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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学什么？】封建的“礼”和平等的“礼”: 热度 2 seawan 2012-5-13 08:41; 看到有博主提到儒学的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840do=blogid=569119 ），批评了其中“难养”、“齐眉”等句，觉得虽然从一个侧面看很有道理，但还没有命中要害。本文认为，真正需要批判的，是“御用儒学”，以及由此衍生的“迷信儒学”，而不是孔孟等圣贤所提倡的人文思想。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孔子和孟子等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这本身就是所谓“科学精神”，并在现代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并以社会的改良为目的。 “ 御用儒学” ，则以圣贤的若干词句的片面理解为基础，以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为终极目的，（当然也可能兼顾了社会的稳定和和睦）。 “御用儒学”中最为腐朽的，包括（不局限于）以下： 1. 等级观念：所谓君君臣臣等。 2. 压制人性：所谓“灭人欲，存天理”。 3. 宣扬所谓“忠孝”，为统治者做伥。【实际上，上面的 “灭人欲，存天理” ，本来是朱熹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被“御用儒学” 歪曲。下面的引用来自天涯：】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51782.shtml 朱熹的天理人欲是什么？　　 “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熹认为，自然健康而情操高尚的生活，是天之理。。。贪求享受安乐淫逸，则是人的内心欲望，是饮食夫妻之上的淫逸欲求。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儒学”“国学”的宣传，可以划归“迷信儒学”之列。迷信儒学的典型表现包括：以故事、传说为载体，讲“做人道理”，但一般不研读经典，不讨论和批判。以治病、家庭和睦、孩子成才等为主要目标。与儒家正统的思想往往有所偏离（例如从来不讨论孟子的民本思想等）。现在社会上一些“传统文化”的学习，恰恰是学了很多的封建思想，而儒家文化的精髓，却被有意无意的抛弃了。例如：现在大家津津乐道的《弟子规》等，虽然在孩子的礼仪养成等方面有助益，但是其中非常有问题的就是等级观念和尊卑思想，缺乏的正是西方先进文化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以“生而平等”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以“尊卑上下”为基础的礼仪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弟子规的弘扬者视而不见。这也无怪乎有很多教育界人士担忧，这样的教育可能“压抑孩子的创新思维，阻碍国家的科技进步”了。; 个人分类: 历史与文化|2867 次阅读|2 个评论

楼宇烈先生海图讲座：《四书》与人生修养: xiao 2012-5-2 21:00; 【讲题】：《四书》与人生修养【主讲】：楼宇烈先生【时间】：5月5日（周六）14:00-16:0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图书馆四楼多功能厅【主办】：燕京读书会海淀区图书馆【路线】：地铁10号线苏州街下，东北B口出，沿彩和坊路向北走100多米海兴大厦即是。请提前十分钟到场。主讲人简介：楼宇烈先生，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大家。浙江省嵊县人， 1934 年生于杭州， 1960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桃李满天下。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班导师等。发表的主要论著有：《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与《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等。主要的学术及社会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楼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真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学生亲切地称之为“楼体悟”。他创立了北大国艺苑，弘扬古琴艺术；创立北大京昆古琴研究所，弘扬昆曲，并兼任校内外几十家中国文化社团的顾问和指导，仅在燕园就有七家传统文化类社团即禅学社、国学社、耕读社、茶熏瑜伽社、中医社、古琴社、宗教哲学研究会以楼先生为指导老师。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依然常年奔波于各地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注 : 具体地点：海淀区丹棱街 16 号 C 座。交通：地铁 10 号线苏州街下，东北 B 口出，沿彩和坊路向北走 100 多米海兴大厦即是。请查好路线，提前十分钟到场。海淀图书馆讲座海报; 个人分类: 八面·来风|38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动物保护必须要本土化: 热度 9 jiangjinsong 2012-4-30 10:12; #老蒋动保每日谈#20120429：动物保护必须要本土化现在中国动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和运作模式，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这种模式比较适应现代生活，注重法律制度的改进，注重利用社会运动，利用NGO组织。但是，由于其发源于西方社会，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和论述话语，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国人接受起来多少有些障碍，而且在动物保护方面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认为中国动物保护下一步考虑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在努力传播西方现代动物保护的理念和运作模式的同时，努力挖掘动物保护的本土文化资源，让动物保护在本土落地生根。对儒释道动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传统的研究和爬梳是第一步。;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4092 次阅读|38 个评论

吃货中国——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 热度 5 jiangjinsong 2012-4-24 09:54; #老蒋动保每日谈#20120426：吃货中国——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蒋劲松 2007-06-07 博览群书　　老实说，我对于作者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位愤青时，也同样沉浸在弥漫本书的全盘性反传统情绪之中，今天看来则未免失之片面、肤浅。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要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举世公认，今天经济繁荣，市场发达，更是在继承、发掘古老饮食文化传统之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全方位引进外国饮食文化，并且加强自主创新，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与饮食业经济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所谓美食家和 “ 写食主义 ” 的异常兴盛。一时间，所谓 “ 酒文化 ” 、 “ 饮食文化 ” 歌舞升平，俨然一副太平盛世再现辉煌的意思。　　然而，李波先生这位自称 “ 没有执照的历史学家 ” ，却能独具只眼，在觥筹交错、喧嚣浮华中，洞见一触即发的重重危机，以批判的眼光冷静地审视中国饮食文化中丑陋的种种表现。更有意义的是，在李波先生笔下，饮食文化批判还具有更加广阔深远的文化批判的方法论价值。在他笔下，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都化为 “ 坐标系 ” 、 “ 显微镜 ” 和 “ 解剖刀 ” ，来窥视和解构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国民性 …… 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了： “ 中国人主要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 ” 。这一命题是一个能够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作为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个人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下去，甚至像福柯的 “ 性史 ” 、精神病院研究那样产生出极其丰富成果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2003年SARS流行的悲剧所触动，并进而从对中国饮食文化丑陋积习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深入到对国人口腔文化的全面批判。出版之后，作者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本书从2004年的《吃垮中国 ―― 中国食文化反思》，到2005年修订扩展为《吃垮中国 ―― 口腔文化的宿命》，书名的变迁体现出作者思考深度的不断推进。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对作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本书作序。按照他的观点，中国文化之所以缺乏超越性， “ 身体化 ” 、 “ 口腔化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标志。精神世界的过度身体化和感性化，往往使得中国文化中缺乏形上追求，常常显得那么的 “ 唯物 ” 和 “ 现实 ” 。好处自然是中国文化中少见西方历史上压抑人性的狂迷。那种为了宗教教义分歧而互相残杀的悲剧在中国历史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某种形而上的理论分歧而将思想家烧死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想象的。套一句常说的话，那些理论 “ 能当饭吃吗？ ” 这句犀利的反问体现了中国文化务实稳健的特征。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之过度的身体化，使得中国人常常回避死亡的问题，自我欺骗道：好死不如赖活着。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于道家。道家中高明者固然可以领会老子 “ 身为大患 ” 的道理，体悟庄子 “ 死生一如 ” 的境界，但大多数国人念兹在兹的还是庸俗化和歪曲了的道家理念，不是看似虚无缥缈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而是实实在在的能活一天算一天。所以，才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那是要把平时饮食男女的生活全盘搬上天的。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应对之策居然是撒开了吃，可见吃好喝好就是人生的意义。难怪中国缺乏系统发达的追求形而上超验目标的本土宗教，也缺乏系统发达的近代科学文化。　　总体来说，在西方人看来，吃仅仅是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因此主要关心食物的营养，附加在饮食上的文化内涵并不很丰富。科学和宗教等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因素则吸引和消耗了西人更多的热情。相比之下，中国人在饮食上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了。作者犀利地指出， “ 吃是中国的国教。 ” 正因如此，几乎中国文化的所有智慧都与饮食烹饪密切相关。例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调和鼎鼐既是大厨的烹饪手段，又是良相的治国功夫。清明政治源于公平分肉，尊卑有序、主客和睦的礼仪来自进餐的规矩。　　由于中国文化过度感性化，在某种程度上能不能 “ 当饭吃 ” 变成了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有意义的最高标准。于是，为了口腹之欲，活生生的生灵就完全沦为 “ 物化 ” 为 “ 人间一道菜 ” 了。书中不厌其烦，一一对比了 “ 十大名菜 ” 与 “ 十大酷刑 ” ，两者的惊人相似，反映出国人在美食诱惑之下的残忍和麻木。酒文化的过度发达，同样往往让国人丧失了直面严酷而丑恶的现实的勇气和理智。不仅如此，国人过度追求感性享受的恶习，使得国人常常毫不顾及营养、卫生，最终走向对身体的戕害，这可说是 “ 身体化 ” 倾向推到极致后产生的自我否定。作者对国人过分沉溺于口腔快感的恶习，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 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味觉的囚禁。 ” 　　中国传统口腔文化，或者更精确地说过度身体化、感性化的弱点，绝非仅仅局限于饮食文化的畸形发展，还体现在沉溺于其他方面的感官享受上。如鸦片传入中国后，近乎 “ 全民皆烟 ” 的盛况，催生了极其精致的烟灯、烟枪艺术。又如，传统文人对情色文化的迷恋，也同样成为古代诗词歌赋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土壤。如明代中国的色情小说性描写细节之丰富多彩、肉欲刺激，较之人欲横流的当代西方也不遑多让。论者多以此归咎于宋明理学之压抑人性与虚伪教条，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这恐怕还是宋明理学为了与佛道二氏争抢意识形态地盘，不遗余力地排斥佛道两教超越性的精微教义，从而将国人的身体化、口腔化推到极致造成的。　　最后一章的题目是 “ 素食主义救中国 ” ，乍读起来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小题大做，但是联系我们当下严重的现实，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近些年来，国内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相关论争日趋激烈，而物种主义者们最有力的武器居然是人们对于肉食的需求。因此，无论是为了保护动物，还是为了减轻环境的压力，抑或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健康，我们都有必要返璞归真，洗尽铅华，建立和平、慈善有益于环境和健康的饮食文化。　　当然，作为 “ 没有执照的 ” 年轻作家，相关学术功底难免有所不足，本书是在巨大生存压力下出于责任感的友情客串研究，所以书中也有一些武断的结论、情绪化的宣泄，作者自身固有痛快淋漓之爽，也有利于本书的市场销售，然而却不免多少影响了立论的严谨性和可靠性，也因此影响了本书的思考深度。例如，不应该为了控诉酗酒的危害，而贬低李白诗词的艺术成就；又例如，在揭批中国传统文化沉溺于口腹之欲，普遍不惜虐杀虐食动物的恶习时，不应该忘记中国大乘佛教素食的优良传统。在批判中国文化身体化、感性化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文化对超越性存在的消解，也避免了西方历史上类似宗教裁判所、女巫审判的丑恶与罪行。　　这种批评与其说是仅仅针对作者李波的，还不如说更是对于体制内 “ 有执照的 ” 研究者的一种鞭策。毕竟， “ 皇上不急太监急 ” 的李波先生已经走出了拓荒的第一步，继续精细地开拓这个领域，应该是具有更好研究条件的专业人士了。当然，我们也期望李波先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通过 “ 路考 ” ，或者学界伯乐能赏识其才华和敏锐，帮助他尽早获得 “ 执照 ” ，提升学术功力，在更为优越的条件下努力深化相关研究。　　相比之下，那些 “ 有执照的 ” 专业人士确实太懒惰，太不够专业了。而那些为丑陋的口腔文化唱赞歌的文人，难道真像作者李波先生所挖苦和痛骂的那样，变成了只会胡吃海塞的 “ 马桶 ” ？真的都让资本家们给收买了，只会唱赞歌了吗？难道真的是脑满肠肥，酒令智昏，在罪恶和丑恶面前完全丧失了批判能力，只会助纣为虐了吗？　　 “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吐故纳新的伟大潜力。李波先生的著作中虽然充满了激进的反传统话语，但是字里行间中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关怀的入世传统。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一种形式。在此方面，李波先生并不完全是孤军奋战。实际上，我们知道以北京大学素食文化协会为代表的相当一批 “ 知识青年 ” ，也正在通过倡导和实践素食来身体力行保护动物的崇高理念。他们当然仅仅是中国文化界很少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超越中国传统口腔文化弱点，努力向上探索的一种可贵追求。