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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兄回忆录《冷暖人生》第五章“回乡磨砺”: fqng1008 2020-3-23 11:47; 按：挑选柯新桥兄《冷暖人生》部分章节发表于此，展示一个中医人的生命轨迹，也再现了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烙印：第五章回乡磨砺 1974年2月16日至10月4日，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味、怀念和铭记的一段时光。因为在回到故乡的这短暂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使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生活磨练，承受了亲人离去的心酸与痛苦，体验了人世间什么是大爱与善美，感受了人生中从 “炼狱”到“天堂”般的履历迭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的深刻道理，为我日后从事中医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生活基础。她将使我终身难忘，她更使我终身受益。应该说，五年的军旅生涯，五年人生旅途的起起伏伏，使我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对待问题、为人处世诸多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有些方面显得比较 “成熟”。当时我认真地分析了眼前所处的环境，虽然农村条件艰苦，虽然自身的家庭（背境）状况太差，虽然当下安排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自身的前途，为了能有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能沉沦下去，而必须振作起来。那时我真的是时常用前苏联著名战斗英雄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至理名言来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畏艰险的人们，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时常告诫自己：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儿时那么艰难的生活环境都能一路走来，当兵初期那么恶劣的生存条件都能迎刃而解，而现时无论是个人阅历还是生存环境较之过去均有了明显的提升与改善，既然如此，那又有什么样的“坎”过不去的呢？近两年的退伍兵都在农村，同大队的咏民（回来后当民兵连长）、细泳、西川（均早我一年回来）全都在当农民，我又为什么不能？更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因此，无论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我都必须勇敢的去面对。一、 2月16号到家后，我仅休息了一天，18号一大早，即开始走亲访友。湖北的早春二月气候是十分寒冷的。记得那天风雪交加，我骑上从细舅那里借来的自行车，第一站到达横山的小巷大队、本公社的东港大队等地，将潘忠平、严和平、汪正国等战友所携带的白糖、肥皂、天麻（名贵药材）、五粮液酒等物品送到他们的亲人手中；随后又分途去看望了居住在柯营的祖母、伯父伯母，远在泽林的姑妈、下家湖的细姨与堂舅、七里界的 “干爷”及维珍兄（一位我少年时期要好的兄长和朋友，近年来我们仍在通过多种方式经常联系）。我小的时候经常居住在泽林，姑妈对我疼爱有加，二位表兄（大表哥方水清、二表哥方国民）和表嫂也待我不薄；当我到达姑妈家时，方才得知在短暂的两年之内，水清、国民兄均因患癌症而不幸去世了；姑妈一见到我，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二位表嫂在一旁暗自落泪。为了安慰她老人家，我特意托人从水路上将她接来吴家墩居住了一些时日。老人家向来敬重我的母亲，二人情深胜过姐妹，那段时间，因有我父母亲细心照料，时时宽慰，姑妈沉痛的心情缓和了许多。退伍还乡后走亲访友，我总共只用了四、五天时间。为了尽快适应农村生产队的生活节奏，学会农家的各种农活，回家先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即开始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了。 70年代是农村走“集体所有制道路”最为“火红”的时代。那时的领导干部常常深入到农业第一线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可谓“同甘共苦”。公社党委书记李汉永（一位50多岁，为人坦诚、友善的中年长者，我的第三位恩人）和党委委员袁华松（同样有恩于我，甚至可以说没有华松就没有我的今天）均住在我们村农民家里。我当时之所以急于参加生产劳动，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我家在农村属于条件较差的农户，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妹妹细容又在初中读书，在我从军的这几年内，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家里完全靠母亲她老人家争工分来维持生计，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减轻家中的生活负担；其二，虽然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小时候也经常参加劳动，但所做的均是些简单的农活如栽秧、收割之类，技术“含金量”不高，希望较快地熟悉基本农活的操作方法；其三，我的体质向来比较单薄，在部队几年间从事卫生员工作，相对而言单纯而轻松，希望早点通过农家各种不同强度的体力劳动使身体得到锻炼；其四，早春的农活是比较轻松的，而所得工分与农忙时高强度体力劳动差别不是太大（一个工作日10分），因此打算趁农闲时早点“出工”（即农村社员、现称农民在田地间劳动的俗称），尔后大忙时实在承受不了再休息也不迟；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能吃得苦是我自幼养成的一种良好习惯，无论是儿时还是当兵期间我从来都是如此，藉此希望通过自己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以获得公社及大队领导们的认可。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为我日后的人生道路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同样可以这样说，没有退伍回乡那段时光的勤劳与奋斗，也就没有我柯新桥的今天（虽然这一生并没有取得惊天动地的业绩）。 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到家乡的第6天（2月22号），风雪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太阳照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田地间的凌冰逐步解冻了。那天下午，“政治队长”汪合喜（相当于一把手。此外还有一“生产队长”，由我的同学杨先国担任）即在小队广播室里通知大家去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地名叫“九股”的地方修挖水沟，那是新年以后的第一次生产劳动。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即扛着铁锹，随着“出工”的人群向田间走去。不料大家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儿时的伙伴金树、大泳调侃道：“怎么？新桥一回家就出来挣工分？”（因为按照当时退伍兵回乡的一般习俗，至少要在家休息个十天半月甚至数月才参加劳动的）。我则报以微笑：“多年没做农活了，趁着这不太忙的时节，锻炼锻炼。”当天的主要生产任务是在一片田与地交界处修挖水沟，由于是刚刚“开工”，队长分配给每人长度约5米的挖土任务；我几乎是最后一个安排的，“合喜叔”（我们对汪合喜队长的敬称）挑选了一段不足3米、地段干燥、易于修挖的地方。并说道：“你先试试看，干不完时我们来帮助你”。水沟开挖的要求是宽约1米，深约1.2米，并以挖出的泥土作为沟渠两侧的堤坝。那天下午大约有40多位男劳动力参加作业。到底是多年未曾参加农村生产劳动的缘故，不到两、三个小时，绝大多数人员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按照要求顺利完工；而我近3米长的沟渠才刚刚完成一半，且质量还不达标。农村人往往是比较朴实的，两位队长及提前完工的儿时朋友们见我尚未完成任务，马上赶过来帮忙，不到几分钟就将所剩余的沟渠开挖通畅。使我深受感动。第二天仍旧继续相同的劳动；其间我认真学习他人的劳作方法，几天下来双手打满了血泡，也默不作声。自此以后，我每天都跟着男劳动力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可以说从未耽搁一天半天。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部队卫生兵而农民的角色转换，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毫无休止的劳作，使我的心情又渐渐变得郁闷起来，眼下渺茫的生活前途却无处向人诉说（包括我的亲人），只有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并希望通过这种不停地劳动方式来淡忘，来加以解脱。回乡之初的那种少有的“雄心壮志”又慢慢地淡漠了许多。二、多年的部队生活，突然回到乡村，显得非常地不适应；此时苦闷的我更是十分想念远在四川铁路战线上的战友们。每到夜深人静，我即静静地坐在混浊的灯光下，不停地给战友们写信，诉说自己心中的抑郁和思念之情。记得我与卫生所中最要好的战友陈振勇的一封信曾经这样写道（有日记为证）：亲爱的振勇战友：您好！远离你们回到家乡已是两周有余了。在这春寒料峭的午夜之际，我禁不住思念战友之情，特来信向您并通过您向赵军医、向卫生所的全体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亲爱的战友，命运曾把我们从五湖四海汇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从事医疗工作，使我们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眼前一般。在那朝夕相处的艰难岁月里，有多少个白天，我们共同奋战在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卫生所里，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又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赶走了一天的倦意和疲劳，在一起互相宽慰，促膝谈心。在军营的小道上，曾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于巴山的月光下，同样有着我们共同的身影。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上，您和军医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致的关怀；无论是政治还是业务学习，五年之内我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是彼此了解的知音。然而这一切的一切，犹如一场春梦，一晃即逝，留待我们的只是这一张张的白纸、一滴滴的墨水和无限的惆怅。如今我们再永远也无法工作、生活在一起了，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通过这无声的语言来表达彼此间的向往、怀念和仰慕之情。振勇战友，回到家乡我常常想，能在军营的五年之中和赵军医、和您、和大家相遇，这在我的一生中真是莫大的幸运；如果有可能、抑或有 “来生”的话，我真的愿意和你们永远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军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客观条件的限制，迫使我不得不忍痛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尽管我们仍有可能在部队继续生活一年半载，但终究是不可能永远长久的。为了将来的前途，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我不得不走上退伍还乡的道路。我们的相处，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之中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然而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常常使我有一股具大的精神力量，每每对美好人生前景充满了向往；而离开您、离开亲爱的战友们，在短暂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精神上承受了莫大的痛苦，对生活毫无勇气，时常倍感寂寞无聊，心中闷闷不乐。我时常想，如果要是继续与战友们工作、生活在一起，即便仍会遇到诸多困惑，但怎么也不至如此啊！回家的这一段时光，我经历了人生甚为痛苦的抉择。目前还需要去勇敢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诸如劳动强度的承受，劳动技能的提高，心理负担的减缓，新的环境的适应等等。不过，请战友们放心，我已经明白，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眼前的困惑或许只是暂时的；我有充足的信心去勇敢的面对。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在崎岖的小路上逐步踩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来。请你们静候佳音！亲爱的战友，知心的话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只有留待我们将来慢慢地去聊吧！最后，希望咱们经常用这勤劳的双手，将这友情之花以雨露尽情地浇灌；但愿咱们的情谊像苍松翠柏一样，永远常青，与世长存！此致！敬礼！战友新桥顿首 1974年2月31日回乡最初那段时节，尤其是在夜间，分别与部队关系密切的战友们以书信交流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感，宣泄生活中遇到的困惑，成为我打发时光、度过长夜的最佳方式。包括军医赵春田，战友汪正国、陈华根、王炼钢、柯光荣等等。其中王炼钢（高我一届的樊口中学同窗。临江人。其先在团部当警卫员，后在汽车连开汽车）的回信，虽然已是 40多个年头，历经农村、武汉、深圳特区，至今仍完好无缺的保留在我的身边。个中的缘故，只有作为当事人的我最为清楚；至今时常拜读，仍然倍感亲切，有时甚至是百感交集（虽然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语言与现代词汇有些格格不入）：新桥战友：您好！正当我们无限怀念同舟共济的战友之时，突然收到了您的来信，使我们不禁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极大的精神鼓舞！热情洋溢的来信，带来了密友平安返家的喜讯；刚劲豪放的笔迹，记载着我们永恒的友谊！因此，在这海拔一千多米的巴山之巅，人声喧闹、机械轰鸣的蜀国之夜，仅来信代表汽车连的全体战友，给已返回故乡的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向您大人及全家致以真诚的问好！亲爱的乡友，自从 2月11日万源火车站别后，我们是多么地想念在一起并肩战斗的同伴啊！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们才从遥远的家乡，不远千山万水，汇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使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记得吗？在这高高的巴山上、蜀水河两岸旁，遍布了我们多少共同的足迹，洒下了我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在那人声、机械轰鸣声、群山沸腾的火红年代，我们于崇山峻岭之中凿通了一座座高山，在悬崖峭壁之下架起了一座座桥梁；无论是在四营广播室、卫生所，还是在李家沟汽车连的练车场上，也无论是在万源街头百货店内，还是在新建的大桥脚下、遂道两旁，更是回响着我们畅谈大好革命形势、展望未来美景的豪言壮语和爽朗笑声。