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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混沌”量子孕育清晰未来
热度 1 kejidaobao 2012-4-24 16:07
文/杨书卷 提到量子理论，就没法绕过那只让人头疼不已的“薛定谔的猫”：“不透明的箱子里装着一只猫，箱子中另外还有一个原子衰变装置，而在打开箱子之前，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 这只挑战着人类智力上限的猫的确让人抓狂。就连拥有“当世最聪明头脑”的霍金也常常忍不住想把这只非死非活的猫“一把掐死”。但是，尽管量子理论如此不可理喻，但它还是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成功的、与实验结果符合最好的理论，过去，它直接导致了原子弹、核电的出现，而现在，它又在量子计算机、信息加密、高精度测量等方面大显身手，虽然现在我们只能从“混沌”的量子理论中理解很浅的一小部分，但仅仅这一小部分就足以掀起巨大的科学风暴。 目前，量子计算机是量子理论最激动人心的应用，因为相对于传统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有着成千上万倍的提高。但是，由于对微观量子态的操纵实在太过困难，虽然各种解决方案层出不穷，但一直难以走入真正实用的阶段。不过，科学家付出的心血正使研究取得快速进展。 最近，IBM的科学家就有了骄人的成绩：在量子计算中良好地保持了“机械特性完整性”，大大减少了基本运算的误差。 阻碍量子计算机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难以控制“量子脱散”，即要努力消除热量、电磁辐射和材料缺陷等干扰因子导致的计算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苦苦追寻了多年。而IBM将目光聚焦于一个独特的三维超导量子比特装置，使延长量子比特保持量子态的时间达到100微秒，这是此前纪录的2到4倍，而如果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这种机械特性，就能找到有效的纠错手段，量子计算机便可长时间地进行稳定的复杂运算。正如IBM的科学家和研究小组负责人Matthias Steffen表示，“我们不仅仅只是做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物理学实验，而是在实用化方面将量子计算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疆界。” “IBM的装置已经非常接近满足实用量子计算机最低的要求，使可靠的逻辑量子比特运算能够成为现实。”德国亚琛大学量子信息研究所的David DiVincenzo高度评价这一成果，而IBM研究性突 破，也使未来研制量子计算机的乐观情 绪快速高涨（３月１日美国物理学家组 织网）。 量子计算机中，另一个超重量级的概念是“量子比特”。传统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基础单元是“0”和“1”两种比特，而量子计算机是“量子比特”，它超越了“0”和“1”，是一个矢量，可以处于各种正交态的叠加态上，正是这些特殊的量子态，提供了量子并行计算的可能，计算速度之快令传统计算机为之“汗颜”。 但是，以前量子比特存在于既大又笨重的真空腔中，就连上述IBM的超导量子比特装置也不例外。而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单个电子，使量子比特可在普通的半导体中生产出来， 研究人员使用外加电压，允许单个的电子的飞行轨迹先分叉，再重新结合，使每个电子可同时飞过两个可能的路径，当两个路径重聚在一起，两束电子波就会发生重叠态，产生出具有明确状态且适合信息编码的量子比特。而如果量子比特能如此简单方便地产生，意味着量子计算机又向实用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相关研究发表在３月出版的Nature Nanotechnology。 而在量子信息加密领域，最近也有令人兴奋的进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海光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一种新的量子加密方法或可挫败那些“最老练”的黑客。 基于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原理，美国科学家Wiesner于 1970年首先提出将量子理论用于密码术——当窃取者偷看光子束时、即在测量量子态的某个性质时，会使另一个性质受到扰动，从而就被探测到。量子加密原则上是一种阻止黑客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但是，接收量子密钥的光子探测器却是其“阿喀琉斯之踵”：它会在不经意间受到“量子黑客”的难以捉摸的“旁门左道”式攻击。 现在，罗海光想出了一个简单的量子计算解决方案，被称为“与测量设备无关的密钥分配系统”，即虽然黑客也能操作光子探测器并发布数据，但用户之间不再信任这些数据；相反，他们仅需简单地测量和比较自己的数据即可验证黑客的存在。目前，罗海光科研团队已完成概念验证测试，预计在5年内开发出一套“与测量设备无关的密钥分配系统”原型，以便牢牢关住这扇为黑客留下的“后门”（4月5日《科技日报》）。 而在不久前，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也为量子理论的实际应用做出了贡献：被誉为计算“动力”的量子计算或许也可应用于高精度测量领域中。 传统的磁共振成像技术由于有“共振”的技术限制，在扫描“分子”层面时便会失效，科研人员利用量子计算的方法避开了硬件上的不足，研发出纳米级的磁共振设备，可将场强和精度之间的比例提升10%。更让人惊异的是，它能够以“非侵入”的方式，研究分子、材料和细胞等的属性，而之前类似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都会破坏样本。作为研究者之一，Guludefu Dart兴奋地表示，“这对于我们理解分子或活体细胞等具有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显示量子计算也可以超越纯电子设备领域。”（2月20日《科技日报》） 尽管已经走过百年历史，解释“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还有无数的谜尚待解开，很多实验物理学家至今还在验证这一理论在80年前所做的基本假设，但是，它在实践中获得的成就却令人吃惊，迄今所有实验都肯定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作为现代物理学两大基石之一的量子理论，已被历史推上了锐不可当的开路先锋的位置，期待着风生水起的远大前景。■
个人分类: 科技风云|3740 次阅读|1 个评论
搞原子弹的不如开网店的
热度 1 liuhaitao123 2012-4-19 22:05
同学舍友，从大二开始开网店，毕业后和女朋友进阿里巴巴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辞职继续开自己的网店，如今已有两个房，两辆车。 -----同学感慨读研不如开网店的。
1765 次阅读|1 个评论
核不扩散就是公开保护核垄断
热度 5 yangyongtian 2012-3-26 16:43
核不扩散就是公开保护核垄断， 吃饱撑的就是不让别人吃口饭。 自诩为国际宪兵到处称王称霸， 美利坚第一个爆炸两颗原子弹。 只恩准自己到处煽阴风点鬼火， 不允许别人在私宅内点灯自燃。 全人类原本应该是平等之民族， 如今却划分三六九等草民皇权。 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就有反抗， 民族民主民权不只是中山宣言。 扛起抗争的大旗勇敢的去奋斗， 全球同此凉热就在不远的明天！
个人分类: 感怀|2720 次阅读|16 个评论
“原子弹”不会突然爆炸
lg21c 2012-2-28 17:13
“原子弹”不会突然爆炸，“原子弹”的试验成果是基于大量的基础研究，步进加步进，积累加积累，完善再完善，一直到“原子弹”的爆炸成为可预见，成为完全的必然！研究也是这样，不要期望突飞猛进！
个人分类: 连续论|2977 次阅读|1 个评论
原子弹为日本而生
热度 2 longfo 2012-2-26 09:36
美国人是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之所以炸日本 是因为日本反人类 日本人根本上已经不是人了 所以，扔了两颗原子弹 而不是一颗 为什么炸日本平民 因为，日本人根上不是人 即使他们披了人类的外衣 所以炸他的平民 中国人是什么 不敢用原子弹的鸟国 窝憋死的煞笔 造了原子弹 还不敢应对日本 唉 可怜我科学家 一生勤苦 反倒是懦弱占了上风
1672 次阅读|2 个评论
2012年的精神原子弹
热度 5 lujiangxiao 2012-2-4 14:23
2012 年的精神原子弹 方韩大战彻底粉碎了我那脆弱的小心灵中的偶像 , 那咱 也 赶赶网上时髦,　学学韩寒体 尖酸刻薄一下 世界的 时事政治吧 . 2012 年的精神原子弹是伊朗造的 . 我很怀疑那后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推手团队 , 就算新浪搜狐百度加上淘宝网联手 , 也没那么强大 . 伊朗一直坚持它的核计划是民用的 , 可是人以色列和米国的 CIA 一直有小道消息说最迟五年 , 最快今年 , 伊朗核弹就能炼成了 . 以色列的底线是绝对不能容许伊朗有核弹 . 以色列的底线就是美国的底线啦 , 照这么看要先下手为强 , 四月左右就得动手 . 美国把航母都开过去了 , 摆开样子要练练 . 可我是被洗过脑的 , 不认为美国是妖怪 , 一定要跟伊朗过不去 . 我觉得美国摆样子主要是敷衍以色列 , 防止他直接乱来 . 问题是这个底线不好找呀 ! 伊朗打死也不承认 , 或者根本就不造核弹 , 你怎么打呢 ? 还象小不是那样先造个假再去打伊拉克 ? 恐怕不容易了 . 搞推手的人都懂的 , 啥事玩过一回就不容易玩第二回了.　 想当年扣龙咆坐在联合国讲台上 , 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白粉 , 吓得大家都怕他失手掉地上, 立马纷纷举手同意 . 今天你还能从口袋里掏出个核弹来 ? 所以说伊朗的原子弹就象咱毛主席当年说过的精神原子弹 , 绝对的强大 . 哦 , 现在是网络时代了 , 为了跟上时代我叫它 “ 虚拟原子弹 ” (the virtual nuke) . 就是说我只要有能力造 , 并不用真造一个 , 就管用 . 怎么个强大法 ? 简单说一个虚弹比美国上万个真原子弹还要强大 . 为什么呢 ? 因为美国的真核弹只能毁灭世界 , 别的不好使.　所以谁也不会用的 . 而伊朗的虚弹想用就用 , 想啥时用就啥时用 . 随时牵着美国 , 苏联 , 中国这些大国的鼻子走 . 什么 , 你不信 ? 　就算伊朗能牵着美国鼻子 , 怎么能牵咱天朝这么聪明人的鼻子呢 ? 亲,　我预测的你肯定不信的 , 咱就说个历史故事吧 . 当年咱们孔教授崇拜的金偶像也闹过一阵子核弹 . 那时美国也有小道消息 , 可是打伊拉克有点分不出神来 . 同时美国知道金的小辫子攥在咱们中国人手里 . 实在不行 , 象孔教授说的那样给他来个断煤断粮 , 金胖子肯定认怂 . 所以美国一直坚持谈判要有中国参加 , 来个六方会谈 . 可是人金胖子后面肯定有强大的推手 , 非要跟美国单练 , 没中国啥事 . 搞来搞去 , 人家硬是给绕过去了 , 爆了两个核弹 . 这两个蛋和美国的几万个核弹比肯定没当量了 . 可是威力却超过美国所有的核弹 . 为了这两个蛋蛋美国糟蹋的钱海了去了 .　 首先韩国日本台湾都不干了 , 北朝有我们也要有 . 这几个国家 ( 地区 ) 的科学水平高了去了 , 铀都是现成的 ,　核堆废料有的是. 设计嘛在 计算机上搞搞 , 说要造蛋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 . 可怜美国经营了几十年 , 出钱出人 , 连哄带吓 , 用核保护伞罩着这几个小兄弟别搞核弹 , 最后让金胖子勒着肚子就给破了 . 当然最吃亏的还是中国啦 , 北朝有了南朝就会有 , 南朝要是有了就能壮着胆对咱们渔民执法 . 要是 , 要是菲律宾也跟着学怎么办呢 ? 咳 , 好没面子 , 给人北朝那么多粮食还是让人给玩了 , 没认清敌友 . 还是咱孔教授看得高,对金偶像崇拜得物体投地 . 现在的世道和冷战那会不一样了 , 核弹有没有并不重要 , 所以人家伊朗的虚弹和金胖子的实弹一样厉害 . 只要说我有能力造 , 并不用真造一个 , 就管用 . 你还抓不着底线 , 不敢贸然军事干涉 . 搞经济制裁吧 , 肯定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 明白了吧 , 伊朗的推手团太强大了 , 就算新浪搜狐百度加上淘宝网联手 , 也没那么强大 . 说起军事干涉 , 难那 ! 美国佬的业绩实在拿不出手啊 . 十年前 , 咱理直气壮的底线是绝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 现在呢 , 早就没底线了 . 以前听说阿富汗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要跟塔立班谈判 , 把美国人气得牙痒痒 . 可是后来想想也有道理 , 咱政治上撑不住 , 要打撤军牌 , 谈谈总能有个表面的和谐稳定 , 让咱撤得好看点吧 ? 可是美国有诚意 , 塔立班没诚意 , 还搞得人下不来台 . 刚开始的时候来了个假塔立班 , 狮子大开口要了很多钱 , 定了个小条约 . 可是人真塔立班说没这回事 , 不承认 . 后来总算来了个真塔立班 , 绝对是真的哦 , 因为人家设了个小计策把阿富汗负责谈的将军给弄死了.　 最近听说又搭了个班子谈 , 真的假的还不知道 . 可是条件是先放几个关在关塔那摩的恐怖份子来表表诚意 . 真是哪壶不开就提哪壶. 看来塔立班后面一定有无比强大的推手 , 就算新浪搜狐百度加上淘宝网联手 , 也没那么强大 .　它知道 反正美国人是说好要走的 , 你急我不急 . 先谈着 , 捞点实惠再说 . 看看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在最贫穷地方的遭遇 , 咱只有同情的份 , 同情之余也应该用脚后跟想想 , 世界上只有美国还在当冤大头 . 咱们天朝可别学美国这么扔钱,搞什么军事强国呀! 那么 , 那么 , 等等 , 你想说咱天朝花巨款打造的那啥飞机啦 , 二手航母啦就真的没用吗 ? 　亲,　您别急,　听我说.　 我想说这些铁块块都是狠有用的 , 太有用啦,　只要有推手 . 亲,　你想想 , 咱们天朝这几年最牛叉的是啥 ? 猜对了 , 加分 ! 当然是 GDP 啦 . GDP 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 全称叫 “ 搞地皮 ”, 就是以房地产为龙头老大的经济 . 当然你可以说给世界当工厂的经济也非常强大 , 但是 , 世界两年前购买力就泡沫了 , 可是中国的 GDP 还在高速增长 ,不提房地产不好解释啊. 现在消费的市场还在中国 . 咱们都知道国内代工一台 iPhone 才赚两美元 , 而 美国那边的苹果公司要赚好几百 . 更可怕的是咱给人家送钱栏都拦不住 , iPhone 4S 在国内一开卖就抢得把店都砸了 . 让苹果这边舌头伸出来晾凉了都缩不回去 . 真他妈是 2012 呀 , 中国人的钱多的都疯了 . 可咱们天朝光现在钱多不行 ,　 要讲究持续发展呀 . 否则你们这一朝把钱都挣了 ,　 我们接班以后的吃什么 ? 搞推手的人都懂的 , 啥招儿玩过一回就不容易玩第二回了 ,　你们把 该拆迁的都拆迁了 .全体人们已经欠了银行30年的工资,　那轮到我们时总不能再拆迁一次吧?　那以后该玩什么呢? 这后面就需要强大的推手啦 , 新浪搜狐百度加上淘宝网都联手 , 可能还不够呀 . 我是洗过脑的,　推测 以后我们就不要在国内的一亩三分地上玩了 , 要到世界上扮演个啥角色 , 当一回大国 .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 当大国很赚钱的呀 . 所以灰机还要造 , 航母也要经常拉出去遛遛 . 当不了世界大国 , 先当个地区大国练练手 . 什么伊朗苏丹阿富汗 , 能搭上的都给丫搭上 . 多撒点钱,　让哪国的什么部族武装牵着鼻子走走. 这样石油啊天然气啊啥的资源就来了,咱给它烧成二氧化碳,造成枪炮再卖回去.这样就强大了,国际上说话也有人听了.　我是洗过脑的,相信只有 国家强大了人民才能和谐 , 到时候什么姓刘的姓吴的艾大胖子,思想犯经济犯 跟领导叫板的, 该抓的抓 , 该杀的杀 . 孔教授嘴甜,给丫来五项孔子奖 .　美国人敢楂刺,　 一年给丫发表三次美国人权报告 . 亲,　龙年到了 , 龙的时代来了 . 我骄傲 ! 到时候祖国强大了,我们系开会时所有的洋教授发言以前都得先看看我那张黄脸 , 哇,　想着心里都 热呼呼的 , 什么寒寒的感觉都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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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掰开原子弹”的真相
iliketg 2012-2-4 06:49
“ 用手掰开原子弹 ” 的真相 王庆林博友引用德国人罗伯特 . 容克 (RobertJungk) 的著作 “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 ，然后根据理解，和网上流传的 “ 用手掰开原子弹 ” 的标题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92do=blogid=533657 。 关于这个故事，有点以讹传讹的味道，在这儿试图 解释一下这个事件的真相。 首先，关于“用手掰开原子弹”这个标题只有在中文网页中才有，我在大学时，曾在一个不知什么刊物上看见过这个故事，但是在万方上搜出两篇： 用双手掰开原子弹的人 ， 《知识就是力量》 ， 2007 年 9 期 ， 郭冬德 ； 用手阻止核爆炸的人 ， 《科技文萃》 ， -2001 年 4 期 ， 孙浩 。 这两篇文章应该都不是我在大学看见的（ 1990 － 1994 ），从各中文网页和文章的介绍看，包括张庆林博友的引用，都是同一事情，加拿大科学家路易斯·斯洛廷（ LouisSlotin ）的不幸事件， wiki 百科上可以搜到 Slotin 的介绍。 关于这个事件，容克的书中说的不尽正确，或者是因为翻译上的偏差，因为原书是 1956 年德文版（当时很多事件都没有解密），然后英国人翻译为英文，又俄罗斯人翻译为俄文，而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翻译的。 1999 年 8 月，美国和俄罗斯的核临界安全（ ps ：现在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专家 ThomasP.McLaughlin,SheanP.Monahan,NormanL.Pruvost,VladimirV.Frolov,BorisG.Ryazanov,VictorI.Sviridov 修订了 "AReviewofCriticalityAccidents" ，英文为 LANL 的报告 LA-13638 对历史上发生的核临界事故进行了回顾，该事件也是其中之一。 事实是 Slotin 当时正在向同事演示临界装置的构建技术，而不是关于原子弹的装配，从下图也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手中是有螺丝刀，但是不是用来使两块铀靠近，而是操作的另一种材料，就是我们图中看见的不是原子弹的裂变材料。裂变材料在图中看不见，在里面，当时是 6.2kg 的钚。 另一个误解是 Slotin 当时如果避开，可以自救。一旦达到临界，按照链式反应的速度，几百微秒内，就会释放出饱和的能量和射线，如果当时他避开，肯定是秒的量级，不会减轻任何损伤，我估计在看见闪光后，他本能的将上半部分推开，阻止了更多的裂变反应。 Slotin 当时受到了 21Sv 的剂量，在 9 天后死亡，其次的受到 3.6Sv 剂量。 两张图片引自LA－1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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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与资源的抢夺（120127）
热度 2 ymin 2012-1-27 10:54
技术的进步与资源的抢夺（120127） 闵应骅 技术的进步对资源提出很多新的需求，而地球的资源有限，于是就产生了抢夺的现象。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人们耕种着那一亩三分地，资源抢夺情况较少，也许在灌溉用水的时候有点水资源的争议。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就开始抢土地、抢市场，甚至发展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二次大战以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而结束。其实，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也在研制原子弹。1943年年末，德国派一艘潜艇运送一吨铀矿石前往日本，结果由于情报外泄，潜艇被埋伏在马六甲海峡的美军击沉。从此，计划就泡汤了。铀在周期表里面有，但是，之前没有用处。而要搞原子弹，就缺它不可。我们国家1958年大跃进，也要研制原子弹。外国还禁运。于是，我们自力更生，自己找。我的家乡也来了好多人，动员群众挖山。那时候，山上树砍了，老屋拆了当肥料了，山上的红土露出来。经过群众运动，据说果然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这就是新技术对资源的新需求。我国地大，各种资源基本都能找到，对小国就不然了。近年来，中国稀土的实际储量占全球稀土总储量30% ，但是全球95%的稀土产品由中国长期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资源是缺的，譬如石油。石油的产品和技术可以说无数，但我们需要大量进口。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宝钢的铁矿石靠澳大利亚，而必和必拓基本垄断了它的出口铁矿石资源，涨价简直就随心所欲了。 在刚果的深山雨林中，内战打了13年。而美国的大公司，譬如HP，INTEL，APPLE，Motorola，都在使用有争议的地区的这些矿石。他们有兴趣的是三T：即 tin（锡）,tantalum（钽（符号Ta，原子序73）），tungsten（钨）,和金。这些都是集成电路、智能手机、电视、笔记本等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材料，锡大量用在电路板的焊料中，钽用在电容器中， 钨用在电话的振动马达中。现在全世界只有45个熔炉处理3T。美国正在试着制定法律来规范他们的行动。因为购买刚果的矿石就等于支持了他们的内战。而要清查公司的供应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下图为刚果东部的蒙布瓦卢的大人和孩子们在挖金矿，该矿由一部军队控制，大公司用这里的矿石影响他们的名声。选自IEEE Spectrum 2011/12.
个人分类: 杂谈|4254 次阅读|4 个评论
乐只君子，邦家之光——纪念杨承宗先生
fdc1947 2011-10-30 21:37