这种追求，与年轻一代努力建设科学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推广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理念，探索心灵奥秘的种种尝试一样，都应该看作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李波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１月版，22.00元）; 个人分类: 素食天地|4532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载]为人生的美学——访美学名师朱良志教授: wmy9039 2012-4-17 11:42; 摘要：朱老师关于中国美学及美学教育的论述，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提高自身美学修养，提升生命的境界很有参考意义。我们自古以来就以所谓广义的艺术或审美来取代宗教的地位，通过人的修养和境界的提升，来使人的生命、生活更有意义。人还是要有一点趣味的，没有趣味的人生过着干什么？过得匆匆忙忙的，当你一抬头的时候，年龄大了，老了，呵呵。他所学到的哲学美学的智慧，帮助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安排。来到大学最重要的是叩问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为了人生更圆满。不能放弃了这个本质的东西，要使对知识的探求服务于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学会欣赏别人，学会欣赏自己，学会欣赏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朱老师介绍美学传统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我努力长期保持教学与课堂的新鲜感，要有新知识、新内容、新的方式，我不能把同样的内容讲两次。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身体要正，知识要丰富，方法要得当，同时还要把自己的角色淡化，这是比较重要的。不要老把别人当成教学的对象，实际上学生是朋友，是知识探讨的同路人。 –朱老师的美学课堂一、认识美学，体验人生记者：朱老师，您是搞美学的。我觉得美学素质是当今社会的国人非常缺乏的。一个人如果有足够高的美学素养，那么他的身心健康和思想境界可能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今天特别想请您谈谈美学对人类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还有您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启发学生产生对美的追求、美的体验。朱老师：现在因为重商主义，经济浪潮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教育产业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中国教育的技术培训色彩也越来越浓厚，从塑造人的大学变成了职业培训的场地。学生为了找好工作，自觉性主要在外语、技术方面。这个无可厚非，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对他们有什么指责。但是教育整体明显地失重了。我做美学和中国艺术研究，这是一个人文学科，跟经济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学科的研究不可能直接赚到钱。本来美学就是非功利的、非目的的，如果抱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来学的话很难学下去。这些年来我在跟学生和教师一些接触中，发现他们不是不喜欢这个东西，而是形势所迫，根本就没有时间。人生要有一定的趣味，要能用美的眼光欣赏一些东西，例如蓝天白云。这种悠闲的感觉在大学生中间很难找到。我经常跟我的研究生和朋友们讲：人还是要有一点趣味的，没有趣味的人生过着干什么？过得匆匆忙忙的，当你一抬头的时候，年龄大了，老了，呵呵。人来到这个世界，去挣钱，挣钱干嘛？挣钱成家，成家生孩子，生孩子要抚养他长大。然后，噢！自己老了，退休，退休以后完了，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人的趣味何在? 人生还是要有一些境界的，没有境界没有格调的人生，它站不高，也看不远。清代有一个学者叫张潮的说，人生的境界有三种，他用了一个“看月亮”的比方。第一种，在窗子里面看月亮。大半的人都是如此，因为一般的人受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限制，只能在窗子里面看月亮。第二种就是到庭中望月。从屋里面走出来，到了庭院里面。庭中望月，哦，天地原来如此开阔，世界如此广大。这样一来他扩展了胸襟、气象。最高的境界是“台上玩月”。站在高台上、高山上和月亮嬉戏。这是一种快乐的大境界。他将这三种境界叫做“窗内观月”、“庭中望月”和“台上玩月”。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种境界的提升。境界的提升看起来对人没有多少用处，不会给你带来多少直接效用，但实际上对人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胸襟气象怎么树立的？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有时候也决定他的创造力的大小。不同的心灵境界，不会给你带来直接的利益，但有可能提升你的创造力，让你不陷入一种蒙昧的挣扎和角逐中去。记者：您如何考虑您的学生的就业问题？朱老师：我的博士毕业也要面临就业，而且写的东西和就业不太一致。这是比较苦恼的事情。在西方，比如在德国，都是这个命运，在日本也是的。学哲学的，到社会上不一定就去搞哲学，大学聘的哲学教授是很少的。学美学的也不一定会做和美学有关系的工作。这些我经常跟学生讲。从另外一方面说，这关系又不是很大。因为你学的是人生的东西，本来就不是直接有用的东西，是非功用性的。但是任何一种工作，无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偏重于技术的，做的怎么样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他所学到的哲学美学的智慧，帮助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安排。我的学生在这方面还好，我不一定给他指导出一个就业的门径，但是我教的东西对他找工作和就业的观念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对他的人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记者：美学在现代社会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您能再深入谈谈吗？朱老师：对于解决人生问题，美学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被塑造，生命注定被涂出很多种颜色，有时候是很混乱的颜色。禅宗讲，人要做一个“透网之鳞”。鳞就是鱼，人就像从网里头透出来的一条鱼，这样的人极少，大量的人都像是被网住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要从这种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人怎么摆脱外在的束缚，时间和空间、人内在的妄见、各种功利的驱动、社会习惯的力量、一些陈词滥调的理性知识，这些都给人束缚，使人得不了自由。人的一生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过程。席勒讲，美学是跟心灵做的游戏，它带来一种自由感，就是解脱束缚的。孔子跟学生聊天，曾皙（点）讲：“暮春者，春服既成，童子五六人，冠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说“吾与点也”。孔子喜欢曾皙讲的境界，就是人去除整个的束缚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天人共生、人天同语的格调，这正是他讲的“仁”的最高的境界。这种最高的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不是一种道德问题、善恶的问题，也不是知识、求真的问题，而是一个美的问题。这个境界是人和宇宙浑然一体，人在这种精神中能得到自己生命的超越，所以说美学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自由感。二、提升生命的境界记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中，美学的意义远远超出单纯审美的问题。朱老师：北京大学从蔡元培校长就提出“美育代宗教”的问题。钱穆先生讲过，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艺术文化，强调人的内在修养。西方文化主要是求知的路径，而中国文化的路径主要是成就人生的。长期以来中国不是靠宗教来支撑的国度，不像美国、欧洲，他们可能信教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西方一些比较激进的人觉得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是没有灵魂的世界。宗教观念淡泊，人靠什么样的信仰来支撑呢？实际上中国人非常讲究人的内在修养、人的品行、人对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古以来就以所谓广义的艺术或审美来取代宗教的地位，通过人的修养和境界的提升，来使人的生命、生活更有意义。我们传统的教育，主要的精力在这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个识字教育、懂得科学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是重视审美和艺术的传统，是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境界的传统。国画的意思也不在于画本身很美，而在于它是人格的一种象征，精神的象征。又比如中国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一般的园林有两种功能，一是实用功能，住人的；另外一个是审美的功能，是给人看的，看起来要很漂亮。但是中国人还将它上升到第三种功能，它是为了人修养心性的。人到了那个地方不是为了看一片好风景，而是体会一片好心情，体会一种人和世界融合的感觉。中国一切的艺术，都是为人生的。中国的山水画，都是关系到人生的境界。老是有那么多人画山水。青山绿水很漂亮，但国画是水墨的、黑白的，把色彩全都淡去了，淡去那种色相、独存本真，表达的是人生命的愿望。人生的教育，和艺术知识、审美知识的教育，我在讲课中把它们三个融到一起。美学是一个特殊的人文学科，我们把这个特殊人文学科所包含的人生的内涵更充分地剔发出来，这样能帮助大家理解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我们不一定成为一个画家、一个书法家，但是我通过欣赏这样的东西，可以提高艺术修养、人生境界。我从这个角度讲得比较多，我的一个主要理念就是“为人生的艺术”。记者：我们的国画、音乐和诗词，都通过形式来表达一种思想。写实主义在中国好像一直是不受到推崇的。朱老师：对。我曾经跟外国的一些学者聊天，聊到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对外国人来讲，叫写景诗嘛，他们看不上，因为华兹华斯、莎士比亚的诗，那种铺排，对自然山川的描绘非常详细。这种小诗，我们读起来却非常有韵味。这不是一个审美趣味不同的问题，而是我们理解的角度与他们不同。因为我们从来不将它们当作写景诗，它描写的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在那种宁静中看人的活泼心情，在那种宁静中人和宇宙合一状态。有的人画画，比如画梅花，就是画一个植物，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根本就不在于这个植物，在于“要留清气在人间”，要把那种内在的，那种清幽的、疏淡的、高逸的品性描绘出来。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曾问我，那么多人在画梅兰竹菊，画寒山，有什么意思？我跟他讲中国的艺术是重视品格的，这个题材只是他利用的方式，他主要是为了表达他自己心灵中那种感觉，那种对人格的、境界的追求。中国美学跟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美学一般讲感性，美学是重视感性的学说，而中国的美学追求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它恰恰是要超越感性的。记者：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学主要源于西方的美学理论，他们是成体系的，但这套体系套到中国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您的工作是建立了中国古代自己的一个美学系统。朱老师：我写了《中国美学十五讲》，尝试用系统性的见解来把握中国美学的一种可能性。03年我出版了《曲院风荷》，尝试从中国艺术的系统性来把握知识。中国美学有自身的特点，要把它的特点讲出来。庄子讲“因其故然”，要依着它的内在逻辑。把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讲清楚，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我还在往前一点点地推进。记者：西方的艺术、哲学，一个主流是写实和逻辑，基于理性；而中国的哲学和艺术不是基于严格的逻辑以及对现实的模拟，所以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一点也不奇怪。那么传统美学素养和对中国哲学的深入了解，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处理经济、法律等现实问题，会不会有不利影响？朱老师：了解一些艺术，或者在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创造能力，不会对自己专业的、技术方面的研究。因为任何工作都需要灵感与直觉，科学与艺术、人文素养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的艺术在唐代之前走的也是重技术的路径。不仅是敦煌，整个汉唐时期，比如唐代的墓室壁画，章怀太子墓，西安、咸阳和它们周边大量的墓室壁画让人感觉到，中国在绘画上的造型能力，在唐代达到极致。阴影的处理，光、块面的处理，色彩等等这些创作技术，绝不亚于西方的油画。但是中唐以后这种路径被舍弃了，人们认为这种形似的东西还不够。而西方19世纪后期，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尼采、叔本华等人的现代哲学也颠覆了写实主义的传统。中国这样的颠覆在中唐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国哲学并非不重逻辑，比如惠子、僧肇，和天台宗的智顗大师，他们都有极其高超的逻辑水平。智顗大师对印度传来的逻辑学的改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后来这种逻辑渐渐地被放弃了。我们今天要追踪中国的重逻辑传统，要把这两者之间融合起来，尽量的减少宋代以来的这个千年传统中不足的地方，比如反技术、反知识、反逻辑。我们一味地提倡庄禅境界，而忽视了技术这样的东西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艺术和逻辑是不同的，但可以相互补充。我在北大中熟悉的一些人，他们对艺术、对庄禅哲学的了解，对美学的熟悉恰恰帮助了他的本职工作。如厉以宁先生是一位诗人，吴志攀先生则喜爱绘画。记者：我知道原来物理系，数学系有好多国学大师。朱老师：对啊，中国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好的艺术人文素养，如杨振宁、苏步青、竺可桢等人。北京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有特色，但是还需要再加强，需要承继老北大的很多优良传统。三、淡化教师角色，内容常新，知识与体验并重记者：下面想请您谈一下美学教学问题。深入浅出，寓复杂的美学问题于平凡的事物是您的教学特色。朱老师：当然不是给学生讲浅的东西，而是要把比较有意思的、深邃的东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这是一个教师应该做的。现在为什么让教师写教材？跟这个有关系，你必须要把它讲清楚了，讲通俗，使大多数人能够理解。讲课要有启发性。记者：您能举个例子吗？朱老师：在学科通俗性方面这几年我做了一些工作，尽量让课讲得通畅而有意味。比如我讲“含蓄”，中国艺术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中国的民族个性跟西方也不太一样，中国的艺术讲究言外之意啊，意外之象啊等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就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根本东西：含蓄。我将我的论题定为“曲径”，中国园林为什么把好好的通天大道，弄得弯弯曲曲，快要看到了，却突然来一个遮挡。颐和园一进门的时候就有一个大东西把你挡住。扬州的各园个原，你沿着弯弯曲的小径走进去，转一个弯，然后豁然开朗，有一片大的世界。这就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我从大家能感觉到的小问题入手，来讲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个理论排出三点四点。从具体事例，从可以把握的东西入手，力求讲得有意味一些。记者：能谈谈您教学的经验和感受吗？朱老师：教师的场合不仅仅在于课堂，课堂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大量的时候还在于言传身教。体态语言、著作、交谈等多种方式，来尽一个教师的责任。一个教师不是课堂上的一个教学者，不是一个教学精英，而是一个能够对别人有影响的人。我回到教师的本意，就是回到苏格拉底，回到孔子这样的教师的本意。这是作为人文学科学者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记者：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的教学本意，本质上是什么？您能不能具体的描述一下？朱老师：形式是自由的，是辩论性的、求知性的。知识探求是它最根本的内容，解决人生问题是他们最主要的驱动力。没有完整的答案，没有具体的形式。