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科技政策

科技政策的经济维度

热度 1 liuli66 2020-1-20 12:00

科技政策的经济维度 科技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正如我们前面我讨论的，是它对经济的影响。 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发现，生产的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或自然资源（ Smith 1776/1970:104-6 ）。从这个观点看，研究与发展在经济的生产部门中，主要致力于向市场上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传统的经济学假定，在经济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人们总能发现更多的资源和土地可资利用，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这个假定并非恰当。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 11 章中讨论。可以合理地提出，对于生产出在市场上可以销售的产品和服务，还有第四个要素投入，这就是技术创新。在相对弱小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中，创新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正如 Walsh 所指出： 在国内市场较小的国家中，企业不得不采取出口战略，以获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并弥补它在 RD 上的资金投入。技术的应用使得产品和工艺不断走向精致，与此同时，开发和生产所需要的科学资源、技术资源和工业资源变得愈来愈昂贵和复杂。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长期生产（ long production ）、规模经济和更多的标准化，这种趋势对市场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国必须开拓国内市场以外的更大市场。国家越小，这种压力就越大，所以它们更为迫切地需要转向国际市场······在这些国家中，需要依靠出口来求发展的产业，占全部产业的比例就越高。 因为小国需要追求规模经济，以弥补它们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支出，所以，小国比大国更依赖于出口贸易。除个别情况（如澳大利亚）以外，一般而言，工业化经济体的规模与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呈反比关系，如澳大利亚如表 9.1 所示（略）。 研究表明，经济成功的小国通常是那些具有成功的出口战略的国家，这些战略能够快速敏捷地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然而，小国有小国的难处。在国际市场上，小国创新所面对的风险性和不确性，远远高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当国内市场足够大，能够保证盈利时，更是如此。小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远远低于大国；另外，由于创新者与用户之间的空间距离遥远，使得创新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特别是当某项创新为激进型创新，需要对用户进行教育和培训，另外还需要技术支持时，更是如此。远距离提供这些服务，毕竟不便。由此看来，小型工业化国家面临着残酷的两难境地。 在国际市场上，比较简单的产品主要被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所主导，这些产品主要是利用成熟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由于劳动力工资低廉，所以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而那些复杂的、利用新兴技术制造的产品，则主要由超级工业化强国所主导，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能支付得起巨额的资本设备投入和研发投入。小国经济则自然地落入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们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腹背受敌。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扩充其利用新技术的能力，跨越其传统的优势领域。在经济谱系的另一端，日本等国家逐步采用灵捷制造技术，利用这种技术，它们能够使产品适应当地的市场（ Walsh 1989:48-50 ）。 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有几种经济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战略是努力发现市场空隙。大型企业一般不会涉足这些市场的竞争，这是因为，要么这些市场太缺乏弹性（ inflexible ），要么这些市场的规模太小，不值得去投资。小型国家要开拓这些市场，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准确地发现正在浮出的机会，把握发展趋势，并向它们投入必要的 RD 资源。 第二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是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研究表明，那些成功地发展了高技术产业的小型国家，都是那些拥有自己跨国公司的国家；比如，瑞士、瑞典和荷兰等国家，都是靠这种战略取胜的。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小型企业看上去比大型企业更富于创新，但是，大型企业无疑在营销经验和资本的可获得性上小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在澳大利亚，唯一一家重要的跨国公司是 BHP ，但是其主导领域是资源领域，而不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短期看来，这种战略是不可行的。类似的思路也同样适用于新西兰。这种战略的一个改进是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本地。这种战略从理论上讲对小型国家来说是适合的，但是，它没有实践基础，没有哪个欧洲小国采用过这种战略，所以，我们难以相信实施这种战略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广泛的利益。 还有人建议，如果小型国家把 RD 资源集中到某些特定的领域，并展开合作攻关，这样会产生更大的效益。可是，迄今为止，依靠这种战略取得成功的证据，寥寥无几。业已确立起来的合作研究项目，大多数都是在大国与大国之间进行的，小型国家难以与之抗衡。 最后，有人建议，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只有当它们把有限的资源——无论是人力的，还是金融的——集中到个别领域上，才在竞争中获胜。比如，澳大利亚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就建议，一个国家应该瞄准这样一些领域： ·对新生代的技术具有基础性； ·可以广泛地应用到多个经济部门； ·对小规模的国内市场具有极其重要性； ·能够强化和扩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能够开发出高附加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 ·有望开发出全新的产业。（ Department of Science, 1985:47 ） 这是一个通常观点的特定形式，该观点认为，在高技术领域，小型经济体不要贸然与大国竞争，相反，它们应该将功夫用在如何提高中技术（ medium-technology ）领域里的竞争力上，这些领域以当地的特色如资源、劳动力技能及或工艺设计传统为基础，颇为有利。这是一个比传统经济解释更为精致的情况，传统经济解释只看到被经济学家称为比较优势的东西，一般体现在劳动力成本或资本方面。这种论证也认识到，需要把那些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会受到影响的因素联系起来。该观点指出，科学研究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投入。 正如 Dosi 等人（ 1988 ）指出，政策争论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假定，即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应该认识到技术变迁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力量，涉及到动态调整的机制，这种认识比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我们更有帮助。动态调整的机制，既关系到技术变迁，也关系到制度变迁（或者变迁的壁垒）。这些变迁反过来又会受到社会力量和制度力量的影响，其影响方式比从市场不完善这类经济观点来解释更为根本。应该认识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市场运作的方式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举例来说，那种认为市场力量将导致 RD 投资的最优水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有多种因素会导致 RD 投资不足。最为明显的是，保护技术进步从而收获一项创新的全部商业价值，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源于专利的问题以及技术知识的流动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也会导致特定领域的过度投资，比如，当某个领域表现出有利可图时，投资者们会一哄而上，重复投资在所难免。这种集中化的投资，也会导致别的具有良好前景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探索，从长远来说，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被忽视。这些论证是强而有力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政府在投资 RD 和为 RD 定向中的作用的（ Johnston 1990 ）。 然而， RD 的定向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创新以及新型产业工艺的开发，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力量只是推动因素之一。这意味着，政策分析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议题，比如熟练工人的可获得性，一个国家的创新文化，研发的资源，政府采购政策，风险投资和产业关系等等。毫无疑问，这是对政府的一个重大挑战。政府鼓励创新，乃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放任的自由主义思路是不合适的。市场力量不仅不能保证社会所需要的创新，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出现有害的创新。如今，利用公众舆论来制约某些技术进展，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Collingridge 1984 ）。 （摘自 BRIDGSTOCK 等著，刘立 等译，《科学技术与社会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个人分类: 科技与创新政策|805 次阅读|8 个评论

[随想] Friedrich Miescher，同行评议，科技政策

热度 1 zlyang 2019-6-18 22:34

Friedrich Miescher，同行评议，科技政策 Friedrich Miescher , Swiss biochemist,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iedrich-Miescher Friedrich Miescher，发现DNA的人，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62，有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和 James Dewey Watson。 类似地，晶体管的最早发明人也不是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56，而是***。 “Friedrich Miescher——使这个名字在时间中默默无闻消散的原因有很多。他的故事给科学界提供了一个经验教训—— 即使是像DNA发现这样重要的现代生物学发现，也不能保证得到它应得的关注。 深思熟虑的沟通策略对于确保良好工作产生必要的反响至关重要。” 除了科学家自身努力传播外，科技界和社会，就可以不负责任？ 对于科研和学术成果的判定，需要同行专家的识见和眼光？ 居里夫人缺少科技经费，到底谁可耻？ Michael Lubell（迈克尔·卢贝尔）说：“ 科技政策可能推动科学研究， 也可能阻碍科学研究， 可能促进基于科学发现的技术之开发， 也可能阻滞技术的发展。 ” “卢贝尔采用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例（包括气候变化、互联网、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大脑计划、曼哈顿工程、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立过程，等等）来说明，过去和近期的政策决定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内和全球的科技发展。他也讨论了科技政策对公众关注的众多领域（卫生保健，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经济增长，能源，国防，创新，产业竞争力，等等）的潜在影响。尤其是，他阐明了科学技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从外交遏制到军事干预，从科学合作到技术竞争，等等。” “The points is “innovation and discovery” is an artistic endeavor. They cannot be regulated and manufactured on order. The best thing society can do is to provide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conducive to invention and let people do what they want and are interested in. 要点是“创新与发现”是一种艺术创作。它们不能按订单进行管理和制造。 社会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供有利于发明的环境和资源，让人们做他们想做和感兴趣的事情。” 2004年春天，艾萨克·牛顿说： “上层建筑，不能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上层建筑的作用，主要是不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 不知道艾萨克·牛顿说的对不对？ 相关链接：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62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62/summary/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Prize share: 1/3 James Dewey Watson, Prize share: 1/3 for thei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the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56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56/summary/ 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 Prize share: 1/3 John Bardeen, Prize share: 1/3 Walter Houser Brattain, Prize share: 1/3 for their researches on semiconducto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the transistor effect.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09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09/summary/ Karl Ferdinand Braun, Prize share: 1/2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telegraphy. Wiley中国，2019-06-18，最先发现DNA的人却被人们遗忘？——除了Watson 和 Crick 还有他 精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22310-1185637.html Friedrich Miescher，发现DNA的人，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 Friedrich Miescher, Swiss biochemist,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iedrich-Miescher 2010 History of Semiconductors - Cornell University https://djena.engineering.cornell.edu/hws/history_of_semiconductors.pdf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Gargini, Paolo A.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475 Via Ortega Stanford, CA; 94305, United States) Source: Nanoelectronics: Materials, Devices, Applications, v 1, p 1-52, April 8, 2017 武夷山，2019-06-15，美国科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185058.html 卢贝尔采用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例（包括气候变化、互联网、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大脑计划、曼哈顿工程、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立过程，等等）来说明，过去和近期的政策决定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内和全球的科技发展。他也讨论了科技政策对公众关注的众多领域（卫生保健，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经济增长，能源，国防，创新，产业竞争力，等等）的潜在影响。尤其是，他阐明了科学技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从外交遏制到军事干预，从科学合作到技术竞争，等等。 何毓琦，2019-06-12，Achieiving Academic Excellence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65-1184626.html 刘进平，2019-06-12，一流大学不是“管”出来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731-1184643.html 官方总希望通过规章制度来“管理”和“评估”大学和科研机构，促使其达到一流标准。但问题是科研在创新的本质上，与艺术无异。没有什么条条框框能保证有这种效果。即使是企业，也是官方只要保证环境公平，越放开手脚，越有利于企业发展。更何 况科研和学术机构呢？ 对于科研和学术成果的判定，需要同行专家的识见和眼光，而不是根据发表期刊和影响因子来判定，不然，诺奖直接按发表期刊和引用率排名来发算了。 李江，2018-05-28， 短效评价阻碍科学创新 精选 http://wap.sciencenet.cn/blog-1792012-1116106.html 基于短期时间窗口的科学评价指标不但没有鼓励创新、促进科学原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科学创新。追求短期效益的评价方式有可能蒙蔽科学政策的双眼，最终削弱科技发展的潜力。 李江，2017-12-19，如果科研经费改为平均分配...... 精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792012-1090437.html 同行评议花销巨大，评议结果极不稳定。 张章，来源：中国科学报，2017-04-18，荷兰试点经费分配新体系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4/373758.shtm 现有的同行评议体系十分无效且不公平。 文双春，2019-06-08， 不是你牛,只是评价规则向着你 精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2323-1183752.html 最切中要害的是,那位老师说,他终于看清了论文界的一个真相:许多所谓的牛人之所以牛,并不是他们的学术真有多牛,完全是因为评价规则向着他们;许多老师论文奖励拿得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论文水平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也完全是因为评价规则对他们有利。 华春雷，2019-02-14 ， 《自然》发文揭开大科学背后的沉重真相 精选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10327-1162214.html 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 那些科学领域中的不知名的独立学者或小团队, 却在 科学和技术的最前沿的天际线上在拓荒和耕作. 他们在选择研究课题上, 往往更重视真正的难题和最尖端性问题, 因此, 他们才 真正承担了科学前沿区的最大的风险性, 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工作, 才维持了科学的后驱力, 维持了科学的生命力. 但是, 他们却往往得不到舆论的关注, 没有记者的注意, 无法被聚光灯照射, 在资金上也往往更困难. 这就是该论文所揭示的当今科学界原始森林中的沉重的生态真相. 2019-04-07，“数数 + 短期”科技评价：人类科技的自我毁灭之路？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667-1171962.html 感谢您的指教！ 感谢您指正以上任何错误！ 感谢您提供更多的相关资料！

3599 次阅读|3 个评论

青霉素的后半段故事-政府如何推动高质量科研成果商业化

热度 1 zhangjiuqing 2019-5-7 11:08

青霉素 的后半段故事 - 政府 如何推动 高质量科研成果商业化 张九庆 作为一个科学史爱好者，我比较熟悉青霉素的前半段故事： 1928 年，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工作的弗莱明，偶然发现了青霉素。这一发现的潜在价值在于，可能会诞生一种抗生素药物，用以减少因感染引起死亡的人数。直到 1938 年，在牛津大学工作的弗洛里、钱恩和其他同事读到弗莱明的研究报告后，才开始青霉素的分离和提纯， 1941 年他们证实青霉素作为一种药物，可从实验室引入临床病人的治疗中。因为青霉素的发现，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三人获得了 1945 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前半段故事主要用来说明科学家如何做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这个发现具有何种科学意义和潜在的社会价值。 青霉素后半段涉及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复杂过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忽略。我最近关注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商业化的 “死亡谷”、政府在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这类问题时，发现青霉素研发和生产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故事是非常精彩的。 牛津大学研究团队面临进一步研发缺少经费的困境，但他们没有能在英国筹集到资金，便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弗洛里和合伙人之一希特利在 1941 年 7 月底进入美国，像推销员一样，拜访美国几家大的制药公司，劝说他们投资研制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工艺，但都被无情拒绝了。 好在弗洛里在美国有相交多年的朋友理查兹，理查兹是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研究局所属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是 1941 年联邦政府新成立的机构，其目标是调动美国的研发力量，用科技强化美军的作战能力。 1941 年 10 月，医学委员会通过了为弗洛里提供资本，整合多个机构的资源和信息，合作研究青霉素的议案。至此，美国联邦政府完全主导了青霉素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过程和新产品的采购使用。 首先，政府 —研究机构—企业多方合作研发。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持了多场针对合作研究的会议，参加人包括局领导，医学委员会负责人，农业部所属联邦实验室首席专家，默克、辉瑞、施贵宝等医药公司的研究总监等，一开始搭建了合作研发的框架。 其次，政府给予足够的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农业部为从事青霉素研发的相关实验室研发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项目资金，实验室也因此得到更多的人力资源。包括 39 个实验室的至少 1000 名科学家（药物化学家、化学工程师、微生物学家、真菌学家等），组成了青霉素合作研究的庞大队伍。 第三， 军事需求促进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 1942 年美国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军需物资生产与分配。 1943 年 5 月委员会通过直接资助建造新生产车间、允许私人投资加速折旧等方式，协助企业提高青霉素产量， 1 年半之后生产商不仅能满足军事之需，而且也能向普通公众提供青霉素了。 青霉素引发了一场 20 世纪的现代药物革命，它发现于英国，研发于美国，商业化于美国，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美国公司由此走到了制药产业的前列。现在看来，美国联邦政府对青霉素在商品化初期的强力支持，在推动美国抗生素药物产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备注：本文为《中国科技论坛》 2019 年 第 5 期 卷首语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4845 次阅读|2 个评论

使命导向型科技政策的利弊：以法国为例

热度 2 liuli66 2019-4-24 08:50

按：在国际国内政策研究者大力倡导使命导向型科技政策，以及在制定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创新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背景下，笔者旧文重发，以期辩证认识“使命导向”科技政策。 法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之一。法国政府奉行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即主张政府藉由公营企业和国立机构（包括科技机构）、政策法规等手段，干预国家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科技体制是按照柯尔贝尔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属于集中型的科技体制。 1.在政府管理层面，设有专门负责法国科技决策的研究部，相当于我国的科技部；此外还设有教育部。政府其他各大部门也都设有领导本部门科技工作的组织机构。另外，为组织大型研究项目，法国设有跨部门协调委员会，如“核物理协调委员会”、“信息科学与自动化研究咨询委员会”。还设有一个国家级的科教咨询机构，即“科学技术最高委员会”。 2.法国拥有庞大的国立研究系统。从目的来看，国立研究机构分为两类：一是生产新知识，支持学术科学类，如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二是使命导向型（mission-oriented），主要是执行国家使命或公共政策。此类机构有20个左右，如原子能委员会（CEA），国立空间研究中心（CNES），国立卫生及医学研究院（INSERM），国立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国立农业研究院（INRA），国立海洋研究中心（IFREMER）。 3.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主要由综合型大学和各种高等专科学院组成。在专科学院中，有若干重在培养精英的学院，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4.法国产业研究活动主要集中在个别高技术产业和若干少数企业。 法国科技体制在战后几十年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以下若干特征： 1.法国科研具有很高的集中度，比如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产业研发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业和少数大型企业。 2.政府对公共部门的科技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影响渠道包括：与大型企业签订科研合同和采购合同；资助国立科研机构；制定一系列的金融激励政策。 3.最重要的科技政策工具是重大国家科技计划。 柯尔贝尔主义在法国科技事业中，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对大型民用和国防项目的支持，体现国家意志。发起和实施大型科技专项，是法国自二战以来的一个显著特点。面对国际上科技和政治的重大挑战，法国政府特别是戴高乐执政的20世纪60年代，集中力量办大事，遴选并启动那些对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国际地位具有关键意义的大型科技项目。戴高乐政府坚定的政治意愿，使得柯尔贝尔主义在科技与创新领域扎下根来。法国建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启动大型核能项目；后来法国又在航空航天、计算机、电讯等领域启动了大型科技项目，如研制“钻石”火箭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法国还为这些大型科技项目的实施，设立了有关研究机构，如国立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 1987年法国政府将国家级科技计划（除国防、航空航天计划以外）和政府部门组织的有关重大专项重新组织，归并为11项重大科技计划。这11项国家科技计划由研究部统一管理，每项计划均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负责计划执行的组织领导工作。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法国重大科技专项不断减少，有些项目销声匿迹了，如“电讯”重大专项随着法国电讯公司的私有化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民用航天和核电领域的项目也有所下降。1996年，政府与企业签订的研究合同金额达230亿法郎，其中，120亿法郎用于国防研究，80亿法郎用于5项重大专项（GPT），30亿法郎用于产业创新激励计划。由此可见，在政府的资助中，以“使命导向型”合同为基础的资助（200亿法郎）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以“扩散导向型”合同为基础的资助（30亿法郎）则处于次要的地位。 “使命导向型”科技计划的突出特征为：中央集权程度高；目标由中央制定；高成本导致项目的选择面狭窄；技术的高度复杂性限制了参与项目的机构数量，只有少数机构参与。由此出现两个结果：一是使命导向型的计划给行政管理机构增加巨大的负担。管理机构的负担繁重，科技计划的设计和实施需要组织机构具有高度的判断力，对计划的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依赖于管理过程，而不是市场选择机制。二是使命导向型的计划风险性很高。政府在少数项目上投下大的赌注，而这些赌注可能出错；另外，大项目挤占资源，一些很有价值的项目可能会被耽误。 法国科技重大专项（GPT）是典型的“使命导向型”的科技计划。法国在原子能、航空、高速列车、电讯等领域实施重大专项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开发出高速列车，“空中客车”大型飞机。但是在计算机、协和飞机等重大专项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败。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为了管理GPT计划，建立了复杂的官僚机构，缺乏透明度；有些机构集委托人和代理人于一身。 2.造成工业竞争力的扭曲。GPT项目规模大，对项目参与企业的研究方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些计划诱使企业从事与使命导向型政策有关的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对市场需求的技术则视而不见，这样会导致它们缺乏市场竞争力。 3.GPT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是纵向的、相对封闭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公共投资的影响面很有限，GPT项目的溢出效应也很有限。 近年来，法国重大专项的数量不断减少，有学者甚至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大型科技项目的终结”。法国科技体制改革还发生了其他变化，如：国家科研中心与大学加强联系；使命导向型的国立研究机构与学术界不断趋同；政府重视对中小企业创新的资助；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在欧盟科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法国使命导向型的科技政策仍将持续下去，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法国集中性的科技体制与法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结构是一致的。第二，使命导向型的科技政策在原子能技术、高速列车和航空技术上获得了成功，这些成功对使命导向型的科技政策会起到强化作用。第三，GPT计划的实施，对公共机构在管理和技术层面上的要求很高。GPT培养了一批高技能的人才，他们喜欢沿袭过去的程序。第四，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最后，改变体制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社会成本。 ［原载《科学时报》 (2010-4-8 A3 观察)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0/4/230796.html ］

个人分类: 科技与创新政策|1220 次阅读|5 个评论

科技政策：使命导向 VS 扩散导向

热度 2 liuli66 2019-4-22 08:37

科技政策：从演化论的观点看 创新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采取怎样的科技政策才能有效地促进创新呢？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创新和科技政策的研究，逐渐从以均衡分析为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转向以演化经济学或演化论为范式，并使之成为主导范式。 创新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非平衡性和异质性的过程，而新古典经济学将创新看作是一个趋于最优的过程，并认为政策干预乃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这显得有失简单。相反，演化经济学则将创新看作是一个不断搜索、试验、选择和扩散的过程（齐曼， 2002 ） ，从这种观点看，政策措施就是为了推进和维持这一系列过程。所以，政策设计是过程导向的（ process-oriented ）行为，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以纠正市场失灵为目的的目标导向（ target-orientation ）的行为。 科技政策的二分类法：使命型和扩散型 Ergas （ 1987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把科技政策划分为“使命导向型”（ mission-oriented ，简称“使命型”）和“扩散导向型”（ diffusion-oriented ，简称“扩散型”）两种类型。 （ 1 ）使命导向型政策，主要是面向国家主权，采取大科学的方式，从事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激进型创新；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次要考虑的问题。其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化，即决策的集中化、选择技术和项目的集中化，支持重点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 （ 2 ）扩散导向型政策，主要侧重于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关注公共物品的供给，促进渐进创新。 Ergas 进一步根据（ 1 ）特定技术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 2 ）政府与民间部门研发支出之比例；（ 3 ）教育制度的设计；（ 4 ） RD 合作的机会；（ 5 ）技术标准化方面的工作；（ 6 ）国防科技研究之比例等六个方面，区分使命导向型与扩散导向型政策及相应的机构和国家。 Ergas 对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瑞士和日本等五个国家进行了研究，提出：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使命导向型国家，而德国、瑞典、瑞士，则是扩散导向型国家。日本较为独特，属于使命导向和扩散导向并重型。 使命导向型政策范式和扩散导向型范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与“大科学”、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衍生”（ spin-off ）、“涓滴” (trickle-down) 等概念和理论联系起来， 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施使命导向型科技政策可以导致大规模的高端（ high-end ）的技术成就，它们将导致大量规模较小、可以向下端移动的实际应用。具体地说，通过政府合同或采购，承包人可以提高其技术能力，积累生产知识，降低成本，从而寻求商业应用。通过这种“衍生” (spin-off) 或自上而下的“涓滴” (trickle-down) 过程，使得政府前期的巨额投入产生效益。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集成电路项目就是这样。扩散导向型科技政策倾向于促进渐进创新，提升现有产品的附加值，改进质量，提高效率，而不是创造全新的产业。然后“自下而上”和“后发制人”，产生高端复杂新技术，进入科学前沿。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扩散导向型和使命导向型的发展 受鲁坦（ Ruttan ， 2001, p.537 ）、坎特纳和匹喀（ Cantner 和 Pyka ， 2001 ）分类研究的启发，笔者提出从科学和技术、使命型和扩散型两个维度，把科技政策和科技项目划分为四类，如下图 所示 科技政策四分类 任何一个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项目都可以分解为四种类型，比如，在我国原科技计划体系中， 16 个科技重大专项属于使命型技术政策，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973 属于使命型科学政策，国家科学基金属于扩散型科学政策，星火计划属于扩散型技术政策。改革后形成的新型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以及新时代的科技政策，当对使命导向的科学技术与扩散导向的科学技术，保持动态的调整，统筹兼顾。 该分类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家科技政策和计划的定位，并从时间动态上去考察国家科技政策的总体变迁。 近年来，欧洲等国家出现了新的趋势，又开始转向“使命导向”的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值得关注和研究。 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Ergas, H., 1987. Does technology policy matter? In: H. Brooks and B. Guile, eds., Technology and Global Indust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Chiang, Jong-Tsong, 1991. From ‘mission-oriented’ to ‘diffusion-oriented’ paradigm: the new trend of U.S. Industrial technology policy, Technovation, 11:6, 339-356. （来源：刘立：《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2007年；及刘立：《科技政策学研究》2011年。本文略有修改）

个人分类: 科技与创新政策|2444 次阅读|5 个评论

社科重大项目 IDEA

liuli66 2019-1-12 19:42

CPC 科技政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90121MON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时间范围：新中国以来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5年；到新中国75周年。 改为：科技思想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20190119SAT 个人分期： 1 毛泽东思想中的科学技术论（简称：毛泽东科学技术论）［强调是“集体智慧”；包括党的文件］ 2 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技术论（简称：邓小平科学技术论）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技术论（简称：？）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思想）中的科学技术论：科技创新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 权威提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思想 （刘鹤 鹤为两院院士作报告时强调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思想 努力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 人民日报 》（ 2018年06月01日 04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6/01/nw.D110000renmrb_20180601_1-04.htm ） ＋＋＋＋＋＋＋＋＋＋＋＋＋＋＋＋＋＋ 背景资料 1）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 龚育之的提法。需强调这点，取得“合法性”。 刘大椿 等 著：《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参考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首席专家：龚育之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分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2008）； 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4）《自然辩证法概论》（2018年版）中的划分 毛泽东思想中的科学技术观 邓小平理论、 习近平新思想中的 三个主题：1）科学技术创新观；2）科学技术人才观；3）科学技术发展观。 可能的合作者：陈HONGBING（东北大学 马院）；LI志红（国科大 公管院） 龚育之：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大纲） 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 胡维佳 主编：《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胡维佳 等：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24卷增刊（”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专辑），第81－90页。收入 上书中。 资料： 胡维佳等编：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重新订购20190124）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 编：《科技法律法规与政策选编》（1985－2008年）（上册、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 苏竣 （又，数据库）中国科技政策要目概览 王志强，1998. 中国科技政策思想: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研究领域 研读了20190124。发了微信。 刘则渊：论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研读20190124 发了邮件和微信。 杨起全：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载 徐飞 主编：《走入科学技术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90124

个人分类: 杂感|10 次阅读|24 个评论

[转载]解读：中科院、高校分别发布《意见》促成果转化

lgjszy 2016-9-8 17:36

解读：中科院、高校分别发布《意见》促成果转化 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8/354729.shtm 作者：李晨阳 来源：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发布时间：2016/8/2810:37:03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8月17日，教育部、科技部共同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高校意见》）。 8月22日，中科院、科技部联合印发《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中科院意见》）。 接二连三地，高校和中科院齐放大招：简政放权、高度激励、适度免责……会给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带来怎样一番新局面？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请他们探讨两大《意见》中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收益该不该留归高校？ 两大意见均提出，单位拥有科技成果的转化自主权，而且转化后的全部收益留归单位。 这就带来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疑问：这样是否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呢？ 一位科技创新战略专家指出，在这里应当明确两种不同来源的科研项目。对于来自政府投入的科研项目，立项之初就是要求付诸应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转化是基本义务，研究人员不应要求额外的收益和奖励； 对于来自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特别是具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则应当解放思想、不吝激励。 他还建议，通过改革，理顺项目运行机制，对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项目区别对待。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让资源流向最需要支持的项目。 中科院大学教授柳卸林也肯定了成果收益留归单位的正面意义：“这笔钱是用于再科研与教育的，而不是其它目的。这可以让高校有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国家投入的资金，通过成果转化，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会创造更多的税收。” 奖励比例有何玄机？ 在《大学意见》中，专门提到了3个“不低于50%”：以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应当从技术转让或者许可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实施转化的，应当从作价投资取得的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奖励；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总额的50%。 在《中科院意见》中，则没有提到明确的奖励比例，但是两大《意见》均提到，在扣除用于奖励和报酬后，收益中余下的部分应主要运用于科学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对此，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宋河发分析，中科院下属各个单位都是法人机构，其中大部分研究所都已制定了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规定，并且根据各自的情况明确了奖励比例。 事实上，很多在成果转化方面先行一步的科研院所，早已制定了相当可观的奖励制度。 自中科院开展“率先行动”计划以来，上海药物所作为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改革试点，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创新。经改革，上海药物所允许将不低于70%的转化收益归属团队。其中成果发明人最高可拿到一半收益；两成收益归团队所有，用于后续研发；剩下三成则“反哺”上海药物所，支持更多项目研发。 但是宋河发也指出，提高奖励比例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地方省份，规定允许将收益100%用于奖励个人，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忽视了服务体系的建设。 “建立服务体系”亮点多亮？ 关于这一点，此次两大《意见》均有提及。《中科院意见》中还特别指出，“培养一支了解知识产权运营和成果转化内在规律的，精通科研、管理和法律的高端复合型专业化人才队伍”。 这是专家眼中一个很大的亮点。 前述科技创新战略专家认为，科技成果的交易与一般商品有很大不同，存在严重的双重信息不对称。购买方不知道成果的真实应用价值；研究者也不理解自己成果的市场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的服务体系必不可少。 在国外，成果转化往往依靠的不是科技人员，而是内部技术转移办公室。这一团队的规模往往在20人以上，包括技术专家、法律专家和投资专家，具有三大功能：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管理、投资基金。 然而当前，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支撑，普遍还是浅层次、弱力度的。尽管不少科研机构都建立了成果转化处或技术转移处，起到一定作用，但还远未达到理想效果。 在宋河发看来，有了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还应有相应的机构建设。2011年，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建立了知识产权与技术转移中心，在2012年和2013年两年间，每年获得的专利转移转化收益能达到占到中科院的一半。 “由此可见，机构的魔力是很大的。”他说。 领导“免责”为哪般？ 《高校意见》特别指出：“高校领导在履行勤勉尽职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除其在科技成果定价中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中科院意见》则写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失败案例，要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对于符合规定的，不追究相关人员的领导决策责任。” 对此，柳卸林认为，所谓“免责条款”，是针对当下一些高校成果转化产生的问题而特别提出的。 当前，高校和研究机构领导在成果转化中拥有了直接的决策权。在成果转化中，一个重要特性便是：初期成果的作价比较低，但后续价值变化会很大。以苹果公司的股权为例，现在和初期相差几百倍。 “如果用现在的价格来衡量国有资产的价值，在当年都是低估，似乎都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这一条款是由此为高校领导进行成果转化的责任进行了界定。”柳卸林说。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2016/8/29 9:36:11 cor 我早就说过，不是不转，是无技可转。评个奖、弄个名头，走走关系，盖个章，大家皆大欢喜。可是要来真刀实枪的，就都基本狗屁不如了。 2016/8/298:36:20 bingbing800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需要跟高校做科研的老师、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打交道，确实有上述评论中的“投入100万，产出100元”、“唯SCI论，灌水”等现象。但越是这样的现象横行，越是需要出台新的政策来引导科研人员更好地认识科研产出的价值，让更多真正做事的、有能力做事的人可以用他们的创新创造价值，而且凭创新创造的价值远大于“SCI灌水”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建立中国未来好的科研机制和创新市场！期待！ 2016/8/2822:45:03 Education 高校有可以转化的科研成果吗？有是有，投入100万，产出100元 2016/8/2821:31:26 zhtiantao 呵呵，中国农科院才真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才是，可是呢，现在都在唯SCI论，大家都在灌水，真正有用的东西太少，悲哀啊

2047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科学基金会看重中等规模基础设施

热度 4 st69786 2016-8-26 14:24

美 国科学基金会看重中等规模基础设施 文 | 贺飞（北京大学）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建设，但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近期一个新的动向值得关注。 2016 年8月26日的《科学》发表美国科学基金会（NSF）数理学部助理主任Fleming Crim和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助理主任James Kurose的文章称 美国科学基金会看重中等规模基础设施( Science, Vol. 353, Issue6302, pp. 878-879) 。 2016 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France Cordova女士召集由NSF高管参加的为期两天的头脑风暴会，讨论NSF面临的重大挑战并为NSF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描绘蓝图。2016年5月13日《科学》报道了这次会议提出的重点关注6大科研前沿和3大机制改革的建议 。 NSF4 月头脑风暴会上提出的6大科研前沿都是面向解决当代和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性问题，旨在促进交叉性基础研究，包括驾驭面向21世纪科学和工程的大数据、推进人—技互动前沿、理解生命的规律、量子跃迁—下一代量子革命、北极圈研究以及打开宇宙之窗。三大机制改革分别是更加支持会聚科研、 支持中等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 以及制定NSF 2050。 当代科学研究对基础设施（包括虚拟基础设施）提出了更多需求和更高的要求。 NSF 目前每年的预算约为74.6亿美元，其曾通过“研究与相关活动”(Research and Related Activities)的预算科目资助了一些较小规模的中等项目，资助领域包括计算和天文等。但NSF认为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扩大资助范围，并且要有更为灵活的资助机制。NSF提出要抓住支持中等规模科研基础设施这一重要机遇，初步提出的重点建设中等规模科研设施的项目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宇宙微波背景测量、传感网、暗物质实验以及核天体物理测量等方面。 近年来，NSF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等规模科研设施建设的重要性（2015年11月、2016年2月、2016年8月） 。 在2016年5月的国家研究理事会的会议上，NSF主任 France Córdova 提出要降低“主要研究仪器和设施建设项目（MREFC）“的门槛 ，以进一步提升NSF资助项目的科研水平。 NSF 提出的未来发展战略要更加重视中等规模的基础科研设施的建设，包括合作虚拟基础科研设施的建设，并赋予更大的资助灵活性,将其提升到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保持未来竞争力的高度。 参考文献： NSF, “10 big ideas for future NSF investments” ( www.nsf.gov/about/congress/reports/nsf_big_ideas.pdf ). National Science Board Meetings ( http://nsf.gov/nsb/meetings/ ). J. Mervis, “NSF director unveils big ideas, with an eye on the nextpresident and congress,” ScienceInsider (2016); www.sciencemag.org/news/2016/05/nsf-directorunveils-big-ideas-eye-next-president-and-congress . (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6645 次阅读|4 个评论

观察 | 全球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谁家强？

st69786 2016-1-31 14:58

观察 | 全球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谁家强？ 文| 贺飞（北京大学） 本文2016年1月31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 The-Intellectual ）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405705844idx=2sn=4b72dfc5495c3fa3d3cb4a218caa64a6scene=1srcid=0131GrcqxiQRk7nYGWayiGRF 原文为图片版，由于科学网博客系统故障，不能上传图片，本博文更改为数据表格版本。 导语： 2016 年1月19日，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指导下，推出了《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本文根据该书相关内容，揭秘全球各国（地区）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活动度对其经济的贡献。 各国的科技活动特别是其研发活动已逐渐成为其市场经济的关键输入要素。各国的研发活动可以转化成为论文、专利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并随着时间推移可以成为其经济活动中可以看见的一部分，表现为产品、服务和先进工艺等多种形式。根据OECD统计，全球新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总量占全球经济产出的29%，范围涵盖了制造业(例如航空航天器、计算机设备、通信和半导体、制药以及科学工具)和服务业(例如教育、健康、企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等多个产业部门。 根据《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统计显示，美国以高达39%的高技术（HT）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KI）服务业对其GDP贡献之比领先全球。一直以来，全球知识和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其所占GDP份额要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表1和表2)。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这一模式在逐渐发生变化。 表1 部分国家（经济体）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其GDP的比重：1999，2007和2014年 （%） 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1999 2007 2014 美国 36.4 37.9 39.3 欧盟 27.7 29.2 30.5 加拿大 29.0 30.1 30.9 日本 27.6 30.6 29.8 韩国 24.4 27.2 23.7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KTI）产业包括根据OECD分类标准的知识密集型（KI）服务业和高技术（HT）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企业、金融、传播、教育和健康。高技术制造业包括航天、通信和半导体、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药、以及科学仪器和测量设备。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的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表2 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体）KTI产业占其GDP的百分比：2014年 （%） 经济体 高技术制造业 公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发展中国家 2.3 5.2 12.4 土耳其 0.5 4.9 19.3 墨西哥 1.5 6.3 11.8 中国 4.6 4.6 11.5 巴西 1.3 6.7 10.8 南非 0.4 2.5 16.2 印度 0.7 6.1 12.9 印度尼西亚 1.2 1.9 9.2 GDP = 国内生产总值;KTI =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 注：KTI产业的产出是根据附加值计算。附加值是指一个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对商品或服务的价值的贡献总量，排除其国内购买以及进口原材料。KTI产业是指按OECD分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企业、金融、传播、教育和健康。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企业、金融和传播服务。公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教育和健康。高技术制造业包括航天、通信和半导体、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药、以及测量、测试和控制仪器。发展中经济体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为“新兴市场”。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从全球高技术制造业来看，2014年（按附加值计算）全球总产值为1.8万亿美元，美国略微领先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提供者（美国和中国分别为29%和27%）。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本世纪以来的占比一直持续稳定增长。但两国所集中的活动类型不同，美国主要关注航空和航天器以及科学仪器(也是美国企业研发资源特别关注领域)。而中国在2001到2014年间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增长了10倍，则是最大的ICT商品生产商(通信、计算机和半导体)，中国在这一领域占有39%的全球份额，其次是制药业(28%)。 全球仅中美两国未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大的影响，仅是放慢产出增长速度，且在近年来逐渐恢复。而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的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在同期则是停滞或倒退的(表3)。 表3部分国家（经济体）的高技术制造业的附加值产值：1999-2014年 ( 单位：10亿美元)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其他发达国家 中国 其他发展中国家 1999 320 193 165 88 30 67 2000 356 187 185 105 38 73 2001 318 178 136 86 43 67 2002 322 186 123 101 51 66 2003 345 218 146 117 69 68 2004 356 245 164 140 87 75 2005 375 261 159 155 112 81 2006 405 278 153 177 143 92 2007 428 313 150 190 168 111 2008 433 326 154 191 207 122 2009 458 275 139 176 220 109 2010 474 273 138 220 275 132 2011 473 290 135 231 340 147 2012 477 277 132 226 386 150 2013 496 291 97 224 442 156 2014 511 303 91 230 486 159 注：高技术制造业的产出是根据附加值。附加值是指一个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对商品或服务的价值的贡献总量，排除国内购买以及进口原材料。高技术制造业是按OECD标准分类，包括航空航天器、通信、计算机、制药、半导体、以及测试测量和控制仪器。欧盟成员国排除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中国包括香港，不包括澳门和台湾地区。发达国家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为“新兴”的。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尽管中国快速发展，但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仍严重依赖于最终装配等低附加值活动。例如，在半导体产业中，尽管中国公司已占有全球巨大的市场份额，但大多数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仍主要是依赖外国企业的半导体元器件的供应。而在制药业的产出则主要是中国本土企业的非专利药品（generic drugs）的生产，而先进的生产设施则被欧美跨国公司控制。许多跨国公司持续在发达国家从事高附加值活动，因为那里有更多的熟练工人和更好地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从全球范围看，2014年全球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总值达2.4万亿美元，其中ICT产品出口占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超过一半，且大量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等地)。 中国独占大约全球的四分之一份额，但仍主要是一些低附加值的活动。那些制造和供应先进元器件给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有更高的附加值。 巴西、阿联酋、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自2007年以来也增长很快(表4)。 其中越南的高技术出口增长率是最大的，其从2007年的30亿美元扩张到2014年的390亿美元。越南已发展成为低成本的蜂窝电话和智能手机及其他ICT产品组装地，原先在中国的许多企业正将其生产转移到此。 表4 部分国家（经济体）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2003-2014年 （%）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其他所选亚洲国家和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2003 14.1 19.3 12.2 14.4 30.4 9.6 2004 12.5 18.9 11.7 16.9 30.4 9.5 2005 13.8 18.6 10.2 18.5 29.5 9.4 2006 14.2 17.9 9.1 19.8 29.7 9.4 2007 14.2 18.3 8.3 20.0 28.6 10.6 2008 13.3 18.9 8.0 21.1 27.0 11.7 2009 13.7 18.9 7.2 21.2 26.6 12.3 2010 12.1 17.3 7.3 23.5 28.1 11.7 2011 11.6 18.0 6.9 24.0 26.6 12.8 2012 12.1 17.8 6.5 23.6 26.3 13.6 2013 12.4 18.7 5.8 23.6 25.8 13.7 2014 12.4 18.3 5.7 24.0 25.8 13.8 注：高技术产品包括航天，通信和半导体，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药，以及科学仪器和测量设备。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地区，不包括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欧盟不包括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美国的出口排除出口到加拿大和墨西哥。欧盟的出口排除欧盟内部各国间的出口。中国的出口排除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直接的贸易。其他所选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看，这些产业主要是由商业服务业(企业、金融和传播)和公共服务业（教育和健康）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中最大的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企业服务业，包括计算机编程和研发服务等技术先进产业。 2014 年，全球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出按附加值计算为12.8万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美国(33%)和欧盟(25%)占全球的产出超过了一半。但同高技术制造业一样，欧盟的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出由于经济大萧条而停滞不前。美国的产出由于企业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带动而逐渐回升。美国企业服务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其基础设施，这带动了美国建筑、工程和咨询服务等相关领域企业的发展。 中国在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出仍相对较弱，仅占全球产出的10%，但中国的进步很快，主要是金融和企业服务业(表5)。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占全球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出的比例不断增长。其中巴西的增长主要是由金融和信息服务业带动，而印度则是企业服务业尤其是计算机编程。 表5 部分国家（经济体）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的附加值产出：1999-2014年 (10 亿美元)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其他发达国家 中国 其他发展中国家 1999 2,176 1,463 702 408 134 527 2000 2,374 1,375 774 426 150 563 2001 2,523 1,404 705 420 159 582 2002 2,604 1,559 692 462 168 578 2003 2,692 1,929 751 545 180 644 2004 2,850 2,247 798 623 205 749 2005 3,081 2,368 811 697 238 909 2006 3,277 2,532 786 768 302 1,072 2007 3,405 2,953 781 881 418 1,344 2008 3,399 3,130 853 920 522 1,550 2009 3,327 2,961 895 861 599 1,508 2010 3,426 2,885 957 1,008 710 1,770 2011 3,548 3,088 1,038 1,149 871 1,987 2012 3,754 2,931 1,042 1,196 1,011 2,051 2013 3,935 3,058 860 1,210 1,125 2,140 2014 4,178 3,176 812 1,214 1,221 2,173 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是根据附加值计算的。附加值是指一个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对商品或服务的价值的贡献总量，排除国内购买以及进口原材料。欧盟成员国排除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中国包括香港，不包括澳门和台湾。发达国家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类为“新兴”的。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2013 年，全球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总计为1.5万亿美元，其中欧盟和美国加起来占全球出口将近一半的份额(48%)；中国和印度各占7% (表6)。但印度在全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6%)。 表6 部分国家（经济体）的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占比：2004-2013年 （%） 年 欧盟 美国 中国 印度 2004 34 19 4 4 2005 33 18 4 5 2006 32 18 4 6 2007 33 18 5 6 2008 33 17 5 7 2009 34 18 5 6 2010 32 18 5 7 2011 32 18 5 7 2012 31 18 6 7 2013 31 17 7 7 注：商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通信、企业服务、金融服务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业包括金融和保险服务业。欧盟出口不包括欧盟内部各成员国间的出口。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参考文献： NationalScience 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Arlington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转载请联系知识分子，联系作者： st69786@tom.com ）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4823 次阅读|0 个评论

观察 | 谁是研发产出第一大国？

热度 6 st69786 2016-1-25 11:49

观察 | 谁是研发产出第一大国？ 贺飞 北京大学 本文2016年1月25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 The-Intellectual ）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405571004idx=2sn=c5f663b5ce0e27160ec3d78521382052scene=1srcid=0125wJ4gJQrZ3YhbhlML2Bwi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原文为图片版，由于科学网博客系统故障，不能上传图片，本博文更改为数据表格版本。 【导语】 2016 年 1 月 19 日，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指导下，推出了《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本文根据该书相关内容，揭秘全球科技论文、专利以及相关知识指标的产出情况。 1 科技论文 科学研究生产新的知识。一般来说，科技论文是研发活动产出的有形测度之一，被广泛用于国际比较。一直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科技论文产出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论文产出增长十分迅猛。中国科技论文从 2003 年占全球 6% 增长到 2013 年的 18% ，从数量上（占比和绝对数量）已经同美国并行发展了（表1 ）。印度和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论文数量也同样迅速在增长。 表 1 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的科学与工程论文全球占比： 2003-2013 年 （ % ）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其他发达国家 中国 印度 其他发展中国家 2003 26.8 33.0 7.8 11.8 6.4 2.3 9.5 2004 26.6 32.0 7.4 12.1 8.5 2.3 9.6 2005 25.3 31.2 7.2 12.1 10.9 2.3 9.6 2006 24.2 30.7 6.9 12.3 11.9 2.5 10.2 2007 23.2 30.5 6.3 12.4 12.8 2.7 10.7 2008 22.3 30.0 6.0 12.3 14.0 2.9 11.3 2009 21.3 29.7 5.7 12.1 15.3 3.1 12.0 2010 19.9 27.9 5.1 11.9 17.1 3.9 13.1 2011 20.7 28.8 5.4 12.1 15.9 3.4 12.5 2012 19.4 27.9 4.9 11.9 17.4 4.1 13.4 2013 18.8 27.5 4.7 11.8 18.2 4.2 13.7 注：论文按出版年统计，数据来自 SCOPUS 数据库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期刊、专著和会议论文。论文按其署名机构的地址分配给一个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统计采用分数计数法（即，来自多个国家 / 经济体的论文，每一国家 / 经济体根据其参与作者占比获得一个分数计数 ) 。排除地址信息不完整的合著论文（约占 2013 年全球总数的 1% ）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论文统计结果还显示，全球论文的学科地理分布差别也很大。例如，美国和欧盟 2013 年发表生物医学 ( 生物学、医学、和其他生命科学 ) 的论文在全球占很大比例，都要大于中国。但中国在工程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占比要高于美国和欧盟，处于领先地位。 论文跨国（跨地区）被引用统计这一指标，常被用于测度知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直接流动情况。尽管论文引用受文化、区域、语言以及认知习惯的影响，但目前仍是测度研究产出影响力的常用指标。美国的论文获得绝对数量最多的引用；当按各国论文发表总量调整后，美国的论文影响力实力同加拿大、瑞士、北欧国家和英国等相当。欧盟论文的影响力也随着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新成员国的论文引用较高而得到增强。 某国（地区）全球前 1% 高被引论文占比是测度其研究影响力的另一个指标。根据这一指标，如果某国恰好是其期望值，百分比就应该是 1% 。美国的百分比一直保持稳定在期望值的约两倍左右 (1.8%–1.9%) ，欧盟的前 1% 高被引论文占比在 2001 到 2012 年间从 1.0% 增长到 1.3%( 表 2 ) 。中国前 1% 论文占比的起点很低，同期从 0.4% 增长到 0.8% 。 表 2 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印度科学与工程论文在全球前 1% 高被引论文占比： 2001-2012 年 （ % ）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印度 2001 1.78 0.97 0.62 0.39 0.45 2002 1.76 0.96 0.62 0.50 0.40 2003 1.77 0.99 0.60 0.60 0.57 2004 1.77 1.03 0.66 0.55 0.58 2005 1.77 1.09 0.64 0.52 0.59 2006 1.84 1.12 0.66 0.54 0.62 2007 1.82 1.14 0.71 0.59 0.63 2008 1.88 1.14 0.68 0.60 0.65 2009 1.89 1.19 0.68 0.65 0.64 2010 1.92 1.23 0.72 0.68 0.57 2011 1.94 1.27 0.79 0.74 0.57 2012 1.94 1.29 0.82 0.81 0.59 注：图中论文占比表示全球引用前 1% 的论文占比，是相对于该国某一时段和某一领域所有论文而言的。 论文按出版年分类，根据署名的机构地址分配给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每一时段和领域的全球基准水平都是 1.00% 。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此外，统计结果还揭示，近年来不同国家合作发表科技论文日益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球科技交流的发展、研发支出的预算压力刺激了合作和资源共享以及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剧。 2 专利和知识产权贸易 科技论文生产是创新链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活动也是知识流的一个通道。尽管学术界质疑专利同创新的必然联系，不同领域申请专利的偏好也不一样，许多专利也并不能产业化或导致实际创新，但专利授权和应用目前仍是一个测度创新的重要指标，也成为创新链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从这一领域的现有指标看，发达国家都占有绝对优势，但亚洲经济体增长很快 ( 尽管起点很低 ) 。 2014 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批准了近 30 万件专利，其中最多的是美国发明者 (48%) ，接着是日本 (18%) 和欧盟 (15%)(表 3 ) 。 2003 到 2014 年，尽管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批准给美国发明者的专利的绝对数量增长了 61% ，但其占比却下降了 4 个百分点。相反，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授予给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明者的专利占比都在增加。美国授予给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发明者专利的占比不高 ( 分别为 3% 和 1%) 。 表 3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批准专利，按发明者所在地： 2003–2014 年 （%） 年 美国 日本 欧盟 其他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03 51.8 21.0 15.9 10.0 1.2 2004 51.1 21.6 15.2 10.9 1.3 2005 51.6 21.1 14.8 11.1 1.4 2006 51.4 21.2 14.1 11.7 1.5 2007 50.3 21.3 14.1 12.7 1.7 2008 48.9 21.4 13.9 13.7 2.1 2009 48.9 21.2 13.4 14.2 2.3 2010 48.8 20.5 14.0 14.2 2.6 2011 48.1 20.6 13.7 14.7 2.9 2012 47.5 20.1 14.3 14.6 3.6 2013 47.8 18.8 14.7 14.6 4.1 2014 47.8 18.0 14.9 14.7 4.6 注：专利按照所列全部发明者所在地以分数形式分配到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欧盟包括 28 个成员国。发达经济体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分类为“先进”的，发展中经济体是 IMF 分类的“新兴”。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当然，专利的数量并不能代表其专利质量及其商业价值。测度专利质量的常用三方专利统计数据。所谓三方专利，是指发明者同时寻求全球三个最大的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专利保护的专利。 2012 年，全球三方专利总数约为 52,000 件。 2003-2012 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三方专利占比都差不多 ( 都在 30% 左右 ) 。尽管韩国 (6%) 和中国 (4%) 的相对都有增加，他们所获得的三方专利要远少于领先国家 (表 4 ，中国包括在世界其他的总计中 ) 。 表 4 全球三方专利数，按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1999-2012 年 （件）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世界其他 1999 15,303 15,174 13,692 601 2,666 2000 15,675 17,733 17,959 910 3,362 2001 16,021 17,286 16,629 1,157 3,447 2002 16,511 17,355 16,828 1,570 3,755 2003 16,810 17,336 17,910 2,194 3,905 2004 17,234 18,098 18,699 2,570 4,217 2005 17,410 18,410 17,701 2,749 4,481 2006 15,515 16,683 17,930 2,348 4,294 2007 13,910 15,101 17,523 1,984 4,217 2008 13,836 14,736 15,238 1,829 4,462 2009 13,544 14,450 14,505 2,104 5,074 2010 12,805 13,521 15,245 2,453 5,176 2011 13,229 13,836 15,607 2,660 5,611 2012 13,765 13,971 15,391 2,878 5,970 注：三方专利是指那些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同时申请保护的专利。这类专利也是按照所列全部发明者所在地以分数形式分配到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知识产权贸易是一个基于技术和创新市场扩散的指标 , 其中的一个测度是跨境版税，许可或特许技术费贸易收入。这一知识产权贸易的收入反映了各国生产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总量。同样，表现好的国家和经济体一般就是那些拥有美国专利以及三方专利数量较多的国家和经济体。统计显示，版税和许可费的出口收入在过去 10 年迅速增长 (表 5 ) ，增长不仅是在主要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也包括瑞士、新加坡和韩国等国。 表 5 全球版税和许可费出口收入，按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2004–2013 年 （亿美元）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瑞士 所有其他国家 2004 671 250 157 65 97 2005 744 293 176 86 101 2006 835 305 201 80 108 2007 978 373 232 93 118 2008 1,021 400 257 114 137 2009 984 412 217 149 140 2010 1,075 450 267 165 139 2011 1,207 545 291 197 173 2012 1,242 514 319 205 181 2013 1,278 536 316 注：欧盟出口不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出口。部分国家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中国在这一指标上表现欠佳。尽管近年来其他许多指标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版税和许可费出口收入仍相对有限，同这些国家在美国专利和三方专利的占比相对较低也是一致的。 2013 年，中国的版税和许可费出口收入少于 10 亿美元，而印度少于 5 亿美元。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Arlington VA: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6544 次阅读|6 个评论

观察 | 谁是科研人力资源第一大国？

热度 3 st69786 2016-1-22 20:34

观察 | 谁是科研人力资源第一大国？ 文| 贺飞（北京大学） 本文2016年1月22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The-Intellectual ）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405488350idx=3sn=e553ba3ebbf96856e591a4e66eb7917escene=1srcid=0122rf6Q752FRfEB4ziDuxKc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原文为图片版，由于科学网博客系统故障，不能上传图片，本博文更改为数据表格版本。 【编者按】： 2016 年1月19日，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指导下，推出了《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本文根据该书相关内容，揭秘全球科技人力资源状况和科学与工程学位的生产情况。 2016 年1月19日，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指导下，推出了《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简称SEI 2016）。 《SEI2016》通过了大量外部专家、相关联邦机构、国家科学理事会成员以及科学基金会的内部评审专家的悉心评审，数据准确、全面。SEI 2016采用大量的直观图表，可读性很强，数据来源可靠，能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的信息需求。 科学与工程指标（以下简称SEI）系列出版物每两年出版一次，是全球首份，也是最重要的全球科学与工程事业发展态势分析的高质量定量数据的出版物，其在事实和政策上保持中立，不提供政策选择，也没有政策建议。该书通过科学合理的综合分析，定量分析了全球科学与工程事业的范畴、质量和发展速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研发环境，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思考未来的政策。 全书除了概要外，共分为7章，包括：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科学与工程的高等教育；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美国研发态势和全球比较；高校研发态势；企业、技术与全球市场以及公众对科学与技术的态度和理解等。本文根据该书相关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全球科技人力资源状况和科学与工程学位的生产等。 全球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有科学与工程技能的劳动者成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不可或缺部分。因此，许多国家优先发展其科学与工程相关的高等教育。世界一体化使得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流动加剧，各国吸引顶尖人才的竞争不断加剧。数据显示需要科学与工程技能的工作遍布全世界，并在特定地区十分集中。 科学与工程学位对于创新型知识经济十分重要，根据全球最新估计数据，科学与工程领域第一大学学位人数大约为 640万人 ，这些学位中有几乎一半是中国和印度授予的（ 均占23% ）；其余21%由欧盟和美国授予（分别占 12% 和 9% ）。中国2012年有将近一半的所授予的第一大学学位（ 49% ）是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而美国仅为 33% 。（表1） 表 1 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第一大学学位： 2012 ( 科学与工程领域 (640 万 )) 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百分比（%） 美国 9.2 欧盟 11.5 中国 23.4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8.1 俄罗斯 5.1 印度 23.0 巴西 1.9 所有其他 17.9 ( 非科学与工程领域 (1360 万 )) 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百分比（%） 美国 9.0 欧盟 13.7 中国 11.3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4.4 俄罗斯 7.9 印度 29.3 巴西 5.4 所有其他 18.9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中国大学的学位生产速度增长要快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00到2012年间，中国授予的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数增长超过 300% ，明显快于美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和经济体（表2）。与此同时，同期中国授予的非科学工程学位数也急剧增长（ 1,000% ）。 表 2 不同地区科学与工程第一大学学位授予数： 2000–12 单位：万 年 美国 中国 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西班牙 / 英国 日本 / 韩国 / 中国台湾 2000 39.86 35.95 35.81 47.79 2001 40.04 33.74 37.62 50.19 2002 41.60 38.45 36.38 51.55 2003 44.28 53.36 38.81 52.04 2004 45.87 67.25 37.68 53.06 2005 47.02 79.64 39.40 53.34 2006 47.89 91.18 40.52 53.71 2007 48.58 103.19 39.97 53.44 2008 49.62 114.33 40.49 53.65 2009 50.54 122.56 41.19 52.62 2010 52.54 128.90 NA 51.23 2011 55.44 138.74 NA 52.20 2012 58.93 150.07 44.20 51.59 * 部分国家经济体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但在中国所有第一大学学士学位中，科学与工程领域学位的占比却在显著下降，从2000年的 73% 下降到2012年的 49% 。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这一比例则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波动。 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学位授予数同其劳动力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国外去接受高等教育。美国仍是全球国际学生选择最多的目的国，就读美国的国际学生数从2000年的 47.5万 增长到2013年的 78.4万 。由于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吸引国际学生，就读美国的国际学生占全球国际学生的比例从2000年的 25% 下降的2013年的 19% 。其他较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目的国是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表3）。 表 3 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流动学生，按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2013 国家 国际学生数(万人） 美国 78.44 英国 41.67 澳大利亚 24.99 法国 23.93 德国 19.66 日本 15.06 俄罗斯 13.85 加拿大 13.52 中国 9.64 意大利 7.77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仍对国际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与科学与工程学士水平学位不同，美国较中国授予更多数量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表4）。但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予给了持临时签证的国际学生。 表 4 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予数，按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 2000-2013 年 年 中国 法国 / 德国 / 英国 日本 韩国 / 中国台湾 美国总计 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美国临时居民 2000 7,766 23,888 7,089 3,514 25,423 17,446 7,977 2001 8,153 24,755 7,401 3,487 25,453 17,261 8,192 2002 9,523 23,843 7,461 3,778 24,254 16,314 7,940 2003 12,238 22,621 7,581 3,867 25,425 16,855 8,570 2004 14,858 22,886 7,912 4,499 26,573 17,271 9,302 2005 17,595 25,329 7,658 4,733 28,561 17,829 10,732 2006 22,953 25,390 8,122 5,098 30,452 18,400 12,052 2007 26,582 26,587 8,017 5,247 32,588 19,595 12,993 2008 28,439 26,934 7,761 5,404 33,359 20,186 13,173 2009 31,423 27,998 7,396 5,784 33,284 20,560 12,724 2010 31,410 7,470 6,269 32,649 20,570 12,079 2011 32,208 7,100 7,195 34,205 21,600 12,605 2012 32,331 32,227 7,423 35,360 22,259 13,101 2013 36,928 23,218 13,710 * 部分国家经济体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2013 年，临时签证持有者（不包括国外出生有永久签证的学生）获得 37% 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临时签证持有尤其集中在工程、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领域；2013年，临时居民在这些领域获得 超过一半 的博士学位。 总体上，将近一半在2000年后增长的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是由于授予临时签证持有者数量的增长，其中主要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将会造成大多数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被临时签证持有者获得（超过 60% ）。 这些博士学位得主是国际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素质极高的新鲜血液，其规模不能通过不完整的数据来估计。根据OECD的估计，美国和欧盟继续保持卓越，但其科研人力资本供应的优势逐渐丧失。从绝对数量来看，这两个地区根据最新统计有着最大规模的人数从事科研，但中国已经赶上来（表5）。 表 5 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的研究人员估计数量： 2000–2013 年 单位：万人 年 中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美国 俄罗斯 2000 69.51 111.78 64.76 10.84 98.32 50.64 2001 74.27 115.98 65.30 13.63 101.33 50.58 2002 81.05 121.22 62.30 14.19 104.72 49.19 2003 86.21 125.67 65.24 15.13 112.63 48.75 2004 92.63 130.87 65.37 15.62 110.51 47.76 2005 111.87 137.49 68.06 17.98 110.11 46.46 2006 122.38 142.25 68.49 20.00 113.02 46.44 2007 142.34 145.81 68.43 22.19 113.36 46.91 2008 159.24 152.19 65.67 23.61 119.10 45.12 2009 115.23 155.35 65.55 24.41 125.10 44.23 2010 121.08 160.11 65.60 26.41 119.83 44.21 2011 131.81 162.68 65.67 28.89 125.29 44.76 2012 140.40 168.02 64.63 31.56 126.51 44.33 2013 148.40 172.98 66.05 32.18 44.06 * 部分国家经济体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全球从事研究的人员数量正快速增长，其中亚洲的增长引人注目，韩国的增长最快，其在2000到2006年间人数几乎翻番，并随后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在中国，其2008年报告研究人员人数超过2000年的 两倍 ，随后几年也是保持显著增长（中国2009年前的数据同OECD定义不一致，因而与中国2009年之后的数据没有可比性）。 美国和欧盟以较低增速稳步增长，其中美国在2000到2012年增长了 29% ，而欧盟在2000到2013年则增长了 55% 。与世界趋势不同的是日本（人数保持相对稳定）和俄罗斯（人数下降）。 研究人员占就业人口之比是另一个在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中测度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亚洲的许多经济体这一统计指标随时间持续增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韩国（表6），但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增长也十分显著。中国尽管报告有大量的研究人员数量，但相比于中国劳动力数量的比例仍旧很低（ 0.19% ），低于美国、欧盟、韩国和日本（表6）。 表 6 所选地区 / 国家 / 经济体研究人员占其就业人口的比例： 2000–2013 年 （ % ） 年 美国 欧盟 日本 韩国 中国 俄罗斯 2000 0.71 0.52 0.99 0.51 0.10 0.78 2001 0.73 0.54 1.00 0.63 0.10 0.78 2002 0.75 0.56 0.97 0.64 0.11 0.74 2003 0.80 0.58 1.01 0.68 0.12 0.73 2004 0.78 0.60 1.00 0.69 0.13 0.71 2005 0.77 0.62 1.04 0.79 0.15 0.68 2006 0.77 0.63 1.04 0.86 0.16 0.67 2007 0.76 0.64 1.04 0.95 0.19 0.67 2008 0.81 0.66 1.00 1.00 0.21 0.64 2009 0.88 0.68 1.02 1.04 0.15 0.64 2010 0.85 0.71 1.02 1.11 0.16 0.63 2011 0.88 0.72 1.02 1.19 0.17 0.63 2012 0.87 0.75 1.00 1.28 0.18 0.62 2013 0.77 1.02 1.28 0.19 0.62 * 部分国家经济体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6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Arlington VA: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知识分子》公众号）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5674 次阅读|4 个评论

