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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发表更好？ 张五常经济文章评审的制度变坏了
热度 3 windlight 2011-12-25 08:45
2011.02.08）经济文章评审的制度变坏了 (2011-02-08 09:50:42) 转载 ▼ 标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17z1p.html 分类： 五常谈学术 学术文章是要评审挑选才发表的。应该评审，有此必要。文章太多，其中废物无数，学报的篇幅有限，而图书馆可以容纳的面积就是那么大。这是昔日。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开个博客，把自己的大文放进去，容量无限，读不读由人。可惜人类的眼睛时间就那么多，学者的超然之思斗不过体育明星说几句，今天所见，什么诺奖大师的博客高见只两三百点击，曲高当然和寡了。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数码科技发达的今天，学术文章是否还需要通过评审呢？可以支持不需要。如果一七七六年有今天的传播科技，斯密的《国富论》可在自己的博客刊登，不可能没有识货之人，他不仅在当时会名满天下，在人口的比率上他的拜服者会上升。同样，牛顿、达尔文等天才的旷世杰作，也可以在当时因为互联网的传播而立竿见影：大部分的人不会读得懂，但他们的贡献会被赏识。 另一方面，在传播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支持学术文章还需要继续评审。原则上，评审挑选可以节省专业人士及学生选择读物的时间，也可以协助聘用或升职的初步淘汰。无疑会有漏网之鱼，但历史的经验说，一个成功的学术发展制度，文章评审之外还有好几重网，使少发表甚至不发表文章的学术大师在顶级的学府站得住脚。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 Lionel Robbins 与五、六十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 Aaron Director 是例子。他俩分别是两个学派的中坚人物。 我不是反对学术文章评审，而是反对起自美国七十年代初期而今天变本加厉的那种。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我见到这个早 就变为胡闹的制度，在八十年代后期引用到香港来。今天，内地的大学也采用着类似的变坏了的评审制度。这是灾难性的发展。让我从自己熟知的经济学文章评审的演变说起，下期转到其他的项目去。 一八九 ○年，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成立，一八九一年该学会创办《经济学报》（ Economic Journal ），由马歇尔主编。此后八十年经济学的学报数量增加，但主要还是靠一个主编选文章，有委员或顾问，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文章投稿愈来愈多，邀请外间的学者评审开始普及。然而，从一八九一到一九七○左右，不管是谁审阅，决定发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编一个人独裁取舍。七十年代，芝加哥经济系作过一项调查，发觉他们的也算历史悠久的《政治经济学报》，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全部是由一个主编话事。他们指出有两个时期该学报用几个编辑连手处理，结果是一篇重要文章也没有发表过。 我很熟识的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经济学报》——的创办与骄人的贡献是个好例子。一九五八年创立，五八至六 ○由戴维德一个人主编，虽然戴老往往邀请同事们协助阅读，提供意见，但发表及修改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当时每年只一期的 《法律经济学报》，在戴老主编下往往不准时。他认为好文章不够多学报可以等，等十年八载无所谓。后来施蒂格勒（历史上最杰出经济思想史专家）认为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文章——科斯一九六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是戴老视为至宝的选择，那期学报等了过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规的经济学报发表：太长（五十多页），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没有任何统计分析。 骤眼看，上述的文章评审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坏到今天的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是大幅地改变了。这转变起自六十年代后期越南战争恶化，征兵引起年轻人怨声载道。不难理解，他们反对「权威」。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新闻周刊》做了一项大学生的成绩统计，以二为及格四为满分的考试制度，越战后美国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越战前大幅上升了几近一个整分。这显然是「权威」让步的结果。 大学里的助理教授问：「你们做正教授的老头子懂什么？为什么你们的薪酬比我们高？凭什么你们有终生雇用合约而我们没有？」事实上，当时好些大学的老头子的确有点困难：他们不懂数学，就是图表曲线也不大懂。数学普及到经济学不是那么久的事。问题是：如果把那些被认为不中用的老头子全部革职，把后起之秀升上去，又怎么了？数学可不是经济学。 学问根本没有权威这回事，但在当时反「权威」的喧闹中，大学的升职及聘请的准则逐步转为以数文章、论学报声望为依归。起初是平庸的大学这样，跟着向上一般化。这发展带来的效果，是文章的发表重视规格，因为形式如何对取录有决定性。方程式及统计技术变得风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数文章多少算本领，文章当然愈来愈多，学报的数量跟着暴升了。学报主编为了避免「权威」之嫌，把判断的责任推到评审员那边去。评审员呢？没有谁喜欢做，所以往往推给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的研究生。今天不少后起之秀喜欢把自己做过评审的学报大名写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我这个老人家四十年前就公告天下，文章评审不要寄到我这边来！好些大学认为出书不算是学术，因为没有通过学报那种评审。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编时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文内提出一个可能是重要的观点，作为编辑总要设法挽救。今天的编辑不会再有这种麻烦。文章规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够，或没有回归统计，或是长文，通常不会被考虑。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怜。他们要为发表文章而折腰，要数手指，名学报的文章以多为胜。但怎样过关被取录呢？他们要重视形式及规格，而往往要依照几位评审员的要求而修改，发表一篇文章的「手续」往往是三几年的事。这样一来，新秀们要采取撒网政策，让多篇文章发出去，周游列刊，希望偶尔碰中。这样做学问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学问来的。 几天前一位朋友传来美国某大学某教授的某科的读物表。文章二十九篇，我的旧作占五篇。真的老了，因为我被选中的最新一篇发表于一九八三。那是二十八年前。两年前另一朋友传来另一间大学的另一科读物表，内里的文章全部是古文物！我占三篇，奇怪地变为最年轻的人，因为最新一篇发表于一九九八。那是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学报发表无须评审。 不知是谁发明的，以中文发表不被认为是学术。老人家自己盘算，以中文写下的经济学贡献要比英文的多一倍以上。再与世无争，你不懂中文不读算了。有创意的真理埋在地下三尺，总有一天会被挖掘出来，何况神州再起，中文是个好语言。学问的争取是为兴趣，求真理，觅知音，也要对自己作个交代。其他不要管。今天的学报评审制度是再不鼓励甚至不容许这样的治学态度了。
个人分类: 知道分子 分享|1984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衡量学术的困难--张五常谈学术
热度 3 brbaba 2011-11-29 20:54
　　香港政府用了那么多钱资助教育，他们要设立一些委员会来监察教育、衡量学术的成败，是不难理解的。近几年来，衡量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大话题。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所有被采用的衡量准则，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发表的多少，评定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甚至计算文章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都无聊，是作不得准的。就我所知的国际上最优秀的经济系而言，没有一家采用这些准则。 　　　困难明显不过。一家餐馆的菜式怎样，每个顾客都可以立刻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顾客吃后不再光顾就说明了一切，而这个市场准则大致上是对的。当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馆的成败还要论价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务的水平及管理等。这些大学也要顾及，但学术研究的（思维）味道要怎样来品评，由谁品评，以什么准则来品评，就是私立大学也不容易取决，公立的就更困难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 Harberger。他高兴万分地说：「我刚才读完了你的《佃农》文章，觉得有趣味。」 　　我说：「有趣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答道：「我说『有趣味』是我对任何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Harberger摆明是餐馆顾客。我是 《佃农》 的厨师，他说味道好，我还要他再说些什么呢？三十年后——一九九八年——洛杉矶加大举办一连十年、每年一个的Harberger演讲，邀请我为第一个讲者。我同意后，邀请的主事人说，选我开锣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说：「请转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学术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要先在今天来品评，较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说的趣味——interest）。但由谁作味道的品评呢？谁是学术上的蔡澜、肥佬黎、周安桥？ 　　说实话，虽然香港的学术远不如「自以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评的学者是有的。不是每一个学系都有，但高人总不至少于凤毛麟角。问题是，在目前的好几家公立大学的竞争中，要在本地选出众所认同的「味道」品评者就不可能。 　　是的，学术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学术是不能永久地哗众取宠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尝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选用的准则，每一项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有人问史德拉，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 　　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 　　优质的学术如葡萄美酒，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在酿葡萄酒这个行业中，有些专家能品尝新酒而相当准确地推断十年之后的酒味。要品评香港的学术，我们需要这种专家。要不然，我们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年，因为哗众取宠，或错得惊人，被引用的次数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后还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可取的评审学术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作品评。五年办一次，费用不高——比现在的「麻烦」费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兴起的，为争取现用的准则的分数所导致的巨大浪费。 　　我们要让年青的学者在重要的题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我自己的习惯，是几个题材在同时期转换想，过了些时日，其中一个突然间觉得可以下笔，甚至忍不住要下笔。一下笔，通常只是三数天的工夫。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记的。 （2000.03.09）
个人分类: 科研心得|2267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茶余饭后：最牛博士论文轶事三则
momopoer 2011-10-30 16:19
1、最牛论文就是在还没答辩之前已经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而且鉴于论文很长，该期刊必须像小说一 样连载。 实例：张五常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当年在JLE上连载四期。 2、最牛论文答辩就是答辩人一直在挑战答辩委员会成员，直到问的这些教授们紧张到恍惚以为自己才是答辩人。 实例：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熊彼特（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转过头去问另一位成员里昂剔夫（诺奖得主）： “瓦西里，我们通过了么？” 3、最牛投稿论文就是让编辑满世界都找不到一个能看懂这篇论文的匿名审稿人，最后只能发表，根本不需要修改的。 实 例：SIMS1971年发表在《数理统计年鉴》上的论文《无穷维参数空间中的分布滞后估计》。SIMS写完这篇论文后没投经济学杂志，因为他显然知道没 人看的懂。于是投给了最牛逼的数理统计杂志，结果编辑死活找不到审稿人，最后好不容易凑合拉来一个，审稿报告是这么写的：“我真的不明白这篇论文在说什 么，但是我检验了其中的几个定理，好像是对的。所以我猜应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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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书道苦旅——周慧珺
josh 2011-10-13 21:01
幼时，接受酷爱书画的父亲庭训："人生在世，书一定要读好；字一定要写好。学书要学赵孟頫，学赵能似管道升。"也许这是父亲的正统理念，我似懂非懂，但知父命不能违。于是，幼小且贪玩的我无奈地握起了毛笔，开始了每天临写几张赵字的日课。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给女儿的这枝笔日后会成为女儿的生命之柱，陪伴她一生。更不会想到这白与黑就是天和地，女儿从此将顶着天，踏着地，开始漫长的生命旅程。 　　世人都称赵字美，却没能引起我特别的钟爱。我只是为了完成父亲指令的作业而写了几年。真正撞激我心灵、使我入迷的是米南宫。有一次我偶然从父亲所藏碑帖的橱柜里，翻到了宋代大书家米芾的《蜀素帖》。那用笔千变万化、疏密有致，敢锐于内、振华于外的米字，令我振奋不已。我马上爱不释手地临摹起来。从那以后，我日思夜想，心摹手追，陶醉其中，开始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九六二年，上海举办书法展览，我以所临米芾的《蜀素帖》入选，并被刊登在新民晚报上。临池数载，这时，我方初知用笔。也因了这一偶然的机会，我叩开了书法的大门。 　　首获成功，激起我想进一步学习书法的欲望。我进了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平生第一次受了沈尹默、白蕉、拱德邻、翁闿运等老一辈名家的亲授。齐整而高水准的师资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受名家指点迷津，茅塞顿开，在用笔上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懂得了中锋、侧锋与偏锋的辩证关系。始知写字不必笔笔中锋，要妙于起倒，达到四面灵动、八面出锋的境界；对字的结构我开始理解"知白守黑"的审美观。始知字的结构就是布白。字由点画组成，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相守，才成艺术品。判断力的提高，使我拿起一本帖，不再像初学时那样茫茫然不知所措，能比较迅速地领会到各种碑帖的用笔技巧和结构特点。我遍临了多种碑帖，楷书有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等，行书以宋四家为主。这时，我基本掌握了书法的用笔技巧。 　　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厄运席卷神州大地。"文革"骤起，书法老师们一个个被打倒，父亲也成了专政对象。家被抄，住房被紧缩。此时成了黑五类子女的我，重病缠身，蜗居斗室。在人生最艰难的那段漫长岁月。我送走了崇敬的拱先生、沈尹老，侍奉着年迈的双亲……外面的天地虽大，却不属于我。我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书法成了我唯一的精神依托。我开始"三更灯火五更鸡"，悬着病痛的臂腕写啊写……帖中自有黄金屋，这里名家荟萃、如众星列河汉。我可自言自语，亦可与古人对话。我寻找着精神慰藉。唯有这片黑白天地才能让我自由地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才能让我通过笔端来表达我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心迹。这时，我领略了人生，亦领略了"书为心画"的含义。 　　文革后期，我进入上海中国画院，成为专业书法家。幸运之神青睐了我。此时，我犹如渴骥奔泉，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对书法的探索。真、草、篆、隶，大字榜书、蝇头小楷，无所不涉。并在学帖的基础上，广临了北魏碑版、汉简木牍。上溯晋唐，下及明清。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这时，我觉得似乎已经懂得了书法的"全部"。 　　十年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了对书法的再思考。并开始自我否定。昔日重疾缠身、步履维艰的生活境遇，造就了我不肯向命运屈服的倔强个性。我的笔端力求刚健、雄强，书风追求豪放、明快。我以此向世人披露自己不甘示弱的心志。然而，时过境迁，整个社会及自身的命运都变了。人也进入了天命之年。对人、对事的看法也随时间而变，对书法的理解、追求与欣赏都在变。心底的问题开始出现：今后的路，我该怎么走？这时，我对自己迷惆，对书法也彷徨起来。 现在，我每天自问：书法究竟是什么？何谓书法的真谛？是禅？是道？你要向人们表达什么？你想悟示些什么？书法一定不会是单纯的文字美化，也不会是象形的画或一种符号，她是有震撼力的！那么，书法应该是一种精神，存在于有形与无形之间。我想，从今以后，我将会继续这种自问自答，日复一日。谁能想到，几十年的时间从笔端间流逝过去。这时，我却说不清楚书法究竟是什么了。 　　于是，我只能想象自己是寻求书法之道的旅人，这是一条难行之路，犹如蜀道之难。五十年前，在父亲不经意的指点下启程，我无忧无虑地出发了，五十年后却忧虑交加：何处是目的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尽管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旅途，可是命里注定我必须继续在这条道上苦旅下去。我意识到我脚下走的正是一条不归之路，然而我无怨无悔！ 五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五十年书道如梦如真…… http://www.cnarts.net/cweb/exhibit/show/zhouhj/qianyan.htm
个人分类: The Art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196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五常：珠峰哲理的经济分析
josh 2011-10-3 12:48
