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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科研人员的心灵 ―李国杰院士撰写的《科研五色石》读后感: 热度 13 stone1971111 2016-10-4 09:21; 写在前面：我的博文集《科研五色石》承蒙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厚爱，得以顺利出版，并已经可以在各个电子书店购买。在此郑重感谢出版社的刘颖编辑，是他建议并亲自负责本书的出版。出版过程中，出版社的严谨的作风令人尊敬。样书拿到后，闻知李国杰院士对此书有所耳闻，斗胆将样书送给李老师，李老师看完后，很快写了一个读后感。文章读起来让人很感动，是该书的点睛之作。文章中李老师对该书做了较高的评价，是对后辈的一种鼓励。除了非常感谢李国杰老师，也贴在处供读者欣赏，以免有藏私之疑。当科技界被 SCI 论文、评奖、杰青头衔等重重迷雾笼罩，许多科研人员感到困惑彷徨之时，一本《科研五色石》的新书清样摆在我的书桌上。我翻阅彭思龙教授写的一篇篇精彩博文，仿佛感到一阵阵清风拂过心灵。多年来科技界逐渐淡忘了的一些高尚的字眼纷纷浮现出来萦绕在我的脑海：科研的原则、科研的品位、科研的规范，科研的乐趣，科研的美感 …… 。彭思龙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图像和信号处理，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但他的名气不只是来自出色的科研成果，从 2010 年起他在科学网上发表了近 300 篇博客文章，总访问次数高达 289 万，平均每篇文章浏览数近万次。鉴于他的文章很受青年学者青睐，我邀请他做《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的专栏主编，在他的主持下，此专栏办得有声有色。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面对青年学者遇到的种种困惑，作为一位老师，彭思龙的博文没有装腔作势，没有唱高调、讲空话。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在传道解惑，他传的是科研的正道，如他书中的文章标题所言：“科研用正念思考”，用正念来克服各种潜意识中隐藏着的不良倾向，将自己引向真正正确的方向。这本《科研五色石》实际上讲的就是科研之“道”。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将“道”作为自己的精神目标和信仰支柱，所谓“道统”已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没有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自战国以来，每个朝代都有一批从平民经过自己努力成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他们传承和发扬了“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即一种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生态度。彭思龙博文中阐述的科研之道与士大夫精神一脉相承。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不论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倡“天下有道”、“养吾浩然之气”的孔子、孟子，宋代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魏晋时期自尊、淡泊、超然、洒脱的“ 竹林七贤 ”，还是明清时期彰显豪杰之气的王阳明、顾炎武，以他们为代表的各朝代的士大夫群体都引领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当时和后代民众的尊重。上世纪 50-60 年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受到社会敬仰的精英。但一场反文化的“大革命”把知识分子打入谷底，知识分子成了斯文扫地的“臭老九”。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向“钱”看，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明显滑坡，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无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当代科研人员出现了严重的精神迷失。《科研五色石》中的博文谈的不是具体技术，而是精神、文化和态度。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取向和追求：“培养好品味”，“保持开放的心灵”，“心态，又是心态”，“走出迷城”，“理想主义是最长远的现实主义”，“科研成长之路：见不贤而内自省”，“抓住高尚的感觉”，“不要把欲望当做志气”，“多点历史责任感”，“如何避免科学研究的两种堕落”等等。中国的科研投入快速增长但科研效果不尽人意，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政府的科技管理越位和科研环境不好，也有人认为是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不够，可能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本质在科研人员的心灵，如果科研人员内心的追求是职称、头衔、获奖等个人的“成功”而不是“真、善、美”，很难指望做出有重大价值的贡献。爱因斯坦曾勉励青年学者：“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这本书的宗旨就在实践爱因斯坦的教诲，启发知识分子“慎独”自律，重塑科研人员的心灵。目前市场上有许许多多“心灵鸡汤”式的畅销书，这些书籍多数还是围绕如何获得个人成功讲各种励志的故事。《科研五色石》不是这一类的“心灵鸡汤”，本书自始至终在讲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本道理，特别是如何做好科研的一些思考和体会。书中一些博文，如“多点思想，少点技巧”，“找到属于自己的思想”，“学会专注”，“过度的信息量是原始创新的敌人”，“不要把运气当做实力”等等，不是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而是作者独到的观点，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粉丝”们的评论精选附在文章后面，成为本书的一大看点。彭思龙思如泉涌，博文产出率很高。但他的观点看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对自己科研和教学的经验归纳总结外，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大量阅读名著。翻开第一篇就是读笛卡尔的哲学著作《谈谈方法》后的感想，接下来是冯 ● 诺依曼的《数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作用》，庞加莱的《科学与方法》，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康德的《逻辑学讲义》，怀特海的《思维方式》，马斯洛的《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等等，前前后后引用了几十本经典著作。在本书第三篇“教学杂谈”中，有三篇博文专门讲如何读书。他的观点是：读书类似吃饭，需要五谷杂粮搭配；不能只读网上的“快餐”读物，要“读大书”，即长篇经典著作；要慢读书，持续读，要以多种模式读书。读完《科研五色石》，也许读者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在信息扑面而来的互联网时代，先静下心来，读几本好书。多读经典著作能促使科研人员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silong.peng@ia.ac.cn 2016.10.04; 个人分类: 读书偶得|41009 次阅读|18 个评论

[转载]李国杰院士：大数据成为信息科技新关注点: jlugang 2013-5-15 18:33; ■本报记者甘晓最近，在信息科技领域，继云计算之后，“大数据”一词成为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科技界应高度关注大数据研究这一新的发展方向，从大数据应用中发现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推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第四科学范式，促进形成新型交叉学科：网络数据科学。” 信息社会的变化 “60年前数字计算机使得信息可读，20年前因特网使得信息可获得，10年前搜索引擎爬虫将互联网变成一个数据库，现在Google及类似公司处理海量语料库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在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24次学术讨论会上，李国杰引用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安德森的一段话作为他演讲的开场白。维基百科定义：“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种类多和速度快等特点，涉及互联网、经济、生物、医学、天文、气象、物理等众多领域。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字宇宙研究报告称，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被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并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拥有35ZB的数据量。 “数据成本下降促使数据量急剧增长，而新的数据源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出现使数据类型增多，” 李国杰告诉记者，“各种非结构化的数据又增加了大数据的复杂性。” 2012年3月29日，美国政府拨款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计划。李国杰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继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之后，大数据已成为信息科技关注的重点。重视大数据提出的技术挑战针对美国有关大数据研究的计划，李国杰对记者说，这项大数据计划最为重视的是数据工程而非数据科学，主要考虑大数据分析算法和系统的效率。对我国而言，大数据工程的技术挑战也应当得到重视。几百年来，科学研究一直在做“从薄到厚”的事情，把“小数据”变成“大数据”。李国杰认为，现在要做的则是“从厚到薄”，要把“大数据”变成“小数据”。