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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元明时期的金文研究述评》
kyotosizumoto 2020-4-2 10:19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66 第三节 金文研究述评 1、翟耆年的金文学术研究 关于《籀史》一书，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九如是评价此书： 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抄本，然已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 此书实际上是元明之间最重要的一部专题学术史性质的著作。林钧所谓“盖南宋初所作”之说，不知所本。 又见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有关评价： 其书不能如宋代薛尚功之备。载篆文而考述原委，较薛为详。惟于歧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作。则其识见不如尚功耳。 翟氏此书，在保存宋代金文学术研究文献史料上贡献颇大，虽然该书的下卷早已经失传，但是仅就上卷，依然可以看出此书的见识和学术品位。 从现存的上下两卷目录来看，作者收录了对以下各书的述评和介绍： 上卷十九种：《徽宗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礼器款识》三卷、《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泽礼器款识》一卷、《比干墓铜盘记》、《周穆王东巡题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石鼓碑》一卷、《先圣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铉古钲铭碑》一卷、《皇佑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李伯时周鉴图》一卷、《吕与叔考古图》二十卷、《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卷、《周秦古器铭碑》一卷、《朱氏史章训古》一卷、《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晏氏鼎彝谱》一卷。 下卷十五种：《安州古器图》一卷、《赵九成著吕氏考古图释》、《石公弼维扬燕衎堂古器铭》一卷、《黄氏古器款字》一卷、《广川董氏古文集类》十卷、《赵氏获古厣记》一卷、《洛阳安氏牧敦图》一卷、《赵州刻漏铭》一卷、《梓州蜼彝记》、《青州古器古五图》一卷、《严真观古器图》一卷、《蔡氏古器款识》三卷、《荣氏考古录》十五卷、《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翟氏三代钟鼎款识》三卷。 其中上卷中《皇佑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吕与叔考古图》、《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等书都是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名著。而下卷的《赵九成著吕氏考古图释》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书也宋代名著，《广川董氏古文集类》不知道是否就是《广川书跋》？实际上，翟氏此书上卷就已经是该书学术精华所在了。 《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说： 耆年字伯寿，参政汝文之子，别号黄鹤山人。是书首载《宣和博古图》，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钞本，然巳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求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于岐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之作，与唐代所传特异。亦各存所见，然未至如金马定国坚执为宇文周所作也。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源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其中所云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汉器二卷。河间刘跂序，洛阳王寿卿篆。”据其所说，则十五卷皆古器物铭，而无石刻。当于《金石录》之外别为一书。而士祯以为即《金石录》者，其说殊误。岂士祯偶未检《金石录》欤？ 《籀史》一书，写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因为该书中翟耆年曾感叹赵明诚“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该书准确地记载了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根据《籀史》中的所载，宋代著录金文学术研究著作，已经多达三十几家，而南宋以后各家之作，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以知道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大盛。 他的书中关于吕大临的文字最多，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在文章一开始，他先对吕氏金文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总结：“其辩证字学，用意深远”。并引用了吕氏对“宣榭”、对《散季肇敦》、对爵等铭文和功能的考证，他都给予了吕氏的观点以极高的评价：“其讨论深远，博而合经，非寡闻浅学所能窥识”。 他在该对《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书的考证中，引用刘敞对历法问题进行的解说： 按《商已酉尊》云“十九月”者，《兄癸酉卣》云“十九月”，《南宫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雝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继世，踰年行继位之礼，然后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继世虽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数也。 此书的错误之处也不少。如《考古图》一书，《籀史》中目录和标题皆作“吕与叔《考古图》二十卷”，而该书内容则作“《考古图》三十卷”，如此不一，殊为可笑。今案《考古图》当以十卷为准。 2、吴震的金文研究 吴震的《宣德殿彝器图谱》一书收录了当时皇家制作的大量仿古青铜礼器，在研究和复原商周铜器上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该书记载了明宣德三年三月初一日： 上用鼎、彝诸器共计三千三百六十五件，照《博古》、《考古》诸书鼎彝，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遂件照式，依限铸来。 如，卷三收录的《仿周夔龙云雷鼎图》，是： 照《博古》原鼎样式款式，高八寸八分，耳高二寸二分，阔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径七寸九分，腹径八寸七分，重十三斤五两。无铭。炉底篆文宣德二字，用十二炼精铜铸成，仿古青绿，蛛斑色，金丝商嵌白玉九龙顶，沉香盖座。 在《仿周文王鼎图》中，该书记载连“鲁公作周文王尊彝”八字铭文也铸出。因此，该书实际上是仿古铜器的记录。对于商周铜器保存和继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书依据的只是《博古》和《考古》二书，因此，此二书中所收伪器，该书也亦承其伪。 关于《宣德殿彝器图谱》一书，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如是评价此书： 凡所藏仿古某式，截疏其事实，尺寸制度一一具载之。宣炉在明世已多伪制，此本辨析极精，可据以鉴别，颇足资博雅之助。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27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老子的认识论
fqng1008 2019-4-29 08:37
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识开始于人的感觉，进而知觉，随后表象产生思维。也就是说，认识是一个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然而，老子并不承认认识的这一客观过程，认为思维与感觉是隔裂的，理性与感性是对立的，实践不能获得真知，因此，人的感觉器官无益。他说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第五十二章）。一个人如果开启用于感知的孔窍器官，让它们发挥各自的功能，去品味和感知周围世界，必然纠缠于世象的纷扰，其结果终身不可挽救。因为现实世界的林林总总，尤其是仁、义等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它们是“道之华，而愚之始”（第三十八章），这些附着在“道”的表面华而不实的虚像，不是现实社会的本质。如果把它们作为认识的目的，只能导致人性的迷惑和愚顽。 那么，作为认识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老子认为， “道”是“天地之根”（第六章）、“万物之宗”（第四章）是包罗万象的宇宙法则，“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天下正”（第三十九章）。因此，认识的目的在于体悟“道”的奥妙内涵，把握“道”的运作方式。至于天地万物，它们是“道”的派生物，这些派生物与“道”是母与子的关系，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按理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应该互为反映。然而，万物在“自化”中“化而欲做”（第三十七章），会背离“道”的本性。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世象并非天地万物的本质，反映不了“道”的本性。如果直接认识它们，不仅是舍本求末，甚至造成认知上的混乱。因此，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第五十二章）。这就是说，若想取得真知，就要找到天地万物的本质，什么是天地万物的本质呢？老子已经告诉我们，“道”是宇宙的本始，世界的根源，“为天地母”（第二十五章）。所以，在认识的过程里，唯一的任务是“坐进此道”（第六十二章），只要体悟了“道”这个天地之母，那么，作为“其子”的天地和万物，不必再去认识它，便可了然于胸了。老子又说：“既知其子，复守其母”（第五十二章）。既然了解了“其子”，还应该返回来守住“其母”。也就是说，我们了解天下万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个中间环节，最终目的是为了守住“道”的本性不流失。 看来，老子认识的出发点是 “道”，落脚点依然是“道”，“道”既是认识的目的，又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然而老子又认为“道”是无法认知的，他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道”不是“万有”中的存在物，也不是现实的具体道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述，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第十四章）。因此，人们要想弄懂它，“开其兑”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常无，欲以观其妙”（第一章）。所谓“常无”，就是“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将自己置于专心守静的状态，达到物我两忘的虚无境界。所谓 “欲以观其妙”，就是在“万物并作”中避开虚像的侵扰，仅仅“吾以观复”，体察万物循环往复的“归根……复命”（第十六章），回归本性的趋势与历程，从而体悟“道”的奥妙，获取“道”的真谛。 如此一来，老子就把认识变成了一种神秘的自我内省，使得认识与实践完全隔绝了。他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第四十七章）。不要走出家门去体验和变革社会，不要窥望和探究窗外万物的生灭变化，才能真正明了世间兴衰之理，洞悉天地运行之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第四十七章），走的越远，参加社会活动越多，人的真知反而减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圣人之所以有真知灼见，是他们没有去参加实践活动；之所以明白事理，是他们没有去观看或查验事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他们不去作为。 按照老子的说法，真知或良知不是来源于认识和实践，而是来源于对 “道”的修持。实质上，老子的“知”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而是局限于对“道”的感悟。老子一向反对人们从实践和认识中获得知识，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第四十八章）。做学问，可以使知识一天一天的多起来，然而，这却是与“道”相悖的。因为“道”并非要求人们拥有高深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相反，它要求“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没有能够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没有改造和拥有现实世界的欲望。所以，如果追求“道”，就应该使自己的知识一天比一天减少，少之又少，一直达到“无知”“无为”的程度。 “无为”而顺从于“自然”，是老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标榜的理想状态。而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唯一的途径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要求人们“浑其心”（第四十九章），“如婴儿之未咳”（第二十章）。整天“沌沌……昏昏……闷闷”（第二十章），浑浑噩噩、懵懵懂懂，不识文字，不会计数，“复结绳而用之”（第八十章），只有一颗“愚人之心”（第二十章），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有行为意识，没有思想观念。老子为了实现这一“大道”布化的理想境界，他要求人们“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十六章）。堵塞感知的器官，关闭思维的心门，挫掉对外探知的锋芒，消解世象对内心的纷扰，柔和闪亮的光斑，浊同于尘垢。这实质上是让人们放弃对世界的认知，对世间的一切不闻不问，既不要用于认识世界的科学知识，又不要改造世界的技术能力，回归到人类的原始状态，做自然界的奴隶。老子说：“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第十章）。不实践，不认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才能明白“道”的精义，通晓“道”的奥妙。 如此一来，老子完全否定了人的认识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人们没有必要去认识和变革现实世界，因为 “道”已把它们安排好了。“道”成了凌驾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人们只应该“坐进此道”，实行“道”的修持。不难看出，老子的这种认识论，与西方圣人苏格拉底如出一辙。苏格拉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所以成为这样，并不是因为自然界本身的缘故，而是出于神的有目的安排，人们不应该研究客观世界，只要从自身心里去认识神就够了。老子虽然否认神的存在和作用，但他的“道”却等同于苏格拉底的神，同样反对认识和研究客观世界，主张从自我内省中去感悟“道”就够了。所以，老子的认识论也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正是老子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人的认识头足倒置起来，认识的过程成为了自省的过程，从而为后来道教的神秘主义奠定了基础。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2238 次阅读|0 个评论
