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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出身论有一定道理: 热度 5 controlhopeless 2013-9-21 15:36; 喻海良博主的最新博文“ 从什么时候开始，谁把我培养成了俗人？ ”提到其第一件世俗之事：以为名牌大学就是牛。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并不俗，的确名牌大学就是牛，这是在平均意义下的说法，可能对某个个体而言不适用，用概率语言就是期望（ expectation）意义下，而不是样本意义下的（sample path）。考虑中国名牌大学就是前十的那些高校，能考入这样学校的学生应该是牛的，按照我以下标准，对于那些往届生应该乘小于1的因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心目中有一个衡量天才的标准，我是不满足这样的标准，但我心理还是有杆这样的秤，那就是：天才是高效率的，其部分（或许同时）具备持久性的天才＝高效率 $\cup$ 持久性 1905年，爱因斯坦高效率地发表了5篇论文，掀起了一场影响百年的物理革命肯定地说，任何一个用人单位都喜欢这样的天才，否则做事慢慢吞吞，解决问题吗，朝秦暮楚，一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定是一事无成。那些考入牛校的学霸们一定具有高效率的特征，显然吗，他们分数一定高。所以没入牛校的您在高效率上，首先就输了。还好对于天才的持久性，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你或许有机会证明自己有此天才特征，但主宰当前社会的是快餐文化，恐怕没有人等你跑完人生的马拉松，在终点线那里等你，为你喝彩。因此，用人单位第一时间一定是要考虑那些牛校学生。喻海良博主还举了很多非名校院士候选人的例子，这能说明的是：在跑完头半程后，天才们不和你们玩了。我没有牛校读书的经历，特别是本科阶段，如果你能够在17岁之前证明自己，考入牛校，足以令我终身羡慕。; 个人分类: 胡言乱语|3734 次阅读|11 个评论

全球分馏模式揭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向高纬度迁移: kejidaobao 2012-8-15 14:1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由人类活动产生，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并长期存在，具有生物毒性和富集性，可通过大气等介质长距离迁移的一类有机污染物的总称。多数POPs具有强亲脂性，易在生物体内富集并通过食物链放大，最终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2001年5月23日，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对12种POPs给予限制或禁止生产和使用。 POPs具有半挥发性和环境持久性，可以随大气长距离迁移，进而对远离污染源的偏远地区造成污染。POPs的挥发和沉降受温度控制，温度升高时挥发量增加，沉降量减少，反之亦然，从而造成POPs在大气传输过程中不断沉降—挥发—沉降的循环过程，最终导致POPs从高温地区向低温地区迁移。Wania和Mackay系统地提出了POPs的全球分馏和冷凝模型，认为在低纬度地区，尤其赤道地区，POPs的挥发量大于沉降量，在高纬度地区沉降量大于挥发量，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POPs由低纬度向高纬度定向迁移。伴随POPs大气迁移过程的是一系列的大气-地表分配过程，由于不同纬度温度差异及化合物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POPs在迁移过程中将发生组成分异，轻质组分迁移能力更强，迁移距离更远，更趋于在高纬度地区或极地富集。该模型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观测数据所证实。此外，进入大气中的POPs除少量在大气中降解外，大部分随大气迁移出污染源区，并再次沉降进入土壤或水体，形成“蛙跳”效应，使POPs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造成POPs的全球污染特征。同时，进入环境的POPs除少量被微生物或植物降解外，大部分将长期残留在环境中，并有可能随食物链富集放大，最终危害人类健康。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的日本米糠油事件就是由于12种优先控制POPs中的多氯联苯污染造成的。根据碳链长度，氯化石蜡可分为短链（C10—C13）、中链（C14—C17）和长链氯化石蜡（C18—C30）。短链氯化石蜡由于其毒性和潜在危害性已作为候选物质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优先控制POPs审查范围内。氯化石蜡成分复杂，性质多样，对生态环境存在潜在风险，具有研究的必要性。本期第68—72页刊登的王琰等的文章“环境中氯化石蜡的研究进展”，对短链及中链氯化石蜡在环境中的来源、归趋及不同介质中的含量水平进行总结。本期封面图片由王琰提供，金功博设计。（责任编辑刘志远）; 个人分类: 栏目：封面图片说明|5416 次阅读|0 个评论

持久性污染物具有相对性: 热度 2 gzchengzhi 2012-5-27 09:42; 　　我注意到中国科学报5月26日潘希的文章“ 持久性污染物持久到何时 ”，了解到国际上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到污染物的持久性的问题。从我最近一个多月的思考结果来看，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一个污染物产生以后，可以很快被消除掉，其对生物种群生存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种群中可以通过内部的机制来适应这种污染物产生的影响。然而如果一种污染物能够持久产生效应，且有随着生物种群的活动而出现累积效应，则对于生物种群的生存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不过从已知的22种持久性污染物的情况来看，这些“持久性”可能都是相对于人类活动而言的。因为从一个种群的兴起到灭绝通常会持续几百万年以上，一些污染物的产生可以通过地球自身的气候以及地质环境变化来进行消除。比如对于剧毒农药而言，通过诸如华北地区的沙尘暴等现象，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比如几万年）将其彻底消除。当然几万年对于人类来说，可能确实是长了一些。甚至估计如同白垩纪晚期的恐龙来说，都有些长。　　因此探讨污染物的持久性问题，一方面要对这些剧毒农药的残留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时还可以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观察。比如整个新生代，可能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持久性的因素影响生物种群的生存？尽管现在看起来似乎还不是必要。　　另外也可以考虑这样的情况，整个新生代生物整体上并不会受到这种公认的持久性污染物的影响。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物种消失，另一个物种取代它而已，新生代的生物种群总体数量上还能保持不变甚至更加繁荣。然而对于单一种群，特别是这种生物种群具备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种农药残留的影响就很严重了。比如人类只期望在地球上生存很短时间，最多几十万年就很满足了，为了使自己离开地球之前不至于太痛苦，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 个人分类: 博客大赛|3395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转】中国科学报：持久性污染物持久到何时: lisu0802 2012-5-26 21:16; 中国科学报：持久性污染物持久到何时 ■本报记者潘希每年的5月17日，对一群环境科学工作者来说含义特殊，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特殊意义。 “八年前的这一天，是《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的日子，我国的POPs减排工作也被正式提上日程。”在第七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学术研讨会的会间，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主任余刚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近些年，POPs这样一个专有名词不断闯入公众视野，它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简称，剧毒的二恶英就是其中一种。这是一类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距离迁移能力和高生物毒性的特殊污染物，进入人体多会诱发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病变。因而，从科学家们在环境中发现它开始，一场持久性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地打响了。 “尽管我国的减排之路还在探索中，但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减排的困难是有的，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努力下的希望。