“许多数据是重复的或者没有价值的，未来，我们的任务不是获取越来越多的数据，而是数据的去冗分类、去粗取精。”他说。他进一步指出，现有数据中心技术难以满足大数据的应用需求，整个IT架构的革命性重构势在必行。首先，存储能力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数据的增长，设计最合理的分层存储架构已成为信息系统的关键。其次，数据的移动已成为信息系统最大的开销，信息系统需要从数据围着处理器转改变为处理能力围着数据转。此外，高扩展高可用的数据分析技术、新的数据表示方法、高通量计算机等都是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基本科学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尽管学术界已注意到大数据带来的科学挑战，但对一些基本的科学问题仍未形成共识。许多学者认为，计算机科学是关于算法的科学，数据科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有些学者试图将“数据”当成一个“自然体”来研究，即“数据界”。然而，在李国杰看来，脱离各个领域的“物理世界”，作为客观事物间接存在形式的“数据界”的共性问题还不清楚。他认为，不同于数据挖掘和统计学，从事大数据研究的学者应当更重视统计分布背后的知识和规律。 “大数据”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个体之间的联系。“数据背后是网络，网络背后是人，研究网络数据实际上是研究人组成的社会网络。”李国杰指出，“‘网络数据科学’应是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一门科学，其重点是研究数据背后的社会网络。” 因此，大数据已成为联系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间的纽带，需要构建融合人、机、物三元世界的统一的信息系统。李国杰呼吁，大数据研究正在形成热潮，学术界需保持清醒。“首先要明确大数据研究最有价值的应用领域，理清楚数据科学的边界和研究对象。只有明确了要研究的科学问题，网络数据科学才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他说。《中国科学报》 (2012-06-27 A1 要闻); 130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国杰院士：大数据成为信息科技新关注点: pikeliu 2012-6-28 09:46; 李国杰院士：大数据成为信息科技新关注点作者：甘晓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2-6-27 8:39:18 ■本报记者甘晓最近，在信息科技领域，继云计算之后，“大数据”一词成为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科技界应高度关注大数据研究这一新的发展方向，从大数据应用中发现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推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第四科学范式，促进形成新型交叉学科：网络数据科学。” 信息社会的变化 “60年前数字计算机使得信息可读，20年前因特网使得信息可获得，10年前搜索引擎爬虫将互联网变成一个数据库，现在Google及类似公司处理海量语料库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在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第424次学术讨论会上，李国杰引用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安德森的一段话作为他演讲的开场白。维基百科定义：“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种类多和速度快等特点，涉及互联网、经济、生物、医学、天文、气象、物理等众多领域。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字宇宙研究报告称，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被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并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拥有35ZB的数据量。 “数据成本下降促使数据量急剧增长，而新的数据源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出现使数据类型增多，” 李国杰告诉记者，“各种非结构化的数据又增加了大数据的复杂性。” 2012年3月29日，美国政府拨款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计划。李国杰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继集成电路和互联网之后，大数据已成为信息科技关注的重点。重视大数据提出的技术挑战针对美国有关大数据研究的计划，李国杰对记者说，这项大数据计划最为重视的是数据工程而非数据科学，主要考虑大数据分析算法和系统的效率。对我国而言，大数据工程的技术挑战也应当得到重视。几百年来，科学研究一直在做“从薄到厚”的事情，把“小数据”变成“大数据”。李国杰认为，现在要做的则是“从厚到薄”，要把“大数据”变成“小数据”。“许多数据是重复的或者没有价值的，未来，我们的任务不是获取越来越多的数据，而是数据的去冗分类、去粗取精。”他说。他进一步指出，现有数据中心技术难以满足大数据的应用需求，整个IT架构的革命性重构势在必行。首先，存储能力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数据的增长，设计最合理的分层存储架构已成为信息系统的关键。其次，数据的移动已成为信息系统最大的开销，信息系统需要从数据围着处理器转改变为处理能力围着数据转。此外，高扩展高可用的数据分析技术、新的数据表示方法、高通量计算机等都是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基本科学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尽管学术界已注意到大数据带来的科学挑战，但对一些基本的科学问题仍未形成共识。许多学者认为，计算机科学是关于算法的科学，数据科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有些学者试图将“数据”当成一个“自然体”来研究，即“数据界”。然而，在李国杰看来，脱离各个领域的“物理世界”，作为客观事物间接存在形式的“数据界”的共性问题还不清楚。他认为，不同于数据挖掘和统计学，从事大数据研究的学者应当更重视统计分布背后的知识和规律。 “大数据”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个体之间的联系。“数据背后是网络，网络背后是人，研究网络数据实际上是研究人组成的社会网络。”李国杰指出，“‘网络数据科学’应是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一门科学，其重点是研究数据背后的社会网络。” 因此，大数据已成为联系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间的纽带，需要构建融合人、机、物三元世界的统一的信息系统。李国杰呼吁，大数据研究正在形成热潮，学术界需保持清醒。“首先要明确大数据研究最有价值的应用领域，理清楚数据科学的边界和研究对象。只有明确了要研究的科学问题，网络数据科学才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他说。;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28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李国杰院士：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制度设计: pikeliu 2012-6-28 09:45; 作者：李国杰来源：人民日报发布时间：2011-3-2 (A4) 李国杰院士：科技体制改革关键是制度设计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近几年，我国科技投入成倍增加，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我留学回国后在科研一线工作20多年，切身体会到，“他律”可能比“自律”更重要。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制度却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发展科技也是一样的道理，制度设计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对科技资源的分配管理和科技评价体系，没有作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现在科技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大科研方向如何确定、谁来承担重大科研课题、科技经费如何分配、做得好不好如何判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制度。建立科技管理制度的前提，是假设作决策的人在认识上有局限性甚至有私心，只有通过公正的制度使企图在设置课题、分配经费时照顾本单位或个人捞好处的行为难以得逞。过去我国很少召开制度设计的研讨会，今后应多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决策程序。在科研目标和项目的选择上，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制度。重大科技计划的启动，一般先由资深专家作战略研究，再由较年轻的执行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处长、司长制定具体规划。如能做到这三者结合，共同制定规划，选择做大事的团队，可能是较好的制度。专家的任期不能太长（国外一般不超过3年），而且要有严格的回避制度。高新技术领域课题立项评审，要多听取下游“用户”单位的意见，甚至可以是由潜在用户单位的专家组成评审团，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应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在科研经费的控制与管理方面，一些制度既不符合国情又不符合国际惯例。863课题、973课题、各部委的开发性项目与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研究课题要求大不一样，但目前一律采用与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方式相同的课题负责制，使得作为法人单位的研究所几乎无法调控，很不利于集中力量做大事。中科院经过10多年的知识创新工程改革，绝大多数研究所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吃皇粮的事业单位，都有了较强的选择科研目标和资源的调控能力。