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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首位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示性: chenhuansheng 2019-5-29 10:11; 前几天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中国发达省份，往往在省会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存在，即所谓“政商分开”；而欠发达地区则所有优势资源集中在省会一处，即所谓“省会独大”。原文如下： “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在中国，凡是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都会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省会”城市高。自南向北依此为：广东的深圳VS广州、福建的厦门VS福州、江苏的苏州VS南京、山东的青岛VS济南、辽宁的大连VS沈阳。也就是说，这些省份都有一个“经济中心”和一个“政治中心”，这叫“政商分家”。只有“政治”和“商业”分家了，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成果，沿海省份经济硕果累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凡是经济欠发达的内地省份，本省经济就会出现“省会独大”的经济现象，比如：湖北的武汉、湖南的长沙、四川的成都、安徽的合肥、陕西的西安、山西的太原、新疆的乌鲁木齐、云南的昆明等等。这叫“政商不分”，“政治”和“商业”纠结在一起，这些地方的经济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堆砌起来的。这就是“内地”跟“沿海”的区别，经济结构不一样。“省会一家独大”和“两个城市遥相呼应”相比，很明显后者更具协调性、分工性，当然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倾斜导致的。 http://business.sohu.com/20161005/n469609573.shtml 一开始看到这一段文字时，我感觉说的简直太好了。可不就是这样吗？昨晚上回宿舍，室友在对比各地的GDP。我们发现，成都的GDP重量是15亿，而四川排名第二的城市绵阳仅仅是成都的1/7。这种反差太大了。于是我就又想上面的这段话。不过我突然想起以前本科学过一个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概念叫“城市首位度“。大意是说，一个区域的多个城市之间，人口排在第一位的城市在全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这个占比越高，意味着首位城市越重要，与其余城市的反差越大。GDP常常与人口是正相关的。GDP大的地方，也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人口也是一种资源嘛，也是创造财富的执行者。所以我想，如果按照GDP来计算首位度，大概也是可以的。那么，问题在于：城市首位度的大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所处阶段，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在百度里查了，似乎没有明确的关系。倒是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首位度巨大，说明区域资源集中分布，有利于区域发展；担忧的学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体现。但我想，或许早有文献注意到首位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示了，只不过我没有看到而已吧。显而易见地，当一个地区非常不发达的时候，首位度是很低的；在欠发达过程中，因为经济基础和交通便利等条件，在首府出现，所以会出现一个首位度上升的过程，且达到极大值；但是在发展的后期，因为大城市的拥堵、地价昂贵等，以及同期其他地区发展条件的改善，首位度会下降。这个过程与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区域发展模式近似。完全可以用中国各省的情况，对此桂林从做一个检验。因为中国各省的经济受到省份政策的限制，内部可视为一个半封闭的区域。以后，如果没有文献说明我的这种假设，那么可以讨论一下上面的假设。同一时期，发达地区的首位度低，欠发达地区的首位度高。而且还可以注意到，不同时期的数据的纵向比较，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地区的首位度在下降，而欠发达地区的首位度在上升。不知道从上升到下降，能不能找到一个GDP或者人口的临界值。要是能够获取到数据，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分析也是可以做的。首位度也可以用两城市比较指数来实现。; 个人分类: 地理问题|0 个评论

第四编 “接轨”观察第二章国内经济局格观察（下）: 王中宇 2014-5-26 09:57; 2.4 区域差异演化趋势某个参数当年各地区值的标准差，反映出该参数分布不均衡的程度。观察标准差的时间序列，可看出区域间的差异是在扩大还是在收缩。为此，计算了每个参数每年的标准差。表征各地国民支付能力的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其标准差从1995年到2002年在高位波动，且小幅上行。2002年为90.36%，到2009年降至60.33%，这显示各地国民支付能力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值得欢迎。但表征各地国民经济回旋余地和“财产性收入”能力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其标准差一直在85%以上，可见资金在区域间分布差距未能缩小。（见图4.96）图4.96：参数的标准差演化（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城乡居民储蓄）表征各地生产能力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与谷物产量，其标准差的演化见图4.97。图4.97：参数的标准差演化（生产能力相关指标）数据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标准差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可见各地生产能力的差异没有明显变化。但人均工业总产值的标准差则从1999年的130.19%降至2009年的74.60%，反映出内地承接沿海淘汰工业的效果。另一方面，人均谷物产量的标准差则从1995年的34.17%上升到2009年的57.17%，谷物产地明显向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辽宁集中（见图4.59），反映出国家的粮食产能日益依赖越来越少的地区。陆运货物运周转量和能耗涉及能源矿产生产，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差演化见图4.98。两者的标准差都在上升。人均能耗数据时间段太短，不足以看出趋势，人均陆运货物运周转量的标准差1995年到2002年间波动着微幅下行，但2002年后明显上升，从58.07%上升到73.29%，增大了15.22个百分点；陆地货物周转量向内蒙古、宁夏、山西集中（回顾图4.83），反映出煤炭产地的集中。显示经济系统日益依赖少数地区的能源矿产供应。图4.98：参数的标准差演化（能源矿产相关指标）进出口商品总额与水运货物周转量反映“外向型经济”的分布，其标准差演化见图4.99。人均进出口货物的标准差有缓慢下降的趋势，但2009年仍为207.50%，远高于其他各类参数，可见“外向型经济”的分布只能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均水运货物周转量的标准差则更高，虽然有所下降，但2009年仍高达462.29%。这期间的下降趋势很可能是其它港口竞争的结果，例如，1995年，上海港占到全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的20.67%，到2009年降为10.40%；同期，宁波港扩张为宁波-舟山港，从8.55%升至12.13%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位。图4.99：参数的标准差演化（“外向型经济”相关参数）最后两个参数是客运周转量和基本建设投资（见图4.100）。图4.100：参数的标准差演化（客运周转量和基本建设投资）客运周转量是相对地位标准差最小的参数，且还在减小，这意味着经济机会的巨大不平等造成了国民的广泛流动，致使各地区间人均客运周转量的差异远低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基本建设投资相对地位标准差值得关注，从1995年的122.31%，降到2009年的41.94%，下降了80.37个百分点。可见国家为均衡投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即使在2009年，相对地位高于全国人均值120%的依然是内蒙古（182%）、天津（232%）、辽宁（171%）、上海（158%）、北京（158%）、江苏（148%）、吉林（141%）浙江（125%）、山东（121%），可看出其重点依然是特大城市建设、东部沿海的工业化和为东部工业保障能源。而2009年相对地位最低的则有贵州（38.21%）、甘肃（53.95%）、云南（59.58%）、广西（64.89%）、海南（68.82%）、湖南（72.35%）、新疆（75.97%）、西藏（78.48%）、黑龙江（79.08%）。其中贵州、云南、广西、湖南、西藏连成一片，位于国家的西南部，且是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投资的效果具有时滞性和积累性，多年偏向东部沿海的投资已造成国家经济系统在地域上的巨大差异。经多年矫正，直到2009年，投资仍明显倾向于东部沿海，这意味这在可见的将来，国民的区域间经济地位之差异看不到缩小的可能。图4.101比较了各指标历年标准差的均值。图4.101：各指标历年标准差的均值可以看出，标准差最大，亦即最集中于少数地区的，是水运货物周转量，其次是进出口商品总额。两者明显地高度集中于沿海几个工业省市。可见“外向型经济”是拉开地区差异最强大的因素，紧随其后的是工业总产值，这是工业布局服从于“外向型”所需的必然结果。再其次是城乡储蓄和基本建设投资，它反映了这一格局下的社会资金区域分布。位居末位的是客运周转量，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广大内地省份的国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沿海工业区谋求生计，导致客运周转量在面上呈相对均匀的分布，而谷物产量受制于自然环境，只能呈面状分布，因而位居倒数第二。排在最后四位的，顺次为客运周转量、谷物产量、能耗、陆运货物周转量，反映出现行经济体制下内地的主要功能：为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提供劳力与资源。 2.5 指标相关性分析至此，我们涉及了11个指标，都是用当地人均值/全国人均值进行观察。分析这11个指标的相关性，有助于我们打开认识区域差异的视野。为了反映尽可能近期的状态，又减少数据年度波动的影响，我们对每个指标取2007-2009年这三年的均值。据此计算任意两个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表明，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系数最高的，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9766），可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显著影响当地国民的经济地位。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系数高于0.8的其他因素顺次为：人均城乡储蓄（0.9565）、人均进出口总额（0.9274）、人均工业总产值（0.8588）、人均基本建设投资（0.8249）。人均城乡储蓄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反映当地国民的经济地位，两者相关性高在意料之中。其余三项表明，进出口、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显著影响当地国民的货币收入，从而影响其消费能力。由此不难理解各地对这三项的高度重视。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性最弱的是人均客运周转量，相关系数仅为0.1798。用这两个指标作散点图，用指标的全国均值将图分为4个象限（见图4.102）。图4.102：散点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客运周转量两个指标都在全国均值之上者，有浙江、广东、江苏、北京、辽宁。这些地区消费水平高，且国民偏好外出。尤其是浙江，人均客运周转量位居榜首，究其原因，一则浙江商人的生意做到全国，二则大量外来者来此务工，他们的返程推高了浙江的客运周转量。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人均值之上，但人均客运周转量在全国人均值之下的地区有天津、湖北、内蒙古、山东、吉林、福建、上海。这些地区消费水平高，但国民不偏好外出，尤其是上海，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次于北京，但人均客运周转量仅略高于最低的云南。云南人外出少，可用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解释，而上海完全没有这两个问题，这反映出上海人独特的偏好。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人均值之下，但人均客运周转量在全国人均值之上的地区有湖南、安徽、新疆。湖南、安徽均以输出农民工著称，新疆人亦大量进入内地，且因距离遥远而导致客运周转量大。两个指标均低于全国均值者有江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广西、海南、青海、宁夏、重庆、黑龙江、四川、山西、贵州、西藏、云南。西南地区全在此列，西北除新疆外也全在此列。可见对西部地区而言，交通是个重要的瓶颈。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性次弱的是人均谷物产量，相关系数为-0.3378，呈微弱的负相关。两者的散点图见图4.103。图4.103：散点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谷物产量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者有吉林、内蒙古、山东、江苏、辽宁、湖北。这些地区富裕呈度与粮食安全大体均衡。唯江苏粮食安全令人忧虑。历史上太湖流域向为鱼米之乡，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江苏不仅可以喂饱自己，还可以输出粮食，是“南粮北调”的重要基地，但1995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江苏人均谷物产量持续下滑，已降到了全国人均值附近。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2015年前，将降至全国人均值以下（见图4.104），以后江苏将成为缺粮省份。图4.104：江苏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谷物产量发展趋势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福建、浙江、天津、广东、北京、上海，包含三个直辖市、三个沿海工业省份。这些地区需靠外来粮食输入生存。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黑龙江、河南、宁夏、安徽、新疆、江西、湖南、河北，这是中国的主要农业区。但这些地区的国民货币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务农的动力远不如务工。其中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120%的仅黑龙江、河南、宁夏、安徽、新疆。只有这些省区和前述吉林、内蒙古有潜力成批量外调粮食。可见，我国粮食回旋余地十分小，仅依赖黄、淮、海地区（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和东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两大块。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者有：四川、西藏、重庆、广西、云南、山西、陕西、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这个地区经济上贫困，粮食仅勉强自给甚至不能自给。不根本改变这个地区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社会安全是没有保证的。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系数最高的，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是反映各地国民经济处境的另一指标城乡居民人均储蓄（0.9565），可见两个高度指标相关。它与其他指标的关系类似于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其他指标的关系：进出口总额（0.9548）、地区生产总值（0.9302）、工业总产值（0.7693）、基本建设投资（0.7245）、水运货物周转量（0.5758）、能耗（0.4026）、客运周转量（0.1128）、谷物产量（-0.4240）。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都与人均谷物产量负相关，表明在现行的经济体系内，种粮食与国民致富相悖。这种状态从长久看势必危及粮食生产，并进而危及社会的安全。地区生产总值站在地区生产总值的视角观察，与之相关系数最高的是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0.9766），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应是相互推动。其他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系数高于0.8的指标有：城乡储蓄（0.9302）、进出口总额（0.9292）、工业总产值（0.9205）、基本建设投资（0.8662），这些因素无疑都有助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令人深思的是地区生产总值与能耗的相关系数仅（0.4940）、与客运周转量的相关系数仅（0.1552），可见这二者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关系不大。高能耗行业提供的是工业基础材料,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提升能力有限,客运周转量与劳力输出密切相关,劳力输出的地区,又则能提升自己的地区生产总值? 至于与谷物产量的相关系数则为-0.3441，显示出负相关性。这再次证实追逐地区生产总值势必压抑农业生产。相关性弱的指标各项相关系数中，最接近于0的是人均谷物产量与人均能耗（0.0145），用这两个指标作的散点图见图4.105。图4.105：散点图：人均谷物产量—人均能耗两个指标都高于全国人均水平者有内蒙古、宁夏、辽宁、河北、新疆、山东、吉林、江苏。这些地区既粮食丰裕又大量耗能。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能耗低于全国人均值者有：黑龙江、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西。这些地方是以农为主的地区。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能耗高于全国人均值者有：上海、山西、天津、青海、北京、浙江。这些地方农业条件薄弱，其中3个直辖市自然能耗偏高，而山西、青海、浙江都偏于发展高能耗产业。两个指标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者有广东、福建、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广西、海南、西藏。注意西南部的川、渝、黔、滇、桂尽在其中，可见这一大片国土上既不盛产粮食，又难于发展高能耗的产业。负相关的指标各项相关系数中，最为负相关的是人均进出口总额与人均谷物产量（-0.4715）。用这两个指标作的散点图见图4.106。图4.106：散点图：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谷物产量两个指标都高于全国人均水平者仅有江苏，其人均谷物产量仅略高于全国人均值。人均进出口总量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者有：福建、浙江、天津、广东、北京、上海。除了3个直辖市都是沿海出口大省，而他们的人均谷物产量均明显低于全国人均值。人均进出口总量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者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宁夏、安徽、新疆、山东、江西、湖南、河北、辽宁、湖北。这是中国主要的农业区，所谓“外向型经济”对他们意义不大。两个指标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者有：四川、西藏、重庆、广西、云南、山西、陕西、甘肃、贵州、海南、青海。它同样包含了西南部的川、渝、黔、滇、桂。对这个地区而言，无论农业还是“外向型经济”都难。 2.6 区域间发展程度分异从“增长”、“发展”的视角看，这11个指标被视为具有正向意义----指标越高越意味着“发展”。这11个指标相当于展开了一个11维空间，每个省市区对应于这空间中的一个点。两点距离相近，意味这两地国民经济处境类似，他们更可能有共同的偏好、倾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两点距离远，意味着两地国民经济处境差异大，他们更难于有共同的偏好、倾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计算任意两地间的欧氏距离，再从小到大排序。发现最大的29个距离（在18.41到21.47之间），是上海与各地间的距离，包括除天津外的全国各地。其次的29个最大距离全是天津与全国各地（不含上海）的距离（在14.00到16.95之间）。再其次的26个最大距离全是北京与全国各地（不含上海、天津、江苏、广东）的距离（在6.52到9.46之间）。至于这三个特大城市间的距离，上海距北京18.80、天津距北京16.69、上海距天津6.44。上海与天津是沿海商业城市，故距离较近，可归为同一类；而北京是内陆政治城市，故距津、沪较远。在“距离谱”的另一端，相互距离小于0.5的区段，发现了两个集群，其一是湖北、湖南、江西，其二是四川、云南、贵州。前者占全国人口的12.58%，后者占全国人口的12.57%，合计占全国人口的25.14%，将尺度扩大到相互距离小于1，可识别出一个相互关联的更大集群：除包含上述两个集群外，还有重庆、西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广西、安徽、甘肃、新疆。这个大集群占全国人口的49.25%。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国民，经济处境相当类似，他们有共同的感受、诉求，并极有可能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均发生在这个舞台上。当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亦主要分布在这个地区。此外黑龙江与吉林的距离亦小于1，但不与上述集群相关联，它们占全国人口的4.99%。这两个集群合计占全国人口的54.23%。如此众多的国民，经济处境如此相似。与之相对应，三个特大城市的国民，其经济处境远远异于全国各地，尤以上海为甚。这三个城市的总人口占国民的3.72%，然而中国的政界、财经界、传媒界、知识界均主要生活在这些特大城市，它们以“主流”的态势控制着学术、经济、舆论、政策，这些“主流”的生存状态远异于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存状态，与绝大多数国民隔膜是必然的，其长期后果很难不使各种矛盾积累乃至激化。