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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健康（Mobile Health ）国际研究进展与文献分析报告: xupeiyang 2011-3-31 09:29; 移动健康，即Mobile Health 或mHealth，是近年来得到学术界和产业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移动健康”的简单理解就是“移动促进健康”，更进一步可以定义为“通过移动通信技术来改善普通大众的医疗和保健条件，并积极影响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朝着有益于增强健康和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向发展”。移动健康服务 http://forum.techweb.com.cn/thread-632922-1-1.html 移动健康守护 http://www.js.xinhuanet.com/misc/2010-12/01/content_21530679.htm 随着物联网技术日趋成熟和医疗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医疗健康行业，包括慢病监护、远程诊疗和远程急救等业务在内的医疗健康监测应用，已呈现出越来越广泛和紧迫的需求。 http://www.who.int/goe/mobile_health/en/index.html Mobile Health (mHealth) Mobile Health (mHealth) is an area of electronic health (eHealth) and it is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services and information via mobile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and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 (PDAs). Mobile Health Focus Areas Emerging trends of interest within mHealth include the use of mobile technolog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s (road traffic accidents, emergency obstetric care, etc.)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Malaria, HIV/AIDS, TB, chronic diseases- esp. diabetes) Human resources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mobile telemedicine diagnostic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clinicians at point-of-care. 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 and clinical care. Health extension services,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mobilization. Health services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Health-related m-learning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health care workers. 国际研究文献分析平台 http://www.gopubmed.org/web/gopubmed/1?WEB014liedo520s9vI10I1xI0 研究主题领域 Top Terms Publications ‍ Humans 15,847 ‍ Telemedicine 9,546 ‍ Patients 6,519 ‍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4,029 ‍ Technology 3,531 ‍ Evaluation Studies as Topic 3,354 ‍ Hospitalization 3,231 ‍ Hospitals 3,204 ‍ Remote Consultation 3,203 ‍ Adult 3,183 ‍ Middle Aged 2,752 ‍ United States 2,748 ‍ Mobile Health Units 2,675 ‍ Aged 2,647 ‍ Referral and Consultation 2,500 ‍ Equipment and Supplies 2,210 ‍ Health Care 2,099 ‍ Communication 2,005 ‍ Diagnosis 1,950 ‍ Data Collection 1,824 1 2 3 ... 735 信息分析报告 Mobile Health.docx; 个人分类: 信息分析|516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方学术界的理论与意识形态—访华世平教授: freedom110110 2011-3-14 23:06; 作者：李彩艳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华世平，美国路易威尔大学Calvin and Helen Lang亚洲研究杰出讲席教授、终身教授，亚洲研究部主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东南地区分会副主席。他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亚洲与21世纪》系列丛书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名著：政治学系列》主编。他曾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理事会主席（2006—2009）、全美中国政治学会会长（2004—2006)、中国中央电视台“时事评论员”（2010）、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北大”项目访问学者（2010）及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政策研究员” （2004—2005）。华世平教授已出版8部英文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中国的乌托邦主义：同日本、俄国改革思想比较 (1898—1997)》（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部英文著作《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文化》将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世平教授是当代著名学者，在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中美关系等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此外，他还长期担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全美中国政治学会等重要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对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近日，记者就西方学术界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等话题采访了华世平教授。　　1 没有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学者主张做学问要价值中立，似乎学术一沾上意识形态的边，便减弱了其科学性。而您在多次演讲中都讲到，任何理论都有意识形态内涵，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华世平：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一般都不愿意被人贴上某意识形态的标签，但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很难。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来看这个世界的,学者也不例外。一个社会的科学领域和规范受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比如说，“理性选择理论”是在西方政治学应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理论，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短期利益决定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些移民早期到美国既是为了宗教自由，也是为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因而，以“人人为自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社会对“理性选择理论”比较容易接受。但这一理论到日本就不一定有很大市场。日本好多企业实行终身制，日本人的行为不由短期利益决定，更多是由文化传统和长期利益决定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美国政治学界影响也很大的“系统论”，系统论以科学的姿态出现，使用输入、输出、反馈这些中性名词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但其反威权主义的内涵是很明显的。系统论认为合理的政治系统应该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既然这样，当然就不需要一个凌驾于这个系统之上的领袖或政党了。　　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文化对社会科学规范的影响也反映在研究方法上。美国社会科学界研究重程序、不重结果的倾向既是现代世界科学规范的主流，也同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不谋而合。如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严格地执行了调查的科学程序也不能保证结果完全正确，而需要反复从不同角度调查。一个政治学家不会因为调查结果不准确而受到批评，但如果他没有按程序调查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重程序、不重结果。比如，在小布什同戈尔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最高法院命令佛罗里达州停止重新点票，而这一举措帮了小布什的忙。好多美国选民认为戈尔得到的选票多于小布什，但美国选民以及戈尔本人接受了选举结果。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程序，即最高法院有没有权力命令佛罗里达州停止重新点票。结论是“有”。既然“有”，那么最高法院行使职权就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即比较小布什和戈尔谁是美国更好的领导者。美国的司法系统也有类似情况。