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都在传递他的教育，孔子弹琴都是在晓示学生。我们现在的教育完全是要承继一种比较死板的知识，知识是既定的，方式是固定的，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也是确定的。这不是教育的根本方式。“教学相长”，其实暗含着一种僵化的教学模式。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是教与学无处不在，相教相长，相学相长。另外，知识本来就是灵动的、活泼的。保持探求知识的心态，你是永远的一个行路者，正在向高山上攀登。你不是把固定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而是要教给别人我怎么爬上山的经历、经验、体会。每次我上课我的内容都是新的。我思考的结论，至少目前的结论，也在变动中。我教给他怎么思考，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以及我论证的几个方式。我的知识是活的，但我也会把一定体系性的观念传达给学生。这种系统性的意见对这个学科极为重要，对学生把握知识也很重要。记者：朱老师，您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您的教学过程？朱老师：我自己准备新教案，每次课都是。我一般把这一课的讲稿打给大家，课后去看，上课的时候主要听我讲，我讲的一般是超出教案的内容。我觉得按照教案一点一点往下讲，比较生涩，这个课堂的感觉也不是很好的。我努力长期保持教学与课堂的新鲜感，要有新知识、新内容、新的方式，我不能把同样的内容讲两次。我也尝试用过几次比较“规范”、简单的教学方式，比如我这堂课讲几个问题，引文引哪几个东西、用哪些图片，制作了路线图。但做好以后，我上课的感觉不太好，因为限制了我的自由发挥。虽然让学生有所把握，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课堂气氛变得比较呆板，不太生动。讲课内容是很清楚，但是比较机械。记者：如何保持每堂课都有新的东西，比如新的方式和新的知识？这方面您怎么作的呢？朱老师：我上一次课，至少准备几天时间。这也成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一部份。我至少有三本是在我上课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说《中国美学十五讲》。每次课我准备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个完全新的问题、一个新颖的角度不断向前推进。学期开始我有总体上的考虑，每堂课讲什么问题，我尽量有一个综合性的设计。记者：讨论在您的课程教学中是不是很重要？朱老师：当然，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互动比较多，有些典型问题我要经过准备，随时准备跟学生一起讨论。很多人提问题，我也一定会留问题给大家。有时候在上课中，有时候在讲完的时候。记者：实际上您是身体力行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讨论、交流是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朱老师：互动了就活了，水流动起来才活啊，不然教学就成了机械的了。讨论也可以对学生的理解力有一个了解。记者：如果讨论比较热烈，涉及的方面是您以前没研究过的问题，您怎么样处理？朱老师：这种情况很多。有时我回去查书、研究一下，下次再回答；另一方面，我尽量全面一点了解背景知识，尽量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能够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解决，或为学生提供一个恰当的思考方式。另外我不喜欢教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教学方式，好象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似的，那感觉非常不好。比较虚夸。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身体要正，知识要丰富，方法要得当，同时还要把自己的角色淡化，这是比较重要的。不要老把别人当成教学的对象，实际上学生是朋友，是知识探讨的同路人。这样，大家能够放下心来，能够走得更顺畅一些。知识也是这样子的，没有权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权威都是暂时的。教师自己要有这个能力去挑战它，也要求他的学生去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教书匠和一个启蒙者是完全不同的。我上课中曾经有错误。教学知识的准确度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课要提供一个大致可靠的知识，但是不代表不能出错。如果说一个人错话连篇，基本常识不具备，那当然不具有做老师的资格，但要讲得句句箴言，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学科体系庞大，本身流派和争议很多，又涉及大量的历史文献解读，所以教师绝不能轻易把自己放在“真理”的立场上。记者：您经过多年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美学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没有学生对您的体系的一些观点表示不同意见的？您怎么对待？朱老师：经常有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他在一起讨论。我的观点写出来，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东西我不会轻易放弃，我会跟他辩论。当然课堂上我不会用盛气凌人的语气，我是讨论式的。他要说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思路，我觉得他有道理的话我会接受他的意见的，而且我会明确地修改。我在书的后记里面都写道：有的内容是跟大家共同完成的。我没有出现过在课堂上比较独断地、声色俱厉地驳斥别人的现象，这不是我的性格。记者：在您这个课上，考试是怎么样的？朱老师：考试我有时候出两个题目给他们写论文，没有纯知识性的闭卷考试。记者：人文学科的教学可能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与西方理论的比较，以及在教学中如何协调的问题。您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呢？朱老师：西方的教学方式确实跟我们有一定区别。在人文学科方面，他们的知识，表述的系统性、确定性跟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这里知识的体验性、非逻辑的特征非常明显。古人讲“圣人述而不作”，就是强调知识的体验性特征。我们教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还是尽量地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方式，尽量地使它符合科学性，毕竟是学术，如果没有科学性，它就不具有大家互相理解的可能了。但是教学中又要注意到中国学术的特点，否则怎么能理解其精髓？中国的学科本来就是混成的，文史哲不分，强调了一种体验。我觉得要从知识和体验这样两方面来启发学生。体验性的特征还是比较重要的。体验往往是和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跟自我的感觉是连到一起的。我不喜欢跟学生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一个确定的知识，而是要讲一个和我互动起来、我自己可以体会到的、有一定生命价值的知识体系。记者：您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如说绘画书法和音乐，有过专业的训练吗？朱老师：我没有上过艺术学校，但是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艺术有一些爱好，从小就写字，练书法；后来学过一段时间的画，篆刻做的时间很长。但都做得不好。就是说，我对艺术有一些感觉，对中国艺术有一点认知。对研究中国艺术理论的人来讲，有一些艺术感是很重要的。但理论是超越技术的，而实践有很强的技术性。就是说，一方面，必须懂一点；另外一方面，还是要舍弃它，不能够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艺术的实践中去，否则会影响到自己观念上探讨的路径。四、为人生的美学记者：哲学系办有针对成人的培训班，招一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给他们讲哲学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对已有多年社会阅历的成年人，你对他们的美学修养有什么建议吗？朱老师：比如说有人喜欢收藏，但是很多人只是关注收藏价值，比如说一千万买来的东西，想一千五百万卖出，赚五百万就是他的目的。至于这幅画是不是真的？这幅画表达什么意思？跟他无关。这个人追求的就完全是外在的东西，他不是艺术中的人。有一次我专门讲一堂课叫“顽石的风流”，就是讲石头，讲中国的假山。你看西方的园林或别墅建筑都带有雕塑，有人的雕塑，也有神话和宗教的，但中国的园林没有。中国的园林普遍有假山。中国古往今来很多文人的案台上都有石头，这种清供。他们欣赏石头比如太湖石、灵璧石、英石。这些石头比较珍贵，有来历，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石头能给他精神上带来什么。中国人欣赏石头叫“千秋如对”，“面对”的“对”。石头是永恒的东西，它在中国人的意念中是不变的，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和对石头的欣赏是一种“千秋如对”的关系。欣赏石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跟永恒的东西的对话，这里面蕴含了无数的智慧。古人欣赏石头，都强调“瘦、漏、透、皱”，北宋以来一直如此。“瘦”，为什么要欣赏瘦的石头，不欣赏那种胖胖的，或者说矮矮的那种？瘦的石头就像竹子，清高，不落色相，不受外在的干扰，独立。 “漏”，为什么石头它要追求孔隙？太湖石有好多个洞隙。石头是在水的冲击下形成的空隙，这是与宇宙呼气的一个眼。人欣赏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欣赏通透的、玲珑的、人和自然密合的感觉。中国人欣赏石头，与其说是爱石头，倒不如说是爱人生。通常说的美学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种是审美文化，知识方面的，扩展人生境界，人人都有爱美之心嘛；另一种美学是关于美、研究美的学术，是少数专业人员能够从事的。我们不能只讲纯粹的理论，也要在提高人的审美修养这一块做点工作，让更多人学会欣赏。很多次我跟同学讲，怎样欣赏北方冬天的树，尤其在月光下面，树枝参差、错落，这叫“北树多姿态”。再比如说欣赏雪，欣赏冬天的苍茫，欣赏那种古拙的风味。还有北方的建筑，四合院，那种灰灰的颜色中加上大红大绿，毫不感觉土，而且感觉非常美。我们刚才讲欣赏石头，你不仅仅要知道这个石头它能卖多少钱，还要知道它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旱太湖石不如水太湖石？北太湖石不如南太湖石？洞庭东山不如洞庭西山的太湖石？记者：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关键是放松自己的心情，去发现。朱老师：是啊，放松自己的心情，就像苏东坡讲的，“何夜无月”，“何地无竹柏影”，只是我们没有心境而已。我觉得要欣赏，而不是急匆匆的、急功近利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的、把人生当成丛林法则的那种态度。胜利和失败都是暂时的，人生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来到大学最重要的是叩问知识，而这个知识是为了人生更圆满。不能放弃了这个本质的东西，要使对知识的探求服务于自己的人生追求。要学会欣赏别人，学会欣赏自己，学会欣赏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方面，人生中美满的东西是暂时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好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失败者；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人生处处都有美满，一朵小花都有它的意义。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当我细细看/啊/一棵荠花/开在篱墙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学科对人的认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能够让人放松一点。老是想着，“我最强”，“我最棒”，不是成功的捷径，而只会带来巨大的挫败感。记者：一味争强好胜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容易走向毁灭。朱老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这是苏东坡讲的。我们讲围棋，高手不是要杀得你死我活，而是形势与境界之争。比如说有一首词，北宋晏殊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他有一种怅惘，但是是那种美的怅惘，一种忧伤，也是美丽的忧伤，“小园香径独自徘徊”。所以说要知道欣赏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生命不可重来，人从小到老，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过程，所以人如果能够细细地欣赏、回忆，而不是成天计算得失的话，得到的东西会更多。踏踏实实地去干，也悠悠闲闲地欣赏。能够放下一片心来过日子，也能够凭着一股流利去干事情。记者：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朱老师！ ================ 采访记者：郭九苓，史倩倩采访时间：2009年1月7日，上午10：00－11：40 录音整理：安胺文字编辑：余鹏，郭九苓定稿时间：2009年3月19日，经朱良志老师审阅同意。; 个人分类: 教学心得|266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家庭伦理与幸福之家的构成元素: spirituallife 2012-4-16 22:1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社会体系中，家庭具有生活、组织、管理等功能，是人们生存、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决定着人们的基本行为，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发掘幸福之家元素，努力塑造和谐家庭、文明家庭、幸福家庭，当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对现代人的基本要求。中国家庭伦理道德的变迁发掘幸福之家元素，首要的便是树立正确的的家庭伦理价值导向。家庭伦理道德是维系家庭幸福的主要精神支柱，也是实现整个社会和谐的伦理保证。中国的家庭伦理理念，大体经历了三次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家庭伦理道德。从《论语》、《孟子》到《春秋繁露》、《白虎通德论》、《女诫》、《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直至曾国藩家书等，一直在丰富和完善着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先秦时代强调“父慈子孝”的双向度的家庭伦理规范，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核心理念，推动形成宗法等级森严的人际关系。从理论形态上看，以儒家家庭伦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是一个成熟的、完备的道德观念体系，并从思想上维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虽然有些强调纲常的要求在现代人看来存有不少糟粕，但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其中也蕴含着对家庭亲情的重视等许多积极的因素。 “新文化运动”启动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第一次转型。面对经济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逐渐融入到家庭伦理中。“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夫妇平等”、“男女平等”等家庭民主观念在家庭伦理中得到确立和认可。但由于传统家庭伦理学说系统完备、源远流长，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因而仍广泛被民众所继续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制度发生了第二次转型，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打破了传统家庭中的宗法等级制度，否定了传统的父权夫权、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一种全新的、“志同道合”的、革命化的家庭伦理关系开始建立。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这种家庭伦理关系也表现出了不尽人意的一面。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变革也带动了家庭的变化，家庭伦理关系开始契约化，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被扬弃继承，发生第三次转型。