哪国的研发投入最多？

热度 6 st69786 2016-1-21 15:47

哪国的研发投入最多？ 贺飞 北京大学 2016 年1月19日，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指导下，推出了《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简称SEI2016）。《 SEI 2016 》通过了大量外部专家、相关联邦机构、国家科学理事会成员以及科学基金会的内部评审专家的悉心评审，数据准确、全面。SEI 2016采用大量的直观图表，可读性很强，数据来源可靠，能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的信息需求。 科学与工程指标 ( 以下简称SEI)系列出版物每两年出版一次，是全球首份也是最重要的全球科学与工程事业发展态势分析的高质量定量数据的出版物，其在事实和政策上保持中立，不提供政策选择，也没有政策建议。该书通过科学合理的综合分析，定量分析了全球科学与工程事业的范畴、质量和发展速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研发环境，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思考未来的政策。全书除了概要外，共分为7章，包括：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科学与工程的高等教育；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美国研发态势和全球比较；高校研发态势；企业、技术与全球市场以及公众对科学与技术的态度和理解等。 本文根据该书相关内容， 简要介绍一下全球投入的2013年最新比较数据。 随着各国研究人员数量及其占劳动力比例的日益增长，各国研发支出增长也都保持强劲势头。全球范围研发支出预计值继续快速增长，2003到2013的10年间翻了一番。全球趋势持续转型到更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但各国的研发强度、相对关注研发上游阶段还是下游阶段及其研究经费对企业投入的依赖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别。 尽管总体上是增长的，全球研发支出持续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表1 ) 。在单个国家中，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最大的研发执行者，接着是中国，其研发支出正逼近欧盟总量(表2)。 美国和中国一道几乎占全球2013年研发支出估计值1.67万亿的一半。日本排名第三（10%），德国第四（6%），韩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印度是下一个梯队的执行者—每家占全球研发支出总量都在2%–4%之间。 表1 全球各地区研发支出：2013年 地区 亿美元（购买力平价） 百分比（%） 全球总计 16,714.5 100.0 北美地区 4,915.6 29.4 中美和加勒比地区 6.3 0.0 南美地区 396.7 2.4 欧洲 3,668.4 21.9 中东地区 338.9 2.0 非洲 126.0 0.8 中亚地区 410.6 2.5 南亚地区 454.3 2.7 东亚和东南亚 6,142.9 36.8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254.7 1.5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表2 美国、欧盟和其他部分所选国家国内研发总支出（GERD）：1996–2013年 单位：10亿美元（当前价，PPP） 年 美国 欧盟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中国 日本 韩国 1996 197.8 143.8 28.1 41.4 7.9 11.7 83.0 14.9 1997 212.7 150.8 28.5 43.2 8.8 14.7 87.8 16.3 1998 226.9 158.6 29.3 45.2 7.7 16.3 91.1 14.6 1999 245.8 170.2 30.8 49.4 8.7 20.6 92.8 15.8 2000 269.5 184.2 33.0 52.4 10.5 32.6 98.8 18.5 2001 280.2 196.4 35.8 54.5 12.7 38.1 103.8 21.3 2002 279.9 206.3 38.2 56.7 14.6 47.5 108.2 22.5 2003 293.9 211.1 36.9 59.5 17.2 56.4 112.2 24.1 2004 305.6 218.7 38.0 61.3 17.0 69.3 117.6 27.9 2005 328.1 230.2 39.2 64.3 18.1 85.7 128.7 30.6 2006 353.6 253.8 42.0 70.2 22.9 104.3 138.6 35.4 2007 380.7 270.7 44.0 74.0 26.5 122.9 147.6 40.6 2008 407.6 294.2 46.5 82.0 30.1 144.7 148.7 43.9 2009 406.4 300.1 49.8 82.8 34.7 184.4 137.0 46.0 2010 410.1 308.6 50.7 87.8 33.1 213.0 140.6 52.2 2011 428.7 328.4 53.4 96.3 35.2 247.8 148.4 58.4 2012 436.1 336.6 54.5 100.7 38.8 293.1 151.8 64.5 2013 457.0 342.4 55.2 101.0 40.7 336.5 160.2 68.9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过去10年一个明显趋势是东亚和东南亚研发支出较其他主要研发执行地区的快速增长。中国持续显示最为强劲的研发增长态势(表3)，在2003-13年间占全球研发支出增长总量大约三分之一。这一增长速度的差别导致美国和欧盟占比明显下降(分别从35%下降到27%，以及从27%下降到22%)。同期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总计占全球的比例从25%增长到37%。 表3 美国、欧盟和其他所选部分国家的国内研发支出（GERD）平均年增长率： 1998–2013 （%） 地区/国家/经济体 1998–2003 2003–08 2008–13 美国 5.3 6.8 2.3 欧盟 5.9 6.9 3.1 法国 4.7 4.7 3.5 德国 5.7 6.6 4.3 英国 5.4 4.8 0.2 俄罗斯 17.5 11.8 6.2 中国 28.2 20.7 18.4 日本 4.3 5.8 1.5 韩国 10.4 12.8 9.4 印度 8.3 14.9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研发支出占经济规模的比例常被用于衡量一国创新能力的指标。美国尽管研发投入总量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但许多其他小国家有着更高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占GDP之比。欧盟提出的目标(欧盟2020要实现的五大目标之一) 是2020年研发强度达到3%。美国2013年的研发强度为2.7%(表4)。以色列和韩国这项指标并列第一，都为4.2%。美国在过去10年内研发强度在一个相对很小的范围内波动，欧盟则是逐渐增长；在韩国，特别是起点较低的中国，研发强度显著增长，两国在过去10年接近翻了一番(表4)。 这一指标在决策中使用有其局限性。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器经济规模或是年度研发支出来实现一个特定的研发强度目标，通过企业成为研发经费主要来源而放大这一指标。在美国，企业资助大约占2013年研发支出的61%。而中国企业占比则更高，大约75%，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差不多或略低的德国(66%)、法国(55%)、英国(47%)和俄罗斯(28%)，都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研发强度目标。 各国企业研发支持的生产部门也不尽相同。制造业在部分国家企业研发中占到大约86%–88%，包括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大大高于美国(69%)、法国(50%)和英国(40%)。在美国，企业研发涵盖范围遍布制造业到服务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药；航空航天器；信息通信服务业，包括软件开发；以及包括研发服务在内的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等。 各国关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 。 2012 年中国仅有5%的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研究，而美国则为17%。相反，中国有84%的研发经费，美国有62%的研发经费投向试验发展。基础研究由于没有特定的应用目标存在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是大量基础研究通常主要由政府资助的原因。 表4 美国、欧盟和其他所选部分国家国内研发总支出（GERD）占GDP的比例：1996-2013年（%） 年 美国 欧盟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中国 日本 韩国 1996 2.44 1.66 2.27 2.20 0.97 0.57 2.77 2.36 1997 2.46 1.66 2.19 2.24 1.05 0.64 2.83 2.41 1998 2.49 1.67 2.14 2.28 0.96 0.65 2.96 2.26 1999 2.54 1.72 2.16 2.41 1.00 0.76 2.98 2.17 2000 2.62 1.68 2.08 2.40 1.05 0.91 3.00 2.18 2001 2.64 1.70 2.13 2.39 1.18 0.96 3.07 2.34 2002 2.55 1.71 2.17 2.42 1.25 1.07 3.12 2.27 2003 2.55 1.70 2.11 2.46 1.29 1.13 3.14 2.35 2004 2.49 1.67 2.09 2.42 1.15 1.22 3.13 2.53 2005 2.51 1.67 2.04 2.43 1.07 1.31 3.31 2.63 2006 2.55 1.70 2.05 2.46 1.07 1.35 3.41 2.83 2007 2.63 1.70 2.02 2.45 1.12 1.39 3.46 3.00 2008 2.77 1.77 2.06 2.60 1.04 1.47 3.47 3.12 2009 2.82 1.84 2.21 2.73 1.25 1.70 3.36 3.29 2010 2.74 1.84 2.18 2.72 1.13 1.76 3.25 3.47 2011 2.76 1.88 2.19 2.80 1.09 1.84 3.38 3.74 2012 2.70 1.92 2.23 2.88 1.12 1.98 3.34 4.03 2013 2.73 1.91 2.23 2.85 1.12 2.08 3.47 4.15 数据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Board(NSB).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Arlington VA: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st69786@tom.com)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7901 次阅读|7 个评论

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简介

热度 1 st69786 2016-1-14 00:26

英国生物样本库（U.K.Biobank）简介 贺飞 北京大学 【注：本文是作者2008年的1篇旧文】英国生物库(UK Biobank)是由英国政府发起成立的一项计划历时30年的大科学研究，这是英国迄今以来规模最大、最为雄心勃勃的健康研究项目之一。其宗旨是：向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复杂互动与患病风险”的研究人员提供其所采集的材料。 (Ollier,Sprosen, and Peakman, 2005) 1. 项目简介 英国Biobank于1999年被提议建设。这项研究计划在英国全国40至69岁人群中收集50万份志愿者（英国总人口的1％）的DNA样本，大规模搜集其基因信息样本、生活方式选择（包括营养，生活方式和药物使用等）和血缘数据，跟踪记录他们余年中医疗档案的健康资料。其目的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有关致病或预防疾病的基因和环境因子的信息资源库，探求一些特定基因、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提高对一些遗传类疾病致病基因的理解，包括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一些特定的精神疾病。该项目已于2007年开始启动 (2008g;2008h) 。 预期参与者将被邀请参观一个评价中心，在那里他们将完成一份自动化问卷并问及有关生活方式、医疗病史和营养习惯，并行测量体重、身高、血压等一些基本数据，采集血样和尿样。这些样品将被保存用来分析DNA和测量其他生物学重要指标。在整个研究期间，所有疾病、药品处方以及参加者死亡等都将被记录于一个数据库中，以供英国中央国家健康服务机构（National Health Service）利用 (2008f) 。 如果在最初检查阶段发现任何疾病，参与者（而非其医生）将被告之有关情况。而对于后期发现的问题，如遗传风险因子等，将不告之参与者或者其医生。（以确志愿者的保险利益，例如保险公司可能会要求客户提交遗传检测结果）。 (2008a) 在数据已经被收集若干年后，研究者便可以申请利用这个数据库（但不被允许接触参与者，参与者身份将严格保密）。典型研究包括将一个患有特定疾病（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或者Alzheimer型 老年性痴呆）参与者的样品与没有患病的人进行比较，试图揭示福利和风险影响，以及 一些特定基因、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2 ．项目进展 项目在其研究程序和技术中采用一种改进的方法，包括一系列的试运行来对初步结果进行评估。入户试调查开始于2005年。2006年春季Biobank在 奥尔特林彻姆和 曼彻斯顿地区进行了一次试运行，共采集了3800名样本。2006年8月22日英国 Biobank负责人宣布由包括英国卫尔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Council, MRC）在内的独立评审小组鉴于能够在其资金预算内募集足够的志愿者，认为试运行是非常成功的。 (Elliott and Peakman, 2008) 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经过将近7年的筹备于2007年4月正式启动，实施范围推广到整个英国，到年底共计有5万参与了测试，到2008年4月所招募的志愿者达到了10万人，预计将持续到2010或者20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医疗素材和资料数据库。 (Rebulla, Lecchi, Giovanelli, Butti, andSalvaterra, 2007) 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对生物库行业已表现出巨大的兴趣。生物库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包括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默克(Merck)。 (Davoudi, 2007) 3. 管理体制 英国生物样本库是一个公共实体， 所收集的信息将储存在网上，免费对经过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和政府理事会批准通过的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人员开放，为了保护志愿者的机密性，在一定安全范围内会隐藏志愿者的个人信息。。 根据现有法律，包括外国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在内的机构可以获得这次调查的数据，并对自己的发现（包括与某种疾病相关的基因）申请知识产权。英国生物样本库所收集的数据和样品严格限定在经过伦理和科学审查的研究中使用。有关批准、保密和数据安全等问题由《伦理和监管框架》文件规范，并由MRC和卫尔康信托基金会于2004年设立一个独立理事会负责。 (2008e) 4. 经费渠道 英国生物样本库项目由英国卫生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卫尔康信托基金会（theWellcome Trust）以及苏格兰行政院（the Scottish Executive）共同投资建设，已经筹集建设经费6100万英镑。预计在下个四年中总共投资一亿一千五百万美元。 (2008h)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在其2008/09-2010/11财政年度资助计划中，将英国生物样本库项目、依靠钻石同步加速器（Diamond synchrotron）的高通量化学生物学、临床与转化研究机构及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列为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资助项目。 (2008b) 5 ．有关评论 英国生物样本库项目建设以来各界评论褒贬不一。 这个项目的支持者 认为这是英国迄今以来规模最大、最为雄心勃勃的具有潜能的健康研究项目， 希望在未来医生将能够根据一个人的基因特性，精准确定他患有某种特定疾病的风险。 来自芬兰公民健康研究所（National Public HealthInstitute, Helsinki, Finland）的评估小组成员Leena Peltonen认为虽然收集大量的数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随着Biobank收集的志愿者的信息不断增多，研究人员在研究疾病相关原因时能够得到更多的数据。 但是在信息库中存储详细的血缘、医疗和基因资料的做法引来了争议 (Tutton, 2007;Busby, 2006;Joly and Knoppers,2006;Salter and Jones, 2005) 。此次的英国项目将保留具名档案,志愿者必须填写一份详细的调查表，捐献血样和尿样，并提供自己的名字、住址、性别、国民健康服务号码、出生日期和常用医生的信息。英国生物库的反对者 认为商业公司会利用Biobank的资料而获取对一些与疾病相关基因的专利权，担心研究人员对于获取影响健康的环境因素比如（早期接触污染）有困难，这些都有可能对弄清环境因素和疾病之间的确切联系有阻碍效应。 批评人士称，这个项目是不道德的，且有可能被滥用，并存在严重的隐私问题，相信基因歧视是按照基金对人们进行分类的自然结果，并呼吁制定相关立法。 (Davoudi, 2007;Salter and Jones, 2005) 6 ．各国相关项目 6.1 欧洲EPIC项目 欧洲EPIC项目(European Prospective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 and Nutrition)是一类似项目，来自欧洲9国的参与者达到37万人，主要研究癌症发展中的饮食和基因的各自作用。 (2008c) 6.2 美国项目 美国的同样在2006年，由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the U.S. National Human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发起的一个类似项目，目前正在规划阶段。 (2008d) 6.3 冰岛项目 冰岛也曾展开过一个类似的项目。冰岛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捐献了DNA或详细的医疗记录。该国的30万人口具有异常纯种的DNA，其直接原因就是该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孤岛。而这种高度相似的基因库也就成了研究遗传类疾病的无价之宝，冰岛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向生物科技公司出售全国人口基因代码使用权的国家。 7 ．相关网址 7.1 UK Biobank 主页： http://www.ukbiobank.ac.uk/ 7.2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主页UK Biobank内容： http://www.mrc.ac.uk/YourHealth/UKBiobank/index.htm 8. 参考文献 1.UK Biobank-what is it?http://www.ukbiobank.ac.uk/about/what.php . 4-18-2008g.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2. http://www.mrc.ac.uk/index/strategy-strategy/strategy-science_strategy/strategy-strategy_implementation/strategy-government_spending_review_initiatives/strategy-biobank.htm. 2008a.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3. http://218.1.116.115:8080/dspace/bitstream/123456789/1180/1/. 2008b.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4. 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and Nutri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Prospective_Investigation_into_Cancer_and_Nutrition. 2008c.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5. NHGRI web site. http://genome.nhgri.nih.gov/ .2008d.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6. UK Biobank Ethics and Governance Council.http://www.ukbiobank.ac.uk/ethics/intro.php . 2008e.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7. UK Biobank: Protocol for a large-scaleprospective epidemiological resource.http://www.ukbiobank.ac.uk/docs/UKBProtocolfinal.pdf . 2008f.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8. UKBiobank.http://www.mrc.ac.uk/YourHealth/UKBiobank/index.htm . 4-18-2008h. Ref Typ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9. Busby, H (2006) 'Biobanks, bioethics andconcepts of donated blood in the UK' Sociologyof Health Illness 28 (6)850-865 10. Davoudi, Salamander. Gene survey aims to assessrisk of disease. Financial Times .7-31-2007. Ref Type: Newspaper 11. Elliott, P and Peakman, T C (2008) 'The UKBiobank sample handling and storage protocol for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archiving of human blood and urine'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7 (2)234-244 12. Joly, Y and Knoppers, B M (2006)'Pharmacogenomic data sample collection and storage: ethical issues and policyapproaches' Pharmacogenomics 7 (2) 219-226 13. Ollier, W, Sprosen, T and Peakman, T (2005) 'UKBiobank: from concept to reality' Pharmacogenomics 6 (6) 639-646 14. Rebulla, P, Lecchi, L, Giovanelli, S, Butti, Band Salvaterra, E (2007) 'Biobanking in the year 2007' Transfusion Medicine and Hemotherapy 34 (4) 286-292 15. Salter, B and Jones, M (2005) 'Biobanks andbioethics: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Journal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4)710-732 16.Tutton, R (2007) 'Constructingparticipation in genetic databases - Citizenship, governance, and ambivalence'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 Values 32 (2) 172-195

29610 次阅读|1 个评论

2016年美国多数联邦研究机构预算增长

st69786 2016-1-2 00:51

2016 年美国多数联邦研究机构预算增长 贺飞 北京大学 据2016年1月1日出版的《科学》报道，美国绝大多数联邦研究机构最终获批的2016年科研预算均有增长， 可谓皆大欢喜。 其中 NIH增长20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了6.6%，也是该机构自2003年以来获得最大的一笔预算。NASA和DOE较预期的也更好，分别增长6.6%和5.5%。此外，美国农业部和NOAA的竞争性研究经费也有增长， NSF 虽然仅仅增长了1.6%，但较年初参两院限制其地球科学、气候变化和社会科学等经费的许多提议来说，也算是涉险过关。 2015 美国竞争法案（COMPETES Act）将对许多NSF的计划进行再授权，确保其每一计划符合法案中的许多“国家利益”标准，同时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和可问责性”（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各联邦机构的研究预算情况请见下表。 美国联邦研究机构 2016 年预算 ( 单位： 10 亿美元 ) 机构 2015 预算 2016 请求 众议院 参议院 2016 最终 较 2015 年变化（ % ） NIH 30.1 31.1 31.2 32.1 32.1 +6.65% NSF 7.344 7.724 7.394 7.344 7.463 +1.62% 研究 5.934 6.186 5.984 5.934 6.033 +1.67% 教育 0.866 0.963 0.866 0.866 0.880 +1.62% DOE 科学办公室 5.068 5.340 5.100 5.144 5.347 +5.51% 基础能源 1.733 1.849 1.770 1.844 1.849 +6.69% 生物 / 环境 0.592 0.612 0.538 0.610 0.609 +2.87% 核聚变 0.468 0.420 0.468 0.270 0.438 –6.41% 高能物理 0.766 0.788 0.776 0.788 0.795 +3.79% 核物理 0.595 0.625 0.616 0.592 0.617 +3.70% 先进计算 0.541 0.621 0.538 0.610 0.621 +14.79% ARPA-E 专项 0.275 0.325 0.280 0.291 0.291 +5.82% NIST 0.864 1.120 0.855 0.893 0.964 +11.57% 研究经费 0.676 0.755 0.675 0.685 0.69 +2.07% USGS 1.045 1.104 1.045 1.059 1.062 +1.63% NASA 18.01 18.53 18.53 18.29 19.29 +7.08% 科学办公室 5.245 5.289 5.238 5.295 5.589 +6.56% 地球科学 1.773 1.947 1.683 1.932 1.921 +8.35% 行星科学 1.438 1.361 1.557 1.321 1.631 +13.42% 天体物理 0.685 0.709 0.736 0.731 0.731 +6.72% 太阳物理学 0.662 0.651 0.642 0.650 0.650 –1.81% USDA 研究 1.133 1.192 1.223 1.137 1.144 +0.97% 空军研究所（AFRI） 竞争研究经费 0.325 0.450 0.335 0.325 0.350 +7.69% NOAA 5.441 5.975 5.169 5.382 5.766 +5.97% 海洋 / 大气研究 0.446 0.507 0.431 0.456 0.462 +8.07% DOD 基础研究 2.278 2.089 2.100 2.317 2.310 +1.40% DHS ST 1.104 0.779 0.787 0.765 0.787 –28.71% EPA ST 0.735 0.769 0.705 0.704 0.735 +0.00% FDA 2.599 2.746 2.627 2.637 2.720 +4.66% 人口普查周期计划 0.840 1.222 0.731 0.862 1.100 +30.95% DARPA 2.916 2.972 2.872 2.865 2.87 –1.0% 参考文献： Science ， Vol. 351 no. 6268 pp.10-11 ， DOI: 10.1126/science.351.6268.10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 st69786@tom.com)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4174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联邦实验室中的博士后

st69786 2015-12-17 12:28

美国联邦实验室中的博士后 贺飞 北京大学 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3年秋季，美国有21家联邦资助研发中心(以下简称FFRDCs)有博士后计划。这些FFRDCs 共计有2,613名博士后，较2012年秋季下降6.4%。这一结果同FFRDCs报告2012年研发支出略有下降也是相符的， 大多数有博士后计划的FFRDCs由能源部提供资助，而大多数没有博士后计划的FFRDCs则由国防部提供资助。 本文介绍一下这些机构及其所招收博士后的主要特点 . 1 招收博士后的FFRDCs的特征 美国FFRDCs招收博士后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部门的科研和分析任务的需要，同时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2013年，全美40家列入Master Government List of FFRDCs目录由科学基金会维护的FFRDCs 中有21家招收博士后（表1）。 表 1. FFRDCs 的博士后，按博士后计划状态， FFRDC, 管理机构以及资助部门： 2012–13 博士后计划状态和有博士后的 FFRDC 　 管理机构 　 资助部门 博士后人数 2012 2013 有博士后计划的 　 　 2,793 2,613 高校管理的 　 　 1,248 1,204 Ames Laboratory Iowa State U.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能源部 51 42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U. Chicago Argonne, LLC 能源部 301 279 Fermi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 Fermi Research Alliance, LLC 能源部 54 55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SA 115 159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U. California 能源部 516 475 National Ct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University Corp.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SF 40 37 National Optical Astronomy Observatory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in Astronomy NSF 13 11 National Radio Astronomy Observatory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Inc. NSF 21 21 Princeton Plasma Physics Laboratory Princeton U. 能源部 18 15 SLAC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 Leland Stanford, Jr. U. 能源部 44 41 Thomas Jefferson National Accelerator Facility Jefferson Science Associates, LLC 能源部 75 69 企业管理的 　 　 864 756 Frederick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Cancer Research SAIC-Frederick Inc. NIH 25 18 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Battelle Energy Alliance, LLC 能源部 10 8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Security, LLC 能源部 191 152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Los Alamos National Security, LLC 能源部 439 397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Sandia Corp. 能源部 189 175 Savannah River National Laboratory Savannah River Nuclear Solutions, LLC 能源部 10 6 非营利组织管理的 　 　 681 653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Brookhaven Science Associates, LLC 能源部 181 151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Energy, LLC 能源部 70 71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U. Tennessee-Battelle, LLC 能源部 237 236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能源部 193 195 没有博士后计划的 　 　 　 高校管理的 　 　 　 　 Lincoln Laborator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国防部 0 0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Carnegie Mellon U. 国防部 0 0 非营利组织管理的 　 　 　 　 Aerospace FFRDC The Aerospace Corp. 国防部 0 0 Arroyo Ctr. RAND Corp. 国防部 0 0 Ctr. for Advanced Avi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MITRE Corp. 交通部 0 0 Ct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ing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国防部 0 0 Ctr. for Enterprise Modernization MITRE Corp. 财政部，荣军事务部 0 0 Ctr. for Naval Analyses The CNA Corp. 国防部 0 0 Ctr. for Nuclear Waste Regulatory Analyses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核废料管制委员会 0 0 Ct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FFRDC MITRE Corp.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0 0 Homeland Security Studies and Analysis Institute Analytic Services, Inc. 国土安全部 0 0 Homeland Security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MITRE Corp. 国土安全部 0 0 Judiciary Engineering and Modernization Ctr. MITRE Corp. 法庭管理办公室 0 0 National Biodefens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Ctr. Battelle National Biodefense Institute 国土安全部 0 0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RAND Corp. 国防部 0 0 National Security Engineering Ctr. MITRE Corp. 国防部 0 0 Project Air Force RAND Corp.. 国防部 0 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NSF 0 0 Studies and Analyses Ctr.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国防部 0 0 FFRDC = 联邦资助研发中心 . 数据来源： NSF ， NCSES, Survey of Postdocs at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在有博士后计划的FFRDCs中，高校管理的FFRDCs招收的博士后比例最大(46.1%)，接着是企业管理的(28.9%)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的(25.0%)。高校管理的11家FFRDCs2013年共计招收了1,204名博士后，较2012年减少3.5%。6家企业管理的FFRDCs在2013年共计招收756名博士后，较2012年减少12.5%，4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FFRDCs招收了653名博士后，较2012年减少4.1%。 2 FFRDCs 所招收博士后的特征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FFRDCs博士后为女性（表2），其中高校管理的FFRDCs中女博士后比例(24.5%)要高于企业管理的中心(21.7%)或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中心(20.5%)。仅有21.2%的持有临时签证的外籍博士后和24.6%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博士后为女性（表3）。 外籍博士后占FFRDCs所有博士后超过一半（表2），其中高校管理的中心中占比64.1%，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占比61.1%，而企业管理的中心中外籍博士后仅占38.6%。在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博士后中，大多数为白人(74.9%)，以及亚裔(14.9%)和西葡裔或拉丁裔(4.5%)。 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占全部的95.4%（表2），其中科学领域占71.8%。高校管理的中心中科学领域博士后占比为76.0%，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中心中科学领域博士后占比为69.8%，企业管理的占比66.7%。科学领域中，外籍博士后占比要高于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73.0% 比70.2%)，而在工程领域则正好相反(21.8% 比 26.0%)（表3）。 表 2. 按管理机构类型的 FFRDCs 博士后特征： 2013 年 特征描述 总计 高校管理 企业管理 非营利组织管理 总计 2,613 1,204 756 653 男 2,020 909 592 519 女 593 295 164 134 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a 1,150 432 464 254 西葡裔或拉丁裔 52 10 29 13 非西葡裔或拉丁裔 1,065 409 419 237 白人 861 328 350 183 亚裔 171 66 58 47 黑人或非洲裔 14 5 6 3 多于一个人种 14 9 3 2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土著 3 0 1 2 夏威夷土著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2 1 1 0 族裔或人种未知 33 13 16 4 临时签证持有者 1,463 772 292 399 科学 1,875 915 504 456 物理和天文 790 452 214 124 化学 428 180 127 121 地球大气和海洋 210 123 36 51 生物学 209 78 60 71 计算机科学 78 26 22 30 数学 58 18 27 13 社会科学 8 0 8 0 农业科学 2 0 0 2 心理学 1 1 0 0 其他科学 91 37 10 44 工程 618 214 213 191 材料和冶金工程 183 57 54 72 机械工程 109 33 54 22 化工 85 34 24 27 电子工程 57 21 21 15 核工程 50 6 17 27 土木工程 24 11 6 7 生物医学工程 19 3 8 8 航天工程 17 2 12 3 工程科学和物理 7 6 1 0 农业工程 4 3 0 1 产业和制造工程 3 1 2 0 石油工程 1 1 0 0 采矿工程 0 0 0 0 其他工程 59 36 14 9 健康领域 17 4 8 5 多学科领域 27 17 10 0 非科学或工程领域 7 4 2 1 领域未知 69 50 19 0 a 仅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有族裔和人种详细信息。 数据来源： NSF ， NCSES, Survey of Postdocs at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2013. 表 3. FFRDCs 博士后特征，按国籍，性别和研究领域： 2013 性别和研究领域 总计 U.S. c 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临时签证持有者 总计 U.S. c 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临时签证持有者 　 人数 占比 全部博士后 2,613 1,150 1,463 100.0 100.0 100.0 男 2,020 867 1,153 77.3 75.4 78.8 女 593 283 310 22.7 24.6 21.2 科学 1,875 807 1,068 71.8 70.2 73.0 物理和天文 790 309 481 30.2 26.9 32.9 化学 428 203 225 16.4 17.7 15.4 地球，大气和海洋科学 210 86 124 8.0 7.5 8.5 生物 209 108 101 8.0 9.4 6.9 计算机科学 78 33 45 3.0 2.9 3.1 数学 58 28 30 2.2 2.4 2.1 健康领域 17 9 8 0.7 0.8 0.5 社会科学 8 5 3 0.3 0.4 0.2 农学 2 1 1 0.1 0.1 0.1 心理 1 1 0 0.0 0.1 0.0 其他科学 91 33 58 3.5 2.9 4.0 工程 618 299 319 23.7 26.0 21.8 材料和冶金工程 183 65 118 7.0 5.7 8.1 机械工程 109 57 52 4.2 5.0 3.6 化工 85 49 36 3.3 4.3 2.5 电子工程 57 28 29 2.2 2.4 2.0 核工程 50 36 14 1.9 3.1 1.0 土木工程 24 15 9 0.9 1.3 0.6 生物医学工程 19 8 11 0.7 0.7 0.8 航天工程 17 10 7 0.7 0.9 0.5 工程科学和物理 7 3 4 0.3 0.3 0.3 农业工程 4 1 3 0.2 0.1 0.2 产业和制造工程 3 1 2 0.1 0.1 0.1 石油工程 1 0 1 0.0 0.0 0.1 采矿工程 0 0 0 0.0 0.0 0.0 其他工程 59 26 33 2.3 2.3 2.3 健康领域 17 9 8 0.7 0.8 0.5 多学科 27 12 15 1.0 1.0 1.0 非科学或工程领域 7 0 7 0.3 0.0 0.5 领域未知 69 23 46 2.6 2.0 3.1 数据来源： NSF ， NCSES, Survey of Postdocs at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2013. 参考文献：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rvyffrdcpd/ （转载注明出处，联系作者 st69786@tom.com ）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8565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联邦研发财政预算连续两年小幅增长

st69786 2015-11-25 08:49

美联邦研发财政预算连续两年小幅增长 贺飞 北京大学 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2015年11月2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财年美国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RD和RD plant）财政预算估计达到1372亿美元(当前价，初步)，较2014财年增长10亿美元(0.7%)（表1），这是继2014年较2013年增长37亿美元(2.8%)后的再次增长。但这两年的增长仅仅适当抵消前面三年的连续下降：2011财年 (减少46亿美元)，2012财年(减少6亿美元)和2013财年(减少113亿美元)(下文除注明外均为当前价美元)。 表 1. 按预算功能的联邦 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 2006 – 16 财年 　 　 　 非国防 财年 所有功能 国防 (050) 总计 一般科学，基础研究 (251) 太空飞行研究及相关 (252) 能源 (270) 自然资源和环境 (300) 农业 (350) 交通 (400) 健康 (550) 荣休军人福利和服务 (700) 其他 a 　 当前价百万美元 2006 实际 136,019 78,737 57,282 7,539 10,401 1,244 2,219 2,118 1,730 28,932 769 2,330 2007 实际 141,890 82,658 59,232 8,712 10,988 1,922 2,096 1,950 1,380 29,581 820 1,783 2008 实际 144,391 85,129 59,262 9,007 10,672 2,076 2,202 1,997 1,413 29,212 886 1,797 2009 总计 164,292 85,642 78,650 14,128 9,060 3,794 2,615 2,249 1,461 42,051 943 2,349 实际 145,553 85,342 60,211 9,941 8,374 2,234 2,371 2,073 1,357 30,989 943 1,929 ARRA 18,739 300 18,439 4,187 686 1,560 244 176 104 11,062 0 420 2010 实际 148,962 86,789 62,173 10,509 8,232 2,570 2,430 2,206 1,517 31,693 1,034 1,982 2011 实际 144,379 83,226 61,153 10,581 8,658 2,265 2,314 1,768 1,420 30,990 1,160 1,997 2012 实际 143,737 79,875 63,862 10,536 10,801 2,231 2,300 2,005 1,511 31,411 1,160 1,907 2013 实际 132,477 70,781 61,696 9,620 10,476 2,289 2,169 1,818 1,359 30,200 1,164 2,601 2014 实际 136,159 70,992 65,167 10,524 11,228 2,407 2,328 2,077 1,278 31,099 1,101 3,125 2015 初步 137,172 71,030 66,142 10,679 11,629 2,427 2,414 2,142 1,330 31,443 1,090 2,988 2016 提议 146,478 76,798 69,680 11,208 11,991 2,992 2,727 2,584 1,492 32,443 1,147 3,096 平均增长率 (%) 　 　 　 　 　 　 　 　 　 　 　 　 2006–10 b 2.3 2.5 2.1 8.7 -5.7 19.9 2.3 1.0 -3.2 2.3 7.7 -4.0 2010–13 b -3.8 -6.6 -0.3 -2.9 8.4 -3.8 -3.7 -6.2 -3.6 -1.6 4.0 9.5 百分比变化 　 　 　 　 　 　 　 　 　 　 　 　 2013–14 2.8 0.3 5.6 9.4 7.2 5.2 7.3 14.2 -6.0 3.0 -5.4 20.1 2014–15 0.7 0.1 1.5 1.5 3.6 0.8 3.7 3.1 4.1 1.1 -1.0 -4.4 2015–16 6.8 8.1 5.3 5.0 3.1 23.3 13.0 20.6 12.2 3.2 5.2 3.6 　 2009 财年不变价百万美元 2006 实际 144,256 83,505 60,751 7,996 11,031 1,319 2,353 2,246 1,835 30,684 816 2,471 2007 实际 146,520 85,355 61,165 8,996 11,347 1,985 2,164 2,014 1,425 30,546 847 1,841 2008 实际 146,086 86,128 59,958 9,113 10,797 2,100 2,228 2,020 1,430 29,555 896 1,818 2009 总计 164,292 85,642 78,650 14,128 9,060 3,794 2,615 2,249 1,461 42,051 943 2,349 实际 145,553 85,342 60,211 9,941 8,374 2,234 2,371 2,073 1,357 30,989 943 1,929 ARRA 18,739 300 18,439 4,187 686 1,560 244 176 104 11,062 0 420 2010 实际 147,677 86,040 61,637 10,418 8,161 2,548 2,409 2,187 1,504 31,420 1,025 1,965 2011 实际 140,392 80,928 59,464 10,289 8,419 2,202 2,250 1,719 1,381 30,134 1,128 1,942 2012 实际 137,363 76,333 61,030 10,069 10,322 2,132 2,198 1,916 1,444 30,018 1,109 1,822 2013 实际 124,438 66,486 57,952 9,036 9,840 2,150 2,037 1,708 1,277 28,367 1,093 2,443 2014 实际 125,980 65,685 60,295 9,737 10,389 2,227 2,154 1,922 1,182 28,774 1,019 2,891 2015 初步 125,225 64,844 60,382 9,749 10,616 2,216 2,204 1,955 1,214 28,705 995 2,728 2016 提议 131,630 69,013 62,617 10,072 10,776 2,689 2,451 2,322 1,341 29,154 1,031 2,782 平均增长率 (%) 　 　 　 　 　 　 　 　 　 　 　 　 2006–10 b 0.6 0.8 0.4 6.8 -7.3 17.9 0.6 -0.7 -4.9 0.6 5.9 -5.6 2010–13 b -5.5 -8.2 -2.0 -4.6 6.4 -5.5 -5.4 -7.9 -5.3 -3.3 2.2 7.5 百分比变化 　 　 　 　 　 　 　 　 　 　 　 　 2013–14 1.2 -1.2 4.0 7.8 5.6 3.6 5.7 12.5 -7.4 1.4 -6.8 18.3 2014–15 -0.6 -1.3 0.1 0.1 2.2 -0.5 2.3 1.7 2.7 -0.2 -2.4 -5.6 2015–16 5.1 6.4 3.7 3.3 1.5 21.3 11.2 18.8 10.5 1.6 3.6 2.0 2016 财年，总统提议的联邦政府用于研发和研发设施的预算为1465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93亿美元(6.8%)。这一水平意味着自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以来的开支削减（“扣押”）的部分反转。但要付诸实施尚需国会批准，本数据公布时2016财年的预算尚存在争议。 1 财政预算总体的最新趋势 1.1 研发和研发设施 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总计在2009财年达到1643亿美元的峰值（表1），包括通过国会正常批准的1456亿美元和根据2009ARRA法案一次性投入的187亿美元。而在之前的10年内，每年增长的总量也就是几十亿美元，且按通货膨胀调整后，除2009年ARRA的巨大增长外，2004到2010年间的年增长较为迟缓(图1)。 图1. 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2000-16财年 这一逆转趋势在2010年后较为明显。如图所示，2011 – 13 财年连续下降。2014和2015年略有上升，分别为37亿美元和10亿美元，但2015年研发和研发设施总计较2010年要低将近120亿美元。按通货膨胀调整后(表1，图1)，2010年后急剧下降，而2014年和2015年几乎接近不变。2015年按通货膨胀调整后较2010财年要低15%。 国会和总统之间设定联邦年度科学预算经费水平存在巨大的政策差别。2011财年联邦预算(2011年4月颁布)对2011财年的政府支出水平强减385亿美元。结果造成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减少46亿美元。国会于2011年颁布预算控制法案(BCA; 2011年8月通过)，自2012财年始设定持续10年期的预算封顶和削减计划。随着法案的施行，2012财年的预算(2011年11-12月颁布)进一步削减联邦支出670亿美元，尽管对应的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仅削减6亿美元。 2013 财年联邦预算再次受预算控制法案影响，还有所通过的新一轮自2013财年的第二个10年预算封顶和削减规定。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未能达成替代预算计划，在2013年自动削减部分安全和非安全计划(“预算扣押”)。结果这次造成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削减113亿美元，大部分是由于政府预算削减造成的，当然也有国会正常拨款程序中的研发削减贡献。 2014 和2015财年略有好转，由于参众两院2013秋季谈判达成 2013 两党预算法案 ，调节了之前为2014和2015设定的预算控制（BCA）限制。2014财年预算(2014年一月颁布)的研发和研发设施较2013财年增长37亿美元。2015财年预算(2014年12月颁布)预计较2014财年增长10亿美元(遗憾的是未能超过通货膨胀率)。 总统提出的2016财年预算中，研发和研发设施增长93亿美元，达到1465亿美元(较2015财年增长6.8%)。随着两党预算法案到期，2016财年开始将又会面临预算控制法案（BCA）的预算封顶和削减局面。总统提交的2016预算离开预算控制要求，较预算封顶提升710亿美元。这一预算偏离商贷国会立法批准。即便总统提议增长，2016财年的研发和研发设施仍较2010财年要低大约11%（按通货膨胀调整）。 1.2 研发设施 研发设施是研发活动的必要投入，即便研发构成相对大得多。2014财年的1362亿美元的联邦财政总预算由1335亿美元的研发和26亿美元的研发设施构成(表 2 )。2015财年对应数据分别为1347亿美元和24亿美元。2016财年总统提议的对应预算数据为1437亿美元和28亿美元。 表2. 按预算功能的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2006-16财年(百万当前价美元) 　 　 　 非国防 财年 所有功能 国防 (050) 总计 一般科学，基础研究 (251) 太空飞行研究及相关 (252) 能源 (270) 自然资源和环境 (300) 农业 (350) 交通 (400) 健康 (550) 荣休军人福利和服务 (700) 其他 a 　 研发 2006 实际 131,624 78,037 53,587 6,691 8,204 1,195 2,120 1,869 1,711 28,797 769 2,231 2007 实际 138,087 82,272 55,815 7,809 9,024 1,893 1,936 1,857 1,361 29,461 820 1,654 2008 实际 140,113 84,713 55,400 8,234 8,323 1,896 2,106 1,864 1,394 29,063 886 1,634 2009 总计 156,009 85,166 70,843 11,840 6,891 3,318 2,245 1,935 1,440 40,389 943 1,842 实际 140,903 84,866 56,037 8,885 6,205 2,014 2,171 1,935 1,336 30,827 943 1,721 ARRA 15,106 300 14,806 2,955 686 1,304 74 0 104 9,562 0 121 2010 实际 146,596 86,517 60,079 9,280 8,232 2,455 2,237 2,043 1,496 31,488 1,034 1,814 2011 实际 142,457 82,972 59,485 9,483 8,398 2,233 2,171 1,916 1,395 30,903 1,160 1,826 2012 实际 141,450 79,559 61,891 9,304 10,661 2,197 2,147 1,920 1,486 31,243 1,160 1,773 2013 实际 130,861 70,620 60,241 8,802 10,476 2,269 2,020 1,753 1,337 30,044 1,164 2,376 2014 实际 133,547 70,611 62,936 9,482 11,055 2,387 2,172 1,967 1,261 30,927 1,101 2,584 2015 初步 134,749 70,770 63,979 9,607 11,565 2,407 2,209 1,991 1,305 31,271 1,059 2,565 2016 提议 143,686 76,376 67,310 10,030 11,854 2,970 2,395 2,255 1,460 32,264 1,114 2,968 　 研发设施 2006 实际 4,395 700 3,695 848 2,197 49 99 249 19 135 0 99 2007 实际 3,803 386 3,417 903 1,964 29 160 93 19 120 0 129 2008 实际 4,278 416 3,862 773 2,349 180 96 133 19 149 0 163 2009 总计 8,283 476 7,807 2,288 2,169 476 370 314 21 1,662 0 507 实际 4,650 476 4,174 1,056 2,169 220 200 138 21 162 0 208 ARRA 3,633 0 3,633 1,232 0 256 170 176 0 1,500 0 299 2010 实际 2,366 272 2,094 1,229 0 115 193 163 21 205 0 168 2011 实际 1,922 254 1,668 1,098 260 32 143 -148 25 87 0 171 2012 实际 2,287 316 1,971 1,232 140 34 153 85 25 168 0 134 2013 实际 1,616 161 1,455 818 0 20 149 65 22 156 0 225 2014 实际 2,612 381 2,231 1,042 173 20 156 110 17 172 0 541 2015 初步 2,423 260 2,163 1,072 64 20 205 151 25 172 31 423 2016 提议 2,792 422 2,370 1,178 137 22 332 329 32 179 33 128 过去几年来，占研发设施最大份额的(大约11亿美元)一直是一般科学和基础研究(表2)，这主要是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科学基金会投资在基础研究（不同领域）的新的或升级改造的设施和大型仪器。 1.3 国防和非国防预算 国防通常占年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的预拌或更多。2010财年，国防为868亿美元（58.3%），而当年预算总计为1490亿美元(表1,表3)。2014财年，尽管预算下降至710亿美元，但国防仍占当年总预算1362亿美元的52.1%。 对应的15个非国防预算均少很多(2010财年622亿美元，2014财年652亿美元)(表1,表3)。健康是其中最大的，较国防少很多，但2014财年也有311亿美元(22.8%)。太空飞行研究和支持活动以及一般科学和基础研究也很可观：2014财年分别达112亿美元(8.2%)和105亿美元(7.7%)。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农业、交通以及荣休军人福利和服务每种预算在10到几十亿美元不等。少于10亿美元的包括：司法行政、商业和住房信贷、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服务、国际事务、社区和区域开发、收入安全和医保等。 表 3. 联邦研发的研发设施财政预算按预算功能分别：2006 – 16 财年(%) 2014 排名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预算功能 实际 实际 实际 实际 ARRA 实际 实际 实际 实际 实际 初步 提议 　 所有研发功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 国防 (050) 57.9 58.3 59.0 58.6 1.6 58.3 57.6 55.6 53.4 52.1 51.8 52.4 2 健康 (550) 21.3 20.8 20.2 21.3 59.0 21.3 21.5 21.9 22.8 22.8 22.9 22.1 3 空间飞行研究和相关 (252) 7.6 7.7 7.4 5.8 3.7 5.5 6.0 7.5 7.9 8.2 8.5 8.2 4 一般科学和基础研究 (251) 5.5 6.1 6.2 6.8 22.3 7.2 7.3 7.3 7.3 7.7 7.8 7.7 5 能源 (270) 0.9 1.4 1.4 1.5 8.3 1.7 1.6 1.6 1.7 1.8 1.8 2.0 6 自然资源和环境 (300) 1.6 1.5 1.5 1.7 1.3 1.6 1.6 1.6 1.6 1.7 1.8 1.9 7 农业 (350) 1.6 1.4 1.4 1.4 0.9 1.5 1.2 1.4 1.4 1.5 1.6 1.8 8 交通 (400) 1.3 1.0 1.0 0.9 0.6 1.0 1.0 1.1 1.0 0.9 1.0 0.8 9 荣休军人福利和服务 (700) 0.6 0.6 0.6 0.7 0.0 0.7 0.8 0.8 0.9 0.8 0.8 0.9 10 商业和住房信贷 (370) 0.3 0.4 0.4 0.4 2.2 0.4 0.5 0.5 0.6 0.7 0.6 0.9 11 司法行政 (750) 0.7 0.3 0.2 0.2 0.0 * 0.1 0.1 0.6 0.8 0.7 0.4 　 12 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服务 (500) 0.4 0.4 0.4 0.4 0.1 0.4 0.4 0.4 0.4 0.4 0.4 0.4 13 国际事务 (150) 0.2 0.2 0.2 0.2 0.0 0.1 0.1 0.2 0.3 0.3 0.3 0.3 14 医保 (570) na na na * 0.0 * 0.1 0.1 0.1 * * 0.0 15 社区和区域开发 (450) * * * * 0.0 0.1 0.1 * * * 0.1 0.1 16 收入安全 (600) * * * * 0.0 0.1 * * * * 0.1 0.1 国防预算自2010财年以来经受减少的冲击，从2010财年的868亿美元下降到2014财年的710亿美元，而非国防则从2010财年的622亿美元增长到2014财年的652亿美元(表1)。这一差别在按通货膨胀调整后更为显著(表1,图2)。 图2. 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国防和非国防：2000 – 16 财年 2 2014-16 财年部分预算科目的经费趋势 2.1 国防 2015 财年国防研发和研发设施总计估计为710亿美元，略高于2014财年水平(表1,图3)。总体2016财年预算请求提高到768亿美元(增长8.1%, 远高于预期1.6%的通胀率)。相比之下，2010财年为868亿美元。 图3. 联邦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较上年变化：2013 – 16 财年 国防科目的大多数研发支持国防部的军事研究、试验发展、测试和评估(RDTE)计划(660亿美元，2014总计710亿美元；663亿美元，2015总计710亿美元)。RDTE经费涵盖范围很广，从基础研究到操作系统开发(OSD)。近年来，后者占年度RDTE总计的37%（240亿美元），OSD预算是用于升级试验场的或已经批准完全生产的系统。空间和海军占RDTE最大份额，但陆军和其他几个防务机构(如导弹防卫署)也很可观。能源部的原子能研发较小但也可观(2014年50亿美元，2015财年48亿美元)。最大两个是武器活动(2014年36亿美元，29015年33亿美元)和海军反应堆开发(2014年11亿美元，2015年12亿美元)。 2.2 健康 2015 年健康研发和研发设施为314亿美元(占总计22.9%)，较2014财年的311亿美元增长3亿美元，增长1.1%，但落后于通胀率。总统2016年预算请求增长到324亿美元，增长3.2%，超过通胀率。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最大接受方：2014年293亿美元，2015年295亿美元，2016年请求305亿美元。NIH经费分布在多种疾病类别，其下属的癌症研究院(NCI)和国立过敏和传染疾病研究院(NIAID)获得最大份额。本类别还包括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其他几个研发计划(FDA, 卫生保健和质量署,疾控中心等),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以及劳动部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署等。 2.3 太空飞行，研究和支持活动 2015 财年用于的太空飞行，研究和支持活动的财政预算为 116 亿美元，较2014财年的112亿美元增长3.6%(超过通胀率)。总统2016年预算请求甚至达到120亿美元。全部为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的计划，2014年占总计8.2%，2015年为8.5%(表3)。 2.4 一般科学和基础研究 2015 财年用于一般科学和基础研究总计为107亿美元，占当年总计的7.8%， 较2014财年的105亿美元水平仅增长了2亿美元，增长1.5%，略高于通胀率。2010年为105亿美元。2016年预算请求为112亿美元，增长5.0%，远超通胀率。本类别主要是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研发计划。NSF2014年占58亿美元，2015年60亿美元，占超过一半。能源部科学办公室2014和2015年分别为47亿美元和略低于47亿美元。 2.5 能源 2015 年本类别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为24亿美元，较2014年的几乎也是24亿美元略微增长，按通胀调整实际下降。总统2016年预算请求增长到30亿美元，超过通胀率。能源部的许多能源计划以及能源先进研究署(ARPA-E)占绝大部分(2014和2015年都是刚好超过23亿美元)。本类别还包括原子能委员会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小额研究经费。 2.6 自然资源和环境 本类别2015年总计24亿美元，较2014年的23亿美元有所增长。2016年预算请求为27亿美元。增长均超过通胀率。本部分研发包括：保护和土地管理、污染防治、休闲资源、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等。大部分经费同商务部 (主要是NOAA)，环保署和内务部(主要是美国地质调查局，也包括开垦和国家公园服务局)、农业部（主要是森林服务局）等机构的研发计划相关。总计中还包括Army Corps of Engineers和海岸警卫队的研发活动等。 2.7 农业 2015 年农业研发和研发设施财政预算为21亿美元，较2014年的21亿美元略有增长，2016请求预算为26亿美元，增长20.6%。本类别完全是农业部的研发计划（特别是农业研究服务署和国立食品和农业研究院的研究活动)。 A full set of detailed tables on federal budget authority for RD in FYs 2014 and 2015 and also the President’s proposed levels for FY 2016 are available in a companion statistical report, Federal RD Funding, by Budget Function: Fiscal Years 2014–16 , accessible at http://www.nsf.gov/statistics/fedbudget/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2015. Federal RD Funding, by Budget Function: Fiscal Years 2014–16. Detailed Statistical Tables NSF 16-303. Arlington, VA. (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st69786@tom.com)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3993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研间接成本的前世今生（7）

热度 1 st69786 2015-11-4 08:37

科研间接成本的前世今生（7） 贺飞 北京大学 【前情提要】 关于间接成本的定义及其起源,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2953 关于间接成本构成及其作用,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3182 关于间接成本的“负面清单”以及如何计算间接成本，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3459 关于间接成本实际补偿内容、不同高校间接成本费率差别的原因以及高校中各类间接成本的差别，请参阅: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view=st69786 关于研究项目的典型构成及其同间接成本的关系，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3951 关于加州大学是如何认识对所有项目收取间接成本的，间接成本补偿同大学成本的关系，以及间接成本补偿收入在整个加州大学是如何分配的，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32660 本文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介绍一下间接成本在其校内是如何分配的，并以02-03年为例说明伯克利年度科研相关的总支出。 7.1 间接成本在伯克利校内分配方案 间接成本是对已发生的支出进行补偿。尽管OMB Circular A-21对哪些类型的成本可以获得间接成本补偿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并未提及这些经费到校后是如何支出的。当联邦政府或其他经费机构的间接成本补偿到校后，这些资助机构并不规定这些经费应该支出在研究上还是其他任何大学的特定开销上。尽管许多大学通常将这类经费大量用于科研相关的支出科目上，但大学并没有任何义务要将这笔间接成本补偿经费用于研究支出。表1给出了1999-2003年伯克利获得间接成本补偿和可分配总额的统计。 表1 伯克利间接成本补偿及分配总额统计（1999-2003） 获得的间接成本补偿总额 　 1999-0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总联邦间接成本 （Less：加拉门迪经费） 45,215,608 (940,595) 47,395,161 (1,133,942) 51,802,603 (1,206,065) 54,376,344 (1,190,951) 61,607,955 (1,315,074) 净联邦间接成本 44,275,013 46,261,219 50,596,538 53,185,393 60,292,881 总私人间接成本 11,306,000 11,792,000 13,162,631 13,993,082 13,537,000 总州级间接成本 2,016,000 2,433,000 2,774,317 2,575,407 2,845,083 总计间接成本补偿 58,537,608 61,620,161 67,739,551 70,944,833 77,990,038 分配到伯克利的间接成本补偿费 　 1999-00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3-04 Off-to-Top 经费分配总额（.94 x .199 x 联邦间接费） 8,281,609 8,654,000 9,465,000 9,938,000 11,278,386 机会经费分配总额（.94 x .36 x 联邦间接费） 15,001,391 15,674,065 17,143,065 18,000,065 20,428,615 教育经费打包（block）分配 6,973,277 7,203,000 8,443,000 9,158,000 8,702,000 加州大学普通经费分配总额（19933） 1,043,000 822,502 2,618,349 3,665,753 6,633,667 以上四项分配到伯克利总计（*） 31,299,277 32,353,567 37,699,414 40,761,818 47,042,668 * 包括固定分配加上基于伯克利获得间接经费总量的“校准”（true-up）分配 ​ ​ ​ ​ ​ ​ ​ ​ 间接成本补偿较包括19900经费在内的其他许多不同来源的经费有着较少的使用限制。由于其限制较少的特点，间接成本补偿是基建经费的关键来源(即建设新的研究设施)。19900普通经费限制为运行支出，不能被用于建设新的大楼或其他基础设施。为了有效将间接成本补偿分配用于基建项目，因而这一经费的分配权，在实际校内预算过程中，有很大部分的比例被掌握在校内非常高的管理层的手中分配，通常是校长或常务副校长。由于大多数基建项目是在校长或常务副校长层面规划和预算的，这些“基建友好的”间接成本补偿经费必须在这一层面进行分配。一定比例的间接成本补偿通常也会分配到院长手中或系用于启动经费（start-up funds）、新项目的匹配经费或其他用途。加州大学不同分校对其间接成本补偿的分配政策是各不同的。 表2以2002-03学年伯克利为例，说明加州大学总校返还到伯克利的间接成本补偿费在其校内的用向是怎样的。 表2 伯克利间接成本返还经费主要用向（*） 　 固定 临时 总计 支持教学和学术 教师住房计划 　 1,000,000 1,000,000 支持学术部门 703,937 83,570 787,507 图书馆 750,000 　 750,000 雇员福利 72,500 　 72,500 小计 1,526,437 1,083,570 2,610,007 　 　 　 支持科研 　 　 　 支持虚体中心（ORU） 1,041,776 1,097,033 2,138,809 学术评议会 876,874 200,000 1,076,874 教师启动经费 　 1,075,000 1,075,000 工程类ORU预算增加 　 1,000,000 1,000,000 NAGPRA 发明 　 330,000 330,000 项目管理办公室（SPO）增加 　 75,000 75,000 雇员福利 155,000 　 155,000 小计 2,073,650 3,777,033 5,850,683 　 　 　 　 支持学生 　 　 　 研究生奖学金 　 1,507,789 1,507,789 　 　 　 　 学生服务 　 　 　 文理学院和学生事务办的各种学生服务计划 560,026 　 560,026 职业发展计划 362,810 　 362,810 助理副校长本科教育运行 228,573 　 228,573 学生运动员中心 102,862 　 102,862 教育拓展中心（outreach） 160,911 　 160,911 雇员福利 100,000 　 100,000 小计 1,515,181 　 1,515,181 　 　 　 　 公共服务 　 　 　 劳伦斯科学会堂 945,200 　 945,200 　 　 　 　 设施维护和运行 　 　 　 里奇蒙环境修复田野站 　 1,973,000 1,973,000 校园基础设施贷款归还 　 (216,160) (216,160) 设施服务运行 171,103 　 171,103 Surge 计划 　 153,000 153,000 雇员福利 67,000 　 67,000 小计 238,103 1,909,840 2,147,943 　 　 　 　 机构支持 　 　 　 UC 分校校际交流系统（ICCS） 　 2,450,000 2,450,000 中央计算设施（SRBI） 　 2,272,000 2,272,000 发展办公室 2,091,690 　 2,091,690 财务办公室（外部经费） 1,314,064 　 1,314,064 伯克利管理行动计划 1,286,495 　 1,286,495 项目管理办公室SPO 1,089,202 　 1,089,202 网络通讯基础设施 　 790,000 790,000 审计和咨询服务 778,705 　 778,705 环境健康和安全 743,307 　 743,307 IDMS 到DB2转换 　 500,000 500,000 研究生院院长 476,742 　 476,742 科研副校长办公室 474,606 　 474,606 信息系统和技术 461,964 　 461,964 教师公平办公室 380,608 　 380,608 人力资源办公室 369,889 　 369,889 CalNET 　 200,000 200,000 Business Resumption 规划 　 190,000 190,000 工作站支持服务 161,559 　 161,559 人体试验委员会 128,390 　 128,390 财务和管理分析办公室 113,840 　 113,840 计算运行和信息系统 74,390 　 74,390 审计官办公室 40,149 　 40,149 BAS 预算和财务规划办公室 28,277 　 28,277 雇员福利 615,300 　 615,300 小计 10,629,177 6,402,000 17,031,177 总计 16,927,748 14,680,232 31,607,980 （*）：包括来自间接成本补偿的 off-to-top经费、机会经费、教育经费及其投资收益。 7.2 伯克利所有来源的年度用于科研的总支出(02-03) 表3给出了2001-2002年伯克利所有研究相关的详细支出估计。表后的注解提供了数据的估计依据。从表中可以看出，伯克利同许多研究型大学一样，用于科研的资源远多于年度所获得的科研间接成本补偿费。 伯克利支持教师科研的开支（2004年3月12日估）（2001-02财年的财政数据） 间接成本（1） 　 所有正当的校园成本 分配给研究的百分比(2) 分配给研究的成本 设施 　 　 　 建筑债券利息 14,771,636 29.9% 4,124,241 设备采购（3） 14,595,822 32.1% 4,685,259 运行和维护 　 　 　 校园公用（水电气） 21,753,850 30.7% 6,680,607 PPCS 管理 2,469,971 24.5% 606,131 建筑维护 14,625,596 24.5% 3,589,121 地面维护 2,155,998 24.5% 529,082 门卫服务 11,032,290 24.5% 2,707,324 校园警察 8,752,258 20.2% 1,764,455 设施规划（基建） 1,601,385 20.2% 322,839 环境健康安全 3,209,167 25.4% 813,524 辐射安全 675,024 60.7% 409,537 危险材料管理 1,170,591 57.8% 676,602 部门支付OM 6,596,175 9.4% 622,679 化学设施 1,120,741 55.3% 619,321 里奇蒙田野站设施及公用 2,133,483 54.2% 1,156,561 图书馆 37,207,699 5.9% 2,191,533 设施成本小计 143,871,686 21.9% 31,498,817 　 　 　 　 管理 　 　 　 一般管理，如人力资源 63,041,176 22.1% 13,925,796 部门管理（院长等） 71,372,878 37.6% 26,800,516 项目管理办公室等 5,289,863 84.1% 4,449,833 管理成本小计 139,703,917 27.0% 45,176,144 　 　 　 　 设施和管理成本合计 283,575,603 27.0% 76,674,961 　 　 　 　 大学支持科研的相关支出 　 　 　 　 支出 研究项目委员会 2,002,912 （4） 实验动物办公室 2,188,000 （5） 加州科学与创新研究所 　 CITRIS 304,812 （6） QB3 208,631 （6） 校园直接支持研究支出合计 4,704,355 　 　 其他校园科研相关支出 　 校长和常务副校长教师招聘、启动和保有（排除工资强化） 11,959,618 （7） 科研副校长项目匹配经费（半年或1年） 500,000 （8） 校长的科研间接费分配到单位以及间接费产生大户等 2,505,193 （9） 其他校园科研相关支出合计 14,964,811 　 　 校长主要基建项目 （10） 　 Barker 楼 2,632,000 Hearst 纪念矿产楼 6,500,000 ICCS/ 计算机中心 4,797,000 Stanley 楼替换 2,238,000 主要基建项目（研究）合计 16,167,000 　 　 以上列出研究相关成本总计 112,511,127 校园所获得的间接成本总补偿 67,739,920 总校返还净间接成本总量 35,051,000 注释： （1） 成本分组（排除折旧）和分配百分比来自2001年3月的伯克利设施和管理费率建议。美元更新为2001-02 财年。主要建筑安排见下。 （2） 分配基准各不相同。分配给科研的运行和维护成本基于科研所使用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分摊给图书馆的成本基于由科研经费支付的校内专业FTE（全时当量雇员），占全体学生、教师、职员FTE和馆外用户的比例。管理成本基于科研支出占总监管支出的比例。 （3） 2002 财年来自学校的总仪器采购经费（联邦设施和管理费率采用折旧而不是当前支出来分配仪器成本）。 （4） 2002 财年财政查询管理项目代码。 （5） 2002 财年财政声明，Schedule 1-B （6） 2002 财年财政查询组织和经费代码。 （7） 排除未从项目收费的学部和其他系级支持。与其他许多机构不同，伯克利在正常学年不要求教师从项目中支付其工资。数据来源：校园预算办公室（MKK） （8） 科研副校长办公室 （9） 财务和管理分析办公室 （10） 校园预算办公室（BW） （未完待续） （转载请注明出处，电子邮件： st69786@tom.com ） 【今天弄了半天，也没把表格调整合适，请复制到word凑合看吧】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3036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研间接成本的前世今生（6）