杨承宗先生是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苏州吴江人， 1911 年 9 月生。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在北平 镭学研究所 工作。后去法国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师从 约里奥 - 居里夫人 ，获巴黎大学博士。 1951 年携碳酸钡镭标准源及大量资料、仪器归国。行前，约里奥 - 居里使寄语毛泽东：为反对原子弹，中国须拥有原子弹。他开 创新中国放射化学事业，培养大批放化人才。率众攻关，制备出中国首颗原子弹所需铀材料，并创立中国核燃料化学。文革遭难，随中国科大南迁，参与领导该校复兴。创合肥联合大学，为新中国联合办学滥觞。先生正直不阿，淡泊名利。今年 5 月 27 日不幸去世，终年 101 岁。 先生，今天的一个极其平常的称呼，在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往往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尊称。几十年来，杨先生这个称呼，在我和我的同学中，就是伟大、崇高而又亲切的象征。 杨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中，当汪伪政权接管了位于上海租界的 镭学研究所实验室时，杨先生毅然辞职，舍弃了他亲手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回到苏州过清苦的生活。在新中国召唤的时候，他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55.5 万法郎年薪的续聘，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每月 1000 斤小米的低工资，回到祖国。回国前，他为国家买科学仪器，把自己的积蓄也都拿了出来，搭了进去。 杨先生有着为祖国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 50 年代初，为了得到科研工作急需的中子源，他冒着危险亲自动手修复被日军破坏的制氡设备，付出了视力受损一眼失明的代价。 60 年代初，他受命接过苏联人扔下的烂摊子，担负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用铀原料的制备的领导重任，带领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科技工作者克服困难、技术攻关，终于制备出合格的铀原料，为中国成为核大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回国后不但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还在中国科大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为中国的放射化学和核化学培养人才而呕心沥血。在中国科大最困难的时刻，毅然和科大一起南迁安徽。 1970 年初，在马鞍山南山铁矿的一间大房间的地铺上，我问先生：我们学生反正要毕业的，跟学校走到那里都一样，你为什么也跟我们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说：学校现在正在有困难，我应当跟学校在一起。后来，杨先生参与领导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创业”，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贡献。他怀着仁爱之心，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开创了新中国多种力量联合办学的模式，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没有能够从事放射化学事业，但是几十年来，杨先生在思想和工作上的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使我终生受益。 上大学不久，杨先生给我们介绍放射化学专业。快半个世纪了，他那天讲的大多数话都已经忘记，但是下面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这个专业要少而精是困难的”。须知，在 60 年代中期，“少而精”可是“最高指示”，然而，直率的杨先生说出了他的看法。到了 1980 年， 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表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时，杨先生投了唯一的弃权票，开创了全国人大不再总是“一致通过”的先例。杨先生 显示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操。 正如杨先生所说的：“我与 6432 班（指我们中国科大 1964 级放射化学专业）的同学是患难之交，而患难之交不可忘”。 1968 年夏， 杨先生曾与我班同学一起“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学校“军宣队”的带领下，同住铁道兵帐篷，在京原铁路良各庄车站工地劳动。我们的工作是辟山填沟，造出一块平地，以建造车站。杨先生当时已年近甲子，眼睛又不好，所以经常被安排给出石渣的小车扳道岔。我身体不好，蒙同学们照顾，常常与杨先生一起扳道岔。 1970 年，科大搬迁，杨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在马鞍山南山铁矿度过了半年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的岁月。杨先生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劳动、开会，睡地铺。处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先生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达观，与我们聊天、谈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听不到唉声叹气。真是孔夫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的浩然正气，时穷益见。 1970 年 7 月 ，我们盼来了毕业分配。但是多年文化革命烈火的熬煎，特别是半年来安徽工宣队的穷凶极恶让几乎所有的同学心如死灰，恨不得马上一走了之。杨先生坚决主张拍一张毕业合影。他意重情深地劝导我们，不要为一时的不快而造成终生的遗憾，一定要拍个全班集体照，留作永远的纪念，如果经济有困难，他愿意资助。于是才有了我们的毕业合影。在合影时，杨先生坚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学一样按身高排列。在文化革命这样的特殊境况里，杨先生同样显示了教育家的伟大风范。 从学校毕业后，我仍然得到杨先生的教诲和帮助。当我遇到困难时，他告诉我“世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我们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终究不会减到零。 …… ，请你不要伤心，不要为此烦恼。以后工作、生活上的挫折还多着” 。 杨先生的这个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在任何情况下，正确看待形势，正确对待自己。 杨先生是大科学家、大教育家，他亲切而平等地对待我等比他小好几十岁的学生，每次给他的问候总能够得到他的回答，做的好的还能得到他的夸奖。他也关心着比我等更小几十岁的青年人，前两年，他让我要教学生一点古文或书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缺古文教育，字也写不好”。今年 4 月，当部分同学和老师去医院看望他时，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他，他没有戴上眼镜和假牙，他感到抱歉，他在病床上甚至还惦记着我的身体，实在令人感动。 杨先生一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还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但他不计较自己的名利，对于名利，他常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就不用管了。他是一个没有勋章的真正的功臣。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杨先生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君子。 两千六百多年前，跟着晋文公流亡列国后归国受赏的人物大多早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没有授勋的人——介子推。 杨先生的墓碑文说：“ 放化英才，杨公培栽；核子燃料，杨公炼造。 伟功弗居，不慕荣利 。 夫唯不争 ，乃得永生”。伟功弗居，不慕荣利的杨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后刊载于 《科学时报》 (2011-11-24 B2 大学周刊)
个人分类: 科教与社会|41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美国大学启示录
cailong0518 2011-10-11 19:53
今天，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国家向公民提供的一项福利，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优良动力。美国卡内基小组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50%是从它的教育制度获得的。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国才能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影响深远的杰出学者和强大的知识经济，才能成为科技强国。 　　然而，美国高教并不完美。美国在过去一百年中有许多措施、政策、制度、思路值得效法，但近20年来也呈现出流弊日滋的景况。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大学对美国发展的重要贡献，探讨美国大学成功的根本要素，以及近二十年来显现出的弊端。《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愿本文对美国大学体制成败得失的分析能对寻求中国教育制度进步的人们提供一种参照。 美国大学成功的五大理由 　　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它们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负笈美国，一俟学业完成，这些学生很多都留在美国，成为美国支撑其科技强国地位的砥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有85%是美国的大学（据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美国大学）。美国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吸引世界各地的最有潜质的学生到美国学习，再用它强大的企业将这些人才中的大多数留在美国本土。在微软、IBM、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中充满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拔尖人才。这些异域精英们为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五大理由：（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4）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5）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1）英明的政策与官员 1862年，美国正着手开发西部，一位有远见的参议员Justin Morrill为了提供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受教育的机会，推动实施了《赠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费土地用以创办新的“赠地大学”。这个法案使每个州分别获得三万英亩土地，《法案》还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随着美国的社会财富日益雄厚，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投入也逐步增加。见到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获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参议员又推动实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经费和新学科教学的经费，以促成研究和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 尽管有了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经费，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和大学仍然落后于欧洲。这时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契机。历史没有让美国人等得太久。二战期间，在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Vannevar Bush的领导下，有六千名科学家机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响深远的对原子弹、雷达、解密算法、导弹和青霉素的研究）。二战结束， Vannevar Bush调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的报告，阐述他设计的一整套国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机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大幅度提高科研经费。科学研究是国家强盛、人类进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责任支持、资助这个领域。从1940到1990年，美国的研究经费涨了4000倍。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超过380亿美元。 把国家科研下放给大学。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联邦主义”（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实质就是联邦政府自己不设立研究机构，而是通过签订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务交付给大学或私营公司。他与41所大学/研究机构、22家公司签订了二百多个科研合同。美国除了少数的国防机密项目，绝大多数的科研经费都经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提供项目，通过竞争方式下放给研究型大学和其它实验室来操作。 引导国防科研产业化。二战时发明的很多技术都有巨大的商业价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学（象麻省理工学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学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来做这些技术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后经过国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将这些技术产业化。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公司，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 美国当局从谏如流，Bush报告中的三点从此为美国现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调。 《科学——无尽的战线》所力倡的开放式科研和苏联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国防科技方面，苏联有星有弹，并不比美国逊色。但是苏联的集中式科研与社会隔离，武器做得越先进，社会越穷。最后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恐慌，失去科技强国的地位势所难免。而美国的开放式科研，由大学负责创新，由企业负责产业化，每一项发明都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同时也为大学和产业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Bush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学在经费上富可敌国（实行“合同制联邦主义”的初期，麻省理工学院就得到一亿美元的经费），大学里面群英荟萃。从此，不但美国大学后来居上超过欧洲，美国的高科技（航天航空、医学、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也迅速产业化，创造了无比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和毕业生创业成功后，将他们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输入大学，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 在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伟大进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员。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范。他本人不仅是政府官员，也是有独具慧眼的战略家和卓越的科学家。他在1931年研制成功的“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是电子计算机的鼻祖。他在1945年写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预测了未来计算机、数据库、数位相机、语音识别、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称他为电脑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曾创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国专利系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没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作为运筹帷幄的政府官员，他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们，教育、科研和经济的进步不但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和开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备大师智慧的官员。 （2）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 美国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风格上跟欧洲大不相同。教师和学生在直截了当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美国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美国的大学中，教师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我刚进大学时想从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法律没有兴趣，学习成绩也只属中等，但我爱上了计算机。我每天疯狂地编程，很快就引起了老师、同学的重视。终于，大二的一天，我决定放弃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已经修得的学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藉藉无名的计算机系。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在美国的大学，教师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我读书时，曾提出与导师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术方案。当时我的导师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励最终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获得了成功。这种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美国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3）严格的教师录取、晋升、管理制度 美国的高等院校大多拥有一流的师资，可谓大师云集。在美国社会，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待遇。优渥的待遇保证了师资质量，优良的师资带来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学生的尊崇又使老师社会地位提升，结果是待遇又继续提高，从而形成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 在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一个教授职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时申请。当一名青年教师，击败了上千名竞争对手，进入斯坦福大学做助理教授后，他只得到一纸为期7年的聘书。7年后他有50%的机会得到“终身职”，得以终身留在学校。但是他也有50%的可能得不到“终身职”，必须放弃成为教授的目标，甚至失业。这样苛刻的条件下一个职位仍有上千人申请，我们可以想象教授在美国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 “终身职”制度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教授合格。获得“终身职”教授职位极为困难。申请者需要做多项独立科研、在高水平的期刊发表文章、成功地指导博士生，再经过严格的师资评审制度，由同行教授进行客观考评，仔细衡量对科研的实际贡献，加上学生的评语等，然后才能证明其“终身职副教授”的资格。如此高的门槛，保证了教授的质量，也保证了教授的社会地位。第二、保障思想自由。一旦获得“终身职”，学校不能因为思想偏激或攻击学校、政府而解雇教授，等于提供“终身”保障。 此外，美国高等院校在管理上强调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不鼓励大学办企业、不鼓励教授拿过多的横向项目，以免影响教学质量。大学教授本来就有丰厚的薪酬，还可以每周抽出一天做待遇不菲的“顾问”工作，更可以选择时机留职停薪到社会上创业。所以美国教授没有后顾之忧，也能够公私分明，把在校时间全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 （4 ）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 19世纪以前，欧洲的大学主要训练的是教士和政治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心目中世界是稳定的，并且从根本上讲是已知的，如果说还存在未知的部分，那也一定可以从已知的知识出发推导出来，因为秩序是一以贯之并且无所不在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历史的重演，人们从未设想过这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会存在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教育的目的是传授固定的知识。大学最重要的品质是稳定。 自19世纪以降，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医学革命带给了人们希望，核子武器、恐怖主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带给了人们恐惧，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人类对自身智慧和理性的傲慢……随着伦理、道德、信仰、哲学、科学的深刻变化，人类开始意识到，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种时代趋势给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从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复僵硬的知识或真理，而是创新。