豪迈的语言，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欢乐的笑声，凝聚着我们深厚的友谊！然而由于工作的需要，战友兼同学的你已光荣地返家并重新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而我们则还需要在这大巴山上破烂的油毛毡房子里，多喝上三年两截从西北利亚刮来的寒风，因而暂时不能战斗在一起了。五年的光阴一晃即逝，而离开战友则仅仅只有短暂的一月之余，却又似那五年之久啊！记得我们曾经开玩笑时说过：“梦里见”，然而想不到今天竟然成了现实……。您的离开，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知心的朋友，但中断不了我们永恒的友谊；书信虽短，它却能传递我们对战友深切的怀念之情和仰慕之意；白纸黑字，定能容纳下我们的革命豪情和火红的心。但愿这无声的语言时时刻刻将我们的心愿紧紧地连在一起而永不分离。当前，部队正在深入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汽车连已经停下来学习整顿，时间是三个月……。团马副政委亲临我们连蹲点，抓的很紧；虽则出于无奈，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也只好如此再混上数月，明年好与陈永贵同志一道并肩战斗……。家乡的面貌如何？想必是一片大好吧？！您目前的状况怎样？刚刚回到故里，肯定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工作不一定马上得到安排，这是很正常的，希望您能够勇敢的面对，千万不要灰心丧气！俗话说得好：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下封来信中就有战友的好消息。这里的战友们希望能尽快地分享到从家乡传来的喜讯！汽车连的战友们情况均好，请不要挂念在心。袁正忠外出已回连队，准备马上看家，你们很快可以相见了；卢雨生在你们离别时照的照片均已损坏，我等对此深表遗憾；刘恒香已将您的来信分途转交给各位，只因学习很忙，故委托我代言，代表这里的战友集体回信，并藉此机会再一次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战友炼钢敬上 74年3月22日战友们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一段段鼓励、祝愿的话语，使我孤独的心扉稍许有了些慰藉；有些信件读到情之深处，常常使我泪流满面；也正是战友们的不断鼓舞和劝慰，才使我坚定了要好好活下去的信念。三、阳春三月，是农村一年四季中最为繁忙的时节。如春耕播种、收集农肥、麦苗养护等等。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艰辛的劳动是 “积肥挑粪”，即把每家每户的粪肥经人工装在木桶（俗称“粪桶”）里面，然后以肩膀担挑的方式运载到田地间（每一担约120斤左右）。劳动安排上，一般是由中老年人负责将大便池的粪便用粪瓢收集起来并装入粪桶中（俗称“打粪”），中青年男女劳动力则承担肩挑输送的任务。第一天我一共跑了10余趟（每趟往返2-3里路不等），尚可坚持；但到了第二天下午，两边肩膀红肿灼痛了起来，甚至右侧渗出了少量鲜血，我实在挑不动了。我的同学、队长杨先国见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并见到肩臂上少量鲜血浸红了衣服，马上令我不要再继续挑下去而必须回家休息。并真诚地对我说：“新桥，你这是何苦呢？请快回去，到卫生所用点药。你放心，工分一分不少，我照给你记。”随后他把我带伤坚持劳动的相关情况告知给公社党委书记李汉永，李书记对此亦十分感动。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在领导的心目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从此以后，生产队每晚开队委会，总要将我叫上。我已俨然成为小队里的领导成员了——虽然我是十二分的不愿意）。第二天，先国重新安排我替代中老年人“打粪”。按道理说，这在农村是一较为轻松的农活，大多是由老弱病残者来干的；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干这等农活应当说毫无问题。然而那时村里卫生条件极差，大便池中大便、猪粪混杂在一起，奇臭难闻；这种状况与部队卫生所的卫生环境反差太大，而此时又根本不可能戴上口罩；尤其无法忍受的是，当稀薄的大便收集完毕之后，便池下面的固体是无法用粪瓢装入的，则必须由“打粪”人站在粪池中用铁锨一点点地铲在粪桶里面经人挑走。我站在便池中常常因大便难闻的臭味而呕吐不已；中午回到家中基本没有食欲。安排这种农活，其实是先国队长对老同学的一种关心，然而于我而言实是难以忍受，但又不便向他说明清楚，真是苦不堪言。第二天一大早，我即向先国提出再去挑粪，他二话不说（其实老同学心里已明白了许多），当即叫我去到村口为全村挑粪便的人们“记筹码”（因村口是村民挑粪出村的必由之路。我坐在村口的大树旁，为来往的人群以打“正”字的方式计算劳动任务。而这种工作在农村一般是由孕妇或小学生来完成的）。几天之后，我又由“记筹码”改做修筑田梗，一种比较轻松的农活（即加固稻田之间的隔离带，防止田与田之间相互渗水）。杨先国是柯营小学 6位升入樊口中学的同学当中脾气较为火爆（小时经常与人打架）、但又是十分重感情、讲义气的一位。在我回乡之初，因我是“退伍军人”似乎“高”出于他而对我不理不踩。然而我们毕竟是儿时的较好朋友和同学，当我遇到困难之时，他以生产队长的身份时常暗地里伸出援助之手，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渡过了较强的生产劳动关（当然也包括政治队长汪叔及其他父老乡亲），至今回想起来，常存感激之情。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工作在大都市武汉之时，他却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家乡的人们也不知其具体去向。直到1991年春季的某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门口，当我热情地欢迎并准备招待曾有恩于我的老同学时，他却平静地说：“不用了，新桥！今天我在武昌赌博，钱输光了，请你拿50块钱给我乘车。请放心，钱我到时候会还给你的”。我当即二话不说，就从钱包里拿出100元人民币给他（那时100元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并再三地、真诚地挽留老同学一起共进晚餐，然而他仅仅是摇摇头，连一句客气话也没有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望着先国远去的、略显苍老的背影，一股莫明的惆怅涌现在我的心头。大约两个月后，他即将100元钱汇到我所在的学校；事隔2年之后的1993冬天的一个早上，当我正准备去上课的时候，他又出现在我刚刚搬迁的新家门口（湖北中医药大学新15栋1门2楼），同行的“同道”大约有10多位（中青年人）均站在我的楼下，着实使我吃惊不小；这次仍以同样的理由向我借了200元钱，自此之后再也不曾谋面了。其实先国是一位非常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其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各种农活均有过人之处，如在湖中捞鱼摸虾，抓活鳝鱼，在家乡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堪称一绝，可谓无与伦比，是我辈不能望其项背的。此后二十多年来一直未曾取得联系，只听说其与一小学教师重婚后，生活在咸宁和武昌交界的“贺胜桥”一带，而最终的结局虽经多方打听均不得而知。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念、想念昔日有恩于我的老同学与日俱增；2010年6月中旬，我的孙女玟希来到人世间，大哥华明与细哥明桥夫妇借机来深圳游玩时，突然带来“先国年初曾回家一次”的消息。2015年，清明节，临行前听说先国已经回到了家乡定居，我特意电话善富兄，提前相邀樊口的同窗西海、咏民、玉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外地打工的先国，连同少明、绪发诸位，在鄂州宴请了多年不曾谋面的发小们。临别时还特意给了先国一个红包。那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次会面。2017年底，咏民突然间电告，先国因家庭变故不幸去世了。 4-6月份，那是农村最为繁忙的时节，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波接着一波，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先是播种育秧，接着犁田栽稻；田间的农活尚未干完，又到地里收割麦子。早上一般都是5点左右起床，晚上天渐渐黑了才收工。为了给贫困的家中撑起一片天地，也为了逐步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我仍天天坚持出工，哪怕有时累得精疲力竭，也从未拉下一天两天。大约是4月下旬，大队卫生所要在全体社员中开展“疟疾”等病的预防工作，但人手不够，同宗兄长柯善清、同学蔡玉堂（均为大队乡村医生，又称“赤脚医生”）极力推荐我到卫生所帮忙。那是我回乡半年间劳动最为轻松的一段日子。每天早上，我仍旧参加小队的各类生产劳动，吃罢早饭，即赶往离家仅一里地的大队部卫生所集合，然后去到每个生产小队，挨家挨户地给社员发预防药、打预防针（大多情况下是直接到田头地边把药物送到社员手中）。柯营大队共有12 个小队，我们基本每天完成一个小队人员的防治任务。虽然四处奔波，不停走动，但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相较而言，则幸运了许多，好像每天都在“过节”一般，深深体验到了什么才叫做“幸福”。因于我退伍回乡后数个月参加生产劳动的良好表现，生产队、大队领导乃至公社李书记、袁华松委员都给予了我较高的评价；生产队领导只要有较重要的活动如研究生产，书记一定要我参加。当年公社卫生所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使医生一下子减少了几名，故李书记曾几次对我说：“新桥，听说你在部队做医生（其实是一普通的卫生员）？有机会我会安排你到公社卫生所去。或许那个地方更适合你。”得到李书记的承诺，我着实地高兴了好长时间。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是时间太忙，书记渐渐地把这件“小事”淡忘了。不过，大队卫生所仍时常安排我偶尔去到那里顶个一天、半天的班，或看看病，兼发发药，让我能得到短暂的休息。同时，我还发挥自己的长处，经常在大队或小队办宣传党的政策的宣传栏或黑板报，偶尔也因之而“喘息”个半天。五月初，我又回到小队，参加赶栽秧苗。那时人民公社有“不栽‘五一’秧”和“不栽‘八一’秧”的口号，即在“五一劳动节”和“八一建军节”前抢栽完早、晚两季稻秧。“五一节”一过，极度疲乏的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社员们又开始从事大面积地清理田间杂草、喷洒农药灭虫等农活。5月7日，上午，正当我和一群劳动力在田间劳作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田头——我的父亲突然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四、父亲柯于欢，生于公历 1920年3月7日（农历正月十七），卒于1974年5月7日（农历四月十六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因患“支气管哮喘”而长年卧病在床。一般只有在5-9月份气候温暖的时节才能下床活动，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家务事；在我从军的几年内，又不幸染上了“活动性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症”，真可谓“雪上加霜”，为此而多次在县人民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待我返乡之后，虽也长期坚持中西药调治（包括抗结核治疗），但仍旧时常发病，经常出现严重的吸呼吸困难而口唇紫绀、冷汗淋漓、四肢冰冷，或咯吐大量脓性粘痰。然而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所限，更由于我那时的医学知识的浅薄，未能及时的得到治疗，因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纵观父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病魔缠身的一生。因为在我父亲的童年时代，祖父年青时就因病故去，留下孤儿寡母；十几岁尚未成年，我的祖母又被公牛“触”死；尔后幸亏叔叔、叔母（我的叔祖父、叔祖母）的精心哺育，方才得以长大成人；成年之后，由于有我母亲数十年的全心照料，生存质量才渐渐好了起来。如小时候，每当家里买了猪肉（半斤或1斤），或者做了其它好吃的，母亲为了防止我们兄弟“好吃”，总是偷偷提前给我父亲先吃完了全家人才开始吃饭。记得我上小学之前，因为偷吃了藏在“豆酱 ”里面的几块猪肉，而被母亲狠狠地“训”了一顿。至今回想起来，常常倍感辛酸。5月7日，待全家人从田地里十分火急地赶回家时，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55岁。老家的伯父、伯母和叔伯兄弟姐妹，以及分布在各地的亲人们从四面八方及时赶来我家参加悼念活动；生产队的父老乡亲和有关领导为父亲送来了花圈。由于那时农村气温已经较高，加之父亲患有结核病，我们兄弟姐妹按照农家规矩及时对他老人家进行了安葬。安葬地就选择在柯营村头我们家的祖坟山上。多少年来，我时常为此而自省，觉得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觉得愧对泉下的父亲。五、办完父亲的丧事不几天，生产队抢收麦子的 “战斗”又打响了。虽然我们家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地区，但其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十分落后，收割麦子仍需用手工（镰刀）操作。为了抢夺时间，社员们可以说是不分昼夜的劳作。那时人们思想单纯，农村人更是如此，只要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无论工作多么艰苦，大家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努力完成。生产队收割麦子（包括收割稻谷）是按组、按男女劳动力分配任务的，我自然地被分在我家房屋前后左右男劳动力一组。由于我劳技“略逊三筹”，常常要拖累他人，影响全组男同胞的生产进度；虽然我极尽全力，累得精疲力竭，仍然完不成收割任务。每到这时，杨先国或我的两个哥哥或同组其他人员，总是默默地来到我的地里帮我收割，直至全部完工。使我常常因此而颇感内疚，甚至深感不安，但却又无能为力；为此我多次向队长提出少记工分，但由于政府有对退伍军人的相关优待政策，汪叔或先国常常是一笑了之。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原先一眼望不到边的 “金色麦浪”，转眼间即由勤劳的家乡人民从地里“转移”到村头的麦场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刚刚从麦地里“冒”出来的棉花禾苗。麦穗是临时堆放在麦场上的，为了防止夏季雨水的淋湿，各生产队必须抢在下雨之前将所有的麦子“脱粒”完毕，做到“颗粒归仓”。因此，每至夜幕降临，社员们草草吃罢晚饭，及时赶到麦场，在“脱粒机”（一种专门打麦子的机械）旁打收麦粒，一般要工作3～4小时，大约10-11点左右方才收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小队的高音喇叭又不断的响起，全村男女老少急急忙忙赶到刚刚收割完毕麦子的地里为棉苗锄草、施肥，除了中午休息片刻之外，人们一直忙到下午日落西山的时候。那时的领导干部真的是与民同甘共苦，李书记、袁华松除了开会之外，几乎天天参加各种大小劳动。在他们的感染之下，我每天坚持出工，四个多月从未拉下一天（除我父亲病故的那几天外）。家乡夏季的 7、8、9三个月是一年四季中更为艰辛的时节。此时烈日炎炎，酷热难当，气温常常高达40度（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温度达40度时，务必停止一切室外的生产劳动。故气象台即便温度高达40度以上，也只能播报39度）。6月份刚刚经历了“割麦”、“锄地”等农忙劳动，人们还不曾喘过气来，7月份的“双抢”又摆在了社员的面前。所谓“双抢”，是“抢收抢种”的简称，即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收割田间的水稻，同时马上快整水田，在刚收完水稻的田里栽上二季稻秧苗。可以这样说，只有经历过农村的“双抢”活动，才能真正体验到各种农活中什么才是最辛苦、最难熬的了。7月上旬，中午的气温渐渐达到40度以上，为了赶在凉爽的时刻收割稻谷，社员们常在早上4时左右起床，赶到田间借着月光进行收割，那可是一天劳动效果最好的时光。大约早上8点钟左右，人们才陆陆续续从田间爬了上来，或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吃点早餐，或干脆由家人将早点送到田头，吃完之后再继续战斗。