热度 2 st69786 2015-11-2 00:21

科研间接成本的前世今生（6） 贺飞 北京大学 【前情提要】 关于间接成本的定义及其起源,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2953 关于间接成本构成及其作用,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3182 关于间接成本的“负面清单”以及如何计算间接成本，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3459 关于间接成本实际补偿内容、不同高校间接成本费率差别的原因以及高校中各类间接成本的差别，请参阅: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view=st69786 关于研究项目的典型构成及其同间接成本的关系，请参阅: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15do=blogid=923951 本文将以加州大学为例介绍加州大学是如何认识对所有项目收取间接成本的，间接成本补偿同大学成本的关系，以及间接成本补偿收入在整个加州大学是如何分配的。 6.1 加州大学为何对所有项目收取间接成本? 加州大学认为一个相对很小型的研究项目，尽管其到校经费可能只有几万美元，但其经过的流程和相关管理工作量，可能丝毫不小于一个几百万的大型研究项目。由于间接成本中有相当的类别是支持项目所代表的固定成本，甚至有人提出小型项目应该收取更高的间接成本费率。当然，这种可变费率结构可能会造成十分不灵活，并且与政府的Circular A-21 规定不一致。人文领域的研究人员通常获得较小的项目，因而常会疑惑其为何要支付间接成本。任何人在2000财年获得一份50000美元的NEH暑期研究工资，将会在联邦经费中产生额外的52%，或2600美元的间接成本。他们也许认为不需要实验室空间和贵的仪器，应该执行不同的费率。更为综合的研究显示，机构的许多资源被利用，但表面上并未反映出来(例如，维护图书馆及其馆藏的成本，以及项目财务和管理成本等)。决定间接成本的公认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平摊原则。联邦政府的一个原则就是每一机构的校园科研项目均有其单一的间接费率(尽管存在特殊批准费率的情况，如伯克利的空间科学实验室以及戴维斯分校的灵长类中心，其使用的建筑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建设的)。由于每一项目各不相同，对机构资源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获得补偿会超出实际成本，而有的会小于实际成本。。 但加州大学认为，所有人都应明白，由于间接成本的净补偿通常远低于支持科研的实际成本，可能没有任何人的支付是合理的，即便有人付出的较其他同事相对要多。使用平均费率的坏处很容易发现，显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方法，缺乏效率激励。例如，在这种平均费率下，人们会不愿意节约其实验室用电，因其努力并不能节约其开支。这种情况类似于公寓电费包含在公寓租金的情形。两者都不会因为浪费而受到处罚，也不会从中获益。 对公平的质疑不断，因为会互相攀比。但是拥护替代方案的也并不多。将需要非常复杂的(成本高)记账努力为每一项目设定不同的间接费率。根据每一项目占用资源情况会有大量不同的间接费率。此外，不同项目起始时间也不一致。平均方法很方便便捷，差别影响可以随时间被抹平，而费率的稳定对大多数人是有好处的。总而言之，加州大学认为，如果考虑到随时间长期变化和不同研究活动，平均的方法虽不完美，但它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6.2 间接成本补偿同大学支出的关系 由于大学并未收回其全部间接成本，因为执行费率要小于实际成本，其他大学经费将用于补贴研究相关的活动。尽管间接成本法是识别支持科研项目的成本，但在实际预算过程中并不能简单逐项分配经费。例如，一个10万美元的联邦科研项目大约产生3万美元间接成本补偿，但不意味着该项目在该年度的间接成本支出上限就是3万美元。通常，需要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处理这种支出。当大学制定特定年度的预算时，首先估计当年的总收入，包括州经费、学费、间接成本补偿、利息和投资收入等。所有这些经费来源共同支持大学政策驱动和优先驱动的预算程序。同这一总收入相联系的是一大批必须支持的预期开支。部分开支是可以预期的，如薪酬，但也有的不能很好地预期，如电力成本、保险费、常规补助成本、竞争性应急工资支出、重大仪器设备的特殊配套需求等等都不能准确预计。在成本研究中识别的开销用于计算间接成本费率的是机构从其总经费中已经支出的实际开销。 6.3 间接成本补偿在加州大学是如何分配的 在加州大学，间接成本补偿程序随着不同的经费来源而不同。对于三个不同来源的经费适用三种不同的间接成本补偿程序，即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渠道(包括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加州大学指导间接成本补偿的政策是分校、总校、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等机构多年谈判的结果。这一政策多年来不断随着OMB 的Circular A-21 的修订，在分校领导和州立法部门的请求下而做出更改。因而，加州大学的间接成本政策随时间变得越来越复杂，因而理解起来更为困难。 加州大学联邦间接成本补偿的分配的政策和程序是（以2002-2003年为例）： 伯克利分校获得的全部间接成本补偿需转交给总校校长办公室，并在下一年度按照规定的公式返回伯克利校园一定的额度。经过州政府同意下，总校校长办公室按照以下方案分配联邦间接成本补偿： 1. 加拉门迪（Garamendi）经费：每一分校将100%返还所谓的“加拉门迪”（Garamendi）资助研究建筑的经费，用于资助和维护建筑物。对于，伯克利来说，这一经费总量大约占其间接成本的2.3%。 2. Off-the-Top Fund ，在返还加拉门迪经费后，其余经费的19.9%拿来用于支付研究项目管理。其中加州大学总校取走这部分经费的6%，用于其联邦项目的成本补偿。 3. 剩下的 80.1% 分为加州大学普通经费（General Fund，即不指定用途的）(55%)，由总校用于支持所有分校 运行预算，其中也包括支持科研的普通经费；以及机会基金（Opportunity Fund）(45%)，部分返还给伯克利校园，由分校校长用于支持高优先度需求。总校校长办公室（UCOP）取走6%的机会基金，用于总校和跨校园的相关项目。 加州大学普通经费（general Funds）同州政府的普通经费一起的经费分类代码为19900。自2000-01年起，任何间接成本补偿超过基准年1999-2000部分的经费科目被指派为 19933 。19933经费的94%部分都返还给原分校。 下图以100美元到伯克利分校的间接成本补偿经费为例说明其在加州大学系统中是如何分配的。 以上相关术语解释如下 : 加拉门迪（Garamendi）经费 ： 1990 年州参议员John Garamendi提议的立法，授权使用间接成本补偿来获得、建设、修缮、装备和维护特定的研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以及这项项目的财政支持。根据这一立法，大学可以使用最高100 %的产生于新研究的中涉及新设施部分的间接成本补偿，用于资助和维护该设施，包括水电。每一分校可以100 %保留符合法律的这一部分间接成本返还。但这一经费占间接成本补偿的比例并不固定，它会随着年度而变化，随着不同分校而变化，取决于资助的项目数。根据这一立法，加州大学在经过州批准后，可以发行加拉门迪债券，用于研究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分校也可以使用间接成本返还作为收入来源再支付利息和债券。这一经费机制允许分校更为灵活地计划、安排和资助科研相关的基建项目。伯克利有一栋加拉门迪资助的建筑物，即空间科学实验室的Silver附加实验室。 Off-the-Top 间接成本 ： 在加拉门迪经费之后，其余间接成本返还经费的19.9 %被先期取走用于管理联邦项目活动的相关开销以及用于联邦政府不接受的成本等。其中加州大学总校取走这部分经费的6%，用于资助总校的联邦项目管理成本。其余的94%根据各校上交的总量分配给各分校。 大学机会经费（Opportunity Fund）： 在前两项经费后，其余的45 %(大约相当于总数的36 %)被指派为大学机会经费。机会经费根据各校间接经费总量多少分配到各分校。每一分校校长有权在其所在分校分配这一项经费。加州大学总校取走其中的6%用于资助总校和全加州大学系统的项目。 大学普通经费收入: 在扣除加拉门迪经费和off-the-top经费后，剩下联邦间接成本补偿经费的55% (大约相当于扣除加拉门迪经费后的总经费的44%)同其他经费结合在一块，统称为加州大学普通经费收入(UC普通经费)，被用来支持大学的预算需求。其他来源的大学普通经费包括非居民学费、学生申请费、州级部分项目的间接成本返还、部分专利净收入以及部分能源部实验室管理费等。直到2000财年，间接成本返还经费 连同州普通经费一道都分类为经费科目19900普通经费。州普通经费中间接成本返还部门没有单独统计，间接成本返还和其他来源经费也没有任何区别。自2000财年后，单独的经费代码19933被用于追踪普通经费中的间接成本返还经费。2000财年被设定为基准年：所有高于2000财年的间接经费返还部分单独归并到这一科目，从19900普通经费中分离出来，并同意给出一个经费科目号码19933，并且其中的94%(按照通货膨胀调整后)返还给原来的分校。加州大学总校留下6%的19933经费。 加州大学的州间接成本返还的分配方案: 州研究项目返还的间接成本补偿被认为是19900普通经费。这一经费收入同其他任何19900州经费收入没有区别，因而没有按照原产生分校的州经费总量来进行分配。有人建议区分州普通经费中的间接成本返还并按照各分校产生的总量按比例进行分配。但这一提议生效与否有待进一步研究。 私人捐赠（gifts）和本地政府的研究间接成本的分配: 加州大学 返还私人企业、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研究项目的间接成本，其中包括医学院的临床试验的间接成本返还。所有这类临床试验收入局全额返还原来分校。其余经费进入短期投资收入池（Short Term Investment Pool，STIP)，并成为 教育经费（ Educational Fund ） 。 这一经费是1964年由董事会设立的，被指定用于大学教育计划的特殊需求。加州大学总校将教育经费用于大学范围的计划，如国家先进计算设施伙伴计划(NPACI)，校企合作研究计划/Bio STAR，以及开发活动和基建投资等。大多数这一成为教育经费的间接成本返还经费在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按原来分校产生的总量按照一定比例全部返还给原来的分校。少部分教育经费被用于分校的开发和其他需求。 （未完待续） （转载请注明出处，电子邮件： st69786@tom.com ）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5290 次阅读|3 个评论

2012年美国企业研发执行经费达3000亿美元

st69786 2015-10-30 14:35

2012 年美国企业研发执行经费达3000亿美元 贺飞 北京大学 2015 年10月29日 ，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发布了《企业研发和创新报告：2012年》(Busin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2012), 以300多页的详实统计数据对“2012年企业研发和创新调查”（BRDIS）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言语研发公司的规模、企业研发经费来源、研发活动的特征以及各产业企业研发活动情况。报告还包括各州企业的研发活动、美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活动、以及企业来自国外的研发经费统计、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活动）以及研发基建支出等。2011年调查的相关数据参见之前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21078.html ）。本文将对2012年的BRDIS调查数据的主要数据和趋势概况介绍一下。 美国企业研发和创新调查(BRDIS)由美国科学基金会和美国人口统计局联合开展，其所选调查样本代表美国全体营利性的非农场公司，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其雇员人数为5人或更多。调查中估计严格限制在执行或资助研发的公司，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尤其这一统计是基于采样统计，因而存在采样和非采样误差。本文中的经费是当前价美元，没有按照通货膨胀调整。2012年总计抽样了43,655公司，代表1,971,731家公司。 2012年最终实际包括在数据中的样本公司数分别为39,744家。减少的原因是许多公司最初确定在抽样范围中，但是数据收集上来后被排除在外。产业分类基于其国内研发执行的主导业务活动，当然如果能够知道的话。对于那些没有报告研发活动代码的企业，由调查指派一个产业分类代码。 1 总体概况 2012 年美国企业研发支出执行经费达到3020亿美元，较2011年支出的2940亿美元增长了2.8%。其中2011年来自企业自身的经费为2390亿美元，2012年为2470亿美元，增长了3.6%；两年来自其他渠道的经费均为550亿美元（表1）。 表1. 美国企业研发支出，按经费来源和企业规模：2011-2012（百万美元） 所选特征 2011 2012 国内研发执行 a 294,093 302,250 经费来源 　 　 公司自有经费 238,768 247,280 其他经费 55,324 54,970 联邦 31,309 30,621 其他 b 24,015 24,349 公司规模(国内雇员数) 　 　 5 - 2 4 10,981 9,841 25-49 10,861 7,195 50-99 9,468 9,182 100-249 12,528 12,480 250-499 12,955 11,264 500-999 10,027 11,484 1,000-4,999 50,485 50,691 5,000-9,999 24,951 30,483 10,000-24,999 49,214 49,493 25,000 或更多 102,623 110,138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企业研发和创新调查。 2 研发执行，按产业部门和经费来源 在2012年，美国的制造业执行的国内研发经费为2080亿美元(69%)，限定在50州和华盛顿特区执行的总额，其中大多数经费来自公司的自有经费(82%)。非制造业执行的国内研发经费为940亿美元(31%)，其中也是82%来自公司自有经费。美国联邦政府是所有产业部门企业外部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在总计550亿美元的外部研发经费中，联邦政府贡献了310亿美元，大多数来自国防部(250亿美元) (数据保密)。其中航空航天产品和部件(NAICS代码3364)，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NAICS 54),以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NAICS 334)等三大产业部门获得89%的联邦研发经费。其次最大的外部经费来源是外国公司(120亿美元)，包括美国子公司的外国母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公司(110亿美元)。 3 研发执行企业的销售额、研发强度和雇员数 美国执行或资助研发的公司2012年报告国内净销售额为9万亿美元。 所有产业的研发强度(国内研发执行额占国内净销售额的比)为3.3%；其中制造业为3.8%，非制造业为2.5%。2012年制造业中有着较高研发强度的产业值医药行业(NAICS 3254) (12.7%)、航空航天产品和部件(NAICS 3364) (10.1%)，以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NAICS 334) (9.8%)等。在非制造业产业中，有着较高研发强度的产业是科学研发服务业(NAICS 5417) (23.2%)，软件开发(NAICS 5112) (9.9%)，以及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NAICS 5415) (9.3%)。 2012 年，美国执行研发的企业总计雇佣了183万员工。其中大约150万人(8.0%)为研发雇员。 并不奇怪，2012年有着较高研发强度的产业的研发雇员人数也较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NAICS 334) (26.7万研发雇员)，医药行业(NAICS 3254) (11.4万研发雇员)，以及航空航天产品和部件(NAICS 3364) (7.3万)。非制造业有着较高研发雇员的是软件开发(NAICS 5112) (14.6万)，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NAICS 5415) (10.1万)，以及科学研发服务(NAICS 5417) (7.5万)。 4 研发执行，按公司规模 2012 年，小公司(国内雇员5到499人)共计执行17%的国内企业研发经费（表1）。这些公司的研发强度为4.7%，而所有公司的研发强度则为3.1%。小公司的销售额占11%，但其雇员却占工作在执行研发或资助研发公司中的总计183万人中的17%。在150万从事研发工作的雇员中，30%的人员工作在小公司。相比而言，2012年，中等规模的公司(国内雇员人数500到24,999人)执行了47%的国内企业总研发经费，其研发强度为3.2%。他们占销售额的49%，其雇员人数占总雇员人数的41%，占美国企业研发雇员的43%。2012年，大型公司(国内雇员在25,000人或以上)执行了36%的国内企业研发总经费，研发强度为3.0%。大型公司雇用42%的企业雇员，包括27%的企业研发雇员。 5 各州的企业研发执行 美国企业研发集中在相对很少的几个州。2012年，公司报告2470亿美元的自有研发经费支出。仅加州一个州的企业就占2012年这一数据的28.1%。其他占2012年全美国总计的比例较大的州还有伊利诺伊州(4.8%), 马萨诸塞州(5.7%), 密西根(5.4%), 新泽西(5.6%), 纽约州(3.6%), 宾夕法尼亚州（3.5%), 德克萨斯州(5.2%)以及华盛顿州(5.5%)。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2015. Busin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2012 . Detailed Statistical Tables NSF 16-301. Arlington, VA. Available at http://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f16301/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 st69786@tom.com ）

1808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教育及其同职业的关系

热度 4 st69786 2015-10-23 12:10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教育及其同职业的关系 --- 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之（5） 贺飞 北京大学 前 言 全球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都认同基于科学与工程研发的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引擎，拥有科学与工程 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劳动力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水平，有着创新点子、发展基础科学知识能力，以及将先进基础知识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他们为世界各国提高生活水平和加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博主前面博文中有3篇是关于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的，它们是： 【1】 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和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特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880775.html 【2】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的移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20457.html 【3】 美国关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和相关统计体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29416.html 【4】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30023.html 今天介绍一下近年来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教育状况及其同职业的关系。 1 、 没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 本节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是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劳动者(除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校教师外)。 虽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SESTAT)提供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详细信息，但该统计缺少没有获得学士学位个人的数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ACS)提供各个教育层次的劳动者的全国性典型职业数据。 2011 年，大约四分之一的科学与工程25岁或以上年龄的劳动者没有学士学位。 相对于大学毕业劳动者就业于科学与工程职业，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没有学士学位的比例较大的是黑人、西葡裔和美国本土出生的。 2011 年，大约9%的没有学士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是黑人，另外9%为西葡裔。相比之下，6%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为黑人和 5% 为西葡裔。亚裔仅占3%没有学士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相对其19%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拥有学士学位。2011年，仅8%的没有大学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为国外出生，相对于其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教育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 没有学士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大多集中在计算机职业，有69%的就业在这个领域。 相比之下，44%的大学教育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拥有计算机职位。在计算机职业中，计算机支撑专家、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管理员以及其他计算及职业总共占从事计算机职业而没有学士学位的大约一半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与计算机领域不同，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以及社会科学职业有较小比例的劳动者没有学士学位。大约3%的没有学士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就业在这几个领域总和，相比于其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教育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 相对于其他职业，科学与工程职业为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提供较好收入的稳定就业。2011年，没有学士学位，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25岁或更大年龄的劳动者的中位收入($60,000)是就业在其他职业的可比劳动者中位收入的两倍($30,000)。在科学与工程职业的这些劳动者的失业率为6%，大约为其他职业的失业率的一半(11%)。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劳动者较其他职业的劳动者有着更加正式的训练(甚至是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因此科学与工程职位的工资要高一些并不奇怪。大约三分之一的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没有学士学位的劳动者有副学士学位，相比于从事其他职业的14%。 2 科学与工程职业劳动者的教育状况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劳动者较一般劳动力一般经过更为正式的教育。来自 2011 年ACS的数据显示，一个较大的劳动者比例在非学术的科学与工程职业(74%)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而所有职业劳动者比例则仅为30%。拥有高于学士学位的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劳动者比例为 31% ，而所有职业中这一比例为11%。大约7%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高校教师除外)拥有博士学位。 与其余劳动力相比，就业在科学与工程的很小一部分有高学历。许多人凭借市场需要技术或职业学校的技术技能(拥有或不拥有副学士学位)或大学课程学习进入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还有许多人通过l劳动经验或在职培训获得这些技能。在IT领域，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其他职业，雇主常常要求证书考试，而非正式学位，来判断技能。 根据2010年SESTAT数据，绝大多数(81%)的就业在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至少有一个科学与工程学位(表1)，暗示正式的科学与工程训练是获得这类就业的通常途径。然而，在一个人同一科学与工程职业领域的正式科学与工程训练的重要性在不同的职业分类中有所不同。例如，在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少于一半的(44%)在计算机和数学科学领域有学士或更高学位。而其他科学与工程职业领域的比例明显更高些：73%的生命科学家，72% 的物理学家，77%的社会科学家，以及81%的工程师在其相应领域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稍多于四分之一的(28%)的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不拥有任何科学与工程学位。下一节给出关于就业与科学与工程领域和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职业类别的拥有科学与工程学位的比例的数据。 表1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大学毕业者的教育背景，按科学与工程职业类别: 2010 ( 百分比) 教育背景 所有科学与工程职业 生物、农业和环境生命科学家 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 物理学家 社会科学家 工程师 总计（人） 5,398,000 597,000 2,394,000 320,000 518,000 1,569,000 至少一个科学与工程学位 81.1 86.3 72.1 96.9 81.9 89.5 在该领域至少一个科学与工程学位 81.1 73.2 44.2 72.2 76.8 81 在该领域的最高学位 74.1 66.3 40.1 66.3 67.4 73.4 在科学与工程的所有学位 69.3 71.4 61.8 88.1 56.2 80.5 没有科学与工程学位但至少一个科学与工程相关学位 4.7 7.4 4.6 2.5 2.1 5.1 没有科学与工程或科学与工程相关学位但至少一个非科学与工程学位 14.2 6.5 23.4 0.6 16 5.3 数据来源：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3 科学与工程学位得主的职业分布以及工作和学位的关系 美国科学基金会的SESTAT提供关于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学位和职业选择的信息，因此能够比较一个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拥有和不拥有最高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个体的学位和职业的相互关系。 尽管一个 科学与工程学位常常是获得科学与工程就业的必要条件，数据显示许多拥有科学与工程学位的个人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之外追求职业生涯。大多数拥有科学与工程训练从事非科学与工程工作的劳动者报告其工作与其科学与工程训练相关，显示科学与工程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应用很好地扩展到超出NSF的科学与工程职位分类以外。 仅仅大约一半的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从事科学与工程 (35%)或科学与工程相关 (14%)职业；其余的从事非科学与工程职业。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从事非科学与工程工作的最大类别是管理及管理相关职业(210万劳动者)，接着是销售和市场营销职业(99.5万)。其他非科学与工程职业有着大量科学与工程训练的劳动者包括社会服务职业(40万) 和在非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以及大学前教学职业 (35.8 万)。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也工作在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职位 (14%) ，如健康领域职业(53.2万), 科学与工程管理职位(41.7万), 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职位(40.5万), 以及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大学前教学职位 (19.6万)等。 许多拥有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但不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个人并不认为其最高学位领域与其工作全不相关。相反，许多人指出其工作非常密切(35%) 或一定程度(32%)与其最高学位领域相关(表2)。例如，在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从事非科学与工程管理或管理相关职业人去中，33%的指出其工作与其科学与工程学位密切相关，另外还有40%的说其工作与其科学与工程学位有一定相关。在那些从事社会服务及相关职业的人群中，73%认为其工作与其科学与工程学位密切相关，另外还有21%的说其工作与其科学与工程学位有一定相关。在那些从事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劳动者中，50%认为其工作与其科学与工程学位密切相关或有一定相关。 表2 在科学与工程 最高学位拥有者不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人群中最高学位与工作的关系，按学位层次: 2010 学位与工作相关（%） 最高学位 劳动者（n） 密切相关 一定程度相关 不相关 所有学位层次 7,386,000 35.2 32.4 32.4 学士 5,902,000 31.1 33.1 35.8 硕士 1,242,000 51.8 28.7 19.5 博士 236,000 49.6 34.3 16.1 数据来源：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与拥有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不同，一半或更多的拥有科学与工程相关或非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在其相应的职业类别获得就业。对于那些拥有科学与工程相关最高学位的，工作的最大类别是在健康领域职业(320万)；对于那些拥有非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的，工作的最大类别是在管理和管理相关职业(86.2万) 。可观数量的拥有非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也从事健康领域职业(60.4万)，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大学前教学(53.6万), 或从事律师或法官(57.1万)。 这种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在其他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就业比例可观的模式，随时间变化保持鲁棒性。1993年以来的SESTAT数据显示，36%拥有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业于科学与工程职业，其余的在非科学与工程领域就业。 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继续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比例随科学与工程学位领域和学位层次有很大的不同。拥有社会科学最高学位的个人最小可能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这些个人主要获得非科学与工程就业。仅仅大约13%的社会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而80%的从事非科学与工程职业。生命科学的类似比例为：最高学位拥有者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 (30%)和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 (26%) ，而健康职业，少于一半(44%)从事非科学与工程 职业。相比之下，拥有计算机和数学科学(54%), 物质科学(51%),或工程(58%)最高学位的个人更喜欢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计算机和数学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最喜欢在其受训的科学与工程领域从事就业(51%)，而社会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最不喜欢这样做(8%)。 这一领域差别的模式通常描述了那些最高学位在学士或硕士层次的个人的特征。在博士学位层次，这一领域差别的规模大大缩小。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拥有者更常常工作在与其博士领域类似的科学与工程职业内。 一般来说，受到更高层次科学与工程训练的劳动者，较那些仅有学士层次学位的更喜欢从事与其最高学位领域相关的工作。 直到获得其学位的5年内，97%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拥有者认为他们的工作与其学位领域密切或有些相关，相对应92%的硕士学位拥有者和73%的学士学位拥有者。通常，拥有自然科学和工程最高学位的个人相对于拥有社会科学最高学位的个人其工作与最高学位领域的相关的比例更高。因此，在2010年的SESTAT科学家和工程师人群中，75%的生命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77%的物质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87%的计算机和数学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以及88%的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报告其工作与其最高学位领域不是密切相关就是一定程度相关，相比66%的社会科学最高学位拥有者。考虑到受到社会科学训练的个人多数常常就业在非科学与工程职业，这一点不奇怪。 科学与工程工作和科学与工程最高层次学位之间有着关系较强的模式，在各个职业阶段保持鲁棒性。对于每一群体，工作与最高学位领域的关系随时间减弱。这一减少的可能原因包括职业兴趣的改变，不同领域的技能发展，晋升到一半管理职位，或以前所受训练过时。尽管存在这些潜在的因素，在关联一个科学与工程学位的职业周期呈现适度下降。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st69786@tom.com）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3554 次阅读|3 个评论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

st69786 2015-10-22 10:51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 --- 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之（4） 贺飞 北京大学 前 言 全球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都认同基于科学与工程研发的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引擎，拥有科学与工程 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劳动力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水平，有着创新点子、发展基础科学知识能力，以及将先进基础知识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他们为世界各国提高生活水平和加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博主前面博文中有3篇是关于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的，它们是： 【1】 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和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特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880775.html 【2】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的移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20457.html 【3】 美国关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和相关统计体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29416.html 今天介绍一下近年来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趋势。 1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规模 按照上一篇博文的关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职业定义，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根据最新估计总计在580万到600万人之间(表1)。那些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估计在430万到540万之间 ( 表1)。我们在研究美国相关数据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规模的估计在各种实际调查中不同，这是由于数据收集范围的不同(SESTAT调查收集至少学士学位的个人数据)、由于调查回应者类型的不同(SESTAT调查收集个人数据, OES收集机构的 数据，而ACS 则收集家庭的数据)、或由于收集职业的细节程度差别, 所有这些不同都会影响数据的最终结果。例如，SESTAT估计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劳动者数量包括科学与工程领域高校教师；而ACS高校教师在一个单独职业代码下分类，而不考虑领域，因此不包括在ACS估计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劳动者总数中。美国科学与工程职业最大的分类是计算与数学科学和工程科学，总共占所有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劳动力的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之间 。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物质科学等均雇用较小比例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 正如前面相关博文所指出，科学与工程学位拥有者数量大大多于当前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人数。2010年，美国大约有1950万大学毕业生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一个学士学位或更高层次学位 ( 表1)。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毕业生(1450万)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达到其最高学位(这些人员一般统称为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一个人的最高学位常常是一个人在劳动市场就业技能和资格的代表，这也是为何一般统计中关于受教育程度常用最高学位表示的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和工程是一个人获得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的最普遍领域 。在1450万 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中，略多于四分之一的获得硕士学位(300万)或博士学位(979,000)为其最高学位。在那些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得主中，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最普遍的领域，接着是物质科学，工程和计算机和数学科学。 表1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测度和规模：2010, 2011, 和2012 测度 教育程度 数据来源 劳动力数量 职业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 所有教育层次 2012 BLS OES 5,968,000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 学士及以上 2010 NSF/NCSES SESTAT 5,398,000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 所有教育层次 2011 Census Bureau ACS 5,756,000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 学士及以上 2011 Census Bureau ACS 4,279,000 教育 至少一个学位在科学与工程 领域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19,493,000 最高学位在科学与工程领域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14,457,000 工作与最高学位密切相关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5,396,000 科学与工程职业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2,796,000 其他职业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2,600,000 工作与最高学位稍有相关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3,358,000 科学与工程职业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966,000 其他职业 学士 2010 NSF/NCSES SESTAT 2,392,000 工作要求一个或多个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层次的科学与工程技术技能 学士及以上 2010 NSF/NCSES SESTAT NSCG 16,456,000 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或自然科学 学士及以上 2010 NSF/NCSES SESTAT NSCG 11,710,000 社会科学 学士及以上 2010 NSF/NCSES SESTAT NSCG 7,443,000 ACS = 美国社区调查; BLS = 劳动统计局; NSCG = 大学毕业生全国调查; NSF/NCSES = NSF, 国家科学工程统计中心; OES = 职业就业率统计调查; SESTAT = 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 数据来源：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在科学与工程有最高学位的大多数个人，都在统计中报告其工作与其最高学位领域不是密切相关就是有相关(表1)。当然这一结果并未考虑许多人从事非科学与工程职业这一事实，当然这一点也正说明 科学与工程知识和技能在美国经济中得以广泛应用，而不仅限于科学与工程职业。 科学与工程专业技能在工作场所的广泛应用从大学毕业生指出其工作要求至少科学与工程领域学士水平的专业技能的数量来看也非常明显。根据201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调查(NSCG)，1650万大学毕业生报告其工作要求至少在一个或多个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学士水平专业技能(表1)。这一数据远高于大学毕业生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估计值(540万)。 2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增长 许多因素可能影响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随时间的增长。全球和高技术经济条件下对科学与工程技能的增长需求；女性、少数族裔和国外出生的个人获得美国科学与工程学位的增长；那些拥有国外科学与工程教育背景的人员临时和永久移民美国；以及相对较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退休的比例。本章人口统计特征部分提供科学家和工程师老龄化和退休模式的数据以及女性、少数族裔和国外出生个人的科学与工程参与度。 总体来看，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较整体劳动力随时间更加快速增长。根据人口调查局数据，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人数从1960年的约110万人增长到2011年约580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3%, 而同期总就业的增长率仅为1.5%。在总就业所占的比例中，科学与工程职业就业从1960的1.6% 增长到2011年的4.1%。 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在2007-09经济低迷期间和之后的科学与工程就业趋势与整体就业趋势可有一比。BLS的OES就业估计显示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规模缓慢从2006年5月的540万增长到2009年5月的580万，然后相对稳定直到2012年5月，达到600万水平。相比之下，同期总劳动力从2006年5月的1330万下降到2009年5月的 1310 万，然后到2012年5月的1300万。宽泛的STEM集合(包括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科学与工程经理等)在2012年5月仍保持在相对稳定的790万，相对于2009年5月的 780 万和2006年5月的740万。BLS预测在2010到2020年间，科学与工程职业— 特别是计算机和数学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职业—将较总劳动力更快的速率增长。 近年来有科学与工程学位的人员的数量增长可用 NSF 的 SESTAT 数据得到验证。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在美国就业的数量，在2003年到2010年间从960万增长到1140万，大多数领域均有增长 。同样，在大学学位拥有者中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在这一时间段从480万增长到540万。尽管拥有高于学士学位的个人占大学毕业人口的绝大多数，在2003到2010年间更高科学与工程学位拥有者的增长在大多数领域均快于拥有学士学位人数的增长速度(社会科学例外) 。 3 科学与工程职业就业的增长预测 最新的劳动力统计局(BLS)关于美国2010-2020年的职业预测指出，科学基金会分类为科学与工程的总就业将快速增长(18.7%) ，这是相对于所有职业的增长而言的(14.3%) (表2)。需要住的是，这一预测仅基于科学与工程职业的狭窄定义要求，而不是科学与工程学位拥有者宽泛的职业定义。 表2 劳动统计局科学与工程和部分其他职业的就业和工作缺口预测: 2010 – 2020( 千人) 就业 BLS 全国就业矩阵2010估计 BLS 预测2020就业 增长和净替换产生的工作缺口, 2010 – 20 总就业的10年增长率（%） 10 年工作缺口占2010年就业的比例 所有职业 143,068 163,537 54,787 14.3 38.3 所有科学与工程 5,546 6,585 2,197 18.7 39.6 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 3,157 3,886 1,290 23.1 40.9 生命科学家 286 344 106 20.4 37.1 物理学家 282 318 122 12.7 43.2 社会科学家及相关职业 302 358 152 18.5 50.4 工程师 1,519 1,679 526 10.6 34.6 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 科学与工程经理 534 609 186 14.0 34.8 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 808 873 275 8.0 34.1 计算机程序员 363 407 128 12.0 35.3 卫生保健从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7,799 9,819 3,591 25.9 46.0 选择其他职业 高校教师 1,756 2,062 586 17.4 33.4 律师 728 802 212 10.1 29.1 BLS = 劳动统计局。 数据来源：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BLS 还预测，在2010 – 20 期间，科学基金会（NSF）识别为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工作缺口占当前就业的比例将略高于所有职业的缺口占当前就业的比例：39.6%对38.3% 。工作缺口既包括总体就业的增长也包括损耗导致的缺口。在BLS预测的NSF分类为科学与工程的工作缺口中，59%为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职业，最大的科学与工程职业子类别(表2)。这些职业也有最大的增长率(23.1%)。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职业，占科学与工程职业的非常小的比例，有第二高的预测增长率：分别20.4%和18.5%。社会科学的工作缺口预测特别高，占这一领域当前就业水平的一半。物理科学家和工程职业预测略多于整体职业增值水平。而在物理科学的总工作缺口预计较总就业缺口占当前就业水平的更大比例。 除了科学与工程职业外，表2还选择其他职业包含可观数量的科学与工程训练的劳动者。在其中，卫生保健从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较所有职业综合雇用还要更多的劳动者，预计增长25.9%，接近所有职业增长率的两倍。高校教师职业，包括所有领域的教学和科学与工程经理职业预计分别增长17.4%和14.0%，均低于科学与工程职业增长率，但接近(科学与工程经理)或高于(高校教师) 在所有职业中的预计增长率。相比之下，BLS预测计算机程序员和科学与工程技术员将较所有职业和科学与工程职业更慢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就业预测存在不确定因素。产业因素和政府决定与国内和全球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都与其密切相关，因而长期预测更加困难。此外，技术和其他创新将影响特定职业的劳动力需求。假定的基础性预测对基础实证关系敏感，结果造成由于总体经济条件变化而不准确。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st69786@tom.com）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1594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和数据来源

st69786 2015-10-20 00:50

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和数据来源 --- 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之（3） 贺飞 北京大学 前 言 全球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都认同基于科学与工程研发的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引擎，拥有科学与工程 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劳动力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水平，有着创新点子、发展基础科学知识能力，以及将先进基础知识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他们为世界各国提高生活水平和加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博主在前面博文中有两篇是关于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的，它们是： 【1】 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和科学与工程领域劳动力特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880775.html 【2】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的移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15-920457.html 从这期开始，将系统地介绍一下全球特别是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相关数据，今天先从总体上概述一下美国关于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和相关统计体制。 1 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定义 美国目前在其科技政策和科技统计体制中并没有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标准定义，在科技统计和决策分析中一般采用多种分类测度和统计方法。美国经济统计体制中的 术语“劳动力”（labor force）的标准定义是一个人群集，包括哪些正在就业的以及没有工作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群(失业)，除此以外的其他人群不被认为是劳动力。当数据仅指已就业人员时使用术语的劳动力是“workforce”。对于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假定失业个人在其最近的职业期寻求进一步就业。 科学家和工程师估计和统计数量，随着所采用的 科学与工程 劳动力的定义标准而不同。目前， 美国科技统计体制中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包括那些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或拥有科学与工程学位的人员。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美国科技政策界认为 科学与工程 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不仅局限于有正式 科学与工程 头衔的工作，这样一来，那些报告其工作中要求在一个或更多 科学与工程 领域至少达到学士知识水平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实际在经济活动中从事 科学与工程 职业的劳动者数量。因此，美国科学基金会在其现行的劳动力统计中，一般采用工作中需要 科学家和工程师 技术技能的定义来估计美国 科学家和工程师劳动力规模。美国联邦职业数据根据劳动者活动和工作主要任务分类劳动者。科学基金会NSF和人口统计局的职业数据来自由个人或家庭成员提供的职位信息和工作活动信息的联邦统计调查。这些信息被用于基于 标准职业分类(SOC) 系统分类。标准职业分类SOC被联邦统计机构用来将劳动者分类为不同的职业类别，关于SOC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bls.gov/SOC/ 。与之对应，劳动统计局BLS管理的OES调查则是依赖雇主采用SOC定义将其雇佣的劳动者分类。这样一来，就存在雇主和个人提供的两套统计数据，他们的职业数据可能存在差别。 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开发出广泛使用的SOC分类系列，第一种称为 科学与工程职业。 这个职业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包括生命科学家，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物理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科学基金会 还包括这一领域的 科学与工程 职业的高校教师。第二种称为 科学与工程 相关职业 ，包括健康相关的职业， 科学与工程 经理， 科学与工程 技术人员，建筑师，保险精算师， 科学与工程 大学前教师（中小学），以及在 科学与工程 相关领域工作的高校教师等。其中， 科学与工程职业通常假定要求至少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有一个学士学位。绝大多数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也要求科学与工程知识或训练，但一些职业可能不要求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证书作为就业条件。例如健康技术员和计算机网络经理等。其他职业，尽管分类为非科学与工程 职业，也可能包括在其工作中使用 科学与工程 技术技能的个人。例如编辑科学出版物的技术作家和向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销售特定研究仪器的销售人员等。科学基金会关于 科学与工程职业 、 科学与工程 相关职业和非 科学与工程 职业的职业分类列在 表1 中，表中还同时列出了科学基金会关于 科学与工程 、 科学与工程 相关和非 科学与工程 学位领域的教育分类。 其他一般术语，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科学和技术 (ST), 以及 科学、工程和技术 (SET), 常用来指从事 科学与工程 的劳动力的一部分。这些也是常用的比较宽泛但是没有标准定义的一些术语。 表1 学位领域和职业分类 职业分类 分类 学位领域 职业 STEM ST 科学与工程 生物、农业和环境生命科学 生物、农业和环境生命科学家 X X 计算机和数学科学 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 X X 物质科学 物理学家 X X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家 X X 工程 工程师 X X 科学与工程高校教师 X X 科学与工程相关 健康领域 健康相关职业 科学和数学教师教育 科学与工程经理 X 科学与工程大学前教师 技术和技术领域 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 X X 建筑学 建筑师 保险精算科学 保险精算师 科学与工程相关高校教师 非科学与工程 管理和行政 非科学与工程经理 管理相关的职业 非科学与工程大学前教师 教育(除科学和数学教师教育) 非科学与工程高校教师 社会服务和相关领域 社会服务职业 销售和市场 销售和市场职业 艺术和人文 艺术和人文职业 其他领域 其他职业 ST = 科学和技术; STEM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更多科学与工程 、 科学与工程 相关和非 科学与工程职业和学位分类细节, 参见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SESTAT), http://sestat.nsf.gov . 数据来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受过 科学与工程 训练或报告在其工作中使用 科学与工程 技术技能的个人数量，一般超过从事 科学与工程职业的个人数量。一个相对较窄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定义，构成科学基金会的科学与工程职业统计的劳动者。而SESTAT的科学与工程劳动者的定义则更为宽泛，包括在科学与工程或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至少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任何个人，或任何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科学与工程 或 科学与工程 相关职业的个人。 科学与工程 劳动力也可根据技术技能或从事工作的培训要求来定义。与职业分类信息或教育证书不同，在一个人的工作中使用技术知识、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信息，反映了一个人对其工作内容和特征的主观看法，但尽管这是一种主观测度，但一般来说，某一职业劳动者声称其需要这一水平的 科学与工程 技术技能的比例变化与常识判断一致。例如在高校物理教师中，95%的说其工作在工程、计算机、数学或自然科学等要求至少学士学位层次知识。在高校商学或市场营销教师中，83%的说其工作在其他如健康、商学或教育学，要求至少这一层次的专业技能。在SESTAT其职业为秘书/接待员/打字员的人群中，少于10%的说其工作要求任一种学士层次的 科学与工程 的专业技能，并且12%的说其工作在其他如健康、商学或教育等要求至少这一水平的专业技能。 后续博文将的相关统计数据将根据以上这几个定义来统计科学与工程的 劳动力规模。 2 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数据来源 研究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主要有：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SESTAT), 人口统计局的美国社区调查(ACS), 劳动统计局(BLS)的职业就业统计(OES)调查以及人口统计局和BLS联合资助的当前人口调查(CPS)。不同数据来源涵盖人口的不同片段以及不同主题的不同细节水平（表2）。 尽管数据收集方法和定义在各种调查中有所不同，从而影响最终统计结果，但结合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以更加精确和全面地了解非常特殊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此外，某一特定的测度或劳动力分类方法，可能较其他方法更适合解决某一类问题，并且一个特定的数据来源可能并不包括每一分类的信息。但美国科技政策界认为，只要数据存在，就可以分析长期趋势和国际趋势，以及进行科学与工程和非科学与工程劳动者的相关比较。 表2 有关美国劳动力的主要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 数据收集机构 数据年份 主题 调查对象 涵盖范围 职业就业统计(OES) 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 到2012年 就业状态 职业 工资 产业 雇主 位置 ( 国家、州、都市统计地区) 雇工组织 在非农场产业的所有全职和兼职工资收入的劳动者；不涵盖自我职业，非公司企业, 家庭工人,或无报酬的家庭劳动者 科学家和工程师 统计数据系统—参见“ NSF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 ” NSF ，NCSES 到2010 就业状态 职业 工作性质(工作活动，技术技能) 工资 详细教育历史 人口统计特征 个人 在SE或SE相关领域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个人;或有非SE 学士学位但从事SE或SE相关职业 美国社区调查(ACS) 商务部，人口统计局 到2011 就业状态 职业 第一学士学位领域 教育程度 人口统计特征 家庭 美国人口 当前人口调查(CPS) 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 到2013 就业状态 职业 教育程度 人口统计特征 家庭 16 岁及以上平民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3 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 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SESTAT)提供居住在美国的小于76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详细的就业、教育和人口统计特征数据。2010年SESTAT定义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在 科学与工程 或 科学与工程 相关领域拥有大学学位的个人，或从事 科学与工程 或 科学与工程 相关职业的个人。美国科学基金会使用“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个属于一般就是指这一SESTAT定义的人口统计。SESTAT的数据，通过科学基金会的三项大型对个人的人口统计和劳动力调查收集：全国大学毕业生调查 (NSCG), 全国最近大学毕业调查(NSRCG), 以及博士学位得主调查(SDR)。SESTAT整合这三项调查的数据，汇总数据提供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关于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景图谱。 NSCG 为SESTAT的中心内容，提供整体美国大学毕业人口的详细特征数据(不考虑其 科学与工程 背景)。其大学毕业人口包括至少有学士学位的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培训的个人。由于其涵盖居住在美国的全部大学毕业人口，NSCG提供个人教育信息、在SE领域就业信息以及在非SE领域的就业和教育信息。美国基金会的大学毕业生的数据(不考虑其 科学与工程 背景)一般是基于NSCG。 虽然NSCG数据涵盖一半大学毕业人口，但是NSRCG通过加入最近学士和硕士层次毕业生数据补充了SESTAT。2010年NSRCG数据提供几乎150万最近2008和2009学年在科学、工程和健康（SEH）领域获得学士和硕士毕业生信息。 SDR 通过加入从美国学术机构获得SHE博士学位的博士科学家和工程师信息进一步补充完善SESTAT统计信息。来自2010 SDR的数据收集自2009年7月1日之前自美国学术机构获得SHE研究学位的博士毕业生。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转载请注明出处，联系作者：st69786@tom.com）

4598 次阅读|0 个评论

谈谈美国研发的活动特征

热度 1 st69786 2015-9-18 07:13

谈谈美国研发的活动特征 贺飞 北京大学 一般认为，研发 包含许多活动：从在自然、生命和社会科学领域获得基础知识的研究，到解决国防需求和其他类似关键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效和健康等）的研究，到试验平台或多种用途技术，为新的或改进的商品和服务的产生和商业应用。目前广泛使用的表征研发活动类型的是 “ 基础研究 ” 、 “ 应用研究 ” 或 “( 试验 ) 发展 ” 。当然，这种分类也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分类实际上将创造新知识和创新过程视为一个线性过程，始于基础研究，随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并且终止于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尽管存在批评意见，但能更好地测度并区分研发主要不同的类型的替代分类方法目前并未出现。因此，虽然人们认识到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试验发展分类框架的不足，但仍用于揭示研究的不同动机、预期时间、产出以及研发项目的投资类型。 2011 年，基础研究活动占美国研发总量 4244 亿美元的 18% (750 亿美元 ) ， 应用研究占 19% (824 亿美元 ) ，试验发展为 63% (2671 亿美元 ) ( 表 1 ) 。 表 1 美国研发支出，按执行部门，经费来源和工作性质 : 2011 经费来源 ( 百万美元 ) 执行部门和研发类型 总计 企业 联邦政府 高校 非联邦政府部门 其他非营利组织 按支出百分比分布（ % ） 研发 424,413 267,290 125,686 12,488 3,832 15,117 100 企业 294,093 262,784 31,309 * * * 69.3 联邦政府 49,394 * 49,394 * * * 11.6 联邦内部 31,505 * 31,505 * * * 7.4 FFRDCs 17,889 * 17,889 * * * 4.2 企业管理的 7,037 * 7,037 * * * 1.7 高校管理的 5,294 * 5,294 * * * 1.2 非营利机构管理的 5,558 * 5,558 * * * 1.3 高校 63,102 3,173 38,710 12,488 3,832 4,899 14.9 其他非营利组织 17,825 1,333 6,274 * * 10,218 4.2 按来源百分比分布（ % ） 100 63 29.6 2.9 0.9 3.6 na 基础研究 74,961 15,072 40,913 7,828 2,402 8,744 100 企业 13,020 12,343 677 * * * 17.4 联邦政府 11,467 * 11,467 * * * 15.3 联邦内部 4,875 * 4,875 * * * 6.5 FFRDCs 6,592 * 6,592 * * * 8.8 企业管理的 2,761 * 2,761 * * * 3.7 高校管理的 2,212 * 2,212 * * * 3 非营利机构管理的 1,619 * 1,619 * * * 2.2 高校 40,952 1,989 25,662 7,828 2,402 3,071 54.6 其他非营利组织 9,521 740 3,108 * * 5,673 12.7 按来源百分比分布（ % ） 100 20.1 54.6 10.4 3.2 11.7 na 应用研究 82,379 43,947 30,311 3,255 999 3,866 100 企业 47,186 42,782 4,404 * * * 57.3 联邦政府 12,885 * 12,885 * * * 15.6 联邦内部 7,747 * 7,747 * * * 9.4 FFRDCs 5,138 * 5,138 * * * 6.2 企业管理的 2,223 * 2,223 * * * 2.7 高校管理的 1,314 * 1,314 * * * 1.6 非营利机构管理的 1,602 * 1,602 * * * 1.9 高校 16,614 827 10,256 3,255 999 1,277 20.2 其他非营利组织 5,693 338 2,766 * * 2,590 6.9 按来源百分比分布（ % ） 100 53.3 36.8 4 1.2 4.7 na 试验发展 267,074 208,271 54,461 1,405 431 2,506 100 企业 233,887 207,659 26,228 * * * 87.6 联邦政府 25,041 * 25,041 * * * 9.4 联邦内部 18,884 * 18,884 * * * 7.1 FFRDCs 6,158 * 6,158 * * * 2.3 企业管理的 2,053 * 2,053 * * * 0.8 高校管理的 1,768 * 1,768 * * * 0.7 非营利机构管理的 2,336 * 2,336 * * * 0.9 高校 5,536 357 2,792 1,405 431 551 2.1 其他非营利组织 2,610 255 400 * * 1,955 1 按来源百分比分布（ % ） 100 78 20.4 0.5 0.2 0.9 na * = 小到可以忽略，包括其他部门提供经费的一部分 ; na = 不适用 . FFRDC = 联邦资助 RD 研究中心 注：投向 FFRDC 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但来自其他非政府渠道的经费也计算在政府数据内。州和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包括在企业对企业的经费支持之内。 数据来源： NSF, 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 NCSE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基础研究： 高校仍旧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者， 2011 年占美国 750 亿美元总量的 55%( 表 1 ) 。企业大约占 17% ，联邦政府 ( 联邦机构内部实验室和 FFRDCs) 占 15% ，其他非营利组织占 13% 。联邦政府继续是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 2011 年约占基础研究经费的 55%( 表 1 ) 。企业是基础研究第二大执行者，占 20% ，但仅 151 亿美元投向基础研究，相比其对美国研发整体贡献投入的 2673 亿美元研发总量来说，所占份额很小。高校自身提供大约 10% 的基础研究经费。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 12% 。在选择是否从事基础研究时，企业考虑不同因素，如结果产出时间、商业化风险以及投资回报在企业可接受的时间范围的不确定性等。尽管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许多公司相信参与基础研究能帮助他们开发人力资本，吸引和留住人才，吸收外部知识以及增强创新能力。那些大量投资基础研究的企业一般是那些最直接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的产业，如制药和科学研发服务产业。 应用研究： 2011 年，企业执行了应用研究 824 亿美元的 57%( 表 1 ) 。高校占 20% ，联邦政府 ( 联邦机构内部实验室和 FFRDCs) 占 16% ，非营利组织占 7% 。 2011 年，企业提供了应用研究经费的大部分 (53%) 。联邦政府提供 37% 。学术机构、非联邦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 分别贡献 4% 、 1% 和 5% 。应用研究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包括化工和航空。联邦资助的应用研究遍布各执行者，其中最大部分 (2011 年 ) 投向高校、联邦内部实验室、企业和 FFRDCs ( 表 1 ) 。 试验发展： 企业在试验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2011 年执行了美国投向试验发展的 2671 亿美元的 88% ( 表 1 ) 。联邦政府 ( 机构内部实验室、 FFRDCs) 占其余 9%— 大量与国防相关，而且联邦政府为主要消费者。相反，学术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执行非常少量的试验发展， 2011 年分别为 2% 和 1% 。 2011 年，企业提供了大约四分之三 (78%) 的试验发展经费 (2083 亿美元 ) ，几乎所有的都是支持企业的试验发展活动 ( 表 1 ) 。联邦政府提供 20% (545 亿美元 ) 的经费，其中超过一半投向企业，特别是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其余绝大部分投向联邦内部实验室和 FFRDCs 。高校、其他非营利组织以及非联邦政府机构提供少量经费支持试验发展活动。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转载请注明出处，电子邮件： st69786@tom.com ）

5233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高技术小微企业主要特征和经费来源

热度 2 st69786 2015-9-17 05:50

美国高技术小微企业主要特征和经费来源 贺飞 北京大学 美国的高技术小微企业对美国创新和经济增长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许多大型高技术企业将投资和持有小企业，作为其开发和商业化新技术的一个重要举措。高技术小企业的主要资助来源有两项：风险投资和美国政府的小企业创新计划（ SBIR ）。 生物技术、互联网以及计算机软件 三大产业在启动商业化小企业 ( 注：少于 5 名雇员的 ) 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新技术产业的范例。高技术产业中的小企业初创和成熟的数量趋势，可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增长领域的创新产业。 本文谈谈美国高技术小微企业的主要特征和经费来源。 相关小企业的分类标准是根据美国劳动力统计局 (BLS) ，这一点与经合组织 OECD 的高技术分类有所区别。 1 主要特征 根据 BLS 分类，美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小企业数量大约为 32 万家，占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 ( 表 1) 。 其中服务业占 95% (30 万 ) ，制造业占 4% (1.2 万 ), 其余为其他产业 ( 如农业、矿业和建筑业 ) 的小企业。同样，服务业也主导着高技术小企业的就业，而制造业的就业比例相对则非常小。 表1 美国HT小企业的数量和就业总数，按所选产业：2010 产业 企业数 就业 所有产业 316,636 437,604 所有制造业 11,512 20,683 航行，测量，电子医疗和控制仪器 1,645 3,025 其他通用机械 1,589 3,036 产业机械 1,128 2,129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 1,121 1,954 所有其他 6,029 10,539 所有服务业 300,259 408,968 管理，科学和技术咨询 117,678 140,953 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 80,767 107,719 建筑，工程和相关 61,046 95,055 所有其他 40,768 65,241 所有其他产业 4,865 7,953 HT = 高技术. 注：少于5名雇员的企业包括报告其工资单上没有人员的企业。一个企业可以是单独场所无子公司和分支的实体或一个子公司或分支集团的最高母机构。HT产业是根据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定义，基于技术导向职业的就业强度，根据BLS的2011职业就业调查。HT小企业就业是下限估计，因为由于数据管制，一些产业的就业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统计局，美国企业统计， http://www.census.gov/econ/susb/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3 个高技术服务业主导高技术服务业，它们是 管理、科学和技术咨询 ； 计算机系统设计 ；以及 建筑和工程 ，占企业数和就业均超过 80% ( 表 1) 。在高技术制造业中， 4 个产业（航海、测量，医疗电子以及控制仪器；其他通用机械；工业机械；以及半导体）是大雇主，共计占将近 50% 。 2 经费来源 企业家试图通过新技术或未经验证技术创立或扩展一个小企业，可能很难获得公共机构或信托机构的经费。因此，风险资本投资和 SBIR 经费常常是高技术企业创立初期的关键财政来源。 风险资本投资。 2012 年， 美国风险资本为 290 亿美元，将近占全球风险资本的 70% ，欧洲和中国随后，分别为 60 亿美元和 40 亿美元。印度的风险资本为 10 亿美元。美国之外的许多风险资助也可能来自美国的风险资本企业。 2005 到 2012 年间，全球风险资本资助增长 30% ，达到 420 亿美元。在经济衰退期间急剧下降之后，风险资本在 2011 年回升到衰退前的水平， 2012 年下降 80 亿美元。美国风险资本投资较美国之外增长更慢，结果导致美国占全球风险资本的比例从 75% 下降到 70% 。美国之外的风险资本扩张同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商业机会日益增长以及美国企业现有风险投资占比下降等趋势一致。在中国，风险资本从 2005 年的 10 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40 亿美元，其全球占比增长到超过两倍，达到 10% 。印度的风险资本投资从 3 亿美元增长到 14 亿美元，其全球占比则从 1% 增长到 3% 。 风险资本投资通常分为 4 个阶段： 种子阶段， 支持概念论证开发和最初的产品开发及销售； 第一轮阶段， 支持产品开发和销售以及商业制造和销售的启动； 扩张阶段， 提供 企业扩张的工作资本；主要增长的经费 ( 包括工厂扩张 , 营销或改进产品的开发 ) 以及资助准备上市（ IPO ）； 随后阶段， 包括获得财政资助和管理和撬动融资。获得财政资助，提供资源购买其他公司，以及管理和撬动融资提供经费，使其能够运营管理并获得公私公司的生产线或企业。 在 2012 年，随后阶段风险资本投资占美国风险资本总投资的 60% (170 亿美元 ) ，较 2005 年的 50% 有所上升。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是企业需要风险资本提供新一轮投资。当然，也有人指出 可能是风险资本投资者行为的变化，毕竟在 2000 和 1990 年代吸引风险资本投资的机会很少。 相比于随后阶段投资的主导地位，种子资金阶段、早期阶段投资仅占美国风险资本总投资的 1% ($3 亿美元 ) 。尽管 2005 到 2012 年投资总额增长到 3 倍，但种子资金占风险资本投资的比例仍为 1% 甚至更少。 2012 年种子基金之后的第一轮阶段的投资占风险资本投资 21% (60 亿美元 ) ，这一阶段的投资不变，结果其占比下降了 6% 。 2012 年扩张阶段的投资占风险资本投资的 18%(50 亿美元 ) 。这一阶段的投资在 2002 到 2012 年间保持不变，结果其占比从 22% 下降到 18% 。 生物制药 , 企业支持服务 , 消费者信息服务 , 医疗器械和设备 , 以及软件等 5 个技术领域，主导了美国风险资本投资 ( 表 2 ) 。 2009–12 年间，这 5 个技术领域占种子资金阶段总投资的比例超过 60% 。 表2 美国风险资本投资，按所选投资阶段和技术/产业：2009–12 ( 百万美元) 技术/产业 2009 2010 2011 2012 2009-12 总计 所有投资阶段 所有技术/产业 23,291 28,131 34,006 29,208 114,636 软件 3,350 4,183 4,973 6,663 19,169 生物制药 3,820 3,466 4,043 3,380 14,709 消费者信息服务 2,264 4,107 4,328 2,823 13,522 企业支持服务 2,248 2,748 4,261 3,698 12,955 医疗器械和设备 3,060 2,551 3,403 2,765 11,779 种子资金阶段 所有技术/产业 120 230 376 302 1,028 软件 22 44 128 102 296 消费者信息服务 36 60 95 79 270 企业支持服务 18 39 46 23 126 媒体和内容 6 3 10 21 40 医疗器械和设备 3 6 4 13 26 注：技术根据Dow Jones分类。种子资金阶段包括包括概念论证开发和最初产品开发。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软件业又主导了这些技术领域的风险资本投资， 2009-12 年共计得到 192 亿美元 ( 表 2) 。软件的总计和早期阶段的投资在 2005 到 2012 年间增长，结果是软件的占总投资的比保持稳定（ 23% ），并且其早期阶段投资占比从 16% 增长到 34% 。生物制药第二，得到 147 亿美元。生物制药的总投资从 2005 年的 40 亿美元下降到 2012 年的 34 亿美元，结果其占比从 17% 下降到 12% 。种子资金投资在此期间从 700 万下降到 600 万。消费者信息服务在 2009-12 年得到 135 亿美元。这一技术领域风险资本总投资从 2005 年少于 7 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 28 亿美元。早期阶段投资增长也很快，从少于 1000 万增长到 7900 万，结果其占比翻了一番多，从 11% 到 26% 。 小企业创新研究 (SBIR) 计划 和 小企业技术转移 (STTR) 计划 都是长期存在的联邦计划，重点关注小型和（或）初创的研发公司。这两项计划的各自目标不同，都是为小企业提供竞争性经费。其目标包括刺激技术创新、满足联邦研发需求、提升联邦研发创新成果在私营企业的商业化比例，以及通过小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发培育技术转移等。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总体协调管理这两项计划，并协调参与的联邦机构执行。 小企业创新研究 ( SBIR) 计划 由 1982 年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 (P.L. 97-219) 设立，目的是刺激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升小企业在联邦研发项目的参与度，加大来自联邦研发的创新成果在私营部门的商业化力度，以及培育少数裔和弱势人群参与技术创新等。计划由 2000 年小企业再授权法案 (P.L. 106-544) 再次授权，将其结束期延伸至 2008 年 9 月底。随后，计划又得到国会的几次延伸，目前可持续到 2017 年。当前有 11 家联邦机构参与 SBIR 计划：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交通部，环保署， NASA 以及科学基金会。 美国联邦政府的 SBIR 计划提供早期公共资助以帮助 美国小企业或初创公司商业化来自联邦 RD 的技术。 SBIR 计划提供两期经费支持：第一期经费资助科学和技术绩效评估以及公司新创意的可行性评估。第二期经费资助进一步科学技术评估以及要求商业化计划。 SBIR 规定 , 外部研发预算每年超过 1 亿美元的联邦机构，必须为 SBIR 单独设立 2.5% ( 自 1997 财年 ) 的经费，提供给在美国的小企业 ( 定义是包括附属单位在内少于 500 员工的企业 ) 。 活动经过三期认证。第一期：一家小公司能申请第一期经费 ( 通常不超过 15 万美元 ) ，在长达 6 个月时间内评估其具有商业潜力的创意的科学与技术可行性。第二期：基于第一期的科学 / 技术成绩以及未来商业潜力预期，公司可以申请第二期经费 ( 通常不超过 100 万美元 ) 进行 2 年的进一步卡法。第三期：当第一期和第二期有了明确结果后，公司开始转向商业化。 SBIR 计划本身不为第三期提供经费，但依靠机构的第三期可以提供非 SBIR 经费的研发或为联邦政府所用的产品、工艺或服务的生产合同。事实上，许多机构提供经费给第三期，并为初创企业提供其他商业化支持。 SBIR 在 1983 财年开始启动首批资助的项目。 所有参加机构总计启动了 789 项第一期项目，总计 3.81 亿美元经费 ( 表 3 ) 。到 2011 财年，计划扩展迅速： 5,396 个项目 (3,626 第一期项目 ; 1,770 第二期项目 ) ，总经费达 19.46 亿美元 ( 其中 5.02 亿美元第一期项目 ; 14.44 亿美元第二期项目 ) 。 2011 财年，资助经费总量较大的机构有国防部 (43%) 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32%) 。 NASA (9%), 能源部 (7%), 和科学基金会 (5%) 所占比例较小。而其他 6 个参与机构为总量的 1% 或更少。 2010 年， SBIR 提供 23 亿美元将近 6000 项资助。 SBIR 资助的绝大部分发生在第二期（ Phase II ）。 2010 年其提供 14 亿美元超过 4,000 项资助。相比之下，第一期（ Phase I ）在 2010 年提供 5 亿美元将近 2,000 项资助。其他 (3 亿美元 ) 提供技术援助、商业宣传以及其他活动经费。在从 2000 年到 2004 年几乎翻倍 11 亿美元到 20 亿美元之后， SBIR 资助在后几年资助非常慢， 2010 年达到 22 亿美元。 2000 到 2010 年间，第二期经费滞后于总体 SBIR 经费增长，结果第二期占比从 77% 下降到 64% 。相比之下，第一期的占比在此期间仍大致稳定在 20%–24% 。 STTR 计划由 1992 年小企业技术转移法案 (P.L. 102-564, Title II) 设立，目的是推进小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科研机构之间合作研发，鼓励这类创业小企业研究开发的技术转移。计划由 2001 年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再授权法案 (P.L. 107-50) 再次授权，将其结束期延伸至 2008 年 9 月底。随后的一系列延伸使得当前计划可持续到 2017 年。当前有 5 个联邦机构参与 STTR 计划：国防部，能源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 NASA 以及科学基金会。 表 3 SBIR 和 STTR 批准立项数量和经费 , 按批准类型：部分年 , FYs 1983 – 2011 项目数 经费（百万美元） 财年 总计 第一期 第二期 总计 第一期 第二期 SBIR 1983 789 789 0 38.1 38.1 0 1985 1,839 1,483 356 195.5 74.5 121 1990 3,225 2,379 846 453.7 121.2 332.4 1995 4,366 3,092 1,274 960.8 236.5 724.3 2000 5,307 3,959 1,348 1,062.20 295 767.2 2005 6,083 4,216 1,867 1,857.60 452.5 1,405.10 2009 5,796 4,016 1,780 1,926.20 503.4 1,422.80 2010 6,184 4,271 1,913 2,115.20 548 1,567.30 2011 5,396 3,626 1,770 1,946.00 502.1 1,443.90 STTR 1983 na na na na na na 1985 na na na na na na 1990 na na na na na na 1995 1 1 0 0.1 0.1 0 2000 410 315 95 64 23.7 40.3 2005 802 579 223 227.7 66.1 161.6 2009 831 593 238 236.8 72.2 164.6 2010 905 625 280 289.2 77.5 211.6 2011 708 468 240 234.6 64.2 170.4 na = 数据不可得。 SBIR = 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TTR = 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 注：第一批 SBIR 计划于 1983 财年启动。第一批 STTR 计划与 1995 财年启动。 数据来源：小企业管理局 , SBIR/STTR 官方网站 , http://www.sbir.gov/past-awards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STTR 计划规定，外部研发年度预算超过 10 亿美元的联邦机构必须为 STTR 单独设立 0.3% 比例投入给小企业。 STTR 同 SBIR 一样，也是在三期框架下运行。第一期依据其技术水平、可行性和申请项目的商业潜力为公司提供项目。这一期每一项目的经费通常不超过每年 10 万美元。第二期继续开展研发，但项目遴选依据第一期成功和商业潜力预期为条件。第二期每一项目经费通常不超过 2 年 75 万美元。第三期根据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结果支持小企业商业化目标。 STTR 计划不为第三期活动提供经费。此外，为开展第三期项目，公司必须确保有非 STTR 研发经费和（或）获得能被联邦政府使用的产品、工艺或服务生产合同。 STTR 计划在 1995 财年仅仅开始启动 1 项 10 万美元的第一期项目 ( 表 3) 。在 2011 财年，批准立项 708 项 ( 一期 468 项 ; 二期 240 项 ), 总经费为 2.35 亿美元 (6400 万美元一期 ; 1.7 亿美元二期 ) 。较少联邦机构参与 STTR ，但在 SBIR 占优势的联邦机构同样也在 STTR 占优势。国防部批准立项 STTR 占 2011 财年批准 2.35 亿美元的 44%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占 STTR 投入的 36% ，其余来自 NASA (9%), 能源部 (8%), 和科学基金会 (4%) 。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转载请注明出处，电子邮件： st69786@tom.com ）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6330 次阅读|2 个评论