而大学最重要的品质也不再是守旧的稳定，而是迎着风险追求进步。 就在古老的世界因创新而变得年轻的转折关口，美国的大学把握机会，在“进步”的旗帜下，在胸有韬略的教育家领导下，超过了欧洲以“稳定”为要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一个例外）。美国本是一个多元文化大熔炉，美国的大学为了进步敢于创新也愿意模仿。很好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在德国柏林大学这种研究型大学大获成功的启发之下，美国的大学迅速将德国模式融入美国本土教育，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很快青出于蓝，超过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就。另一个例子是MIT最近以一亿美元总经费计划将2000门课程（包括课本、演讲稿、笔记、习题、答案等）无偿地在网上公开。这不但代表了MIT拥抱网络技术和远程教育的进取心，更显示了它不惧风险，并对蝉联世界工科领导者地位的无比信心。 在处理进步和稳定的关系问题上，美国大学提供了值得效法的范例。且听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的夫子自道：“进步和稳定都重要，但是我深信进步比稳定更重要，因为惟有进步才能带来真正的、长远的稳定。因此，当两者有冲突时，我们应该放弃稳定而追求进步。”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美国奉“在进步中求稳定”的理念为圭臬，终于后来居上地超过欧洲老牌大学，令全世界为之瞩目。这个理念，正是美国大学至关重要的成功秘诀。 （5 ）私立大学奇迹般的崛起。 美国的大学可分五类： 私立大学——这类大学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赠的基础上建成，归私人所有，由董事会管理。这类大学不以盈利为目的，股东不得获取利润分成，所有收益用于学校发展及提高科研教学水平。 公立大学 ——如各州立大学，完全由政府出资，满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要，体现了教育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正义性和便利性。 教会大学——出于宗教目的，由教会拥有，补充社会基本教育条件并服务宗教目的。 公立社区大学——提供低学费的两年制学位教育，瞄准那些无法进一流大学的学生。也有的学生为了省钱，先读两年社区大学再转学到公立或私立大学。 私立职业大学——以盈利为基本目的，相当于企业或者公司，这类大学一般收费较高、办学水平较低，类似中国现有的许多民办大学。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最优秀的大学中大约有85%都属于上面第一类，即私立大学。这一点从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也可以看出： 总体排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本科 商学院 工程 1 哈佛 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2 普林斯顿 斯坦福 斯坦福 3 耶鲁 宾州大学 伯克莱 4 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依利诺斯 5 加州理工 西北大学 乔治理工 6 杜克 哥伦比亚 密歇根 7 斯坦福 杜克 加州理工 8 宾州大学 伯克莱 普杜 9 Dartmouth 芝加哥 德州 10 华盛顿大学 Dartmouth 卡内基梅隆 高科技学科领域领先的学校 生物工程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1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 麻省理工学院 2 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卡内基梅隆 3 麻省理工学院 斯坦福 斯坦福 （注：图中斜体为公立学校，其它为私立学校。） 这些私立大学都是常说的“研究型大学”，它们不但提供优质的教育，而且做一流的研究。尽管公立大学拥有政府的资助，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之间的差距还是越拉越远。私立大学不仅仅是成功的学府，还成为产业的核心：硅谷的崛起归功于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周围高科技产业的兴旺则依靠麻省理工学院。 为什么美国能打破过去公立大学一方独霸的局面呢？是什么让私立大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呢？美国的研究型私立大学的成功具备下列四个重要条件： 有理想的慈善家：上面表格中的每一所私立大学都是用爱国的慈善家（如Carnegie, Mellon, Stanford, Rockefeller，Harvard）的捐赠创立的。其中Rockefeller除了捐赠多所大学，还提供了研究资金，在政府尚未看到微生物学的潜力时，他一掷千金，支持加州理工学院等学校创设这个重要的学科，令美国抢得学科发展的先机。 雄厚的私人捐赠基金（endowment）：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一流的私立大学培养了大批成功的杰出校友，这些校友又对学校慷慨解囊，帮助学校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基金（endowment）。以哈佛大学为例，它的基金高达一百多亿美元，而且每年都有盈利。用这笔钱，学校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出最高薪挖来最好的教授、无偿地把课程放在网上、建立科学园区…… 雄才大略的校长和富有特色的大学：这两者相得益彰，密不可分。雄才大略的校长用自主的办学方针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带领学校达到卓越。每个学校都有它的个性，它们不是枯燥的生产线造出来的陈陈相因的货品，也无法用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的线性思维论定坐次。很经典的例子是Daniel Gilman，他作为Johns Hopkins的首任校长，以研究型大学为理想，在短期内创造了奇迹。除此之外，还有雄才大略的校长和计算机系主任把Carnegie Mellon铸造成一个以IT革命为宗旨的学校；加州理工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Noyes, Milikan, Hale把这所原来表现平平的Throop Institute改造成小巧精悍的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邻近哈佛，所以决意发展工科，最终修成正果；西北大学的骄傲则是它世界第一的商学院；伯克莱树立了蜚声世界的自由开放学风……每一所有特色的学校都吸引有特色的人，他们在适合的学校环境里尽情发挥，形成人尽其材，各施所长的局面。 灵活高效的运作：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学灵活和有效得多。私立大学不受美国政府政策的限制，也不用每年苦等年度经费，因为私立学校的资金来自基金会，得以像私人公司一样灵活地运作。它们能够以更大幅度的高薪来挖研究大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它们可以创设新的学科，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因此私立大学可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且，更自由的环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学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吸引杰出人才，而杰出的人才向往灵活和自由的环境。 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 　　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教育，美国是很好的典范。但是，当我们羡慕美国的成功时，也要看清今天美国大学的弊端。 　　今天的美国大学有下列五大弊端：（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3）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5）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1 ）“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 　　“终身职”制度用较高的门槛来遴选教授是很正确的做法，但是“终身职”也对美国教育产生副作用：得到“终身职”之后，一些教授便高枕无忧，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实已半退休，要么就在外创业。这是因为，教授在得到“终身职”后就不再有约束，制度上无法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担当起对学校和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在企业，无论职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会被降薪、降级、甚至解雇。相形之下，大学也应参照企业管理的方式，才能确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竞争。 （2 ）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 　　此外，很多大学忽视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拿不到经费。很多大学在雇用校长、副校长时忽略学术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们的行销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重大隐患。 　　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15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180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 （３）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 　　为了提高各个院系争取经费的积极性，很多美国大学降低学校“提成”，缩减校方的权力，而把权力下放给院系。这造成了冷门院系经费捉襟见肘，热门院系却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伯克莱大学为了大笔研究经费，开始做不开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Virginia的商学院不满校方“提成”太多，干脆自立山头，设法脱离母校。流风所及，大学的各个院系几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独立还导致校长大权旁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过去哈佛的Eliot校长、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长，芝加哥大学的Harper校长那样的集社会理想与胆识气魄于一身的教育家。 （４）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 　　另一本题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 　　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５）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上述四点弊端，倘若出现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国，很可能会被某个慈善家或教育家通过开创或改造一所大学而得到改进。但在今天，这样的变革契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 “一流私立大学”的市场已被垄断。 这种垄断除了靠私立大学的品牌、师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镇山之宝，那就是它们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师、补足不够的经费或者进行扩张。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这笔“老本”，这些私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二流学校根本不可能与这些垄断市场的一流学府竞争，也不再会有慈善家敢于拿钱来和他们竞争（谁愿意投资几百亿，并且惨淡经营几十年后也只能达到“准一流”的档次？何况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对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诚）。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战哈佛的历史将不会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举缔造历史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一流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改革。 寄语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2020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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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年轻人应该知道为什么被害？
热度 2 xupeiyang 2011-9-20 09:15
　 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日子；但对于日本自身的“被害”，却是牢牢记住：日本是唯一被发射原子弹的国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弹之害…… 日本右翼正在抬头 军国主义已基本复活 中曾根康弘 　　战后任期第三长的日本首相(第71～73任)。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 桥本龙太郎 　　日本第82、83任首相。早年间，他作为“遗族会”会长，曾每年3次不间断地参拜靖国神社，拜相之后，他却成了参观中国“九一八纪念馆”的日本首相第一人。 小泉纯一郎 　　曾任第87～89任日本首相。任期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宣称，“有人提到(原首相)东条英机的甲级战犯问题，中国的孔子说过‘恨罪不恨人’，我不是为一个人前往参拜的，也不认为(参拜甲级战犯)有什么问题。” 野田佳彦 　　日本第95任首相。“参拜的是非问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因此，那种基于A级战犯作为战争罪犯因此不应被合祭的论调，实际上是在侵犯所谓A级战犯的人权、和国家的名誉。”野田佳彦2011年9月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任首相期间他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也不会正式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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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门前有几座‘大山’？
热度 14 lin602 2011-9-3 18:53
小时候天天背‘老三篇’，其中一篇叫‘愚公移山’，内容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中国的大学在世界上应该说没有一流的，而且慢慢还有被拉下的趋势，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高校门前有几座必须移走的‘大山’。 1 人员流动及筛选。目前中国的大学教师基本上都是终身制的，除了部分教师科研能力很强外，许多教师能力上还有待提高，有的其实是不适合做科研的。但目前中国的教师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让其离校的。必须解决能进能出的机制。甚至出现在学校不给官位了的人，回来当教师，我见多了，你说这样的师资能够与一流大学竞争？ 2 教师政治与经济待遇的稳定与提高。中国的大学教师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波动非常非常大，让人感觉到非常不稳定。记得九十年代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那时教师人心浮动，走的人非常多，出国，下海办公司，调走，当官等。现在大学教师退休工资不但离公务员太远，甚至还不如小学教师，去年广东高校试行退休工资的改革，尽管没有改下去，但让大学教师心里凉凉的。而政治待遇更是上下动得不得了，五七年反右，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等。你说那个群体经得起这样折腾。 3 高校的运行体制。必须实行教授治校，教师在学校是二等公民，你说如何发挥教师的积极性？教授争着当个处长、副处长甚至科长，而且博士导师都要政府部门去当个副处长（副局长），用点业余时间来做点科研，而他们占了许多方便的资源，这样的环境是科研环境吗？ 4 国家与省的科研管理体制。这个我想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得到科研经费的人大部分为：学校官员，政府官员的熟人，院士及大牛，科研中介人的关系人，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好那么一点点。说起科研经费，让人伤心与灰心。 这些大山搬不掉，挡在大学门前，如何让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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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和院士制度的异化(七)—院士富豪颠覆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热度 1 husherong 2011-9-1 01:02
院士和院士制度的异化(七)—亿万院士富豪颠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现象 “前有袁隆平，后有吴以岭。上台是院士，下台是富豪。” 2000 年5 月31 日 ，以袁 隆平名字命名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隆平高科 ” 在深交所上网定价发行。 袁隆平持有 “ 隆平高科 ”250 万股，按照当时每股 12.98 元的发行价计算，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净资产将达到 3245 万元。 　　 2011 年 8 月 31 日，“隆平高科”收盘价 31.64 元，袁隆平拥有 4 ， 458 ， 143 股，成为亿万富翁。 2011 年 7 月 19 日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命名的以岭药业发行价 34.56 元 / 股。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董事长吴以岭通过以岭医药集团间接持有以岭药业 40% 的股份，吴以岭的儿子吴相君与女儿吴瑞分别持有以岭药业发行前总股本的 26.42% 和 2.97% 。三人总共持有以岭药业约 2.48 亿股。按以岭药业 18 日确定的发行价为 34.56 元 / 股计算，吴以岭家族身家将达到 86 亿元。吴以岭本身身价将达到近 50 亿元，成为国内最富有的院士。 《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社员黄新文一家去年纯收入近六千元》（ 1979-02-19 00:00 ，人民日报 第 2 版），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一九七八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一万零七百多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五千九百多元；另有存栏猪价值一千元。 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流行“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 ”。 根据目前的大红人郭美美的母亲郭登峰称，她从 1990 年就开始买股票、炒股票和融资股票，最早炒的是深市 “ 老五股 ” 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和原野，并用几万元在几个月后赚了几百万。（宁夏卫视栏目《解码财商》，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对郭美美母女的专访， 2011 年 8 月 3 日） 所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就逐渐流行“ 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还马虎，千万元才算富 ”。 而如今，则是逐渐迈入亿万元才算富的年代了。 院士富豪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时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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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的故事
libseeker 2011-8-4 15:58