在科学与政治间博弈 2009年第四次缔约国大会上的彻夜谈判，让减排清单上的POPs物质从最初的12个增加到21个。而现在，这个清单上的物质已达22个之多。 “未来可能还要增加5种，现正在审议中。”国家POPs履约协调组办公室处长丁琼认为，2009年5月17日，我国按照履约承诺，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灭蚁灵等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但鉴于庞大的污染基数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削减、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势仍然严峻。在余刚看来，欧盟是力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削减的“发动机”。 “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环境问题，这些年不断有例如食品二恶英污染等事件的发生，让他们对POPs谈及色变，所以也希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积极削减。”余刚说。过去，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大量使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以及工业中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多氯联苯等，均在《公约》最初削减的12种物质之列。根据《公约》规定，这些物质不但要停止生产使用，还必须找到所有的残留地点，将物质封存并销毁。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毕竟发达国家早已停止了这些物质的生产，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余刚说。清单上的22种物质中，我国已查明存在的有15种以上，并且分布广泛，“家底”不清，减排和替代技术虽有一定成果，但尚处于研究阶段，距离实际应用于工业生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与环境领域另外两个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不同，《斯德哥尔摩公约》在POPs减排问题上，并没有分别给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表。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经验可循。丁琼表示，公约中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发达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因此，国外掌握了成熟的技术，但大多数技术都有专利，使用成本很高。而我国虽然科学研究发展较快，但履约技术的市场还不成体系。目前只能采用引进加国产化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两条腿走路。 “公约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期接受审查。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余刚深感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可以设想，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应对这种局面，还是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郑明辉说。从被动到主动的履约新征途在今年年初的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主要行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在此之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为一类物质设立过规划。”郑明辉说，这足以看出国家在减排POPs工作上的决心和信心，而且POPs研究的资金在环境科技领域已占有非常大的份额。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环境科技工作者，近些年已经开始到中国寻求减排经验和学习最新的科研成果。 “过去，欧洲国家处于国际主导地位，我们在减排上比较被动，自己的情况自己都说不清楚。但现在我们主动出击，提早研究未来可能进入清单的这些物质。”余刚认为，我国正按照履约的《国家实施计划》稳步推进这项工作。用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Donald Cooper的话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POPs减排问题上，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据悉，未来我国还将重点降低二恶英的工业排放，安全处置已查明的POPs废物，逐步开展POPs污染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示范。《中国科学报》 (2012-05-26 A1 要闻); 个人分类: 专业|1207 次阅读|0 个评论

北京城市空气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六氯苯的污染情况: 热度 1 afeicas 2012-3-13 13:04; 分测中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研究室负责的楼顶大气长期观测项目是在中心黄主任的亲自督导下，由中心自筹经费开展的一项科研探索实验。项目自2005年11月开始实施，每月20日左右在中心楼顶连续三天采集大气中颗粒物相和气相样品，观测北京市大气中有机氯农药的气固两相分配规律及其时间变化趋势。目前，经过POPs室近五年的实验观测，在北京市大气中有机氯农药的污染水平和时间变化趋势方面积累了一定的数据，对北京市大气中有机氯农药的来源和污染状况形成了初步认识，为实现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控制与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分测中心POPs室首次观测并报道了北京奥运会前后大气中六氯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种，首批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国际公约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化合物）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绿色奥运”口号下一系列的工厂停产整顿、搬迁和节能减排措施，对北京市奥运期间空气质量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空气中六氯苯的污染水平明显降低。分测中心作为独立完成单位将相关成果发表在德国Springer出版集团旗下的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2010, 85: 1-4）杂志上，更多的实验观测结果正在整理之中。长期观测POPs用的大流量采样器; 个人分类: 论文|3653 次阅读|2 个评论

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研究的“中国团队”: ScienceNews 2012-2-15 17:20; 持久性有毒污染物（Persistent Toxic Substances,下称PTS）、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一起并称为21世纪影响人类生存与健康的三大环境问题。正是由于具有持久性和高毒性污染物在全球的普遍存在，它们所导致的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关注。 “世纪之毒”二恶英既是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之一，也是PTS的典型代表。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军为了消除掩护越军的天然屏障——热带雨林，曾在越南境内大量投放落叶剂（有效成分是二恶英），战后两国频现残疾、癌症和发育不健全的受害者。 1999年发生在比利时的鸡饲料污染事件波及全球，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亿欧元，造成该国政局的动荡和政府的垮台。而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都是二恶英。为了让人类远离污染的毒害，各国相继开展了PTS的研究。PTS也得到了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然而，PTS研究，正如“拼图”一般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研究过程极为不易。