美国企业研发的最新趋势

st69786 2015-9-16 00:15

美国企业研发的最新趋势 贺飞 北京大学 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 企业 RD 创新调查 (BRDIS) 统计数据， 2011 年美国 企业研发 总量达到历史记录的 2941 亿美元，较 2010 年增长了 5% 。但按通货膨胀调整后， 2011 年 企业研发 为 2594 亿美元 ( 较 2010 年增长 3%) ，仍低于最近经济不景气开始的 2008 年峰值 2677 亿美元。过去 20 年来，美国 企业研发经费 执行（按不变美元计算）的变化趋势，与其经济周期和短期不变美元的 GDP 上下波动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美国 企业研发 执行在公司规模的分布自 2008 年稍有改变。 2011 年，大公司 ( 不少于 25,000 国内雇员的 ) 占美国企业研发的 35% ，雇员在 5 到 499 人的公司约占 20% 。 2011 年，企业和其他非联邦经费来源按不变美元计算增长了 5.1% ，这是自 2008 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另一方面， 2011 年来自联邦资助的 企业研发， 根据执行者的报告按不变美元计算，在 2010 年减少 15% 之后，较 2010 年又一次减少了 10% ，但较 2008 年和 2009 年有所增长。下文的关于企业的最近数据是按当前美元计算的，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主要数据来自《科学与工程指标 2014 》 。 1 国内企业研发最新趋势 美国 企业研发 的变化趋势受 5 大产业驱动 ( 简称 “TOP 产业 ”) 。 2011 年这 5 大产业共计 2390 亿美元，占国内企业研发的 81% ，他们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化学制造业 ( 包括制药 ) 、运输装备 ( 包括航空 ) 、信息产业 ( 包括软件出版 ) 以及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 (PST) 。 制造业历史以来占美国企业研发的最大份额 (2011 年为 68%) 。但在 2010-2011 年间，非 制造业研发 较制造业研发（ 2.4% ）增长迅速 (12.7%) 。实际上， 2011 年 5 大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是信息服务业（ information services ） (13.6%) 和 PST 服务业 (13.4%)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了 4.7% 。其余两个产业研发支出减少：化学 ( 减少 4.7% , 包括制药业减少 7.0% ) 和运输装备业 ( 减少 4.7%) 。 总体上看，美国国内研发执行在 2008-2009 年不景气减少 2.9% 之后， 2010 年到 2011 年恢复了 5.4% 。公司和其他非联邦经费来源在 2008-09 年减少 4.5% 后， 2010-2011 年增长了 7.4% 。相反， 2010-11 年联邦经费减少了 8.5% 。同时， 2011 年，联邦经费仅占国内企业研发的 10.6% ，较 2010 年的 12.3% 有所降低。此外，根据 2010 年详细统计，这一经费也高度集中在一些产业内。其中联邦经费投入国内企业研发占比最大的是运输装备制造业 (47%) ，包括航空业 (63%) ；在 PST 服务业 (20.3%) ，包括科学研发服务业以及建筑、工程及相关服务；以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 (9.9%) 。 2 激励政策简介 除了通过资助合同和项目对企业研发直接资助外，美国政府还通过财政激励政策（如税收减免等），为其企业提供间接的研发支持，其他 OECD 国家也在国家层面和国家以下层面为 企业研发 提供财政激励政策。对于企业来说，税收减免减少其研发活动的税后成本。对于政府，税收减免意味着放弃收入，也就是所谓的税收支出 ( 税收优惠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 ) 。之所以为研发提供公共激励，主要是私营执行者无力从这些活动中完全获利，以及考虑到知识和信息的无形特性。 美国研究和实验 (RE) 税收减免 最初由 1981 年经济复苏税法 临时设定。经历多次延期和修订，最后一次由 2012 年美国纳税人救济法案 更新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税收减免设计应用于一家企业超出当前研究活动增加总量。特别是将常规研究税收减免应用于超出一个基数证明合格的研究支出的 20% ，对于常规减免，基数为研究强度（研究相对总收入额）的多年平均值直到当前研究支出的最高 50% 。变化包括替代简化减免和替代增加 RE 税收减免。减免的效率，一美元税收减免的价值对研究活动增加的贡献多少依赖于有效减免 ( 在总体企业减免限制之后以及法定税率的其他调整应考虑到特定纳税人 ) 以及 RD 相对企业成本的敏感程度。 美国 2009 年研究税收减免申请下降 6.4% ，从 2008 年的 83 亿美元下降到 78 亿美元。根据美国 IRS （ Statistics of Income/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的估计，企业税收返还减免申请下降 3% 到 12,359 件。税收减免申请的减少与同期企业投资国内研发下降 3.3% 是一致。 RE 税收减免申请相对于企业投资国内研发，自 2001 年来在 3.0% 到 3.5% 这个更加窄的范围内波动 (2009 年为 3.5%) 。 3 按经费类型的国内和国际经费来源 投向国内企业研发的经费，可按照经费来源的所在地、所有权以及根据 BRDIS 新方法将二者结合来分类。大多数国内研发经费来自国内渠道 ( 不管所有权 ) 和公司拥有的单位 ( 不考虑其所在地 ) 。 2011 年， 2388 亿美元 ( 占国内研发 2941 亿美元的 81.2%) 来自国内 ( 公司拥有的单位不考虑所在地 ) ，其中包括 33 亿美元补助给海外 ( 表 1 ) 。 表 1 美国 国内企业研发执行的经费来源： 2011 ( 单位：百万美元 ) 地理来源 公司内 公司外 所有来源 所有地点 238,768 55,324 294,093 美国 235,427 43,123 278,550 美国外 3,342 12,199 15,543 数据来源： NSF, NCSES 和美国人口调查局 , Business RD and Innovation Survey (2011). 一般来说， 2011 年 2941 亿美元的美国 企业研发 经费，可分割成 4 个主要的经费和所在地来源 ( 表 1 ) 。 4 个当中最大的来源是 2354 亿美元 ( 占 80%) ，来自美国所在的公司内部。其余国内外部经费来源为 431 亿美元 (15%), 这些国内外部经费最大来源的最联邦政府。总体上， 2011 年有总计 2786 亿美元 (95%) 的国内企业研发经费来自美国所在地来源。其余的 155 亿美元 (5%) 经费，来自国外渠道，可分成所有（ ownership ）或附属（ affiliation ），也就是，美国所在公司和美国所在公司的外国母公司对国外的补助，或独立的外国来源 ( 主要为公司 ) 。 表 2 提供了 2011 年部分产业来自国外经费数据的进一步细节，按照附属和组织类型 ( 公司、外国政府以及其他，包括国外高校 ) 。事实上来自国外的所有 155 亿美元的国内企业研发经费来自其他公司。其中约一半 (48%) 来自外国母公司， 29% 来自外国独立公司，以及 22% 来自国外公司所有单位。 表 2 部分产业来自国外的国内企业 RD 执行和投资 : 2011 ( 百万美元 ) 产业 国内企业研发的执行 来自国外经费 国外经费占比（%） 总计 百分比 总计 百分比 辅助单位 a 外国母公司 非附属公司 外国政府 其他国外来源 所有产业 294,093 100 15,543 100 3,342 7,438 4,569 63 129 5.3 制造业 201,361 68.5 11,497 74 2,527 5,871 2,999 46 54 5.7 化学 55,324 18.8 5,229 33.6 1,354 2,209 1,658 0 8 9.5 医药 45,949 15.6 4,717 30.3 1,235 1,848 1,626 0 8 10.3 电子产品 62,704 21.3 3,291 21.2 521 1,735 991 D D 5.2 交通装备 40,880 13.9 857 5.5 D D D D 7 2.1 非制造业 92,731 31.5 4,046 26 815 1,568 1,570 17 76 4.4 信息 41,865 14.2 565 3.6 D D D D * 1.3 PST 服务业 38,219 13 2,489 16 201 1,038 1,175 17 58 6.5 科学研发服务业 15,301 5.2 1,862 12 0 809 1,024 2 27 12.2 * = 少于 50 万美元； D = 个别公司数据保留不便披露。 PST =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数据来源： NSF, NCSES 和美国人口统计局 , Business RD Innovation Survey ( 2011). 2011 年，最高的 5 个产业得到了 124 亿美元，或占全部国外经费 80% ，与这些产业占国内企业研发份额大体一样 (81%) 。化学 ( 包括制药和医学部分 ) 和 PST 服务业 ( 包括科学研发服务业 ) 占来自国外经费的最大份额，但与其占企业研发总份额不一致。同时，制药业和科学研发服务业的海外经费来源显著不同。超过一半 (10 亿美元或 55%) 的科学研发服务业的海外经费来自国外独立公司，几乎全部来自外国母公司 (8.09 亿美元或 43%) ( 表 2 ) 。而制药业的有关经费主要来自国外 (26% 来自海外辅助单位， 39% 来自外国母公司 ), 根据 BRDIS 统计 , 与这一产业研发中高流进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相一致。外国独立公司占这一产业来自海外经费的三分之一 (34%) 。 4 国内研发的企业活动统计说明 本文在产业层面的数据，通过将公司总研发分解到单一产业获得，即使研发活动发生在多个业务领域。例如，如果一个公司有 1 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其中 8000 万在制药业， 2000 万在医疗器戒）， 1 亿美元的总研发支出就是其研发支出的最大值。除了收集主要产业分类数据外， BRDIS 还收集最接近的相关研发支出的业务领域数据。虽然， BRDIS 业务领域代码的收集在细节层面上非常精细，但大多数公司仅在一个产业领域从事研发活动。 2010 年， 86% 的公司报告其国内研发活动仅涉及一个产业领域。关于公司代码和产业代码关系的深度分析参见 。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Shackelford B. 2012. New Data on Line of Business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U.S. Industry RD Statistics . InfoBrief NSF 13-306.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转载请注明出处，电子邮件： st69786@tom.com ）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8179 次阅读|0 个评论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的移民

st69786 2015-9-13 01:03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的移民 贺飞 北京大学 近年来，在美国工作的华裔教授多人遭到调查，在科学网上引起大家关注。这里列举几个例子： 郗小星之后，美 FBI 调查另一位美籍华裔教授 ； 科学网 — 由郗小星教授被捕透露的重要信息 - 蒋继平的博文 ； 美华裔超导教授被捕 - 科学网 — 博客 ； 又一个 “ 李文和案 ” ？ —— 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涉嫌泄密被逮捕 ； 科学网 — 大国夹缝中尴尬的人 - 董洁林的博文 - 科学网 — 博客 ； 前俄亥俄州立大学华裔教授遭美联邦调查局调查 …… 其中多人被怀疑将敏感信息泄露给中国。今天本博主就聊聊美国科学与工程劳动力中的外国移民的情况，介绍一下他们的教育和就业基本特征等。 本文数据来自 2013 SESTAT ，包括出生地、教育和就业，变化趋势等信息，这是美国科学基金会的一个综合数据系统，提供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个人受教育程度或就业状况的综合图景，是官方统计受过大学教育的科学与工程劳动力的数据来源。 2013 年数据通过两项两年一次的调查收集：全国大学毕业生调查 (NSCG) 和博士学位得主调查 (SDR) 。 NSCG 是 SESTAT 的核心。它是住在美国的整个大学毕业人群的代表性采样。 NSCG 提供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个人受教育程度或就业状况以及非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相关信息。 SDR 进一步补充 SESTAT ，完善补充了美国学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相关数据。数据可以通过 SESTAT 数据工具公开查询 。 需要说明的是，在 SESTAT 系统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定义是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或其相关领域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或者就业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或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个人。 1 总体情况 2003 到 2013 年，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从 2160 万增长到 2900 万（ 表 1 ）。造成这一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移民： 2013 年，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 18% (520 万 ) 是移民，而在 2003 年 16% (340 万 ) 是移民。 2013 年，大多数美国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63%) ，其余 22% 为永久居留权和 15% 为临时签证持有者 （表 2 ） 。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较美国公民（包括出生本土、波多黎各、或其他美国领土的、也包括父母是美国公民海外出生者）更多是获得后学士学位。 表 1. 移民的和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出生地： 2003 年和 2013 年 ( 人 ) 　 2003 2013 出生地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移民 a 美国出生公民 b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移民 a 美国出生公民 b 总计 21,647,000 3,352,000 18,295,000 28,950,000 5,179,000 23,771,000 美国 18,036,000 0 18,036,000 23,385,000 0 23,385,000 非美国 3,611,000 3,341,000 270,000 5,566,000 5,176,000 390,000 亚洲 1,947,000 1,873,000 74,000 3,066,000 2,956,000 109,000 印度 521,000 515,000 5,000 956,000 950,000 5,000 菲律宾 317,000 304,000 13,000 487,000 465,000 22,000 中国 ( 包括港澳 ) 331,000 326,000 5,000 445,000 438,000 7,000 其他亚洲 778,000 728,000 50,000 1,178,000 1,103,000 75,000 欧洲 756,000 632,000 124,000 1,017,000 851,000 166,000 非洲 172,000 167,000 6,000 333,000 323,000 10,000 南美 188,000 179,000 10,000 333,000 303,000 30,000 中美 165,000 145,000 21,000 284,000 257,000 27,000 加勒比 176,000 170,000 6,000 257,000 249,000 8,000 北美 ( 美国除外 ) 178,000 156,000 23,000 237,000 203,000 34,000 大洋洲 25,000 18,000 8,000 38,000 32,000 5,000 国外，不明 2,000 2,000 0 2,000 0 1,000 a 包括入籍的美国公民，永久居留权和临时签证持有者。 b 包括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以及父母是美国公民本人是海外出生的。 注：由于取整，部分加和可能不等于总计。美国出生的移民为 0 ，因为排除了少数人报告是移民但是在美国出生的。 数据来源： NSF, NCSE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Statistical Data System (SESTAT), 2003 and 2013. 表 2. 移民的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特征： 2003 和 2013 年 　 2003 年 2013 年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移民 a 美国出生公民 b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移民 a 美国出生公民 b 特征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21,647,000 100.0 3,352,000 100.0 18,295,000 100.0 28,950,000 100.0 5,179,000 100.0 23,771,000 100.0 国籍 　 　 　 　 　 　 　 　 　 　 　 　 美国公民，土著 18,295,000 84.5 ne ne 18,295,000 100.0 23,771,000 82.1 ne ne 23,771,000 100.0 美国公民，移民 2,132,000 9.9 2,132,000 63.6 ne ne 3,283,000 11.3 3,283,000 63.4 ne ne 非美国公民，永居居民 860,000 4.0 860,000 25.6 ne ne 1,147,000 4.0 1,147,000 22.1 ne ne 非美国公民，临时居留 361,000 1.7 361,000 10.8 ne ne 749,000 2.6 749,000 14.5 ne ne 最高学位 　 　 　 　 　 　 　 　 　 　 　 　 学士 12,782,000 59.0 1,714,000 51.1 11,068,000 60.5 16,650,000 57.5 2,627,000 50.7 14,023,000 59.0 硕士 5,967,000 27.6 1,011,000 30.2 4,956,000 27.1 8,551,000 29.5 1,663,000 32.1 6,888,000 29.0 博士 1,026,000 4.7 315,000 9.4 710,000 3.9 1,360,000 4.7 468,000 9.0 892,000 3.8 专业学位 1,873,000 8.7 312,000 9.3 1,561,000 8.5 2,390,000 8.3 422,000 8.2 1,968,000 8.3 最高学位领域 　 　 　 　 　 　 　 　 　 　 　 　 科学与工程领域 11,880,000 54.9 2,096,000 62.5 9,784,000 53.4 15,812,000 54.6 3,222,000 62.3 12,590,000 53.0 计算机和数学 1,703,000 7.9 421,000 12.6 1,283,000 7.0 2,639,000 9.1 767,000 14.8 1,872,000 7.9 生物，农学和环境生命科学 1,851,000 8.6 283,000 8.4 1,568,000 8.6 2,429,000 8.4 433,000 8.4 1,996,000 8.4 物质和相关科学 876,000 4.0 190,000 5.7 685,000 3.7 956,000 3.3 241,000 4.7 715,000 3.0 社会和相关科学 4,618,000 21.3 477,000 14.2 4,141,000 22.6 6,378,000 22.0 731,000 14.1 5,647,000 23.8 工程 2,832,000 13.1 725,000 21.6 2,107,000 11.5 3,410,000 11.8 1,050,000 20.3 2,360,000 9.9 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 5,203,000 24.0 815,000 24.3 4,388,000 24.0 6,994,000 24.2 1,265,000 24.4 5,729,000 24.1 非科学与工程领域 4,564,000 21.1 441,000 13.2 4,123,000 22.5 6,146,000 21.2 693,000 13.4 5,452,000 22.9 劳动力状态 　 　 　 　 　 　 　 　 　 　 　 　 就业 18,021,000 83.2 2,823,000 84.2 15,198,000 83.1 23,557,000 81.4 4,242,000 81.9 19,316,000 81.3 失业 ( 没有工作，但在寻找工作 ) 595,000 2.7 140,000 4.2 455,000 2.5 930,000 3.2 224,000 4.3 706,000 3.0 非劳动力 ( 没工作，也不找工作 ) 3,031,000 14.0 389,000 11.6 2,642,000 14.4 4,463,000 15.4 714,000 13.8 3,749,000 15.8 职业领域 　 　 　 　 　 　 　 　 　 　 　 　 科学与工程职业 4,817,000 26.6 1,021,000 36.2 3,795,000 24.9 5,749,000 24.4 1,459,000 34.4 4,291,000 22.2 计算机和数学 2,008,000 11.1 487,000 17.3 1,521,000 10.0 2,647,000 11.2 769,000 18.1 1,879,000 9.7 生物，农学和环境生命科学 444,000 2.5 102,000 3.6 342,000 2.2 638,000 2.7 179,000 4.2 459,000 2.4 物质和相关科学 315,000 1.7 64,000 2.3 251,000 1.6 319,000 1.4 81,000 1.9 238,000 1.2 社会和相关科学 495,000 2.7 54,000 1.9 440,000 2.9 581,000 2.5 84,000 2.0 497,000 2.6 工程 1,555,000 8.6 314,000 11.1 1,241,000 8.2 1,564,000 6.6 346,000 8.2 1,218,000 6.3 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 5,331,000 29.6 802,000 28.4 4,529,000 29.8 7,439,000 31.6 1,330,000 31.3 6,110,000 31.6 非科学与工程职业 7,873,000 43.7 998,000 35.4 6,875,000 45.2 10,368,000 44.0 1,453,000 34.2 8,916,000 46.2 就业部门 　 　 　 　 　 　 　 　 　 　 　 　 企业 12,477,000 69.2 2,130,000 0.75 10,348,000 68.1 16,503,000 70.1 3,203,000 75.5 13,300,000 68.9 4 年制高校 1,505,000 8.4 327,000 0.12 1,178,000 7.8 1,868,000 7.9 456,000 10.8 1,411,000 7.3 其他教育机构 1,896,000 10.5 131,000 0.05 1,766,000 11.6 2,595,000 11.0 242,000 5.7 2,353,000 12.2 政府 2,142,000 11.9 236,000 0.08 1,906,000 12.5 2,592,000 11.0 340,000 8.0 2,251,000 11.7 主要或次要工作活动 　 　 　 　 　 　 　 　 　 　 　 　 研发 4,910,000 27.20 1,015,000 36.00 3,895,000 25.6 6,312,000 26.8 1,424,000 33.6 4,888,000 25.3 教学 3,072,000 17.00 328,000 11.60 2,744,000 18.1 4,212,000 17.9 536,000 12.6 3,676,000 19.0 管理，销售和行政 10,680,000 59.30 1,424,000 50.50 9,256,000 60.9 13,588,000 57.7 2,086,000 49.2 11,502,000 59.5 计算机应用 c 2,912,000 16.20 643,000 22.80 2,269,000 14.9 2,533,000 10.8 799,000 18.8 1,734,000 9.0 其他 7,006,000 38.90 992,000 35.20 6,014,000 39.6 9,991,000 42.4 1,580,000 37.3 8,411,000 43.5 ne = 不符合 数据来源： NSF, NCSE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al Data System (SESTAT), 2003 and 2013. 2 出生地 2013 年，在美国 520 万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中， 57% 出生在亚洲 ; 20% 出生在北美 ( 美国除外 ), 中美 , 加勒比或南美 ; 16% 出生在欧洲 ; 6% 出生在非洲 ; 还有少于 1% 出生在大洋洲。在亚洲国家中，印度继续是移民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第一大出生地。 2013 年总计有 95 万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出生在印度，较 2003 年增长了将近 85% （ 表 1 ）。 2003 年来，来自菲律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增长了 53% ，来自中国 ( 包括港澳 ) 的数量增长了 34% 。 3 教育程度 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较其美国同伴更喜欢拿后学士学位，如硕士或博士学位（ 表 2 ）。 2013 年， 32% 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报告其最高学位是硕士学位 ( 美国出生的为 29%), 9% 报告其最高学位为博士学位 ( 美国出生的 4%) 。在 2013 和 2003 年，相比于美国出生的同伴，有较高比例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其最高学位 (2013 年是 62% 比 53%) 。相反，在这两年，相比于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有较高比例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非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其最高学位 (2013 年 23% 比 13%), ，两者（移民的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获得最高学位的比例相同 (24%) 。 2013 年，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最普遍学习的科学与工程领域是工程，计算机和数学，以及社会和相关科学（ 表 2 ）。其中工程学位占 20% ( 相比之下，美国出生的同伴为 10%) ；社会和相关科学学位占 14% ( 相比之下，美国出生的同伴为 24%) ；计算机和数学学位占 15% ( 相比之下，美国出生的同伴为 8%) 。在社会和相关科学中，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 2003 和 2013 年都较其美国出生的同伴更喜欢获得经济学学位。经济学占移民的社会科学学位大约 30% ，但在美国出生的同伴中仅占大约 13% 。 2013 年另一个同时受到外国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欢迎的领域是心理学，占移民的社会科学学位的 30% ，美国出生公民的社会科学学位的 40% 。 近十年在各领域也有增长变化。在计算机和数学领域，移民毕业生的数量从 42.1 万增长到 76.7 万，过去 10 年增长了 82% 。计算机和数学领域也是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最高增长领域： 2003 到 2013 年，这一领域的毕业生增长了 46% 。其他领域的移民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了十分不同。 2003 到 2013 年间，工程学位移民数量增长了 45% ，而美国出生的同伴仅增长 12% 。类似的，在此期间，移民中的物质及其相关科学的学位数量增长了 27% ，但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这一学位仅增长 4% 。 4 就业状态，职业领域和中位工资 2013 年居住在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超过 80% 就业。移民 (82%) 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81%) 这一比例几乎一样。相反， 3%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失业 ( 没有工作，但是在找工作 ) ，还有 15% 不再劳动力市场 ( 没有工作且不找工作 ) 。 2013 年， 34% 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其中最多比例是工作在计算机和数学领域 (18%) ，而美国出生的同伴这一比例则为 10% 。工程同时是两者第二大的科学与工程职业，移民和美国出生的就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别占 8% 和 6% 。 2003 到 2013 年，在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三个科学与工程职业就业显著增长：生命科学家 (75%), 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 (58%), 以及社会和相关科学家 (55%) 。而美国出生的同伴则在这三个领域增长较少。 再看看物质和相关科学家这一职业，尽管过去十年来物质和相关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总数变化很小，但两个职业的移民占比均有增长，而美国出生的占比均下降。移民工程师总数增长了 3,2 万 (10%) ，移民物质和相关科学家的总数增长了 1.7 万 (27%) （ 表 2 ）。同时，总数下降同时出现在美国出生的物质和相关科学家 (5%) 和工程师 (2%) 中。 总体上，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年中位工资 ($72,000) 要高于其美国出生的同伴 ($64,000) 。这一年中位工资较高模式，同时存在于科学与工程职业和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中，部分反映出移民较美国出生的规模跟喜欢拿后学士学位 (41% 对 33%, 排出专业学位 ) 。移民同时在硕士和博士层次获得较高的中位收入。在学士层次，移民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得到类似的中位收入（ 表 3 ） 。 表3. 移民和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中位收入，按学位层次：2013（美元） 最高学位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移民 美国出生公民 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 65,000 72,000 64,000 学士 58,000 60,000 58,000 硕士 70,000 80,000 65,000 博士 90,000 95,000 85,000 专业学位 118,000 119,000 118,000 数据来源：NSF, NCSE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al Data System (SESTAT), 2013. 5 就业部门 2013 年， 76% 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业于企业， 11% 就业于 4 年制高校， 6% 就业于其他教育机构，还有 8% 就业于政府部门（ 表 2 ） 。同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相比，美国出生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企业就业比例（ 69% ）或四年制高校的比例（ 7% ）均要略小，而在其他教育机构（ 12% ）和政府部门（ 12% ）的就业比例要大。两者这一就业部门的比例差别在 2003 年类似。 6 主要和第二位的工作活动 总体看， 58% 的就业科学家和工程师报告管理、销售或行政是其主要或第二位的工作活动 ( 即通常一周内他们花在这一活动的时间是最多或第二多的 ) （ 表 2 ） 。尽管如此，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较其美国出生的同伴较少报告管理、销售或行政是其主要或第二位的工作活动 (49% 对 60%) 。相反，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较其美国出生的同伴更多报告研发是其主要或第二位的关注活动 (34% 对 25%) 。类似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较其 美国出生的同伴更多报告其主要工作或第二位工作活动涉及计算机应用 ( 计算机编程，系统，或应用开发 ) (19% 对 9%) 。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较其移民同伴更喜欢报告教学是其主要或第二位的工作活动 (19% 对 13%) 。 参考文献（略）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5179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生物医学博士供大于求

热度 7 st69786 2015-9-12 10:36

美国生物医学博士供大于求 贺飞 北京大学 过去 20 年，美国生物医学的就业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领域内，受过博士训练的人员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所能提供的学术职位数量的增长 , 造成了漫长的博士后聘用，学术职位的激烈竞争以及很多博士就业于非研究密集职位的比例增长针对以上这些职业变化及其科学届的关注， NIH 在 2012 年召集一个工作小组，成员由生物医学教育者和其他生物医学劳动力专家组成，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研究生培养，博士后研究以及生物医学劳动力的数据收集和发布等 。 根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 博士学位得主调查 (SDR) 的结果 , 1993 到 2010 年间，在生物医学领域美国培养的博士学位得主的数量大大增长 ( 从大约 10.5 万增长到将近 18 万人 ) ，详细信息请访问参考文献中给出的 NIH 的报告。在同期，就业于学术机构的比例下降 (58% 到 51%) ，同时就业于 tenure 或 tenure-track 职位的人数比例也明显下降 ( 从 35% 到 26%) ，当然，这两项数据的绝对数字是在增长的。生物医学领域包括 SDR 调查中的以下学位类别：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 , 生物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 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遗传学 ( 动植物 ), 营养科学 , 药学 ( 人和动物 ), 生理学和病理学 ( 人和动物 ) 以及其他生物科学。 美国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报告研究 ( 基础或应用 ) 是其主要或第二位工作活动的比例，也在教育部门下降 ( 从 75% 到 70%) 。相比之下，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得主就业于企业的比例却在上升 ( 从 31% 到 39%) 。企业的大部分增长是由那些其工作不将研究作为其主要或第二位工作活动所推动。生物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得主报告就业于与其学位领域密切相关的工作的比例也随着时间下降 ( 从 68% 到 60%) ，而所就业工作一定程度与其博士领域相关的比例上升 ( 从 24% 到 32%) 。以上数据涵盖美国培养的博士学位拥有者。此外，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的在该领域外国培养的博士学位得主的数量也在显著增长。 尽管生物医学博士的就业指标一直以来广受称道 (1993 和 2010 年的失业率大约为 2% ，并且两个时期非自愿领域外工作的比率均大约为 3%) ，其就业模式的变化，引起业界对该职业的重大关注。关注集中于研究博士不能寻找到 tenure-track 学术研究职位数量上升，博士后任命的数量和时间长度均上升，大量涌入的外国培养的博士在寻找学术职位，以及职业早期的博士选择研究不密集，且与其博士教育不对口的工作数量在上升。此外，在整体培养阶段，包括 PhD 和博士后研究，生物医学领域较化学、物理和数学等其他可比学科的培养时间更长。生物医学博士的平均起点工资也较低于化学、临床和健康领域以及经济等领域。 NIH 报告的主要建议如下： 1. 为了准备有着广泛职业选择的早期职业科学家，鼓励研究生培养采取创新方法。包括提供可替代学位计划，如硕士计划 , 以及提供在通常不在博士培养计划的培养法案，如项目管理、企业创业技能、工作在小企业以及在学术机构从事研究不密集的教学工作等。 2. 为了缩短培养时间，限制研究生可以得到 NIH 经费支持的年数 ( 培养项目、奖学金和研究项目经费等任何组合 ) 。 3.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士后质量，提高有 NIH 培养项目和奖学金支持的受训者比例，相对于 NIH 研究项目支持的比例，后者没有增加研究生和博士后职位的总体数量。 4. 提高博士后的收入和福利，并积极推动博士后和博士生迅速转变成永久职位，支持他们的个人生涯发展等。 5. 鼓励机构接收 NIH 经费，来收集和共享其博士受训者和博士后研究者的职业产出，如竞争率、博士后训练时间长度、以及后培训职业产出。这有助于预测研究生和博士后是否从事生物医学职业，从而对变化的生物医学劳动力市场作出判断。 6. 通过与其他联邦机构合作，建议 NIH 开始实施加强收集、分析和发布生物医学博士和博士后的信息的计划。 参考文献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2012. Biomedical Research Workforce Working Group Report. http://acd.od.nih.gov/Biomedical_research_wgreport.pdf .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24018 次阅读|7 个评论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的职业收入

热度 4 st69786 2015-9-11 00:13

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的职业收入 贺飞 北京大学 拙作《 谈谈美国公立高校教师的收入 》( 点击阅读 )在科学网发出后， 秧茂盛博主（ 工资排名前 50 的美国大学名单 ），李宁博主( 数据说话：美国各类大学不同学科的教授平均工资水平 )随后做出了讨论和信息补充，在此表示感谢。今天我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谈谈美国科学与工程的职业收入情况。 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 “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SESTAT) 提供居住在美国的小于76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详细的就业、教育和人口统计特征数据。根据2010年SESTAT定义，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在科学与工程或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拥有大学学位的个人或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或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的个人。SESTAT的数据来自NSF的三项大型针对个人的人口统计和劳动力调查：全国大学毕业生调查(NSCG), 全国最新大学毕业生调查(NSRCG)以及博士学位得主调查(SDR)。SESTAT整合这三项调查的数据， 分析提供美国科学和工程从业人员的全景图谱。 这里我仅选取其中的工资收入部分进行介绍。 1 总体情况 数据显示， 2012 年科学与工程职业的中位年收入 ( 不考虑教育程度或领域 ) 为 78,270 美元，超过全体美国劳动力的中位收入的两倍 (34,750 美元 ) ( 表 1) 。相比之下，平均收入的差别则没有那么大，但仍可观，科学与工程从业人员的个人平均年收入为 82,930 美元，大大高于全体劳动者的 45,790 美元。科学与工程职业的中位收入范围从社会科学家的 $67,660 到工程师的 $86,500 。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平均收入和中位收入在 2009-2012 年度的增长模式类似于全体美国劳动力。 表 1 科学、技术和相关职业的年收入和收入增长 : 2009 年 5 月 –2012 年 5 月 2009 年收入（美元） 2012 年收入（美元） 2009-12 年增长率（%） 2009 年收入（美元） 2012 年收入（美元） 2009-12 年增长率（%） 职业 平均 中位 所有美国就业 43,460 45,790 1.8 33,190 34,750 1.5 STEM 职业 76,600 82,160 2.4 71,080 75,840 2.2 科学与工程职业 78,480 82,930 1.9 74,380 78,270 1.7 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家 76,280 80,080 1.6 72,930 76,170 1.5 生命科学家 77,400 79,430 0.9 68,240 69,980 0.8 物质科学家 78,880 83,750 2 71,670 74,880 1.5 社会科学家 69,140 73,230 1.9 63,130 67,660 2.3 工程师 86,140 91,450 2 82,130 86,500 1.7 技术职业 72,500 78,740 2.8 60,650 65,300 2.5 科学与工程 相关职业（以上未列出的） 70,980 74,840 1.8 58,910 61,540 1.5 健康相关职业 70,840 74,740 1.8 58,670 61,320 1.5 其他科学与工程相关职业 77,930 80,380 1 71,020 72,950 0.9 STEM =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数据来源：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根据 SESTAT 数据，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就业个人的年中位工资 ($65,000) 高于全体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人 ($56,000) 。 2010 年数据显示，在科学与工程领域 或其相关领域 拥有最高学位的受过大学以上教育劳动者的年中位工资分别为 $65,000 和 $68,000 ，高于非 科学与工程 学位的 $50,000 ( 表 2) 。在每一学位领域内，从事 科学与工程 职业的收入高于非 科学与工程 职业。例如，在非 科学与工程 领域拥有最高学位的个人中，从事 科学与工程 职业的年中位收入为 $70,000 ，高于非科学与工程职业的 ($50,000) ；在科学与工程 或其相关领域拥有最高学位的个人中，那些从事 科学与工程或其相关职业的收入高于非科学与工程职业的。 表 2 大学教育个人的中位收入 , 按最高学位领域和职业类别 : 2010 ( 中位年收入，美元 ) 最高学位领域 所有职业 科学与工程 职业 科学与工程 相关职业 非 科学与工程 职业 所有学位 56,000 75,000 65,000 50,000 科学与工程 65,000 78,000 65,000 50,000 科学与工程 相关 68,000 72,000 70,000 50,000 非 科学与工程 50,000 70,000 53,000 50,000 数据来源： NSF,NCSES, National Survey of College Graduates (2010). 2 不同学位层次 收入随着学位层次变化。 2010 年，最高学位为学士或硕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年中位收入分别为 $57,000 和 $68,000 ，而博士 ($85,000) 或专业学位 ($116,000) 的收入明显更多。 在硕士和博士层次， 科学与工程 最高学位拥有者收入高于非 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相反，在专业学位拥有者中，非科学与工程学位拥有者收入高于科学与工程学位拥有者。 3 科学、工程与健康（ SEH ）领域 2010 年所有 SEH 学位领域，获得学位 5 年内的最近博士学位得主的中位年收入为 $66,000 。在不同的 SEH 学位领域，中位年收入范围从低的生物学的 $50,000 到高的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 $94,000 （表 3) 。在 2008 到 2010 年间的经济低迷时期， SEH 领域的最近博士学位得主的中位收入不是保持不变就是稍有下降 (2008 年的最近 SEH 博士学位得主的中位收入为 $67,000) 。 表 3 2010 年按学位领域获得学位 5 年内的最近 SEH 博士学位得主的收入 ( 美元 ) 博士领域 25th 百分位 50th 百分位 75th 百分位 所有SEH领域 47,000 66,000 90,000 生物、农业和环境生命科学 42,000 50,000 71,000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75,000 94,000 120,000 数学和统计 51,000 64,000 95,000 物质科学 45,000 60,000 84,000 心理 47,000 60,000 77,000 社会科学 50,000 63,000 84,000 工程 67,000 87,000 101,000 健康 57,000 75,000 92,000 SEH = 科学，工程和健康。 注：收入按照 1000 美元取整。数据包括调查参照日期前 15 个月到 36 个月毕业生。 数据来源： NSF,NCSES, 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 (2010). 4 就业类型 按就业类型，最近博士学位得主的收入范围，从就业 4 年制机构博士后职位的 $42,000 到就业企业的 $90,000 不等 ( 表 4) 。但在每一部门内随着 SEH 领域不同，也有着明显的变化。 表 4 获得学位 5 年内的最近 SEH 博士学位得主的中位收入，按学位领域和就业部门 : 2010 ( 美元 ) 教育 4 年制机构 博士学位领域 所有部门 所有职位 Tenured 或 tenure-track 职位 博士后职位 2 年制或大学前机构 政府 企业/产业 所有SEH领域 66,000 52,000 65,000 42,000 52,000 76,000 90,000 生物、农业和环境生命科学 50,000 45,000 60,000 42,000 45,000 65,000 73,000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94,000 70,000 74,000 47,000 S 99,000 111,000 数学和统计 64,000 56,000 62,000 51,000 58,000 S 95,000 物质科学 60,000 47,000 60,000 42,000 51,000 71,000 86,000 心理 60,000 55,000 57,000 42,000 59,000 78,000 65,000 社会科学 63,000 58,000 63,000 44,000 57,000 85,000 98,000 工程 87,000 59,000 80,000 42,000 S 86,000 95,000 健康 75,000 69,000 72,000 41,000 51,000 85,000 93,000 S = 保密 SEH = 科学，工程和健康。 数据来源： NSF,NCSES, 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 (2010). 5 博士后 2010 年，过去 5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后的中位收入，仅超过非博士后收入的一半 (57%) ( 表 5) 。这一比例范围从工程博士 (48%) 和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博士 (50%) 的大约一半，到社会科学博士的大约四分之三 (69%) 和数学和统计学 (76%) 。 表 5 最近 5 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 SEH 博士学位得主在博士后和非博士后职位的中位工资 : 2010 ( 美元 ) 博士学位领域 所有职位 博士后职位 非博士后职位 所有SEH领域 66,000 43,000 76,000 生物、农业和环境生命科学 50,000 42,000 65,000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94,000 48,000 97,000 数学和统计 64,000 53,000 70,000 物质科学 60,000 44,000 76,000 心理 60,000 43,000 64,000 社会科学 63,000 44,000 64,000 工程 87,000 44,000 91,000 健康 75,000 47,000 77,000 SEH = 科学，工程和健康。 注：工资按 1000 美元取整。数据包括调查参照日期前 15 个月到 36 个月毕业生。 数据来源： NSF,NCSES,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 (2010). 6 性别和族裔 少数族裔之间的工资差别要略小于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 ( 表 6) 。在全职工作的科学与工程最高学位拥有者中，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所得少于白人 18% ，黑人所得少与白人 22% ，以及西葡裔所得少与白人 17% 。相比亚裔，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所得少 21% ，黑人要少 25% ，以及西葡裔要少 20% 。从事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工资差别常要更适中。 总体上，男女和 少数族裔之间 工资差别在 1995 到 2010 年间仍然在没有很大的变化 ( 表 6) 。 表 6 全职工作的 SE 最高学位拥有者中位年收入，按性别和族裔 : 1995, 2003, 2010 ( 美元 ) 特征 1995 年 2003 年 2010 年 所有 44,000 60,000 70,000 性别 女性 34,000 45,000 53,000 男性 49,000 68,000 80,000 族裔 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S 48,000 59,000 亚裔 45,000 64,000 75,000 黑人 35,000 48,000 56,000 西葡裔 38,000 50,000 60,000 夏威夷当地人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NA 56,000 56,000 白人 45,000 60,000 72,000 多于一个族群 NA 50,000 60,000 NA= 不可得。 S = 因保密原因。 注：工资按大约 1000 美元取整。 数据来源： NSF,NCSES, 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系统 (SESTAT) (1995, 2003, 2010). 7 教育、就业和经验影响 工资随着学位领域、职业领域和部门、以及工作经验而不同。例如， 2010 年个人中位工资较高的最高学位领域是工程 ($86,000), 物质科学 ($68,000), 或计算机和数学科学 ($79,000) ，相比于那些最高学位领域为生命科学 ($50,000) 或社会科学 ($50,000) 。较低工资的学位领域通常有着较高的女性和少数族裔集中度。不对称较大的学位拥有者比例是在生命科学，尤其是指在社会科学 , 相对于其他科学与工程学位领域，工作在非科学与工程职业的工资通常低于科学与工程职业。 工资还随就业部门而不同。学术机构和非营利雇主通常较私营部门雇主给类似技能的雇员付较少薪水，而政府的薪酬则位于二者之间。工资还随诸如年龄或完成其学位后的时间等经验的指标而不同。但是，控制最高学位领域、学位授予机构、职业领域、就业部门以及经验等方面的差别后，男性和女性的估计工资差别减小超过一半。此外，工资还随其他因素而不同。例如，婚姻状况，抚养孩子数，父母教育以及其他个人特征也常常与工资差别有关。工资还随着地区而不同，部分反映不同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别。 8 最近毕业生中的工资差别 最近毕业生的就业指标是其在当前劳动市场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对那些考虑 科学与工程 职业的年轻人来说，值得特别关注 。最近 科学与工程 毕业生中的工资差别 , 特别是在不同的族裔中，较 科学与工程 学位拥有者整体大大降低。在控制教育、就业、人口特征、以及社会经济特性等差别后，最近毕业生中的性别工资差别并未完全消失，但会降低。在控制这些因素后，最近毕业生中的女性挣的大约少于男性 5% 到 9% ，相比之下，在所有 科学与工程 最高学位拥有者中，女性大约要少 8% 到 11% 。 9 新持 H-1B 签证的人群 表 7 显示付给新 H-1B 签证得主按职业组别的工资。这些起点工资来自其最终签证申请表 , 与企业向劳动部所报告的 H-1B 工资不同。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劳动者相对低的中位工资，可能反映出这一领域一般会用 H-1B 签证雇用相对低工资的博士后职位。 表 7 新的 H-1B 签证持有者的年薪 , 按职业 : 2011 财年 ( 美元 ) 职业 中位工资 平均工资 行政专门化 55,000 67,000 建筑、工程和测量 72,000 79,000 艺术 45,000 54,000 计算机相关职业 64,000 70,000 教育 46,000 56,000 娱乐和休闲 35,000 43,000 法律和法学 85,000 106,000 生命科学 47,000 56,000 经理和官员，其他 81,000 103,000 数学和物质科学 70,000 74,000 医学与健康 57,000 93,000 多种专业、技术和管理 70,000 82,000 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科学 48,000 58,000 宗教和神学 36,000 41,000 社会科学 65,000 78,000 写作 43,000 51,000 数据来源：国土安全部 (DHS),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of H-1B Specialty Occupation Workers, Fiscal Year 201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 参考文献： 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 201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B 14-01).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9284 次阅读|5 个评论

美国研发经费的增长模式

热度 1 st69786 2015-9-10 07:27

美国研发经费的增长模式 贺飞 北京大学 1 前言 美国研发系统由多个研发执行者的研发活动以及支持这些活动的经费来源组成。经费执行者和提供者包括私营企业、联邦政府、非联邦政府部门、高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执行研发经费的机构通常接受大量的外部经费，其同时也可能是研发经费的提供者；同样，研发经费提供者同时也可能是执行者。 美国是收集国家研发活动统计数据的最早国家之一，科学基金会（ NSF ）在 1950 年代成立之初就承担国家科学与工程数据统计的职责，迄今已经有 60 余年的数据积累。 2015 年 9 月 8 日 ，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数据统计中心（ NCSES ）发布了最新研发统计数据， 本文根据这一最新统计数据，对近年来美国研发经费的增长模式进行了初步研究。 2 总体概况 2013 年美国研发执行总额为 4561 亿美元 （ 表 1 ） ，相比之下， 2012 年为 4353 亿美元（较之前估计值的向下修正）（ 2011 年为 4278 亿美元），而国内国际经济危机和大衰退的主要经济效应开始前的 2008 年则为 4070 亿美元。统计数据来自 NCSES 的几个主要研发调查的数据综合，包括： NSF 的企业研发和创新调查、高校研发调查、联邦研发经费调查 以及 联邦资助研发中心（ FFRDC ）研发调查 等。其中其他非营利组织执行的研发数据是根据 1996-1997 年非营利机构研发经费和执行调查 的参数估计的。需要指出的这些数据由研发执行 ( 如公司、高校以及 FFRDCs) 机构填报的，总数同联邦机构报告的研发数据存在差别。如 2012 年，联邦机构报告提供给所有执行者的研发合同预算为 1380 亿美元 (590 亿美元给企业 ) ，但所有执行者报告的数据估计为 1250 亿美元 (310 亿美元给企业 ) 。 NSF 迄今尚未找到造成这一差别的明确原因。 表 1. 2008-2013 年按经费来源和执行部门的美国研发经费 部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a 　 当前价（百万美元） 所有执行部门 406,952 405,136 408,197 427,833 435,347 456,095 企业 290,680 282,393 278,977 294,092 302,251 322,528 联邦政府 45,649 47,363 49,955 52,668 51,318 49,859 联邦内部 b 29,839 30,560 31,970 34,950 34,017 33,026 FFRDCs 15,810 16,804 17,985 17,718 17,301 16,833 非联邦政府 343 405 490 493 468 467 高校 53,917 56,972 60,374 62,446 63,284 64,680 其他非营利机构 c 16,363 18,002 18,401 18,134 18,026 18,561 所有来源部门 406,952 405,136 408,197 427,833 435,347 456,095 企业 258,131 246,770 248,314 266,606 275,892 297,279 联邦政府 119,113 127,180 127,559 128,039 124,956 121,808 非联邦政府 4,257 4,287 4,287 4,355 4,105 4,113 高校 11,640 11,917 12,105 12,951 14,136 15,240 其他非营利机构 c 13,811 14,983 15,932 15,882 16,258 17,655 　 2009 年不变价（百万美元） 所有执行部门 410,043 405,136 403,270 414,122 413,961 427,323 企业 292,888 282,393 275,610 284,667 287,403 302,182 联邦政府 45,995 47,363 49,352 50,981 48,797 46,714 联邦内部 b 30,066 30,560 31,584 33,830 32,346 30,943 FFRDCs 15,930 16,804 17,768 17,150 16,451 15,771 非联邦政府 345 405 484 477 445 438 高校 54,327 56,972 59,645 60,445 60,176 60,600 其他非营利机构 c 16,487 18,002 18,179 17,552 17,141 17,390 所有来源部门 410,043 405,136 403,270 414,122 413,961 427,323 企业 260,092 246,770 245,317 258,062 262,339 278,525 联邦政府 120,017 127,180 126,019 123,936 118,817 114,124 非联邦政府 4,289 4,287 4,235 4,216 3,904 3,853 高校 11,728 11,917 11,959 12,536 13,442 14,278 其他非营利机构 c 13,916 14,983 15,739 15,373 15,459 16,542 数据来源： NSF ， NCSE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2013 年，美国总研发支出较2012年增长了207亿美元。而2012和2011年分别较上一年度增长75亿美元和196亿美元，2009和2010年则为负增长。近年来大部分增长都是来自企业研发的增长（本文除非特别注明均为当前价)。2008-2013年的5年间，美国研发平均年增长率按通货膨胀调整后仅为0.8%，低于GDP平均年增长率1.2%（表2）。但个别年度表现不错，如2010 – 11 ( 研发2.7%GDP1.6% )，2012 – 13 (3.2%2.2%) 。在更早的趋势比较中，2003-2008年的美国研发年平均增长率为3.9%，超过GDP的年平均增速(2.2%)。1993到2003年，美国研发年平均增速为3.9%，而GDP则为3.4%。尽管数据显示总研发最近几年都在明显增长，远超GDP的增速，但尚未恢复到美国研发的长期增长模式。 表 2. 美国研发支出的年增长率，按总计和执行部门 , 1993–2013% ） 支出和 GDP 较长期趋势 　 最近 5 年 1993–2003 2003–08 2008–13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当前价美元 总研发支出，所有执行者 5.9 6.8 2.3 　 -0.4 0.8 4.8 1.8 4.8 企业 5.7 7.7 2.1 　 -2.9 -1.2 5.4 2.8 6.7 联邦政府 4.3 4.2 1.8 　 3.8 5.5 5.4 -2.6 -2.8 联邦内部 a 4.2 3.6 2.1 　 2.4 4.6 9.3 -2.7 -2.9 FFRDCs 4.4 5.2 1.3 　 6.3 7.0 -1.5 -2.4 -2.7 非联邦政府 NA NA 6.4 　 NA 20.9 0.6 -5.1 -0.1 高校 7.4 5.1 3.7 　 5.7 6.0 3.4 1.3 2.2 其他非营利机构 b 9.6 4.5 2.6 　 10.0 2.2 -1.5 -0.6 3.0 　 　 　 　 　 　 　 　 　 　 GDP 5.3 5.0 2.6 　 -2.0 3.8 3.7 4.2 3.7 　 2009 年不变价 总研发支出，所有执行者 3.9 3.9 0.8 　 -1.2 -0.5 2.7 0.0 3.2 企业 3.8 4.8 0.6 　 -3.6 -2.4 3.3 1.0 5.1 联邦政府 2.4 1.4 0.3 　 3.0 4.2 3.3 -4.3 -4.3 联邦内部 a 2.3 0.9 0.6 　 1.6 3.4 7.1 -4.4 -4.3 FFRDCs 2.5 2.4 -0.2 　 5.5 5.7 -3.5 -4.1 -4.1 非联邦政府 NA NA 4.9 　 NA 19.4 -1.4 -6.8 -1.6 高校 5.5 2.3 2.2 　 4.9 4.7 1.3 -0.4 0.7 其他非营利机构 b 7.6 1.7 1.1 　 9.2 1.0 -3.4 -2.3 1.5 　 　 　 　 　 　 　 　 　 　 GDP 3.4 2.2 1.2 　 -2.8 2.5 1.6 2.3 2.2 数据来源： NSF ， NCSE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3 研发执行层面 从执行层面来看，企业继续是美国研发最大的执行者。 2013 年，国内执行的企业研发为 3225 亿美元（美国总计 4561 亿美元），占 71% （ 表 1 ，图 1 ）。企业长期是美国主要的研发执行者， 1993-2013 年的 20 年间企业研发执行年占比在 68% 到 74% 之间。 2012 到 2013 年间，企业研发支出增长 203 亿美元， 2011-12 和 2010-11 年分别增长 82 亿美元和 151 亿美元。而 2009 和 2010 年研发执行几乎没怎么增长。最近几年的企业研发的增长是总研发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2008-2013 年 5 年间，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企业研发年平均增长率为 0.6% ，低于同期总研发支出的年平均增长 0.8% ，也低于同期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 1.2% （ 表 2 ）。但 2011 和 2013 年，企业研发的增长明显超过总研发支出和 GDP 的增长率。 图 1 2013 年按执行部门和经费来源统计的各部门研发经费占比 高校是美国第二大研发执行者。 2013 年，高校执行的研发总计为 647 亿美元，占总量的 14% （ 表 1 ，图 1 ）。 1993-2013 的 20 年间，高校每年的占比在 11% 到 15% 之间。美国高校在其研发体系中处在一个特殊位置： 2013 年高校执行超过一半的 (51%) 基础研究。 自 2008 年以来，高校研发执行增长 10 到几十个亿美元。按通货膨胀调整后， 2008-2013 年间高校研发执行年平均增长率为 2.2% ，超过美国研发总支出 (0.8%) 和 GDP (1.2%) 增速。但进一步看每一年的增长时，高校的这一时期的前半段的增长明显要强劲 (2008–09 和 2009–10) （ 表 2 ）。 2013 年，联邦政府执行了 499 亿美元的研发支出，占总量的 11% （ 表 1 ，图 1 ）。其中 330 亿美元 (7%) 是联邦机构的内部研发执行， 168 亿美元 (4%) 是 40 家联邦资助研发中心（ FFRDCs ）执行的。 2012 到 2013 年间，联邦执行经费总计下降 15 亿美元， 2011 到 2012 年下降 14 亿美元。这些下降直接影响了联邦内部研发和 FFRDCs （ 表 1, ，图 1 ）。 2008 年到 2011 年正好相反：联邦总研发支出每年都增长 10 到 20 亿美元之间。近年来的趋势反映了 2010 年后来自 2009 年 ARRA 法案经费的减少以及 2011 年后日益严峻的联邦研发预算形势。在 1993 年，联邦执行占比大约为 15% ，但自那以后逐年下降。 2013 年，美国其他非营利机构的研发执行 ( 排除高校和非营利机构管理的 FFRDCs) 总量估计为 186 亿美元（ 表 1 ，图 1 ），占全美 4% ，这一比例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几乎保持不变。 4 经费来源层面 从经费来源层面看， 企业是美国研发执行的主要经费来源。 2013 年，来自企业的经费为 2973 亿美元，占美国研发执行的 65% （ 4561 亿美元）（ 表 1 ，图 1 ）。几乎所有的企业研发经费 (98%) 投向企业研发执行（ 表 3 ）。剩下的少部分主要投向高校、其他非营利组织以及 FFRDCs 。 表 3. 美国研发支出，按执行部门，经费来源和工作性质： 2013 　 经费来源 ( 百万美元 ) 　 执行部门和工作性质 总计 企业 联邦政府 非联邦政府 高校 其他非营利机构 执行部门百分比分布 研发 456,095 297,279 121,808 4,113 15,240 17,655 100.0 企业 322,528 292,153 29,362 194 * 819 70.7 联邦政府 49,859 180 49,448 50 * 181 10.9 联邦内部 33,026 0 33,026 0 0 0 7.2 FFRDCs 16,833 180 16,422 50 * 181 3.7 非联邦政府 467 * 193 274 * * 0.1 高校 64,680 3,502 36,867 3,594 15,240 5,477 14.2 其他非营利机构 18,561 1,444 5,939 * * 11,178 4.1 来源部门百分比分布 100.0 65.2 26.7 0.9 3.3 3.9 na 基础研究 80,460 28,441 37,826 2,317 9,384 9,720 100.0 企业 19,508 18,203 1,196 21 * 88 24.2 联邦政府 9,531 52 9,413 14 * 52 11.8 联邦内部 5,355 0 5,355 0 0 0 6.7 FFRDCs 4,176 52 4,058 14 * 52 5.2 非联邦政府 NA * NA NA * * NA 高校 41,275 9,384 24,148 2,213 9,384 3,373 51.3 其他非营利机构 10,029 802 3,021 * * 6,207 12.5 来源部门百分比分布 100.0 35.3 47.0 2.9 11.7 12.1 na 应用研究 90,629 49,988 33,357 1,340 4,801 4,841 100.0 企业 51,013 44,738 6,028 47 * 200 56.3 联邦政府 15,103 82 14,915 23 * 83 16.7 联邦内部 8,337 * 8,337 * 0 * 9.2 FFRDCs 6,766 82 6,578 23 * 83 7.5 非联邦政府 NA * NA NA * * NA 高校 18,608 4,801 9,845 1,132 4,801 1,726 20.5 其他非营利机构 5,671 366 2,472 * * 2,833 6.3 来源部门百分比分布 100.0 55.2 36.8 1.5 5.3 5.3 na 试验发展 285,007 230,588 50,625 456 1,054 3,096 100.0 企业 252,007 229,212 22,137 126 * 532 88.4 联邦政府 25,225 46 25,120 13 * 46 8.9 联邦内部 19,334 * 19,334 * 0 * 6.8 FFRDCs 5,890 46 5,786 13 * 46 2.1 非联邦政府 NA * NA NA * * NA 高校 4,797 1,054 2,874 249 1,054 379 1.7 其他非营利机构 2,861 276 446 * * 2,139 1.0 来源部门百分比分布 100.0 80.9 17.8 0.2 0.4 1.1 na 数据来源： NSF, NCSE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2013 年，来自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为 1218 亿美元，占 27% （ 表 1 ，图 1 ）。这些经费主要投向联邦政府、企业和高校（ 表 3 ），其中联邦政府内部经费 330 亿美元全部来自联邦政府， FFRDCs 168 亿美元绝大多数来自联邦政府 ( 近年来非联邦渠道支持 FFRDC 研发大约是 4 亿美元左右，或占 FFRDCs 的 2%) 。 2013 年，联邦研发经费投向企业的为 294 亿美元，占当年企业的 9% （ 表 3 ）。 2013 年，联邦投向高校的经费为 369 亿美元 ( 占高校总经费 647 亿美元的 57%) 。其他非营利机构执行研发经费 186 亿美元中，有 59 亿美元来自联邦 ( 大约 32%) 。 2013 年来自其他渠道的研发经费很少，大约 370 亿美元，占美国研发执行总量大约 8% 。其中， 152 亿美元是高校自有经费 (3%) ，这部分经费全部留在高校执行； 41 亿美元 (1%) 来自州和地方政府，主要支持高校科研； 177 亿美元 (4%) 来自其他非营利机构，大多数也在其内部消化执行。此外，也有部分非营利机构的经费资助高校研发。 5 研发活动性质和投入强度 从研发活动性质来看， 2013 年美国研发支出中基础研究为 805 亿美元，占 18% （ 表 3 ），应用研究为 906 亿美元，占 20% ，绝大多数研发支出用于试验发展，总计 2850 亿美元，占 63% 。 2013 年在 805 亿美元的基础研究支出中，高校所占比例刚好过半 (51%) 。 应用研究的 906 万中企业执行超过一半 (56%) ，其在 2851 亿美元的试验发展中所占的比例更大 (88%) 。 2013 年的 805 亿美元的基础研究经费中， 47% 来自联邦政府。但在应用研究中，联邦经费的比例不占支配地位 (906 亿美元的 37%) ，试验发展更是如此（ 2851 亿美元的 18% ) 。企业提供最大比例的应用研究经费 (55%) ，试验发展经费也是来自企业的最多 (81%) 。 研发强度即一国研发总支出占其 GDP 的比率，常被用于测度一个国家整体研发强度的指标，并被广泛用于国际上各国研发体系的对标比较。 2013 年美国的研发强度为 2.72% ， 2012 和 2011 年分别为 2.69% 和 2.76% 。 2009 年美国的研发强度为 2.81% ，这是自 195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03 到 2013 年的十多年间，这一比率每年都在波动，范围在最低的 2004 年 2.48% 到最高的 2009 年 2.81% 之间。 1990 年代后期以来的研发强度的变化趋势是增长。 2009 年以来的下降只是短期趋势，长远趋势还是增长。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研发强度的增长来自非联邦因素，尤其是企业。企业在国家研发系统中日益重要，研发依赖的商品和劳务在国家和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反，来自联邦的研发强度比例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后期下降，主要是国防相关的研发大幅削减。到 2009 年这一比例略有增长，主要是联邦投入在生物医学和国家安全的研发增加以及一次性的 ARRA 研发经费的投入。 6 结论 结果表明， 企业在国家研发系统中日益重要，研发依赖的商品和劳务在国家和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美国研发近年来大部分增长都是来自企业研发的增长。尽管数据显示研发总经费在最近几年都在明显增长，远超GDP的增速，但尚未恢复到美国研发的长期增长模式。从执行层面来看，企业长期是美国主要的研发执行者，1993-2013年的20年间企业研发执行年占比在68%到74%之间。高校是美国第二大研发执行者，在美国的研发体系中处在一个特殊位置：2013年高校执行超过一半的(51%)基础研究。从经费来源层面看，企业也是美国研发执行的主要经费来源。2013年占美国研发执行的65%，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企业研发经费(98%)投向企业研发执行。从研发活动性质来看，2013年美国研发支出中基础研究占18%，应用研究占20%，试验发展占63%。从研发投入强度看， 2003到2013年的十多年间每年都在波动，范围在最低的2004年2.48%到最高的2009年2.81%之间。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研发强度的增长来自非联邦因素，尤其是企业。 参考文献： NSF, NCSES, 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 (annual series). （转载请注明出处）

5308 次阅读|1 个评论

美国高校来自联邦政府的科学与工程经费连续三年下降

st69786 2015-7-1 09:44

美国高校来自联邦政府的科学与工程经费连续三年下降 贺飞 北京大学 近日，美国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 (NSF, NCSES) 发布了“联邦科学与工程支持高校和非营利机构经费调查”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自 2011 财年以来， 美国高校来自联邦政府的科学与工程经费连续三年下降。 美国 联邦政府资助高校的科学与工程活动包括 6 个类型：研发 ( 过去 3 年内每年均占联邦投入高校的 89%) ；研发设施；科学与工程教学设施和仪器； 奖学金和实习实训资助；科学与工程常规资助；以及其他科学与工程活动。 2013 财年，美国联邦机构投入给 995 家高校的科学与工程活动的经费为 290 亿美元，按当前价美元计算较 2012 财年的投入给 1073 家高校的 310 亿美元减少了 6% 。美国高校科学与工程经费连续 3 年减少，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高校来自联邦的科学与工程经费从 2011 财年到 2012 财年减少了 10 亿美元（ 4% ），而从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减少了 20 亿美元 (7%) （表 1 ）。 表 1. 联邦投入高校科学与工程的经费，按不同活动： FY 2011–13 财年 所有联邦经费 研发 研发设施 科学与工程教学设施和仪器 奖学金、实习实训资助 科学与工程常规资助 其他科学与工程活动 当前价百万美元 2011 31,460 27,971 323 4 1,014 208 1,941 2012 30,848 27,419 424 4 913 141 1,947 2013 29,034 25,869 246 4 892 132 1,891 2009 财年不变价百万美元 2011 30,591 27,199 314 4 986 202 1,887 2012 29,480 26,203 405 4 873 135 1,861 2013 27,334 24,354 232 4 840 124 1,780 从经费来源部门来看， 2013 财年，卫生与公共事业部 (HHS) 、 NSF 以及国防部（ DOD ）合计提供了联邦投入给高校经费的 87% ，其中 HHS 占 58% ， NSF 占 17% ， DOD 占 12% 。农业部（ USDA ）、能源部（ DOE ）和 NASA 提供了其余经费的绝大部分 (11%) 。但是，在这 6 个机构中，仅有能源部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的支持高校科学与工程的经费是增长的（表 2 ）。 表 2. 联邦各机构支持高校科学与工程活动的经费（按机构 2013 财年数据排序）： FY 2011–13 财年 所有机构 HHS NSF DOD USDA DOE NASA 其他机构 a 当前价百万美元 2011 31,460 18,164 5,113 3,923 1,449 1,160 592 1,059 2012 30,848 17,904 5,114 3,637 1,220 1,018 971 985 2013 29,034 16,839 4,911 3,365 1,136 1,054 884 847 2009 财年不变价百万美元 2011 30,591 17,662 4,972 3,815 1,409 1,128 576 1,030 2012 29,480 17,110 4,887 3,476 1,166 973 928 941 2013 27,334 15,853 4,623 3,168 1,069 992 832 797 说明：本文经费统计口径为合同预算。 数据来源 ： NSF, NCSES ， Survey of Fede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pport to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Nonprofit Institutions, FY 2013.