先看摘录的两则有关原子弹的故事。其一摘自《日本史》，作者为詹姆斯.L.麦克莱恩，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研究日本历史的著名学者；其二摘自《20世纪思想史》，作者为英国的彼得.沃森，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1945年8月6日早晨8时15分，一架B-29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朝广岛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投下了一颗长约30米，直径约7米的‘特殊炸弹’。原子弹在离地面1600英尺处爆炸，下面核爆中心的温度超过了华氏7000度。爆炸半径约20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都被烧毁，在这个致命范围内所有受热浪烧灼的人都死了，他们的皮肤和内脏都被难以置信的温度烧得爆裂。一股冲击波以光速从核爆中心向外扩散，把混凝土建筑物夷为平地，把木头房子炸成碎片，使人体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核辐射。大火荼毒着城市，湿气聚集在飘扬的灰烬上，后又形成放射性的‘黑雨’落回到地面。没有广岛死亡者的精确数字，虽然1977年政府估计人数介于13万至14万之间。1945年8月8日，外务省监听员听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宣布，苏联要对日宣战，将出兵满洲、千岛群岛和朝鲜。第二天，即8月9日正午之前，美国人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杀死了6万至7万人。现在总计约有50万平民在对日本城市的轰炸中遇难。”((美)麦克莱恩（McClain,J.L.）著；王翔 译._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12：432) “在当地时间8月6日上午近9点时，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铀235原子弹。在原子弹下落期间，原先载有原子弹的飞机离投掷地11.5英里。尽管这样，原子弹爆炸时发出的光仍映照到飞行员的座舱，飞机机身被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损坏和弄皱’了。3天后，美国人在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6天后，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原子弹打败了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世人倍感轻松，而利用这种手段来结束战争又令人感到恐怖。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物理学领域，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最伟大的知识性冒险的可怕高潮，这种冒险正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丽的科学’所为。不过，这种高潮恰恰意味着，物理学绝不会再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而它也并未终结。”( 彼得.沃深著；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20世纪思想史._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467) 对于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辈。关于战争的伤与痛，感受并不深刻。读史读到史上若干次屠城，最近一次是惨烈的南京大屠杀（30万人被屠杀）。近年，地震频发，地震带来的伤与痛，感同身受。史上若干次大地震，近年的几次大地震感受尤为真切，汶川8.0级大地震，海地7.3级地震（此次海地地震造成22.25万人丧生，19.6万人受伤。），日本9级大地震……不由自主将其与原子弹带来的灾害进行比较，原子弹更为恐怖！ 那两颗原子弹是1945年的科学研究成果，其实已经可以为所欲为，试验性的爆炸是在阿拉莫戈多沙漠进行的，“准确地按计划进行”。最终选择广岛和长崎投掷是战略。倘若随便换个地方（比如人口密集一些的或非沿海的），后果严重得多。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 自作孽，不可活。”然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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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两弹一星”元勋（2）做人当如邓稼先
热度 7 sqdai 2011-7-1 13:22
走近“两弹一星”元勋（2）做人当如邓稼先
做人当如邓稼先！做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做一个忠心报国的伟丈夫！这是我看了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又重读邓稼先传记后，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话。 这一电视连续剧忠实地再现了“两弹一星”元勋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最为鲜活出挑的人物是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1924 ～ 1986 ）（见链接）。 这里，仅采撷邓稼先 62 年人生历程中最精彩的片断： 14 岁那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少年邓稼先当众撕碎了为日寇庆功的纸旗，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上一脚！为了避祸，他随大姐南下四川、云南。 17 岁那年，他赴重庆考大学，途中险些被空袭的日机炸死，进一步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志向。而后进入西南联大，发奋用功，决心“救同胞于水火中”！ 24 岁那年，负笈西渡，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特尔哈尔（ Ter Harr ），两年完成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 26 岁那年，他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 1950-8-29 ）搭海轮回国，进入中科院原子能所，在彭桓武先生的指导下，踏上开拓我国核物理学研究及其应用的征程。 34 岁那年，他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他的顶头上司钱三强先生问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心领神会，立即允诺，出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从此踏上了研制“两弹”的 28 年艰辛路。 历史正确地选择了邓稼先，而邓稼先则不辱使命，为“放大炮仗”的宏大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从 34 岁那年开始，邓稼先隐姓埋名，舍弃天伦之乐，成天钻在荒漠、山沟里，甚至有意识地把性格从爽朗外向转为沉默内敛。风华正茂的邓稼先作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率领 28 个“娃娃兵”（平均年龄 23 岁），在攻克两弹基础理论方面所向披靡！ 他们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从基础理论上攻克了三大难关：原子弹核反应关、中子点火关和引爆关。 邓稼先率领他们用简陋的手动计算器和计算尺通宵达旦地进行计算，计算草稿用麻袋来装，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房间。 有一次，邓稼先刚休息不久，一听说试验出故障，他冒着风雨，搭吉普车前往，车抛锚了，他下车推行；到了试验场，司机累趴下了，他却精神抖擞地潜心参与排除故障，终获成功。 三年困难时期，他们饿着肚子苦干，他省下自己的口粮，用馒头招待开夜车的“娃娃兵”。领导不准开夜车，他与伙伴们钻在被窝里打手电筒钻研问题。 在原子弹引爆试验中，装雷管是最危险的事情，邓稼先总是到现场在技工旁边为他们壮胆，为他们遮风挡雨。为了原子弹试验成功，他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他 40 岁那年，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罗布泊上空终于升起了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奏响了凯歌，在现场不远处的邓稼先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 …… 。 然而邓稼先没有停住脚步。 39 岁那年，在聂荣臻的安排下，邓稼先着手为研制氢弹做基础研究，他开始了新的跋涉。他和他的战友们，群策群力，日夜奋战，经过三年努力， 1967 年 6 月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接着，邓稼先为核武器小型化倾注了大量精力。不幸的是，在一次核试验事故中（事后查出是降落伞问题），邓稼先身先士卒，坚持进入事故发生地区，找到了碎弹，却经受到了超强核辐射，他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损伤！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二代核武器研究，拼尽全力，奔波于试验场所。 60 岁那年，他参加了突破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那时他已经精疲力竭，趴在两位年青人身上才到达目的地。试验成功使他再次忘形地欢呼。 61 岁那年，确诊罹患直肠癌，动了大手术。但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他把病房变成了实际上的办公室。 62 岁那年春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转移到全身，疼痛剧烈。他深知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却在思索着我国核武器发展的重大问题。 1986 年 4 月 2 日 ，他与于敏联合署名，向领导递交了极其重要的建议书，画出了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新蓝图，对国家现代化国防建设做了最后一份宝贵的贡献。 1986 年 7 月 29 日 ，邓稼先与世长辞。 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民族进步的永恒！ 他用他的纯真高尚、无私无畏、献身热诚，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做人当如邓稼先！育人当如邓稼先！ 参考资料 宋健（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 257 － 304. 写于 2011 年 7 月 1 日 【链接】邓稼先简介 邓稼先，安徽怀宁县人， 1924 年生，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5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 1948 年 10 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 1950 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 12 届中央委员。 1986 年逝世。 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组织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字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的研究，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 1967 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同时，在组织领导与规划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5 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6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7 年和 1989 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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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5）
lxj6309 2011-6-8 09:58
　　 铀—235有了 　　1964年初，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分离出了浓缩铀。 　　1964年1月，在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上，二机部部长刘杰兴奋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主持会议的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幽默地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造不出来。 　　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通过非常复杂的抽炼过程才能得到纯度90%以上的铀—235。这个过程谈何容易。当年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搞铀—235时，苏联人说：“这东西很贵的，投资大，用电多，美国搞这个东西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量。你们全中国的电加起来可能也不够。中国搞搞钚—239就行了。” 　　但中国人不甘心，要搞就搞最先进的。1960年兰州的铀浓缩工厂刚刚建成，苏联专家就带着大量技术资料走了。临走时他们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厂看来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让谁来担负起浓缩铀的工作呢？思来想去，钱三强选中了回国不久的女科学家王承书。 　　突然接到这个任务，王承书有点不敢相信。搞铀的分离就是在美国也是讳莫如深的事，现在竟然会让她这样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人领衔。这是多大的信任与挑战！ 　　“年过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当时谁干都不容易。回国之前我就早已下定决心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王承书曾这样说。 　　这份不易，不是三言五语能道尽的。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她也从不署名。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则更多。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到大西北，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20年。 　　有一次，邓小平到铀浓缩工厂视察，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啰！”王承书笑着点头。 　　浓缩铀工厂有几千台机器，各个工序像接力赛一样连起来，环环相扣。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苏联专家留下的四本笔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搞理论的一个基础。王老师把笔记本反复看过后，一个一个地计算，计算正确以后再重新编排起来，编好后再教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王承书和同事们所用的方案和计算数据，整整装了三个大抽屉。 　　1964年1月14日11时5分，闸门打开，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纯度90%以上的浓缩铀—235。十个月后，当美国军情系统发现中国的原子弹使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时，大吃一惊。虽然美国情报界在判断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他们在核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上大大低估了中国。 　　 蘑菇云升起来了 　　1964年6月29日，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从酒泉发射场直冲云霄。中国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此时，罗布泊深处的原子弹也一切就绪，就等待中央的一声号令。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确定后，担任原子弹爆炸总指挥的张爱萍回到罗布泊试验基地。当晚，他在自己住的帐篷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首次核爆炸采用塔爆形式，一座高102米的高塔已经竖立在戈壁滩上。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前方人员要随时向北京汇报。 　　时任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回忆：在向中央报告时，规定了一些暗语和密码。原子弹代号叫邱(球)小姐；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原子弹装配，叫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叫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叫住上房…… 　　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 　　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面向爆心。 　　9、8、7、6、5、4、3、2、1……蘑菇云升起来了！现场沸腾了。 　　张爱萍抓起电话激动地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电话那边的周恩来异常冷静：“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一愣，扭头问身边的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王淦昌一边计算着蘑菇云的高度，一边肯定地说：“是核爆炸！” 　　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退场时，周恩来高兴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顿时，欢声雷动。 　　1971年，杨振宁访华见到了阔别22年的挚友邓稼先。当时，美国盛传中国的原子弹是由在华的美国科学家寒春帮助造的。杨振宁问邓稼先，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出于组织纪律，邓稼先没有对老朋友说明自己就是研制原子弹的元勋之一。他含蓄地说：“我觉得没有，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在杨振宁即将返回美国的饯行宴上，他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信中说，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满眶，不得不中途离席，在洗手间里掩面大哭。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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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难忘历史：新中国两弹研究历程（3）
lxj6309 2011-6-8 09:54
　　 钱三强请来三尊“大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多地承担了行政事务。据说，他的夫人何泽慧曾对他说：“你要是不干这么多行政工作，早就得诺贝尔奖了！”钱三强答道：“我是一个党员。” 　　苏联专家走了，原子弹还是要造！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成了钱三强的首要任务。这时，他首先想到了王淦昌。 　　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回国时，曾安慰中国人说：“我们走了不要紧，你们还有王淦昌。”王淦昌的确是中国物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在1930年，他就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那时，欧洲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在大师云集的柏林大学，王淦昌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上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益盛行，王淦昌选择了回国。 　　1960年当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使王淦昌在苏联名声大噪。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淦昌成为中国搞原子弹的不二人选。 　　1961年3月，钱三强把刚刚回国的王淦昌约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刘杰开门见山地问王淦昌，愿不愿意领导研制原子弹。王淦昌沉吟了一下，坚定而深沉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本来给王淦昌三天考虑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九所报到来了。从此，王淦昌从世界物理学界消失了，而中国的核研究基地多了一个化名王京的老头。有人向王淦昌的老伴儿打听，王淦昌到哪儿去了。他老伴儿幽默地说：“调到信箱里去了！”因为她只知道王淦昌的一个信箱。 　　与王淦昌同时被请到九所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彭桓武1938年留学英国，师从于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伯恩，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就是彭桓武的同门师兄。1947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回国执教，并在中国第一次开设量子力学的课程。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后来这些在中国原子物理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虽然才高八斗，却不拘小节。他一直不知道，为了保举他研究原子弹，钱三强是在领导面前做了担保的。 　　王淦昌主管爆轰实验，彭桓武主攻原理研究，力学方面的带头人却还没有人选。钱三强对力学领域的专家不太熟。他便去找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商量。钱学森一听，爽快地说：“我去！”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回国前，他曾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1949年，当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拍着桌子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在长岛软禁了他5年之久。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释放了11名美国飞行员，才最终换回了钱学森。 　　由钱学森担纲原子弹的力学研究当然求之不得，但钱三强知道，当时钱学森正一门心思扑在第一颗国产导弹——东风-2号上。 　　1960年苏联的毁约也影响到了导弹的研制。当时苏联已经把导弹样品运到了中国，但一无参数，二无理论，一切都要一点一点摸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0年11月，短程弹道导弹“1059”成功发射。此时，中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根本无法兼顾。于是，他推荐了自己的挚友郭永怀。郭永怀与钱学森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的高足。 　　1956年，在钱学森回国一年后，郭永怀也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烧掉了自己十几年的手稿。妻子李佩看了非常心疼，但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 　　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三名大科学家来到九所后，邓稼先激动地说，钱三强为九所请来了三尊“大菩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资料后，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为祖国的核工业撑起了一片天。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07/c_121502160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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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是骗局？