说过了，海明威在他的名着《雪山盟》的开头有这样的故事：在非洲的一个很高的雪山顶上，当地的土人发现一只死去了的黑豹，那黑豹明知那雪山顶上没有食物可寻，为什么要跑上去呢？ 王石很有点像海明威笔下的黑豹，还活。两年多前，五十二岁，他攀登珠穆朗玛峰，到峰顶就立刻下山，死不掉，瘦了二十多磅。 我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种傻事呢？」他回应：「没有为什么，只是喜欢这样做。」 我自己没有他那样傻，但有类似的行为。好比午夜梦醒，想些什么，禁不住爬起床来，走到书桌前，在文稿上改一个字，然后回到床上去。那个字可改可不改，无关重要的，只是把仄音改为平音，或这句加一字那句减一字。没有任何回报，读者看不出来，但改了对自己增加一小点满足感。当年写博士论文，及跟写学术文章，老师通过，或编辑接受，我往往要他们多等一下，因为觉得这里那里要加一个注脚。无关重要，但没有做彷佛欠了些什么。你问我欠什么，我会答：「没什么，只是喜欢这样做。」 是的，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会做一 些没有任何回报，甚至没有外人欣赏的事。这是创作的本质，只要自己欣赏，要做，于愿已足，不需要任何来自外间的回报。王石攀登珠峰是一种创作吧。 大约十年前，记不得是在西安或哪里，我和太太参观汉代将军霍去病的墓，见到陈列一系列巨大的动物石雕。是古物，很古的，不能肯定是哪几种动物，艺术品味奇高，今天看是了不起的抽象艺术了。 我在那里痴立良久，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位雕塑大师不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上去呢？创作这些巨石雕塑为时甚久，有没有金钱回报无从考究，但名字不刻上去显示为了创作这位大师不斤斤计较。 宋代或以前的画作，很多既没有签名，也没有印章，害得今天的鉴证专家大吵大闹。我不怀疑这些无名画作中有些是毫无金钱回报的，甚至没有旁人拍掌，但作者就是喜欢画，为了创作的需要不管其他。 王石和我没有那么伟大吧，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有人拍掌的。王石比我伟大。他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事人。那公司是今天国内最大的房地产发展机构，资产二百亿，今年销售额一百三十五亿，利润十四亿，皆约数。一九八三由王石创办，是国营，一九八八上市。 王石占有的股份只是万分之一点六九，薪酬起初微不足道。两年前他的年薪是人民币八十万，也微不足道，今天年薪二百三十万，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吧。王石住自己购买的房子，请我吃晚饭不用公司钱，用自己的，吃剩的他要打包带回家。 不要忘记，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的最大行业的房地产的最成功的机构的最高总裁。有五个世界之最，皆珠峰层面， 两年前王石的薪酬远不及一个香港高级公务员。给他一个诺贝尔奖吧！ 除了傻里傻气的创作可以给予作者很大的满足感——我称之为珠峰哲理——经济学无从解释王石这种人的行为。骤眼看，这种人是稀有动物，而如果世界上只有王石一个，经济解释实在困难。 是中国之幸，这种人今天在国内愈来愈多，我自己就遇到几个， 让我衡量他们之间的共同局限，推出一个前所未闻的经济假说来。 一位在江苏作县长的朋友，到处跑为该县招商发展。年多前收到他的电话，说要到我家造访，进入门来，斜卧沙发疲态毕露，休息片刻，说：「教授呀，可不可以给我一杯酒。」我明白，当我在创作累极时，也要一杯酒。几个月前再遇该县长，他很喜欢我戴的手表，左看右看。那手表有点怪，对我来说太大，十多年前以二千港元购得，常用的手表失灵，胡乱找这个没有用过的戴上。己所不欲，可施于人，我见县长的金色手表有锈迹，太不成话，要把自己的送给他。他推却，后来我千方百计也送不出去。 这位县长教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那样拼搏。要升官吗？要发财吗？不便直问，旁敲侧击。他知道我的意思， 最后说：「教授呀，我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 几天前与国内某城市管理土地多年的头头进晚膳。此君身居要职，每天过手天文数字，要得「好处」应该不困难。早就认识他，屡次要求跟我比赛书法。始终没有比，看来他其实怕比，而我又乐得手下留情。 这次见到他，见他穿上的西装不合身，多半是街边货。问起生活，他说二十年来住在七十平方的公寓，两房一厅，晚上谢绝应酬，写书法。闲谈中他说在他的城市，清廉而又本领比他高的干部不少。 在杭州遇到一群年轻商人，赚钱的，工作起劲。他们给我的感受，是把生意作为一项创作，其中一位对我说得清楚：「大家都希望打上去，做出一点成绩来。」 显然地，金钱之外这些青年都有一点珠峰哲理。 可能机缘巧合，或者概率中了邪， 这几年我在国内遇到的，不管是官还是商，都给我一点为创作而大干一手的味道。问一位新相识认不认识某某人，他可能说：「我认识，不怎么样。」或说：「我听过，还可以。」这些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学术全盛时期常听到的话，是创作者在竞争中的知己知彼的言论了。 私有产权对经济发展重要，因为界定了资产或物品的权利，容许市场以价格为竞争的准则，减低租值消散。但金钱财富之外，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个创作者，创作的本身是回报，而创作是不限于艺术或科学的。生意、政绩、管理，都有金钱不可以量度的成就满足感。要鼓励这些非金钱的成就——要启发珠峰哲理——清楚的成就界定与热闹的竞争气氛不可或缺。这两方面，中国今天有看头。创作的竞争气氛凝聚不易，可以风吹而散。七十聚会那天我说，撇开沙石，中国正在冒出的制度是我知道最好的。我是制度专家，早就达到珠峰境界，不说假话，但之后又说红灯亮了，因为知道这制度还没有稳定下来，有摇摇欲坠之势。 回头说王石，两年多前他攀登珠峰后我送他一幅书法：山不在高，到顶则名。见者无不哈哈大笑。我要跟王石过瘾一下，但他不笑，把该幅书法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他显然明白，创作这回事，山不在高，到顶不易，到了大有满足感。这是珠峰哲理的均衡点吧。 （五常按：王石出版的书名为《道路与梦想——我和万科二十年》）
个人分类: 儒释道|26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五常《创作的方法》《思想要从一片空白起笔》
josh 2011-10-3 12:45
创作的方法 不记得有人写过创作的方法，不多吧。话题太抽象，又因人而别，各师各法也。我的怪癖，是凡学什么要先得其法。想一段日子，得法，试之，不成，改想另一法，再试；如是者试来试去，有时迫放弃，有时走一段路程，有时走得很远的。这种先想而后试，不成再想再试的方法，很多人都知道，但不够具体，也没有一般性。我自己在几项玩意上有些作品可以拿出来，今天想，这几项的创作方法如出一辙，可以综合起来说一下。 　　首先要说的，是创作最忌刻意地与众不同，或以不同为新意。与众不同容易，但走的是怪路，作品没有深度，也不可爱。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摄影、书法等玩意上，靠与众不同为创新的作品不少，皆不可取。创作不能漠视传统。传统是代表一个文化的脉搏。创作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的新意。尊重传统，熟习传统，但不受传统的约束，要表达自己先天的个人品味或后天的不同际遇，是创作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可取之处，困难是怎样按传统可以接受的表达出来。我的方法如下。 　　（一）任何玩意，传统的技术与理念要知得全面。我的秘方，是全面求知大概，熟习只其中一小部分，要选出自己认为重要而又有兴趣的痛下功夫。这选择往往要靠明师指导了。好比搞摄影，昔日的黑房技术我全都学过，但专精熟习的只是光的变化与胶卷对光感应而起的化学作用。当年我想，摄影是以光绘画，与光关系不大的技术及器材，不管算了。好比搞经济，什么函数方程式我学过不少，但我想，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现象，于是多方求教，慎重考虑，淘汰后剩下来的只是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的处理。书法也如是，篇幅所限，不多说了。 　　重点是全面要知得广但充分掌握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对我来说，这种不平均的掌握比较容易有新意。大天才不论，经济学上，我熟知几位有创意的学者，对技术与理念的掌握都不平均。不平均的掌握，这里轻那里重的，容易翻动，而此翻也，新意就跑出来。 　　（二）前人的作品要知得广，但也要集中于自己有兴趣而又认为重要的一小撮。也要拜师求教，细心衡量。下苦功读错了书，惨过败家。创作毫无外人的影响容易走上怪路，但影响有好与坏之分。四十八年前在多伦多，那里的公立图书馆奇怪地有非常齐备的摄影书籍。全部参阅后，只选出三位摄影家深入体会。经济学我以史密斯与马歇尔为宗，他们对经济的感受在我的脉搏中跳。当代的大师不少我有幸结交，得到指导，但那是际遇，创作的方法不能把际遇算进去。书法我也看尽前贤的作品（书法大全有多套，易为也），也翻阅过三本厚厚的前人论书法（认为大部分胡说）。我重视的是北宋的米芾。 　　（三）有了上述的两项基础，稳固的，创作当然要靠自己了。说易甚易，说难极难。不是莫扎特，但自己认为不困难。法门简单不过。永远不试图摆脱前人的影响，但不受约束。应摹即摹，可仿则仿，一律无所谓，但自己的品味永远放在前头，而任何作品都出于自己的好奇心，争取变化，不断地阐释。再者，作品之内的每一变，都要以自己的品味与好奇为依归。每个人先天有别，际遇不同，只要品味是自己的，好奇的看法也是自己的，作品毫无新意不容易，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困难。 　　我认为有新意的佳作那么少，僵化了的思想是困难，不研习传统的技术与理念是困难，不多品尝前人的作品是困难，不尊重自己与众有别是困难，而在所有困难中，无可救药的是懒得尝试。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02ov.html http://zhangwuchang.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129358 思想要从一片空白起笔 老师艾智仁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永远像一个天真小孩那样看问题。当年同学们都听说他是理论高人，智商不凡，但五十岁了，对任何问题彷佛一个小孩子第一次看世界，给我有难以形容的感染力。教功用，他问：什么是功用？教货币，他问：什么是货币？问他一篇大名鼎鼎的关于产出函数的文章，他问：你相信文章里说的吗？这种教育方法之前之后我没有见过。 那时艾师在行内有名，但不像十多年后那样举世知名。我推迟博士课程一年，只为了等艾师从他造访的史坦福回到加大，先听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理论试题。于今回顾，那是我在经济学习过程中作出的最好一项决定。这决定不是受到同学的影响，而是两个其它原因。其一是一九六二年，麻省理工的森穆逊到我就读的加大演讲。没有谁不知道森氏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演讲后一位同学举手提问，森氏说：「让我教你一点价格理论吧。」跟着停下来，游目四顾，说：「对不起，在你们这里我不敢教价格理论！」举座哗然。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个艾智仁，而当时艾师不在座。第二个原因，是我拜读过艾师于一九五○年发表的《风险、进化与经济理论》，精妙绝伦，深不可测，于是五体投地，非拜他为师不可。 后来成为艾师的入室弟子。每次入室求教，他总像小孩子般看我提出的问题，次次如是，影响了我对学问的处理方法。说像小孩子般看问题，其实是说从一片空白开始想；之前想过的，再想，也是从一片空白起笔，丝毫传统的成见也没有，自己此前的观点一概不管。朋友，你可以做到吗？如果可以，那么你不是天才也算是准天才了。天才其实就是那样简单的一回事。如果有成见的约束，摆脱不了前人之见，算你智商顶级，思想不可能传世。如果你的智商只是一般，受到成见的约束就会升级为蠢才了。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传统之见什么用处也没有。正相反，我是个尊重传统的人，以经济学为例，我对传统的理论学得通透。然而，尊重传统，熟习传统，接受传统的影响，不等于受到成见的约束或左右。所有的人说这样想才对，你怎样想呢？如果所有的人这样想你就一定要跟着这样想，你就是蠢才。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想，你对自己说：知道，但要重新考虑，不认为所有人说对就是对，说错就是错，衡量一下再算，可用的采用，认为不对就不管。这是毫无成见约束的思考，说是天才庶几近矣。 毫无成见约束的思考方法，简言之，是从一片空白起笔，认为传统可用的放进去，不可用的撇开来，然后加进一些自己的。推理逻辑不能错，小心一点就成，推到哪里就哪里。既然自己毫无成见，推出可以传世的新观点的机会是不低的。 我是从艾师那里学会了从一片空白起笔的思考方法的。当年写论文 《佃农理论》 ，在艾师与赫舒拉发的指导下，很有点不敢乱来。我想，边际产出定律是传统的，他们教过，自己怎样想也认为不可能错，要用。竞争的理念我从艾师学得的出自传统，但比传统的远为高明，也要用。成本的概念也是传统的，但不够一般化，改进一点，要用。这样，脑子一片空白，把这三项放进去，搓、搓、搓，砌、砌、砌，推出了自己的佃农理论。结论与传统的相反，是传统错了，而此错也，起于一个佃农「无效率」的成见。 博士论文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之后的文章行内朋友认为有新意，主要是因为历来的习惯，每逢考虑一个题材，事前很少研读他家之作，自己想自己的，分析有了结果才参考他人的。四十岁后懒得参考，把文稿写好后才找些有关的论着下注脚，点缀一下。文成后才查考，有时发觉己见与他家相近；很多时不同，但没有冲突；有时特别，己见与他家相反。谁对谁错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找到了真理，而从一片空白想起，彷佛自己在大海飘浮，不知会飘到哪里去，对我来说，是做学问的乐趣所在。 有一个相当固定的规律。同一题材，凡是认为他家之见是错了的，细看之下，他们的见解通常是受了成见的约束。好比价格管制的分析，成见要不是说有短缺，就是说有剩余，不均衡，市场会有什么压力云云。三十三年前我考虑价格管制，这传统分析我当然耳熟能详，但轮到自己用脑，只一个晚上就认为不知所云。短缺、剩余、不均衡等理念皆非事实，看不见，捉不着，只有天晓得是些什么，自己不要这样想下去。于是从一片空白起，想出凡有价格管制必定有价格之外的其它准则定胜负，而这些其它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只要知道哪种准则会被采用，要达到理论的均衡易如反掌。困难是如何推出哪种「其它准则」会被采用。这是个重点，我想了整整一年，直到一个晚上在梦中突然惊觉，传统的租值消散理论全盘错了！有应该消散的租值，不是为了要达到均衡而消散，而是在极大化的假设下，消散的租值是局限下最小的。这就让我们推出在价管之下什么其它准则会被采用，跟着的均衡分析是本科生的习作了。 提到这些，因为网上好些同学的言论，骤耳听来很不对头，为什么同学们会那样想呢？中国的青年怎会蠢得那样离奇？细想之下，同学们其实不蠢，也不是成见深不可拔，而是奇怪地他们往往把成见与己见混合起来，以致我这个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 告诉同学们吧。成见与新意是加不起来的，因为成见的本身是结论。比方说，佃农的传统成见是无效率，你不可以把农民勤奋耕耘加进去而分析得顺理成章。我们要尊重传统，因为与传统毫无关连的思维免不了怪诞不经，不可取。好些传统的观点或结论是好的，考虑之后我们乐意接受。不容许更改的观点是成见，但容许更改而不更改是另一回事。成见不可取，因为一把成见放进脑子里，就不能有一片空白的思想空间，正如一个画家用的画纸早就有人画上一只乌鸦，怎可以创出什么精彩之作来？ 一个大有成就的画家需要很懂得传统的绘画技术，需要吸收众多前人画作的感染，也需要有自己的学问、创意与思维。但每次创作，他是要从一张空白的纸或布起笔的。 重视传统，但不受成见的约束；发挥己见，但要有学问与逻辑的支持。二者皆来得不易。我不怀疑中国青年的天赋了得，但智能这回事，大部分是后天学回来。北京天天在谈改革——这些日子他们推出的改革方案多得很。愚见以为，他们要把教育改革放在第一位置。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02o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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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南风窗》对张无常的访问
josh 2011-9-24 10:20
来源： 南风窗 作者：章剑锋 时已入夏， 张五常 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我们的访谈，就在这样一种西式情调背景下面展开。 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著的小花园。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是小人物 《南风窗》：您的很多言论主张，有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张五常：我80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例如1986年6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深圳的朋友问该怎么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今天重读旧作，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没有这种感受了。 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袭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20几篇，劳动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所知的解释给你们听，你们不听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北京对我是宽容的，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写了十几篇，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他们虽然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南风窗》：也许还没有到时间吧。 张五常：75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南风窗》： 我说的时间没有到，是指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转型初期，总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摸索，要允许尝试。况且对于一项制度设计的判断，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境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此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应该把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么？ 张五常：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50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风窗》：您觉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没有人听，都有找过原因么？ 张五常： 80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派，西方的影响也不大。 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你爱读我就写，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 现在声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无数， 而我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1968年施蒂格勒教的。 《南风窗》：智囊化决策和施政，有用么？ 张五常： 通常没有用，西方的经验也没有用。 昔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这3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 《南风窗》：假设在某一天，官方说张教授您也来给我们当当顾问吧。届时您将作何反应？ 张五常：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知道的会说。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知道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可能传错。正正式式的会说得清楚一点。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南风窗》：前些年有学者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5个，在您眼里，在这个群体中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不多？ 张五常 ：1997年，我做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3个里面有1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我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13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 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有多种。大多数的经济学不走解释世事的路。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不会反对。30多年前美国的同事说我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南风窗》：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张五常：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说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解释。有关自己的国家，当然多解释几句了。你又没有付钱给我，而你付钱给我我很难做。经济政策顾问的钱是最不好赚的。我平生只见过两个朋友赚得舒畅。他们不仅懂经济，也懂政治！ 《南风窗》：那么怎么样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性？ 张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独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诉你我是做过顾问的，不是做得那么愉快。 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经聘我做租务管制顾问。他们请我去，给我资料叫我写报告给他们，我花了多天写了报告给他们，谁知道他们请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务管制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结论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对租务管制的。他们不付答应我的钱。 好些时，政府部门叫你做顾问，不是问你什么对什么不对，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要赚这种钱？这方面弗里德曼对我影响很大。你问我意见，我给你意见。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经济学家去开会，利益团体在场，很多经济学者也在场。我坐在那里，我反对，把其他人都激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济政策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而政府很难推翻我的论据。但有几年时间我跟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合作得很愉快。