一直到中午12点，村头的“标杆”（一种通知社员放工的标志）竖立起来时，全村人才能回到家里渡过那最炎热的几个时辰。下午2-3点，稍事休息的人们继续来到田间收割水稻。此时水田温度高达40度以上。由于头顶上有烈日曝晒，身下是热水蒸发，手与脚浸泡在滾烫的污泥浊水中收割谷子，劳动强度极大；如果出汗多者，常使人头脑发胀，全身无力。因此“双抢”时发生中暑、甚至全身衰竭而死亡的事时有发生。由于早上相对凉爽一些，收割大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日中前后则将稻禾捆扎起来，然后用“冲担”（一种专门用来挑运稻禾的农家工具）挑起来送往稻谷场，由中老年人组成的“脱粒队”进行“脱粒”。（09年5月15日写到此）每担稻禾大约120多斤重，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青壮年，在泥田里将其扛到肩上轻而易举，而身单力薄的我常常感到十分吃力，即便是较轻的稻子仍需要他人帮忙才能完成。为了防止因下雨致路面泥滑，乡间田地间主干道大都铺满了碎石；当我打着赤脚肩挑沉重的稻谷行走在碎石路上，炎热的气温、沉重的担子、尖刃般且烫人的石路常常使我力不从心，曾几次挑到半路途中而摔倒在路旁，稻谷洒得满地都是。那时我也曾想借故休息两天，但由于性格使然，我还是无奈地坚持了下来。半个多月过去了，绝大多数的稻谷已经收割完毕，眼见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节即将过去，然而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至今回想起来颇为后怕的事情。大约是 7月20号左右的一天晌午，我和先国等人正在抢收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亩稻谷；可能是当时气温太高，抑或是持续劳顿，我突然感到胸闷心慌，接着眩晕欲吐，两眼一发黑，便昏倒在稻田里（头部正好落在稻禾上面）。村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我抬到路边一棵大树下的一较阴凉的地方，一边用民间的土方法按压人中、印堂等穴位，一边灌服清凉茶。不一会儿，我便渐渐苏醒过来；旋即大家又把我抬回家中休息。那时母亲正在家中做饭，见此状况，她老人家一边不停地用扇子为我扇风，一边又暗自落泪。据细哥后来告诉我：当时我面色苍白，四肢冰冷，大家真的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作为专业医生，后来我常常想，当年所患肯定是中暑（热射病），如果不能及时离开高温环境或救治，这种病死亡率非常之高（我的外祖父就是因此而不幸离开人世的）。然而我却幸运的活了下来，且一路平安地走到今天，这是否真的应验了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中暑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汪叔及儿时的伙伴们不断来到家中看望，袁华松也代表李书记来慰问我，使我感动不已。那时的我整天头脑昏昏沉沉，在家静静地躺了两天后，又爬起来随着开工的人群赶到田里去 “扯秧”（即把秧苗扯起来然后再分别栽到田间。这种农活比较轻松）。我之所以“玩命”地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可以减轻不断加重的心理困惑，同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感动“上苍”而改变我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七尺男儿，我不能让年迈的、饱经风霜的母亲为了她的儿女们天天到田间去扯秧啊！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由于父亲长年生病，家中缺少劳力，母亲年轻时就开始用棉布裹着三寸的小脚（旧社会的一种恶习，即要求妇女用布裹脚）在田地里耕过田、犁过地，打“要子”、或扯秧，直到我退伍回乡时仍时常参与（而这些农活在农村完全应该由男劳动力来干的），且效力有时完全可顶一个全劳动力。本来当年“双抢”扯秧我已禁止母亲参与，谁知我生病在家时母亲又悄悄去代我劳作了。因此，我必须坚持下去。 “八一节”期间，由于生产队主要的农活已经完毕，社员们才有了1-2天的“喘息”机会（放假）。一大批回乡务农的战友们时常利用休息时间汇集在一起了解信息，互通情况。“八一”当天，我与细泳和三山的吴清忠等人，明知希望渺茫，仍然结队悄悄来到县城人民武装部打探消息。那里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我们，目前退伍兵仍然没有大范围的安排工作的可能；虽然是无功而返，但战友们的相互鼓励与安慰，武装部领导或多或少的暗示和说教，使我们稍许有了一些慰藉。“双抢”刚刚结束，田间的后续工作尚未做完，地里的棉花“抗旱”任务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所谓“抗旱”，就是在干旱时节，人们用电动抽水机将长港河水抽到旱地里，经人工引流以灌溉旱苗，劳动强度相对要小一些。回乡这一段时间，我除了生病和“八一”期间休息了一天之外，从未请过一天假。虽然于我而言比较辛苦，但那种特定的环境不断地磨练了我的意志（虽然仍时常心存忧虑、焦虑），逐步提高了我的生产技能（与地道的父老乡亲们相比虽然还相距甚远）；同时也减轻了母亲及家人的劳动负担，增加了家庭收入；更主要的是，我的沉黙寡言（其实那不是我的真实性格）和辛勤劳动，在公社、大队领导和社员们的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得到李书记的首肯，到公社卫生所（哪怕是在大队卫生所）做一名“赤脚医生”。然而此时的李书记却将半年前的“承诺”忘的一干二净，使我常常感到十分的无助由于近半年的风里来，雨里往，太阳晒，加上过重的身、心两方面的负担，体质本来就较为单薄的我，显得又瘦又黑，几乎变了个人样。母亲时常为此而黯然伤神，甚至有时唏嘘不已。然而，正当我为前途十分担忧甚至是有些绝望的时候，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县城传来： 1974年全国大中专学校召生工作即将在鄂城城乡中展开。六、消息首先是 8月8号从下放到我们小队的一曹姓知识青年（其父是当时的鄂城县县委书记、人民武装部政委）那里获得的。至于人数多少、如何招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由于当时从全国各地下放到我们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实在太多，回乡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因此我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渺茫”，但又“于心不甘”。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8月9号善富兄长与火明弟先后分别从黄石、咸宁回到柯营；正在武汉湖北医学院上大学而回家渡暑假的柯三才（我的同宗，好朋友）是晚也来我家相聚。大家一起出谋划策，虽然明知困难重重，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几乎成了我们的共识。善富、三才不断地为我“打气”，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操作程序”。10号白天我继续参加抗旱，同时从侧面了解相关信息；一到晚上，草草吃罢晚饭，就赶到大队副书记陈少安（与我同住在吴家墩）家中。当我委婉地说明来意时，少安兄马上明确地告诉我：“新桥，你今年参加招生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你回乡的时间不长；二是我们大队参加招生的两个指标昨天已经定下来了。一个是柯营四队的刘长青（大队乡村医生），另一个是八队的刘祥胜（回乡知识青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得知这一消息，刚刚还抱有一线希望的我一下子蒙了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两位较我年龄稍小的青年人在我们当地都是比较优秀的，同时还可以说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如刘祥胜的爸爸是小队的“贫农协会”主席，公社副社长当时住队正好是在他的家中；刘长青的爸爸则是公社卫生所的一名老医生，在当地有比较广的人脉关系。所有这些，无疑是他们“入围”的有利条件。好在我有自知之明，深知如果继续在书记那里提出自己的要求只会造成不良的印象。我及时地回到家里调整自己的思路，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公社社长袁孝清身上。袁社长是我的战友兼同学汪正国的岳父，刚退伍那阵子，我曾携带正国所托付的肥皂、白糖等物品，专门蹬门去看望过他。 11号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即骑上细舅的自行车，赶到公社所在地东港，幸运的是一到那里就碰到了刚刚起床的袁社长，他对我多少还有一些印象，又听说我是正国的同学和战友，随即亲切地与我进行了交谈；当我再次委婉地希望能有机会上学读书时，社长的回答几乎与陈少安如出一辙。同时他还详细告诉我：根据县招生办的分配，今年内东港公社总共才有12个招生指标，包括大学生2名，中专生10名；其中10名（含2名大学生）在全公社一千多名下乡知青中招收，而从数百名回乡知青（包括退伍军人）中仅招收2名中专生，人数之少就可想而知了；2名中专生的候选人共有6名（东港和柯营大队各2名，下王和三山大队则各1名），现在各大队的候选人名单均已报送上来了，正在审核之中；今年的招生工作将严格按照党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坚决杜绝“开后门、拉关系”的不良现象发生。招生情况了解到了这个程度，我在社长那里除了道一声“谢谢”，真的无话可说了。怀着极度郁闷的心情，我及时地赶回吴家墩村头（两地相隔不过3-4里地），参加生产队棉花地的抗旱救灾劳动。回到村里已是日出老高的时候了，社员们在村头南边棉花地里抗旱已近个把时辰。由于从地沟里拦水到棉花地里需要两人才能完成，我的到来因无人配对而只能做些其他事情。恰好这时公社党委委员袁华松从大队公干后来到抗旱现场，我们两人正好凑一对开展浇水灌溉。华松是我细哥明桥路口农业中学的同窗，下王村人，年长我约 7-8岁，身材高大魁伟，一表人材，且为人正直，处事公道，颇有领导风范；在我村住队时，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口碑极好，深得李书记的器重和社员们的信赖；我常视之为兄长和朋友，有一些心里话也时常和他交谈。从公社回村里的一路之上，我即考虑不再重提“上学读书”之事了，因为当年招生（尤其是回乡知青）人数实在太少，况且相关人员已经决定了下来，不可能再以我来替代（因为再提也是白提）；如果重提此事，将会在领导的心目中产生“不安心农村生产劳动”的不良印象。然而我这个人有一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只要心头遇到不快之事常常溢于言表，写在脸上。华松见我言语有些沉闷，甚至默不作声，当即以关心的口吻问我：“新桥，怎么不高兴？”开始我是支支吾吾不打算多言，最后实在不便隐瞒，于是便将我的读书愿望以及近两天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一一向他道明，并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听完我的解说，华松沉默了一会，而后真诚地对我说：“新桥，以你的性格、才能，做个读书人似乎更合适些；因此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不足为怪。所以我非常理解。”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似是而非的消息：听说8队的刘祥胜回乡不足两年，好像不符合招生条件（那时政策明确规定，无论是下乡还是回乡知青，必须在农村劳动两年才可参加招考）。“下午我要到大队开会的，再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如有可能，我一定为你争取争取。”因为从当年部队“上军医大学”的经历开始，太多的“希望”与“失望”一路伴随着我，因此对华松当天的“客套话”（甚至视为“官方语言”）似乎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白天我还是照常参加拦水，抗旱过程中各种农活照样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对于华松所言似乎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地作弄人：有时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残酷的现实常是毫不留情地将“幸福”从你身边夺走；有时又悄悄地迂回着，在你以为毫无希望的时候，却又出其不意地、不可思议地将“幸福”送到你的手中。正如战友王炼钢在给我的回信中引用的著名诗篇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中，偶尔也会有奇迹发生的，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枊暗花明又一村”（陆游）。那天下午，太阳下山之后，我刚刚收工回到家中，还未来得及简单地洗脸洗脚，我的同宗长辈、大队另一位主管招生的副书记柯亨淼匆忙赶到我家，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柯营大队两名中专生预选名额中，刘祥胜因不符合招生条件，大队支委会决定由你增补上去。希望你认真做好考试的准备，力争上学读书，千万不要辜负了全大队人民群众的期望！”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我感到如同梦境一般，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母亲及时地从厨房里赶了出来，老人家那时唯一能表达的就是不停地表示“谢谢”、“谢谢”！柯书记刚走不到10分钟，少安书记又及时来到家里，带来的是同样的好信息。而我的恩人，公社党委书记李汉永和袁华松此时却还在田地间察看棉花旱情。从2月11日于四川万源离开部队，至8月11日得到上学“入围”的通知，正好整整半年时光啊！那时我即在心中暗暗思量：是否真的有“贵人”在暗中与我相遇？是否真的应验了王炼钢诸多战友的不断祝福才使我的良好愿望有可能变成为现实？是夜约 9时许，我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李书记和华松两人所居住的农家，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特殊的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几乎不带有任何的功利主义色彩；哪像现在这样，贪官污吏遍地都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不送钱财是绝对办不成事的，真的是为人民群众所不齿。而我当年上大学读书，没有（哪怕是一丁点的）家庭背景；除了一些表示感激的话语，没有送一分钱、送一份礼物，甚至没有请任何人吃一餐饭（有“青天”为证）。当天晚上，书记与华松两人还与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老人家诚恳地对我说：“新桥，你是一个不错的青年人。通过半年来的接触，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虽然做农活的能力还比较差，但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其实我很早就想安排你到公社卫生所去做医生，但眼下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次学校招生，正好刘祥胜不符合要求；下午华松讲到你的情况和你的想法时，我觉得你符合几乎所有的条件，大队里应该让你去，所以我才推荐了你。但现在还只是候选人，能否‘笑’到最后，还需要反复讨论，还需要倾听贫下中农们的意见，当然也还需要考试，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我和华松真诚地希望你能够获得成功。”书记的肺腑之言，使我感激无比；而更令人感动的是，回乡之初无意间的“承诺”，李书记至今还念念不忘。若干年后，当我成为大学教授站在三尺讲台滔滔不绝地给我的学生传授医学知识并颇有些“春风得意”之时，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李书记、袁华松的无私推荐，40多年前身为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的我是绝对走不出吴家墩村那片黑土地的。因为大队民兵连长、我的同学兼战友方咏民早我一年回乡，各方面的条件明显地优于我；全大队符合招生条件者大有人在。