对于国家科研机构，国家预算拨款理应占到研究所总科研经费的60%以上，但现在有些研究所还不到20%，这一比例还不够用于所内人员开支。其实，科研工作是高智力活动，人员开支应该是科研的主要开销，国外的科研开支中50％—80%属于“间接费用”，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公共支撑。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改变观念，制定以人为本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科技评价起到指挥棒的作用，目前的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专利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副产物”，而不是科研的真正影响。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评价“参数”，以便下一轮可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对个人主持项目和第一作者文章数量等指标的考核，使科研人员更热衷于“各自为战”，而不愿意参与大项目的合作。院士、杰出青年、优秀博士论文数量与对单位的评价挂钩，使得这些评选活动变味。今后要以科研产出的实际影响作为评价标准，基础研究要看有没有原始性的重大发现，技术和工程类研究要看对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人民日报记者赵永新采访整理）更多阅读李国杰院士：要做有用的研究，不要只怪罪环境;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1821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国杰“电脑史话”审查报告摘录: luoxc 2012-4-17 14:38; … 。本书在文字内容中强调了软件的重要性，但从内容组织上看，还是重硬件轻软件和应用。每一台电脑的来龙去脉往往写得很周详，但软件发展史的脉络仍不很清楚，在写软件部分时，侧重点又在编程和语言上。事实上，电脑发展到今天，能有如此广泛而神奇的应用，除了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工艺提高以外，主要靠软件，而软件的核心是算法（不是偏程技巧）。从国际上来说，无论是制造芯片的 FDA 软件、多媒体应用的信息压缩技术还是“深蓝”电脑下棋赢了卡斯帕罗夫，都是靠巧妙的算法。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庞大的武器、物资流动和人员调配中算法起了关键作用，它的作用和芯片可以平分秋色。从国内看，北大方正的“华光系统”的核心是王选在 70 年代中期创立的算法，近年来方正开发的彩排系统，关键也正算法。算法设计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计算机科学中的知识创新，主要就是算法的创新，创建一种新算法其意义不亚于建造一种新机型。本书对算法的忽略并不奇怪，原因主要不在写作的难度上（算法不好写，许多算法是商业机密），而是在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观念上。根子又在我国的计算机教学中从来不重视算法，没有几个老师能开出算法课，“编程快手和能手”往往成了衡量一个计算机专业高材生知识技能的唯一标准。严格来说，不讲算法，计算机科学就无从说起。本书作者是中国最高学府最高学位的获得者，对算法的认识不足，就反映了上述教学缺陷。…。 … ，而且电脑不仅是个人的工具也是 21 世纪的最重的生产力，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和设计效率的服务器。相反，现在的 PC 机几乎 90 ％功能没有发挥出来，造成技术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美国有一本权威的调查报告形式的书“ The Trouble With Computer ”，就是讲电脑引起的各种麻烦及其提高办事效率方面作用甚小。因此我们著书立说，要有更高一些的眼光。对于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舆论宣传应当是用好电脑，对各电脑厂商而言，其任务不是只卖电脑，而是更要做好服务，让电脑真正发挥作用。若能从电脑史上多找一些实例（正反两面都要），说明应用的重要性，则又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电脑史话摘录 P7 冯 . 诺伊曼更是兴奋不已，原来他参与的原子弹研制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原子核裂变过程的模拟运算，洛斯 . 阿拉莫斯实验室雇佣了 100 多名女计算员，从早到晚，忙得天昏地黑，还是跟不上进度，现在总算遇到救星了。在冯诺伊曼的介绍下，有两位搞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 N. 梅特波利斯和 S. 佛兰克尔也慕名前来，在埃克特、莫齐利和几位女程序员的协助下，在“爱尼亚克”上进行有关原子核裂变的能量计算。“爱尼亚克”还真的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早日问世出了一把大力。宾夕法尼亚大学位于费城，由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 . 畜兰克林创办，世界上第一台电脑就在此诞生。 P24 1903 年，在大发明家爱迪生实验室工作的一位南斯拉夫青年尼古拉 . 特斯拉发明了电流逻辑电路。它的出现，使莱布尼茨的二进位法和布尔代数在电气时代变得耳目一新。莱布尼茨曾和在中国清朝康熙皇帝身边的法国传教士白晋（ J.Bouvet ）通信，受中国周易卦象的启悟，从“阳爻”（—）和“阴爻”（ - - ）的符号中，提出二进制，也即用“ 0 ” 和“ 1 ” 两个数字来表示一切事物的符象。（也有学者提出考证说莱布尼茨提出二进制在先，然后发现与《周易》暗合。）; 个人分类: 全新数学观|3842 次阅读|0 个评论

是否可以说中国科技界“整体缺钙”?: 热度 30 wangdh 2011-12-7 12:06; 是否可以说中国科技界“整体缺钙” ? （王德华）新闻李国杰院士：科研工作为何效率低下中报道的李院士近日的一番话，引起了一些争议。报道说：【对于引领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李国杰院士有许多思考。他认为，开展前瞻性研究不但需要技术积累，还需要胆识与气魄。可是他“恨铁不成钢”：“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的胆识与气魄已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人员，普遍有“缺钙”的毛病。老一代科研人员敢于造原子弹、氢弹，可是现在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骨头软’，只满足于做小事。” 李国杰解释了什么是“小事”：“近十年来，由于科技评价制度强调‘数字化’考评，导致科研人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习惯于对技术细节的改进而缺乏判断宏观市场和洞察未来的眼力。 ”】关于李院士抱怨年轻科研工作者“骨头软，只满足于做小事”，在当今矛盾逐渐激化的环境下，一定会引起青年学者们强烈的反叛情绪。在当代中国，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几所重点大学、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的事情了。不管是否具有从事科研的硬件条件，也不管是否具有正规科研训练、科研思维和科研视野的人员，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求大学教师搞科研、发文章，教育部的各种评估如“ 211 ”、“ 985 ”、“重点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还有近年广受争议的高校学科评估，更少不了大学教师们的职称晋升，这些都要求科研成果和论文。同时，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在逐渐增加，一些本不具备科研实力的人员也获得了数额可观的经费支持；我国研究生招生大跃进，博士生数量已经世界第一，这样从事科研的队伍剧增，各种科研层次的人员都在加大。各个科研单位的各种考核，也都有论文数量的要求，这样的导向，必定产生“短平快”的豆腐块论文、低质量论文、破碎化的论文。这些的确是科技界很严重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李院士提出的问题是应该需要重视的。我们的确要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研？仅仅是一些满足心理要求和个人自豪感的 SCI 论文吗？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从国家的层面上，进行政策性导向，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很有益的。那么，年轻人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呢？青年学者，尤其是国内的年轻学者确实不容易，要坚持下来更是艰难。对于那些真正热爱科学、坚守科学、执着追求科学的青年人来说，本来不该这样艰难的。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应该具有国际科学视野，有做大事的雄心，要做重要的研究，做有用的研究，做有实际价值的研究。科学突破和创新，寄希望于年轻人身上，无疑是正确的。年轻学者担负起这个责任，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事情都要从小事做起，科学研究需要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积累和收集。小事做好了，才能做好大事。小事做不好，大事也不会做好。但不能满足于做小事，小事积累多了，就应该升华。从小事着手，从大处着眼，应该是没有错的。也就是说，具有坚实的基础和雄厚的实力，又要具有对学科领域发展良好的把握能力和前瞻能力。当然，尽管学术论文很重要，但“小事”绝对不只是SCI论文数量和点数，“大事”也不只是CNS数量。从当今的实际情况看，国家的很多人才计划，对于一个年轻学者来说（相对于国内的青年学者），科研经费应该也不算少的，动辄几百万的科研经费，让多少科学人羡慕啊。这些年过去了，他们是否就做出好研究了？实际上也不是。的确有不少有才华的青年学者，在良好科研条件和充足科研经费的支持下，如鱼得水，发展势头很猛。但也有很大比例获得资助的青年学者，其科研成绩与所获得的支持不是很相配。他们中的很多也是在忙于各种评估和考核，也是很疲惫。这些人才可是被寄希望于应该做点大事，做系统的研究，做前沿的研究，并引领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身体力行地改变国内的学术环境。频繁考核、评估，显然没有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但是如果真的没有了考核，当今的环境下，学者们就能做出好科研了吗？也不见得。如果没有具体要求，不用怀疑很多的经费将会打水漂了。很多人懂得应付的诀窍，这也是当今科技界的弊端。没有一个健全、公正公平有效的评估机制，仅凭一张嘴，就可以将上千万上亿元的课题结题，也是对国家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当前的现状就是，如果没有要求吧，（有些）科学家拿钱不干事；如果有要求或要求过高吧，多数科学家就忙于应付，浮躁情绪蔓延。适应环境是生物的本能。环境是大家集体创造、营造和维持的。面对现实，您说咋办？我们科技界到底缺少了什么？; 个人分类: 个人观点|6466 次阅读|30 个评论