每两个星期大家进一次午餐，论经济大势。 他说只听我一个，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团体说话。大家君子协定，午餐轮流结账。 中国的胜算 《南风窗》：这些年有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言论时有出现，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 GDP 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大家为此无不欢欣鼓舞。这种总量上的赶超，意味着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吗？追求这样的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张五常：中国的总国民实质收入其实超越日本已经不止10年了，他们 物价 那么贵，楼价那么贵， 农产品 又贵。中国不仅是在总收入上超过他们，在将来人均实质收入也应该超过。现在还没有，但有一天会超过。大约20年吧。中国人均的实质收入目前还追不上很多国家。 国际的收入排名当然不重要。追求来做什么呢？ 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生活好，不要管他人的。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历来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炮制出来的玩意儿。 《南风窗》：下一个目标好像是美国。各种预测认为，中国的GDP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张五常：跟美国怎么比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在人均的实质收入方面要胜过美国是很遥远的事。 中国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就输了，怎么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追得上的。 讲到财富，房地产可能是最重要的财富，2003、2004年，大城市跟大城市相比，美国的房地产比上海的贵一倍，现在倒转过来，上海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贵一倍。现在上海的楼价比洛杉矶的楼价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产来算，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像发了神经一样。中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很多，而楼价也比美国高。那你这么看的话，单从房地产那方面衡量财富，中国是比美国高得多了。 其他方面看，天然资源方面，我认为美国胜一点。 人力资源，脑子的本钱，天生的那种，中国胜一点。但我们的知识比美国及欧洲落后很多。知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回来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识放进那么多的脑子去。知识不足的人对社会是负值的。人均的知识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国，我们的总国民收入会远远地超过他们。 听说不久前英国某好事机构出了一个赌盘，说今年中国有六成机会总国民收入会超越美国。赌不过。 《南风窗》：脑子的本钱？怎么讲？ 张五常：中国有什么呢？中国的主要资产是人，是天生聪明的脑子，没有太蠢的。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我到过西方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只有贫富歧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的骄傲。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乐观的。中国的孩子多多少少有点西方文化的认识。你问中国的学生莎士比亚，他们听过，莫扎特他们也听过，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今天以百万计。你问外国的学生谁是苏东坡，他们不会知道。问他们会不会唱京曲，不会。 现在地球一体化继续发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占了优势的。我不想夸张自己中西兼通，但地球一体化，不走我这条路不会在地球上杀出重围。 人才最重要。有个问题，人这种东西，你发展得好的话，有知识，国家会强大，发展得不好，知识不够，人多就变成一种负荷了。 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困难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识低。 这方面，我们的中小学还可以，但大学一团糟。你看现在的学子争着去外国念书了。去美国念书，5万美元一年，等于近3万 人民币 一个月。有多少中国家庭能出得起这笔钱？为什么不把国内的大学搞好呢？把国内的大学搞得跟美国大学同一水平，一个大学生需要的费用不到留美的1/3。留学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钱的，有能力出去的，对中国自己的前途来说是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发展，何况出了去的多半不回归。 所以问题是，我们的脑子资产举世无匹，但大部分是浪费了。现在看，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不把知识发展搞上去，大学教育不改进，不尽量给贫困学生好教育，中国的发展再上一点就差不多了，人均实质收入连日本也追不上，因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好。我们的文化传统比日本纯得多，厚得多，原则上知识水平有机会超越他们。 《南风窗》：人力资源决定了一国实力，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基础又不够，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张五常： 今天的知识是要中西合璧的，这方面中国占了先机。中国青年这么多，重要的是他们要有高人提点。今天不搞中西合璧的学问还有什么好搞的。不是那么难，融会贯通不会那么难的。 《南风窗》：中西合璧从洋务运动那时候就已提倡，其结果是失败的。今天我们成为世界工厂，干的都是贱卖劳动力，为别人贴牌代工的事情。历史上，中国的创造力极强所带来的文明，都是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现在我们的工商业文明是远远落后于他人的，再来一次中西合璧，中国人的创造力就真能够得到恢复么？ 张五常：你的看法不对。当年我在香港读中学不成，24岁在美国进大学，只几年就做助理教授了。不是例外。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到美国跟我，只6年拿了博士，今天是生物学大名家，有机会拿诺贝尔医学奖。我的儿子可能没那么厉害，但差不太远。其他因为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到美国跟我，有六七个吧，一律不错。 去年我的外甥说中国到美国求学的不少、了不起。中国本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是说不通的。 高增长的问题 《南风窗》：就质量而言，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样？在高增长的同时，应该注意什么？ 张五常： 现在中国情况不是那么好，中小企业有困难，借不到钱。 出来闹事的那些人归咎于老板不发薪水。老板借不到钱发薪水啊，怎么借钱啊？银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贷的利率20%多。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银行是控制利率的。利率是一个价格，管利率就是价格管制嘛，怎么会有好效果呢？东莞一带，不少中小企业都站不住了。 2009年3月，我说北京要开始收紧了，要慢慢地把银根收紧一点。当时如果这样做不会有今天的通胀。 说了多少次，我们自己经验不够，理论根底不够，而那些海归派对这些方面是不熟悉的。 两年多前我说要开始收紧，是多年来观察的经验之谈。弗里德曼是深交，他的货币理论我很熟。 目前央行采用的货币制度很难处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团糟，更换货币制度中国不需要交巨大的学费。 《南风窗》：问题是，不用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胀，整个经济会面临问题；用货币政策去对付通胀，中小企业又要受影响，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两面讨好的。这是两难。 张五常：利率是应该浮动的，不应该由央行来决定利率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利息是由央行决定。 调校银行准备金和利率是从美国抄回来的，人家搞了这么多年都搞得不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抄他们的呢？美国的专家那么厉害，格林斯潘那么厉害，结果还是搞得一团糟，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呢？我一早就叫北京的朋友要放弃抄外国的货币制度。 我屡次建议 人民币 要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 物价 指数为锚，让利率与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可以一次过地解除通胀，不需要再用西方的货币政策。央行的责任只是守锚及监管银行的运作。这前所未见的下锚货币制度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 《南风窗》：您说不要抄美国，可是不抄他们不学他们，能怎么办？直到现在我们各地官员还要经常组团出国考察，无非也是希望从外面学得一两手东西。连你张五常也是西方经验和背景下面走出来的，这不正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么？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来围着小农经济打转转，既没有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无宏观调控经验，要说 现代 经济制度和商业创新，就更是先天不足。不要忘记，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不得不向领先于自己的国家看齐，这恐怕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摸索阶段，没有借鉴何来创新？ 张五常：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 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说得清楚，这个神奇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 但教了我6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消散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整理西方的经济理论，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我不会这么做 《南风窗》：您一直对 楼市调控 持批评看法。调控到这个阶段，您的看法还是一贯的么？您不认为投机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导么？ 张五常：有些人从事生产，赚到钱，那他们消费之外的钱应该放到什么地方？难道把它烧掉吗？难道去把它赌掉吗？消费花不去的那些钱，应该放到哪里去？放到股市，但股票很多是靠不住的，靠股票养老要多作调查研究。买个房子，被打压楼价。买收藏品吗？这个要学过才能买啊，随便买会输的。那么养老钱要放在哪里呢？ 楼价起得太急，那么就多放点土地出来嘛。真正买不起房子的穷人，考虑补贴给他们去买房子。也许收穷人一半地价。但这个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要是政府建的。补贴一点地价给他们，提供多一点建房子的土地，信息发布上要说得清楚。但现在不是啊，老是说楼市有泡沫，要打压。愈是打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为什么要限购？这么限购，那发展商怎么办？我不反对政府抽楼宇空置税，买了房子没人住，房子不装修不租出去，可以收他一点税。要是他招租但租不出去，就不要收。空在那里完全不租，抽他一点税，这个我不反对，但据说这是很难执行的。 《南风窗》：这么说，我们当下推行的楼市调控在您看来真是一无可取的么？ 张五常：我没有说一无可取，我只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猜测政府是怎样想的。听他们讲，就是泡沫问题。假如说到财富分配的问题，那么对穷人就收少一点地价。 看看香港的发展，那里买房子输了钱没人可怜你，赚了钱就有人眼红，有这个问题。 不要只是想着买房子的一定会赚钱，破产的人多的是。90年代内地在楼市输身家的人无数。 几天前在香港某报头条读到，内地的楼市政府打来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说这证明泡沫愈来愈大。这样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开说看来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我可不便说如果连钢造的也要打破就简直愚不可及。 要给人们机会 《南风窗》：您是极反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的，这容易犯众怒，因为已经否定了一个社会建立基本权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 张五常：这样做怎么能帮得到穷人呢？最低工资能帮得了他们吗？那么容易可以帮助穷人天下还有穷人吗？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吧。我们可以看看香港。 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资，但那里发展得最好的几十年，哪有什么《劳动合同法》？可以回头看中国唐宋时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们那时候是讲最低工资的？ 我要说的是，要是这种政策能帮到最穷的人，我会立刻赞同，但根本帮不到，只能增加一些团体的权力，害最穷的人找不到工作。 难道那些老板都是愚蠢的吗？做工厂是最难做的生意，没有事情是比做工厂更难的。做房地产发达，我不佩服，做工厂能赚到钱，我佩服。 好难赚钱的，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不妨立下法例，规定任何搞《劳动法》的人要先做厂，或者罚他们去做厂。 那些搞《劳动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资的人，应该强迫他们去做工厂试试看。 那么容易剥削工人的吗？有本事你去做厂给我看看。假如政府没有给你一些垄断权或者是一些好处，或者你没有发明专利，或商标名牌，做厂赚钱的机会近于零。 这么快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不见得是好事。如果等到中国的工业一般有发明专利或名牌宝号的租值时，推出《劳动法》会蚕食租值，而这蚕食是需要工会协助的。 《南风窗》：是说工会这种机制无法维护职工权益么？ 张五常：工会能为谁？工会能帮到一小撮工人，但他们一定要约束竞争才能有甜头。工会头头可以有巨利，争权谋杀的故事不是假的。但不是工会的会员会失业。 像美国通用 汽车 ，曾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工厂，他们的专利注册数以千计，结果完全被工会蚕食了，变成负值。 我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分子会凭《劳动法》控制大局，这是欧洲的经验，也是美国的经验。 现在西方满是山头主义，每一方面都是被山头主义控制住。 福利不能减，政府官员薪水不能减，教师薪酬不能减，最低工资不能减，还要加，工会势力也不能削弱，这怎么搞啊？ 美国药房的药剂师，70块美元一小时，加上其他的费用，近100块一小时，而且现在还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不能在药房卖药，搞得药很贵。 你在美国想进药剂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有山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山头，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抄回来的劳动法例继续下去的话，迟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要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就羡慕人家，那怎么行？这些日子引进西方的，不少是一团糟。 《南风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那么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怎么保障？谁来保障？不能说就不管他们吧？ 张五常：如果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慈善机构会帮助，政府也应该协助。但没有什么缺陷，给机会又不去争取，还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钱，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记，人有选择饿死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鼓励自力更生。 我们要给每个人自己争取知识的权利，有出售自己知识的权利，有机会增加知识，有机会自力更生。现在的问题是给他们的机会还不够好。香港二战后，机会不错，每个人都去争取，结果许多人都变得富有。很多穷人吃了多年苦，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们懒得爬了。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业率不到2%，大派福利之后上升至8.6%，后来下跌到最低约3.5%。今天看还要上升，因为最近推出最低工资。换言之，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以上。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增加青年及劳苦 大众 的知识。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结论，都说人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得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设法把自力更生的机会广及所有人。假如一个人真的没有自助的能力，我们要照顾这个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么有钱，但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政府可以鼓励慈善工作的普及。但是我认为，给你机会你不学，这么多穷人，我们帮得了多少呢？英谚说：“上帝帮助那些懂得帮助自己的人。”我们不是上帝，但给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上苍会是有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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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五常谈学术》 序 by 张五常
josh 2011-9-23 23:42