个人分类: 文献计量学|3589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和研发设施经费呈下降趋势

热度 4 st69786 2015-5-19 08:41

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和研发设施经费呈下降趋势 贺飞 北京大学 近日，美国科学基金会发布了 2013-15 财年联邦研发经费调查的初步结果，其完整结果将在随后的报告（ Federal Fund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scal Years 2013–15 ） 详细公布。 数据显示联邦部门用于研究、试验发展和研发设施 ( 设施和固定设备 ) 合同预算经费，从 2012 财年的 $1410 亿美元下降到 2013 财年的 $1270 亿美元或 9% （当前价美元）。按当前价美元计算，研究、试验发展和研发设施经费对比 2012 财年分别下降了 4% 、 14% 和 11% 。 2014 财年，联邦用于研发和研发设施的合同预算估计增长 3% ( 当前价 $40 亿美元 ) ，并且在 2015 财年计划增长 2% （当前价 30 亿美元）。现摘要介绍一下这些初步调查结果。 从事研发的联邦部门的合同预算经费包括部门内部研发经费和联邦资助其他机构的研发经费。总体上看， 2013 财年，联邦资助的企业研发经费总计为 500 亿美元 (40%) ，内部研发活动经费总计为 330 亿美元 (26%) 。如下文所述，这些经费按执行者类型机构间分布差异很大。 国防部占 2013 财年的所有研发合同预算的 51% ( 当前价 640 亿美元 ) 。国防部研发合同预算按当前价美元在 2012 财年和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14%(100 亿美元 ) 。国防部是最大的联邦外部研发经费提供者 (61%) ，且主要由企业执行研发 (79%) 。国防部的企业执行研发在 2013 财年下降了 19% ( 当前价 90 亿美元 ) 。国防部研发总经费在 2014 财年估计增长小于 1%( 当前价 4700 万美元 ) ，计划 2015 财年增长 3% (20 亿美元 ) 。 卫生和公共事业部 (HHS) 占 2013 财年所有联邦研发合同预算的 23%( 当前价 290 亿美元 ) 。 HHS 研发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6% ( 当前价 20 亿美元 ) 。 HHS 是 2013 财年最大的联邦资助高校 (64%) 以及其他非营利机构 (75%) 的部门。 2013 财年 HHS 研发经费在这两个执行部门分别下降了 6% 和 5% 。 2014 财年 HHS 研发总经费估计增长 3% ( 当前价 8.99 亿美元 ) ， 2015 财年计划增长 1% (1.92 亿美元 ) 。 NASA 占 2013 财年所有联邦研发合同预算的 8%( 当前价 100 亿美元 ) 。 NASA 研发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3% ( 当前价 2.93 亿美元 ) ，其中内部和高校执行者按当前价美元计算下降最大（分别为 1.08 亿美元和 9100 万美元）。 2014 财年 NASA 研发总经费估计增长 5% ( 当前价 5.64 亿美元 ) ， 2015 财年计划增长 4% (3.94 亿美元 ) 。 能源部 (DOE) ( 占 2013 财年总研发合同预算的 8%) 的研发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的下降幅度最小，为 1% ( 当前价 1.11 亿美元 ) 。虽然 DOE 在 2013 财年的总体研发合同预算下降，其资助给 FFRDCs 的合同预算却增加了 6% ( 当前价 4.07 亿美元 ) 。 DOE 资助 15 和 FFRDCs ，是联邦部门中最多的。 2014 财年 DOE 研发总经费估计增长 5% ( 当前价 5.24 亿美元 ) ， 2015 财年计划增长 6% (6.58 亿美元 ) 。 NSF 占 2013 财年所有联邦研发合同预算的 4%( 当前价 50 亿美元 ) 。 NSF 研发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4% ( 当前价 2.14 亿美元 ) 。 NSF2013 财年资助高校的合同预算占其总量的 82% 。 2013 财年 NSF 给这些执行者的经费的下降小于 1% （当前价 2000 万美元）。 2014 财年 NSF 研发总经费估计增长 4% ( 当前价 2.07 亿美元 ) ， 2015 财年计划增长小于 1% (1500 万美元 ) 。 总体上看，用于研究的联邦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4% ( 当前价 30 亿美元 ) 。其中占 2013 财年联邦研究合同预算经费 50% 的 HHS 按当前价美元计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最多，为 20 亿美元，接着是 DOD ( 下降 7.08 亿美元 ) 。 NSF 的研究经费下降 2.14 亿美元，美国农业部下降 9700 万美元， DOE 下降了 2800 万美元。 NASA 有 6% 的增长 (3.22 亿美元 ) ，是前六个研究经费最多部门中唯一增长的部门。 2014 财年用于研究的联邦经费估计增长 6% ( 当前价 30 亿美元 ) ，但在 2015 财年计划降低小于 1% (6800 万美元 ) 。 按照研发工作性质分，用于基础研究的联邦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4% ( 当前价 10 亿美元 ) 。 2013 财年 6 个提供基础研究经费最多部门中的 5 个 (HHS 占总计 51%; NSF 占 15%; DOE 占 13%; DOD 占 6%; 以及 USDA 占 3%) 都报告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当前价美元）。 NASA 占 10% 的 2013 财年的联邦基础研究合同预算，报告其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基础研究经费增长了 8% ( 当前价 2.18 亿美元 ) 。 2014 财年用于基础研究的联邦经费估计增长 6% ( 当前价 10 亿美元 ) ，但在 2015 财年计划降低小于 1% (1.46 亿美元 ) 。 用于应用研究的联邦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下降了 5% ( 当前价 20 亿美元 ) 。 2013 财年 HHS 、 DOD 及 USDA合计 占 联邦用于应用研究的合同预算的65%。按当前价计算，这些部门的应用研究合同预算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分别下降了 10 亿美元、 5.34 亿美元和 8900 万。 NASA 、 DOE 和 NSF 的应用研究合同预算，按当前价美元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总计增长了 2.59 亿美元。 2014 财年用于应用研究的联邦经费估计增长 6% ( 当前价 20 亿美元 ) ，但在 2015 财年计划增长小于 1% (7900 万元 ) 。 从学科领域来看， 8 个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的 6 个在 2012 财年到 2013 财年间的联邦研究经费下降。其中按当前价美元下降幅度最大的两个领域是生命科学 ( 下降 20 亿美元或 5%) 和工程 ( 下降 4.55 亿美元或 4%) 。两个经费增加的领域为：社会科学 ( 增长 1.12 亿美元或 10%) 和环境科学 ( 增长 1.57 亿美元或 4%) 。 在 2013 财年， 3 个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 79% 的 2013 财年的联邦研究总经费：生命科学 (50% 研究总合同预算 ), 工程 (18%), 以及物质科学 (11%) 。

个人分类: 文献计量学|7359 次阅读|4 个评论

《自然》专辑介绍印度科学发展和科技政策

st69786 2015-5-14 16:19

《自然》专辑介绍印度科学发展和科技政策 贺 飞 北京大学 本周出版的《自然》，以一个专辑来集中介绍印度的科学发展和科技政策，全面审视印度科学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文章认为 印度有抱负，在改善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方式方法不太对路子。 该专辑包括一组数据将印度研发同他国对比评估其优势和劣势。一篇新闻特写给出了深层次的数字，揭示了印度在空间、生物技术和能源领域的成功，并且揭示了官僚主义、经费不足和其他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障碍。专辑介绍了印度科学家对生物技术部新大臣Krishnaswamy VijayRaghavan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推动生物医学研究。此外，有10个科研领导人就该国的科研能力建设提出了建议- 从更好的资助、设施、教育教学到公平招聘、更多自治以及关注本地问题等。能源专家Arunabha Ghosh和Karthik Ganesan认为廉价清洁的电力将是关键。印度只有通过追踪这些基础问题才能追赶上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 印度正在跑步向前。有着近13亿人口和稳定的增长率，不久它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GDP在2000到2013年间增长到3倍多，从购买力看其全球经济排名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的科研产出也在攀升，同期其论文增长到四倍。但是印度要想成为科学巨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几乎所有指标 — 支出，研究人员数量以及论文质量 — 印度都要低于其常比较的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巴西等上升经济体。 印度科技部网站自豪地声称：印度是基础研究领域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印度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可喜的进展。但是印度也存在深层次问题阻碍创新，妨碍进步。主要有：科技人力资源微不足道，高水平大学相对较少，制造业没有活力，官僚主义盛行。结果造成许多印度科学家远走他乡求学和工作。很容易将原因归咎为经费缺乏。印度的研发投入占其GDP比率小于1%，远低于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更不谈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了。 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提升科学促进国家发展。其首先必须扩展其科研人力资源规模。但是这必然需要更多的高水平大学以及为其毕业生腾出工作岗位。政府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其建立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这些措施刺激了少数企业的科研投入，但距离大面积创新还很远。此外，印度必须克服阻碍研发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科学家抱怨经费到账总是滞后数月，招聘职位旷日持久。突出的例子，在科学与产业研究理事会（CSIR）监管下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实验室缺少长久的领导。即便是CSIR也是由临时主任领导，Madhukar Garg告诉《自然》，如果该组织持续这样子，“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同前任一样，印度总理莫迪公开向官僚主义宣战，但是进展不大。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培养有管理经验的人才，并且提拔到相应的岗位。 参考文献： Nature Volume: 521, p125p 141-157(2015)

个人分类: 文献计量学|2993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点期待：政府科技管理先要“做正确的事”

热度 2 zhangjiuqing 2015-1-25 09:41

一点期待：政府科技管理先要 “做正确的事” 对 政府 科技管理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 ， 我们已经讨论了 很多 。目前科技管理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 ，不管是 提高 量化排名 的质量 ， 还 是 建立独立的 第三方科技 评价， 是建立在政府“正确地做事”这一要求下的，是以提高管理效率为政府的终极管理目标的。这种目标定位，忽略了一个更大的 、更 为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 政府科技管理 最应该的是 “做正确的事”。 如果“做正确的”事这个前提不牢靠甚至不成立，接下来的“正确地做事”也难以成立。 “做正确的事” 和“正确地做事”，是管理学最基本的准则，是管理者的应知应会。著名的管理学大师 德鲁克 阐述过两者的差别和重要性，大概的意思是 ： 以 正确的方式做事， 关注的是效率； 做正确的事 ，关注的是效能 。 作为管理者，把 效率和效能 看得都重要是应该的，但是更要清楚的是， 效率和效能的重要性 程度是不一样的 。 最好的管理者当然 希望同时提高效率和效能，但在效率与效能无法兼得时， 管理者 首 要解决的是 效能 问题 ，然后 才是 提高效率 的问题。 历经多年的一轮轮科技体制改革，多是在解决“正确地做事”上做文章，本来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府管理者抛弃了层级管理的做法，把自己降身为基层的、低级的管理者，总是针对着一个个具体的科技计划项目、到个人的人才计划、附着在机构内部组织的各种基地建设计划等等来做文章，把管理效率分解到这些项目、人和基地的身上。为了管理效率，他们双眼死死地盯着这些项目、人、基地的经费划拨、过程监管、业绩评价，生怕出一点差错，生怕产出达不到投入的预期，以此作为政府科技管理的政绩和个人的业绩。 比如，政府出台了一个又一个计划项目来分配经费，计划项目不够用了，就出台专项来补充项目；单个项目实施时间长了，没有新鲜感了或者觉得计划有缺陷，就出台一些基地、平台计划；基地、平台计划时间长了，没有新鲜感活着还是发现有不足，就出台一些人才计划。这些东西多了显得散乱了，就提出集中协调整合；现在多到自己都管不过来了，就提出委托第三方机构、专业机构代理管理代理评价，即使没有几个人弄清楚第三方机构专业机构到底是什么。政府科技管理时刻在改革的路上，为提高管理效率殚精竭虑，为“正确地做事”忙忙碌碌，不去管自己该不该出发，也不去管自己出发时的初衷。 在这里，列举 “做正确的事” 的几个基本要点： （ 1 ） “做正确的事” 是首先要确立的是做事的思想意识，是理念， 是“行成于思”中的“思”， 用来指导正确地 做事的 行动 ； （ 2 ） “做正确的事” 是要确定面向未来的使命和定位，并且让正确地做事的人能认同这种使命和定位； （ 3 ） “做正确的事” 是要前瞻部署，对创新进行投入并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而不是让正确地做事的人承担风险； （ 4 ） “做正确的事” 要确立相对稳定的目标，不能让 目标漂移不定 ，不能 反复调整 目标，让人不停地改变行为而正确地做事 。 那么，政府在科技管理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呢，看看科技人员如此多的吐槽就能判定。我们可以对照上述四点，进行一些检视。 （1） 关于思想理念：学术自治、科研自主是科技工作者取得成就的根本保障。政府科技管理首先树立起服务于学术自治、科研自主的思想理念，并在科技资源配置、使用和管理中践行这一理念，才是做正确的事，是头等大事。 （ 2 ）关于使命定位：政府科技管理的使命是要让本国的基础科学走向前沿、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军事科技增强国防、公益科研造福民生，而不是着眼于某些具体的科研项目、人才、基地的评审、评价、评估及其经费使用管理等。 （ 3 ）关于前瞻部署：政府科技管理要在理性预测的基础上，在不影响常规科研活动的前提下，基于政治目的做出一些特殊的、差异化的倾斜部署，这种部署是把少量的赌注下在政府认为某些重要领域、专门机构，政府科技管理主要对自己下的这个赌注负责监管。 （ 4 ）关于稳定目标：政府科技管理往往通过各种条例、规定和政策文件来展开。当管理者把出台这些条例、规定和政策文件作为行政业绩和管理目标的时候，这些目标必可避免地打上了部门利益和短期绩效的烙印。 总之，政府科技管理“做正确的事”，不体现为它出台了多少新的文件，改革了多少旧的制度，评审和管理了多少经费、项目、人才和基地，统计科技人员发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专利，为多少人发了多少项科技奖励，每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点数，下放了多少行政审批事项。 如果政府科技管理不花大力气，先去确定“做正确的事”，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效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 究竟何为“做正确的事”，大家各抒己见吧。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2675 次阅读|2 个评论

科学进步的未来：一个比喻性的总结

热度 2 zhangjiuqing 2015-1-6 12:33

说明：本文是拙著《科学的进步：表现与动力》（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的最后一章。 科学进步的未来：一个比喻性的总结 本书前面各章用科学史中的若干案例说明了， 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着的，其核心的标志就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描述、解释、预测和方法，使我们的认知从不完备到较完备、从不精确到较精确、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科学进步的路径是多元化的，科学共同体通过辩护、技术、竞争与合作等来淘汰他们认为不成熟的科学事实、科学理论，而让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存活下来。科学进步也受到应用、利益、机制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它们或者加速科学进步或者阻碍科学进步。 本章试图做一个总结。在总结之前，先简要说明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常常简化为科技创新，虽然本质上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有着差别，科技创新则强调了两者之间的融合。同时，中国又特别强调科技创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接着描述科技创新面临的内外部威胁，这种威胁是全球性的。随后，采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科技创新其实相当于一种生态系统，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种子、土壤和环境三者之间维系的良好生态关系。最后，用本书描述科学进步的表现和动力的 12 个因素，来描绘 中国科技创新的未来。 1 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 自人类存在，认识自身、认识环境、认识世界就成为基本的欲求。通过观察和实验，通过归纳和演绎，运用智慧和灵感，描述、解释和预测着人体或者借助工具所感知到的世界，科学给我们提供逐渐清晰、日益精确、更加系统的知识。例如，物理学使我们了解到物质怎样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化学是我们知道了怎样从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天文学的发展让人类看到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光年外的宇宙；地理学让我们认识到地心深处的构造及其活动；生物学为我们揭示了生物繁衍不息的秘密。 自人类存在，以制造工具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及其创新就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志。技术发明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造物及其制造这些人造物的新工艺、新方法，创新则是技术发明的大规模商品化、产业化过程。通过发明创造，技术创新增强了我们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技术创新增强了我们积聚财富的能力，使物质变得更充足；技术创新拓展了我们的感官领域，使精神变得更丰富。例如，绿色农业技术创新保障了粮食的供给；制造技术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工作与生活用品；信息技术创新使得我们的沟通和交流更加及时快捷；航空技术创新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海洋技术创新帮助我们潜入到极深的海底。 早期的科学和技术沿着各自的轨道前进，到了 18 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和技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 一方面，系统地应用科学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科学为发明家提供了了解事物特性、预测事物发展的手段，导致新技术的产生，工程师们则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扫描式隧道显微镜的发明来自于量子力学原理，导电塑料的发明来自于材料科学的进展。技术也为科学提供了最先进的观察和实验的手段和工具，例如计算机技术使得类似气象、人口、基因结构等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变得容易，技术科学家能抵达一些过去非常难以到达的研究地点 ( 如南北极地、深海海底、太空、高温高压有害现场等，进而推进了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技术也为科学研究提供方向。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得益于蒸汽机效率提高的技术问题，基因工程技术为科学家解基因结构提供了动力和方向。技术越复杂，与科学的联系就越紧密，使得人们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截然分开。新技术需要新发现，新发现需要新技术。科学技术关系密切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以望远镜为载体的天文观测技术的发展引来宇宙科学的进步。自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以来的 400 年间，从小口径光学望远镜、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射电天文望远镜到各种空间望远镜，放大倍数、分辨率和观测的电磁波范围大幅度提高，使人类看到的宇宙空间越来越大。 当技术发明只是一些新型装置、产品、工艺或系统的想法、草图或模型的时候，当技术发明还只是专利文献的时候，技术创新过程就远远没有完成。创新把那些非常重要的技术发明商业化、产业化，技术发明将进一步得到完善，更多的技术发明也将在创新过程中实现。 科学 进步 、技术创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的线性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使得 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 呈现 某种双 螺旋的结构。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简称为科技创新。 2 科 技创新与 经济社会发展 科学受经济 、 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科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从数据的收集、假设的提出、理论的创立、信息的交流到实验的验证，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众多科学家参与其中。科学首先受到科学家所在的科学共同体和组织的影响，例如科学家必须考虑哪些是科学共同体认为有趣、前沿、主流的研究，哪些是能够得到优先资助的研究，科学家还要受到各国文化、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经济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远大于对科学的影响。如果说科学更加注重理想状况下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检验，技术发明则更多考虑到众多条件约束下的可行性，这种约束不但来自于科学原理、定律，而且来自于经济的（成本及其经济收益）、生态环境的、政治的（政府鼓励与限制）和道德的（对他人或者下一代人的伤害）的约束。技术创新更是要考虑到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利润的最大化，如消费者的接受程度、风险资本的投资方向效益、政府的税收激励，等等。 科技创新与经济 、 社会发展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科技创新—经济—社会这种线性关系，而是相互融合、促进，构成整个社会进步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科学的研究中，技术发明与创新将会失去基础。没有技术创新和投资，产业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加将会面临困难。如果缺乏对技术发明及其推广应用的理解，也不可能产生好的科学思想。 例如，美国国防部预研局（ DARPA ）对许多科学领域如行为科学、前沿材料技术、预警技术、雷达、卫星通信、高能激光、超微电子技术等都进行了研究，一个显赫的贡献是互联网的研发与应用。美国和前苏联的外太空竞赛带给人类的是通讯卫星、全球通信网络、大气检测系统、资源探测卫星、智能材料等等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科技创新成就。政府和企业出资金，科学家发明家出智慧，这种科技创新模式便是整个科技 、 经济 、 社会运行的一个缩影。 3 科技创新面临的内外部威胁 科研经费的匮乏。科学研究越来越深入，面对科学问题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科技创新变成了一个需要大量投资的风险事业，科研资金的匮乏也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而加剧。青黄不接的资金资助形式使得科学家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短期目标上，而那些需要长时间研究才有可能带来重大发现的科研问题便少人问津。 科研不端行为的严重。科学家的信誉是建立在科研诚信的基础之上，然而包括剽窃、伪造、篡改等在内的科研不端行为的不断发生正在侵蚀着科学家的良好信誉。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是检验科学是否诚信的主要手段之一。 2013 年 7 月 31 日英国《 Nature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透露，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存在大量不具有可重复性的实验研究。例如， 2011 年，德国拜尔公司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在 67 项内部临床前研究中，大约 2/3 无法验证。 2012 年，美国加州一家名为安进的制药公司对 53 项关于癌症的论文进行重复性检验， 89% 的研究结果无法重复。 2013 年 5 月，对美国德克萨斯州 MD 安德森肿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至少有 50% 的已发表数据无法进行重复。这些证据说明医学论文中可能存在大量的科研不端行为。科学共同体中已经逐渐形成了赢者通吃、快鱼吃慢鱼的竞争激励机制。适度的竞争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但过度竞争也导致了科研不端行为的泛滥，成了科学进步的阻力。赢者通吃使得科研经费、奖励和其他的回报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发表论文的科学家身上；快鱼吃慢鱼使得草率的研究挤出了精雕细作的研究。 追求 科技创新的高效率。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的难度显著增加。丰富的专业背景知识、长时间的辛苦劳动、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加上昂贵的技术装备，使得科技创新成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这个复杂巨系统必须良好运行，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许多投资者往往只追求 效率，把科技创新看成是只要有人财物的投入后就会立竿见影的事。 因为对资金的依赖，科学家越来越听命于投资人，屈从于任务导向的研究，科学家的自主性和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性受到了挑战。因为不端行为的存在，投资人对科学家的科研活动和行为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监管，听取了越来越多的汇报。 科技创新和 投资者之间需要 足够的张力。例如，就基础科学研究而言，仅把科学研究当成是一种创造性艺术，认为任何对导向性、目标性的要求都会窒息科学研究的独创性思维；或者仅把科学研究当成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认为科学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回应这种需要；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比如，投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源是有限的，对科学的目标要求和定向在于投资者能确定把有限资源放到哪个研究领域哪个研究主题，但投资者的目标要求不能控制到具体某个具体科学家的研究策略上。 4 一个比喻的描述：科技创新的 种子 、土壤和环境 好的种子必须根植于好的土壤，加上充足的阳光雨露等好的环境，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科技创新的发展，也离不开好的种子、好的土壤和好的环境。 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科学发现的基础，发明家的创造能力是技术发明的基础，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科学家渴望解开自然之谜，揭示隐藏在宇宙运行中的基本法则；发明家渴望改变这个世界，创造出新奇的东西；企业家渴望让更多的人购买新奇的商品，得到更多的财富。 把好奇心转变为持久的兴趣，让兴趣贯穿于科学研究的职业生涯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探索欲望才能转变为实际研究的行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产生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好奇心和兴趣导致科学家把专业研究当成自己的事业，制定为之奋斗的自我目标。新概念的提出、新方法的应用可能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也可能依靠直觉和顿悟。现代科学发现史表明，大部分开拓新领域的科学发现，都有难以预见和计划的本性，而是依赖无意中偶然发现的某些线索，然后循着这些线索不断探索、大量检验而得到结果。以现代医学的发现为例，弗莱明对青霉素的发现、尼科尔对于斑疹伤寒的发现、阿尔伯对于内切酶的发现都源于直觉。富有创 造 力的科学家能够抓住这些直觉和顿悟， 在好的制度保障下 进行持之以恒 的 研究，使之最终变成科学发现。 现代技术发明史表明，技术发明来源于应用科学，虽然有着问题定向、目标定向，但具有原创意义的技术发明仍然与原本的定向相差甚远，与既有的技术路线大为背离。 具有创造能力的创新者，往往具有一些区别于非创新者的特征，例如，技术发明家一般具有丰富的技术背景，更擅长工作而不是与人打交道；更擅长处理技术问题而不是市场营销，对创新和产品概念全身心投入而轻视别人的专业判断；能熟练表达和交流思想，而不擅长组织中的常规流程。 现代的科技创新极少由某个人在业余时间完成，或者说业余科学家、发明家几乎绝迹。因为科学的大科学化、应用化，技术发明的复杂化和产业化，技术创新的规模化，都使得科技创新已经职业化、体制化，创新工作者主要居身于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大学及其研究机构、企业等，也属于他们所在的利益团体（如科学共同体、技术共同体、企业家协会等）。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发明与创新，都发生在组织之中。组织为科技创新提供着土壤，包括必要的基础设备（如办公条件、实验条件）、同行评议、学术传统、制度规范和激励措施等等。 像其他很多工作一样，创新工作者只有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处于相对安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高效率，各种报酬、福利等成为调节创新者行为的主要手段。从事创新的人数很多，但要完成真正创新的机会却是有限的，创新竞争愈演愈烈的事实表明科技创新体系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体系。组织的创新动力，是创新者继续从事创新的巨大维持力，也成为激励未来创新者从事创新的力量。 不同组织里的创新者，同一组织中在不同场所（如实验室、办公室、野外、深海、空间等）的创新者，所能从事的工作往往有着极大的区别。一个能提供创新动力的组织，应该具备专业化的背景知识和沟通渠道，能够让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人都能展现活力；工作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挑战性，能够对一个狭窄的技术方向保持较长时间的钻研；没有严格的目标控制，保证思想的自由表达，在学术观点上既竞争又合作；给人以生活安全感，把失败看成是组织特有文化的一部分。 科学社会学的默顿流派把科学研究的规范定位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和原创性（英文简写为 CUDOS ），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认为科学的奖励制度是科学发展的动力系统。齐曼则认为现代科学具有产业化的特征，其规范表现为是“所有者的、局部的、权威的、定向的和专门的 ( 英文简写为 PLACE) ”，认为成本收益控制、技术创新与扩散等因素才是科学的动力系统。实际上，前者强调的就是组织对科学家的规范作用；后者强调的则是社会对科学家的制约。 从事科技创新的个体具有运用一切手段获取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者经济利益的基本诉求，这种诉求与他们的社会环境因素如家庭职业传统、文化熏陶、社会教育的塑造、社会风尚等密不可分。 以科学家为例。在追求功利的时候，社会不是直接强迫科学家去从事科学研究，而是通过社会报酬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诱导来实现的。首先，社会通过较高的职业报酬和职业声望使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愿意并能够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然后，社会通过对已经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家进行各种激励，让科学家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并不是单指直接影响个人创造能力、组织创新动力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还包括更多的东西，如教育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生产要素条件、市场环境、需求水平、产业环境、政府角色等等。例如，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中，对科技创新的资助减少使科学家不得不抽出更多的时间去为经费而努力，竞争的加剧又将使科学家为争取投资而做大量的前期工作，而本来他们的时间都可以更多地用于科研。 一粒优良的种子，在土壤中发芽、成长，得到了雨水、阳光和营养供给，然后开花、结果，是一个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生质变，科技创新也是如此。 实际上，任何一项伟大的科技创新成果并非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杰作，每一项新的科技创新都凝聚着前人的智慧和灵感，都建立在已有的客观基础之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和发展历程，很多不为人知的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为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方案。这些方案累积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重大发现、发明以及重要企业问世的临界点，权威的科学家、著名的发明家和成功的企业家也适时出现在这个临界点上。如果某一个人、组织和社会都没有这种量变的积累，也就不会产生这个临界点，也不会出现那些伟大的人物。 关于蒸汽机、飞机、计算机的科技创新莫不如此，尽管普通人通常只能记住瓦特、莱特兄弟和图灵等人的名字。 青霉素 的研究（通常人们只会联想起他的发现者弗莱明）可以用来分析 科技创新 的种子、土壤和环境问题 。 1922 年开始，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开始从事抗菌物质研究， 6 年的努力为 1928 年他偶然发现青霉素做足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没有技术基础，当时生化学家无法从培养液中提取大量品质纯正的青霉素出来，科学发明未能转化为技术发明 。弗莱明也未能进一步推动青霉素的研究，他的发现静静地隐身于 1929 年发表的 论文里 。 193 5 年 以后 ， 科学家弗洛里重新发现了青霉素的经济价值，和 钱恩 、希特利等人一起组成团队，开始着手研制青霉素的生产技术 ， 以 实现青霉素的高效分离和提纯，增强青霉素的抗菌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伤病，为青霉素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市场需求 。美国政府将青霉素列入战时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组织联合攻关，研发出 大规模 生产青霉素的关键工艺。 1944 年，青霉素的快速和大批量生产已经成为现实 。在这个案例中，弗莱明、钱恩、弗洛里和希特利从事的科研活动是科技创新的优质种子，伦敦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和科学共同体为种子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英国、美国等的政府和社会为种子的最后开花结果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经过长达 20 年的不断努力和积累，才完成青霉素的科技创新。 5 中国科技创新的未来 2012 年 ，我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 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位 ，我国的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的研发资金投入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科技界无法回答 “中国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奖科学家” 、 “中国何时才会出现乔布斯” 这样的问题，引发了上至政府下至普通公众的“中国式科技创新焦虑” 。 一个经济大国理应是一个科技大国，一个研发投入大国理应是一个科技强国。单从数量看， 我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总量 已居 世界第二位 ，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也超过了美国，应该说中国已经迈入了科技大国的行业，但是从重大的科学发现和重要的技术发明来看，中国科技人员的贡献确实是与中国的科技大国地位完全不相称的。这表明，从科学进步的表现来分析，中国科学家在科学的核心部分，如科学描述、解释、预测和方法等方面，还没有取得科学共同体认可的重大进步。 科学进步也需要科学共同体的动力。科学共同体不只是简单的科研人员的组合，他们具有较长的学术研究传统、基础研究设备和持续科研的能力，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的科研交流，塑造并遵循相同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进行严格的同行评议，维护适度的合作与竞争，完成对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及时承认、奖励以及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发明家。这一科学共同体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大致在 20 世纪初 中国 开始近现代科学研究，百年的时间里又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文化大革命等的分割，因此，中国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尚在起步阶段，来自科学共同体的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如辩护、 技术、竞争、合作的力量等比较小。 还有一些特殊的外在因素在阻碍着中国的科技创新。例如，行政权力对科研活动的过多与过频繁干预破坏了科学家创新的自主权；以论文发表数量为标准的人才评价机制加剧了赢者通吃和快鱼吃慢鱼的现象；维持科学家基本科研活动的保障性经费的缺乏，迫使几乎所有的科学家要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科研项目的申请上 。 这表明，未来的中国科学进步需要得到更好的社会动力。 不管是从科学进步的动力因素分析，还是从科技创新的种子、土壤和环境来分析，中国的科技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大家的努力、时间和耐心。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6613 次阅读|10 个评论

政策视角的科技资源配置失衡：基础研究被应用研究压倒

热度 3 ZJUlijiang 2014-9-28 11:53

从RD投入的视角来看，基础研究一直被应用研究压倒，这一观点被科学家们向政府反复提及甚至警醒。我们从科技政策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中央政府在科技活动中的重点工作，研究发现，中国中央政府一直重视应用研究远胜于基础研究；但近年来，基础研究的受重视程度有所上升。这项研究从科技政策的视角印证了“基础研究被应用研究压倒”的观点。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应用研究源于8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随后的科技体制改革旨在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下，经济收益不明显的基础研究一直未得到重视。 论文发表在Scientometrics（SSCI收录）：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13-1199-x 。附论文标题与摘要： Basic research is overshadowed by applied research in China: a polic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basic research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applied research in China for deca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 policy. The data involves 4,707 Chinese ST policie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49 and 2010, which are grouped into five phases,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ST system reform in China. We also found that ST policies in China are leaning more towards basic research, and the gap between basic research and applied research is shrinking.

3368 次阅读|5 个评论

文献计量的新应用——政策计量

热度 5 ZJUlijiang 2014-9-3 15:43

公共政策文件（含法律、政府部门性规章、通知、条例等形式）也是一种文献，与学术期刊论文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政策文件也有标题、发文机构、发文日期、正文等要素。在Scientometrics（SSCI收录期刊）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我们收集了1949-2010年间中国中央政府机构颁布的4707份科技政策文件，把文献计量研究方法移植到政策文件中，定量地研究了科技政策主题变迁、政策颁布机构的合作模式、科技政策的影响力等问题，研究结果详见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92-014-1406-4 附论文标题与摘要 A bibliometric study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1949–2010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method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from 1949 to 2010, and the roles of core government agencies in policy-making. We obtained 4,707 Chinese ST policies from GDIS, a Chinese public policy database provid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Co-word analysis and network analysis were applied in mapping the topics of ST policies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agencies, while citat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ST policies. Findings include: first, the focus of Chinese ST policies is mainly on applied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rather than basic research; second,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involved in making ST policies, but collaboration effor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last but not least,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T policies is determin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ranking of the policy-making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drafting those policies.

5929 次阅读|15 个评论

本科专业选修课程：科技政策学

热度 2 wangfutao 2014-4-18 21:09

课程名称： 科技政策学 课程代码： 143188 学 分： 2 学 时： 32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各专业 考核方式： 考试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40% ，期末成绩占 60% 。期末考试为提交课程论文。 内容简介 ： 本课程 旨在应用公共政策分析理论系统讲授、介绍科技政策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进一步掌握公共政策分析方法，了解熟悉中国技术创新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科技政策的概念、调控对象、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演化历程、政策过程、 经济与科技政策、政治与科技政策、社会与科技政策、 基础研究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全球化推动下的国际科技一体化发展 等。 教材 （资料仅限于学习与研究使用）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making A primer .pdf Course Title: 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 Course Code: 143188 Credits: 2 Class Hours: 32 Course Category: Specialty-related Course Course Description: 课程教学内容 （资料仅限于学习与研究使用） ： 序言 .pdf 1. 科技政策研究什么？ .pdf 1.1 科技政策是什么？ 1.2 科技政策有何用？ 1.3 科技政策的主要研究范式 参考阅读：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pdf 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pdf Policy for science, people for science .pdf 科技政策学( SoSP )：科技政策研究的新阶段 .pdf 基于证据——科技政策制定的新趋势 .pdf 作为 “意识形态” 的技术与科学 (哈贝马斯) .pdf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利奥塔) .pdf 技术哲学导论 (拉普) .pdf 2. 科技政策如何分析？ .pdf 2.1 政策供给与需求分析 2.2 制度分析 2.3 演化分析 参考阅读：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政策需求分析 .pdf 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之探讨 .pdf 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的政策效果研究 .pdf 从利益集团视角看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pdf 合作创新的交易成本分析 .pdf 技术的演化和演化的技术政策 .pdf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理论与案例研究 .pdf 浅谈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寻租现象 .pdf 3. 科技政策经历了怎样的演化？ .pdf 3.1 美国科技政策发展 3.2 俄国 科技政策演化 3.3 中国科技政策演化 参考阅读： A weakness in diffusion：U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policy after World War II .pdf 美 国 21 世纪科技政策 (阿利克等) .pdf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 (崔禄春) .pdf 中国科技运行论：科技战略与运行管理 (丁厚德) .pdf 第一动力：当代中国的科技战略问题 .pdf China Science Policy and Global Power .pdf 4. 经济与科技政策 .pdf 4.1 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 4.2 科技政策与市场 参考阅读：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 (格罗斯曼) .pdf 创新者的窘境 ( 克里斯滕森 ) .pdf 熊彼特经济学 .pdf 5. 政治与科技政策 .pdf 参考阅读： 知识与政治 (昂格尔) .pdf 为什么美国没有设立科技部? .pdf 知识与 权力 (福柯) .pdf Scientists as Policy Advisers：the Context of Influence .pdf 6. 社会 与科技政策 参考阅读： 科学界的社会分层 (科尔兄弟) .pdf 科学 · 信仰与社 会 (波兰尼) .pdf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pdf 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 .pdf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马尔凯) .pdf 背叛真理的人们 .pdf 知识的出现：社会、技术和进化维度的知识创造 .pdf 蒸汽推動的歷史：蒸汽技術與晚清中國社會變遷( 1840 - 1890 ) .pdf 知识的力量：对科学与社会关系史的考察(齐曼) .pdf 7. 基础研究政策 7.1 经费投入 7.2 研究平台 7.3 人才队伍与学科建设 参考阅读 ： 科学能力学引论 .pdf 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unding .pdf 小科学，大科学 (普莱斯) .pdf 大科学观 .pdf 小的是美好的 .pdf larg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 ( OECD ) .pdf 科学革命的结构 (库恩) . pdf 8. 技术政策 8.1 技术的分类与特征 8.2 追赶型技术战略 8.3 领先型技术战略 参考阅读： Technology Policy and Co-operative R D .pdf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pdf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pdf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pdf 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 .pdf 技术发展简史 (巴萨拉) .pdf 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 .pdf 发展：技术的转让、文化的转让 .pdf 9. 创新政策 9.1 国家创新系统 9.2 区域创新系统 参考阅读 ： 技术创新政策：理论基础与工具选择 (弗里曼) .pdf 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 .pdf 奥斯陆手册 .pdf 弗拉斯卡蒂手册 .pdf The Innovation Handbook .pdf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China .pdf 10. 全球化推动下的国际科技一体化发展 10.1 气候、能源与环境政策 10.2 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的影响 中共中央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定位 .pdf 论十大关系 .pdf

个人分类: 课程教学|2959 次阅读|7 个评论

大哥，小企业拿不到你说的那份钱

热度 48 cwufp 2013-5-17 08:46

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产学研体系，这是大口号，目标是为了企业的创新，应该说是没有错的，不仅道德上是高尚的，伦理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整个科技项目的立项过程中，要求项目以企业为牵头单位，项目经费由牵头单位掌握，再分配给参加项目的学校和科研单位，那就是大错特错一无是处了，如果我说这是无知的家伙制定政策的时候少了一根筋，那是对您人品的肯定；如果我嘴巴长了两个脓疮，那就直接会说，制定政策的这个家伙一定是与企业合谋，要洗钱，收好处。 高层 一直在说、 也一直在强调，管理国家，一要公平、二要转变职能，要变管理为服务。刚才提 到的这项规定明显的违反了这两个基本原则。 啥叫公平？所有的企业都要交税，只要有盈利的就要多交税，这叫公平。当一部分税金要返还给企业用于提高技术和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时候，有人有，有人没有，有人很多，有人要钱的门都找不到，这就是不公平吧？ 真正在搞科技进步，努力做工艺改进的私营和社会企业一分钱拿不到；整天靠垄断挣钱，对技术进步一点兴趣没有，所有的领导和政府机构领导都是亲戚、朋友的央企和国企拿到的科技经费用不完，只能不断的用在带着各级科技主管部门领导去五台山拜佛，这应该叫不公平吧？ 作为政府部门，制定科技政策，主要是为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国家的产业发展，是以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提高为目的的吧？那么，为了这个目的，真的就是要把所有的钱都管起来再利用权力分下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各发达国家都在采用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为啥在我们这里一点都没有呢?所谓的政府购买制度是比拨款制度更重要的促进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式，除了让配套和技改科技投入进入成本外，还应该有给新增科技投入免费和税收返还的政策，这些政策不是仅仅是认定过得那几家高新技术企业，而是几乎所有的企业，只要有真正的新技术的采用，就可以获得免费和税收返还的政策。减少拨款部分，提高免税和补偿部分，是防止由于腐败造成逆向淘汰的重要制度，也是政府从官老爷变成为人民服务机构的重要制度保证。多少年了，在整个科技制度的建设中，不管换了多少领导，只是钱给谁在变，从来不变的是给钱谁说了算的事情，不得不让人怀疑，说来说去，啥都可以变，科技界也要有小皇帝不能变，掌握特权不能变，老子说了算不能变。难怪不管搞了多少年，吹破了多少牛B，芯还是空心，材还是虚材，人还是一群怂人。 不管是刚才说的产学研的事情，还是正在执行的国家专项规定申请单位必须先承担过国家重点或者重大，还是科技评奖要求是承担过国家项目的要求，其实都是小圈子内排排坐，分果果的思路，内部洗钱也好，腐败也好， 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好， 都是一个思路，说来说去，钱是我收来的，分给谁我说了算。 刚才看见一篇博文后的评论，有位大哥在说，应该给企业一点钱，因为税太重，有的中小企业很难。看见这么糊涂的话，终于忍不住写下这篇：大哥，为啥税很重？因为政府需要钱。政府拿钱干啥？因为当官的需要用来显摆其地位并捞取好处，甚至可以养一大群小老婆，生一大堆孩子，当个小皇帝；那些没钱的中小企业能不能拿到您认为该给的钱 ? 俺告诉您，不能，因为他们没钱孝敬官老爷。

9854 次阅读|131 个评论

科技政策能不能高贵一点

热度 36 cwufp 2013-3-24 08:06

我们一直以来最遭世人诟病的政策是什么？在我猜想大概是户口制度。由于户口制度，才会有与此相关的医疗差别，教育差别，供应差别，并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差别，身份，譬如，看我博客的人大多是干部身份，而不是工人或者农民。 如果说在几十年前，还有各种工人发明家或者农民发明家，现在已经不再这么称呼，而是改用一个与农民工相应的称呼，叫民科。 之所以号称天天在进步的社会居然有这样的进步，与现有的科技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被少数人垄断成为他们表演的舞台和捞取各种名利的机构的时候，为了长期保有这种特权，甚至后代（不一定是子女）可以继承，制造出类似户口制度一样万能的按照出生定出身份和决定命运的政策和制度是必然的。 不管是大学按照985、211，各种重点分类管理也好，各种评聘和人才身份的认定甚至国家的各种奖励都要按照是否承担过某些所谓的科技项目来确定也好，甚至提职称里都明确规定按照是否担任过某些项目的首席来确定，其思路与户口制度是基本一致的。因为是否承担哪些项目，也就是一些人说了算的；而一个人是否能承担这些项目，首先的一条就是身份。 在强调各种管理技术和评价手段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在科技政策制定的理念上也搞一点国际接轨，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少一些硬性的与项目或者得奖，或者与这之前进行过认定的某些称号挂钩，不要在科技活动中引入户口制度和身份制度？ 现在提倡学习美国人，连做梦都要学，美国梦就是没有户口，没有身份的差别，只要你有天才或者付出努力，人人都会有成功的机会。人不能选择出生，生来是不平等的，却可以选择怎么活着，成功或者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我们也学学，做中国梦的时候让那些做梦都想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却出身卑微的人有个机会？ 当然，如果一个个知名大学都掌握在他所谓的梦想是如同财主恩赐一点残羹冷炙给穷人一样，让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与全民共享这种假惺惺的不可能做到的慈善里，而不是倡导培养出可以给人类和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人才；办大学的目标是为了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想清楚大学只要做到了什么，大学自然就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手里，我以上说的就全是废话。那还真是一个中国小知识分子做的名副其实的中国梦----黄粱美梦。 高贵是宽容，博爱，给别人机会，而不是华丽的服装和富有的财产，更不是在穷人面前炫耀的奢侈。 注：仅以此文支持徐老师昨天的博文： 击碎让青年学子科研梦断的玻璃天花板！

6200 次阅读|72 个评论

研讨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热度 3 lgjszy 2012-12-3 09:47

2012年11月15日下午 ，我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参加了北京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召开的研讨会，并发表了意见。 照片来源：网络 研讨会由李仲生理事长主持，王立等4名副理事长及研究会理事、会员共45人参与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的议题是——推动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胥和平副理事长围绕十八大科技发展改革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对创新概念的重新认识、体系建设中的统筹协调与协同创新、科技工作定位以及研发活动过程规范化管理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 王立副理事长对市场机制下协同创新、协同统筹的机制进行了阐释，并介绍了市科研院股权激励的成功经验。 李新男常务理事也做了关于协同创新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需要实现集成和相互配合议题的发言。 与会期间，代表们针对会议议题进行了研讨，对当前科技界的关注热点，产业化带动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成果转化技术交易，创新体系建设有机融入国际社会，政策统筹资金等问题进行深入而广泛探讨。 会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尽管研究会已经在建设首都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要按照十八大要求最终完成建设任务，还要有很多工作要做。研究会的下一步工作是要与国家改革发展相配套，进一步发挥软科学优势，吸引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参与并按照市场化、社会化、规范化的原则，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首都区域创新体系，为首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此外，张士运秘书长通报了“北京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成果奖”设奖情况。这是首都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领域中首次以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该奖项的设立将会对首都科技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3084 次阅读|6 个评论

看看济南的科技11条，无语。。

热度 1 yizhenzhong 2012-11-13 16:34

为推动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打造科技人才创新创业高地，按照省内“先行先试”的原则，确定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高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到济南高新区、大学科技园、特色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 创办科技创业企业给予支持。具体政策措施如下： 一、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创办科技创业企业，加快成果转化。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所得收益，按至少60%的比例分配给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省、市科技计划对此类成果转化项目给予优先立项。 驻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取得授权发明专利及通过成果转化对本单位作出突出贡献，可优先推荐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二、高校、科研院所创办的科技创业企业，注册资本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最高可允许70%的比例。申请设立企业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内资公司(1人有限公司除外)，其资本注册实行“自主首付”办理注册登记，允许“零首付”。“零首付”的股东在公司成立之日起3个月内，按《公司法》有关规定缴纳注册资本。 三、允许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创办的科技创业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相关科研团队和个人在成果转化过程中达到约定成效的，兑现相应股份期权；以股权形式量化给予个人，依法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四、允许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离岗创办科技创业企业， 其中属于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离岗创业的，经办理辞职、辞聘手续，3年内如本人要求回原单位，经单位同意且有岗位空缺的，可按有关规定重新办理聘用手续。 五、允许和鼓励驻济高校全日制学生(包括各类研究生)创办科技创业企业。凡进入园区开展创业工作，可视为其参加学习、实训、实践教育，按相关规定计入学分，并免费享受创业导师辅导。 六、新创办科技创业企业，市科技局在3年内安排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时，视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情况加大扶持力度。 七、新创办科技创业企业通过省级以上鉴定的新产品，从认定之日起，3年内由市财政将该产品新增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地方财政收入部分通过扶持资金方式拨付企业，专项用于技术研发。 八、济南市科技金融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和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创业计划、引进海内外各类创业人才计划，优先支持园区科技创业企业。 九、鼓励社会资金、财政资金在园区设立投资基金，支持到园区内设立的科技创业企业发展。 十、各类软件开发与测试平台、生物医药研发平台、环保与新材料研发平台、专利技术孵化平台、科技信息共享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向园区科技创业企业全部开放，优惠使用。 十一、新建并经国家或省认定的创业服务中心、大学科技园、软件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按规定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本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个人分类: 相关网址汇总|3042 次阅读|1 个评论

旧书经典之三：了解战后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一个指南

热度 16 nli2233 2012-9-12 04:04

有个做历史学教授的同事经常教导我说，看世界形势，观国家强弱，如果从历史长河的大尺度去观察，则往往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个同事后来转到别的学校了，他的教导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其实，不仅仅在历史学领域，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治史的功夫都是特别令人称道的。斯坦福教授 Nathan Rosenberg 就是以研究技术发展史为切入点，成为科技政策界顶尖的大牛级人物。 不过，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 Rosenberg 的著作，而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写的一部特别优秀的著作。这本书叫做《 American Science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 , 作者是 Bruce L.R. Smith ，本书由地处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于 1990 年出版，其时 Bruce Smith 本人正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Smith 本人从哈佛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学识不凡。他在退休后曾经到我的母校 George Mason 做过短期的访问教授，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多年，因而错过了当面讨教的机会。他的这本书，是我选修“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这门课的时候，教授指定的必读书目。 这本书并不是鸿篇巨制，也不是详尽的历史考据之作。它的篇幅不大，正文不到 200 页。因此，要了解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历史细节，这本书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但是，正如本文标题所点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了解战后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指南。这个指南能够帮助读者提纲携领地抓住政策演化的要点，能够把政策变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能够提供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全景。 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行当，“科技政策学”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美国的 NSF 设立的“科技与创新政策学”研究项目，大量资助这个行当的有关研究。在中国，类似的研究项目也在启动，有不少单位对此投入了相当的人力资源。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居然发现，早在 1990 年， Smith 就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章里对科技政策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不过，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我就不展开了。简而言之， Smith 认为，科技政策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 1 ）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 2 ）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管制的规章；（ 3 ）对政府和民间的各类政策与计划进行协调。他把科技政策分为五个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化、规章制度和与国际合作相关的问题。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科技政策学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作者认为，二战是美国科技政策的分水岭。二战以前，美国是没有什么国家层面的系统的科技政策的。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步在认识上、政策上、制度上、机构设置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战后美国科技体制。但是，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平稳的，而是有波折的，这些变化反映了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演化。 Smith 把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50 年到 1966 年。这个期间科技政策的主题，是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依据国家预先领域发展应用研究，促进大多数领域的开发研究，并对少数具有潜在危险的技术领域进行规制。国防、空间、原子能等是这一时期关注的焦点。政府对科技的支持是强大的。 1966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则更多地强调了科技发展的副作用。 60 年代初期出版的《寂静的春天》等读物唤醒了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恐惧心理。人们普遍要求对科技发展所能带来的副作用进行管制，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诉求成为这一时期的优先领域。此外，以往人们普遍认同的基础研究会自动导致相应的应用研究然后带来商业化利益的线性模式受到挑战。政府对科学的资助明显地放缓了。 1980 年代，在里根政府治理下，开启了美国科技政策的第三个阶段。里根政府在四个方面影响了科技政策的制定。第一，恢复了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最核心的部分的信念；第二，强调依靠国内市场来推动技术创新，以加速民用技术的开发；第三，里根政府开启了放松政府管制（ deregulation ）的运动，修改了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不少规章制度，为科技发展松绑；第四，强调科技进步在国防、人民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巨大作用。应当说，里根政府的作为，反映了共和党的信念。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说，里根政府的政策调整，带来的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这是件大好事儿。 因为本书出版于 1990 年，所以对于美国战后科技政策演化的回顾，作者写到这里就停止了。不过，作者并没有停止在这里，而是进一步论述了美国科技政策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要改变分散化管理的现状？美国能否负担得起现有研究系统的扩张？是否要加强政府实验室的作用？大学发展应采取什么途径？现有的同行评议制度是最好的吗？如何通过科技进步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现有的政策与规章如何协调，是否要修改？ 无论是考察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历史，还是讨论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我国当下制定合适的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与利用科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科技政策学界前辈、哈佛大学退休教授 Harvey Brook 说：“这本书是我见到的论述美国科技政策史的著作中，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的确，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覆盖面广，涵盖了有关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如此，本书文笔简练，逻辑清楚，不想有些学术著作那样晦涩难懂，阅读英文原版是一种享受。有鉴于此，本人由衷希望，国内有关单位能够组织翻译出版这样一部篇幅适中、信息量大、给人启迪的著作。 相关博文： 旧书经典之一：解析日本的高技术产业政策（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485-237706.html ） 旧书经典之二：从故事里面学科学史（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485-237910.html ）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8245 次阅读|26 个评论

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意见》

热度 11 nli2233 2012-9-3 05:30

7月初，国家召开了科技创新大会。其实在会前，就传说国家将颁布新的科技体制改革文件。后来了解到，这份文件叫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据说，这是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延伸和补充。对于科技政策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份不可不读的文献。 奇怪的是，科技创新大会开完了，《意见》却未见公布。坊间传说，高层对这个《意见》文本有分歧，所以压下来了。 然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你会看到很多消息，说在科技创新大会上，通过并颁布了《意见》，另外还有不少消息讲某些省市组织学习《意见》，表态要深入理解和贯彻《意见》精神的报道。 进而，我们还看到，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由刘延东任组长。这个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审议《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任务分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 可见，《意见》已经定案，不少人已经看到，并且学习了，而且，《意见》已经到了落实阶段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看不到《意见》的文本呢？循惯例，从以前的历次科技大会看，大会文献，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意见》等，都会在主要报纸上公布。这次是怎么回事呢？是有关人等失职，还是有别的原因？ 作为科技政策研究者，我对《意见》是心向往之，却不得见。无奈之下，呐喊一声： 《意见》，你在哪里？

个人分类: 心有所感|2509 次阅读|12 个评论

明天开始在政策所讲授“科技政策研究方法论”

热度 2 nli2233 2012-7-1 12:09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作为我在京期间职责的一部分，从明天开始，讲授“科技政策研究方法”。由于学生就要放假了，所以就把讲座压缩成两次，每次大约两个小时，赶在放假前完成。这是来京以后临时接受的任务，手边缺少资料，只能靠平时的积累和以前做过的一些课件进行准备。科学院是藏龙卧虎之地，无论学生还是老师，水平都很高。希望明天别演砸喽。 下面是讲座的一个简介： 报告摘要: 选择正确而恰当的研究方法，可以对研究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井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解释能力。规范的论文写作，可以让你的研究成果获得更有效的传播，从而扩大论文的影响。本讲座分为两次介绍科技政策研究的一般方法与规范。主要内容包括：科技政策研究的主要特点、政策研究中的测量问题、实验性与非实验性研究路径的设计、文献调研与综述、数据采集与归纳、政策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定量分析中统计模型的选择、科技政策论文的写作等。 时间： 2012年7月2日星期一下午14:00 ； 2012年7月5日星期四下午15:30 地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109会议室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4923 次阅读|3 个评论