而我是因了公社李书记（第一把手）和华松的推荐和“定调”，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否则大队干部是不可能首先想到默默无闻的我的（说到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因为那时希望“跳农门”的年青人实在太多了，够条件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而我回乡又不足半年时间）。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相邀挚友少明等人一道去看望书记及华松的，遗憾的是却又多次因故而未能成行；如今听说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对此我常常心存内疚，深感不安，甚至时常为此而自责。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李书记和袁华松之于我，岂可以“滴水”而言之？现在我唯一且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望华松兄长，以减轻我心灵沉积已久的愧疚。前些年我曾多次托明桥兄给华松带去了一点茶叶及东北人参以聊表心意，并也曾有过电话联系，其后也曾多次回鄂，遗憾的总是因为时间匆忙而未能谋面。2019年3月底，清明祭祖之际，少明特地陪同我一道拜望了40多年不曾谋面的华松兄长，恩人相见，思绪万千，感激之情，一言难表。当天晚上，因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既兴奋不已，又担心受怕（因为有了 “上四军医大”的前车之鉴），几乎整个晚上不曾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依旧参加地里的抗旱救灾；吃罢早饭，和同伴们刚刚站在地边上，就有社员通知我：新桥，快回家，大队有人找你。我匆忙赶往家中，刚一进门，只见柯营中学（此时已升为初中）老师肖和平（高我一届的樊口中学同学）、小队贫协组长肖开华（一位与我家沾亲带故，多年来对我家关照有加的好人，我常称之为“华叔”）、贫农代表邵启法（细泳的父亲）、徐才焕、童海臣等人早已等候在家中。肖和平告诉我，这次来家里主要是调查与我上学读书的相关材料的，只要你如实地回答大家的提问就行了。在客厅里，我详尽地说明了参军的时间、入党的年限、部队立功受奖的次数以及是否受过纪律处分等等问题；我的母亲特地请假回家倒茶、敬烟，招待客人。随后我又去到地里参加劳动去了。据我母亲后来告诉说，你一离开，几位农村长辈对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人品、为人处世、参加生产劳动诸多方面；尤其是华叔，更是称赞不已。这其间，善富、三才、火明兄弟经常来到家中给我“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因为6位候选人当中仅只有两人“笑到最后”，其难度还相当的大啊！三天之后（8月15日），我与刘长青一道参加了在大队部举行的、由县招生办公室相关人员组织的面试和笔试。记得笔试要求考生写一篇通讯报导，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力保今年粮棉大丰收——柯营大队全体社员“双抢”记实》，时间是1个半小时。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语文相对而言是我的强项；加上在部队以及回到家乡，我亦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稿，因此书写这方面的文章往往比较“拿手”。规定时间内，我顺利地完成了考试的内容，比较自信地走出了考场。大约是8月底，社员们从县城回来告诉我的家人：好消息！新桥入学录取的名单已经在樊口区政府门前的大街上 “悬榜”了。七、这期间，对于东港公社的招生情况，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年招生名额确实是不成比例，如下乡知青中，柯营大队 200多名具有资格报名者，“预选人”只有4名，而录取的仅仅1-3个指标；全公社回乡知青不计其数，亦只有6名“预选人”，他们分别是：东港大队的张文才（小学民办老师。我的战友张艳林的堂叔）、马天明（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柯营大队的刘长青和我，三山大队的吴姓青年和下王大队的严姓青年（名字因事隔多年而记不清了）。回乡人员中，由于全公社上报区政府的候选人只有4个名额，故笔试完毕之后，公社招生办公室根据每个人的上报材料、政治面貌、考试成绩等等（同时还因为候选人不能集中在一个大队里等原因），马天明、刘长青两人不幸落选。虽然我和张文才以及吴姓、严姓青年四人已经“榜上有名”，虽然我有“政治”上的和考试成绩上的优势（我是四人中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据说我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一），但与他们三位相较，我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由于最终只两人有上学读书的机会，那么必定还有两人将会“名落孙山”，因此我那时常常是提心吊胆，并且多次在睡梦中因“落选”而突然惊醒。有了几年前“上军医大”事件的经验教训，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到三山湖、南湾湖等地开垦粮田，到临江一带修筑长江堤坝，偶尔也到大队卫生所帮助善清、玉堂，给社员们看些简单的小病或打针发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的 “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政策，九月中旬，鄂城县招生办公室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当年符合招生条件的所有生员的名单（按各区、公社录取，用红纸抄写，张贴在县政府招待所的墙壁上）。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所幸的是，因当年扩招的原因，我们四人均“榜上有名”。至于招录到何所学校，还需要张榜一段时间后群众无意见或举报，方可根据需要而录取。张榜的消息是武汉下乡知青陈东林（8队战友刘会胜的表弟，其后来录取到武汉大学物理系）告诉我的，那时为了不影响在生产队劳动，无暇去到县城，加之十分相信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没有亲赴查看，因而‘红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根本没有见过。虽然上学有望，但那终究不是最后的定论，“变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故我一天天在焦急等待中艰难地打发时光。直到九月下旬，40多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社员们纷纷传言：“听说新桥已经落选了。”全家人听到后真可谓寝食难安。9月25日，我与社员一同到三山湖开垦荒田，刚好与李书记一齐劳动时，他告诉我：小队里近期打算安排人到梁子湖去“绞草”（农村一种收集农肥的方法。即社员站在小船上用竹杆将湖中的水草捞上岸来，晒干后再用船运回家乡并撒在田地里当肥料），但现在劳动力非常紧张。你能否去一趟？至于招生的事，你放心好了，只要一有消息，小队里会及时地告诉你的。我当时二话没说，随即打点行装，第二天一早便和 20多位男劳动力一道，乘上帆船，途经长港农场、东沟公社，于下午赶到梁子湖畔。梁子湖位于鄂城县与武昌县（旧名江夏县。我的故乡武昌县更名为鄂城县后，其便以“武昌县”名取而代之）之交界处，方圆300多平方公里，若至涨水时节，则更是一眼望不到边；湖中梁子湖岛、青山岛交相辉映，天水相接，山清水秀，气势辉宏；小船游至湖中，湖水碧波荡漾，凉风迎面吹来，常常使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正所谓“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渔舟，闲闲鸥鸟，洋洋大观”；湖中除了“武昌鱼”、鲤鱼、鲫鱼、螃蟹等名贵水产之外，水草遍布其中。这是我时隔6年之后第二次到梁子湖“绞草”（第一次是1968年我十几岁时）；我们20余人借宿在青山镇渔民家中，白天下湖劳动，夜晚或居住在渔家小院落里，或露宿在湖边的山石丛中。几天之后，由于当地卫生条件所致，我又不幸染上了急性细菌性痢疾，腹痛发热、泻痢不止，人形几乎完生变了个样子，又瘦又黑。好在我有部队卫生员的工作经历，经服用在小镇上买来的“黄连素”之类的药物之后，症状方才慢慢缓解。考虑到我身体状态不佳，不仅不能下湖作业，而且尚需要社员们“服侍”，于是先国队长让我跟随押送水草的船只返回家里休息。10月2日，运载水草的数只帆船在长港河中航行了一整天，方于天黑之前回到吴家墩村。八、俗话说：好事多磨。从报名参加招生， 50多天过去了，结果仍旧一无所知。10月3日早上，我还是照常出工，任务是带领一群小学生在田间“扯稗”（清除田间的一种与稻谷争夺营养素的野生植物）。是日晚上，鉴于在大队棉花站堆放的大量棉花无人看管，“合喜叔”又安排我和“华叔”去到那里值班守哨。我们是8点左右到达棉花站的。由于生病后未能合理调治，加之白天在田间又奔波了一整天，十分疲劳，故一到达棉花站，立即做好了睡觉的准备。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躺在棉花堆里，大队副书记汪学奎即匆匆忙忙赶来，带来了一个可谓是“朝思梦想”、几乎急白了我的头发的好消息：新桥，刚才接到公社电话通知，你的“湖北中医学院咸宁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达县招办了！除你之外，大队下乡知青中大、中专生也各有一名，分别录取到武汉大学和湖北财经学校。你们明天上午要尽快赶到县招生办公室去取回录取通知书！” 从大队部到家里大约也就是一里多路的样子。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那种酸甜苦辣、 “苦尽甘来”的激动心情，只有经历过了的人们才有可能深深地体念到。得知我要上学的好消息，细舅全家、哥嫂、姐妹纷纷地汇集到我的家中；母亲饱含热泪，虽然老人家还不懂得学校有大学、中专的差异，但只要她的儿女们能够不再受苦受累，只要有个好的前程，无论是好学校还是较差的学校，能够“跳农门”就是最好的，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细舅详尽地了解了相关情况，我仅就自己所知道的一一作了回答；细姐玉兰、妹妹细容忙着杀鸡炖汤……。那是我经历过的人生中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几乎整个晚上都不曾入睡。第二天一早，天上下着小雨，我早早起得床来，将这一消息告知尚在小队住宿的华松，然后和陈东林等两位下乡知青一道，步行10多公里地到达樊口，再乘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政府招生办公室。大约是11点钟左右，我终于拿到了盼望己久的“湖北中医学院录取通知书”（而不是“湖北中医学院咸宁分院”，可能是学奎在电话中误听的缘故），从此我的命运将紧紧地和这张小小的通知书连在了一起；并在县招办认识了同时招生到中医学院的同窗，一位下放到东港公社的武汉下乡知识青年王济新（女孩）。据后来录取我到湖北中医学院的瞿春久老师介绍说：当年你确实是已经被录取到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湖北中医学院无“咸宁分院”）；由于省城大专院校有优先挑选的权利，我和王老师（母校的一位体育老师）见你文笔书写流畅，字迹刚劲有力，且又是共产党员，故特从“咸宁分院”将你重新录到湖北中医学院来了（1974年三才兄所在的湖北医学院在鄂城无招生名额。而中医学院从我县仅录取我和王济新两人）。因为当年希望有机会上学读书的青年人（无论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太多，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的社会矛盾，满足一大批优秀青年人的迫切愿望，特地从候选人员当中进行了 “扩招”。所以东港公社4名回乡知青全部被录取，除我有机会上了大学之外，其他三人均是读的中专（张文才和吴姓青年上的是“鄂城师范”，严姓青年则被“武汉水利电力学校 ”录取）；下乡知青同样也是如此，不仅有2名大学生，录取总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后来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当年生员人数大量增加，我最多只能是个“中专生”，而是很难进入“大学”的门栏的。九、下午 2点钟左右，我们冒着小雨，及时步行赶回公社、大队，并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转移户口、组织关系等相关手续；然后分别去到大、小队相关领导家中一一道别。得知我将是在湖北最大的都市武汉市上大学，一家人更是高兴不已（因为在那个年代，乡下人能有机会去一趟“汉口”那可是一件非常“了得”的事情）；晚上，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居住在柯营的我的祖母、大伯、堂兄养明均赶到我的家中为我送行，那情景真的如同过节一般。然而此时过早成熟的我却出奇的冷静，因为我深深地懂得，拿到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仅仅是我新的人生路的开始，今后所走的道路还相当地漫长。若干年后我时常想，从1974年2月16日到10月初，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味、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因为在这短暂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使我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生活磨练，承受了父亲离去的辛酸与痛苦……。正所谓“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其实我的这种“人生最艰难的磨练”与我那长年累月生活在农家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为我日后从事中医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生活基础。她将使我终身难忘，她更使我终身受益。其实，人生是一个不断地为了 “成功”而拼搏，同时也在不断地遭受“失败”而苦恼的过程。“成功”的目标即使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甚至是终身拼搏都有可能难以达到的）也没关系，成功者的“成功”，往往是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再重新开始拼搏而获得的；失败是通往成功的桥梁，失败乃成功之母。其中不懈的“坚守”才有可能走向“成功”；“机遇”更多的时候是为那些反复拼搏、长期坚守的人们而准备的。当年我所经历的一切，不就是对这一人生“生存规则”的最好诠释么？ 1974年2月16日至10月4日，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味、怀念和铭记的一段时光。因为在回到故乡的这短暂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使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生活磨练，承受了亲人离去的心酸与痛苦，体验了人世间什么是大爱与善美，感受了人生中从“炼狱”到“天堂”般的履历迭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的深刻道理，为我日后从事中医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生活基础。她将使我终身难忘，她更使我终身受益。应该说，五年的军旅生涯，五年人生旅途的起起伏伏，使我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对待问题、为人处世诸多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有些方面显得比较 “成熟”。当时我认真地分析了眼前所处的环境，虽然农村条件艰苦，虽然自身的家庭（背境）状况太差，虽然当下安排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自身的前途，为了能有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不能沉沦下去，而必须振作起来。那时我真的是时常用前苏联著名战斗英雄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至理名言来激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畏艰险的人们，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时常告诫自己：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儿时那么艰难的生活环境都能一路走来，当兵初期那么恶劣的生存条件都能迎刃而解，而现时无论是个人阅历还是生存环境较之过去均有了明显的提升与改善，既然如此，那又有什么样的“坎”过不去的呢？