李国杰院士的板子打错了对象: 热度 62 pukin 2011-12-4 18:29; 今天在凤凰网和科学网上都看到了一条新闻，内容一样，但题目有所不同。凤凰网的题目是：“ 中科院院士：年轻研究者“骨头软”不敢做大事 ” 科学网上的这篇新闻的题目是： “ 李国杰院士：科研工作为何效率低下 ” 这篇新闻主要报道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院士在深圳举行的“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上，痛批低效研究开发，对于大量无用甚至无效的研究，他认为是群体性“糊涂”。据李院士介绍，最近十年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每年增长都在20%以上，从2000年的不到 900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 7062.6亿元。2009年，全国参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员（中级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获得者）达到 318.4万人，已是世界上这一领域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科技界的特点是两多一少，即钱多、人多，但真正有用的成果少。李院士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研发人员在做模仿跟踪开发工作！为什么中国缺乏引领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通过李国杰院士深思熟虑的思考，得到了如下结论：【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的胆识与气魄已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人员，普遍有“缺钙”的毛病。老一代科研人员敢于造原子弹、氢弹，可是现在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骨头软’，只满足于做小事。】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终于被李院士找到答案了。就是你们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胆子太小了，得了软骨病，只满足于做小事、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宏大的战略视野，不敢做大事，不敢亮剑！中国科技界各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经费投入基本上是院士们说了算，院士的级别是副部级，在部队相当于少将（也有极少数中将）级别；年轻的科技人员就相当于一普通士兵。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院士把科技落后的板子打在年轻人的屁股上实在是打错了对象啊！;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11070 次阅读|72 个评论

[转载]报道：技术转移环节薄弱需要加强政策引导: lgjszy 2010-9-28 09:39; （发表时间：2006年7月13日）来源：北京市海淀区新闻中心 http://www.hdcatv.com/HD_ZCFG_SHOW.aspx?NewsID=7188 来源:2　时间:2006-7-13　点击:2208 当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还是其他？ 7月6日，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2006北京）峰会上，中科院院士李国杰向数百名听众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要尽快建立有效的技术转移体系。李国杰说，尽管我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都很弱，但他认为中国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技术转移。中国当前技术交易已经十分活跃，2003年国内共签订技术合同26.8万项，成交额1049亿元人民币；2004年成交额为1334亿元。同年，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签订合同7139项，金额134.5亿美元。自2001年起，在国内技术市场上，企业第一次超过科研院所，成为国内技术市场上的最大技术供给者。但是技术转移的现状并不让人乐观。当天，来自北京地区多家技术转移中心、科技主管部门、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百名嘉宾，围绕当前我国技术转移现状、政策走向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技术的扩散与应用能力比技术创造能力更重要李国杰认为，自主创新包含三个层面的能力，即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能力、技术扩散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从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不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应用。李国杰说，理解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要从理解分工和交换的意义开始。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知识（Make Knowledge），是把资金变成新知识的科学创新；而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创造财富（Make Money），实现把知识变成金钱的技术创新。创新链本质是实现资金和知识的转换，技术转移就是把知识当成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和经营。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要素是技术知识和资金，技术知识应当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对企业而言，技术的转移对抢占产业制高点意义重大。随着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信息、生物、纳米、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复杂性明显增加，产品的技术突破需要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的技术集成，一个企业已很难独立完成。另一方面，全球竞争的加剧和技术的变化，已迫使企业从内部的垂直集成转变为横向集成，一方面要增强自身某一方面的核心优势，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资源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转移已经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学研合作将决定企业的未来。企业在自主创新的同时，一定要有开放合作的精神。技术知识要流动，创新才有活力。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上游连接下游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创新活动就像足球赛一样动态变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也会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当前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在缩短，但真正对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一般需要10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开发很难成为行业领头羊。中国数十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李国杰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效率的技术转移机制，使企业尽快具有领导技术潮流的竞争力。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从产业升级的角度阐述了技术转移的重要性。低端集群中的主要链接是采购和供应商，集群的主要功能是生产，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成本和配套环境。低端集群在一片繁荣之后的直接结果，是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升，集群内的企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被压缩，亏损企业开始出现，进而导致集群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迁移的倾向，集群逐渐趋于衰败。因而，中国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当前上千个总体上处于较低层次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而产业集群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技术转移。国内技术转移现状不容乐观技术转移是实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但是李国杰认为，当前中国的技术转移环节正是整个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其实，当天各与会人士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基本一致。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在演讲时说，自中科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后，北京市技术转移活动越来越活跃。