某高校科研奖励观察

热度 1 libseeker 2012-4-4 02:18

读到王云才先生《科研奖励，去年你拿到多少？》（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do=blogid=554761 ），笔者推测又是一年科研奖励大盘点时。科研奖励估计在任何高校关注度均比较高，因为科研奖励政策的导向大体均为“为调动学校教职工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校科研水平，进一步促进学校科技事业的发展”。 笔者关注了某高校2011年科研奖励（公示期）的概况。金额510.51万元，全校在编在聘的教职工人均3283元。其中论文为77.95%；著作为2.66%；专利为3.92%；科研项目为13.72%； 科研成果（获奖情况）为1.73%。一级论文（SCI为19篇，EI为65篇，一级期刊为38篇），占论文类奖励金额的30.66%。二级论文（304篇，其中SCIE为27篇、EI会议158篇、ISTP会议18篇、二级期刊101篇），占论文类奖励金额的53.48%。三级（199篇，其中CSSCI为26篇、三级期刊为173篇），占论文类奖励金额的10%。四级129篇占论文类奖励金额的3.24%；五级520篇占论文类奖励金额的2.61%。会议论文176篇（EI会议158篇、ISTP会议18篇），占论文类奖励金额的53.48%。 笔者留意到同省同级别类型相近规模相近高校同在有效期的科研奖励政策。奖励政策价值取向多有不同。比如该校“被SCIE 收录的论文，每篇奖励0.5万元；在期刊上正式发表并被EI（核心版）收录的论文每篇奖励0.3万元；会议文集论文被EI（核心版）收录的，每篇奖励0.05万元；被ISTP收录的论文，每篇奖励0.05万元。”。SCIE在前述高校为二级论文（与EI/ISTP收录会议论文同级），奖励标准为7千元，“在期刊上正式发表并被EI（核心版）收录的论文”则为“一级”论文，奖励标准为1万元。 笔者就某高校的观后感是：（1）某高校重SCI/EI检索收录、重理工轻人文（众所周知，人文类成果“国际化”程度较低）。（2）科研奖励范围类各奖励类型失衡，比如论文类占奖励金额的77.95%（而EI/ISTP收录会议论文为其中的53.48%）。（3）该校科研奖励分布态势，是科研政策导向之结果。视野更放宽一些，各高校的科研奖励政策皆是个性化的（比如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政策），且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存在厚此薄彼等诸多局限。由科研奖励政策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能产生若干不良影响，比如将部分学者导向急功近利（比如“一切向钱看”；争第一单位第一作者等等），甚至可能产生种种学术不端（比如为了赚取甚至骗取奖励搞跨校或本校伪合作、不当署名等等）。 个人感受是，科研奖励并不见得就是真的是奖励，还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比如学术出版过程中，单单出版（或版面）费的投入很可能大于所获奖励。此外，科研奖励政策通常是机械的、片面的、善变的，科研奖励的导向与职称晋升的取向可能并不一致（比如有些在奖励范围内的成果可能在评职称时啥也不是，而未在奖励范围内的成果并不见得就无价值）。 如何对待科研奖励呢？科研奖励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是必要的、有益的。无论是作为机构还是作为个人，均须尽可能地提高认识正确对待。作为机构，不断完善科研奖励制度，发挥科研工作引领作用；作为个人，该出手时就出手，有所为有所不为。 延伸阅读： 1 王云才.科研奖励，去年你拿到多少？.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3458do=blogid=554761 2 武夷山.武夷山.学术界怪现状之一例，可叹！ . http://wap.sciencenet.cn/blog.aspx?mod=spaceuid=1557do=blogid=420556 (笔者注：该文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奖励办法，"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实行，以前本校相关文件中与本办法不一致的规定同时废止。")

个人分类: 学海泛舟|5893 次阅读|2 个评论

不作为的科学界？

热度 53 jiahepeng 2012-3-3 11:08

2012 年两会又开始了。像往年一样，新闻媒体和网民们开始以各种方式议论起今年两会的议题。虽然中国还不能像民主国家，把公众的关切及时变成议案或法案，但公众舆论的声音终究大起来了。这不，活熊取胆汁的争论还没有进行多长时间，已经有两会代表提出，要立法禁止活熊取胆。 但略微带点遗憾的是，在科学网的博客中，鲜有听到对两会评论的声音。在两会报道和科技类报道中，目前也找不到多少与科学界相关的提案的报道。这与美英科学界在总统选举时的表现有很大差距。每次总统大选，美国的科学界都会有一些游说团体活跃地发挥作用。例如，弗吉尼亚州的医学研究游说机构 Research!America 就把是否认同气候变化、进化论、干细胞研究等问题抛给每个竞选人让他们表态，从而帮助科学界成员来做出选举谁的决定。 由于美国保守势力日益抬头，只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即现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之一金里奇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而金里奇主要回答了如何促进美国创新的问题。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不应对这些问题也很正常，因为传统上，美国科学界一直是民主党的票仓。 不仅美国如此。前年英国新政府讨论科学预算时，英国科学界纷纷口诛笔伐阻止动议中对科研预算的削减。努力争取的结果，是科学预算是不多几个没有被保守党政府削减预算的领域之一，虽然这一结果并没有达到大多数科学家希望的保持轻微增长的结果。 自 2000 年代初以来，美国、英国以及日法德等国家，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针对科学家从事公众科学传播方面的调查。这些调查都表明，大部分科学家为了维护科学和科学界利益时，都会愿意参与辩论（ Debate ）。 写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说，中国与欧美体制不同，说了也没有用。 但事实上，即便整个体制的变化还有待时日，但在很多领域，变化已经开始，而在很多其他领域，对变化的推动和让这些变化能指向对本群体有益的舆论活动都在升温，而这些似乎都与科学界无缘。 例如，去年科技部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 “ 三公 ” 经费： 2011 年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 ( 境 ) 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为 4018.72 万元。除此之外，科技部公布的预算中还包括外交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9150.6 万元，比 2010 年增长 49.34% ；科学技术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410974.58 万元，比 2010 年增长 14.08% 。 但所有媒体报道中，对这些数字基本上一带而过，因为当时大家关注的，就只是科技部首先公布了 “ 三公 ” 经费这件事。 固然人们关注的 “ 三公 ” 经费很重要，但是衡量一个部门成绩的，更重要的是其在主业上的开支，钱是否花得又少又好。很遗憾，这方面，我们只看到一些增长率等模糊的数字。而毫无疑问，大家应该关心什么大项目获得了多少经费，什么项目被砍掉了，这本来关系到大家的为生之计阿。 但是这不能光埋怨科技部。 从科技部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布 “ 三公 ” 经费开始，我们看到，科技部主业的开支不仅被社会公众所忽视，也并没有在科学网的各种社区中得到关注，新闻登过就登过了，大家也没有人写博客讨论。在各种社区和微博中，也看不到什么讨论这些话题的帖子。 而与我们的情况相反，每年美国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在进行预算谈判的时候，虽然谈判焦点不在科研预算上，但是美国科学界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进展。 固然政府应该更加透明和更加公开，但是作为当事人，是否也需要不断努力和推动呢？我们的科学家在推动政府科研项目预算公开方面做了什么？ 我们的科学家又做出了多少努力，让两会的民意代表为自己发挥即便有限但也能促进科技进步的作用呢？ 其实，科技部以及其他中央部委公开 “ 三公 ” 经费，不正是人们不断争取的结果吗？从 2010 年各中央部委开始公布预算开始，大家不都一直大喊财务透明化不到家吗？比如， 2010 年全国两会期间，有 200 多名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剑指 " 三公消费 "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自然第一个做到公布三公消费是最讨巧的一件事，何况科技部自 2010 年饶毅和施一公发表那篇“挑衅性”的Science社论以来，一直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 而且，要推动包括科研项目开支在内的政治治理透明化，也不仅仅是骂骂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2009 年笔者主持的《科学新闻》搞到爆料公开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课题经费分布，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反响，但是回想起来，绝大多数是抱怨和抗议，没有什么人在谈论这个钱应该如何分配，这个项目如何设立才更加合理。 回到本文主题，整个国家的体制当然有待改善，但只有我们的科学家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直陈利弊，才可能让科技政策和科研预算管理这些科学家们本该关注的问题，像科技部率先公布 “ 三公 ” 经费那样取得战果。（作者为科学媒介中心执行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night 科学新闻研究员，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不同文章中出现）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12764 次阅读|73 个评论

[转载][转发]美国思想库发展历程及面临挑战

pkustm 2011-10-22 09:29

美国思想库发展历程及面临挑战 王莉丽　 一、思想库的概念 思想库是指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盈利组织，其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思想库力图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思想库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是否影响了决策为最终目标。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想库研究项目的最新研究报告，目前世界上有5465家思想库，其中1777家在美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最繁荣的思想库市场，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思想库发展模式。美国有许多民间思想库，而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思想库大多都与政党、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按照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美国的思想库主要分为三大类：官方思想库、大学附属性思想库和独立思想库。官方思想库有国会研究中心、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等，它们直接为政府服务，提供信息和政策分析，但是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大学附属性思想库承担着培养学生和政策研究的双重任务，主要从事长期性和深度性的研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动态研究所、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中心、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以及耶鲁大学的经济发展中心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大学附属型思想库。独立思想库主要专注于紧迫性的政策研究，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等，它们的研究人员大多在百人以上，年运作资金几千万美金。 二、美国思想库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美国思想库的最大特点是以独立思想库为主，无论从资金、人员配置还是影响力上，独立思想库都居于核心位置。三种类型的思想库形成一个思想自由竞争、互为补充的思想市场。美国思想库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期，有西方学者将1916年成立的政府研究所，也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视为现代思想库的起源。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之所以最早诞生在美国，是因为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政治上，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和联邦制，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对思想库的需求。另外，美国政党权力的虚弱和分散也为思想库提供了很大的施加影响力的空间。 经济上，美国商业繁荣，产生了很多富可敌国的财团。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以及美国的宗教文化，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文化上，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对权力的不信任以及所谓“普世主义”等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关注、参与政治。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思想库也在不断变化。根据其资金来源、研究取向和运行机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时期：政策研究型思想库(20世纪初到二战前)。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它们虽然成立的背景不同，但资金都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共同的目标都是从事长期性的政策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库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追求研究的客观、独立、不直接参与政治。它们主要依靠出版书籍、研究报告和个人关系网来影响政策。 第二时期：政府合同型思想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大批学者参与了由政府确定和组织的研究工作，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有鉴于此，美国政府认识到了知识和政治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在此背景下，战后，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开展研究的思想库异军突起。最具代表性的是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政府合同型思想库的共同特点是，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合同，主要研究现实的紧迫问题。这一时期的思想库影响政策的主要模式依旧是主要依靠内部关系网络和传统的书籍、报告。 第三时期：政策倡导型思想库(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思想库爆炸式发展。因为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折期。越战、水门事件、日本和欧盟经济的崛起、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苏争霸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思想库的极大繁荣。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思想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政治倡导型思想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它们的首要目标是推销政治主张，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它们的思想。这一阶段，思想库数量的激增导致了美国思想库市场的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库开始争夺有限的注意力和资金，大众传媒成为思想库开始倚重的传播渠道。思想库借助大众传媒的舆论影响力，影响精英舆论和公众舆论。 第四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思想库持续稳定发展，其影响力日益加大。美国思想库开始拓展全球市场，并且极为注重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很多思想库大都加强了国际交流，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和影响网络。像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但在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也设有办公室，力图通过本土化的研究，影响中国公众和决策者。另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04年开辟了中文网站，布鲁金斯学会的中文网络目前也在运行之中。 三、美国思想库的主要功能 美国思想库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府提供新的思想。美国思想库一方面帮助政府了解各种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另一方面为政府提出新的思想和可供选择的具体政策方案。美国思想库不仅关注当前紧迫性的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但提出新的政策，也对已有的政策提出批评和改进方案。 第二，教育公众。美国思想库通过举行各种公开的会议为社会公众与专家、政府官员之间构建一个面对面沟通的平台，潜在地培养了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社会公共政策的了解。另外，美国思想库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客观上承担了舆论领袖引导、影响舆论和帮助美国公众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第三，为下届政府储备人才。“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官员。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的“旋转门”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得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而且也使得思想库成为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从长远来看，这种机制使得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直接渗入到美国政治决策的核心，成为决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四、美国思想库传播渠道 美国思想库作为生产舆论和思想的工厂，其目标受众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近20多年来，随着思想库数量的蓬勃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美国思想库逐渐加强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力度，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舆论和政策。 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所谓人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指美国思想库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关系网。“旋转门”机制使得人际传播方式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在现任的200多名研究员中，有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6位之多。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塔尔博特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原中国中心的主任和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贝德在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一直服务于美国政府。他曾是美国驻纳米比亚大使，也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杰弗里又重返政府。原外交政策资深学者苏珊•赖斯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现在被奥巴马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美国思想库的学者或领导者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打电话、邀请私人午餐或者邀请决策者参加思想库内部的小型会议，或者直接出席国会听证会。通过人际传播方式，美国思想库可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进而影响外交政策。 组织传播是美国思想库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他们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固定的贵宾级的名人和媒介会专门邀请外，社会各界公众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会议，额满为止。像这一类大型的公开会议，都可以在各大思想库的网站上看到现场的文字记录和音频或者视频记录。除此之外，思想库还会举办各种中小型的会议，受众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会议内容不对公众开放。这一类会议的议题一般是非常敏感，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的政治问题。美国思想库在组织传播中采取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举办各种短期的培训项目。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专门负责职业培训的部门，通过定期组织各种短期培训项目，帮助来自各个层次的决策者们更好地理解美国和世界政治局势和外交政策。 通过组织传播，美国思想库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了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接受外交政策教育的基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种传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国思想库被称为没有固定学生的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在2007财政年度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有200多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年举办700多次会议，美国企业研究所在2005年举办了200多次会议。 在美国思想库的早期发展阶段，大众传播模式一直是被忽略的。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趋势和思想库之间竞争的加剧，各大思想库都加强了对大众传播模式的重视。目前，美国思想库在其管理结构中，大都设有专门负责信息传播的部门，所有的思想库都有自己专门的网站。美国思想库借助大众传播模式可以设置政治议程，塑造公共舆论，进而影响决策者，并最终影响外交政策。 五、美国思想库的政党和意识形态偏见 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思想库，在美国社会中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在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弊端。 美国独立思想库的独立只是有限的独立，它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不同的思想库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总是带有不同的倾向性和偏见，所谓的客观、独立只是一个神话。美国思想库成立初期，创建者们力图使其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只作为客观的政策研究者。但是，随着政策鼓吹型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决策中地位逐渐上升，美国思想库的政党和意识形态倾向性日益明显。一般可分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倾向，自由主义倡导政府的功能、社会福利和多边主义；保守主义倾向于市场主导、削减政府开支和单边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两党政治所体现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潮。 美国思想库的偏见除了来自于自身外，也来自于公众和媒体对不同思想库认识的偏见和倾向性。如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被视为共和党的大本营，而布鲁金斯学会则被视为民主党的大本营。由于这种根植于美国政治传统的偏见，使得美国思想库很难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产生绝对客观、中立的思想。但是，一方面美国思想库都力图保持自己研究成果的独立和高品质，另一方面，美国思想库的多样性使得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得以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偏见所带来的危害。 六、美国思想库的资金和人事管理机制 美国规模较大的思想库一般有100人到300人左右，年运作资金为1000万到5000万美元。资金的来源直接决定和影响了美国思想库研究选题设置和研究方向，每家思想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金钱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思想的走向。 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美国思想库的资金结构非常多元，一般来自基金会、企业、个人、政府。不同的思想库在具体的资金模式上又有所不同，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因为有数额庞大的捐赠基金，不需要依赖外部资金也能维持正常运作，因而在研究选题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是完全依靠外部资金保证其运作。在思想库的组织架构中，一般设有董事会、总裁、副总裁、中心主任，他们组成思想库的领导层，董事会是美国思想库的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 在思想库机构和内部人员设置上，一般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为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还是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研究部门分为五大部门：外交政策、经济研究、城市研究、全球经济与发展以及政府研究。每个部门由一位副总裁负责，不同部门下设不同研究中心，由主任负责。研究中心内部是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有资深学者、研究学者、访问学者等，一般资深学者配有一到两名研究助理。 行政管理则分为资金管理、后勤服务、媒体服务、管理培训、出版社，每个部门各设一名副总裁，直接对总裁负责。其中媒体服务的副总裁负责整个思想库研究产品的推销，一般由具备政府公关或者媒体背景的资深人士担任。 美国思想库研究人员比较多元，大多数是具有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的学者，一部分是前任政府官员，还有一部分是资深媒体从业者。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七、美国思想库面临的挑战 随着思想库数量的剧增，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和全球化以及美国深陷经济危机，美国思想库面临着争夺资金和注意力的巨大挑战。 目前，在思想库的资金来源中，固定、长期的资金逐渐减少，资金的不确定性和短期性影响了思想库研究选题的独立性，并进而影响到研究过程和结果。很多时候，为了保证正常的运营，思想库不得不作一定程度的妥协，这也是美国学界对思想库越来越混淆于咨询公司的批评的缘由。 思想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其产品就是政策建议，其主要目标受众是决策者。目前，思想库的数量居高不下，而目标受众没有增加，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在思想的市场，除了不同思想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外，各种游说集团、利益团体等各种力量也在进行着博弈。传统基金会的会长认为：“思想就如同其他任何产品一样，需要走向市场，需要赢得受众”。基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的认识，各大思想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60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400万美元之多。这一方面有利于思想库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思想库走入了一个误区：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非盈利组织，思想库毕竟不同于商业机构，其研究成果毕竟不同于普通的产品，过度的商业化必将影响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研究质量。 （《环球视野》2010年2月9日第279/280期，摘自2009年第14期《红旗文稿》） 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0512 URL：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3459 次阅读|0 个评论

也贡献一个科技政策研究的参考书目

热度 7 nli2233 2011-9-24 21:18

本文呼应李侠《一份关于科技政策方向的书单》（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29do=blogid=489912 ）一文。 中国是个有目录学传统的国度。所谓目录学，基本上是学问大的人给后学开的书单子，后学可以借此少走弯路。比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这一类。民国的时候，有人向鲁迅索求书目，鲁迅就曾经说过，要是旧学入门的话，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很好了。 以我现在的学问水平和学术地位，给搞科技政策的同行开书目，也太自不量力了一点。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把开书目当做一个学术交流的机会，那么，开一个单子也无妨。至少，单子开出来，人家可以了解我的学术根基大致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有跟我同道的，可以借此省点子力气。 我不像李侠老兄，他要带科技政策方向的学生，要开这个方向的课程，怎么也得有个书目保底。我教学的领域完全在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科技政策是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教学领域。我读书也是凭兴趣出发的，除了读博士的几年外，并没有系统地在科技政策领域学习过什么著作。因此，我的书目不一定系统，属于个性化比较强的。 开单子之前再废话几句。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 B. GUY PETERS 在他的《美国公共政策》一书中，转述马克·吐温的话，说“爱国主义是傻子和无赖最后的避难所”（类似的话好多人都说过，比如塞缪尔约翰逊和列宁等）。PETERS调侃说，公共政策领域其实已经变成了某些研究领域的避难所。言下之意，不管什么背景的人，阿猫阿狗都可以来研究公共政策。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标题大意是“研究科技政策的八路大军”，其中也描述了科技政策领域研究者的不同学科背景。这算是自嘲吧，同时，我也想借此说明，要开一个科技政策领域的完整的被各方接受的书目单子，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开书单子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紧盯这个领域的大牛。也就是说，大牛们写了什么书，你就读什么书。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大牛之所以成为大牛，是因为人家写的书有名，有名的书一般就是应该读的好书了。我先列一下我个人心目中科技政策领域的大牛们。给这些大牛的排序完全是我个人主管判断的结果，不代表学界的共识。按照我认为的大牛指数的降序排列，他们是：RICHARD NELSON, NATHAN ROSENBERG, CHRIS FREEMAN, VERNON RUTTAN, DAVID MOWERY, GIOVANNI DOSI, LUC SOETE, JAN FAGERGERG, BENGT-AKE LUNDVALL. 我读博士的时候，第一个学期修过一门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的课。这门课要求每个学生自己选一本本领域的著作，认真阅读后，写一篇书评。我离开校园多年又回去读学位，还是个洋学位，自己感觉底子差，英语也不行，这篇书评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于是，我硬着头皮去找导师，导师劝我别着急，回身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说你就写这本书吧。这本书就是： （1）Rosenberg, Nathan. 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其实不是专著，而是Rosenberg个人的一些论文的汇编。作者无疑是大家，文章写得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推理缜密，让我眼界打开。可以说，这本书是引领我进入科技政策领域的最早的优秀著作。这本书导师后来就送给了我，我保留至今。如果让我就推荐一本科技政策领域的著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开出这一本。 如果让我推荐两本书的话，那么除了上面Rosenberg的这一本，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 (2)Ruttan, Vernon. 2001.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理由：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如同一本精彩的综述，引用材料翔实，整个知识体系组织得有条不紊，是全面掌握科技政策领域研究概况的必读书。更可贵的是，作者积数十年功力，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巨著，使得整本书在行文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本博强力推荐。 跟Ruttan这本类似的书，是： （3) Freeman, Chris and Luc Soete. 1997.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3r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这也是基本上以个人之力写成的综合性著作（前两版都是Freeman独著），影响很大。据说有中文版，我回国的时候去书店翻过，没有看到。这本书每一部分都附有特别详细的推荐阅读文献，对治学者很有用。跟Ruttan的书相比，这本书的知识涵盖面要窄一些。 下面几本由大牛主编的书，在科技政策行当享有经久不衰的盛誉： （4）Giovanni Dosi, Christopher Freeman, Richard Nelson,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 (eds.) 1988.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5）Dosi, Giovanni; Keith Pavitt, and Luc Soete (eds). 1990. The Economics of Technic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6）Dodgson, Mark. and Roy Rothwell. (eds.). 1994. Th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Cheltenham, UK and Brookfield, US: Edward Elgar 近年来，Jan Fagerberg势头很猛，已经进入大牛行列，这本书是比较新的集大成之作： （7）Jan Fagerberg， David Mowery, Richard Nelson. (eds.) 200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我前年在海淀书店买到了中文版，是国内科技政策领域的著名人物柳卸林主持翻译的。 总的来讲，我主张，如果能得到英文版的话，就尽量去读英文原著。一来可以更好地领会原作者的精神，二来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写作水平。 中文的图书，我阅读得很不够。最近几年回国多一点，比较注意收集这类的图书，但书店里似乎找不到几本相关著作。这里推荐两本书： （1）刘立。基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这是国内仅有的专论基础研究的专著。作者引用了不少文献，也做了案例研究，下了不少功夫，是一部不错的入门读物。 （2）樊春良。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这部书是个全球各国有关政策陈述的集合，材料翔实而丰富。稍显不足的地方是“学术味道”淡了些。 说到科技政策类中文书不容易找的情况，还有一段插曲。大约在2000-2001年，柳卸林（当是在科技部研究中心，现任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王春法（当时是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现在在科协）跟我一起策划过，要共同执笔，写一本科技政策方面的入门书。三个人的背景各异，柳老师是管理学，王老师是经济学，我是政策科学，正好互补。我们郑重其事地讨论过几次，还列好了提纲，可惜最后没能完成，因为大家都忙，竟然不了了之了，非常可惜。 先列这些吧，英文的我还有不少比较专业的书目，将在另外的博文里提供。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7577 次阅读|18 个评论

[转载]FYI #97: Senate Committee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of Nanotec

AIPBeijing2010 2011-8-2 10:05

Tuesday, August 02, 2011 02:18 Number 97: August 1, 2011 Senate Committee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of Nanotechnology The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s Sub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Space held a hearing last month to examine the reautho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NNI). Memb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tout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program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nanotechnology holds to improve human welfare and create new jobs. Full Committee Chairman Jay Rockefeller (D-WV) gave the first opening statement, setting the tone of the hearing: “There are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etal incentives to maintain our lead in this field. The global market for nanotechnology-related products was more than $200 billion in 2009, and projections suggesting that it will reach $1 trillion by 2015. With this growth, comes demand for workers with nanotechnology-related skills. “Nano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revolutionize such areas as health ca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ergy, homeland security, food safety, and transportation. “At a time when Americans and American businesses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we must do whatever we can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This Committee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this Congress focusing on job creation and manufacturing. I believe nano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in boosting the economy and creating jobs.” Ranking Member Kay Bailey Hutchison (R-TX), echoed Rockefeller’s enthusiasm, citing nano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few growing area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he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do mor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lready great growth we have seen,” and noted that the Nobel Prize-winning researchers who invented the buckyball were at Rice University. Science and Space Subcommittee Ranking Member John Boozman (R-AR) said tha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re essential for ensuring American’s economic growth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called federal investment in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a “striking success story.” He stressed the need for more outreach to states and further efforts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but praised the NNI for having earned a reputation as being an effective, successful, and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ubcommittee Chairman Bill Nelson (D-FL) was equally enthusiastic about nanotechnology, speaking about excit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improved cancer detection and advanced materials many orders of magnitude stronger and lighter than conventional steel. The first witness was Chad Mirkin, Director of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Nanotechnology and member of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discussed the contributions nanoscience are making in a variety of fields and the need for the U.S. to continue making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He said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now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ce of this field, and many countries are building efforts that rival w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NNI. This includes dozens of institutes throughout China, Japan, Singapore, Taiwan, Saudi Arabia, and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including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Great Britain.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ct now and aggressively pursue the development of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we will lose our position as the global leader in this transformative field; moreover, we will lose the opportunities it can afford us to build our economy and new manufacturing base.” The second witness was Charles Romine, Acting Associate Director for Laboratory Program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who discussed the NNI Strategic Plan and NIST’s role in advancing nanotechnology. He emphasized the variety of partnerships NNI engenders, saying that: “NIST’s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oelectronics Research Initiative (NRI), a consortium that brings together the semiconductor electronics industr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universities, has leveraged a modest NIST investment ($2.75 million per year) by $5 million per year from industry partners and $15 million per year from states to support projects at 30 universities to work in 4 regional centers. The partnership has attracted $110 million over five years in state and private funding to support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The final three witnesses discussed their experiences working in various fields within nanotechnology and the fact that their work was made possible in large part by investments made through the NNI. Diandra Leslie-Pelecky, Director of the West Virginia Nano Initiative and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spoke of her work, which uses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ttached to chemotherapy molecules to target tumors. Thomas O’Neal,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of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s Office of Research and Commercialization, discussed the need for better-supported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s. George McLendon, Provost and Professor of Chemistry at Rice University, discussed his institution’s efforts to combine state, federal, and private resources to create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Following the witnesses’ prepared remarks, senators asked them a wide variety of questions. Nelson wanted to know blockbuster examples of technological or market successes driven by nanotechnology in the last decade. Mirkin discussed medical diagnostic tools that are able to detect diseases at much earlier stages, making treatment possible where it previously would not have been. Romine said that IBM had used tools available at NIST’s Center for Nanosca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ut six months off the development time for new supercomputing technologies. Building on Mirkin’s example, Rockefeller aske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use of nanotechnology to detect and treat cancer and Alzheimer’s disease. Mirkin said that nanotechnology makes targeting brain tumors possible because nanoparticles can be designed to pass through the blood-brain barrier and to selectively target tumor cells. Pelecky followed up, saying that as the delivery particles for chemotherapy become more targeted, side effects can be greatly reduced. Picking up on the responses to Rockefeller’s questions, Boozman raised the question of safety,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molecules crossing the blood-brain barrier. Mirkin replied that small size does not carry any inherent dangers, and that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agencies are taking a proactive look at how to screen nanotechnology-enable products for safety . Changing topics, Rockefeller asked if we are spending enough money on translational research, noting that only two percent of federal investment goes to that purpose. He argued that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Germany essentially take American basic research and turn it into commercial products. Mirkin responded that this is less of an issue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because patent law gives protection to those doing the basic research. McLendon cautioned against taking investment away from basic research, saying that using up all of our “seed corn” would be a flawed strategy. Instead, he argued for better incentives to draw private capital in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Senator Mark Pryor (D-AR) also expressed his belief that a better job needs to be done to turn basic research in nanotechnology into commercial products. He noted that he has introduced legislation that would provide a 25 percent tax credit to angel investors who invest in early stage technologies. Pryor and Nelson also questioned witnesses further on how wel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re working within the NNI. Romine said that the track record has been strong and referred to the significant private investments that have been leveraged. McLendon described an ongoing program at Rice that matches federal dollars with Lockheed Martin dollars. Lockheed scientists investigate ongoing work and figure out how to integrate new materials developed through basic research into marketable product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hearing, Boozman asked Mirkin, who had been 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ost-doctoral fellow prior to becoming a professor, what effect his federally funded fellowship had on his later success. Mirkin explained that it had a large impact because it was at NSF that h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nanoscience and was able to start his career. Ultimately, Mirkin said, his federal fellowship “is in large part the reason I’m here today talking to you.” Boozman and Nelson closed the hearing by congratulating the witnesses on their many successes and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illuminating testimony. David A. Kronig Government Relations Division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dkronig@aip.org 301-209-3094 Subscribe to FYI If this was forwarded to you, you can subscribe to FYI by sending a blank e-mail to fyi-subscribe-request@listserv.aip.org . You may also subscribe via RSS For permission to use text from this e-mail, please contact Richard M. Jones . For more science policy news, visit FYI's website .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is newsletter, please send a blank e-mail to fyi-signoff-request@listserv.aip.org . A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 2009

个人分类: FYI政策|1738 次阅读|0 个评论

谁敢称自己是计算机软硬件专家？

热度 7 accsys 2011-7-29 05:47

姜咏江 著名的计算机专家闵应骅老师在博文《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想到的(2)》中说‘常有人问我：你是搞计算机的，你是搞硬件，还是搞软件的？我不太好回答，因为容错计算既与硬件有关，也与软件有关。我要是回答：软件硬件都搞。就显得太誇口了。事实上，容错计算的确既与硬件有关，也与软件有关。’ 闵老师很谦虚，也很实在。其实只要是搞计算机系统核心技术的人就应该是软硬件方面的专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太重视软件的作用，而忽视了硬件的“决定性”作用。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来说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想象一下，中国的计算机人才有多少？真正从事计算机核心器件设计研究的人又有多少？ 计算机硬件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软件的需求，而软件的发展必须要有硬件的支撑。这个道理每一个学习计算机的人恐怕都懂。然而在全盘的追求市场效应的环境下，一个缜密、细致、需要深入、长时间的软硬件一体化研究，被毛糙的‘经济大潮’所淹没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研究成果紧密地挂钩了，哪里能够促进人们去花大力气，长时间地去从事那些非常重要，然而短时间，甚至一生都难以获得重要成果的计算机核心技术的研究？不客气地说我是搞计算机核心设计研究的，我花费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掌握了从无到有的计算机核心的设计方法。我是民科，全凭兴趣搞研究，不用国家拿钱支持我。我搞的动态计算机设计在国内想找人讨论一下都难，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科研的“行政化”管理方式，太不适应科技向“国际尖端化”发展的要求了，不能促进人们去从事“高精尖”的研究。高精尖的科学研究往往是费时费力的长期研究过程，对于个人来说，很可能一生都难以见到像样的成果，也许一直都会默默无闻。对于此类的科学研究，国家必须有独到的经济政策支持，而不该用通行的市场化方式去管理。别的不说，就说我们引以自豪的“龙芯”处理器研究，忙于市场化不见得是好事，市场化的结果，会造成失去深层次的特色，那些特色很可能不是当前市场化所追求的目标。 高速列车监控管理系统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网络计算机系统，任何这样的系统都是一个软硬件一体化的系统，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既懂硬件又懂软件的相关计算机专家参与研制。看看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那些专家所言，做为科技人员应该脸红！ 科研基金申报制度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好做法。从国家的利益考虑，不能所有的科研项目都走申报基金的渠道，根据国策发展的需要，应该拿出一定数量的钱，去支持象科学院这样的单位，组织人才从事那些短时间难以出成果的研究（例如计算机核心设计制造的研究），即使这些人一辈子也拿不出成果，也应该给予他们良好的生活待遇。只有这样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够向尖端前沿方向发展。象现在这种“跟随式科研”占上风的科研环境，必然会出现一些糊里糊涂的专家！ 良好的科技政策一定会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计算机软硬件方面的真正专家。 2011-7-29

个人分类: 随笔|5583 次阅读|10 个评论

[转载]FYI #90: FY 2012 House Funding Bill: NASA

AIPBeijing2010 2011-7-18 07:38

Saturday, July 16, 2011 04:48 Number 90: July 15, 2011 FY 2012 House Funding Bill: NASA There are 14 pages of text pertaining to NASA in the committee report accompanying the FY 2012 Commerce, Justice, Science Appropriations Bill that was passed by the House on July 13. In often great detail House appropriators spell out their recommendations for how the $16,810,257,000 provided to NASA should be spent in FY 2012. Selections from this language, which starts on page 68 of the committee report follow. All figures are taken from the committee report. Total NASA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18,448.0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18,724.3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16,810.3 million, a decline of 8.9 percent or $1,637.7 million The report states: “After several years of debate and compromise, the Congres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have finally settled on a consensus program for NASA in the form of the NASA Authorization Act of 2010 (Public Law 111–278).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accomplish everything outlined in that Act, NASA needs to develop and pursue new and different ways of operating that will promote efficiency and economy; annual budget increases can no longer be counted on as the means for achieving mission goals. “The new reality of constrained budgets,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NASA cannot or will not continue to mak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exploration and other areas. The Committee’s fiscal year 2012 recommendation supports high priority scientific research missions; maintains aeronautics research and testing activities; formally establishes a new program to develop next-generation space technology; maintains current invest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crew capabilities while also funding implementation of NASA’s own Multipurpose Crew Vehicle (MPCV) and Space Launch System (SLS); continues oper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nd the closeout of obligations from the Space Shuttle program; promotes STEM education through a streamlined portfolio of programs; and sustains general agency mission operations and oversight.” Science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4,935.4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5,016.8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4,504.0 million, a decline of 8.7 percent or $431.4 million Specif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 requests are provided here ; see page 70 of the committee’s report for their recommended funding levels. The full text of the committee report follows: “ Earth Science missions . - The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includes a reduction of $100,000,000 below the request for Earth Science activities. While the Committee supports Earth Science functions, this area has rapidly grown over the past few fiscal years, and the current constrained fiscal environment simply cannot sustain the spending patterns envisioned by NASA in this field. The Committee has not included detailed, line-item reductions within the Earth Science portfolio. Instead, NASA should propose such reductions as part of the spending plan required by section 537 of this Act. "In proposing reductions, NASA should take care to protect, to the extent possible, high priority missions of the Earth Science decadal survey, including Ice, Cloud, and land Elevation Satellite-2, the Soil Moisture Active-Passive mission, and the Deformation,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Ice mission, as well as missions with near-term launch readiness dates. In addition, NASA should be careful to propose a funding portfolio that maintains an essential balance between actual spaceflight projects and the critical mission-enabling activities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data application, etc.) that support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those projects. “ Planetary Science missions . - The Committee accepts the findings of the most recent Planetary Science decadal survey and suppor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urvey’s decision rules to determine how best to structure the program within the available budget. The program elements most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se decision rules are the flagship missions, which must be substantially descoped in order to remain within the portfolio. The Committee directs that $4,000,000 of the Outer Planets Flagship (OPF) budget be used to conduct the necessary descoping studies for the decadal survey’s two highest priority flagship missions: Mars Sample Return (MSR) and the Jupiter Europa Orbiter (JEO).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shall be transmitted to the Committee as soon as they are complete. The remaining $39,000,000 of OPF funds should be held pend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descoping analysis and, depending on the results, either used in support of an acceptably descoped flagship mission or proposed for reprogramming to other Planetary Science project li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adal survey’s decision rules. “ Plutonium-238 . - The bill makes available $10,000,000 from this account, as requested, to restart production of Plutonium-238 (Pu-238), a radioisotope that is an essential source of electrical power for long-range planetary science missions. The Committee urges NASA to work expeditiously with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o bring Pu-238 production back onlin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hile simultaneously pursuing Advanced Stirling Radioisotope Generator technology that will allow NASA to make better, more efficient use of available Pu-238 stocks. “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 - 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JWST)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Review Panel revealed chronic and deeply rooted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JWST project. These issues led to the project cost being underestimated by as much as $1,400,000,000 relative to the most recent baseline, and the budget could continue to rise depending on the final launch date determination. Although JWST is a particularly serious example, significant cost overruns are commonplace at NASA, and the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the underlying causes will never be fully addressed if the Congress does not establish clear consequences for failing to meet budget and schedule expectations. The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provides no funding for JWST in fiscal year 2012. The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this step will ultimately benefit NASA by setting a cost discipline example for other projects and by relieving the enormous pressure that JWST was placing on NASA’s ability to pursue other science missions.” Aeronautics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533.9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569.4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569.9 million, an increase of 6.7 percent or $36.0 million The report states: “ Research priorities . - The Committee recognizes the significant economic impact of NASA’s aeronautics research, which increas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merican aviation industry, enables new job-creating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domestic travel and commerce. To continue advancing innovative technical concepts, NASA has proposed a program plan to address critical research needs focusing on airspace capac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aviation safety. The Committee supports this plan, including NASA’s discretion to descope hypersonic research activities if the determination is made that increasing investments in other research areas is a higher priority.” Space Technology This is a new budget category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1,024.2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375.0 million The report states: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375,000,000 for Space Technology, which is $649,200,000 below the request. This is a new account in fiscal year 2012. Funding for space technology activities was included in the Exploration, Cross Agency Support and Space Operations accounts in previous years. Funding under this heading consists of numerous exist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ve Research (SBIR) program, the 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STTR) program, and significant portions of the Explor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ETDD) program, as well as some newly evolving cross cutting activities.” Exploration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3,800.7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3,948.7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3,649.0 million, a decline of 4.0 percent or $151.7 million The report states: “ Human Exploration Capabilities . -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funding above the request for the MPCV and SLS programs to help ensure that NASA can meet the programmatic deadlines contained in the most recent NASA authorization bill.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1,063,000,000 for the MPCV and $1,985,000,000 for the SLS.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Administration delays in providing key details on designs, contracts, budgets and schedules hav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funding recommendations. The Committee expects such information to be provided immediately.” “ SLS development. - The Committee understands NASA’s stated desire to initially field a 70–100 metric ton vehicle that would be evolved over time to the full 130 metric ton SLS. To the extent that flying a smaller vehicle can be achieved faster and will minimize the gap in our national human spaceflight capabilities, the Committee does not object to this proposal. However, the focus on initially flying a smaller vehicle cannot distract NASA from fulfilling its legal obligation to design the SLS from inception as a 130 metric ton vehicle and to proceed with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and upper stages. NASA is also directed to ensure that the work done on the 70–100 metric ton vehicle will be applicable to the 130 metric ton SLS. NASA should not expend funds on design or development of a smaller vehicle that does not add value to the overall SLS effort.” “ Exploration destinations . - NASA’s stated intention is to pursue a capabilities-based approach to human explor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gram will be driven by what technologies are available at a particular time. While this approach may offer som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flexibility, it also lacks the clearly defined goals that have historically driven space exploration achievements. Specific, aggressive goals are necessary both to focus the program and to provide a common vision around which public and political support can be rallied. Consequently, the Committee urges NASA to adopt a destination-based approach to exploration that would designate a specific target location, such as the Moon, to drive development decisions and timelines going forward.” “ Robotic precursor missions. - Out of necessity, the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 adopts NASA’s proposal to delay the start of the robotic precursor mission program for another fiscal year. The Committee is concerned, however, that continued delays will eventually impact NASA’s long-term readiness for exploration missions beyond low Earth orbit, which may require robotic scouting and validation of destinations and landing sites. In order to jumpstart even a minimal level of robotic precursor activity, the Exploration Systems Mission Directorate is encouraged to work with the Science Mission Directorate to identify possible science missions that could serve as flights of opportunity for robotic precursor payloads. Flights of opportunity should only be pursued, however, if the addition of the robotic precursor activity does not negatively impact the overall program budget or launch schedule for the science mission in question.” Space Operations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5,497.5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4,346.9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4,064.0 million, a decline of 26.1 percent or $1,433.5 million The report states: “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 The ext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operations to 2020 comes at a cost of nearly $3,000,000,000 per year. To make this investment worthwhile, NASA needs to ensure that the Station’s research capabilities are maximized. The Committee understands that the strategic target for maximum NASA research utilization (35 hours of crew time per week) will be reached during 2012 and directs NASA to keep the Committee apprised of progress toward that goal. “Non-NASA research activities will be coordinated by the nonprofit manager of the ISS National Lab, who will receive NASA funding support in fiscal year 2012 and, likely, several years thereafter. The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the nonprofit manager should ultimately be a self-funding entity and that all necessary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manager’s overhead costs in order to maximize funding available for ISS National Lab research grants.” Education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145.5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138.4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138.0 million, a decline of 5.2 percent or $7.5 million Cross Agency Support The FY 2011 appropriation was $3,105.2 million The FY 2012 Administration request was $3,192.0 million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recommends $3,050.0 million, a decline of 1.8 percent or $55.2 million Of note, the report states: “ Comprehensive independent assessment . - The Committee has been frustrated by the uncertainty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on space policy and the resulting lack of focus within NASA itself. It is time for NASA to recommit itself to a bold vision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restore the sense of purpose and urgency that existed at the agency during the eras of its finest achievements. Accordingly, the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includes $1,000,000, which shall be for transfer to the OIG , to commission a comprehensive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f NASA’s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agency management. “NASA regularly receives management and programmatic recommendations from GAO , OIG and various commissions and other entities, as well as outside advice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iorities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es. While each of these reviews is useful on its own, they are all targeted to a specific issue or program and therefore do not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NASA’s activities. The Committee believes that such an agency-wide assessment will provide a means to evaluate whether NASA’s overall strategic direction remains viable and whether agency management is optimized to support that direction. “The assess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relevance and feasibility of NASA’s strategic goal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budgetary balance between NASA’s various programs; and the adequacy of NASA’s internal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hat underpin its mission activities. Any recommendations made pursuant to the assessment should be predic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NASA’s outyear budget profile will be constrained due to continuing deficit reduction efforts. Such recommendations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 for a common, unifying vision for NASA’s strategic direction. A report summariz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ssessment and any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shall be provided to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no later than 120 days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is Act. “To conduct this assessment, the Inspector General shall choose individuals with recognized relevant expertise and whose collective credentials sufficiently cover the whole range of NASA’s miss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space or Earth science; aeronautics;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pace exploration; spaceflight operations and support; STEM education; and/or management of any of these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objectivity, the Inspector General shall define and implement any conflict of interest protocols deemed necessary, but, at a minimum, the selected individuals shall not be currently employed or retained by NASA or any outside entity that competes for or receives NASA funding.” Richard Jones Government Relations Division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rjones@aip.org 301-209-3095 Subscribe to FYI If this was forwarded to you, you can subscribe to FYI by sending a blank e-mail to fyi-subscribe-request@listserv.aip.org . You may also subscribe via RSS For permission to use text from this e-mail, please contact Richard M. Jones . For more science policy news, visit FYI's website .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is newsletter, please send a blank e-mail to fyi-signoff-request@listserv.aip.org . A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 2011

个人分类: FYI政策|1502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技政策核心任务是什么？［科学网大学科技政策与科技普及学院］

热度 2 liuli66 2011-4-15 20:47

EFI（2008）将之可以概括为： 1） 塑造国家科研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 2） 为企业从事研发和创新提供激励机制； 3） 解决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4） 提供未来发展的愿景； 5） 作为风险管理的一种方式； 6） 引导公众参与政策制定； 7）为新知识的创造和运用创造稳定的环境。 笔者没有找到比这些德国同行更好的概括了。 感谢你们！将引用。

116 次阅读|5 个评论

模型方法及其在科技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热度 4 liuli66 2011-3-25 09:06

（初稿；请勿转载或引用；欢迎批评指正） 模型方法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社会科学中常用到的方法，在公共政策和科技政策中也得到普遍的应用。 所谓模型，是对真实世界某些方面的进行简化了的抽象或表征。模型可以是一个真实的有形表征，如飞机模型；也可以是一个图示（ diagram ），或流程图，前者如交通地图，后者如表征一项提案如何成为法案或法律的流程。 政策研究中的常用模型 在政治学、公共政策（含科技政策）研究中常用的模型有： 制度主义模型：把制度视为一种制度产出； 过程模型：把公共政策作为政治活动来考察； 理性主义模型：认为政策是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渐进主义模型：认为政策是对过去的变异 ； 利益集团模型：认为政策是集团平衡过程； 精英论：政策反映出精英的偏好； 公共选择模型：政策是集体性的决策，是由自利的个人共同制定的； 博弈模型：政策是理性选择。 模型的功能 在政策研究中应用的模型，通常是概念模型（ conceptual model ）。 主要用来（Dye）： l 简化和阐述人们对政治和公共政策之思。 l 识别出政策问题的重要方面； l 帮助同行之间就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基本面进行交流； l 通过建议重要因素和非重要因素，指导人们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 l 对公共政策提出解释，并预测其后果。 模型的选择和评价 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者提出了很多的模型（如前所述），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和社会生活。每一种模型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和思维方式，甚至对公共政策中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思路。 模型应具有解释功能、判据功能和预见功能。选择应用那种模型，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取决于你想研究什么，也取决于你的“比较优势”。 Dye 指出，“每一种模型都是‘最好的’，因而它们之间不存在着竞争的关系。”笔者认为，他说的模型可能是指那些经过实践检验了模型。对新构建的模型，是有优劣之分的。这就涉及到对模型的评价问题。 Dye 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模型评价标准： l 是否是能清晰地简明地表征现实世界 l 是否能识别出重要的东西 l 是否与现实世界对应起来 l 是否能提供有意义的交流 l 是否能有效地指导探究和研究 l 是否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正像理论的评价会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一样，对模型的评价也受到诸如模型提出者的声望、地位和权威性，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者心理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正如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实际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要把国际上的通行模型（如国家创新系统模型）与中国科技及创新的具体实际和实践联系起来，甚至“无中生有”，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创新系统模型。本书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82 次阅读|6 个评论

政策研究的类型:范式转换的磨难

热度 1 liuli66 2011-3-10 11:52

Ball 的分类：政策科学家，政策工程师，政策创业家和政策学理家 所谓“政策科学家”，他／她主要从事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所需要的最佳方案的发现工作，其成果形式是社会科学知识。 所谓“政策工程师”，指的是这样的行动者（ actor ），他／她 运用 一套程序，帮助政策制定者在技术上采取最佳的行动，以执行某项决策，实现某种目标。 所谓“政策企业家”，致力于把某些技术方案应用到某些组织机构或域境中去，他／她积极主动地寻找机会，以将其方案付诸于实践。在政策工程活动和政策企业活动中，“政策”是祛政治化的，是纯技术性的，是一种“为着解决问题的技术主义” （ technicism ）。所谓技术主义，指的是建立在道德、价值和政治共识上的无争议的技术理性。在这里，政策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祛政治性的，而政策制定只是一个制定计划和规划的活动，社会科学的作用不过是为计划和规划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而已。 前述三种政策研究活动，都属于工具性和效用性的，仅有这些是不够的，需要“政策学理”作为补充和平衡。 Dubnick 和 Bardes的分类：学者型 专业型 政治型 行政型（及公民型） 按成果形式分类：学术论文、课题报告、专报告 学术论文，研究者有很大的自由度，追求学术价值，提出科学问题，做出新的发现，检验已有模型和理论，修改补充和否证。 课题报告，要揣摩、考虑及依从“东家”的意思。所谓“干活不由东，累死白搭功”。 专报告（或咨询报告）：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而成。按“三段论”格式撰写：问题、原因分析、对策建议。要就事论事，不能就是论事或就事论是，更不能就是论是。问题最好让领导人眼睛一亮，觉得不批示、不解决不行。原因分析要到位，点到要害。对策建议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领导人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 结语： 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应该有分工，成谱系，有流程。 学理型研究是大学研究者的强项。不过为了课题，为了产生政治影响力，也得从事全谱系、全流程的政策活，变成“多面手”，比如撰写课题报告，撰写专报告。不同类型政策研究“范式”的转换，是艰难的，是磨难的。 ———————— （写于在集中封闭“双规”的日子和地点kepulvhua jidi）

18 次阅读|2 个评论

德国联席会GWK

热度 1 isticliulin 2011-3-3 11:26

源于本单位一位老师在几年前撰写的一文中的一句：“根据法律规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同样的义务。1970年，联邦和州教育和研究促进委员会正式成立，它是专司协调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科技政策和规划的常设机构。1974年，德国又设立了由联邦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的内阁教育、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内各职能部门间的科技政策!” 上次做一个报告的时候就有人问，这次又有人问，关于这个“内阁教育、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我查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德文资料。 而关于“联邦和州教育和研究促进委员会”，请见如下信息： 德国科学联席会（GWK） 由联邦和各州建立的的 德国科学联席会（GWK ） 的前身是联邦和各州教育规划与科研促进委员会（ BLK ）。德国科学联席会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它的建立标志着联邦和各州对于公共科学与研究的资助的重新组合，这次重组也是 2006 年德国资助制度的一项改革措施。从此德国科学联席会有了自己的正式组织，共同商议联邦和州政府遇到的科学问题，明确科研战略目标，研讨科学体制并作出相关决定。 根据改革方案，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可以通过德国科学联席会协调，在以下方面提供资助合作： －资助大学以外的科学研究机构与研究项目； －资助高校的科研计划； －资助高校科研基础设施，包括大型设备 同时，德国科学联席会也推动联邦和各州之间在国家、欧洲以及国际科研政策方面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紧密的合作。 Die Bund-Lnder-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rderung (BLK) hat ihre Ttigkeit zum 31. Dezember 2007 beendet .Die Aufgaben in den Bereichen Wissenschafts- und Forschungsfrderungwurden ab 1. Januar 2008 von der Gemeinsamen Wissenschaftskonferenz (GWK) übernommen. Die Homepage der BLK bleibt als statische Homepage (ohne Aktualisierungen) erhalten. Das Büro der GWK ist nicht für die Inhalte fremder Seiten verantwortlich, die über einen Link erreicht werden. 以及 http://idw-online.de/pages/de/news241589 关于查不到信息的那句话，我准备打印下来去问问那个老师

3826 次阅读|0 个评论

多“管”齐下研究科技政策

liuli66 2011-2-20 22:19

（初稿；请勿转载或下载；欢迎批评指正） 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学者，来自多个学科背景。 Martin 等认为，科技政策研究至少来自三种学术共同体，一个是他们所定义的科技与创新（ STI ）研究共同体，二是科学技术学（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或科学技术论，简称 STS ）研究共同体，三是技术与创新管理研究共同体（简称 TIM ）。 STS 共同体主要由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者、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以及科学技术史研究者。 TIM 共同体主要由管理学、工商管理、组织管理的研究者组成。这三个学术共同体下设若干专业学会，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叉和重复，也存在着很多的交流合作。 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三个共同体之间在专业和分工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跟各自的学科背景有关。它们在研究对象的单元和层次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大体上讲， STI 共同体主要来自经济学背景，也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科技史、管理科学和组织科学。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次上；他们主要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STS 共同体以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为主，辅以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方面的研究。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 STS 学者关注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过程，“社会建构”过程；还有一些 STS 学者身体力行，从事社会改革的活动，以促进科学技术与创新更好地为公共利益和人类社会服务，对科学技术与创新的投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问效（ accountable ）。而 TIM 共同体对科技政策的研究主要受管理学、工商管理等研究的主导，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上，研究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动，以及如何更好地管理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业务。（Martin等） 有学者从具体的学科考察科技政策研究的理论进路。邢怀滨和苏竣（ 2005 ）指出，科技政策研究（分析）有四种研究进路，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以及政策科学；并对这些研究进路进行了述评和比较。 在我国，科技政策研究共同体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领域（不分先后和重要性；有交叉和重叠） ： （ 1 ）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 领域，如龚育之、何祚庥等”）。从历史上看，自然辩证法是最早研究科技政策的学科（专业）之一。最初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为“基地”。 （2 ）科学学与科技政策领域，以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为代表； （ 3 ）一线科技政策制定者，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政策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 4 ）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教授； （ 5 ）［last but not least］科学家，如向中央上书 863 高技术发展计划等王大珩院士，发表了很多科学政策文章的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 如何将这些多学科的思路整合起来，建立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框架？笔者近年来在做这个事情。 —————————— 受到李宁文章的启发：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八路大军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485do=blogid=41998 （ 2011 年 2 月检索）

67 次阅读|0 个评论

国内中文报纸上的科技政策趋势

tengyi1960 2011-1-10 13:40

阅读报纸是一个好的科研习惯，高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必然是有所获得才能够坚持每周这样做的。 看多种级别的报纸，如果你比较关心科技政策，你就会发现一些报道的规律： 1、舆论铺垫时： 2、舆论论证时： 3、政策导向时： 一般来看，各种行业、项目大约5年能够循环一次（众多的研究专题报道），当然它们每年都在运行中。 当参考消息（港台媒体）或海外相关文摘开始少量报道的时候（专栏或豆腐块文章），你发现了相关的主题就要开始跟踪信息了（舆论铺垫时）。一般会提前3个月。 当专业报刊出现报道时，如：科学时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则进入（舆论论证时）专家论述阶段：也许这些论述以前也许出现过，只是现在比较集中了。这时离国家发布相关计划和政策导向的时间就不太远了。需要加紧准备锦上添花。一般会提前1.5个月。 当人民日报出现报道时，虽然有时是宏观的、综合的，但说明（政策导向时）政府的重点科技发展方向。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包括已经干出了一点成绩、做了一些沟通等） ，就有点太被动了。 虽然，很多的同志会选择在最后的时刻再动手，但也许早一点从报纸上掌握相关信息会更加有力执行。 一家之谈，错误难免，请补充或纠正。

个人分类: 思想盆|1826 次阅读|0 个评论

“低头看星星”与“仰头过水坑”

zhumengjin 2010-12-9 12:07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科教政策和舆论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错误导向问题，其中产学研一体化的提法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论。 科技研究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研究（上游）、应用基础研究（中游）与应用研究（下游），这三个层次大致分别对应着牛顿、钱学森与普通工程师（这种对应或许不严谨）。 真正在上游从事源头创新研究的是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抬头能够让人看到满天的繁星、皎洁的明月，可以领略大自然的雄伟、宇宙的博大。抬头可以使你胸襟更宽阔、视野更远大。只有习惯于抬头用更高视角看问题的人才能解决真正原创的基础科学问题，习惯低头看脚下的人成不了牛顿第二。经典力学理论的创建者牛顿，他一生都在关注星空，即使是晚年对上帝存在性的探索那也是头顶天空的事儿。如果牛顿习惯于低头看问题，那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伟大的牛顿。 在国家层面，产、学、研无疑都是需要的，而且都很重要 。 产学研一体化的提法是变三元化结构为产学研一元化的组织结构。什么是一元化结构？就是要求您在科研活动中要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统筹和对接起来，不同性质的科研都要统一向产业化看齐。产学研一体化是要在政策和舆论上让每个研究按上游、中游、下游无缝对接起来，要从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最好到应用为止。 事实上，这可能么？对 于某个具体的单位（比如以实际应用为主的农科院），提产学研一体化或许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在国家层面这样提则大为不妥。 产学研一体化这样的政策舆论导向可以解读为让人做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式的全才。可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细分的大势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上游、中游、下游均样样精通的全才么？即使是一个人上游、中游、下游均样样皆能，但能做到样样精通么？实际上，对于一项尚处于进行状态、尚无定论的基础研究，也根本不可能按预期与中游、下游对接。 那些处于源头的基础研究是无法预期的，能与中游、下游对接的基础研究也绝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 其实，科学研究没必要那么势利，一个民族需要那些长期抬头仰望星空的人，我们应鼓励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去做那些尚无具体应用前景的纯研究，中国迫切需要牛顿那样的伟大科学家。也许有人对鼓励没有应用前景的纯基础研究不同意，会拿小日本说事。小日本是很功利，是很注重科技的实际应用。但是，我们同时又选择性地忽视了小日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 事实上，小日本国家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和美国在同一个数量级，小日本不仅重视应用研究，同样也重视基础研究。 从近年来拿到的诺贝尔奖数目足以说明小日本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能拿应用来衡量其是否重大的研究决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像973这种由重大实际问题驱动的应用基础研究，本不该叫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称为国家重大应用基础研究计划才名符其实。 真正从 源头开展创新研究工作的人不应被脚下的水沟所羁绊。对于真正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应拿应用前景或应用预期来衡量它、评价它、限制它。 牛顿们不应盯着钱学森们、普通工程师们该盯的脚下水坑。 我们要引导牛顿去做牛顿该做的事，要引导钱学森去做钱学森该做的事，也要引导普通工程师们去做工程师该做的事 。 产、学、研本该是三元兼局部二元结构的 ， 但产学研一体化则大谬，其本质是逼着本该仰望星空的牛顿们去干普通工程师们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逼正在跨水坑的人不得不仰头去看头顶的星星。 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事儿。一个合理的科技政策，不应逼着人去低头看星星，也不应逼着人去仰头过水坑。该搞基础研究的，您就按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搞您的基础研究，该搞应用（基础）研究的，您就按生产实践需求搞您的应用（基础）研究，别什么都去搞，结果什么都搞不好。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史上就没出现过真正的通才！专家只是某一方面专才能成为专家，什么都会的只能成为社会上人人唾骂的砖家。 可是，什么时候不再低头看星星与仰头过水坑呢？ 【图片源自公开网络】

个人分类: 科研时评|10000 次阅读|10 个评论

论文数量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杨学祥 2010-9-20 05:34

论文数量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标准：英雄所见略同 杨学祥 9 月 17 日 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美国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和英国阿伯泰大学（ Abertay University ）两位科学家的来信，就目前学术界论文的过度增长现象进行了讨论。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到 80 年代中期，很多大学开始将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看做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评定的指标之一。他们认为，靠学术出版来对科研进行把关的日子也许并不长久了。 在任何情况下，论文发表数量都不能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学术评价的标准 ；大学不能只是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人员理所应当的职责，而是更要将其看做是评价研究人员学术贡献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并对此进行奖励。 我在 9 月 16 日 指出，中国学者为什么发表论文？大部分是为了达到岗位考核标准、为了评定职称、为了获取奖金、为了毕业文凭。本科生毕业需要论文，硕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后毕业需要论文，各种职称评定需要论文，各种基金申请需要论文，各种科研和教学奖励需要论文，算一算人数，算一算论文数量， 5000 份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未必够用。这样的官样文章根本就没有人看，即使是抄袭的论文也很少被发现。 如果相关的考核不是看论文数量，而是其学术水平和独立观点，制造这么多垃圾论文又有什么用？ 如此看来，论文水平低不独是中国期刊的问题，中外敌对势力大可不必口诛笔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国学术期刊不过是跟风，真正的源头在国外。 正如诚实的两位美国科学家所说：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到 80 年代中期，很多大学开始将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看做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评定的指标之一。 在不可告人目的驱使下，英文版被看成是拯救中国期刊的灵丹妙药，英语化被看成是拯救中国科学技术的万能法宝，其用心何其毒也。炮舰政策失败了，该用黄油了。 时隔一日，中美学者同时指出学术论文质量降低的原因，这不是时间巧合，而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中国学者用的是中文，《科学网》又很年轻，影响面不如世界名刊，传播不远，听到者少；美国学者用的是英文，《科学》杂志誉满全球，影响面大，传播久远，无刊能敌。相信《科学》期刊的公正评论能阻止《自然》杂志错误社论的误导。 学术跟风者：中国人的话可以不听，外国人的话也可以不听吗？ 先不要惩罚中国学术期刊，先改变学术水平评价标准吧！ 附件： 美英学者致信《科学》探讨学术论文过度增长 过度重视数量为通病；同行评审有新用途 9 月 17 日 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美国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和英国阿伯泰大学（ Abertay University ）两位科学家的来信，就目前学术界论文的过度增长现象进行了讨论。以下为信件主要内容： 学术界一直都觉得，目前这种正式的学术出版流程能够很好地区分哪些研究确实做得好，而哪些研究是蒙混过关的、劣质的。可不幸的是，靠学术出版来对科研进行把关的日子也许并不长久了。 上世纪 50 年代早期，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不出版就出局的概念，到 80 年代中期，很多大学开始将每年的文章发表数量看做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评定的指标之一。 学术出版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研究人员开始将一篇完整的论文切割成几个在可发表范围内的部分，将其独立成文，分别发表以积攒论文数量，或者未等到更合适的研究结果出来，就急匆匆地发表文章；越来越多的论文有好几个作者，即使其中有些人对研究没有任何贡献；博士生开始将学位论文当成发表的文章来写，甚至在答辩前就把论文提交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90 年代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量比 80 年代增长了 200 300% 。 中国与印度的情形和西方大致一样，只是有时候他们甚至把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和金钱奖励挂钩，使得很多人的目光只盯着顶级期刊。到 2008 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论文数量产出国了（欧洲位居第一）。 面对论文数量的无节制增长，文献计量学指数相继产生，比如 h 因子， g 因子等等，通过被引用次数来评价论文的影响力。这也许比单纯通过论文数量来评价更具科学性，但却容易造成研究人员故意自我引用，或与他人相互引用。 研究人员需要对当前论文数量的过激增长进行控制：在任何情况下，论文发表数量都不能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学术评价的标准；大学不能只是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人员理所应当的职责，而是更要将其看做是评价研究人员学术贡献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并对此进行奖励；同行评审的效果也要作为一项基本能力纳入到博士生的考核当中；每提交一篇文章，作者必须提供自己针对他人文章做过的三份评议。如此一来，论文数量可得到很好的控制，而质量也将有所提高。（科学网 张笑 / 编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9/237730.shtm 学者杨学祥 发表于 2010-9-16 16:14:38 中国学术期刊的使命 杨学祥 9 月 16 日 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社论《出版或灭亡》（ Publish or perish ），阐述中国学术期刊目前的颓势，并建议制定详细计划来挽救衰退的中国学术期刊。 事实上，《自然》杂志尽管提出了问题，但并不了解问题发生的原因，所以其开出的药方就未必有效。 问题一：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已达到 5000 份还多，然而，其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未被关注，无人引用。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研究还有没有意义？ 中国学者为什么发表论文？大部分是为了达到岗位考核标准、为了评定职称、为了获取奖金、为了毕业文凭。本科生毕业需要论文，硕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生毕业需要论文，博士后毕业需要论文，各种职称评定需要论文，各种基金申请需要论文，各种科研和教学奖励需要论文，算一算人数，算一算论文数量， 5000 份中国学术期刊的数量未必够用。这样的官样文章根本就没有人看，即使是抄袭的论文也很少被发现。 如果相关的考核不是看论文数量，而是其学术水平和独立观点，制造这么多垃圾论文又有什么用？ 问题二：比较在英文国际期刊中发表的学术文章数量，中国科学家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中国国内开始质疑为什么自己的期刊发表的高质量文章那么少。 这还是考核标准问题。由于考核标准重外轻内，正如学者王德华所言，中国国内的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的质量（包括主流期刊），也是让人担忧。主要原因大家都清楚，就是几乎所有的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文章，无论学生还是导师都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国际英文期刊 (SCI 期刊 ) ，不少被退回来的稿件或不是很好的稿件（希望出版快的稿件）再投向了国内的那些 SCI 期刊，这都是为了课题交差，为了学位，为了经费，为了职称，为了荣誉。所以，说中国的科技期刊质量不错，那是说胡话。这个现实是必须承认的，但是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才是根治的第一步。 我认为，中国的学术期刊要办好必须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症下药才能找到出路。 首先是语言障碍，英文不过关，中文不通用。其实，其它非英语国家也有相应的问题。为此，为了引进和交流，需要中国学术期刊做好为著者和读者语言服务的工作。 对于国外投来的论文，在发表其母语论文的同时，也转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服务，还可录入英文版，做国际交流，扩大论文交流范围，吸引更多有国际语言交流障碍的著者和读者。 对于国内投来的论文，在发表中文版的同时，代转译为英文，录入英文版，扩大交流，吸引英文较差的著者。 其次，如《自然》杂志社论所说，政府部门应该起强势主导作用。必须制定相应政策保障国内最好论文首先投向中国学术期刊，包括考核标准。对于国外论文，除了通过多种语言交流扩大其影响外，也可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63667

个人分类: 科技点评|4944 次阅读|3 个评论

办成 “最牛大学”和实现“全盘西化”的捷径

周可真 2010-9-12 17:44

林中祥 先生在《中国期刊应该全停办，大学全关门》一文提出了中国期刊应该全停办，大学全关门的建议，他陈述该建议的理由是在于：如果中国期刊全停办，大学全关门，可以 省国人一些税收，用这些钱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进口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副教授、教授。林先生的建议不失为吃透了中国现行的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精神的好建议，只是需要略加补充的是：不是要中国期刊全停办、大学全关门，而是在中国期刊只办科普的、大学只办本专科的。另外，我再提两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我早就提过，这里再重申一下：按中国银行体制，把中国大学整合成一所大学，叫中国大学，下设中国大学江苏分校、中国大学江苏分校苏州支校、中国大学江苏分校苏州支校常熟分理处.....按：在中国主流教育观念里，大学、大学就是规模大的成人学校，最牛大学就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成人学校。中国人数世界第一，大学生源也是世界第一，故建设中国大学就是要建成最牛大学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成人学校。 第二条建议我也早就提过，这里略加修订为：按每位诺奖获得者一亿美元的价格，争取把所有在世的诺奖获得者全部引进中国；按每位世界排名进入前百位的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学科带头人)五千万美元的价格，争取把所有在世的世界一流教授全部引进中国。按：中国与其去购买别国的国债，不如如此花钱，购买别国一流人才，真正做到观念上崇洋媚外、手段上拿来主义、实践上洋为中用，最终实现中国全盘西化。

个人分类: 教育|3687 次阅读|3 个评论

国家科学基金：共同富裕还是一部分人先富？

赫英 2010-8-25 05:24

提一个问题供讨论。就我个人来讲，认为政策应该是向前者转化的时候了，即让最优秀人才吃饱的同时，努力创造条件不漏掉有培养前途的新生力量，提高命中率！适当降低初次申请者的评审标准，不必强调研究基础，不拘一格降人才......