与上海距离最近的顺次为：天津（6.44）、浙江（18.41）、辽宁（18.55）、北京（18.80）、广东（18.92）、江苏（19.05）、福建（19.61）、海南（19.73）、山东（19.88）；与天津距离最近的顺次为：上海（6.44）、辽宁（14.00）、浙江（14.35）、海南（15.14）、江苏（15.17）、福建（15.32）、广东（15.42）、山东（15.45）；与北京距离最近的顺次为：广东（5.11）、江苏（6.25）、浙江（6.52）、福建（7.65）、山东（7.95）、辽宁（8.01）。由此看出，距3个特大城市最近的，是东部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辽宁。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30.35%。这是3个特大城市之外最富裕的地区。它们相互之间最近的是浙江与江苏（1.34），其次是山东与福建（1.50），然后是广东与江苏（1.697），以及辽宁与山东（1.699）。 2.7 地区经济结构聚类用欧氏距离可以观查各地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我们还需观察各地经济结构的差异。从11维指标空间的视角看，各地对应于这空间中的一个点。任意两地间的相关系数，对应于从原点到这两点的两个矢量间的夹角之余弦。相关系数为1，相当于夹角为零，意味这两地经济结构相同，差异仅在于发展程度。相关系数越小，两矢量夹角越大，两地经济结构差异越大。相关系数为0，两矢量夹角为90度，好比一个向东，一个向北。相关系数为-1，则两者结构相反，此之强项正为彼之弱项。于是，可根据各地区间的相关系数，识别各主要经济结构区。为此，计算了任意两地间的相关系数。全面观察所有的相关系数，将相关系数大于0.9的两地视为经济结构相似之地。数据显示，与任何其他地方相关性均小于0.9的地区有（括弧中为与其相关系数最大者）：西藏（云南0.8981）、江苏（广东0.8903）、陕西（甘肃0.8788）、海南（天津0.8468）、重庆（西藏0.7018）、山东（内蒙古0.4747）、辽宁（天津0.7445）。这些地区独特的经济结构，既可能与独特的资源禀赋相关（如西藏、海南），也可能与独特的发展模式相关（如江苏、重庆、山东）。只有两地相似而与其它地区均不相似的有：上海～天津（0.9543）、黑龙江～吉林（0.9462）、北京～广东（0.9290）、福建～浙江（0.9226）、贵州～新疆（0.9153）。如果A～B且B～C ，则视 A 、B、C的经济结构“联通”，虽然A与C的相关系数可能小于0.9。由此可识别出两个大的区域：南方农业区和北方矿业、农业区。上海～天津：外向型港口城市上海与天津相关系数为 0.9543，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5：表4.5：上海与天津的各项指标 0.9543 上海天津均值差值水运货物周转量 18.6162 15.9520 17.2841 2.6641 进出口总额 8.8084 3.4731 6.1407 5.3353 工业总产值 3.4275 2.7321 3.0798 0.6953 城乡储蓄 3.5973 2.0406 2.8189 1.5567 地区生产总值 2.9568 2.2126 2.5847 0.7442 消费品零售总额 2.8166 2.0242 2.4204 0.7924 基本建设投资 1.9496 2.1952 2.0724 -0.2456 能耗 1.9757 1.7506 1.8631 0.2251 陆运货物周转量 0.2849 1.4334 0.8592 -1.1486 客运周转量 0.4552 0.9989 0.7270 -0.5437 谷物产量 0.1661 0.3525 0.2593 -0.1864 这是典型的外向型港口城市，名列前茅的指标（水运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工业总产值），都与进出口有关。这两个城市高度发达。两者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指标只有客运周转量与谷物产量，另上海的陆运货物周转量亦明显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两个城市发展水平接近，上海略微领先。在涉及外向型特征的三个指标上，上海都强于天津，而在涉及内向活动的陆运货物周转量、客运周转量、谷物产量方面，上海都低于天津，可见上海的经济结构更偏向海外。多年来我国事实上实施的是外向型工业战略，沪、津二市则是“与国际接轨”的“脐点”。国内资源和国民创造的财富通过这样的“脐点”输出，导致“脐点”远比国内其他地区富裕，其经济结构迥异于国内其他地区。注意到15年平均，人均水运货物周转量最高的地区顺次为天津、上海、海南、浙江、辽宁、山东、广东、福建、江苏。笔者猜测，如果有分解到地市级的统计数据，可能深圳、广州、宁波、大连、青岛、厦门、海口等也会归入这一类北京～广东：外向型消费区北京与广东相关系数为 0.9290，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6：表4.6：北京与广东各项指标 0.9290 北京广东均值差值进出口总额 7.5141 3.8187 5.6664 3.6954 城乡储蓄 4.2256 1.7161 2.9708 2.5095 消费品零售总额 3.1713 1.5723 2.3718 1.5990 地区生产总值 2.6234 1.5172 2.0703 1.1062 工业总产值 1.6629 1.7811 1.7220 -0.1182 基本建设投资 1.8768 0.8788 1.3778 0.9979 能耗 1.4724 0.9220 1.1972 0.5504 客运周转量 1.0237 1.0662 1.0450 -0.0425 陆运货物周转量 1.1766 0.4205 0.7986 0.7561 水运货物周转量 - 0.7089 0.3544 -0.7089 谷物产量 0.1851 0.3212 0.2531 -0.1360 北京与广东一北一南，一市一省，外观上看差异甚大，但其经济结构如此相似，令人诧异。这个地区排前3位的指标是出口、储蓄和消费，排后3位的是陆运货物周转量、水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可见这是资金富集的外向型消费区。相比之下，北京比广东更富裕，广东高于北京的指标有：人均工业总产值、客运周转量、水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可见广东更偏于生产性。这种差异很可能源于北京是个政治性城市，而广东是个省。福建～浙江：外向型工业区福建与浙江相关系数为 0.9226，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7：表4.7：福建与浙江各项指标 0.9226 福建浙江均值差值进出口总额 1.2512 2.1184 1.6848 -0.8672 工业总产值 1.1063 2.0814 1.5939 -0.9751 消费品零售总额 1.2483 1.7055 1.4769 -0.4573 地区生产总值 1.1980 1.6554 1.4267 -0.4574 水运货物周转量 1.0790 1.7573 1.4182 -0.6783 城乡储蓄 0.9836 1.7001 1.3419 -0.7165 基本建设投资 1.1019 1.4202 1.2610 -0.3183 能耗 0.8586 1.1017 0.9802 -0.2431 客运周转量 0.7284 1.1940 0.9612 -0.4656 陆运货物周转量 0.4578 0.6209 0.5393 -0.1632 谷物产量 0.4033 0.3789 0.3911 0.0244 这个地区排前3位的指标是进出口总额、工业总产值、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后3位的指标是客运周转量、陆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可见这是个典型的外向型工业区。这个地区的地质环境源自中生代末的一次褶皱运动, 李四光称之为“闽浙运动”，清代曾设“闽浙总督”署理此地，论者通常将其并称为“闽浙”有其根源。比较各项指标，浙江较福建富裕，福建仅人均谷物产量高于浙江。黑龙江～吉林：东北农区黑龙江与吉林相关系数为 0.9226，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8：表4.8：黑龙江与吉林各项指标 0.9462 黑龙江吉林均值差值谷物产量 2.4388 2.4949 2.4668 -0.0561 基本建设投资 0.7482 1.3744 1.0613 -0.6263 能耗 0.9192 1.0906 1.0049 -0.1714 陆运货物周转量 1.0406 0.9127 0.9766 0.1279 消费品零售总额 0.8807 1.0667 0.9737 -0.1859 地区生产总值 0.8416 0.9264 0.8840 -0.0848 城乡储蓄 0.8669 0.8637 0.8653 0.0032 客运周转量 0.7092 0.7697 0.7394 -0.0605 工业总产值 0.4957 0.8111 0.6534 -0.3154 进出口总额 0.2773 0.2433 0.2603 0.0340 水运货物周转量 0.0057 0.0009 0.0033 0.0047 平均下来，前3位指标顺次为谷物产量、基本建设投资、能耗；后3位指标为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除了前3位指标外，均低于全国人均值。而谷物产量是全国人均值的2.4668倍，是最重要的粮食外调区，但比工业化地区相对贫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平均下来陆运货物周转量位列第4，但在黑龙江位列第2，而在吉林位列第6，可见粮食外运在黑龙江比在吉林影响更大。贵州～新疆：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贵州与新疆相关系数为 0.9153，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9：表4.9：贵州与新疆各项指标 0.9153 贵州新疆均值差值能耗 0.8536 1.2667 1.0602 -0.4131 陆运货物周转量 0.5600 1.4206 0.9903 -0.8606 谷物产量 0.6577 1.2226 0.9401 -0.5649 客运周转量 0.5814 1.0271 0.8043 -0.4457 基本建设投资 0.3813 0.8106 0.5959 -0.4293 地区生产总值 0.3653 0.7552 0.5603 -0.3899 城乡储蓄 0.3561 0.7239 0.5400 -0.3678 消费品零售总额 0.3223 0.5625 0.4424 -0.2401 工业总产值 0.2143 0.4890 0.3517 -0.2747 进出口总额 0.0392 0.4363 0.2377 -0.3971 水运货物周转量 0.0064 0.0000 0.0032 0.0064 这是一个典型的产业薄弱区，位居第一的指标居然是能耗，其次是陆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而位居后3位的是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贵州的所有指标都低于全国人均值，其城乡储蓄、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只及全国人均值的35.61%和32.23%，新疆略强于贵州，也仅能耗、陆运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客运周转量超过全国均值。新疆是个少数民族贫困区，贵州比新疆更贫困，也同样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9.7％，其中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贵州省苗族有430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的48.1%；布依族有279.82万人，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94.17%；侗族有162.86万人，占全国侗族人口的55.01%。南方农业区南方有8个省区，通过大于0.9的相关系数相互关联（见表4.10）表4.10：南方8省区相互关联情况　湖南江西广西河南湖北四川安徽云南湖南 * * * * 　　　　江西 * * * * 　　 * 　广西 * * * 　　　　　河南 * * 　 * 　　　　湖北　　　　 * * 　　四川　　　　 * * 　 * 安徽　 * 　　　　 * 　云南　　　　　 * 　 * 表4.10中每行标出的各省均与黑体字标出的省类似（相关系数大于0.9），可见这个地区以湖南江西为核心，其第二梯次包括广西、河南、湖北、四川，安徽因与江西相似、云南因与四川相似而联入其中。以各地在表4.10中出现的次数为权，计算这个大类的各指标均值，得这个大区的代表性经济构成，见表4.11。表4.11：大区中心平均指标　加权均值湖南江西河南广西云南湖北安徽四川谷物产量 108.63% 115.29% 117.61% 150.03% 76.96% 75.82% 102.55% 127.69% 88.06% 客运周转量 87.87% 106.30% 97.44% 86.81% 85.69% 43.88% 86.07% 104.96% 64.18% 陆运货物周转量 85.31% 81.37% 97.91% 118.07% 78.68% 48.52% 69.41% 149.61% 42.33% 基本建设投资 74.08% 67.49% 82.16% 85.16% 61.55% 59.00% 77.50% 84.49% 72.75% 消费品零售总额 67.90% 76.15% 55.73% 70.79% 57.22% 44.59% 102.58% 56.96% 70.33% 能耗 66.47% 75.42% 49.00% 77.20% 53.69% 65.16% 87.69% 52.14% 71.94% 地区生产总值 65.10% 71.18% 62.04% 74.50% 57.18% 48.98% 78.53% 57.22% 61.15% 城乡储蓄 60.27% 62.08% 57.60% 61.03% 49.02% 50.80% 71.58% 55.25% 70.54% 工业总产值 48.63% 46.67% 49.43% 70.44% 32.46% 29.01% 60.04% 46.90% 47.79% 进出口总额 13.13% 9.53% 15.31% 8.70% 14.38% 10.98% 17.36% 15.87% 14.02% 水运货物周转量 12.36% 9.64% 6.36% 4.69% 22.50% 0.26% 28.99% 33.52% 1.74% 与均值的相关系数 1.0000 0.9802 0.9665 0.9618 0.9471 0.8921 0.8832 0.8495 0.8479 其经济结构明显以农业为重，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居于末位，仅分别为全国人均值的48.63%、13.13%、12.36%。可见外向型工业对这个地区的国民意义不大，它主要依赖农业，姑且统称之为“南方农业区”。其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从高到低顺次为：河南150.03%、安徽127.69%、江西117.61%、湖南115.29%、湖北102.55%、四川88.06%、广西76.96%、云南75.82%。平均下来为 108.63%，略高于全国人均值。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主要在于自给，可供外调的余地不大。其中的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60年代困难时期有10个省市靠从四川调粮度灾，而今四川已成缺粮省份。至于其它指标，这个地区的均值均低于全国人均值。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全国人均值的67.90%，最高的湖北略高于全国人均值，为102.58%，最低的云南仅44.59%。城乡储蓄仅为全国人均值的60.27%。最高的湖北为71.58%，最低的广西仅49.02% 涉及外向型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仅为全国人均值的48.63%；最高的河南仅70.44%，最低的云南仅29.01%。进出口总额仅为全国人均值的13.13%；最高的湖北仅17.36%，最低的河南仅8.70%。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基本建设投资，仅为全国人均值的74.08%。最高的河南仅85.16%，最低的广西仅61.55%。可见相对于全国，这个地区处境之困难。2009年，这个地区有4.978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7.82%。一方面，这个地区之困难与沿海出口型工业区的发达，正是现行体制的一体两面，互为依存。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困难的现状，潜伏着对国家兴盛与稳定的威胁。北方矿业、农业区用同样的方法可识别出另一个经济结构相似的大类（见表4.12）表4.12：北方6省区相互关联情况　河北宁夏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河北 * * * * * 　宁夏 * * * * 　　山西 * * * 　　 * 内蒙古 * * 　 * 　　甘肃 * 　　　 * 　青海　　 * 　　 * 这是北部中国一大片联通的区域，其核心是河北，主体包括宁夏、山西、内蒙古，甘肃因与河北相似，青海因与山西相似而联入这一区域。用同样的方法计算这个大类的各指标均值，得这个大区的代表性经济构成，见表4.13。表4.13：大区中心平均指标加权均值河北宁夏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陆运货物周转量 206.66% 193.77% 228.95% 172.34% 337.15% 142.98% 130.84% 能耗 177.79% 132.37% 234.82% 176.67% 248.40% 79.96% 171.39% 谷物产量 106.31% 109.38% 128.81% 74.79% 189.50% 66.75% 31.49% 基本建设投资 101.70% 99.56% 100.71% 82.72% 177.67% 50.80% 83.97% 城乡储蓄 87.97% 97.42% 77.04% 121.25% 80.36% 56.44% 62.55% 地区生产总值 85.72% 89.75% 74.83% 81.34% 135.71% 47.19% 69.71% 客运周转量 78.09% 86.55% 76.28% 58.42% 81.62% 95.56% 77.16% 消费品零售总额 75.08% 82.10% 54.68% 81.45% 116.18% 45.10% 53.95% 工业总产值 68.43% 81.95% 56.48% 71.40% 92.31% 36.64% 48.55% 进出口总额 17.37% 25.05% 14.17% 18.95% 18.25% 11.07% 6.42% 水运货物周转量 6.13% 24.53% 0.00% 0.00% 0.00% 0.00% 0.00% 与均值的相关系数 1.0000 0.9732 0.9783 0.9461 0.9683 0.8782 0.8996 其经济结构的特征是：陆运货物周转量、能耗、谷物产量顺次名列前三位。这个地区以生产、输出矿产、粮食为主要特征。陆运货物周转量为全国人均值的206.66%，最高的内蒙古达337.15%，最低的青海也是130.84%。这个地区以煤、石油、盐化工、钢铁为发展支柱，其作用在于为沿海外向型工业区保证能源和原材料，所以陆运货物周转量和能耗高居榜首。与南方农业区相似，其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水运货物周转量位列末位。可见这里无论是工业还是进出口作用都有限。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与南方农业区类似，但各省差异更大，最高的内蒙古为全国人均值的189.50%，而最低的青海仅全国人均值的31.49%.。因此，姑称之为“北方矿业、农业区”。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全国人均值的75.08%、城乡储蓄为全国人均值的87.97%，可见这里国民的经济地位也是脆弱的，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人口的 12.69% 。这个地区的矿业（尤其是煤矿）是全国工业生产的基础，然而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矛盾尖锐，指望矿业带动这里的经济，其远期后果堪忧。安徽与浙江：两大类经济角色的典型综上，“南方农业区”与“北方矿业、农业区”的共同特点是向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提供基础物资；其差异在于，南方农业区更多地提供廉价劳力，所以其客运周转量位居各指标的第二名；而北方矿业、农业区更多地提供矿产资源，所以其陆运货物周转量和能耗位居各指标的前两位。总体上，这两个地区是为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提供廉价劳力与基础物资。2009年南方农业区与北方矿业、农业区共有国民6.649亿人，占全国国民的50.50% 。由此，我们看到沿海外向型工业区与内地劳力、物资供应区的角色分立。由各项指标相关系数的最大负值，可直观地看出这种鲜明的分立。最大负值出现在安徽与浙江之间（-0.8840），两地各项指标见表4.14：表4.14：安徽和浙江的各项指标 -0.8840 安徽浙江均值差值进出口总额 0.1587 2.1184 1.1385 -1.9597 水运货物周转量 0.3352 1.7573 1.0463 -1.4221 工业总产值 0.4690 2.0814 1.2752 -1.6125 能耗 0.5214 1.1017 0.8116 -0.5803 城乡储蓄 0.5525 1.7001 1.1263 -1.1477 消费品零售总额 0.5696 1.7055 1.1375 -1.1360 地区生产总值 0.5722 1.6554 1.1138 -1.0832 基本建设投资 0.8449 1.4202 1.1325 -0.5753 客运周转量 1.0496 1.1940 1.1218 -0.1444 谷物产量 1.2769 0.3789 0.8279 0.8981 陆运货物周转量 1.4961 0.6209 1.0585 0.8752 进出口总额为安徽之最低，却为浙江之最高；而陆运货物周转量为安徽之最高，却为浙江之次低。作出两地指标的散点图能更清晰地看出两地的差异（见图4.107）图4.107：安徽-浙江各指标散点图除人均客运周转量外，凡浙江超过全国人均值的指标，在安徽均低于全国人均值，反之亦然。图中各指标分布在一条指数曲线附近。安徽高于全国人均值的指标仅人均客运周转量、陆地货物周转量、谷物产量。各指标的分布提示我们，安徽主要是提供粮食、物资和劳力，而浙江则据此生产工业品，并向海外出口以获取利润。这样的分工使浙江远比安徽富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安徽的2.893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安徽的2.9944倍、人均城乡储蓄是安徽的3.0773。虽然二者地理距离并不远。两地的对比鲜明地显示出当前经济体制导致的区域角色差异：劳力、物资供应者从属于为海外市场服务者。 2.8 对区域分化的思考 “利润极大化机制”不但带来纵向的社会分化，导致中国经济体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导致“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取向。其结果是横向的区域分化。上述从区域视角的观察，发现了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从经济结构的区域分布看，最明显的特征是：最大的两类区域是“南方农业区”和“北方农业、矿业区”，其宏观功能是向沿海“外向型加工工业区”提供劳力、粮食、工业原材料；而沿海外向型加工工业区则经由沿海港口城市输出产成品。这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以来，中国逐步演化成了列强倾销过剩商品、汲取自然资源、利用廉价“苦力”的场所，而沿海通商口岸则成为“与国际接轨”的“脐点”。这样的经济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十里洋场的奢华，造成了买办资本集团远优越于绝大多数国民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内陆原本自我循环的经济结构瓦解，资本（尤其是海外资本）强势地聚敛各类资源，而将众多国民转化为一无所有的流民。正是这样的经济结构演化，为清末的频繁“民变”和民初的乱局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列强则靠从中国获得的资源与利润，缓解了自身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列强将自身的内部矛盾倾销到了中国。于是，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了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中国则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存空间，相反是与“三座大山”以死相拼的共产党赢得了战争。