但就整体而言，技术转移是创新体系中的软肋仍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往往只重视创新要素的建设而忽视要素之间的有机联合与协同，忽视各转移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地区来看，北京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是上海的3倍，但北京企业新产品拉动经济要素值只有上海的1/4。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关键症结，主要是北京地区技术转移状况较差，科研优势未能转化为竞争优势。北京民营实业家协会会长、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则对中关村地区的技术转移现状表达了担忧。她说，在中关村这样一个创新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并没有真正发挥院所、高校创新优势，形成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北京民营实业家协会2005年曾做调查，受访的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有过产学研合作经历的仅占60%；多数企业以自我创新和挖人为主要创新途径。显然，中关村地区还没有形成自觉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及氛围。造成当前技术转移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李国杰认为，我国缺乏人员交流、技术转移的良性发展的环境。技术人员频繁跳槽以及企业间恶性的互相挖人等行为破坏了互信的环境。王小兰认为，许多企业的创新视野不宽，不太会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发展；而科研院所方面则存在重论文轻成果、重研究轻转化等问题，缺乏产学研合作的动力和成果转化的责任感。专家建议完善政策面面对国内技术转移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会人士也提出各自的建议。李国杰认为，中国应当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大力兴办非营利的中介机构，在技术转移方式上鼓励科研机构以技术许可或转让为主。李国杰说，国内技术转移主要通过科研机构自己办公司，但大多都失败了，中科院创办的400多家公司其收入总和远远小于联想一家公司。更多人士则建议应当完善政策层面。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说，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技术转移的主体都是中小企业，但在中国恰恰是中小企业得不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应用研究转向产品开发这一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阶段，国内中小企业既得不到天使投资也没有财政支持相反，在这里中国当前更多的仍是表现为税收政策。梁桂认为中国有必要在完善创新体系的层面，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王小兰认为，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目标、价值观上不完全一致，因此必须有各自行为规范的要求使二者结合。她希望能逐步运用法律法规体系，约束创新资源向共同目标努力。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则建议北京应当从建立技术信息平台、技术转移制度化等方面着手，确立技术转移战略以提升地区竞争力。长三角某省一个城市在北京的大学专门派驻了一个产学研办公室，提前介入课题研究，抢项目。林耕说，北京应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充分利用好本地资源。 (本报记者刘明俊) 来源于海淀报;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21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国杰院士漫谈做人做事做学问【转载】: gaojianguo 2009-12-7 13:18; 李国杰原载：《中国研究生》　　李国杰1943年5月生于湖南省邵阳市。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多年来，致力于并行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人工智能、组合优化等领域的研究。主持研制成功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曙光2000、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领导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1号通用CPU。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严校长邀请我来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我欣然同意了。同意的原因是我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也可以说我有点乐为人师。我有好多称呼，有人叫我李所长，在公司里大家叫我李总，我当了5年公司总裁，可我不爱听别人这么称呼我。一般的人都叫我　李　老师，我高兴接受这个称呼，因为现在我还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　终生　教授，也在北大讲过课，当老师还是称职的。我来宁波开会，没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报告，昨晚花了大概1个小时写了个提纲，我就按照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讲座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讲讲做人。我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以及自己悟到的道理,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的第一个体会是：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大形势。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命运。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价值必须融入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去。这话讲起来有点空洞，我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讲讲。　　我曾受过两位伟人的恩惠，一位是刘少奇，一位是邓小平，得益于他们制定的正确政策。我1960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那时候高考要考6门课，每门课满分是100分，总分600分。我六门课的平均成绩是92.6分，按现在的750分折算，我的成绩大概相当现在的695分，成绩不错。但我不敢报清华、北大，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我父亲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我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那时候我以为天文系是搞人造卫星什么的，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搞历法等传统天文学。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把学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出身好的，可以就读外省的重点学校。第二类是中等的，可以进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一类的学校（我是湖南人）。像我这样属于第三类，最好也只能考当地的专科院校。因为我的成绩很好，所以就分配我去一个当时正在筹办的大学，叫湖南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当时，湖南省准备造拖拉机，需要一批教师，培养造拖拉机的人才。因为学校还没有建好，就把我们送到湖南大学机械系去代培。1960年冬天，正赶上国家的困难时期，连耕地用的牛都杀了，更不用说造拖拉机。1961年7月，接到通知，由于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停办，在湖南大学代培的学生绝大部分要下放提前分配工作，我就被扫地出门了。我实在未曾想到，也不愿意中断学习，但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分配到冷水江钢铁厂工作，在工厂被作为中专生分到厂内铁路机务段做机修工。　　到1962年，我已经当了一年的工人。钢铁厂是部队办的，厂领导曾是一些团长、师长，他们对我说：小李啊，你年纪这么轻，在山沟沟里头，有什么出息，还是考大学去吧！我就写信去问，像我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再考大学，得到的答复是可以。但那时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一门课只能复习一天，我肯定考不到像第一次那么高的分数。1962年，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少奇制定的政策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北大派到湖南招生的老师是按分数取人的。我的分数虽然比第一次可能少了一些，但还是不错的，在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之内。就这样，我被录取到了北大物理系。我至今仍感激那位到湖南来招生的老师，他忠实地执行了当时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把这条政策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可我却是沾了这个政策的光。　　北京大学绿树成荫、湖光塔影，环境宁静。但从1963年起，学校就未安宁过，学九评、搞社教、四清、五反，运动一个接一个。1966年6月，我们从四川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回校，又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停课闹革命了。