设施农业在 智能开发方面的进展及趋势
jldxwsj2000 2013-5-19 17:13
专 题 述 评 系 列 之 二 在设施农业在智能开发方面的进展及其趋势 王 洁 在荷兰或以色列等国家注重研发环境控制过程中的硬件设备，如智能机械、控制器、传感器、传动执行机构等，还注重软技术的研发，包括作物生理生态与环境定量关系和作物动态生长发育 模型、 控制软件、专家管理系统等，实现软件和硬件技术的综合配套和标准化，很多技术已经成熟能够应用于生产中。但我国目前总体上对硬件技术的开发研究要领先于软件技术，这是因为在硬件上，可以直接引用很多工业控制技术，而在软件上因为涉及十分复杂的环境与生物本身的技术问题，所以相对更落后一些。如：在研究作物模型模拟方面我国比荷兰等国家晚了将近20年，目前我国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在荷兰等国家可以通过作物营养模型，实现营养液的自动配方，通过作物干物质积累与光合作用模型，进行温室CO2 和温度的优化控制；美国利用温度控制模型对 花卉作物 的生长高度进行精确控制，以此来控制鲜花上市的时间；欧洲等一些国家应用积温的理论，对作物进行温度的优化控制，即有利于作物达到高产、优质，还可以节省了能源，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工厂化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重点研究农业环境调控、超高产高效栽培等设施农业技术”。主要围绕我国设施园艺作物生产资源利用率低、环境问题突出的重大课题，通过研究 作物 生长发育动态模拟模型及其数字化、可视化技术，将 带动传统生产技术升级， 大幅度地提高单产、农产品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对于指导现代化信息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42篇上文报道
个人分类: 专题综述|2389 次阅读|0 个评论
今天我来到了科学网
热度 1 jldxwsj2000 2013-4-7 23:58
我在科学网上由游客到侠客，由论坛用户升级为博客用户，确实经过了一段心路 历程。 来科学网的主要目的就是欣赏 优秀的人才及优秀的博文，学习与探讨一些深奥的理 论知识与科学问题，结识一些善良，诚实 的朋友；开阔视野、活跃思辨、加强学术交 流、陶冶情操；鼓励年轻上进的青年，为他们提供一些参考性合理化建议，以促进社 会精神 文明，推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 在科学网上不论是过客也罢，博主也罢我倡导遵循的准则如下： 第一 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任何情况下要保持高度的精神文明。 第二 要做到 “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 保持和谐的人际氛围。 第三 倡导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的学术思想，辩证客观地评价人与事物。 第四 保持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 ” 君子谦谦，温和有礼，有才而不骄，得志而 不 傲，居于谷而不自卑 ” 的风范。 第五 客观科学地运用 价值观，世界观来评价与认识事物。
个人分类: 开博宣言|2004 次阅读|0 个评论
罗斯福“新政”述评
黄安年 2012-12-7 07:26
罗斯福“新政”述评
罗斯福“新政”述评 邓蜀生文 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12 月 7 日 发布 1 929 年 10 月的最后几天，资本主义的巍峨圣殿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变成一所炼狱。绝望的呼号，凄厉的“抛出 ! ”喊叫声，穿过大地，越过海洋，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战栗，伦敦、巴黎、柏林……用不同的语言发出了同样绝望的呼号。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了。 在平常日子里，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常日交割量一般是两三百万股，最多不超过 500 万股，而在 10 月 24 日 短短几个小时，抛售额达 l ， 290 万股， 10 月 29 日 ，更创新纪录，抛出 1 ， 600 万股。越抛价钱越跌，越跌就越抛。到 11 月中旬，有 30 亿美元的股票值变得无影无踪了。在 1929 — 1933 年整个危机期中，有 740 亿美元的股票值消失。同一时期， 13 万家工商企业和 5 ， 000 家银行破产，工业生产下降了 45 ％，农村购买力降低一半。在一个 12 ， 000 万人口的国家里，有 4 ， 000 万人口属于失业者家庭。总统胡佛和内阁成员宣布自动减薪……“胡佛村” 越来越多，面包线越来越长…… 负债者、破产者、失业者……带着迷惘而恐惧的神情，期待着什么奇迹出现：也许会出现一个救世主吧 ! 可惜，救世主是没有的。不过，历史表明，严峻的环境往往能造就出杰出人物。 “试试看……” “我向你们保证，也为我自己定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1932 年 7 月 2 日 纽约州州长罗斯福打破惯例，不等本党正式宣布提名，就匆匆从亚拉巴马坐飞机赶到芝加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新政”演说。罗斯福使用这个“新政”字眼时，并没有一幅清晰的蓝图。但是民主党 竞选总部利用了人心思变的迫切心情，把“新政”变成了罗斯福的成功的竞选口号。这个口号唤起了许多美国人对 20 年前威尔逊使用的“新自由”竞选口号的回忆。 1933 年 3 月 4 日 ，这位善于运用语言来鼓动人心的新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提出“只有恐惧本身才是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 。于是，“新政”加上“无所畏惧”，成了罗斯福治疗资本主义大灾难的药方。 1933 年 4 月 19 日 ，罗斯福就职刚一个多月 ，新闻记者们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一再追问新总统再下一步该怎么走，是不是有了一幅蓝图。罗回答说；“情况有点象打一场橄榄球，有一个怎样对付对方的总计划，这里说的对方当然是指失业、农产品价格过低和萧条。现在队长和指挥反攻的四分卫，完全知道下一步该怎样打，而且也知道他们球队的总战略，但是他们无法告诉你再下一步怎么打，非要打完下一步，才能谈到下下一步”。罗曾一再表示他不把新政“当作神学或哲学，而只不过是办事的具体方法，是在现实政治条件下的经济实验。如果说在他后面有什么哲理的话，那就是一条简单的道路：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再试试别的。” 罗斯福从胡佛手中接下来的不仅是个经济上的烂摊子，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混乱的美国。新政府上台，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都力图在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占据尽可能重要的地位。大体上可以归纳成几派： 一、抱有传统观点的正统派。这一派对“新政”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有不少的保留。他们抱有一种为事实所一再否定了的经济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纠偏的制度，只要最痛苦的症状 ( 如银行破产 ) 减轻了，那末就可坐待自然循环的进行，一定会回复到繁荣时期。他们开的药方不外乎削减政府开支、举外债、整顿银行之类。他们反对施猛药，认为这会加重病情。这派人在罗斯福政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比如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复兴金融公司总裁杰西·琼斯和有影响的富豪政客伯纳德·巴鲁克。 二，所谓“计划派”。这是一个新的集团，本身是知识分子，得到大学和舆论界一些有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主张由政府制定综合计划，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为罗斯福早期“新政”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农业部长华莱士和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署长休·约翰逊。 三，另一能量很大的派别是对罗斯福有巨大影响的国家资本主义派。他们拥护私人企业制度，但是认为不能完全让私人企业控制经济领域，特别是公用事业，应由政府控制。代表人物有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诺里斯，鼓吹由政府经营电力，奔走 20 年，特别是对田纳西河流域电力建设更为起劲 ( 田纳西计划的第一个大坝就命名为诺里斯坝 ) 。内政部长伊克斯也是这一派的重要人物。他积极主张以大规模的长期公共工程来创造就业机会，而比较不大看重对失业者和饥民提供应急的、短期见效的救济计划，常与罗斯福的最亲密助手霍普金斯意见不一致。 四、货币论者。这一派人往往只立足于减轻本州的危机，提出他们的处方。有的人主张多印钞票，膨胀通货，这可能对农民赎回抵押有好处，但是对棉田上的佃农，对失业工人，对投资者没有什么好处。另外一些人热中于降低美元含金量，主张提高白银地位。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内华达州参议员基·皮特曼和蒙大拿州参议员伯顿·惠勒。他们所代表的州，都是以产银矿著称的，后来他们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孤立主义者。 五，强有力的农业集团。他们所关心的是避免农产品过剩，提高农产品价格。可是这一派人中对怎样才能达到目的，意见纷纭。有人主张把剩余农产品倾销海外；有人主张倒进江河，有人主张限制生产。 六、有组织的劳工。这主要是受劳联和矿工联合会领导和影响的工会组织。他们要求确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要求保障组织工会的权利。 罗斯福对这些派别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即使是互相矛盾的，他也要“付之实践，看看哪一个是可行的”。他说：“我不当法官，我充分准备让现实经济结果成为陪审团。” 但是 , 很明显，第二和第三派是被称为“新政派”的主要人物。 金 融 对 策 这次大危机是从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开始的。罗斯福的“新政”处方也是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 （ 1933 年 3 月 9 日到 6 月 16 日 ) 期间制定的 15 件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案占 1/3 。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全国银行已经很少开门营业。 1933 年 2 月从密西根州开始，几乎所有各州州长都已下令让本州银行全部或部分暂停营业。罗斯福就职的那一天，在华盛顿，支票竟无法兑现。就职后的第三天， 1933 年 3 月 6 日 ，罗斯福发布全国银行“休假”的命令。这是他所采取的重建金融和经济结构的第一步。接着就召开国会紧急会议，要求国会立即采取立法措施，认可总统采取的行动并且扩大总统权力，授权总统采取他所认为必要的整顿措施。 3 月 9 日 ，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令，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淘汰一部分经营不善和基础薄弱的银行，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政府赢得时间筹集应付局面所必需的货币。 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局面，稳定人心起了不小作用。他在 1933 年 3 月 12 日 就银行危机问题发表了他上台后的第一次对全国广播 ( “炉边闲话” ) ，承认“我们的银行状况很糟。有一些银行家对运用人民的资金既无能又不诚实。他们把托付给他们的金钱用来投机和进行不明智的放款，……使人民震惊，产生不安全感。政府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快地改正这种状况”，他指出：“归根到底，在调整我们的金融体制中，比货币和黄金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民的信心”，要“团结起来消灭恐惧” 。罗斯福在这里向全国预示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决心。如果只是口头号召，不见强有力的具体措施，信心是不会自动建立起来的。从 3 月 13 日 到 15 日，全国绝大多数银行经过财政部审核，在政府监督下，分批陆续恢复营业。罗斯福对惊魂未定的美国人民说，银行体系经过整顿后，存户“仍有可能心有余悸，继续提存。我可以明确宣布，所有银行将满足一切需要。……我向你们保证，把你们的钱存入重新开业的银行，比藏在床褥下面更为保险”。 可是要老百姓把钞票从自己床褥子下面拿出来再存进银行，没有具体保证是不行的。 6 月 16 日 ，国会通过了“ 1933 年银行法” ( 格拉斯一斯蒂高尔法 ) ，建立由联邦承担责任的联邦储备体系，成立联邦储蓄保证公司，对 5 ， 000 美元以下存款，由政府保证其安全；规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家；联邦储备局有更大权力控制全国信贷体系，私人银行接受联邦储备局监督。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银行信用很快恢复，银行存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增加了 10 到 20 亿美元。 