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官员 › 相关日志

标签: 官员

相关日志

几类高校‘官’搞经费比例分析: 热度 41 lin602 2014-8-17 21:18; 不同类型的大学，官员们对科研经费所垄断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我举二个例子：多学科大学，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单化学化工院就有好几个二级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工，同时还涉及到材料学科及药的学科。如果院长是无机或有机的，即使有本领，也只能在自己的二级学科中进行施展搞个项目，而且项目数多，即使同学科的教授，还是有机会得到资助的。而许多其他二级学科的教授并不在其树荫下，受官的影响不大。而从学校的层面，校长更是占一个二级学科（例如搞天文的校长不可能到化学学科拿经费），几个做科研的副校长所占学科所占总学科数比例还是不太大的。所以这样的学校，官们垄断经费的比例要小。单科性大学就不一样了，例如：农业、林业、化工、药、水利、船舶、医、航空、电子等，他们的经费一般主要来自于国家自然基金，省基金，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是本行业的主管部门的项目。例如：农业部，林业局等。这些学校的强势学科是这些传统的单科，而后来办的学科不太强，即使申请相关的项目，与其他优势学校比起来一点优势没有。例如：化工行业（例如：扬子石化等大企业科研项目）的许多项目都是给传统的化工大学，林业、农业甚至理工大学的化工学科教授们都不容易拿到经费。如果对单科大学进行经费统计就会发现，传统强势学科所占的科研经费占全校总经费的大头。农业大学到农业部拿项目，林业院校到林业局拿项目，等。而这些学校如果去化工口拿项目，基本上没有份。这时候差别就出来了，农业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基本上都集中在农学，而许多处长、院长也都在农口，农口的项目就优先他们分配了。要知道，整个学校的经费的大多数都在农口，大官拿了小官们拿，加上还有会通关系的教授们，到普通教师时，已经没有甚至很少了。我说个实在的，某个部的某类项目，一个大学总共这年度给4－6个项目，你说这几个项目如何分配？要知道，几个校长、副校长甚至书记，大的处长、院长甚至院士都是这大学科的，都可以申请这项目。这项目还能轮到普通教师多少呢？因为一个项目要干几年，经常同一项目不给重项，所以就轮流排班。863、科技支撑、948、科技推广、公益项目，都限项，但这项目类别之间不限项，例：有支撑也不妨碍拿科技推广或公益项目呀，这不同类别之间的重复，就让不少人经费很多了。不信大家可以进行有效统计，单科大学的官员们的科研经费所占比例非常高，而综合性大学及学科数多的大学，官们所占科研经费的比例就要少很多。当然到了下面小学校，只能通通关系拿点小项目了，往往只有官员们的份了。这种状态要延续到什么时候？还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要等到单科学科不单科，其他普通学校的相同学科的学校水平也接近（例：农业大学办的林学学科水平与林业大学林学学科水平相近），单科学校的后办学科也慢慢强大起来，能够去相应行业争经费，这样的局面才会有所改变。当然部门办学的现状必须淡化直至消失，例如：林业局的项目经费不单单林业大学来分配。; 18427 次阅读|57 个评论

公开哭的昆山市长应该下台！: 热度 22 lin602 2014-8-3 06:58; 昆山市爆炸事故死亡如此多人，市长在公开发布会上当场哭泣（见：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2/41417062_0.shtml ），这有什么用呢？不排除控制不住感情，但官员的眼泪经常让人觉得不值钱！而且在重大事情面前，男人是不轻易哭的，只有处理事情与承担责任。要官员干什么的呢？喝酒？开会？找关系？建楼堂馆所？自己与家人过好日子？这么大的事情，企业肯定有责任，但直接管理的政府官员，不管如何处理你们，你们的责任是跑不掉的。安全管理是有标准的，要进行评价、检查的。出事，肯定安全工作做得不对、有毛病，这次事故不是偶然事故，是必然事故，今天不出现，迟早要出现的。如果这些官员还继续当官，对不起死难的工人兄弟姐妹们。知识分子经常说没有力气，说话不管用，其实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在各个媒体与场合一致的呼声，我认为是有力量的。问题是许多知识分子无动于衷，非常在乎自己的花花草草。; 4842 次阅读|40 个评论

我给大学官员排排位: 热度 8 lin602 2014-7-25 07:11; 大学中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多，教授双肩挑的越来越多。按照我的想法，大学中官员应该这样安排：校长（教授），常务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教授），常务管后勤及其他事务的副校长（管理）。书记（兼管纪委，专职管理），管学生的副书记兼副校长（专职管理）。四个应该让教授担任的处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研究生院长、图书馆馆长。其他处长、部长、副职全部是专职管理人员，不允许有任何职称并担任教学与科研工作。学院院长（教授），常务副院长处理所有事务（专职管理），书记（兼管学生）。所有在任期间，具有教授职称的校长、院长及处长，学校划拔少量科研经费，配给少量研究生，维持科研工作，他们不具有申请课题的资格，以便不当领导时回到教授岗位上。设立教授委员会，学校的大事、重要岗位人事任免有投票且有最终决定权。教授委员会中只设秘书，没有专职岗位。教授委员会由全体教授投票选举，教授委员会主任为全体教授投票决定，非专职。; 3930 次阅读|14 个评论