而今，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外向型工业”导致的基本格局是：内地广大省份向沿海出口工业区提供劳力与资源，而沿海出口工业区则籍此向海外输出产品，赚取外汇。这样的格局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的差异，成为国民经济处境差异的根源。而这差异之巨大，触目惊心，这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经济结构。这一经济格局下，利润、货币收益是最本源、也最强大的动力。前述各地区不同的经济结构都可以用这一动力解释：对资本（尤其是海外资本）而言，这是实现其利润极大化最有效的格局；对各地而言，当前的经济结构是必然的归宿，因为这是当地条件下最能迎合资本利润极大化需要的结构。前述大量数据已经表明，这样的结构是如何导致不同区域间国民经济处境的巨大差异。本编只描述了社会成员在地理上的横向差异，如果再考虑到第三编展示的,社会内部更为鲜明的纵向差异，社会的认同与向心力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其实，拉美学者们早就在自己的国家看到过类似的格局：本来，阿根廷沿海地区是全国最落后、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十七世纪,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四百户人家,不过是一个大村庄。但外向型经济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港口城市控制了全国。布宜诺斯艾利斯垄断着关税收人、银行业务和货币发行，它以牺牲内地各省为代价迅速发展起来。拉美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制度： “ 拉丁美洲各大港口是把从地面和地下开发出来的财富运往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中继站，它们成为征服和统治所属国家的工具，又是挥霍国民收入的溢洪道。所有的港口和首都希望自己像巴黎或伦教,而在它们的背后却是沙漠。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二部: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p203 ） “ 从外国主子和我们那些充当代理人的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制度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却非常不合理，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会加剧国家的不平衡和紧张局面，以及白热化的矛盾。甚至于连依附性的、迟到的、安逸地同大庄园和不平等结构共存的工业化，也不是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播下了失业的种子。在这一块拥有不停地繁衍的、没有工作的大批劳动力的地区，贫困在蔓延、财富在集中。新工厂屹立在享有特权的发展中心，即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该制度没有预料到这一小小的麻烦人口过剩。人口激增人们毫无顾忌地狂热做爱。被抛在路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农村没有活干，因为大庄园主占有广澳的荒地;他们在城市同样无事可干，在这里机器主宰了人。这一制度排斥着人。美国传教士们给大批妇女做绝育手术，分发药丸、节育环、避孕工具和有记号的日历但是婴儿还在出生;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这块土地可能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又几乎向所有人拒绝一切。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序言:暴风雪中的一亿二千万儿童 P17 ）注意，拉美的生态环境远优于我国，所以，它可以“ 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 ”，使“ 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 ”。而我国则面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未看到的严重生态问题。由此引发了第二层次的问题。其二，社会经济系统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压力最大的区域在胡焕庸线两侧。因而这个地区的生态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可持续生存。然而当前的主流政策倾向是“区域间经济竞争”，这个政策背后的潜台词是：将区域间关系视为国家间关系，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理论”指导国内“区域间经济竞争”。这是生态破坏最大的动力，也是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最危险的因素。社会系统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上，与之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复合系统。社会系统能否持续生存，取决于这个复合系统能否持续生存。而这个复合系统的生存，则取决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能否良性互动。如果社会系统的发展建立在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随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凋敝，社会系统只能走向崩溃，这样的先例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对此内蒙古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前述的诸多数据，展示出内蒙古异常高速增长的地区生产总值。而这是建立在矿业的基础上。内蒙古矿业超速发展的动因则是：山西煤矿已近晚期，大量耗能的工业不得不另寻能源。而我们的工业集中在沿海，相当大程度是在为海外市场生产。山西拥有70%的现存宋代建筑，晋商曾谱写了中国商贸与金融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晚清之前，山西本是丰饶富庶、人文荟萃之地。然而以煤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山西为东部的发展提供了能源，却断送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而今的山西，最令世人瞩目的，恐怕就是破败的山河与骄纵的煤老板了。内蒙古的生态环境比山西严酷得多。这里的先民在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中得出的智慧，归结起来，一是要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二是要与当地各物种共生。这样的生存方式当然不可能成为GDP赛场上的优胜者，但却保证了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谐调，保障了人类社会上千年的存在。自2002年起内蒙古的地区生产总值开始加速上升，自2003年后，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一直居于各省首位。其根源在于工业总产值的加速上升，“工业强旗”、“工业立旗”，是内蒙古许多地方的战略。内蒙古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见图4.108。图4.108：内蒙古主要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 1999 年以前，其占全国总产量比例最大的竟然是木材，好在此项数据于2004年后消失，希望这意味这内蒙古停止了工业化伐木。然而此后原煤的比重迅速崛起，到2009年占到全国总产量的20.22%。图4.105告诉我们，内蒙工业靠两个基础支撑：其一是采煤和依赖于煤的火电、冶金、水泥；其二是采盐和盐化工。在水资源极度缺乏、生态环境高度脆弱的地区，靠这样的产业结构谋求“崛起”，此路会导致何等结局？刘书润忧虑地指出：“ 他们把内地的陈旧设备、已被取缔的重污染企业引入。更娇气的草原，成为纯原料产地，甘当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靠采矿谋发展，一旦地下资源采空，而地表生态系统又被破坏，这里的人们该如何谋生？许多“资源耗竭型城市”已是前车之鉴，内蒙古难道不该深思？更为严重的是，内蒙古的煤田与煤矿主要分布在其中、东部，正位于胡焕庸线两侧（见图4.109）。图4.109：内蒙古的煤田与煤矿分布（图中黑线为胡焕庸线）胡焕庸线两侧生态环境脆弱，且通过水资源、风沙等因素对全局生态环境影响巨大，被称为生态敏感区。这里的生态破坏，其影响是全局性的。然而问题在于，这条道路已不是内蒙古自己的选择。图4.110展示了全国主要产煤省在原煤总产量中的比重演化。图4.110：主要产煤省在原煤总产量中的比重。数据显示，多年来山西在原煤总产量中独占鳌头，其它主产省的份额远低于山西，但2005年后山西总的趋势是下降的，有效崛起而补充其份额的是内蒙古，到2009年内蒙古的份额（20.22%）已经超过了山西的分额（19.98%）。可见这一结构已经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内蒙古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上了依赖原煤的发展道路。换而言之，国家外向型工业化格局导致了内蒙古今天的道路。与内蒙古高速“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焕庸线西南端的川、滇、黔。前述数据分析显示，几乎在所有的指标上，这个地区都敬陪末座。图4.111-4.113展示了三省主要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图4.111：四川：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图4.112：云南：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图4.113：贵州：工业产品中占全国比重位居前列者这个地区的主要工业生产，除个别产品外，大多数是为其他地区提供能源与基础原材料。这样的产业结构驱使人们把“西部大开发”搞成了“西部大开挖”，严重危及这里脆弱而敏感的生态环境。这个地区的自然基底有两个醒目的特征，其一是大范围的喀斯特地带，其二是川、滇、藏地区的横断山脉。西南喀斯特地带主要分布在川、滇、黔，还涉及广西、湖南、湖北（见图4.114），这里分布着大量的贫困县。图4.114：西南地区岩溶山区及贫困县分布图 1-- 岩溶县(自治县)；2--岩溶贫困县(自治县) （摘自王明章《西南岩溶石山区地下水开发在石漠化防治中的地位》贵州地质2006年23卷第4期(总第89期) 千年以来，各少数民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竭力适应环境，与各物种和谐共生，保护了生长在喀斯特地带上的亚热带植被。然而资本利润导向的经济体制，驱使人们伐树、采矿，向东部输出初级资源，其结果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007 年贵州省提出“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胡跃平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2007年11月02日人民日报；贵州省长林树森：保护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2008年01月25日科学时报），将环保放到“立省之本”的地位上。然而环保无助于提升GDP，无助于增强政府与商家的财力。政府换届后，在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新一届政府的感受是： “‘ 十二五’时期，各兄弟省、区、市特别是西部省份将呈现新一轮加快发展、竞相发展的逼人态势，我省面临既要‘转’、又要‘赶’的双重压力、双重任务，既要缩小在‘好’的方面存在的差距，更要把‘慢’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好。我们已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 ” 于是本届政府关注的重点转为：“ 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壮大工业经济规模”、“加强城镇规划建设”、“全面推进招商引资”、“推进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等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增强电力、煤炭、烟酒、装备制造、民族医药等产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切实提高建材、化工、冶金、林产品等产业的竞争力 ”等等（见省长赵克志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贵州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zgov.gov.cn/gzgov/218994128950657024/20110126/257773.html ）“清山绿水”则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消失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在贵州省人民政府网站上，只能打开2007年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而2008-2010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打不开了。这样的战略定位下，贵州大兴土木，其生态后果不言而喻。位于川、滇、藏地区的横断山脉，形成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西藏高原的隆起。横断山脉的急剧挤压、隆升、切割，高山与大江交替展布，汇集了雪山冰川、峡谷急流、草甸、丹霞及高山喀斯特等多种地形地貌，形成世界上独有的三江并行奔流170公里的自然奇观，成为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独特的地质环境使这里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集中了北半球亚热带、温带、寒带的多种气候和生物群落，集中了6000种植物种类和超过全中国一半的动物物种，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历史上，众多民族沿着这些南北向的平行山谷迁徙，学界称之为“民族走廊”。这里生活着纳西、傈僳、藏、白、彝、普米、怒、独龙等众多少数民族，是世界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汇聚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丰富的“文化基因库”之一。它对人类未来适应变化的环境，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然而，大规模的水电与矿产开发，正在破坏这一切。“十五”期间，四川林业部门批准的林地占用构成见图4.115，电力项目建设成了破坏四川林地的最大因素。注意这还只是政府批准的，大量未批先建的工程尚不在内。图4.115：“十五”期间四川林地占用构成（数据来源：四川省森林资源管理总站）这样的开发如此有力，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利润动机，然而当地国民因此能得到什么？2008年10月四川省水利厅地方电力局在一情况份汇报中提到： “ 中央水电企业占据了我省大部分水电资源” “中央企业对四川资源的占用至今没形成对地方的合理补偿机制，尤其是近几年水电发电机组80%以上都以较低的价格进入了国家电网，又以较高的价格买给我省。 ” 同月四川省移民办则在一份情况汇报中陈述道： “ 没有形成资源输出地与电力消耗地、水电企业与移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机制” “在某些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实物调查中无视科学种田、立体农业的事实，给移民只算其中的某一种作物，按水平投影面积去计算山坡上生长的零星经济林木，而不愿意花功夫去照实点数，公然侵害移民群众切身利益，草率地对移民群众依法诉求的合法权益采取高压、强制手段。” “库区不稳定因素时有发生。 ” 内蒙古在胡焕庸线的东北端，川、滇、黔在胡焕庸线的西南端，一个有全国最高的GDP增长率，一个处于经济低端。但资本利润极大化导向的经济体制在这里导演出相同的剧目：有水快流地发掘资源，以保障沿海外向型工业区所需。至于留给当地与后代的是什么，就无暇考虑了。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不惜破坏自己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以保障海外资本有钱可赚，保障西方国家在滥发钞票的前提下，还能避免通货膨胀。由此是否换来了西方国家的认同与接纳？; 个人分类: 经济观察|2922 次阅读|0 个评论

第四编 “接轨”观察第二章国内经济局格观察（上）: 王中宇 2014-5-25 08:21; 第二章国内经济局格观察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自然、历史、人文条件差异巨大。各区域间既竞争更互补，逐步聚合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数千年来，这个共同体总的趋势是逐步扩大。从经济共同体的视角观察，各区域间国民的经济处境是趋同还是分化，将最终影响共同体是稳定、扩张还是瓦解。这样的波动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不可不察。为此，需观察、比较区域间国民经济处境的相对演化。限于可得的统计数据，观察的客体为各省级行政单位，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发布的数据（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可比统计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幅员、人口差异相当大。为客观比较，需寻找可比的指标。本章的目的是比较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因此一个适当的指标是人均值。用“本地人均值/全国人均值”作为各地“相对地位”的指标，用“相对地位”的时间序列观察各地区相对地位的演化。 2.1 国民的经济处境在统计年鉴中有许多指标看起来可表征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但其中一些并不适宜作区域间比较。例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可以在城镇人员间进行比较，但我国国民的六成以上靠家庭小生产为生，与单位工资无关。在上海、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有较大比例的国民靠单位工资为生，但广大西南农区，靠单位工资为生的国民比重甚小。仔细翻检历年统计年鉴，发现比较能表征各地区国民的经济处境，且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指标有两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当地国民的货币支付能力，而人均储蓄存款表征当地国民经济上的回旋余。用这两个指标可大体上表征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5年覆盖到到2009年（见图4.31）。图4.31：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数据显示，各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异巨大。多年平均最高的是北京，最低的是贵州，2009年北京是贵州的9.2倍。历史上差异最大的是1999年，最高的上海为430.5%，最低的贵州为33.7%，上海是贵州的12.76倍。多年平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山东、吉林、湖北11省市（见图4.32）。图4.32：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多年平均值明显低于全国均值的地区有广西、江西、安徽、宁夏、青海、西藏、甘肃、云南、贵州9省区（见图4.33）。值得忧虑的是，这9个省区均显出相对地位持续下降的态势。到2009年最高的广西为57.00%，最低的贵州仅32.6%。其中江西、安徽偏于东部，其余7省区均为西部省区。图4.33：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明显低于全国人均值者）从趋势的视角看，用后4年的均值减前4年的均值表征演化趋势，排序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省区包括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山西、陕西、河南、四川8省区（见图4.34）。其中内蒙古升势最显著，升高了43.8个百分点，其次是山东，升高了34.7个百分点。图4.34：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明显升高者）排序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的省区包括福建、云南、甘肃、宁夏、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海南、新疆、天津、广东、北京、上海（见图4.35）。图4.35：本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统计数据中可表征国民经济处境的另一指标是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人均储蓄存款越高，表征国民在经济上的回旋余越地大。人均存款余额越多的地区，越能产生出靠财产性收入生存的群体，反之越少的地区，人们的生存就更依赖于工资性收入，靠出卖劳动为生。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到的这一指标，从2001年延展到2009年（见图4.36）。这9年均值，最高为北京（437.36%），最低为贵州（32.37%），北京为贵州的13.5倍。高低差异最大的是2003年，最高的北京为450.31%，最低的贵州为29.23%，北京是贵州的15.41倍。这个差距远大于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的差距。图4.36：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山西、福建（见图4.37），除山西外，全是东部沿海省市。而山西靠煤使一群煤老板暴富，留下的是破败的生态和贫困的百姓。图4.37：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位于最低端者顺次为湖北、四川、河南、青海、湖南、江西、甘肃、安徽、云南、广西、西藏、贵州（见图4.38）。西南各省区除重庆外尽在其中。地理位置偏东的江西、安徽，排位之低，值得关注。图4.38：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位于最低端者））相对地位上升的省市有上海、浙江、江苏、山西、陕西、重庆、内蒙古、湖北、四川、青海、湖南、安徽、西藏、贵州（见图4.39）。图4.39：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者）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有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海南、新疆（见图4.40）。其中新疆、海南值得注意，既排位偏低，相对位置又明显下降。图4.40：各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国民的经济处境分组用这两个指数对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分组。希望既反映近期的状态，又减少年份波动的影响，用2007—2009这三年的均值进行计算。