比如20世纪90年代一个轰动美国的大案，黑人橄榄球名星辛普森被指控杀害白人妻子及其男友。法庭判辛普森无罪，因为检查官无法提出有效证据说服陪审团相信辛普森是凶手。其中一个关键的细节是，律师夏皮诺指出，凶手的血手套太小，辛普森戴不进去。最后案子不了了之。没有多少人关心既然辛普森不是凶手，那么谁是凶手，案子是不是要再查下去的问题。同样道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来没有许诺会使每个人发财，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每个人来讲不可知，但必须遵守竞赛规则。美国的证监会就是专门监视人们在自由贸易中是否遵守公正竞争规则的。　　 2 意识形态影响下学科的关注点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那请您谈谈西方社会科学学术界各个主要学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华世平：我曾经当过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理事会的首任主席。这个组织是众多西方中国研究学术组织的“联合国”，现在由7个不同专业的组织组成，如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因而我对不同学科的关系比较敏感。总的来讲，美国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中“自由派—左派”的影响比“保守派”要大。实际上，美国的文科教育英文就是Liberal Arts，即“自由的艺术”。但具体学科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在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中，民主党人相当于共和党人的4倍，在政治学家中是5倍，在社会学家中是47倍。经济学家注重经济效益，对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效果不太重视。比如经济学家对于自由市场对社会上一些弱势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关注不够，认为那是社会学家的事情。另外，经济学家对于人类一些属于终极关怀的问题也不太关心，认为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因而，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制度认同度较高。　　社会学家正相反。他们关注的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社会制度对不同阶级、群体所造成的影响。因而，他们往往对自由市场持批评态度，所以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的“左倾”倾向更明显，因为妇女、儿童、老人这些弱势群体往往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受害者。而哲学家关心的大都是一些超越当今社会的，有关人类、宇宙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因而，大多数哲学家对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会完全认同。　　当然，学科同意识形态的联系也不是完全绝对的。经济学也可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比如推崇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 就以哲学家自诩。　　 3 西方学术界的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西方学术界的两大重要思潮，请您谈谈各自的主张、影响，以及产生这两种思潮的主要原因。　　华世平：美国人对科学的崇拜既是现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也同美国移民国家的历史有关，因为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各自的文化、历史都不同，无法用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整合国民的政治理念，只好用看来中性的“科学”这样的理念。两个多世纪前美国建国初期，作为立国的基本纲领，美国的国父们宣称，国家制度同科学有关。这恐怕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他们把这叫做“新政治学”。国父们认为，同以前和现在的所有政治制度不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美国的政治结构如果用图像的形式画下来的话，显得非常对称，反映了国父们理性的思维方式，他们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很大。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英国的政治结构中，不理性的因素很多。比如女皇有权否定民主选举产生的首相候选人。也就是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传统来维持的，人民给予女皇这种权利，同时又相信她不会使用这一权利。　　对于美国国父们来讲，这种政治上的科学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以及人们主观意识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正确的理解基础上的，人性的基本特征是贪婪。人们对权力、财富、声望和女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同时，在这一贪婪的追求过程中，人们会互相残杀，并且会经常犯一些错误。通过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良好的愿望才能把事情办好。政治虽然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但可以把人的罪恶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人类社会得以维持下去。在这一基础上，国父们考虑到首先应该限制领导人的权力，于是就有了三权分立制度。不单单是领导，人民也有贪婪的本性，于是选举人团制度相应被建立起来。选举人团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那些“不称职”的人民直接参政，如没有财产的、没有文化的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选举人团的作用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选举制度后来废除了对财产、文化的要求，使普通人能够参政，但美国的立国基础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现代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关于政治本质的言论同美国国父们的立国哲学没有太大区别。　　美国的这种对科学的崇拜自然会渗透到科学领域。同20世纪末科学哲学界一些人认为“当今世界谁也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观点不同，美国社会科学界“科学万能论”仍然有市场。前面讲过的在政治学界有很大影响的系统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美国的一些欧洲来的工程师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学者申请研究经费不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拿到资助。在美国的大多数学校，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修方法论，主要是数量分析。我本人就教了7年“政治学研究方法”这门课。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个教授对我说，他所使用的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任何问题。　　关于自由主义，前面我谈到，美国学界在方法论方面以及美国社会结构有重程序、不重结果的特征。这一特征是当代世界科学研究规范的主流，也同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不谋而合，不受个别人操纵的选民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自由选择是美国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价值基础。同样，不受个别人操纵的法庭、学者在操作上坚持的客观性是美国司法系统、科学系统的价值基础。　　 4“中国问题专家学中国，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俄国问题专家学俄国，是因为他们恨俄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言论是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请介绍一下西方媒体和学者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华世平：我20世纪8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问题专家学中国，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俄国问题专家学俄国，是因为他们恨俄国。” 原因是西方学者学中国的起因好多是被中国5000年灿烂的文化所吸引，如费正清等人都是这样。费正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的贵宾。美国俄国学专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好多俄国问题专家都来自东欧，在第二次大战中，俄国从东欧国家夺取了很多土地，他们是带着对俄国的怨恨研究俄国的。　　我1988年出国，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许多中国青年学生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持批评意见。我是到美国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经济在1949—1978年这个阶段总的来讲建设得不错。我记得当时一个美国教授持有这样的观点，我还同他争论了起来。他的解释是：1949—198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4%—6%，这个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看是比较快的。但他又补充说，中国的经济好，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勤奋。　　西方媒体与学界情况很不一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媒体需要“耸人听闻”，即所谓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样才可以吸引读者和观众，这一特质必然会反映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但是，“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不全面。