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 1933 年 3 月 10 日 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 4 月 5 日 ，宣布禁止私 人储存黄金及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 月 19 日 ，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 月 5 日 ，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4 年 1 月 10 日 ，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 30 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 40 ． 94% 。通过美元贬值，可以提高物价，刺激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贬值是美国贸易战经常使用的武器，可是在 30 年代，一些把金本位看作是强国象征的拜金教主义者，把放弃金本位和美元贬值看作是件了不得的大事。罗斯福的预算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认为罗斯福的做法是“西方文明的终结”。可是大资本家们从切身利害关系中，体会到罗斯福这一手确实厉害，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又有了强大的竞争力。 J ． P. 摩根公开发表声明赞成放弃金本位和使美元贬值。以上的金融措施，从稳定局势着眼，疏导国民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系统，这是恢复和重建经济的必要条件。 减耕和“蓝鹰” 在“百日新政”期间通过的重要立法中， 1933 年 5 月 12 日 通过的农业调整法 (AAA) 和 6 月 16 日 通过的全国工业复兴法 ( 简称全国复兴法 ) 成了整个新政的左右臂膀。 农业调整法是罗斯福企图把农业纳入某种计划轨道的一个尝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规律的作用，调整农业是通过大规模破坏生产力来进行的，这就是所谓“减耕”运动。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业价格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在柯立芝的所谓“新世纪”繁荣时期，就存在所谓农产品“过剩”问题。到胡佛任内情况更糟。胡佛采用大量收购的办法，尽管用了 36 ， 000 万美元 ( 在半个世纪前这是一笔大数目 ) 来收购小麦、玉米，棉花，但根本稳定不了农产品价格。农产品滞销，农民负债累累。罗斯福上台后，成立了一些贷款机构，帮助农民还债，杯水车薪，又何济于事。罗斯福乃打算用“计划种植”来改变“自由种植”，这就是以“份额分配计划”为核心的农业调整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由农场主、农业部和地方农业机构共同商定每种农作物应该种植多少，才能保持供求平衡，然后，通过农业调整署地方委员会告知每个农场王的耕作份额。比如，一个棉农，本来耕种 100 英亩棉花，现在分到 50 英亩份额，减少的 50 英亩由农业部给以某种补偿，他可以利用这 50 英亩种植不属于分配限额之列的其他农作物如马铃薯、苜蓿，或者种树。可是法律生效时，已经下种出苗，来不及减少耕作面积，就采取了毁耕的办法。为了犁掉“多余”的 1 ， 000 万英亩的棉花，国家付出了 1 亿美元。棉农们一辈子是训练骡马不要践踏正在生长中的棉苗，现在却要再教育这些不知所措的牲畜在土地上乱踩乱踏。可是更不知所措的还是使唤牲口的农民，他们多么痛惜他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棉苗。 1934 年，减耕的农作物面积达 4 ， 000 万英宙。还不仅此，在大规模毁耕的同时， 1933 年上半年还杀掉 600 多万头小猪、 27 万头即将产猪仔的母猪。当时的 “AAA ”变成“杀小猪”的同义语。 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受到某些集团的反对。棉纺业者反对限制棉花耕种面积，因为影响他们的企业利润。运输业、仓库业和出口业都不满意，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大规模的施舍”。 “农场主同盟”谴责限制产量的做法，他们认为麻烦不是出在生产过剩，而是消费不足。佃农们抱怨说：“政府不让我们耕种，我们只好吃救济。” 到 1934 年，更进一步制定了对超过份额的生产课以重税的法律。由政府来控制生产，用补贴和重税来进行调节，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遭。整个说来，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1936 年农产品价格比 1932 年虽有回升，但仍低于 1926 年水平： 1926 —— 100 ； 1932 · 6 —— 58 ； 1936.6 —— 78 。 1933 年夏，在美国各城市店铺的玻璃橱窗上、杂志封面上、电影里、各种演出中，… … 突然出现了展翅的“蓝鹰”，蓝鹰下面有一句口号“我们一定尽本分”。这是罗斯福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展开的工业复兴运动。“蓝鹰”就是全国工业复兴法 (NIRA) ——又称全国复兴法 (NRA) ——的标志。凡是接受全国工业复兴法各项规定的企业，一律发给“蓝鹰”，悬挂在显眼处。 为什么要有个标志，而且还要挂在显眼处呢 ? 罗斯福在 1933 年 7 月 24 日 广播讲话中解释道：“在打仗的时候，在朦胧夜色里进行战斗，士兵们都在肩上戴上一个耀眼的标志，便于互相识别，以免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对于那些与全国复兴计划合作的人们，必须要一眼就能互相看清楚。为此，我们设立一种荣誉的标志：书写有‘我们一定尽本分’字样的徽记。我要求所有那些和我合作的人都把这个标志放在显眼的地方。这对我们的目标是很必要的。” 在每个城镇的邮政局都设立了光荣榜，把那些支持“蓝鹰”运动的人，登在光荣榜上。 被罗斯福这样大肆宣扬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主要内容是什么 ? 1933 年 5 月上旬，罗斯福在全国商会发表演说，向资本家们打招呼，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给工人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几天后， 5 月 15 日 ，有关法案提交国会，规定企业界可以在政府同意下建立同业公会，订立本企业的“公平竞争”守则，对违反守则的给予处罚；规定要消灭童工劳动，制定合理工资标准，缩短工时；第七条第一款规定“雇员有权组织起来集体谈判合同”，这一款体现了罗斯福致力于使劳资在他的领导下“合作”，减少和削弱阶级矛盾的构想。 罗斯福为了说服企业界接受他的计划，他对企业主说：“假如每个竞争集团所有的雇主都同意付给他们的工人以同样合理的工资和规定同样合理的工时，那末，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时，对任何一个雇主都没有损害，而且这样对雇主来说，比工人失业和低工资更有利，因为它造成更多购买他的产品的消费者。这就是工业复兴法的核心思想。”罗斯福警告说：“如果任何主要的集团对此趑趄不前或规避责任，这个巨大的机会就会从我们身旁消逝，我们将走进另一个绝望的冬天。” 开始时，这个法律得到大企业界的勉强支持，在各种压力下，美国 90% 的企业或者是自愿或者是被迫参加到了“蓝鹰”运动中，不同行业制定了多达 750 种的本行业“公平竞争”法规。因为在当时的局面下，大企业还没有从大危机的剧烈震动中复苏，他们不得不接受罗斯福在签署全国复兴法案时的保证：“使人们能重返工作，使他们能买更多的工农业产品，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 此外，资本家们对于罗斯福能够把工人当中蕴藏的不满情绪和巨大能量引导到“法律范围”内的轨道上来，也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企业界大亨们对法案的勉强支持很快变成尖刻的反对。因为危险的局面有了缓和，现在他们有力量来反对全国复兴署 ( 实际上就是指责罗斯福 ) 的“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的独裁作风”。这种反对在 1935 年 5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达到了高潮。 全国工业复兴法并没有达到罗斯福所期望的复兴工商业的目标，但是工人运动某些斗争成果通过这个法律得到某些反映。比如：根据复兴法与南方工厂达成的协议，是走向废止童工劳动的一个开端；就工资工时进行集体谈判的规定是有利于改善工人经济条件的一个有意义的进展；对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场采取了一定的整顿和制裁。此外，工人还利用第七条第一款趁势扩大了工会组织。对这些方面的作用作过高的估计是错误的，但是一笔抹煞它们的意义，或者硬要作不适当的类比，那也未必恰当。 以 工 代 赈 大危机是大灾难，有灾难就需要救济。救济不外直接救济和以工代赈。我国早在 2400 多年前春秋时代齐相晏婴就实行过以工赈来救济灾荒。不过在美国，传统的救济方式是直接发放救济金。 在“新政”中，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更主要的方面是以工代赈。 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这一方面是以扩大政府开支来接替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兴办工程解决部分就业问题。 1933 年 5 月 18 日 通过的田纳西流域工程计划 (TVA) 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项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亚拉巴马州麻梭浅滩田纳西河上建筑了一个高坝和两家硝酸盐工厂。战后标卖无人承购。罗斯福决定由政府投资兴办水力发电和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在罗斯福兴办的大规模公共工程中，这一项目获得最大成功，不仅流域的平均收入在工程发挥效益后增长达 4 倍，而且由于有 TVA 供应的充足电力，才使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成为可能。 TVA 虽然吸收了一些劳动力，但是它本身的救济意义远没有另一个在 1933 年 3 月 31 日 通过的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计划 (CCC) 那样重要。这个计划是受到攻击最多的一项就业计划。它吸收 18 岁到 25 岁的失业青年，从事造林、森林防火，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等方面的劳动，由陆军部、内政部、劳工部和农业部共同管理。每月工资 30 美元，其中以 25 元作赡家费。 4 个月内招募了第一批的 25 万人，由 25 ， 000 名退伍军人和 25 ， 000 名有经验的林业工人负责管理和指导，成立 1 ， 400 多个营区，遍及各州，这是“美国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和最迅速的动员”。 但是它遭到一些方面的激烈抨击。犹他州参议员埃尔伯特·托马斯断言这个组织将变成“集中营”。劳联主席格林认为它有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的味道，不仅这样，他还补上一句说还有“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可是罗斯福似乎是有意给格林过不去，任命他手下的一个工会头目罗伯特·费契纳担任它的总指挥。 这个组织在美国参战前的 8 年多中先后吸收了 150 万青年，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近 20 万英亩国有公园和兴建大量游览设施。在美国参战后，这个组织雇用了 300 万人，成为军工生产的一个部门，但这已不是救济性质的措施了。 在整个“新政”期间，各种救济机关的名目繁多，综合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系统，一是由内政部长伊克斯领导的公共工程署 (PWA) 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拨出的款项共达 33 亿美元。罗斯福在 1944 年透露，在 1933 年他使用了 PWA 的款项执行了一个海军扩军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新式航空母舰“企业号”，这艘军舰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一个系统是由罗斯福的主要顾问霍浦金斯主持，包括前期的民间工程署 (CWA) ，花费近 10 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兴建 18 万个小型的工程项目，比如学校、体育场、图书馆、道路等等，先后吸收了 400 万人参加工作。它的特点是工程比较简单，交工快，适宜于吸收广大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失业工人。 1935 年 4 月 28 日 ，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国会拨款 48 ． 8 亿美元交由 50 个新的或原有的联邦机构来执行计划，包括帮助贫穷农民离开贫瘠土地重新定居的重新定居管理署、帮助失业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和介绍就业机会的全国青年工作署、给公用事业还没有照顾到的村镇提供电力的农村电力管理署、以及前面提到的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等。其中最大的一个新机构是由霍浦金斯直接负责的工程进展署 ( 后来改名为工程规划署，简称 WPA) 。这个机构是 1935 年 5 月 6 日 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成立的。 工程规划署进行了范围极为广泛的活动，因此它能普遍吸收 失业者而不一定非要有熟练或专门技能不可。 1936 年 2 月在册时人员达 300 万人。工人工资每月大约 50 美元，相当于失业救济金的两倍，当时被叫做“安全工资”，低于私人企业工资。工人曾要求发给一般通行的工资，罗斯福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一般标准。 1936 年曾采用一般通行工资标准，但每周工作日只有 3 天。 凡是在 WPA 工作的工人，在找到私人企业中的劳动岗位后，可以离去，不受约束。资本家和保守派挖苦 WPA 工人是“懒汉”，可是，他们在 30 年代用自己的双手建造的工程，直到今天在美国仍比比皆是，美国公路上的平面交叉改为立体交叉，是 WPA 重要工程项目之一，在美国公路建设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从工程署成立到 1937 年 10 月的两年半中， WPA 工人兴建了 1,600 多所学校，修缮了另外 16,400 多所学校，建筑了两万多所体育馆、美术馆、医院等，许多城市的市政厅也是由 WPA 承建的。尤其具有特色的是， WPA 不仅为体力劳动者提供劳动机会，还为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和作家提供帮助，让他们有创作和演出的机会。当时在 WPA 的资助下，美国文化界曾出现一阵“写美国”、“画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整个说来， WPA 的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它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社会购买力来刺激企业活动 ( 当然还很不充分 ) ，而且给社会留下为数很多的公共财产。