由此得出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人均居民储蓄存款的散点图见图4.41。可见两个指标高度相关，各地数据分布在一条幂函数两侧。用全国人均值将图像划分为4个象限，则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2009年，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人口的24.13%。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均值的两倍，其人口仅为全国的3.72%。一个指标高于全国人均值而另一个指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山西、山东、福建、内蒙古、吉林、湖北，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20.82%。而两个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黑龙江、重庆、河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海南、广西、安徽、新疆、江西、宁夏、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这个地区占全国人口的55.06%。显然，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图4.41：散点图：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居民储蓄 2.2 生产能力物质财富由生产创造，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受到生产能力的极大影响。基于可用数据，取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谷物产量表征一个地区的生产能力。地区生产总值生产能力是国民生活状态的重要基础，由地区生产总值可大略地观察各地区的生产能力。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查出各省级行政单位自1993年至200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由此可算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996年以前，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四川省，1997年后重庆分出。为使数据可比，1997年后，分别计算四川与重庆，而整个1993年至2009年则计算四川与重庆之和，称之为“四川盆地”。由此得出的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均值见图4.42。图4.42：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数据显示，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明显，由1993-2009年均值看，最高的上海为全国均值的345.16%，最低的贵州为全国均值的36.00%，上海为贵州的9.6倍。这16年平均，超过全国均值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共10个省市（见图4.43），其余21个省市均低于全国均值。其中位于低端的有重庆、陕西、宁夏、四川盆地、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云南、甘肃、贵州。（见图4.44）。图4.43：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图4.44：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数据告诉我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均值的省市均在东部沿海，而东部沿海省市除河北外均超过全国均值，可见国家生产能力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而西南五省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位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低端，此外，偏于东部的江西、安徽亦在这个区段。从发展趋势看，用最后四年均值减最早四年均值，来表征相对地位的变化。相对地位上升的省市见图4.45，而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见图4.46。图4.45：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者）图4.46：各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数据告诉我们，相对地位上升且始终位于全国均值之上者，为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这5个省市无疑是17年来经济演化的最大受益者。位于全国均值之下，且相对地位明显上升的有内蒙古、山西、重庆、河南、宁夏、陕西、西藏。其中由全国均值之下升入全国均值之上的只有内蒙古。然而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的大跃进建立在矿业和房地产之上，这样的“模式”，在这个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是否可持续，值得忧虑。地位明显下降者有上海、广东、辽宁、福建、黑龙江、新疆、海南、安徽、广西、云南10省市区。其中的上海直到2009年依旧是全国最高，而云南不仅明显下降，且2009年已降至全国倒数第3位，仅高于贵州、甘肃。以上观察基于省级行政区划的统计数据，笔者手中有《城市统计年鉴2005》，它以地级市为单位提供了2004年的统计数据。1982年以来，我国推行市管县体制，在大多数省份，287个地级市瓜分了全部国土，至于一些省区未被地级市囊括的国土，多是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可将其处理为一个单元：“其他”。基于地级市的层次的数据，可看到一个“截面”上更细致的分布。将各地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列，再计算其与全国均值的偏差，以此为纵坐标，横坐标则取累计的人口比例，由此得到图4.47：图4.4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数据显示，在占人口68.11%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占人口10.08%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18倍以上，这些地区包括京、津、沪和广州、浙江、江苏、山东的主要城市，以及福建的厦门、辽宁的大连，一个钢铁城市：包头，两个石油城市：大庆和克拉玛依。图4.48显示了地区生产总值在区域上的分布。图4.48：地区生产总值分布数据显示： 70.12%的地区生产总值，聚集在10.06%的国土上。按聚集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江苏（全境）、山东（除菏泽）、广东（含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浙江（除衢州、丽水）、河北（除邢台、张家口、承德）、河南（除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辽宁（含大连、沈阳、鞍山、盘锦、辽阳）、福建（含厦门、泉州、福州、莆田）、四川（含成都、德阳、自贡、内江）等省，另外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经济密集城市，如四个直辖市及武汉、长春、大庆、长沙、西安、昆明、南昌、合肥、太原、岳阳……等省会或经济活动聚集的城市。其中，除了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区和重庆、西安、昆明、太原等城市外，全部属于“东部”。而在“东部”之内，又高度集中于沿海诸省，这里我们看到，在每个大区内，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在高达60.23%的国土上，仅有3.07%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些国土全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涉及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四川、西藏。由此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占有绝对优势，而绝大多数国民所在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注意，计算图4.95的曲线时，并未涉及地区内部的差异，因此它反映的只是区域间的经济实力差异。这种差异与人口分布差异相关，但比之更极端：越是靠近东部，人口越密集，人均生产能力越高。工业总产值生产能力中，最大头的是工业生产能力。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工业数据，能够一贯连续的有工业总产值，其时间跨度为1995—2009年，其间2005年无数据，姑用前后两年的均值替代（见图4.49）。最高者为上海，最低者为西藏，上海是西藏的67.33倍。图4.49：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历年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的有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辽宁、福建9省市（见图4.50），它们全在东部沿海。图4.50：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均值者）低于全国均值1/2者有安徽、陕西、重庆、青海、湖南、甘肃、四川、江西、云南、海南、广西、贵州、西藏（见图4.51）。西南四省区尽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位列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西藏，可见广西与广东差异巨大，倒是更接近西南四省区。图4.51：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低于全国均值1/2者）从趋势看，相对地位上升者有江苏、北京、山东、吉林、内蒙古、宁夏、陕西、重庆、青海、江西10省市区（见图4.52），其中内蒙古升势最强，由1995年的49.73%升至2009年的106.07%，是唯一一个从低于全国人均值1/2超过全国人均值的区域。图4.52：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者）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有：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福建、河北、湖北、安徽湖南、黑龙江、广西（见图4.53）。其中广西值得注意，这里不仅相对地位低，且处于下降态势中。图4.53：各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城市统计年鉴2005》提供的数据，给出了2004年工业产值在地级市这个层次的地域分布（图4.54）：图4.54：2005年工业产值的地域分布数据显示：在10.7%的国土上聚集了84.34%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天津、辽宁、福建、北京。全在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 2005 年，出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93.6%、进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77.6%。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各地区进、出口额与工业总产值的关系，来分析各地工业对海外的依赖程度（见图4.55）。图4.55：2005年各地进出口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值数据显示：最发达的沿海工业地区（包括广东、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海外，而非为自己的国家生产消费品与生产资料。而出口比重低于10%，主要为国内生产的地区，大多是工业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海南等沿海地区，进口占了很大的比重；而绝大多数内陆地区，进口低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10%。对比图4.98、图4.99，可清晰地看到，从工业的角度，国土事实上被分为两个部分：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主要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且对海外的联系和依赖远高于对内地的联系和依赖；而广大内陆地区，相对而言工业极不发达，同时，与海外的经济关系薄弱。这种态势，是二十多年“政策倾斜”、“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必然后果。它彰显出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地理分布：一个狭长而严重依赖海外的沿海工业带，和工业落后、相对封闭的广大内陆地区并存。从分工的角度看，工业集中分布并不是严重问题。然而工业集中区与国家其他地区的关系则必须认真对待。如果工业集中区热衷于充当“世界工厂”，无制约地消耗国内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利用自己在GDP中的优势地位挟持公共事务决策，谋取政策优势，而对广大内陆的生态破坏和经济凋敝无动于衷；如果一方面靠内地的国民当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视之为“低素质人口”、“不安定因素”，必欲挡在门外而后快；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国民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方面差异巨大，在价值标准、思维方式方面无法沟通，势必危及国家的统一。用这样的手段“首先实现现代化”，无异于取乱之道。谷物农业在GDP中份额不大，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在我国谷物是粮食的主体，有必要观察谷物生产的区域分布。统计局网站提供的谷物数据，从1995年覆盖到2009年（见图4.56）。数据显示，谷物生产呈明显分化的态势，一些地区有所增强，而另一些地区则显著下降。图4.56：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多年平均，人均谷物产量超过全国均值的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新疆、河南、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江西、河北、辽宁、湖北（见图4.57）图4.57：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均值者）多年平均，人均谷物产量明显低于全国均值的有贵州、浙江、海南、福建、广东、天津、青海、北京、上海（见图4.58）。图4.58：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明显低于全国均值者） 15 年间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的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辽宁（见图4.59）图4.59：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者）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新疆、广西、甘肃、江苏、海南、天津、上海、福建、青海、北京、广东、浙江（见图4.60）。图4.60：各地人均谷物产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者）从国土面积的视角看，我国粮食产能分布见图4.61 图4.61：2005年粮食产出分布数据显示：在10.6%的国土上（含江苏、河南、山东、安徽、上海、重庆、河北、吉林），产出了42.13%的粮食；再加上湖南、天津、湖北、辽宁、江西、浙江、广东、四川，共计25.99%的国土产出了70.88%的粮食。这些省市分布在4个大区内：黄淮海（28.60%）、湖广（12.91%）、长江中下游（11.39%）、川渝（9.05%）、东北（8.94%）。可见，这约1/4的国土就是我们的主粮仓。“无粮不稳”，保障这些地方粮食的持续稳产，是保障国家安定的基础。区域功能规划，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图4.62显示了2009年的粮食余缺分布。先计算各地人均粮食产出与全国均值之差，再从低到高排序，由此得出图4.62的纵坐标。横坐标则为累计的人口比例。图中曲线与横轴间的面积，则表征着各地粮食的余缺程度。图4.62：粮食余缺分布图4.62提示我们，人均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顺次为：黑龙江、吉林、内蒙、宁夏、河南、新疆、安徽、山东、湖南。而其中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南。这四个省区的粮食产能，决定了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机动能力和回旋余地。注意，在几个粮食主产区中，东北的份额是最低的，由此可见，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之小。人均粮食产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顺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青海、海南、福建、陕西。考虑到人口规模和人均缺粮程度，需要大量输入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海南、福建，全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除了海南，正好是东部沿海的GDP高度密集的地区。没有了吉林、黑龙江、内蒙、河南大量输入的粮食，这里的GDP就无以为继。其他的地区则基本上可以自给，值得注意的是，历来被视为粮仓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华北平原，虽然产粮比重在各地区中名列前茅（四川名列第3、江苏第5、河北第8），但由于人口密集，只能大体保障自给，已无力大规模输出粮食。 “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 ”已经成为历史。从粮食净输出的角度看，我国已经不再是“南粮北调”，而是“北粮南运”。粮食生产呈现出基本自给、净输出、净输入三类区域，这显然是区域功能规划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海河流域，从明、清时代就是靠“南粮北运”平衡粮食供需，而今河北平原成了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海河流域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其后果却是：流域总用水量中，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占到的1/3。而海河流域的用水量，农业灌溉占到了7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格局。在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强度高的地区，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客观上存在巨大的压力，推动耕地转化为建设、居住用地。国土资源部竭力防守18亿亩耕地的“底线”，在现有的经济机制下，势必崩溃。生产能力分区一般说来，人均谷物决定了当地的粮食安全程度，人均工业产值决定了当地的经济实力。图4.63是用2009年的这两个指标作的散点图。图4.63：散点图：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谷物产量两个指标的全国人均值将图4.63划分为4个象限，第一象限两个指标均高于全国人均值，应为经济相对富裕且平衡的地区，它们包括江苏、山东、辽宁、内蒙古四省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18.18%。内蒙古位于此列，出人意外，我们后面将专门讨论之。当地人均工业总产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为偏重工业的地区，它们包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北京、福建，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17.73%。这些省市经济实力强，但粮食无法自给，需仰赖外部供应。当地人均工业总产值低于全国人均值而人均谷物产量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为偏重农业的地区，它们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新疆、宁夏、安徽、江西、湖南、河北、湖北，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36.88%。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为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包括四川、西藏、重庆、广西、云南、陕西、山西、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这个地区的国民占全国国民的27.20%。进一步观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为0.9205；而与人均谷物产量-0.3441。可见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对提高一个地区的GDP有负作用。GDP其实是以货币计量的财富。对人类社会而言，无庸讳言，粮食是最基础的财富之一，“ 民以食为天”、“无粮不稳”、“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无数的民谚反映了粮食的基础地位。但在货币系统的评价中，粮食的价值远不如那些对人类无益甚至有害的商品，尤其是用于标榜所谓“品味”的奢侈品甚至毒品。在这样的态势下，一些学者主张中国放弃粮食基本自给的战略，根据比较利益，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这等于把13亿国民的基本生存交给掌控国际粮食市场的跨国公司，其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有关部门尚未如此昏庸，而是提出了确保18亿亩耕地的目标。但现行的经济体制用货币评价财富，在这样的体制下，农业的弱势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本经不住强势集团的蚕食。在现行体制下，所谓“18亿亩红线”被突破是早晚的事。“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等层出不穷的农产品炒作事件，一再提醒人们，资本集团的逐利动机是何等强大又何等不择手段。在它们眼里，利润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国计民生。一旦粮食产能有亏，它势必成为投机资金爆炒的标的，而广大国民势必陷入生存危机之中，历史上这样的局面曾反复出现，曾导致一次次政权更迭和天下大乱。从产业规模的视角，一些学者期望农业实现集约化，以期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但“行业竞争力”的背后，其实是各行业资本在货币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要求将尽可能多的国民转化为要素----雇佣劳动者。农业是我国劳动力就业的第一大行业，其主要形态是家庭小生产。