话说十多年前，钟祖文医生（今已故）请我到他的家吃晚饭，主要的宾客是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 来自剑桥，是研究生理与心理的。席上老教授谈到基因，只说了几句我就知道是遇上了一位顶级人物。 面对大师，怎会放过求知的机会呢？我于是跟老教授研讨基因的问题，再转到R. Dawkins 的《自私基因》那本书上去。大家谈得很投入，一下子就用尽整晚的时间，在座的锺医生及黄医生也听得入神，大家觉得盛筵难再。 到最后，我对老教授说：「听说这些年来英国的大学被美国的比下去了。今晚我才知道，剑桥名不虚传！」这是衷心话。 　　 　　 朋友，想想吧。我对基因只知皮毛，怎可以与专于此道的高人辩论呢？任何选修过几科生物的学生，会说得我完全不懂。但老教授说得清楚明白，触发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能反驳，提出质疑，甚至建议基因研究应走的路。那是什么原因呢？无他，老教授对自己所学融会贯通，知的与不知的分得清楚而又有胆直说，他知道我是门外汉，就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己的学问。顶级的学术，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你要我把经济学说得你完全不懂，易如反掌也。你没有读过经济，我要向你说得清楚明白，倒要用上三几个层次之上的功夫。 实不相瞒，今天我在《苹果日报》写《经济解释》，算是有恃无恐，有点狂而傲了。 但如果一门学问怎样说外人也不明白，又算是什么学问了？ 　　 　　 我讨厌那些老气横秋，或道貌岸然，或沽名钓誉，或故扮高深的所谓学者。学术是那样有趣的事，可以那样迷人，怎可以搞得不明不白的？ 懂说懂，不懂说不懂，有谁会因为我说不懂而小看了我？要是我说来说去你也不懂，你会不会拍案叫绝，回家对老婆说：「张教授高深莫测，果然了得！」 以我之见，高深莫测易过借火，也难怪在学术界中这种人多的是。 　　 　　 纯真的学问很迷人。有时我们要搞得很深入，但迷人之处永远都是从浅中现出来。像我这种次一级的脑子，通常要向深处走一段时期才能以浅的创作，而在求学的三十多年前，我要来来回回好几次。四十岁后，深的层面我越来越少涉及了。这是进步。 我认识佛利民、高斯、史德拉、艾智仁等高人时， 觉得他们的思维永远都是那样浅 ，使我觉得他们胜我一筹。后来我又自我安慰，认为他们作学生时也可能像我一样，深呀深的搞过一段日子。 　　 　　学术与艺术有好些地方不同。这里我要说的，是艺术的欣赏不难学，但若要亲自动手制作，总要花几年功夫学习。欣赏是享受，但深入地享受还是要自己动手才能达到的。好些朋友像我一样，听到某钢琴家演奏就恨不得自己也可以。看到林风眠或梵高的画，我真想自己动手去试画几笔，但最后还是不敢尝试。十年前我看到周慧珺写书法，忍不住就索性自己也动手了。 　　 　　学术的欣赏比艺术困难，但入门却容易得多。搞学术不需要什么天分，你要尝试就立刻可以动工。想想吧，你要弹钢琴或写书法，总要有一段时期自己耳不堪听，目不忍睹。这一关不容易过，而若没有少许天分你可能很失望，甚至悲从中来。学术是另一回事。一用功，几个小时后你就多知一点，有点收获。当然，在学术上要有成就绝不容易，是要下苦功的。但我们不需要为了成就才搞学术。多知一点，思想上得到一点启发，并不困难，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问题是若要欣赏学术，要得到学术的享受，可不像听音乐或看油画那样容易。要享受学术，你总要亲力亲为地搞一下。不一定要进什么大学，但要老老实实地搞一段日子。你可以完全不会弹琴而欣赏琴音，不会绘画而热爱画作。但学术就没有那样方便了。 　　 　　学术是要亲学其术才能欣赏，才能享受的。可幸的是，可以享受的学术永远是浅的而不是深的。要是你苛求一点，要自己创作学术，那你很可能要像我一样，先苦后甜，要在深处钻研一段日子。享受学术不一定要自己创作，但要知道学者所说的是什么。 　　 　　 有高人指点迷津，欣赏学术当然事半功倍。高人难遇，不得已而求其次，你还有两个法门。其一是读一点书。不需要读很多，但需要找精彩的来读。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方面的话，你可以找些关于多项学术的书籍，尤其是那些关于各项学术高人的生平事迹与他们的思想的简介。读后再选其中自己较有兴趣的入手。其二是结交一些对学术了迷的朋友，谈天说地。这后者在美国很容易，在香港则比较困难了。 　　 　　《五常谈学术》这本书是《五常谈教育》的姊妹结集，是应国内朋友的要求，选出有关的旧文再补加一些新的。 目的是给国内的青年读，先在香港出版繁体字，国内简体继之。 　　 　　书中的文章内容，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观察。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是与众不同的，不值得勒碑志之。我的经验比较幸运，也比较过瘾。夸张一点地说，比较精彩。 　　 　　生长在人类历史上学术发展最快的二十世纪，问津经济学于该学问最热闹的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个少年时读书不成的中国学生，胡里胡涂地跑到北美去碰运气。此碰也，遇上一番景象。 　　 　　是为序。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040o.html 博主注：繁体版确实精彩。但至今未见引进简体版，未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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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的博客全集
jiandanjinxin 2011-9-22 14:16
经济学界： Gary Becker Richard Posner（世界著名经济学家，Gary Becker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http://becker-posner-blog.com Gregory Mankiw（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http://gregmankiw.blogspot.com Brad Setser: http://rgemonitor.com/blog/setser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 http://blog.sina.com.cn/zhangwuchang http://zhangwuchang.qzone.qq.com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http://linyifu.blog.sohu.com/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http://liuweiblog.blog.sohu.com/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http://weiyingzhang.blog.sohu.com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http://xiaozhuoji.blog.sohu.com/ 汪丁丁（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http://xianpinglang.blog.sohu.com/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茅于轼（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 http://maoyushi.blog.sohu.com/ 韦森（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http://veisen.blog.sohu.com/ 谢百三（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http://xiebaisan.blog.sohu.com/ 易宪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http://yixianrongblog.blog.sohu.com/ 姚洋（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http://yaoyangblog.blog.sohu.com/ 沙黾农（证券界资深分析师）： http://shaminnong.blog.sohu.com/ 邹恒甫（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http://zouhengfu.blog.sohu.com/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 http://xudianqing.blog.sohu.com/ http://blog.sina.com.cn/xudianqing 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http://xiayeliang.blog.sohu.com/ 戴立宁（北大兼职教授、中国证监会国际顾委会委员） http://dailining.qzone.qq.com 何志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http://guoyuntao.qzone.qq.com 姜汝祥（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博士）： http://blog.sina.com.cn/jiangruxiang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http://blog.sina.com.cn/dingxueliangblog 吕廷杰（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http://lvtingjie.blog.sohu.com/ 文学界： 金庸（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http://blog.sina.com.cn/jinyong 余秋雨（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yuqiuyu http://yuqiuyu.blog.sohu.com/ 周国平（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zhouguoping http://zguoping.blog.sohu.com/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http://blog.sina.com.cn/maopeiqi 余华（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yuhua 刘墉（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liuyongblog 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http://blog.sina.com.cn/yizhongtian http://blogyizhongtian.blog.sohu.com/ 叶永烈（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yeyonglie 郭敬明（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guojingming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 http://blog.sina.com.cn/liyinhe http://liyinheblog.blog.sohu.com/ 刘】亚洲（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liuyaznou 冯骥才（著名作家）： http://blog.sina.com.cn/fengjicai 海岩（著名作家）： http://haiyan.qzone.qq.com/ 王朔（著名作家）： http://wangshuo.qzone.qq.com 王跃文（著名作家）： http://wangyuewen.qzone.qq.com 饶雪漫（著名作家）： http://raoxueman.qzone.qq.com/ 亦舒（著名作家）： http://yishu.qzone.qq.com/ 张贤亮（前宁夏文联主席）： http://blog.sina.com.cn/zhangxianliang 工学、理学界： 马大猷（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物理学家）: http://madayou.qzone.qq.com 倪光南（先锋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niguangnan.qzone.qq.com 欧阳自远（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ouyangziyuan.qzone.qq.com 许祖彦（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xuzuyan.qzone.qq.com 贺贤土（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hexiantu.qzone.qq.com 翟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zhaiguangming.qzone.qq.com 严陆光（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yanluguang.qzone.qq.com 潘家铮（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panjiazheng.qzone.qq.com 朱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zhugaofeng.qzone.qq.com 符淙斌（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fuzongbin.qzone.qq.com 孙燕（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sunyan.qzone.qq.com 陈运泰（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chenyuntai.qzone.qq.com 吴新智（中科院院士）： http://wuxinzhi.qzone.qq.com 刘以训（中科院院士）： http://wuyali.qzone.qq.com 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lilianda.qzone.qq.com 涂光炽（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tuguangzhi.qzone.qq.com 林群（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linqun.qzone.qq.com 郭应禄（工程院院士）： http://guoyinglu.qzone.qq.com 陈佳洱（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chenjiaer.qzone.qq.com 吴祖泽（中科院院士）： http://wuzuze.qzone.qq.com 孙九林（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sunjiulin.qzone.qq.com 张金哲（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zhangjinzhe.qzone.qq.com 陆道培（中国工程院院士）： http://622005607.qzone.qq.com 曾毅（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zengyi.qzone.qq.com 徐寿波（工程院院士）： http://xushoubo.qzone.qq.com 薛社普（中国科学院院士）： http://xueshepu.qzone.qq.com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http://zhongpengrong.qzone.qq.com 商业界： Bill Gates（微软公司主席和首席软件设计师，曾是世界首富）： http://www.microsoft.com/presspass/exec/billg/default.mspx Warren Buffett（美国伯克希尔公司董事局主席，“股神”，现世界首富）: http://www.thebuffettblog.blogspot.com/ Larry Ellison（甲骨文公司CEO，曾是世界首富，fake）: http://fakelarryellison.blogspot.com/ Steve Jobs（ “苹果”电脑创始人，苹果公司CEO，fake）： http://fakesteve.blogspot.com/ 李开复（Google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http://blog.sina.com.cn/kaifulee 靳羽西（羽西化妆品公司副总裁）： http://jinyuxi.blog.sohu.com 张朝阳（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http://charles.blog.sohu.com/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yunma.html 卡巴斯基（全球顶尖杀毒软件商卡巴斯基创始人）: http://kaspersky.qzone.qq.com 黄鸣（山东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总裁）： http://blog.sina.com.cn/huangming 牛根生（蒙牛集团董事长）: http://blog.sina.com.cn/niugensheng 蒋锡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http://blog.sina.com.cn/u/1221895385 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 http://blog.sina.com.cn/renzhiqiang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http://blog.sina.com.cn/panshiyi ） 向文波（三一重工总裁）: http://xiangwenbo.blog.sohu.com 王石（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http://wangshi.blog.sohu.com/ 郭凡生（慧聪网CEO）： http://guofansheng.qzone.qq.com 周鸿祎（奇虎董事长）： http://zhouhongyi.qzone.qq.com 李善友（酷6网董事长兼CEO）： http://622005602.qzone.qq.com 陈一舟（千橡互动集团CEO）： http://sdcyz.qzone.qq.com 李阳（疯狂英语创始人）： http://lyce2008.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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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五常：中国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 要打破简直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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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 要打破简直愚不可及 2011年07月27日 13:28 来源： 南风窗 作者： 章剑锋 时已入夏， 张五常 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我们的访谈，就在这样一种西式情调背景下面展开。 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著的小花园。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是小人物 《南风窗》：您的很多言论主张，有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张五常：我80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例如1986年6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深圳的朋友问该怎么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今天重读旧作，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没有这种感受了。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袭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20几篇，劳动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所知的解释给你们听，你们不听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北京对我是宽容的，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写了十几篇，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他们虽然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南风窗》：也许还没有到时间吧。 张五常：75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南风窗》：我说的时间没有到，是指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转型初期，总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摸索，要允许尝试。况且对于一项制度设计的判断，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境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应该把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么？ 张五常：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50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风窗》：您觉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没有人听，都有找过原因么？ 张五常：80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派，西方的影响也不大。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你爱读我就写，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 现在声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无数，而我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1968年施蒂格勒教的。 《南风窗》：智囊化决策和施政，有用么？ 张五常：通常没有用，西方的经验也说没有用。昔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这3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 《南风窗》：假设在某一天，官方说张教授您也来给我们当当顾问吧。届时您将作何反应？ 张五常：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知道的会说。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知道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可能传错。正正式式的会说得清楚一点。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南风窗》：前些年有学者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5个，在您眼里，在这个群体中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不多？ 张五常 ：1997年，我做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3个里面有1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我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13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有多种。