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在 WPA 工作的劳动者没有受到剥削。 从 1933 年 1 月到 1939 年 S 月，联邦政府支出的各项工程费用以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共达 178 ． 68 亿美元。 联邦国债，从 1933 年 6 月的 225 ． 3 亿美元，增加到 1940 年 6 月的 450 亿美元，增加的大部分是救济费用。 这一大笔钱通过工人的手通过不同的渠道交到了资本家那里，这就是以政府投资作为刺激私人投资的“唧筒引动水”。有些人认为罗斯福引动水挹注得还太少，有些人却认为罗斯福简直是离经叛道无法无天。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乔治·特雷尔对罗斯福大把花钱的做法大张挞伐：“宪法天天遭到违反，宪法并没有授权把联邦的经费用于不是联邦的目标”，他甚至预言霍浦金斯干的事“将是要发动内战和革命”。 事实证明了这些人的偏见和无知，因为罗斯福从来没有以革命家自命，他从来是以忠诚捍卫资本主义为己任的。 社会改良立法 在“新政”的名目繁多的立法中，有一些是权宜措施，只为了解决某些特定的目标，另外一些立法却一直传了下来，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某些社会立法就属于这一类。 在全国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罢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 ( 罗斯福借用球队来比喻，叫做“全美联队” ) 无疑是个打击。工会也展开了抗议运动。当时的形势是，罗斯福如果得不到有组织劳工的支持，社会的动荡局面就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在全国复兴法被取消后不到 40 天，就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 ( 瓦格纳一康纳利法 ) ，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并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并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命令。雇主们重演对全国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 1937 年 4 月 12 日 对此法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瓦格纳法之所以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一席位置，主要就在于它所确定的集体谈判合同原则，是美国工人阶级长期坚决斗争的一个成果。可是在 1947 年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国会废止了瓦格纳法，制定了剥夺劳工权利的塔夫脱一哈特莱法。 1935 年 8 月 14 日 成为法律的社会保险法，是另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措施。实际上它是把 10 个有关的计划综合置于社会保险局的管理下。社会保险法，主要是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失业津贴和老年人年金，此外就是增加儿童保健和社会卫生事业方面的服务。罗斯福在 1935 年 4 月 28 日 就这个法案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政府不能年复一年地依靠政府赤字来执行救济计划。社会保险是应付失业的总的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年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放弃他们的工作，以便为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使老年人对他们的晚年有安全感。失业保险不仅是为了帮助将来一旦遭到失业的人不致单纯依靠救济，而且可以维持社会购买力，减少经济忧患造成的震动。 法案规定，每月津贴不超过 85 美元， 一年可以领取 3 个月到半年左右。费用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 ( 以年工资 3 ， 000 美元为限，超过 3 ， 000 美元者不属此法范围 ) ，另一半由联邦政府拨付。联邦款项的来源则取自个人所得税、公司税和 1933 年恢复征收的过分利得税。这里附带提一提，在罗斯福于 1 935 年 6 月 7 日 提出改革税收的咨文，要求减低小企业的公司税，提高大企业的公司税，并征收遗产税时，“新政”的激烈反对派赫斯特报系谩骂这个方案是“斯大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个“合 成人物”想出来的“混账”办法。 1935 年社会保险法当然不是出自什么人的恩赐，而是美国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长期斗争的又一个成果。在国会上，社会保险法的辩论十分激烈。共和党认为这个法案是鼓励懒汉的法案。在听证会上，甚至有人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 18 页上逐字逐句抄来的。” 这种胡说八道可以反映出反对这个法案的势力是多么不择手段。可是，最后表决时，却没有哪一个“新政”法案获得象这个法案所得到的压倒胜利：众议院 372 票比 33 票，参议院 76 票比 6 票，为什么 ?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一方面是赫斯特等的反对势力对法案的凶恶咒骂，叫得虽响，能量也不小，但人数并不多；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支持。 1934 年国会中期选举刚过，高举“新政”旗帜的民主党获得了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一大批刚刚踏入国会的新议员，对本选区选民对社会保险和救济的强烈要求，当然不能漠视；一些共和党议员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对社会保险的投票记录。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使得社会保险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个法律一直延续到今天，范围也有所扩大，但是现在从工资中扣除的保险费已不是当年的 1% ，而是平均为工资的 12 ％了。 另一个重要立法是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法。这个立法更是美国工人阶级长期为之斗争的目标。 1937 年 5 月 24 日 ，罗斯福向国会致送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在这个咨文中承认“我国 1 ／ 3 的人口，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在农业和工业中”。他说：“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损害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坏、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及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 罗斯福提出他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案，但是第 75 届国会没有采取行动。 1937 年 l0 月 12 日，罗再次提出，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才在国会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 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美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禁止资方派遣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以后陆有所调整， 1955 年调整为每小时 1 美元。 这些社会立法，自然是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但这些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有好处的措施。如果考虑到在 30 年代，在号称进步的康涅狄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场每周也只能挣得 1 美元 10 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每小时工资只有 5 美分 ，那末，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难道没有积极意义吗 ? 如果只着眼于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拒绝利用这些改良措施来改善工人群众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放弃监督资产阶级政府认真履行他们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款的斗争，这也未必是适当的。 与最高法院的斗争 罗斯福的“新政”有来自许多方面的阻力。其中最具威胁性的是最高法院。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诨名叫“九老院”。 9 个法官大都出生在林肯时代， 60 岁以上的 3 人， 70 岁以上的 4 人， 80 岁以上的 2 人。根据宪法，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职务，一由总统任命后，总统就奈何他不得。罗斯福就任时九名最高法院法官，由塔夫脱任命的 1 人，威尔逊任命的 2 人，哈定 2 人，柯立芝 1 人，胡佛 3 人。他们代表美国最保守势力。从 1933 年到 1936 年底，最高法院审理了 16 件控告“新政”立法的案件，有 1l 件的判决是不利于“新政”的。 1935 年 5 月 27 日 这一天，最高法院一口气作出 3 件不利于行政当局的裁决：宣布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宣布帮助农村抵押者的“农场抵押延期偿付法”无效，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在复兴法被宣布违宪后，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以胜利者的口吻对罗斯福手下的一名“秀才”科科兰说：“这是中央集权这一套的终结。我要你回去告诉总统，我们是不会让这个政府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现在到了尽头。” 在当时美国的人望仅次于罗斯福的参议员休伊·朗公开宣称，“我举手向最高法院致敬，它把我国挽救出了法西斯主义”。 其他被宣布无效的“新政”立法还有：烟煤煤矿工资和工时法，州际石油船运管制法，铁路员工退休法，地方破产法，农业调整法，纽约州关于手工业中妇女最低工资法。这些被取消的立法中，最使罗斯福感到恼火的是抽掉了“新政”的两根台柱：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而且主要都是以侵犯州权为理由。当时的美国著名歌手乔治·汉科在他的一首名为《我真希望办好事》的流行歌曲中唱道：“最高法院宣布一切都违宪，除开它自己。” 罗斯福在最高法院宣布工业复兴法违宪后曾经反驳最高法院说：“法院的决定，否定国家的经济方面互相依赖的关系，它使国家的宪法倒退到‘骑马儿坐马车’的时代，而那时的经济基本上是大多数人民在他们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给自足”。罗斯福质问道；“法院这一判决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权控制任何全国性的经济问题 ? ” 罗斯福这一问，问到了问题的核心：最高法院对“新政”的敌视，反映了美国某些利益集团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敌对态度。尽管最高法院的态度已经威胁到了“新政”的前途，但是罗斯福持克制态度，而着眼于 1936 年的大选。 1936 年大选，罗斯福大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和佛蒙特两州以外的全部选举人票。直接选票也比共和党候选人兰敦多 900 多万张。在国会两院，民主党掌握了绝对优势，参院是 76 比 16 ，众院是 332 比 89 。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的 114 年中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本钱大了，气也粗了。罗斯福决不是一个甘于受人掣肘、摆布的平庸之辈，他决心向最高法院挑战。 针对最高法院对宪法所持的保守主义态度，罗斯福在 1937 年 1 月 6 日 致国会咨文中提出警告：应该正确地对宪法作出解释，使它成为进步的手段，而不是作为阻挠进步行动的工具。他讽示最高法院法官们去反复读读赋予国会立法权的美国宪法序言和第一条，而且应该重温 150 年前制宪会议上的辩论情况。罗斯福说他重读以后得到十分肯定的印象：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明白地确认和期望将来应对宪法作自由主义的解释，赋予国会以处理国事的权力，就象制宪代表们当年赋予国会的处理国事的权力一样。 罗斯福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客时，就认为对宪法的解释应根据时代的需要而有所变化。也就是说，条文是死的，可是如何对待这些条文是可以变化的，当环境证明这种改变是正当时，就应加以改变。可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 尽管不一定是全部 ) 不仅认为宪法是永远不变的，而且对每一案件的细微末节都要以宪法条文来衡量。对“新政”一些主要立法的看法，就反映了最高法院与罗斯福之间的分歧。罗斯福说：“全国复兴法被宣布为非法，但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而法院所要过问的不是问题而是条文。按照惯例，总统向国会两院作国情咨文报告时，最高法院法官是要出席的，可是当他们了解到罗斯福将在咨文中对法院提出指责时，全体法官抵制了 1937 年 1 月 6 日 的国会会议，一个也不去。行政当局与最高法院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了舆论界十分注目的问题。 1 个月后， 2 月 5 日 ，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司法改革计划：联邦法院法官年满 70 岁如果在 6 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这不是代替老法官，而是增加法官名额。按照这个计划，整个联邦司法机构将指派额外的大约 50 名联邦法官，最高法院将增派 6 名，连原来的 9 名，一共是 15 名。原来 9 名法官中有 3 至 4 人对“新政”还不是坚决敌视的，加上新增派的 6 人，就可以基本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罗斯福的政敌、前总统胡佛把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计划叫做“囊括法院”计划。 