转型后的家庭伦理基本清除了宗法制度下的糟粕，在经济多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社会管理法制化的时代语境中，“权利与义务、以人为本”成为当代家庭伦理的核心理念，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用契约的方式来约定家庭成员的义务、权利责任。家庭伦理从以家庭为本位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从强调宗法等级、家长专制转变为强调民主平等，夫妻伦理从传统的重理轻情转变为现代的重情轻理，从以父子人伦、亲子关系为主轴、以“孝”为核心转变为以夫妻人伦、夫妻关系为主轴、以“爱”为核心。必须指出，虽然现代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家庭的重要价值依旧存在，“家和万事兴”，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因其既有的价值仍然对现代人发挥着作用，为构筑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现代的新型家庭伦理规范、建立和谐幸福的家庭提供了宝贵资源。当前亟需树立正确的的家庭伦理价值导向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即使家庭发生了文明进步的嬗变，又产生着冲击家庭稳定的诸多因素和矛盾。这是中国家庭史上充满困惑和观念冲突的痛苦的阶段，也是向更文明模式脱生的阶段。在婚姻家庭领域，随着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型，家庭结构、家庭伦理关系相继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家庭伦理价值观念从一元走向多元，家庭伦理的评价标准呈现多样化的状态，过去集中统一的评判格局不复存在，出现了价值评判和取向的多元视角。一方面，文明进步的家庭伦理观念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彻底推翻了等级服从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维护和保证了个人选择家庭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但另一方面，无限制的自由也必然冲击家庭的稳定性；一方面，实现个人价值、追求自立自强的新观念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过度张扬的个性、追逐利益的功利意识也往往导致人们家庭责任感的缺失，使家庭成员浮躁不安，不时有冲破家庭的欲望，扰乱了家庭秩序。与此同时，功利价值观念对家庭的入侵，削弱着家庭应有的关怀、合作、协调、情感交流的功能。由于社会的开放，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多地出入社会职场充当社会角色，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也日渐疏淡，家庭的情感绿洲出现荒芜化的征兆，家庭道德价值标准失落，家庭责任感淡漠，性道德观念淡化，家庭成员交情感交流弱化，离婚率持续升高，单亲家庭和空巢家庭增多，婚外恋与包二奶，家庭暴力以及家庭小型化对亲人关系的阻隔等家庭问题、危机，都是对中国传统家庭亲情原则的背离，严重挑战着家庭原有的情感基础，损害了社会风尚和伦理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团结，成为制约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对于当代人来说，树立正确的的家庭伦理价值导向，树立坚定的家庭责任感，构建和谐幸福的家庭，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体，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幸福之家的构成元素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为什么有的家庭幸福、温馨，有的却充满不幸?是什么促使家庭保持完整，甚至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也割不断家庭的纽带?而又是什么使家庭过得幸福? 美国著名的家庭与婚姻专家斯特内特和德弗雷历经30年研究发现，幸福家庭具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总结了许多促进家庭幸福和谐的积极因素，并加以归类，提出了建立幸福家庭的六大要素：关爱与欣赏、承担家庭义务、积极沟通、共享美好时光、精神上的安康、成功处理家庭压力。国内有人则提出幸福家庭的“四要素”：比较和谐的家庭关系、比较健康的体魄、比较理想的后代、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有人认为，关爱、责任、尊重、感恩、分享、沟通、欣赏、反思、理解、微笑，是幸福家庭的十大规则，也是每个人需要在生活中不断提升的获得幸福的能力。归结起来，幸福之家虽无固定的模式，但确有一些基本的要素，即：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和家人的健康、生活的充实和宽松的范围、家人的有秩序和和睦。而家庭幸福的核心是正确的的家庭伦理观念下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家庭和谐幸福需要精心经营，经营离不开责任。传统家庭道德是以履行家庭责任为根基的。现代社会中对物质强烈的追求、事业工作的压力、新性爱的理念都在冲刷、侵蚀着家庭责任，但不可动摇的是，责任是家庭和谐的保证，是为人之道、共处之道、和谐之道、幸福之道，是家庭伦理观念的体现。生活分工的责任、养育孩子的责任、赡养老人的责任、夫妻恩爱的责任构成了家庭稳固的凝聚力。每个成员在家庭中所扮演不同角色的同时，都要学会去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角色，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沟通，换位理解，信任、宽容、关爱、欣赏都是促进家庭幸福的良好手段，是幸福之家构成的基本元素。幸福家庭中的成员努力创造开放、轻松、和谐的家庭交流环境，并注重以积极的方式及时沟通，倾听和了解对方的心声、需要和困难，并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沟通是一剂润滑剂，沟通的技艺越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维系得就越牢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了解亲人的个性、心理特点及其他情况,善于在亲人身上发现好的品质。家庭成员朝夕相处，不可能不发生矛盾，有了矛盾，要抱互谅互让的态度，冷静思考，各自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互谅互让，而不应相互指责，激化矛盾，造成家庭不和。《围城》、《中国式离婚》都表现了婚姻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无法沟通、无法交流的精神困境。《围城》中的方鸿渐和孙柔嘉婚后，孙不满于方鸿渐那封建大家庭的陈规陋习，忍受不了公婆及弟媳的冷遇，满腹牢骚。而方受到了孙的姑妈轻视，脸上无光，气愤万分，更不愿意当“资本家走狗的走狗”。后来报馆因言辞激烈，在敌伪政权的高压下逼走了正义的王先生，他也就跟着辞职了，而孙却怎么也不会谅解方鸿渐，因他的大义更加破坏了她现实小家庭生活。缺乏沟通与理解最终使两人一步一步地走进绝望。《中国式离婚》中，林晓枫为了支持丈夫忍痛放弃了自己的教师工作，成为家庭妇女。然而，当丈夫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绩时，她的心理却失去了平衡，她感觉自己开始变得一无所有，感到个人生活价值的虚无感。这种心理失衡使她不断怀疑自己的丈夫，猜忌、吵架甚至做出许多不可理喻的疯狂举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不是消极的无奈与凑合，也不是软弱无能，它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恩爱与情感，它是卓尔不群的修身与修养。积极看待生活当中问题的家庭通常过得幸福。那些总是看到杯子里装有半杯水而不是只看到杯子是半空的人，相互之间就较少挑剔。而猜疑则是幸福家庭的导火索。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安嘉和原本拥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却因猜疑而导致家庭悲剧。所以，对家人要保持信任，不要让猜疑毁了家庭的幸福。幸福家庭中的成员并不是没有压力或遇到危机，只不过他们具有更强的能力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化解压力和解决危机。他们懂得如何在危机出现之前就采取措施预防危机的发生，他们深知怎样动员所有家庭成员的力量来克服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烦恼和困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在艰难时期努力寻找具有创新意义的办法来解决各种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生活的重构化过程，在困难和危机面前重新规划家庭生活以度过难关。在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或遇到新的挑战时，当家庭危机降临时，幸福家庭的成员会自然地进行感情修补，乐观面对，而不是消极应对或逃避，不是肆意攻击、彻底决裂，而是勇敢、机智地消除家庭成员之间的冲撞和摩擦，努力发现对方的优点和长处，并加以欣赏和赞美，使家庭生活重又回到原来正常的轨道。冲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整个家庭。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共同制定并终身恪守的“八互”原则，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慰、互谅互让”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范例。情有多种，而以血缘联系为基础的亲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伴随人的终生，应该是人的所有情感中最长久、最牢靠的一种感情。家庭是亲情的原生地和寄生地。在芸芸众生之中，谁不希望自己能有个幸福、健康、美满的家庭？然而，幸福的婚姻、和美的家庭，不是轻易得到的，需要家庭每个人用心经营，积极付出，着力于家庭的健康持续发展，挑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提升家庭幸福的能力，让家庭更幸福，社会更和谐。; 个人分类: 家庭|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千年桑文化承传中国悠久的中药历史: 热度 1 liujiping 2012-4-10 17:48; 我国的桑业生产历史悠久，约在五千年以前，先民就在中原大地上开始栽植桑树。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桑”字。《山海经》、《尚书》、《淮南子》等不少古籍中都有对桑树的描述，众多出土文物上也出现了桑树形象。桑树在古人的心中是神圣的，常在住宅旁栽种桑树和梓树，后世就把“桑梓”作为家乡的代称。赞扬某人为家乡造福，往往用“功在桑梓”。青年男女多在桑林中约会，后用“桑中”、“桑间”专指男女约会的地方。古代男孩出生后，要用桑木做的弓，蓬梗做的箭，射天地四方，象征孩子长大后有四方之志，用“桑弧蓬矢”指男子的远大志向。“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桑榆是西方日落处，太阳落在西边的桑树和榆树间，后用以比喻人的晚年。“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用“沧海桑田”比喻世事变迁很大或人生短暂。北魏时期颁布的均田令规定，男子可授桑田20亩，桑田为世业田，不须还官，但要在三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榆、枣树。不宜种桑的地方，则男夫给麻田十亩（相当于桑田），妇人给麻田五亩。家内原有的桑田，所有权不变，但要用来充抵应受倍田份额。可见，桑文化不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更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桑作为药用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滇南本草》。这本有着中医药精华汇编性质的医学典籍，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40多年。桑在祖国传统医学中被列为“中药”，在《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随息居饮食谱》等医学古籍中均有详细记载。桑椹、桑叶既可入食，又可入药，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桑椹、桑叶均被视为防病保健之佳品。1993年国家卫生部把桑椹、桑叶列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农产品之一，为“药食同源”之品种。二千多年前，桑椹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滇南本草》言其：“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新修本草》言其“单食、主消渴”。《本草纲目》言其：“止产渴，利五脏，通血气，令人聪明生精神。捣汁后服解酒中毒，利水气，消肿。”《本草经疏》认为：“桑椹者，桑之精华所结也，其味甘，其气寒”。桑叶又称神仙叶，味苦甘性寒，归肺、肝经，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功效。是集清、润两种功效于一身的药物。世界上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有记载：“气味苦甘寒，有小毒，主寒热出汗”。《本草纲目》记载：“桑叶乃手、足阳明之药，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止消渴”。《开宝本草》记载：“霜后叶煮汤，淋渫手足，去风痹殊胜” 此外，嫩桑枝可去风湿，治臂痛；桑白皮可利尿、止咳、治浮肿。; 个人分类: 桑|2838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學網上有兩類博文通常不值得閱讀: 热度 21 jiangjinsong 2012-4-4 14:27; 科學網上有兩類博文通常不值得閱讀因為沒有什麽價值談論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原因很簡單大多數博友缺乏必要知識大多是道聼塗説胡思亂想的結果沒有讀過論語的科學家敢評論儒家沒有讀過任何宗教典籍的人敢評論宗教除了中國科學家之外估計別的國家科學家未必有此勇氣;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3822 次阅读|48 个评论

“愤怒的小鸟”与芬兰: 热度 13 gl6866 2012-4-2 09:33; 我们对芬兰的印象总是与诺基亚手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诺基亚就是芬兰的象征。随着诺基亚逐渐走下神坛，它作为芬兰的象征的地位似乎很快就要被人遗忘。波兰也有一张名片，那就是肖邦的音乐，那才是波兰了人感到骄傲的文化符号。如果有人问，那中国的符号又是什么呢？有人可能会回答，当然是“龙”了。或许还有别的？例如围棋、麻将之类的。这可就见仁见智了，不过目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的文化思潮裹挟着新的文化理念正冲击着全球民族的心，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冲击更是如此。而芬兰作为北欧的一个小国，如何不在这场文化漩涡中迷失自己，就要另辟蹊径。要在文化上立于民族之林，那才是真正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实力。那么时代什么能代表芬兰的招牌呢？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iPhone手机吧，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就是“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它就是芬兰的创意。当然，“愤怒的小鸟”显然还是小虾米，它的生产商ROVIO公司员工人数不及诺基亚的千分之六。可它的影响却正在成为新的“芬兰形象”。 “小鸟”在数字时代来势汹汹，似有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芬兰航空开通了“愤怒的小鸟”国际航班，它的空客A340-300客机全身喷涂了“愤怒的小鸟”图案，由赫尔辛基飞往新加坡；美国宇航局专门为“愤怒的小鸟”拍摄宣传片，邀请“小鸟”做代言人，还与ROVIO公司合作推出了“太空版”。芬兰曾经组建了一个国家品牌委员会，目的是为芬兰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国家品牌形象。就像中国各个城市那样，纷纷亮出自己的口号那样，可是这样的做法在芬兰却遭到了芬兰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芬兰图片周刊》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国家形象不该人为塑造，或由什么顾问委员会指手画脚来创造。你不可能由上至下地建立国家的品牌形象，一切都是从小处、脚踏实地地发展起来的。” 《芬兰图片周刊》原是一本十分保守的芬兰本土杂志。品牌委员会成立之时，他们正在谋划转型。他们在国家形象设计专题中强调，“国家品牌”应该支持那些真正敢于突破边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芬兰赫尔辛基是2012年“世界设计之都”，它击败全球26个国家的45个城市。“设计之都”活动为期一年，全年日程包括了300项与设计有关的活动，对于芬兰人而言，这是他们展示“国家形象”的好机会。北京曾申请2014年“世界设计之都”，最终输给了南非首都开普敦。“设计在芬兰经济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但对于塑造芬兰的国家形象、创造就业机会来说，设计至关重要。”芬兰外交部告诉前来采访的各国记者，芬兰经济第一大支柱是服务业。芬兰外交部官员更愿意向外国记者介绍像“愤怒的小鸟”这样的小公司，它们大多名不见经传。那么在2010年，ROVIO公司发布了迄今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愤怒的小鸟”似乎将成为芬兰未来的国家形象代言人。;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7506 次阅读|28 个评论