近两年的退伍兵都在农村，同大队的咏民（回来后当民兵连长）、细泳、西川（均早我一年回来）全都在当农民，我又为什么不能？更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因此，无论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我都必须勇敢的去面对。一、 2月16号到家后，我仅休息了一天，18号一大早，即开始走亲访友。湖北的早春二月气候是十分寒冷的。记得那天风雪交加，我骑上从细舅那里借来的自行车，第一站到达横山的小巷大队、本公社的东港大队等地，将潘忠平、严和平、汪正国等战友所携带的白糖、肥皂、天麻（名贵药材）、五粮液酒等物品送到他们的亲人手中；随后又分途去看望了居住在柯营的祖母、伯父伯母，远在泽林的姑妈、下家湖的细姨与堂舅、七里界的 “干爷”及维珍兄（一位我少年时期要好的兄长和朋友，近年来我们仍在通过多种方式经常联系）。我小的时候经常居住在泽林，姑妈对我疼爱有加，二位表兄（大表哥方水清、二表哥方国民）和表嫂也待我不薄；当我到达姑妈家时，方才得知在短暂的两年之内，水清、国民兄均因患癌症而不幸去世了；姑妈一见到我，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二位表嫂在一旁暗自落泪。为了安慰她老人家，我特意托人从水路上将她接来吴家墩居住了一些时日。老人家向来敬重我的母亲，二人情深胜过姐妹，那段时间，因有我父母亲细心照料，时时宽慰，姑妈沉痛的心情缓和了许多。退伍还乡后走亲访友，我总共只用了四、五天时间。为了尽快适应农村生产队的生活节奏，学会农家的各种农活，回家先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即开始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了。 70年代是农村走“集体所有制道路”最为“火红”的时代。那时的领导干部常常深入到农业第一线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可谓“同甘共苦”。公社党委书记李汉永（一位50多岁，为人坦诚、友善的中年长者，我的第三位恩人）和党委委员袁华松（同样有恩于我，甚至可以说没有华松就没有我的今天）均住在我们村农民家里。我当时之所以急于参加生产劳动，主要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我家在农村属于条件较差的农户，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妹妹细容又在初中读书，在我从军的这几年内，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家里完全靠母亲她老人家争工分来维持生计，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减轻家中的生活负担；其二，虽然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小时候也经常参加劳动，但所做的均是些简单的农活如栽秧、收割之类，技术“含金量”不高，希望较快地熟悉基本农活的操作方法；其三，我的体质向来比较单薄，在部队几年间从事卫生员工作，相对而言单纯而轻松，希望早点通过农家各种不同强度的体力劳动使身体得到锻炼；其四，早春的农活是比较轻松的，而所得工分与农忙时高强度体力劳动差别不是太大（一个工作日10分），因此打算趁农闲时早点“出工”（即农村社员、现称农民在田地间劳动的俗称），尔后大忙时实在承受不了再休息也不迟；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能吃得苦是我自幼养成的一种良好习惯，无论是儿时还是当兵期间我从来都是如此，藉此希望通过自己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的精神面貌以获得公社及大队领导们的认可。事实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为我日后的人生道路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同样可以这样说，没有退伍回乡那段时光的勤劳与奋斗，也就没有我柯新桥的今天（虽然这一生并没有取得惊天动地的业绩）。 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到家乡的第6天（2月22号），风雪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太阳照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田地间的凌冰逐步解冻了。那天下午，“政治队长”汪合喜（相当于一把手。此外还有一“生产队长”，由我的同学杨先国担任）即在小队广播室里通知大家去到离家较远的一个地名叫“九股”的地方修挖水沟，那是新年以后的第一次生产劳动。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即扛着铁锹，随着“出工”的人群向田间走去。不料大家以惊奇的眼光看着我，儿时的伙伴金树、大泳调侃道：“怎么？新桥一回家就出来挣工分？”（因为按照当时退伍兵回乡的一般习俗，至少要在家休息个十天半月甚至数月才参加劳动的）。我则报以微笑：“多年没做农活了，趁着这不太忙的时节，锻炼锻炼。”当天的主要生产任务是在一片田与地交界处修挖水沟，由于是刚刚“开工”，队长分配给每人长度约5米的挖土任务；我几乎是最后一个安排的，“合喜叔”（我们对汪合喜队长的敬称）挑选了一段不足3米、地段干燥、易于修挖的地方。并说道：“你先试试看，干不完时我们来帮助你”。水沟开挖的要求是宽约1米，深约1.2米，并以挖出的泥土作为沟渠两侧的堤坝。那天下午大约有40多位男劳动力参加作业。到底是多年未曾参加农村生产劳动的缘故，不到两、三个小时，绝大多数人员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按照要求顺利完工；而我近3米长的沟渠才刚刚完成一半，且质量还不达标。农村人往往是比较朴实的，两位队长及提前完工的儿时朋友们见我尚未完成任务，马上赶过来帮忙，不到几分钟就将所剩余的沟渠开挖通畅。使我深受感动。第二天仍旧继续相同的劳动；其间我认真学习他人的劳作方法，几天下来双手打满了血泡，也默不作声。自此以后，我每天都跟着男劳动力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可以说从未耽搁一天半天。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部队卫生兵而农民的角色转换，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毫无休止的劳作，使我的心情又渐渐变得郁闷起来，眼下渺茫的生活前途却无处向人诉说（包括我的亲人），只有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并希望通过这种不停地劳动方式来淡忘，来加以解脱。回乡之初的那种少有的“雄心壮志”又慢慢地淡漠了许多。二、多年的部队生活，突然回到乡村，显得非常地不适应；此时苦闷的我更是十分想念远在四川铁路战线上的战友们。每到夜深人静，我即静静地坐在混浊的灯光下，不停地给战友们写信，诉说自己心中的抑郁和思念之情。记得我与卫生所中最要好的战友陈振勇的一封信曾经这样写道（有日记为证）：亲爱的振勇战友：您好！远离你们回到家乡已是两周有余了。在这春寒料峭的午夜之际，我禁不住思念战友之情，特来信向您并通过您向赵军医、向卫生所的全体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亲爱的战友，命运曾把我们从五湖四海汇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从事医疗工作，使我们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眼前一般。在那朝夕相处的艰难岁月里，有多少个白天，我们共同奋战在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卫生所里，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又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赶走了一天的倦意和疲劳，在一起互相宽慰，促膝谈心。在军营的小道上，曾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于巴山的月光下，同样有着我们共同的身影。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上，您和军医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致的关怀；无论是政治还是业务学习，五年之内我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是彼此了解的知音。然而这一切的一切，犹如一场春梦，一晃即逝，留待我们的只是这一张张的白纸、一滴滴的墨水和无限的惆怅。如今我们再永远也无法工作、生活在一起了，唯一能做到的只能是通过这无声的语言来表达彼此间的向往、怀念和仰慕之情。振勇战友，回到家乡我常常想，能在军营的五年之中和赵军医、和您、和大家相遇，这在我的一生中真是莫大的幸运；如果有可能、抑或有 “来生”的话，我真的愿意和你们永远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军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客观条件的限制，迫使我不得不忍痛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尽管我们仍有可能在部队继续生活一年半载，但终究是不可能永远长久的。为了将来的前途，为了实现各自的梦想，我不得不走上退伍还乡的道路。我们的相处，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之中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然而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常常使我有一股具大的精神力量，每每对美好人生前景充满了向往；而离开您、离开亲爱的战友们，在短暂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精神上承受了莫大的痛苦，对生活毫无勇气，时常倍感寂寞无聊，心中闷闷不乐。我时常想，如果要是继续与战友们工作、生活在一起，即便仍会遇到诸多困惑，但怎么也不至如此啊！回家的这一段时光，我经历了人生甚为痛苦的抉择。目前还需要去勇敢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诸如劳动强度的承受，劳动技能的提高，心理负担的减缓，新的环境的适应等等。不过，请战友们放心，我已经明白，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眼前的困惑或许只是暂时的；我有充足的信心去勇敢的面对。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在崎岖的小路上逐步踩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来。请你们静候佳音！亲爱的战友，知心的话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只有留待我们将来慢慢地去聊吧！最后，希望咱们经常用这勤劳的双手，将这友情之花以雨露尽情地浇灌；但愿咱们的情谊像苍松翠柏一样，永远常青，与世长存！此致！敬礼！战友新桥顿首 1974年2月31日回乡最初那段时节，尤其是在夜间，分别与部队关系密切的战友们以书信交流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感，宣泄生活中遇到的困惑，成为我打发时光、度过长夜的最佳方式。包括军医赵春田，战友汪正国、陈华根、王炼钢、柯光荣等等。其中王炼钢（高我一届的樊口中学同窗。临江人。其先在团部当警卫员，后在汽车连开汽车）的回信，虽然已是 40多个年头，历经农村、武汉、深圳特区，至今仍完好无缺的保留在我的身边。个中的缘故，只有作为当事人的我最为清楚；至今时常拜读，仍然倍感亲切，有时甚至是百感交集（虽然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语言与现代词汇有些格格不入）：新桥战友：您好！正当我们无限怀念同舟共济的战友之时，突然收到了您的来信，使我们不禁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极大的精神鼓舞！热情洋溢的来信，带来了密友平安返家的喜讯；刚劲豪放的笔迹，记载着我们永恒的友谊！因此，在这海拔一千多米的巴山之巅，人声喧闹、机械轰鸣的蜀国之夜，仅来信代表汽车连的全体战友，给已返回故乡的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向您大人及全家致以真诚的问好！亲爱的乡友，自从 2月11日万源火车站别后，我们是多么地想念在一起并肩战斗的同伴啊！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们才从遥远的家乡，不远千山万水，汇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使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曾记得吗？在这高高的巴山上、蜀水河两岸旁，遍布了我们多少共同的足迹，洒下了我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在那人声、机械轰鸣声、群山沸腾的火红年代，我们于崇山峻岭之中凿通了一座座高山，在悬崖峭壁之下架起了一座座桥梁；无论是在四营广播室、卫生所，还是在李家沟汽车连的练车场上，也无论是在万源街头百货店内，还是在新建的大桥脚下、遂道两旁，更是回响着我们畅谈大好革命形势、展望未来美景的豪言壮语和爽朗笑声。豪迈的语言，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欢乐的笑声，凝聚着我们深厚的友谊！然而由于工作的需要，战友兼同学的你已光荣地返家并重新战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而我们则还需要在这大巴山上破烂的油毛毡房子里，多喝上三年两截从西北利亚刮来的寒风，因而暂时不能战斗在一起了。五年的光阴一晃即逝，而离开战友则仅仅只有短暂的一月之余，却又似那五年之久啊！记得我们曾经开玩笑时说过：“梦里见”，然而想不到今天竟然成了现实……。您的离开，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知心的朋友，但中断不了我们永恒的友谊；书信虽短，它却能传递我们对战友深切的怀念之情和仰慕之意；白纸黑字，定能容纳下我们的革命豪情和火红的心。但愿这无声的语言时时刻刻将我们的心愿紧紧地连在一起而永不分离。当前，部队正在深入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汽车连已经停下来学习整顿，时间是三个月……。团马副政委亲临我们连蹲点，抓的很紧；虽则出于无奈，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也只好如此再混上数月，明年好与陈永贵同志一道并肩战斗……。家乡的面貌如何？想必是一片大好吧？！您目前的状况怎样？刚刚回到故里，肯定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工作不一定马上得到安排，这是很正常的，希望您能够勇敢的面对，千万不要灰心丧气！俗话说得好：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下封来信中就有战友的好消息。这里的战友们希望能尽快地分享到从家乡传来的喜讯！汽车连的战友们情况均好，请不要挂念在心。袁正忠外出已回连队，准备马上看家，你们很快可以相见了；卢雨生在你们离别时照的照片均已损坏，我等对此深表遗憾；刘恒香已将您的来信分途转交给各位，只因学习很忙，故委托我代言，代表这里的战友集体回信，并藉此机会再一次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战友炼钢敬上 74年3月22日战友们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一段段鼓励、祝愿的话语，使我孤独的心扉稍许有了些慰藉；有些信件读到情之深处，常常使我泪流满面；也正是战友们的不断鼓舞和劝慰，才使我坚定了要好好活下去的信念。三、阳春三月，是农村一年四季中最为繁忙的时节。如春耕播种、收集农肥、麦苗养护等等。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艰辛的劳动是 “积肥挑粪”，即把每家每户的粪肥经人工装在木桶（俗称“粪桶”）里面，然后以肩膀担挑的方式运载到田地间（每一担约120斤左右）。劳动安排上，一般是由中老年人负责将大便池的粪便用粪瓢收集起来并装入粪桶中（俗称“打粪”），中青年男女劳动力则承担肩挑输送的任务。