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定宜庄采写的《最后的记忆》采访了16位旗人的女性后裔，这本书虽然写成十多年了，但是其历史观仍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口述史。她在前言部分写的很清楚，过去人们研究满族，研究旗人，都把焦点集中在皇族身上，集中在爱新觉罗氏身上。但是在实际上，作为最后统治中国封建王朝的少数民族，其历史是相当丰富的，而且，这段历史并不只是由少数人来写的，在这个族群中，最大多数的是那些处于中下层的人们。 从这部书，我不仅知道了清代八旗有满洲八旗，还有蒙古八旗，还有汉军八旗。所以所谓旗人，并不必然指谓满族。另外，我也知道了，在满族人当中，除了大多数已经入旗的之外，还有很少一部分人拒绝入旗，这些人人数很少，是八旗之外的满族。另外，我也知道了在今天北四环西路和西四环北路，当年都是清朝驻军的军营，像典型的火器营，蓝靛厂一带，直到香山一带。从地名上看，就有厢红旗（本来应做镶红旗）、正蓝旗等。今天的西郊机场，就是当年清兵的操练场，日本占领北京后才把它改为机场。 从这些旗人妇女的口述中，我们看到了解满族这个民族的很多特性。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般比汉族要高一些。旗人不缠足即是一例。而且旗人对女孩的出嫁很重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家，不会轻易把姑娘嫁出去，宁可在家养到二十八九岁，有的甚至到三十多岁。并不会因此就有所谓“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这样的说法。旗人女性很能干，比旗人男性更有担当。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很多吃皇粮铁杆庄稼的男人们找不到事做，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因为原来就会提笼架鸟。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她们为了养一大家子人，什么活都肯干，甚至有的男人都干不动的扛大包的活，有的女性也能干下来。 民国时期，由于对满族与旗人的歧视，很多满族旗人不敢说自己的民族是满族，就改为汉族。这一改到了解放之后，也没再改回来。可能文革后，有些人恢复了满族，但也有些人无所谓，就这样下去了。只是我们现在对于满族和旗人的文化，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像满语，几乎已近失传，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无论我们会说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之后如何腐败，如何割地赔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满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疆土的扩大与稳固，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相互之间的团结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年满蒙一家，蒙藏一家这样的观念，都为中华民族今天的团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当年同盟会所谓“驱逐鞑虏”的口号，虽然也有振兴中华的含义，但毕竟对民族团结是有害的，在民族观念上是狭隘的。 定宜庄把口述史的关注点放在普通人的身上，这一点很难能可贵。关于历史究竟是大人物写的还是小人物写的，虽然在咱们这个至少在旗帜上还是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国家里，在理论上似乎不是问题，但在学术界的现实中，这其实仍然还是个问题。小人物是无足轻重的，大人物才是举足轻重的，这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在实际上，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些所谓不证自明的东西真的就那么一目了然。 当年学外语时，有一个句子，表达了英语中字母拼写的某种对称。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据说这说的是拿破仑。拿破仑在带领他的士兵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 有位名人说，如果没有拿破仑身后的那一群士兵，拿破仑就只能被意大利人赶走或抓住。 过去的历史太注重大人物了，这样的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没有普通人的生活，没有普通人的生产和繁衍，历史根本就无法延续下来。这本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可是我们很多人就是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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