Nature纠错宫鹏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科研论: 热度 5 hailang0 2012-3-24 08:47; 看来《自然》还是挺认真听取行家对清华大学教授错误观念的批评意见的。《自然》的认真态度，令中国人感到佩服！ NATURE | CORRESPONDENCE · previous article · next article China : A cultural shift for science · Keqian Xu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Jiangsu, China . Nature 483 , 407 (22 March 2012) doi:10.1038/483407b Published online 21 March 2012 I disagree that the ancient cultural influences of Confucius and Zhuang Zhou are to blame for the problems pervading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today ( Nature 481 , 411 ; 2012 ). Neither sage encouraged isolation or inhibited intellectual curiosity. I believe that China's problems are exacerbated by insufficient respect for these cultural traditions, which promote such values as objectivity and high moral standards. China 's scientists should b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advance of research that abides by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andards. Misconduct and other flaws undermi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个人分类: 子|544 次阅读|10 个评论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BMK 2012-3-16 10:1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许多人都熟悉的这支儿童歌曲，我对它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小时候，觉得这是应该效法的行为，后来觉得小题大作，再后来以为不必捡起，因似乎有贪财的心理基因在里面。前一段，和同学们一起读《礼记》，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礼记·礼运篇》说：在大同社会里，“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礼记正义》说：“货，谓财货也。”今天有“货币”一语。不愿货币弃于地，捡起而交之于公，是符合古礼的行为。由此看来，今天许多值得歌颂、效仿的行为或者观念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它们的来源啊。附记，课间在教师休息室窗台上看到一分钱硬币，因有感作此文。; 2703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的基本价值观及方克立先生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热度 4 周可真 2012-3-15 16:23; 方克立先生是我尊敬的导师，他的人品和学识都我为所服膺。在思想上，我赞同方老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上也许会有些差异，我是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作为自己观察和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在价值观上，我赞同方老师的民主诉求和把这种诉求贯彻到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中，以人民性和民主性作为基本原则，据此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取舍，坚决反对把传统文化中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糟粕也当作“国宝”一样来加以宣扬，尤其反对把这些思想糟粕灌输给中国的青少年。同时我认为，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释、道三大系统，并且儒家文化在较长期时间里曾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对儒、释、道一视同仁，把它们以及除儒、道以外的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根据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原则来分析和评价这些具体思想，将其中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华成分加以现代诠释，例如儒家思想中“修己安人”、“君轻民贵”、“民胞物与”、“匹夫不可以夺志”、“养浩然之气”等等，道家思想中“以百姓为心”、“道法自然”、“无为而自化” 、“应物而无累于物”等等，佛教思想中“众生平等”、“中道”、“圆融”等等，《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道屡迁”、“唯变所适” 等等，法家“缘道理以从事”、“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等等，《墨子》“言必立仪”、《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等等，都是跟现代文明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趋势多少有些相通之处或有某种一致性的文化因素。另外，中国传统俗文化方面，我反对在影视剧中大肆渲染封建制时代和郡县制时代宫廷及官场的黑暗文化，尤其反对对这些丑恶文化采取“价值中立”态度来加以艺术再现，主张像金庸先生那样注重并努力挖掘传统俗文化中诸如“侠义豪气”、“扬善惩恶”之类的精神因素。在宗教方面，我坚决反对“以儒教为国教”，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任国民信仰儒、释、道及基督、伊斯兰等等各种宗教，只要不信反人道或反人类的邪教就行。总之，我的基本价值观就是“民主”、“人道”和“科学”。方克立先生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作者简介：方克立（ 1938 —　），男，湖南湘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720 ）摘要：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 “ 儿童读经 ” ，并把 “ 儿童读经 ” 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 “ 复兴儒学（教） ” 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 “ 儒化中国 ” 、 “ 儒化共产党 ” 、 “ 立儒教为国教 ” 、 “ 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 ” 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一、关于所谓 “ 儿童读经 ” 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周济部长：去年 4 、 5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 12 册）。这套 “ 诵本 ” 还注明是 “ 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申报课题实验用书 ” ，有一个阵容强大的 “ 顾问 ” 和 “ 学术专家委员会 ” 班子指导在全国试点推行。另据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 “ 教育部决定 2004 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 36 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 ” 可见在教育部支持和推动的这一项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中，蒋庆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相信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多数专家学者支持和推动中国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加强青少年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但由于用人失察，误用大陆新儒家蒋庆作为这一活动的核心人物，被他引导到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作为新儒家 “ 复兴儒学（教） ” 的基础性工程的错误方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纠正。儿童读经并不是蒋庆最早提倡的。台湾新儒家学者王财贵 1993 年就发起 “ 少儿读经运动 ” ，已在台湾推行了十多年，影响所及范围并不很大。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大陆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被港台新儒家看作是他们的 “ 反哺 ” 理念获得巨大成功的表现。在大陆推行少儿读经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蒋庆。他从王财贵那里接过这面旗帜，不仅编了儿童读经课本，而且还有一套 “ 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 ” 的理论，企图把读经运动完全纳入新儒家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通过 “ 复兴儒学（教） ” 来克服 “ 文化歧出 ” 的轨道。在蒋庆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西化（现代化）的路， “ 文化歧出 ” 的路， “ 以夷变夏 ” 的路。 “ 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 ‘ 体 ’ 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 ‘ 体 ’ ，至于 ‘ 用 ’ 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 ‘ 用 ’ ，这样 ‘ 体 ’ 和 ‘ 用 ’ 都是西方的了。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 ‘ 改革 ’ 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 ‘ 开放 ’ 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 ‘ 以夷变夏 ’ 的过程中。 ” 他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 “ 国 ” 保了， “ 种 ” 保了，但是 “ 教 ” 亡了，文化亡了。蒋庆一再用 “ 礼崩乐坏、学绝道丧 ” 八个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现状，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 “ 文化歧出 ” ，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教）， “ 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 ” ， “ 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普及儒家经典教育 ” ， “ 从目前来看，推广儿童读经应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复兴中国文化的担当者，时不我待，越早越好，应该从现在就抓起 ”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 “ 学术专家委员会 ” 成员之一、另一位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康晓光在《 “ 文化民族主义 ” 随想》、《我为什么主张 “ 儒化 ” 》等文章中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要解决今日中国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民主化或者说 “ 再西方化 ” 不是出路，而只能走 “ 再中国化 ” 即 “ 儒化 ” 之路。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在上层要 “ 儒化共产党 ” ， “ 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 ” ；在基层要 “ 儒化社会 ” ， “ 立儒教为国教 ” 。 “ 儒家经典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都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 ” ， “ 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建立一种新型的 ‘ 政教合一 ’ 体制 ” 。蒋庆、康晓光已把新儒家热心于儿童读经运动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为 “ 复兴儒学（教） ” 培养人才，服务于他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需要。这与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专家学者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蒋庆要求儿童读经的理论根据是圣贤创造文化，圣人编定的经典是表达 “ 天道性理 ” 和 “ 圣心王意 ” 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凡人和儿童要无条件地接受圣人的教化。很难想象这样露骨的唯心史观（圣贤史观）能为我们的专家学者和教育主管部门所接受！例如，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说明》中说： “ 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的圣贤，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贤相外，孔子以后中国历代公认的大圣大贤不过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子、文中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陆子、阳明子 14 人而已。 ” 这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实际吗？又如，蒋庆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说： “ 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 ‘ 天赋圣权 ’ ，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 —— 经典 —— 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 ” 这种观点，与劳动创造人和人类文化的唯物史观，与《国际歌》里唱的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与 “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 的理念，相去不啻有十万八千里！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读经运动，将把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活动引向何方？以上两个问题，在开展中国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不能跟着新儒家跑。在去年以来的读经之争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只读从 “ 四书五经 ” 到朱熹、王阳明的正统派儒家经书，而将《老子》、《庄子》、《史记》等文史哲经典名著排斥在外，这与 “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 ” 之名是否相称？