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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记者和大连市领导遭殴打，这家化工企业究竟是什么来头: 热度 20 jiangjinsong 2011-8-9 06:49; 大连一化工企业防潮堤坝遭“梅花”冲垮剧毒化学品有泄露危险今天上午，“梅花”过境大连，冲垮了大连金州开发区一家化工企在建的防潮堤坝，厂区内大量剧毒化工产品有随海水泄漏的危险。被冲垮的防潮堤坝属于大连金州区一家名为福佳大化的化工企业。据现场的边防官兵介绍，事件发生时间大约在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左右，当时大连地区海岸风力高达8级，岸边海浪高达20 米，很快就冲垮了这家企业在建的防潮提。记者在现场看到被冲垮的防潮大堤上，大量工程车正在往海里倾倒石块，而在距离大坝仅仅20米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苯罐和PX罐。而这两种化工品都是有毒易燃物质，海水倒灌之后都将会造成极大威胁。据记者了解，事发后大连金州边防大队等部门紧急调派警力赶到现场，协助其他救援人员疏散附近居民。据记者在现场初步统计，事发后至少有超过400台次的大型工程车辆运载各种石料前往冲垮的大坝进行围堵作业。据知情人士透露，福佳大化位于大连市区东北部，冬春季节北风常刮，是大连的上风口，这种化工产品对大连居民的人身安全隐患极大。随后记者专访了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发生事故的项目就是大连福佳大化公司PX(对二甲苯)芳烃项目。PX(对二甲苯)是对二甲苯一种基本的有机化工原料是芳烃化合物，如果这种化合物暴露在空气中或者遇水之后，甚至没有处在密闭状态都会对人产生危害。专家担心的告诉记者如果对二甲苯接触到空气，危害是没法避免的。专家还告诉记者，关于PX芳烃项目的选址问题，国际组织有明确规定，即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进行生产，而福佳大化项目距大连市区仅20公里。当初在立项和运行当中就收到老百姓的争议，但是更多老百姓在立项开始的时候都是根本不知情的。央视记者采访台风过境遭福佳大化数十人围殴剧毒化学品到底有没有泄露、如果有，又有多少泄露，是所有大连市民都关心的问题。不过，让人极为意外的是，就在本台记者专程前往福佳大化采访时，却遭遇这家企业数十名员工围殴，而随同记者前往的大连市多个部门负责人也未能幸免。这是今天下午4点半左右，当时本台记者在维持现场秩序的大连市交警部门的指挥下进入到厂区，却遭到企业内冲出的数十人推搡阻拦。面对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这家企业一直没有负责人出面正式回应，而现场员工则直接动手抢夺记者的摄像机，并殴打记者。事实上，同样的场景在今天中午12点就发生过。当时记者刚打开摄像机，场内就围上来多人，还没等记者说明来意他们就推搡记者，还要抢夺摄像机，工作人员出手打人，还打碎了记者的机器。本台首批赶到现场的三名记者也遭到了10多名福佳大化员工的围攻，同期到达场现场报道公安部门抢险的公安系统内部记者向我们描述了中午时的场景。他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福佳大化的员工对他拳打脚踢，他的车也被砸了。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陪同本台记者前往采访的还有大连市委副秘书长、大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长及大连金州开发区公安局局长，在他们的协调下，记者依然不能靠近被海水冲垮的堤坝现场，相反，几名负责人也都遭到现场员工的围攻。目前，我们得到的关于事件的进展主要来自现场的消防、抢险部门工作人员的介绍。直到记者发稿时，我们依然无法进入现场。; 个人分类: 尚未分类|6655 次阅读|21 个评论

[科学圈圈坐2011]陆艺: songshuhui 2011-6-15 15:49; 科学松鼠会发表于 2011-06-14 05:19 【印象】见到陆老师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场会议，可以看出他仍处在会议的兴奋之中。陆老师语速很快，说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时眉宇之间散发出满满的自信和期待。一个拥有众多头衔，领导了30人的大实验室的科学家就这样在眼前鲜活了起来。他说，我很幸运，可以做我真正热爱的事情。陆艺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1992年获得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UIUC）全职教授。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特殊创造力奖（Special Creativity Award）,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Fellow奖 (AAAS Fellow)，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教授(HHMI Professor)奖等。陆教授发表过大约180 篇科研论文，包括英囯《自然》杂志, 美国 PNAS, JACS杂志等, 同时也获得了多项教学荣誉，美国《科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他在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方面的大胆尝试。他还是十几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科技公司（ www.ANDalyze.com ）的创始人。个人网页: http://montypython.scs.uiuc.edu/LuCV/LuCV.php 有关科研陈筱歪（以下简称C）: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的研究？陆艺（以下简称L）: 我做的是生物和化学的交叉学科。目前研究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生物催化，一个是生物传感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能源紧张给未来的工业和生活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取代传统的化学能源，利用生物能源产能，不但能够更加清洁，而且更加高效。生物质转换就是希望利用大自然中最丰富，广泛存在的物质，比如水，氧气，太阳能等，将他们转化为可以储存和利用的能量。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实现的一步就是催化。其实大自然中的生物是生物催化掌握最好的，比如绿色植物，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可以储存的糖类，细菌能够将化学能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所需的能量。但是我们人类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些生物能源，我们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新的方法叫生物合成化学(biosynthetic chemistry)模拟这些生物催化过程。比如，生物燃料电池（Fuel cell）可以利用燃料的化学能量，比如氢气和氧气，持续而且高效的转化为电能。这个过程仅仅产生水和电能，所以不会给环境带来污染。虽然普通的化学催化也可以达到把氢气和氧气转化为水，可是这一过程非常慢，效率很低。而生物催化的速度就快很多。但是缺点是，生物催化很贵，而且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化学催化和生物催化结合起来，达到互补。 C：那么这项技术目前已经达到可以应用的水平了吗？ L：目前这个领域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研究领域，还没有达到在工业上的应用的地步。刚刚发展了大概十几年，还在基础机理研究阶段。生物合成化学也是化学生物领域最近比较热的方向。（采访者注：这项技术是利用人工模拟生物的一些物质，比如能够和细胞特定性结合的多肽片段，来让机体产生特定的反应。） C：您提到您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叫生物传感器，这个又是研究什么的呢？ L：我研究的生物传感器是结合了传感（Sensing）-成像（imaging）-药物投递（drug delivery）的一个系统。有很多领域需要这样的技术，这也是理解自然的一部分。比如研究一些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我们会首先研发传感器（sensor）用在环境或食品探测到这些毒素是否存在，或者在哪里存在，然后用成像（imaging）的方法研究重金属如何在人体里产生毒性的，也就是毒理机理，最后特定性的将一些能够去除这些毒素的药物，比如重金属元素的螯合剂，靶定的导向特定的位点（targeted drug delivery）。因为虽然制药公司花费大笔的研究经费，经过了很多次的临床检测，得到了一些有用的药物，但很多时候这些药物也是有各种副作用的。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这些药物特定性的指向某些癌变细胞，而不是针对正常细胞。这样就需要能够特定性药物释放的技术，比如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和体内毒素不同的量，来有选择的释放药物（budget release）到靶标组织。DNA适体（DNA Aptamer）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可以特定性的结合到某种细胞分子上，从而将药物导向特定细胞释放。另外一项生物感应器的应用就是有关环境检测。现在政府和个人也都越来越关注环境污染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关注释放到环境中的毒素含量。我们研究的生物感应器可以现场的（onsite）感知环境中毒素的含量，比如一杯水中重金属含量等，或者油漆中的挥发性化学物质含量。这些即时的环境检测数字可以帮助政府更好的治理污染，也可以帮助个人提高生活水平。现在这项技术已经申请专利，由一个公司来推广，我也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更多的方面。有关科学职业 C: 我知道您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是什么机缘使您决定继续出国读书的呢？ L: 我毕业的时候是86年，那一年正好是中美的一个合作项目(CGP) 的最后一年。当时，25年前，国内和国外的差距是很大的，不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科研条件，在那个时候，出国学习应该不论怎么比较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而现在时代不同了，国内外的差距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了，论生活条件，在国内大城市还会更舒适一些，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研究生说，如果你们来美国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或者混个文凭，那么你会很失望。我希望你们是因为真正喜欢自己做的研究而留学在美国。 C：您的博士课题是研究的什么方向？博士导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L：我大学是化学专业的，所以我的博士课题还是继续了我之前的专业，但是我个人对于交叉学科和偏应用性的研究很感兴趣，于是博士是跟随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Dr. Joan S. Valentine。我刚加入这个研究小组的时候，他们也是刚刚开始化学生物的交叉学科研究，大概只有1,2年，所有事情都还在摸索阶段。我的导师是一个nice的人，他基本上是放手式的管理，加上是做新的方向，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于是头几年也没有发什么paper。 C：那对于这么新的课题您肯定经历了很多困难，有没有觉得灰心做不下去的时候？ L：（笑）确实有。我刚开始做课题的时候，要从建立mutagenesis（突变）开始，然后才能进行下面的验证。我的第一个mutant花了1年半的时间才做出来。那个时候做生物合成要花很长时间，不像现在，可能一个突变几个小时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很担心，心里很沮丧也很不高兴，我是top student，也这么努力，可是别人都发了文章，我还没有把一个mutant做出来。心里很不服气。但是自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后来发现，虽然这1年半时间一篇paper都没有发，但是从这些摸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己收获到的能力反而是最多的。后来当了faculty以后，还是要做这些解决问题的工作，可是自己在研究生的时候已经锻炼过了，比别人有了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遇到的困难越大，挫折越深，反而越锻炼自己的能力，要坚持，就有收获。 C：恩，这种坚持确实对我们学生很重要。后来您去了Caltech（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还是同样的方向吗？ L：是的。我对这个方向非常感兴趣。一个因为是它是交叉学科，需要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打交道，有的时候我给化学家做讲座，他们说这太生物了，给生物学家讲，他们又说太化学了，你需要从这当中寻找一个balance（平衡）。再一个这是一个很有应用性的研究。我喜欢在大学里做研究，那种寻找未知的感觉，那种challenge（挑战），去寻找别人都不知道的答案，这是做科学给我的满足感，而应用的部分会给你更大的motivation（动力），也看到一些实际成果。我们实验室做的环境检测的sensor（感受器）现在已经申请了专利，有公司在做了。 C：您觉得这一路走来，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L：应该是我的两个导师：博士导师和博士后导师。他们是个人风格很不同的两个人。博士导师所在的小组只有8-10个人，研究很新，大家非常互动，经常交流。而博士后所在的实验室是一个30多人的大组，导师不会有太多时间和每个人交流，有时也不会对我的研究特别了解，但是他会把握大的方向。如果我博士的时候就直接来到这个大group里，很可能就lost（迷失）掉了，反而是在小group里学到了后来的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大group的好处是，你可以从同事身上学到很多，他们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大学里的教授。 C：你对未来还有什么期望和计划？ L：（笑）现在我们在做的还是基础的研究，研究机理和证明。但是将来也希望看到这些研究真正的能应用到工业或者生活中去。我做科研也是希望自己做的东西，如果真的做出来了，能有long-term（长期）的影响。有关科学人才培养 C：您刚才提到从两位导师身上学到如何管理一个实验室，那么现在您是如何管理您的学生们的呢？对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呢？ L：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大实验室，有30多人。也已经有30多名研究生从我的实验室拿到博士。我觉得一个好的研究生要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的素质。第一，他要真正的喜欢这项研究，要believe in it（有信心）。我的很多后来很出色的学生，都是那种觉得（做研究）这个事情很酷，会一敲脑门说这个idea太棒了的那种。做研究本身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挫折和失败是经常的，加班熬夜也是经常的，而且没有其他工作那样丰厚的报酬。所以，要真正喜欢，才能坚持的长久，才不会被失败打败。我会给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课题，那么就去换一个真正喜欢的课题，或者换个实验室，或者换个专业。第二个重要的素质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学生实验不成功，可能会拿出来5种失败的原因，而另一些学生会再附加给你5种解决方法，这就是差别。做研究就是寻找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完整的过程才是你自己超于别人的unique（独特）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在长期的训练中锻炼出来的。然后就是需要大量的阅读学术论文。我的实验室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大强度的journal club。每周每次1个半小时，我们会覆盖40-50篇最新的领域内文章。 C：也就是说2-3分钟一篇论文啊？ L：对啊。给你40分钟让你讲一篇paper需要一种能力，给你2-3分钟讲一篇paper又需要一种能力。需要你最快的掌握全局，提取最重要的信息。然后我们会每次标出5-10篇有意思的文章，然后去深入的读，看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训练能够积累知识量，让你一直掌握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开拓思路。我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很感谢这种训练，他们出去开会，就能很快的理解别人的课题，并能问出很好的问题。这就是大量阅读文章带来的优势。 C：我想我们都看出来，您是一个对科研有很大热情的人。您会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做science吗？ L：（笑）我当然希望，可是他们好像对science没有热情。我的儿子想去学商科，而小女儿希望以后当作家。我会尊重他们的愿望，去做他们真正喜欢的事情。; 个人分类: 科学圈圈坐|1260 次阅读|0 个评论

记2010年一次接受学生记者的“采访”: wangxh 2011-1-2 21:22; 2010年7月14日晚18点，接受了本学院学生会学生记者的采访，问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获得的奖励与荣誉；【略】 2. 发表的论文与文章；【略】 3. 个人成长简历；【略】 4. 请老师简短回答几个问题：（1）谈谈您对人才的理解大到对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小到对一个团体、一个科研小组或周围的人有贡献的人，不一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壮举与成绩，但一定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与收获；（2）您为什么对有问题的学生特别关注？有问题的学生最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教师就是帮助别人的人；（3）为什么学生愿意听从您的教诲？这个问题不太好说，从与学生的多次交流中了解到，学生认为我说话真诚、实在，不空洞。我很少拿被大多数人讲烂了的话教育学生。学生没有傻的，否则考不上我们学校。比如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你们愿意听吗？（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笑着摇头）大学生就应该有大志向，正所谓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4）您平时的工作包括哪些？授课、带领研究生搞科研和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您是班导师吗？）不是，我是班导师助理。（学生愕然）我自己封的，其实就是帮助年青教师做一下引导学生的工作，实际上是增加一下年青教师从事教育的热情与动力；（5）您认为这三者的关系是怎么的？教师嘛，教学肯定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像我们学校这个层次的，只顾抓科研最终势必导致失败，我们可拭目以待！当然你们可千万不要写进采访稿里去，否则就麻烦了。由于是专业教师，必须了解学科前沿，不搞科研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还必须从事科学研究；另外指导研究生也需要媒介，没有载体如何让研究生增长能力；至于思想工作嘛，学校本身就是教育学生成为独立思想与独立行为的人的地方，这是爱因斯坦的观点。其实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孤立的，是贯穿于授课与指导学生论文中的。（6）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老师讲课？你们是零几的学生？什么专业？（08级的、材料工程）有，下半年就会分专业方向，如果你们选择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方向，我们就会共同学习，欢迎你们报我们的专业方向。（老师上什么课？）现阶段上《矿物材料》和《混凝土》2门课程。（7）听说老师是山东人？对。（一个女生说，我也是山东人，德州的）我是山东倔县的。（嗯？没听说过呀！）回去好好查一下吧！欢迎你们有时间来聊聊，我愿意帮助有问题的学生，更喜欢与有思想的学生海阔天空......; 个人分类: 教之道|4307 次阅读|2 个评论

