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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美国有机农民和孟山都的专利诉讼: liuxuxia126 2013-9-16 08:49; 最近由73个由有机农民和非转基因种植农民组成的集体诉讼，就和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专利纠纷，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因为下级法院已以原告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由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在美国的迅速普及，据报道其占有美国农场2011年的34%份额，2012年已上升到49%的市场份额，引起了美国有机农民和非转基因种植农民的不安。由于之前有孟山都告诉诉其他农民侵犯其转基因种子的专利诉讼获胜的案例，不少有机农民和非转基因农民担心，如此广泛的种植面积，如果因转基因种子污染，有机农民和非转基因种植农民也会陷于孟山都的专利侵权诉讼。以有机农民和非转基因农民组成的原告组，虽然在诉讼请求和理由中，也列举了孟山都转基因种子种植带来的可能的坏处：超级杂草，转基因种子污染，可能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并以该转基因种子专利不具备“实用性”为由，请求宣告该专利无效。但其最终请求法院裁决的要求却是：如果有机和非转基因产品种植农民遭受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污染，不必陷入专利侵权。按照知识产权法学的专门术语，其实本案提起的是一个确认不侵权之诉。虽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在美国已经占有非常大的面积，但即使如此，也有农民从自身利益考虑反对这项技术。反对者的理由，有些虽然和国内常见的理由相似，但其思路却是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该问题。专利的无效宣告虽然是专利侵权诉讼或确认不侵权诉讼的“釜底抽薪”之计，但其使用的前提却应基于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诉讼的原告必须是适格的原告。依照我国诉讼法的规定，应该是和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诉权的人，即使提起诉讼，最终也可能得到败诉或者驳回起诉的结果。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之诉，以往常见的往往是有竞争关系的市场主体作为两造，因为产品和服务容易混淆，一方担心另一方利用专利侵权诉讼的利器，而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事先排除拥有专利权的一方滥用诉权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所提起诉讼。之前美国的地方法院也有因有机和非转基因种植农民因担心转基因甜菜开花导致基因漂移而起诉，要求禁止种植转基因甜菜的案例报道（ http://group.sciencenet.cn/blog-421287-363933.html ），但其最终做出的却是一个很有趣的判决：“在完成新的环境影响评价前禁止开花”。对于美国最高法院会如何做出最终判决，将继续关注。但就我的理解而言，在提出确实的污染证据之后，不如直接提起普通的侵权诉讼（物权侵权）或环境侵权诉讼，可能更容易得到支持。但在污染尚未发生之时，是否能就此扩大“确认不侵权的专利诉讼”的受案范围，美国的法院的判决，也可以给我们启示。; 个人分类: 转基因相关|3926 次阅读|0 个评论

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中国如果没有核心基因是很麻烦的: 热度 1 蒋高明 2011-8-18 23:28; 蒋高明关于转基因核心技术，中国一位权威玉米育种专家认为：转基因品种产业化，中国企业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国内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核心技术、核心基因不是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研发单位宣称转基因玉米种子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企业都会说自己的好话。转基因核心专利问题涉及转基因商业化生产的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有关方面如想消除社会上的“误解或猜测”，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要有懂行的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鉴定并向公众公开，让大家吃颗定心丸。可借鉴国外及联合国系统内常用的办法：成立一个由独立的、跨学科的、全国性的专家和知名人士组成的专设委员会；委之以全面审查和转基因科技政策有关的问题，并就引起民众关切的问题与民众沟通。为了加强委员会的独立、公正和广泛的代表性，可考虑遴选台湾、香港和海外华裔最有声望的专家参与共襄其事。我们必须明确中国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在多大程度上是“拥有自主产权的”：是百分之百拥有？百分之七十五拥有？百分之五十拥有？还是百分之二十五拥有？这几个百分数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华中农业大学是花的国家的科研经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成果应当是国家的，是为中国服务的，应当回报社会，不能成为个人或者单位的私有财产。孟山都可以有自己的专利，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因此，他们还必须收回他们的钱，还要赚到钱。这就是两者的区别。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但据绿色和平国际组织透露：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最主要的3项转基因水稻品种—— Bt、CpTI和CpTI/Bt，均涉及多个国外公司和研究机构所拥有的专利。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至12项国外专利；转基因CpTI水稻涉及至少5至7项国外专利；转基因CpTI/Bt水稻涉及至少10至11项国外专利。所涉及的国外专利持有人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德国拜耳公司等。一旦我国转基因水稻被批准商业化生产，这些跨国公司就会通过控制拥有专利权的转基因技术进而对我国的水稻生产造成巨大影响。针对上述质疑，华中农业大学对媒体回应道：“我校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受我国专利法等相关法律保护。一些人以为我们使用了多项国外合法有效专利，是一种误解或猜测。” 是猜测还是误解？消除猜测或者误解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拿出专利来让行家看看就知道了。在转基因专利问题上，到底有多少是中国人说了算呢？这个问题只有转基因专家心里最清楚。遗憾的是他们不肯将真相公布于众，告诉公众的只是一些不完整的信息，或者对他们有利的信息。然而，最近发生的戏剧化的事件给这个谜又增加了新的成分。中国著名玉米专家李登海的一席话能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来：转基因种子，中国仅掌握1%的专利! 事情是这样的。在前不久科技部一次种业座谈会上，李登海通过登海种业公司总经理李晓霞转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国率先放开转基因种子商品化，将引起很多不可预计的后果。我国大型作物转基因研究基础很薄弱，拥有的合法基因很少，99%以上专利被国外控制。李登海是与袁隆平齐名的育种专家，是玉米界的真正育种权威，也是一个正直的山东汉子。美国先锋种业公司想尽各种办法攻破他。李登海坚持在中国问题上，中国必须拥有话语权，与美国先锋合作可以，但必须占有51%的股份。这样的条件使谈判进行的了6年。2002年，李登海出访美国考察时，先锋公司为他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憾的是，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种植就在李登海的家门口——山东种植，而这次挑战他的不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的转基因专家。据了解，中国农业科学院范云六院士等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和奥瑞金公司，是本次中国转基因政策提速的推手。在2009年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前，决策部门曾几次召集包括范云六在内的多名科学家、企业家座谈，听取推进转基因水稻、玉米产业化的建议。作为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独家供应商，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参加了座谈会。会上，韩庚辰介绍了植酸酶玉米的好处，并表示最晚能在2012年内将该品种投入商用。座谈会后不久，中国首次为转基因主粮颁发了安全证书。非常奇怪的是，这次批准的转基因玉米既不抗虫，又不抗病，也不能提高玉米产量，而唯一的好处是植酸酶玉米能令生猪消化更多的磷，从而减少来自动物粪便的污染。转基因技术专家连猪的消化都管了，这样的科技真是了不起！一个是要人吃的大米，一个是要猪好好消化的玉米，两个转基因作物，就这样批准了安全证书。而其中涉及的转基因专利，中国人并不完全拥有，甚至仅拥有了可怜的1%。