罗斯福所持的表面理由是为了减轻法官们的负担，加快处理案件的效率。当时联邦法院效率确实很低，许多联邦法官是懒惰、嗜酒的无能之辈。但是，这当然不是增加 50 名法官所能解决问题的。罗斯福采取的是突然袭击的方式。他为了防止反对意见事先形成一股阻力，他秘密准备，突然提出，除他本人以外，唯一参与其事的就是改革计划的起草人司法部长霍默·肯明斯。 1937 年 2 月 5 日 清晨，白宫打字组奉命紧急集中打印法案，以便分送给议员、有关官员、报社和法院。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引起了普遍的惊诧和法官们的愤怒。在法案提出前 3 天，罗斯福还请全体法官到白宫赴宴，一点也没有漏口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邮政总长法莱问罗斯福，为什么事先不跟参议员们打个招呼呢，罗斯福说：“那就等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样。 48 小时是可以信赖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最长期限，一般是两小时。” 1937 年 3 月 9 日 ，罗斯福通过“炉边闲话”的方式，直接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擅专独断的强烈不满。罗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而且“硬塞进宪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义”。他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均衡，由于最高法院直接违背宪法制定者们的高尚目标而倾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平衡”。罗斯福郑重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在宪 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踞宪法之上。我们需要我们的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他说必须根据现实情况来解释宪法，他宣布全国复兴法和“新政”其他法案都是以宪法为依据的。 罗斯福以他的全部威信投进了这场斗争。美国大城市的报纸连续 168 天在第一版登载罗斯福与最高法院斗争的新闻。法官们对罗斯福的这一攻势也感到十分紧张。首席法官休斯 (75 岁 ) 给惠勒参议员一封信，极力表白各年老法官无不克尽厥职黾勉奉公。惠勒害怕罗斯福的法案通过加强了总统的权威，就和参议员波拉一起对 77 岁的范德万特法官施加压力，要他退休，作为向罗斯福让步的一个姿态。 1938 年 5 月 18 日 ，范德万特宣布退休。如果罗斯福打算适可而止的话，这正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但是罗对最高法院扼杀“新政”立法的惨痛记忆犹新，决心要彻底收拾最高法院的几个属于上个世纪的人物。但摆在罗斯福面前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国会内外，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以及支持“新政”但反对司法改革的某些民主党人，结成了一个反对罗斯福司法改革计划的超党派联合战线，他们反映了大城市商会、制造家协会和宗教界上层分子的观点。像《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论坛报》都是最坚决反对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计划的。在当时舆论影响下，还出现了一些什么“保持我们的自由委员会”、“公民保护最高法院委员会”、“为了美国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他们指责罗斯福搞个人独裁，企图摧毁三权均衡的宪法原则。 罗斯福过高估计了自己二次连任所得到的政治威信，过低估计了在反对总统集中过分权力的旗帜下积聚起来的反对势力。反对者攻击罗斯福企图通过任用赞同他本人政治观点的人达到“囊括最高法院”的目的。罗斯福针锋相对的答复说他就是要指派象法官那样而不是象立法者那样行事的法官，如果这就叫囊括最高法院，那么他“现在就要这样干”。 但是，事态的发展对罗斯福不利。 法案首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 10 比 8 的票数受到挫折。反对的 10 个人中竞有 7 个是民主党人。委员会的报告认为罗斯福的计划是“不需要的、无益的，而且具有摒弃美国宪法原则的绝对危险”。 7 月 22 日 参议院表决时，又决定搁置司法改革计划。实际上，罗斯福要国会通过法案的可能已经失去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罗斯福完全失败了。也许可以说他在战斗中打败了，可是赢得了战争。最高法院面临丝毫不准备让步的罗斯福，也变得灵活起来。先是以 5 比 4 裁决瓦格纳法合乎宪法，借以改变最高法院在劳工问题上的“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的形象”。此外，最高法院还推翻了它过去关于最低工资的裁决，承认妇女最低工资条例合法，宣布社会保险法合乎宪法，这些都是在罗斯福宣布司法改革计划后出现的新动向。在参议院于 1937 年 7 月 22 日 搁置这个计划后不久，最高法院的构成就开始了变化，从这年 8 月罗斯福指派由他任命的第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开始，最高法院原来的法官或退休或死亡，到 1942 年 2 月，已全部换上了罗斯福任命的法官。司法改革计划已经失去实际意义了。 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一场斗争，其意义实际上不仅限于“新政”是否能贯彻，而且还涉及到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更大范围的斗争。近 30 多年来，美国总统权力日渐扩大，从罗斯福开其端，“新政”使总统享有行政首长前所未有的权力，“新政”期间，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上，甚至出现这种论调：“一个总统不能僭夺国会权力，但是他可以向国会借用部分权力，如果他能说服国会借给他的话。” 最高法院代表社会上最保守的力量企图运用司法权来限制总统的权力，罗斯福拒绝这种限制。事态的发展，表面上罗斯福遭到挫折，实际上罗斯福囊括最高法院的计划完全实现。至于大战爆发、特别是美国参战后形成的罗斯福大权独揽的局面，则是非常状态的特殊情况，它进一步奠定战后总统权力日渐扩大的基础。 得 与 失 “新政”是得分多，还是失分多 ? 罗斯福 1936 年 10 月 14 日 在芝加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形象地对比了他担任总统前和担任总统四年后的景象：“ 1932 年接受提名时，工厂关闭，市场鸦雀无声，银行危若累卵，车船空荡无人： 1936 年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深思熟虑的本政府，承担了挽救企业，挽救私人企业和经济民主的美国制度的责任。”［ 36 ］他宣布，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毁灭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 罗斯福这一娓娓动听的描述，说明他给他自己规定的“新政”目标就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福完成了他的目标。 “新政”实际是六年，主要活动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第二个任期的头两年，罗斯福实际上是在为捍卫自己的“新政”措施与反对势力 ( 包括最高法院 ) 进行斗争，与第一个任期时的情况比较，已是处于守势。 1937 年到 1938 年“新政”的主要成就在农业方面是制定了 1938 年农业调整法 ( 又称第二个 AAA) ，代替被最高法院取消的 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第一个 AAA) ， 目的在于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建立粮食存贮制度；在工业方面制定了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罗斯福对内政倾注的精力渐渐被对外事务所引开。从 1939 年工月 4 日罗斯福发出警惕来自国外的危险的警告以后，美国朝野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国情转到世情上去了。 如果拿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终了的 1936 年来作比较的话，工农业和社会状况无疑有很大变化。首先金融危机控制住了，农业收入增加了近一倍，许多工业部门恢复到了 1929 年的水平。 1936 年 5 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企业活动指数从 1930 年以来首次达到 100 。国民收入 1936 年为 6,.10 亿美元，比 1933 年的 396 亿增加了 50% 多。道一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 1936 年比 1933 年高 80% 。公司利润 1933 年亏损 20 亿美元， 1936 年获利近 50 亿美元。银行界巨头 ( 如温思洛普·奥尔德里奇 ) 们甚至又在担心通货膨胀的巨大威胁了。 但是，这些成就是建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罗斯福是通过“限制旧的社会制度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的方式来做到这一步的，而且，他采取的这些限制措施，也受到大资本家集团和保守势力的顽强抗拒。 正因为“新政”是急救药方，它不可能治疗资本主义痼疾，因此在解决带根本性的失业问题上是失败的。尽管罗斯福千方百计地提供各种就业机会，但就业情况是不稳定的。罗斯福就职时失业人数为 1,400 万， 1937 年 8 月减到 500 万， 1938~1939 年又增加到 1,000 万左右， 这时，美国又面临一次新的经济危机的威胁。 “新政”举办了许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就业渠道，为什么就业问题解决不了 ?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新政”在鼓舞私人企业的信心方面没有成功，而资本主义秩序成功的基本条件是鼓舞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而诱发这种精神就需要刺激和报偿，而“新政”的一些措施是抑制这种精神的，比如政府在一些经济领域与私人企业竞争，因此就妨碍了私人企业元气的恢复，而劳动力归根到底要靠日益发展的私人企业来吸收，政府兴办工程吸收能力还是有限的。这些人指出在 1925 — 1929 年每年平均有 95 亿美元新投资，而 1933 — 1939 年，每年平均只有 10 亿美元。因此，私人企业只能吸收领救济金的失业者的 45 ％。概括说，这一派认为政府对私人企业卡得过紧。这一派是所谓正统派。 另一派意见认为只有真正执行大胆放手地增大开支的赤字政策，才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而罗斯福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够。这一派人特别指出 1937 年夏天出现的， 1938 年又有所发展的新危机迹象，如工农业生产下降、农产品批发价格下跌、失业人数从 1937 年 8 月的 500 万剧增到 1938 年的近 1,000 万，这都是罗斯福紧缩通货的恶果。他们主张继续加强政府投资，以此诱发私人投资的兴趣。这就是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或半追随者的主张。概括说，这一派认为政府应该当主力，打头阵、干预经济生活，而不是放任不管。 就第一种来说，罗斯福对私人企业只是限制了个别坏的方面，如整顿金融；限制了个别极端的表现，如雇主在劳资关系上与劳工尖锐对立的做法。在所谓与私人企业竞争的方面， 6 年新政，政府只是在电力这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这是因为 30 年代私人企业根本没有作好控制这一企业的准备，当时经营电力还不是有大利可图的。第二种意见罗斯福也并不采纳，他在 1938 年 2 月接到凯恩斯的一封信，建议他采取一些政府投资兴建更多的公共工程来诱发私人投资，罗斯福认为“在 1933 年这是适宜的办法，因为井里的水干到快要见底了，需要注水进去，现在就不一定需要这样做，因为井里的水已经有 25 — 30 ％了。” 实际上，失业之与资本主义制度，就象影子跟着人一样。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使失业成为经常现而且资本家阶级也需要有一定的失业者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当然，过大的失业队伍影响到社会消费水平，也不是资本家所希望的。罗斯福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失业问题，他充其量只能通过公共工程以低于一般的工资水平使失业者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局部解决失业问题。即使在美国参战后，一直到 1945 年战争结束，美国每年仍有 100 万左右的失业者。 历 史 评 价 上面从“新政”的成就与失败两方面作了简略的衡量，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新政”的实质是什么 ? 答案纷纭，莫衷一是。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不同利益集团的回答当然不可能是一致的。 保守势力的代言人，报业大王、威尔逊一罗斯福的坚决反对者赫斯特说 New Deal( 新政 ) 是 Raw Deal( 苛政 ) ；不是榨取富人 ( “ Soak the Rich ” ) ，而是榨取成功者 (Soak the Successful) 。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约翰·根室说他所听到的关于“新政”所下的最好的定义，是说“那是一些没有骨气的自由派为了那些失魂落魄的资本家而去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企图”。 美共谴责“新政”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 从 1928 年到 1948 年曾五次参加总统竞选的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对“新政”作了全面的评论： 新政是社会主义吗 ? 绝对不是。 罗斯福没有宣布社会主义纲领——除了谎言以外。 银行吗 ? 罗斯福把银行从破产中挽救过来，又把它们交还给银行家。 控股公司的立法吗 ?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使控股公司国有化，而不是试图拆散它。 社会保险吗 ? 罗斯福的行动是一次真正计划的微不足道的模仿。 ． 全国复兴法吗 ? 这是为了保持利润而通过工业的协调来调节生产，从而巩固资本主义的精心设计的计划。 农业调整法吗 ? 本质上是一个提供补助金的资本主义的计划。 田纳西计划吗 ? 国家资本主义。 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吗 ? 强迫劳动。 罗斯福的口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罗斯福的口号是：“工人和小有产者联合起来，扫掉华尔街”。