近期让鱼刺卡在喉咙内的一群人: 热度 2 lin602 2014-7-25 06:43; 近期反腐很厉害，不断有‘老虎’进去了的新闻。许多许多官员，近期如同喉咙内有根大鱼刺，卡在其中吞不下去又取不出来，很难受。已经贪腐了的钱成为了事实，退又退不回去，后面还不知道会不会查到自己，或者是让别人牵出来，如坐针毡。能不能闯过去，看各人的造化了。这感觉象不象喉咙内卡着鱼刺？; 1878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盛洪：救救官员: 热度 2 Helmholtz 2014-7-17 10:45; 盛洪：救救官员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最近每隔几天，我们就能看到中纪委的成绩：一两个省部级官员或央企老总因贪腐落马；徐才厚和苏荣的倒台成为了这一波反腐浪潮的巅峰。我们应该称赞中纪委高效率的反腐行动，以及在这背后的本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勇气。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反思。揪出的贪官越多，越说明贪腐现象极为普遍。例如中纪委巡视组 2013 年的八个巡视点就 “ 处理了 12759 人，其中包括至少 68 名厅局级官员， 128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 中国之大，一次巡视，就像蜻蜓点水，却有如此 “ 收获 ” ，可推断全局。我们至少知道，每个点（省、部或央企）平均有 1595 人被处理，包括平均 8 个厅局级官员，是一个较大比例。可以断言，普遍贪腐不是健全制度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即制度本身出了毛病。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实际上，这些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要当贪官。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都是学有所长，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佼佼出众，也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然而，他们也是凡人，可以应对在正常环境下的道德考验，却无法应付一个不太正常的甚至是扭曲的环境，其人性弱点就因缺少相应的约束而膨胀。想象一下，当一个官员进入到一个收入和财富无需公示，传媒和民众没有渠道对他进行监督，揭露官员贪腐的报道受到压制和屏蔽，揭发贪腐的公民受到打击的环境，他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低估贪污或受贿遭到惩罚的成本，高估自己可能会侥幸逃避惩罚的机率，他就会迈出贪腐的一步。系统性错误的第二个方面，叫作权力的错误配置。这首先表现为不当地赋予政府行政部门干预市场和企业的权力。贪腐大案经常发生在行政审批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以及他曾任局长的能源局几个官员的倒台，首先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本不该有的权力。虽经多次审批制度改革，由于只是行政部门自己的改革，仍有大量不当审批项目存在。例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出台的审批事项目录中，仍包含了对企业正常设立、投资和融资活动的审批，甚至还有维护垄断的审批。不仅如此，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官员不受私利的驱使。天则研究所的一项关于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研究显示，决定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配置的官员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得有利于自己。一个最简单又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中国有关医疗的公共开支有 80% 用于公务员（转引自周其仁， “ 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 ” ，《经济观察报》， 2006 年 2 月 11 日），而不是弱势群体。另一个权力错误配置的地方是有关土地的配置。以保护耕地为借口， 1998 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规定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相关行政部门据此做出夸张的解释，城市化用地要先由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在另一方面，政府却可以以市场价格出售开发好的土地。这之间的巨大利益击夸了多数官员的道德定力。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江西省任书记时，曾插手土地交易，使一地块以低于市场价格 10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某商人。因土地腐败而落马的省市官员几乎遍及各地，包括江西，辽宁，四川，重庆，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海南，湖南，广东，山东，山西， …… 更不用说县级、一直到乡镇的官员。与一度引人关注的房叔，房姐，房媳， “ 房祖宗 ” 一起，形成了中国官场的全局性溃烂。还有一种权力错置，就是不当地授予企业垄断权。垄断权是一种权力（ power ）而不是权利（ rights ）。它只有在自然垄断和强寡头垄断的情况下才可依法设立。但在中国，石油，银行，电信等行业并无上述情况，却仍由行政部门在法外设立了垄断权。不用说，这又是一种错置。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 2010 年，据对石油、电信、银行、铁路和盐业等垄断行业的不完全估计，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高达 19104 亿元。其中有 16169 亿元是这些行业的不当所得。这就不难解释，最近落马的央企高管多是垄断企业中人，主要包括以 “ 你懂的 ” 为首的中石油的 45 名高管，三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曹广晶和总经理陈飞，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杨琨，国家电网公司华北分部主任朱长林等等垄断企业的高管。而这些人只是因位高权重，引人注目而已。由于垄断权由整个企业享有，且企业高层都明目张胆地滥用垄断地位，垄断行为或利用垄断地位为个人牟利的行为在这种企业中极为普遍。不久前有一个叫乔红程的中石化新员工，竟也受贿了 6 万元，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是 “ 行规 ” 。只是他 “ 不慎 ” 把这笔钱的一部分给了妻子以外的女人，才被老丈人告发。可以猜想，这类行为相当普遍。这足以说明，因为不当设置的垄断权，受贿并不是企业高层的 “ 特权 ” ，而是一种普遍的系统性错误。还有大量垄断企业中层管理者的贪腐案例，恕我不再赘述。第三个系统性错误是，官员的聘用、选拔和晋升制度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官员高至副国级，徐才厚，薄熙来，苏荣，以及大量省部级官员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还有一大把各省的副书记、副省长或政协副主席，需要登很多级台阶。他们并不是升到高位才开始贪的，而是一路贪上来的。例如薄熙来自 1999 年任大连市长后，就有受贿行为，却步步高升。回头一看，从一开始，就缺少一套健康的选用官员的制度。首先几乎没有道德标准和评价。一个叫作《中县干部》的社会学报告告诉人们，影响官员选用和晋升的因素是 “ 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 ” 。这种关系以亲属，姻亲，同学，秘书，上下级的层次展开。把关系摆在第一位，道德标准就更是可有可无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量跑官、买官的现象。如刚刚落马的徐才厚的主要罪状，就是为他人晋升收受贿赂。晋升本身就是腐败的结果。由此又派生出了第四种系统性错误，即官员群体中产生了一种短视的、粗鄙的、辩护的和没有价值理想的亚文化。理性的经济人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短视的理性人，一种是有长远眼光的理性人。在披露出来的贪腐行为中，可以看到不少官员颇像中山狼， “ 得志便猖狂 ” ；为牟私利不惜滥用公权力。丝毫不顾忌这种 “ 大刀阔斧 ” 的行为终会败露和遭到报应。如南京的 “ 推土机市长 ” 季建业被曝贪污 2000 多万元，多来自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为此他在南京大肆强拆，闹得鸡犬不宁。而他的下场，似在意料之中。还有一个吉林省舒兰市的 “ 强拆副市长 ” 韩迎新，也曾口出狂言， “ 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 ” 更进一步，这些官员可能会因权倾一时，将对公权力的滥用扩展到自己的家族。如 “ 你懂的 ” 、蒋洁敏和郭永祥不仅沆瀣一气滥用公权力，还将之传给他们的后代周滨、蒋峰和郭连星。丝毫不担心，这样做会殃及家族。只要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会知道，中国人很清楚，哪个家族权重朝野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在这时飞扬跋扈、四面树敌，终究会遭报复。如霍光受汉武帝重托辅佐汉昭帝，居功至伟，但霍氏专权 20 年，种下祸根，霍光去世后，霍氏满门被斩。司马光评论道， “ 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 ” 这种历史教训，在中国史籍中经常可见，它并非超越的道德，而只不过是有远见的经济人判断。而现在这个群体连这一点也不具备。相反，在这一群体中却产生了一种辩护性文化。即他们不认为他们的贪腐是违法的，甚至不认为在道德上有问题。如不少贪官在庭审时都否认自己受贿，而归咎于朋友关系或行业潜规则。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文化生活的话，主要就是虚荣心的竞赛。所攀比的无非是靓车、美女和豪宅。而这些，都没有超出物质层次。如传言中的 “ 法拉利事故 ” ，就是一个衙内们品味低俗的事例。另据说纪检机构在清点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的钞票时，烧坏了四台点钞机。与他相类似，不少官员贪腐的数量远远超过几辈子生活之所需。边际效用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的收入和财富超过中产水平后，他们对物质财富的热情就会明显下降。而在中国官员群体中的这种现象这让人推断，正是因为他们严重缺少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才对出现这种对物质财富的病态追逐。反过来说，正是官员生存其中的制度结构出了问题，才使这个群体变得如此委琐和粗鄙，与成为社会脊梁的精英相去甚远。自不待言，中国社会和民众是这个以行政官员和央企高管为中心的贪腐集团的最大受害者。这已无需再讨论。应该指出的是，还有两个重要的受害者。一个是这些贪腐官员本身；一个是曾经提拔和信任他们的执政党。实际上，由于上述制度的重大缺陷，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已经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而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据 2014 年 1 月 6 日《扬子晚报》， 2013 年头 11 个月有 36907 个官员落马，按 12 个月算约为 40262 人。如果官员平均任职时间为三十年，按 2012 年中国公务员人数 708.9 万估计，一个人进入官场后变得贪腐，且最后败露被抓的概率是 17% 。如果有一个航空公司宣称，它的飞机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会掉下来，恐怕卖不出一张机票。有 17% 的概率会使一个人或其家庭败亡，官场不是一个有极高风险的地方吗？可能有人会想，我既可以去当官，又可以抵御腐败，不就没有那么危险了？关键在于，你可能身不由己。正是在这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制度下，因社会缺少发现和罢免渎职甚至贪腐的官员的有效手段，官员们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互相提携又互相包庇。一人升官，大家获益。下级靠上级荫蔽，上级靠下级接班。谁都不能少了谁。这就是贪腐经常表现为 “ 窝案 ” 的原因。如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为中心，形成了中石油窝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为中心，形成了江西贪腐团伙。 …… 当一个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群体中，他不久就会被 “ 染黑 ” 。在最初，即使收受了贿赂，却可能受到庇护。理由是 “ 错误很小 ” ， “ 有能力的官员要保护 ” 。但这种作法真正害了这个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他会以为，只要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只要上边的 “ 老大 ” 不倒台，只要这个政治群体还能在行政部门占据主导地位，他的 “ 小错误 ” 就会受到庇护。这种最初的庇护反过来会给年轻官员一个暗示，即在这个群体中，这样作是可接受。进一步，当一个部门群体中有多个犯有同样 “ 小错误 ” 的人，他们就希望别人与他们一样。如果有人 “ 干净 ” ，他们会感到不安。所以一个年轻官员还会受到压力，让他觉得如不 “ 自污 ” 就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久而久之，他们贪腐得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贪腐大得不能无视。因此，一个官员要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命运，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关键是这个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权力错置，缺少健康的晋升机制，和形成了与贪腐相适应的亚文化共同构成的制度结构，把官场变成了一个实际上最危险的地带。然而，可惜的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至今缺少理性人的长远眼光，他们没有看到，现有的制度缺陷从长远看对他们是有害的，却一味地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扩张权力。例如他们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垄断权的情况下，还宣称要 “ 做大做强 ” ；他们在垄断已成过街老鼠的情况下，仍拒不退出他们非法颁布 38 号文件和 72 号文件所划定的石油垄断领域。正是这种非法的垄断权加速了垄断企业的全面腐烂，使石油帮一朝倾覆。又如土地管理部门将退耕还林减少的耕地，炒作为城市扩张减少的土地（见周其仁《城乡中国》），成功地将 “ 保护耕地 ” 的口号转化为对农民土地产权的削弱和限制，扩张了本部门和征地部门的权力。正因如此，才给成千上万个官员下了一个最大的套：土地腐败。对于执政党来说，挖出这些贪官有利于其政治声望，有利于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然而，这又是执政党的巨大损失。这些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大多数还是有能力的。只是从来有能力的人未必同时道德高尚，严于律己。如果执政党任用他们的同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避免贪腐的环境，相反却让他们处于一个保护贪腐的制度结构中，他们就有极大可能走向犯罪。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垃圾扔掉，不仅是执政党的损失，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在上届中共中央领导期间，对贪腐行为相对放任。对党员执行纪律的力度相对于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下降了 2/3 和 1/3 。见下两图。中国共产党处理违纪案件及处分的比例资料来源： 1987 年至 1992 年数据和 1997 年至 2002 年数据来源于王关兴，《警钟长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小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68~69 页。 1987 年至 1992 年的平均党员人数按 4900 万计； 1997 年至 2002 年的平均党员人数按 6451 万人计。 2007 年至 2012 年数据自 2012 年 10 月 9 日《京华时报》， “ 贺国强：不姑息腐败分子坚决查处薄熙来等大案 ” ； 2007 年至 2012 年中共党员总数按 7582 万人计。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将上一图转置，变为下图形式。可明显看出，以 1987 年 -1992 年为 100% ， 2007 年 -2012 年中共对党员违纪案件的刑事处分，只有 33% 。中共执行纪律力度指数注：本图为上一图的转置。所以在 2011 年，一个官员贪腐并败露的概率是 5% ，远远低于十八大以后的 17% 。当纪律松弛，贪腐得不到有效惩戒而变得普遍的时候，无疑给进入官场的人一个错误信号，以为贪腐行为获得了政治高层的暗中纵容。当他以他面对的缺乏约束的制度结构，相对较低的纪律执行力度，和 5% 的败露概率指导他的行为后，却遇到了反腐风暴及 17% 的败亡可能性。这对于执政党来说，似乎像是一个放长线的钓鱼执法，有不教而诛之嫌。反过来说，执政党本身对这些官员变得贪腐负有责任，因而就有责任改变使官员变得贪腐的制度结构。所以，为了挽救这些不慎落水的官员，也为了挽救执政党自己，执政党不仅要进行反腐斗争，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导致贪官产生的制度环境。即要建立一个有效监督和约束权力的制度；就要取消不当配置的权力，包括不当的行政审批权，侵害农民土地产权的政策，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就要开放政治领域，不再在执政党小圈子里任用官员；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健康的官场文化。仔细想想，这其实就是宪政改革的基本内容。而一谈到宪政改革，就会引起一些人的敏感。这些人正是这个官员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他们反对宪政改革，正是反对他们自己。只是可悲的是，由于他们甚至没有经济人的长远眼光，他们还以为反对宪政改革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当我们谈到上届中共领导层放松了执行纪律的力度时，并不认为只是个别领导人负有责任。据一些记载，在上届领导人执政伊始，曾有变革制度、约束权力的雄心壮志。 200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公示了政治局委员的财产。但可惜这种作法没有坚持下去。据说遭到了党内的强大阻力。这个阻力并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官员和国企高管群体，他们构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分。这种阻力打着维护执政党权威的旗号，要求执政党摆脱社会监督。其实质，是让执政党作为整体承担贪官所带来的对其执政合法性的侵削的后果，要让清廉的官员同样背负起普遍贪腐的黑锅。结果是，当贪腐现象对执政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时，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发动一场反腐风暴，他们自己应声倒地。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贪腐现象的受害者的加害者正是他们自己。因此，救救官员的核心，是官员要自救。如何自救呢？就是要放长眼光，作一个有远见的经济人。孔子说， “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 是说聪明的小人就可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 硁硁然小人 ” 就是有远见的经济人。放长眼界，原来认为有好处的事情其实就是灾难。反对设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好像会掩盖当下非法收入，却会增加以权牟私的失足可能性；反对公众与传媒的外在监督，好像会躲过对自己当下受贿过失的揭露，却会使自己从小贪变大贪；反对取消不当审批权、不当的土地征用权和垄断权，好像会使自己获得寻租和垄断之利，却增加了诱惑压倒贪心的频率和力度；反对取消以关系为中心的官员晋升制度，好像可以使自己与家人朋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却会使自己连同家人一起走向毁灭。问题是，会不会有放长眼界的官员群体呢？答案是，不知道。时至今日，即使因上述制度缺陷而使许多官员身陷囹圄，这个群体作为整体还在努力将腐败案说成是个别人的事情，拒不承认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如有人就说，中石油窝案与垄断无关。他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个权力错置且无监督约束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是官员和央企高管的一个巨大陷阱。当一个清白的年轻官员进去以后，在另一端就会出来一个污浊的贪官。他们不懂得，对他们手中权力的限制，对他们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他们爱护。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群体的主流醒悟，以长远的理性为基础，要求放弃不当的政府干预权和企业垄断权，成为改革的动力。因此，官员们真正该救的，还不是他们的身和命，而是他们的心。而对这颗心，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它的智，还谈不上它的德。 “ 智 ” 不仅指知识，而如郑严法师所说，知识还要有阳光照耀。阳光能照亮黑漆漆的时空，让人能够放眼。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官员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原因归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这篇文字取决于他们的眼光是否足够长。古往今来，许多人做坏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善，而是因为他们不智。 “ 不智 ” 并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被当下利益所蒙蔽。中国至今看来无可救药的官员群体似乎在印证这一点。我期待着他们打破我的这一结论。 2014 年 7 月 2 日于五木书斋; 个人分类: 综合性资料|1471 次阅读|2 个评论