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 wangdw 2010-6-16 08:25; 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利关键词：记者采访媒体网络自身修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几天前的新闻有乌克兰的群众在街上演活报剧，谈专门用美女扮演警察，抗议警察限制记者的采访自由。前些天，在我们国内也有不少报道，一些人干扰记者的正常采访，有的暴徒甚至殴打记者。记者的采访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某些热点问题才能的到解决；温总理号召归政府的监督批评才有实现的可能。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看法，媒体暴光了，问题就快解决了。我们在为拆除违章平房的八年努力中，好多时候是在企图请媒体报道。如我们千方百计地联系北京台的七日七频道，可他们不敢插手中央各部委的事情。联系中央台焦点访谈，他们不理我们，尽管我们说包括有院士签名。我们联系报纸，都没有响应。媒体报道了，网上舆论也跟上来了，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例如，湖北的 09 年中国第一烈女邓玉娇案件，庄河千人下跪门事件，等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知道媒体的作用，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破坏记者的正常采访，甚至组织暴徒殴打记者。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些官员也想阻止记者采访，他们甚至说出雷人的话语来，例如，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更有甚者，这就是北大的孙东东了，他在最近又放出雷人言语，说记者没文化。他总是在反着老百姓而动。当然，媒体人员要自觉加强自身的修养锻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志向。自觉维护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正面形象，老百姓已经把你们看成是尊重事实、主持正义的化身。要抵制腐败之风，坚决杜绝有赏新闻。只有你们，可以帮助政府反腐败，可以帮助老百姓。只有你们，可以帮助政府实现要求老百姓批评监督政府的承诺，改善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使社会朝良性发展，利国利民。; 个人分类: 反腐败|3063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海归长江学者王希对杨生茂采访和追思会发言说开去: 黄安年 2010-5-25 08:59; 从海归长江学者王希对杨生茂采访和追思会发言说开去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2 日发布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王希教授 2009 年 8 月 27 日对杨生茂先生采访笔记和 2010 年 5 月 22 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生茂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 文字稿 ) 。前者是他的中国的美国史教学， 1949-2009 项目采访笔记。王希教授是北京大学引进的长江学者，他的这项采访计划涉及众多我国美国史学者，他集口述史调查、文献史了解和教材论著阅读于一体 , 这一项目的完成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国的美国史教学状况有个较为清晰客观的了解。感谢王希博士的辛勤付出。我常想国内美国史研究者和现在的博士生为何没有想到进行这一项目的研究？为何我们的科研规划部门没有规划这类课题？为何一位师从美国历史学大家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任职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海归学者能花这么大精力和时间付出进行这项基础性研究工作 ? 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王希教授在追思会上谈到 : 杨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流砥柱和领军人物，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知名学者，将南开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他称杨先生是南开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的确，在我国老一代美国史研究领军人物中 , 杨先生培养的人才最多、影响最大。他在自述中说 : 一个单位研究工作的好坏 , 主要以成果和人才为标志。我们应当多出书 , 多出人才 , 特别是多出好书 , 多处优秀人才。（《探径集》，中华书局， 2002 年）杨先生就是多出好书 , 多处优秀人才的设计师、领航人和铺路者。我认识王希教授多年 , 在我看来王希教授的美国史研究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他是我们学术事业需要的真正的海归人才 , 可惜并非所有把持大权的人都能够看准这一点 , 记得若干年前 , 他曾有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选项，然而当时主管人事大权者却说出令人费解的话 : 我们需要的土博士 , 不是洋博士，迄今有兴趣搞个究竟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北师大现职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背景，有哪位是洋博士，以歧视洋博士为标准的高校还自吹全国排行榜上第一 ? 如果说第一 , 恐怕是全国重点高校中引进洋博士之少第一倒符合实际。王希教授落户北大 , 李剑鸣也落户北大 , 感慨万千 ! 看来我们的高校不仅要出人才、育人才 , 还得有高超本领聚人才。下面请读者看看王希教授的采访和发言 : ******************** 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生茂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 文字稿 ) 2010 年 5 月 22 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大学举行这个追思会，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杨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南开大学。杨先生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从 1947 年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直到 1995 年退休，他 93 岁生命历程的一大半是在南开度过的。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杨生茂先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为中国的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1950 年代初，他创办了《历史教学》，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是一份史学研究的刊物，对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巨大。 1964 年，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点（后改名为美国史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日后成为培养中国美国史研究人才的重镇之一。 1970 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之后，杨先生与其他老一代美国史学者，发起和组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美国史研究奠定了体制基础。今天，这个研究会具有数百人的规模，学风淳朴，作风民主，成果厚重，成为国内专门史学会中的佼佼者。 1980 、 90 年代，杨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多（ 6 ）卷本美国通史著作，这套著作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流砥柱和领军人物，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知名学者，将南开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在 1950 年代还是在 1990 年代写的，我们会发现，在治学严谨、对思想和文字功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雨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的产生和维系。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来开创和建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去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材。我还采访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我从收集和研究材料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起步的艰辛，了解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包括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和刘祚昌等）所做出的极有创意性的努力，同时也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和恶劣的学术环境下，竭尽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史领域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识见和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史学的今天。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我记得 1991 年 6 月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杨先生走进会场时，全场数百名与会者立刻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离开座位，走到他的座位前去与他握手。还有许多人起立，向他致以敬意，足见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本人，在众多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与会者中，他的中山装、发亮的秃顶以及向他人致意时的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对杨先生的了解很少，只听周围的人对他均以大师相称。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机会与他多次促膝交谈，更没有想到这些交谈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7 年夏（北京会议六年之后），我应张友伦教授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为期三个月的研讨课。我到学校的当日下午，杨先生便顶着炎炎烈日前来看我。我因旅途疲劳，酣睡不醒，没有听到敲门声。醒来后发现杨先生从门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说他来过了，希望有机会面谈。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不安。第二天在庆祝杨先生八十寿辰的活动上，我第一次与杨先生正式认识，向他表示歉意，并将刚出版的英文著作送给他。杨先生拿到书后，立刻翻阅起来，并与我谈起重建史学的发展。活动结束后，我们又聊了许久，从美国史研究到美国当代政治与外交等。我注意到，杨先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不仅熟知外交史（国际史）领域的新著，对其他领域的动向也了如指掌，与他谈学问，不需要换位思考。第一次接触我就感到，杨先生待人十分谦和，平易近人，与他谈话，没有心理负担，没有拘束感，一见如故。我不是杨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学外交史的，但与他交谈，我有一种多年浪迹天涯的学子突然见到自己少年时代的老师的感觉，那种熟悉、亲近与温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成为我从心底对杨先生极为信任的基础。我到南开来讲课时，已经在美国大学任教，但在学术志向和道路方面，仍然处在一种探索之中。我想，杨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杨先生很愿意与我分享他对学问和人生经历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客套，也不是寒暄和问候，而是一种平等的讨论。我会提出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会非常的尖锐和唐突，杨先生并不总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会记住我的问题，并最终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让我在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思考中的偏见与漏洞。他的谈话方式很特别，也很艺术，但又是诚实的和诚恳的。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想当记者跑到纽约去找工作的情形，谈到在亨利路思（ Henry Luce ）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兼主编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因无经验而没有成功时，轻轻地叹息了一句：哎，当时人年轻，哪里懂这么多，傻呀。这一声傻呀的叹息来得非常自然，透出许多的遗憾，立刻引起我的共鸣，让我记想起自己在海外求学时的许多经历，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当然，因为我受的美国史教育与杨先生相隔将近半个世纪，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发现我们在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觉得我们分享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史学的共同认知要多得多。从与杨先生的谈话中，我能感受他对自己的原则和思想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秉持，我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在学术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宽容和大度。他非常希望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回到祖国来，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学术和教学尽力。我感到，一方面，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即便在老年，他对学术动向和时事始终保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族感情浓烈和深厚的中国学者，在涉及国家利益、学术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换言之，他对史德非常重视。我从与他的交谈中，感受和习得了一种从美国大学的训练中极少存在的精神营养，补上了 Ph.D. 训练中的一门重要的功课。与杨先生认识之后，我每次去南开讲课，都会去拜访他，而每次我们都会无拘无束地聊许久。 2000 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埃里克方纳（ Eric Foner ）到南开来讲课，杨先生不顾 84 岁高龄，专门设宴款待方纳教授，并与他谈起方纳的叔父菲利普方纳 (Philip Foner) 教授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影响。也就是那一年，杨先生对我讲起他读到 1998-1999 年《美国历史期刊》（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上对我英文著作的评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美国历史学家内部的争论。我以为国内根本没有人注意此事，没想到杨先生居然注意到了。杨先生读得很仔细，还与我开玩笑说，你的书引起了争论，惹了麻烦，你的同学还为你打抱不平。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也他有自己的幽默方式。有一次我在南开讲完课后去向他辞行，他要我带一付围棋送给我儿子丹，说就说是那个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送的。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是丹最初见到杨先生时的记忆，杨先生却记住了这句童言。丹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无意之中成了杨先生的校友。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 2009 年 8 月 27 日。当时为了做中国的美国史教学题目的研究，我到杨先生家中与他做访谈，因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原定只谈半个小时。没有想到杨先生抛开我事先寄给他的问题，一口气与我讲了三个半小时。他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始终是坐得直直的，毫无倦意，脑子非常清楚。访谈结束后，我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请他修订。