这个口号至少同安德鲁·杰克逊一样古老。 托马斯批得简短有力，痛快淋漓，尽管未必完全令人信服。 “新政”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连最广泛意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罗斯福自己也一再声明“新政”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有人把‘新政’叫做‘法西斯主义’，有时叫做‘共产主义’，有时还叫做‘军事化’，有时又叫做‘社会主义’，把本来很简单和很实际的事情搞得十分复杂和理论化，而我只相信实际的诠释和奉行实际政策。” “新政”不是罗斯福一个人头脑中冥想出来的。它主要是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对大危机作出的反应。 1929 — 1933 年的美国，如同遭到水淹的蚁穴，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岛，一向颐指气使的大老板们，失魂落魄，希望“救世主”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出来挽救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生存基础——资本主义。罗斯福出色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从没有向美国现行制度挑战。他要求保持资本主义，改革一些弊端，而不是摧毁它。他一再否认他对大资产的敌意，他说：“我们不要摧毁雄心壮志，也不是要把我们的财富拿来均分。我们仍然承认有更强能力的人应该挣得比别人更多，“我认为，我一直这样认为，而且我仍将认为私人企业是美国健全经济的主心骨”，“我相信个人主义，… … 我相信一切事情中的个人主义，但是不能以牺牲社会为代价来实行个人主义。……我们过去都饱尝了放肆越轨的个人主义的苦头，社会吃了苦，企业也吃了苦。向私人垄断的斗争，不是反对美国企业，而是为了美国的企业、这是保持个人企业和经济民主的一个斗争。” 罗斯福讲的这套道理象是把自己放在中产阶级代言人的位置上，要求所谓公平竞争，反对私人垄断，实际上这是南北战争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口号，在美国早已是历史陈迹了。 罗斯福企图通过社会立法以改善最低工资劳动者的处境，他说他之所以非常关心增加最低收入的工人的工资，是因为“这些人是我们人数最多的消费集团，可是今天他们却无法维持象样的生活水准，不能购买食品、衣服和其他必需品以保持我们的工厂和工场充分运转。” 在具体做法上，罗斯福的基本思想是企图用某种中央集权的经济机构来对整个经济进行领导，被最高法院宣布非法的全国复兴署就是这样一种机构。他认为政府是影响经济变化的工具。他的“智囊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特格韦尔说罗斯福“偏爱有计划、有纪律的企业制度”， 而“新政”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验。可是，正如斯大林对英国作家威尔斯 ( 他是一个“新政”的支持者、罗斯福的崇拜者 ) 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在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 “新政”的所有措施，归根到底，都没有脱离抑制和调节的范畴。《罗斯福：狮子与狐狸》这本传记的作者伯恩斯分析道：“罗斯福是一个出色的务实派。他没有重新塑造美国的整体计划，而只是对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些修补改进，采取一些解决摆在眼前的特殊问题的应急措施，比如，干旱地区的林荫带，横贯大陆的公路干线和支线，巨大水坝和灌溉系统，重新安置佃农汁划，保护森林资源，以小医院为主的全国医疗系统，农村电力化，地区发展计划，以及修建桥梁、住房、公园等。罗斯福感兴趣的不是宏伟的经济或政治理论，而是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成就。” 许多“新政”研究者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就是凯恩斯理论的实践。 无疑，凯恩斯对罗斯福的“新政”怀有强烈的兴趣和希望。凯恩斯在 1933 年末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措词热切的信，信中写道：“您已经使您自己成为各国有志于在现行社会制度的框框内进行合理的实验以改正我们所面临的弊端的受托人。如果您失败了，合理的扶择将在全世界蒙受严重的损失，而听任正统力量与革命去一决雌雄。可是，如果您成功的话，新的和更大胆的方法将在各处试行，而我们将以您就职的那一天作为经济新纪元的第一页。” 罗斯福从他的“智囊团”中某些与凯恩斯思想合拍的人的介绍中，对凯恩斯当然也是有较深印象的。罗斯福曾多次接见凯恩斯。 1934 年 5 月 28 日 ，罗在白宫曾与凯作过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这次谈话据说不大成功。凯恩斯是个拘谨而高傲的人。他给罗斯福摆出一大堆统计图表，象教授讲课那样，向罗斯福大讲他那增大赤字开支，兴办大规模公共工程的理论，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背债是件好事，是一种刺激，一种投资，保持车轮继续运转。政府投资能够刺激和扩大私人投资，债务会由劲头十足的工业上缴的增长了的税收和胀鼓鼓的工资袋加以偿付。大规模公共工程付出的工资，每一美元都将进到食品店，通过食品店又到批发商那里，批发商又转到农场主手中，因此，政府每一美元的支出，就创造了四美元的国民收入、纳税的收入，这就是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增殖率理论。凯恩斯大吹以赤字开支增加总的购买力以刺激生产，他说“没有什么可以与这种办法相比。正统的观点认为战争才是以政府开支来创造就业机会的合法借口”，可是，“您，总统先生，正在抛开了这些桎梏，为了和平与繁荣，放手采取过去只是为了战争和破坏目的服务的方法”。凯恩斯还象对学生讲课一样对罗斯福说：“经济问题并不那样艰深难懂。如果你让我来办，我就能办好。”对这种骄傲的态度，罗斯福十分不快。在会见后，罗斯福对他的劳工部长帕金斯说：“他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对帕金斯说：“我原以为你们这位总统的谈吐会更有文学和经济学素养的”。 罗斯福作为一个实干家，对经济学家的议论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他讥讽“经济学家们每五年或十年改变一次他们对经济规律的定义”。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说他读过 5 位各派专家写的经济学著作，得到两个突出印象，“一个是他们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另一个是他们说得是那样闪烁其词，几乎让人捉摸不定他们的意思。他们说的是行话，地地道道的行话。” “新政”带有凯恩斯主义的痕迹，或者说受到它的某些影响，而且“新政”规划班子中有一些人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凯恩斯的观点，但是，如果说“新政”就是凯恩斯学说的实验，那就未必符合事实。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不一致的。 以大工程刺激经济，一般认为是凯恩斯学说的一个主要论点，但是这并不是凯恩斯的发明。法国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卡伦 (Calonne ， 1783 一 1787 任职 ) 就力主以筹建大工程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即所谓“为了重建信任而开支”。把罗斯福筹建大工程的计划说成是凯恩斯理论的实践，论据并不充分。 凯恩斯把赤字财政当作一条原理，罗斯福只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目标还是平衡预算， 1938 年罗斯福就拒绝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降低赋税比增加赋税更为有利，罗斯福主张高额累进所得税。 凯恩斯认为经济复兴与体制改革 , 复兴是主要的，改革不宜于同时并进，以免影响企业界的信心，罗斯福认为作为“新政”支柱的三个 R ： Relief( 救济 ) 、 Recovery( 复兴 ) 、 Reform( 改革 ) 是相互联联系的。迅速见效的复兴项目可以解决急迫的救济问题，而战略性改革是为了避免 1929 — 1933 年灾难性危机的重演。 凯恩斯不赞成把提高价格作为一个目标，罗斯福认为提高价格关系到“新政”成败。 凯恩斯主张降低实际工资以增加就业机会，罗斯福主张使工人获得较稳定的实际工资来加强社会购买力。 在最重要的一点上，即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罗斯福在实践上比凯恩斯理论走得更远。 “新政派的一些思想反映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影响，但是凯恩斯对罗斯福的影响很小，他主要是加强了新政派本来就有的一些想法。” 余 波 “新政”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 美国官方实际上没有正式宣布过。 1938 年以后，“新政”已经没有过去六年的锋芒。罗斯福及其从 1941 年 3 月 12 日 开始实施“租借法”后，“新政”面临的许多难题都开始解决。工厂不再担心开工不足，就业也不再是一个爆炸性问题。整个美国的工业实际上已向“兵工厂”过渡。在珍珠港件后，这个过渡借日本炸弹的力量迅速完成了。罗斯福本人在 1943 年底德黑兰会议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对一位留下未走的记者说，希望报刊不要再用“新政”这个词了，因为现在不需要 “ 新政”了。到下一次招待会上，记者们要求他解释他的意思。他说；“新政大夫”用特别的药方来医治内部的严重无秩序的失调状态。当它复原以后，病人遭到一次很糟糕的意外事件——珍珠港事件，遭受很严重的打击，“新政大夫”对此就无能为力了，他不擅长于治腿、臂的毛病，他就请他的同伴来治，这是一名外科矫形大夫：“打胜战争大夫”。罗斯福强调， 1933 年的计划用来解决 1933 年的问题，现在需要有新的计划来解决新问题。 罗斯福的反对者自我安慰地宣称“新政的创造者杀死了新政”；新政派则洋洋自得地宣布：新政“光荣退役”。 罗斯福以他的“新政”，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 1929 — 1933 年的一场空前大灾难。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喘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它一席地位。在美国还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面对着 1929 一 1933 年经济大危机，不是以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来摆脱困境，就是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发动政变来解决问题，如 30 年代初的德国那样。法西斯道路是人类历史的反动，必须坚决摒弃和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福的“新政”有它的一定的积极方面，加以适当的肯定，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注释： 危机期间在美国大城市和郊区出现很多新贫民窟，住的是木板，铁皮和纸片搭成小棚，当时报纸上就以总统胡佛的名字来称呼贫民富；面包线指排长队领求济食品的行列。 泽文（ B. D. Zevin ）编：《无所畏惧——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2-1945 年演说选》， (Nothing to Fear, The Selecte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2-1945), 第 12 页，霍敦 - 米夫林公司， 1946 年版，（以下引用时简称《罗斯福演说选》） 同上书，第 13 页。 伯纳德·阿斯贝尔 (Bernard Asbell) 根据罗斯福文件和资料编写的《罗斯回忆录》 (The F ． D ． R ． Memoirs) ，第 72 页，纽约， 1973 年版。 前引阿斯贝尔书第 73 — 74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22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21 页。 前引阿斯贝尔书，第 107 页。 詹姆斯·伯恩斯 (James Burns) ：《罗斯福：狮子和狐狸》 (Roosevelt ： The Lion and the Fox) ，第 195 页，伦敦， 1956 年版。 戴克斯特·珀金斯 (Dexter Perkins) ，《罗斯福的新时代， 1932 — 1945 年》 (The New Age of Franklin Roosevelt ． 1932 — 1945) ，第 51 页，芝加哥， 1963 年版。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28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27 — 28 页。 弗兰克·弗莱德尔 (Frank Freidel) 编：《新政与美国人民》 (The New Deal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第 28 页，新泽西， 1973 年版。 前引阿斯贝尔书 , 第 102 页。 同上书 , 第 99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432-133 页。 前引阿斯贝尔书，第 195-196 页。 拉尔大·哈罗：《从荒原到世界强国的美国》 (The Unites States ： From Wilderness to World Power) ，第 725 页，伦敦， 1955 年版。 伊利奥特·罗斯福和盾姆斯·布罗 (Elliot Roosevelt and James Brough) ：《应运而起：白宫的罗斯福一家》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 The Roosevelts of the White House) ，第 84 页，纽约， 1975 年版。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48 — 49 页。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远不及此数。根据 1976 年的材料，联邦失业津贴的平均数额还只 75 ． 6 美元。最高的是康涅狄格州，可多达 165 美元，最低的是夏威夷州，只有 5 美元。 威廉·曼彻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光荣与梦想—— 1932 — 1972 ：美国实录》 (The Glory and tile Dream ．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 1 932 — 1972) ，第 106 页，波士顿—多伦多， 1974 年版。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105 、 109 页。 1955 年以后提高比较快。以卡车司机为例， 1965 年每小时工资 3 ． 26 美元， 1 976 华为 7 ． 42 美元：建筑工人 1965 年每小时工资为 4 ． 64 美元， 1976 年为 9 ． 92 美元。 