因为，美国的媒体对本国领导人同样会“妖魔化”，比如，当年对克林顿总统风流韵事的报道在我看来也是很过分的。再者，西方媒体对中国也有客观的报道。比如前一段时间，《时代》周刊就以很大的篇幅论述美国应该从五个方面学习中国。总的来说，美国学界对中国的评判比媒体温和一些。　　 5 美国学者没有参政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国内要求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您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否有助于高校更加健康地发展？西方高校的管理体制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　　华世平：美国大学的基层领导是系主任，相当于中国一些大学的“院长”，因为有财权和人事权，这一职务都是轮流担当的，少的两年，多的5年，也有连任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这个系里最有势力的不是系主任，而是系里的大秘书。系主任任期只有两年，有的情况还没弄清楚就该卸任了。而大秘书了解系里的所有秘密。但大秘书没有管人的职权，因而，系里谁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的。系的运转主要靠制度，而不是靠某人的领导才干。一是因为任期短，来不及施展才干；二是因为大部分学界的基层领导也不是管人的材料，原因是他如果有管人的欲望和才干也不会来当教授。　　美国学者中当领导的一般都是学问做得好、人缘好，不得不去当领导。美国的绝大部分学者一辈子除了教书、做学问，不关心其他事情。主观上想当领导的往往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如一所学校的某个系因为没有学生被撤销了，学校把这个系没有终身教职的教授都解雇了，仅有的两个终身教授同时被提升为“副院长”，管学校的杂事。可以想象，这种“副院长”既不会有名，也不会有利，更不会有权。　　这一点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进入社会科学界的好多学者当时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伟大抱负，想要将来“治国”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才干。我所认识的一些中国学界领导人，往往有着传奇的经历。中国学界政治人才多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也部分地造成中国的学界不好管理这一结果。另外，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也很难靠制度使一个教育机构运转良好。因而，行政管大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大学行政化这一现象会逐渐减弱。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各国频频爆出学术不端的新闻，我国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受到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西方（或者美国）学界是如何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华世平：美国学界的功利主义倾向不强，这点同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很大区别。美国学界的学术不端行为并不多见。美国继承了西方“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美国社会比较多元化，在美国，爱出名的会去当演员，爱钱的会去做商人，爱权力的会去当政治家。进入学术界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是不爱名、不爱财、不爱权力的人。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谁，那几个得到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只有在中国才能受到明星一样的待遇。美国学者经营商业的很少，美国的学者也没有参政的传统。偶尔有中国问题专家到美国政府服务，都是借调几年然后还回大学教书。　　美国的大部分学者到大学教书是出于爱好，因为写书、讲课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享受和宣泄，没有必要去剽窃。美国学生的作弊现象时有发生，也有抓考试作弊的软件，但总体来说作弊现象并不严重。这一情况同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美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基本上是稳定发展，有比较稳定的社会规范。在美国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几乎就是“老实”。至于防止学生剽窃的方法，据我所知，中国高校的方法要比美国完整。在这方面，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报记者：李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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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画的人是什么人？在开一个无聊会议的思想天马行空......: 热度 3 paintinghrh 2011-3-11 15:46; 画画的人很容易被不画画的人称呼为“画家”，于是画画的人很容易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于是画画的人越来越多，每年艺术学院招生，排队报名的人排成长蛇阵，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脑壳似乎都装满了艺术细胞而抱怨艺术学院为什么不把艺术学院的每一个角落都盖上教室。最近为一个研究生班上课，才知道美好愿望和事实之间其实很远很远，一个班有7个研究生，看他们的写生作业，突然发现他们的身份和作业质量竟然错位，不知道是他们的文凭太高了还是他们的作业质量太低了。他们努力地为自己辩护，理由让我无话可说，总之，如果他们今后也成了真正的画家，成了真正的老师，我担心中国艺术的未来，有时候有想不会吧，是我杞人忧天。画画的人，有一个大学教授说，其实这么多的学生，最后能真正成为“画家”的寥寥无几，多数人分流搞装修、做广告、做设计、做其它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事情去了，大学的艺术学习课程，成了他们一生中的艺术修养享受不尽。其实真正在名片上印刷了画家字样的人也不一定是画家，画家是用作品说话，你的作品大家喜欢，社会承认，学术界认可，你才可以名正言顺。画家一般的标准是全国美协会员，省市美协会员，当然，也有部分艺术家不求功名，什么协会都没有兴趣，如果他或她真正能画好，也不在乎是不是什么会员了。画画的人，修养在心中，技法在手上，只要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话，搞绘画这一行就不能吹牛，不然就会难堪。最后要说的是，画家是一根火柴，首先照亮自己，然后照亮别人，用艺术作品去感染人，熏陶人，养人之眼，美人之心，如此，才能说自己是画画的人。; 个人分类: 瑞华评论|4599 次阅读|5 个评论

两会代表且慢评论：如何看待中国科技论文“世界第一”: 热度 1 xupeiyang 2011-3-9 15:33; 如何看待中国科技论文“世界第一” http://tech.sina.com.cn/d/2011-03-07/17205256035.shtml 　 “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这段极富刺激性的文字，让代表委员们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中：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快，大量科研资金的扶持促进了科技论文的“井喷”；而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国内浮躁之风日盛，其表现之一就是对论文数量的盲目追逐，不但产生大量“垃圾论文”，也将学术界引向歧途。　　 3月4日，本报记者走访了近10位代表委员，在这些来自医疗、教育、科技等行业学者的叙述中，一个似乎被误读的“世界第一”展现出它的“真实一面”。不同的看法：专访贺德方研究员：正确解读科技论文统计数据至关重要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725.shtm 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80034do=blogid=420435 清华北大跻身英国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前50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评定指标多达13个，除教学和科研之外，还包括论文引用情况、科研成果转化收入以及国际化程度等。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3/244744.shtm; 个人分类: 引证分析|3047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参考消息报导治学术界造假“癌瘤”要动真格: cyj 2011-3-2 17:29; 治学术界造假 “ 癌瘤 ” 要动真格 2011-2-12 18:47:41 来源 : 《参考消息》阅读 : 635 【大中小】 google_protectAndRun("render_ads.js::google_render_ad", google_handleError, google_render_ad); 【《香港经济日报》 2 月 11 日报道】题 : 国家治学术界癌瘤撤销造假教授奖项内地学术造假严重 , 有学者形容腐败行为已演变成癌症 , 官方也开始动真格。科技部以涉嫌抄袭为由 , 宣布撤销原西安交大教授李连生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宗因学术造假而撤销的项目。 49 岁的李连生原为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2005 年凭 “ 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 ” , 获得当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曾封 “ 长江学者 ” 称号。科技部发出的通告称 , 李连生的获奖项目 , 存在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 , 决定撤销有关奖项 , 收回奖励证书和奖金。新华社形容 , 这一举措捍卫了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严肃性。其实 , 目前内地学术界不止是科研项目造假 , 论文造假也比比皆是 , 江西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两年内 , 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学报》上发表了至少 70 篇论文 , 全部存在造假行为 , 最终刊物宣布撤销他们的论文 , 并继续进行调查。事件影响恶劣 , 引发国际学术界的质疑。最新的数据显示 , 内地科技人员在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 , 已经超过美国 , 位居世界第一 , 但这些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 100 名开外 , 凸显论文质素欠佳。