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造就了巨富的农业资本家，同时制造了大批一无所有、生计无着的流民，使国内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只能靠向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无数战争的根源。转移矛盾成功者，发展为所谓“发达国家”，失败者（如俄国），则引发了国内革命。自民国初年就有人试图引入西方大农场。但这一模式与众多小农的生计尖锐冲突，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始终不足以吸纳因传统农业体系瓦解而被抛出的劳力。这就是晚清以来中国动乱百年的社会基础。 2.3 生产条件生产能力的发展受到若干条件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各地国民的经济处境，需进一步观察相关的生产条件。投资投资是最有力的社会资源配置途径，对各地生产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理解各地的经济状况需观察投资的演化。统计局网站提供的各地区投资数据，最完整的是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覆盖到2009年（见图4.64）。图4.64：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地投资强度高度分化，最极端的是1997年，最高的上海为全国人均值的6.88倍，而最低的贵州仅全国人均值的31%。上海为贵州的22.2倍。好在此后这种偏重特大城市的投资倾向有所缓解，但贵州的相对强度一直很低，在多数年份位居全国末尾，2009年也仅为全国人均值的38%，而上海人均投资为贵州的9.65倍。 15 年平均，人均投资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新疆、海南、山东、内蒙古、西藏、福建、青海、宁夏、吉林（见图4.65）。注意，三个直辖市位列榜首，然后是长三角、珠三角。图4.65：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 15 年平均，人均投资低于全国人均值70%地区有四川盆地、河南、四川、云南、江西、安徽、湖南、广西、甘肃、贵州。西南的云、贵、川均在此列（见图4.66）。图4.66：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70%者）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江苏、辽宁、山东、内蒙古、宁夏、吉林、重庆、山西、陕西、四川盆地、河南、四川、江西、安徽（见图4.67）。其中最显著的是内蒙古，上升了98个百分点，远远超过第二位的重庆（42个百分点）。图4.67：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者）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的地区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新疆、海南、西藏、青海、湖北、黑龙江、云南（见图4.68）。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黑龙江、云南，既在全国人均值之下，又处于明显下降中，图4.68：当地人均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者）图4.69是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对地位多年均值的散点图。数据显示两者密切相关，相关系数达0.9589。图4.69：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位于趋势线下方且远离趋势线的有西藏、四川、宁夏、青海、重庆，显得投资效率低下。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投资都偏向东部，导致西部基础设施相对于东部过于落后，1995年后的投资需有一段时滞方可显出效果；其二，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发展追逐利润的经济模式。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投资极度偏向东部沿海地区是导致区域间经济地位差异的重要因素。 2007 年胡润榜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资本的地域分布。这就是第三编第三章讨论过的“总部经济”的视角。2007年胡润榜提供了上榜公司总部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名称，为了更细致地观察上榜者的地域分布，笔者逐一查出了他们的具体所在地，并按地级行政区归并。省级行政区失之太粗，县级行政区又失之太细，可能令读者不知其所在，地级行政区是观察地域分布的适中尺度。从地级行政区看，胡润榜的上榜公司分布在127个地级市中(见图4.70)。图4.70：上榜者分布----地级行政区（图中的份额为财富与上榜人数份额的均值）北京、上海是上榜者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87位上榜者，聚集了 4,230 亿元财富；上海有78位上榜者，聚集了4,406亿元财富。两个城市共占综合份额的22.7%。深圳、广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为第二梯队，共有192位上榜者，聚集了11,234亿元财富。“香港”出现在表中，是因为有23位上榜者，其公司总部在香港。图4.67中标出的前26个城市集中了上榜者的 81.3% ，总财富的77.2%，而这些城市除了成都、长沙、重庆外，均位于东部沿海省份。从省级行政区的角度看，上榜者的分布见图4.71。图4.71：上榜者分布—省级行政区从上榜者集中的程度看，上海、浙江、江苏相邻而集中度高，长三角是一个上榜者集中的地区；广东与香港合成的珠三角则是另一个上榜者集中区。至于“京津冀”，只有北京独占鳌头，河北、天津与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因此，不存在一个上榜者集中的“京津冀”地区。另外，次一级的上榜者集中地分布在福建、山东、四川。图4.72至图4.74分别为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市上榜者的行业构成。图4.72：长三角上榜者行业构成图4.73：珠三角上榜者行业构成图4.74：北京市上榜者行业构成比较这三个地区，发现他们的共性是：房地产业综合份额最高。其中又以珠三角为甚，居然高达4成。从“多样性”的角度看，长三角产业结构最平衡，提供上榜者的行业最多，而北京最少。一方面，北京是一个以行政功能为主的特大城市，许多行业不适于在此发展，前四个行业就占了75.7%的份额。其上榜者之集中与产业结构之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聚集了巨量资源的北京未能像上海、香港、广州、深圳那样带动周边的广大地区。于是，河北、天津提供的上榜者远不如浙江、江苏、广东，甚至比不上福建、山东、四川。能耗工业靠能源推动，统计年鉴只提供了2005—2009年的各地能耗数据（见图4.75）图4.75各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图4.76地人均能耗高于全国人均值者。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和宁夏，它们的能耗为全国最高，且相对地位仍处于上升态势。这反映出当地以煤和煤化工为主的发展战略。图4.76各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高于全国人均值者）图4.77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全是人均工业产值低于全国人均值者。其中的广西、安徽、海南、江西为最低的集团，反映出当地工业的相对弱小。图4.77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这期间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地区见图4.78，能耗超过全国均值且相对地位上升的，只有内蒙、宁夏、青海，而且它们的增速明显超过其它地区。图4.78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者）这期间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的地区见图4.79。 3个直辖市居降幅首位，反映出它们从工业城市向商贸城市的转化，而山西能耗下降，则反映出基于煤的发展道路在山西已走到尽头。能耗在全国人均值之下，且处于明显下降态势的，有黑龙江和贵州，可见这两个地区工业发展受到的阻滞。图4.79：当地人均能耗/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者）外贸多年的“出口导向”政策使外贸对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深刻。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数据，从1993年覆盖到到2009年（见图4.80）。图4.80：当地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全国人均值多年平均，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见图4.81。可见出口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人均进出口总额均超过全国人均值8倍。图4.81：当地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超过全国人均值者）与之对应的是有16个省区多年平均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的20% （见图4.82）。图4.82：当地人均进出口商品总值/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20%者）货运交通反映一个地区的物流与人流状态，反映一个地区的活跃程度以及与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交通流量统计数据逻辑上只能源自各地交通业的售票数据，因而反映的是各地的发运量。统计年鉴的分省交通数据，只含陆运（包括铁路与公路）和水运。而空运无分省数据。货运周转量是可用数据中最接近与物流的数据。由于陆运与水运功能不同，且水运数据有剧烈的跳动，疑是统计口径变化所致，故分别观察之。陆运货物周转量 1995 —2009年陆运货物周转量数据见图4.83。数据显示，货物陆运强度随时间而两极分化，显出高者更高、低者更低的态势。图4.83：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超过全国人均值150%的省市区见图4.84。其中位于最高位的内蒙古、宁夏，实施基于煤与煤化工的发展战略，故物流量巨大，且仍在上升。而山西则表现出下降态势，暗示山西基于煤的发展战略已到头。此外河北、天津、辽宁、北京、新疆、甘肃均呈下降态势。图4.84：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超过全国人均值150%者）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见图4.85。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做为全国最老、最大的工业城市，其货物陆运的相对地位如此之低，可见上海通过陆运发向各地的货物之少。另，著名的工业化大省浙江、江苏、广东均在此列，可见他们的产品出发向内地的十分有限。图4.85：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者见图4.86。其中的内蒙古、宁夏、山西、青海、陕西、安徽、都是资源输出大省。图4.86：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超过10%者）相对地位明显下降者见图4.87。其中的天津、辽宁、北京、浙江、江苏、广东、上海位于我国的三个著名的“增长极”：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是工业化地区，可见工业化地区通过陆地货运发向其他地区的运输量整体上持续地相对下降。资源输出地区与工业化地区在陆地货运量上的鲜明对比发人深省。图4.87：当地人均陆地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下降超过10%者）水运货运周转量至于水运货运周转量见图4.88，同样显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其中天津、上海的数据于1998—1999年间有显著的阶跃，疑是统计口径变化所致。图4.88：当地人均水运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 15 年平均，超过全国人均值60%的地区有天津、上海、海南、浙江、辽宁、山东、广东、福建、江苏，全是东部沿海省市（见图4.89）。2009年，它们占了全国水运货运周转量的77.3%。其中超过全国人均值的只有天津、上海、海南、浙江，2009年它们占了全国水运货运周转量的57%。图4.89：当地人均水运货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超过全国人均值60%的地区）水、陆运对比暗示了一个大的经济格局：各地资源运往东部沿海，经加工或转手，海运出国。客运我国客运周转量一直在加速增长（见图4.90）图4.90：中国客运周转量统计年鉴中各地客运周转量数据从1998年覆盖到2009年，各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见图4.91。数据显示出收敛的态势，意味着各地国民外出机会正在靠近，各地区国民间日益相互了解，不同地区间经济状况的鲜明差异直接展示在越来越多的国民眼前，并深刻地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图4.91：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高于全国人均值的地区见图4.92。长三角的浙江、江苏，珠三角的广东位列于此可以理解。毕竟这里经济实力强大，人们有能力外出。湖南、江西、河北位列于此，更可能反映出大量国民外出打工。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位列第三，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到内地距离远，导致客运周转量大，另一方面提示我们，新疆不再是偏远的“化外之地”，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正日趋紧密。图4.92：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高于全国人均值者）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低于全国人均值80%的地区见图4.93。西南5省市区全部位列于此，可见与外界交流薄弱仍是西南地区的明显特征。令人诧异的是上海竟位列倒数第三，且2004年后呈持续下降态势。这显然不能用经济条件解释之。或许上海人更满足于本市的环境，而不屑于外出？或许上海人外出主要坐飞机？由于没有空运的分省数据，无法判断。一个背景是：1995年空运仅占全部客运周转量的7.57%，到2009年也就13.59%，似乎空运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图4.93：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低于全国人均值80%者）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的地区见图4.94。这些地区的多年均值都低于全国人均值，因而其相对地位上升值得欢迎，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西藏、青海、安徽。北京与上海的对比颇有意味，北京的相对地位高于上海，且呈上升的态势，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人比上海人更开放？或许还有其它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图4.94：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者）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者见图4.95。其中的宁夏、山西、贵州、云南均低于全国人均值，其相对地位下降趋势值得忧虑。尤其是云南、贵州，2009年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仅为全国人均值的43.62%和56.76%，可见其相对封闭的状态仍未有效改善。图4.95：当地人均客运周转量/全国人均值（相对地位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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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千年兰花成就小镇大产业关于科技草: dingchch 2014-3-5 13:03; 浙江省第十二届兰花博览会22日在著名的兰花之乡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开幕，由浙江省100个兰花精品园推荐的2500余盆名优兰在绍兴聚首，让人大开眼界。　　漓渚古镇与兰花的“千年之恋” 　　漓渚镇，位于绍兴市城南约13公里的兰渚山脚下，是我国植兰最早的地方之一。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越绝书》曾记载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曾“种兰渚山”。这个被誉为“春兰发祥地”的江南小镇，千百年来，人民一直沿续着种兰养兰的习俗，世代与兰花结缘。　　当地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是：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杭州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友好人士松村谦三先生，并特地挑选了一盆叫“环球荷鼎”的兰中极品赠予他。松村谦三先生捧着“环球荷鼎”回到日本后，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87年，松村谦三的儿子79岁高龄的松村正直专程赶到绍兴，向绍兴市兰协赠送了当年那盆“环球荷鼎”的后代。　　漓渚镇副镇长喻光苗告诉记者：漓渚镇现有户籍人口2.2万人，从事花木产业的约6800人，每年花木产业销售额达10亿元左右。乡镇人均收入的六成来自这个“美丽产业”。在漓渚镇，一般的种兰大户几乎“足不出户”，一年产值几十万、上百万。普通农民给花卉大户做“花球”、迁移、搬运，一年也能轻松赚上十多万。　　“花中贵族”渐入寻常百姓家　　金定先，今年78岁，漓渚镇棠棣村农民，小学文化，系养兰世家，其父亲曾是兰界高手。金老先生养兰已有60余年历史，如今是中国兰花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春兰样品园董事长。　　金定先告诉记者，早在解放前，他父亲就在上海为资本家养兰花，并以此养家糊口。解放后，他跟随父亲到上海卖兰花。******“破四旧”期间，红卫兵挨家挨户砸兰花，老金偷偷地从残根中拣出几十个祖传珍稀品种，连夜将它们种到离漓渚镇20多里远的深山老林里。文革结束后，老金把种在深山中的兰花请回家重操旧业。目前，金定先的兰园已经收集了480多个品种，8万多株名贵兰花。　　人们用“三两黄金一片叶”来形容兰花的珍贵，兰花的高身价一度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金定先告诉记者，由于前几年炒作兰花的“玩家”退出市场和受到国外“科技苗”的冲击，兰花的整体价格大幅缩水。经过六七年的价格调整，如今爱兰赏兰正在回归本位，兰花新品种价格跌至“平民价格”，兰花新品种“花蝴蝶”从2006年的一苗50万元降到2000元左右，“多多蝶”最高时一苗要卖20多万元，现在只要500元左右。在2006年兰花被疯狂炒作时购进的新品种，资产缩水达到九成以上。　　“科技苗”亟待规范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兰花杂交苗、组培苗等“科技苗”逐渐进入人们视野。遇到克隆、杂交出来的“科技苗”，物以稀为贵的兰花身价暴跌。　　金定先介绍，兰花自然苗的选育开发、种植、观赏具有悠久的历史。要培育一种优质的兰花要到深山老林挖取野兰花，这些兰花可谓千挑万选，再经过精心培育，“万里出一”才能培育出新品种，新品种再经过慢慢地生长“分株”，每一步都需要漫长的过程。而“科技苗”通过激素、杂交、甚至克隆等现代化手段，使兰花分苗的数量成倍增加。兰花数量多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目前业内人士对“科技苗”尚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其破坏了兰花的正常生长方式，扰乱了整个兰花市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技苗”将是未来兰花的发展方向。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不管是不是“科技苗”，只要品种好、价格低就是好东西。金定先认为，目前我国兰花“科技苗”的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两者各有各的优势，销售时应该分别标识清楚。　　; 24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lgjszy 2012-4-6 14:38;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作者：杨琪，林耕接受采访并审阅修改）技术转移对我国区域经济的贡献，其效果在逐步显现。比如许多落地江苏的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来自中科院北京分院。2011年以来江苏省的GDP增长、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中科院北京分院功不可没。《中国科学报》 (2012-03-17 B4 区域) 来源：中国科学报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3/255624.shtm?id=255624 发布时间：2012-3-17 7:8:23 ■本报记者杨琪 “过去无论是在思想理念、商业模式上，还是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上，中关村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成为学习的典范。今天，全国不少高科技园区更希望能够赶上中关村、超越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等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日前，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才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在全国高新区你追我赶的竞赛当中，如何使得科技更好地支撑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使政府和中介组织有效协调、合理分工等问题的答案，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指引。 “官”推产学研用产学研结合，是要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好地结合，也是为区域经济提供科技支撑的重要手段之一。经过近20年的探索，产学研已从初期的“三元论”发展为官产学研用“五元论”。 “现在，产学研用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利益分配机制该由谁来协调。”才让认为，产学研用的利益分配机制实则为一种谈判机制。但是，现在分配机制的效率很低，这代表着产学研用内部交易成本很高。在产学研用各环节中，如果单凭企业和科研机构一对一地进行对接、技术转移转化，那么效果只能是“1”。“产学研用，一以贯之，互相配合，互相支撑。这一理论是很完美的，但实际上却运行得不通畅。因为利益分配机制协调不好，经常出现科研一方研发出了成果，却不想让别人转移转化；而企业一方转移转化科研成果，却不认同研发机构开出的价码。另外，各科研机构之间、大学之间在产学研方面竞争激烈，有时甚至发展成无序竞争。”才让说。