摩理逊、康马杰、鲁赫腾堡 (S ． E ． Morison ， H ． S ． Commager, ． E ， Leuchtenburg) ：《荚利坚共和国简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第 595 页，纽约， 1977 年版。 阿瑟·施莱辛格 (Arthur M ． Schlesinger ， Jr ． ) ：《动乱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Upheava1) ，第 280 页，坎布里奇， 1 960 年版。 同上书，第 284 页。 前引施莱辛格书 , 第 285 — 286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84 页。 菲尼断·法尔 (Finis Farr) ：《罗斯福》 (FDR) ，第 288-289 页，纽约， 1972 年版。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93 、 97-98 、 100 、 I04 等页。 前引尔书 , 第 100 页。 前引阿斯贝尔书 , 第 193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61~62 页。 同上书 , 第 67 页。 前引施莱辛格书，第 571 页。 1933 ． 3 失业人数 1400 万 1937 ． 6 500 万 1934 ． 1 1200 万 1938.5 960 万 1930 ． 6 600 万 l 939 ． 3 1 000 万 ( 综合珀金斯著《罗斯福的新时代， 1933-1945 年》—书中的材料 ) 。 《伊克斯秘密日记第 2 卷： 1936 — 1939 年的内部斗争》 (The Secret Diary of Horold L ． Ickes ， V0l ． 2 ： The Inside Struggle ． 1936 一 1939) ，第 317 页，纽约， 1954 年版。 前引阿斯贝尔书 , 第 22 页。 约翰·根室 (John Gunthcr) ：《美国内幕》 (1nside U ． S ． A ． ) ，第 1012 页，纽约， 1947 午版。 前引伯恩斯书，第 242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39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66~68 页。 同上书 , 第 122 页。 前引施莱辛格书，第 651 页。 《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7.23 ）》 , 发表于 1934 年 8 月 8 日 《真理报》。 前引伯恩斯书 , 第 244 页。 前引施莱辛格书，第 656 页。 凯恩斯与罗斯福会见的描述参见前引施莱辛格著《动乱的政治》，第 405-406 页。 前引《罗斯福演说选》，第 30 页。 前引施莱辛格书，第 650 页。 前引《美利坚共和国简史》，第 618 页。 詹姆斯·伯恩斯（ James M 。 Burns ）：《罗斯福：自由的战士》（ Roosevelt ： The Soldier of Freedom ），第 423~424 页，纽约 ,1970 年版。） （原载《美国史论文集》第 406~440 页， 1980 年 , 三联书店版。收入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第 53~85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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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为《大数据》一书做的序
verazhbj 2012-10-27 21:08
许倬云认为，今天是一个大量数据公开于大众的时代。“云端”的设计，可以将每个地区、不同隶属的个别数据，变成一个大的数据库。 他说，从历史上看，不论中国和西方，任何国家发展到可以有一个复杂文官系统管理以后，没有不依照数据来治国的。人口、资源、土地、资产等等，只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讲，粗糙和细密之间，古今有差别而已。 他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在了解资讯工具的双刃性之后，才能善用这一工具，开创更好的未来，也防止不虞的灾害。 许先生的序言，让我们认识到从历史的角度看，数据资源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源之一。现在，我们应该更加深刻、全面、高效的认识和利用这一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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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份有关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与述评
热度 2 陈龙珠 2011-12-16 07:25
交通和资本市场的制度和秩序，是社会法治环境好坏的两个直观的反映。 交通问题已讨论了许多，这里转一组证券市场的信息和述评。 人民日报： 我国10年GDP增长两倍多，A股基本持平 叶檀： A股市场依然不如赌场 郭树清： 建议4万亿长线资金入市 ， 批评券商研究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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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述评
hehuayu1985 2010-8-7 13:28
近十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述评 以 2000 2009 年 CNKI 数据库论文为样本 摘要：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 2000 2009 年所收录的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的论文的 发表年代、涉及国家或地区、刊载期刊、高产作者、研究单位、学位论文等方面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清晰发现，近十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具有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成果丰硕，微观个案比较研究活跃、学科差异性得到重视，实践意识增强、比较味道浓厚，定性分析和实务研究多、实证调研和系统考察少等特点。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拓宽研究视野、实现话语转换，整合研究方法、扩展研究渠道，规范学科研究、扩大成果影响，优化研究队伍、提高研究水平， 以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的深化，为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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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可真 2009-11-25 01:41
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苏州大学哲学系 周可真 一 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苏州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以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在苏州商旅阳澄湖度假酒店隆重举行。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安徽铜陵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江苏省人民出版社以及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等国内 27 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共 70 多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或提交了学术论文。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陈来 教授、副会长 宋志明 教授和中国哲学界前辈学者、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潘富恩 先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是由中国哲学史会学副会长 宋明志 教授最终确定的。宋明志教授在 21 日大会主题发言中强调，多元价值的核心词是多元，即价值非一元而是多元的。笔者理解，多元价值、多元之类的提法，常见于后现代的思想作品中，它们是重要的后现代话语。但是，对中国思想界而言，多元价值却主要不是一个后现代话语，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今这样一个特殊转型时代所特有的话语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和随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又一次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不只是有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并存与冲突，相应地也有各种利益以及基于这些利益的各种价值的相互并存与冲突，正是这种现实的社会情况，构成了多元价值这一独特话语的具体语境。 按照笔者的理解，一般说来，所谓多元价值，是指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面临着多种应然性的选择。在与中国哲学这一话语的相互联系中，多元价值所指的则是中国哲学研究主体面临着多种应然性的选择。这里的应然是因研究主体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互有差异的，并没有一个等齐划一的统一标准。换言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哲学，应该怎样开展中国哲学研究，不同的研究者或研究群体往往会有各自的应然标准，这些标准不是非彼即此的关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并行不悖，且可以互相补充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讨论情况，看一看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于中国哲学都有怎样一些应然标准。 二 首先，在 21 日上午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陈来 教授和副会长 宋志明 教授，都强调了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用 宋志明 教授的话来讲，就是要有中国性，即既不能按（前）苏（联）式也不能按西化的那套学术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而是要依中国哲学自己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这种看法代表了当今中国哲学界在研究范式方面的主流形态的应然标准。 陈来 教授在他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 1978 2007 ）》］中指出： 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的范畴，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的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 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 三 本次会议收到并且收入会议论文集的论文共 52 篇 （按：有少数论文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未及时收到，因而没有收入会议论文集，到下次结集出版时将酌情补入） ，它们大致可以归为 3 类： 第一类：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文章； 第二类：对中国哲学提出总体看法的文章； 第三类：对中国哲学史上各个时期某些学派和学者的哲学思想和其他思想提出新见解的文章。 以笔者之见,这些论文显示出了如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重视方法论研究，体现出当今中国哲学界有着比较强烈的方法意识。 深圳大学哲学系 王兴国 教授和苏州大学哲学系助教 王新水 博士的论文，都强调了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重要性。 王兴国 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应努力做到推陈出新，不能只有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他并且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守成主义之间开展平等的学术对话的必要性，还认为应该提倡跨文化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哲学展开的立体网络式进路的研究设想。 王新水 博士指出了中国文化缺乏创新力的若干原因，除了缺乏批判性和开放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学者们缺乏对精神力量的信仰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他强调，中国哲学研究者应当具有独立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和民主精神。 苏州大学哲学系 蒋国保 教授将最近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分为范畴研究、文化研究和简帛研究三大阶段，认为这三大阶段有五大研究主题，即范畴、新儒学、哲学、经学和诠释学。蒋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真诚、良性的学术批评和学术对话。和 王兴国 教授一样，蒋教授也强调了开展良性的学术对话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承贵 教授指出了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即研究者过分关心自己所研究的东西的价值并在研究中刻意挖掘这种价值，李教授称此种现象为价值主义，他认为这对中国哲学研究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李教授强调，中国哲学研究应该研究中国哲学本身的概念、命题和问题，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假、大、空的研究结论。 