1968年，我又一次被扫地出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物理系的分配指标是可以和生物系对调的。我先被分到了贵州，后来又调回到湖南邵阳市无线电厂（后改名为邵阳计算机厂），当了一年的电镀工。电镀工的工作，一上午就做完了，下午就开始看计算机方面的书，空余时间还可以搞点技术革新。1974年到1976年，我参加了电子部在清华大学组织的140计算机联合设计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些计算机知识。这时，邓小平开始主持工作，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在偏僻的小城市里，不知道这个情况。等我到北京出差，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已经快开始考试了。我拿不准报哪个专业的研究生，就翻报考指南，看到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招研究生要考物理，就决定报考科大计算机系，20人取一个，我幸运被录取了。　　我这两次走运，都和国家大形势有关系。一个是刘少奇制定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政策，没这个政策我是上不了北大的。第二个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恢复高考，招收研究生。后来派人出国的政策，也是在邓小平主张下制定的。以前出国是一件很难的事，都是公家派的，要审查你的祖宗三代。1980年，普渡大学　黄铠　教授来北京讲学，要招一名博士研究生。我的导师　夏培肃　先生对我说：我想推荐你到美国去读书，你愿不愿去？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想法也与现在的学生不大相同。我回答说：要是两年左右　能拿个　博士学位就去，如果长了就不想去，我都30多岁了。我是想年轻的时候不做事，读书都读老了。从小学到研究生，到出国留学，我总共读了26年书。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时间？所以，我极力想把丢失的时间捞回来。在导师的鼓励下，我出国用4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哪能轮得上我出国，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我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成长与整个环境、国家的大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好的形势，让大家可以按自己意愿体现自身的价值，真是来之不易啊！不提过去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还有很多人受过很多委屈，走过很多弯路，才有今天的好形势。所以，大家要特别珍惜现在这个机会，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下面，我讲一讲对我的成长有影响的古人、今人说过的一些话和做过的一些事。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受到过一句话的影响。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渡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我从小学开始就记在心上了。我的俄文忘得差不多了，唯独这段话的前面几句，我还可以用俄语背出来。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的一生不要碌碌无为，不要虚度年华，要有所追求。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人问陕北放羊的小孩，你放羊为了什么？放羊为了挣钱。挣钱为了什么？挣钱为了盖房子，找老婆？找老婆干什么？生孩子。生孩子干什么？放羊。又回来了。同样的故事，还有海滩上的渔夫版。有追求和没追求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过一个没有追求的生活，但有追求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放羊如果不是完全为了谋生，也可以做成一番大事业。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是一个事业，为浙江省的富强而奋斗是一个事业，为宁波市的富强而奋斗也是一个事业，哪怕只是为一个单位而奋斗，这也是一个事业。我们不能完全为个人而活，小我和大我要有一个融合。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只是为了给自己挣钱，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　　小时候我写作文，动不动就说要做祖国的栋梁。我的父亲是学教育出身的，他是一个很正直的知识分子，看完我的作文后，他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栋梁吗？栋梁一定要是直的，如果是弯的，就做不成栋梁了。一棵树如果长得不是很直，不是很粗，长出来有点弯，当不了房梁，没有关系，还可以做犁，或者做牛轭。牛轭就是牛犁田的时候，挂在脖子上的东西，它的形状是弯的，直的树木做不了牛轭。当时，我就傻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并因此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做事，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做栋梁。这些事情在潜移默化中，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父亲一生的路，可以说走得不是很顺。解放前他在师范大学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当中学老师，解放后被派到一个县的中学当校长。本来还是很受共产党器重的，反右的时候，他提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完全可以接受，比如应该发挥老年教师的积极性，应该重视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就是因为这两句话，他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父亲话不多，也不怎么管我的学习，不像其他家长整天催着你去做作业，但像刚才讲的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0年，我高中毕业刚满17岁，当我读北大的时候，已经19岁了，比班上多数同学大一岁。所以，我特别珍惜在北大读书的机会。我在我床边的墙上，贴上自己画的一盏窗口内的桐油灯，底下写了一行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我的真心话。在北大期间，我觉得我确实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我在北大读了六年半书，只回了两次家，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没钱。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午睡的习惯，大部分同学中午要回宿舍睡觉。大学几年，我中午从不午睡，基本是在报刊杂志阅览室渡过的。当时北大有个第五阅览室，里面都是一些杂志。北大还有间小书店，因为没钱买书，很多书我都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好几次　都被　老师碰上。　　我是喜欢看书的人，文学、历史、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书，我都看了不少。理工专业的学生多读些文科方面的经典著作是有益的。《红楼梦》大家都读过，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同。毛主席对《红楼梦》有过评价，说《红楼梦》的主题就是好了歌。好了歌我还能背下来：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好了歌确实令人深思，但我和别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多数人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解读，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与淡泊明志的思想有关系，就是不要太看重金钱、功名、美女等。这点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还有两幅对联。一幅是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幅对联包含很值得深思的道理。越能包容，心胸就越宽阔；你没有过分的欲望，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刚强的人。我们计算所曾经开展过扩胸运动，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幅，是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写给工程院的院士自述文章，题目就是宁静而致远，这不是装出来的。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在合肥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住在他家里，聊起过去的事情。他问我：李国杰，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说：我现在追求宁静。他听了之后，一愣，然后说：这是最高境界了。宁静是什么概念？当时，我是曙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上午要见公司的经理，谈生意，下午要找研究生谈话，写论文、做学问。一天下来非常疲惫，只有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才感到比较宁静，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从心底就不喜欢进歌舞厅、请吃请喝拉关系什么的。很多人把它当乐趣，我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当了5年总裁，我就不当了。回到计算所之后，我非常坦然，非常高兴。不是说我没有本事，现在公司已经上市，还在不断壮大，很多年轻人也起来了。这里面有一个个人爱好问题，我对生意场上的应酬就是不太感兴趣。　　我们计算所每年有一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我每年都要讲话。我经常要引用陈毅元帅写给他儿子的诗里的两句话，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好的现象。我们对社会，应该要有自己正确的看法。