海归学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 , 直言不讳地批评内地学术界过于急功近利。他表示 , 论文不光要看数量 , 更要看质量 , “ 中国现在主要看发表在什么杂志 , 而很少人能判断论文重要性如何 ” 。中国科学界普遍求快 , 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若做得慢 , 压力会相当大 , 希望当局能选拔和支持一些 “ 慢 ” 的人 , 特别是年轻人 , 坚持科研的质量 , 回归科学本质。【香港《太阳报》 2 月 11 日文章】题 : 学术造假成风教育兴国变梦科技部宣布撤销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连生 200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 认为当初的获奖材料存在严重抄袭和造假。一滴水可以折射出整个世界 , 这宗学术腐败案件折射出中国学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 , 以及打假是何等艰难。李连生早在三年前便被同校教授实名举报 , 但花了三年时间才真正核实 , 为何拖延那么长时间 , 难道核实真的有这么难吗 ? 国家大奖就这样轻易授予一个学术骗子 , 还有没有一丝权威性 ? 据内地媒体报道 , 李连生被学校六名老教授联名举报后 , 西安交大校方却百般维护造假者 , 并劝诫六位老教授 “ 你们这个举报 , 弄得校领导 50 天来日夜不得安宁 ” ； “ 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 ,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 ；还说这事涉及的 “ 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 , 也涉及国家的脸面 ” 。更荒唐的是 , 校方居然还承诺 , 可以要求造假者将科技奖的经费分给这些参与举报的教授。造假者的行为令人不齿 , 而校方对举报者的劝阻更让人寒心、恶心。对造假者不要 “ 大惊小怪 ” , 说是为了学校的 “ 脸面 ” , 可是他们难道不知道 , 丑闻遮得了一时 , 却遮不了一世。事实上 , 学者急功近利、学术造假并不可怕 , 可怕的是管理者不敢正视问题 , 讳疾忌医 , 刻意护短 , 使正义难以弘扬 , 邪恶更加嚣张。学术腐败之所以愈演愈烈 , 主要是学术界的官本位化和功利化 , 使得学术往往成为进身官场之阶 , 或是进行利益交换、套取国家资金的工具。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巨额资金 , 没有换来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 , 而是制造出一堆又一堆的文字垃圾 , 养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校贪官。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 , 学术腐败对社会有深远的消极影响。大学本是社会的良心 , 承载着民族的未来 , 学术腐败最大的危害 , 就是毒害一代青年学人的良知 , 摧毁社会的价值观 , 动摇国家的根本。; 2129 次阅读|0 个评论

2011 .05 期读者之声: kejidaobao 2011-2-21 15:06; 要论文水平还是科研水平? 科研评价，是每个国家都要做的事。在中国，不少大学或科研单位常常简单地将论文水平作为评价科研人员工作的主要标准，20世纪90年代有高校就规定每发表1篇SCI论文奖励1万元，近年来又加上了影响因子。职称或博导、硕导资格的评定也离不开论文。这种唯论文为上的科研工作评价方法，其直接的结果为：导致国内论文成灾，还有不少造假论文，不仅浪费资源，还污染学术环境；导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论文大国，却不是科研强国的尴尬局面；不少科研人员发了不少论文，甚至也有不少高水平论文，但在国际学术界没有获得应有的认可或学术地位。究其根源，就是国内科研评价体系过度重视论文而忽视科研水平的评价，或者把科研水平和论文水平混为一谈。科研水平如何界定呢？科研水平由高到低分为：1）开创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没人做过，其成果可开创一个对人类影响重大的领域。2）发展性研究：已经有人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刚起步，而且许多方面未弄清楚。3）跟踪性研究：在已有的发展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和细化。4）验证或重复性的研究：这类研究多在他人的基础上重复或验证他人结果的正确性。再来看看如何界定论文水平。以影响因子来判断论文水平，在同一专业还可以比较，在不同专业就没有可比性了。热门专业的杂志IF比较高，冷门专业IF则较低。因此，以杂志的级别来衡量论文的质量比较合理些。依此论文水平可分为： 1）顶级杂志论文：如Cell、Nature、Science 系列杂志；2）一流杂志论文：如PNAS、Genes Development、JCI等；3）本专业一流杂志论文，如肿瘤专业的Cancer Research、生化专业的JBC、MCB等； 4）本专业较好杂志论文；5）低水平杂志论文。论文水平和科研水平的关系如何呢？我认为首先论文水平与科研水平有很大关联。高水平的论文更强调论证严谨和论据的充分、结论的可靠性，以及良好的论文写作技巧。如果没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要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是很困难的。其次，论文水平不完全等同科研水平：论文水平更取决于论据的充分程度，而科研的水平强调创新的程度。因此论文的水平不能等同于科研水平。我们可以到顶级杂志上查一下所发表的论文，多数属于发展性和/或跟踪性的研究，真正的开创性研究极少。创新性很强的研究即高水平的科研未必能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获诺贝尔的成果——多聚酶链式反应（PCR）的原始论文，最初被顶级杂志拒稿，最后发表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志Methods Enzymol（IF=1.904）。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开创性研究太新而不易被编辑和审稿人接受或是由于可参考的资料太少，无法把实验结果做得足够完美。科研的最高境界是既能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又能做出高水平的开创性科研。不过，这只有极少数天才科学家才能做到。比如，2009年因端粒酶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Carol W. Greider，她的论文多在CNS或PNAS杂志上发表。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也许他们发表的论文档次一般，但如果他们数年如一日在某个方向持之以恒，就可能在国际上成为该领域权威。在当今中国浮躁的科研环境下，非常需要一大批这样的科学家。总之，我认为对于刚入门的科研人员如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科研工作评定主要依据论文水平来确定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期的科研人员尚需要导师指导，无法开辟自己的研究方向。论文的质量能反映其科研的能力和潜力，而数量则代表其工作量或工作努力程度。不过论文发表的水平应受到PI的把关。对有自己实验室的PI来说，科研水平应该是他们的主要评价标准。通过高质量公平公正的同行评议，根据一系列论文来评定其科研创新性的层次、成果的应用价值或理论意义，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或学术地位等，以此来鼓励科学家静下心来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论文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研究员王孝养 “尺度”一词用法是否不妥目前，在国内某些科研领域，有一些学者，把大气团运动的距离、范围，说成是大气运动的“尺度”。例如：“按大气运动系统的水平范围L，可分为大、中、小、微四类尺度。大尺度系统L为几千公里；中尺度系统L为几百公里，小尺度系统L为几十公里。”（盛裴轩, 李建国, 潘乃先, 等. 大气物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74）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所说的“尺度”，实际上是指“距离”、“长度”、“范围”等意思。而在汉语辞书中，“尺度”一词的基本释义是：（一）计量长度的定制。（二）标准，并没有“距离”、“范围”、“长度”等意思。把“距离”、“范围”，说成是“尺度”，在汉语语词用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这种用法是否是对“尺度”一词错解、误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新兴（责任编辑李娜，张杰青）; 个人分类: 栏目：读者之声|1508 次阅读|0 个评论

无心插柳柳成荫: kejidaobao 2011-2-21 15:05; ——《艺术中的科学密码》评介文/金涛通常的科普著作，往往是将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通俗化。与一般科普著作不同，中国台湾科普作家、科学史家张之杰的《艺术中的科学密码》的内容主要来自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采用了大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作品的原创性是显而易见的，可说这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科普图书，或说是一本普及型的学术著作。而且，这本书似乎是大陆笫一次出版台湾科普作家的著作（以前出版的多限于科幻小说或面向少儿的读物）。此书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学界治学理念的开放。作者探索科技史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别开生面，这对大陆学术界有重要启示。《艺术中的科学密码》最初在台湾出版时名为《画说科学》，副标题是“科学与美术的邂逅”，非常清晰地点明作者是从一个前人很少涉及的独特视角，由中国传统画作等艺术领域入手，考察或澄清中国科学史上一些疑难问题。正如台湾学者洪万生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从传统画作、科技古籍插图、考古工艺成品以及古代建筑素描入手，而掌握了‘美术史与科学史的交集’之意义。”因而“得以看到一般史家（包括科学史家）所不及的面向，从而开拓出一个结合科学史与艺术史的跨领域的学问。”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从绘画、雕塑、岩画、建筑以至工艺品的图案、瓷器的彩绘、陵墓的壁画等历代艺术品保存的蛛丝马迹的信息，进而揭示科学技术的秘密，这本身就存在很大难度。例如，由中国传统画作入手去探索古代科技史，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画家应注重写实，才有可能像录像机一样无意中存留古代的若干信息。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宋、元之际画风改变，从元朝起，文人画注重内心世界感受而忽略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因此从古代绘画去印证历史，也要考虑绘画创作的年代和画家的风格。