对以 “ 三纲五常 ” 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经典义理，是引导学生批判地接受，还是强制性灌输，让他们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1912 年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 “ 读经科 ” ， 2004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 “ 当代大儒 ” 蒋庆编的 12 册儿童读经课本，报载已在一些地方刮起一股新的尊孔读经风，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 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在报刊上和网上展开热烈争论。这场争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将在社会上和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王财贵、蒋庆等人搞的儿童读经运动，如果只是一种民间行为，就像中、小学课外办的各种辅导班、兴趣班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承担多大责任。问题是新儒家倡导读经运动的目的，正是要把儒家经典教育列入我们的中、小学正规课程体系；蒋庆编的 12 册读经课本，正是为小学 6 年 12 个学期设计的。这套课本又由教育部主管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学会将其作为 “ 十五 ” 规划课题实验用书加以推荐，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了政府导向的意义。因此，在这场涉及千家万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读经之争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表示明确态度，在 “ 为什么要读 ” 、 “ 读什么 ” 、 “ 怎样读 ” 的问题上与新儒家划清界限，采取措施消除重用蒋庆所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将 “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 ” 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正确轨道。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有关指导思想和编选原则等问题，事前要讨论清楚，多听取教育专家和文史哲专家的意见。据我所知，现在的 “ 学术专家委员会 ” 中的一些学者也不满意过于倚重蒋庆的做法。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方向的，不赞成 “ 复兴儒学 ” 、 “ 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 ” 、 “ 立儒教为国教 ” 等意识形态口号。因此，在今后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活动中，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这些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的。以上意见仅供参考。致敬礼方克立 2005 年 3 月 4 日【附记】教育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 6 月 20 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 “ 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 ” 发表了《关于 “ 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 ” 流言的声明》，对所谓 “ 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 ” 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二、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致郭齐勇、吴根友的信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郭齐勇、杨祖汉主席吴根友、周博裕执行长：收到了会议主办单位寄来的邀请函，谢谢。来函将我的名字也列入筹备委员会 “ 顾问 ” 之中，实不敢当！我因身体情况欠佳，不能出席此次会议，请原谅。关于新儒学研究，我有一点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各位学者共同研讨。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从 “ 五四 ” 至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认为以甲申（ 2004 ）年 7 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 “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 ” ）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 “ 大陆新儒学 ” 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展对大陆新儒学的研究，我认为至少要关注以下问题： 1 ．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蒋庆早就将儒学的现代发展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为 “ 传播反哺期 ” ，即港台新儒家 “ 将儒家思想传播于海外，反哺于国内 ” 的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大陆新儒学的出现，正是港台新儒家进行 “ 反哺 ” 的结果。《新原道》第一辑（《原道》第八辑） “ 编后 ” 说： “ 港台新儒学是《新原道》同人从正面走近传统的接引者。最近与其代表者《鹅湖》杂志建立起了学术上的合作关系，乃是一件十分叫人兴奋的事。 ” 这里不但坦言了大陆新儒学的思想来源，而且还表达了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合作的意愿。然而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毕竟还有其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它至少有两点 “ 新发展 ” ：其一是从 “ 心性儒学 ” 走向 “ 政治儒学 ” ；其二是从 “ 复兴儒学 ” 走向 “ 复兴儒教 ” 。二者都表现为从精神学理层面向实践操作层面、从个人修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大力推进，力图积极实现儒学转化政治、转化现实社会的功能。 2 ．大陆新儒学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 “ 对于有异于港台新儒家的 ‘ 大陆新儒家 ’ 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解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 这是关系到大陆新儒学能否在中国大陆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蒋庆十六年前就明确主张： “ 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 ” 康晓光最近在《我为什么主张 “ 儒化 ” 》一文中也提出了 “ 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 ” 、 “ 儒化共产党 ” 的主张，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公开挑战的态度。也有一些大陆新儒家学者比较认同杜维明的 “ 马列、西化和儒家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 的观点。他们虽然以 “ 体制外 ” 力量自居，但是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尽量避免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抗，而更多的是采取打擦边球的策略。能否在认同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宪法要求）的前提下来发展儒学是对后者的一个考验。 3 ．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蒋庆一直批评中国近代以来走上了一条 “ 以夷变夏 ” 的西化道路，认为其结果是 “ 国 ” 保了、 “ 种 ” 保了，但是 “ 教 ” 亡了、文化亡了。康晓光也认为在中国，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们都对自由主义西化派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自由主义派学者也频频抨击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和作为，这两派之间可以说一直争论不断。但在去年的读经之争中，有一些 “ 中道自由主义者 ” 秉持哈耶克重视传统价值的理念，对大陆新儒家发动的读经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大陆新儒家立即抓住了这一牵手的契机，去年 12 月《原道》十周年座谈会即以 “ 共同的传统 ——‘ 新左派 ’ 、 ‘ 自由派 ’ 与 ‘ 文化保守主义 ’ 视域中的儒学 ” 为题。陈明自称 “ 我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 ，认为 “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携手并行，并育不相害 ” 。也就是说，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对立和紧张之外，也有相互融通、联合、一致的一面。 4 ．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出场的政治文化背景（略） 5 ．大陆新儒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设计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略） 6 ．大陆新儒家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公开打出 “ 大陆新儒学 ” 和 “ 文化保守主义 ” 的旗帜，举办学术会议，出版著作和《原道》辑刊，创办标榜 “ 儒家立场、儒学理念、儒教事业 ” 的《儒学联合论坛》网站，推行读经运动，酝酿组织儒教团体等等。他们很认同杜维明讲的 “ 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 ” 的观点，目前主要就是在做 “ 储备社会资本 ” 的工作。其影响虽然没有他们自己估计的那么大，但已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陆新儒学虽然是一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成熟的表现和厚重的学术成果，但它已是一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并已表现出现代新儒学运动之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特别是它不满足于道德文化建设的功能，而是力图改变中国现实发展道路（ “ 以夏变夷 ” ）的鲜明政治主张，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而成为一重要研究对象。新儒学研究也不能不适应这一客观进程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能注意到现代新儒学发展史和研究史中的这一重要转折而开始重视这一新的研究课题。祝会议圆满成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方克立 2005 年 9 月 1 日三、关于所谓 “ 立儒教为国教 ” 问题致李宗桂、杨海文的信宗桂、海文同志：海文来电话要我将致武汉会议贺信内容扩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中大学报发表。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锐敏和敬业。但我作为一个病号，却不敢再给自己加写大块文章的压力了，所以很抱歉没有答应。在养病期间，我有时也就所感所思比较随意地写点东西，因为人活着就需要表达和交流思想，但确实已无精力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去做系统深入的研究了。去年被称为 “ 文化保守主义年 ” 。在这一年中发生的文化事件有： 4 月陈明挑战南开刘泽华学派，引发了刘门弟子与 “ 原道 ” 派的一场争论； 5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一套 12 册，并由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读经之争； 7 月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以 “ 儒学的当代命运 ” 为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又称为 “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 ” ； 9 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 70 余位文化名人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的思想论争，有人讥其为 1935 年 “ 本位文化宣言 ” 的翻版； 11 月 24 日康晓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题为《我为什么主张 “ 儒化 ”——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的保守主义思考》的演讲，除继续宣传 “ 立儒教为国教 ” 的观点外，还明确提出了 “ 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 ” 、 “ 儒化共产党 ” 的主张； 12 月号称 “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旗舰 ” 的《原道》辑刊，以《共同的传统 ——“ 新左派 ” 、 “ 自由派 ” 和 “ 保守派 ” 视域中的儒学》为题举办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并将其舆论阵地扩展到 “ 原道 ” 文丛、 “ 原道 ” 译丛和 “ 儒学联合论坛 ” 网站。有人还把去年 9 月 28 日曲阜首次官方祭孔和对外汉办计划在海外办 100 所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也说成是 “ 文化保守主义抬头 ” 的表现。其实情况非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不能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弘扬民族文化的一切活动都叫作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包含着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在中外历史上都不罕见，它在中国再度活跃起来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背景的。去年文化保守主义 “ 抬头 ” 的最典型事件是大陆新儒家组成团队集体亮相的贵阳 “ 峰会 ” 。我从现代新儒学发展史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第四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进入了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这派学者积极入世的姿态是很明显的，一出场就奋力争夺话语主导权，并且很受媒体青睐。甲申年的许多文化论争都是由他们引发的，起而与之对阵、与之互动的主要是自由派人士，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反而处在比较边缘化的地位。 ……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反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还不是个别情况。在经济学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力图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甚至边缘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和批判继承的方针都不行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主张纷纷登台并占有一定市场，他们断言中国只有走 “ 儒化 ” 之路才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儒化派在我国的学术思想领域里各有其阵地和市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刘国光同志关于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带有普遍意义，除了硬措施外，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马克思主义者要说得起话，要有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使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最近各单位都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则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操守。