songshuhui 2011-5-7 11:57
沐右 发表于 2011-04-24 04:44 本文已发表在 果壳网 - 谣言粉碎机 （ 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是骗局？ ）。 流言1：原子弹轰炸日本其实是个骗局，核泄露可导致几十年不能居住，那核爆呢？看看现在的广岛，长崎，再看看当年的切诺贝尔核电站所在地，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小日本别有用心，如今遭到天遣，看你们再如何掩盖事实。 流言2：一位参加过“ 曼哈顿计划 ”的科学家和一位当年美军的上级军官却联合披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历史――美国从来没有在日本本土投放过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事件是一场骗局， 那只是美军进行的一场非同寻常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一次非常成功的“软战争”。 真相：因为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发生，有关核弹、核辐射的种种旧文及言论又开始活跃起来，试图迷惑公众。这个谣言的源头，大概就是一篇早就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题为《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 》 的文章。这篇文章就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是“骗局”，但其实里面的大部分内容根本经不起仔细思考。二战中，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 事实是有着大量的普遍接受的历史资料支持的。如果要质疑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事情，需要给出相当过硬的证据才可以，而这篇文章依据的都是风传的小道消息，里 面很多地方连人名、时间都没有。这篇文章认为，因为科学家及一些军方人士的反对使得美国政府采用了“信息战”的方法虚构了对日本原子弹的袭击。但这样的方 法居然就能成功地骗过日本的军方，使得他们无条件投降，实在是太不合理了。日本当时的政府和军方这么容易欺骗吗？连亲自去广岛和长崎看看都没有，就投降 吗？ 核弹爆炸与核电站泄漏有何不同？ 在质疑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说法里面，“原子弹爆炸没有对这两个城市造成严重的核污染，没有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几十年不能居住’”被认为 是证明没有遭原子弹轰炸的一个重要证据。首先，很多人印象里面的关于核污染区的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核污染区不会成为不毛之地，辐射并不会让动植物无法生 存，反而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退出而繁盛起来；核污染区里面的动物也不会变得巨大无比或者发着绿光（参阅果壳文章《 美国汉福德出现食人巨鼠？ 》）。 其次，原子弹和核电站反应堆含有的放射性物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在广岛投下的名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里面装了60千克的高浓缩铀 。在长崎爆炸的“胖子”含有大约6.4千克 或者8千克钚239 。可以看出，这两个原子弹里面的放射性物质并不多，只有数十千克，而核电站反应堆里面则有近百吨吨的核燃料（参阅果壳文章 《 福岛核电站有多少乏燃料 》） 。以受损严重的福岛核电站三号反应堆来说，它里面有约90吨的混合氧化物（MOX）核燃料，以其中里面含有7%的钚239来估计 ，这些燃料里面可以发生裂变反应的钚239有5吨多，不可以发生裂变反应但是有放射性的铀238有近74吨（参阅果壳文章《 日本的沸水堆可以造核弹原料么？ 》， 松鼠会链接 ）。核反应堆里面的放射性物质是原子弹的成千上万倍。 此外，这两个原子弹爆炸都发生在空中，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发生裂变反应，会放出很强的中子和伽马光辐射，还有巨大的能量。原子弹的剩余的放射性物质会 随着加热的空气一起上升，形成蘑菇云，比如长崎爆炸的“胖子”，蘑菇云高达18千米，大部分放射性物质会被带到平流层里面，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而另外 一部分也会被爆炸和随后的风散布到更远的地区。这样以来，落在爆炸附近的放射性物质并不多 。这两次核爆中人们受到的伤害主要是爆炸的时候放出的巨大 能量引起的冲击波、大火和当时的高辐射，核爆之后的辐射伤害并不严重。之后三十年在这些地区生活的人们中间，因为辐射导致的癌症据信有四五百人的样子（受 辐射并被关注的约9.3万人） 。 而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时候并不会产生那么强的爆炸，因此放射性物质并不会被抛洒到很远的地方，如果发生严重的泄漏，那么在靠近核电站的地方浓度会更 高，辐射强度会很大。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周围数十公里区域内的居民被疏散开来，就是因为在这些区域放射性物质的含量会比较高。 虽然在这些区域生活并不一定会得癌症，但是因为辐射的增加，得癌症的几率也增加，为了居民的安全有必要进行疏散，这并不能理解为这些区域就变成了进去就不 能活着出来的凶险之地。核电站泄漏控制不好的话会将周围变成核污染区，但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就没有那么强的效果。 广岛（左）和长崎（右）核爆的蘑菇云 。 不过，这两次核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的辐射水平造成了长期的影响。核爆之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随着雨水沉降到地上，这种雨被称为“黑雨”。由于这 两次核爆带来的黑雨，使得广岛的西部和西北部以及长崎的东部地区土壤里含有的放射性物质的含量要比正常情况高一些 。一些地区的土壤受到铯137 等裂变产物的影响并持续多年（铯137半衰期约30年） ，土壤里面的铀等半衰期很长的放射性元素含量比例和未受核爆影响 的地区有可以测量的差别 。不过根据美国政府1945-1946年在日本的统计，这两个城市因为原子弹爆炸而增加的辐射量并不算大 。 广岛和长崎遭受了怎样的破坏？ 相比阴谋论依据的小道消息，这两次核爆对广岛和长崎造成的破坏是有大量史料依据的 。 根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数 据，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给这两个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在一起大约共有15平方公里的城市区域被摧毁。同时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轰炸 当天广岛估计有4.5万人死亡，此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有估计1.9万人死亡。在长崎，轰炸当天有2.2万人死亡，此后四个月内估计有1.7万人死亡 。 其他来源的资料里面，城市的破坏面积和死亡人数有一些差别 ，不过造成的破坏和死亡是相当巨大的，这一点是所有资料都认同的。必须要说的是，在当时的 国际情况下，这两次原子弹轰炸迫使日本政府放弃了顽抗，选择了无条件投降，避免了美国军人出现更多的伤亡 ，也避免了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 民继续受日本军队的压迫和屠戮。 关于这两次核爆，有诸多的文字、照片等历史资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分别用Hiroshima和Nagasaki加上atom或者bomb做关键词搜索（返回的图片结果可能会引起不适）。这里，我们列一些事实，大概说明一下这两次核爆的伤害情况。 轰炸广岛的美国“小男孩”照片 1945年8月6日，美军一架B-29轰炸机飞临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了一颗名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小男孩”是一颗铀弹，里面装了60千克的高浓缩铀 ，整个炸弹4吨多重，它在9470米的高空被投下，43秒之后在离城市 580米的高空爆炸，这段时间内，投下它之后转向的艾诺拉·盖号B-29轰炸机飞出了11.5英里的距离 。爆炸释放出了相当于1.3万吨TNT炸药 的能量，由于爆炸的中心位于城市的正中，这个座落着日军南方司令部，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的大城市受到重创 。 核弹爆炸前后的广岛 ，圆环的中心是核爆的中心点，夷为平地是最准确的解释。图中相邻的同心圆半径相差1000英尺（约305米） 。 1946年3月的广岛废墟（来自 这里 ）。 “小男孩”摧毁了数平方公里的建筑，引起了整个城市的大火，对广岛造成的伤害具体如何，我们不需要列举详细的数字，上面的地图就是最清晰的说明。 轰炸长崎的原子弹“胖子” 。 然而日本仍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因此，三天之后，也就是1945年8月9日，一架名为Bockscar的B-29轰炸机给长崎带来了“胖子”。 “胖子” 是一颗用钚239制造的原子弹，它含有大约6.4千克钚239 （或者按照世界核能协会的说法，含有8千克钚239 ），爆炸的当量相当于2.1 万吨TNT炸药，爆炸发生在离地面近470米的空中，由于爆炸点离预定的目标点差了大约3千米，也由于地形的不同（广岛地处平原），对这个日本最大的造船 工业中心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广岛那么严重 。 “胖子”爆炸前后的长崎地图，同心圆的单位仍然是英尺 。 距离核爆中心800米处长崎医学院的医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它是附近仅剩的建筑（来自 这里 ）。 随后，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无条件投降。 结论： 广岛和长崎的这两颗原子弹爆炸是有诸多历史资料支持的，爆炸对广岛和长崎造成的伤害也是有丰富且真实的资料展现的。这两个原子弹爆炸含有的放射性物质少、 扩散范围广，因此不会在地面形成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辐射污染那么严重的结果。不能依此就认为广岛和长崎受原子弹轰炸不存在。 感谢果壳网的 秋秋 。 参考资料： 1. 世界核能协会，“ Hiroshima, Nagasaki, and Subsequent Weapons Testing ” 2. 维基百科，“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 3. Science Insider，“ How much fuel is at risk at Fukushima? ” 4. 世界核能协会：Mixed Oxide Fuel 5. Jun Takada et. al., J. Radiat. Res. 24, 229 (1983). 链接 6. 美国政府解密文件，“ Radiation dose reconstruction U.S. occupation forces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Japan, 1945-1946 ”. 7. 1995年执行轰炸的Charles Sweeney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译文链接 ） 8. 维基百科，“ littleboy ” 9. 维基百科，“ fat 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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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人是如何自己突破氢弹原理的
热度 1 liuxiaod 2011-4-11 21:32
（本文是摘录自“往事不尽如风——绝密的中国1100目标亲历”） 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在莫斯科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仪式。在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其中包括：供给一个型号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两个型号的原子弹以及一个型号的氢加强的原子弹的实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还规定，在中国能够生产制造氢弹用的个别元素以后，将考虑供给制造氢弹的技术资料。 按照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方应该在1958年内先向中方提供一个TNT 当量为4 万吨的钚装料原子弹的样品及相关的技术资料。 苏联政府在1958到1960年期间找种种借口拖延履行条约规定的原子能工业援助项目 I960年7 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 月28日到9月1 日，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到8 月23日，在二机部系统工作的233 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其中有的人还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至此，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完全背信弃义，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他们的行径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原子能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苏联毁约终止援助以后，因为事先有了思想上、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原子能工业建设没有出现停顿和工作混乱的情况。相反，加快了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进程。 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九所经过1960年的工作，已基本形成了一支核武器科研队伍，创造了一定的工作条件，探索到原子弹的一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并且找到了一些解决的途径，初步掌握了原子弹某些理论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这为进一步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掌握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从苏联援助转向全面自力更生的时候，1960年秋，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开始考虑氢弹研制工作如何部署展开的问题。 刘杰在195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国防新技术协定”时，从协定的文本中清楚地看出，苏联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一种氢加强的实弹样品属于原子弹，而不是氢弹。看来，氢弹和原子弹在原理与结构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刘杰曾找机会多次向二机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有什么不同。专家组组长表示不清楚，未作任何透露。看来，苏联在氢弹技术上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 刘杰认为，氢弹肯定比原子弹更复杂；研制氢弹必须由我们自己首先在氢弹的理论上进行探索突破；而进行氢弹理论探索，不会在短期之内获得突破，这项工作也不能等到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再进行安排。 一天，刘杰同钱三强商量此事。刘杰讲了上述想法以后说：“九所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没有力量顾及氢弹的理论研究。 为了不分散九所的精力，原子能研究所能不能组织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先行一步？“ 钱三强思索了片刻回答说：“氢弹的研制工作迟早是要进行的，早做布置好。 氢弹有自己的原理，轻核反应有它自己的规律，与轻核反应有关的理论探索工作确实需要早做安排。我很赞成。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点理论物理研究力量，可以动员投入。“ 刘杰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就这么定了。”刘杰还特意嘱托钱三强： “这项工作很保密，由你代表部来直接组织领导，对部党组全权负责。” 随后，刘杰把上述与钱三强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九局局长李觉。李觉表示完全赞同。 经刘杰同意，钱三强把二机部的上述决定向原子能研究所党委领导人李毅等同志作了报告。钱三强在李毅的协助下，1960年第四季度，在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增设了一个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名称叫“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由黄祖洽任组长。一开始成立时，这个组只有黄祖洽、蔡少辉、萨本豪、刘宪辉等同志。不久，擅长粒子物理的何柞麻也加入这个组，并参与业务领导。以后又逐步增加了人员。起初，他们主要是积累有关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 为了增强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力量，黄祖洽和何柞麻多次向钱三强所长建议，调本所1955年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副研究员于敏来参加研究工作。钱三强考虑了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让于敏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 1961年1 月12日，钱三强约于敏到他的办公室，严肃而秘密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二机部党组批准，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时年34岁、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开创性地辛勤耕耘了近10年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于敏，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一开始他感到脑子有点发蒙，以为自己听错了。当他很快明白过来，知道这是领导上的决定要他去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后，他的心中矛盾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喜欢从事比较自由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况且当前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有些舍不得停下来去改行。 然而，于敏马上又想到：中国多少年来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蹂蹭。自己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依然在心中留着深刻的惨痛印象。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又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不强大，就不可能真正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现在国家遭受了天灾人祸，经济困难，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在这样的情祝下，中央仍然坚持要继续搞原子弹、氢弹，显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强调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于敏面对这样重大、艰巨、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觉得自己不能再有另一种选择，只能接受。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于敏毅然决然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他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摘录者的一点感想：差不多同一时候，另一位年轻一些的物理学家也被领导提出了类似要求，他以“我还是对基础研究更感兴趣一些” 为由拒绝了。这个人二十年后在恒星演化方面做出相当大的成就，被一些人吹嘘成“中国大陆最接近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说来很有意思，冷战期间双方基础物理的交流还是通畅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恒星演化。