有了这一重要前提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专门学科的知识，才有可能以超越历史的火眼金晴，去辩识其中的奥妙。该书内容广泛，涉及古代绘画中的鸟类、羚羊、狮子、猎豹、长颈鹿、猞猁、细犬等外来动物的考订，也有关于画中置于山涧溪流中的机械装置——水磨的辩识，对于中西科技插图的比较研究和文艺复兴艺术家对科技的贡献，古代建筑的屋顶随时代而变化的探索，从历代仕女图中单眼皮与双眼皮的演变所透露的人种交流信息，明代大画家徐文长的绘画成就与精神疾病，以及含羞草一名的起源和台湾原住民种植芋头的历史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掘与发现。该书中的“为李约瑟补充一点点”，对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煌煌大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之“机械工程学”卷所收的一幅元代佚名水磨图提出质疑，恰是从传统画为切入点，探索古代科技史的一个典型例子。李约瑟以一幅元代佚名画家的《山溪水磨图》，作为“汉代及以后的水磨”一节的附图，并写下将近300字的图说，指出画中机械结构含混不清，是因为中国画不重写实。而且李约瑟指出，王祯《农书》（1313年出版）中的一幅版画插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磨图绘。作者查阅了中国大量古代绘画，发现这个“首次”要往上推移，比元代早得多。最有名的是五代（907-960）传世名作《闸口盘车图》（现藏上海博物馆），比王祯《农书》早三四百年，图中表现的是卧式水轮驱动的水磨。难能可贵的是，这幅画不但详尽表现了水磨的机械装置，还展现了整座官营磨坊的各种工序和劳作的民工，以及官员、仆役等众生相，是一幅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风俗画。作者又陆续“发现”若干幅画有水磨的古代绘画作品，如五台山岩山寺东壁水磨图壁画，作于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年代为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北宋大画家郭熙的《关山春雪图》，作于1072年……无不早于王祯的《农书》，由此对李约瑟的结论进行了纠正：“他为一幅不适合作为附图的绘画，写下不切合中国美术史发展实情的图说。” 《艺术中的科学密码》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告诉读者研究的最终结论，而且用比较多的笔墨介绍发现某一课题的背景，写质疑也写思考，写困惑也写探索经过，毫不讳言其中的挫折，以及最终柳暗花明的喜悦。他写的科学史，如同一篇篇生动的散文，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不同于学院派的繁琐考证，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悟，不仅显示了作者治学的严谨、为人的坦诚，也给予读者更多的思考。张之杰在许多专业领域都有不俗的成就，而科学史研究不过是其兴之所至的业余爱好。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位自谦“业余科学史研究者”的科普作家，十余年孜孜不倦，忘情于艺术史与科技史的交叉学科的探究，取得了嘱目的成就。这本《艺术中的科学密码》即是明证。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资深出版人，经他之手出版的书籍不知多少。但他在“‘登陆’的喜悦”为题的序言中坦言，得知《艺术中的科学密码》在大陆出版，“不禁喜出望外”。笔者更希望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征兆，像报春花一样，预示着海峡两岸的科普界从此开始频繁交流，更多的台湾优秀的科普著作“登陆”，大陆优秀的科普著作纷纷“上岛”，共同营造中华大地万紫千红的科学之春。（责任编辑陈广仁）; 个人分类: 栏目：书评|3561 次阅读|0 个评论

没有“垃圾论文”的往往是功利主义者: 热度 7 DNAgene 2011-2-20 11:31; 这个论坛里又有几位名人在争论该不该发表垃圾论文。我们首先想想，什么是学术论文，为什么要发表学术论文。Science主编的看法是，“The ultimate goal of scholarly scientific publishing (is)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Alberts B et al. Reviewing peer review. Science 321: 15, 2008)”。做了研究，结果好得很，突破性进展，发表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这毫无争议，是每一位科研人员的梦想。但基础研究可预见性并不强。怀着美好的梦想，花了几个月或者几年，开展了一个研究，但没取得好结果。要不要发表，发表了，就是众人说的“垃圾论文”一篇。如果你不发表，今后可能还会有一个倒霉蛋出于同样的想法，按照同样的思路，也花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做出一个垃圾结果。他也不发表，学术界就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倒霉蛋。。。。。。。。直到科学的可预见性变得很高很高了。我个人的主张，认认真真做了研究，没有造假，没有编造数据，不管结果好坏，都应该发表。好的发表了是经验，差的结果发表了是教训。都可以“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也就是基于与我类似的主张（可能还有盈利的目的），PLoS创办了 PLoS ONE ，Biomed Central创办了 BMC Research Notes ，最近Nature Publishing Group也开始办了类似刊物（但Nature的态度不够明确）。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低质量论文，而是学术评价过程中“以次充好”现象太普遍。明明没什么学术贡献，由于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或者更高的什么著名期刊上，就可以申报什么什么奖励，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只发表重要结果，不发表差结果，才是功利主义的表现。发表很差的研究结果只能提醒别人少走弯路，对自己的学术地位提高贡献不大，所以花时间整理“垃圾论文”、耗费精力去投稿，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纯学术人。中国的功利主义者，是不求上进，满足于低水平结果、大量低档论文，骗取功名利禄（新语丝上点名的浙江宁波某高校某名人为此类代表）。美国和国际上的功利主义者，就是只发表对自己有用的论文（这些论文确实有贡献，期刊级别高），评Tenure、上院士（美国的、英国的等）、拿炸药奖，不管后面的倒霉蛋。别人倒霉重复我的失败结果，我内心窃笑。这一类人往往科研水平确实高、贡献大，感觉自己是科学界的掌舵人。没有“垃圾论文”往往是功利主义者。但也不排除绝顶高手，预见能力极强，每一个研究都是好结果。各位高手，请往这边对号入座，不要往功利主义那边靠。恭维大家一下，我们这个论坛的高手、点击本贴的网友都是预见性极强的那种学者。别来拍砖，我说的功利主义这不是您。此处引用本人过去的一个小帖子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61772do=blogid=402278 请慎用垃圾论文一词; 个人分类: SCI-科学荣誉|7139 次阅读|15 个评论

“希望把个人最好的工作在国内做出来”: metanb 2011-2-20 11:04; 刚才看到钱永军博主的博文《应容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的研究》，其中提到饶毅博主的话“希望把个人最好的工作在国内做出来”。我想，这句话道出了很多有志之士的心声。我想，这也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又那么难，给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策略，不仅仅是应容得的问题，更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事情。“少生优生”，不仅仅应当作为国家在人口方面的国策，更应该作为国家在科研工作方面的国策。一篇好的文章，不算前期的积累，做出来少说也得一年，等到发表出来又是一年，等到在同行们中间广为传播、产生后续工作，则需要更多时间。一篇好的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并不见得立刻就能吸引其他同行跟进，因为每个同行都在忙自己手头上的事情。所以某个工作在学术界获得实质性的认可，往往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其实，能不能很快地获得同行的认可也不要紧，关键是能够痛痛快快地、不间断地沿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发展，把自己认为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高效地实施出来。毕竟，搞研究的人更看重的是科研工作本身所带来的快乐。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者的整体水平相对较弱，这是不争的实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应当采取好的策略，不按常理出牌。田忌赛马就是弱势的一方不按常理出牌而取胜的典型例子。古人尚且如此，今天为何就做不到呢？其实欧美很多研究机构也是写计划、数文章（这点从国外招聘博士后的广告上就能看出一、二），因为这些机构必须通过文章来向资助机构作交待。这恰恰给我们不按常理出牌的机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重要的问题上，而不是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走。 “希望把个人最好的工作在国内做出来”，不要逼着人家把“金蛋”下到其它地方才当人家是好汉！再不采取好的策略，我等就要变成“笨蛋”了！; 个人分类: 大学观察|2485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术界没有黑到这个程度: 热度 15 lin602 2011-2-17 22:28; 有人说：不想女儿被潜规则就别在国内读博（好象说是北大副校长说的）。我在大学工作了二十九年，我认为：学术界没有这样黑，没有这样恐怖。有的话可能是某人酒后之话，也有的是随口说的，不能作为一个‘真理’而信之。高校中教授、硕导、博导中有‘潜规则’实施者，但不会占多大比例。教授是没有权阶层，博士没有值得‘被潜规则’的利益，学术界与学人没有这样没有道德。农村中也有极少数被村干部‘潜规则’的，但也是非常非常少。学术界也是如此。所有有人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分布曲线，高校教授中的分布曲线没有这样恐怖。即使教授们有这个‘心’，大部分也没有这个‘胆’，同时也没有这个‘力’。我更相信女博士生们没有这样‘贱’。 ‘力’是‘权’与‘利’给的，读博士的运行中有这样的‘权’与‘利’吗。如果真是‘不想女儿被潜规则就别在国内读博’现象普遍，那中国的教授肯定被归类为‘禽兽’类别（不排除好人），博士群体也都是社会的‘垃圾’（为博士学位而丢失人的尊严）。那中国的高校应该被‘革命’，教授们也都应该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要知道少数现象动摇不了这个体系，普遍现象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就是‘普遍现象’的结果。我相信：女博士、女研究生甚至女大学生在大学中有这种被‘潜规则’的‘恶心现象’，但比例是很小的（不是完全没有）。极少数女大学生与研究生是被某些老师们的圈套哄骗上当的，发现时已经晚了。会有人的看法与我不相同，但这是我的信念。; 4733 次阅读|16 个评论