从 9 月初到 11 月底，杨先生托女儿杨令侠教授先后四次寄来修订稿（因为怕我感到麻烦琐碎，杨令侠教授没有将杨先生的最后一次即 11 月 23 日的改动寄给我，而是等到他去世之后，才将杨先生遗留的手书转给我）。他虽然是九旬老人，但对文字和思想依然保持一种精到的敏感力，他的改动往往是一个短语、一个字或一个标点，但这样的改动会使整个句子的境界得到提升。这次访谈也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美国史教学发展的历程，重新认识到早期留美学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的作用。 2010 年 1 月，我在美国历史学会（ AHA ）年会的世界范围的美国史教学小组会上与来自德国、美国、突尼斯、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分享了初步研究的成果。之后我给杨令侠教授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我对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崇敬和感动。我说：我从这个研究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领悟到了前人的艰苦、精神与无奈，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尤其是我自己）的幸运、无知和绝不应有的虚妄。我还请她转告杨先生，说等我完成手边的其他工作后，会将论文初稿进行修订，然后请杨先生过目。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杨先生就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这项研究的成果，为此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为了表达对杨先生的怀念，寄托我的哀思，征得杨令侠教授的同意后，我将这份访谈稿公布出来，与美国史学界的同仁分享，希望我们能从杨先生对自己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回忆中感受他的学术与道德风骨。 http://www.ahrac.com/yjhxx/1988.html 作者：王希来源：本站原创文章录入 : 韩宇 2010 年 05 月 24 日中国的美国史教学， 1949-2009 项目采访笔记采访对象：杨生茂教授采访时间： 2009 年 8 月 27 日，下午 3-6:30 采访地点：天津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家采访人：王希王：能否先请您谈谈大学学习与教学的历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南开教书的？杨：我是 1941 年从燕京大学去美国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留学的。本科毕业后，又到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读硕士学位。导师是 Thomas Bailey, 他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 1946 年我从美国回国， 47 年 9 月到南开任教。 49 年解放后，我一直在南开工作，直到 1995 年退休，在南开教书将近半个世纪。王：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去美国留学？杨：我 1938 年进入燕京大学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学校，享有领事保护权，日本人不能进入，但出了校园，就是日本人的天下。当时燕京的校门就是现在北大的小西门。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滋味很不好受。当时想， 1942 年毕业之后怎么办，去哪里。留在北平，就得给日本人做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去延安，心中莫底，踌躇不决，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也受到一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去重庆，也不愿意，我对蒋政权很反感，因为它不抗日，也很腐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在北平呆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去美国留学。王：当时是怎么去的呢？杨：我给一位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询问留学的情况。他很热心，给我寄来了各种申请表。我家里虽然不太情愿，但也没有办法阻止。我要去，他们也只得资助我。当时去美国需要找担保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担保，因为美国人怕日本间谍去美国。中国人担保还不行，必须是美国人。王：您找谁当您的担保人？杨：我有一个同学，也要去美国，他与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关系很好，请司徒雷登做他的担保人。他事先给司徒雷登打了招呼，说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要去美国，也要去签证。那位同学约我一块儿去美国领事馆，在司徒雷登担保的情况下，得到了签证，因为我是一同去的，他就不能拒绝给我签证，所以司徒雷登也就成了我的担保人，尽管他并不真正认识我。我们拿到美国签证之后，才去天津的公安局办护照。日本人见了美国的签证，不得不办护照。所以，我出国的程序是倒过来的，先拿签证，后办护照。记得护照上还是青天白日旗的印章。王：怎么去的美国？杨：从上海坐船去的。当时日美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美国人怕被袭击，船不到天津来，只到上海。我们到上海后，进入法租界，法租界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等于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法租界上美国船 President Harrison 号。航行了 21 天，在夏威夷停留一下，最终抵达旧金山。我们在船上住得不好，但吃得不错，当时船上有许多中国富家子弟，从上海、重庆等地来的。我对他们的感觉很不好。当时，因为美国支持蒋政权，我对美国也无甚好感，对燕京大学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王：您在伯克利学的什么专业？杨：到旧金山上岸后，就到伯克利念书。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计划。历史念得比较多一点，古代史、中古史都念。近现代史是不分的。我还去经济系、哲学系、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听课。伯克利的本科学位要求 132 个学分，历史专业 36 个学分，我的学分早就满了，但当时并不怎么过问。除了念书，我还打工。王：打什么工呢？杨：主要是教中文。原在北平的教会学校战时借加州大学教室办学。教美国赴华传教士，培养现役的美国军官。校长在北平呆过，看不起中国人，对华人雇员很不好，任意解雇。我后来也回敬他，教了几年后，突然辞职，给他个措手不及。王：在斯坦福的情况如何？杨： 1944 年我从伯克利毕业后，战争也快结束了。我就到斯坦福去念外交史。为什么要念外交史呢？回想起来，当时的主要动因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上初中时，九一八事件发生。高中毕业时，发生七七事变。我也参加过学生运动，挨过打，但我不是学生领袖。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给我刺激很深。我刚才讲，出了燕京大学校门就是日本人天下，在上海，要进入法租界才不受日本人管辖，这些事情对我刺激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学外交史，要知道外国欺压中国的根源。我在斯坦福的导师 Thomas Bailey 当时说，外交是自私的。这种思想在美国的根基很深。政府和学校宣传的都是扩张的世界观。也有学者批判扩张，但批评的是扩张的手段，而不是扩张本身的侵略实质。例如， 1898 年美国占领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向上帝祈祷，问是否可去教化，占还是不占，他不考虑被扩张的菲律宾人的痛苦和感受，不理会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教化过。这种扩张主义思想的根源来自新教传统，对美国外交和民众思想都有很深的影响。王：您 47 年来南开后，教的是什么课？杨：我讲西洋通史。当时学校对西洋史并不如中国史那样重视，全校通常只有一个人教西洋史，顶多两人。北京的个别大学可能多一点，但其他学校大致如此。王：这门课是给那些学生开的？用的是什么教材？杨：选西洋史的学生主要是文学院的，选课的学生除来自历史系外，还来自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和经济系等其他系。当时国内没有自己编写的西洋史教材，都是翻译的。主要用的是 Hayes (Carlton J. H. Hayes) 和 Moon (Thomas Moon) 编的教材，是美国的高中课本。。当时也有苏联的教科书，也是翻译过来的。王：在 49 年以前就有翻译的苏联教材了？杨：是的。不过这些课本并不公开发行，都是通过不公开渠道流通的。王： 49 年之后呢？您还教西洋通史吗？用的是什么教材？杨： 49 年之后，西洋通史改名为世界通史。 1950 年代初，教育部曾经制定了教材编写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苏联的标准。从 1950 年代到文革开始，世界近代史的教材编写总是找我参加。我们当时编写的教材，如我与张芝联编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 1961 年版），主要是借鉴苏联的世界史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上。重要的历史解释，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大都是借鉴苏联的。后来又搞世界近代史的新版本。我觉得我教美国史，对于世界近代史的新教材掌握不多，我就未参加。王：您有没有开过单独的美国史课？或美国史都是包含在世界近代史里面讲的？杨：当时没有单独的美国史课。 1958 年我曾开过美国史的课，但不多久因学习过多而中断。美国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王： 1964 年在南开成立美国史研究点的背景情况是什么？杨：这是教育部的指示，由中央决定的。王：中央当时为什么提出要研究美国呢？杨：中央指示不光是要研究美国，而是研究外国，也不是只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外国的经济、哲学、宗教和其他问题。南开被指定研究美国历史，还有其他大学。南开的美国史研究点是按自上而下的指示建立的。王：怎么创建的？任务是什么？有没有经费的支持？杨：当时在南开建立美国史研究室，开始时称之为点。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很厉害，我们无法直接订阅美国报刊和书籍，都是通过第三渠道去订购。财政部专门拨款 600 美元给南开的美国史点，这笔钱主要用来买书刊。我们用来订购美国的杂志。订阅是通过北京的国际书店，到国外通过友好人士代订。国民党人还捣乱，在杂志上贴一些反动标语。记得当时订的杂志有 Time 、 Newsweek 、 Harpers Monthly 、 New Republic 、 Atlantic Monthl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The Journal American History 和 Nation 等。还订了 Political Affairs ，这是美国共产党发行的刊物， Herbert Aptheker 当过主编。王：当时有没有想到要买书，比如说，美国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等？杨：钱太少，买不起。订美国杂志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国际书店去选，通过他们来订。订了这些杂志，遇到反浪费的时候，有的又被砍掉。所以，即便是这些资料的积累，也是不连贯的。王：当时的拨款 600 美元是年度性的，还是一次性的？杨：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预算的说法，反正拨款下来就用。当时这笔款是直接拨到美国史研究点，学校是不能动的。这点我记得很清楚。王：后来美国史研究点都做了些什么事呢？杨：没有能做成什么事。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展，就开始文革了，研究室的工作也陷于停顿。直到文革后才重新开始。王：文革后美国史研究和教学是怎样重新开始的？杨：文革后， 1978 年社科院在天津召开历史学科的会议，出席代表都是社科院邀请的。世界史学科有 20 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代表中有各学科的人，美国史、中古史、古代史等。记得是于光远在会上做报告，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出面推动美国史这一摊的活动，他们从侧面推动。当年世界史的人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美国史的人便一同去了。这是搞美国史的人的第一次全国性聚会。王：当时的气氛怎样？有什么决定吗？杨：当时大家见了面，都觉得很兴奋，想透透气，也想搞点东西。当时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要集体编撰一部美国通史；二是觉得编通史能力不够，不如先进行专题研究，出论文集；三是说力量不够，慢慢来。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最后决定先把各校的资源搞清楚，让各校的人把本校有关美国的书籍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当时北图的一位女馆员，把北图有关美国的资料编了几本，寄给大家。其他学校也在搞。王：当时为什么要想到编写美国通史呢？编通史的目的是什么？做教材吗？杨：当时的想法之一是利用编写通史来练兵。至于做教材嘛，如果能搞出来，自然就是教材或参考书了。 1979 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会上继续讨论编写通史的事，反对的人不吱声了。编写的分工是以学校为单位，由各个学校自己报名。最后决定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各负责一本，一共六卷。后来编写的学校有些变动，表示退出。各卷的水平和质量不一致。退出学校留出的卷改由他校编写。王：这些著作是由谁来执笔的，编撰原则如何掌握？杨：当时的做法是群策群力，发动大家，包括研究生在内。具体做法是拟定提纲，制定编写原则，现在看来，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保证出书，这对大家是很大的鼓励。王：当时有没有想到翻译现成的美国史著作，不必费神编写？因为当时资料不全，又隔绝这么些年，对美国史情况不一定熟悉和了解，翻译来得更直接一些，而且当时不是也翻译出版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和《光荣与梦想》这类书吗？杨：记得 1978 年有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在南开说，你们不用自己编写美国史，把美国人写的教材翻译过来就是了。我们回答说：不可。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自己搞，我们念了这么些年的外国人写的外国史，应当自己搞一套自己编的。王：后来的写作与出版顺利吗？杨：出版时，需要钱，我们也到处要钱，教育部和社科院的世界史所都资助过。王：您对这套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如何评价？杨：我认为，还好。如同编杂志，一本杂志，篇篇都是好文章不可能，但有一两篇好文章，杂志就能办下去。所以大致好就很不容易了。主要是通过编书来锻炼队伍，大家通过这个过程能增长学识，编出来的东西也可以为学生服务。王：黄绍湘教授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项目？杨：她手头的编写任务很重，无有余力。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真正编写美国史的人，她写的《美国简明史》（ 1953 年）、《美国早期发展史》（ 1957 年）都是开山之作，而且是一个人搞出来的。她从 49 年前就开始研究美国史，解放后出版的书大都是修订本。王：我想问一下文革之后中美史学交流方面的情况。当时南开都请过那些美国学者来交流？他们怎么来的？杨：最初我们请的都是一些新左派（ New Left ）史学家。如我们曾经想请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但富布赖特计划没有兴趣，因此没有来成。 Philip Foner 是黄绍湘通过教育部特邀来的。他来过南开几次。他的主要功劳是将美国工会的档案史料整理出来，写了好几本工运史。当然后来通过富布赖特计划邀请的人越来越多，多不胜书。王：您对美国的民主问题怎么看？杨：我认为，民主是多元的，不能输出，只能由当地生根发育。美国人输出的是傀儡民主。美国目前已经发展到后金融资本垄断的时代，不再是工业资本垄断了。国际金融垄断的发展，使早年的民主口号和机制缩水了。奥巴马上台是一个进步，黑人也能当选总统，但是，他上台后，还得听大金融资本的话，后台还是有钱人的利益，小富有者很难上台面。王：美国民主与美国外交思想的关系是什么？杨：美国人只知道扩张，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局限性，也不管在外国民众间树敌太多。美国历史学家，如 Beard 、 Williams 和 Kolko 等都批判过。但布什政府还是穷兵黩武、横行霸道、一意孤行。奥巴马政府比较明白点，但只能换汤，只得推行巧实力。王：对中国的发展您如何看？杨：我赞成中国现在这样以人为本、不断发展的民主。这种民主需要不断改进深化。要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东西，不容易。我们自己脑子里就有好多封建的东西。在中国搞民主，得清除封建思想、地头蛇思想；现在贪污严重，与官本位的体制有关，要消除这些思想和体制，得随着经济、文化的增长一步一步来。现在的做法就是一种包公式的民主，打抱不平。贪婪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做到这点，自然更不可能自願做到这点。王：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呢？杨：有人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话是错误的。中国有很多大事要抓，国家安全、统一、污染、生计等问题，政府也在做。不能以小集团的利益为重。美国的民主也不是完全值得效仿的，其根基是以自私观为主的。只要国家这种现象存在，保护国家自身利益的现象自会存在，但不能损人利己。王：您现在经常想什么？杨：一言难尽。我曾写过一篇小诗，内云：不应沉浸于已经逝去的一切，从苦水中允吸些香醇吧，哪怕是点滴，为了明天，为了来人。这就是向前看。但体力衰退了，例如因为双目接近失明，去年又将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美国历史期刊》）的通讯编辑一职辞去。你看到我房间挂的这幅画上的字吗？淡泊惜陰斋，这说明了我的前瞻性的思想。 http://www.ahrac.com/yjhxx/1989.html; 个人分类: 国内所见所闻(10-11)|3716 次阅读|0 个评论