大多数的经济学不走解释世事的路。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不会反对。30多年前美国的同事说我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南风窗》：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张五常：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说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解释。有关自己的国家，当然多解释几句了。你又没有付钱给我，而你付钱给我我很难做。经济政策顾问的钱是最不好赚的。我平生只见过两个朋友赚得舒畅。他们不仅懂经济，也懂政治！ 《南风窗》：那么怎么样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性？ 张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独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诉你我是做过顾问的，不是做得那么愉快。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经聘我做租务管制顾问。他们请我去，给我资料叫我写报告给他们，我花了多天写了报告给他们，谁知道他们请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务管制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结论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对租务管制的。他们不付答应我的钱。 好些时，政府部门叫你做顾问，不是问你什么对什么不对，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要赚这种钱？这方面弗里德曼对我影响很大。你问我意见，我给你意见。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经济学家去开会，利益团体在场，很多经济学者也在场。我坐在那里，我反对，把其他人都激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济政策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而政府很难推翻我的论据。但有几年时间我跟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合作得很愉快。每两个星期大家进一次午餐，论经济大势。他说只听我一个，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团体说话。大家君子协定，午餐轮流结账。 中国的胜算 《南风窗》：这些年有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言论时有出现，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 GDP 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大家为此无不欢欣鼓舞。这种总量上的赶超，意味着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吗？追求这样的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张五常：中国的总国民实质收入其实超越日本已经不止10年了，他们 物价 那么贵，楼价那么贵， 农产品 又贵。中国不仅是在总收入上超过他们，在将来人均实质收入也应该超过。现在还没有，但有一天会超过。大约20年吧。中国人均的实质收入目前还追不上很多国家。 国际的收入排名当然不重要。追求来做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生活好，不要管他人的。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历来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炮制出来的玩意儿。 《南风窗》：下一个目标好像是美国。各种预测认为，中国的GDP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张五常：跟美国怎么比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在人均的实质收入方面要胜过美国是很遥远的事。中国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就输了，怎么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追得上的。 讲到财富，房地产可能是最重要的财富，2003、2004年，大城市跟大城市相比，美国的房地产比上海的贵一倍，现在倒转过来，上海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贵一倍。现在上海的楼价比洛杉矶的楼价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产来算，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像发了神经一样。中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很多，而楼价也比美国高。那你这么看的话，单从房地产那方面衡量财富，中国是比美国高得多了。 其他方面看，天然资源方面，我认为美国胜一点。人力资源，脑子的本钱，天生的那种，中国胜一点。但我们的知识比美国及欧洲落后很多。知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回来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识放进那么多的脑子去。知识不足的人对社会是负值的。人均的知识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国，我们的总国民收入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听说不久前英国某好事机构出了一个赌盘，说今年中国有六成机会总国民收入会超越美国。赌不过。 《南风窗》：脑子的本钱？怎么讲？ 张五常：中国有什么呢？中国的主要资产是人，是天生聪明的脑子，没有太蠢的。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我到过西方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只有贫富歧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的骄傲。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乐观的。中国的孩子多多少少有点西方文化的认识。你问中国的学生莎士比亚，他们听过，莫扎特他们也听过，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今天以百万计。你问外国的学生谁是苏东坡，他们不会知道。问他们会不会唱京曲，不会。现在地球一体化继续发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占了优势的。我不想夸张自己中西兼通，但地球一体化，不走我这条路不会在地球上杀出重围。 人才最重要。有个问题，人这种东西，你发展得好的话，有知识，国家会强大，发展得不好，知识不够，人多就变成一种负荷了。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困难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识低。这方面，我们的中小学还可以，但大学一团糟。你看现在的学子争着去外国念书了。去美国念书，5万美元一年，等于近3万 人民币 一个月。有多少中国家庭能出得起这笔钱？为什么不把国内的大学搞好呢？把国内的大学搞得跟美国大学同一水平，一个大学生需要的费用不到留美的1/3。留学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钱的，有能力出去的，对中国自己的前途来说是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发展，何况出了去的多半不回归。 所以问题是，我们的脑子资产举世无匹，但大部分是浪费了。现在看，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不把知识发展搞上去，大学教育不改进，不尽量给贫困学生好教育，中国的发展再上一点就差不多了，人均实质收入连日本也追不上，因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好。我们的文化传统比日本纯得多，厚得多，原则上知识水平有机会超越他们。 《南风窗》：人力资源决定了一国实力，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基础又不够，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张五常：今天的知识是要中西合璧的，这方面中国占了先机。中国青年这么多，重要的是他们要有高人提点。今天不搞中西合璧的学问还有什么好搞的。不是那么难，融会贯通不会那么难的。 《南风窗》：中西合璧从洋务运动那时候就已提倡，其结果是失败的。今天我们成为世界工厂，干的都是贱卖劳动力，为别人贴牌代工的事情。历史上，中国的创造力极强所带来的文明，都是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现在我们的工商业文明是远远落后于他人的，再来一次中西合璧，中国人的创造力就真能够得到恢复么？ 张五常：你的看法不对。当年我在香港读中学不成，24岁在美国进大学，只几年就做助理教授了。不是例外。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到美国跟我，只6年拿了博士，今天是生物学大名家，有机会拿诺贝尔医学奖。我的儿子可能没那么厉害，但差不太远。其他因为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到美国跟我，有六七个吧，一律不错。去年我的外甥说中国到美国求学的不少了不起。中国本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是说不通的。 高增长的问题 《南风窗》：就质量而言，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样？在高增长的同时，应该注意什么？ 张五常：现在中国情况不是那么好，中小企业有困难，借不到钱。出来闹事的那些人归咎于老板不发薪水。老板借不到钱发薪水啊，怎么借钱啊？银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贷的利率20%多。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银行是控制利率的。利率是一个价格，管利率就是价格管制嘛，怎么会有好效果呢？东莞一带，不少中小企业都站不住了。 2009年3月，我说北京要开始收紧了，要慢慢地把银根收紧一点。当时如果这样做不会有今天的通胀。说了多少次，我们自己经验不够，理论根底不够，而那些海归派对这些方面是不熟悉的。两年多前我说要开始收紧，是多年来观察的经验之谈。弗里德曼是深交，他的货币理论我很熟。目前央行采用的货币制度很难处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团糟，更换货币制度中国不需要交巨大的学费。 《南风窗》：问题是，不用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胀，整个经济会面临问题；用货币政策去对付通胀，中小企业又要受影响，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两面讨好的。这是两难。 张五常：利率是应该浮动的，不应该由央行来决定利率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利息是由央行决定。调校银行准备金和利率是从美国抄回来的，人家搞了这么多年都搞得不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抄他们的呢？美国的专家那么厉害，格林斯潘那么厉害，结果还是搞得一团糟，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呢？我一早就叫北京的朋友要放弃抄外国的货币制度。 我屡次建议 人民币 要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 物价 指数为锚，让利率与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可以一次过地解除通胀，不需要再用西方的货币政策。央行的责任只是守锚及监管银行的运作。这前所未见的下锚货币制度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 《南风窗》：您说不要抄美国，可是不抄他们不学他们，能怎么办？直到现在我们各地官员还要经常组团出国考察，无非也是希望从外面学得一两手东西。连你张五常也是西方经验和背景下面走出来的，这不正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么？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来围着小农经济打转转，既没有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无宏观调控经验，要说 现代 经济制度和商业创新，就更是先天不足。不要忘记，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不得不向领先于自己的国家看齐，这恐怕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摸索阶段，没有借鉴何来创新？ 张五常：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说得清楚，这个神奇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但教了我6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消散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整理西方的经济理论，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我不会这么做 《南风窗》：您一直对 楼市调控 持批评看法。调控到这个阶段，您的看法还是一贯的么？您不认为投机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导么？ 张五常：有些人从事生产，赚到钱，那他们消费之外的钱应该放到什么地方？难道把它烧掉吗？难道去把它赌掉吗？消费花不去的那些钱，应该放到哪里去？放到股市，但股票很多是靠不住的，靠股票养老要多作调查研究。买个房子，被打压楼价。买收藏品吗？这个要学过才能买啊，随便买会输的。那么养老钱要放在哪里呢？ 楼价起得太急，那么就多放点土地出来嘛。真正买不起房子的穷人，考虑补贴给他们去买房子。也许收穷人一半地价。但这个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要是政府建的。补贴一点地价给他们，提供多一点建房子的土地，信息发布上要说得清楚。但现在不是啊，老是说楼市有泡沫，要打压。愈是打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为什么要限购？这么限购，那发展商怎么办？我不反对政府抽楼宇空置税，买了房子没人住，房子不装修不租出去，可以收他一点税。要是他招租但租不出去，就不要收。空在那里完全不租，抽他一点税，这个我不反对，但据说这是很难执行的。 《南风窗》：这么说，我们当下推行的楼市调控在您看来真是一无可取的么？ 张五常：我没有说一无可取，我只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猜测政府是怎样想的。听他们讲，就是泡沫问题。假如说到财富分配的问题，那么对穷人就收少一点地价。看看香港的发展，那里买房子输了钱没人可怜你，赚了钱就有人眼红，有这个问题。不要只是想着买房子的一定会赚钱，破产的人多的是。90年代内地在楼市输身家的人无数。几天前在香港某报头条读到，内地的楼市政府打来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说这证明泡沫愈来愈大。这样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开说看来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我可不便说如果连钢造的也要打破就简直愚不可及。 要给人们机会 《南风窗》：您是极反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的，这容易犯众怒，因为已经否定了一个社会建立基本权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 张五常：这样做怎么能帮得到穷人呢？最低工资能帮得了他们吗？那么容易可以帮助穷人天下还有穷人吗？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吧。我们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资，但那里发展得最好的几十年，哪有什么《劳动合同法》？可以回头看中国唐宋时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们那时候是讲最低工资的？ 我要说的是，要是这种政策能帮到最穷的人，我会立刻赞同，但根本帮不到，只能增加一些团体的权力，害最穷的人找不到工作。难道那些老板都是愚蠢的吗？做工厂是最难做的生意，没有事情是比做工厂更难的。做房地产发达，我不佩服，做工厂能赚到钱，我佩服。好难赚钱的，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不妨立下法例，规定任何搞《劳动法》的人要先做厂，或者罚他们去做厂。 那些搞《劳动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资的人，应该强迫他们去做工厂试试看。那么容易剥削工人的吗？有本事你去做厂给我看看。假如政府没有给你一些垄断权或者是一些好处，或者你没有发明专利，或商标名牌，做厂赚钱的机会近于零。 这么快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不见得是好事。如果等到中国的工业一般有发明专利或名牌宝号的租值时，推出《劳动法》会蚕食租值，而这蚕食是需要工会协助的。 《南风窗》：是说工会这种机制无法维护职工权益么？ 张五常：工会能为谁？工会能帮到一小撮工人，但他们一定要约束竞争才能有甜头。工会头头可以有巨利，争权谋杀的故事不是假的。但不是工会的会员会失业。像美国通用 汽车 ，曾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工厂，他们的专利注册数以千计，结果完全被工会蚕食了，变成负值。 我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分子会凭《劳动法》控制大局，这是欧洲的经验，也是美国的经验。现在西方满是山头主义，每一方面都是被山头主义控制住。福利不能减，政府官员薪水不能减，教师薪酬不能减，最低工资不能减，还要加，工会势力也不能削弱，这怎么搞啊？ 美国药房的药剂师，70块美元一小时，加上其他的费用，近100块一小时，而且现在还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不能在药房卖药，搞得药很贵。你在美国想进药剂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有山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山头，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抄回来的劳动法例继续下去的话，迟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要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就羡慕人家，那怎么行？这些日子引进西方的，不少是一团糟。 《南风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那么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怎么保障？谁来保障？不能说就不管他们吧？ 张五常：如果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慈善机构会帮助，政府也应该协助。但没有什么缺陷，给机会又不去争取，还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钱，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记，人有选择饿死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鼓励自力更生。 我们要给每个人自己争取知识的权利，有出售自己知识的权利，有机会增加知识，有机会自力更生。现在的问题是给他们的机会还不够好。香港二战后，机会不错，每个人都去争取，结果许多人都变得富有。很多穷人吃了多年苦，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们懒得爬了。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业率不到2%，大派福利之后上升至8.6%，后来下跌到最低约3.5%。今天看还要上升，因为最近推出最低工资。换言之，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以上。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增加青年及劳苦 大众 的知识。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结论，都说人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得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设法把自力更生的机会广及所有人。假如一个人真的没有自助的能力，我们要照顾这个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么有钱，但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政府可以鼓励慈善工作的普及。但是我认为，给你机会你不学，这么多穷人，我们帮得了多少呢？英谚说：“上帝帮助那些懂得帮助自己的人。”我们不是上帝，但给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上苍会是有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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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答复] 张五常与郎咸平哪个更牛一点?