第一天我一共跑了10余趟（每趟往返2-3里路不等），尚可坚持；但到了第二天下午，两边肩膀红肿灼痛了起来，甚至右侧渗出了少量鲜血，我实在挑不动了。我的同学、队长杨先国见我无可奈何的样子，并见到肩臂上少量鲜血浸红了衣服，马上令我不要再继续挑下去而必须回家休息。并真诚地对我说：“新桥，你这是何苦呢？请快回去，到卫生所用点药。你放心，工分一分不少，我照给你记。”随后他把我带伤坚持劳动的相关情况告知给公社党委书记李汉永，李书记对此亦十分感动。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在领导的心目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从此以后，生产队每晚开队委会，总要将我叫上。我已俨然成为小队里的领导成员了——虽然我是十二分的不愿意）。第二天，先国重新安排我替代中老年人“打粪”。按道理说，这在农村是一较为轻松的农活，大多是由老弱病残者来干的；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干这等农活应当说毫无问题。然而那时村里卫生条件极差，大便池中大便、猪粪混杂在一起，奇臭难闻；这种状况与部队卫生所的卫生环境反差太大，而此时又根本不可能戴上口罩；尤其无法忍受的是，当稀薄的大便收集完毕之后，便池下面的固体是无法用粪瓢装入的，则必须由“打粪”人站在粪池中用铁锨一点点地铲在粪桶里面经人挑走。我站在便池中常常因大便难闻的臭味而呕吐不已；中午回到家中基本没有食欲。安排这种农活，其实是先国队长对老同学的一种关心，然而于我而言实是难以忍受，但又不便向他说明清楚，真是苦不堪言。第二天一大早，我即向先国提出再去挑粪，他二话不说（其实老同学心里已明白了许多），当即叫我去到村口为全村挑粪便的人们“记筹码”（因村口是村民挑粪出村的必由之路。我坐在村口的大树旁，为来往的人群以打“正”字的方式计算劳动任务。而这种工作在农村一般是由孕妇或小学生来完成的）。几天之后，我又由“记筹码”改做修筑田梗，一种比较轻松的农活（即加固稻田之间的隔离带，防止田与田之间相互渗水）。杨先国是柯营小学 6位升入樊口中学的同学当中脾气较为火爆（小时经常与人打架）、但又是十分重感情、讲义气的一位。在我回乡之初，因我是“退伍军人”似乎“高”出于他而对我不理不踩。然而我们毕竟是儿时的较好朋友和同学，当我遇到困难之时，他以生产队长的身份时常暗地里伸出援助之手，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渡过了较强的生产劳动关（当然也包括政治队长汪叔及其他父老乡亲），至今回想起来，常存感激之情。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工作在大都市武汉之时，他却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家乡的人们也不知其具体去向。直到1991年春季的某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门口，当我热情地欢迎并准备招待曾有恩于我的老同学时，他却平静地说：“不用了，新桥！今天我在武昌赌博，钱输光了，请你拿50块钱给我乘车。请放心，钱我到时候会还给你的”。我当即二话不说，就从钱包里拿出100元人民币给他（那时100元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并再三地、真诚地挽留老同学一起共进晚餐，然而他仅仅是摇摇头，连一句客气话也没有就静悄悄地离开了。望着先国远去的、略显苍老的背影，一股莫明的惆怅涌现在我的心头。大约两个月后，他即将100元钱汇到我所在的学校；事隔2年之后的1993冬天的一个早上，当我正准备去上课的时候，他又出现在我刚刚搬迁的新家门口（湖北中医药大学新15栋1门2楼），同行的“同道”大约有10多位（中青年人）均站在我的楼下，着实使我吃惊不小；这次仍以同样的理由向我借了200元钱，自此之后再也不曾谋面了。其实先国是一位非常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其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各种农活均有过人之处，如在湖中捞鱼摸虾，抓活鳝鱼，在家乡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堪称一绝，可谓无与伦比，是我辈不能望其项背的。此后二十多年来一直未曾取得联系，只听说其与一小学教师重婚后，生活在咸宁和武昌交界的“贺胜桥”一带，而最终的结局虽经多方打听均不得而知。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念、想念昔日有恩于我的老同学与日俱增；2010年6月中旬，我的孙女玟希来到人世间，大哥华明与细哥明桥夫妇借机来深圳游玩时，突然带来“先国年初曾回家一次”的消息。2015年，清明节，临行前听说先国已经回到了家乡定居，我特意电话善富兄，提前相邀樊口的同窗西海、咏民、玉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外地打工的先国，连同少明、绪发诸位，在鄂州宴请了多年不曾谋面的发小们。临别时还特意给了先国一个红包。那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次会面。2017年底，咏民突然间电告，先国因家庭变故不幸去世了。 4-6月份，那是农村最为繁忙的时节，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波接着一波，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先是播种育秧，接着犁田栽稻；田间的农活尚未干完，又到地里收割麦子。早上一般都是5点左右起床，晚上天渐渐黑了才收工。为了给贫困的家中撑起一片天地，也为了逐步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我仍天天坚持出工，哪怕有时累得精疲力竭，也从未拉下一天两天。大约是4月下旬，大队卫生所要在全体社员中开展“疟疾”等病的预防工作，但人手不够，同宗兄长柯善清、同学蔡玉堂（均为大队乡村医生，又称“赤脚医生”）极力推荐我到卫生所帮忙。那是我回乡半年间劳动最为轻松的一段日子。每天早上，我仍旧参加小队的各类生产劳动，吃罢早饭，即赶往离家仅一里地的大队部卫生所集合，然后去到每个生产小队，挨家挨户地给社员发预防药、打预防针（大多情况下是直接到田头地边把药物送到社员手中）。柯营大队共有12 个小队，我们基本每天完成一个小队人员的防治任务。虽然四处奔波，不停走动，但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相较而言，则幸运了许多，好像每天都在“过节”一般，深深体验到了什么才叫做“幸福”。因于我退伍回乡后数个月参加生产劳动的良好表现，生产队、大队领导乃至公社李书记、袁华松委员都给予了我较高的评价；生产队领导只要有较重要的活动如研究生产，书记一定要我参加。当年公社卫生所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使医生一下子减少了几名，故李书记曾几次对我说：“新桥，听说你在部队做医生（其实是一普通的卫生员）？有机会我会安排你到公社卫生所去。或许那个地方更适合你。”得到李书记的承诺，我着实地高兴了好长时间。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是时间太忙，书记渐渐地把这件“小事”淡忘了。不过，大队卫生所仍时常安排我偶尔去到那里顶个一天、半天的班，或看看病，兼发发药，让我能得到短暂的休息。同时，我还发挥自己的长处，经常在大队或小队办宣传党的政策的宣传栏或黑板报，偶尔也因之而“喘息”个半天。五月初，我又回到小队，参加赶栽秧苗。那时人民公社有“不栽‘五一’秧”和“不栽‘八一’秧”的口号，即在“五一劳动节”和“八一建军节”前抢栽完早、晚两季稻秧。“五一节”一过，极度疲乏的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社员们又开始从事大面积地清理田间杂草、喷洒农药灭虫等农活。5月7日，上午，正当我和一群劳动力在田间劳作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田头——我的父亲突然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四、父亲柯于欢，生于公历 1920年3月7日（农历正月十七），卒于1974年5月7日（农历四月十六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因患“支气管哮喘”而长年卧病在床。一般只有在5-9月份气候温暖的时节才能下床活动，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家务事；在我从军的几年内，又不幸染上了“活动性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症”，真可谓“雪上加霜”，为此而多次在县人民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待我返乡之后，虽也长期坚持中西药调治（包括抗结核治疗），但仍旧时常发病，经常出现严重的吸呼吸困难而口唇紫绀、冷汗淋漓、四肢冰冷，或咯吐大量脓性粘痰。然而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所限，更由于我那时的医学知识的浅薄，未能及时的得到治疗，因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纵观父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病魔缠身的一生。因为在我父亲的童年时代，祖父年青时就因病故去，留下孤儿寡母；十几岁尚未成年，我的祖母又被公牛“触”死；尔后幸亏叔叔、叔母（我的叔祖父、叔祖母）的精心哺育，方才得以长大成人；成年之后，由于有我母亲数十年的全心照料，生存质量才渐渐好了起来。如小时候，每当家里买了猪肉（半斤或1斤），或者做了其它好吃的，母亲为了防止我们兄弟“好吃”，总是偷偷提前给我父亲先吃完了全家人才开始吃饭。记得我上小学之前，因为偷吃了藏在“豆酱 ”里面的几块猪肉，而被母亲狠狠地“训”了一顿。至今回想起来，常常倍感辛酸。5月7日，待全家人从田地里十分火急地赶回家时，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55岁。老家的伯父、伯母和叔伯兄弟姐妹，以及分布在各地的亲人们从四面八方及时赶来我家参加悼念活动；生产队的父老乡亲和有关领导为父亲送来了花圈。由于那时农村气温已经较高，加之父亲患有结核病，我们兄弟姐妹按照农家规矩及时对他老人家进行了安葬。安葬地就选择在柯营村头我们家的祖坟山上。多少年来，我时常为此而自省，觉得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觉得愧对泉下的父亲。五、办完父亲的丧事不几天，生产队抢收麦子的 “战斗”又打响了。虽然我们家乡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地区，但其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十分落后，收割麦子仍需用手工（镰刀）操作。为了抢夺时间，社员们可以说是不分昼夜的劳作。那时人们思想单纯，农村人更是如此，只要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无论工作多么艰苦，大家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努力完成。生产队收割麦子（包括收割稻谷）是按组、按男女劳动力分配任务的，我自然地被分在我家房屋前后左右男劳动力一组。由于我劳技“略逊三筹”，常常要拖累他人，影响全组男同胞的生产进度；虽然我极尽全力，累得精疲力竭，仍然完不成收割任务。每到这时，杨先国或我的两个哥哥或同组其他人员，总是默默地来到我的地里帮我收割，直至全部完工。使我常常因此而颇感内疚，甚至深感不安，但却又无能为力；为此我多次向队长提出少记工分，但由于政府有对退伍军人的相关优待政策，汪叔或先国常常是一笑了之。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原先一眼望不到边的 “金色麦浪”，转眼间即由勤劳的家乡人民从地里“转移”到村头的麦场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刚刚从麦地里“冒”出来的棉花禾苗。麦穗是临时堆放在麦场上的，为了防止夏季雨水的淋湿，各生产队必须抢在下雨之前将所有的麦子“脱粒”完毕，做到“颗粒归仓”。因此，每至夜幕降临，社员们草草吃罢晚饭，及时赶到麦场，在“脱粒机”（一种专门打麦子的机械）旁打收麦粒，一般要工作3～4小时，大约10-11点左右方才收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小队的高音喇叭又不断的响起，全村男女老少急急忙忙赶到刚刚收割完毕麦子的地里为棉苗锄草、施肥，除了中午休息片刻之外，人们一直忙到下午日落西山的时候。那时的领导干部真的是与民同甘共苦，李书记、袁华松除了开会之外，几乎天天参加各种大小劳动。在他们的感染之下，我每天坚持出工，四个多月从未拉下一天（除我父亲病故的那几天外）。家乡夏季的 7、8、9三个月是一年四季中更为艰辛的时节。此时烈日炎炎，酷热难当，气温常常高达40度（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温度达40度时，务必停止一切室外的生产劳动。故气象台即便温度高达40度以上，也只能播报39度）。6月份刚刚经历了“割麦”、“锄地”等农忙劳动，人们还不曾喘过气来，7月份的“双抢”又摆在了社员的面前。所谓“双抢”，是“抢收抢种”的简称，即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收割田间的水稻，同时马上快整水田，在刚收完水稻的田里栽上二季稻秧苗。可以这样说，只有经历过农村的“双抢”活动，才能真正体验到各种农活中什么才是最辛苦、最难熬的了。7月上旬，中午的气温渐渐达到40度以上，为了赶在凉爽的时刻收割稻谷，社员们常在早上4时左右起床，赶到田间借着月光进行收割，那可是一天劳动效果最好的时光。大约早上8点钟左右，人们才陆陆续续从田间爬了上来，或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吃点早餐，或干脆由家人将早点送到田头，吃完之后再继续战斗。一直到中午12点，村头的“标杆”（一种通知社员放工的标志）竖立起来时，全村人才能回到家里渡过那最炎热的几个时辰。下午2-3点，稍事休息的人们继续来到田间收割水稻。此时水田温度高达40度以上。由于头顶上有烈日曝晒，身下是热水蒸发，手与脚浸泡在滾烫的污泥浊水中收割谷子，劳动强度极大；如果出汗多者，常使人头脑发胀，全身无力。因此“双抢”时发生中暑、甚至全身衰竭而死亡的事时有发生。由于早上相对凉爽一些，收割大都是在这一段时间；日中前后则将稻禾捆扎起来，然后用“冲担”（一种专门用来挑运稻禾的农家工具）挑起来送往稻谷场，由中老年人组成的“脱粒队”进行“脱粒”。（09年5月15日写到此）每担稻禾大约120多斤重，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青壮年，在泥田里将其扛到肩上轻而易举，而身单力薄的我常常感到十分吃力，即便是较轻的稻子仍需要他人帮忙才能完成。为了防止因下雨致路面泥滑，乡间田地间主干道大都铺满了碎石；当我打着赤脚肩挑沉重的稻谷行走在碎石路上，炎热的气温、沉重的担子、尖刃般且烫人的石路常常使我力不从心，曾几次挑到半路途中而摔倒在路旁，稻谷洒得满地都是。那时我也曾想借故休息两天，但由于性格使然，我还是无奈地坚持了下来。半个多月过去了，绝大多数的稻谷已经收割完毕，眼见一年一度最难熬的时节即将过去，然而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至今回想起来颇为后怕的事情。大约是 7月20号左右的一天晌午，我和先国等人正在抢收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亩稻谷；可能是当时气温太高，抑或是持续劳顿，我突然感到胸闷心慌，接着眩晕欲吐，两眼一发黑，便昏倒在稻田里（头部正好落在稻禾上面）。村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我抬到路边一棵大树下的一较阴凉的地方，一边用民间的土方法按压人中、印堂等穴位，一边灌服清凉茶。不一会儿，我便渐渐苏醒过来；旋即大家又把我抬回家中休息。那时母亲正在家中做饭，见此状况，她老人家一边不停地用扇子为我扇风，一边又暗自落泪。据细哥后来告诉我：当时我面色苍白，四肢冰冷，大家真的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作为专业医生，后来我常常想，当年所患肯定是中暑（热射病），如果不能及时离开高温环境或救治，这种病死亡率非常之高（我的外祖父就是因此而不幸离开人世的）。然而我却幸运的活了下来，且一路平安地走到今天，这是否真的应验了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中暑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村。汪叔及儿时的伙伴们不断来到家中看望，袁华松也代表李书记来慰问我，使我感动不已。那时的我整天头脑昏昏沉沉，在家静静地躺了两天后，又爬起来随着开工的人群赶到田里去 “扯秧”（即把秧苗扯起来然后再分别栽到田间。这种农活比较轻松）。