如此情况下，就需要“裁判员”主动调整规则、规范行为。协会、产业联盟现在或多或少地承担着“裁判员”的角色，“但是力度不如政府”。 “从市场规律来看，这是一种配置方式。科研资源从上至下进行配置，并进入产业线，从制度上对经费进行安排、分配利益比例。”才让表示，“在目前来看，这是非常关键的，‘官’要对产学研用在条件协调、政策指引上进行必要的支持。” 加大科技中介扶持力度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顾问、高级工程师林耕认为：“技术转移对我国区域经济的贡献，其效果在逐步显现。比如许多落地江苏的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来自中科院北京分院。”2011年以来江苏省的GDP增长、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中科院北京分院功不可没。据统计，在2010年，202家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促成技术转移项目316602项，技术合同金额达到790亿元。其中，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为5788项，合同金额50亿元；战略性新兴项目为9184项，成交金额为139亿元。但实际上，我国技术转移机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林耕认为，首先，目前技术转移机构的外部环境不够良好，缺乏信任感；其次，法律环境、政策环境不够健全；再次，技术转移机构结构不合理，缺乏特色；最后，服务水平、人员素质、服务质量呈现“三低”状态。对此，林耕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大对技术转移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第二，在资金上加大对此类机构的扶持力度；第三，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第四，加大技术转移人才的培养。专业人才匮乏目前是技术转移机构发展瓶颈中的瓶颈。不只是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才让认为，目前我国科技中介整体力量发展不足。国际上，有一批极具实力的科技中介，“他们对技术理解、方向把握，对应用技术的实施、指导能力都很强。从研发一端将技术拿过来，不断地进行系统集成、实用化之后转移给企业进一步推广”。 “而现在国内的情况是，企业大小技术都攥在自己手里，很少委托专业化的中介机构进行运作；而上懂技术下知应用，既活跃又有规模的中介服务机构公司更是凤毛麟角。”才让说。各方共推科技金融目前，我国已有88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多年来，国家高新区已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抢占世界高新技术制高点的前沿阵地。然而相比创业环境的营造，金融环境建设和突破更为滞后。如何依托科技园区这个平台，使得金融更有效率地服务科技创新，更充分地利用政策优势和行政资源，持续增加对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呢？ “与数年前相比，目前科技金融发展的环境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现代高端服务业中，金融服务业是非常重要的，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各个高新园区都应该设立金融服务机构、培养人才。” “依托高新区，可以让科技与金融找到更好的结合点。”他说。高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尝试拿出资金直接为企业进行担保，“比如一些轻资产的软件企业，从银行贷款不容易，那么园区可以根据企业发展状况提供担保”。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和科技中介发挥不同的职责和作用，共同推动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近两年，各地高新区创新发展中都将金融创新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搭建平台、营造环境甚至提供资金，政府将金融作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环节大力推进。张景安认为，银行在园区设立小额贷款部，一定要培养一批了解高科技企业、产业的金融人才，专门为高科技企业服务。此外，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如柳传志等，在中关村创办投资公司，用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眼光进行投资，张景安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政府、园区、企业、金融界各方都来促进科技金融的发展，逐步促使高新区建立适合企业做大做强的金融系统、支持体系。”张景安说。;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3105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书快讯】《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发展功能区划研究》: sciencepressnj 2012-1-31 16:55; 【内容简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书在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系列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包括区域人口分布格局、人居自然环境评价、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物质积累评价、人类发展水平评价、人口发展功能分区评价、人口调控政策研究等。【读者对象】本书可供地学、资源环境学、土地生态学、人口学、城市发展规划、城市生态、土地管理、区域开发、农学和林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校师生阅读、参考。【作者简介】任志远，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遥感评价、国土资源开发与地理信息系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研究、生态经济与生态安全评价。先后主持和参加完成黄土高原资源环境遥感调查与评价，陕西国土资源遥感系列制图，秦巴山地农业生态评价，陕西土地利用结构遥感分析，陕西土地资源遥感评价，陕西植被类型与覆盖度遥感制图，陕西生态环境遥感评价，区域水土资源平衡与潜力开发，西部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城郊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测评、土地变化与生态安全等研究项目。; 个人分类: 新书快讯——资源环境类|2899 次阅读|0 个评论

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近况: huailu49 2011-10-31 08:29; 1980 年，我国确定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城市为经济特区； 1984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包括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30 年弹指一挥间，这些城市发展得如何了？笔者查阅了一下《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9 》（目前还看不到更加新的版本），得到了这 18 个城市 2008 年的主要统计数据。市辖区人均 GDP 最高的是宁波（ 102731 元），接下来依次为：青岛、深圳、广州、大连、烟台、上海、温州、南通、珠海、厦门、天津、秦皇岛、福州、连云港、湛江、北海、汕头。市辖区服务业比重最高的是广州（ 61.32% ），该比重在 50% 以上的城市还有：秦皇岛、福州、上海、深圳。市辖区服务业比重在 40% 以下的城市有天津、烟台、北海、湛江。这些城市的规模参差不齐，而且“市辖区人均 GDP” 被“县改区”拖累的程度也不一样，以上分析仅供参考。（喀什数据缺）; 个人分类: 数据采集|4319 次阅读|0 个评论

推动环渤海地区技术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lgjszy 2011-9-1 14:57; 推动环渤海地区技术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2004年8月16日）第一部分北京技术市场发展现状、特点及体会一、2003北京技术交易总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良好态势 2003北京成交技术合同32173项，成交总额265.36亿元，比上年增长20.03%，占全国成交总额的比重为24.46%。其中技术交易额226.62亿元，增长25.23%。（1）全年技术交易变化呈现“高开—回落—走高”。（2）郊区县技术交易趋于活跃。（3）专利技术成交额继续增长。（4）生物工程与新医药领域技术交易明显活跃。（5）承担重大工程技术项目能力明显提高。（6）技术产权交易开创良好局面。（7）技术转让成交额快速增长。（8）中关村科技园区是技术交易最活跃地区。（ 9）技术合同优惠政策兑现率稳步增长。（10）北京正在成为全国最大技术商品集散地。。二、初步形成北京技术市场体系 (一)北京技术市场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二)北京技术市场管理监督服务体系 (三)北京技术市场技术中介服务体系 (四)北京技术市场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三、2004年上半年北京技术市场发展概况 2004年上半年，在全市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大好形势下，通过进一步宣传贯彻《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优化科技发展创新环境，技术市场仍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的势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技术合同成交总额快速增长。成交技术合同15326项，成交总额139.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87%。其中技术交易额118.07亿元，增长47.11%。实现合同9052项，实现成交总额54.98亿元，增长16.90%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当前面临的问题： 1.技术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管理 ——应该转由协会及中介机构继续开展管理和培训工作。 2.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仍是北京市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要稳定、调整与完善。第二部分内蒙古引入北京技术项目简析 2003 年内蒙古引入北京技术项目 331 项，比上年下降 5.69% ；合同成交总金额 2.83 亿元，下降 14.24% ；其中技术交易额 2.44 亿元，下降 11.91% ；单项合同平均成交额85.50万元，比下降9.06%。通过三年统计数据分析内蒙古，技术交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内蒙古引入北京技术项目按技术领域划分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工业生产技术（普通）、能源及交通等三个技术领域。 2.企业和各级管理部门成为内蒙古引入北京技术项目的主要买方。 3.技术服务合同仍是内蒙古引入北京技术项目的主体。 4. 北京企业和科研机构是内蒙项目的最大输出方。 5. 内蒙古的企业和各级管理部门成为北京技术项目的主要购买方。 6. 内蒙古引入北京技术项目单项合同最高金额逐年递增，已达到 7960 万元。 7.呼和浩特地区、包头地区、鄂尔多斯地区是内蒙引入北京项目的主要地区，呼盟和赤峰地区成为引入北京项目的潜在地区。内蒙古赤峰市农村信用社城市中心网络支付体系第三部分关于推动环渤海地区技术合作的思考与建议由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势，全球经济向着区域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倾斜，迫切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建设进一步改革开放，打破原有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以至方式方法，以现代的思维、现代的运做去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 “ 五个统筹 ” 的目标，其中一个就是统筹区域发展。2004年1月5日在北京由五省二市的部分单位领导已就环渤海技术转移的区域合作进行了研讨，研讨只是合作的序曲，合作必然要拉开大幕，唱响主旋律，推向高潮。一、长三角技术中介战略联盟的启示 2004年6月24-25日， “ 2004年东方科技中介论坛暨构建长三角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会 ” 在上海隆重举行。论坛以科技部李学勇副部长的贺信和上海副市长、市科委主任、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的致辞开场，16个主题报告从不同方面论述了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必然性、可行性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各环节的操作经验与建议。会上在《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的基础上，又签署了《长三角技术中介战略联盟》、《长三角技术与资本对接平台》、《长三角技术信息平台》、《推进长三角技术中介发展平台》形成了二联三台合作体系。同时举行了 “ 联合开展长三角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公告 ” 发布仪式。参加长三角东方科技中介论坛活动有以下三点体会。 1.大力促进区域科技、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社会的共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和科技的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逐步建立和有组织地运行，而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约束力逐步弱化，在长三角区域尤为突出。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组织了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把区域科技发展战略列为一大专题，众多专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具有若干不同的认识，研究出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一个统一的看法是：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环渤海区域经济要在全国的经济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率先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统一起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新的增长点。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越来越明朗，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异军突起。 2.长三角区域科技、经济发展合作战略起点高。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非平衡协调发展阶段，长三角提出：要首先协调发展，互通、互联、互动、互利，进一步提升长三角都市圈的竞争力，在全国全面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科技规划的战略思路是：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优化配置，开放集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科学规划，形成特色。科技规划的战略布局是：结合长三角地区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拟构建以上海为轴心，以南京、杭州为两个核心的长三角都市区经济科技发展圈层网络结构。从区域发展的需求出发，整合现有资源，把三地（沪苏浙）建设成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城市。区域内的其他城市，逐步成为长三角区域的技术研究中心、工艺开发中心和创新扩散中心。 3.长三角区域科技、经济发展合作运做实。我们认为长三角区域合作创新的重点在于政府推动，以市场化构筑开放型的网络，以保证信息、资金、人才、成果、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充分流动。运作方式为：组成战略联盟是合作的标志。以上海市科委、江苏省科技厅、浙江省科技厅签署了区域合作联盟协议，联盟在上海设常设秘书处，在南京、杭州设联络处。搭建三个合作平台是合作的体现。以三地专业科技中介机构分别签署合作平台协议。（1）技术信息服务合作平台。目标是：信息服务专业化，信息渠道网络化，信息功能社会化。任务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立项目协作机制；扩大信息合作渠道。（2）技术与资本对接合作平台。目标是：围绕创新体系，加强技术与资本结合。任务是：建立技术与资本对接信息沟通机制；扩大技术与资本对接区域合作渠道；为技术与资本对接寻求项目源。（3）技术经纪人合作平台。目标是：加强三地科技中介机构、人的全面合作。任务是：建立有效的技术经纪人跨地区合作的协调机制；协调三地机构和人资质的相互认可，形成具体规范和程序；鼓励促进经注册的经纪人在异地开展业务。二、环渤海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的思考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域，环渤海地区的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环渤海地区科技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劣势明显。 1.地缘优势突出，地区差距明显。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域的交汇点，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对于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对于解决事关国家稳定的南北和东西差距，从而对我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环渤海地区各地区之间差距过大，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等极度不平横。 2.政治文化背景深厚，市场经济意识缺乏。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重要差距之一，在于文化观念直接导致体制上的僵化，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意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环渤海经济区国有经济比重最高，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强，对企业干预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色彩，由于长期受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影响，人们十分关心政治，集体观念强，但个人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观念不够。 3.资源丰厚，经济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环渤海地区有中国创办最成功的开发区，中国最著名的高科技园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群，中国最密集的智力资源，最雄厚的老工业基地，还有优良的海港、钢铁与能源和广阔的市场腹地。但是经济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偏低，在区域内以2001年为例，北京市人均GDP25523元，但山西仅为5460元，内蒙古仅为6463元。区域外以2002年为例，北京GDP为3000亿元，天津为2000亿元，而上海则已达到5406.8亿元，北京与天津之和仅相当于上海的水平。 4.工农业基础雄厚，没有形成产业链条。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大型钢铁，大型石油化工，机床、汽车、棉毛纺，电子产品等闻名全国。环渤海地区农业发达，耕地面积占全国25%以上，粮食产量占全国23%以上，山东、河北、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和供应基地，内蒙古则是中国最大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但是环渤海地区的资源没有形成有效配置，产业链不能在这一个区域进行有效衔接，原因之一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主导位置，加之“强势政府”自觉不自觉使产业追求“大而全”，区域内产业链残缺。原因之二是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产业发展快，产业定位高，但周边又很低，使产业的传递剃度落差大，甚至形成了产业“悬崖”。 5.城市群落与开放格局形成，区域间要素流动协调弱。环渤海地区拥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落，也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在环渤海地区5800公里的海岸线上，近20个大中城市遥相呼应，数千家大中型企业梯次排开，60多个大小港口星罗棋布，以北京为中心以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向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城市区、工业区、港口区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这里汇集了高等院校近200所，自然科学研究机构800多个，科研人员40多万人，特别是北京有一大批世界知名、全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相比之下，长三角、珠三角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互动很快，区域间互相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而环渤海人、才、物更多的积聚在北京，城际间、区域间流动、服务较差。随着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的加大，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北京的奥运经济注入强大动力，这一区域新的联合态势正在出现。省市政府间的合作步伐在加快， 2000 年内蒙古自治区与北京市签订了两地政府的合作协议； 2004 年天津市与北京市签订了两地科技部门的合作协议。北京市提出“总部经济”，天津市提出多个促进京津地区一体化的建设项目，河北省提出环京津科技发展战略。