已评审通过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典型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的分析方法与生成转化机制研究”，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等科研工作者的努力推动下，发展了若干新的污染物的富集与分析方法，探明了二恶英等污染物的生成转化机制，使“拼图”的空白与区块得到了填补与整合。全球行动防控PTS 国际上，环境保护已经从常规大气污染物、水体常规污染物治理和重金属污染控制发展到痕量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的削减。无论是国际公约中确定的12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还是美国环境保护局确定的12类持久性生物富集和有毒化学品（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Toxic Chemicals），以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的研究都与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密切相关。面对挑战，国际社会也出台了一些指导性文件，并发起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行动。2001年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签订协议（《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采取具体行动控制首批提出的12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目前已有156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其列举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清单，已由最初的12类扩展为 22类。中国于2004年开始履行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2007年4月14日，国务院批准了由环保部会同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13个相关部委组织编制的《中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从1980年开始，国际上每年均召开“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际研讨会”，又称“二恶英大会”，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学术会议。2009年，中国成为举办该会议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自世界上4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的成功举行得到各国科学家的好评，主办者正是江桂斌团队。前沿成果助力国家履约 PTS研究的复杂性，相较拼图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PTS的“微量”特点，对研究方法的精确提出了很高要求。其次，PTS在种类上的多样性，进一步加重了研究的复杂性。PTS的研究涉及分析方法、生成转化机制、毒性效应、控制原理等多个方面，只有将这些零散的“拼图”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成果，让各项研究产生“1+1＞2”的协同效应。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比工业发达国家更加复杂的环境问题。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C列出的17类有可能产生二恶英类的工业来源，中国几乎存在所有潜在来源。尽管国家已禁止使用DDT等有机氯农药，但环境中仍然发现有DDT等农药类污染物的环境输入迹象。以江桂斌为首的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PTS的综合研究。该项目“典型持久性有毒污染物的分析方法与生成转化机制研究”取得的许多前沿成果覆盖了该领域研究的多个方面。在PTS的分析方法方面，该项目提出将离子液体作为样品萃取溶剂，发展了绿色的、高效的样品前处理技术。此外，基于碳纳米管对PTS的优良富集特性，该项目提出用碳纳米管作为固相萃取填料，用以直接富集PTS，拓展了纳米材料在环境分析领域的应用。另外，该项目对多种新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进行了研究，并发现电子类垃圾的拆解已造成区域土壤的严重污染。还利用定量构效关系，预测了多溴联苯醚的毒性，为毒理学研究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毒性数据，为获取多溴联苯醚的毒性数据提供了新途径。为了帮助国家更好地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该团队还承担了环保部的“中国二恶英清单调查”项目，提出了中国二恶英排放清单。该清单由中国政府提交给联合国，成为国家履约的依据。该项目组还负责编写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用以指导垃圾焚烧行业健康发展。对PTS的全方位研究，不仅使该领域“拼图”上的空白与区块得到填补与整合，更启迪了独特的研究思想，激发了敢为人先的创新活力。江桂斌团队该项目共发表SCI收录论文200余篇，被正面引用3405次，有三篇代表性论文的引用次数超过200 次。从这些数据中，足见该项目的深度、广度与影响力。厚积薄发，再造辉煌此前，该团队就已经走过许多重要的历程，积累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2001年，江桂斌与同事郑明辉领导建立了二恶英实验室。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一次提取即可同时分析二英类、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三类污染物，大幅降低了样品前处理成本和时间。郑明辉还以其研究证明：添加阻滞剂，可以有效阻滞垃圾焚烧过程中二英类污染物的生成。国际专利组织评价该发现“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工业实用性”。 2005年，江桂斌团队建立的二恶英实验室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命名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示范实验室（Pilot Laboratory）”（亚洲唯一一个相关实验室）。他们还先后举办了多期“全国环境与食品分析技术培训班”，为国内9个二恶英实验室培训了业务骨干，在推动中国痕量PTS检测技术进步，加快标准化和国际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做科学研究，既要关心国际学科前沿，也要联系国内实际，”江桂斌说，“我们应该争取实现两者的统一”。因此，为了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江桂斌团队在云南、浙江、湖北等相关污染较重的地区制定了长期的研究计划，深入开展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江桂斌团队的PTS研究，已在国际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该团队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2010年，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文数和引文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在该领域发表SCI论文数最多的世界前10名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位居第二，也是国内发表论文数最多的单位。这些都与江桂斌团队的努力分不开。如今，江桂斌团队既保持着科学家的谦逊，也怀揣着科学家的雄心。江桂斌透露，未来，他们将对新型化学污染物给予更多关注。“现在国际上重点研究的污染物，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首先发现的。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发现对中国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型污染物，并使其在更大范围上得到系统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江桂斌说，“只要有耐心和信心，实现这个目标将大有希望。”■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2期焦点)本刊实习生刘念江桂斌; 354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贺新元：邓小平南方谈话价值刍议: whyhoo 2012-1-7 12:59; 昨天的历史转折，关联着今天的发展情势，影响着明天的发展方向。在历史长时段中常能找到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看似只是偶然性的瞬间发生，其实里面却包含且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发展道路与历史走向，这可能影响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就不曾一次地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事件，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两件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因素，都富含着持久性的价值。　　