各级官员纷纷表态: 热度 2 lbjman 2014-7-3 11:32; 各级官员纷纷表态自从B君络熟上A领导后，经常鞍前马后地为A领导服务，于是得到A领导赏识（A领导自然成为B君的后台）。当某个职位遭遇退休空缺或被动轮换空缺时，A领导就利用职务便利，提名并提拔B君成为该职位的继任人，B君对于知遇之恩当然是涌泉相报，于是B君成为A领导个人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某年某月，B君被提拔为某地方大员一把手，上任伊始，上级召开新领导任命发布会，到场的各级官员纷纷表态，坚决拥护XX中央的英明决定，坚定地团结在以B君为首的领导班子周围，认真贯彻执行XX中央的政策方针。某年某月，B君被定性为贪污腐败分子，利用职务便利收取巨额贿金、为他人牟利，生活腐化堕落。在免职通报会上，到场的各级官员纷纷表态，坚决拥护XX中央的英明决定，坚决反对B君腐化行为，坚决维护地方政治稳定。 ...................................................................................................................................................................................; 384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盘点“80后”厅局级干部（快速升迁—高官是怎样炼成的）: wangqing0610 2014-6-17 13:37; 盘点“80后”厅局级干部三年半正科升副厅 2014年05月15日10:07 来源：人民网【编者按】近年来，“80后”公务员受到瞩目，其中不少人已开始担任起重要领导岗位，成为厅局级领导干部。小编从公开报道中整理了以下被媒体关注过的“80后”厅局级干部。山东省济宁市委常委、济宁市任城区委书记张辉 1980年6月生张辉，男， 1980年6月生，山东曹县人，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2008年3月起，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成为山东最年轻的“厅官”。 2011年11月末，张辉被任命为济宁市委常委、市中区委书记。2013年11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济宁市市中区、任城区，设立新的济宁市任城区，以原市中区、任城区的行政区域为新设任城区的行政区域。张辉被任命为济宁市委常委、任城区委书记。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周森锋 1980年7月生周森锋，男，汉族，1980年7月生，河南禹州人，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年07月襄樊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2007年11月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2008年08月宜城市委常委； 2008年09月宜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09年04月宜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9年06月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1年02月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 2011年05月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 2011年07月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2013年05月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区政府区长； 2013年07月神农架林区党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书记郭文杰 1980年10月生郭文杰，男，1980年10月生，汉族，河南鹤壁人，2001年5月入党，2008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毕业(北京交通大学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部长，北京京仪椿树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京仪绿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共青团北京市委事业部部长、共青团北京市委企业部部长。2012年8月当选为共青团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书记。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雷瑞 1982年5月生雷瑞，女，汉族，1982年5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2005年10月参加工作。历任富滇银行办公室副主任、党群工作部（企业文化部）副部长，瑞丽市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总队长，瑞丽市委副书记（挂职），富滇银行团委书记等职。2012年12月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共青团广西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书记郑胜景 1980年7月生郑胜景，男，1980年7月生，汉族，籍贯新疆沙湾，200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12年9月当选为共青团广西区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书记。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诺敏 1980年12月生诺敏，女，1980年12月生，蒙古族，内蒙古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呼伦贝尔市委员会副书记；2010年11月任呼伦贝尔市团委书记、党组书记；2012年8月24日，在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王正儒 1980年2月生王正儒，男，回族，1980年2月出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书记、副院长，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元飞 1980年3月生杨元飞，男，1980年3月出生，汉族，籍贯黑龙江肇源，全日制大学，理学学士，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2002年 7月参加工作，199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4月12日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赵亮 1980年1月生赵亮，男，1980年 1月出生，汉族，籍贯浙江东阳，全日制大学，工学学士，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2001年 8月参加工作，199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4月12日当选为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苏 1980年4月生陈苏，男，汉族，1980年4月生，33岁，2008年10月参加工作，2001年4月入党，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博士。2013年5月14日当选为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位西北 1982年1月生位西北，1982年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历任银川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副书记、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书记等职务。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资料转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15/c1001-25021173.html; 2945 次阅读|0 个评论