如此大胆推广转基因主粮，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生物安全首席专家薛达元介绍：一个课题组乃至一个国家取得一项技术的成功，可能使用了国外的许多相关技术，就转基因而言，一个转基因作物的成功研究，可能涉及30多个专利技术，而这些技术可能由多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人员或公司所拥有。目前，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并不多，有些转基因研究确实使用了其他国家和国外大公司研究机构所提供的基因材料。　　华中农业大学因为与孟山都多有合作，其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自主知识产权也被怀疑者打上了问号。孟山都公司方面披露，2009年下半年在华中农业大学设立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鼓励该校学生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同时与华中农业大学结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新基因的探索上合作。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研发的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在2009年11月孟山都北京生物科技研发中心落成时表示：“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加速新技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在吃饭问题上，必须要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不能受制于人。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一书中透露：“孟山都以转基因大豆种子为平台掌控了整个阿根廷大豆种子市场。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后来发展到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完全控制了该国的大豆生产，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径是与阿根廷的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支付使用费。这种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除了造成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4倍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让阿根廷很难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玉米育种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农民怕麻烦，图省事，愿意用转基因种子。孟山都通过转基因大豆种子，控制了阿根廷的大豆种子市场，除了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阿根廷很难获得其他大豆种子，转基因玉米种子也面临这个威胁。中国市场推广转基因玉米种子，将来杂交玉米种子可能就会失去立足之地。　　转基因研究要不要搞？肯定要搞，然而现在的现实是太分散了，甚至是市级的农科所也搞转基因，他们哪里来的基础？只会花钱买人家的基因。这不是转基因技术研究，而是转基因技术贩卖。很多科研院所各自做一块，并且很多科研单位有自己的经济利益，申报项目把将来的效果说得如何如何好，实际上很难实现宣称要达到的水平，难以获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作物。因此，笔者宁愿相信育种专家李登海的“中国转基因作物仅拥有1%的专利”，而不相信华中农业大学信誓旦旦的保证。;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1954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南方周末》转基因水稻：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 蒋高明 2010-1-30 11:43; 　　南方周未记者刘鉴强 2009年12月3日 http://science.aweb.com.cn/2009/12/3/359200912031015100.html 　　　　 12月1日，国家农业部的一个会议静悄悄地结束。官方没有公布会议内容，与会者也三缄其口。但股民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二天，一支名为丰乐种业的股票涨停。有人要发财了。一位业内人士说。刺激股民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丰乐种业，被有些股民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中国是否能在近期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这个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上，组成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50余位科学家和农业部的官员，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　　　　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中国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世界将为之震动。一位长期关注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说。据本报得到的独家消息，在会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现在，会议结果已上报农业部。　　　　正在此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本报独家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有无健康风险：一个愚蠢的问题？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而黄季?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而12月1日，在北京，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回答：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贾士荣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他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他举了个例子：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与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一样，喜欢用这样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达元研究员也不同意贾士荣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但贾士荣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批准时，中国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但是，作为反对派的薛达元有不同的结论。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不会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薛达元强调，他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更重视风险评估。安全和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他发出疑问。　　商业化生产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就反复强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农药施用量减少，环境也能得到改善。种植转基因水稻符合国家利益，是转基因科学家们的一致说法。　　　　但反对派们则把目光透视到了这些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身后，甚至他们的钱袋。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就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并得到好处。二、许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现在全球只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就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绿色和平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在前几年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已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绿色和平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推动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国际大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能打开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既然你们能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包括农业大国印度，也将对美国门户大开。　　　　