我之所以“玩命”地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可以减轻不断加重的心理困惑，同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感动“上苍”而改变我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七尺男儿，我不能让年迈的、饱经风霜的母亲为了她的儿女们天天到田间去扯秧啊！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由于父亲长年生病，家中缺少劳力，母亲年轻时就开始用棉布裹着三寸的小脚（旧社会的一种恶习，即要求妇女用布裹脚）在田地里耕过田、犁过地，打“要子”、或扯秧，直到我退伍回乡时仍时常参与（而这些农活在农村完全应该由男劳动力来干的），且效力有时完全可顶一个全劳动力。本来当年“双抢”扯秧我已禁止母亲参与，谁知我生病在家时母亲又悄悄去代我劳作了。因此，我必须坚持下去。 “八一节”期间，由于生产队主要的农活已经完毕，社员们才有了1-2天的“喘息”机会（放假）。一大批回乡务农的战友们时常利用休息时间汇集在一起了解信息，互通情况。“八一”当天，我与细泳和三山的吴清忠等人，明知希望渺茫，仍然结队悄悄来到县城人民武装部打探消息。那里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我们，目前退伍兵仍然没有大范围的安排工作的可能；虽然是无功而返，但战友们的相互鼓励与安慰，武装部领导或多或少的暗示和说教，使我们稍许有了一些慰藉。“双抢”刚刚结束，田间的后续工作尚未做完，地里的棉花“抗旱”任务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所谓“抗旱”，就是在干旱时节，人们用电动抽水机将长港河水抽到旱地里，经人工引流以灌溉旱苗，劳动强度相对要小一些。回乡这一段时间，我除了生病和“八一”期间休息了一天之外，从未请过一天假。虽然于我而言比较辛苦，但那种特定的环境不断地磨练了我的意志（虽然仍时常心存忧虑、焦虑），逐步提高了我的生产技能（与地道的父老乡亲们相比虽然还相距甚远）；同时也减轻了母亲及家人的劳动负担，增加了家庭收入；更主要的是，我的沉黙寡言（其实那不是我的真实性格）和辛勤劳动，在公社、大队领导和社员们的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得到李书记的首肯，到公社卫生所（哪怕是在大队卫生所）做一名“赤脚医生”。然而此时的李书记却将半年前的“承诺”忘的一干二净，使我常常感到十分的无助由于近半年的风里来，雨里往，太阳晒，加上过重的身、心两方面的负担，体质本来就较为单薄的我，显得又瘦又黑，几乎变了个人样。母亲时常为此而黯然伤神，甚至有时唏嘘不已。然而，正当我为前途十分担忧甚至是有些绝望的时候，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县城传来： 1974年全国大中专学校召生工作即将在鄂城城乡中展开。六、消息首先是 8月8号从下放到我们小队的一曹姓知识青年（其父是当时的鄂城县县委书记、人民武装部政委）那里获得的。至于人数多少、如何招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由于当时从全国各地下放到我们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实在太多，回乡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因此我的第一反应是“希望渺茫”，但又“于心不甘”。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8月9号善富兄长与火明弟先后分别从黄石、咸宁回到柯营；正在武汉湖北医学院上大学而回家渡暑假的柯三才（我的同宗，好朋友）是晚也来我家相聚。大家一起出谋划策，虽然明知困难重重，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几乎成了我们的共识。善富、三才不断地为我“打气”，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操作程序”。10号白天我继续参加抗旱，同时从侧面了解相关信息；一到晚上，草草吃罢晚饭，就赶到大队副书记陈少安（与我同住在吴家墩）家中。当我委婉地说明来意时，少安兄马上明确地告诉我：“新桥，你今年参加招生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你回乡的时间不长；二是我们大队参加招生的两个指标昨天已经定下来了。一个是柯营四队的刘长青（大队乡村医生），另一个是八队的刘祥胜（回乡知识青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得知这一消息，刚刚还抱有一线希望的我一下子蒙了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两位较我年龄稍小的青年人在我们当地都是比较优秀的，同时还可以说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如刘祥胜的爸爸是小队的“贫农协会”主席，公社副社长当时住队正好是在他的家中；刘长青的爸爸则是公社卫生所的一名老医生，在当地有比较广的人脉关系。所有这些，无疑是他们“入围”的有利条件。好在我有自知之明，深知如果继续在书记那里提出自己的要求只会造成不良的印象。我及时地回到家里调整自己的思路，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公社社长袁孝清身上。袁社长是我的战友兼同学汪正国的岳父，刚退伍那阵子，我曾携带正国所托付的肥皂、白糖等物品，专门蹬门去看望过他。 11号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即骑上细舅的自行车，赶到公社所在地东港，幸运的是一到那里就碰到了刚刚起床的袁社长，他对我多少还有一些印象，又听说我是正国的同学和战友，随即亲切地与我进行了交谈；当我再次委婉地希望能有机会上学读书时，社长的回答几乎与陈少安如出一辙。同时他还详细告诉我：根据县招生办的分配，今年内东港公社总共才有12个招生指标，包括大学生2名，中专生10名；其中10名（含2名大学生）在全公社一千多名下乡知青中招收，而从数百名回乡知青（包括退伍军人）中仅招收2名中专生，人数之少就可想而知了；2名中专生的候选人共有6名（东港和柯营大队各2名，下王和三山大队则各1名），现在各大队的候选人名单均已报送上来了，正在审核之中；今年的招生工作将严格按照党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坚决杜绝“开后门、拉关系”的不良现象发生。招生情况了解到了这个程度，我在社长那里除了道一声“谢谢”，真的无话可说了。怀着极度郁闷的心情，我及时地赶回吴家墩村头（两地相隔不过3-4里地），参加生产队棉花地的抗旱救灾劳动。回到村里已是日出老高的时候了，社员们在村头南边棉花地里抗旱已近个把时辰。由于从地沟里拦水到棉花地里需要两人才能完成，我的到来因无人配对而只能做些其他事情。恰好这时公社党委委员袁华松从大队公干后来到抗旱现场，我们两人正好凑一对开展浇水灌溉。华松是我细哥明桥路口农业中学的同窗，下王村人，年长我约 7-8岁，身材高大魁伟，一表人材，且为人正直，处事公道，颇有领导风范；在我村住队时，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口碑极好，深得李书记的器重和社员们的信赖；我常视之为兄长和朋友，有一些心里话也时常和他交谈。从公社回村里的一路之上，我即考虑不再重提“上学读书”之事了，因为当年招生（尤其是回乡知青）人数实在太少，况且相关人员已经决定了下来，不可能再以我来替代（因为再提也是白提）；如果重提此事，将会在领导的心目中产生“不安心农村生产劳动”的不良印象。然而我这个人有一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只要心头遇到不快之事常常溢于言表，写在脸上。华松见我言语有些沉闷，甚至默不作声，当即以关心的口吻问我：“新桥，怎么不高兴？”开始我是支支吾吾不打算多言，最后实在不便隐瞒，于是便将我的读书愿望以及近两天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一一向他道明，并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听完我的解说，华松沉默了一会，而后真诚地对我说：“新桥，以你的性格、才能，做个读书人似乎更合适些；因此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不足为怪。所以我非常理解。”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似是而非的消息：听说8队的刘祥胜回乡不足两年，好像不符合招生条件（那时政策明确规定，无论是下乡还是回乡知青，必须在农村劳动两年才可参加招考）。“下午我要到大队开会的，再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如有可能，我一定为你争取争取。”因为从当年部队“上军医大学”的经历开始，太多的“希望”与“失望”一路伴随着我，因此对华松当天的“客套话”（甚至视为“官方语言”）似乎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白天我还是照常参加拦水，抗旱过程中各种农活照样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对于华松所言似乎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地作弄人：有时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残酷的现实常是毫不留情地将“幸福”从你身边夺走；有时又悄悄地迂回着，在你以为毫无希望的时候，却又出其不意地、不可思议地将“幸福”送到你的手中。正如战友王炼钢在给我的回信中引用的著名诗篇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中，偶尔也会有奇迹发生的，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枊暗花明又一村”（陆游）。那天下午，太阳下山之后，我刚刚收工回到家中，还未来得及简单地洗脸洗脚，我的同宗长辈、大队另一位主管招生的副书记柯亨淼匆忙赶到我家，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柯营大队两名中专生预选名额中，刘祥胜因不符合招生条件，大队支委会决定由你增补上去。希望你认真做好考试的准备，力争上学读书，千万不要辜负了全大队人民群众的期望！”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我感到如同梦境一般，不知如何是好；我的母亲及时地从厨房里赶了出来，老人家那时唯一能表达的就是不停地表示“谢谢”、“谢谢”！柯书记刚走不到10分钟，少安书记又及时来到家里，带来的是同样的好信息。而我的恩人，公社党委书记李汉永和袁华松此时却还在田地间察看棉花旱情。从2月11日于四川万源离开部队，至8月11日得到上学“入围”的通知，正好整整半年时光啊！那时我即在心中暗暗思量：是否真的有“贵人”在暗中与我相遇？是否真的应验了王炼钢诸多战友的不断祝福才使我的良好愿望有可能变成为现实？是夜约 9时许，我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李书记和华松两人所居住的农家，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特殊的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几乎不带有任何的功利主义色彩；哪像现在这样，贪官污吏遍地都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不送钱财是绝对办不成事的，真的是为人民群众所不齿。而我当年上大学读书，没有（哪怕是一丁点的）家庭背景；除了一些表示感激的话语，没有送一分钱、送一份礼物，甚至没有请任何人吃一餐饭（有“青天”为证）。当天晚上，书记与华松两人还与我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老人家诚恳地对我说：“新桥，你是一个不错的青年人。通过半年来的接触，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虽然做农活的能力还比较差，但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其实我很早就想安排你到公社卫生所去做医生，但眼下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次学校招生，正好刘祥胜不符合要求；下午华松讲到你的情况和你的想法时，我觉得你符合几乎所有的条件，大队里应该让你去，所以我才推荐了你。但现在还只是候选人，能否‘笑’到最后，还需要反复讨论，还需要倾听贫下中农们的意见，当然也还需要考试，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我和华松真诚地希望你能够获得成功。”书记的肺腑之言，使我感激无比；而更令人感动的是，回乡之初无意间的“承诺”，李书记至今还念念不忘。若干年后，当我成为大学教授站在三尺讲台滔滔不绝地给我的学生传授医学知识并颇有些“春风得意”之时，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李书记、袁华松的无私推荐，40多年前身为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的我是绝对走不出吴家墩村那片黑土地的。因为大队民兵连长、我的同学兼战友方咏民早我一年回乡，各方面的条件明显地优于我；全大队符合招生条件者大有人在。而我是因了公社李书记（第一把手）和华松的推荐和“定调”，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否则大队干部是不可能首先想到默默无闻的我的（说到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因为那时希望“跳农门”的年青人实在太多了，够条件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而我回乡又不足半年时间）。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相邀挚友少明等人一道去看望书记及华松的，遗憾的是却又多次因故而未能成行；如今听说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对此我常常心存内疚，深感不安，甚至时常为此而自责。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李书记和袁华松之于我，岂可以“滴水”而言之？现在我唯一且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望华松兄长，以减轻我心灵沉积已久的愧疚。前些年我曾多次托明桥兄给华松带去了一点茶叶及东北人参以聊表心意，并也曾有过电话联系，其后也曾多次回鄂，遗憾的总是因为时间匆忙而未能谋面。2019年3月底，清明祭祖之际，少明特地陪同我一道拜望了40多年不曾谋面的华松兄长，恩人相见，思绪万千，感激之情，一言难表。当天晚上，因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既兴奋不已，又担心受怕（因为有了 “上四军医大”的前车之鉴），几乎整个晚上不曾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依旧参加地里的抗旱救灾；吃罢早饭，和同伴们刚刚站在地边上，就有社员通知我：新桥，快回家，大队有人找你。我匆忙赶往家中，刚一进门，只见柯营中学（此时已升为初中）老师肖和平（高我一届的樊口中学同学）、小队贫协组长肖开华（一位与我家沾亲带故，多年来对我家关照有加的好人，我常称之为“华叔”）、贫农代表邵启法（细泳的父亲）、徐才焕、童海臣等人早已等候在家中。肖和平告诉我，这次来家里主要是调查与我上学读书的相关材料的，只要你如实地回答大家的提问就行了。在客厅里，我详尽地说明了参军的时间、入党的年限、部队立功受奖的次数以及是否受过纪律处分等等问题；我的母亲特地请假回家倒茶、敬烟，招待客人。随后我又去到地里参加劳动去了。据我母亲后来告诉说，你一离开，几位农村长辈对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人品、为人处世、参加生产劳动诸多方面；尤其是华叔，更是称赞不已。这其间，善富、三才、火明兄弟经常来到家中给我“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因为6位候选人当中仅只有两人“笑到最后”，其难度还相当的大啊！三天之后（8月15日），我与刘长青一道参加了在大队部举行的、由县招生办公室相关人员组织的面试和笔试。记得笔试要求考生写一篇通讯报导，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力保今年粮棉大丰收——柯营大队全体社员“双抢”记实》，时间是1个半小时。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语文相对而言是我的强项；加上在部队以及回到家乡，我亦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稿，因此书写这方面的文章往往比较“拿手”。