这算不算赌输了？: 热度 3 lin602 2014-6-7 23:09; 刚刚看到一个报道，江苏省扬州市环保局女局长被调查，网上说曾经是某位官员的情人。 http://news.ifeng.com/a/20140607/40634775_0.shtml 突然让人想起了赌博，下了赌注，赢了就得到了，输了，就亏了。是不是一些官员的情人们‘赌’输了呢？出事了，当然说不划算，在赌之前或者根本没有出事，这赌注下得对还是不对？没有出事是不是算赢了？如果他们真的相爱是一说，他们是真爱吗？; 2487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与他人通奸”——同志？同学？小姐？表妹？: 热度 1 ajygz 2014-6-6 09:17; “与他人通奸”——同志？同学？小姐？表妹？中纪委通报违纪官员罕见使用 “ 通奸 ” 表述 http://news.qq.com/a/20140606/004997.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江苏官员被曝歌厅不雅照回应称不是小姐是同学 http://news.sohu.com/20140521/n399822473.shtml 莫让 “ 表妹 ” 因官员开房成为被毁的词汇 http://news.xinmin.cn/domestic/2014/05/30/24441435.html 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刘庆成因受贿通奸被双开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2588.shtm; 个人分类: 咬文嚼字|2031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报：科研经费管理不能由官员说了算: redtree 2014-5-8 20:03; 中国科学报：科研经费管理不能由官员说了算作者：彭科峰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4-5-8 8:41:10 ■彭科峰近日，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称：经查，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可炜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广东省委批准，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此前，有媒体曾对去年发生在广东科技系统的重大腐败窝案进行了深入报道。据称，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与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反贪局2013年共立案查处科技信息系统贿赂案25件29人，涉案总金额共计5000余万元。报道还称，腐败行为主要集中在科技资金的使用分配以及信息工程的立项、发包等环节。这些环节普遍存在信息不公开、申报手续不规范、内部监管流于形式等问题，项目审批时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不受尊重，科技部门的官员权力过大。 2013年，我国年度科研投入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毫无疑问，科研经费对于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改造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没有资金的支持，一些好的创意只能停留在实验室，无法真正产业化。正因如此，科研经费的管理是“重中之重”。但广东科技系统的腐败窝案，恰恰反映出科研经费管理机制的一个重大弊端：官员的权力过大，且缺乏内外部的监督。事实上，由于大量的科研经费主要掌握在科技系统内部，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普通的科员就可能掌握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经费下拨权力。当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的官员们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吞噬“唐僧肉”时，科研经费腐败自然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暴露。广东科技系统的腐败窝案固然令人痛心，但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改进科研经费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在科研项目的审批立项程序。与其期望官员加强自身道德建设，倒不如建立公开、透明、完善的专家评审机制，引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研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家评审团的作用，让专家不再“走过场”，真正实现科研经费“让专家说了算”。这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实已经做出了表率。通过“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平合理”的评审机制，基金委在科学家队伍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其科研经费的审批和下放，真正做到了不被行政意见所左右。因此，在科研经费的管理方面，科技部门或许可以参考基金委的模式，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大胆地进行改革，让外部专家委员会的权力盖过内部官员的权力。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尴尬，也可以让科学家更多地参与到科研经费的立项和后期考核当中，从而让宝贵的科研经费真正花在刀口上。《中国科学报》 (2014-05-08 第1版要闻); 个人分类: 科学研究|1423 次阅读|0 个评论