我很奇怪我们同行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宣称自己是 “ 儒家 ” 。儒家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理想、信念、立场、世界观和价值观与共产党员能是一致的吗？过去人们避 “ 儒 ” 唯恐不及，现在当儒家又成了一种时髦，以至共产党员也要去赶这个时髦。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和儒家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批判地吸取和借鉴了儒家人生修养学说中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说明共产党人并不排斥而是十分珍视儒学中的精华。李一氓同志说： “ 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无法接受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 这说明共产党人是不能认同和接受儒家的价值立场与世界观的。匡亚明同志在研究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一个 “ 三分法 ” ：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这个 “ 三分法 ” 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讲的 “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 的二分法。我们一贯主张对儒学要一分为二：对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即直接为维护、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和宗法专制统治秩序服务的那些东西，如 “ 三纲六纪 ” 等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 “ 复兴 ” ，而是需要继续深入批判的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倍加珍惜，精心保护，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 儒家 ” 这个概念，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的人格化，或者说是一套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格化，它是与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则存留于包括文化典籍、生活方式和精神传统在内的大、小传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而又精糟并存，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弃糟取精、批判继承的巨大任务。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共产党员、儒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以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现在再来谈谈那封贺信。有人说我称蒋庆、康晓光等人为第四代新儒家是过分地抬举了他们，拔高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前面已经提到，我是从中国现代新儒学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港台、海外新儒学还在继续发展，但其基本格局、气象、规模已定，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性进展了。新儒学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问题，考虑问题不能不以日渐强盛的中国大陆为主体，为中心。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极其宽松的思想环境下，经港台新儒学 “ 反哺 ” 和十多年酝酿准备，大陆新儒学已渐成气候，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整套 “ 儒化中国 ” 的理论、方针、原则和策略，比港台新儒学显得更有创造性，也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现实针对性，实已成为当今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话语，成为一面政治和文化旗帜。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已进入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并相应地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至于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应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我想还是要发展地看问题，他们都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嘛！从年龄来看，蒋庆、盛洪 50 出头，陈明、康晓光 40 多岁。上个世纪 80 年代，第三代新儒家登台唱主角时，余英时 50 岁，杜维明 40 岁，刘述先、成中英都是 40 多岁。第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 50 年代初才 40 出头， 1958 年发表 “ 港台新儒家宣言 ” 时二人都是 49 岁。第一代新儒家就更早慧了：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只有 28 岁，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时是 36 岁；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时是 47 岁，冯友兰写贞元六书时也是 40 多岁。所以，不能说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年轻稚嫩就不能当代表人物，而要看他们所起的实际历史作用。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阶段，也确实有新发展，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 “ 心性儒学 ” 走向 “ 政治儒学 ” ，从 “ 复兴儒学 ” 走向 “ 复兴儒教 ” 。蒋庆 1989 年发表了政治性很强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以后几年他在公羊学方面下了一点工夫，致力于建构、论证、宣传他的 “ 政治儒学 ” 体系。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谈话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如用 “ 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 ” 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用儒家文化先进论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论，否定中国共产党始终 “ 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他还企图用 “ 通儒院 ” 、 “ 庶民院 ” 、 “ 国体院 ” 三院制来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只有儒家的 “ 王道政治 ” 才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康晓光也以大胆敢言著称。他在我所在学校发表了 “ 儒化中国 ” 的著名演讲，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以后是在网上看到的。他也用儒家的 “ 仁政 ” 学说来否定我国现政权的合法性，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行 “ 儒化 ” 的原则和策略： “ 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 ”“ 儒化共产党 ” 的关键是要 “ 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 ” ，把共产党变成一个 “ 儒士共同体 ” 。 “ 儒化社会 ” 的关键是要 “ 立儒教为国教 ” ，包括把儒家经典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等。他明确地说： “ 儒化的原则就是和平演变。 ” 一些人企图用 “ 西化 ” 的办法来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些人则企图用 “ 儒化 ” 的办法来把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 “ 儒士共同体专政 ” 的国家。大陆新儒家 “ 儒化中国 ” 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方针是非常明确的。 “ 立儒教为国教 ” 是康晓光前几年就提出的主张，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蒋庆、陈明等人都起而响应， “ 复兴儒教 ” 、 “ 重建儒教 ” 的呼声很高。社科院今年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我没有参与其事，不知道它的宗旨是什么。社科院作为党中央要求的 “ 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 ” ，儒教研究也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我想院领导会关注这个问题的。在宗教问题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 “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的理论和方针，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重要的内容，对任何宗教都适用。 “ 儒教 ” 要复兴，要重建，也首先要解决 “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 “ 拥护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 ，而不是要社会主义社会来适应你，按照你的 “ 儒化 ” 原则来改造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共产党。康晓光的 “ 儒化 ” 论与我党的宗教政策显然是相冲突的。 “ 儒教 ” 如果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怎能指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即共产党来把它立为 “ 国教 ” 呢？在今日中国，任何思想学说想要宗教化，都应该吸取 “****” 的教训，不要走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对抗的道路上去。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都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但这里面有一个要与马克思主义争指导地位的问题，要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因此就不能抽象地肯定其实践功能的合理性了。大陆新儒家的积极有为还表现在他们对舆论宣传工作的极其重视，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应邀到各高校演讲，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利用儿童读经、弘扬国学、儒教讨论等活动来为自己造势，在各种文化论争中都是高调出场的一方，去年以来声势造得很大，吸引了一批青年和同情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学者跟着他们走，拉一些知名专家来做 “ 顾问 ” ，给人以崛起了一大 “ 学派 ” 的印象。有人把港台新儒家称为 “ 寂寞的新儒家 ” ，大陆新儒家则是不甘寂寞的新儒家，是喧腾的新儒家和很会造势的新儒家。这也是大陆新儒学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之一。为什么去年会被称为 “ 文化保守主义年 ” ？为什么大陆新儒学一出场就影响那么大？这是因为很多人分不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 “ 复兴儒学（教） ” 的界线，分不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与无批判地认同传统、颂古非今的界线。有些媒体记者并不全面了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就廉价地做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同志对自由主义 “ 西化 ” 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 “ 儒化 ” 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武汉会议后，有人问我这个或那个学者是不是大陆新儒家，我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关注了被邀参加贵阳 “ 峰会 ” 集体出场的几个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做了一点考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我的认识还很不深入，所以提出来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作为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虽有其特殊历史地位，但他们并不是十分成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如同前三代新儒家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差异，有不同的风格和个性。因此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宏观审视与个案研究都是需要的。这个课题提出来，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可能要到数十年后，大陆新儒学的命运也有待历史来证实，但对这个新生事物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给予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课题，而且还密切关联着现实的思想斗争。去年我生病了，基本上没有参与外界活动，很多情况不知道。今年春天开始感到 “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 ” 是一个重要课题，找了一些资料来看，陆续发表了一点意见。但人微言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身体状况也不允许我做很多事情，有时只能干着急。我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和思想文化战线的共产党员能够重视这件事情，认真分析和对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复杂情况，加强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这种不太正常的局面。在今天，我们要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主义的 “ 儒化 ” 论，因为它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本来是想轻松自由地同你们聊聊天，没想到下笔难停写了好几千字，今天又加了几个 “ 注 ” ，虽意犹未尽也该打住了。很愿意听到你们的高见！专此顺颂研祺方克立 2005 年 9 月 20 日; 个人分类: 传统文化|4364 次阅读|7 个评论

無知怎麼會成為一種值得誇耀的事情呢？（微博）: 热度 13 jiangjinsong 2012-3-12 00:12; 對不瞭解的事不瞭解的人沒讀過的書有自尊心的人怎麼敢隨便評論科學家更不該如此;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3046 次阅读|25 个评论