采访院士那点事儿: andyco 2010-4-6 00:35; 2010年2月26日上午我有幸跟随导师李浩鸣教授、罗元学姐一同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药理学国家重点学科首席教授、我国遗传药理学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周宏灏教授，事后根据采访记录写了一篇周院士谈我国医学教育现状与改革的报道，经李老师过目后发表于《科学时报》 (2010-3-3 头版二条)。这是我自上研以来第一次采访院士，感觉八个字：新鲜刺激、颇有收获。但是这里我更愿意谈谈此次采访过程中一些小故事，与各位朋友同仁分享，或许能给你某些方面的点滴启示，呵呵。窘迫的开始此次采访任务来得较为突然紧急，北京方面于2月24日电话通知李老师有这么一个想法，通知中提到，教育是当前一个热门的话题，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两会前就会发布，《科学时报》计划在此大背景下组织专家进行探讨：医学教育：缺失了什么？版面体量两个整版，共计大概6篇文章，反映当前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医学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计划2月底截稿，3月初刊登。本次采访涉及协和、上医、同济、中国医大、中南大学等学校的院士专家，院校领导，离退休教育家，覆盖医、教、研及公共卫生、药学、护理学方面的专家李导接到通知后，只是略微一提最近将会有这么一个事儿，但因还没来得及与周院士预约采访时间，因此也不确定哪天会去采访。于是我也就没再想这事儿，等到2月25日中午，老师突然告诉我：登科，采访时间定下来了，明天上午10点20开始啊，好，这么快啊，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南大学湘雅附一（老师愿意是附一，即第一附属医院。因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有三家附属医院，我原来并不知道，结果我听成了附医，以为就一家附属医院），我们明天上午10点在医院门口碰面吧好--我很快回应到。于是我转身回到电脑前用打开51ditu.com，在公交线路查询终点站查询键入湘雅医院，结果令我一阵窃喜，哈哈，原来913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啊，这简直太完美了！于是我很兴奋地告诉学姐我们明天坐913路公交就可以过去时间到了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整理好录音笔、采访本等工具出发。那时时间不到9点，因为怕迟到，所以专门提前一小时上车，行驶一段时间后，我到了公交站牌所标注的湘雅医学院站下车，我一看时间，9点40还差几分，又是一阵暗自高兴。抬头一看大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几个大字十分醒目。发现老师跟学姐都还没到，于是我索性在校区里逛几圈熟悉下环境，走边给李导发短信老师，我已经到了，在门口等你好的--老师很快回复了我。于是我安安心心的在校区内转悠，但视线始终没离开校门口，因为我知道老师一会儿会到。结果时间很快到了10点过几分，我正纳闷学姐跟老师怎么还没到时，李导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问：你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你？我就在那个中南大学门口啊一番求证发问后，老师突然问我，你现在哪条路上，我说，我在桐梓坡路XX号，李导突然提高嗓门，啊，你在河西啊？我在在河东呢！！！你找错地方了吧，我在湘雅路呢！啊？？！！！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因为此时已经到10点10多分，离约定时间不到10分钟了。窘迫，尴尬，惭愧、郁闷、无辜、自恼种种感觉全部涌了出来啊，怎么办？？一阵空白后我问到，要不我现在打的过来吧，还来得及不，老师？啊--，老师在短暂思考犹豫后说到，那你快点打的过来吧，地点是XXXX 于是我马上给学姐打个电话，她正好坐公交赶到。我们以最快速度打到一台Taxi，告诉司机以最快速度冲向目的地。可这长沙的交通真是让人无奈，在湘江一桥上桥处堵车，我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终于，我们到达了中南大学湘雅第一附属医院。李导说他在医院大门口等我们，可我们愣是没见着他于是，我又拨通了老师的电话，经过一番详细询问确认后，才发现原来附一有好几个大门，老师在另一个大门等我晕啊窘迫啊接下来就不用我说了，你们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我跟学姐整整迟到了30分钟！！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去正式采访院士，也是第一次见李导在学生面前发火唉，这窘迫的开始啊完美的访谈带着尴尬与内疚，我走进了周院士的办公楼。先是周老的秘书在办公室门外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不到一分钟，周老就让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周老满脸笑容的起身朝我们走来，并一一同我们握手。不等我们开口，周老就笑到：这地方太偏了，是不是很难找啊？啊----，是有点难找（其实到现在周老都还不知道，其实是我们两个学生找错了地方那天当面实在没好意思说，早晚有天我得让他知道，我在心里想）这时我才刚开始抬头大眼看他。虽早已过花甲之年，但初见周老，他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细看，周老更是面露润色、气宇不凡。简单寒暄后，周老直奔主题，根据我们事先传过来的的采访提纲谈起了中国医学教育现状与改革情况。访谈过程与具体内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科学时报》或中科院网站相关内容，地址我会附在文章最后。整个访谈过程是十分轻松欢快的，周老风趣的谈话、丰富的阅历、充满睿智的表达让晚辈着实敬佩不已。正所谓胜读十年书啊！但我也注意到几个细节，比如在谈到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时，周老难掩情绪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于是，他噼哩啪啦的把中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尤其是医学教育管理体制弊端狠狠地批判了一番。言之有音，道之有法。绝非是发发牢骚，胡乱抱怨下而已。自由轻松的访谈气氛让大家都忘记了时间的悄悄流失，很快，近两个小时的访谈就结束了，一看时间，已经12点过几分了。到了我们不得不跟周老说再见的时候了，虽然预定的采访目的已经达到，但仍觉意犹未尽，很希望能就再跟周老多多交流下。可是约定的时间已到，且周老教学科研工作繁忙，不得不就此作罢。开心的收尾临走前，李导提议能不能再耽误一两分钟，跟周老合个影，周老非常高兴的答应了。并提议以他的书柜为背景。正准备要合影时，才突然意识到这屋子里怎么光线这么暗，这时才想起原来那天刚好停电了，真是巧了，好事多磨啊后记短短不到两小时的采访如白驹过隙般快，但笔者仍感意犹未尽。在聆听周老的谈话过程中，笔者从头至尾的感觉到的都是一位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厚道长者；一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研工作者；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智者。而更让笔者敬佩的是周老敢说敢言，敢作敢为的真性情，湖湘人骨子里那股辣劲、霸蛮劲在周老身上展露无余。笔者以为，在功利主义盛行、学术造假屡见报端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需要更多的以院士为代表的精英们做敢说敢言的斗士，需要更多的时代鲁迅，与歪风邪气战，与学术不端斗，为教育改革谏，为人才培养言。唯此，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唯此，中国的明天才有希望附：《医学教育不能硬套综合大学管理体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宏灏谈我国医学教育现状与改革》，此文地址：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3/229448.html 或中科院 http://www.cas.cn/xw/zjsd/201003/t20100303_2787291.shtml （谨以此文作为此次采访的纪念，感谢周宏灏院士接受采访，感谢段秘书对此次采访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希望能对传媒界或学术界朋友有所启示，也不枉这么晚了，我还在这敲这么多字，呵呵）; 个人分类: 传媒交流|5597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兩會幕後…美女記者挽部長策畫3年: jiangjinsong 2010-3-14 23:40; 兩會幕後美女記者挽部長策畫3年【聯合報╱記者鄭惠元／綜合報導】 2010.03.14 05:33 am 原本以為的美女記者，追查下才知許多是工作人員，而非真正的記者。圖為中共教育部長袁貴仁被兩名「美女記者」挽著手臂到他處採訪。南方都市報每年最受關注的兩會總算閉幕，人們的印象除了停留在嚴肅的政治議題外，最忘不了的，就是那美女記者巧笑倩兮挽著部長走向同行的身影。坊間傳說，美女記者人美心更美，其中一名其實是把部長架到鏡頭前造福廣大同行的「活雷鋒」（好模範）。據人大新聞中心表示，美女記者是他們選的「記者代表」，事實上，「美女挽部長」這一場面可是早經歷了整整三年的「精心策畫」。新快報報導，接受採訪的人大新聞中心魏興表示，原先每年舉辦人大的幾天，無論是在會堂內、外，各部委的領導們都會被眾多記者「圍追堵截」，甚至寸步難行。為了要整頓秩序，二○○八年中心決定設置新聞發布台，今年更決定讓「美女帶路」。魏興說，「以往都是由我們邀請部長，但今年開幕式當天，在記者們的要求下，我們允許中央電視台、新華社電視網兩位美女主持人邀請部長，並引導部長進入採訪區。沒想過，美女挽部長的照片曝光後，一切都走味了。」當美女挽著部長，走過長長紅地毯的照片上傳到網路後，便引發網友們的一陣冷嘲熱諷。雖然有網友一陣叫好，覺得看美女看得賞心悅目。但更多網友酸溜溜的諷刺，「美女見大官，不騷才難堪」。這話也許對該記者不盡公平，魏興亦為她們平反，「其實我們沒有專挑美女，也有選過一些男記者。但是在我個人看來，可能女性更適合一些，因為很多部長都是男的。這樣才能平衡一點。」這次全國兩會，不少部委領導還不太習慣這種採訪方式，甚至會婉拒邀請。不過，從許多部委首長獲邀時笑呵呵的表情，相信他們應該都很樂意接受「美女記者」的邀訪。;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1774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学圈圈坐-端木三: songshuhui 2010-1-16 22:41; 科学松鼠会发表于 2010-01-07 3:40 编者按：上周四，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系龙漫远教授启动了圈圈坐。本周请来第二位端木三。端木老师八十年代初从成都东南角的师范学校英语系毕业，远渡重洋，辅修过计算机，却以研究说话写字儿的科学语言学为毕生事业，现在美国北部大湖区的密歇根语言学系任教。请围观松鼠seren（下文称我）同端木老师的学术午餐，并继续期待下一周的神秘人物这是感恩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天，早上下了雨，后来虽然停了，却还是暗，天低得像要直压下来。中午整十二点，我穿过半个校园，找到了语言学系的红房子，如约踏进了端木老师的办公室。端木老师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加斯文清瘦，说话的声音异常柔和，语速轻缓，一开口就让我没了紧张和隔阂。看我到来，他便合上笔记本，说：咱们一起去吃午饭。对面就是商学院新盖的大楼，我还没有去过，端木老师说，我们一起去试试？商学院的大厅果然宽敞，因为时值节前，人丁稀落。我们去小餐厅买午饭，一进去端木老师就说：别跟我客气，我来付钱我于是弄了一盘沙拉，又倒了一杯咖啡，却见端木老师拿了一碗浓汤，一个面包圈，还笑着对我说：你吃得真健康我们一起端着盘子走到放各色调料的小台子，我抓起越南蒜蓉辣酱往沙拉里倒，一边端木老师也抓起了小瓶辣酱我立刻问：您也是四川人吧。是啊。可是您的口音一点也听不出来。呵呵，四川话也是北方话嘛！哈，真不愧是语言学系的端木老师，被老乡拉着叙旧都不忘本行。不过我还是说：我知道四川话是北方方言语系，可是一般来说，四川人一开口，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来！端木老师只是和蔼地笑笑。我们走出小餐厅，在商学院宽敞的大厅里找了个安静的所在。端木老师把个黑色小茶几推到两张相对的沙发之间：诶，这个茶几还有轮子的。我们相对坐下，我开始套近乎：您是川师外语系毕业的？真巧，我就在那里长大的。不过，您本科学的英语，后来怎么想到做语言学呢？计算机和语言学端木：我们这些学英语的，基本就是两条路啊，要不然做文学，要不然做语言学。我呢，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一些。 seren：这样啊。那我看到您在MIT念书的时候，还念了一个计算机的专业？端木：是的，那是我的minor（副修科目）。 seren：那您觉得学习计算机对您研究语言学有什么帮助呢？端木：首先呢，在语言学里面，就有一个方向叫做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计算语言）。我虽然不是做这个的，但是计算机一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些工具；另一方面在做研究的思路方面，它也对我很有启发。 seren：一方面是工具，另一方面也开拓思路唔，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呢？端木：譬如说吧，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还是双音节语言？好多人都觉得是单音节（一个一个方块字嘛！seren心想），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词都是两个字拼起来的，比如老虎。光争论可能不清楚，但是现在有这些计算机来做统计，一统计，好，汉语其实百分之七十的词语都是双音节的，所以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单音节语言。那么再看英语 seren：英语是多音节的吧？端木：嗯，英语单词看着是多音节的，不过这么一统计呢，又发现其实大多数常用的词还是短的单音节和双音节的词。尤其是有些词看着长，其实把前缀后缀去掉，核心的部分也就一两个音节。这么看来，其实汉语和英语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有了这些统计结果，有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seren：您就是说，一方面计算机给了您这种手段来搜集数据；另一方面又正因为它存在，您才会想到这么做研究。真有意思。主次之分端木：我们来看这两个词，蔬菜，和商店。蔬菜和菜意思差不多，商店和店也是。但是我们平常会说菜店，蔬菜店，蔬菜商店，不会说菜商店，对吧？ seren：菜商店呃，确实听起来怪怪的。端木：这就是一个21结构（两个字的词加上一个字的词）优于12结构的例子，相似的还有很多。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例子，捕捉老虎，这又不一样了。捕捉虎不好，但是捉老虎听着就比较通顺，这又是一个12结构比21结构好的例子。 seren：唔，有意思。这也是因为结构，不，组成部分不一样吧？那个捉老虎，是动词跟着一个宾语；而蔬菜商店，是形容词跟着名词端木：其实两个都是名词 seren：好吧，都是名词，但是前面修饰后面的那我们能不能说好像有点泛化但是，如果是动宾的结构，就是12比较好，如果是那个前面修饰后面的结构端木：这叫偏正结构。 seren：好那么偏正结构，就是21比较好。端木：（笑）是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你总结的这个样子。这个现象，吕叔湘六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动宾的时候我们爱用12结构，偏正的时候用21，但是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seren：（喃喃地）为什么呢？这只是为了说的顺口么？端木：那我们来看英语，英语跟汉语不一样，但是它有个重音。英语里面也有偏正结构的复合词，这种时候，重音一般放在前面，比如pan cake，比如white house。而对那些动宾结构的呢，一般放在后面，比如watch TV，buy a car，对吧？所以我们说重长。 seren：（迷惑地）重？长？端木：英语里的重音，对应着汉语里面比较长的那个词也就是12或者21里面的那个2。 seren：哦英语的重音对应汉语长的那个词，这是为了强调么？端木：（笑）四十年代有一个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他是做计算和通信方面的，也是我们密歇根大学毕业的。他提出了一个information theory（信息论）。这个理论是用来确定词语的信息量的。他认为如果拿一个短语来看，如果一个词在短语结构的同一个位置出现的频率越高，信息量就越小，相反，就越大。比如我们看英语的这个冠词，出现在单数名词前面的，基本就是a，或者the，每一个出现的频率几乎是50%，它们所含的信息量就很小。哪怕漏写了这个冠词，我们还是一下子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冠词后面的那个名词，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要是漏写了，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所以信息量就很高。现在我们用这个理论来看刚才的问题，比如动宾结构。在语言里，动词的数量只是名词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出现在它所在的位置上，要比一个名词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概率高多了，所以，宾语那部分是信息含量更高的。还不光是这样，宾语可以是一个名词，还可以是一个被形容词修饰的名词，譬如打大老虎。你想想看，名词那么多，再加上和形容词的组合，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样，我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出现在宾语这个位置的词，之所以在英语里面我们重读它，而汉语里面我们放一个长一点的词，都是为了突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信息含量大。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有的词信息多，有的少，总是有这个主次之分的，而这个主次就靠这个重长来体现。 seren：我觉得这个主次在传递信息和想问题里面很重要啊，要是没有主次，所有词都一样，那也没办法交流了端木：是的，可是如果光这么想哪个词信息量大，我们脑子就不够用了。但是用这个规律来看这些词，再来想为什么会有重长这样的语言学现象，就很清楚了。语言的演化端木：英语里面有个单词with，它的音节是英语所有单词里面唯一一个这样发音的（th发浊辅音）。现在有的人已经开始把th发成清辅音了，这样它就不再是唯一例外了。还有的时候，一种语言会受别的语言影响。譬如四川话里面阶级的阶，有j-i-ai和g-ai两种发音。其实g-ai是原来的发音，但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现在很多人念j-i-ai了，现在差别变小了。 seren：那这种越变越简单的，是语言演化的趋势么？端木：这是趋势之一。一般来说，在演化里丢掉那些outliers（例外的部分），是一个规律。其实，在达尔文那个时候就开始争论这件事情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语言学家就开始争论，语言里面有没有进化？有没有优胜劣汰？他们看到各个地方语言不一样：你看，中文，光光的，什么都没有，很简单。而英语呢，有几个时态变化，复杂一点，在中间。而再看那些意大利语啊，德语啊，又有时态变化，词还要分阴性阳性，很复杂。那大家就开始争论了，如果语言也有进化，谁高级谁低级呢？有的人就说了，能够掌握复杂语言复杂规律的大脑应该更发达，所以复杂的更高级，中文那么简单，是最低级的他们当时也有个想法，觉得语言和社会的发展是成正比的。但是达尔文自己其实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他也知道一点中国，像马可波罗写的，并不像其他人想到的那么落后。达尔文觉得简单的语言不一定就说明大脑低级。我举个例子，我让你帮我做件事情，要是我必须给你一步一步写清楚，你才能做得好，比起我只要跟你提一句，你就把事情给我办好了，哪个更聪明？达尔文他们觉得语言可能也是这样，要是得记住那么多复杂的规则，才能把意思表达出来，比起简简单单地就把意思说出来了，说不定后者更高级呢。 seren：那是这样吗? 端木：其实呢，不是的。语言的变化很复杂，并不像那个时代的人想的那样简单，一条线。语言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一群人商量一下就制造出来的完美的东西，它是自然地出现的。有的时候，你把这里简化了，可是那里却又复杂化了。你看这里的这些茶几（端木指指我们面前带轱辘的黑色小茶几现在上面放着我们两个的空盘子。