失去伤口‘自愈’功能的中国大学: 热度 16 lin602 2014-4-26 08:05; 人与动物都有一个功能，如果身上皮肉被划破，小伤口会慢慢愈合，大伤口除掉异物裹好，慢慢也会长好。否则人与动物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企业会根据市场来进行自我调节，如果ceo不行，得换人，如果产品不行，得开发新产品或改进性能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如果老板不行，这个厂就要倒了。中国的大学，这种自愈功能已经基本丧失。学校的一些决策对的话，执行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而学校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果出问题，甚至产生很大影响，普通教师还真没有办法。跟谁讲？讲了谁听？由此可以看到，全国高校建了不少新校区，有些校区建了以后时间不长就废了，有些学校领导决策失误，导致校园面积不够，严重影响了发展。有些学校的规定与纪律，执行起来非常吃力。学生不肯学习也照样能够毕业，导致学生质量下降，社会的认可度差。其实这都是高校的体制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更要命的，如果学校领导不怎么样，学校内部是无法解决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才有官员任命权与罢免权。而且只要这些领导没有‘硬伤’（贪污腐败等），就没有换人的理由。流血的伤口继续流着，无法自愈。如果对一些事情有看法或意见，目前的情况，讲了是没有多少用处的，甚至讲的渠道也没有，而名义上是有这样的渠道。学校办得如何，与上级任命个什么样的领导密切相关，而内部的机制没有办法。高校的伤口无法‘自愈’！; 2870 次阅读|33 个评论