社会在向前发展，有风云、有不平是常事。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前，先给他们打一支预防针，要他们知道走上社会之后，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要学会正确对待。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经常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时候，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因此现在我能应对各种事情，能识别一个正直的人。另外一句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做事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力量会变小，而遇到一些困难，反而会使他更加有力量。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人才是逼出来的。我们计算所的基本法中也讲到困境出人才。我们做曙光机、龙芯CPU，都是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了一些你们未经历的事情。红卫兵大串联时坐火车不要钱，一节火车108个座位，坐了200多人。我没坐火车，而是10来个人，打了个小旗子，从北京走路走到延安，一共走了50多天。中间每隔一两天就要做宣传，做调查采访。真正走的时候，一天要走100多里地。在步行串联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我原来从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到了狼牙山、延安，发现越是革命老区越是穷。那些地方的农民，一天工作下来，只能挣到8分钱。我们走了2个月，连一点油水都没沾过。这还不算什么，主要是我们碰到的一些社会上的情况，对我们刺激非常大。过了黄河以后，到了一个县城，叫瓦窑堡，我们进了瓦窑堡的一个煤矿。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叫《燎原》，对矿工的生活记忆犹新，总觉得矿工是最悲惨的。我们去的那个煤矿，里面连支撑的木头都没有，整个煤层只有1米厚，在里面根本没法坐起来，只能爬。当地政府的政策是挖出煤来就有工资，挖出石头不给钱，所以坑道越挖越窄。那还是国营的煤矿，况且已经解放20年了。当时，我们就把县长请来了，请他和我们一起下一趟煤窑，让他亲自体验一下工人们的生活。工人们非常感激地说，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一个县太爷来看过他们。走过这些地方以后，你就会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这块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土地上，我们的农民、工人的生活，还是非常贫困。一路走来，我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疑问：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为什么还赶不上人家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有的人会因此而产生逃避的心理：我为什么要去过这种日子，干脆跑到美国去好了。但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会产生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属于后一种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总想着自己能早点回来，想着让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更好一点。每个朝代总有一些人有忧国忧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以上讲做人，下面讲讲做事，做事讲两点，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拼搏精神。　　做事，一定要有自信心。我要在自信心前加个定语，就是要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心。为什么还要加个定语呢？我在计算所当所长的时候，经常接到一些很有自信心的人的来信，说他们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非常执着，和爱人离婚了，房子也卖了，还要继续干。其中有很多人缺乏自知之明。但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把事干成，不是因为自信过头，而是因为没有自信。我们做龙芯芯片，网上有人讲，美国人几十亿的投入，有几万人在做芯片，你们才投了几千万，只是几十个人在做，你们也想做芯片？不过只是玩家家而已嘛。这些人就是没有自信，认为通用CPU中国人不可能做得出来。按这个逻辑，无法想象当年我们怎么能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我们不能跪着做事，基本条件是要先站起来。但是非常遗憾，有很多人现在还是跪着的。几年前，我参观上海市的一个飞机设计所。所里有个大的展览厅，进门的地方有幅非常醒目的题词，这是我们工程院的院长宋健题的。一般的题词都喜欢讲好话，惟独这个题词，我看了以后感到震惊，他题的是站起来吧四个字。后来，宋院长在工程院院士大会上也讲过这件事。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飞机搞了50年，还是大量地买波音飞机，造不出我们自己的大飞机，就是因为我们没站起来。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自信心不光是对个人能力的自信，更重要的是要有对国家的自信。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中，提到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值的32%。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讨论的时候，我发言时讲了这个统计数据。有人问我，这个数据是否有根据？我说这个数据是从书上看到的，根据当时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比如铁器、纺织工具等，以及国外的有关贸易统计资料，经过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得出的。不管怎样，世界上都承认，当时中国占世界1/41/3的产量，但后来就不行了。现在国外一些权威的经济学家都预测，大概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GDP又会恢复到1820年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风光200年之后，将衰落下去，到那时，现在所谓七强的GDP加起来，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又会回到1820年的水平。　　在建立自信心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学习两位伟人。一位是毛泽东，他在年青时就讲过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所以，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他都不怕。现在，我们也得要有这种自信心。另一位是马克思。英国剑桥大学在2000年底，做了一个民意测验，调查大家认为谁是上个一千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投票结果第一名是卡尔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后来，BBC电台对所有西方国家做同样的调查，结果仍然第一名是卡尔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你们可能认为对西方人来说，马克思是他们的敌人，会觉得这个结果很奇怪，其实外国人是敬仰马克思的。马克思帮了资本主义一个很大的忙。他在他的学说里头，为资本主义开了三套药方：第一实行累进所得税，第二实行遗产税，第三实行对工人的失业补助。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可以延续到现在，还没垮台。当然这个观点还有争议，但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国家是非常尊重马克思的。我在普渡大学读书的时候，发现学生可以选修一门课叫Marxism，就是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了解西方人民对马克思的崇敬可以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信心。　　有自信心是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前提，我们研制成功曙光机就是一个例子。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出国之前我研制过计算机，回国的时候已经在国外发表过很多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当时，我担任了智能中心主任，主要任务就是研制高性能计算机。开始我花了近两年时间找合作伙伴，没找到。有人说，找什么合作伙伴，把钱给我，我给你造出来就完了。我们没那么做，找了一批年轻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有造过机器，都是搞应用的一些人，像现在计算所副所长樊建平，以前是搞计算机辅助汉字字型设计的。如果我当时有一点犹豫，机器肯定造不出来。经过一、两年的准备，主要是分析UNIX操作系统源码，国家智能机中心在1992年3月11日开了个誓师会。会上我非常明确地讲，我们要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美国去，并不是进美国的企业，而是到那边租间房子来住，研制曙光一号并行机，因为美国大环境比国内好。我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派你们去，就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机器造出来。我看到他们的眼里含着泪光。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李老师，如果我们不把机器造出来，就没脸见江东父老。他们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出去的。我去美国看过他们好几次，他们租了美国的一间民房，在地上摆两个床，在客厅里摆个电脑搞设计。每天基本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不太出去，困了就躺一下，醒了继续搞设计。不到一年，他们就把机器设计出来了。