热度 2 eduman 2011-5-28 17:25
人大经济论坛一位网友贴出：张五常与郎咸平哪个更牛一点? 回复帖子不多，但有一个贴非常引人深思，转录如下： 共同点： 1、青壮年时期学术水平不错； 2、学术高峰期过后旋即加入娱乐界，以表演为业； 3、自恋 不同点： 1、张的产权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借鉴意义。郎的大杂烩理论，大幅提升各网页点击量，对促进国内互联网发展功不可没。这点张比郎牛。 2、张懂经济学，郎懂公司金融，张的表演以经济学为主，郎以经济、财务、社会、管理、人文、法律、历史、轶事、八卦、小道消息、地摊文学为主。你说这点张牛还是郎牛？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制度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bbs.pinggu.org/viewthread.php?tid=822300page=1fromuid=107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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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
wind 2011-4-7 11:12
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 —— 兼评 “ 主流经济学 ” 的尴尬处境 姜建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做一个总结，并概括出两个关于财富增长的张五常定律。张五常第一定律是指，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张五常第二定律是，竞争准则的转变将导致财富增长的变化。在第二部分，本文试图用这两个定律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竞争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简单理论文献评述。 一、“看不见手”理论与张五常定律 众所周知，“看不见手”理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世人留下的一笔重要思想遗产。这个理论是说，交换是人们的一种自然倾向，而经由价格信号指引的交换可以促进分工，分工带来的效率则可以极大地提高一国的财富增长水平。可以说，这个关于财富增长的“看不见手”理论是经济学的精髓，此后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从逻辑上完善和美化它，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见。 200 多年后的今天，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个国富理论，基础是他的租值消散理念。与前人不同，他的分析起点不是斯密的交易，也不是科斯的交易费用，而是竞争！要说他的这个理论，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竞争无可避免；有竞争，就必然有决定胜负的准则。重要的是，竞争准则的采用都是为了减低租值的耗散，而在无数可供采用的准则中，惟有市价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 经济学上，租值是另一个角度看财富，而租值消散的最小其实也就是财富的最大化了。因此概括起来就是，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本文将此称作张五常财富增长理论的第一定律。 窃以为，他的这个财富增长理论要比斯密的 “ 看不见手 ” 理论好很多。斯密着重提到了分工在促进财富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分工与财富增长并不一定总能够划等号。尽管斯密那个 “ 制针工厂 ” 的例子很有感染力，但说分工促进财富增长，似乎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从古到今，小到一个封建家族制，大到一个国家计划经济，或少或多都有着分工。然而经验证明，这种分工虽然可以提高一个家族的财富增长，甚至一个军队的执行效率，但未必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们都知道斯密并非指这种分工，而是指那种价格机制下运作的分工，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种分工可以促进一国财富的增长，而另一种分工却不能。第二，即便对于那种价格机制下运作的分工，且不说现实中分工有多么的复杂，单单就分工的分类和量度，就会让多数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不是说分工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上要解释分工促进财富增长，就一定要让分工可分类以及可量度，否则就无法被事实所验证。后来经济学的发展也表明，人们干脆忽略了分工，把价格机制与财富增长分开来处理。 由马歇尔集大成的价格理论被专门用来讨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关于财富增长的话题，则是因为罗伯特·索罗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才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这个新古典增长理论，本文将在第三节再来讨论。 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不考虑分工，但有斯密所说的交换。从竞争的角度去看，采用什么样的竞争准则也就决定了怎样的交换方式以及人们用什么与别人进行交换。比如，采用排队的方式，竞争准则是先到先得，人们用等待的时间与别人交换。而在市价准则中，出价者高先得，人们是用金钱进行交换。因此，张五常与斯密的分析起点是相近的，只是角度不同。然而，角度的转换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发现。为了更好地说明张五常第一定律，我还是喜欢用那个关于金矿的思想实验。 假设有一个无主的金矿，而金矿是有租值的。如果金子的分配是以暴力作为竞争准则，那么付出的流血或者生命将会替代金矿的租值，从而导致金矿原本可以有的租值被消散了。在这种竞争准则下，金矿虽然还是那个金矿，但财富增长是负的，因为人们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将竞争准则改为排队呢？金子是先到先得，人们用时间成本替代了金矿的租值，金矿的租值在一定程度上被无谓的时间成本消散了。不过，相对于暴力竞争准则来说，金矿的租值虽然或多或少被时间成本所耗散，但每个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一个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而另一个付出的只是时间的代价，显然后者的财富状况要比前者是增长了的。将竞争准则改为市价准则，必须提及一个要点是，采用市价准则一定要以私产界定为前提，这也是张五常所强调的。 假设金矿被私有化，金子是根据出价者高先得的方式进行分配，同时再允许我假设金矿主喜欢吃牛肉，因此人们可以用牛来换金。在市价竞争准则下，用多少头牛来换一单位金子就是人们所出的价，这个交换比例是在竞争下决定的。因此，想要金子吗？那么就多养牛吧，这样就可以出得起更高的价。反过来也一样，想要牛就去努力掘金。在市价准则中，人们无须支付生命的代价，也无须支付等待的时间代价，因此金矿的租值并没有被耗散，人们所支付的只是养牛或者掘金的劳力等代价。重要的是，由于更多的人去养牛、掘金，或者从事其他生产性的投入，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也就随之增加了。 看起来，张五常第一定律只是从竞争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斯密的 “ 看不见手 ” 理论，但实际上这个定律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很多。而谈及这点，就不能不提他早期创立的合约理论。合约理论中一个要点是，合约是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含义是指，任何合约都包含有关资源使用和价格收入条款的规定，前者是指与价格收入条款相关的使用资源的约束条款，后者是指有关资源使用权转让的价格收入条款。两者互相关联，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理解这一点，不妨先考察产权完全转让这样一个极端情形。这个极端情形就是张五常所说的断权（ outright ）交易，也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 “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 的交易。这种交易其实也是一种合约，只是过于隆重，人们很少这样提罢了。更为一般的情况是产权的部分转让，此时有关的交易合约就是结构性的了。对于一些合约，比如租金合约、工资合约等，仅涉及有关资源使用权的部分转让，因而合约中就会明确地规定有关使用资源的价格收入条款。而在另一些合约中，虽然资源的使用权利也是部分转让，但似乎很难观察到具有 “ 明码标价 ” 的价格收入条款，比如分成合约。如果一般化地去看，分成合约中的分成比其实也是一种价格，与断权交易中的价格以及定额合约里的租金价格是类似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价格都是在市场各方的竞争下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没有外力干涉交易以及合约的自由签订，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市价准则。 斯密的 “ 看不见手 ” 理论，或者说传统的价格理论，通常只适用于分析断权交易的情况。然而，真实世界中大多数合约都是结构性的，而且非常普遍，尤其在生产性领域以及商业领域中。理论上，我们日常交易中所观察到的市价在张五常那里只不过是合约价格收入条款中的一个特例而已，而定额租、分成比等这样一些合约的价格收入条款才是市价准则的一般化形式。因此，张五常第一定律不仅适用于传统的断权交易，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分析结构性合约的交易。只要不存在外在的干预，无论断权交易还是结构性合约交易所采用的都是市价准则，因而是租值耗散最小的，或者说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 但是，真实世界中的竞争准则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种种原因，竞争准则会由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发生转变，或者由市价准则转向非市价准则。因为不同竞争准则代表着不同的租值耗散，所以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财富增长水平，这样我们就有张五常财富增长理论的第二定律：竞争准则的转变导致财富增长的变化。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由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发生转变，通常源自于人们对财富增长的理性诉求；而从市价准则向非市价准则的转变，则可能是受一定历史时期流行的社会公平观或者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对于从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的转变，张五常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文中有过详尽的分析。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讨论所依据的正是这里的张五常第二定律，只不过他没有明确这样提出罢了。他在那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 30 年前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向了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但如果从竞争准则的转变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也是一种从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转变的过程。前面曾提到，市价准则的采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中，虽然消除了私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准则的存在。逻辑上，没有竞争准则意味着租值将会被消散殆尽。根据张五常的租值理念，消除私产，从而消除市价准则，就一定会导致其他非市价准则被采用，目的是为了减低租值的消散。张五常的观察是，中国改革前用来减低租值消散的非市价准则是一种用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从财富增长角度来看，这种非市价准则尽管没有市价准则来得好，但毕竟是约束竞争的一种准则。改革开放后，张五常从中国市场上发生的诸多迹象中发现，中国似乎正从这种非市价准则向市价准则发生转变，而且转变的速度非常快。正是这一观察才导致他写下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中的各种推断当时竟然让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后来确实被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所验证了。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并非一直朝着财富最大化的方向行进，政府也会因种种理由对市场上自由议价以及签约活动进行干预和限制。只要存在着这种干预和限制，就意味着竞争准则将由市价准则向非市价准则发生转变。根据张五常的第二定律，这种转变不仅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租值耗散，而且也会导致财富增长速度的放慢。举个例子，假设政府因为某种奇怪的理由将原来市价每单位 10 元的苹果管制在 5 元以下，会发生什么？很明显的是，卖主有 5 元钱的差价不能合法地拿到。这个 5 元差价作为一种租值在实际中会以不同形式被耗散，但不会被耗散殆尽。 究竟哪一种非市价竞争准则会被采用？以及相应的租值耗散方式以及程度到底如何？这些问题都将决定财富变化的真实状况。这里，我们只需提及两种比较显而易见的租值耗散形式就足够了。假使卖者是一个守法公民，见到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苹果卖不上价，就会转而从事其他不受价管的产品生产。一方面，苹果这种财富的生产会因价管的存在而减少；另一方面，生产不受价管产品的经济收益可能不如种植苹果来得高，这样 5 元的差价就有一部分被消散了。对于买者来说，因为不能以出价高的方式买到苹果，要么是节欲，要么就是通过非法方式从那些不守法小贩那里高价购买。原本买苹果只需花 10 元钱，现在却可能要额外支付搜寻兜售苹果小贩的时间成本以及有可能触犯法律的精神成本，如此等等。而在市价准则中，买方这些被耗散的租值完全可以用来从事更有生产性的事情，即便在家赋闲也是一种财富增长。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关于断权交易的价格管制。实际中，政府还会有针对合约的各种干预和限制。尽管现实中的合约形式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尤其是生产性要素合约，但简化地来看，只要政府干预了合约中的市价准则，那么某种非市价准则就会被采用。至于现实中究竟哪一种非市价准则会被采用，则需要大量的经验考察和分析，因为不同竞争准则的采用会影响到财富增长的真实变化。可以说，对于理解政府各种干预政策，以及这种干预给财富增长所带来的真实影响，张五常第二定律是一把利器。 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堪称世界奇迹。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曾给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都不是很成功。比如，有人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劳动力廉价并非是中国独有，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可能比中国还要廉价，为什么它们没有中国式的增长呢？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廉价劳动力不是原因，制度的变革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但对于这种制度究竟是什么，似乎又道不明，说不清。张五常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本小册子里，虽然由权利制度或者竞争准则的转变推断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加速，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解释改革后中国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高速增长。 30 年前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又不止中国一个，为何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独树一帜呢？ 正确而且没有任何争议的答案是在张五常于 2005 年写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在这本书中，他的分析起点依然是竞争，所用到的仍然是他的那个财富增长理论。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一带，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经济学上，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竞争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根据张五常的第一定律，只要这些竞争采取的是市价准则，那么财富增长速度就是最快的。但是，张五常将这种竞争带入到另外一个我们不常认识到的层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本文接下来将会说明，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采用的依然是一种市价准则。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厘清一下概念。在市价准则中，人与人之间竞争通常是价高者得，而企业间的竞争是反过来的，也即价廉者胜。但市场中的个人和企业即是需求者也是供应者，所以更为严谨的表述应该是：作为需求方之间的竞争，是出价高者得；而作为供给方之间的竞争，则是价廉者胜。理论上，这两个都是市价准则中的应有含义。假使地方政府间竞争采用市价准则，那么这个准则到底是出价者高得，还是价廉者胜呢？关键是看它们为什么而竞争。显然，它们是为地方经济增长而竞争，因为只有地方经济搞上去了，地方财政收入才会增加，同时地方官员的政绩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政府不是企业，它们并不提供私人性的产品和服务，但它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更为关键的是，它们天生掌握着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性资源。因此，地方经济要增长，地方政府就得为企业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从供给这个角度看，如果地区间竞争采用市价准则的话，那么就一定是价廉者胜的准则。地方政府作为需求方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高薪聘请知名人士或者有管理经验的人才作地区领导。不过，后者的情况不是很重要。 张五常提到的一个要点是，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产品增值税。由于这个税种的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占比最大，是各方政府最为看重的。这个税率是 17% ，各个地区的县可以从该税抽四分之一，也即 4.25% ，其余的归上级部门。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投资者达成的是一种分成合约，投资者拿到是产品增值的 83% ，县地方拿到其中的 4.25% ；另一方面，地方与上级部门达成的也是一种分成合约，县以上各级部门（包括中央）拿到的是产品增值的 12.75% 。但问题在于，这个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的税率是不变的，而且县与上级部门的分成比也是固定的。理论上，合约中的分成比固定不变类似于一种价格管制，会带来某种租值耗散。根据张五常第一定律，这显然不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 巧合的是，这种分成合约差不多也正好是张五常早年在《佃农理论》中讨论的佃农分成制。区别只是，前者是一个 “ 大地主 ” 、 “ 小地主 ” 以及投资者三方达成的较复杂的分成合约，而佃农分成制则是简单的由地主与佃农就土地收成达成的分成合约。张五常在他的佃农理论中不仅推翻了自马歇尔以来认为分成合约非效率的传统认识，而且还创立了现代合约理论。他的合约理论证明了，只要分成比有着充分的弹性，分成合约就是有效率的。由于分成比也是一种价格，因此张五常的合约理论本质上是传统价格理论的一般化处理。理解这个理论其实也并不难。由于不同农地的质量与位置有着很大的差别，让分成比可变，地主之间就会通过调整分成比来进行竞争。正如产品市场那样，企业是依据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而地主是通过调整土地收益的分成比与其他地主进行竞争。通常的情况是，土质差、位置较为偏远的地主，一般会用较优惠的分成比吸引佃农，以与那些土质以及位置较佳的地主进行竞争。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以及位置较为偏远的地区也要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但分成比不变，它们就缺少了一种竞争手段。一方面，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经济增长很有看头；而另一方面，理论上很难说中央、地方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固定分成比是有效率的。 破解这个难题是张五常提到的那个马歇尔注脚，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原来县可以将给投资者的土地价格变为负值！尽管分成比不变，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一种市价准则而竞争不起来，但加进地价这一调整变量之后，地区间竞争所采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市价准则了。经验上看，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会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俗称 “ 交钥匙工程 ” ），或者将投资者上缴的若干年税收再返还给投资者，等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会大力投资建设公路、公共绿地、电力设施等。政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是有成本的，因而提供给投资者的土地价格不仅免费，而且有可能是负的。所以，与企业间竞争类似，地区间竞争采取的也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不同的只是，后者更为精彩，且更有想象力。最重要的还在于，由于这种市价准则是运作在全国 2860 个县之间，因而这种竞争的程度以及广度可想而知。这样去看，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不仅有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运作在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价准则，而且还有一个运作在各个地区间的市价准则。这种地区间竞争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带动了传统层面的人与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历史地来看，这种运作在地区间的市价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曾发生过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术上应该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画上一个句号了，当然还应该有一个感叹号！ 不过，尽管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在理论上成功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地区间竞争的重要性，但我怀疑大多数学者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更不用提那些没有多少学术背景的政府官员了。这是因为，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他创立的合约理论以及租值消散理论之上的，而他的所有理论都是与新古典价格理论一脉相承的。对于那些长期浸淫在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学者来说，要真正将张五常的合约理论以及租值消散理论搞懂，尤其是将他的财富增长理论与新古典价格理论一并打通，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因无知而自伤，是常有的事情。政府很可能因某种社会流行的学术思潮或者为了解决某种社会公平问题出台一些不适宜的政策，从而误伤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比如，经常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地区间竞争是一种恶性竞争，这种看法不仅经常出现在各类媒体报刊，而且也见诸于各种权威学术期刊上。也许是受它们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禁止其所管辖的县地区用负地价对外招商。关于恶性竞争这个话题，本文下面会有专门讨论。单说这种禁止负地价政策的危害性，仅提一点就够了，它实质上是剥夺了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以及发展自身的机会。 此外，即便那种运作在个人间以及企业间的市价准则也并非被大多数人所真正理解。一些人士甚至还在所谓 “ 学习西方先进经验 ” 的幌子下，鼓吹并推动一些有损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或法律。