这样的茶几在整个商学院的大厅里到处都是。），现在我们在这儿说话，把它从旁边搬过来了，待会儿我们走了，别人来了，又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语言的发展也有点像这样。有很多语言都在慢慢地变，有时有些词的音节变得不发音了，图简便。比如说police，很多人都吞掉那个o，读成plice。还有potato，读成ptato。再说Toronto，多伦多，也有人吞掉第一个o变成t-ronto。而多伦多当地的人，甚至连中间的停顿都不要了，直接念成tronto。我们中文里面的豆腐这个词，经常腐就发一个f的音（轻声）。这就是简化发生了。可是这种简化，在英语的那几个例子里面，去掉一个元音，却创造了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字母，有时候还挺难发音。豆腐那个例子呢，虽然没有创造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可是也创造出一个中文里面没有的新音节（douf），这也增加了语言的多样性。你看，这种简化反而创造了复杂性。还有的时候，人们会把那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去掉一个，音节变少，这就有点向中文这边发展的意思。可是我们中文呢，现在却经常在单音节词里补充一个字，让它变长，音节变多，譬如鸭子的子，老虎的老。这么看起来，语言的变化不是单向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的过程。 seren：啊，真有意思！语言的发展是循环往复波动的还有啊，我觉得好多地方的语言差别特别大，完全跟两条线一样。像我去夏威夷，看看他们的土著语，其实发音很像日文或者中文，都是ma、po、la之类的音节，虽然嘟噜嘟噜一大串，发音倒是都特简单。但是我以前让实验室的墨西哥妹妹教我西班牙语，里面有的音，两个r连一起的，我就完全学不会。她就跟我说，这个音啊，小孩子五岁之前都发不出来，可是十五岁之后如果还发不出来那一辈子都发不出来了。我经常就觉得，这个不同地方的语言发展怎么差别这么大，简单的好简单，复杂的可以那么复杂，好像一点联系都没有的。端木：呵呵，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很难研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历史太短了。我们知道的，主要也就是有文字以后这两三千年。而且文字最开始出现，并不是为了写历史用的，是为了记事情，譬如你借了我什么东西，我做个记号，怕忘了。历史这个东西，都是到了后来，人们尤其是皇帝，开始想高级的事情了，让你给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的东西真的很少，五千年就算一万年，你想想看，跟人类出现比 seren：几百万年了。端木：对，所以这个语言具体怎么变的，我们不知道。 seren：这个真是没法知道。端木：也不是没法知道，就是现在没法研究。所以我们做语言的就先把这个问题搁下来，以后再说。现在我们主要是找找语言的规律，就像我刚说的，信息量的规律啊，复合词和短语结构的规律啊，从里面学点东西。语言学也会演化 seren：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些年这个研究领域有些什么特别大的事，或者什么趋势值得大家主意的？端木：好的。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是要求研究样本的数量变多了。以前啊，你做研究发文章，找一个人就行了。譬如做普通话，你就找一个北京人，证明一下他的身份，说明他合适这个研究，就够了。最多不过找俩，一男一女。现在不行了，必须找十来二十个，得重复做。第二个呢，是研究的手段变化了。像我刚说的，开始重视统计啊，数据啊，你以前说一个理论就行，现在要看证据。 seren：这听起来真像自然科学了，语言学在美国该是社会科学吧？端木：其实语言学很宽，有的研究是偏人文方面的，有的像我说要做统计啊，数据啊，算社会科学，还有的就是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做实验的。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提供语言学研究的基金呢。 seren：啊，原来也可以申请NSF funding的！端木：是的。其实现在我们领域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跟自然科学的研究能挂上钩的东西，不像以前，都是各做各的，搞出很多很高深的术语啊，复杂的概念啊，其实没必要。现在就偏向于一些能和别的学科交叉、交流的。还有一点变化，就是以前很多东西是非黑即白的，比如语法，一定要这么样，不能那样。现在不是了，开始看到有变化，有差异，有variation的。 seren：听起来真是很有趣。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还挺担心的，心想我一个理科生，什么语言学都不懂，怎么问问题啊。没想到听您说了这么多，觉得都特别有意思，而且感觉我理科的思维也能用上去，能体会。端木：那就太好了！我们就是希望能让大家都了解我们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能解释好，大家会理解我们的研究的。 seren心里想：这跟我们松鼠会的理念真是不谋而合！和端木老师从商学院宽敞的大厅里出来，在校园里互相道别。外面依然阴霾沉沉，松鼠们趁着秋尽冬来时难得的和暖时光，在草地上觅食，飞跑着穿过冷清的大街小巷。我反复地回忆着刚才谈话里的细节，生怕每一分秒的时间都在跟我的记忆力争夺那些端木老师讲过的小故事，真想插翅飞回家去，记下一切; 个人分类: 科学圈圈坐|18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关于学术期刊收费接受《科技日报》的采访: 热度 2 wangyk 2009-7-27 14:25; 王应宽 2009-07-27 UTC-6 CST UMN, St Paul 关于学术期刊收费接受《科技日报》的采访博主按： 6 月 4 日收到《科技日报》社记者李伟发来邮件，希望就有关学术期刊收费问题提出采访要求。说来是采访，其实也就是问几个问题，书面答复即可。对方提出了 3 个方面的问题，本人也就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认真如实的完成了答卷。至于记者是否采纳我的观点、总编是否同意刊发，就不是我这个采访对象能够做主的了。其实，李伟在刊登前还是把定稿发来让我看过，只是后来忙于工作、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参观，没有再关注。今 google 之，发现采访稿已经于 6 月 21 日在《科技日报》发表，只是部分的采纳了本人的部分观点。今将本人的答卷发于本人博客，作为资料保存。新闻稿怎样看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收费本篇文章来源于科技网 |www.stdaily.com 原文链接： 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09-06/21/content_74360.htm 采访提纲王老师：您好！打扰了。因最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抽查了 100 种中文核心期刊，结果堪忧，将学术期刊钱稿交易等问题和现状再次推到前台，有关部门呼吁媒体应加以关注，进行舆论监督。因此我们策划了一组与科技类期刊有关的专题，其中一篇稿子涉及到国内外学术期刊收费问题。您在国外做科研，是这方面专家，有一些业内的信息需要向您请教。谢谢！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祝好！科技日报社李伟 1、您在国外做科研的经历中，有否碰到过发表论文时对方向您收取版面费的情况？据您所知，国内发表论文收取的版面费的用途都有哪些？王应宽：首先感谢信任。关于在国外发表文章收取版面费之事，恕我直言，我因刚来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还没有经历过。但据我所知，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收取版面费也很普遍，各种学会 / 协会主办的期刊、商业出版者出版的期刊、大学出版的期刊等都收取相关费用， OA 期刊出版商 BioMed Central 网站 ( http://www.biomedcentral.com/info/authors/apccomparison/ ) 提供的各期刊出版者费用的比较可见一斑。我所在的学科农业工程领域 SCI 收录的主流科技期刊都向论文作者收取版面费。最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开放存取期刊（ Open access journal, OAJ ）主要采用作者付费模式，收取发表费更为普遍。顺便提一句，关于版面费的称谓，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尚无明确界定。据我的理解，版面费是基于传统纸质印刷期刊的，一般指正规学术期刊编辑部对评审录用的论文按照印刷时定稿的版面数为计量单位向作者收取的费用。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电子期刊，特别是 OA 期刊都是基于网络的出版，版面的概念逐步淡化，许多收费不再按照版面数计量，因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称谓，如论文处理费（ Article-Processing Charges, APC ），按照篇数收费；发表费（ Publication fee ）、论文提交费（ submission fees ），开放访问费 (open access fee) 、彩图费 (color page charges) 、评审费等。国内期刊大都实行主管主办制，以前各个期刊或多或少都能从主管和 / 或主办单位获得人财物方面的支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期刊被推向市场，期刊为了生存，被迫走向面向市场自负盈亏的经营之路。据我所知，国内期刊编辑部收取论文版面费的主要支出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养刊和养人。首先说养人，就是办刊人的劳务工资、保险、奖金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费用如通讯费、交通费、房租、医药费、差旅费、培训费、会议费、劳保福利待遇等。人是期刊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人就根本无法办刊。国内的学术期刊，因为学科和产业的局限，大都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能够正常发工资就不错，更别奢谈奖金。也因为要求高，工作辛苦，待遇低，留不住从业的编辑人才，更无法吸引高层次的编辑人才，如此恶行循环，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期刊业发展的瓶颈。再说养刊，就是维持期刊发展的相关费用，包括论文审理费、作者稿酬、期刊印刷费、办公费、邮费、网络运行维护费、宣传推广费等。大多数期刊的收入来源只有评审同意发表的论文的版面费。而要维持期刊的高质量，一般刊稿率低，如维持在 30% 以下，大量（ 70% ）经过评审后退稿的论文是不收版面费的，而这些论文的处理需要耗费大量成本，这些成本只能依靠发表论文的作者所缴纳的版面费来分担。期刊如果没有资金就只能维持低成本低效能的状态，如手工作坊式，刊期长，规模小，既不外出开会组约稿件，也不派员学习进修，封闭式办刊，勉力维持。期刊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考虑扩大再生产，如配置计算机网络设施，购买远程稿件编辑处理系统，提高效率，缩短刊期，增加容量，扩大规模，在办好期刊的同时，利用期刊品牌开拓其他业务，如联合主办会议、承揽广告、组织培训等，增加收入。目前，国内期刊的发展不均衡，两极分化，好的越来越好，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差的越来越差，难以为继，呈现出马太效应大者恒大，小者趋小。 2、据国内出版发行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透露，在美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收费刊物比重较大。据当年对美国 85 种科技期刊的调查，收版面费的有 37 种，占 43.5% 。在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收费刊物所占比重甚至远远超出了平均水平。还有权威《科学》（ Science ）杂志，虽然从不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但对有彩图的论文要收取图版费。另据对 23 种国外大农学和生物学知名刊物的调查，它们中收取版面费的有 17 种，占 73.9% ；收取图版费的有 18 种，占 78.3% 。但部分在国外做科研的学者表示，他们发表论文时从未付过版面费，对此数据表示怀疑。对此，您怎样看？在国外科研界，如何看待付费发表论文的现象？王应宽：我相信调查结果。应该说，调查结果基本反映了实际情况。至于部分在国外做科研的学者声称发表论文从未付过版面费，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国外不收版面费的期刊也不少，特别某些学科领域的期刊不收版面费的多，学者免费发表论文也是正常的。此外，也还要看该学者发表文章的总量和主要发表论文的期刊种类有多少。如果他发表文章数量不多，而且就集中在某几种不收费的期刊，那么他的话就不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如国内社科期刊大都不收版面费，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搞人文社科方面研究的学者教授们个人累计发表论文数百篇，从未支付过版面费。但不能就此得出国内期刊都不收版面费的结论。国外科研人员对付费发表论文现象表示理解和认同。他们的研究大都基于各种科研项目。在撰写项目计划时就会列出发表论文的预算，因此发表论文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发表付费也是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的一部分。发表论文所支出的费用大都为项目经费，很少有作者自己掏腰包的，因而也处之泰然，无可厚非。需要强调的是，国外科研人员在投稿和发表文章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期刊的声誉以及发表论文后的影响和显示度，是否便于同行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很少关注和考虑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否收费。是否收费不是作者选择期刊的尺度。只要对自己的成果交流有利就发表，是否收费不是很在意。这一点是与国内科研人员投稿时所关注的因素不尽相同。 3、为弥补办刊经费之不足而收取相应的费用，如版面费、超版面费、图版费等，是国外许多科技类学术期刊的常规做法，称之为国际惯例。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种现象的存在似乎并未降低学术论文的质量，导致过分的钱稿交易等问题。对此，您怎样看？论文收费本身与学术腐败是怎样的关系？收费并未导致过分的学术腐败，其背后有怎样的学术传统或者评价体系和制度在支撑？有哪些优良成分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王应宽：期刊收取论文版面费或发表费是国际惯例。因为各国的研究项目经费预算中都包括论文发表费、会议费、学术交流等费用。论文收费本身与学术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是以质量为生命的，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一般都采用同行评审方式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只有少数通过评审同意发表的论文，其作者才有资格缴纳发表费。没有通过评审的稿件，即使想交费也没有机会，更不可能依靠交费来获得发表。因此，稿件录用的唯一标准是其论文所反映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至于发表付费，是为出版服务支付费用，是服务与付费的联姻（参见本人博客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19039 ），不存在钱稿交易的问题。当然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期刊同样收取版面费，但为什么期刊的质量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国外的科研评价体系值得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没有片面追求简单化的数量评价，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崇尚科学，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尽情发挥所长，深入研究。注重质量，不发垃圾文章。国外学术圈很注重科研人员个人诚信和学术声誉，已经成为自律和他律的法则，如果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抄袭、剽窃、造假，一旦曝光，就无法在学术圈混了，只能改行。这点与国内情况不同，国内即使抄袭剽窃造假等被曝光，惩治不力，后果似乎也不严重，照样在学术圈混，有的抓不着还如鱼得水。国外对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培养出了人才梯队。中国的科研评价导向出现偏差，如过分强调SCI论文、过分强调成果数量、急功近利、评价简单量化、科研浮躁等一些不利因素导致钱稿交易。当然，服务与付费还存在操作层面的问题，应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如定价问题，应合理收费，而不可漫天要价；收费应公开透明；应严格编辑规范，严把学术质量关，杜绝钱稿交易；论文评审独立公正，只有最终录用发表的才收费，而不是交费就能发表。发表文章需要交费，但交费却未必能发表文章。付费只是论文发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此外，基于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和市场情况，一些科技期刊还难以完全依靠市场化经营实现自负盈亏，国家有关部门还需要考虑学术期刊的公益性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为学术期刊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帮助学术期刊逐步实现良性发展，而不能一刀切，一律推向市场，使某些期刊面临生存危机，被逼良为娼，走上钱稿交易之路。延伸阅读：关于学术期刊版面费，王应宽接受《中国图书商报》采访新闻稿：收，还是不收？学术期刊版面费探究 http://www.cbbr.com.cn/info_12330.htm; 个人分类: 编辑视点|8535 次阅读|4 个评论