[转载]施爱东：学术行业生态志: libseeker 2011-2-16 19:52; 图谋按：友人推荐阅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博士《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受益匪浅，特此做点摘录并分享。摘自：施爱东. 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5-25 原文摘要：如果我们把学术研究还原为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那么，学者们学术生活中惯行的学术行为也就可以视为一种“行业民俗”。通过对中国现代学术生态的民俗志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研究的行业民俗与其他社会职业的行业民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学术界，一样有祖师崇拜、有学术赶集、有资辈亲疏、有派系与行规、有反抗与革命，有主流与边缘的对立、有师承与圈子的壁垒、有尊老与维亲的传统、有王婆卖瓜似的叫卖与吆喝。通过对普通学者行业民俗的功能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貌似不良的学术风气，却是现代学术生态滋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学术界的行业民俗是学者们在特定学术体质下必然选择的生存方式，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现行学术体质使大多数普通学者成了学术行业的弱势群体。部分言论摘录：能引得一群鸭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永远不是那个头脑最清楚地鸭子，而是手里拎着一桶鸭食的心怀叵测的饲养员。所谓学术创新，也即“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当今学术体制下，有两座看得见的大山沉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一座即所谓的“量化管理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必须每年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另一座即所谓的“学术期刊评价机制”，这套规则强迫学术工作者非得把论文发表于所谓的一二类核心期刊。这两座大山已经把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压得喘不过起来，可是，还有隐性的第三座大山，也即所谓的“学术创新机制”。这些大跃进式的学术管理如同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头上。如果说前两座大山损害的只是学者的个人健康和幸福生活，那么，第三座大山已经严重损害了学术发展的自然进程。p16 学术批评往往把锋利的矛头指向我们这些已被三座大山压得颤颤巍巍的普通学术工作者，把种种学术弊端归结为研究者疏于积累、急功近利、不甘寂寞、妄发虚言的结果。可是，学者也是凡夫俗子，也食人间烟火，也要养家糊口，他也不得不来点学术创新，“以新奇求发表”。普通学者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p16 目前的学术体制，是以要求天才学者的学术标准要求我们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事实上，在学术创新的问题上，那些真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根本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当他发现新问题萌生新思想的时候，创新的冲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发不快，那时，别人就是想压恐怕还压他不住。p16 全文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9eac348102d276a200292e9a.html; 个人分类: 学海拾贝|2341 次阅读|0 个评论

王鸿飞: 热度 1 metanb 2011-2-14 04:24; 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那些相对有成就的和有名望的人得不到较为稳定支持和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较为稳定的支持。－－王鸿飞; 个人分类: 魔鬼辞典|3065 次阅读|1 个评论

让中国学术界再飞一会儿: 热度 37 hongfei 2011-2-14 01:40; 让中国学术界再飞一会儿 2011.02.14 几年前我作为评审组成员集中参加项目评审。评审期间有位院士给我住的旅馆房间打电话，希望我在评审的时候关照一下他的项目。因为我想早点交差，此时我事实上已经提前将自己的书面评分和意见交给了评审组，根据申请材料对该项目表示了支持。虽然当时我对这个电话感到诧异，但还是很客气地对这位先生表示会尽力，而事实上已经无能为力。我后来的印象是那个项目根据所有评委交上去的评分和意见，确实获得了支持。这位先生直接打电话到评审组来，显然是违规的行为。虽然人们说这种事情在国内很普遍，但是实话说我只碰到过这一次。正义感强的人也许会认为我应该向评审组或者有关部门举报。不过，这个电话并没有影响我的意见，我也不能假设其他的评委接到了电话，或者电话对他们的评审意见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所以我只是把此事当成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插曲。人们常常说中国的院士经费很多，待遇很高，很学霸。这显然不全是事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位院士为什么为了几年两百万人民币经费违规，低三下四地给我这个没有一官半职的nobody打电话要求关照呢？从这个角度，我倒反而同情起中国的院士们了。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感觉到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那些相对有成就的和有名望的人得不到较为稳定支持和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较为稳定的支持。在这样令人人自危的学术环境下，人们自然普遍缺乏自信，各种违规和走捷径的事情也会层出不穷，还会有几个人会真正地去支持优秀的年轻人，去关心学术界的未来呢？人们常常会不负责任地讲要大力支持年轻人，好像年轻人真的就是中国学术界的未来似的。其实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年轻人不是，也不会成为中国学术的未来。一个良好的学术体制，应该能够支持优秀的曾经年轻的人，然后才能支持优秀的年轻人。人们常常抱怨学术界充斥着很多无能的教授和研究员，但是想当初他们哪一个不是作为年轻人被关怀和支持成长起来的？现在中国学术界问题多多，我个人觉得跟过去没有目标地支持了很多不应该支持的年轻人很有关系。随着这些人年龄的增长，当年支持他们的机制，也逐渐成为令他们失去安全感的敌人。那种曾经动不动就向年轻人倾斜的政策，事实上正是造成今天学术界混乱的罪魁祸首。 2000年前后，正好是中国学术界大换血和扩张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学术界拔苗助长了一大批不够优秀和难以与国际水平接轨的年轻研究人员。这些人，目前绝大多数四十多随到五十多岁不等，正充斥着中国学术界的各个层面，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未来20至30年的主流走向。新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那些长期滞留海外期望未来回国大展宏图的人，在未来的20和30年里面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股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未来二、三十年的趋势很不乐观。学术界的事儿，得顺其自然，最忌猛药。既然很难改变这样的状况，唯一比较现实的办法大概是让中国的学术界再飞一会儿，耐心等待二三十年后下一次学术界大换血的机会。; 个人分类: 科学人文|15281 次阅读|50 个评论

[转载]“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 freedom110110 2011-2-13 21:19; 姜义华教授的《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一文在《文汇报》发出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汤一介先生认为该文对进一步弄清“国学”概念的涵义，以及“国学”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等都会有帮助。特别是，在学术界提倡从学术的角度讨论学术问题，对纠正中国当前学风不正会有很大帮助。汤先生对姜义华教授的文章提出几点看法，本报特予编发，以供学术界同仁深入讨论。 “国学”是否从日本进口值得认真讨论 “国学”作为一个概念或名词，是否从日本进口的，是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国学”作为一个名词或概念在中国出现很早，《周礼·春官·乐师》中有条记载：“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的一种教育机构，但这个教育机构是有确定的教学内容的：它是教国子（应指朝廷贵族子弟）音乐舞蹈的教育机构。《辞海》中说：据《礼记》、《大戴礼记》、《周礼》记述，西周国学盖由前代发展而来，分小学与大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或说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六艺”。从先秦诸子的学术看无不与“六艺”有关，甚至可以说是由“六艺”分化出来的。特别是孔子的儒家更是一步步地把“六艺”儒家化。至汉设立太学，而立五经博士（因“乐经”已失传），确立易、书、诗、礼、春秋的官学地位，此一趋势可说历代从未改变过。（《汉书·艺文志》虽分学术科目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等，刘宋曾有“儒、玄、文、史”四科之分，但儒学化的“五经之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从未变过。从历史上看，后又有七经、九经以至于十三经，这些都是由儒家把它们经典化的历史演变。）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朝有国子监，其教学与研究内容为儒学与医学。可见，“国学”虽为一教育机构，但是它的教学内容是明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汉朝开始就把“国学”的基本教学内容定为自“五经”发展起来的“儒学”。近代，西学输入，因而我国学者又提出“国学”，这主要是就其内容而言。虽然它是相对于“西学”而言，但与日本江户时代不同，中国当时是一个受到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侵略的国家，而江户时代中国并未对日本有什么侵略，只是文化输入问题。而在当时中国有识之士讲“国学”者，如章太炎、严复等并无全盘排斥“西学”之意，无非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复兴找个根据。