从国际上看， FDI 在我国已呈现出逐步向北推进的趋势，跨国公司在我国北方战略布局多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总部，天津、山东等周边建立生产基地，这在客观上也将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有关专家预言，环渤海地区将成为牵引中国经济增长和向现代化迈进的新引擎，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增长极”。 2003年北京技术流向环渤海地区技术成交额明显增长。北京共输出技术4834项，成交额36.93亿元，比上年增长14.33%。6省市成交额依次为山东、河北、辽宁、山西、天津、内蒙古。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快速增长，合同数474项，成交额6.63亿元,比上年增长55.12%。技术服务明显增长，并为主要交易形式。信息技术领域仍占主流。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技术合同明显下降。主要应用于交通与通讯事业、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工业发展中。三、建立环渤海技术转移战略联盟的建议综上所述，区域科技经济合作是科技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打造区域技术经济协作体，为环渤海经济区的创建和崛起。为此建议，建立环渤海技术转移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并于2004年10月左右举行签约仪式。（一）联盟宗旨市场引导，持续创新；行业推动，营造环境；整合资源，有效利用；平等互利，协同共进。要互通、互联、互动、互利。联盟即不是政府的附属物，也不是任何一个具体创新主体的代言人，它的职能是促进知识的流动，技术的转移，所以它活动的方式是平等合作，互利多赢。（二）联盟运作 1. 以环渤海地区五省二市技术市场管理部门牵头单位，签署“环渤海技术转移战略联盟协议”，形成联盟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召集联盟联席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每年由五省二市轮值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凝聚本省市技术经纪机构的核心力量，是环渤海技术转移战略联盟实现区域实质合作的地区领头羊。领导小组任务是：制定联盟发展、实施规划；推荐发展联盟成员单位；协调与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关系；沟通联盟成员之间工作。 2. 联盟常设执行机构为秘书处，建议秘书处暂设在北京市技术市场协会。秘书处任务是：落实联盟发展、实施规划；起草联盟各类规则规范；组织联盟共性活动，编辑联动简报；主持联盟日常工作。（三）工作内容与活动方式 1.建立定期交换技术市场统计数据制度。 ①建立技术交易统计分析的交换制度； ②联合发布技术交易信息； ③互相提供专向调查研究报告。 2.组织技术成果转移。 ①整合科技计划项目，了解分析各行业、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寻求供给优势与需求热点，实现一对一的有效服务； ②互相推荐经过筛选，分析的最新科技项目及融资报告，共同建立公用项目数据库，实现技术转移项目检索、查询； ③有针对性地组织、承接各种技术成果推介会、招商引资洽谈会。 3.组织技术转移调研、科技项目评估。 ①组织技术市场相关政策交流、研讨，承接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与科技创新调研。 ②组织技术经纪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的研讨交流活动，逐步实现技术转移过程的标准制定。 ③组建科技成果专家库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工巧匠人才库。 4.技术转移信息平台建立。 ①形成成员网络联接，建立网络公开信息平台。 ②编发联动简报，形成技术转移特色刊物。 5.技术转移队伍建设。 ①开展技术转移机构经验交流会，建立技术转移成功案例库，不断充实完善，使之成为行业经验交流学习的阵地。 ②规范技术转移队伍培训的分层管理，培训大纲、标准、教材、题库实现统一，并创造技术转移队伍高层人才培训联办的品牌效应。 ③组织各类、各地技术市场相关专题讲座。（四）联盟工作进程建议 1.在2004年1月5日研讨会后，参会单位对实施方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经多方征求意见，于7月30日前，完成《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实施方案》修改稿。 2.在8月20日前，通过再次讨论，对《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实施方案》修改稿进行修改确认，形成领导小组。 3.尽快同“环渤海地区合作机制会议”建立联系。 4.在9月30日前，成员单位设立联络员；起草联盟服务公约。 5.在10-11月份，召开成立签约会，宣布联盟成立，公告组织机构，发布服务公约。撰稿：张若然、王奇、林耕;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332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　空间经济学: 热度 3 kerong1996 2011-7-13 14:57; 新城市经济学（New Urban Economics）的形成　　从区域科学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知道，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在该学科里影响深刻，区域科学家的研究对以后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进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进入战后高速增长阶段。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城市中的住房、交通、环境和治安等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六十年代中期，艾萨德的学生、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罗索（W.Alonso）提出城市土地竞租理论（urban land bid-rent theory），为现代城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运用战后渐渐完善形成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分析城市居民和企业布局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行为，揭示了城市空间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该理论的诞生，使得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在解决城市经济问题上大显身手，同时又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显然不同于战前关于城市的经济理论，因此，以阿罗索城市土地竞租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城市经济学在八十年代曾被称为新城市经济学（New Urban Economics，NUE）。　　新城市经济学成功地应用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与微观经济学相似，具有比较严格统一的理论体系。它以关于城市居民和企业布局生活和生产活动的理论为基础，构筑了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又进一步被应用到城市土地、住房、交通、环境、治安以及城市地方政府等范畴，建立了庞大而严谨的学科体系。从一九八七年由Elsevier出版社出版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城市经济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城市经济学的这一特点。　　与新城市经济学的成功相对照，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似乎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Elsevier出版社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区域经济学》，洋洋六百多页，囊括了自区域科学诞生三十多年以来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其中介绍到的一些关于区域经济的经典理论和方法，至今仍然为区域研究工作者广泛运用和钻研。比如，企业空间布局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投入产出分析、区域间相互作用理论等。但是，由于这些理论之间缺乏统一的微观经济学的机制，同时也因为区域经济涉及的层面和因素太多，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这些理论很好地概括起来。这也是国际上至今仍然没有一本以“区域经济学”为名称的权威性专业学术期刊的主要原因之一。　　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的出现　　当然，新城市经济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成就也是相对的。也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城市经济学家和区域科学家们越来越感到新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为什么存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的解答无法令人满意。因为，新城市经济学把城市存在的原因归根于集聚经济效益（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存在，然而，对集聚经济效益的成因却没有提供进一步圆满的解释。这有点像牛顿无法解释最初的力来自何方，而把它归功于上帝一样。九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比较令人满意地解释了集聚经济效益的形成原因，成为空间经济学发展的起点。他把集聚经济效益归结于城市生产活动的多样性。因为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可以带来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增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的集聚，从而引起更多厂商的集聚而形成城市。　　克鲁格曼的论文为城市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使新城市经济学获得了一次新生。然而，克鲁格曼的贡献并没有局限于此。九十年代中，他与日本学者藤田昌久（M.Fujita）和英国学者维纳布尔斯（A.Venables）合作，把他的基本模型又推广到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领域。九十年代末，以克鲁格曼创建的空间集聚经济效益机制为中心，以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宣告诞生。从上述过程可知，无论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还是从涉及的研究范围来看，空间经济学都是关于城市和区域的经济理论的最先进的代表。因此，不少年轻的学者和研究生只知空间经济学而不知八十年代盛行过的新城市经济学，也似乎不难理解。; 1715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现代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热度 2 kerong1996 2011-7-13 14:16; 现代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根据前面关于区域科学、新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发展历史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现代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应该包括这三门学科以及还未形成体系的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以下介绍的这些主要内容中，有些是空间经济学当前最热门的课题，有些则主要来源于新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的研究和积累。（1）关于集聚经济效益的理论该理论主要提供关于国际经济或国民经济为什么会集聚在一小部分国家、地区和城市这一现象的微观经济学的解释。同时，该理论还指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带来诸如交通拥挤和环境破坏等非经济效益，即集聚非经济效益（agglomeration diseconomies）。应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国际经济或国民经济的空间集聚过程和增长发展规律。运用这一理论还可以探讨城市人口是否过于集中、经济规模是否过大、各类城市经济矛盾如何解决等现实问题。（2）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城市中的经济活动是如何在空间分布的问题。其中，最早归纳形成的单一中心空间结构理论认为，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只有一个，主要由企业的总部功能和商业部门构成。除了CBD以外，大部分的城市土地则为城市居民的住房（房产）所使用。八十年代后期，新城市经济学中出现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理论，为现代城市经济中经常出现的副中心和卫星城镇等现象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根据。此外，九十年代诞生的空间经济学为解释多层次性城市体系的形成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尝试。（3）关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经济学中诞生了新古典派经济增长理论。从那时开始，运用该理论分析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层出不穷。该理论在城市和区域经济研究领域中的版本被称为供给主导型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主张有效需求重要性的凯恩斯学派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则被叫做需求主导型经济增长理论。八十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中又出现了强调科学技术进步重要性的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在城市和区域经济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研究前沿之一。（4）关于区域间经济差距和人口移动的理论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增长有快有慢，其结果会导致（城市）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从而引起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城市）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的最大不同是（城市）区域之间人口可以自由移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城市）区域的人口会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区域移动。因此，人口的移动可以带来（城市）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从而促进所有（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些就是关于区域间经济差距和人口移动理论的主要观点。运用这些观点有助于正确思考和处理区域间经济差距和人口移动的现实问题。（5）关于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理论城市和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的不同，决定了管理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也与中央政府有很大区别。因此，关于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理论在区域科学、新城市经济学以及空间经济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公共服务（local public goods）以所管辖的地方居民为消费对象，许多无法限定消费对象的范围，故具有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从而较难控制其供给成本。如何平衡地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是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尽管有溢出效应，一般来说，地方公共服务面向地方居民，其需求结构容易把握，最优供给容易实现，但前提之一是地方政府能够财政自主。用中央集权方式还是用地方分权方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又是该理论中的关键课题之一。期待对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超越综上所述，现代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包含了二次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区域科学、新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等学科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空间经济学关于城市和区域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最为令人满意和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因此成为现代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的最先进的代表。但是，从现代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最先进的理论都会存在缺点，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就空间经济学来说，它虽然成功地把人类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归结于生产活动的多样性，但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多样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诸如这些根本的问题仍然有待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写到这里，笔者想起，空间经济学的另一个常用的名称叫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其含义是想强调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新城市经济学（New Urban Economics，NUE）在九十年代被空间经济学发展和超越了。现在，我们似乎也有理由同时也是应该期待，空间经济学即新经济地理学（NEG）在不久的将来也得到重大的发展和超越。; 1880 次阅读|4 个评论

基于新能源的城市经济转型示范方案: 热度 1 hy517hy 2011-5-27 12:07; 基于新能源的城市经济转型示范方案中国区域经济经历了一轮以土地、矿产等天然经济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后，在许多地区出现了资源枯竭、增速减慢、治理环境污染负担加大等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我党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指明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方向。经论证，确定了“应用新科技，发现新资源，建立新产业”促进区域经济新发展的经济转型原则。首批选择应用新能源农业模块、水热能系统开发、生物液态氢能源（无碳能源）等新科技作为区域经济转型的科技支撑。新能源农业模块指利用国家支持新能源的政策，得到资助与投资建立模块化农业设施。这种设施由新能源（太阳能、水能等）供能，创造一种适合农作物优质、增产的可控环境，彻底转变农业“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新能源农业模块可以作为一种设施出口，与农产品缺乏的国家换取石油、矿产等资源，建立种子、肥料、劳工的稳定市场需求，拓展区域经济的新市场；对城市来讲，可以建房顶农业，空（闲）地农业，为居民提供优质、新鲜的农产品。水热能系统开发指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用热泵或者毛细管蒸发技术提取水中的热能，用于提供舒适的人居环境，或者合适的农作物生长环境。目前，许多地方完成了水势能（水力发电）的系统开发，我们将结合国家鼓励发展水利的政策，将水热能这一新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资本。生物液态氢能源指利用成熟的生物制氢技术，用甘蔗与农作物的废弃物（秸秆、残枝等）通过生物技术转变为无污染的新能源。以往的生物制氢技术的终端产品是气态氢，成本高，应用难。而新型的生物液态氢能源，成本低（低于煤能源），更环保，更安全，可广泛用于民用燃料，工业用能等领域，不但可实现区域经济能源的自给自足，还可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经济产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资源，通过应用新科技，将原来闲置的荒地、贫地，水热能，废弃物转变为产生新能源的新资源，建立一种适合当地区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导区域经济转型的核心力量是市委领导班子，所以，我们重点评选有理想，懂科技，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领导班子。优先选择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方法，实施新战略能力较强的市委书记挂帅，建设区域经济转型示范点。; 个人分类: 象形科学|2606 次阅读|3 个评论