就“威客“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 liufeng 2008-10-12 21:34; 2008年9月25号，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关村园区的办公室里接受中国青年报肖舒楠，李颖记者的采访，就威客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比起三年前我第一次提出威客witkey模式，感觉自己现在的认识更为成熟和全面，这要感谢科学院相关老师的指导，也要感谢k68,猪八戒网，任务中国，淘智网等兄弟网站的共同实践。采访报道已发表在2008年10月7日中国青年报, 采访内容如下：中国青年报：您好看威客的发展吗？有人说威客只是小打小闹？刘锋：目前中国的威客网站，主要是在做一些中低端业务，比如程序设计、图形设计、广告语做宣传，甚至还有取名字的。这使得大家就认为威客就是这样一个中低端模式，其实威客在中高端领域也是很有前景的。如科研领域，行业专业领域，我希望能通过威客平台将更多科研的成果直接转化，这也是我们当时提出威客模式的初衷和设想。例如一些化工企业有大量的科技难题等待解决，这些难题完全就可以到威客网站上寻找化工类科研院所的解决方案，象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机构也可以通过威客平台将科研成果与社会见面，成功转化科研成果，这就能对社会有影响和价值。所以，我想说，威客是知识传播的高速公路，对知识和智慧的传播起到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现在大家提到的威客主要还是以个人为单位，也就是个人威客，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于是将来个人威客也会向团体威客或企业威客发展。甚至以后还可能出现全民威客的时代。到那时，知识传播的速度将会更快。中国青年报：也就是说在网上，我们没有高端的业务？刘锋：有啊，只是有些高端的没有称做威客网而已，在美国有一个网站Innocentive.com聚集了数万名化工科学家，共同解决全世界化工企业的科技难题，在国内有个网站叫国科网，聚集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解决来自企业的近万条科技难题。从我们的定义来讲，这些都是威客的高端形式。中国青年报：威客是采取一人投标多人竞标的形式，有人说这种形式是一种智力资源的浪费？刘锋：这不是根本的问题，这个是和领域以及威客的运作模式有关的。目前对于设计和起名这种比较简单的甚至有些游戏色彩的形式，我个人觉得是允许多人参与最后一人中标的，因为这个花不了太多时间，而且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和提高。但是我们没有规定多人参与一人中标就是威客的制度，我们的制度就是通过互联网体现知识的价值。而对于中高端的，譬如编写一个程序，这个制度就不合适，因为它会耗费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有时还需要多人合作，那就存在太大的智力浪费了。我们现在也发展出新的制度，如招标制度，让项目人发布任务，大家参与报名或者写一个简单的设计方案等，通过简单地筛选跳出合适的执行者，再进行操作层面的业务，这样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缓冲，避免了智力上的浪费。对于高端的业务更是这样。我们要根据领域和行业采用不同的制度，有些没有先例的情况，我们要创造性地去为不同的领域设计不同的流程。中国青年报：难道国外没有可借鉴的吗？刘锋：在互联网的威客领域，我们第一次走在世界的前面，虽然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威客应用的网站。但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研究上都远没有我们中国深入，包括威客的命名，全额付款，永不退款的制度，任务招标制度，建立专业威客地图库等创新应用都是在中国率先推出的。在威客领域我们走在世界前列，因此不可能有国外的成熟案例供我们参考和学习，我们需要承担一个责任，即不断开创和完善威客领域的各种制度。目前国外也有部分企业和个人参与这个业务。比如有一位中国人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叫威客德国的网站，将一些国外的任务介绍给国内。威客的发展也需要网络的大环境，等互联网的信用体系建立起来后，对于威客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此外，互联网本身没有地域的限制，如果突破了语言屏障的话，我认为威客这种模式很容易会致使全球智力资源的自动聚合，到那个时候，就是全球的知识共享。中国青年报：我们的调查显示，27.3%的公众认为威客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威客可能成为他们应对就业压力的新路子吗？刘锋：目前来讲，将威客作为一个职业不太现实。但那只是现在不现实，并不意味着十年或者五十年后不能称为许多人的职业。能不能成为职业是和互联网发展的技术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可能说很多职业都可能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来实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主要是以设计、咨询、法律、医疗或者是一些科技的职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在制度设计得好的情况下，它们中有些是可以成为职业的。举个目前最突出的例子，图形设计和程序设计，通过互联网发包，提出问题寻求解决，是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的职业的。像是其他的，如医疗、法律仅仅依靠互联网是不现实的。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讲，年轻人还是应将威客作为一个兴趣和兼职来对待。但是威客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如今威客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像建筑、生物、金融领域等，也将会有很多领域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展示自己的才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这会规避很多现实中不公平的条件，如性别、相貌、出身等，就会使得年轻人更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才能。完成了更多的任务对于之后承接更多的任务或者应聘肯定会是有帮助的，这和他们的生存手段是相关的，并不是说他们通过互联网来生存，而是可以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中国青年报：威客的内容目前主要集中在设计类、程序类、策划类，有人担心它会对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等相关行业造成致命的打击？刘锋：威客的发展确实对某些行业产生了冲击，如我知道现在一些广告公司、设计公司反对的声音特别大，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公司。因为威客基数很大，产品价格低廉，可能会抢掉它们很多生意。但是关键要看威客这一形式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果说威客使得人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结果，这种形式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那对于广告公司等来讲，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去适应这一潮流。;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412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个非专业科技记者的地震外围采访手记: songshuhui 2008-9-3 12:11; inkfish 发表于2008-05-13 星期二 23:33 分类: 专辑 , 地震 | | 【专家释疑】为何震感范围如此之广 ● 为何汶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同济大学地质学家、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分析，汶川属川西地区，属地震多发带，正处我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交界处，青藏高原隆起后，该地区的板块构造运动比较活跃，相应比较容易出现地震，其中大部分为7级以上。 ● 为何有震感的地区范围如此之广？同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周念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震级高。地震说到底是地球内部能量释放的过程。能量高，震级高，传播的范围就越广。超过里氏6.0级就是强烈地震，可以造成现代建筑的损坏；达到里氏7.0级或者更高，就是巨大地震，所造成损害范围通常达到数百公里。市地震局副局长朱元清认为，地震的震级高，产生的地震波就是低频长波，这种地震波传输距离相当远。里氏8.0级地震就会造成地球振荡，地震波会传输到世界各地。此外，任何物体都会有自振，而高层建筑的自振恰恰也是低频长波。当地震波传到上海，正好与高层建筑产生共振现象。因此昨天上海是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普遍有震感，而低层建筑和地下基本无感。专家还指出，高楼的摇晃，是对传播到的震波能量的一种释放方式。以上是12日下午上海出现震感后，我通过工作和私人关系找到的两位地质专家（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地震领域的专家，只能起到普及基本常识作用吧）对地震，以及上海有震感做的初步解读。并融入全报社的报道中。当天下午我坐在报社16楼被晃的恶心，下楼在外面呆了一阵，再上去就打了其中一个教授电话，报社统一策划小组要求我从科技角度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次全国各地都有震感？？直到此刻，我依然很遗憾的觉得，我提供的文字部分并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卢院士的解释是，地震波的传播方向，以及途径的地壳结构中缝隙和缝隙的组合方式等因素都有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这次震波传播范围较广。那么这次从四川到上海，到北京的传递路线上的地壳结构究竟有何特殊性？客观来说，要在电话里短时间内讲清楚这个问题也很难，且卢院士当天晚上还要赶赴四川进行原定的地质考察（佩服！）因此我又采访了第二位专家。其实我的原文中，还引用了一段某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此次地震强度大，震源肯定较深请注意，是较深。但是我凭对唐山大地震是浅源地震的印象，直觉似乎有点问题，还再三跟他确认，他也再三肯定强度越大震源越深。我还和南京的同行联系，她采访的一位专家也是同样观点。但出于保险，我把这段删了。后来新华社有稿子，证明是浅源地震。因此，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地震强度和震源深浅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还是有多重关系，视不同板块而定？好吧，大家终于知道我的手记要写什么了。是的，这次报道让我发现很多关于地震的基本原理似乎还有待厘清，不管是对于媒体记者还是普通读者。应十三兄之邀，在这里班门弄斧。而我在这篇手记里提出这些问题，也希望更多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松鼠能给予解答或者探讨。因为我作为一名文科背景的科技记者，我的困惑，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普通年轻人的困惑吧。问题3、我们知道有震感和有震级是两个概念。那么12日似乎有消息称北京通州有3级以上的震级，那么这个和四川的地震是不是有关，此次全国大范围受影响的地区中，真正有震级的到底有几个，一个？两个？还是很多个？这个问题也许要等权威部门搜集数据后才能分析得出。而在见识了以上海地震局为代表的权威部门之信息发布速度之被动的情况下，我想知道的是，以目前的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一个有地震方面专业素养的学者，大概需要多久掌握到这些情况并进而从科学角度得出结论或者分析，并由此向大众解释？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对于以后突发事件中，日报科技记者如何第一时间寻找线人，如何寻找报道角度，能有个比较明确的方向。问题4、此次地震波让人感觉晕眩，是不是和人体内部共振有关，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摇晃把你晃晕的，而是某种特定波长和人体内部的某种频率相一致而导致的结果。这是我和很多同行的疑虑，不知有没有松鼠可以解答。嗯，我的问题多多的手记就到这里～标签：地震 , 新闻 , 采访; 个人分类: 地震|18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寻找地震中的避难港——《新知客》采访稿，感谢steed: songshuhui 2008-9-2 15:04; 桔子帮小帮主发表于2008-07-2 星期三 14:06 分类: 专辑 , 地震 | | 【上个月月初做的，这个月发在《新知客》。写的时候蛮伤感情，看到许多人蒙在鼓里，主角甚至被政府网站奉为救灾英雄，我就天天疲于在论坛和博客上回复，想要揭露这个人。然而每天一搜生命三角，还是看到骗子变英雄。和他交流、以及后来去要他照片时，已经抵触得要有生理反应。但是，当了解到那些外国专家都如此关注中国问题，当听到他们语重心长地说起他们眼中中国的种种弊端，不管是夸张了还是多虑了，我都常常感动得要流下泪来，很少觉得这些洋鬼子离我这么近。事情过去好久，话题逐渐冷下来。大自然仍然难以捉摸，现在有意义的，可能是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才能不忘记，让抗灾的意识在头脑中存在下去，将来又能以何种心态面对突发事件。这次民间力量起来，不完全依赖和等待政府，真的让人看到许多希望。感谢过程中帮助和鼓励我的朋友们，尤其是Steed。】定居美国的加拿大人 Doug Copp 似乎从来都是一个新闻制造者：自诩全世界最有经验的救援队队长，自称在 894 个大楼废墟间攀爬，救出 125000 条人命，上过 50000 份报纸，任联合国减灾小组编号为 UNX051 的专家，在委内瑞拉为数百名儿童治皮肤病，拯救印度人民于瘟疫的水深火热，在世贸中心倒塌救援中中毒以至须向政府索要 65 万和 100 万美元补偿；然而与此同时，墨西哥红十字会请求他不要继续慌称接受了该组织资助，联合国声明 Copp 所说的编号是电子邮箱 ID ，美国政府两次为诈骗和造假对他进行诉讼和调查，本刊记者按他指出的网站却没有找到可求证的获救者信息 Copp 利用网络传播的地震生命三角求生法是他在美国学术界激起的最大骚动之一，灾难应急服务协调员们在短时内发现自己被与此相关的疑惑重重包围。 2004 年，美国红十字会、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和地震专家纷纷发文，对生命三角的不合理性进行论证和声讨，加上法律纠纷， Copp 面临信誉危机。 2008 年四川发生大地震， Copp 的求生法又在中国卷土重来，论坛、博客甚至官方网站纷纷转载，人们看到了与天斗的希望， Copp 被标榜为英雄。对此，当年在美国参与论战的专家再次声明：我们四年前的反驳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Copp 却放出彪悍之言：生命三角是唯一活路，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也不懂的官僚，对他们来说处理死人当然比处理受伤的孩子便宜。双方谁都不肯松口，生命三角究竟是希望还是神话？反对方给出的策略又是什么样呢？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命三角 1996 年， Copp 带领他的小组在土耳其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他们将二十具人模型分别放置于一座楼内的桌子底下和旁边，接着炸毁了那座楼房。现场清理报告指出，桌子底下的 10 具模型均被掉下的房顶砸死，而旁边 10 具全数生还，原因是桌子将房顶支起，在其旁边形成三角锥形空间，生命三角由此得名。 Copp 撰文，洋洋洒洒十大建议，大致是说地震来时，要到桌子、冰箱、沙发，甚至报纸堆旁蹲下，在床上的则要翻身下床，如果可能还要尽量接近外墙，伺机逃出；同理，在车里的人要立刻出去坐在或趴在车边，才能避免被上边塌下来的公路砸扁。他说：我早年就是躲在摩托车旁的三角空间里才在地震中活下来的。略懂几何的人即可想象高大家具如何撑起这个三角锥，然而爆破实验本身却引起了抗震减灾专家 Marla Petal 博士极大的质疑。曾对 1999 年土耳其 7.8 级大地震进行详细调研的她一语道破 Copp 实验的症结所在：由于炸药位于承重柱内部，爆破时柱子一折房顶就会像一张大饼一样平塌（ pancake collapse ）下来；而真正地震中房屋的倒塌却与其有本质区别。地质学家和抗震工程学家都会告诉人们，房屋受到地震波袭击，可能依各种走向平晃，坍塌本身也分房顶平塌、墙体外倒、墙体内倒和房顶 M 形向下弯折几种。 Petal 博士说：震动停止后废墟中确实存在三角，但地震过程中房顶却可能从四面八方顺不同方向砸下来，根本无法预料哪里是那个最终的救命三角。何况你本想用来帮你支撑的重型家具完全可能由于晃动先行倒在你身上。 Petal 博士就曾在一段日本振动台试验录像中亲眼看到一个巨大的冰箱划过整间屋子，翻几个跟头把一个儿童挤扁在一张桌子和柜橱之间。她半开玩笑又略带遗憾地说：没人去研究一座冰箱的倒塌方式。至于 Copp 建议的报纸堆就更不知将飞向何处了。即使未卜先知地知道哪里会是那个稳固的三角，你究竟能不能在地震中赶到那里呢？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证据都说明，震动来得太快，实在容不得反应。当年主力辩驳 Copp 的美国红十字会灾难教育部前总管 Rocky Lopes 博士今日仍无不感慨地说， Copp 没有进行过任何科学的工程学研究，他造成的误导之一便是让人们认为有太多选项，在一种情况下怎么做，找什么地方躲，换一种情况又要做什么动作。在剧烈晃动下，人们根本记不得那些复杂选项，如果记得，后果也许还要更糟。美国地震最频繁的加州开展公共健康调查，结果显示：人们跑来跑去找地方躲或者犹豫不决，便增加了被飞在空中的东西打中的概率。这也许恰恰解释了 Petal 博士从加州和土耳其地震中得到的令人费解的统计结果对于地震时在床上的人来说，那些最后没事的多不是翻身下床，却是睡着而什么措施也没采取的人。你也许从网上看到地震过后汽车旁形成生命三角的照片，也许觉得沉重的汽车会一直呆在原地。 Petal 博士却说：地震中汽车很容易跳起来甚至翻倒，而你头上却并不总能掉下来一根高速路，如果人趴到车旁边，最有可能的后果不是等来一个三角，而是葬身车轮之下。地动山摇，小心飞来横祸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告诫人们，地震时要赶紧钻到桌子下边或用靠垫捂住最脆弱的头部，手牢牢抓住桌子腿并做好桌子大幅度移动的心理准备，美国地震局和红十字会将之归纳为避震口诀：伏地、遮挡、手抓牢（ Drop ， cover and hold on ）。记者请 Copp 评价何时可以躲在桌子底下，他却干脆地一口回绝：没什么好分析的，生命三角求生法适用于所有情况，等同于生；伏地、遮挡（ Duck ， cover ）是必死的代名词，冷战时期苏联搞出原子弹，美国作战部用这方法来安抚歇斯底里的人们。记者不解地询问红十字会前总管 Lopes 博士。 Copp 把冷战时应付核袭击的口诀和今日避震口诀搞混了。博士颇为无奈地回答，二者字面貌似，实则毫无联系。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在网上做些功课，便不难找到 Copp 所抨击的美国五十年代伏地、遮挡短片，一只猴子用钓线将一小枚原子弹伸到乌龟 Bert 背后，白光一闪， Bert 立刻倒地缩作一团，自然，这种掩护不管面对核袭击还是地震都是自欺欺人；但伏地、遮挡、手抓牢却曾在地震中救人性命。 Lopes 博士反复强调，加州对地震生还者所作的综合统计显示，地震中伤人最多并非倒塌的屋顶，却是四处乱飞的家什和碎玻璃，地震口诀正是针对此项。对此，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工作的研究生 Laura Satkamp 深有感触。她的实验室曾被 1989 年加州 Loma Prieta 大地震搞得底朝天，在当年留下的照片上，壁橱里所有药品，包括所有抽屉都倾倒出来，有的学生因为没来得及钻到桌下而被砸中。在那之后，学校实验室开放式壁橱一律加设隔挡，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实验架。 Satkamp 还说，在加州的生活让她养成每日查看地震记录的习惯，就像关注天气预报一样，她说着便打开美国地震局网站，点开中国，甘肃、广元的地震细节历历在目。 Petal 博士曾亲自向 1999 年土耳其地震幸存者取经。这场里氏 7.8 级的地震导致近两万人失去生命，五万人受伤。 Petal 博士直言：尽管掌握这么多信息，我仍然没有办法更细致地告诉你如何躲避，因为在我得到的答复中没有一种情况占到大多数。我只能说伏地、遮挡、手抓牢的原则是尽快缩小目标并使身体保持在结实的屏障之下，以免被击中。 1999 年是多灾之年，继土耳其之后雅典也发生了 5.9 级地震，二国因而形成了互助的希腊 - 土耳其地震外交。回忆当时情景，希腊博士后 Sanny 还真切地记得地下呜呜的咆哮，她抱着午饭盘子直接钻到桌子底下，但是盘子立刻就被晃飞了，她下意识地抓紧桌子腿。当记者讲解生命三角，她吃惊不已：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橱柜里的瓶瓶罐罐全砸在我旁边的桌上和我自己头上么？在该地震中，一座工厂破碎坍塌；若干建筑沦为黄色或红色的危房。这促使政府正式开始了加固楼房的工程。四天后，暑假结束，小学生脖子上挂着口哨重回学校。当记者反复追问房子塌下来时是不是该赌一把生命三角， Petal 博士说， 10 年前土耳其地震有 3% 的房顶整个拍下来，一般按照标准兴建的房子在大多数地震中也不会塌，不能为了提防小概率事件而将人们置于另一种更大的风险之中。不管伏地、遮挡、手抓牢还是其它种种抗震掩护对策，防的都是屋里四处乱飞的物件。