因为恒星演化研究的恒星内部高温等离子体和核武器爆炸时高温等离子体是一样的。一直到80年代，双方的天体物理学者才能再次聚首，原因和双方都完成了核武器小型化的关键研究（双方都达到了核武器的物理极限）不无关系。此时一些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也纷纷派出研究生到先进国家学习天体物理。真不知道为什么霍梅尼，萨达姆，金日成这些国家领袖为什么同时对恒星演化感兴趣了呢？于敏如果坚持基础物理研究，是否会取得类似或者更大的个人成就呢？最后提一点：上面说的那位比较年轻的物理学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励之。作为美国某知名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直到21世纪初，他仍活跃于物理学研究领域和某领域，这和由于身体原因1988年就基本淡出学术领域的于敏比起来，实在是强多了） 于敏调入轻核理论组后任副组长。 当时全组共有十一二个人。1961年第四季度何柞麻等调到九所参加突破原子弹的工作。黄祖洽也在九所兼职参与原子弹的攻关，每周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的工作担子主要落在了于敏的肩上。1963年何柞麻又重新调回了轻核理论组。在此前后，又分配来刘恭梁、沈天海、孙永盛等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个组陆续扩充至40人左右。 钱三强具体负责主管轻核理论组的工作。大约每隔两个星期或一个月，黄祖洽、于敏和何柞麻便向他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钱三强为他们解决了许多重大决策性的问题，也为他们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增加调配研究人员，出面去九所请求增加几个小时的计算机机时，要一些磁带，安排小汽车送数学计算人员去中关村上计算机运算，等等。这些保障条件问题如果没有钱三强的支持，是很难解决的。 黄祖洽和于敏领导有方，把全组人员按学科划分了几个研究小组，黄祖洽、于敏及何柞麻分管各个小组的工作。 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工作从氢弹理论最基础的部分开始探索。他们从氘和氚、氚和锂-6等有关核反应截面的调研、整理、分析和估算上切入，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截面”是物理学中用来表示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发生反应的概率的一个物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个选题，特别是重点选题都取得了成果，为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初步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核数据基础。 接着，在黄祖洽、于敏的领导下，轻核理论组研究了等离子体中的基本物理过程，物质与粒子间能量的传递过程，系统中各种波的发生、发展与相互作用的规律，高温、高压下物质的基本物理参数…… 当时提倡学习太祖主席的著作《矛盾论》，于敏、何作麻以《矛盾论》中所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将热核点火和燃烧作为氢弹爆炸的内因，将辐射流体力学创造的条件作为外因，反复研究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进而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在研究过程中，于敏最“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 1960年到！962 年，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被压缩，大家都去挖野菜，以瓜、菜和小球藻等来充饥。许多人都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可是，由于大家知道肩负着的是国防尖端的绝密任务，所以都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情绪，再苦再累也要为氢弹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当时，不用说电子计算机，连手摇电动计算机也只有几台，且归第四研究室的数学组专用，轻核理论组的同志们主要靠的是计算尺。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大家都没有自行车，工作到深夜还得从办公室步行近半个小时回到宿舍就寝，每天没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谁也不叫苦，都是拼命工作。 轻核理论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一道道科学难关，解决了大量的基础问题。其中，在许多实质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上，都是于敏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于敏的“物理的直观”是极其明晰而深入的。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于敏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总能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他不断地发掘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敏认为问题也就是矛盾。他把这一套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物理学的分析方法”。许多问题到了于敏手上，他总是把其中的物理因素一一加以解剖，并估计它们的大小和影响。这样，对许多难以解决的现象，就能够理解了，同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 1963年9 月13日，二机部党组向周总理写了《关于发展和试验核武器初步设想的报告》。报告就核武器发展的方向、步骤、进度、试验方法、需创造必备的工作条件和应采取的措施等提出了初步设想和建议。其中，报告在讲了正在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小当量的核导弹头的进展情况以后，也讲了加强原子弹（又名氢加强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争取在1965年底或1966年提出，从1967年开始进行试验；在加强原子弹过技术关的基础上，拟争取在1970年开始试验氢弹。 从1960年第四季度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第四研究室数学组和承担轻核反应数据测量任务的轻核实验组的大力帮助下，经过4 年扎扎实实的探索和研究，他们对氢弹有关物理过程已做了相当的研究，对氢弹的原理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对氢弹可能的整体结构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 提出了加强型原子弹和在液氘中实现非热动平衡情况下燃烧两条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和计算参数，编制了相应的简化计算程序。这4 年颇富成效的工作，无论对热核反应基本现象的了解、基本条件的掌握，还是对某些规律的认识，都为后来的氢弹攻关工作奠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应用基础，在最终突破氢弹原理中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正在探索氢弹的可能结构以及作用机理的时候，第九研究所理论部在交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后，抽出部分研究力量从1963年9 月起，也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探索，并由副所长、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亲自指导。开始时，理论部指定李德元、王贻仁等同志研究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的理论模型。在研究过程中，彭桓武给部分科研人员就加强型原子弹的结构原理作了几次学术报告。此后，彭桓武和理论部科学负责人先后得出结论：加强型原子弹结构，尽管其中伴随着热核反应产生，但持续代数较少，不可能成为氢弹。 提出可就铀与氘化锂-6相叠加强祸合等技术问题展开研究。 1964年1 月29日，中央专委把成立一年多来原子能工业发展的情况和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在讲到今后的工作安排时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 年）“原子能方面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核弹和热核弹的‘有无’问题“。这里说的热核弹是氢弹的别称，又称聚变弹。 1964年4 月，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北京第九研究所于！964 年2 月25日改称为第九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九院）理论部李德元等人对加强型原子弹理论模型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他们认为热核反应对这种类型的原子弹威力虽有提高，但提高有限；原子弹与氢弹之间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有质的差别；在氢弹研制中不能机械地搬用原子弹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必须针对氢弹特点开展新的探索研究。随后，理论部明确下一步科研工作的中心是如何从加强型原子弹向氢弹过渡，并探索提高密度与热核反应率、提高中子和氚的增值速度等方面的新路。经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有用的科研成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1月2 日在研究今后的核试验时，周总理问刘杰什么时候研制成氢弹。 刘杰回答：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已经在探索，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概还得需要三五年时间。 周总理说：5 年是不是太慢了。 周总理对刘杰说：你们想先搞起加强型弹，要由原子弹爬到氢弹，这个什么时间能够搞成？为什么钚239 生产线要1967年底才建成？以上这些问题你要在下一次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做出回答。 1965年1 月7 日下午，刘杰在二机部党委会议上讲话时，传达了不久前太祖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吓吓人，壮壮胆。毛主席又说：还有三年才搞成氢弹，太慢了。 1 月23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党中央对掌握氢弹的要求如此紧迫，二机部领导的心情是很焦虑的。这时，氢弹研究工作的发展向刘杰飞刘西尧等二机部领导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该如何对待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九院理论部这两方面研究氢弹理论的研究力量？刘杰认为，两方面的力量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不足。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研究氢弹理论已长达4 年多，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已经为氢弹的理论设计奠定了一些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们缺乏原子弹的具体知识，要突破氢弹原理还有很多的困难。在九院理论部这一方面，有突破原子弹的实践经验，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比较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有条件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向纵深发展。但是，他们开展氢弹理论问题的研究起步晚，而且，既定的任务—空投的原子弹和上导弹的原子弹头的理论设计任务还很重，这与“氢弹也要快”—要加速突破氢弹技术，实现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的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 面对这样的现状，刘杰想到：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力量统一起来，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形成拳头，集智攻关。 刘杰和刘西尧、钱三强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这一主张，也得到李觉等九院的领导和李毅等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的支持，两方面正在从事氢弹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也都赞同。 根据二机部党委的决定，1965年1 月，黄祖洽、于敏等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的31位科研人员携带着预先探索研究的所有成果和资料，调到了九院理论部，在主战场汇合，一起攻关。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轻核理论组另外的10余位科研人员，包括去了河南省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何柞麻，则留在了原子能研究所继续从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1965年1 月下旬，中央专委办公室通知二机部，周总理拟于2 月上旬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为了对周总理年前11月2 日、3 日就加速研制氢弹等问题所作的指示做出回答，二机部党委于1965年2 月3 日重新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报告在讲到氢弹的设计制造问题时说：目前我们在氢弹理论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探索。根据现在了解，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美国是7 年，苏联是6 年，英国是5 年，法国从1960年进行原子弹试验之后，至今尚未搞成，据说要到1968年才行。氢弹一般的含意，当量在百万吨以上，聚变反应的能量要在30% 以上。从低级的氢弹，即比威力（单位重量的爆炸威力）和聚变比（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整个核反应中所占的份额）较低到高级的，即比威力和聚变比较高的氢弹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开始试验氢弹装置到开始试验氢导弹头，美国经过6 年，苏联经过8 年。它们都是经过一系列核爆炸试验才突破氢弹技术的。看来影响氢核反应的因素很多，错综复杂，不仅许多已经理解的东西需要通过试验去验证，还有许多没有理解、没有发现的东西，需要通过试验才能理解，才能发现。根据过去苏联专家零星谈话记录，制造氢弹至少需要3 种核装料，即铀-235，氘化锂-6和钚-239. 目前我们只有铀-235和氘化锂-6，还没有钚-239. 所以从原子弹爆炸到研究制造氢弹必须解决理论技术和核燃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活学活用太祖思想，提高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能力，力争时间，尽速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报告接着说：经过将近一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初步看来，要解决氢弹设计制造的理论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各种必要的试验摸清各种核燃料的基本性能和各种核反应的基本规律；必须抓住有关氢弹设计、制造的主要问题，在原理和结构上从多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的调查、研究，提出初步的研究、实验的规划，力争在1968年开始进行氢弹装置试验。 中央专委要求二机部在1968年前要完成三项主要任务：1.建成钚-239生产线；2.建成第二个扩散工厂和部分建成第二套原子能工业基地；3.实现一年试验一种核武器，并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会议还对讨论的其他议题做出了决定。 中央专委会议以后，2 一3 月，九院根据二机部党委的要求，在副院长彭桓武、朱光亚的指导下，由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主持，组织理论部有关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开规划会议，讨论制定突破氢弹的具体规划。会议在回顾了前一段氢弹理论研究工作，分析了美国、苏联等国氢弹发展的历史以后，制定了旨在突破氢弹技术的《氢弹科研大纲》。 在制定大纲的过程中，刘西尧经常乘坐一辆退了颜色的、不太鲜红的“奔驰”小轿车到九院理论部与大家一起讨论。 这次制定的大纲中要求：氢弹研制的近期目标主要是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突破并掌握重量轻、威力大的热核武器的基本原理；第一步，作为这一目标的标志，是争取完成重量！吨左右、威力为100 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当时把这一目标简称为“1100" ）。达到上述目标的关键是要摸清氘化锂-6能够烧起来，而且烧下去的规律及所需要的条件，并研究如何创造这些条件。另外，大纲也要求理论部在原理、材料、构形、计算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多路探索，并做出部署。 在3 月10日下午的规划会议上，领导小组成员们讨论了准备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性装置的设计工作和进行核试验的问题。 为了给氢弹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物理参数，刘西尧和彭桓武、朱光亚等到原子能研究所商请该所紧急安排对热核材料的核反应截面进行数据测量的任务。该所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抽调30余名科研人员组成突击队，由实验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先生担任业务总指挥。他们在该所科研人员丁大钊、蔡敦九等曾经进行过的关于轻核反应的科研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几个月的实验研究，分批完成了一套热核材料的核反应截面数据的测量，获得了可靠的实验数据。 "1100'‘目标的制定，反映了当时在领导上对研制的氢弹是要装到导弹上去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领导和科学家们对氢弹的正确认识，没有把加强型原子弹与氢弹相混淆。但是，在当时，九院理论部已经掌握的技术途径，距离要达到的“1100”这一目标还差很远。 为了突破氢弹原理，实现“1100”目标，九院理论部分兵作战，多路探索。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带领有关研究室的人员分别攻关夺隘。与他们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员，大多是刚出校门不久，精力旺盛，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天晚上，科研大楼内灯火辉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忘我地工作，苦苦探索。大家一心只想的是怎么快点突破氢弹原理，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当时，理论部及研究室的党政领导和政工人员，为了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不要累垮，经常在晚上到办公室去一个一个地动员大家回去休息。 理论部的学术民主气氛是非常好的。 那时已经成名的专家与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有知识与经验的差别，但是，在氢弹的秘密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知道氢弹究竟怎么设计。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在会上从彭桓武副院长这样的大科学家到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部主任直到年轻的研究人员，不论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不论谁有了新的想法，都可以登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不同的意见就展开争论，一场争论下来，常常大家都面红耳赤，但谁说得对，就听谁的，彼此都从中得到启发。 许多好的想法，就是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产生出来的。通过一个个的学术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以及鸣放会，许多种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被提了出来。其中有人就提出用原子弹能量的这样或那样的朴素猜测。 然而，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诸多制约因素混杂。经过几个月的探索研究，许多种试图突破它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一一仔细的讨论、计算和分析后，又一条条地被否定了。理论部的研究人员虽然从失败中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但设计氢弹的关键并没有掌握，也没有找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面对着困难，大家的积极性依然高涨。 1965年5 月14日，我国第一颗空投的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元帅同张爱萍及国防科委的领导一起，于5 月27日上午，找刘杰部长研究了下一步核试验问题。刘杰汇报了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的研制进展情况和近几个月来氢弹理论探索研究的情况。