谁更爱真理？谁更爱利益？: 热度 1 lin602 2014-4-25 22:57; 看了不少百家讲坛，有这样一个感觉。在政治斗争中，政治家（或官员）们，为了政治及你死我活的需要，他们更注重的是利益，特别在派系斗争中，只是是‘自己的人’，不管品行如何，都是一个战壕的。如果是对方的人，不管品行怎么样，都是敌人。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权，没有发言权，他们渴望公平，渴望真理，渴望惩治腐败。我的感觉，许多官员的行为准则是利益。而普通百姓更渴望真理与公平。所以历史上的政变是官员们的事，而革命是普通老百姓的行为。; 1634 次阅读|2 个评论

许多人官没了经费也没了: 热度 5 lin602 2014-4-25 07:00; 目前中国有个普通的现象，许多大学官员教授，当他们的官没有了，经费也大幅度减少了，甚至一些人的经费几乎没有了。; 2721 次阅读|10 个评论

要想让院士称号不变'臭'，就要.........: 热度 3 lin602 2014-4-21 23:25; 中国的院士称号已经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了，那时候老一代知识分子是让人服气的。随着院士人数的增加，当官的院士人数越来越多，院士的利益越来越重，院士的称号也逐步失去往日的光环。张曙光没有得到院士，但一些张曙光类的人或多或少地挤进了院士队伍。现在争取院士不但是当事人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工程’，许多单位也花钱找关系让自己单位的人成为光荣的院士，因为这样可以让学校出名，可以在申请项目中有发言权，可以让学科评审中的名次往前排。甚至想让他们霸占着许多资源。院士称号逐渐慢慢不再‘香’，甚至还有些微微......。要想让院士称号不变臭，就要让院士别沾‘肉’（利益）。其实院士与非院士的学术成就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也经常是‘是非模糊’甚至‘上下颠倒’，由此引发出一部又一部活生生的闹剧，甚至有人为了院士命归黄泉。有人当官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到院士，有的院士上了后，就反过来当官，将院士与这些铜臭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象院士将往什么方向发展。有好几个准院士失去了自由。许多人不是为了神圣的学术，没有淡泊名利心静，在利益面前，失去了自我，也迷失了方向。院士，应该是为了学术而努力探索，如果得到成绩，院士帽自然落在头上的过程。抢、争、作弊、好处沾上边的事还有‘干净’的吗？; 3009 次阅读|3 个评论

漫谈“学者当官”: 热度 6 j6789 2014-4-16 16:28; 漫谈“学者当官” 周健近来关于学者当官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老师写博文讨论陈章良教授做官的得与失。同时，也见到一些教授、专家表示对当官的“不屑一顾”，好像反对学者当官的意见也不少。个人以为，就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支持极少数有德、有识、有力、有为的学者去当官可能更有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大致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的获得了进步，只是这种进步是参差不齐，有些方面进展不大，有些方面进展快一些。当然，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起来，毋容置疑的是我们仍有很大差距。最近，美国的《纽约时报》对中国这次搜寻马航 MH370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的报道，也确实说明了中国科技实力的不足。人们经常抱怨的是中国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太多，分析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的讨论也不少，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也有。关键的问题是缺乏让那些有科学性、有实用性、有效能的解决之道能够被采用的机制。第二点，对于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能来自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政府结构、各种管理机制、公民和官员等诸多因素。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要改变这些影响因素的可能性是微小的，所需的时间进程是缓慢的、需要的成本也可能也是高昂的。很显然，官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层级越高的官员其影响的范围越广、效能也更大。因此，当社会某个方面能够出现官员变革机会（比如在大学或科技界公选官员，也假定这些公选能够逃脱“人治”模式的约束），这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能错过，更不该轻易放弃（无论是因为对过去或现任官员的不满，还是对官员的不削一顾）。因为在中国，能胜任的人要得到相应的任用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国家有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但是执行时绝大多数都是在“人治”模式下运行的，结果可想而知。第三点，官员的价值和学者官员的典型意义是值得重视的。成功的官员或者说成功的管理是具有重大价值的，这一点应该是专家学者们的共识。一个合格的学者官员的成功实践，可能为中国的某个行业或领域（如大学、教育行业等）带来巨大的革新，即使短期效益可能不够显著，还可能在今后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显示出巨大的效益来。因此，对全社会来说，一个成功的学者官员的价值应该超过一个成功的个体研究人员的价值。这方面，清华大学的王晓东教授、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他们的杰出工作应该是这方面的实证例子。与此同时，如果学者官员能够成功实践，既能为该行业或领域提供样本性的参照资料，还有可能会给中国的高层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的信息，最后如能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境界，那么就能极大地推进中国实力的提升。第四点，学者做官也是有条件的，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对中国现在的官场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你可以在官场“同流”，但不能“合污”。其二是有在官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提升中国实力做出卓越贡献的强烈追求。其三是具有沉着面对官场的种种挑战、甚至失败的勇气，有扬长避短、与时俱进、不断前行的毅力。其四是具有高超的统筹和协调能力（比如抗上而不犯上、防范下属内耗等等），其五是具有变革精神、创新能力、相应的领导科学知识和技能，你不仅需要“出污泥而不染”，还需要能“曲径通幽”，创造出“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别有洞天”。第五点，支持少数学者当官，不是鼓励人人都去争官当。中国已经是一个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度，无数人热衷于官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个人支持极少数学者去当官的本意只在为现行的“人治”模式控制下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建立起一星半点的、科学领导的示范样本。当然，也企盼这种示范能够逐步扩展。综上所述，希望有胆有识、有力有为的学者不要放弃当官的机会，有官可当时应该当仁不让，最终实现为官一方、造福人民的宏大理想。作者联络 Email:zhou6789@21cn.com; 个人分类: 浮想管窥|4564 次阅读|7 个评论