坦率地讲，如果你住在一栋你觉得可能倒塌的建筑里，那么唯一正确的建议就是另寻住处。而不是在每个房间放报纸来撑住掉下的楼板。 Lopes 博士明确表示将 10 年前土耳其建筑和当今美国建筑相比实为桔子比苹果（ orange-to-apple comparison ，即没有可比性）。那么，中国建筑是桔子还是苹果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四川退休市政工程人员说：中国近年修建的七层以下居民楼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的砖混结构，更高的则采取框架结构，也是现浇的，这些房屋的屋顶不会掉下来。未雨仍需绸缪在日本 NHK 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四川大地震》中，抗震工程学家指着中国百年来地震名录说，从 1920 年海原地震到 1976 年唐山大地震，间隔五十年， 76 年至今又三十载，人们难有切身之痛，主持人听得唏嘘不已。曾在日本留学六年的北京大学苏都莫日根教授对记者感慨，地震多发的日本专设防灾日，上至机关学校、下到家庭主妇统一演习，人们都知道房间里哪里可以作掩护，知道不能靠近外墙，大家绝不慌忙外逃，一切井然有序。然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如此，美国地震局《抗震清单》向全国明确建议一年举行两次地震演习，但除了加州的小学，其它地方罕有执行。在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建筑抗震规范曾被用来监督健忘的人们。公元前 1750 年汉谟拉比法典上赫然写道，谁建的房子砸下来把人砸死了，建房子的人就是死罪。二十世纪以来，血的教训使建筑抗震规范在美国逐渐变成法令。 1971 年加州 San Fernando 大地震，第二年该州即立法，明确划出不许兴建房屋的断层，规定附近除木架构和钢结构的两层以下住宅之外，所有房屋选址需地质学者提供书面评估，建成后还需经受抗震审核。毕竟，地震中最可信的终极避难港不是一顶结实的桌面，也不是虚幻的生命三角，而是你头上的屋顶。但世界上更多抗震规范却面临着被忽视的共同困境。一个洛杉矶乐团曾来芝加哥演出，主唱以新奇的口吻说：在这里居然见到了二十年代的砖砌房。频繁地震的选择使洛杉矶的钢筋混凝土经优胜劣汰存在下来，芝加哥百年老房却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记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中国同样如此，要用改革开发后才普及的抗震规范来约束先于它建成的大量房屋，需要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人们的配合和理解。北大建筑学中心研究生杨兆凯也基于自己的观察向记者展现了另一方面的事实：中国民间建筑本有许多抗震精华，比如炕设在两根大梁之间，而非梁下方，再者，传统木构本身由于其结构的天然弹性，对形变有较强的抵抗力；然而，如今农村越来越多的人一味模仿城市建筑，丢掉了传统的智慧，建造时除了一些想当然的模仿外没有考虑地震来临时房子会怎样。这种房子一旦倒塌，比土坯房还要危险。汶川地震十天后，日本紧急推行中小学抗震补强工事，他们的专家直言不讳，称日本四成小学需要加强；近日，北川县委书记宋明表示，新城选址，只望安全。这些似乎回应了 Petal 博士多年前的一句话：地震来袭时，通常已经晚了，一切抗震工作都是在震前做的。附： Marla Petal 博士，现任非政府灾难减灾教育组织（ Risk RED ， Risk Reduction Education for Disasters ）创会合作主管。曾任土耳其 Bogazici 大学 Kandilli 观测站及地震研究所项目主管和专家，国际地质灾难协会（ GeoHazards International ）社会减灾项目主管，曾为或正在为许多组织担任社会减灾顾问，它们包括：世界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ISDR ），世界银行灾难防御协会（ ProVention Consortium ），剑桥大学马丁建筑中心（ Cambridge University ， Martin Centre ），美国红十字会（ American Red Cross ），世界地方自治联盟中东及东地中海地区部分（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Eastern Mediterranean Middle East ），路德世界救济会（ Lutheran World Relief/American Board Heyati ）等等。在采访中， Petal 博士请求记者将她的 email 公开（ mpetal@imagins.com ），并表示她愿意全力支持在四川进行减灾或地震研究的同事。标签：地震 , 救生 , 采访; 个人分类: 地震|1292 次阅读|0 个评论

记者手记－桔子漫游小蜜蜂王国: songshuhui 2008-9-2 14:21; 桔子帮小帮主发表于2008-07-23 星期三 14:39 分类: 感悟 , 生物 | | 13 叫我交手记。我来猫在小鹿文章后边。一、小蜜蜂不见了是怎么搞的其实这篇文章是这样完成的，我和农民爷爷侃大山，鹿再采访我，然后他熬夜写出来。《小蜜蜂迷路了》，是鹿干的。我和他说，我们松鼠会比你们冰点名气大，发我们这儿。结果他高高兴兴地就上当了。合作最大的感触是：这家伙对世界怎么充满了好奇呢～～他常常不遵循任何队形地放出问题的冲击波，然后端一碗面来在屏幕前观摩我作答。我在电脑这头只能一边流着口水想象他手里那碗面逐渐减少，一边把 msn 全屏了，往上拉啊拉地拼命翻那问题的开头在哪里。结果总懊恼地发现采访中这也忘了那也忘了。只好把第一个落下的问题去问第二个人，第二个落下的问第三个，以此类推鹿的认真无可救药。有一次我说：这句话你为什么不这么写，意思一样但语气好多了。他说：我就是把你采访记录贴过来，没听原话，我可不敢随便改。于是我对记者的无限信任和崇拜只得继续膨胀。二、农民文中那个叫戴维的蜂农爷爷在美国小蜜蜂迷路领域是个红人，他是美国东部沿海最大的养蜂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将现象上报给农业部的人。起初，戴维爷爷风风火火，几次三番推后采访时间。鹿问我，老百姓会不会不想接受采访，我摆出一副精油子的样子，说：他要是不愿意就不会出现在这么多报纸里。也许因为连放我三次鸽子，那天早上七点整我把电话打给他的接线员，谁知爷爷自己接起电话。以往的采访对象常要求我将成文给他们挑挑拣拣，或至少将引用的话翻译好给他们审核才许发表。我于是开门便说我给中国报刊写，爷爷呵呵笑着打断我说：哦，那反正我也看不懂，回头别给我了。我就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信任，触动了我那颗已经钻到铠甲里去了的心。这之后我就明白，天下农民都是一样的，安分守己，不渴望宣泄，媒体问他，他就回答，没有戒备，仅此而已。爷爷心里只有他的小蜜蜂，他坚信自己对小宝贝的直觉，蜜蜂什么病我都见过呢，当时它们一走丢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和以前的病法都不一样。那些研究我全看了，听说是这个这个真菌那个那个病毒，都查不清楚；我告诉你，我就怀疑是手机信号这个坏东西，把小蜜蜂的小肠胃都搞坏了尽管一听就是歪理邪说，我却不忍心狡辩一句话。说到感情，他却不会表达，我使劲启发他，请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感情究竟是恼火还是伤心呢，他反复就一句话：我和蜜蜂一起 40 多年。我禁不住想象在那个喇叭裤爆炸头的朋克年代，戴维爷爷也是怎样一个帅哥，他必定曾扛着那仅有的蜂箱，随季节变化独自在山间追逐花开的脚步。戴维爷爷在一片橙子地（这真的是巧合）检查剩下的小蜜蜂。（times photos: Julia Kumari Drapkin）宾州养蜂协会的吉姆是阳光型的。他非常不幸地一直被我当作守办公桌的对象来采访，快结束时才说自己也有 140 箱蜜蜂，我心里大骂居然就这么放跑了一个一手信息来源。不过，我们的弱智问题仍旧都是他回答的。我说你们一觉醒来就发现蜜蜂没了？他说不是，是三周回来看到的，我大惊失色说你怎么能把它们扔下三个星期不管，他告诉我，最牛的养蜂人有上万箱蜜蜂，每箱 5 万只，抱歉看不大过来若干天后转回来，发现一座座城池空空如也，一只蜂后空守着一窝幼仔；她明明发着外激素，却招不回一个帮手，好一派凄凉景象我说原来你们有这么多蜜蜂啊那要数多久才能算出丢了 80% 呀，他说，小蜜蜂迷路病一丢一箱就没啦，只要数空箱子就行。我顿时感觉自己枉学理科二十年。阳光型帅哥还是个文青，他后来开始和我侃侃而谈蜂界美文和蜂界巨著。在发现由于我孤陋寡闻没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后，他仍温柔平静地给我讲解故事梗概。我脑子里想象养蜂帅哥该是闲来没事手里便捏了一本《没了小蜜蜂的春天》（ A Spring without Bees ）吧。不管帅哥还是爷爷都是乐天派，没有失望没有挑剔和怨天尤人。你绝对料想不到他们的农业部也数次息事宁人地说，事态没有大家所想这么严重（来源于采访对象，事实有待考证）；尽管国舅级蜂农能通过加快奔波脚步而自力更生，然而没有援手，苟延残喘的庶民级蜂农却很难继续存活；蜂界的民间协会自发筹钱支援科研找出让小蜜蜂迷失的元凶，官方网站却只有两年来从未更新的建议。我为此义愤填膺，帅哥倒不记恨，笑说：这不是废话么，他们说请保持蜜蜂身体健康，哈哈哈三、华裔专家我问她，您叫 Judy ，她说：我有中文名字的，你不要学他们美国人，我叫陈彦平。好吧。美国农业部的陈老师从始至终最耿耿于怀的事，是没有人出来为中国辩解。我说中国人没人做蜜蜂。她说：谁说的。农科院有蜜蜂所，他们只是不做科研，只卖蜂蜜。我们在外边感觉有时候中国对外国的批评有点麻木不仁。（来源于采访对象，事实有待考证）她不是愤青，我能理解一个在美国呆了超过 15 年的人对中国的谨慎。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位蜜蜂病毒全职专家之一，她辗转于若干会议，周旋于各种讨论之间，却无能为力。陈老师，很抱歉我们最终也无能为力。我说上边一段可能让大家摸不着头脑。这里边有一些很可爱的科研过程。如果看了小鹿和我文章，也许记得以色列急性麻痹病毒（ IAPV ）是嫌犯之一。然而病毒是从何而来呢？基本上有过两种假说：一是每年美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笼蜂，澳大利亚的蜜蜂种源很好，一只蜂皇被进口到美国，过了春天就能繁殖建立出一个群落；二是从中国进口的蜂王浆，中国人用这种蜜蜂贵族食品来养生已有千年历史，但美国却将其大量进口以伺幼蜂及蜂后。麻烦的是二者里边都检查出了 IAPV 。在怪罪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急得恨不得要控告美国了。陈老师就和同事做了这个调查：美国从 2005 年才开始进口澳大利亚蜜蜂，他们冰箱里恰恰保存了 2002 、 2003 年的蜜蜂，拿出来做基因检测，同样发现了 IAPV ，所以就可以正式排除美国的 IAPV 源自澳大利亚蜜蜂的假说。这时中国蜂王浆自然成了有些人的矛头所指。便有了上一段的故事。然而，致病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不是 IAPV 都尚未被最后敲定，谁也没法进一步结论究竟该对什么严加设防。这是我用来自我安慰的一根救命稻草。我不知道该觉得庆幸还是悲伤。最后，许多人关心中国的小蜜蜂是不是也走丢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的证据（台湾仅有的一例报道，是否缘起相同也有待商榷）。科学家猜测，美国农业化大生产使小蜜蜂大多过着在路上的生活，这就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染的危险；而中国种植园规模较小，很少需要像美国这样的蜜蜂大搬迁，于是即使有疾病，也不容易流行。而且不应忘记的是，现在对病原的猜测仍像想象力大比拼。虽然科学家有点喜欢 IAPV ，但事实上只从 87% 的有病蜜蜂里查出了病毒； 5% 健康蜜蜂也查出了病毒。这一区别在统计学家看来有意义，但对病毒学家未必如此，要知道，确定病原体首要标准便是从所有生病个体中都能分离出假设病原体。昆虫学家陈彦平正向健康蜜蜂体内注射从得病小蜜蜂体内提取的病毒。随后，她将检查这些被注射小蜜蜂的免疫反应。（Photo by Peggy Greb）标签：生物 , 蜜蜂 , 采访; 个人分类: 生物|1095 次阅读|0 个评论

院士校长的优势——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校长访谈录: suqing1961 2008-8-1 13:02; 旧作：刊载于《中国大学生》 1996 年 5 期据了解，在目前全国一千多所高等学校中，同是具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头衔的校长，可谓凤毛麟角。而接受采访的王越校长，却恰好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位。围绕着怎样当好大学校长这一话题，记者与王越校长进行了如下对话。问：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您作为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对办教育、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是怎么认识的？答：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自然人，要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人，就得接受教育。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才能得以持续地进步和向前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同样离不开教育。因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回溯到 1940 年，老一辈革命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科教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认为这就是我党对科教兴国最早的一种设想，或者说是科教兴国思想在当时的一种体现。因此，作为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发展而来的高等学校，北京理工大学理应为贯彻当前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贡献需要靠学校一代代的领导者去组织完成，这就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理解，这里所说的百年树人，不光是指培养单个的受教育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指：高等学校需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去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形成一种优良的办学传统，使得它能够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稳定地提供一批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乃至北京大学成为世界名校，无不是经历了上百年或近百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因此，办好一所大学，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事情，大学校长一定要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在任期内搞短期行为。这是校长对后人负责应具备的起码的德行和操守。问：作为全国大学校长中屈指可数的双院士，您的身份对于办好大学具有什么优势吗？答：我认为，党和人民授予我院士学衔，既是对我科研工作水平和能力给予的肯定和授予的荣誉，更是寄予的一种期望和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希望院士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挂两院院士头衔，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责任。大学具有知识分子集中和高科技密集的特点，因此，社会和人民对大学在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方面所起作用的期望值自然很高，当然也希望大学的校长具有更高的学术号召力。我和其他一些院士之所以被推上大学校长岗位，我想也可以说是社会和人民对高校的高期望值的体现。我个人并不看重院士这个头衔，但客观地讲，院士这个身份对于大学校长而言，确实能给办学带来一些优势，能在办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首先，作为科学家群体的杰出代表，院士校长可以更为广泛地用他成功的学术经验、良好的学术作风以及出众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带动学校整个教师队伍的成长，尤其是青年教师队伍的成长。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或者说是润物细无声的。其次，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界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院士校长由于其交往与合作对象的层次较高，使得学校的科技工作者能有机会与更多的院士交流与合作，使得学校能得到更多院士的了解和关注，这对学校教育、科研诸方面的发展和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近三年来，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要邀请二三十位院士来校与我校的部分专家学者联欢、座谈。这样的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第三，利用院士校长这一身份，便于集合更多的科学家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继而提高学校在社会的影响和知名度。比如，在去年我校举办的院士座谈、联谊会上，我和其他三十几位院士联名向外交部、统战部、中宣部、国家教委等部门提出倡议，呼吁加强对海外留学生的子女进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这个倡议得到了这些部门的重视，由于是我们学校发起的，因而对学校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问：英美大学校长有一句格言：不做其他人可以胜任或做得更好的事情，对此您有没有同感？答：我认为，当校长和搞科研有很多类同之处。在做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之前，我长期在一家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我在实践中体会到，科研工作需要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合作显得日益重要。每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开展工作，承担责任，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配合、协作。在高等学校的管理中，校长和副校长各有各自的位置，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当然，我要承担作为校长的全部责任）。因此，我和副手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既要充分信任他们的工作能力，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也要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相互进行忠诚的合作、商讨和帮助。合作，这是我奉行的重要工作准则。问：您认为，我国高等学校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目前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答：是质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依靠的是产品的质量，高等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同样需要依靠质量，即入才培养的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高质量和管理的高质量。高校也要有创名牌的意识，不能为蝇头小利干自己砸自己牌子的蠢事。