刘杰说：理论部的专家们设想，在1966年上半年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空中爆炸试验，目的是进行热核材料试验，为研制与中程地地导弹配套的原子弹头和研制氢弹提供热核聚变反应的实测数据。 下一步，准备进行威力为70万吨TNT 当量（名义上也可称百万吨级）的加强型氢航弹试验。 听完汇报后，聂帅说：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今年又上了飞机。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问题不大。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看来，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选场难，工程量大，周期长，使更快地发展氢弹受到限制。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们中国的。我们要放开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条约的束缚。为此，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做些调整。另外，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应早作准备。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 到了1965年的7 月，在彭桓武副院长和理论部几位主任的组织领导下，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在过去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理论部氢弹探索的基础上，经过半年的努力，虽然在氢弹探索的道路上有所前进，确定了热核燃料的取舍，着重研究了突破氢弹的两条可能的技术途径，但计算结果表明，两条技术途径都有各自的困难。其中的一条途径是加强型模型，已弄清楚了这种模型的威力与重量的关系，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在总威力中，聚变威力所占的份额不能随着威力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核弹中所加的热核材料，固然能起到加强原子弹的威力的作用，但由于热核材料燃烧得不充分，这种加强作用又是有限的；对于好材料的作用也进行了探索。结论是：这条途径与"1100 “这一目标相差甚远。探索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一时受阻。 在此时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思路回到了1964年12月3 日和1965年2 月3 日向中央专委呈送的《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上，即：力争在1968年开始进行氢弹装置的试验，然后再尽快解决上导弹的氢弹。刘杰在一次部党委会上说：“搞氢弹，先采取一切办法，加大个头，多加材料，暴露轻核反应的规律。”“美国经过6 次核爆炸试验才突破氢弹技术。我们不一定试验这么多次，但总得要试几次。能够先达到聚变比占到15% 也是很可贵的。由低到高嘛！”这就是刘杰1965年夏的心态和主张。 要达到“1100”这一目标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继续探索氢弹原理的同时，先做几次大威力加强型核弹试验。即重量可以放宽，先设计轰-6飞机能携带的威力在100 万吨左右TNT 当量的核炸弹。通过这几次试验，也可能发现一些还没有认识的东西。从哲学上讲，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实践是第一性的；量变会引起质变。第二步再设计“1100”能装到导弹头上的氢弹。 这次规划修订会除对这几次大威力试验进行了部署外，还确定要通过讲课来提高大家的知识水平，以弥补现有知识的不足，进而去发现和解决在理论工作中可能存在的还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会后不久，邓稼先、周光召、于敏三位主任分别在相关的研究室讲了“等离子体物理”课程。 听众甚多，出现了等离子体物理热。 1965年7 月10日，二机部党委向中央专委呈送了《关于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朱光亚代二机部起草的。报告说，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按预定计划在1966年上半年解决原子弹与中近程地地导弹结合的问题；二是突破氢弹技术关键的问题。 报告在讲突破氢弹技术关键的问题时说，当前的主要情况是： 1. 对热核反应，我们缺乏通过自己实践所取得的第一性资料。2.在理论上虽已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与计算，但仍有许多问题不很清楚。因此，要突破氢弹的技术关，应首先安排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继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研究，结合各种核性能与核材料在高压状态下的测量试验，摸清如何使热核材料重氢化埋烧起来、烧下去的基本规律。二是，进行若干次“热”试验（即装有浓缩铀的核爆炸试验）。初步考虑：第一步，进行热核材料试验。争取在1966年6 月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即加强型原子弹）空中爆炸试验，以了解在数千万度的高温下重氢化锂热核反应进行情况。第二步，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拟于1967年内进行一次更大的三相（裂变一聚变一裂变）航弹的试验。 报告还说，从国外资料的调研情况看，氢弹的技术关键的突破似乎都是从大型三相装置的试验开始的。我们目前还没有钚和超重氢，利用现有的核材料和内爆结构，能否从上述三相航弹的试验开始突破，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通过热核材料试验之后，才能看出苗头。我们的设想是，一方面要争取突破，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反复。因而，在积极安排上述工作的同时，还要注意适当开展他有关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 1965年8 月9 日上午、10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下一阶段核武器和导弹的研制任务和原子能工业、导弹工业的三线建设问题，并着重研究了加速实现氢弹试验、制成核导弹等问题。在讨论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的问题时，会议同意二机部提出的安排意见，一方面继续进行理论上的探索研究，另一方面进行若干次“热”试验，并同意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具体安排。会议认为，只要本着“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的精神，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原定的计划进度是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的。这次中央专委会议后，二机部的领导要求九院理论部尽快交出一个威力尽可能接近100万吨TNT 当量、轰六投弹飞机能够携带的核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理论部主任会议决定，理论部的大部分人力在北京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119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 万次）继续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由于敏副主任率领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 （运算速度为每秒5 万次），完成加强型核装置——三相氢航弹优化设计的任务。 8 月27日，理论部召开全体人员大会，邓稼先宣布了上述决定。邓稼先和各位副主任在讲话中都要求去上海出差的人员在国庆节前赶到上海，以便利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国庆节假日期间空出的全部机时，集中突击一些天，用当时已掌握的加强弹原理，选用可能取得的最好的核材料为后盾，依靠拼材料、拼重量的办法，完成当量为百万吨级的三相氢航弹优化设计的任务。考虑到我国空军轰一飞机最大载重量和机舱体积的限制，邓稼先和秦元勋（理论部副主任）还给了三个要掌握的技术指标：一是尽可能加大尺寸，多装核材料；二是核装置总威力要尽量达到100 万吨TNT 当量；三是要保证一定的聚变比。 理论部大会以后，13研究室领导研究决定，由室主任孙和生和副主任蔡少辉、彭清泉带领4 个与武器设计直接有关小组的科研人员及几名科研辅助人员共50多人，于9 月底前赴上海。随后，各小组都开始抓紧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请彭桓武、黄祖洽、于敏、秦元勋等专家给大家讲了他们个人对加强弹的看法，也请了其他研究室一些从事过加强弹理论设计经验较丰富的研究人员给大家传授经验。副组长孟昭利等还根据几位部主任的意见准备了一批到上海计算的模型。 9 月27日，在孙和生的带领下，50多位出差人员携带自己的被褥、脸盆等生活用品（当时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只能安排这50多位出差人员住办公室，为每人准备一个铺有稻草垫子的双层铁床的铺位）、计算软件、科研笔记本等资料，乘火车奔往上海。28日，他们来到了坐落在上海郊区嘉定县城外、被一大片金黄色稻田包围着的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于敏也一同到达，并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 到上海安顿好以后，大家马上着手安装从北京带来的各种程序，进行调试和对算。首先解决了程序计算中中子不守恒的计算方法问题。数学组的同志日夜加班，很快编出了大型计算机程序，开始了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进行了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性能不很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一旦机器有跳动，算出的结果就不对，将会前功尽弃，浪费很多机时。为了减少差错和机时的损失，每次算题除计算员、程序员必须在场外，还需要有物理专业人员陪伴，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全体物理工作者和数学工作者以及科研辅助人员一起混合编组排班，夜以继日地轮番到计算机机房算题。每去一次计算机机房，大家就抱回一大堆印满阿拉伯数字的纸带。接着，就忙于看纸带，处理这些纸带上的数据，画图、登记、分析计算结果，讨论和准备下一步上机计算的物理模型。尽管困难不少，很辛苦，但在强烈的使命感的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很快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离领导上的要求并不太远，只要加入少量的贵重好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到100 万吨TNT 当量。 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并没有充分燃烧。 面对这批计算结果，于敏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早在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进行氢弹应用基础理论的预先研究时，就曾经对原子弹中加入聚变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进行过探索。不过那时是在缺乏必要的原子弹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就发现在加强型原子弹中，聚变材料虽然能起到加强原子弹威力的作用，但由于加强弹中聚变材料燃烧不充分，这种加强作用也是不充分的。如今，于敏受理论部主任会议的委托，率领大家来上海出差，就是要研究如何把加强型原理与现实的原子弹结合起来，完成加强型核装置—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因此，他决定全力以赴，把任务完成得很好。 于敏经常深入到计算机机房，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打印的纸带中，聚精会神地仔细分析计算结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常常顾不上吃饭。大家帮他把饭打来，他就边吃饭、边思考问题。为了找出优化设计中的问题所在，继续前进，于敏从计算的多个模型中选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他考虑到一起来上海出差的这些年轻人，大部分缺乏氢弹的基础知识，科研工作的实践经验也不多，深感自己有责任通过讲课来提高他们。为了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水平，也为了找出优化设计中的问题所在，于敏决定把他以前在原子能研究所探索氢弹机理时积累下来的氢弹物理知识结合现在加强型核装置优化设计的实践，给大家作系列学术报告。 10月13日，于敏开始了他持续大约两周的系列报告的第一讲。他从炸药爆炸开始，对加强弹的全部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特征物理量进行了分析。他还结合物理粗估，对内爆动力学、中子学、热核反应动力学、辐射流体力学等有关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于敏通过这样的系列学术报告，一方面使大家学会如何分析计算结果，抓物理实质；另一方面也是一次教学相长，他进一步理清了头绪，获得了启发。于敏分析了决定氚一中子循环次数的几个物理量，看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高温度道路，一是高密度道路。 高温度道路已经探索过，知道其中的困难所在。从分析加强型原子弹模型看出，这种模型中氚一中子之所以达不到多次循环，是因为热核材料没有被极高地压缩，没有达到极高的密度。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而热核材料之所以达不到极高的压缩密度，是因为这种加强型核装置模型的压缩靠的是炸药的能量，而炸药可利用的能量是有限的，要使热核材料达到极高的压缩密度，单靠提高炸药能量利用率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 于敏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开始了新的思考。怎么办呢？于敏认为，要达到极高的压缩度，只有利用原子能才有可能。经过进一步深入分析，于敏认为：在加强弹中原子弹爆炸后出现许多物理因素，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破坏作用。限于弹体的构形，它们不可能很好地配合。 如何选用性能良好的材料，采取什么样的构形，才能够促进起好作用的物理因素并抑制起破坏作用的物理因素呢？于敏又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 于敏比一般人懂得多、想得深、算得快，并且善于透过复杂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又苦苦思索、估算了几天几夜。他首先分析了原子弹爆炸所释放的各种能量形式，比较了它们的特性与在总能量中所占的比例，明确了一种比较容易控制、驾驭的能量形式。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减少这种能量损失、提高其利用率的精巧的结构，估计了有多少能量可以被利用，又有多少可以用来压缩热核材料氘化锂-6，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能量，氘化锂-6能压缩到什么程度，如何使它点火和自持（自行维持下去）燃烧等。 10月29日（星期五）晚饭后，于敏和13研究室副主任蔡少辉在处地附近田间小道上散步，以得到短暂的身心放松。当他俩谈到应如何创造条件让热核材料充分燃烧时，于敏直截了当地谈到加强型核装置的构形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 接着，于敏向蔡少辉详细地谈了他几天几夜以来苦苦思索出的想法。蔡少辉被于敏的崭新思维所吸引，也被于敏所列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所折服，并马上说：“那我们就马上动手干吧！”于敏说：“可以先计算两个模型看看。其中的一个会比较理想……另一个则比较接近实际……”显然，这是于敏经过深思熟虑后想要走的关键两步。 那天晚上他们俩谈到很晚，阵阵秋风使他俩感到有几分寒意。他俩便加快步伐往回走去。 回到住处后，蔡少辉立即向研究室主任孙和生讲了于敏的想法。孙和生听后表示十分支持。当即找到物理小组的副组长孟昭利一起商量落实。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在计算机上对于敏想出的复杂构形的氢弹进行数值模拟计算是不可能的。按照于敏的想法，得先验证原子能压缩能否使聚变材料自持燃烧。 为此准备了两个模型。通过改变计算模型的外边界条件的办法，来模拟原子弹能量通过某种机制瞬间作用在由相当数量的聚变材料氘化锂-6及其他材料构形的氢弹主体上。 （摘录者的感言，简单的四个字“复杂构形”，在西方世界，它被叫做Taylor-Ulan模型，在俄罗斯人们自豪的宣称这是他们的天才萨哈罗夫独立发明的，应该叫萨哈罗夫模型，并且对任何诸如“萨哈罗夫是在克格勃取得的情报启发下得出模型”的说法嗤之以鼻。 这个构形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被最严格保守的秘密。托米表哥是从他的山姆表弟那里得到了这个模型，高傲的高卢人花了十多年也没法想出这个构形，最后还是托米告诉了他们诀窍，作为报酬，他们甚至让托米这个内鬼混进了欧共体，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我们的邻国印度，有不少于我们的文明史，有十亿生活在民主开放多元化社会的人民，有拉曼，钱德拉塞卡这样伟大的头脑。 但是1998年5 月来自拉贾斯坦邦地下的第三声闷响宣告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也无法掌握这个“复杂构形”了。未来某一天，某个印度天才或许可以想出一个完美的构形，但是怎么证明他没有犯1999年第三颗哑弹那样的错误呢，只有炸一下，但是印度已经承受不起再炸一次了。如果不能证明，那么谁敢说他就是正确的呢。读者中有谁有志于了解这个“复杂构形”，我倒是可以介绍一个捷径，西北工业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分别有“原子弹工程物理”和“氢弹工程物理”这两个“黑色”专业，可以去考，毕业后再去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运气好的话，大概十多年以后就会有人把这个构形告诉你了，之后你就离不开这个圈子了。即使叛逃出国，第一个来干掉你的也许就是CIA 的特工，因为“你知道一个他已经知道的秘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11月1 日晚，先计算第一个模型。在J501计算机机房里柔和的灯光下，计算组组长汤敏君在拔动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蔡少辉和孟昭利趴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与输出的数据有无差错。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计算着什么和写着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最后的结果就如于敏事前所料。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接着，于敏同大家一起商量，临时又加算了一个材料比例不同的模型。结果也不坏。11月3 日，计算了另一个模型，也取得了完美的结果。至此，两类共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能量，我们就可以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来！ 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主楼五层东侧的大教室里，13研究室的全体出差人员安静地坐在大黑板前，准备听于敏的学术报告。蔡少辉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上述两类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和特点。写在黑板上的数据，立即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议论。 在大家殷切的期待下，于敏走上讲台给大家做“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他先向大家介绍了新模型的设计思想。他说：“过去大家都很重视对原子弹的压缩，现在看来，热核材料的压缩更重要。”接着，于敏列举了物理小组陈辅之等人最近算的一个理想模型的结果，当人为地把热核材料压缩度提高一倍后，加强弹的烧氘量和威力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于敏强调说：“要实现这么大的压缩度，靠炸药不行，要靠原子能！” 于敏在指出了以前理论部在北京的学术报告会、讨论会和鸣放会上有人提出过用原子弹能量的这样或那样的朴素猜测之所以不能实现的原因以后，又详细论证了原子弹能量的利用和两级氢弹构形等一系列问题。 来听学术报告的不少人是抱着对于敏的设想感到新奇，对计算结果感到意外而来听讲的。随着于敏报告的深入，大家随着他那深入浅出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思维，无懈可击的推理和充分的论据进入了氢弹王国。于敏的大胆设想和他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大家由衷地信服、钦佩。 这时，大家极为兴奋，群情激昂，认为经过多年的苦苦探索，今天终于抓住了使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因素和创造这些因素的技术途径了。 报告会以后，孙和生主任把蔡少辉、彭清泉两位副主任及各位小组长找到一起，同于敏一起开会研究决定：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必须继续抓紧完成；同时，抽调物理组的几位同志和蔡少辉一起，配合于敏另外开辟一条突破氢弹新原理和技术的途径；立即启动大型计算机程序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突破氢弹新原理工作的需要。 此后，蔡少辉和彭清泉一起研究了计算机程序的编制问题，并抽调相关科研人员开始编制程序工作。在北京的九院理论部12研究室也派出人员前来支援。经过大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以惊人的高速度，使程序于11月14日投入使用。 另外，氢弹新原理小组也在于敏的领导下向纵深发展，战果也扩大了。于敏为了证明氢弹新原理中采用的特殊构形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就找理论部当时也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的“蒙特卡罗” 小组的组长吴翔，请他计算一个问题。于敏把想要计算的问题和设想仔细地说了一遍后，问吴翔：能不能用蒙特卡罗方法把它计算出来。吴翔回答：可以。于是，吴翔和同小组的同志们放下原来的工作，着手进行这一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编制。