9月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说：有很多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这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有大的利益集团，方方面面在影响它。因此，这本来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局面，令国家决策层都在关注它。　　科学家的角色冲突？　　　　　　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　　　　施鹏翔认为，12月2日丰乐种业的飞速涨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公告：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施鹏翔说。　　　　这样的范例在中国已存在。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一位创世纪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报，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最近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来看，即400万元。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说。　　　　在此之前，郭三堆曾经批评绿色和平：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　　　　而现在，绿色和平批评转基因科学家们：他们关心的并非只是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也许，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钱包。　　　　绿色和平在调查中，还发现了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大力呼吁转基因水稻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其夫人是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所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　　　　如果黄季焜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贾士荣是受益者之一。黄的夫人及其本人是否得益，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对此，黄季焜告诉本报，他的大部分支持转基因的文章写于1999年至2001年，而他的夫人是2001年才参与那家公司。　　　　而一位科学家则回忆说，黄的很多有影响的鼓吹转基因的文章，是2001年以后才发表的。这与黄的说法有出入。　　　　绿色和平为了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非常可笑。黄季焜说。　　　　黄季焜说，他还曾专门提交报告，提出创世纪这样的公司不应该如此运作：科学家创立公司，又是科学家，又有商业利益，是不好的。　　　　对此观点，绿色和平完全同意，可是，施鹏翔说：按照这个逻辑，黄的妻子是不是也应该避嫌？　　　　而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　　　　而且，他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委托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来做环境影响评估。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贾士荣与彭于发是多年的研究伙伴。贾士荣对本报说，他与彭于发的确一起写过文章，反驳绿色和平的转基因作物将污染环境的说法。这有什么错？他问。　　　　他情绪激烈地反驳说：这是绿色和平在找碴子。我虽然是安委会成员，但我回避，不参加讨论。再说，我能有什么私利？　　　　施鹏翔则提出疑问：在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如果转基因科学家能保证说，第一，不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种子高价卖给农民。第二，不会把专利高价卖给企业，不会在向农民出售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收取专利费，那么，绿色和平无话可说。　　　　绿色和平之所以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技术会被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但是，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基本上属于国家，与国外不同。然而，贾士荣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其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12月8日，贾士荣告诉本报，他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贾士荣的转基因水稻得到批准，美国人将来会不会对中国农民收取专利费用？12月8日，在本报对贾士荣的电话采访中，贾士荣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说：那是商业化推广，具体再谈。　　　　中国的科学家在此之前经常进行民族主义表达，说发展本国的转基因技术，会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　　　　而绿色和平否定这种说法。施鹏翔说：那些科学家们自己也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孟山都。从转基因棉花的例子来看，他们要是变成了中国的孟山都，一样会垄断种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与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差别。　　　　而且，他说：中国的状况会比孟山都更坏。因为国外的大公司是用自己的钱研发的。而我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研发出来的产品却被科学家排他性地垄断。最后，公众的钱，变成了私人的利益。　　　　绿色和平提出，转基因水稻在科学上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管理上又有很多漏洞，作为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家，对科学负责的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　　　　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　　　　　　一位科学家告诉本报，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结果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别人不懂！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本报在采访中，找到的安委会中的食品安全专家，大部分都不愿说话。有位环保专家告诉本报，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然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那些人想早一点，现在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了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但是，他认为，好在农业部的管理人员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　　　　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施鹏翔说：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我们要的是知情制度，而不是全民公决。　　　　施鹏翔认为，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　　　　12月7日，主管此项工作的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这个会议的结果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贾士荣的抗病转基因水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12月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稻科学家告诉本报：对于白叶枯病，传统育种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未可知风险的转基因技术？　　　　据本报得到的内部消息，这个会议的大部分人员支持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但这不是最后的决定，仍需经过部级联席会议的讨论。他们将决定，中国人是否在世界上第一个吃上转基因大米。　　;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2627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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