她和范迪均两人先去打前站，安排一切。旅馆是被没收的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别墅，我们是仅有的客人，男生女生各占一个大房间，打地铺，没有自来水，每天先从井里打水，把脸盆装满水，让太阳晒热，等游泳回来好冲澡用。厨房吃包饭，那时东西便宜，虽然常吃窝头，但常能吃到新鲜海鱼。大家每天都下海玩水，整个沙滩几乎没人，还到过附近的东山看日出，也去过秦皇岛和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一游。一天傍晚在沙滩上还遇到李立三，他带着两个随员，三个人在一边看着我们嘀咕了一番，然后走过来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立三路线的李立三”，他听错了把医预系当了音乐系，说“那好啊，咱们能不能跳个舞，你们带来乐器没有，谁来给伴奏一下”，于是把大家带到旁边小学的教室，让顾子钰弹钢琴，拉着安作新跳起舞来。看来很会玩，不太像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倒像个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据说后来在文革里，挨斗，和他的苏联太太一同自杀了。我们在北戴河大概玩了三四个星期，花费也不太多，真是有点穷开心。那时朝鲜战争好象已经打响，高层肯定已经在运筹帷幄，估计军队只是在暗中调动备战，还没有公开正式出动。解放以后，一些地下党员很快都公开了身份，其实一般人们也猜得出来，我在二食堂的邻居边宝俊，社会系四年级的学生，也是党员，宿舍工友说，难怪他变得这么和善客气，本来他是天津有名的大少爷，嗓子好，喜欢唱洋歌，准是共产党把他给教好的。只有地位最高，历史系的林寿晋不太为人知道，共产党都是越高级的越躲在后面，出了危险由别人去顶着。四九年秋季开学以后开始有政治课，采取大课形式，来讲课的，我记得的，有陆定一，艾思奇，马寅初，胡绳等人，本校的雷诘琼，严景耀就不算了，好像每星期一次，全体师生都在大礼堂听课，没有排固定的座位。如果你不去，也没人知道。因为来演讲的人都是知名人士，所以听众也很踊跃。而且也有了政治分组讨论。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是政治讨论。论题都是事先发下来的，与政治课的内容有关。当时党团员的势力还不太大，不少事都要通过群众协商，学习小组的成员也是自由组合的。不像后来什么事都是共产党说了算。燕京的体育课也是必修的，但不打分，每学期尽量要求换不同的项目，我只记得学过篮球，田径，体操，土风舞。土风舞就是民间舞folk dance，在女体育馆上课，男生女生各半，有交女朋友的机会，我也没好好利用。平常下课后常去打打篮球，或乒乓球。在上海时父亲的朋友送我们一把小提琴，芝姐把它带到北平，也没学，我去了以后她把琴让给我并且在音乐系托人介绍了冯明禁教我学提琴，冯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教琴全是义务的。他是北洋政府代总统和总理冯国璋的孙子，基督教徒，毕业后又到燕京宗教学院进修。燕京后来成立了交响乐队，我也在里面滥竽充数，在音乐会上演奏了法朗士苏培的诗人与农夫序曲，指挥是清华的张啸虎老师，演出挺成功的。可惜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活动了。那时在燕京拉提琴最棒的是李庚錚，是政治系的学生，他在京津一带颇有些名气，不过马思聪来北京以后他就略逊一筹了。有一次冯明禁有事回天津让我找李庚錚上一课，李问我是什么系的，我说是医预的，他说你要学琴，最好换个系，医预系太忙，没功夫练琴。我对音乐没有什么天份，只是喜欢听提琴的曲子，十八九岁才开始学，有点晚了，手指头已经有点苯了，而且连看乐谱的基本功也没有，不过我还是相当努力，认为练琴能修身养性，每天总要花一两个小时练习，但要我放弃学医，那是绝对不会考虑的。马思聪是音乐系主任，在燕京开过音乐会，他的夫人王慕礼给他伴奏，让师生有机会欣赏他们的演奏。我的同屋孟宪钧爱吹黑管，但太爵士味太重，也参加了乐队，听了李锦銮的黑管并向他请教，大有长进，李是南洋华侨，田径跑四百米很棒，也是篮球校队的队员。三年级的功课比较松，有分量的课都上的差不多了。分数差一些的同学都选些容易得分的课，例如日文，据说教日文的女老师给分很松，这样能拉高平均总分。只要总分超过六点二就可以不经考试直升协和。这一年必修的生物课只有刘承钊老师的胚胎学。他是山东人，尽管在外多年，仍是乡音未改，院校调整以后，当了四川大学的校长，到北京开会时，还来协和探望过我们。这一年的大事是十月二十五号中国出兵朝鲜参战，开始了抗美援朝，燕京里又发动一次参军运动，不过声明不要学医的。另外就是发了新校徽，是请毛主席写的，不过这个校徽用了不久，就改成北大校徽了。我们是五一年秋天转协和的，不久北大就并吞了燕京。以后我很少再回去，鹊占燕巢，八零年回去过一次，是去要燕京的成绩单，准备出国。以前的建筑还在，原来的男生宿舍成了留学生的宿舍。我们六楼房间窗前的刺儿梅还看得见，只是粗大多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新建筑就多了，新开了宽阔的大马路，路上熙熙攘攘，一点也认不得了。很不是滋味。现在的人只知道有北大，在网上看到有人发表议论说北大校园真美，难怪民国时期五四年代能培养出那么多的杰出人物，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校园的美好，与培养人才之间，恐怕没有什么直接关联，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北大占据着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园，不知道民国时代的北大在城里只有红楼灰楼，几乎谈不上什么校园。对于燕京的校友会，返校节，我也觉得意思不大，共产党已经把燕京给枪毙了，没有后继的人，这种会能开得长吗？现在不少怀念老燕京的人，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想人们念旧恐怕也不光是怀念自己的年青岁月，可能也包括那时的美好时光，和社会气氛吧，当时共产党的势力还不太大，人与人之间，还相对地平等，社会也相对地和谐，难道这不正是他们所怀念的吗? 人的一辈子，有很多事是自己选择的，更多的事是自己无法选择的，解放六十多年了，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指导下，经过那么多残酷的政治斗争，风风雨雨，恐怕也只有少数人是一帆风顺，踩着人头爬上去的，大多数人都有斗人或被斗的经验，花费了几千万人的性命，经过几十年的验证，居然还有人说如果有第二辈子，自己还要再走同样的选择，让历史重演一遍。我真是有些悲哀。;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340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位历史地理学家的生命印记: kejidaobao 2011-6-28 11:29; 文/金涛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性探讨的学科，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历史地理学是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的，它的诞生以至迅速发展实际上包涵着一个令人不容乐观的背景：即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最初多数是局部的、有限的、可恢复的。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不断扩大生存空间，大规模农耕和对天然草场超负荷的利用，原始森林的滥伐和矿产的无限制开采，特别是近百年来工业革命带来的城镇化加速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的活动已经并且不断地改变了自然界。地球的面貌深刻地烙下了人类活动的印记，而其中多半是负面的影响。这些由人类亲手酿造的冷酷的现实，正在惩罚着今天的人类及后代子孙。而这，正是历史地理学兴起并逐渐被社会重视的因素之一。历史地理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北京城的生命印记》、《我从燕京大学来》3本文集回顾了其学术生涯。《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精选了作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环境变迁、地理学史、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的38篇文章；《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精选了作者关于北京都市研究方面的55篇文章；《我从燕京大学来》精选作者早期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7篇文章（其中包括3篇学位论文），反映了作者的成长历程和求索心路，其中收录了作者的8篇回忆文字，回顾了燕园生活及洪业、顾颉刚、邓之诚等对作者学术生涯的教益。