个人分类: 心得体会|3437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技政策象限论初探－－以16字科技方针为例

liuli66 2010-2-7 00:21

本人 正在 逐步 树立 象限论 形象。决心 把 象限论 进行 到底。这个 方法论 是 endless frontier （无止境的前沿）。 象限论可以作为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人物和社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超越了一维线性的“对立统一论”或“矛盾论”，进入了二维平面的“对立统一论“或“矛盾论”，是“双对立统一论”或“双矛盾论”。 CC和WDH 都建议我把 象限论 用于 我的 一个 专业方向：科技政策研究。其实，我的 象限论 思路 正是来自 科技政策研究，那就是 Stokes的 巴斯德象限，它指的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 其实，我曾经 应用 象限论 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 科技政策的 演进，提出：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中国科技政策，出现了四个里程碑，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追赶战略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战略转型。（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 还应用象限论 分析 中国科技的一个“口号”：顶天立地。提出：中国科技，不仅要顶天立地，而且要开天辟地（科学时报，2009－3－17要闻） 既然CC和WDH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再试一把。这次 拿 现行科技方针 “开刀”。 大家都知道，我国现行科技方针是16字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对这个方针最权威的阐述，见： 温家宝：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和目标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7/4023731.html 我把这16字方针，称为“阳性”科技政策。对应的“阴性”科技政策是什么呢？如下表（初步的；可改进）所示。 要对它们做全面的象限论分析，难度太高了。我先挑出两个大家可能最关心的维度来进行象限论分析，如下图：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科技，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当前科技政策优先资助的是什么？是“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16个重大科技专项，973项目基本上属于此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什么科研活动？是：兴趣驱动的自主创新。当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很重视“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 863项目，长期以来主要资助“支撑发展的跟踪追赶”，现在开始转向“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 “兴趣驱动的跟踪追赶”科研呢？据我观察和听到的，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很多属于此类。有官员说：NSFC真正资助的创新课题，不到5％。 这四类科技活动，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可以朝着“好”的方向演化的。比如，兴趣驱动的自主创新，将来可能转变为支撑发展；“跟踪追赶”类科研，将来能导致“自主创新”。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看国情。我们的国情，有这样几个特点：我们人口众多，地大物薄，发展（严重）不平衡；是一个举世瞩目的 快速追赶的 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但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要坚持“阳性”的16字科技方针，但也不能忽视“阴性”的备选科技政策。 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要重点支持“支撑发展的自主创新”科技项目，但也不能忽视“支撑发展的跟踪追赶”，“兴趣驱动的跟踪追赶”尤其是“兴趣驱动的自主创新”。 概言之，阳要“奉”，阴也要“为”。 —————————————————————— 补20100207 12：08 俺心里就盼着上“头版头条”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可以说是2010年头一次（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可以说是中国牛年最后一次（这是可以肯定的）。感谢CC和WDH的提议，感谢推荐者的推荐，感谢科学网编辑部的“英明决策”。大家 过年 好！

1431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与民众参与科技决策

gl6866 2010-1-27 17:13

农业部最近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过程，加重了关于转基因粮食安全问题的不安。《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发放安全证书涉及到暗箱操作。也就是说，在涉及到危险的科技产品的过程中，普通民众根本就不知情，这就关系到民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民主技术的关系一向是含混不清的，且不说那些引发争论的关系。民主与技术之间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拒斥的一面。现代技术史学家早已清楚地记录下这种共生而又互动的关系，民主的激情一方面推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又被技术进步所推动。向广大民众提供现成的书写文本的迫切需要促进了印刷机的研制与发展，而印刷机则促进了民众对宗教和政治诸事务的参与。工业化已与扩大选举权相适应。电力与先进的通信媒体日益涌现，通过扩大政治的社会基础成为民主文化的手段。 对比之下，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已对技术作过分析，从根本上讲，技术本身含有反民主的可能和倾向。这种倾向的通称就是所谓的专家治国(technocracy)，即由技术精英或技术信息而不是民众以及技术含量不太复杂的选择信息来治国。技术精英和信息的力量反映在技术法规的官僚组织的滥饬，如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成立于192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立于1934年)，环保署(EPA，成立于1970年)，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成立于1971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成立于1972年)，核能管制委员会(NRC，成立于1975年)，等等。与此同时，政治的社会基础也得到了拓展，民众的权力常常受到不易察觉的剥夺。在先进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tific)社会中，对以专家知识为基础的行动的需求，向任何企图涉足这个社会专门领域的基础设施──技术决策──的民众提出了一项基本的挑战。 21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已经从先前的小规模而转向了大规模。由于这场挑战所涉及的面太广，使人们易于放弃或抛弃历史的潮流及其所做出的各种妥协。实际上，在有为的(activist)工程师或科学家当中──他们在社会上通常被认为是技术科学社团中非常尽职尽责的成员──他们有所作为的首要目标常常是某种实质性的但却是有限的好处（如废除核武器条约），而不是一种过程的目标（如在技术和科学中增加民主决策的成分）。在先进的技术科学社会中，民主进程或许是由历史所提供的一种承诺，但同时也是向社会技术组织提出对抗的一种观念。对这些克服阻力的基础和理由的理解程度，是我们唯一使其保持下去的原因所在。 另外，民主参与的观念并非某个人的事或者是件简单的事。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程度各异。例如，对于财大气粗的资本家(turbo-capitalist)而言，市场经济的试错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形式。对于出版和媒体新闻记者来说，媒体暴光与政府对民意的反应是一样的。将各种民主参与和专家治国（不论其合理恰当与否）相左的形式理清的头一步，就是更祥尽地调查此类冲突之所以出现的原因。这种融入先进技术社会的民主参与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参与的诸多理由的影响。 而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是否也涉及到类似的境地呢？我们真要当国际科技大佬们的小白鼠吗？

个人分类: 评论述评|1950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能被自然杂志等牵着鼻子走

XiaoCG 2010-1-15 11:47

【6年前自然杂志曾重点关爱了中国一把。当时曾有感而发。现在回头再看，对比今昔，很有意思。6年前我是蒙面发言，毫无顾忌；现在实名发表，也无顾忌，未作修改。】 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能被自然杂志等牵着鼻子走---评自然中国特辑 昏教授 于 May 16，2004 15：19：00： 最近，自然杂志破例出了一中国专辑。而且全用中文，初听此事，着实让人高 兴了一阵：中国发展了，关心的也多了，富在深山有远亲咧。但收到寄来的杂 志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尽管拉了许多优秀的甚至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撰文做为 陪衬。这专辑的主旨是要推销某小集团的观点和利益，并影响/误导中国科技 的战略及发展。自然主编称这增刊 是专为中国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其实 不然，该专辑的8篇，对谈纳米和农业的2篇我不敢置喙：不懂。其余几篇，自 然主编说：这些文章有两个共同的主题∶一是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保持更为积极的接触；二是中国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在西方工作的最好的中国科 学家回到自己的祖国。 其实不然，这些文章有两个不同的主题∶一是以蒲 幕明先生为代表，包括二钱，黄之厚，吴仲义，施苏华，张亚平等，认为制约 中国科研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文化因素，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等儒家传统，提出 要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局部和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 键。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另一主题则主要由吴瑞先 生提出：中国科研的产出率（既高水平科研论文）太低，要提高中国科研水平， 需要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回国效 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 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简而言之，中 国要花大钱请国外的中国生物学家回国才能提高中国科研水平。这显然得到了 自然主编的共鸣而成为该专辑的主旨：中国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在西方工作的 最好的中国科学家回到自己的祖国。显然，这专辑主要为中国高层决策者们 写的。 作为一个80年中期出国的中国学者，我一直和国内紧密合作，90年代中， 我便每年一半时间在国内工作，我对国内生命科学界的情况既有非常直接的， 也有比较宏观的了解。我有义务和责任对该专辑明显误导、非常有害的主旨提 出批评。同时，简要提出我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意见。 首先，简评下中国生命科学届现状：由于是蒙面发言，直言得罪人之处，不乞 原谅，但求理解：为国分忧，nothing personal。 人员素质：国内生命学界挑大梁的中青年学者主要为海归的土/洋博士后/访问 学者，(Research associate or assistant or technician，or visiting scholar)。 查查杰出青年基金也可旁证。他们大部份在国外老板的手下干活，没有自己的 基金/实验室/独立课题。回国后的工作也基本是沿袭/重复其国外老板的思路， 鲜有/难有自己的东西。以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从中国最困难的岁月 至今为中国科技的薪火相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自然规律，已难以 再创辉煌。 科研水平：大部分是在不同水平重复。查查多年来基金委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 基础项目就可见高水平重复之一斑。而博士论文水平的科研则绝大多数是在低 水平重复。其实，我对低水平重负的结论都有保留：博士生3年1000美元的课 题经费能作什么?应付毕业而已。乘以不断扩大的生源，时间/金钱浪费巨大。 科技政策：急功近利，以SCI为导向，非学术因素干扰科研基金的流向，科研 经费的倒金字塔分配等等，一直是大问题。近两年国家已有认识和纠正，如去 年出台的科技部的评价标准，并取消了973的建议人制度(实际上往往成为圈内 大老的利益协调)而改为自由竞争(类似NIH的RFA)，但真正纠正这些根深蒂固 的错误倾向和体制还需时日。 科研条件：应该说很不错了。尤其是一些大单位，如军事医学科学院，设备条 件比国外还好。但从主要设备到基本试剂，基本受制于人，依赖国外。绝大部 分科研经费花在了这些方面。且由于不懂行情，或重复购置，或购而不用，大 型设备的使用效率极低。看着中国老百姓一分钱一分钱挣来的外汇，成百万的 花掉却大多成为摆设，或换一两篇毫无价值的垃圾文章，实在让人痛惜。 虽然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个例，中国生命科学整体状况基本如上述。可是，完全 不必悲观，更不需象自然杂志主编那样危言耸听：这种现象还导致中国失去 了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其国民生活质量的机会。 因为目前的生命科学状况 与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是一致的。要是中国现在就有了几个诺贝尔生理和医学 奖得主那才是奇怪了。1978年邓小平打开国门时，中国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可 以说是从零开始。真懂外文的都没几个。到现在能有如此体系和人才结构，已 是来之不易，群注了全国人民，几代科技界领导和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的确， 中国目前的生命科学科研人员和整体水平的确不高，但就是靠这些价廉物美的 埋头苦干者撑着，中国的生命科学技术在进步，在发展。 吴瑞教授的投入(经费)产出(文章)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中国从百废待兴起步， 目前仍处创业阶段。国家的投入产出要从整体和战略的角度衡量，至少我认为 国家到目前为止的重点在面，在打基础，不在点，更不能用几片文章来作为产 出的代表。至于加大基础投入，我认为国家一直在不断增加，这本不是个问题， 吴教授将其隆重推出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考虑 实际上很多 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 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看看中国中西部的落后状况， 想想广大农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想想基本的中小学教育等等，用中国的GDP 数字来硬套强求美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实在是给人以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吴教授回国应该多到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农村，走走，看看。再退一 万步，假设吴瑞教授的要求是对的，假设中国按美国的GDP/基础研究经费比例 加大投入，有两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了： 1，如何投? 生命科学只是基础科学的一部份，工业/农业/能源/国防，孰先孰 后谁轻谁重? 我本人是搞生命科学的，当然希望生命科学科研经费越多越好， 但从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良心深处，我认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不应该是中国目 前最重要的支持对象。2，投后就能达到吴教授的投入产出效果? 在生物领域， 花重金肯定可吸引到很多在国外有杰出才干的科学家回国效力。以提高 产出率即高水平论文。但能吸引到其他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吗? 核物理的先 不谈，就说NASA的，波音公司的空气动力学和材料科学家，英特尔的芯片专家， 你能吸引来吗? 那么，当国家付重金给生物领域的归国的杰出科学家时， 如何面对那些在西昌基地和沙漠里的邓稼先们? 是他们让神舟上天，让导弹卫 国。他们肯定没有IF因子10的文章。 吴瑞教授在中国开放初期为中国生物学子出国留学搭桥铺路，费尽心血，功不 可没，多年为中国科技发展献计献策，有目共睹。当但是我感觉吴教授近来的 作为主要是所谓吴瑞学会利益的代言人。爱徒心切人之常情，但当权衡国 家与小集团利益时，还盼先生大局为重。借用先生的投入产出理论问一下： CUSBEA成员现有几个人回国服务? 中国对CUSBEA学子们投入不可谓不高，尤其 在那段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但产出是多少 ? 这投入产出率应该是零吧? 为支持先生自己的投入产出理论，您能否呼吁一下吴瑞学会成员： Don't ask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but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如果他们仍然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 我对蒲幕明先生衷心敬佩。身体力行，不辞辛苦，毫无私心，完全是为中国科 学发展尽力。他在自然的文章的确是切中要害，可能是考虑到维护中国的整体 形象，蒲先生有些问题说的比较委婉，用心良苦。蒲指出的问题比他带领神经 所发的论文要重要的多：前者关乎整个体制，后者只是一小小局部的改进，而 且主要是来自蒲教授的个人影响和作用。实际上，我对上海神经所和目前热炒 的北京生命科学院的体制并不认同：开小灶是不可能提升国家的整体科学水平 的。且不谈并不是有钱就能出科学成果，启动经费用完了怎么办? 国家继续包 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科学竞争的基本原则的。那么就得竞争经费， 神经所和北京生命科学院能竞争到足够的，国外水平的经费吗? 不可能的。粥 少僧多，豪华和尚饿肚皮。这就是26人告状信的根本原因。顺便说一下：26人 告状信是中国科研现状的产物，不全有理，可以理解。当基金委和科技部已采 取相应措施后，又通过个人关系捅到自然杂志非常不当。对国家和国内科研人 员包括告状者们自己的负面影响很大，挟洋贩私，不顾大局，莫甚于此。 我是中国培养并送出国学习的。当年出国时北外出发前一位老师的话多年难忘： 你们每人出国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己于72个农民3年的总收入。我一直觉得欠祖 国欠国内父老乡亲和老师同事们太多，一直在努力回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包括科技界的问题都是正 常的，也都会在发展中解决。我相信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全局的了解和决策 能力，所以多年来只干不说，也从不和媒体打交道。现在，借借自然杂志的 西风，除了完全同意蒲先生等提出的鼓励自由探索，鼓励创新，提倡 splendid isolation ，和打破等级森严外，我也想就中国生命科学发展 简要建议几条，一孔之见，但决无私心。： 1，取消国家3大奖的报评制度，而采用提名制。如国外的诺贝尔奖和国内的何 梁何利奖形式。我个人认为目前的3大奖每年劳民伤财事小，促进了急功近利 和不正之风事大。科学院取消3大奖实在是非常英明正确; 2，国家生命科学科研战略目前应侧重应用领域，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医/药 领域的基础/应用研究。我国目前可说没有一家有竞争力的药厂/试剂厂或医疗 设备/科研设备制造商。 3，进一步改善基金评审机制，除CDC以及国防生物科技之类必须由国家计划支 持外，全部放开竞争; 国家可RFA。在基金终审阶段，可以请国外中国科学家 包括吴瑞学会成员参与把关。 4，加强基本科研设备和试剂的国产化比重，提高现有设备的使用效率，这将 显著降低科研成本，降低科研的入门门槛，有利青年一代探索创新。 5，立法鼓励民营企业RD和社会资源支持科研，用市场经济吸引人才。 6：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让大家明白现在科学家和科学都是有国界的。要提 倡发展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精神和科学家的职业精神。 5。15。2004

个人分类: 未分类|7220 次阅读|11 个评论

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5）―― 给总理的信

热度 2 陈良尧 2010-1-12 08:37

愤怒的葡萄！ 来自科技界底层的心声 诚挚感 谢饶毅 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笔者的系列对话博文以及 王鸿飞 教授的博文发出了来自内心的的深沉呼应，（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4628 ），这触及到了影响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即科技资源合理分配和使用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也真实反映在约 5 年前笔者给总理的信中，也是在好望角与部长先生发生对话的原因。 5 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未见有任何被解决的迹象和改善的趋势。为了进一步说明，以下给出写给总理而他并未能看到的这封信的内容，供参考。信的题目引自 Steinbeck 的书名： The Grapes of Wrath 。 ---------------------------------------------------- 愤怒的葡萄！ 来自科技界底层的心声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在犹豫了很久以后还是觉得有必要给您写这封信，来向您反映发生在科技界底层的那些越演越烈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正吞噬着我国宝贵的科技资源，腐蚀着科技机体，败坏了学术道德和风气。如国家投入巨资的 863 和 973 等重大科技发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已对我国科技事业造成了伤害，严重挫伤了众多优秀科技人员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热情和信心。 十五年前本人完成学业后即举家回国，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振兴国家科技事业的潮流中。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所付出的努力也时有收获，更多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许多的心血付诸东流。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无法在国家的许多重大科技活动中获得支持，如对于重大科技项目 ( 863 、 973 以及重大科技攻关等项目 ) 的申请，是年年申请，年年落空。 今年已是本人与同事们第 6 次申请 973 项目，与国内许多优秀项目的命运一样，未被批准。每年要化三、四个月时间精心准备，积六、七年来 20 多个月时间对于科技项目思考的精华和努力就这样被无情地扔进了纸屑堆。过去 20 多个月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努力都被浪费了，没有人会为这种损失感到痛心和惋惜。一方面要实现政府所倡导的科技兴国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却并不珍惜我国宝贵的科技资源，包括科技思想等软资源。那么是什么机制造成了这种现象呢？是研究水平良莠不齐的单位和部门为获取国家科技资源所进行的恶性竞争。那些围绕在政府管理人员以及特殊专家圈周围，以及在地理位置上最靠近科技资源源头的单位和课题组无疑有更多的机会。 在平等竞争的表象下，经常产生出离奇和难以被人理解的结果，这多半是以十分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显示出一些管理部门和专家的智慧，却不惜以扼杀优秀项目和伤害国家的最高科技利益为代价。 比如， 2004 年 973 项目申请指南中给出了信息领域中纳米信息技术的研究方向，却将与纳米尺寸无多大关联的传感器和系统列为重点，结果去年该方向上所有的申请项目都遭失败。不禁要问，难道偌大个中国科技界在对于国家科技进步至关重要的纳米信息技术方向上就产生不出一项优秀课题，进而导致在影响国家信息技术发展最关键的硬科技 ( 设备、材料、器件和系统 ) 领域的申请项目无一不遭到淘汰的厄运？据说这些重大研究方向都是经过科技部专家顾问组认真讨论后定下来，代表了我国某一时期最前沿研究方向，凝聚在这一方向下应该有许多课题需被深入研究和解决。然而仅到了 2005 年，还未被实施的纳米信息技术方向就突然蒸发消失了，被十分草率地转到了其它更有利于某些局部课题的方向上。是什么原因促使本应该相对稳定和急需被进一步实施的重大研究方面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发生了转移？其中的奥秘当不说自明。 人类科技发展史是一面镜子。本人不相信那些犹抱琵琶半遮面，在项目名称上故弄玄虚、用尽心思和玩足花样的人会有诚实的心情对待科学研究，他们将不会对科学事业有真正的建树和贡献。其实，在许多场合，不是国家的需求，而是一些部长和司长们背后相关的单位和课题组以及一些特殊利益圈的需求决定了国家的科研方向，实在是令勤奋工作在第一线的科学家们无从适从，悲从心来。 本人组织的项目申请书有幸于去年通过第一轮书面评审，进入第二轮答辩，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答辩专家组结构。尽管同在信息领域，也是隔行如隔山。要让来自生物、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等领域的专家们济济一堂聚在一起，在短短半小时内犹如科普般听懂某一领域高度专业化的研究课题，实非易事，这既不现实也有违科学规律和常识。许多专家显然缺少某一领域的基础专业知识，也无充裕时间能在现场对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仔细核实和审议，至多从答辩人员的表达方式和气氛中，再依据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或许再加上专家们之间的串联议论及其它非学术因素，就对上千万元的项目作出取舍，不能不包含判断上极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对于 863 、 973 等项目，一方面强调严谨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极不科学和缺少学术诚信的遴选方式，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和悲哀。君不见，一些课题组和单位为获取项目，无不早早攻关，从科技部一直攻到专家组成员，所导致对学术风气的侵蚀和国家科技资源的浪费是极其令人痛心的。 尊敬的总理，我们国家许多宝贵的科技资源经常就是这样被随意分配和使用的，不能说是全部，却有相当部分被流失到了不合适的地方和人手里。虽然有关部门会拿出许多数据争说多年来实施 863 、 973 以及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的合理性及其成绩，且不说那些无助于解决核心科技问题的花拳绣腿般的成果，仅只要仔细检验我国高科技领域的进出口产品和市场现状，尤其是我国学术界强烈依赖国际科技装备和技术的巨额进口单，就不难明白，我国若干重大科技计划实施所产生的积累性效果，不仅严重偏离了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甚至连我国科技界自身的研究基础都难以支持，即一旦脱离了来自工业化国家的高科技设备、材料和器件的无止境输血，我国许多重要的实验室和课题组将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当看到这么些年来本人和许多优秀科技界同事们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活动的努力所遭受连续失败的现实时，内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更痛苦和遭受损失的将是您领导的政府，以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失去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分科学家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要承担的高品质服务和贡献的机会。 在我国最高科技管理部门工作，尤其是身处部长、司长和处长等领导岗位的公务员应该具有这样的先进性品质，应该明白，通过制定和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国家科技政策和体制，使得国家的科技资源获得最充分和合理的使用，进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来实质性地增进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这将远比关心自己的课题组和项目更为重要，当属于国家的最高科技利益。 尊敬的总理，我把发生在学术界和科技界底层的这些故事告诉您，是极有风险地希望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解剖和分析，能让您有机会来亲身体会和观察到我国科技界底层的微观科技细胞的奇特活动方式。这些故事以及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问题，已逐步演变成为阻碍我国科技进步的桎酷，成为耸立在我国众多优秀科学家面前一堵堵远比解决实际科技问题更为困难的高高的墙。政府可能有责任，而我国学术界更应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和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非几篇文章和几句批评意见就能触动这些又高又厚的墙。可以预期，如果没有合适的途径和措施来有步骤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政府以及无数科技人员辛苦奋斗的努力都将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不仅会严重延缓甚至阻止在您领导下的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将对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建设、科技道德以及民族精神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 上述意见仅供您在百忙中阅读和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本人当承担责任，并敬请谅解。 陈良尧 , 2005 年5 月5 日 复旦大学信息学院

个人分类: 杂文|12947 次阅读|26 个评论

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4）

热度 2 陈良尧 2010-1-5 08:35

黑匣子 --- 来自咨询组专家的困惑要求 发生在一所大学内的许多逸闻轶事，是构成这所大学文化历史和口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也适用于我国科技界，即通过对许多典型事例的细致观察和剖析，可深切认识和了解何以在某一时期我国科技界会产生如此众多问题的根源。 在与海归部长的 对话中，虽以事实为依据，坦率指出了 863 和 973 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毛病和问题， 但部长先生并不以为然，听不进去，而按他的三人原理和方法，只愿意听某领域三个人的意见，便能确定其指南和方向。因此，这三个人的作用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不去影响和不与这三个人发生关系，一般来说，要获得科技部资助的胜算机会将十分渺茫。 在 973 体制中，最有可能和有机会对这三个人施加影响和作用的是咨询组成员，在每年项目启动的早期和整个过程中，都能接触和猜摩到这三人的心思和意图，并获得各种不为外人所知的敏感信息，从而直接和间接对项目的申请和评审过程施加各种影响，是一连串黑匣子中的重要一环。 我与遥远 C 地的 K 君仅在他进入咨询组之前的某次会议上有过一面之交，由于研究背景和课题兴趣的不同，再加上地理因素，彼此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研究合作关系。在那一年的 973 项目申请过程中，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本人正在组织某一课题的申请，已成为咨询组成员的他很意外写来一信： ―――――――――――― 陈 先生，您好！ 久未问候，望谅。 现在正在申报 973 课题，您有什么打算。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接受一个子课题。您如年慨允，不胜感激！ 本人因进入咨询组，不能承担或参与 973 课题，故而愿意安排教师能在您领导下开展科研工作。 希望能得到您的回答。谢谢！ 敬礼！ xxxx, 自 xxxx （单位） ―――――――――――― 他很客气，说是久未问候，其实从未问候过本人，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是借问候要给他课题组安排一个子课题，一起参与 973 项目的研究，其出发点无疑有其合理性。 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生了困难。因不宜透露 K 君的身份和意图，便很难向参与本项目的其它课题组成员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将并无研究相关性的 C 地课题组加入本项目。这触到了笔者的软肋，其实，双方心里都明白，就其担任咨询组专家的功能和信中的暗示，如不采纳 K 君的意见，那是一点成功的希望也不会有的。 于是，费了很大劲和很多时间，经多次修改，终于将他课题组的老师揉进了不同的子课题，却始终未能反馈得知 K 君对如此辛苦安排的满意度为多少。 送上去的项目通过了小同行初评，进入中评答辩阶段，却很惊讶发现 K 君竟也坐在那里，还是这次答辩专家组成员，彼此都只能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他也不痛不痒问了几个问题，自以为有出线的希望，却是煮得半熟的鸭子飞了，依然未能出线 ，自然还包括了更高一层部长的课题组也夹在某项目内要被照顾的优先需求，把其它项目都给挤走了。 下一年，未被实施的这一方向的指南莫名消失了，只能被迫尝试在其它领域的某方向（再次上当）组织课题。谁知在刻意消去指南的原方向上（可避开一大堆竞争对手），另一单位的课题组却能活动到这三人头上，伺机立项并一次就能高效率申请成功。一般的情况是，当前次申请失利后，如无事前联系， K 君将很难确知他的课题组是否会被再次包含在下次本项目的申请书中，这极具撞车风险。不过这次他测算得很准，已很有把握不必再来问候本人，而是在无指南方向上策划问候到了另一课题组，并从中拿到了一个完整的子课题。 按 973 原理，在某一方向被安排课题后，一般在相当时期内，如至少在三五年内，将不会在该方向考虑安排类似的课题和项目。因此，这三人、 K 君、以及那课题组采用如此手法窃走该课题项目后（窃书不算偷，在中国科技界，窃项目也不算偷？），便意味着其它单位的课题组过去的一切努力，即便是更富有创新意义和价值，都已付诸东流，今后不会在这一方向有任何立项资助的机会，仅指望那些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课题组， 包括 K 君，能珍惜这种机会，做出一些好成绩来。几年过去了，可追踪那些科学家的前沿研究成果究竟在哪里？一切的一切，最终可看到这个项目被彻底废了，是半点解决科学问题和支撑我国科技进步的作用都没有。这是很糟糕的一群人，能够破坏自己建立并承诺遵守的所有规则而不受任何约束和惩罚，其源头的毛病就出在科技部的 973 体制和那三个人身上，已无任何科技工作者的良知、诚意和信誉可言。 在其后的某次会议上，又碰见 K 君，都心照不宣，难为情呵！也算是有个交代，他扔过来一句话：老陈，到处都是黑匣子，我禁不住 木讷地 在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个黑匣子么！却也理解他的无奈和解释，处于他的位置和环境，是看到了还有其他大鳄所布设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阴暗面。 这就是部长先生在谈话中所说不想听五十人，而是只愿意听那三人意见的必然后果。显然，与受五十人的制约相比，控制三个人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则更容易让这三人通过各种迷宫般的隐蔽方式将自己单位或相关课题组的利益活动到各类项目中去。在这里，与这三人及其复杂人际网所真正追求的各种特殊利益相比，所谓国家利益、关键科学问题和目标等等，都是遮人耳目，已丢于脑后，被降至更为从属的地位，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在 973 项目的二、三审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外行专家，根本听不懂或看不懂某一项目建议书的内容，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作为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遴选过程，其投票表决的科学依据究竟体现在哪里？结果，不能不说许多项目和宝贵科技资源都投错了地方，投错了人，却是一茬又一茬都落到了与这三人密切相关的课题组口袋里。 王鸿飞 教授敏锐地察觉到 863 、 973 项目中的三柱香问题，碍于我国学术界的不良生态环境，只能以讲历史故事的隐晦曲折方式警示学界同仁，而在与部长先生的对话中，可获得最清晰的印证。 毋庸讳言，部长先生的三人原理及其源头腐蚀作用对我国科技界的影响是极为 深远的。 阅读连接： 1.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7232 2.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227 3.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223 4.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219

个人分类: 杂文|40566 次阅读|31 个评论

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3）

陈良尧 2009-12-29 09:15

约一小时的约谈结束后，部长先生径直去了机场，我则去医院探望在等开刀的老母亲 ( 已于去年去世，终未能看到这份努力的结果 ) ，在路上便接到复旦打来的电话，有领导要找我谈信的问题。显然，这不是如部长所说仅科技部两人知道此事，而是有更多人知道，并如此迅速地有意无意让消息和压力传递到上海的朋友和一些单位，要我考虑后果。什么后果，无非是如约谈中的话，复旦拿不到或少拿科技部的项目，或是本人早点退休，以及后续一系列其它方面的报复。我也坦率对这位领导说，你不应该来谈这些问题，科技部这样做是严重违规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行科技体制。对于此类事情，学校领导很少能给予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息事宁人，腰板硬不起来，因为复旦科技资源的命门被捏在科技部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手里。 ―――――――――――――――――――― 笔者在科学网读到 2007 年 9 月 13 日 王鸿飞 教授写的 《洪门三柱香》与申请 863 、 973 项目之秘诀一文，感慨中留下了如下的评语 : 《 洪门三柱香，确有其事，就是那领域的三个人，控制了一大帮人，决定了 973 的指南和方向，这三柱香不烧到，确实机会很小，过去就听说有这三个人，还有拜老大的故事，经鸿飞点拨，想不到竟是出自洪门堂的祖传家法，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告诉大家我与优秀同事们八年抗战申请 863 、 973 都落难的经历，以及与掌门人的世纪对话，折射出中国学术界很不光彩的一面。 参考连接 :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7232 这当然是在说科技界的笑话，却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还真有那么点背景和味道。》 ―――――――――――――――――――― 这不过是我国科技事业磨难发展中光明与黑暗共存的一段插曲，还有更多的故事且待下回分解。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9471 次阅读|16 个评论

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2）

陈良尧 2009-12-29 09:04

时间： 2005 年 6 月 16 日 ， 16:00 － 17:00 地点：上海好望角宾馆 2102 室 ――――――――――――――――――― 程：我是程津培， 陈：陈良尧， 你好， 丁秘书：有点晚到了， 陈： 还好，但我过来，现在这个路，这个交通呵，复旦在修路，差点走错掉， （丁秘书退出） 程： 国家重大项目评审的问题，国家信访局找到了科技部，请我来听听你到意见，你的 973 、 863 项目评审中间的一些看法，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我正好在楼下开会，顺便就让你来辛苦跑一趟， 陈：这个问题， 程： 我就管这个基础研究， 973 归我这里管， 侧重于 973 可以的，你的情况反映中你主要谈到信息领域，申报了几次都没有能够成功，可能专家里面还是公务人员在里面可能发挥了一些不正常的作用，想听听你的意见， 陈： 这个事情大家都有很多议论么， 973 是国家的愿望，也是比较好，包括 863 ，重大攻关，我都是申请过的，但是我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过，这个是有很多原因，这个原因讲起来也比较复杂，都可以找很多原因，总的来说，像我们这样一群人，要得到国家的重大支持很困难，面上有些重点项目可以申请到，但是在这样一个方式里面，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要让总理知道，最起码， 程： 总理怎么会看到你这个东西，到他那个办公室就转到国务院的其他部门去了， 陈：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想我们的努力都没有什么用，化了这么多时间，精力都消耗掉，这么多时间，精力都消耗掉，这个大家都有愿望，都希望为国家作贡献，或者希望会得到国家的资源，都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然后会做很多好的研究，最后，我想国家的愿望没有最后能够做得很好，原因很复杂，每年都申请，我今年第六次了，是吗，这个申请，我当然有可能以后不一定是不是还要化这么多精力，是不是值得，但是我们是回来是真心诚意为国家，能够，希望能够做一点贡献，而且知道怎么会做事情， （被秘书进来打断了一会） 陈： 这个事情太复杂了，这个太复杂了，如果拿一些数据出来看，我想很多会说明问题的，你那么多钱，分布在什么地方，在全国的分布怎么样，这个在人群里面的分布怎么样，这个在队伍里面的分布怎么样，你的那个统计数据我想相当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不是对个别人怎么样，有些人很好的，也是可以拿到和得到资助，还有一些人不应该得到资助，或者是不一定做得很好，他也会用各种方法拿到资助， 程： 从你六次申报 973 的经历看来，这个 973 里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从信中反映出来这里面有黑箱操作，甚至有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在里面起了一些作用，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证据，完全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你信里面写了这个冒很大风险，也不一定，不一定是很大风险，没有关系的，你最多是会拿不上经费支持么， 陈： 因为具体的部门是有很多原因的，我拿不到基金，那我就少做点事情，或者是早点退休，能够， 程：你还年轻么， 陈：不年轻了，我不年轻了，不是太年轻， 50 年么， 50 年生的，今年已 55 岁了么， 54 岁 55 岁了，到年底 55 岁了，不到 50 岁就申请项目，很多年过去了，就是说我个人的事情，但学校里还没有往那里说了，学校，譬如学校，对于复旦大学写这种信，为什么要这样写，是不是打打招呼，这个所有的资源都是在国家手里面，反映国家的这些年的问题，复旦大学肯定受影响， 程： 会有影响么？ 陈： 当然有影响，我去年没有申请到就想过这样的事情了，学校的领导跟我讲过的，讲过这事情的，当时我就很悲观，我说这个事情要反映反映，那学校领导也跟我讲，你说的这些事情你讲没有用的，但你也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这种话都有的，虽然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我来反映这件事情，这还是小事情，还有很多事情，国家体制里面，我想这个问题是基金反映出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如果我们从国家科技部的层面和宏观的政策方面不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国家很困难， 程： 这个咱们要这么说，我想我要是从打官腔的角度，就是说我首先要感谢你给科技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性的建议，但我不想打这个官腔，我也觉得咱俩的经历估计差不多，我会比你长两岁，我们都是老三届，我也在美国念书，回来以后在学校里当老师，前五年，嗷，五年前我到科技部，所以说我们大体走的是相同的路，我本人现在也是学者，你那信中也反映学者做官这里面有些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咱们慢慢再说这个事情，总归呢我们有相同的经历，我在那里主持的时候也不是特殊身份，大的项目我也从来没有拿过，再讲我们现在是找问题，我也非常理解，你做得非常出色，应该说这个你走得比我要顺，你别看我现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但你前面那些该得到的东西，我从你的履历上看，你基本都得到了，全国老模啦，全国的优秀教师呵，你并且在做院长啦，杰出青年基金啦，中青年优秀人才啦，还有许多奖励啦，还有其它的应有，应有，能拿到的差不多都拿到了，这将理解在这种位置上呵，你也非常希望能够拿到国家的重大的项目，这个有这种责任去承担国家重大的课题，攻关项目，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呵，我现在正在学着，跟学者与学者之间，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机制里面呵，存在着好多的问题，好多好多的问题，我在这里做了五年，我也看到好多好多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想找的你刚才讲，你假设，你这里这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做学者呢，就是要说一种合理的推理，跟它那个事实之间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联系，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呵，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部里做公务员，特别是坐在我们这个位置的人哪，特别是想拿到那些证据，便于你去改进管理，但我回国后的这二十多年，我也感觉到这个制度呢在慢慢地变化，慢慢朝，应该说还是朝好的方向去变化，这个化钱的人更加理性地化钱，管钱的人更加理性地去管钱，我觉得慢慢是出现这种趋势，要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到那里去做什么，我们这些人难道眼睛瞎掉了，怎么选这帮人去干这样的活，越整治越烂，越整越黑，这就不行，你索性干脆早早地回去，我也提前退休，也好，现在就是想找这些问题，你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特别是那些实质性的，假如说我这里有公务员，我有处长，司长，甚至到部长，存在着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说把钱拿到自己家里，但是你处理事情上不公，这非常想知道，所以你这个事情，我们，但还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没有让你点名的人知道任何信息，你可能，因为你会担心你那多少在那个领域占点边，这个信息没有，没有让直接点到的人有任何了解，但是那有一个公务员是，除了我之外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保护得非常好的，所以在这里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我们这里存在问题的话，诚心诚意地想改，但这大的机制存在问题，跟它整个的大环境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科技部也在做这工作，但不可能一天就变化，慢慢地慢慢地在朝合理的方向去推动，否则科技部要 那么多 博士干什么，要那么多对科学自己有一定了解的人干什么，另外你要了解这些人工作的精神，要了解他工作的规律，整个科学的规律你要知道，不然，如果说，我们也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情况，你这个纯碎是有管理类的人在这里面，他就不会有任何私利，这至少是对他自己的课题组不会有偏爱，他从管理出发，但那方面恐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就完全由管理，这些管理的人没有，缺乏了监督，也是会出现问题，如果不内行的话，恐怕出现的问题会更多，如果说有人做公务员，他自己还要从事业务工作的话，最多那个，他自己那个组肥了，谁都有个能够肥多少钱，何况还有应该说非常透明的监督，我们的公务员不允许拿这科技部的项目，即便我们走歪题，恐怕如果他还是能够基本出于公心的来进行其他方面的管理，那他工作还能继续下去，但是我不是说我们就是要保护这种你自己有工作，这个人，谁随他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想呢，大概想说明一个意思呢，希望能找出这些问题来，特别是在你理性的推测底下的那些具体的东西来，存在不存在，特别是 973 ，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 973 呵，这些年来得到的赞语较多，跟 863 呵有所不同，得到赞语较多，听到批评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想，想拿到东西，今天实际上是听意见，想改进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是，是应该目标相同的，我们在这里做工作呢应该跟你在这里做工作一样，都是为了把我们国家这个事业做好，我想你还是应该相信这个公务员的群体，还在那里做事情，不是仅仅总理一个人愿把国家做好，我想公务员的大多数原意把工作做好，将原意把国家的事业做好，国务院也在那里照管自己的权力，已很管事，我再听听你的意见，这个，但有一个情况呢跟你沟通一下，这个 973 的申报量非常大，但在最后中标的 10 ％左右，是低于任何一个科技计划的中标，这是一个因素，然后，因为国家的资源非常有限， 973 是从三个亿开始的，每年增加一个亿，弄到现在呢，增加到了每年有 10 个亿了，这一个相当不小了，但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限的钱你想把它化好，主要在六大领域，你知道那六大领域，后来还有前沿交叉，你是不是在前沿交叉里面申请，今年， 陈： 我是在信息领域， 程： 信息领域，那属于六大领域之一，为了能把这些钱呢尽量化得好一些，就组成了一个专家顾问组，你也知道，我估计你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去答辩，你是讲去年的事还是今年的事？ 陈： 去年我答辩过的， 程： 今年也答辩了？ 陈：今年没有，今年是答辩的机会也没有了， 程： 有一个机制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想从全国选出项目的时候，你是给每一个领域分配固定的名额，还是在不同领域之间，有好的我挑选上来，不是绝对的平均化，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从开始有 973 到现在，一直是放开了，你这个领域有几个好项目，我可能就多出，那个领域相对弱一点，可能就少出，但有一个大的平衡，不会让它太悬殊，六大领域都是我们 973 最重要的领域，但有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最终呢有一个专家顾问组，周光召为组长，这个专家顾问组是对于每一个答辩来说是最内行，最外行的一个组，而相对内行一点就是第一层次，作为专门评选，第一轮呢是这个叫做小同行，但所谓小同行在信息领域的这么大的框架底下，小同行，我是搞，干化学的，我这个小同行在国内没几个，但你要组成一个那么二三十个人的评审组的话，必然有跟我不同行的，但仍然叫小同行，我把我的有机化学叫做小同行，然后化学叫做大同行，你那个领域恐怕，我觉得恐怕比我们这个还要宽，那我们要在评有机化学这个项目里面，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同行，这是第一轮评审，叫小同行评审，好，你在小同行评审里面脱颖而出，但到了大同行的时候，这就是你有答辩机会那个，那个里面，那可能就是面对着许多的非同行，但对外面来讲还算是同行，那叫大同行，我们有第二层次，第二层次叫 973 的咨询组，这个层次再出来，那就到了最后的综合评审，那基本上全是外行，这个，你是干信息的，信息那里面我有三个专家，每个大领域我都有三个专家，这三个专家未必扣住你那个领域，所以对于你那个领域他们仍然可能是相对外行，这就那么个机制，如果我分配到你那个小领域去，那可以相当来说是同行评审，你如要从大的范围里边摘项目的话，最后呢，避免不了是外行评审，现在就是那么个机制在这里，除非我再细化到小的领域，现在我这个钱有限，有没有办法准确地选择哪个小的领域，应该给多少项目，这确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这跟我们在美国做研究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钱多，中标率可能会高一点，另外，几乎所有的重点领域，它都会有投入，我们的重点领域有很多会落空，这是这么个情况，假定今年设定了这个领域是需要支持的重点方向，明年就未必会设立，这，这个是由谁来设定，是由专家顾问组来决定，政府几乎没有权，照说，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部门，他对宏观的事情应该有，如果你在那里做工作，你想把工作做好的话，你对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状况，国际上的趋势，和你们国家的特定的需求，应该有所了解，可以在科技项目部署上，政府这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象自由探索那边，主要是听专家的，这边比如说我想突出农业，我想突出信息，我还想突出健康，健康又在哪个地方更为重要，一般的来说各个国家如此，它是应该政府有一定的主导权，但是我们 973 的项目，其实是不允许政府有主导权，按我们现在的机制，那好，每年的指南基本上是由这个综合评审的顾问组，叫 973 顾问组，那个领域的三个专家来定，定下来以后，今年我要支持哪几，哪几个方向，这个，大组汇报一下，把这三个，各个六大领域出来，综合交叉那个也出来，综合交叉一般不设某一个方向，就是设定一个综合交叉这个，这个科学发展的前沿，一大块全都进去了，譬如说，你要想报，报这个综合交叉这一块，几乎就没有指南，你什么都可以报，大家硬碰硬地上，但在领域，六大领域里面，它就有今年要支持什么，明年要支持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就是他根据历年来国家的部署和整个国家在这方面的队伍的状况，他总归是工作这么多年，他对国家大的方面应该是有所了解，一般的层次呢算比较高的一些专家，他选定了以后，跟大组汇报一下，把这个单子综合上来，我的工作的确很简单，然后交给我们，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都推给专家，好，由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专家提得过多呢，有的是不是提得太细了，有，有专家自己的背景在里面，我们要对他筛选过去，然而可能譬如今年，这个，我们感觉那几方面部署还不大理想，可能政府就提出来，譬如纳米材料你就部署比较多了，连年占，你们现在还是要考虑纳米材料作为重点资助方向，那从这个基础研究司，它对全国的了解来看，恐怕纳米电子学，或者是纳米生物学方面的工作更应该引起关注，这样与顾问组考虑增加这个领域，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返回给顾问组，顾问组的领域呢当然专家要认可，认可以后，我上部务会发布指南，照这么一个过程，政府在这里面能起的作用，当专家把那单子拿过来以后，我要进行一定的筛选，他专家，有的领域专家设定的方向较少，那基本上符合要求，有的领域呵较多，那就要跟其他领域尽量平衡一些，有些重复性的东西呢，我要跟专家商量，你这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还要列里面去，然后有的过于专了，我们怀疑专家可能有背景，一般的专家应该没有背景，应该没有背景，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环境底下，我不能保证，我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但应该说这些人较为公正，经过考验，要不然我们国家再也找不出公正的人来，这些人相对来说在社会上被大家较多的认可的，是这么一帮人在那里面，如果你看看他，这名字我们公开，你看看他们，如果他们有问题的话，我们随时都接受社会各界的这种提出来某某人有什么什么问题，等到换届的时候恐怕就要考虑，如果有突出的问题的话，那么，那么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措施，一般来说呢，这些人是经过长期的考察的，比较出于公心的，这么一个组，他可能判断上未必都那么准确，他毕竟他的专业领域有限，这，你让光召去判断那个农业，是不是能够判断得那么准，你信息领域他根本不能判断，他当然信息跟，跟物理结合得比较紧，他干了那么多年的宏观的科技管理，他可能对你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敢做深入，这是，他是一个大战略的，战略性的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水平少许比他差一点，但仍然属高水平的人，都有他的极限，但总的来讲，他们的资质，他们的为人，基本是能够被认可的，认为是符合这些的，基础研究几乎是最高的层次，我们不会怎样问，所以我们叫，跟他们来考虑，如果他们还提出他们背景很强的东西，我不排除里面有人是这样，特别是基金委啦，有人就是，唉，我干这一行的，我就把这一行弄上去，如果说你得对，国家特别的需求，也可以，但如果你是排他，这个我们就要修改他原来那个建议，让他把它放宽，让更多的人能够，能够竞争，这正是政府要做的事情，这些年我就在，就在盯这个，不希望专家把他自己的背景过强地带到我这个项目指南里面来，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么多项目指南的所谓黑点的那个举例，我们是尽量的宽，别人是能够进得来的，很难套到某一个课题里面去，我不知道你在底下看这些指南是不是这种感觉，如果你觉得，它特别是倾向于冲某一课题组去的，那就是，那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不细致，或者我们外行，我们也看不出来有那什么问题，但我们在努力做这件事情，这是政府做的，政府刚才我说的一个是条内，一个是我觉得比如说，那年就是呵，北京沙层暴特多，沙层暴这样的一个基础研究，常年的问题，无任如何进不到指南里面去，那政府，我们这个层面，我们也有，有强大的压力，这时，这国务院几位领导一再地讲，你科技要作支持，所以我们就跟顾问组建议，把风沙列入到，风沙具体列入到指南里面去，象这一类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带有点政治任务型的，那我跟专家组商量，商量被认可之后，我们也列入指南，大概就是那么一个程序，就是政府能做得事情有限，但是呢，不排除政府有可能，特别是个别的官员有可能在组成专家组的时候有倾向性，这个，我不能跟你保证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但我们的咨询组基本固定的这第二轮，第一轮尽量地选取，就根据申报的状况来选取你比较贴近的小同行，我说小同行实际上也是外行，绝大部分也是外行，但是我们让他呢基本上平均，基本上贴于你那个领域内，每一个申报的项目都应该有小同行在这里边，这，这是理想化，但可能里面会有漂，可能这里边呢有些人，这我们需要你来提供线索，如果确有人在里面操作，那，那就跟我们举报，这个现在我觉得政府在处理这种事情上不会护短，这科技部门，科技部门大部分出身是学者，这点应该说比其他部门要做的稍微好一些，是理解学者，但愿是这样，但如果说，你要说国务院各部门都要有些问题，但科技部门来说，相对地好一些，这个，这种说法是不是过一点，我不太清楚呵，因为我来看呢，我又不是你，你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许你讲呵，你在搪塞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在真诚地跟你讲，表明一个情况，这我就是， 973 就这么过来的，里面还有大量的问题，我们需要管它，但你把问题给我指清楚了，怎么去弄，我来想办法，感觉是这么一种，但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呵你有，因为几次来申报，不能中标，这个，应该说这种情况不是不普遍，有非常好的项目，上不来太多太多了，因为每一个组合基本上都是化了很大的精力，很长的时间，没有随随便便的，像基金面上这个申请有的时侯会有随便的现象，但是 973 的，随随便便地搞个 973 的组合，人不多，非常非常少，他也知道是白痴，折腾干什么，所以大家都在那里认真地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十分之一，那总体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我刚刚参加一些 973 的就是最终那一轮的第三论的评审，我听了一部分项目，感觉到各个项目还是相当厉害的，但筛选下就是真正没有进入答辩，第二轮答辩那里面有非常好的项目，我也知道，有非常非常好的项目，它没有办法上，包括你们学校，包括上海那几个我都熟悉的人，项目就是没有上来，这真是没有办法，但再瞧就是怎么能让这个第一轮的专家就选得特别的准确，这是需要我们特别下功夫的地方，但也听听你的建议。 陈： 我是这样说，我们呢，就是在基层，大多数呢是在观察政府的这种做法，我想从政府角度，特别是像程部长这样，我想，反省下来，因为我们实际上如果不是把我们都作成政府的发言的话，是学者的话，这是一种心情，希望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搞得更加好，出一些很好的主意，想一些很好的办法，建议么非常好，解决一些问题，是么，这个科技，这个研究呵，愿望都是很好的，但有的做得成，有的做得的不好，做得好做得不好，我觉得很关键是谁来做这个事情，怎么样来实现这目标，譬如你当家的话，你家里面有这么多钱，要实现你家里程序的话，你也有想法的，怎么用好这些钱，怎么产生最好的效果，在美国也是这样，你这个国家，管好国家，它怎么能够解决它的问题，怎么样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去，你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不同做法效果是不一样的，不管什么做法都有它合理的地方，都有它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看效果怎么样，效果不一定，我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信息领域里面，还可以知道其他领域里面，这些产生的项目可能是说都很严格的，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信息里面核心问题，怎么会产生出来的，如何到最后会批准的，最明显的是没有解决国家的急迫的核心问题么，去年几个项目不知哪个人写的么，而信息领域里面呢，纳米技术是非常关键的，怎么产生这个方向，怎么会这个方向里面没有，那个项目会遴选出来，最近发现消失了，是什么原因，我是觉得如果细致地问这些问题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在哪里。 程：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陈：唉， 程：你讲一讲吧。 陈： 我就说，这信息领域为什么举例会举到这个上面去，纳米技术，用生物传感器件作纳米技术的举例很勉强的，传感器不需要这种纳米技术，你就说你能做传感器，你讲我们也是认可的，是吗，你问问纳米的领域，许多人的意思说生物传感器，你去问问看生物传感器，哪个生物传感器现在要用到纳米技术的，是微米技术，量小了信息量不够的，而且那个生物传感器还有很多前期研究，生物的那个机理，怎么个传感方式，怎么把生物的信号变成电信号，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只要你答起来了，那么我们也认可了，告诉你，去年专家的评审，最后一个都没有成功，冶金所是封松林去参加的，他是做传感器的，和我们复旦大学联合的，我们是做纳米的光子，那个光学，有很好的手段可以产生纳米光谱，刻层，材料研究，这里面国家是很需要的，还有其他的，我看都是做传感器，做生物传感器， 程：你觉得他做工作吗？ 陈：我来跟你讲个现象， 程：唔， 陈：是不是，就是说，为什么像这样一些，像国家封松林做的项目会比其他的小组比较强， 程： 他上去了吗？ 陈： 没有呵，第二轮答辩，第三轮就没有了，第三论谁上去了，第三轮有人答辩的，怎么样的结构答辩的，哪些专家参加，怎么样的组织形式参加答辩。 程： 在我呀，跟你呀，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个评审，但这些问题主要出在评审阶段， 陈： 不是的，评审的第一轮已假定都过了，能够去答辩么，小同行都同意了么，是不是呵，小同行对于项目都认为是好的，都遴选出来的，都上会去答辩么，答辩这些同行我只讲我反映情况，这种形式不是很好的，这么多专家在这里就听你答半小时，里面的小同行可能只有一两个，只有一个，我的同行里我知道只有一个，他还算不上同行，不是小同行。 程： 这你也是做管理，你要去贬这个事，你不是这样评审，你怎么评审？ 陈： 那我是，我是跟你探讨啦，我今天不是同行不算数的，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训练过，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国家好的项目， 程： 对对对， 陈： 对不对？ 程： 我们也在考虑这件事，大家不是说要把事情做坏，而是想把事情做好， 陈： 怎么样能够，能够知道你这些项目，这群人能解决这里面的问题， 程： 他怎么能够理解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陈： 对对对， 程： 你要是想要让你这个小项目的人多，就给你这个小同行多，对别的申报项目就会有不公平， 他要相对有一个平衡，你要说现在一个同行不够，我们一般至少保证有一个小同行，一个方案不够，那好，增加到三个，那别的申报项目也要有差不多的这个量， 陈： 这个就是说我们体制里面的困难，用这种方式就会产生你刚才讲的困难， 程： 嘿，对， 陈： 说出来其实这个方式试下来是没办法解决的 程： 那用什么方式更合适， 陈： 我等会儿讲一个事情，如果是探讨的话，我们是可以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你体制里面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不可能解决得很好的，这不是矛盾的么，是不是呵，你要半小时里面这么多人明白，只能够讲一些科普的，让那些， 程： 是这样， 陈： 所以说，这个形式是很难达到效果的，不达到效果，要象我们做研究一样来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我做研究不能解决，我研究做不下去的，我研究不能做下去的，因为我要解决问题，我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那么卡住，我是走不到头的，我们产生什么效果，我一定要，这个问题都解决的，这个科技工作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找不到好方法，那你只能选择这方法，这方法产生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的， 程： 对，是这样子， 陈： 是不是呵， 程： 因为现在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只能用这种方式来， 陈： 这个方式，这个管理里面也是要有许多创新，也有很多新的想法，论研究，我切身体会里面，不是还是我做研究，我说我的多少经费，我来一个小组里面分配资源，我怎么样来实现我的目标，我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不是这样的， 程： 你做宏观管理的话，你希望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可以， 陈： 我跟你讲，程部长，我是觉得，这么大的项目，几千万钱，管理上有成本的，管理上面如果不花成本，这个项目是管不好，没有效果出来的，发动大家跑到北京去参加，这么多年下来，弊病太多了，也不是当然你的经验，最后你可能也很苦恼，出发点很好，但是你发现实施，怎么会老会是这样，是不是呵，好多问题，可能刚才讲的是这么个问题，是怎么样一个方式能够做得更加好呢，是不是呵，这么大的项目，我可以讲，就专家层面上面来讲，如果叫我来，来认识这个项目的话，不需要这样答辩的，譬如我们组织一个小组，是委托科技部，委托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定，定的由这个方向上产生的几个项目，我们花时间来这么跑一跑，把这些人召集来开开会，听听你们在讲什么事情呵，看看你们环境怎么样，看看你人怎么样，很难躲得过去的，有些问题不明白我可直接问你的，你到底什么问题，你解决什么问题，你哪些问题解决，哪些问题没解决，你要在我层面上面，你要离开我的判断那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对政府负责，我不对你负责，我回去写一个报告，我可以你根本不知道的，我可以非常负责地，我可以把我的感觉告诉你，我可以把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得到的反馈意见告诉你，至于这个领域里面这个题目谁能申请，那个情况怎么样的，他们的状态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效果怎么样，从我的背景搜索，对人员的搜索，对这个项目的估计，包括对它们的认识，我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报告，来打上去，如果，一般我选出来的这个人，被批准的话，这些人要负责跟踪，要对你负责，要对科技部负责，发现问题立即干预，但这是要成本的，两千万，两千万的钱，或者是三千万的项目，你化百分之一的成本，还是化百分之二的成本，还是化百分之五的成本，如果不化成本，如果浪费的钱，可是比你化钱管理的钱还要多，但是我是这样随便说啦，不一定有用的， 程： 这个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呵，也还是比较困难的，比较不容易实现的， 陈： 那是，那我是这样说，我们要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平时在上海的范围里面，我们上海的圈子里面， 程： 我跟你讲呵，因为我在这里做几年管理呵，我跟你讲这种形式我们采取过，但不是在 973 ， 973 那个量太大，重点实验室是这样的，到地方上去看，我们十几个二十来个人，一共才评几个实验室呵，不是现在这个量呵，搞得几个专家筋疲力尽，但是表示这个成本是要付的，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大家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要淘汰的，这个方式呵，在某些情况可以用，但这个对于 973 适不适合用，那恐怕是要从管理上就是要考虑了，实际上有没有人原意去这样去做，譬如，找 陈 老师你来，你也是个知名的专家，你整天去弄这些事情，你恐怕第一年我原意去干，第二年就拜拜了，你去找别人，我老是替人家换专家，老是一天到晚换专家，他也不了解整个的这个发展链，这里有问题，评奖的时候，我们到一定的轮次呵，你前半段，因为那量太大，等到后面，筛选到一定的程度了，需要派几个人去，去看，这个我们也采取过，听听大家的反映，看看他到底做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呢，这几个专家回来，给大家报告，那么你也不能排除他们几个专家的倾向性，而且呢，这三位专家，或五位专家，所有的报告回来，都是支持性的，这个在中国这个大环境底下，你很难有一个专家说，我不赞成这个项目上，他没有到达获奖的水平，这个你怎么能保证没有人把你的话传给被评方，但尽管我们有严格的说法，你一旦有走漏了秘密的话会怎么样，会怎么怎么样，取消你的资格，将使你申报项目的资格都没有，但实际上没有人会跟你讲，是谁谁谁说的，所以，实际上你就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回到大的组来，每一个小的考察组都会讲同样的支持性的话，但我仍然要从里边删掉三分之一，怎么办？所以，实际上就象这样一些管理上东西，我在几个层次试过，那么什么情况可行，什么地方不可行，那还要看着，你在感觉到它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本来要付大的成本，几千万的项目，是需要有高成本的去考察的，但可能在实际的过程中，在操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认真跟你讲，我不是非得咱们较劲呵，我是把实际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机制不是太理想，但是，找到比它更好一点的机制还真是不很容易耶，所以在这里边会有很多的问题，非常好的项目，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非常想上项目，找了我几次，我了解他项目，非常棒， 973 ，上不来，还有你们上海某一个高校，这个书记找我多次，像这样好的人物我们从海外引进来了，他做这样的项目你也看到了，非常棒，也没有弄得上，我没有办法帮他上，他走了，这象你一样的感觉，我这个项目， 陈：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机制里面的困难，我们国家本来身为部长的，好多是专业角度，这样的人非常好帮助国家，但国家却不能支持他，而不应该支持的人却倒怎么把经费活动到他头上去的，而且不应该的项目反而弄到他上面去了， 程： 这当然是，我讲是出现在评审过程中， 陈： 而且这个现象不是一次两次，是频繁地发生， 程： 是比较复杂的， 陈： 频繁地发生，这个有，我们还有， 程： 这样子，我跟你讲呵，是这样的情况，总的来说应该有一个估计，评上的项目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恐怕，你看从你那个角度， 陈： 不是的，最后我们来看，我是觉得，科技部既然有意图，或者某些人有意图，或者某个单位有意图，要上什么项目，就明说，我们就不来申请了，你就明说，譬如我明年要申请，一个薄膜材料，他出了一个指南，薄膜材料，薄膜很广啦，薄膜，这么多膜，很多膜，什么膜，都是要做的，但是实际上当时是有意图的，后来我知道是有意图的，有人叫我去 給 谁谁谁讲，但凭我的做法，我不愿意去讲的，但是你不去跟他讲的话，我是觉得，最后，大家现在知道，不是跟某些人，不是跟处长讲，还不是专家，他说跟关键的人讲，他会有什么办法会给弄上去，结果果然弄上去了，叫什么膜，你就说这个膜，我们就不来申请了么，不相互竞争了么，你讲清楚这个项目很重要的，没什么，我们都理解，我们是觉得，我们这个一般国家需要的，有的项目没上，我们已看得很多，就在那里等么，今年不上明年上，这国家总得支持，不可能说是这个支持，结果还没有支持，结果就没了这个方向，居然，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去年，这个项目虽然换了个题目，还是这个指南，还是这个，就是这个举例，不过换了个方向，纳米，没办法，好更加宽口径，而且去年发生的问题，今年早就作好准备了，早就下面作好准备了么，所以我是觉得， 程： 可能在专家层面上出现了问题了，呵，也可能是， 陈： 早就作好准备了，他们，我们上海的专家是，譬如，有些人跟我碰到都是很恼火，是不是呵，他们知道怎么找规律，都是这样跟我说的么，我们在一起吃饭就这样说，我们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早就这样，早就可合起来么，可是信誉很重要，这个团长如果不进去怎么办，跟你讲，我们是有的等了，只有这个题目已经被支持了，我们才会有机会，我是觉得呵，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做研究工作，实际上心里面都是很清楚的，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咨询组跟我写信，你讲了说他们知道的，但不愿意讲，他们也看不懂，到处都是黑匣子，碰到一个就死在那边，这种情况我是觉得，现在人做事情都是很聪明的，非常聪明，保护自己，尽量对自己的影响越小越好，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努力的做法会伤害很多人，特别是伤害国家的这个体制，伤害部长的心情，你的愿望这样，但实际上你抓不住的，现在这个做法是，否则的话我们国家不会出这么多事情，做法越来越曲折，越来越缺德，你赶不上他们，但你会知道这里面有原因的，这原因不愿意讲出来，但是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是请这些当事人讲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譬如第二轮的讨论，看专家们是怎么想的，专家们怎么会想到这种事情，怎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这是很难理解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的专家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人，我想，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除了研究以外，发生一件事情，偶然事件算了，出现两件事情，有可能是搞错了，连续地发生，就不是偶然的，这当然是可能，都心情是好的，是为了国家发展，但资源太少么，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情，我想你也是这样，但是这机制里面，体制里面发生的问题，我们如果来设想一个好的方法的话，或者是有改进的话，可能是会做得更加好。 程： 唉，因为今天时间呵，你提的问题比较大，也挺复杂的，我们来探讨怎么样更合理地，公正地，透明地评价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好多的问题呵，最近就其中的有增加的趋势，但还是个小数，总是要改进工作么，这就是实践，我刚才讲了，好几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有什么能够替代现在机制的建议，这今天谈不完哪，咱们还可以再谈，待会儿，我让秘书给你个名片，网上有我的 email, 你还可以给我们建议，今天谈的呢我不会跟涉及到的人讲，但你的建议可能就是我会以这个科技界的建议的名义跟底下的公务员呵，会我们一起讲，看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今天还没有涉及到到底怎么去解决，你知道，我设想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个黑箱，你把事情呢看得比较暗，我不能说让你不这样想，因为你， 陈： 这个， 程： 你的感觉， 陈： 不是，不是我的，都是直接参加这些项目的人跟我讲的， 程： 对，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项目呵没有评上，没有评上的人呢，从我们国家大的环境上看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会联想到科技界一定会有非常太多类型的人在那里面，那些潜规则在那里起作用，所以呢，你的感觉不好， 973 呢，总的来讲，你资源越少，拿到的人越少，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就越多，因为科学家呢，总是也要深解，你对社会上一些看法，可能涉及到我这科技上，我就说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也不能排除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你看什么，所以我想呢，感觉不好的人还是比较多，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这需要你更好的机制，这个机制到底在哪里，操作层面上好不好实现，这就需要听听象你这样的这个什么意见。 陈： 譬如，程部长，你有没有这种统计数字呵，这个， 973 那么多项目，有没有一个全国的分布图，有没有，有没有全国的， 程： 应该是有的，但是这全国分布图呵，你可能觉得北京的多一点呵，上海的少一点呵，那里会更少，但这不说明问题，因为你的科技工作者的，你的量在那里摆着，怎么从你的角度考虑，离北京近呢，跑得多一点，因为我专家里面也北京的多一些， 陈： 对，但是如果是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话， 程： 但是，你的这还是一种逻辑上的设想，仍然还没有提出来如何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丁秘书进来）小丁，拿一个我的名片给 陈 老师，里头有什么，我待会儿坐飞机走， 陈： 真对不起，对不起， 程： 那还要听你说， 陈： 没有没有 程： 请你来这边，蛮不容易的，路上就要化两个小时，我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很遗憾，我对你那个领域呵不是太了解，干化学的， 陈： 对对对， 程： 我做管理也是做了四五年了， 陈：不容易的，我是觉得不容易的，如果是在某一个位置上面，大家，譬如你是，可以说也是我们的代表么，有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会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做一些贡献， 程： 至少说，我跟你讲呵，有一点呵，你应该，我想你应该可以能放心，至少相信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公务员的队伍呵，是越来越改善，从部里呵，从科技部的领导来说，对不正之风是抓得非常严的，不是拿来说说而已呵，真是在那里抓，就有那么一帮人在那里想管好事，这至少是出发点是对的，多数人是这样，那么比一帮糊涂人在那管，恐怕要好一些，至少你出发点对，然后你对科学的了解，比非科学界人出身的可能要多一点，如果你出于公心的话，如果你的判断能够真正地符合你的那个职务的要求的话，应该总的来讲呢，这个国家的事情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去走，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存在，你的那些设想，我想大部分人，因为我们的大环境有很多的问题，还会讲到我这个政府里面有很多个黑暗面，专家里面也有很多个坑 , 你在美国没有坑 ? 陈： 也有呵，对对对， 程： 就是我们国家总的来讲呢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监督机制不太健全，我们也希望能够逐渐地建，我们推动这件事情，逐渐建了起来，所以这个国家的事情呵，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信心，我不见得比你这成长的过程更加容易，所以我们都是有体会的，我们有共同的心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呢，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凭想象，我算是，我比你大两岁， 陈： 不不不，不是凭想象，你知道的，我从来每一个想法，我都是，每一个实际上不是凭想象，不是凭想象， 程： 对，我说呵，那种说法是存在的，但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在 973 的评审中，如果是那样一种的判断的话，总体上就不公正了，这是一个大判断，你是从你那个，或者是从信息领域，总体上来讲是不公正的，这就问题出来了，什么情况下就可以总体上略微公正一点，你是搞信息的，你要综合地分析这些信息，然后， 陈： 要增加专家的透明度，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这种遴选的科学性的方法研究，你怎么样把国家所需要的研究领域遴选出来，我跟你讲，去年这上的项目是存储，这根本不是，这不是核心问题么，网络存储？存储的核心是硬件设施，一个光盘里面你看，一个平方英寸要存一个太勒比特的存储，结果你怎么会，怎么国家去，怎么存储会选了这种样子的一个方向， 程： 现在好多的问题上出现在你不可能听意见听到所有的人，然后，你的意见呢，是不是能被多数这个领域里面的人接受，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听意见，就按照现在的知识，我听三个人的意见，就 973 顾问组这三个人的意见，三个人的意见绝对不能代表全国，问题就出在这儿，但我听谁的意见，我不听意见，还是听意见，听意见听谁的，我随便听，还是听这三个人的，现在的选择只能是这样，你要说造诣，肯定是聪明人，你要考虑，我在操作上面，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我肯定是听这三个人的，我不能不听意见，不听意见你一定会更盲些，那我听谁的意见，我随便找几个人听，那是我主观的意见，还是我找那几个我亲近的人，那更有这种黑箱操作的背景，我要找三个透明的人来听意见，我听五个人的意见不是更好，听五十个人的意见，就是把所有人的意见听完了，然后由我的综合处告诉我，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我现在的机制就是这三个人的意见，那三个人的意见，就会出问题了，每年，举例，那三个人解决，它一定会有问题，不是你那弄呵，可能你要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但是，它就是现在这种机制，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陈： 为什么不能改变， 程： 不能改变， 陈： 为什么不能改变，从你这个机制，刚才讲的不能够产生，如果这个机制不能够为国家产生很好的项目的话，不能够产生解决国家的问题的话，这个机制就有问题， 程： 那你要是取代某一个机制呵，要有一个比现有的机制更好的机制， 陈： 你有这么多好的人，为什么我们五十年代，两弹一星上去，什么样的机制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为什么十二年的纲要计划能够完成，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二十多年的努力，高科技还是这么大的差距问题，是不是呵，这些现象不是摆在那边么，要想一想的，我们在下面是无能为力解决上面，但是科技部不要解决具体，但为国家要解决宏观问题，找出这些问题的毛病在什么地方， 程： 对呀，就是说去找毛病，大家一起找，我们整天在那找毛病，你也要找毛病，你找出毛病来，你不光是这种议论，呵，我建议是，我们既然是都是干学术的，我对你要求就是，不仅是在议论问题， 陈： 对， 程： 还要提出解决的问题，你不要把我当敌人，我们互相应该说是朋友呵，或者是， 陈： 没有呵，因为， 程： 大家都是想把国家的事情做好， 陈： 国家是通过一个部门来实施它的那个目标， 程： 你也不希望把我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么，是么，你也是希望把事情做好，我们也是希望把事情做好，是不是呵，你是在干活，我说你是在想象就不太合适，因为你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除了提出问题之外，还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呢，我刚才说，假使这个方法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替代，你不同意，好，那你就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替代，好，你说，我们化更多地成本，那我讲了，操作层面上有什么问题，你还能不能再给我更好的解呢，我非常原意听，我要走了， 陈： 好的好的， 程： 堵路堵得很厉害，我在等我的司机，以后还有机会么， 陈： 不容易的，我理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里面有非常复杂的， 程： 就是你那微观的学院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 陈： 对， 程： 国家不容易呵， 陈： 但是我想我们如果努力的话，我们的基础会更加好， 程： 谢谢你呵， 陈： 这个事情呵，等我退休以后，我可以把很多故事讲出来， 程： 你不要责备这个事业，就是说不要这个把故事留到退休的那个时候， 陈： 这个社会呵，这个社会在进步当中，但产生这些问题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要知道，我们复旦还有 陈家宽 教授，也是争议很多，去年第三轮进去了，我想他也是非常不理解国家的这种做法， 程： 在任何国家的做法是专家的选择呵， 陈： 专家么，把那个责任可以推给专家啦，我想专家也有责任， 程： 我们也要承担点责任， 陈： 哪里哪里，我们这个体系呵，政府是在不断解决问题，还是机制， 程： 你有什么建议 （结束）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9996 次阅读|9 个评论