规定时间内，我顺利地完成了考试的内容，比较自信地走出了考场。大约是8月底，社员们从县城回来告诉我的家人：好消息！新桥入学录取的名单已经在樊口区政府门前的大街上 “悬榜”了。七、这期间，对于东港公社的招生情况，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年招生名额确实是不成比例，如下乡知青中，柯营大队 200多名具有资格报名者，“预选人”只有4名，而录取的仅仅1-3个指标；全公社回乡知青不计其数，亦只有6名“预选人”，他们分别是：东港大队的张文才（小学民办老师。我的战友张艳林的堂叔）、马天明（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柯营大队的刘长青和我，三山大队的吴姓青年和下王大队的严姓青年（名字因事隔多年而记不清了）。回乡人员中，由于全公社上报区政府的候选人只有4个名额，故笔试完毕之后，公社招生办公室根据每个人的上报材料、政治面貌、考试成绩等等（同时还因为候选人不能集中在一个大队里等原因），马天明、刘长青两人不幸落选。虽然我和张文才以及吴姓、严姓青年四人已经“榜上有名”，虽然我有“政治”上的和考试成绩上的优势（我是四人中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据说我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一），但与他们三位相较，我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由于最终只两人有上学读书的机会，那么必定还有两人将会“名落孙山”，因此我那时常常是提心吊胆，并且多次在睡梦中因“落选”而突然惊醒。有了几年前“上军医大”事件的经验教训，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到三山湖、南湾湖等地开垦粮田，到临江一带修筑长江堤坝，偶尔也到大队卫生所帮助善清、玉堂，给社员们看些简单的小病或打针发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的 “公平、公正、公开”的招生政策，九月中旬，鄂城县招生办公室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当年符合招生条件的所有生员的名单（按各区、公社录取，用红纸抄写，张贴在县政府招待所的墙壁上）。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所幸的是，因当年扩招的原因，我们四人均“榜上有名”。至于招录到何所学校，还需要张榜一段时间后群众无意见或举报，方可根据需要而录取。张榜的消息是武汉下乡知青陈东林（8队战友刘会胜的表弟，其后来录取到武汉大学物理系）告诉我的，那时为了不影响在生产队劳动，无暇去到县城，加之十分相信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没有亲赴查看，因而‘红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根本没有见过。虽然上学有望，但那终究不是最后的定论，“变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故我一天天在焦急等待中艰难地打发时光。直到九月下旬，40多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社员们纷纷传言：“听说新桥已经落选了。”全家人听到后真可谓寝食难安。9月25日，我与社员一同到三山湖开垦荒田，刚好与李书记一齐劳动时，他告诉我：小队里近期打算安排人到梁子湖去“绞草”（农村一种收集农肥的方法。即社员站在小船上用竹杆将湖中的水草捞上岸来，晒干后再用船运回家乡并撒在田地里当肥料），但现在劳动力非常紧张。你能否去一趟？至于招生的事，你放心好了，只要一有消息，小队里会及时地告诉你的。我当时二话没说，随即打点行装，第二天一早便和 20多位男劳动力一道，乘上帆船，途经长港农场、东沟公社，于下午赶到梁子湖畔。梁子湖位于鄂城县与武昌县（旧名江夏县。我的故乡武昌县更名为鄂城县后，其便以“武昌县”名取而代之）之交界处，方圆300多平方公里，若至涨水时节，则更是一眼望不到边；湖中梁子湖岛、青山岛交相辉映，天水相接，山清水秀，气势辉宏；小船游至湖中，湖水碧波荡漾，凉风迎面吹来，常常使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正所谓“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渔舟，闲闲鸥鸟，洋洋大观”；湖中除了“武昌鱼”、鲤鱼、鲫鱼、螃蟹等名贵水产之外，水草遍布其中。这是我时隔6年之后第二次到梁子湖“绞草”（第一次是1968年我十几岁时）；我们20余人借宿在青山镇渔民家中，白天下湖劳动，夜晚或居住在渔家小院落里，或露宿在湖边的山石丛中。几天之后，由于当地卫生条件所致，我又不幸染上了急性细菌性痢疾，腹痛发热、泻痢不止，人形几乎完生变了个样子，又瘦又黑。好在我有部队卫生员的工作经历，经服用在小镇上买来的“黄连素”之类的药物之后，症状方才慢慢缓解。考虑到我身体状态不佳，不仅不能下湖作业，而且尚需要社员们“服侍”，于是先国队长让我跟随押送水草的船只返回家里休息。10月2日，运载水草的数只帆船在长港河中航行了一整天，方于天黑之前回到吴家墩村。八、俗话说：好事多磨。从报名参加招生， 50多天过去了，结果仍旧一无所知。10月3日早上，我还是照常出工，任务是带领一群小学生在田间“扯稗”（清除田间的一种与稻谷争夺营养素的野生植物）。是日晚上，鉴于在大队棉花站堆放的大量棉花无人看管，“合喜叔”又安排我和“华叔”去到那里值班守哨。我们是8点左右到达棉花站的。由于生病后未能合理调治，加之白天在田间又奔波了一整天，十分疲劳，故一到达棉花站，立即做好了睡觉的准备。然而我们还没来得及躺在棉花堆里，大队副书记汪学奎即匆匆忙忙赶来，带来了一个可谓是“朝思梦想”、几乎急白了我的头发的好消息：新桥，刚才接到公社电话通知，你的“湖北中医学院咸宁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达县招办了！除你之外，大队下乡知青中大、中专生也各有一名，分别录取到武汉大学和湖北财经学校。你们明天上午要尽快赶到县招生办公室去取回录取通知书！” 从大队部到家里大约也就是一里多路的样子。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那种酸甜苦辣、 “苦尽甘来”的激动心情，只有经历过了的人们才有可能深深地体念到。得知我要上学的好消息，细舅全家、哥嫂、姐妹纷纷地汇集到我的家中；母亲饱含热泪，虽然老人家还不懂得学校有大学、中专的差异，但只要她的儿女们能够不再受苦受累，只要有个好的前程，无论是好学校还是较差的学校，能够“跳农门”就是最好的，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细舅详尽地了解了相关情况，我仅就自己所知道的一一作了回答；细姐玉兰、妹妹细容忙着杀鸡炖汤……。那是我经历过的人生中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几乎整个晚上都不曾入睡。第二天一早，天上下着小雨，我早早起得床来，将这一消息告知尚在小队住宿的华松，然后和陈东林等两位下乡知青一道，步行10多公里地到达樊口，再乘坐公共汽车赶到县政府招生办公室。大约是11点钟左右，我终于拿到了盼望己久的“湖北中医学院录取通知书”（而不是“湖北中医学院咸宁分院”，可能是学奎在电话中误听的缘故），从此我的命运将紧紧地和这张小小的通知书连在了一起；并在县招办认识了同时招生到中医学院的同窗，一位下放到东港公社的武汉下乡知识青年王济新（女孩）。据后来录取我到湖北中医学院的瞿春久老师介绍说：当年你确实是已经被录取到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湖北中医学院无“咸宁分院”）；由于省城大专院校有优先挑选的权利，我和王老师（母校的一位体育老师）见你文笔书写流畅，字迹刚劲有力，且又是共产党员，故特从“咸宁分院”将你重新录到湖北中医学院来了（1974年三才兄所在的湖北医学院在鄂城无招生名额。而中医学院从我县仅录取我和王济新两人）。因为当年希望有机会上学读书的青年人（无论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太多，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的社会矛盾，满足一大批优秀青年人的迫切愿望，特地从候选人员当中进行了 “扩招”。所以东港公社4名回乡知青全部被录取，除我有机会上了大学之外，其他三人均是读的中专（张文才和吴姓青年上的是“鄂城师范”，严姓青年则被“武汉水利电力学校 ”录取）；下乡知青同样也是如此，不仅有2名大学生，录取总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后来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当年生员人数大量增加，我最多只能是个“中专生”，而是很难进入“大学”的门栏的。九、下午 2点钟左右，我们冒着小雨，及时步行赶回公社、大队，并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转移户口、组织关系等相关手续；然后分别去到大、小队相关领导家中一一道别。得知我将是在湖北最大的都市武汉市上大学，一家人更是高兴不已（因为在那个年代，乡下人能有机会去一趟“汉口”那可是一件非常“了得”的事情）；晚上，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居住在柯营的我的祖母、大伯、堂兄养明均赶到我的家中为我送行，那情景真的如同过节一般。然而此时过早成熟的我却出奇的冷静，因为我深深地懂得，拿到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仅仅是我新的人生路的开始，今后所走的道路还相当地漫长。若干年后我时常想，从1974年2月16日到10月初，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味、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因为在这短暂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使我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生活磨练，承受了父亲离去的辛酸与痛苦……。正所谓“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其实我的这种“人生最艰难的磨练”与我那长年累月生活在农家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许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为我日后从事中医医学教育和临床工作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生活基础。她将使我终身难忘，她更使我终身受益。其实，人生是一个不断地为了 “成功”而拼搏，同时也在不断地遭受“失败”而苦恼的过程。“成功”的目标即使不是每一次都能达到（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甚至是终身拼搏都有可能难以达到的）也没关系，成功者的“成功”，往往是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再重新开始拼搏而获得的；失败是通往成功的桥梁，失败乃成功之母。其中不懈的“坚守”才有可能走向“成功”；“机遇”更多的时候是为那些反复拼搏、长期坚守的人们而准备的。当年我所经历的一切，不就是对这一人生“生存规则”的最好诠释么？; 个人分类: 感悟人生|0 个评论

《柯新桥中医医学论文集》序: fqng1008 2010-2-8 08:35; 按：刚才从旧文档里发现了4 年前写的这个“序”，本来是个修订稿（我和儿子摆弄了一个晚上），因为李培生老师的序言用的是白话文，出版社还是选用了原稿，这个修订稿只好搁置。4 年过去了，今天把它“发表”于此，也不妄辛苦一场。柯兄新桥，湖北鄂州人氏，早年舌耕讲坛，笔耕群刊，深受后学、同道崇拜，少时得“柯老”贤名。中年移居深圳，悬壶济世，饮誉鹏城，官赐“名医”，求医者诊庭若市，医德、医术俱佳。《易》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柯兄在鄂多年，广聚益友，结社著述，名噪一时。虽世称雕虫小技，吾等却每每乐此不疲，以助人“晋升”而自鸣得意。合作十余载，遂结兄弟情谊，有“四人帮”或“四大才子”之戏传。当今中医撰修者众，然如吾辈善终者鲜矣。盖“柯老”海纳百川，宽人律己，法君子之风，得友朋之佑。此“柯老”之幸，亦众兄弟之幸也。柯兄教书育人，以勤勉著称，从无敷衍之举。自已巳年兼班主任，殚精竭虑，肝脑涂地，至今为当年学生所乐道：“柯师乃传道、授业、解惑之楷模也”。兄亦念念不忘：“四载冬春，师生之谊若父兄之亲；十年分别，昨日情景成现时长梦。”即此，竟唏嘘不已……。柯兄治学撰文，以刻苦制胜，从来严格要求。嫂夫人曾戏谑其写稿：夏天，扑扇驱蚊，水桶降温，苦熬纸上文章；冬日，围脖护颈，煤炉护身，确保心中热气。然长期伏案，柯兄早染颈椎痼疾，迁延连年，化为读书卡片一堆，论文、著作等身，即岁月之痕迹，青春之记忆。毕竟天道酬勤，柯兄壬申年破格晋升，由讲师跃至教授，为母校之空前，至今尚未突破。柯兄此“论文集”，汇粹多年心血，有“理论探索”、“临床经验”、“实验研究”、“教学相长”、“古籍研读”、“学术争鸣”六部，虽不成体系，却见证一中医学者探索之经历。读之愈切，思之益远，可窥当年中医“脉搏”与“呼吸”，挚信彼将融入历史长河，化为浪花一朵。愿吾辈之偏爱能够感染更多同道与后学，则幸甚。光阴似箭，逝者如烟。我辈已逾“知天命之年”，正所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陆游诗），回首往事，莫不怆然空叹。林语堂视人生为三个阶段：年轻多崇尚儒学，积极进取；中年常迷念佛学，遁入虚空；老年须顺应道学，无为而治。知天命者，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时而处顺”（庄子语）。然“曾经奋斗耕耘过，梦牵魂绕赤子心”，故序。聂广郝建新周祯祥于2005年8月2日附：聂郝周序（出版时调整稿）柯兄新桥，湖北鄂州人氏。早年舌耕讲坛，笔耕群刊，悬壶济世，深受学生、同道崇拜，年轻时就获得“柯老”的赞誉。中年移居深圳，不久即为鹏城一代名医，求医者诊庭若市，医德、医术俱佳，深得病友好评。学兄素受敬重。在鄂多年，以他为核心，组成写作班子，著作如流，曾经名噪一时，虽世称雕虫小技，吾等却每每乐此不疲，以能助人“晋升”而自鸣得意。合作十七、八年，遂结兄弟情谊，至今情同手足，有“四人帮”或“四大才子”之戏传。中医界众多著书团体如我辈而善终者甚少，今扪心而言，与“柯老”之坦诚、厚道关系最切，此“柯老”之幸，亦众兄弟之幸也。学兄毕业留校，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以勤恳著称，从无敷衍之举。其讲解之认真，语言之生动，逻辑性强，与平时判若两人，至今为当年学生所乐道。曾记得90年代初学兄在学院小礼堂主办学术讲座，连续3次，座无虚席，好评如潮。不久前，他还念念不忘：“回想起那一段岁月，揪心而又充实，辛苦而又快乐。”学兄临证，擅长中医呼吸诸病的诊治，旁涉消化、内分泌等其他系统疾病，疗效颇佳；其待病人情同手足、父兄，亦是有口皆碑。学兄治学撰文，以刻苦制胜，从来严格要求。嫂夫人曾笑谈其早年写稿情景：夏天，扑扇驱蚊，水桶降温，苦熬纸上文章；冬日，围脖护颈，煤炉护身，确保心中热气。由于长期伏案，其很早就落得“颈椎病”痼疾，如今时过境迁，一大堆读书卡片，论文、著作等身，即岁月所留之痕迹，亦青春之记忆。毕竟天道酬勤，早在1993年初兄即破格晋升，直接由讲师到教授，成为母校当年空前之举，至今尚未见有突破者。学兄这次付梓之“论文集”，实是汇粹多年心血，共有“理论探索”、“临床经验”、“实验研究”、“教学相长”、“古籍研读”、“学术争鸣”六部分，虽不成体系，却能见证一名中医学者的多方探索和成长经历。读之亲切，思之广远，内容丰富，其自可反映出当年中医之“脉搏”和“呼吸”，亦必将汇入历史长河，成为浪花一朵，愿吾辈之偏爱能够感染更多同道与后学，则幸甚。光阴似箭，逝者如烟。我辈均已过“知天命之年”，正所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陆游诗），回首往事，感慨人生，莫不啼笑皆非。林语堂曾将人生划分三个阶段，年轻多崇尚儒学，积极进取；中年常迷念佛学，遁入虚空；老年须顺应道学，无为而治。知天命者，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时而处顺”（庄子语）。然“曾经奋斗耕耘过，梦牵魂绕赤子心”，即使我等布衣俗人，总结回顾总是必要的，故为之序。挚友：聂广郝建新周祯祥于2005年9月8日;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438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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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柯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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