前一段时期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是作为供给方出现的，因此在市价准则下，竞争应该是价廉者胜。本质上，劳动者在市场上不是要与企业竞争，而是要与其他劳动者进行竞争。但新劳动合同法却是鼓励劳动者与企业去竞争，同时限制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虽然从维护劳动者利益角度来看，这种意图是善良的，但效果却是严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并损害到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新劳动合同法中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其实是一种价格管制，而这种管制将会导致市价准则向非市价准则的转变。根据张五常第二定律，这种转变不仅会带来大量的租值耗散，而且势必导致财富的减少。另外，尽管这种法律有可能会维护一部分在业劳动者的利益，但它剥夺了那些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劳动者与在业劳动者进行打拼的机会。从这点上来讲，这种打着 “ 公平 ” 或者 “ 正义 ” 旗号的法律在实际中就会带来另外一种的不公平和非正义。 总之，张五常的第一定律以及第二定律是我们理解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制度转变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的财富增长理论不仅让我们能够真正看清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逻辑，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美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面前日显疲态。战后，欧美国家大搞福利制度，实行最低工资法以及鼓励工会组织等这样一些做法，实际上是从原来的市价准则逐渐转向了非市价准则。当然，它们的财富积累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因而有足够的资本进行这种转变。但在一个人口如此之多、竞争如此之激烈的中国经济面前，我很怀疑它们的这种转变是否还可以这样持续下去。当然，前提是中国不能先学欧美国家向非市价竞争准则去转。如果我们先转，那么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会一直步人后尘。假使我们不转，逼着欧美国家转回来，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先人一步的。 三、主流经济学还可以 “ 主流 ” 多久？ 中国有句老话， “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 。如果看看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是怎样解释经济增长的，那么我们就会真正地明白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到底有多好了。前面也已经提到，在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中，资源配置与财富增长这两个话题是被分开来处理的，传统的价格理论被专门用来讨论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而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大多数是在索罗（ 1956 ）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内展开的。 这个增长理论之所以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也许是因为它从微观经济学中的企业生产函数入手，将一国的投入产出关系比作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这样，一国经济增长主要被认为是由资本、劳动以及技术这三个投入所决定的。技术进步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被认为是一种外生变量，与资本和劳动投入无关。这么处理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技术进步这个要素通常很难被度量，而能够度量到的主要是投入和产出的增长数据。索罗在用美国历年的统计数据测算投入与产出的增长时，用产出增长减去投入增长之后似乎总是存在一个残差（ residual ）。于是，他就用技术进步来说明这个残差：当残差为正的时候，就说有技术进步；而为负的时候，就说技术在退步。后来当人们不断认识到制度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时，有人就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一起来解释这个残差。因此，这个残差常被人戏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 “ 黑匣子 ” 。可以说，只要是想象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可以放进这个 “ 黑匣子 ” ，但这个 “ 黑匣子 ” 本身在理论上却无法被解释。 不过，索罗毕竟是 198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得奖的原因也正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所以后来人们就为这个残差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单来说，这个增长理论就是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在处理这三个变量解释经济增长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不考虑技术进步，或者说不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当资本投入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增长的时候，经济学上那个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理论上，如果投资的边际报酬发生递减，那么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趋于下滑的。第二，除了投入增长之外，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更快，即便经济中出现了资本投入增长快于劳动增长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未必是下滑的。这是因为，理论上技术进步或者制度创新会推动生产函数曲线向外移动，从而可以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延后发生。 杨格（ Young ， 1992 ）曾经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新加坡经济做过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发现新加坡经济中的资本投入增长过快，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很慢，由此他认为新加波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杨格的这个研究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克鲁格曼（ Krugman, 1994 ）正是基于这个研究在《 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了那篇题为 “ 东亚奇迹的神话 ”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将新加坡经济与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相提并论，并断定东亚经济总体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 所谓 “ 只有汗水，没有智慧 ” 的增长模式。这篇文章的影响更大，导致很多学者对东亚经济的前景并不看好，后来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甚至还认为克大师成功预测了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上，增长模式与金融危机根本就是两回事。自克鲁格曼发表那篇文章以后，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报酬递减规律并没有发生。诸如新加坡这样的东亚经济体很快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之后仍然保持着全球领先的高速增长。这个巨大的反差让人不得不去思考：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早在索罗建立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初，乔根森和格瑞利茨（ Jorgenson and Griliches ， 1967 ）就曾对这个理论提出过批评。 在他们看来，索罗那个残差其实是一个度量误差问题，并非代表技术进步或者制度创新。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所有投入被准确度量的话，投入增长可以解释所有的经济增长。准确度量的含义是指度量的不仅是要素的数量，而且还包括要素的质量。乔根森他们利用美国的历史数据，采用多种方式对各种要素投入进行“质量折算”，最后的研究发现，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可以由投入增长来解释，而能够被索罗残差所解释的增长几乎为零。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实也是后来所谓内生增长理论的早期雏形。 经验上来看，虽然发展中国家原创性的技术进步不及欧美发达国家，但东亚各国通过各种方式从其他国家获得的 “ 技术进步 ” 要比我们在统计数据中所能观察到的要多得多。 这样去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了。因为外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外生的，所以与投入增长无关。但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内生在资本以及劳动的投入要素增长上的，因而与投入增长高度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经济较高投资增长率很可能是反映了这些国家的 “ 技术进步 ” 变得更快而不是更慢。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在这种 “ 技术进步 ” 的推动下，那个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也就不会过早地出现，经济增长还是会保持较高的速度。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接近发达国家，从而进入所谓的稳态经济，投资增长模式才可能会与发达国家趋同。其实早在 1998 年，罗伯特 · 巴罗（ Barro ， 1998 ）就在其《商业周刊》的专栏里撰文对杨格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正是技术进步太快才导致东亚经济有着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因而不会出现所谓的报酬递减趋势。而且他还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 一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现象是，与乐观的看法相比，看淡东亚经济甚至看淡中国经济的观点总是更有市场。巴罗的文章在国内很少被人提及，相反，克鲁格曼与杨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很大。不仅对于经济增长模式是这么看，而且对于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很多追随主流经济学的国内学者也是持怀疑态度。随意翻翻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期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地区间竞争通常是与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过度投资、环境破坏、粗放型增长方式、地区差距扩大等这样一些具有贬义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而且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是，这种恶性的地区间竞争将会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损害。有趣的是，其中一个较为有影响的研究仍然是来自那个杨格（ Young,2000 ），而且还是发表在 MIT 那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季刊》上。这篇论文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工业部门在改革以后逐步显现出了地区间的趋同结构，重复建设和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严重威胁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有趣的是，据说这位学者撰写这篇论文前并没有来过中国，仅凭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口头描述，再用统计数据编制了一些表格就得出了以上结论。对此，似乎总有某种阴暗的心理促使我想知道，他是先有数据后有结论呢？还是先有结论再用数据去论证？ 经济学上，竞争就是竞争，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对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进行清晰的界定。前面已经指出，能够清楚界定的是市价竞争与非市价竞争，同时我们也解释了，中国地区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一种市价准则。如果说市价准则是一种恶性竞争的话，难道采用非市价准则就是“良性”竞争了吗？非市价准则包括有排队、权力等级、论资排辈、走关系、贿赂、美人计、武力、甚至杀人，不一而足。我看不出这些竞争形式比市价准则更为“良性”。那么学者们所说的恶性竞争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他们所说的恶性竞争很可能是指重复建设，因为重复建设会带来某种浪费，而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非效率的表现。 关于重复建设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老话题，而且似乎一直存在某种误解。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对电冰箱产品的需求很大，国内很多地区的企业都从国外引进了冰箱生产流水线。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重复建设，应该由政府统一安排引进，从而可以避免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但回过头来看，没有这样的重复建设，没有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如何才能换来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品牌产品？显然，通过政府 “ 钦定 ” 一两家企业对冰箱进行垄断性生产，是不可能打造出有竞争实力的企业的。正如张五常曾经指出的，竞争肯定意味着有浪费，这是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零交易费用的罗宾逊经济中。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约束条件下，竞争所可能带来的浪费应该被理解为换取效率不得不支付的一个代价。至于这个代价是不是过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也不应该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从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角度去看，经济学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最优选择（任何选择都有代价），有的只是对选择的权衡，取决于我们最终要的是什么。 最后还想提的是，主流经济学发展到如今，不仅思想上没有太多的创见，而且还经常充斥着一些显而易见的谬误。除了以上所说之外，就主流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来看，无论是外生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不过是马歇尔所说的那种用 “ 事实解释事实 ” 的理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多少解释力的。另外，那个凯恩斯理论也是一个糊涂理论，张五常多次对这个理论做过批评，这里也不再赘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与其说代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还不如说是经济学家在主流经济学的光环下寻求谋生的一种工具罢了。作为一种谋生工具，我认为主流经济学还可以继续 “ 主流 ” 下去。但是作为一门解释性科学，它早已被张五常的经济学终结了。 参考文献 : 姜建强， 2005 ，“张五常的学术贡献”，《五常思想》，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 1969, 《佃农理论》 ,2000 重印，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 2002 ，《经济解释》（三卷本），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 2008 ：《中国的经济制度》，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网上打印版。 Barro Robert, 1988 ， “The East Asian Tigers Have Plenty to Roar About”, Business Week ,April 27. Cheung ， Steven., 1970,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3, Issue 1, pp.49–70. Cheung, Steven., 1974, “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7 (1), 53–71. Jorgenson, Dale; Griliches, Zvi, 1967,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Vol. 34, No. 3: 249-283. Krugman, Paul., 1994, "The Myth of East Asian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28-44. Solow, Robert.,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70, No. 1: 65-94. Young, Alwyn,1992 ， “A Tale of Two Cities: 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 In NBER,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Young, Alwyn,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November 2000, Vol. 115, No. 4:1091-1135 参见张五常（ 2008 ）第 102 页。关于竞争准则的详细分析，参见张五常（ 2002 ）的《科学说需求》第一章第五节。 这里所说的财富增长要比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涵盖的内容更广。因为度量的困难，一些财富增长或者减少可能未必能够体现在 GDP 的统计数据中。但一般而言，统计数据中的经济增长大致上反应了财富的真实增长。 一个例外是已经去世的杨小凯教授，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几乎都是用来研究分工，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笔者曾在《张五常的学术贡献》（ 2005 ）一文中用金矿这个例子解释了，租值消散为零的竞争准则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准则，与第一福利定理的含义一样。 参见张五常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以及《中国的经济制度》（第 103 页），花千树出版社， 2008 年。 参见 Cheung （ 1970 ）。 关于租值耗散的各种形式 参 见 Cheung （ 1974 ）。 不过，颇有幽默意味的是，他们在文章的首页却引用了索罗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 经济学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剔除错误。这比产生它们要困难得多，但也更有趣。 ” 这些方式包括国际贸易、 FDI 、人员的流动（出国考察、海外留学归国）以及知识和信息在网络的传播等等。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影响 “ 技术进步 ” 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速度，但由于界定知识产权的困难，这种制度充其量也只是保护极其小部分的 “ 技术 ” ，更多的诸如商业管理模式、连锁经营、网络营销这样一些很难被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先进商业经营理念和办法，还是可以通过以上提到的种种方式从发达国家流入到发展中国家中去的。即便对于那些受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商业秘密法律严格保护的 “ 技术 ” ，比如工艺创新以及产品创新，也是可以通过中外合资或独资等多种方式流入到发展中国家。显然，这些合资企业或者独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做出了贡献的，尽管可能存在着一些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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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五常说百岁科斯
热度 1 sivaxin 2011-2-14 21:59
[转载]张五常说百岁科斯