因此，我认为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某些学者提倡“国学”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排斥仁学和佛教，提倡所谓“国学”的心态相提并论，并不恰当。出现“国学热”是必然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我国又掀起“国学热”。我想这和二战以后国际的形势有关。我们知道，自上个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民族和受压迫国家为了建立或复兴自己的国家，有一个迫切的任务，他们必须从各方面自觉地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宗教、哲学、语言、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强调应更多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特有价值，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时并用“国学”这个名称统称之，也并不能说不可以，而且这些学者中的许多学者是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发掘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甚至对全人类社会可有之价值，我认为这也是不应厚非的。因此，我认为出现“国学热”是必然的。至于“国学”的内涵应如何规定，在我国社会和文化的大转变时期出现了对其内涵的种种看法也是自然的。特别是对“国学”这个特定概念的涵义，决不能由什么权威性机构来规定，只能通过讨论逐渐取得一致。我甚至认为也许现在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更为有利中国学术的发展。 “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我对“国学”当然有我的看法，因为我大体上赞成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楷定”。 1938 年，马一浮先生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讲“国学”，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统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个说法确有其独特见地。盖“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之学术文化皆源于此，而代有发挥，并在其间又吸取其他文化以营养之。这里也许可以特别注意的是马一浮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则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仁智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定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必信。”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马一浮先生之学术成就，正因其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诣，而为世所重。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的“六艺”，其中必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正如作为西方学术文化之源的希腊文化其中也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任何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境界下形成，它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文化，而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寄寓于其“特殊价值”之中。既然学术文化之“普世价值”往往寄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之中，就此意义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马一浮语）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共同的，人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也是大同小异的。因此，我中华民族当然应由自身学术文化中寻求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世价值”，别的民族文化亦可从其学术文化中寻求其 “普世价值“。古云：“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马一浮先生说，弘扬“六艺之学”，“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人类。”当然，我中华民族也必须认真地吸收、融化其他各民族文化中所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必须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如果我们把“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也许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综合性地全面理解和更深刻的把握。这是因为，“六艺之学”所包涵的内容可以说涉及文、史、哲甚至到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学科的内容。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及其历代的诠释和发展，必须花功夫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例如五经中的每一经，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学和哲学等，如要了解和领悟其中之总体真意，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不仅中国学问在一定条件下须要作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西方学问也是一样，例如“圣经学”，如果只对它分科进行研究，分成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研究，或可取得部分成果，却是很难综合性地整体把握《圣经》的真谛。我认为，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分科进行研究是适应近代工业化要求而有的，并不是自古以来皆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并未有绝对化的分科学术研究，其实西方在古希腊时也是如此，例如亚里士多德，他的书那么多，虽然可以从每个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但要全面地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当前学术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对自中华文化的源头《五经》到历代对它的诠释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我认为对“国学”的研究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综合性整体研究，进而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就这一点说，大学分科过细，并不一定是大学必行之路。我认为，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通晓古今中外学术，很可能会在学术上更具有创造性。对学术问题要慎用“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等言词 “概念”的内涵应该清楚明白和确定，这是一种要求，但并非一定都能统一，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人性”的说法至少有五六种，例“性善”、“性恶”、“善恶混”，等等，现在仍然是讨论的问题。在西方对于“ Being ”也有种种的解释，但他们到现在也未能有一个所有学者都同意的清楚明白和确定的统一认识。今天在我们学术界对“国学”有各种各样的界说，并不奇怪，也无须把各种各样的说法一概都斥之为“非科学”。盖“科学”无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重大的作用。但“科学”并非万能，并不是所有学术问题或人们的日常生活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释，例如感情问题、个人兴趣问题，就是很难用“科学”来说清的。我认为，“科学”是个好东西，但“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并不一定是个绝对的好东西。所以我认为，对学术问题要慎用“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等言词。对“国学”的概念涵义不要“定于一尊” 如果我们把“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包括“五经”或十三经及其历代之诠释与发展），那么会有学者提出“道家”、“中国化的佛教”是不是就会被排斥在国学之外了？我有个想法，是否妥当，请大家讨论。“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儒、道、释三家为主构成的。我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三家为主，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除儒、道、释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说或学科，如医药、农耕，等等，这样“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的区分或许稍微清楚一些。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三家是长期处于互补的形势之中的，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对这个问题，我是赞成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态度，我也认为对“国学”的概念涵义用“楷定”来说较好，并不要求“确定”，因为学术问题（包括学科概念的内涵问题）还是“百家争鸣”为好，不要“定于一尊”。 “国学”是否要立为“一级学科”可以讨论关于“国学”是否要立为“一级学科”，我认为这也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综合性大学的分科是取自西方，特别是美国教学体系。借鉴和利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是无可疑义的，特别是在本科分科是很必要的。但是，即使在本科也应该提倡可以进行跨学科的选修，因为不同学科的知识往往是相通的。例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生，如果没有中国历史的知识、没有一点古文献学的知识，是很难学好中国哲学的，更难对中国哲学有什么创新。在学科分科问题上，我认为也许在某些有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可以用“国学”的名义招收研究生，特别是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因为，我们国家无论如何要有对“国学”有专门研究的人才，他们应该能担当起对“五经”及其以后的历代诠释和发展进行综合性整体研究的重任。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我们对它有了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体和全人类社会建康、合理的发展，作出其他各民族无可代替的贡献。我总以为，学术问题以平等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为好，这不仅有利于学术的进步、有利于建立学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有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作者: 北京大学儒学院院长汤一介作者: 北京大学儒学院院长汤一介作者 : 北京大学儒学院院长汤一介; 1283 次阅读|0 个评论