中国过去没有历史地理，只有研究行政疆域变革的沿革地理，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严格地说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一是达比主编的《英格兰历史地理（1800年以前）》，1936年出版。另一部是布朗的专著《美国历史地理》，1948年问世。”（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侯仁之指出，这两部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共同出发点，都在于说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包括人类自身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反馈作用在内，都在不断的变化中。” 侯仁之向中国引入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建立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学派作出了贡献。他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倾注了极大心血，其成就主要集中在北京城市地理的研究、中国西北沙漠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两方面。侯仁之认为，“城市是由于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地理现象之一”。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北京起步的。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H.C.达比教授指导下于1949年春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即为《北京的历史地理》。侯仁之以北京为突破口，从河湖水系和地理环境的视角，对北京城的起源、形成、城址变迁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从最早出现的蓟城，到后来相继出现的辽代南京城、金代中都城、元朝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个城市不仅规模不同，而且城址也发生了很明显变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城址的变迁，历来没有肯定的说法。按照西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法刨，复原了城市发展的面貌也就达到了目的，有些古代的现象是难以解释的。但侯仁之的研究没有到此止步，他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通过实地考察，对照历史文献记载，反复求索，发现北京城址变迁是由于城市依赖的河流水系发生了变化引起的。而导致北京城由莲花池水系到高粱河水系的演变，主要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用水量的增加，归根究底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从一个北方的重镇，变成北方一个小国的陪都，进而崛起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样的地位变化对城市规模乃至城址变迁起着决定作用。侯仁之解析了北京城址变迁的原因，勾画出了北京城市发展的脉络，对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如何与水资源保持平衡提出了忠告，这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成功范例。他后期对承德、淄博、芜湖等不同类型城市的探索，特别是北京与华盛顿两座完全不同历史和建筑风格的大国都城的比较研究，对城市化大潮中城市建设如何保持传统特色，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侯仁之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对中国西北沙漠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体现了其提出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在创造了地理环境中原来所不存在的东西之外，还在不断地改造着原始大地的面貌”这一构想（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在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等地的考察中，他根据沙漠中发现的大量汉代墓葬和人类遗址，以及沙漠深处西夏王朝白城子遗址的考察，揭示了几千年来人类农耕活动及大规模移民过度开垦放牧导致的生态恶化。这项开创性研究对于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生态环境变化有着重大价值，对现实也有很具说服力的启示，对中国西北沙漠地区如何避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地处干旱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侯仁之倡导的实地考察，结合考古发掘、古代文献和碳14、孢粉分析等方法的综合研究，开辟了历史地理学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的新局面，使历史地理学在揭示环境变迁、复原古代地理面貌、预测环境变化趋势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3583 次阅读|0 个评论

历史上的今天 1月31日博主日记: xupeiyang 2011-1-31 07:41; 回家过年，归心似箭。 1870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 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司徒雷登任校长 1929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穆斯堡尔出生 1976年，现代文艺理论家冯雪峰逝世 1997年，欧洲投资银行首次发行欧元债券;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23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zhangqq 2009-11-17 16:04;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章启群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消，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位，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只要体制好，就能够选拔出教育家做校长；体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选不上，选上了也无用武之地。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急待解决的问题。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仅存的民办学校实际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岁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从燕京大学来》（三联出版社），从书名即可看出侯老对于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国教授一半的薪水（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给整个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25\1。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的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言。这些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燕京大学是中国私立大学建康发展的第一只春燕。现在，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中国教育春天的到来！ 2009年10月19日夜阑人静时于京西菂园; 个人分类: 未分类|505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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