安徽，向右看齐！: 热度 1 huailu49 2011-1-26 09:22; 2006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涉及到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连片的中部省份。随后的几年，中部各省跃跃欲试，都在争取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甚至是“龙头老大”，其中以“武汉经济圈”和“中原城市群”的呼声最高。窃以为中央政府当时未必有撮合中部六省抱团发展、非要从中确立一个“龙头老大”的意图。比如东部地区就一直没有龙头老大，而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箭齐发，近几年又增加了一个“海西”；至于西部地区，更是地域辽阔，也无法抱团。只要考虑到此前先后有“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出台，就不难理解推出“中部崛起”确有“顾及全国，一个都不能少”的因素。关键是为发展水平相近的中部六省量身定制，提供了 36 条政策措施，意在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中部六省从来就没有抱过团：山西属于华北地区，湖南、湖北、河南属于华中（或中南）地区，安徽和江西则属于华东地区。即便在今天，山西依然与“京津冀”走得更近，江西与湖南已加入“泛珠”，尤其是江西，三面逢源：“长三”、“珠三”、“海西” …… 安徽有与东邻抱团的传统。早在汉朝，其三分之一的土地属“徐州”，三分之二的土地属“扬州”。明朝和清朝前期继续与苏沪抱团（同属南直隶和江南省），一度富甲天下的徽商也首选在江浙发展而大获成功；建国后安徽长期与沪苏浙抱团（先后同属于“华东经济协作区”和“ 上海经济区”）。时至今日，不论从国内区域电网、铁路局的划分来看，还是从大军区的划分来看，安徽都是与沪苏浙共处同一个俱乐部的。甚至多数外国驻沪领事馆也将安徽与沪苏浙拉扯在一起。其实说来说去，抱不抱团最终取决于省际发展要素互补的迫切程度、区位特点和交通条件，这些因素往往决定了各省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从 2010 年中部六省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披露的数据来看， 2009 年安徽全年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4640 亿元，是六省中最高的。在安徽所获得的省外资金中，来自长三角的份额多年来一直在 60%-80% 之间波动，这说明安徽与沪苏浙之间发展要素互补的程度相当高。 2010 年 5 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获得国务院的批准。该规划提出“加强泛长三角合作。长三角周边的安徽等地区具有区位、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长三角地区经济联系紧密，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和直接辐射区”。 2010 年 12 月 20 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党政一把手齐聚上海，出席“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会议交流了长三角地区编制“十二五”规划、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及区域经济运行的最新情况。会议强调，三省一市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过程中，要加强与《区域规划》的对接，共同贯彻实施好《区域规划》。综上所述，尽管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安徽与中部其他五省更为接近，六省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加强中，然而安徽经济的主要联系方向多年来一直是东方，安徽与沪苏浙的经济联系远比与中部其他各省密切得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况且经过多年的加速发展，安徽越来越多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已开始直逼东部邻省城市的中上水平，这正是安徽的希望所在。面对首都，安徽，向右看齐！; 个人分类: 区域发展|2765 次阅读|1 个评论

每周经济评论：论合理的中国经济区域结构: lxj6309 2010-12-18 11:28; 昨日（ 12 月 17 日），(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郑备透露，酝酿已久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已于近日获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据认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这是当今中国无可争议地三大增长极。但这三大增长极，无一例外地落户东南（应为东部）沿海。在辽阔的西部，谁将承担起引擎重任，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成渝经济区呼之欲出。面对这些说法，我有些郁闷。中国这么大，岂是这两三个、三四个经济区或增长极可以包含的。我们还有那么大的中原或华中区、东北区呢。西北区和青藏区虽然人口少点，但是国土面积最大啊！他们就永远落后、永远慢速吗？我是一个山西人，常常为山西处于一个夹心区而闷闷不乐。山西曾把自己设想为环渤海经济区的一员，中央曾把山西作为中部崛起的一员，但是，她始终都是一个边缘区。前两天，中央刚批准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试验区设立，但是，山西能从这个名称中获得怎样的真金白银呢 ? 或可能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经济发展为此再落后一二十年。不错，山西是有那么多的煤老板，但是，山西更有大量的贫困区和贫困人口，他们要为以前的资源过度开发付出沉重的代价，能得到补偿吗？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人口等于三个欧盟或四个多美国的大国。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但是，如果由于区域战略失误造成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那对于国家的稳定是没有好处的。这里的稳定不仅是政治的，而且包括经济的。如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一样，如果内部发生经济滑坡，东部的骤然降速会严重殃及西部。那时，东部或许只是白馍变黒馍，而西部就可能饿肚子。所以，我国的区域政策应该是为每一个区域建立牢固可靠的基础经济，这就是，即使在经济危机时，这些经济单位也能照常运转，从而保障基本的经济运行所需的供给，保障充分的就业比例。当我们国家的经济成为一个成熟平稳的经济体时，各个区域应实现基本均衡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我国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0000 美元，十年后必超 20000 美元，那么，那些落后地区呢？所以，我国的发展中地区今后 10 年的 GDP 增长速度平均超过 10% 是完全合理的，而发达地区则可能降为 8% 左右。如果以增长速度来定义增长极的话，那么从可能性和合理性上考虑，未来 10 年，川渝、华中（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和东北绝对应该是我国新的增长极。云贵桂组成的西南区也是一个增长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该惠及这个地区。西北和青藏区的发展速度可能也超过 10% ，只是由于人口较少，从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来说较低。河北作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最大组成部分，有可能使京津冀成为一个有效增长极。除山西外，我国区域经济还有其他三个夹心区，这就是安徽、江西、和贵州。安徽和江西处于华东的西边缘，贵州处于西南区的北边缘。这些夹心区在百舸争流的区域发展中经常会被无意地遗忘或轻视。这是造成他们越来越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版图的合理规划需要中央的大智慧！; 个人分类: 每周经济评论|377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专访：让技术转移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lgjszy 2010-9-28 15:31;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发表时间：2008年4月7日经本人审阅）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时间： 2008-4-6 21:13:59 -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84622318711204965.html 作者：郑金武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通过促进技术转移来催化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也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和主流之一。针对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近日，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北京技术市场协会秘书长、北京经纪人协会副理事长、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秘书长林耕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加快制定确立我国的区域技术转移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技术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技术转移理论的首次使用，就是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林耕介绍说，技术转移理论最初作为解决南北问题的重要战略，是在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早期，技术转移还是无意识行为，是发达国家打破南北僵局的策略工具。而今，技术转移己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同行业、不同规膜企业、研究机构及政府都关注并参与的战略性选择。当前，技术转移正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美国的一项关于技术转移的研究发现，通过技术转移，企业平均收益为55％；而通过自行研究开发，企业平均收益仅为22％。这说明从汽业发展及其经济绩效来看，技术转移的作用与研究开发的作用一样重要。 "发达国家经验证明，技术转移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林耕说:"技术转移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变成现实生产力并实现其经济价值的根本途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加速技术进步、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林耕指出，在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的今天，应审时度势，确立国家技术转移战略，这对于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全面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技术转移可以成为不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中介组织等各个创新主体都参与的发展战略。而今，通过促进技术转移来催化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和主流之一。"应加快制定确立区域技术转移战略。"林耕说，区域技术转移战略，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径。在实施技术转移战略过程中，政府应起主导推动作用。例如目前的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正在政府的主导推动下，建立了一种区域技术转移合作机制，促进了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发展。北京技术辐射全国为促进北京技术市场繁荣发展，发挥首都科技资源最大效能，近年来北京市开展大量工作，推动北京技术流向全国。"北京技术市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交易市场，对全国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林耕说。据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的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北京技术市场有近50％的科技成果向全国辐射，从吸纳北京技术的区域分布看，北京技术几乎辐射到全国所有省市。在吸纳北京技术排名前10名的省市中，来自发达地区的省市占据半数以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吸纳北京技术成交额占北京向外省市输出技术成交总额30％以上。 2007 年，河北省吸纳北京技术量跃居全国第一，吸纳北京技术1814项，成交额63.97亿元，比上年增长近2.5倍；山西省跃居第二，吸纳北京技术946 项，成交额31.97亿元，增长71.92％。此外，近年来内蒙古等北京周边地区对首都的技术需求表现出成倍的增长。而回头来看，从2001年至2007年，北京技术流向外省市的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十五"期间，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外，北京周边地区对北京的技术需求成倍增长，内蒙古自治区吸纳北京技术成交额逐年递增，2005年首次进入吸纳北京技术前三名行列。此外，经济增长较快地区对北京技术也表现出较强需求，"十五"期间，云南省吸纳北京技术成交额逐年递增，2005年首次进入吸纳北京技术前十名行列。林耕说，北京技术向全国辐射，对全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产生了重要作用。据介绍，2002年至2004年，从北京技术主要流向的领域看，先进制造领域、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领域合同成交额年平均增长幅度为56.71％和45.79％，其中，冶金、石化、煤炭、铁路等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服务的项目占有很大比例。如冶金行业，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钢板连续热镀锌项目"，先后转让济钢等数十家企业，加快了一些地区冶金产业的技术改造，提升了冶金产业的技术水平，给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了行业的技术进步。环渤海地区技术合作成果显著成立于2005年4月，由北京联手河北、天津、内蒙古、辽宁、山东等7省市区共同发起成立的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主要围绕技术转移、信息交换、人才培养等开展全面合作。其宗旨是发挥区域优势，共享科技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从而促进环渤海地区科技经济的发展. 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建立两年来，有利地推动了区域内经济技术的合作，为构建区域产业链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林耕介绍，2001年至2007年，环渤海地区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量保持稳步增长，7年共输出技术564737项，年平均增长速度5.23％；年共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4524.96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24.23％。2007年环渤海地区输出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突破1000亿元，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突破50％。与此同时，2001年至2007年，环渤海地区各省市间技术交易也稳步增长，共实现技术合同434647项，成交额2798.90亿元，占环渤海地区技术交易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为61.85％。 2007年环渤海地区各省市间技术交易快速增长，成交额突破600亿元，实现技术合同60672项，比上年增长1.61％，占环渤海地区技术交易合同总数的比重为71.40％。环渤海技术转移联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关键在于联盟在强化政府对技术市场主体的服务功能和引导功能、创新区域间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丰富科技管理与公共科技服务工作内涵等方面取得了共识。林耕建议说，今后我国在制订区域技术转移战略时，也应积极建立区域间工作联系机制，搭建区域间工作合作平台。政府应积极组织推动，建立区域技术转移联盟、产学研办公室、技术转移合作中心等。区域间技术转移，还应联合调研重点技术项目，相互了解技术需求，从而制定区域间技术转移计划。林耕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区域间的技术转移合作只有本着互利互惠、平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才能真正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3316 次阅读|0 个评论

为什么河南人会一度挨骂（补充）: 王铮 2010-1-21 08:56; 河南人挨骂大抵是十年前的事， 2005 年后就基本结束了，烟销灰灭；如果不是最近有人在科学网重提这个话题，我的记忆也淡漠了。淡漠不是忘记，既然这个伤疤被揭露出来，我想我们不如勇敢地正视这段或多或少让河南人遭受了压力的历史。 2001 年我曾经在河南大学讲过，河南人挨骂是河南经济就要振兴的表现。回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骂三州产品，温州、福州、广州产品被骂作了假，三州产品是三假产品，当时从海外的确传来了假产品，比如当时的独钻表，只有一颗轴承用的是钻石，独钻表用的品牌是名牌，冒充名牌从来是骗子的伎俩，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裘千丈要冒充自己英武弟弟的裘千仞一样，如双狮、西铁城，人们迷信名牌的错误心理导致把裘千仞的本事一股脑放在裘千仞的兄弟的身上。后来才发现上当受骗，大家辛辛苦苦挣得钱被骗走。温州人被骂，也是最早觉悟者，最早重视质量的，很快把自己落后经济搞上去了，温州人在全世界成了中国人的骄傲。于是三州产品变成了杭州、福州和广州的，杭州，这个风景如画却工业落后的省城要积累资本了。这大约是 1980 年代末期。温州产品为什么会变化，因为他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残酷的，这是温州的宿命，当时温州、福州在得不到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投资，小资本要突出重围，只能投机取巧。偏偏海外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诚意来了些造假名牌的裘千丈，利用了他们。到了 1990 年代末期，三州地区已经发达了，产品质量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当时优先开发东部的区域政策作用下，中部经济一步一步衰退了，或者说停止了。中部怎么突围，河南人的文化是聚落文化，一个村子一起努力，人民公社就是例子，所以他们要当董存瑞。在中部地区，河南地区最早实现民间资本聚集的，聚集的资本模仿生产东部产品，可是在东部压力下产品竞争力弱，只有学老三州产品的路子，结果就冒出了不少仿照产品或者说假牌子，资本积累的艰难呀，技术的学习也是艰难的，河南人民像当年花园口决堤一样背井离乡走珠三角，走长三角，忍辱负重学来了技术，学来了经营经验，河南产品在中国登台了虽然还有些丑陋。当时骂河南人的故事，最初是从珠江三角洲出现的，因为河南产品挑战了已经有了市场的质量上乘但成本提高了的新三州产品，另外当时河南一个领导人风尘仆仆地调到广州，出手打击了黑势力，黑势力为了维持既得利益，趁机利用民间情绪影射攻击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当时有些丑化河南人形形色色故事中，或多或少把这个领导人编了进去。 2005 年时，中央开始推行中部崛起的政策，河南以及中部其他地区得到了投资，不需要在困境中积累资本了，而且河南的民间资本也有了一定的积累，这时河南产品上了台阶，海外来的裘千丈也不能利用河南人了，河南出现了专业化村，专业生产家具、乐器之类的村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路线出现了，这样河南人为这个经济做出了新的贡献，结果骂河南人的风头过去了，虽然不时还有些余风。河南人带有冒险的辛酸经历告诉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搞区域歧视会带来社会、文化的创伤。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产品一直没有被骂过，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大儿子，政府一直支持，自己也一直勤勤恳恳，更重要的是上海产品立足本土创新，坚持自己的质量文化传统，不卑不亢，对商业围攻者不理睬，鄙视商业裘千丈之流的围攻，不理睬西铁城，造自己的上海牌，结果得到了市场的信任，因此他成为了中国最有资格举办世博会的城市。山东是区域发展的另一种类型。最初，山东它利用自己的特殊区位，磕磕碰碰地发展了面向日韩的农业，蔬菜地里掘得了第一桶金，而不用走浙江、福建和河南的资本积累的艰难道路。起飞了的山东接着又接受了日本、韩国的产业转移，于是齐鲁大地有了新的发展。可惜物极必反，山东因为医药产业的发展，环境被破坏；山东因为钢铁行业的发展，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因此我倒希望山东人被洋鬼子和假洋鬼子骂一骂，被骂，就说明山东人就节能减排问题向外国老板提出自己的环境诉求；被骂，说明山东人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利益为人类的共同责任提出自己的正义主张。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学术小插曲。 2003 年，在武汉召开学术年会，当时的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郭来喜教授要求大会发言，受到大会组织者阻止，因为郭教授不是官员了，也不是院士、千人，郭教授反复坚持，得到了学会秘书长等的支持，在一个闹嚷嚷的会场中，郭来喜做了讲演，题目是《中部崛起的必要性》。当时有人认为与中央唱反调，有个海龟还认为他的发言与国际前沿不一致。郭后来彻底退休了，不过他当初在宣讲他离经叛道的观点，有点像当年发现和氏璧的那个河南佬。两年以后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得到了投资和优惠政策，河南人不用背骂名了， 2009 年的经济危机，如果没有中部地区砥柱中流，中国的经济不会回复。郭的观点，没有写出 SCI ，甚至没有写成 CSCD ，但是他的意见比 SCI 重要，所以我说 SCI 只能代表科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是那些没有 SCI 的科学家也有不少为中国做出了贡献的。郭来喜教授是河南人，早年留学苏联，他在 1966 年初的腥风血雨中回国，没有高薪，只有热忱，他是河南人民的骄傲；可惜我不知道有没有个莫斯科大学的姑娘爱着他。;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9712 次阅读|1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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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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