经过他们一个多星期的奋战，完成了平常需要1 一2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设计工作。 随后，吴翔等人上计算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计算。由于小组里从事物理分析的人只有吴翔一人，他在机房里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累得连站着的时候都会睡着。 于敏也常抽时间到机房同吴翔一起分析计算出的纸带。但是，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有问题。于是，吴翔等人忍着极度疲劳又开始了几天新的战斗，彻底检查了编制的程序，找到了原因，修正了程序。经过新的计算，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得到了最后结果，证明于敏用原子弹引爆氢弹主体的具体方案是切实可行的。为了使结论万无一失，于敏又根据对氢弹新原理的物理过程的定性分析，鼓励昊翔等人考虑把复杂的物理问题作近似处理，编制出抓住物理实质又简化计算的程序。吴翔等人按于敏的要求做了。这些工作为后来编制氢弹工程设计所需的定量计算软件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并成为理论部重要的设计工具。 在此期间，孟昭利参加的小组也经过大量计算不断改进氢弹主体压缩的近似条件，最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析函数描述的氢弹主体接收辐射能的边界条件。 此后，氢弹新原理小组在于敏的领导下继续做了许多工作。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这些规律对随后的氢弹物理设计和核试验诊断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于敏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整理成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材料和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物理方案以后，又一次向大家做了学术报告。于敏逐一分析了氢弹反应各个过程的现象、规律和物理因素，描绘出一幅氢弹反应过程的比较完整的物理图像。做完报告后，会场上一片欢欣，大家兴奋的心情再也无法按捺。立即有人嚷着提议：“老于请客！”有人也跟着喊：“老于请客！老于请客！”于敏高兴地马上答应：“我请客！我请客！” 11月下旬，突破氢弹原理的电话用暗语打到北京后，邓稼先主任第二天就飞至上海。一到嘉定，邓稼先立即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结果，详细讨论技术问题。他对新原理表示首肯，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兴奋，可说是欢欣鼓舞。 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除于敏以外，几乎每人的月工资不是46元，就是56元，个别人是62元。于敏是副研究员，月工资180 元左右，但他的家庭负担较重，经济上不很宽裕。邓稼先若不在场，通常是于敏请客；如邓稼先在场，则必定是老邓请客。那时，九院理论部上下关系融洽，部、室主任都很平易近人，普通科研人员从不叫他们的官衔，一律以“老邓”、“老于”、“老周”、“老黄”等等相称。邓稼先是三级教授，工资略高一些，月工资230 元上下，无家庭负担，乐意请客，大家都亲切地把他当成“财神爷”。 这次大家一见到老邓来了，都欢呼雀跃，要他请客。于敏也跟着凑热闹说“财神爷”到了，要老邓搞劳大家。晚上，邓稼先在一家餐馆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邓稼先原打算只在上海停留三天，以便赴青海221 厂参加12月10日前后召开的九院科研、生产两年规划会议，研究确定1966年至1967年的工作任务，现在他决定在嘉定多留几天。他不仅详细地与大家讨论了氢弹新原理，还十分满意地听取了两个月来大家在加强型三相氢航弹优化设计工作上所取得的进展。当他听说优化设计中有的模型威力可以达到83万吨TNT 当量时，他要求再加大。科研人员上设计了一个威力更大的模型，并上计算机计算：邓稼先同科研人员一起上机计算结果，结果很好。他要求孙和生组织大家把在上海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赶决整理好。 12月初，邓稼先与孙和生一起把于敏他们在上海发现的有关物理现象、规律和突破氢弹原理的设想方案等重要成果带回北京。于敏留在上海，带领大家继续深入研究。 几天后，于敏也奉调回北京汇报，吴翔等人一同回到北京。留在上海的研究人员，在蔡少辉副主任的组织下，继续深入研究氢弹原理，并在物态方程小组的研究人员帮助下，用较为严格的状态方程进行计算。随后，他们对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工作进行总结，开始编写科研报告。1966年1 月4 日，他们终于带着在上海奋战了近100 个日日夜夜的丰硕成果回到北京。 于敏等回到北京后，向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和上级领导作了多次学术报告，详细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和氢弹新原理设想方案。吴翔也作了氢弹引爆方案的论证报告。邓稼先组织理论部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这个设想方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推敲，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大家补充了一些非常好的重要改进意见，不但提高了原子能的利用率，而且克服了爆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使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更臻于完善。当时大家估计这就是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 这个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的基本思想是：氢弹是把热核装料（通常用氘化锂-6） 加热到高温发生聚变反应，在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发生聚变反应的先决条件是高温、高密度。要使热核装料燃烧充分，必须使燃烧区的高温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这就需要创造一种自持聚变反应的条件，这个条件要由原子弹爆炸来创造。 因而，氢弹包含有初级和次级两个部分。 用来为自持聚变反应创造条件起引爆作用的原子弹爆炸装置，称为“初级”或“扳机”（后来我们又把它称为引爆弹）。使热核装料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能量和中子并诱发铀一238 外壳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更多能量的氢弹主体部分，称为“次级”或“被扳机”（后来我们又把它称为氢弹主体）。高威力氢弹爆炸时释放的巨大能量，主要来源于氢弹主体部分。 从以上较详细的文字叙述里可以看出，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九院理论部的科研人员，前后历时近5 年时间弹精竭虑地探索和研究的结果，是集体辛劳和智慧的结晶。集体是由若干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人的努力和奉献，集体成果便空无一物。从氢弹理论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在氢弹的基础理论探索研究方面，还是在氢弹原理的突破方面，于敏同志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氢弹理论研究集体的突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周毓麟、何桂莲等等，也都在氢弹理论和氢弹原理的突破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杰部长12月初在北京获悉九院理论部已突破氢弹原理后，喜出望外。正在青海221 厂主持“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刘西尧副部长得知氢弹原理已经被突破的消息后，也很高兴。他在征得刘杰的同意后，立即指示九院副院长吴际霖，要在即将召开的该院科研、生产两年规划会议上优先讨论研究新突破的氢弹原理。 12月8 日，九院副院长彭桓武在青海221 厂召集院内的专家开会，研究论证了于敏等人新突破的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 与会专家认为没有理由对此方案表示怀疑，它很可能成为突破氢弹的重要途径。 9 日至10日，吴际霖主持召开了九院1966一1967年核武器科学研究与生产两年规划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暇，九院副院长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等，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和理论部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九院所属各大部门的专家和行政领导人。于敏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利用原子弹作为“扳机”（“初级”）来引爆“被扳机”（“次级”）的两级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以及实现该方案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与结构问题，初步提出了对爆轰实验、加工制造、核测试诊断等方面的要求，并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会上还与各大部门的专家一起对该方案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讨论。会上除个别同志对该方案有一些疑虑外，都认为于敏报告的方案从基本物理规律上判断是合理的、可行的，前景乐观，比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方案优越得多，应该作为首选方案。但因该方案还没有经过核试验的检验，尚无充分把握，而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方案虽然体积比较大、比较重、聚变份额比较低，但它的结构简单，已经过多年的探索，理论上、技术上都比较有把握，故此方案的研究试验工作也不应该放松。 会上，刘西尧当机立断，建议：突破氢弹，准备两手，以新的理论设想方案为主；同时不放松三相氢航弹的研究和试验的准备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议决定，按照新的理论设想方案组织理论、实验、设计、试制等方面的力量，加速准备试验工作，要求尽快确定两级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力争在1966年底前后用铁塔爆炸方式进行一次减威力的两级氢弹原理试验。在不影响这次核试验目的的前提下，设计中要尽可能采用已有的部件和已成熟的技术。会议还对继续进行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研究试验工作做了安排，并安排了九院 1966 一1967年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报请二机部批示。 报告在讲到突破氢弹技术关键的问题时说：按原定计划作为突破氢弹的第一步，拟首先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这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枢准备，可以在！966 年6 月以前做好准备，1966年6 一7 月进行试验。在这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原拟在1967年内进行一次威力为50万吨TNT 当量的内爆原理的三相（裂变一聚变一裂变）氢航弹试验，经过最近半年的理论研究，若采用爆速高的高效炸药，核材料除用浓缩铀、氘化锂-6和天然铀以外，增加几千克杯-239，爆炸威力则有可能突破百万吨TNT 当量。这样就有可能跳过50万吨级的这一步，力争将厉定1968年底以前进行的百万吨级初级的氢弹试验提前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进行。目前，这方面的各项研制工作正在进行中。 接着，报告在讲到氢导弹头的研制与探索工作进展情况时说：上述三相氢航弹虽然威力可以达到百万吨级，但是体积比较大，比较重，离导弹头所要求的还有较大差距。为了掌握先进的氢弹技术，一年多来，以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为武器，进行了反复的探索与研究。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利用原子弹（“扳机”）释放的原子能来引起热核装料（“被扳机”）发生聚变、裂变反应，即将“扳机”所释放出的原子能的一小部分，造成“被扳机”的强烈压缩，从而引燃热核反应释放出百万吨TNT 当量以上的能量，聚变能量所占的份额，可提高到30% 左右。由于利用了原子能，这种氢弹装置体积可以缩小，重量可以降低。这种设想，从基本规律上看是合理的，但因一系列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弄清楚，必须通过试验来逐步摸索解决。因此从现在起，即抓紧安排必要的理论试验等研究工作，尽可能利用现有部件、成熟的技术及其他形式，力争 在1966年底前后进行一次“扳机”试验。试验方式初步考虑从铁塔上爆炸较为适宜。具体计划需待理论试验工作进一步落实后再行提出。如果这次核试验取得成功，就可以进一步安排在1968年内进行一次这种类型的核装置的百万吨级TN丁当量航弹试验。由于这种类型的核装置目前还只是一种设想，而内爆型三相氢航弹在技术上比较成熟，因此我们打算，在突破氢弹技术关键上两手准备，以研制这种新的设想的核装置为重点，同时抓紧安排落实内爆型三相氢航弹的试验。 为了加快实验研究，突击完成629 装置全部的爆轰模拟实验，4 月7 日，九院领导研究决定，把实验、理论和设计人员组织起来，在实验部成立了第二研究室，由陈常宜为主任，陶祖聪、赵维晋为副主任。刘西尧和朱光亚、王淦昌、陈能宽等对这个室的工作进展情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陈常宜、陶祖聪、赵维晋的具体组织下，张寿齐、李杰山、周创志等二室的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的缩小比例的、不同代用材料的爆轰模拟实验，采取了巧妙办法，解决了系统保护这一主要技术难关。 在进行一系列爆轰模拟实验中，由二室科研人员黄世明等负责研究的X 光透视照相诊断技术，有效地观测到了系统结构破坏的过程。 就在此时，核试验基地、九院、空军等单位遵照中央专委的要求完成了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空中爆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核试验于5 月9 日16时（北京时间）进行，爆炸成功。结果表明，试验装置的反应过程与理论预计基本相符，氘和氚的热核聚变已经点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裂变一聚变一裂变反应，只是事先由于理论设计缺乏较确切的与热核材料有关的物理参数和核参数，实测的总威力值与理论预计值相差较大。这次核试验给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加深了对热核聚变规律的认识。 到了6 月上旬，在经过了大量的理论计算和爆轰模拟实验以后，629 装置“扳机”的理论设计方案初步确定。随后，九院立即安排“扳机”各部件的结构设计与加工和“扳机”整体爆轰出中子实验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扳机”整体爆轰出中子实验是为了进一步验证此前进行过的缩小比例、代用材料、局部爆轰模拟实验所得结果的正确性，也是629 装置“扳机”能否在正式加工生产后参加核爆炸试验的一次验收性鉴定试验。经过认真准备，1966年8 月19日和9 月8 日，九院先后进行了两次1 ：1 尺寸的局部爆轰实验，并最后于11月12日晚成功地进行了一次1 ：1 尺寸的整体爆轰出中子实验。实验结果非常理想。至此，氢导弹头“扳机”试验的方案最后被肯定。 九院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在配合爆轰模拟实验确定629 装置“扳机”理论设计方案的同时，还进行了629 装置“被扳机”的理论研究计算工作。为了争取时间，“被扳机”的设计是按尽可能采用加强型原子弹的热核材料部件，其他许多设计细节问题则不准备在这次核试验里同时解决的思路进行的。为了清楚计算从原子弹“扳机”爆炸传送能量给“被扳机”这一重要过程，九院理论部的数学工作者，根据当时的计算条件，发展了计算方法，在二维计算程序的编制中做了很出色的工作。物理与力学工作者研究了热核聚变反应过程中各阶段的物理图像和发展规律，论证了“扳机”爆炸对“被扳机”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了部件的配置与能量释放的关系。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到11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确定了629 装置“被扳机”的理论方案。 1966年12月28日12时，在聂帅亲自主持下，629 氢弹装置按时爆炸。 在距爆心以西23千米的参观点处，于敏从护目镜中看到了氢弹装置爆炸瞬间较亮的闪光。闪光过后，于敏马上摘下护目镜，看到半球形的火球在膨胀并上升。 几秒钟后，火球变成棕褐色的烟云并连同地面的尘柱一起上升，开始形成蘑菇状烟云，并听到了春雷般的巨大爆炸响声。此时，于敏从核爆炸景象上看，心里有了一些底，但在拿到速报结果之前，他悬着的心仍然不能完全放下，因为他还不能断定试验是否非常圆满。 聂帅看到了翻滚着的蘑菇状烟云向上升起的时候，他向在场的科学家、基地的领导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握手，表示热烈祝贺。 核爆炸后，根据爆后侦察分队的宏观观察报告，铁塔全部被熔化，地面无明显弹坑，仅残留少量变了形的钢管。塔架周围地面被烧成揭色。距爆心200 米内的建筑物全部被吹光。另外，测试队很快向指挥部报告了速报数据。聂帅、张震寰、张蕴钮、李觉及九院的领导与专家和程开甲及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专家，一起听取了上述宏观观察和速报数据的汇报。当于敏一听到两个关键的速报数据后，便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在于敏像计算机般精密的脑子里，装着一大堆重要的数据，像这些速报数据，在他的脑子里不知道已经盘桓了多少时候了。此时，于敏已经可以断定，我们掌握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设计方案是可行的，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已获解决。 下午，聂帅在张震寰、张蕴钮等陪同下，乘飞机在爆心附近上空1200米处绕行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核爆炸后效应试验物受破坏的情景。 这次核爆炸后还取得了大量的测量数据，特别是取得了热核反应过程、氘化锂6 反应速率及聚变威力等重要数据。根据对多种测量数据的综合分析，这次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TNT 当量。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2月28日晚，新华社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闻公报》。（新闻公报》中说：“继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之后，又圆满地实现了这次新的核爆炸，从而把我国核武器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次核试验，无论是按照氢弹的三要素—原理、材料、构形，还是以测得的数据及实际结果来看，都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低威力氢弹地面试验。国外的报刊在当时也评论说这是一次地面塔爆，爆炸威力为20万一30万吨TNT 当量，是一次初步的氢弹试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1967年对中国前6 次核试验的估计中还认为，这次试验的当量故意受到限制，以便使落在中国境内的放射性尘埃保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因为二机部在制定1966一1967年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时是以突破氢弹为重点，目标是要研制出重量轻、体积小、威力大、可以上导弹头的百万吨级的氢弹，而这次氢导弹头“扳机”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自己探索到的氢弹原理是否正确、技术上是否现实可行，所以，在《新闻公报》中对这次氢导弹头 “扳机”核试验只宣布是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实际上，这是中国的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也就是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由于有意识地限制了它的爆炸威力，所以也可以称作减当量的氢弹试验。因此，1966年12月28日实际上就是中国氢弹试验成功的日子。它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相隔2 年2个月。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中国已掌握了氢弹原理，氢弹研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已获得解决，标志着中国核武器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它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世界上习惯于用从原子弹到氢弹按其原理试验的年、月时间间隔来衡量比较各国早期核武器的发展速度。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次两级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 年3 个月，英国用了5 年6 个月，苏联用了6 年3 个月，法国用了8年6 个月。中国从1960年底开始探索氢弹原理；1964年10月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氢弹攻关力量得到加强，只用了2 年2 个月，就成功地进行了两级氢弹原理试验，实现了太祖主席提出的“氢弹也要快”的要求。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决的。 1967年6 月17日8 时20分，我国第一次氢弹（航弹）实验爆炸成功，爆炸威力达到了330 万吨TNT 当量。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 年零3 个月，苏联用了6 年零3 个月，英国用了4 年零7 个月，法国用了8 年零6 个月，而一向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只用了2 年零8 个月就爆炸了空投的氢弹，不仅在全世界时间最短，而且赶在法国前面。这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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