让腐败再飞一会-王铭铭李连生等学腐逍遥中国: 热度 2 冯用军 2011-2-12 15:41; 中国的学术界已经死了、中国的道德已经死了，现在是学术腐败分子、官僚腐败分子的天下，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官员腐败被举报换个地方继续当，学术腐败分子被曝光换个地方继续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道德沦丧，莫此为甚啊！一、北大教授王铭铭因剽窃一炮走红 2002年1月10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署名“晓声”），揭露了其著作《想象的异邦》第二编《视野》“总共10万字左右全部抄袭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象的异邦》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王铭铭列举了120位中外学者的论著，却没有列举哈维兰的著作。这本由王铭铭自己翻译，且由王铭铭全篇搬运了10万字左右的学术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实在是不公。”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北大教授抄袭再度成为报纸、网络、广播、电视关注的焦点话题，有严厉批评的，有冷静分析的，也有为王铭铭唱赞歌、鸣不平的，无奇不有。　　抄袭事件被披露后，北大“有关领导多次找王铭铭教授谈话，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他做出深刻检讨，并通过适当方式向有关方面致歉”。王铭铭本人在《我的检讨与致歉》（2002年1月23日）中表示：“《想象的异邦》……在书中介绍学科研究领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过程中，我确实大量录入了《当代人类学》一书中的有关内容。当我意识到这事实上已构成对他人著作的抄袭时，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感到震惊，并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论述时，不注明出处，显然不符合学术活动规范。对这一错误，我正在深刻反省，并将终生为鉴。”北大党委《关于在全校师生中开展师德学风教育的通知》称：“王铭铭事件在媒体披露以后，不仅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表明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对北京大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显示人们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北大校发24号文件（2002年2月5日）《关于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决定》云：“鉴于王铭铭教授错误行为的性质，为严肃学术纪律，2002年2月4日，学校研究决定，停止王铭铭教授招收博士生。” 　　王铭铭先生现在依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授，也仍旧是该所的博士生导师（只是暂时停止招生而已）。而且，据《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报道，王教授的书照样畅销。其被证明学术腐败后：担任行政职务　　 2005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担任社团职务　　2005年—：中国文学人类学会副会长社会兼职　　复旦大学高研院双聘教授（2008-）　　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2006-）　　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2005-）　　中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2004-2006）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2001起）　　云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2000起）二、西安交大李连生因造假青云直上李连生现在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任职，担任该院副总工程师兼压缩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职务。 “要想当上副总工程师，最起码应该是教授级高工，但是，2010年3月，李连生的教授职称就被取消了。他的副总工程师究竟是怎么当上的？他的业绩是什么？”陈永江教授说，他们会继续追究下去，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深查此事。昨日下午，记者致电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稽查审计部，该部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证实，李连生确实是该所副总工程师。至于李连生是如何当上副总工程师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不清楚。记者在合肥工业大学的网页上看到，2010年5月9日上午，该校材料加工工程专业08级博士生刘俊松举行博士论文开题答辩会时，答辩小组专家就有“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而李连生已在2010年3月21日被取消了教授职称。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12/4632271_0.shtml 因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撤销，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安交大教授李连生，目前已被西安交大解聘。但举报者发现，李连生现在安徽某研究院任职，并担任该院副总工程师兼压缩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职务。国外教授出了这么大的事，是不可能再在学术界找到职位的，这也许是中国特色！ 2005年的奖项，过了5年之久才被处理，虽然姗姗来迟，但总比纵容造假强。至于举报者对撤销理由表示不满，并质疑有关方面“避重就轻”，将本是“欺骗和捏造”的行为简单化为“抄袭”，虽然很有道理，但在眼下学术造假比比皆是的大氛围中，指望对李连生有再进一步的调查追究，恐怕也只能是举报者的一厢情愿而已。不信？有事实为证：在造假教授李连生因为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被西安交大解聘后，仍然受到重用，居然还担当起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领导职务。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报道中对李连生离开西安交大用的是 “调离”，而不是“辞退”。换言之，李连生在造假丑闻被揭露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处理，只是光明正大地换了个单位，在新单位仍然被当作人才，甚至是高级人才使用。而且其本人仍以专家的身份活跃在学术界。比如说中国制冷学会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全国制冷大会，李连生赫然名列其中，头衔竟然贵为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须知，中国制冷学会是中国制冷领域最高的学术机构，却将一个学术严重不端的造假者奉为座上宾，这只能说在学术界，我们对造假者已丧失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甚至连学术本应坚守的科学、求真精神也一道丢失了。学术造假之所以泛滥成灾、造假者仍然会受到重用，原因之一是学术界对学术造假过于宽容。以李连生造假为例，在撤销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处理上，也只是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可我们知道，同是学术造假的“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不但被解除教授职务，韩国检察部门还对其提起诉讼，指控其诈骗、侵吞研究经费等，最终黄禹锡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两年执行。李连生拿造假的项目去参评国家奖项，说其诈骗也不为过。至于有无侵吞研究经费，也应予以追查，而不能忽视不提。其实更多的学术造假，在发现后的最终处理结果大多和李连生一样，至多是解除职务，受到法律追究的几乎没有，“锤子教授”肖传国如此（被判刑是因为雇凶伤人而无关学术造假），之前的“汉芯一号”造假者陈进也是如此。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学术造假者即便在曝光后，丝毫不会影响到其在圈内的学术地位，更不会就此退出学术界，反而还会换个地方再受重用。这暴露的实则是社会诚信的缺失，以及社会基本准则的失序。某种意义上而言，“造假者受重用”所释放的信号，比造假行为本身更堪忧。当社会不以造假为可耻，丧失对造假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时，造假渗透各个领域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透过学术造假的乱象，审视当前学术界的评估考核体系，值得拷问的也有很多。西安交大在处理李连生造假一事上之所以一拖再拖，背后隐藏的无疑是学术利益之争。只要拿到国家奖项，只要申请到国家课题，只要发表一定论文数量，就能获得相应经费，就能晋升职称，这种僵化的考核体制有时起到了纵容造假之嫌。如何改变这种扭曲的考核体制，当是学术打假不容回避的话题。（李龙）原题： “造假者受重用”是社会之耻; 个人分类: 学术诚信研究中心|3846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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