[转载]中印关系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 热度 1 whyhoo 2012-3-9 18:59; ——驻印度使馆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招待会侧记 “中印关系的发展前途掌握在青年人的手里。我相信，当中印两国青年携起手来，并肩前行，亚洲的天空将更加璀璨，世界的未来会更加光明！”这是温家宝总理2011年出席“中印青年传统文化交流大舞台”活动时向两国青年提出的希冀。　　2012年2月25日凌晨，分别从北京和上海起飞的两架航班载着由500名中国青年组成的代表团抵达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始了他们在这片神奇大地上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访印与印度总理辛格共同确立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有史以来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印度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印度期间，中国青年们将目睹印度的发展，领略灿烂的印度文明，感受印度迷人的自然和人文风情，同时深入印度各地，与当地青年接触，加深彼此了解，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　　时间往前推5个月，印度青年代表用10天时间成功地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洛阳、南京、西安、武汉等地。 2月27日下午，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朋友们相聚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出席驻印度大使张炎为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访印举行的招待会。张炎大使热烈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到使馆做客。他说，今天你们作为友好使者来到印度，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传承着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张大使强调，近年来，中印关系蓬勃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展开。青年交往已成为中印双边关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受到两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中印关系的发展前途掌握在青年人的手里，希望两国青年携起手来，为推动中印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首都德里是此访第一站。2月28日起，代表团分六路赴孟买、加尔各答、特里凡特琅、班加罗尔、焦特布尔、斋普尔、巴特那、菩提伽耶和博帕尔等城市，拜会政府机构、青年组织，深入企业、大学和农村，考察了解印度社会发展现状，交流青年工作经验，并与印度各界青年进行互动和联欢。　　张大使在青年朋友们即将启程前往印各地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机会多看看印度，多了解印度，在向印度朋友学习的同时介绍中国，相信这样的交流将会进一步增进两国青年和人民间的互信和友好。他说，“你们将会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印度，一个快速发展的印度和一个热情好客的印度。通过访问，切身感受印度人民的热情和友谊，并把这段美好的回忆带回中国，成为推动中印友好与合作的使者。”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梅对张大使为代表团举办招待会表示感谢。她说，通过这几天的访问，代表团对印度有了进一步了解，真切感受到了印度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27日上午，印度总统帕蒂尔在总统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充分体现了印方对代表团的高度重视。代表团成员们在招待会上展示了精彩的才艺表演。四分团的青年朋友以二胡、琵琶、笙等中国传统乐器伴奏，为大家献上了经过精心改编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以及《你和我》，一句“光荣属于中印青年的新一辈”赢得全场热烈掌声，一句“Meeting in Delhi”（相聚在德里）让在场不懂中文的印度各界朋友拍手称赞。　　团里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两位傣族青年以传统的孔雀舞再一次征服了现场观众。孔雀作为印度的国鸟，象征着吉祥、美丽与高贵。两位青年用婀娜多姿的舞步，惟妙惟肖地演绎着孔雀轻盈、朴实、矫健的含蓄之美。作为中国首位京胡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京胡教师的王彩云，用一把具有150年历史的京胡，演奏了一曲传统京剧名段。娴熟精湛的技艺，浓郁醇厚的韵味，让即使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很了解的印度青年也能感悟到中国戏曲艺术的精髓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神韵。　　夕阳西下，月上树梢，团员们依然兴致高昂地在台上尽情释放着青春活力，表演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最后，大家在《中华民族》的音乐声中，通过手语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张炎大使也被热情地邀请加入手语舞，与团员们一起联欢。“来宝”，这一地地道道的中文名字，是五分团的青年为印度翻译起的中文名字，他也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舞蹈人群中。场上场下，欢声一片；悠扬的歌声，整齐的舞蹈，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此次访问印度的500名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青年工作者、企业家、教师、学者、艺人、记者、大学生代表等。刚到印度，他们大都觉得自己对印度的了解和认识还停留在书本上。大家认为，深入交流才能促进沟通，加深了解才能增进友谊。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说过：“有时候，两个从不相识的人很可能一见面就变成了知心的朋友。”在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朋友们在印度逗留的短暂几天里领略了印度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积淀厚重的文化古迹、魅力四射的印度歌舞，并同热情奔放的印度青年一同交流探讨，许多中印青年一见面就成了知心的朋友。这一切都将深深地印刻在500名中国青年美好的记忆中。原文见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ywcf/t912304.htm; 个人分类: 外交|991 次阅读|1 个评论

一家之言：旗袍是历史上中华国运衰颓时的服饰: 热度 6 周可真 2012-3-7 21:37; 汉服唐装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服饰。仅就外在形式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我是主张回归汉唐，因为“汉唐雄风”才是历史上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本色，汉服唐装之类方能显其本色。旗袍固然也不错，但终究是历史上中华国运衰颓时的服饰。某些领导人都相信“天尽头”、“西山”不吉利（按：作为语词，它们隐喻人生好景不长。又：据说，“天尽头”如今已被改成“天无尽头”；苏州的“西山”则已被改成“金庭”。前者只是听说，后者是笔者所实见。），则“旗袍”又有何吉利可言（按：作为实物，它有中华国运衰颓的象征意义）？但是，我并不反对一般中国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穿旗袍，只是认为不宜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把旗袍当作什么中国传统服饰的典型来加以宣扬。; 个人分类: 传统文化|3621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林毅夫：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市场经济羁绊: wind 2012-3-2 13:11; 林毅夫：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市场经济羁绊 2012年02月27日 08:52 来源：中国企业家字号: T | T 0 人参与 0 条评论打印转发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快速发展，是不是就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呢？或是说，即使能够维持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变成现代化国家，我们的文化是否必须改头换面呢？文化复兴跟两个概念相关。一个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因为谈文化复兴，必然是一个文化原来是先进的，后来变成落后了，希望再变成先进的文化，这样才有复兴可言。另一个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只有这个文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绵延不断，才有复兴的概念，如果每次都重新开始，那就无所谓复兴了。那么，判断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它的标准是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伦理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哪个价值和伦理更好。农业社会被认为比原始共产社会先进，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现代西方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的文化，甚至是强势文化，那它先进在什么地方，强势在什么地方？还是它的生产力水平。因为它的工业化生产比我们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高。何谓文化的绵延不断？我认为绵延不断的是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因为工具和组织都是不断变化的。众所周知，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中，生产工具和组织层次是不断变化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代代相传一直没有变过。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能不能够支撑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使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我们的组织，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能不能够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而跟它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能否保存而不消失？如果不能保存，那么即使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那也就不再是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那么依靠后发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并不低，外国很多著名大公司的骨干科研人员是中国人；更何况，在18世纪之前，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还比其他国家快。所以，在赶上发达国家以后，我国的经济应该还能充满活力。从经济组织来看，一般认为，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体系。但是，西方在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罗马帝国崩溃了以后是农奴社会，一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兴起。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的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了，而且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管子？牧民篇》写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就像现在我们国内沿海比较发达，内地很多人就移民到沿海；美国、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的人民就移民到那里去。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那时就是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而且还有投机产业的出现。春秋时代的吴越之争，范蠡帮助越王打败吴王后吸取“高鸟尽、良弓藏”的教训辞掉官职，带着漂亮的西施泛舟西湖。他有生财之道，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商品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就已经总结出来了，他当时投机的原则就是今天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投机的原则。从经济基础来说，我们的技术发展潜力、产业升级潜力都很大；从组织层次上讲，面对市场经济，儒家文化也是完全适应的。这样，决定中国文化能否绵延不断、发扬光大的关键就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是不是能够保存，或者说是不是应该保存。过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曾经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打倒孔家店，不消除儒家文化的愚昧落后，中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我觉得这个看法不见得全面。当时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我们经济基础弱，人家是强势文化。在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仁”的形式和途径是不断变化的，但它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不变的。现代社会里具有这种爱，实际上更容易避免纷争，更容易让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它的内涵也不是保守顽固的，也不会制约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已经是很好的证明。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它们现在都变成了高收入经济体。比如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48000 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国相当；香港地区34000美元，跟美国差距不大，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2万多美元，都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了，所以并不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就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后的，那么它会不会消失？在我个人看来，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但是并非不可能。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耳濡目染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美国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美国的电影电视里面就灌输了很多宣扬他们文化价值取向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事业，不能用说教的方式，但是可以在小说、电影、文艺活动当中，把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历久常新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用具有现代社会特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传承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84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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