中国学术之殇－－陈章良之路: 热度 60 lin602 2014-4-10 07:05; 看了陈章良的百度上的简介，见：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YTia7EXxR-lskIMJjPXmHphH33jIDhNWofjlQshPIzMlaUYhkF3qDxhHrha3cMg 在我们当时的想象中，他回国如此受到重视与宣传、赞扬，应该在学术上有建树，成为鼓励国外学人回国做学术的楷模。我的映象他拿了不少国家的科研经费，应该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他的条件太好了！但是，他很快转上了官员之路，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广西区副主席，国家科协副主席。对于陈章良先生个人，无可非议，因为我不熟悉他，我相信他的为人与工作不错（我不太了解他，只是推测），但他走的路，让我看到中国学术之路的‘小妾’地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达，应该是将学者‘安定’在科研之路上（应该是让学者自愿地选择做科研），而不是无数的‘人才’，兴高彩烈地走在官道上。陈章良之路，对他本人可能是挺好的，但这种模式，是中国学术的悲哀。就我们就见到，无数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人才，成天在打着电话、开会、管理，学术是顺带做的，戴着学者帽，走在铺着红色地毯的官道上。陈章良之路，中国学术之殇！; 33230 次阅读|118 个评论

[冯言冯语]中国大学有多可怕？: 热度 2 冯用军 2014-4-8 01:28; 老冯故事会iStory of Feng（冯用军说时事）之可怕的中国大学唐山市著名教育学者、河北省历史文化讲师、中国最年轻资深大学评价专家冯用军博士今天不跟大家讲解是Chinese University 还是University of China类似的“鸡蛋逻辑”，而是给大家讲讲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大学干了神马？导语中国校友会网还推出过“1999——2008 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前三名仍是北大、清华和浙大。其次，社会这所“大学”的造富能力，胜过所有大学。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正文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国 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也许，全因中国 “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来源：新周刊 2010年第12期作者：黄俊杰; 个人分类: 国家教育科学院|2130 次阅读|4 个评论

相信谁－－－这是目前最严重的危机: 热度 7 lin602 2014-3-29 23:25; 现在大众相信谁呢？这是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现在手机与电话上说的，全部不能信，媒体上已经说了不少这样的骗例了。不少人今天主席台上坐，明天就下大牢。今天是领导，明天就是阶下囚。今天是正面人物，明天就是反角。今天这位名人说要爱国，明天媒体上说他的老婆与孩子已经移居国外。今天说车不限牌，明天买车就不能上牌了。唉，老百姓其实不怕吃苦，但就是不知道相信谁，这是最可怕的。说实在的，一般电话中说公安局来电，政府来电，电信来电说欠费，电话说退税，我一律不信。我穿上了‘铁布衫’。我相信谁？不知道！; 3034 次阅读|9 个评论