一、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倒帜易和中国“八九动乱”造成的思想困惑与混乱，加上89年开始的三年治理整顿带来的一些问题，以及新的政治领导集体的刚刚形成和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走及怎样继续走的问题。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从理论上解决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及如何走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任务及框架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中生成了一种内生的、自发性的力量，任何因素或力量都很难阻止改革开放的前行，关键在于引导。如果说1992年前，邓小平头脑中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处在“草鞋打样，边打边像”阶段的话，那南方谈话就是给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方向和任务及基本框架。　　南方谈话内容丰富，是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思想集大成，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南方谈话从“一百年”的长远战略高度为后继者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任务与发展轨迹。　　邓小平根据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中国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初级阶段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初级阶段特征，中国要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完成这一根本任务和确保社会主义方向，难度可想而知。稍不留神，就会陷入万劫不复而被西化分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确保任务完成而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保证发展方向而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抵御资本主义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不能割裂开来使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　　任务方向确定之后，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首先，他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计划与市场的僵化理解，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资本主义接触竞争的共同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其次，破除“社资”之争和“左右”影响，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是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提出党的建设与干部培养问题。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第四，提出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在科技上重申了1988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教育上提出，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二、南方谈话的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思想引擎　　邓小平在谈话的最后提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要埋头苦干”。要“埋头苦干”还得抬头看路，南方谈话为“埋头苦干”铺就了一条大“路”。只有沿着这条“路”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南方谈话精神以巨大的思想力量掌握群众而化成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也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与创新空间。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把南方谈话精神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二十年来，我国从基本温饱到基本小康、从追求效率兼顾公平到公平与效率并重、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合和新农保政策、从小城镇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教兴国战略、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从民主法制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二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第三步战略正在部署中顺利实施。　　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主流的，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不能回避。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教育、两极分化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还存在，有些甚至比起二十年前更为严峻严重，尤其是两极分化。对于两极分化，邓小平从1981年就开始提出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前后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十几次。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在谈话中，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至于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是这样说的：“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光靠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去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小平在1993年同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说到的，“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最为担心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了今天的现实面前。因此，我们在对成就的充分肯定时，对问题也要有清醒认识，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我们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新一轮创新。　　三、南方谈话的警示价值：不能使党的基本路线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且变为事实　　二十年后的今天，南方谈话并没有失去其应有价值。它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的警示价值。　　在肇始于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中国不少人在西方的捧杀与唱衰的和弦中，被以西方为标杆的所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这一裹着蜜糖的“海洛因”所侵入，兴奋而激动不已地在为西方论证“中国模式”的存在，美化与固化“中国模式”。还记得上世纪被西方冠名的“巴西奇迹”、“巴西模式”又是怎样在八十年代破灭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能成为我们的后事之师？