武汉大学哲学系 田文军 教授通过对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的考察与分析，强调了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徐孙铭 先生指出了研究佛教哲学研究所当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一要处理好宗教与科学、信仰主义理性主义的关系，二要处理好客观描述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三要处理好佛学与学佛的关系。 安徽大学哲学系 史向前 教授的论文指出，了解之同情是 陈寅恪 先生对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总评，这应该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当有的一种基本态度和方法。史教授并分析了这句话的具体含义，认为它包含有三层意思：具有艺术家的眼光及精神、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和对古人持论之苦心表一种同情。 苏州大学哲学系 尤小立 副教授在《启蒙诉求于中国学术现代性范式的建构》一文中提出，要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性转化之间矛盾的化解之道。他虽未就此展开论述，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有意义的。 （二）重视儒学研究，尤其重视心学研究，并且对心理的研究有新的特点，即开始注重心学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例如，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的 郑晓江 教授的论文就别开生面地探讨了阳明子的生死智慧，指出了王阳明是以尽性至命之学来超越生死之念 , 包括慎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达到大悟良知之旨，实现昼夜生死的体知，更以死得其所为生死践履，这既包含了为道义事业勇于献身的意义，又包含了不以外物伤身害命而保身全生（性）的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徐春林 的论文更认为儒学本质上就是生命之学，他并运用这个观点探讨了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生命哲学，将其归结为平民大众的安身立命之学，认为它兼取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资源，是以突出人的个体生命、感性生活的地位和修养方式的简易为主要特征的，这使得儒学得以空前的深入于民间，是儒学民间化的真正实现。 儒学研究方面的其他论文，也多有新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周山 先生的论文，提出了《周易》是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的观点。周先生认为，《周易》类比推理的方法主要是据象推理、据辞推理和象辞结合推理，并指出这类推理的结论之有效性与推理者的经验和悟性密切相关。而复旦大学哲学系东方朔教授的论文，通过对 荀子 哲学心道关系的探讨，则指出了 荀子 的道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礼，为所知之道，这是心知的对象；二是作为礼的根据的理，为所行之道，这不是心知的对象，而是心知自觉创造的产物。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文剑锋 和《孔子研究》编辑部 彭彦华 编审的论文，分别探讨了 孔子 的乐教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彭彦华 编审的论文认为， 孔子 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时与中， 孔子 时中哲学的要义在于强调，看问题做事情要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选择合乎时宜的最佳方案。 中山大学哲学系 李宗桂 教授的论文，对 董仲舒 的伦理观作了现代省思，指出 董仲舒 三纲五常的道德论在历史上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对于统一的多民族的文化的形成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积极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是以牺牲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为代价的。 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 聂保平 博士探讨 郑玄 的学问与风度的论文，指出了 郑玄 经学在知识形态的特点，即基于整理国故而融汇了多种既有知识的新知。 浙江大学哲学系 董平 教授的论文，通过对南宋四明心学派流衍情况的考察，认为心学派和史学派之间并无确定不移的界限，在学术思想及学术旨归上有相当的趋同性，并最终实现了理论上的交汇。 江西师范大学 程思 副教授的论文，探讨了象山心学与佛教禅宗的关联，批驳了把象山心学视同于禅学的观点，认为象山心学虽然透着一股佛教禅宗的气息，却不能因此就把它归结为禅学，象山心学的思想是来源于孟子，是属于儒学范畴。江西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尚晋波 的论文从境界论角度辨别了 象山 心学与佛教禅学之异，指出了二者虽然都主张放弃自我而同归于超越的终极追求，但和佛教追求脱离生死苦海不同，象山心学则继承和发展了孟子思想，主张担当人在世间对于他人、社会及其本人的责任与义务，以臻于成圣之境。 尚晋波 同学还以艮背行庭，无我无物来概括 陆九渊 的境界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另一位硕士生 董家豪 的论文，则探讨了 陆九渊 的修养论，认为它受到了道家、道教的深刻影响，从修养目的到修养方法都对后者有所借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永革 之探讨 刘宗周 思想的论文指出，刘氏的慎独立极之学即独体论乃是心性合一之学，本体功夫统贯之学，救世证圣之学，克服了宋儒心性论、工夫论中的支离之病。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 陈畅 教授探析 刘宗周 晚年思想的论文，通过对刘氏慎独哲学义蕴的解析，指出了他的慎独学说的特点在于，既有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又能于个性之中通贯公共性。 （三）在研究方式上，注重儒、释、道三者的相互联系，从这种联系中来进行综合研究。 例如，南京大学哲学系 杨维中 教授《论佛教心性论对儒学心性论的影响》认为，在对孔孟思想的诠释方面，宋明新儒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儒和唐代韩李学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明新儒家有佛教心性论作为前理解，在宋明理学形成过程中，孔孟学说是本源，而佛教心性论则是一种思想背景。又如，苏州大学哲学系 韩焕忠 副教授的论文认为，佛教对中国孝文化有贡献，主要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在如何行孝的方式上，佛教把劝亲信佛、出家修养、慈悲为怀都当作尽孝的形式，这是对儒家行孝方式的丰富，发展了中国的孝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李申 教授和苏州大学哲学系 潘桂明 教授都是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这次提交的论文又各有其深刻的新见。李教授的论文指出，佛有一个从现实的人神转变为精灵神的演化过程，在佛演化为精灵神后，这个法身，佛性，是普遍存在于任何灵魂中的，故成佛并非是灵魂成佛。李教授强调，佛作为精灵神与灵魂是两个不同概念，应加分别，不可混淆。潘教授的论文认为，佛教曹洞禅的偏正回互之说是以石头 希迁 禅师的《参同契》为哲学背景的，并对《参同契》有所发挥，同时对华严理事关系学说有所吸纳，从《参同契》到偏正回互之说，石头系统的禅，其实都比较注重哲理思考，且在强调体用一源上同理学思维方式有一致性。 （四）道学研究方面，作为对当代儒学复兴思潮的回应，重视新道家学说的建构。 在这方面，以北京大学 许抗生 教授的论文为代表，许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要把当代新道家思想说清楚，关键在于说清楚自然是当代新道家的宗旨和目的，即要克服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求得人类可持续发展，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此，在建构新道家理论过程中，应当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新道家的道论这是其理论基础；德论（即人性论）；伦理价值学说；修养论与境界论；社会国家管理学说。 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 张晚林 副教授的论文也可归属于道家研究的论文，该文评析了属于汉代道家系统的哲学家 王充 的宣汉思想，认为 王充 以疾虚妄的精神，从常识和经验层面上的宣汉，是反对儒家称美三代的传统，有其积极意义，但因其宣汉是据于事而非据于理，故而开不出新的王道理想。 （五）在研究领域上，有了新的拓展。 在这方面，当以深圳大学哲学系 问永宁 副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该文探讨了明清之际江南伊斯兰学者 王岱舆 和 张中 的学术思想，指出了他们之间学术分歧的实质是在于伊斯兰宗教哲学中关于真主一神是见证的单一还是存在的单一之争， 王 是见证的单一论者， 张 是存在的单一论者。在中国哲学界，以往罕有这类研究论文出现。 此外，山东大学哲学系陈坚教授探讨 黄绾 心学的论文，在心学研究领域颇具拓展性，因为同类论文迄今难得一见。陈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在明代心学中独树一帜的 黄绾 艮止心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主张，人的心是唯一的，无论是君子的天命之心，还是小人的无容之心，都是一个心，而非两个心，这个思想和佛教天台宗人念三千学说对心的理解如出一辙。这篇论文对于深化明代心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论文对中国哲学提出了一些新的总体法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宋志明 教授在题为简论中国哲学的发端的论文中提出，老子、孔子和墨子分别开辟了讲哲学的三条进路，如果说老子和孔子的进路分别是以天和人为契入点的话，那末，墨子的进路则是以阐释圣王之道为下手处的。安徽大学哲学系 王国良 教授的论文则提出了中国哲学有四个传统，即自然意识、民本意识、忧患意识和天下主义。 安徽大学哲学系 陆建华 教授的论文也颇具特色。该文认为，中国哲学固有两条创新之路：一条是外生之路，重视各种思想资源在创建新哲学中的作用；另一条是内生之路，依靠的是心悟、神会，这种要求研究者付出整个生命的创新方法是不可言说的，因而也不可为后人所继承。陆教授似乎倾向于认为，在传统哲学中，可以为我们所继承的创新方法唯有外生之路一条。 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也有必要简要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哲学研究有两种基本路向：一种是把中国哲学本质地理解为史（思想史、学术史）而走向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研究之路，另一种是把中国哲学本质地理解为论（理论、哲学）而走向理论研究、哲学研究之路。虽然史论不可截然分开，无论史的研究还是论的研究，都不免要史论结合，而且唯有史论结合，才有真正的史的研究和真正的论的研究，但是史与论毕竟不是一回事，史的研究不能代替论的研究，论的研究 也不能代替史的研究。因其各有相对独立性而不能互相取代，故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就不该笼统论之，而是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方法，即史的方法和论的方法。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研究性质上的差别，史的研究以传承前人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为宗旨，故而属于继往性研究；论的研究以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来发展既有的哲学理论或构建新的哲学理论为宗旨，故而属于开来性研究。就继往必以开来为前提和基础而言，开来性研究是内在地包含着继往性研究的，这是意味着哲学理论创新必须依赖于对前人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的吸取。然而，继往却不等于开来，仅仅吸取前人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尚远不足以达成哲学理论之创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在发展，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就不能不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在科学时代，哲学的发展在根本上是依赖于对发展着的科学成果的及时吸取的。概括和总结新的科学成果，是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和主要途径。正因为如此，如果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取以返本开新的方式来发展中国哲学，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在我看来，返本即继往，开新即开来，故开新诚然需要返本，但返本并不足以开新。为了开新，中国哲学还需要从现当代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吸取足够的营养。从本次研讨会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在继往性研究方法上，对于开来性研究方法则未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尽管也有学者（ 王兴国 教授）提到了中国哲学研究要努力推陈出新，不能只有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但他的观点并未引起什么反响。这个情况反映出当今中国哲学界普遍的还只是把中国哲学本质地理解为史（思想史、学术史），而没有同时也把它理解为论（理论、哲学）。所以，严格说来，所谓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是应当改成多元价值审视下的中国哲学（史）的。笔者希望，将来中国哲学界可专门就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问题进行学术研讨，并就这个主题举行若干研讨会。 作为担当了对本次学术研讨会作最后学术总评任务的与会者，我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是会上的总评还是这里的述评，都未免挂一漏万，或有转述错误和其他失误或不周之处，在敬希有关学者谅解的同时，我愿意并且也应该对本文所出现的一切错误承负相应的全部责任。 (2009/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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