与“海归”部长的心灵对话！（1）

热度 1 陈良尧 2009-12-29 08:56

看到 2005 年我国 973 信息光电子领域各路人马惨遭全军覆没的可悲下场，于郁愤中给部长先生的顶头上司写去一信，不过是表达了一丝来自科技界底层微弱的声音。其实在仰望天空的国家最高管理层与匍匐于泥地的基底百姓之间几乎不存在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信不可能被总理看到，但科技部程津培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电话，约笔者去好望角与部长面谈。这就是那天发生在我俩之间的对话。 他说来听我的意见或建议，更多时候我是在听他居高临下的训诫。近距离观察，可闻到他身上残存的一丝学者气息，但已浸透出饱经官场的世故。他具有被推荐担任我国最高科技管理要职的一切特征：留美博士、院士、民主党派、年龄、广泛的人脉关系，等等，唯独缺少关键的品质，就是不可能对我国科技体制的改善和进步给予任何实质性促进和帮助。他明白和看到我国科技资源分配和体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虽有改进的机会，但即使违背自己的良心也不会去研究和尝试任何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约谈之前，部长已对本人的背景作了一番研究，说是彼此都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我俩间的人生轨迹和理念已有很大差别，这可清楚反映在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分歧方面。 本人意识到写信反映这些问题的后果。虽然与部长既不是朋友也不必成为敌人，无非是科技资源攥在部长和司长们手里，最终失去科技部资助的机会，被剥夺为国家科技事业服务的义务和权力。这些含蓄的威胁和警告都已成为事实，在以后 973 和重大科技专项申请中，所有课题都遭到被拒绝的厄运，包括所在实验室被蒙冤摘牌的惩罚。这就是我们的部长，我们的科技部，以及在部长先生领导下我国科技政策的产物。国家和社会理应用于资助我国优秀科技队伍和项目的宝贵资源已蜕化成为科技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不仅是我和我的优秀科学家同事们多年艰辛努力的痛苦遭遇，也是急需获得帮助和发展的我国科技事业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学术不端和腐败是我国科技界的病垢，而通过制定不合理甚至错误的科技政策导致我国一系列重大和战略科技和教育目标的失败，这更将是有损国体基础的致命灾难。从与部长先生的谈话中，可细致体察和感受到我国最高科技管理层精英对这些源头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以及方法和措施。 海归对海归，两眼泪汪汪，是欲哭无泪呵！ 这也是本人与许多热血同仁踏入回国后第二十个年头前夜的遥远回声和反思。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9085 次阅读|15 个评论

200亿撒胡椒面 人大称中央技改投入偏低

pikeliu 2009-9-20 08:37

200亿撒胡椒面 人大称中央技改投入偏低 2009-09-19 01:50 王毕强 经济观察报 本报获悉，6月到8月全国人大技改和科技创新专题调研组，就四万亿中技改资金投入和落实情况，赴陕西、辽宁、湖北、上海等地调研。 　　调研中发现，这些项目中央投入偏低，实施过程中存在政府资金短缺、使用分散、企业融资难、税收等优惠政策不落实等问题。 　　调研组建议，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对民营高科技企业支持它们通过创业板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据悉，目前四万亿投资计划中的前三批技改和科技创新项目大多已经顺利开工。但全国人大调研组发现，各地技改和科技创新资金短缺、使用分散。 　　2009年，全国共安排此类投资452亿元，仅占全年中央9080亿元投资的4.98%。相比其他方面，投入比重偏低。技改专项资金200亿元仅占中央投资总额的2.2%，其中120亿元切给地方，每个地区平均不到4亿元。由此导致投资撒胡椒面的现象，相当多的技改项目从中央获得的资金数额为几百万元，难以发挥作用。 　　据地方反映，短期内组织申报大量中央技改项目，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效力偏低、成本偏高的问题。主要采用贴息方式投入资金，项目审查及资金拨付周期长，程序繁琐，贴息资金到位与贷款使用进度难以一致，影响了中央投资对社会资金的带动作用。 　　由于本轮中央投资要求尽快落实，短期内安排实施大量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项目的难度很大。地方申报的老项目较多，新项目较少，有一些原来没有批的项目借扩大中央投资之机重新上马。对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产品、核心技术等瓶颈环节，缺乏战略性部署。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问题仍然存在。由于缺乏引导资金和风险再担保机制，大量资金不愿或不敢支持产业化项目，又由于知识产权评估和流通体制建设滞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新型金融服务难以发展。特别是广大中小型科技企业缺少实物资产抵押，信用记录不足，科技成果产业化融资困难问题比较突出。 　　另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尚未确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还未完全落实。例如，企业研发费用认定困难，税前扣除难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不尽合理。以近三年为界限认可知识产权、医药类企业药证不能视为知识产权等，都不利于企业享受应有的优惠政策。又如，一些海外归国人员创办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因身份问题，难以申请中央投资支持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 　　对于这些问题，调研组建议，要坚定不移地围绕节能减排，推进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地方债券、财政补助和贴息、资本金注入、中期票据等多种形式，加大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力度。此外，不要为了上项目而上项目，防止重复建设和城市盲目扩张。 　　调研组认为，许多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正处于扩大规模的关键阶段，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持续不断地跟进支持，使企业尽快发展壮大起来。 　　调研组还建议，放松政府对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管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民间投资领域。 　　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投标选定项目业主，给予民间资本平等进入的机会。 　　引导地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创投基金，进一步放大政府资金带动效应。进一步落实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 　　调研组提出，对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可以鼓励和支持它们通过创业板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2716 次阅读|0 个评论

重提科技举国体制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 (转贴)

pikeliu 2009-9-7 10:58

　　 专访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要重提科技举国体制 2009-09-07 03:38 高育文 第一财经日报 　编者按: 　　经济发展、经济崛起的根基在于科技领域的前进。日本、韩国在战后实现经济赶超,主因即在于此。在新中国六十年征程中,我国在两弹一星、神舟飞船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突破。进入新世纪,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又被定义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在建国六十年周年纪念之际,本报组织六十年征程如何自主创新系列讨论。 　　近日,CBN专访了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梅永红曾先后组织或参与了航空、汽车、船舶、中医药等一系列产业领域技术创新情况的调研。 　　 与经济规模相比 　　技术创新能力仍是短板 　　CBN:对于6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你的概括性理解是什么？ 　　梅永红:中国经济的进步为世界瞩目,在GDP、出口、税收、就业等核心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发展规模上,我们已经在众多产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钢铁、水泥、纺织品、电视机、手机、PC机等的产量已遥遥领先,汽车、船舶等也已位列第一方阵。 　　在科技上,我们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日益紧密,这种意义甚至比科技自身的进步更为重要。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还是短板,许多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仍然依赖于进口。 　　CBN:你谈到中国经济在规模、数量层次上的巨大进步,又谈到了这种进步中并没有同步的技术能力的成长。 　　梅永红:在许多领域,技术能力的成长确实没有跟产业规模成长保持同步。如果没有外国技术或者核心零部件的支撑,有些产业可能就成了空壳。 　　比如轿车,我国现在的高端轿车基本上都是别人的,拥有自主品牌的轿车只占到全部轿车销量的25%。即使是我们自己开发生产的轿车,很多关键零部件也大多是别人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尽管已经达到了年产数百万辆的规模,但这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同样的规模不是一个概念。大与强,似乎已经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正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我国许多产业领域的发展主要还是停留在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在产业最深层、最内在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上做文章。 　　CBN:有人说,先做大,再做强。比如有汽车产业领袖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梅永红:在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找不到这样的发展逻辑。我甚至认为,先做大再做强的思路是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教训。 　　还是以汽车为例,韩国开始自主开发现代轿车的时候,整个韩国的汽车年产量只有3.4万辆;日本丰田的第一辆轿车就是自己研发的。技术能力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是厚积薄发的过程。不能说现在不做技术,等到将来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再做技术,请问谁能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个规模究竟是多大？中国数百万辆轿车的生产规模难道还不够大吗？强与大本来应该是内在的统一,这就像一个人,身躯已经发育得很大了,骨骼也应当发育完全,一个只有庞大躯体而没有强壮筋骨的人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 　　 获得技术不等于获得技术能力 　　CBN:很多人士认为,技术是可贸易的,我国只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就可以了。 　　梅永红: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贸易的确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有很多技术的转移仍然是有限制、有条件的,核心技术仍然是买不来的。特别是当我国发展到跟他人形成竞争关系时,通过技术优势对我国相关产业进行限制和控制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这不是想象,而是现实。 　　即使这种技术是可贸易的,但我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往往很高。因为外国企业形成了技术垄断,技术垄断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市场垄断和价格垄断。当我们不具备某种技术能力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在价格上的谈判底气和博弈能力。相反,只要我们形成了相关的技术能力,别人对我们的技术贸易价格就会一路下跌。每当这时我们才会明白,那些掌握技术的国外企业从中国获取了多少超额垄断利润。 　　总之,有没有技术能力,决定着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和代价,这是我国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CBN:你刚用了两个词语,一个是技术的可贸易,一个是如何获得技术能力。技术和技术能力的不同,怎么理解？ 　　梅永红:技术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一种产品,比如一条轿车生产线、一个关键零部件、一件生产工具等,这本身只是一个技术产品,是技术物化了的产品。这个物化产品的背后才是真正的技术能力。我们也许可以获得这种技术或技术产品,但形成这种产品的技术能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移过来。技术贸易和技术能力的学习开发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过去往往将这两者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技术总是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如果不掌握真正的技术能力,当市场需求变化之后,我们除了继续进行技术引进之外别无选择。这也正是中国一些产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根源。事实上,技术能力必须来自于有组织的学习和消化吸收,来自于自主创新的实践,这是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CBN:我们过去强调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同步,也就是吸引先进的跨国公司来中国设立工厂、研发机构等,这能否实现技术引进？ 　　梅永红:国际上,产业分工已经越来越普遍。别人把产业转移过来,其实是其自身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形是,跨国公司将低附加值、高消耗等低端环节转移到中国,转而投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这个过程并没有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相应提高,没有获得与产业规模对称的利润。经济发展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市场换不来技术 　　CBN: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更多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略,后来我们转变为自主创新。如何评价市场换技术呢？ 　　梅永红:我从来就不认同以市场换技术的概念。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不能说是成功的。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不少领域市场让出去了,但技术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飞机、汽车等领域都是如此。在个别领域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三峡工程,但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叫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让市场对一个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市场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谁占领了市场,谁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比如我们现在也做office,甚至做操作系统,但为什么不能与微软形成竞争态势？就是因为先进入者控制了市场,形成了从用户到服务、到品牌的完整链条。消费是有惯性的,对品牌的认同往往很难更改,个人消费者如此,机构消费者更是如此。 　　现在许多国家制定政策,包括国际间的竞争,甚至WTO谈判,无论是单边还是多边的,说来说去就是在市场问题上进行博弈。简单地说,就是怎么把自己的市场保护住,同时还要尽量挤占他国的市场。如果我们把市场都让给别人了,自己就只能当配角,只能跑龙套。 　　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市场的重要性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市场需求,离开了市场需求,离开了市场导向,再去谈技术进步就是空谈。恩格斯一百年前就说过,一个市场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如果我们的市场都让他人占领了,我们开发出来的技术如何实现其价值？如何通过市场应用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如何获取利润不断进行深度开发？没有市场,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CBN:有人说我们出让市场之后就能得到技术。不仅是进口外国产品,还有直接吸引外资公司来我国设厂等形式。 　　梅永红:据我们了解,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只要准备到中国来投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三到五年在中国进行专利布局,几乎没有例外。实际上,他们来了就要占领市场,靠什么占领市场？就是技术,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技术。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技术能够轻易地为我们所掌握,那么他们还怎么在这个市场上立足？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所以,跨国公司都会严格地控制技术溢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专利布局;二是技术保密协议,对所有参与技术研发和管理的人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技术保密规定;三是最大程度地细分技术开发过程,使得单个环节的技术开发变成了简单的技术流程,无法使参与研发的人员形成整体的技术概念。近年来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尽管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尽管已经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上千家研发机构,但技术溢出是非常有限的。 　　CBN:在几个核心产业,比如IT、汽车、家电等领域的技术溢出都是比较有限的吗？ 　　梅永红:对,都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我们所追求的还是简单的投资层面,还是在规模扩张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层面。即使生产规模做得再大,也只是为别人的知识性生产提供更大的应用与市场空间,是进一步强化他人竞争优势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我国许多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恰恰是为他人提供更多的技术需求动力,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反向互动的局面。 　　 四方面的根源 　　CBN:到底什么原因引发了实践的发展和我们获取技术能力目标的背离？什么导致我国一些产业领域的技术没有发展起来？ 　　梅永红:我们并不缺人,甚至在很多领域的投入也不少。比如汽车领域,我们为兴办一个汽车企业可以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总结中国产业技术发展的历史,我认为需要从意志力、战略、体制、政策这几个层面去认识。 　　首先需要从意志力上考虑。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这个问题,觉得谈这个太虚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发展技术的意志力确实不够坚定和执著。往往别人释放一点技术转移或投资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马上终止自己的技术学习和开发过程,放弃自主开发技术的努力。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太大,无论我们做多大的努力都赶不上别人。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做技术,一味地靠在别人身上过日子。一个大国如果在众多技术领域都寄托于他人,寄托于买,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技术能力？什么时候才能使得中国产业向高端攀升？所以我认为,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自甘落后。 　　CBN:战略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在战略层面上,我们很多领域的技术发展战略不是很清晰,缺乏完整统一的规划。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摇摆不定,一会儿做,一会儿又不做,这导致很多产业技术发展不稳定。一旦中断了技术学习和开发过程,过去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 　　大飞机就是如此。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自主研制了,与欧洲研发空客几乎同时起步。但在80年代中期美国向我国转移麦道生产线后,就开始陷入到走走停停的旋涡之中,对于是否自主研制的争论整整持续了20多年,大好的发展机会就此丧失。汽车领域也是这样,本来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线进行组装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零距离地进行技术学习,但我们却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放弃了技术学习,放弃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平台和自主品牌。这都说明我们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清楚。 　　CBN:体制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体制问题特别反映在技术的消化吸收上。中国引进国外技术无可厚非,但消化吸收比引进技术更为重要。其实,日、韩在技术发展上就是如此,我们做过一个研究,日、韩每花1元钱引进一项技术,就要花7到8元钱进行技术的消化吸收,形成属于自己的技术能力。但我们更多的只是引进。 　　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好,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呢？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中国吸收、引进技术的主体,几十年来就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体制,我不敢说是全部,至少主要是单纯地追求短期目标,国企的考核制度以及领导人的任命制、任期制都决定了他们很难为企业长远的发展谋篇布局,而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恰恰是对未来的投资,是培养未来的竞争力。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人愿意栽树,大家都是想着摘果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技术发展上重大的体制性障碍,而且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CBN:政策层面的根源性问题在哪里？ 　　梅永红:政策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政策缺失;二是有很多政策彼此打架;三是即使有政策,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在政策缺失方面。比如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很强,但中小企业的成长需要很多要素的长入,尤其是金融资源。由于缺乏与这些重要社会资源的有效衔接,导致许多极具潜力的中小企业成为长不大的小老头儿,不能像硅谷的微软、英特尔、惠普那样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巨人。 　　在政策目标协调性方面。企业的发展所面临的是综合性政策环境,包括投入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财税政策等,这一切决定了企业创新行为的取向。但是,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长期以追求GDP、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等短期收益为核心,这跟我们倡导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在政策执行力方面。比如政府采购问题,2002年出台的政府采购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直到今天,我们连国货的定义都还不明确。什么叫国货？国内组装生产的宝马和奔驰算不算国货？微软的视窗系统在中国分装算不算国货？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和敏感,于是就没有人愿意去触碰。实际上,政府采购在很多国家都是产业政策,立足于为本国企业提供可预期的发展和利润空间。中国现在每年有几千亿元的政府采购规模,这样庞大的市场能不能成为拉动中国自身企业成长和创新的一个战略性资源,这已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重提重点领域的举国体制 　　CBN:改革开放前30年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除了自力更生的决心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认真吸取的东西？ 　　梅永红: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很多关键技术受到外部封锁,但外部压力反而促使我们进行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发展速度非常快,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这种不甘落后的决心和意志力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学习。 　　如果说要总结经验,我认为当时在重点领域里实行了举国体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多人把这种举国体制理解成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东西,甚至是落后的体制,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核能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都是采取的举国体制,集中全国的优势力量进行攻坚。 　　最近,日本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研发体制也很耐人寻味。日本把30多家企业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集中到京都大学,总共有100多人,共同进行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这完全是一种举国体制。各参与单位出钱,国家也进行适当补贴,在京都大学共同建立起一个国家级的电动汽车研发平台。据我所知,日本在这个领域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如此,他们还要如此开展研究,表现出主导未来电动技术产业的强烈意愿。 　　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比如,在目前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中,举国体制应当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在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 　　CBN:最近几年,国家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与过去市场换技术的思路相比,是否意味着重大变化？ 　　梅永红:的确如此,自从2006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后,科技发展的思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已经把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与此同时,一系列重要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正在进行调整。比如,我们明确强调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在政策层面上就有了人才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的相应跟进,调整力度之大、影响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了这样良好的局面,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充满信心。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3985 次阅读|0 个评论

重大新药专项资助政策待变 不好意思，转自科学网

pikeliu 2009-9-5 16:10

作者：贾鹤鹏 来源：《科学新闻》 发布时间：2009-8-18 17:11:32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科学新闻》：重大新药专项资助政策待变 十二五期间可能不再有很多新的课题得到资助 已经完成了十一五（2006-2010）课题发布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可能在十二五期间不再布置更多新的课题，而后续资助将主要给予那些已经发布的课题中进展良好和更有前景的项目。 这是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技术副总师、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在8月2日于大连举行的中科院本草物质组学术研讨会上透露的。 此前，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今年5月5日在北京正式启动实施，十一五期间已确定970项课题，课题经费53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中长期科技规划（20052020）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据科技部官员表示，16个重大专项中的9个民口项目在中长期规划中将总共投入6900亿元，这意味着在十二五（2011-2015）和十三五（2016-2020）期间，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仍然能得到进一步资助。 张伯礼解释，原则上不再布置更多新课题的原因是更加注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确保项目最后有更高的成功率。 对于这么大的项目，我们缺乏经验，人们的理解也不一样，十二五（布置项目）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轰轰烈烈了。张伯礼笑谈。 在随后的交流中，这位重大新药创制副总师对《科学新闻》说，该重大专项十一五的课题中标率只有百分之十几，有些争议是正常的。而不再布置课题也主要是一项原则。对于那些真正好的项目，也会慎重考虑。 张伯礼还介绍，重大新药创制在十一五期间的53亿元经费，第一批已经下发，第二批也已经到位。十一五期间预计完成30个新药，现在看来完成的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如重大新药创制的项目说明书一样，张伯礼也没有透露这些新药的界定标准。 在十一五期间，该专项还将找到一批有（中国）自主核心专利的候选药物并有一两个新药在国际成功启动临床试验，这方面也进展顺利。 张伯礼说，在重大新药创制的工作中，现有药物大品种的技术改造进展比较快。我们现有的计划对这方面重视不够，在十二五期间将加大在这个方面的投入。 另一个进展顺利的项目是新药创制的大平台，按照原定的计划不超过10个，但是现在已经有了15个，原因是各个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省长和书记亲自带队来争取，地方匹配了很多资金。 目前，中央财政的53亿经费中，为大平台建设投入了30多个亿，而地方配套资金已经有200多个亿，其中，湖北有30多个亿，天津有20多个亿，张伯礼说。 但是他也提到，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执行中，新药技术产业化转换平台的进展不太顺利，现在只确定了计划中10-20个这样的平台的一半左右。一方面是此前对此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不够。 在国外都是大公司是新药研发的主体，而我们主要是研究所，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次的重大专项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开发新药的模式，张伯礼说。 不过，山西亚宝药业集团总工程师禹玉洪则表示，很多学术界人士对中国医药企业的研发能力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亚宝药业作为中国销售额排名几十位的企业，每年也会在研发中投入2亿元的经费。 在会上，张伯礼还补充说，从战略上，中国新药开发的定位很清楚，化学药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还是以仿制为主，生物药要紧跟国外发展，而中药要做到引领世界。 更多阅读 《科学新闻》：伪随机试验调查 中国启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课题经费达五十多亿元 打印 发E-mail给：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 2009-8-25 15:06:12 zengshi IP: 既然中药要做到引领世界，为什么不开发普适性强的防治心脑血管、血液疾病的中药？？？ ［回复］ 2009-8-25 8:36:13 匿名 IP:124.227.11.* 化学药如果继续走仿制为主的战略，自己不去创新发展，我们哪年哪月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其实我国目前的有机合成水平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基础，只有走发展创新的路子，我们才有出路。 ［回复］ 2009-8-22 12:41:14 匿名 IP:124.16.10.* 大话说尽，反正交不了差不用负责任，都是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浪费！ 估计他们搞100个新药都有可能，只要是中药！有本事搞出几个世界公认的化学药来，自欺欺人。 ［回复］ 2009-8-22 2:35:37 匿名 IP:134.169.98.* 但愿纳税人的钱能有所回报。 ［回复］ 2009-8-21 11:17:48 匿名 IP:222.66.117.* 中药要引领世界,然而世界承认中药吗?化学药差距很大,中药与日韩差距就不大吗?化学药仿制为主,难道要永远仿制下去吗?弄一帮搞中药的把持中国的新药创制,可悲!!!!!!!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3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科院科技政策所所长穆荣平涉剽？

热度 1 冯用军 2009-9-1 23:17

来源：热点小报、和讯 、新浪等 网址： http://www.redianxiaobao.cn/post/671.html http://lid0.blog.hexun.com/12270403_d.html 中国科学院政策所所长穆荣平的行为是否是在蒙骗国家 8月27日，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和国家科技部将在北京共同为中国创新研究课题结题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子课题没有一丁点创新。因为已在网上公布的OECD官方的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研究报告 ，除了更新年份，几乎完全剽窃由科技部出版的《2004年中国科技指标》英文版第一章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详细对照见文末及附件）( 其他段落暂时没有发现剽窃并不等于不存在剽窃）。 　　这份OECD和国家科技部的共同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研究所穆荣平和Qu Wan、Ren Zhongbao执笔。作为该所所长的资深作者穆荣平对剽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事至少说明： 　　1）穆荣平亵渎了国家科技部对他的信任。他不认认真真做研究，反而胆大包天，居然用剽窃来蒙骗国家科技部。此事的性质与上海交通大学陈进的汉芯事件没有什么两样。 　　2）如果说汉芯事件还只是欺骗国家，此事则把玩笑开到国际上去了。当了冤大头的OECD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方故意隐瞒其科技人力资源的真实情况。 　　3）穆荣平作为科学家之堕落已经没有任何底线。 　　如果穆荣平借口英文不好，这只能说明他在避重就轻，因为他又如何来解释剽窃他人的研究思路？ 　　如果穆荣平推脱责任，或让他人出来顶罪，更表明他不读书、无知和不学无术，只知道攫取他人成果而毫无担当。 　　用剽窃来蒙骗OECD，这是一起国际科技合作中罕见的违反科学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严重事件，已经影响到中国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和诚信，将给中国和OECD和成员国家之间今后的合作蒙上阴影。 　　这起事件与中国出口商品目前正遭遇的质量安全事件相比，其后果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将为国际舆论质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口实。 　　我们有理由怀疑，由穆荣平把持的大名鼎鼎的中科院政策所所能为中国科技发展出什么好主意。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究竟创的是什么新。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 　　1）立即撤销穆荣平的中科院政策所所长的职务，并将其从研究人员中除名。 　　2）永远剥夺穆荣平参与任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资格。 　　3）追回有关科研费用。 　　4）对穆荣平近年参与的科研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着重查明是否还有类似的违反科学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作为。 　　5）在全国科学界通报此事，以戒效尤。 　　对此事能否作出令中国科技界及其国际合作伙伴满意的处理，是对新上任的科技部长万钢政治智慧的一个严峻考验，也关系到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及其得意之作知识创新工程的一世英名。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 段落 《2004年中国科技指标》页码/段落 1 25/1-3 2 25/4-5 3 26/1 4 26/2 Figure 1.1 26/Figure 1-1 5 26/3 6 26/4 7 27/1-3 Table 1.1 27/Table 1-1 10 27/4 11 28/1-2 Figure 1.3 28/Figure 1-2 12 28/3 Table 1.2 29/Table 1-2 13 29/1 14 29/2 Table 1.3 30/Table 1-3 15 30/1 16 30/2 17 31/1 18 34/1 19 34/3 Table 1.6 34/Table 1-6 20 35/1-3 21 35/4 22 35/6 23 36/1 24 36/3 Table 1.7 36/Table 1-7 25 36/4-37/1 Table 1.8 37/Table 1-8 26 37/2 27 38/1 28 38/2 29 38/3 30 38/4 31 38/5 Figure 1.4 39/Figure 1-3 32 39/1 33 39/3 Figure 1.5 40/Figure 1-4 34 40/1 40 41/2 41 42/1 Figure 1.8 42/Figure 1-5 43 42/2 53 31/3-4 54 32/1 55 32/2 Table 1.17 33/Table 1-5 ( 注）25/1 第25页第1段 在OECD评价中国创新政策项目剽窃证据确凿： 文件1a 剽窃 文件1b 文件2a 剽窃 文件2b 向科技部、中科院举报无人搭理，剽窃专家穆荣平继续担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所所长。 (作者：nrcstd Chen casipm20**@yahoo.cn ) 1a 1b 2a 2b

个人分类: 学术争议媒体平台|70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应该尽快确立生态优先的科学发展原则

hhanb 2009-4-20 12:32

就在此次金融海啸之前，绿色 GDP 概念差点代替传统 GDP ，因为传统 GDP 给环境资源以及生态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而又十分深远的。为了彻底纠正片面追求 GDP ，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不惜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的错误做法。避免各地因相互攀比，盲目发展给我国环境资源与生态危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可以说绿色 GDP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呼之欲出。可是就在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报以极大希望之际，全球金融海啸暴发，使原本就要实施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遭受重创。为了保增长、促就业，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再次开足马力上路了。 可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早已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注意把握好增长与均衡的关系，不控制好人的消费的需求与自然生态休戚与共，不处理好工程科技与生态科技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好开发与环境资源保护并重等多方面的问题。等新一轮经济增长过后，当我们回眸应对金融危机所走过的这段历程，我们很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我们没有确立生态优先的科学发展原则，从而酿下全面生态危机的恶果。 究其金融海啸深层原因，恰恰就在与人们过往一直坚持的消费为先，增长为重的发展模式直接相关，而这种模式就是无视生态优先的结果。其实并非发展中国家存在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细心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新一届美国政府不仅空前重视科技发展，而且显著加大了环境资源与生态科技的比重。虽然，美国人没有明说要引领生态科技的新潮，但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是有这个意愿的。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推测：当年克林顿政府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打败日本这个对手，那么奥巴马政府则很可能以生态科技领先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目前我国仍处于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环境资源生态与发展，均衡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处理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如何兼顾 GDP 的增长与生态指数相协调，变过于倚重工程科技向生态科技主导过度，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全新科技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好在我们已经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也确立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为生态科技优先进行了很好的思想准备。显然，那种先开发再均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绝对走不通的。 生态学优先原则就是要将人类经济活动致于生态学的严格监控之下，也就是说经济活动要遵循生态学规律，人类活动必须建立在尊重所有地球生命的价值基础上，不再单纯以追求利润与发展速度为目的，也不再赋予人类以绝对中心地位。这就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帮助人们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英国学者莱昂波特 1949 年就在《大地伦理学》中指出，人类应该重新确定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类应该和动植物和平相处。法国学者施怀哲也认为，一切生物和自然物和人一样，具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 生态科技优先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思潮，它首先是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其次是一种综合的科学观念，最后才是技术手段。正如比尔迈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传统的环境保护那一套不再适用于未来生态科技学的需要，指出，当代环境科学家所做的只不过是事情不至于变得更坏，而不是自然恢复到应该的状态。 常言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科技既是造成环境资源与生态危机的幕后推手，又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不二选择。显然，只有确立生态科技优先，由生态科技统领未来科学发展的全局这样的原则，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发展观乃至生活观，才是人类走出危机的惟一出路。用《生态二十讲》一书编者的话说就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现代文明范式。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践行这种追求，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民族，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地球上的所有人共同应对目前的生态危机.

个人分类: 未分类|3189 次阅读|0 个评论

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州级政府科技政策评述

pikeliu 2008-12-28 21:05

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州级政府科技政策评述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年 12 期， 33 － 37 。 摘要：美国各州政府近 10 年来普遍地采纳知识经济的理念，大力支持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一道创造高新技术。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 CNSE ）为例，作者分析了政府、产业界巨资支持的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 社会网络；还剖析了州级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以及州级科技政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关键词：科技政策；美国州级政府；社会网络 一、迷信于高科技的州政府科技政策 （一）州政府投巨资支持研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美国各州政府都在知识经济框架下探讨本州的发展经验以及优劣势。许多州政府的科技政策显得非常积极，主要表现为投入巨资支持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研发。例如，加州政府于 2000 年资助加州大学 3 亿美元成立加州科学与创新研究院（ CISI ），下设 4 家研究所，每家研究所由 2 个以上的加州大学分校合作建设，并要从产业界等渠道找到相当于州政府资助经费一倍的匹配经费。 2004 年，加州政府又宣布通过发行 30 亿债券的方式支持干细胞研究。 再如，宾州自 2004 年 11 月通过清洁能源法案后连续几年投入巨资支持清洁能源的研发和使用。宾州州立大学为此专门重组校内研究力量成立宾州能源与环境研究院（ PSIEE ），现已吸引多家能源公司的巨额资助。 2007 年 11 月德克萨斯州的公民表决通过州政府关于发行 30 亿债券资助癌症研究的 10 年计划，该计划要求申请者从其它来源获得同样数额的配套资金。这像是各州政府在巨资支持研发方面开展竞赛。 （二）州政府迷信于高科技的基本特征 美国学者罗杰盖格（ Roger Geiger ）曾这样总结 21 世纪初叶美国州级政府的科技政策：第一，重点支持创造高新技术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第二，强调产业与学术机构合作产生聚集效应；第三，支持高技术创业公司。 积极的科技政策源于一种对高科技的迷信即突破性的尖端科技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硅谷的成功使人相信，高科技产业的聚集会产生经济效益的溢出，使当地企业受益。然后，创新观念传播和实践，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创业公司在此良好的环境中快速地成长。 目前看来，这种对高科技的迷信已经蔓延到全美国。当然，这种积极的科技政策的产生、贯彻和延续除了政府、大学、企业等三大角色的意愿之外，还要有一些客观条件。其一，所在州拥有相应的智力资本，即有若干所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大学，有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相关企业。其二，所投资的科研领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学术效益。例如，纽约州的纳米科技、加州的干细胞研究、宾州的清洁能源研究有着良好的前景。其三，只有大州、富州才有财力支持以创造高新技术为目的的产学战略联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 2006 年宾州、加州、纽约 3 个州的州政府部门拨付的研发经费各为 1.1 亿美元左右，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的分别为 7500 万、 5510 万、 4230 万美元。这 6 个州占了美国所有各州政府部门拨付的研发经费拨款总额的 49% 。 虽然许多人士认为统计口径存在问题，例如没包括州政府对（大学）科研基础设施的直接拨款，但是这一统计情况已反应出：只有富州才有财力支持高科技的发展，没有实力的州只有跟随富州的成功做法。 根据最近在美国一年多的观察，笔者发现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对大学科研的组织与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大型的跨学科中心在研究型大学涌现，承担起传统院系所不能承担的研究任务，如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解决工业实践和社会实践面临的应用性问题。这些跨学科中心经过几年努力后大都成为相应研发领域的尖塔，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下文将详细剖析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文简称 CNSE ）这一典型案例。 CNSE 是围绕纳米科技而组建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单独建制的学院。 （三）创造产学合作聚焦效应的典型案例 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技研发工作最早是由该校物理系的几名教授于 90 年代末开展的，起初得到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 NYSTAR ）的小额资助，自 2002 年起得到了纽约州政府的巨额资助。该校于 2003 年专门建立世界上第一所纳米科技学院 CNSE 。到目前为止， CNSE 还配套吸引了多家私营企业的资金，公私两类资金累计将近 40 亿美元。巨额的资助使得 CNSE 能购置最先进的研究设备，优越的科研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现有的 40 来名教授大部分来自外地。 2007 年纳米科技研究机构的排名中， CNSE 名列全世界排名第一。 根据规划， CNSE 的未来规模将相当 4 个标准的计算机芯片工厂； 2006 年 CNSE 有 1000 名技术工人，到 2008 年将达到 2000 多名。通常芯片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 5 万左右，而 CNSE 的技术工人工资是 8 万到 10 万美元之间。纽约州政府 2006 年 7 月为吸引美国第二大芯片制造商 AMD 公司在奥尔巴尼市附近设立一家投资达 30 亿美元的、制造下一代芯片的工厂，决定配套支持该公司 10 亿美元。这些大项目极大地激励了相关企业在奥尔巴尼市集聚，当地房地产业也得以快速发展， 2008 年上半年当地房产价格比 3 年前涨了 1 倍以上，并且价格坚挺（近一年来其它城市的房产价格因次级按揭贷款危机而下滑）。 CNSE 作为龙头不仅带动纽约州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奥尔巴尼分校的学术发展龙头，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 2005 年以来， CNSE 与奥尔巴尼分校商学院合作成立科技管理方向的 MBA 项目，培养未来纳米科技产业的商务精英；还与该校的生物医学学科合作开展纳米生物科学研究。 CNSE 有助于奥尔巴尼分校进入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行列，成为美国东部重要的科研中心。 CNSE 还带动了位于附近城市其它高校的发展，如与位于附近城市的美国最老工科大学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和几所社区学院合作培养技术工人。 笔者在美国期间曾多次参观 CNSE ，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震惊。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无法详细介绍所看到的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可以这么概括： CNSE 是世界领头企业以及最顶尖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展合作的场所。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在此设置实验室，为教授和学生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场合作机会。师生们与来自世界领头企业以及其它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享着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合作研究当今纳米科技（产业）的最前沿问题。目前 CNSE 的多数教授曾在产业界（如 GE 、 IBM ）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种丰富的产业界与学术界两栖经历能为学生学习提供独特的视角，并能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铺垫丰富的人际网络。 总之，像 CNSE 这样一些大型的跨学科中心把技术创造、产业聚集、人力资本生产和新公司创建等活动有机地整合起来，在短时间内把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交互良好的学术共同体。这里看不到企业（产业研究）与大学（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做到美国人常说的无缝对接（ seamless connection ）。盖格 曾这样评论这些大型研究机构：它们精心地创造集聚效应，产学双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进行高水平的交互。这种交互能极大地促进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向产业界转移。 CNSE 目标是成为 21 世纪的贝尔实验室。 2007 年 1 月卸任的纽约州州长 George Pataki 就希望能以 CNSE 为龙头，在该州再造一个硅谷。我们有理由期待：纽约州政府、奥尔巴尼分校、产业界巨头会在纽约技术谷（ Tech Valley ）写出精彩篇章。 二、社会网络中的科技发展 （一）社会网络中的研发尖塔 像 CNSE 、 CISI 这些大型的跨学科中心 大都是 由大学、政府、企业等联合投资共建，需要同时向大学以及大学之外的机构等负责。它们一般不附属于某个院系，并且会经常跨越学校的边界。 CNSE 事实上相对独立于奥尔巴尼分校，不通过大学的教务长，而直接向大学校长和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 NYSTAR ）报告。 CNSE 还要积极地与哈佛、耶鲁、 MIT 等校以及世界级大企业通力合作开展研究。 CNSE 现有合作伙伴企业近 260 家，包括 AMD 、 Intel 、 IBM 、德州仪器、 GE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日本东京电子有限公司、荷兰 ASML 等世界级大企业。像 AMD 、 Intel 这些大企业原本是多年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开始集聚于 CNSE 开展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显然，政府、企业和大学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下一代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要重大技术突破，而这要有多方的合作研究，无法由一家半导体生产商也无法由一个部门来实现。 像 CNSE 这样一些跨学科乃至跨学校的大型研究机构与州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学术机构、大企业以及与所在大学的有关院系之间的合作关系各种各样，相当复杂。盖格认为，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些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 也正是有这种关系网络， CNSE 、 CISI 这些 研发 尖塔能产生积极的尖塔效应，拉动其它地方或其它研究领域的研发活动。 （二）社会网络中的政府科技政策 粗看起来，各个州政府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规划，部分原因在于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难以规划；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政策不仅受经济、智力因素的约束，还受到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影响。科技政策是政治家在权衡各种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各种力量对他们既拉又推。 美国两大政党的国家治理理念稍有不同，如 共和党人可能更多地考虑大企业的利益，民主党可能更多地考虑中下层阶层的利益。 两党在科技政策方面也有些差异。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是在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方面，联邦政府中的总统、州级政府中的州长都起着核心主导的作用。就举 CNSE 这个项目来说。前任共和党州长 George Pataki 认为，纽约州的长远未来有赖于技术进步。在他的任内（连续 3 届 12 年）州政府大大地加强了研发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对纳米科技研发的资助，非常有利于 CNSE 的快速发展。但其它学科如生物科学的投入可能就会相对较少。 2006 年 2 月，纽约州几所私立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纳尔大学等）为首联合近 20 所知名大学要求州政府增加对干细胞研究的投入。许多人士认为， 2007 年上任的民主党州长会制定新的科技政策，担忧现有的研发项目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从现有的一些情况来看，民主党州政府对干细胞的研究更感兴趣，已经宣布了 6 亿美元的支持。民主党州政府还启动了 7 亿美元的 纽约州北部地区复兴基金 ，其中有 5000 万美元直接拨给罗彻斯特大学的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所 。 奥尔巴尼分校担忧如果州政府早先已承诺的纳米科技研究资助在将来不到位的话，就难以想象 CNSE 的成功未来；而这已有先例，美国成立最早的莱斯大学纳米研究中心近几年就因资金不足而步履维艰。 除了两大政党外，还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会在州政府科技政策的出台前后发出声音：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领导游说政府官员和议员为学术研究拨更多的经费；科学家们欢迎州政府的研发投入，但又担心近在身旁的州政府会经常评估科研进展，干扰学术自由；大多数学生及家长则认为，政府在研发上投的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多大相关，他们的反对声会此起彼伏。例如，奥尔巴尼分校的许多学生表示， CNSE 与已无关，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支持自己的学业。大企业一般不会发出声音，因为政府的政策一般不会不利于它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尽可能地照顾本州的小企业发展，不然民众会怀疑政府被大企业收买了。特别是这些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可能会被公众认为只是让大企业受益，那么政治家需要做出一番解释。州政府还要考虑本州各地经济发展的平衡，优先照顾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研发项目。例如，纽约州北部比较落后，州政府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支持来自北部的研发项目。 还有，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力量在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基督教的主流派别认为在受精的一刹那，人的灵魂就已产生，因此受精卵也是人。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布什总统认为提取干细胞而摧毁胚胎 等同于谋杀 。 2006 年 7 月在参众两院通过允许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 H.R. 810 后，他行使了总统否决权。现在个别州允许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但是联邦政府的科研资金不可用于该研究。 我们的观察发现，州级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科技政策是政治家（政府官员、议员）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如希望下次选举中本政党胜出的压力），综合协调各方意见而定下的政策；二是，政府需要明确地告诉公众某一政策或某项大的研发项目投资会促进本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在程序上，特别是推出巨额的研发投资计划时，不仅要在州议会讨论通过，个别州还进行全民公决。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政治家的治理理念发生了变化。他 们更多地采纳涓滴理论，即让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在科技研发方面，政府期望通过巨额的资助让若干个研发项目成为尖塔，创造知识生产上的突破性效应，从而带动其它地方或其它研究领域的研发活动。同时，社会公众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美国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公民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依赖于 10 年前的科技投入。所以，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地支持与私营企业有关的大型研发项目，在多数州并没有引发过于激烈的争论。 三、不断完善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前面提到，政府是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根据有关学者的定义 ，我们知道这种社会网络就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 NIS ）。那么，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演变历程，就是国家创新体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就是各级政府、学术机构、产业界各自职责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形式不断变化的历程。下面主要讨论州级政府作为研发资助者的重要性。 （一）州级政府科技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与大学、产业界之间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当时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是与冷战背景特别是苏联卫星上天等事件分不开的，也就带有国防色彩。相比较，州政府对大学科研的重视可以说是近 30 年的事。 1980 年贝多法案通过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各组成部分的角色和功能都与 80 年代以前有所不同。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开始重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增强工业竞争力。于是，不少州开始跟随联邦政府实施比较积极的科技政策。 州级政府在资助研发项目时，要面临着两大困境：第一，学术研究的结果往往不确定；第二，本州能否真正获取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基本上都是未知的。当时，有关各州的科技政策主要侧重于支持能促进当地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的大学科研。小企业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因素。当时，各州科技政策可概括为：（ 1 ）支持技术发展，重点扶持与当地产业有关的大学科研；（ 2 ）向大学与企业联合研究中心提供资助；（ 3 ）建立各种项目帮助小企业获取和吸收大学科研成果。这些政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失去各方的支持。在一些所谓的测算中，州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并没有产生让人满意的公共利益，大多数项目的研发支出大于收益，特别是基础研究（大学科研）的项目更是如此。 美国州级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经历短暂几年的下滑后，各州政府在 21 世纪来临之前普遍接受知识经济的理念。许多州的科技政策显得更为积极，甚至是迷信于高科技的产业聚集会产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溢出。我们也就看到了加州、纽约等州的巨额研发投入。 （二）州政府和公立大学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曾撰文分析，州级政府积极的科技政策是在 20 年来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没有快速增长、私营资本 侧重支持科研成果转化阶段，而引发了研发前期、中期阶段资金缺口 的情况下实施的。 联邦政府一直重点致力于创造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环境，例如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税收法律、专利法等；布什政府还把更多的钱放在了基础教育（如通过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法案），以及支持大学生的学费贷款。 并且，联邦政府近 10 年来侧重于支持小企业的科技项目，例如联邦 商务部负责的先进技术计划（ ATP ）起初是想支持大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以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后来逐步地倾向于支持高技术小企业的启动。另外， 联邦政府或企业界的研发资助越来越要求有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或配套基础设施。在这些背景下，州政府也就开始致力于支持大企业的高科技项目， 重点支持会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研发项目， 投入巨资改善当地大学的科研设施，引进大批优秀人才，以进一步吸引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研发资金。 由于政治等因素，州政府的科研资助经费倾向于流向公立大学，处于本州旗舰位置的公立大学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科研任务，其学术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上升，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与州政府、产业界积极地互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提升学校的科研竞争力。例如，前面提到的奥尔巴尼分校在最近的美国大学排名中上升迅速，其纳米科技研究则是迅速地进入世界最前列。美国公立大学的这些成功经验以及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三）技术创造抑或技术扩散？ 我国学者王春法曾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调整，认为那种调整方向并不主要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促进科技知识的扩散和应用。由此，促成了以 Spin-off 形式产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兴起与发展，以及出现了创办技术孵化器和科学研究园区的高潮。王春法认为，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表明，由国家创新体系所决定的国家创新能力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扩散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不在于创造出什么样的新技术，而是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知识以及怎样尽快地将这些新技术投入应用。 但是，从目前美国州级政府巨资支持技术创造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和技术创造都是科技创新链上两个重要的过程，不可偏向某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即美国各地自 80 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较多的侧重于技术扩散的科技园区，那么近年各方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在技术创造这一个过程。 不管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创造对一个大国的重要性，中国必须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一些关键的高新技术领域有所创新。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创新链的另一端技术的应用上，那么，只能长期跟随和受制于他人。格林斯潘有一段讲话是需要我们深思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就是从外部进口先进技术，以区域内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再制造。中国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很成功。保持这种对全球市场的灵活性，对我们大家的政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不能再是廉价的世界工厂了！ 四、结语 美国州级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是在各方的配合下产生的，目的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确保整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维护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和世界大脑地位。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科技研发的投入。国外研究机构认为，根据购买力测算，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位于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当然，我国人均的科技投入还是不多的。根据美国经验，我们有这样一些建议：我国政府和各界都应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原始性创新，而不是模仿基础上的创新；需要集中资源支持一些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大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形成一些研发尖塔；要充分地认识到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地位，重视理工类学科的发展和工程技术类人才的培养。中央政府要高度重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立法，重点致力于改善基础教育，同时重视高校教育教学环境的改善，构建适合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和人才环境；地方政府要切实重视高新技术的创造与扩散，特别要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科技政策 ， 加强与邻近省市的合作，联合资助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高新技术的研发，避免重复投入。（感谢 NYSTAR 的 Kathleen J. Wise 和 Ken Nyeu ） 参考文献 文中所列举多个跨学科中心案例的资料来源于所在大学或该中心或州政府的官方网站，不一一列出。 ROGER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Stanford ,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80-231. 213.254-261. JOHN JANKOWSKI. New NSF Survey Finds Six States Account for Nearly Half of State Agencies' RD Expenditures .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08309/ , 2008-05-08 . NELSON, R. (ed.) (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Oxford. 董 金华 .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主体角色新动向的启示 . 科学学研究 ,2005,(5):715 － 720. 王春法 . 主要发达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177 － 190. 祝慧 , 孔华 . 专访格林斯潘：世界经济最大威胁来自美国房价 . 第一财经日报 , 2008-1-28 （ 1 ）

个人分类: 美国科技与教育|5860 次阅读|0 个评论

让科技政策走进阳光地带

夫子 2008-7-8 14:16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科技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传统的科技政策制定中，主要是以有关政府部门和科学机构参与为主。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日益引起公众的重视，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兴趣也在增加。 　 科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参与。在社会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的环境下，科技政策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必要性，以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方法，促进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公众有权知道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 　　科学如果只为少数专家所把握，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包括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过程和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决策民主、公众参与的过程。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公众参与，是决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参与到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之中，决策科学化也就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更多探索和经验。把科学代入到决策之中，促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656 次阅读|3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