不讲质量，终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要培养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侵蚀进了高校，科研工作中的弄虚作假，教书育人中的敷衍了事，管理中的马马虎虎等不良现象，在各个高校时有发生。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醒。问：江泽民总书记在接见我国 4 位交通大学校长时指出，大学校长应该既是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呢？答：我认为江总书记讲得非常对。作为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校长与其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我认为，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具备强烈的爱国心，要有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贡献的真实本领，每位校长都要用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去培养和教育学生。这就是政治。谁在这方面实践成功了，谁就是政治家、教育家。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家，不是我们过去厌恶的那种空头政治家或政客。问：您当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回首走过的历程，您认为在学校这个重要的岗位上，您的学识、经历等方面还有没有让您感到缺憾之处，从而使得您工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答：高等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而要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我有责任理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思路，我常常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北京理工大学的建设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问题需要我去认真思考和重新学习。我们学校是一所以工为主、多学科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面非常宽。我主要从事通讯与电子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领导这样一所多学科的大学，学识自然受到限制，而作为学校最顶层管理的设计者，我的任何一项决策失误，都有可能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校长的工作又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好在经过长期的科研实践，我具备了与别人忠诚合作的素质，这又是我的优势。因此，工作中我可以通过合作来弥补学识上的欠缺，通过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来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个人分类: 学者风采|4035 次阅读|1 个评论

史保平：地震预测和防震的美国经验: suqing1961 2008-5-26 12:30; 本文刊载于2008年第10期《科技导报》作者：本刊记者黄永明史保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球科学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1999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地震实验室获地球物理博士学位；1999-2001年从事地震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师从世界著名地震学家James N. Brune 教授；2001-2005年任职于美国肯塔基大学地质调查所，从事工程地震与地震危险性方面的研究。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史保平教授接受了《科技导报》专访。科技导报：地震学家Geller于1997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提出地震是不能预报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史保平：Geller博士的文章有他的道理。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导师Brune博士也认为地震临震预报难度非常大，因为地震断层活动的力学机制目前我们所知甚少。由于地球内部断层的受力状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加上观测资料非常有限，现今的断层动力学模型、实验室里的物理模拟并不能清楚地解释地震的孕育和发生过程。在我们所用的教科书中，Brune 模型至今仍然应用于对断层运动的描述和对地表运动的预测。一个地震事件发生以后，断层和断层周围的构造应力场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都可能是无序的，发生于该地的地震都可能诱发另外一个地方的地震。两个地震发生的位置可能相差几百或几千公里。这样的诱发过程是怎样传递的，目前仍然无法定量地预测。在中国，有关地震预报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也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事实证明，短期临震预报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一般说来，中长期预报可以知道特定地震活动带或地震活动区内未来几百或几千年内地震发生的潜在危险性。这种潜在的危险性包括了特定地区的最大地震震级以及相对应的地表运动强度。地震空区理论是中长期预报的基础。科技导报：你是怎么看待临震预报的？国外有关于临震预报的研究吗？史保平：陈运泰院士为研究生讲授的《震源物理学》，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介绍Brune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基于对美国加州每一次不同地震个体的现象的观测所得出的结论。在美国加州Partkfield长约30 km的断层上，1966年的时候发生了震级为6.0 的地震。地震科学家根据历史地震的研究，包括古地震的研究发现，从没有地震监测仪器的时候开始，在这条断层上平均每隔22年就会发生一次震级为6.0的地震。当时大家比较高兴，认为地震有可能是可以预报的。所以，美国的科学家想监测下一次的地震是否仍旧符合上述规律，以此来判断地震是否可以预报。于是，就在那个地方布置了很好的台网，在断层两边打出深井，把仪器放在井下用于探测地震来临时断层两边位移的变化。假如以往的规律成立，1966年发生地震以后，在95%概率的基础上，1988-1992年应该出现下一次的地震。结果20世纪80年代一直没有地震出现，一直等到2002年1月相同震级的地震才发生。虽然这次地震产生的地震波记录跟历史上的地震记录一样，且震级也是6.0，发震断层的位置和长度也一样，这一点美国《科学》杂志上已有文章介绍，说波形等各方面指标和以前是一样的，但是地震发生的时间却比预测的晚了十几年。由此可见，对地震的预测太难了。临震预测方面，美国也有人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位非常有名的70多岁的俄国籍科学家，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模型，并用他的模型成功验证了无数个已经发生过的地震，时间、空间和震级等参数都能一一对应。于是，在2004年4月份召开的美国地震学会年会上，他用这个模型预测，该年度10月份在南加州某个地方会有地震。很多媒体对他的预测都进行了报道。结果到时候地震并没有发生，一年半载之后别的地方有小震发生，但跟他预测的完全不同。这还是著名的地震学家做出的工作。这位科学家的模型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地震的参数进行的模拟，但是对未来的地震并不能够进行准确的预测。地震预报有3个要素：时间、空间、强度。目前中国科学家包括中国地震局的研究人员在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很深入的，比如四川汶川、北川在1657年有过地震，龙门山1958年也发生过6.2级地震。整个这条断层是会有地震发生的。中国地震局做的工作也是足够深入的，不过因为地震预报的难度太大，所以只能判断这个地方具有潜在的地震危险，早晚会有地震发生，但是目前的技术还是无法判断地震发生的准确时间和震级。科技导报：中国人常常讨论地震前兆，比如蟾蜍迁徙、狗的异常现象等等，国外有这种说法吗？史保平：国外有人做动物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并不完全一样，比如研究老虎在地表震动时的情绪反应。而震前动物的表情和情绪异常往往不好监测。被称为唯一一次预报准确的地震中国海城地震，虽然震前预兆特别明显，比如动物异常、天气闷热，但这并不能说明和地震有直接联系，动物异常也许是由别的原因造成的。地质现象非常复杂，各种地质现象都可能造成动物的异常或者其他异常现象的发生，所以动物异常不能被简单地当作地震的前兆，而且也不是每次地震都有明显的前兆现象。可以肯定地说，还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动物可预测地震。科技导报：有人说，大地震之前有些动物可能有反应，小孩和老人在地震前也有一些反应，而中青年人则没什么感觉？史保平：这个很难说。地震来的时候，有些动物对一些低频波有可能感知到，这在生物学方面是值得研究的。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的还比较深入。地震的每个个例都不一样，有的有前兆，有的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主震型，有的是双震（断层多次破裂），不同的断层的形态也不一样，地震产生的类型很多。每次地震的发震过程都不尽相同，很难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很难在实验室里重复地震的过程。实验室中得到的很少的岩石标本，拿到地表很难说和在地底下时是不是一样。实验室只能做一些简单化的实验，真正的地球介质和地壳内部的真实变化从根本上讲我们知道的还很少。科技导报：美国应对地震的策略是什么？侧重点在什么地方？史保平：美国应对地震的基本思路是防。比如，已经知道某个区域是一个地震活动区或者地震带，那么，通过我们对几千年里地震情况的研究和积累的知识可以知道，这里未来肯定会有地震发生。那么，美国就会投入很大的力量来对这个区域进行实时监测。此外，美国人还在研究一种预警系统，它能在地震发生的几十秒钟之内把重大的设施和设备关闭。比如，到目前为止，美国加州的工业很发达，但地震很多，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地震频繁，断层穿过了整个大的城市。怎么办？他们从防的角度出发，在抗震、减震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大型的核电厂就设计在远离断层的地方。在建筑物的防震方面，他们也有一套办法。美国有个杂志已经报道，北加州在今后30年里，约有99%的概率会爆发一次大型的地震，并将会和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以及这次汶川地震的规模差不多。1906年加州旧金山的地震破了400多km的断层，我们这次汶川地震的断层是300多km。但是，这个杂志报道的地震预测也只能预测在30年之内，具体什么时候发生仍然不能预测。对于临震预报，目前美国科学家也没有更好的预测技术。断层的激光测距做得很好，但仍然是作为一种监测的手段。所以，我认为，中国地震局这几年投入力量作监测是没有错的，必须进行仔细的监测以后才能继续开展深入的研究。用其他的异常现象来进行地震预测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地震预测毕竟要基于科学的理论。如果遇到上报哪个地方将要发生地震，专家们要会商，国务院要作决定，这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如果进行了地震预报，疏散了几百万人口，但是没有地震发生，这必定会引起公众骚乱和社会动荡。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IUC）中美地震中心主任埃尔纳赛近期表示，有些人称自己掌握了预测地震的模式，但后来都证明方法失败。对真正成功的地震预测来说，必须预测到地震等级、发生的时间与地点；这些项目如果错误，则将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埃尔纳赛举例说，如预测到A城市会发生大地震，A城市的人们撤离到B城市，结果最后却是B城市发生地震；或预测上午9时会发生地震，人们准时撤离，但却发现地震未发生，在隔天回家后反而发生地震；或是预测这是一场7级大地震，学校、政府机关、商店都关门，结果只是个2级地震；因此，只要有一个项目错误，就都会让预测产生负向效果，而非正向效果。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正确预测地震。但是，在小范围进行长期的观测和试验，应该予以鼓励。科技导报：所以，在地震带上还是应该以防为主？史保平：我认为是以防为主。严格按照建筑标准，以防为主；或者在一些大的断裂带，不适合人居住的话就不要居住了。不适合盖水电站、核电厂等各种重大设施的地方，也一定要避开这方面的建设。美国有这方面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美国北加州要建核电厂，地质学家突然发现那个地方有条活动断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地震，不过发现的时候已经投了几亿美金进去，但是当时还是立即叫停了这个工程。这是必须停的，因为如果地震发生，核电厂一旦发生核泄漏，整个生态环境将不堪设想。其他的核设施、大型的水坝、桥梁都是如此。科技导报：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有失败的例子吗？史保平：这方面，印度有过失败的例子。印度某个地方有断层，曾经发生过地震，但当地政府偏要在那里建水坝。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Brune博士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就给当地政府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地震发生，不能建水坝。结果当地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上世纪末的时候，那里果然发生了大地震，水坝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采用以防为主成功的例子比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2001年，中国昆仑山发生大地震，断层裂开500多km。随后，2002年，美国阿拉斯加发生了规模相当的大地震。当时，英国石油公司从阿拉斯加北面修建的一条输油管道，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因为管道必须穿过断层，当时修建时就知道这条断层今后会发生地震，于是设计的时候就把管道设计成了S型，避开了断层。地震发生之后，管道安然无恙，输油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另外一个例子是地震预警系统。1983年，美国Idaho 州发生7.3级地震。早期地质地球物理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断层是活动的，未来有地震的潜在危险。因此，建立在该州的原子能实验室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地震来临时实验室的所有设备得以及时关闭，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在测震学中，地震波由体波和面波组成；体波包括了P波和S波，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的是S波，而P波的传播速度比S 波快。因此，当测震仪器接收到P波时，通过触发有关的控制系统，就关闭了所有的实验装置。这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发达国家在防止地震灾害时，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房屋建筑一定要按照标准施工。在加州，建筑施工一定要按政府规划的设计图去做，不能偷工减料。我国也有地震危险性区划图，哪个地方地表运动量大也都标示出来了。这些地方的建筑和工程应该特别注意，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施工。华北地区、北京地区都是地震高危地区，这些地方未来的建筑设计和施工都应按照地震抗震规范来做。科技导报：西方对中国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有什么看法？史保平：西方的地震教科书都提到了这次地震预报，但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次经验，而不是一个理论。因为后来的渤海地震、唐山地震，还是没有预测到，之后也没有临震预报的成功记录了。所以说，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只是概率很小的一次偶然事件，临震预报还是很难的。李四光先生在世的时候，邢台地震之后，他也预测到华北地区在一定时期之内会有地震，但是到底是哪一天在哪一个断层会动，还是无法具体预测。临震预测难在我们无法从物理上完全了解地球内部的运动规律。地球物理就是研究地球内部的物理过程，我带的研究生就是想研究断层是怎么运动的，怎么破坏，破坏以后是怎么回事，并从数据上、物理上予以解释，然后在地震观测中检验。如果地震天天来，积累数据量足够多，也许了解得就深入一些、快一些。但这是偶发事件。8级以上的大地震，全世界平均一年也就一次。科技导报：现在仪器的观测有什么新的方向吗？史保平：一个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GPS应用比较广泛。GPS是空对地的大地测量，比如测量整个地球、华北地区或者云贵川地区每年的地壳形变有多大，比我们一般的大地测量精度要高很多。另外，高精度激光测距仪、多分量井下数字地震仪、强震仪、海底地震仪、无线传感网络、光纤通讯加速度仪等，都已应用于对地震和火山活动的监测。科技导报：仪器观测需要在哪些方面拓宽思路？史保平：把仪器放在地下去看，这样可以把地表的干扰屏蔽掉。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已经将地震检测仪放置到2 km的深井中记录微震；近期的工作包括穿越圣安德烈斯断层的10 km深的深井钻探计划，将相关的监测仪器逐步放入断层内部，有望对断层的运动获得全新的认识。另外，仪器要做好的话，硬件很重要，就像计算机一样，自主研发新一代数字地震仪是必须的。我们国家在仪器方面，硬件比别人落后一些。科技导报：中国的地震台网目前站点的密度如何？史保平：还不够。美国GPS台站、地震台站密度非常大，特别是对几个主要地震活动区所设立的台站就更多了。EARTHSCOPE计划预计在全美增加的地震台站达8 000个左右。美国国家基金会及美国内政部下属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都在抓紧新的台站建设。美国中部和东部许多著名大学与美国宇航局（NASA）、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合作实施一项新的地空观测计划，预计对未来20~50年之内的地震做出准确的预报。这也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从以前的模拟技术到现代的数字技术，从没有强震台网到密集的强震台网，融合创新技术的各种监测仪器，加上先进的网络通讯，使得他们的监测力量很强。这次第一个报出四川汶川地震的震级和震中的国家是美国，比我们大概早了十几二十分钟。而且当时他们是在深夜的凌晨，而我们是在白天。虚心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引入科学的管理体系，是我们迈向强国的第一步。; 个人分类: 科坛漫步|4671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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