当年做完曙光一号的时候，当时的科委主任宋健到智能中心视察，给我们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说黄埔军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三个月或六个月的培训，培训完了，出去就可以当个团长、师长。，你们这些人都干了一、两年了，你们还不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吗？像当年刘、邓大军一样冲杀出去，你们就是新世纪的黄埔军校嘛。当时，我们这些人就热血沸腾，凭着这么一股热情办了一个曙光公司。我想，这一点上，就体现出干事情，就必须要有很强的自信心。　　我们做龙芯时，也面临这个情况。当时计算所的人大多是做计算机的，真正懂芯片设计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计算所能造出通用CPU来。谁领头干这个事呢？当时也有些犹豫，开始想找一些有点经验的老同志。这时候跳出一个人来，一个30岁出头的研究员，叫胡伟武，中国科大毕业的。当时，他跑到科大，发现他读书的时候用一个个小元件堆出来的8086印制版还在，感慨万千。他信誓旦旦地打电话回来说：如果我不把龙芯一号造出来，我提头来见。你说这样一个敢拿生命来做担保的人，你能不相信他？这不是开玩笑，他确实有这种激情。所以，我们就把任务交给他了。他当时带了一队人，有许多还是学生。有人觉得很奇怪，这么一支没有做过CPU的年轻队伍怎么可能造出芯片来。其实，他们对CPU的工作原理有非常深入的理解。除了他们的技术积累外，他们的自信心和拼搏激情是获得成功的保证。他们的信心和我后面要讲的拼搏精神是有必然联系的。当年智能中心开誓师会时，我叫人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容国团的一句名言。后来，做龙芯芯片的时候，胡伟武他们又把这这几个字贴在墙上。实际上，做曙光和龙芯不是一队人马，但是这种拼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我体会到，艰苦奋斗不完全体现在生活上，主要体现在思想上，这里面有一种敢于闯关敢于奋斗的思想。当年科技部高技术司司长，后来调到联合国去当科技参赞的冀复生，是一直看着我们成长的。他去联合国之前，做了一个背靠背的调查，没有找我们，而是找曙光的用户，采访他们对曙光的看法，最后他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有一段话使我很感动。他说曙光这支队伍，很像芦沟桥事变后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最近，冀司长要回来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智能中心，这封信又使我们很受鼓舞。他说，他当年在国内的时候，作为高技术司司长，看到我们这批人在搞曙光机，当时的感受就像在岸边看着红军抢夺卢定桥的时候一样。现在虽然不用打仗了，但在高科技领域，像卢定桥一样的阵地还等着我们去夺取。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胡伟武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我们的CPU》，另一篇叫做《我们的龙芯一号》，计算所的网站上能找到。许多人看了以后都热泪盈眶，因为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真实，他就讲他自己怎么去做这个芯片。后来这片文章被贴到美国MIT大学的BBS上去了，那是一个英文版的全世界留学生的BBS，自从他的文章贴上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用中文写了。有的人说，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胡伟武就跟他叫板，说就算是MIT里的博士，如果能在一个学期里做出龙芯一号芯片里的某个部分，我就给你发奖金。龙芯一号的研制真是令人感动。当你早上8点钟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些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鼠标，坐在屏幕前面，屏幕开着，但人已经睡着了。看到这种场景硬汉子也会流下热泪。没有一种拼搏精神，就没有龙芯今天的成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要有两点，第一要有自信心，第二要有拼搏精神。　　下面，我讲讲关于做学问的事情。讲三点做学问的体会。　　第一点，我想问问大家，做学问如果想要成功，你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天赋？是勤奋？是耐心？是执着的追求？是团队精神？是好奇心？或是激情？（听众回答有勤奋、激情、执着追求等。）和你们的看法不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好奇心。作为理科学生，尤其是做基础研究的，好奇心或者叫童心是极为重要的。我想讲讲我小时候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一点缘分。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市中心有个小阅览室，我常去看书。我曾在那里借阅了一本解放前出版的旧书，书页都泛黄了，我记得书名叫《科学概论》。书中讲到一有趣的故事，讲的是很久以前埃及有个残暴的国王，他每天都要杀一个人，杀人之前要被杀者讲一句话，如果讲的是真话就要被砍头，如果说假话就要被绞死。一句话非真即假，因此没人能逃脱被杀的命运。然而有一个聪明人，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被绞死的。国王拿他没办法，因为如果砍头，他讲的就是假话了，讲假话应绞死他，但真绞死他，他讲的话又变成真话了，砍头也不行绞死也不行，只好把他放了。这个故事讲的是数理逻辑，我看了以后觉得太神奇了，我就想将来长大了一定要研究这门学问。后来我几经波折终于还是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研究工作，和数理逻辑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小时候的兴趣好奇可能会受用一辈子。钱伟长有一篇文章讲，大学毕业的时候不要带着你的成绩单出去，要带着一大堆问号出去。我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有一大堆问号。爱因斯坦晚年有一部文集，里面说到教育就是把老师课堂上教你的东西全都忘掉，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给你的。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告诉你不光要学知识，更要培养发现问题的本事。　　第二点，做学问要学会选题。记得几年前，我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选题，我的观点是对计算机研究而言，选择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我和我朋友的一次对话。我有一位老同学，叫李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他可能是我们国家留学生中在计算机界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了。我问他，学计算机的人和学数学、物理的人是不是需要不一样的智商？如果你要招学生，是希望招很聪明的还是招不怎么聪明但很有耐心的？学计算机的人是不是要求更有耐心？讨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当时普渡大学对大学里学计算机的优秀学生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跟他什么时候开始玩计算机无关，而是跟他中小学的数学和语文成绩有关。因为计算机是讲逻辑的，学好语文可以得到逻辑训练。李凯认为学任何学科都要耐心，有耐心不是计算机人才的主要特点。他说，做计算机研究，最大的本事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当年日本人研究五代机，美国计算机专家就问，如果五代机是答案，那么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批评日本科学家没有找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做技术研究一定要问研究的动机（motivation）是什么？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不能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研究。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常常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不出去。其实，原因很简单，许多所谓研究根本就不应当做，一开始就没找准要解决的问题。计算机研究不同于陈景润搞的数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是早就有的，只要做出答案就是大数学家，计算机研究做出大贡献的科学家靠的是发现问题。搞工程科学的人，不仅要有好奇心，还要关注你的动机，关注要解决什么问题，千万不要为写论文而做研究，不要为职称而做研究，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　　最后，我给在座的要写论文的同学一个判断论文好坏的标准。标准之一就是在你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有没有一个茶饭不思的阶段。如果你的论文是一帆风顺而成的，想必你的论文水平不太高。研究的过程中总要走一段弯路，如果知道这段路怎么走就不是研究了。这就相当于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引用的一段话：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我刚才讲的发现问题；再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个时候你就茶饭不思，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最后才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那就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探索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或思路。如果你有这个体会的话，你的论文就可能是好论文！　　谢谢大家！ . . . 更多阅读：技术创新的关键在选题创新的前提是信心创新的关键在选题本文链接　　;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6774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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