如何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危险因素所在以及怎样突围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对外依赖型的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和全球经济衰退的牵连，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引发的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发展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与科学治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科学转型；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能否重建；干群党群关系的恶化能否改善；腐败问题能否得到遏制等等，关涉到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深化问题，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道路的问题。　　当然，正如邓小平自己曾说的，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邓小平为他去世以后的二十年、五十年所产生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但是邓小平以他锐利的思想眼光又充分估计到过程之艰难。为了警醒人们，他在南方谈话以及之后还一直用强硬语气连续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其实，自南方谈话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姓社姓资”这个既是理论更是实践的重大问题，在国内国际政界学界一直存有不同说法。邓小平当年提出，要浦东和深圳“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现在看来，浦东和深圳已经用事实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那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与之进行概念上的争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沿着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定的根本任务、方向与发展轨迹前进，实践会给持这些观点的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不过，前进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邓小平对此也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方向性，他甚至担心在发展道路进程中会出现“温水煮青蛙效应”。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就曾严肃地强调并指出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发展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种担心与强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及之后多次强调的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话语，振聋发聩。试看今日环球之世界，针对中国崛起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赤裸裸的“围剿”与甜言蜜语的“捧杀”；环顾今日国内一些知识与政治精英作出的趋同西方且极具煽动性的言行，借改革开放不知不觉地动摇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可能不是没有，而是极有可能。目前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一个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理论创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在现实结合过程中，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肯定不行，你就无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合作竞争，进而会陷入封闭状态无力发展自己；引入市场经济，没有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恐怕也不行，你就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而会因过度开放失去自我而被西化分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需要破解的一个最难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结合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顺利地从初级阶段晋升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结合得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能如邓小平所担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在“不知不觉地动摇”而“变为事实”，或国家整体转向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国家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肢解走向分裂而又次沦为殖民地。　　纪念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首要的还是要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为警示标杆，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解放出来”、胡锦涛提出的“四个划清”为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思想，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中国化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原文见 http://theory.gmw.cn/2012-01/06/content_3333288.htm; 个人分类: 政治|90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环境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第九届POPNET研讨会通知: leeqz 2011-8-3 00:18; 中国环境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第九届POPNET研讨会将于2011年8月10－13日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所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研究十年”。主要的议题是在总结过去十年里POPs研究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以下内容开展深入研讨：（1）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监测新技术、新方法；（2）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区域环境过程；（3）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态与人体健康风险；（4）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修复与管理。; 个人分类: 未分类|31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震时间序列研究的Hurst指数: edward3 2009-12-30 11:02; 微震监测时间序列研究源于天然地震监测的时间序列研究。微震监测时间序列研究，分形、Hurst指数等起了重要作用。南非微震时间序列研究中基本参数是微震次数、微震体变势、beta值、分形维数D、Hurst指数等。其中利用R/S分析法，计算Hurst指数目的是为了分析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Hurst指数可衡量一个时间序列的统计相关性。当H=0.5时，时间序列就是标准的随机游走，可以认为现在的信息对未来不会产生影响。当0.5≤H<1时，存在状态持续性，时间序列是一个持久性的或趋势增强的序列，遵循一个有偏的随机过程，偏倚的程序有赖于H比0.5大多少，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序列前一期是向上走的，下一期也多半是向上走的。当0;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41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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