二 ○ 一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科斯的百岁大寿，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个「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老人家祝寿。我因为姊姊刚在那时访上海，要陪伴另一个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参与。科斯百岁，没有我这个最年轻的老人家说几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过网络视频三地对话。 先进科技不灵光。事前试机几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个小时，不能再等，听不懂，看不清。硬着头皮胡乱地讲了二十分钟。过了一天，美国时间又是科斯百岁正日，他的助手来邮说科斯很失望，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要求我通过视频对科斯再说一次。这次他听得清楚了。凭记忆再说，可能跟早一天说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断地要我说得慢一点。这次我分点说，较有系统，大略如下： 一、经济学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发展得特别好。其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参与过这两个重要发展的人。此外，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经济学发展最有看头的十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因此认为，一百年来，在时间上最幸运的经济学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运程也不差。六十年代专注地学习，价格理论师从鲍特文、赫舒拉发、阿尔钦；科学方法师从布鲁纳与卡尔纳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际遇。一九六七年到芝大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对戴维德的口述传统与科斯的论著很熟。当时弗里德曼专注于货币，施蒂格勒专注于工业结构，在研究题材上兴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讨是自然的取向。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也不问他谁对谁错。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样想：为什么三十年代他会这样问，跟着又那样问；为什么他要研究广播行业；为什么他认为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样想是我能深入地体会他的论著的原因。后来他对人说我是最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个思想家学习是学他怎样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肯定了自己在经济学上要走的路。一九六七年赫舒拉发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费雪；一九六八年夏理 ‧ 约翰逊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萨缪尔森；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科斯说我可能是另一个马歇尔。但我是张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在芝大跟科斯研讨的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自己从佃农理论摸索出来的合约结构与选择得到他屡次坚持为重要。（科斯是个个性很强、观点顽固的人，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他不断地鼓励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因为我对斯密及马歇尔的传统很熟，只是加进交易费用及改进。） 五、思想上我也是个顽固的人。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气地走了四十多年，没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释行为与体制运作，发展出来的是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重视概念的阐释与需求定律的运用。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远了，而解释及推断力之强西方的先进经济学者可能无法想象！十年前写下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今天大修会变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两卷，再两年可以完工。 六、回头说科斯的一百年，那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也最矛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天才之笔，反映着人类的智慧，但主义之争、政策与制度的采用，皆蠢得离奇。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发展中，中国竟然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三十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没有想到会起飞得那么高那么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一九八○年十二月，在底特律，他极力劝导我回到中国去，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一九八一年香港大学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亲八十岁了，就依他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没想到，之前没有写过中文，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只是好于解释，为了一点关心我写了三百万字。 八、二○○八年为科斯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要报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机写，瘦了五磅。该文是写给科斯一个人读的，他满意，我开心，其他的人怎样赞赏或批评我无动于衷，一于懒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有意思的幻想。当然渺茫，但一点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还是我的，只要能搞出一个中国经济学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除了经济解释，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可以竞争的学派出现。更何况我用中文写下那么多，写了那么久，是斯密昔日的纯文本写法，有互联网协助扩散，不可能半点影响也没有。 上述是我对科斯说的大略。他的 回 应，是希望能在中国搞一份中、英双语的经济学报，推广他喜欢的经济学。他认为我还是个青年！比他年轻二十五岁，相差四分之一个世纪，不是青年是什么？多年以来他总是这样想，总是这样说我来日方长。我不敢对他说中国的文化有年逾古稀这句话，说的是日暮黄昏。 最后科斯说，当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讨只有两年，要是还有二十年就好了。太太说没有听错，他不是说恨不得昔日有二十年，而是希望还有二十年。 百岁了，科斯的身体还好，而令人羡慕是他的思想还很清晰。他构思《公司的本质》时只二十一岁，我没有听到过另一位学者能在一门学问上的执着持续了那么久。我想，一个在学问上那样执着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长生不老的。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启示，对中国的青年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启示吧。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做学问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才算是真的做。 回头说神州，中国的复兴无疑是炎黄子孙赠送给科斯百年大寿最大的礼物。举办「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的朋友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画册，图文并茂，介绍科斯与中国的关系。此册也，制作得用心，制作得好，百年后拍卖不知值多少钱。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项：为了使科斯更开心，他们应该放进一些照片，示范着三十年前的中国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年，听到任何中国有改进的话，老人家就兴奋起来。 百岁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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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张五常谈学术论文评审
热度 2 sivaxin 2011-2-8 14:42
学术文章是要评审挑选才发表的。应该评审，有此必要。文章太多，其中废物无数，学报的篇幅有限，而图书馆可以容纳的面积就是那么大。这是昔日。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开个博客，把自己的大文放进去，容量无限，读不读由人。可惜人类的眼睛时间就那么多，学者的超然之思斗不过体育明星说几句，今天所见，什么诺奖大师的博客高见只两三百点击，曲高当然和寡了。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数码科技发达的今天，学术文章是否还需要通过评审呢？可以支持不需要。如果一七七六年有今天的传播科技，斯密的《国富论》可在自己的博客刊登，不可能没有识货之人，他不仅在当时会名满天下，在人口的比率上他的拜服者会上升。同样，牛顿、达尔文等天才的旷世杰作，也可以在当时因为互联网的传播而立竿见影：大部分的人不会读得懂，但他们的贡献会被赏识。 另一方面，在传播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支持学术文章还需要继续评审。原则上，评审挑选可以节省专业人士及学生选择读物的时间，也可以协助聘用或升职的初步淘汰。无疑会有漏网之鱼，但历史的经验说，一个成功的学术发展制度，文章评审之外还有好几重网，使少发表甚至不发表文章的学术大师在顶级的学府站得住脚。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 Lionel Robbins 与五、六十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 Aaron Director 是例子。他俩分别是两个学派的中坚人物。 我不是反对学术文章评审，而是反对起自美国七十年代初期而今天变本加厉的那种。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我见到这个早 就变为胡闹的制度，在八十年代后期引用到香港来。今天，内地的大学也采用着类似的变坏了的评审制度。这是灾难性的发展。让我从自己熟知的经济学文章评审的演变说起，下期转到其他的项目去。 一八九 ○年，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成立，一八九一年该学会创办《经济学报》（ Economic Journal ），由马歇尔主编。此后八十年经济学的学报数量增加，但主要还是靠一个主编选文章，有委员或顾问，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文章投稿愈来愈多，邀请外间的学者评审开始普及。然而，从一八九一到一九七○左右，不管是谁审阅，决定发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编一个人独裁取舍。七十年代，芝加哥经济系作过一项调查，发觉他们的也算历史悠久的《政治经济学报》，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全部是由一个主编话事。他们指出有两个时期该学报用几个编辑连手处理，结果是一篇重要文章也没有发表过。 我很熟识的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经济学报》——的创办与骄人的贡献是个好例子。一九五八年创立，五八至六 ○由戴维德一个人主编，虽然戴老往往邀请同事们协助阅读，提供意见，但发表及修改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当时每年只一期的 《法律经济学报》，在戴老主编下往往不准时。他认为好文章不够多学报可以等，等十年八载无所谓。后来施蒂格勒（历史上最杰出经济思想史专家）认为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文章——科斯一九六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是戴老视为至宝的选择，那期学报等了过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规的经济学报发表：太长（五十多页），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没有任何统计分析。 骤眼看，上述的文章评审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坏到今天的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是大幅地改变了。这转变起自六十年代后期越南战争恶化，征兵引起年轻人怨声载道。不难理解，他们反对「权威」。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新闻周刊》做了一项大学生的成绩统计，以二为及格四为满分的考试制度，越战后美国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越战前大幅上升了几近一个整分。这显然是「权威」让步的结果。 大学里的助理教授问：「你们做正教授的老头子懂什么？为什么你们的薪酬比我们高？凭什么你们有终生雇用合约而我们没有？」事实上，当时好些大学的老头子的确有点困难：他们不懂数学，就是图表曲线也不大懂。数学普及到经济学不是那么久的事。问题是：如果把那些被认为不中用的老头子全部革职，把后起之秀升上去，又怎么了？数学可不是经济学。 学问根本没有权威这回事，但在当时反「权威」的喧闹中，大学的升职及聘请的准则逐步转为以数文章、论学报声望为依归。起初是平庸的大学这样，跟着向上一般化。这发展带来的效果，是文章的发表重视规格，因为形式如何对取录有决定性。方程式及统计技术变得风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数文章多少算本领，文章当然愈来愈多，学报的数量跟着暴升了。学报主编为了避免「权威」之嫌，把判断的责任推到评审员那边去。评审员呢？没有谁喜欢做，所以往往推给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的研究生。今天不少后起之秀喜欢把自己做过评审的学报大名写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我这个老人家四十年前就公告天下，文章评审不要寄到我这边来！好些大学认为出书不算是学术，因为没有通过学报那种评审。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编时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文内提出一个可能是重要的观点，作为编辑总要设法挽救。今天的编辑不会再有这种麻烦。文章规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够，或没有回归统计，或是长文，通常不会被考虑。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怜。他们要为发表文章而折腰，要数手指，名学报的文章以多为胜。但怎样过关被取录呢？他们要重视形式及规格，而往往要依照几位评审员的要求而修改，发表一篇文章的「手续」往往是三几年的事。这样一来，新秀们要采取撒网政策，让多篇文章发出去，周游列刊，希望偶尔碰中。这样做学问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学问来的。 几天前一位朋友传来美国某大学某教授的某科的读物表。文章二十九篇，我的旧作占五篇。真的老了，因为我被选中的最新一篇发表于一九八三。那是二十八年前。两年前另一朋友传来另一间大学的另一科读物表，内里的文章全部是古文物！我占三篇，奇怪地变为最年轻的人，因为最新一篇发表于一九九八。那是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学报发表无须评审。 不知是谁发明的，以中文发表不被认为是学术。老人家自己盘算，以中文写下的经济学贡献要比英文的多一倍以上。再与世无争，你不懂中文不读算了。有创意的真理埋在地下三尺，总有一天会被挖掘出来，何况神州再起，中文是个好语言。学问的争取是为兴趣，求真理，觅知音，也要对自己作个交代。其他不要管。今天的学报评审制度是再不鼓励甚至不容许这样的治学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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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最低工资
newniu 2010-10-12 00:02
当前经济学家们在遇到最低工资时，总认为这不符合自由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张五常。张五常在讲最低工资有什么坏处时，讲了一些例子。不过，他举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只举增加工资将会带来什么坏处。那么我们反过来想一下，如果美国人减少工资将会如何。中国的工资并不高，如果美国人把最低工资降到如中国一般水平，美国经济将会怎么样。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今年2月的凤凰网财经出了一篇文章关于张五常的文章，题目是最低工资对经济的杀伤力严重。张五常提到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从本科课本到研究院的论文， 我没有读过一句说最低工资对经济有贡献：因为政治上或职位上的需要而支持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一律被行家们贬低。 张五常 的意思很简单：最低工资没有经济学理论支持，只是政治上或善心的需要。在这里，我想通过分析说明一下最低工资的价值。 郎咸平在09年讲了一个 金矿 故事（这个故事早早就流传了，详细内容在附录里）， 不同 工资 产生不同命运。 A先生挖金矿可以赚100元，当时他有两个选择，给10名矿工每人1元，这个仅够他们温饱用，A先生可获利90元;第二个选择，每个矿工给5元，A先生获 利50元。前一个选择就是国富民穷，而后一个则是藏富于民。矿工手上有5元，1元解决温饱，还有4元可供支配。A先生会发现，他增加了投资机会，可以开 个大卖场，每个矿工都会消费1元;而卖场需要10个女服务员，这10个女服务员和矿工结婚需要生孩子，于是A先生可以卖婴儿用品，矿工再花掉1元钱消费; 而结婚后要住房，A先生可以开发房地产，每套房子2元钱。如果是后一种选择，即使A先生不再挖金矿，这个社会也可以自己增长。 在前一种选择之下，A先生不可能继续一系列投资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如果 国家规定每个矿工的最低收入必须达到5元。 那么 前一种选择就不会存在了，A先生无路可选，只有选择第二种，最终结果是国家经济蓬勃发展。 故事很形象说明提高工资完全是好事。 从自由主义学派来看，设定最低工资很不好。张五常是这方面的先锋军，为了解释他的观点，创造地使用了一些新词如 老弱残兵、最低工资加得够高、工人大量回乡归故里等等。他的推理总是难以捉摸，也不好妄加猜测。无法明白张五常在讲什么。我唯一的办法是证明设定最低工资是有利的，下面是我的推理过程。 设置 最低工资有两种效果: 一是劳动力市场具有了一定的垄断效果。工资低的原因是 劳动力太多，互相便宜压价，那么增加最低工资只会使 极少人被解雇，绝大部分人员会增加收入。从整个整个劳动阶层来看，他们获得的收入也会增加（这是垄断的基本原理）。 劳动阶层整体 收入提升了，会相应地增加消费，在一定程度会使相关经济活动繁荣。极少数失业的人员有可能获得工作，具体详细数据，我是拿不出来，这是经济学家们要分析的内容。 最低工资提升，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有例子说明。日本在60年代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 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收入倍增计划中的这一系列保障国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反过来思考，发达国家的工资压下来，考虑将将会发生什么结果。如果美国、法国、德国没有最低工资，势必随着低工资企业出现，大量低价产品去挤占市场，高工资的企业也不得不压低工资。这拉动整个国家的工资降低。假如说工人收入降低到买不起小汽车的程度，工人上班不得不坐公车。那么 生产汽车、修理汽车、供应汽油的工人必然要失业。为了上班方便，那些工人不得不靠近居住，放弃别墅洋房，住进中国式的鸽子笼。房子面积大大减少，修理草坪的机器，家具等等消费一下子减少很多。又会让大量美国人失业。 降低工资使大 量产品积压，工厂停工，失业率增高，进一步使工资降低,整个国家经济进入恶性循环。 当前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受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挑战。美国企业主可以在中国投资，避开最低工资的限制。比如 郎咸平常常提到的芭比娃娃，国内生产商们只出售1美元，便宜得不得了，大量抢占美国的市场。 当前，富士康正大举进军内地，已经成都、重庆、郑州、烟台等地设厂，招聘 150万工人。 美国人很麻烦，降低工资显然是不行的；维持现有的工资，将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现在，他们的麻烦正在加大，不过还可以持续一些时间。美国是信息革命的发源地，美国人正干得起劲，而且美国在人才软实力方面强过中国。中国把低端制造抢过去，他们可以用高端补回来，而且还可以印美元。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却没有这么幸运。只有德国好一点，其它国家都是负债累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与西班 牙等PIGS四国更是问题多多，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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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经济学家张五常：中国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xupeiyang 2010-5-5 07:36
张五常,他是享有国际盛名的经济学家。他以《佃农理论》开创了合约理论的研究。他毅然从美国回到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在哪里？他为什么反对新劳动合同法？网易财经《意见中国》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 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4CHD/zfzhangwucha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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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张五常
剑走偏锋 2008-6-11 17:21
张五常应该是经济学界的大腕了，听过他讲座，也看过他不少文章，有过不少感触．今天有感而发，权作个人之见，而没有与大师争鸣之意． 基本上认为他应该是个自由经济学派，崇尚市场的力量． 他主张企业自由竞争，政府少干预．尤其是对于新劳动法，他可以说是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企业难以生存，中国制造业会流走东南亚等地． 或许这有一定道理，对新劳动法本人也认为有待完善之处．有的政府不必过细干预，宜留有一定空间．但从整体上看，本人认为新劳动法是利民利国之举．这涉及到劳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称，而且资方一直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弹性几乎是无穷大的空间．用香港一个弹丸之地来比喻，让劳资自由竞争，劳动工资自然会上升，是非常不恰当的．６０年代香港总共只有２００多万人，经济一发展，劳工就面临短缺，极需从菲律宾等地输入劳工．而浙江８０年代中期，一出现劳动力紧缺，工资有出现上杨之势，马上，中西部大量劳工就跟进，从９０年代初一般工人月工资３００元，到现在虽然张说涨了很厉害，但现在也只是１０００元左右，不少餐饮业服务员只有６００－８００元，而且没有什么劳保与休息．正因为如此，才有广东不少地方工人罢工，他们提出的口号仅仅是＂要求每月有一个休息天＂！ 中国的经济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人均ＧＤＰ从２００美元上升到２０００美元，官员公务员明星医生包括张在内的专家，收入提高了多少？而基层的近十亿的农民工人收入提高了多少？ 要知道，发展就是提高多数人的福利，如果农民工人增加的这么一点福利也是在牺牲环境，牺牲身体健康，牺牲地位，牺牲心理平衡的代价上得到，那这种发展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中国工人一年辛苦劳动，得到的全部收入，到欧洲或美国生存不了一个月．欧美工人可以轻松地工作与休息，一月的收入可以来中国幸福的生活一年．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这是因为以前欠的债，中国还不够发达．但中国人民辛勒劳作了３０年，也应该是改善国民福利的时候了．总不能，永远地低价出卖自己的资源＼商品与劳动． 但奇怪的是，张主张自由竞争，但在人民币问题上，他却极力反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认为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制造业丧失竞争力，要求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中国产品低价竞争力． 两种货币汇率其定价的基础，必然是购买力平价（ＰＰＰ），但短期而言，受到国际收支，心理，政府干预等影响．人民币值多少美元？想必经常来往美国香港中国大陆的张教授心里最清楚．如果真的是市场自由竞争，人民币与美元的价格必然向ＰＰＰ靠拢．会是多少？按世界银行的研究测算，应该是一美元价值相当于３－４元人民币，这大家都会承认．也就是人民币实际上已经是非常低估，为什么不让市场纠正它？一定要政府干预来维持低价的人民币．这种低价汇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发展初期，意味着通过出口来拉动中国的生产力积累，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在目前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的时候，如果还有一味强调依靠低价的人民币汇率来维持中国产品的低价优势，那中国永远都会是资源低价输出大国，永远不可能提升产业结构，永远只能替人家穷打工，自己享受不到福利． 日本在６０年代末后，日元便持续升值，日本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台湾在８０年代中期，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台湾经济结构也不断转型．张教授常以日本９０年代初的升值导致９０年代日本经济低迷作为教训来反对人民币升值．我们说这根本没有可比性．其一是日元与美元ＰＰＰ在１５０－１８０之间，日元汇率９０年代初升到１：９０，明显地日元是高估了，升值早过了头，按ＰＰＰ应该在１５０－１８０之间．而相反，人民币与美元ＰＰＰ是在３－４，目前汇率在１：６．９，人民币仍然是严重低估！而且作为大国经济，我认为人民币难以升到１：５！到时，人民币实际上还是低估（当然是在考虑中国能胀不会太严重的情况下）．其二，日本世９０年代经济低迷在于日本大企业产业结构转型战略失误，选择了向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方向，结果在ＩＴ产业冲击下处于被动．其三，日本对资本进出放宽太快，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世界资源实在太便宜，但日资这时又在投资方向上换了大错误，没有大量进入中国，而是投入到美国，大炒股票＼地皮，还想买下好莱坞\买下美国！没想到土地广大的美国,非小日本好比拟,地价就是不涨,还因美国证券市场波动以及国内较僵化的金融体制,结果产生了不少金融问题． 再从长远结果看，日本经过９０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低迷与调整，０３年后，经济不断走强．在日元如此高估的情况下，日本的数码产品占尽中国市场世界市场,日本的外贸还保持巨额顺差就证明了日本经济的竞争力！这也使得日本能用较少的资源换取世界较多的资源！ 更为奇怪的是，张教授极力推崇中国内地的区域竞争模式，认为各地的竞争，尤其象引资战等，促进了各地的经济活力与发展．而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典型．各地政府利用权力，在土地定价上＼开发区政策上＼税收政策上拼命压价竞争，根本不从长远考虑，期间遗留下多少问题今天还在积累．有的地区，低价出让资源引进外资，让外资得到了大利润，而本地却留下荒山遍野\水土流失．云南的矿资源引资，政府后悔都来不及．正因如此，沪苏浙政府才会想到要政府联动，要保持政策的大体一致，减少政府的无序竞争，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引资政策上，主要是土地价格与税收优惠上保持协调，否则谁也不会有好处．经济学理论也才就证明了，政府的竞争，是非理性的竞争！它只会扭曲市场，只会流失资源，流失国民福利，而得到的只是几个工厂与纸面上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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