[冯言冯语]贪腐市长季建业博士的枪手: 热度 1 冯用军 2014-3-20 18:30; 老冯故事会iStory of Feng（冯用军说时事）之学者型官员刘迎霞、季建业们背后的不光彩大学唐山市著名教育学者、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师、中国最年轻资深大学评价专家冯用军党和政府内部，贪官不除、腐败不消，何谈国家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曾口口声声宣称是“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贪腐的全国政协委员、最美女富豪的刘迎霞提前知道风声跑路了，至今滞留海外未归... 曾标榜“三农问题”专家、苏州大学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挖城掘宝（太平天国藏宝）找朱元璋真墓的南京市长季建业被“双规”了... 在中国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权学交易大行其道、“老虎”和“苍蝇”在体制漏洞内外飞来飞去的时代，是哪些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倒下神坛的“博士级”学者型官员... 季建业，副部级干部，曾任南京市市长的季建业2013年10月16日因经济问题被中纪委“双规”。季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他总是将自己塑造成“学者型官员”，在其身上一直交织着官学利益勾连的魅影。季建业总是将自己塑造成“学者型官员”，在他身上，一直交织着官学利益勾连的魅影。从2013年10月16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开始，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和“农民问题专家”身份。近日，沉寂了近5个月之久的季建业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这次是他和十八大后落马的贪官同僚们一起亮相。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拥有博士学位。时代周报记者从已经公开的信息中发现，季建业总是将自己塑造成“学者型官员”，在他身上，一直交织着官学利益勾连的魅影。虽然从季建业落马至今，涉事高校从未正式对相关事宜发表过任何评论。但在季氏边仕边学的“学术之路”上，高校、导师、评审专家与他扮演着的投桃报李、各得其所的角色，已经愈发明晰。从未停止做“学术”，天上掉下来的“博士帽” 将偌大的南京城挖得千沟万壑的“推土机市长”季建业，若以法学博士或“三农”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会让人觉得很不自在。但在这个副部级官员身上，确实交织着官员、博士和专家三种身影。季建业在做官的同时，从没停止过做“学术”。官方履历显示，季建业的学术镀金之旅，始于其出任江苏省昆山市市委副书记、昆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任上。 1996-1998年，季建业开始在苏州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尽管苏州大学方面称“课程进修班”只是提供给学生研究生的课程，毕业后并不授予学位。但随后的1999-2002年，季建业继续在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法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班学习，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此同时，季建业晋升扬州市委副书记、扬州市长。在繁忙的市长任上，季建业的求学路并未中断。 2005年1月至2009年8月，已经是扬州市委书记的季建业，又在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班学习。就在季建业读博士期间的2006年6月14日，他获得了平生的第一个学术头衔—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来自苏州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的消息称，在职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和普通博士生没有任何区别。苏州大学法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表显示，博士生在这一年的基础课学习中，仅在周末和周一有空闲。而完成博士生第一学年的学习，不管是不是在职的，都需要到校上课。从第二学年开始，才能由博导自行安排。但季建业读在职博士的第一学年，正是他在扬州市市委书记任上实施带动“扬州市的飞速发展”的“沿江开发大战略”时期。 2010年1月，季建业出任南京市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市长。1年后的2011年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季建业的出站报告通过评审。从1996-2010年，14年间，季建业从处级升迁至副部级的同时，也获得了博士学位，可谓“官学同步”的典范。如此顺利的求学奇迹中非常明显地包含了诸多疑点，比如他有没有时间上课或研究，直到现在仍处于无解之中。在季建业的求学中，有关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并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季建业是怎样成为正式的在职硕士研究生的?经过了怎样的招生手续?又是怎样完成学业，并最终获得学位的? 博士论文被指抄袭，不参加答辩就能获得博士学位 “三农”问题研究者张英洪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评季建业博士论文农民权利论的抄袭问题》的文章，揭开了季建业博士论文抄袭的盖子。此外，季建业的博士论文还抄袭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副教授的论文。被举报后，季曾提出要给对方一个20万元的科研项目作为补偿。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就在季建业被调查之际，苏州市纪委的QQ群里传言，季建业的博士论文为江苏某大学一名教授代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据知情人透露，季建业的博士论文直到答辩前一小时才送达，而他本人并没有参加答辩。季建业为什么能在苏州大学一步步走完求学路?这需要梳理一下他与苏州大学的渊源。如果按照苏州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的授予规定，季建业的博士学位本该被学校收回。苏州大学也曾一度为此展开过讨论。但在2007年底，江苏首富朱兴良与苏州大学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后，之前讨论的声音在苏州大学内部就此平息。公开信息显示，作为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螳螂”)老总的朱兴良和季建业长期交集颇多。朱兴良早在季建业被调查前的2013年7月22日，就被济南检察院带走调查。早在2004年5月召开的苏州大学董事大会上，季建业就成为苏州大学的校董事会副董事长。苏州大学董事会成立于2002年12月，由支持苏州大学建设与发展的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代表等各界人士组成。来自苏州大学的消息称，该校董事会的成立为“吸引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办学”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按《苏州大学董事会章程》的规定，董事们“必须为苏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促进学校与董事单位及社会的广泛接触和联系”。而“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苏大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苏大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这样的董事会，能给大学带来现代治理模式吗?恐怕只会加剧大学的利益化和权学、钱学交易。其实苏州大学金螳螂城市建设学院，就是苏州大学与社会资源合作的成果之一。金螳螂与苏州大学在2007年底签约，在原苏州大学城市科学学院的基础上，共建金螳螂学院。2008年9月，金螳螂学院正式更名为“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对外简称“金螳螂学院”。官方媒体《苏州日报》2012年4月的一篇文章称，金螳螂对苏州大学的累计投入(截至发稿日)已达3000万元。博士后研究疑点重重官员校友是当今中国不少大学的荣耀，季建业对苏州大学来说也是如此。 2003年12月，季建业以“校友代表”的身份，在其主政的扬州接待了苏州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一行。2004年9月26日，苏州大学扬州地区校友会成立，时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季建业成为该校友会会长。而在2010年8月，一则《人大校友季建业博士任职南京市代市长》的文章，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下称“人大法学院”)的官网上。其实季建业在苏州大学读完博士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博士后研究。他在获取博士学位第二年就承接了一项重大课题研究。 2011年9月，一项名为“南京城市综合管理立法研究”的课题，由人大法学院与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官方信息显示，该项目由国务院法制办确定为当年的重点研究项目，并由南京市确立为该市的重大研究课题。该课题由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和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共同担任课题组组长，以人大法学院为主要研究力量，南京市政府提供必要的协调和帮助。人大法学院对这一课题高度重视，专门成立内部的课题指导协调组，由人大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副院长胡锦光教授担任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莫于川教授则担任执行组长，他也是季建业在人大法学院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导师。韩大元在指导协调组启动会上表示，是次南京城市管理综合立法的课题研究，旨在以南京为样板，做学术上的深入研究，推动我国法制的发展。这是一项十分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研究和南京的实践，南京模式可以成为其他城市的城市管理模版。南京市“大城管”理念和制度的推广，将对同类城市起到示范作用。胡锦光在指导协调组启动会上透露，南京市政府对此次调研十分重视。胡锦光认为，作为法学研究者能够有机会将法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城市管理中去，意义十分重大，任务十分光荣。随后课题组赴南京调研，其间专门召开了季建业博士后证书颁发仪式。韩大元受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委托，在仪式上向季建业颁发了博士后证书。其实就在此前的2011年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研究者季建业的出站报告通过了专家组的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出站报告的视野广阔、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证得当、语言流畅、写作规范，所提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可行性”。至此，季建业完成了他这个疑点重重的博士后研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季建业博士后评审会的专家名单与“南京城市综合管理立法研究”课题组名单基本重合。对于“南京城市综合管理立法研究”课题，建议司法机关介入调查。鉴于权学交易中很可能存在利益交换，比如行政权力给学校课题、研究项目的好处，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介入调查。需要追查的是：该课题项目经费是多少?中国人民大学从中获得多少?取得了怎样的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的财务收支情况如何? 人大黑幕，挖挖吧！感谢XX D培养出的“老虎”和“苍蝇”们，让老百姓真正看到了“前苏联的影子”... 六十周年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中有“ 反腐亡党，不反则亡国 ”之说，呜呼哀哉，悲戚与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反腐作为中心任务，还说腐败威胁到执政党共产党的生存。李克强说：“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强调绝不允许“触犯党纪国法”。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期待着，衷心拥护一切打“老虎”拍“苍蝇”的行动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个人分类: WCGI世界廉政研究院|3315 次阅读|1 个评论

1 ... 4 5 6 7 8 91011 12 下一页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官员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